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朝宰相和禦史中丞同時遇刺,一死一傷,一時之間,朝野震動,人情洶洶。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第一個對此事作出激烈反應,上疏天子要求嚴懲兇手的人,居然是白居易,左讚善大夫白居易。


    柳宗元的祖上是赫赫有名的河東三大家族之一,劉禹錫的祖上是無人不曉的中山靖王劉勝,元稹的祖上是北魏皇族,韓愈的祖上是昌黎望族,相形之下,白居易的祖上則要遜色的多,一個“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雖然說不上寒酸,卻也不能說顯赫,好歹也算是個“書香門第”吧。


    據說,幼年白居易讀書很用功,學習很刻苦,日複一日的用功讀書,年複一年的刻苦學習,到白居易十一歲時,壞了,頭發白了,不是一根兩根的花白,而是滿頭的白發蒼蒼,那可真是“莫等閑,白了少年頭”啊。


    滿頭白發的少年白居易繼續苦學不綴,二十八歲就考中了進士,三十歲與元稹同舉書判拔萃科,三十四歲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縣尉。元和二年十一月,白居易三十五歲,因詩歌得到天子李純的賞識,由縣尉直升為翰林學士,成為“天子私人”。


    翰林學士不是一個正式的官位,隻是一個臨時的差遣官,但在唐代,尤其是中唐,這實在是一個美差,因為他們都是“天子私人”。


    古代皇帝大都深居皇宮大內,一般的官員不要說和皇帝說話,就是遠遠地瞻仰一下龍顏,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翰林學士就不同了,他們可以在內廷隨身侍從皇帝,可以將自己的觀點自由的灌輸給皇帝,還可以協助皇帝批答奏章、起草詔書,更可以利用草詔的機會,通過文字取舍等手段對皇上的旨意進行微調,從而微妙的影響政局。唐德宗時的翰林學士陸贄,唐順宗時的翰林學士王叔文更是可以自行決斷政事,儼然成為事實上的宰相,而名正言順的宰相卻隻能聽命行事,那是何等的威風八麵!至於當今天子李純,對翰林學士更是青睞有加,元和一朝的宰相,很多都有過翰林學士的經曆。白居易邁進了翰林院,就等於屁股有一半已經坐在了宰相的位置上。事實上,當時與白居易同在翰林院的六個人:裴垍、王涯、杜元穎、崔群和李絳先後拜相,隻有白居易一人沒有得此殊榮,成為其一生的憾事。直到晚年,已經退隱的白居易還對這件憾事耿耿於懷,有些傷感的吟道:“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


    龍恩浩蕩,春風得意的青年白居易感激涕零,熱血沸騰,決心用實際行動報答天子的知遇之恩。然而,事實證明。長安,爾虞我詐的長安,魚龍混雜的長安,並不適合他,因為他的耿直,也因為他的幼稚。


    一度,李純很信任,很欣賞,甚至很寵愛這位才華橫溢的青年才俊。但是,很快,李純就發現,這位年輕的翰林學士是一個不太會揣摩聖意的人,更不要說迎合聖意了。不僅如此,在李純看來,這還是一個喜歡和皇帝唱反調的人,甚至有幾次,這個恃寵而驕的人很讓自己下不來台。


    在元和時代,白居易大概是唯一一個敢當麵和李純爭吵,甚至在大庭廣眾之中,大聲說:“是陛下錯!”的人,這當然令貴為天子的李純很不舒服。但此時的白居易,就像打了雞血的鬥士。惹完了皇上,轉過頭來又去惹宰相。在元和三年策論案中,白居易旗幟鮮明的站在了弱勢的一方,矛頭直指當朝宰相李吉甫,甚至發出翰林學士集體辭職的威脅,最終迫使李吉甫離開了長安,跑到揚州去避風頭。惹完了宰相,意猶未盡的白居易不肯就此偃旗息鼓,這一次,他將炮彈對準了最受李純寵愛的大宦官吐突承璀,極力反對吐突承璀擔任討伐叛鎮王承宗的統帥。元和五年五月,征討王承宗的戰事陷入僵局,白居易故技重施,再度向皇帝施壓,給李純出了一道選擇題:要麽罷兵停戰,要麽把我辦了,別無選擇!李純任命太監出征,本來就犯了眾怒,而那位不男不女的吐突承璀,又很不爭氣,連吃敗仗,正處在風口浪尖的李純當然不能把白居易辦了,隻好乖乖罷兵。看起來,白居易幾次據理力爭,最後都得到了勝利,但他不僅惹惱了兩個當時最有權勢的人,宰相李吉甫和太監吐突承璀,更逐漸失去了天子李純的歡心。


    在天子李純看來,我提拔了你,而且是破格提拔,你卻不聽招唿,處處與我對著幹,典型的忘恩負義;在翰林學士白居易看來,皇帝您提拔了我,我就要報答您,報答的方式就是直言進諫,直言不諱的指出皇帝的過錯,我是在為陛下考慮,在為大唐江山考慮,我沒有錯!兩個人的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最後得出的結論大相徑庭。


    但白居易真的對了嗎?李純真的錯了嗎?孤立的看,是的;結合當時的形勢看,未必。就以元和三年的策論案來說,當時的李純有兩個選擇:第一,公平執法,李吉甫罷相;第二,維護李吉甫的權威,犧牲掉韋貫之、裴垍、王涯這些人。第二種選擇當然對韋貫之等人不公平,但李吉甫是李純武力削藩的最得力幫手,從大局出發,李純作出第一種選擇也無可厚非。我們當然不能說白居易錯了,無論如何,不平則鳴都是讓人欣賞的優良品德,但仗義執言的白居易顯然沒有考慮到表象背後的東西。


    恰在這個時候,白居易在左拾遺的位子上待夠了兩年,按照慣例,他可以提升為門下省的左補闕,甚至有可能破格提升為尚書員外郎,但李純卻沒有這麽作,而是派自己寵信的大宦官梁守謙親自跑到白居易的家中,詢問白居易的意見。聽到梁守謙轉述皇帝的話,白居易有點發懵,是皇帝的極大恩寵?不能啊,最近皇帝好像對我並不怎麽感冒。他閉著眼睛,扳著手指頭,數了數現在的領導班子,恍然大悟,讀懂了皇帝的潛台詞:你已經在門下省,這個最有權勢的部門,待不下去了,更不能按正常渠道升遷了,看在你跟著我這麽多年的份上,給你個機會,你自己跑路吧。


    原來,此時的宰相班子有五個成員:杜佑、於頔、李吉甫、李藩和裴垍,白居易很榮幸,得罪了其中的四個。李吉甫自不必說,他雖然跑到了揚州,但還保留著相位,對長安還有很大的影響力;杜佑大概也不會喜歡自己,因為我有兩首諷喻詩,《不致仕》和《司天台》就是諷刺他年事已高卻不肯致仕的;於頔,更是我的死對頭,當年,皇帝要拜他為相,我曾經上過一道奏折,好像叫做《論於頔、裴均狀》,反對他入朝為相,如今他當了宰相,自然不會給我好果子吃;最要命的是李藩,因為李藩的本官正是門下侍郞,門下省的實際負責人,我的頂頭上司,自己不能正常升遷,大概就是拜此人所賜。說起來,自己與李藩並沒有直接的個人恩怨,但李藩能有今天,是因為有人提拔,這個提拔李藩的人就叫杜佑;他有一個老師,也是叫杜佑;他還有一個救命恩人,還是叫杜佑。明白了吧,這就是關係,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惟一與自己有點交情的隻有裴垍,自己與裴垍曾是翰林院的同事,元和三年的策論案,自己更曾經不遺餘力的幫助過他,按說,他應該會為自己說點好話。可惜,如今的裴垍已經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愛莫能助了。


    白居易明白,麵對這樣一個領導班子,他很難混下去了。於是,他接受了李純的暗示,放棄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黯然離開了長安,成為京兆府的戶曹參軍。元和六年四月,在京兆府工作還不到一年,白居易經受了又一次打擊,他的母親,陳氏去世了。母親死了,作為兒子,自然很悲痛,但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現象,似乎也算不上什麽太大的打擊。如果你這樣想,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按照當時的製度,父母死了,現任官員必須辭去官職,迴家守孝,守孝的期限是27個月。服喪滿27個月後,官員才能重新迴來上班,當然,前提是,接到朝廷起複的詔書。


    然而,在下邽老家老老實實地呆了27個月的白居易,卻遲遲沒有等到那道期盼已久的詔書,因為此時的長安,說話當家的正是他的死對頭,宰相李吉甫。元和八年就在白居易翹首期盼的過程中悄悄溜走了,沒有詔書;元和九年二月,長安傳來一個雪上加霜的壞消息,不,是兩個雪上加霜的壞消息:他翰林院的前輩同僚,宰相李絳被免職,白居易失去了一個大靠山;與此同時,白居易的另一個死對頭,大宦官吐突承璀,返迴了長安,再次登上了權力高峰,白居易的起複又多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峰。


    白居易慌了,坐不住了,形勢危急,萬分危急!再不行動,就隻有“種豆南山下”“獨釣寒江雪”了,雖然那也是文人的理想之一,但卻是老年文人的理想,是功成名就者的理想,不是正值盛年,功不成、名不就的白居易的理想。慌了神的白居易,開始扳著手指頭,一個一個的掂量著朝中的大臣,估摸著誰能成為自己的救命稻草。功夫不負有心人,白居易抓來抓去,最後還真抓到了兩根,禮部侍郎崔群和中書舍人錢徽,兩個人都是白居易在翰林院時的老同事,交情還不錯,應該可以幫忙。


    說起來,崔群兩個人還真是夠哥們、夠義氣,接到老友求助的信函,兩人馬不停蹄地展開了行動,他們東奔西走,左右斡旋,逢人就作揖,見廟就燒香,準備繞過李吉甫和吐突承璀,悄悄地把事情給辦了。但二人繞來繞去,繞去繞來,最後悲哀的發現一個殘酷的事實,沒用。因為無論他們怎麽繞,都繞不開那兩座大山,李吉甫和吐突承璀。以他們目前的實力,根本無法與李吉甫和吐突承璀抗衡,更不要說推而倒之之。於是乎,崔群失望了,錢徽也失望了,而我們的白居易則開始絕望了。


    但事實證明,他們實在是過於悲觀了,他們忘記了有一句俗語,叫做世事難料。他們做不到的事情,別人未必做不到;別人也做不到的事情,老天爺未必做不到。元和九年十月,在絕望中苦苦煎熬了大半年的白居易,忽然接到了長安傳來的好消息,一個大大的好消息:李吉甫,宰相李吉甫,不可一世的宰相李吉甫,死了。或許白居易堅持不懈的努力感動了上天,老天爺帶走了他的死敵,幫他搬走了這座壓得他喘不過氣來的大山。


    李吉甫死了,相位空出來一個,這一次,李純選擇了韋貫之。當然,他絕不會想到,自己的這一任命,不經意間,給了白居易死灰複燃的機會,因為,白居易有了新的靠山,大靠山,新任宰相韋貫之。


    和白居易一樣,韋貫之和杜佑的關係並不怎麽融洽;和白居易一樣,韋貫之和李吉甫的關係也不夠和諧。官場上,敵人的敵人自然就是朋友。還有,前麵已經說過,韋貫之有一個好友,叫崔群;恰巧,白居易也有一個好友,叫崔群。好友的好友,似乎也應該是好友。單憑這兩點,說什麽,韋貫之也會不遺餘力的拉老白一把。更何況元和三年的策論案,老白也曾經豁了命似的幫韋貫之說過好話,雖然不能說有恩於他,至少也應該給他留下一個不錯的印象吧。現在,正是韋貫之投桃報李的時候,白居易,你的機會來了,終於來了。


    元和九年十二月,白居易接到了那個姍姍來遲的詔書,長安,我迴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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