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特·泰比（上）；巴裏·韋斯（下）
馬特·泰比
“你是想讓我揭發你自己的公司？”記者馬特·泰比有些難以置信地問馬斯克。
“放手去做吧，”馬斯克迴答道，“這次你想報道什麽隨你。”
過去多年來，推特的內容審核人員越來越積極地封禁他們眼中的不良言論。旁觀者大致有三種態度：其一，這種做法值得稱讚，目的是防止虛假信息傳播，這些信息可能是錯誤的醫學知識，也可能破壞民主、煽動暴力和仇恨，還有可能對用戶實施詐騙；其二，這原本是出於善意的做法，但已經過猶不及，那些與傳統醫學觀念、傳統政治觀念相左的觀點，還有那些隻要讓推特崇尚覺醒文化的進步派員工一看就心煩的觀點，被過度壓製了；其三，這種做法本質上就是“深層政府”的幕後操盤者與大科技公司和傳統媒體暗中勾結，以此維護自身權力體係。
馬斯克基本秉持著第二種觀點，但他開始把事情往陰暗麵想，猜忌心理把他往第三種觀點上引。有一天他對反覺醒文化鬥士戴維·薩克斯說：“似乎很多事情都被掩蓋了，很多見不得人的事。”
薩克斯建議他同泰比談談，泰比曾是《滾石》等多家刊物的撰稿人，他是一個很難從意識形態角度進行歸類的媒體人，他願意甚至渴望挑戰意識形態頑固的精英群體。馬斯克並不認識他，卻在11月底邀請他走進推特總部。馬斯克說：“他似乎不怕得罪人。”這話從馬斯克嘴裏說出來，那就是非常純粹的讚美，雖然大多數人不會這麽誇讚別人。他邀請泰比在推特總部翻閱公司員工的舊文件、電子郵件和ck消息，這些員工都曾從事推特的內容審核工作。
這就是後來人們熟知的“推特文件”，它本可以也應該成為一種公開、透明、有益的實踐，非常適合各界人士對媒體中普遍存在的偏見和內容審查的複雜性進行一番審慎的反思。但結果在脫口秀節目和社交媒體上，“推特文件”卻深陷輿論泥淖，人們一提到它就要躲進屬於自己意識形態陣營的堡壘。馬斯克興奮地揮舞著手臂，用爆米花和煙花的表情符號預告了即將上演的爆料，這進一步激化了人們的反應。馬斯克在推文中寫道：“這是一場關乎文明未來的戰鬥。如果美國失去了言論自由，那麽暴政離我們就不遠了。”
就在泰比準備發布第一篇報道時，12月2日，馬斯克火速前往新奧爾良，與法國總統馬克龍舉行秘密會議，討論推特是否需要遵守歐洲關於仇恨言論的法律法規。在最後一刻，泰比計劃發布的內容出現了法律問題，不得不推遲發布，等到馬斯克結束與馬克龍的會麵後，由他向律師提出反駁意見。
泰比最初發布的37條推文展示了推特為政治家、聯邦調查局和情報機構打造特殊係統的過程，讓他們就哪些推文應酌情刪除提出自己的意見。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泰比公布了2020年約爾·羅思等人就是否屏蔽《紐約郵報》一篇報道的鏈接展開爭論的信息，該報道據稱源自拜登的兒子亨特丟棄的一台筆記本電腦（後來證明事實的確如此）。泰比披露的信息顯示，很多人都在絞盡腦汁地尋找屏蔽這篇報道的理由，比如聲稱它違反了“禁止使用黑客提供的材料”這一政策，或者表明這可能是俄羅斯通過提供虛假信息製造的一場陰謀的一部分。對於掩蓋一篇新聞報道，這些借口都站不住腳，羅思和傑克·多爾西後來都承認他們這樣做是錯誤的。
一些大型新聞媒體，比如福克斯新聞網，報道了泰比的這次爆料和後續內容，但大部分傳統媒體都給這些內容貼上了標簽，就像推特上的一個標簽寫的那樣——這些東西“#nothingburger”（#無足輕重）。在筆記本電腦事件爆發時，喬·拜登並不是政府官員，因此並不能說明政府直接介入了審查和刪帖行為，也沒有公然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拜登團隊通過已有的推特渠道提出的許多要求都在情理之中，比如刪除演員詹姆斯·伍茲發的一條推文，內容是來自亨特·拜登的筆記本電腦的一張淫穢自拍照。堡壘網（the bulwark）的文章標題為“不，憲法沒有賦予你在推特上發布亨特·拜登生殖器照片的權利”。
但是，泰比發布的推文中有一項更重要的發現：推特事實上已成為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等政府機構的合作夥伴，讓他們有權標記大量內容並提出刪除建議。泰比寫道：“一大堆政府執法機構基本上已經想當然地把推特當成承包商一樣使喚。”
事實上，我認為情況更糟：推特經常自願充當這種承包商的角色。推特的管理者在感受到政府方麵頻頻施壓的時候沒有戳破其中的不合理之處，而是似乎非常急於迎合政府的需求。泰比的推文說明了一個並不令人意外的事實——推特的審查人員傾向於壓製那些關於特朗普的正麵報道，但這樣做是有問題的。98%以上的推特員工捐款給了民主黨。有一個案件事關聯邦調查局對特朗普競選團隊涉嫌間諜活動的指控，主流媒體接受了一種說法，即這些指控一開始是被俄羅斯方麵的機器人賬號和“巨魔農場”煽動起來的。羅思則在幕後替推特說出了實情，他在一份內部備忘錄中寫道：“我剛剛審查了這些賬戶，沒有顯示出任何一個賬戶與俄羅斯存在關聯。”盡管如此，推特的高管們並沒有公開挑戰輿論中關於“通俄門”的說法。
關於社交媒體如何造成兩極分化，我想說一句題外話：泰比是一個在政治意識形態方麵保持獨立的人，善於打破偶像光環，但當我在推特上關注他以後，我注意到推特的算法強化了我在意識形態上的“站隊”傾向，把我往極左或極右的信息繭房裏麵推，我的推特上顯示的“你可能喜歡”一欄立即建議我關注羅傑·斯通、詹姆斯·伍茲和勞倫·博伯特。
巴裏·韋斯
12月2日晚，巴裏·韋斯和妻子內莉·鮑爾斯在洛杉磯家中閱讀著泰比發布的“推特文件”，她內心充滿嫉妒，她記得自己當時就在想：“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完美的故事。”就在那時，她意外地收到馬斯克的信息，問她是否願意當晚飛來舊金山。
與泰比一樣，韋斯也是獨立記者，很難給她的意識形態歸類。他們和馬斯克一樣，都擁護言論自由、反對覺醒文化和進步派倡導的內容審查機製，尤其反對在建製派媒體和精英教育機構中這樣做。韋斯稱自己是“一個理智的自由主義者，擔心極左翼的批評會扼殺言論自由”。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工作時，韋斯撰寫的內容多發表在社論版版麵上，之後她召集了一批獨立記者，創辦了“自由新聞”，這是一檔可以在substack上訂閱的通訊欄目。
幾個月前，在森瓦利舉辦的艾倫公司會議上，馬斯克與openai的聯合創始人山姆·阿爾特曼對談。之後他曾與韋斯短暫會麵：韋斯走到後台對馬斯克說，她很高興聽到他要收購推特的消息，二人聊了幾分鍾。當泰比準備在12月初發表“推特文件”時，馬斯克意識到對一名記者來說，需要消化的材料太多了。馬斯克的投資人、技術夥伴、言論自由的支持者馬克·安德森建議他給韋斯打個電話，於是在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會談後返程的飛機上，他發了一條出乎韋斯意料的信息，這是12月2日晚上發生的事。
兩小時後，韋斯和鮑爾斯帶著她們三個月大的孩子匆匆搭上飛往舊金山的航班。周五晚上11點，當她們抵達推特總部10層時，馬斯克正穿著一件藍色的星艦夾克站在咖啡機旁。他興致勃勃地帶她們在大樓裏轉悠，展示印有“stay woke”的t恤衫和其他推特舊製度時期的產物。馬斯克宣稱：“野蠻人已經破門而入，正在洗劫商鋪！”韋斯感歎道，馬斯克就像一個剛買下糖果店的孩子，此時仍然不敢相信自己已經擁有整個糖果店。羅斯·諾丁和詹姆斯·馬斯克這兩位“火槍手”向韋斯和鮑爾斯展示了一些技術工具，可以用來深入研究公司在ck上存檔的內容。他們在那裏一直待到淩晨2點，隨後詹姆斯開車把她們送到休息的地方。
第二天，也就是周六的早上，韋斯和鮑爾斯來到推特總部，他們發現馬斯克在推特圖書館的沙發上過了一夜，還跑到咖啡機旁用紙杯吃起了麥片。她們在他的會議室裏坐了兩個小時，聊起他為推特勾畫的藍圖。她們問他為什麽要這麽做。一開始他迴答說，他是對4月的報價感到反悔後才被迫收購這家公司的。他說：“真的，我當時不確定我還想不想收購，但律師告訴我，這顆苦果我必須自己吞下，所以我完成了交易。”
但隨後，馬斯克言辭懇切地談起他想創建一個推動言論自由的公共論壇，他說這關係到“人類文明的未來”。“出生率急劇下降，思想警察的權力卻越來越大。”馬斯克認為一半的美國人都不信任推特，因為它壓製了人們的一些觀點。要扭轉這種局麵，必須徹底提高信息透明度。馬斯克說：“我們有一個目標，就是清除之前所有不合法、不合規的行為，清清白白地向前發展。我在推特總部過夜是有原因的，說明這裏已經拉響紅色警報。”
韋斯事後對我說：“我真的幾乎都被他說服了。”她說這話的時候非常誠懇，而不是在尖酸刻薄地譏諷他。
盡管此行令她印象深刻，但她還是保留了作為獨立記者應該保有的懷疑態度，繼續追問了馬斯克一些問題。但馬斯克不得不結束與韋斯和鮑爾斯的會議，前往華盛頓與政府高級官員會麵，討論一個涉及spacex衛星發射的話題，保密級別很高。
韋斯和鮑爾斯在周五晚上一刻不停地開始處理“推特文件”，但周末她們就開始感到沮喪，因為她們沒有技術工具能夠調閱推特的ck消息和電子郵件檔案。法務部門擔心隱私問題，拒絕讓她們直接訪問。周六，及時雨般的“火槍手”羅斯用自己的筆記本電腦幫她們登了上去。但第二天他非常疲憊，還要去洗衣服，於是決定不來了，畢竟那天是周日。他邀請韋斯和鮑爾斯到他的公寓來，這裏能俯瞰整個舊金山卡斯特羅區。她們在那裏用他的筆記本電腦查看了推特ck公共頻道的信息。
當韋斯催促法務部門為她處理更多搜索結果時，她接到了公司副總法律顧問的電話，對方說他叫吉姆。韋斯問他姓什麽，他說“貝克”。韋斯迴憶說：“我的下巴都要驚掉了。”吉姆·貝克曾是聯邦調查局的總法律顧問，他的名字曾出現在有關亨特·拜登的“推特文件”的討論內容中，在一些保守派的圈子裏，他因處於各種爭議旋渦的邊緣而遭人排擠、不受信任。她給馬斯克發了條信息：“搞什麽鬼啊？你這是讓他搜自己身嗎？這有什麽意義啊！”
馬斯克看完信息勃然大怒，他說：“這就像讓阿爾·卡彭去查自己的稅一樣。”他把貝克叫來開會，雙方就推特和聯邦貿易委員會之間的同意令規定的隱私保障內容發生了爭執。“你能告訴我同意令的主要原則是什麽嗎？”馬斯克質疑他，“因為我麵前就擺著呢，你能說出其中的內容嗎？”這場爭執注定不歡而散。貝克精通此道，但他的迴答根本無法讓馬斯克滿意，因此馬斯克很快解雇了他。
可見性過濾
泰比和韋斯找了幾個同事幫忙，他們在沒有窗戶的“烤箱”裏全力以赴地工作，屋裏彌漫著“火槍手”幾天沒洗澡的體味和泰國菜外賣的味道。詹姆斯和羅斯用搜索工具協助他們，他倆已經連續工作了20個小時，眼珠子都快掉下來了。有幾個晚上，馬斯克會走進來，吃點兒剩菜剩飯，然後開始他的長篇大論。
在翻閱推特員工的舊郵件和ck評論時，韋斯想，如果別人看了她以前的私人通信，她會怎麽想，這讓她覺得自己的行為很齷齪。羅斯同樣覺得心裏不舒服，他說：“老實說，他們幹的事，我想離得越遠越好。我是想幫忙，但不想摻和太多。我不是一個喜歡搞政治的人，而且這裏麵寫的基本都是廢話。”
韋斯和她的團隊根據“推特文件”撰寫的一篇報道中描述了所謂的“可見性過濾”的機製，也就是為了淡化某些推文或用戶的影響，避免他們出現在搜索結果靠前的位置，也不會把他們送上熱搜。最極端的做法是所謂的“暗地裏禁言”（shadow banning），也就是用戶可以發布推文，也能看到自己的推文，但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些推文對其他用戶是不可見的。
從技術角度來講，推特並沒有大範圍推廣“暗地裏禁言”的機製，但它確實采取了“可見性過濾”這一方式。在與約爾·羅思討論過以後，馬斯克本人也接受了這一想法，把它作為徹底封禁賬戶的替代方案。幾周前馬斯克還公開稱讚了這一政策，他先前在推文中寫道：“負麵/煽動仇恨的推文，我們會盡己所能地壓製，我們不會用這些內容的曝光賺取廣告費或者其他收入。除非你專門去找這些推文，否則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如果“可見性過濾”的過程中存在政治偏見，問題就出現了。韋斯得出的結論是，推特內容審查者在壓製右翼的推文時態度更激進。韋斯和她的團隊寫道：“推特有一個秘密的黑名單，員工團隊的任務是壓製這些被判定為不受歡迎的賬戶和內容主題，讓他們的曝光度降低。”此外，推特與許多媒體和教育機構一樣，把可以接受的言論範圍縮小了，“這些機構的負責人通過將‘暴力’‘傷害’‘安全’等詞的定義範圍擴大來設定新的信息過濾參數標準”。
推特上與新冠病毒相關的內容就是一個值得玩味的案例，其中一個極端是明顯有害的錯誤醫療信息，比如吹捧某些江湖郎中的療法，甚至是某些可能致人死亡的做法。但韋斯發現，推特在壓製那些與官方聲明不符的推文這件事上做得有些過頭了，包括那些合法辯論某些話題的推文，比如mrna疫苗是否會導致心髒問題、口罩令是否有效。
舉個例子，推特將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傑伊·巴塔查裏亞列入了“熱搜”黑名單，這意味著他的推文會被限流。巴塔查裏亞曾聯合一些科學家發表聲明，認為封閉學校弊大於利，這一觀點雖有爭議，但被證明有一定的道理。韋斯揭露巴塔查裏亞如何被推特打壓以後，馬斯克給她發了一條信息：“嗨，這個周末你能來推特總部嗎？我們可以讓你看看推特1.0版本都做了些什麽。”馬斯克曾就新冠封鎖問題發表過類似的觀點，他和巴塔查裏亞聊了將近一個小時。
“推特文件”凸顯了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主流新聞行業的演變。在“水門事件”和越南戰爭期間，記者們普遍對中情局、軍方和政府官員持懷疑態度，至少是一種對社會有益的懷疑態度。當年的很多記者都是在大衛·哈伯斯塔姆和尼爾·希恩的越戰報道以及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的“水門事件”報道的感召下投身這一行業的。
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知名記者越來越樂於與政府和情報界高層分享信息、展開合作，這一趨勢在“9·11”事件後越發明顯。在社交媒體平台，這種情況也隨處可見，推特和其他科技公司收到的所有簡報都表明了這一點。泰比寫道：“這些公司似乎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因為它們是全球監控和信息控製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有證據表明有很多出賣公眾信息的高管很樂意被政府招安。”我認為他的後半句話比前半句更為真實。
“推特文件”為推特處理內容審核的方式提升了一些透明度，但也顯示出這項工作有多難。比如美國聯邦調查局向推特指出，一些對疫苗和烏克蘭持負麵看法的賬戶是由俄羅斯情報機構秘密管理的。如果情況確實如此，推特能不能壓製這些賬戶呢？正如泰比自己所寫的那樣：“在輿論領域，這是一個燙手的山芋。”
馬特·泰比
“你是想讓我揭發你自己的公司？”記者馬特·泰比有些難以置信地問馬斯克。
“放手去做吧，”馬斯克迴答道，“這次你想報道什麽隨你。”
過去多年來，推特的內容審核人員越來越積極地封禁他們眼中的不良言論。旁觀者大致有三種態度：其一，這種做法值得稱讚，目的是防止虛假信息傳播，這些信息可能是錯誤的醫學知識，也可能破壞民主、煽動暴力和仇恨，還有可能對用戶實施詐騙；其二，這原本是出於善意的做法，但已經過猶不及，那些與傳統醫學觀念、傳統政治觀念相左的觀點，還有那些隻要讓推特崇尚覺醒文化的進步派員工一看就心煩的觀點，被過度壓製了；其三，這種做法本質上就是“深層政府”的幕後操盤者與大科技公司和傳統媒體暗中勾結，以此維護自身權力體係。
馬斯克基本秉持著第二種觀點，但他開始把事情往陰暗麵想，猜忌心理把他往第三種觀點上引。有一天他對反覺醒文化鬥士戴維·薩克斯說：“似乎很多事情都被掩蓋了，很多見不得人的事。”
薩克斯建議他同泰比談談，泰比曾是《滾石》等多家刊物的撰稿人，他是一個很難從意識形態角度進行歸類的媒體人，他願意甚至渴望挑戰意識形態頑固的精英群體。馬斯克並不認識他，卻在11月底邀請他走進推特總部。馬斯克說：“他似乎不怕得罪人。”這話從馬斯克嘴裏說出來，那就是非常純粹的讚美，雖然大多數人不會這麽誇讚別人。他邀請泰比在推特總部翻閱公司員工的舊文件、電子郵件和ck消息，這些員工都曾從事推特的內容審核工作。
這就是後來人們熟知的“推特文件”，它本可以也應該成為一種公開、透明、有益的實踐，非常適合各界人士對媒體中普遍存在的偏見和內容審查的複雜性進行一番審慎的反思。但結果在脫口秀節目和社交媒體上，“推特文件”卻深陷輿論泥淖，人們一提到它就要躲進屬於自己意識形態陣營的堡壘。馬斯克興奮地揮舞著手臂，用爆米花和煙花的表情符號預告了即將上演的爆料，這進一步激化了人們的反應。馬斯克在推文中寫道：“這是一場關乎文明未來的戰鬥。如果美國失去了言論自由，那麽暴政離我們就不遠了。”
就在泰比準備發布第一篇報道時，12月2日，馬斯克火速前往新奧爾良，與法國總統馬克龍舉行秘密會議，討論推特是否需要遵守歐洲關於仇恨言論的法律法規。在最後一刻，泰比計劃發布的內容出現了法律問題，不得不推遲發布，等到馬斯克結束與馬克龍的會麵後，由他向律師提出反駁意見。
泰比最初發布的37條推文展示了推特為政治家、聯邦調查局和情報機構打造特殊係統的過程，讓他們就哪些推文應酌情刪除提出自己的意見。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泰比公布了2020年約爾·羅思等人就是否屏蔽《紐約郵報》一篇報道的鏈接展開爭論的信息，該報道據稱源自拜登的兒子亨特丟棄的一台筆記本電腦（後來證明事實的確如此）。泰比披露的信息顯示，很多人都在絞盡腦汁地尋找屏蔽這篇報道的理由，比如聲稱它違反了“禁止使用黑客提供的材料”這一政策，或者表明這可能是俄羅斯通過提供虛假信息製造的一場陰謀的一部分。對於掩蓋一篇新聞報道，這些借口都站不住腳，羅思和傑克·多爾西後來都承認他們這樣做是錯誤的。
一些大型新聞媒體，比如福克斯新聞網，報道了泰比的這次爆料和後續內容，但大部分傳統媒體都給這些內容貼上了標簽，就像推特上的一個標簽寫的那樣——這些東西“#nothingburger”（#無足輕重）。在筆記本電腦事件爆發時，喬·拜登並不是政府官員，因此並不能說明政府直接介入了審查和刪帖行為，也沒有公然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拜登團隊通過已有的推特渠道提出的許多要求都在情理之中，比如刪除演員詹姆斯·伍茲發的一條推文，內容是來自亨特·拜登的筆記本電腦的一張淫穢自拍照。堡壘網（the bulwark）的文章標題為“不，憲法沒有賦予你在推特上發布亨特·拜登生殖器照片的權利”。
但是，泰比發布的推文中有一項更重要的發現：推特事實上已成為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等政府機構的合作夥伴，讓他們有權標記大量內容並提出刪除建議。泰比寫道：“一大堆政府執法機構基本上已經想當然地把推特當成承包商一樣使喚。”
事實上，我認為情況更糟：推特經常自願充當這種承包商的角色。推特的管理者在感受到政府方麵頻頻施壓的時候沒有戳破其中的不合理之處，而是似乎非常急於迎合政府的需求。泰比的推文說明了一個並不令人意外的事實——推特的審查人員傾向於壓製那些關於特朗普的正麵報道，但這樣做是有問題的。98%以上的推特員工捐款給了民主黨。有一個案件事關聯邦調查局對特朗普競選團隊涉嫌間諜活動的指控，主流媒體接受了一種說法，即這些指控一開始是被俄羅斯方麵的機器人賬號和“巨魔農場”煽動起來的。羅思則在幕後替推特說出了實情，他在一份內部備忘錄中寫道：“我剛剛審查了這些賬戶，沒有顯示出任何一個賬戶與俄羅斯存在關聯。”盡管如此，推特的高管們並沒有公開挑戰輿論中關於“通俄門”的說法。
關於社交媒體如何造成兩極分化，我想說一句題外話：泰比是一個在政治意識形態方麵保持獨立的人，善於打破偶像光環，但當我在推特上關注他以後，我注意到推特的算法強化了我在意識形態上的“站隊”傾向，把我往極左或極右的信息繭房裏麵推，我的推特上顯示的“你可能喜歡”一欄立即建議我關注羅傑·斯通、詹姆斯·伍茲和勞倫·博伯特。
巴裏·韋斯
12月2日晚，巴裏·韋斯和妻子內莉·鮑爾斯在洛杉磯家中閱讀著泰比發布的“推特文件”，她內心充滿嫉妒，她記得自己當時就在想：“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完美的故事。”就在那時，她意外地收到馬斯克的信息，問她是否願意當晚飛來舊金山。
與泰比一樣，韋斯也是獨立記者，很難給她的意識形態歸類。他們和馬斯克一樣，都擁護言論自由、反對覺醒文化和進步派倡導的內容審查機製，尤其反對在建製派媒體和精英教育機構中這樣做。韋斯稱自己是“一個理智的自由主義者，擔心極左翼的批評會扼殺言論自由”。在《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工作時，韋斯撰寫的內容多發表在社論版版麵上，之後她召集了一批獨立記者，創辦了“自由新聞”，這是一檔可以在substack上訂閱的通訊欄目。
幾個月前，在森瓦利舉辦的艾倫公司會議上，馬斯克與openai的聯合創始人山姆·阿爾特曼對談。之後他曾與韋斯短暫會麵：韋斯走到後台對馬斯克說，她很高興聽到他要收購推特的消息，二人聊了幾分鍾。當泰比準備在12月初發表“推特文件”時，馬斯克意識到對一名記者來說，需要消化的材料太多了。馬斯克的投資人、技術夥伴、言論自由的支持者馬克·安德森建議他給韋斯打個電話，於是在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會談後返程的飛機上，他發了一條出乎韋斯意料的信息，這是12月2日晚上發生的事。
兩小時後，韋斯和鮑爾斯帶著她們三個月大的孩子匆匆搭上飛往舊金山的航班。周五晚上11點，當她們抵達推特總部10層時，馬斯克正穿著一件藍色的星艦夾克站在咖啡機旁。他興致勃勃地帶她們在大樓裏轉悠，展示印有“stay woke”的t恤衫和其他推特舊製度時期的產物。馬斯克宣稱：“野蠻人已經破門而入，正在洗劫商鋪！”韋斯感歎道，馬斯克就像一個剛買下糖果店的孩子，此時仍然不敢相信自己已經擁有整個糖果店。羅斯·諾丁和詹姆斯·馬斯克這兩位“火槍手”向韋斯和鮑爾斯展示了一些技術工具，可以用來深入研究公司在ck上存檔的內容。他們在那裏一直待到淩晨2點，隨後詹姆斯開車把她們送到休息的地方。
第二天，也就是周六的早上，韋斯和鮑爾斯來到推特總部，他們發現馬斯克在推特圖書館的沙發上過了一夜，還跑到咖啡機旁用紙杯吃起了麥片。她們在他的會議室裏坐了兩個小時，聊起他為推特勾畫的藍圖。她們問他為什麽要這麽做。一開始他迴答說，他是對4月的報價感到反悔後才被迫收購這家公司的。他說：“真的，我當時不確定我還想不想收購，但律師告訴我，這顆苦果我必須自己吞下，所以我完成了交易。”
但隨後，馬斯克言辭懇切地談起他想創建一個推動言論自由的公共論壇，他說這關係到“人類文明的未來”。“出生率急劇下降，思想警察的權力卻越來越大。”馬斯克認為一半的美國人都不信任推特，因為它壓製了人們的一些觀點。要扭轉這種局麵，必須徹底提高信息透明度。馬斯克說：“我們有一個目標，就是清除之前所有不合法、不合規的行為，清清白白地向前發展。我在推特總部過夜是有原因的，說明這裏已經拉響紅色警報。”
韋斯事後對我說：“我真的幾乎都被他說服了。”她說這話的時候非常誠懇，而不是在尖酸刻薄地譏諷他。
盡管此行令她印象深刻，但她還是保留了作為獨立記者應該保有的懷疑態度，繼續追問了馬斯克一些問題。但馬斯克不得不結束與韋斯和鮑爾斯的會議，前往華盛頓與政府高級官員會麵，討論一個涉及spacex衛星發射的話題，保密級別很高。
韋斯和鮑爾斯在周五晚上一刻不停地開始處理“推特文件”，但周末她們就開始感到沮喪，因為她們沒有技術工具能夠調閱推特的ck消息和電子郵件檔案。法務部門擔心隱私問題，拒絕讓她們直接訪問。周六，及時雨般的“火槍手”羅斯用自己的筆記本電腦幫她們登了上去。但第二天他非常疲憊，還要去洗衣服，於是決定不來了，畢竟那天是周日。他邀請韋斯和鮑爾斯到他的公寓來，這裏能俯瞰整個舊金山卡斯特羅區。她們在那裏用他的筆記本電腦查看了推特ck公共頻道的信息。
當韋斯催促法務部門為她處理更多搜索結果時，她接到了公司副總法律顧問的電話，對方說他叫吉姆。韋斯問他姓什麽，他說“貝克”。韋斯迴憶說：“我的下巴都要驚掉了。”吉姆·貝克曾是聯邦調查局的總法律顧問，他的名字曾出現在有關亨特·拜登的“推特文件”的討論內容中，在一些保守派的圈子裏，他因處於各種爭議旋渦的邊緣而遭人排擠、不受信任。她給馬斯克發了條信息：“搞什麽鬼啊？你這是讓他搜自己身嗎？這有什麽意義啊！”
馬斯克看完信息勃然大怒，他說：“這就像讓阿爾·卡彭去查自己的稅一樣。”他把貝克叫來開會，雙方就推特和聯邦貿易委員會之間的同意令規定的隱私保障內容發生了爭執。“你能告訴我同意令的主要原則是什麽嗎？”馬斯克質疑他，“因為我麵前就擺著呢，你能說出其中的內容嗎？”這場爭執注定不歡而散。貝克精通此道，但他的迴答根本無法讓馬斯克滿意，因此馬斯克很快解雇了他。
可見性過濾
泰比和韋斯找了幾個同事幫忙，他們在沒有窗戶的“烤箱”裏全力以赴地工作，屋裏彌漫著“火槍手”幾天沒洗澡的體味和泰國菜外賣的味道。詹姆斯和羅斯用搜索工具協助他們，他倆已經連續工作了20個小時，眼珠子都快掉下來了。有幾個晚上，馬斯克會走進來，吃點兒剩菜剩飯，然後開始他的長篇大論。
在翻閱推特員工的舊郵件和ck評論時，韋斯想，如果別人看了她以前的私人通信，她會怎麽想，這讓她覺得自己的行為很齷齪。羅斯同樣覺得心裏不舒服，他說：“老實說，他們幹的事，我想離得越遠越好。我是想幫忙，但不想摻和太多。我不是一個喜歡搞政治的人，而且這裏麵寫的基本都是廢話。”
韋斯和她的團隊根據“推特文件”撰寫的一篇報道中描述了所謂的“可見性過濾”的機製，也就是為了淡化某些推文或用戶的影響，避免他們出現在搜索結果靠前的位置，也不會把他們送上熱搜。最極端的做法是所謂的“暗地裏禁言”（shadow banning），也就是用戶可以發布推文，也能看到自己的推文，但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些推文對其他用戶是不可見的。
從技術角度來講，推特並沒有大範圍推廣“暗地裏禁言”的機製，但它確實采取了“可見性過濾”這一方式。在與約爾·羅思討論過以後，馬斯克本人也接受了這一想法，把它作為徹底封禁賬戶的替代方案。幾周前馬斯克還公開稱讚了這一政策，他先前在推文中寫道：“負麵/煽動仇恨的推文，我們會盡己所能地壓製，我們不會用這些內容的曝光賺取廣告費或者其他收入。除非你專門去找這些推文，否則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如果“可見性過濾”的過程中存在政治偏見，問題就出現了。韋斯得出的結論是，推特內容審查者在壓製右翼的推文時態度更激進。韋斯和她的團隊寫道：“推特有一個秘密的黑名單，員工團隊的任務是壓製這些被判定為不受歡迎的賬戶和內容主題，讓他們的曝光度降低。”此外，推特與許多媒體和教育機構一樣，把可以接受的言論範圍縮小了，“這些機構的負責人通過將‘暴力’‘傷害’‘安全’等詞的定義範圍擴大來設定新的信息過濾參數標準”。
推特上與新冠病毒相關的內容就是一個值得玩味的案例，其中一個極端是明顯有害的錯誤醫療信息，比如吹捧某些江湖郎中的療法，甚至是某些可能致人死亡的做法。但韋斯發現，推特在壓製那些與官方聲明不符的推文這件事上做得有些過頭了，包括那些合法辯論某些話題的推文，比如mrna疫苗是否會導致心髒問題、口罩令是否有效。
舉個例子，推特將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傑伊·巴塔查裏亞列入了“熱搜”黑名單，這意味著他的推文會被限流。巴塔查裏亞曾聯合一些科學家發表聲明，認為封閉學校弊大於利，這一觀點雖有爭議，但被證明有一定的道理。韋斯揭露巴塔查裏亞如何被推特打壓以後，馬斯克給她發了一條信息：“嗨，這個周末你能來推特總部嗎？我們可以讓你看看推特1.0版本都做了些什麽。”馬斯克曾就新冠封鎖問題發表過類似的觀點，他和巴塔查裏亞聊了將近一個小時。
“推特文件”凸顯了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主流新聞行業的演變。在“水門事件”和越南戰爭期間，記者們普遍對中情局、軍方和政府官員持懷疑態度，至少是一種對社會有益的懷疑態度。當年的很多記者都是在大衛·哈伯斯塔姆和尼爾·希恩的越戰報道以及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的“水門事件”報道的感召下投身這一行業的。
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知名記者越來越樂於與政府和情報界高層分享信息、展開合作，這一趨勢在“9·11”事件後越發明顯。在社交媒體平台，這種情況也隨處可見，推特和其他科技公司收到的所有簡報都表明了這一點。泰比寫道：“這些公司似乎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因為它們是全球監控和信息控製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有證據表明有很多出賣公眾信息的高管很樂意被政府招安。”我認為他的後半句話比前半句更為真實。
“推特文件”為推特處理內容審核的方式提升了一些透明度，但也顯示出這項工作有多難。比如美國聯邦調查局向推特指出，一些對疫苗和烏克蘭持負麵看法的賬戶是由俄羅斯情報機構秘密管理的。如果情況確實如此，推特能不能壓製這些賬戶呢？正如泰比自己所寫的那樣：“在輿論領域，這是一個燙手的山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