[第1卷]第106節:建元征召令
------------
送別劉啟的場景中，我們又看到了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情一幕。
竇太後與他的兒子這輩子有很多的互不理解，但在天人永隔的這一刻，哭得最傷心的還是這位滿頭白發的老太太，在這一刻，她不是太後，她隻是一個母親，一個永遠失去兒子的可憐母親。
年少的劉徹站在祖母的旁邊，看著祖母傷心欲絕的樣子，他有絲不忍，卻找不出合適的話語來勸慰。
有些時候，宣泄的眼淚往往比任何的話語更加給力。
躺在棺樽裏的人同樣是他的至親。劉徹能感覺到，他的父親能夠含笑而去，大半的原因在於自己。那笑容，包含著期待，也包含著信任。
公元前141年，送走了劉啟，十六歲的少年劉徹繼位為帝，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從此拉開了序幕。
要說漢武時代，得先從年號開始說起。
年號這玩藝兒，可以稱得上是我國政治史上的一個發明，而他的發明人便是劉徹，這東西有什麽用呢？
顧名思義，年號是給紀年取個名字。劉徹在公元前113年創立年號，他的初衷是不僅要給這個時代烙上強烈的印記，更要避免父輩們那種簡單的紀年辦法。以前的帝王紀年帝號或廟號，所謂廟號，是指在廟裏的靈位，比如太祖，高祖，太宗，而帝號可以理解為諡號，可以看作帝王一生的概括，比如文帝，景帝。
由此看來，帝號和廟號是皇帝死了之後才能議定的。
所以，在史學資料中，隨便一翻都可以看到這種紀年法，而且感覺也不奇怪，因為一旦表明某帝某年，就大概清楚是什麽時代。
有問題嗎？
當然有問題，試想假如你是文帝時代的人，你要寫一封信給別人，洋洋灑灑熱情洋溢寫了一大篇，最後需要表明一下時間了，放在有年號的年代，這根本不是問題，但是那時代沒年號，那就得犯難了，總不能落款太宗某年，筆這樣落下去，相信不久之後你的人頭也得跟著落下去。皇上他老人家又沒翹辮子，你就給他定了個廟號，到頭來不但廟號不成立，你自己得進廟裏了。
那怎麽辦呢，總不能直唿其名吧！顯然不能直唿其名，不避諱也是嚴重的犯罪。
不過，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有文化的人可能會用天幹地支，或者大漢某某年，沒文化的就幹脆不寫，收信的人自個兒去琢磨吧。
由此看來，沒有年號確實麻煩。
漢文帝時，為了方便，劉恆使用前元，後元來紀年。而到景帝時，他使用了前元，中元，後元來紀年。
如今，劉徹認為自己經常參加體育鍛煉，身強體壯，一口氣活到七八十歲，應該沒有問題。僅用前中後那是遠遠不夠的，而且這種紀年辦法無法反映國家大事和他的心情，實在不像話。
劉徹在公元前113年，也就是他即位後的第二十九年創建了年號，並且將年號追溯到他登基開始，也就是說他在前141年登基，登基第一年不能改元，所以第二年（前140年）為建元元年。
他的這一創舉被一直延續下來，年號也因此被賦予了更複雜的意義，它代表了一個合法的政權，也代表了一個時代。在曆史中，臣服的政權都會被要求“奉正朔”，這個正朔就是指年號。
劉徹在年號上的創舉證明了他性格的一大特點，求變。
他的一生都在求變，在攻擊他的人眼裏，求變可以理解為折騰，折騰來折騰去最後把家底給折騰光了。當然，在讚揚他的人眼裏，求變可以理解為有所作為，有所作為的結果是創造出了一個空前強大的帝國。
建元元年（前140年），劉徹登基的第二年，十七歲的劉徹就迫不及待的下了一道詔令。
這道詔令是跟人才有關的。
他下令，各級官員，列侯，宗室必須向朝廷舉薦正直賢良，敢於直諫的人。
一道詔令，激起了社會各階層的極大熱情，整個國家突然緊急動員起來了，為了迎合新皇上的政令，各地稍有名氣和文才的人源源不斷地被送到長安城。
那段時間，在長安城的各大要道上，出現了一個以往難有的景象，客流量猛增。來來往往的人有說有笑，時而高歌，時而低吟，無論乘快馬的，還是坐牛車的，身上都別著一堆書簡。
這個現象類似於以後的進京趕考，隻不過那時候叫應征。
征召製度有別於科舉製度，前者沒有常製，舉行與否全在於天子想不想招聘新員工。而科舉製度則是定製，隔年舉行，以舊換新。
因此，同樣是為了搜羅人才，但漢代的群眾算是開眼界了。
長安城幾天之內聚集了眾多的文人雅士，除了刺激了長安消費，而且還讓不少文盲們看到了斯文的力量。
滿大街的之乎者也雖然令人討厭，但是大街小巷中開門做生意的老板們，甭管是開鋪子的，擺攤的，賣包子的，賣菜的，掙完錢之後，還能受到文人士子們的禮敬，怎麽說也是一件快事！
不過，這麽多文人士子，卻讓主管征召的大臣們犯了愁。
這麽多文人士子，新天子即便每人看一眼，說一句話，也得個把月不吃不喝不睡覺。
這可不行。
大臣們出於對皇帝身心健康的考慮，還是決定先篩選一番。於是，幾經篩選下來，最終留下的隻剩下百餘人。
剩下的這些人獲得了與劉徹見麵的機會，用比較官方的術語來說，這個過程可以稱之為問策。
劉徹將這百餘人一一召見，親自與其討論治國之道，考完嘴上的功夫，每人還要寫一篇文章，展示筆頭上的功夫。
這麽一來，又一批才疏學淺，走門路托關係進來的被淘汰掉了。
劉徹雖然年少，但憑借著非凡的聰明和勤奮好學，對於各種經書子集即便不能說有多深造詣，早已是爛熟於胸，張口即來。
所以，要在劉徹的麵前混過去，難度極大，大部分的參加策問的人用事實證明寄希望於糊塗考糊塗，結果隻能是自己一塌糊塗。
劉徹很快獲得了迴報，還是從一堆沙子中淘到了自己想要的金子，董仲舒，公孫弘，嚴助等人。
我們先來認識董仲舒，這位思想界的教父級人物。
董仲舒，廣川郡(今河北省景縣)人，景帝時任博士，因為學的是儒學，混得不好，他隻能繼續專心治學，學問日益精進，在很多學子眼中，儼然已是一代宗師。
建元元年的征召令讓他看到了機會，他毫不猶豫地應召，參加策問，並洋洋灑灑地寫下讓劉徹驚為奇文的文章。
董仲舒的這篇奇文，不在於文筆，而在於思想，就是從這篇文章開始，孔老孟老兩位夫子算是媳婦熬成婆，熬出頭了。
董仲舒連續上了三篇文章，首篇討論“天人關係”，因此被稱為“天人三策”，文章認為：
1.天與人是互相感應的，君主的權力由上天傳授。
2.要主推儒教的老祖宗孔子，其他亂七八糟的教派全部廢黜。
3.思想要統一，加強君權。
4.建立太學，改革人才拔擢製度，反對任子訾選製。
可以說，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字字句句扣在了劉徹的心弦上，劉徹心中想要的，就是實現這種治國理想。
劉徹雖然很欣賞董仲舒的才學，但也不敢貿然讓他在朝廷中任職，董仲舒被派到江都王劉非那裏任國相。
劉徹對董仲舒的大加讚賞讓另外一個人有點尷尬，這個人是丞相衛綰。
衛綰做過太子太傅，他曾經教給劉徹一些儒學知識，但是從他任禦史大夫到丞相，衛綰奉行的確是黃老治國那一套。如今，昔日的學生一登基，就對一個儒學大師大加讚賞，反過來說也是在抽他的鞭子。
為了不至於被董仲舒搶過風頭，丞相衛綰摒棄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習慣，也不失時機地上了一道奏疏。
結果，這道奏疏被采納了，他自己也遭了殃。
------------
送別劉啟的場景中，我們又看到了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情一幕。
竇太後與他的兒子這輩子有很多的互不理解，但在天人永隔的這一刻，哭得最傷心的還是這位滿頭白發的老太太，在這一刻，她不是太後，她隻是一個母親，一個永遠失去兒子的可憐母親。
年少的劉徹站在祖母的旁邊，看著祖母傷心欲絕的樣子，他有絲不忍，卻找不出合適的話語來勸慰。
有些時候，宣泄的眼淚往往比任何的話語更加給力。
躺在棺樽裏的人同樣是他的至親。劉徹能感覺到，他的父親能夠含笑而去，大半的原因在於自己。那笑容，包含著期待，也包含著信任。
公元前141年，送走了劉啟，十六歲的少年劉徹繼位為帝，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從此拉開了序幕。
要說漢武時代，得先從年號開始說起。
年號這玩藝兒，可以稱得上是我國政治史上的一個發明，而他的發明人便是劉徹，這東西有什麽用呢？
顧名思義，年號是給紀年取個名字。劉徹在公元前113年創立年號，他的初衷是不僅要給這個時代烙上強烈的印記，更要避免父輩們那種簡單的紀年辦法。以前的帝王紀年帝號或廟號，所謂廟號，是指在廟裏的靈位，比如太祖，高祖，太宗，而帝號可以理解為諡號，可以看作帝王一生的概括，比如文帝，景帝。
由此看來，帝號和廟號是皇帝死了之後才能議定的。
所以，在史學資料中，隨便一翻都可以看到這種紀年法，而且感覺也不奇怪，因為一旦表明某帝某年，就大概清楚是什麽時代。
有問題嗎？
當然有問題，試想假如你是文帝時代的人，你要寫一封信給別人，洋洋灑灑熱情洋溢寫了一大篇，最後需要表明一下時間了，放在有年號的年代，這根本不是問題，但是那時代沒年號，那就得犯難了，總不能落款太宗某年，筆這樣落下去，相信不久之後你的人頭也得跟著落下去。皇上他老人家又沒翹辮子，你就給他定了個廟號，到頭來不但廟號不成立，你自己得進廟裏了。
那怎麽辦呢，總不能直唿其名吧！顯然不能直唿其名，不避諱也是嚴重的犯罪。
不過，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有文化的人可能會用天幹地支，或者大漢某某年，沒文化的就幹脆不寫，收信的人自個兒去琢磨吧。
由此看來，沒有年號確實麻煩。
漢文帝時，為了方便，劉恆使用前元，後元來紀年。而到景帝時，他使用了前元，中元，後元來紀年。
如今，劉徹認為自己經常參加體育鍛煉，身強體壯，一口氣活到七八十歲，應該沒有問題。僅用前中後那是遠遠不夠的，而且這種紀年辦法無法反映國家大事和他的心情，實在不像話。
劉徹在公元前113年，也就是他即位後的第二十九年創建了年號，並且將年號追溯到他登基開始，也就是說他在前141年登基，登基第一年不能改元，所以第二年（前140年）為建元元年。
他的這一創舉被一直延續下來，年號也因此被賦予了更複雜的意義，它代表了一個合法的政權，也代表了一個時代。在曆史中，臣服的政權都會被要求“奉正朔”，這個正朔就是指年號。
劉徹在年號上的創舉證明了他性格的一大特點，求變。
他的一生都在求變，在攻擊他的人眼裏，求變可以理解為折騰，折騰來折騰去最後把家底給折騰光了。當然，在讚揚他的人眼裏，求變可以理解為有所作為，有所作為的結果是創造出了一個空前強大的帝國。
建元元年（前140年），劉徹登基的第二年，十七歲的劉徹就迫不及待的下了一道詔令。
這道詔令是跟人才有關的。
他下令，各級官員，列侯，宗室必須向朝廷舉薦正直賢良，敢於直諫的人。
一道詔令，激起了社會各階層的極大熱情，整個國家突然緊急動員起來了，為了迎合新皇上的政令，各地稍有名氣和文才的人源源不斷地被送到長安城。
那段時間，在長安城的各大要道上，出現了一個以往難有的景象，客流量猛增。來來往往的人有說有笑，時而高歌，時而低吟，無論乘快馬的，還是坐牛車的，身上都別著一堆書簡。
這個現象類似於以後的進京趕考，隻不過那時候叫應征。
征召製度有別於科舉製度，前者沒有常製，舉行與否全在於天子想不想招聘新員工。而科舉製度則是定製，隔年舉行，以舊換新。
因此，同樣是為了搜羅人才，但漢代的群眾算是開眼界了。
長安城幾天之內聚集了眾多的文人雅士，除了刺激了長安消費，而且還讓不少文盲們看到了斯文的力量。
滿大街的之乎者也雖然令人討厭，但是大街小巷中開門做生意的老板們，甭管是開鋪子的，擺攤的，賣包子的，賣菜的，掙完錢之後，還能受到文人士子們的禮敬，怎麽說也是一件快事！
不過，這麽多文人士子，卻讓主管征召的大臣們犯了愁。
這麽多文人士子，新天子即便每人看一眼，說一句話，也得個把月不吃不喝不睡覺。
這可不行。
大臣們出於對皇帝身心健康的考慮，還是決定先篩選一番。於是，幾經篩選下來，最終留下的隻剩下百餘人。
剩下的這些人獲得了與劉徹見麵的機會，用比較官方的術語來說，這個過程可以稱之為問策。
劉徹將這百餘人一一召見，親自與其討論治國之道，考完嘴上的功夫，每人還要寫一篇文章，展示筆頭上的功夫。
這麽一來，又一批才疏學淺，走門路托關係進來的被淘汰掉了。
劉徹雖然年少，但憑借著非凡的聰明和勤奮好學，對於各種經書子集即便不能說有多深造詣，早已是爛熟於胸，張口即來。
所以，要在劉徹的麵前混過去，難度極大，大部分的參加策問的人用事實證明寄希望於糊塗考糊塗，結果隻能是自己一塌糊塗。
劉徹很快獲得了迴報，還是從一堆沙子中淘到了自己想要的金子，董仲舒，公孫弘，嚴助等人。
我們先來認識董仲舒，這位思想界的教父級人物。
董仲舒，廣川郡(今河北省景縣)人，景帝時任博士，因為學的是儒學，混得不好，他隻能繼續專心治學，學問日益精進，在很多學子眼中，儼然已是一代宗師。
建元元年的征召令讓他看到了機會，他毫不猶豫地應召，參加策問，並洋洋灑灑地寫下讓劉徹驚為奇文的文章。
董仲舒的這篇奇文，不在於文筆，而在於思想，就是從這篇文章開始，孔老孟老兩位夫子算是媳婦熬成婆，熬出頭了。
董仲舒連續上了三篇文章，首篇討論“天人關係”，因此被稱為“天人三策”，文章認為：
1.天與人是互相感應的，君主的權力由上天傳授。
2.要主推儒教的老祖宗孔子，其他亂七八糟的教派全部廢黜。
3.思想要統一，加強君權。
4.建立太學，改革人才拔擢製度，反對任子訾選製。
可以說，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字字句句扣在了劉徹的心弦上，劉徹心中想要的，就是實現這種治國理想。
劉徹雖然很欣賞董仲舒的才學，但也不敢貿然讓他在朝廷中任職，董仲舒被派到江都王劉非那裏任國相。
劉徹對董仲舒的大加讚賞讓另外一個人有點尷尬，這個人是丞相衛綰。
衛綰做過太子太傅，他曾經教給劉徹一些儒學知識，但是從他任禦史大夫到丞相，衛綰奉行的確是黃老治國那一套。如今，昔日的學生一登基，就對一個儒學大師大加讚賞，反過來說也是在抽他的鞭子。
為了不至於被董仲舒搶過風頭，丞相衛綰摒棄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習慣，也不失時機地上了一道奏疏。
結果，這道奏疏被采納了，他自己也遭了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