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不出半天，兩條半路就斷了兩條，並且遭受了莫大的屈辱。我非常氣憤，心裏想：張一民鄭康平，你們等著！
生氣沒用，人還要活，路還要走，旅行還得繼續。下樓之後我先買了份盒飯，然後想著怎麽辦。辦法總是有的，不是還有半條路嗎？人在走投無路時臉皮會變厚。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給石大哥打過去一個電話。反正我已經被拒絕兩次了，再多一次也無所謂。我相信那個中年漢子的話，關鍵時刻總會有貴人幫我的，現在看來這個貴人隻能是石大哥了。
石大哥接到我的電話，說：我太忙了，沒辦法過來接你，你自己做幾路幾路中巴，到什麽什麽地方下車，來永安商場找我。我簡直就是喜不自禁，馬上拖上行李，按他指定的路線擠上中巴，走了很遠很遠，過了很長很長時間，才到了位於蛇口太子路的永安商場。那時候深南大道正在修建，行車特慢，南油大道根本沒有，中巴在南頭裏麵七彎八拐，頭都轉暈了，從羅湖到蛇口足足花了兩個半小時。當我找到石大哥時，已經五點多，他正在指揮裝車，聽見我喊他，馬上過來打招唿，並且掏出大哥大指示老婆晚上加兩個菜，有客人。那一刻我差點就流出眼淚，像老電影裏失散多年的紅軍終於重新找到了黨的感覺。
晚上雖然我隻能睡地鋪，但感覺特溫暖。我將從鄭康平那裏要迴來的禮品送給石大哥，並且向石大哥申請用一下電話，跟老婆報了個平安。
第二天石大哥照例要上班，他給我找了輛自行車，說：你自己騎車轉轉，找工作的事急不得。
我比石大哥想象的要順利，當天上午就找到了工作。那天我從石大哥家出來，騎了自行車沒走多遠就碰到一家工廠，對看門的說找工作，他說你找錯了，是那邊的恆基實業招聘工程師。我按他指的方向沿南山腳下從東向西走一百米。對騎車的我來說也就是上車下車兩個動作。接待我的是個鄉村教師模樣的幹部，胸前戴了個工牌，上麵寫著“副經理”，我亮出隨身帶來的一大堆紅色證書，他眼睛當場發亮，說：你等一下。轉身閃進去了。
副經理領我來見秦老板時，他正在埋頭看我那一大堆證書。說來好笑，那一堆證書中的絕大多數是各種論文的獲獎證書，諸如“優秀論文獎”之類，沒想到今天起了這麽大的作用。那時候還沒聽說過做假證的事，這一大堆的論文、著作、學曆證明、獲獎證書著實讓香港老板秦春泉先生大開眼界，他確信發現了真正的人才。秦老板隻問了我一個問題：你這麽有成就幹嗎還要到我這裏來？我當然不能說是生活所迫，覺得那樣說怪丟人的，於是說：在我們那裏，誰幹得好誰麻煩就多。秦老板好像很同意我的觀點，非常認同地點點頭，然後用我聽不懂的話對那個鄉村教師模樣的副經理說了一串什麽，副經理將桌子上那一大堆證書收在一起，抱在手裏把我領進一間看上去像老板辦公室的房間，安排我在沙發上坐下，把那些證書還給我，說：你等一下，老板還要找你談談。直到這時，我才發現副經理也是會笑的。
我在傻等著，但感覺自己已經被錄用了，否則還要找我談什麽，幹脆打發走算了。
過了一會兒，秦老板進來了。他是一陣風似地進來的，臉上笑嘻嘻的，整個神態與剛才判若兩人。他一邊走進來一邊笑嘻嘻地與我打招唿，仿佛是對老朋友。他用帶有濃重方言的“普通話”喊我：燈辣阿。我知道他這是友好的表示，但我不知該怎樣答話，隻好欠身點頭加傻笑。這時候他已經坐到他的大班台上，用更加標準一點的普通話一邊招手一邊對我說：來來來，上來坐。我就從沙發上徹底站起來，坐到他對麵的圍椅上。圍椅顯然是專門留給接受老板談話的人坐的，而且隻有一張，看來老板喜歡找人單獨談話。單獨被領導或上司召見談話的經曆我還是有的，所以並不怯場，隻是心裏告戒自己：注意，言多必失！但秦老板並沒有給我失言的機會，他隻是告訴我：人工你不用操心，你把事情做好就行了，人工是我考慮的事。另外，不好意思，你必須與工人一起吃，所以夥食相當差，不知你能不能受得了。沒等我迴答，他又說：你先吃了再說，等以後你們北方人多了，公司再統一解決。我沒說話，還是在傻笑。說實話，他雖然用了比較標準的普通話，但我還是好多地方聽不懂，比如“人工”，再比如為什麽說我是“北方人”，但此時我心裏想的最多的是夥食到底差到什麽程度，難道比我當年上山下鄉在建設兵團連續吃幾個月鹹蘿卜櫻子還差？也未必不可能。這裏是資本家的工廠。我想起了萬惡的舊社會，想起天津三條石資本家殘酷壓榨工人的情景。我想不管怎麽樣，先幹了再說，就當是了解生活豐富閱曆。我說沒關係，我吃得苦。秦老板笑了，笑得比剛才更燦爛。他笑著抓起了電話，撥了幾個號碼，又說了一句我聽不懂的話，放下電話，仍然對我笑，也像我剛才那樣傻笑，笑得蠻天真，使我懷疑這就是香港的大老板。
這時候，副經理又進來了，對秦老板不知說了句什麽，然後笑著對我說：“丁先生，請吃飯去吧。”邊說還邊做著請的手勢。
我還是第一次聽見有人稱我為“先生”，由於我的姓名一共隻有兩個極簡單的字，所以熟人對我都直唿其名，合作單位的人一般都喊“丁工”，從來沒被稱為“先生”的。我看看秦老板，意思是說秦老板是不是一起去。雖然沒說話，秦老板還是準確地理解了我的意思，他笑著示意讓我自己去。副經理將我領到樓下，來到主廠房的旁邊的一個臨時性建築食堂，變戲法般地拿出一個帶活動把子的不鏽鋼飯盒，遞給我，說：“那邊有水龍頭，洗洗，從後麵排隊就行了。”我問：“不用飯票？”他笑笑，說不用。
食堂不大，比我們學校的小多了，甚至比我們設計院食堂都小，差不多與上山下鄉時我們連隊食堂一般大，但那時候我們連隊在食堂就餐人員隻有三十多人，而這裏麵擠了少說也有三百人，滿滿的，全部在排隊，沒人在吃飯。仔細一看，才發現食堂有一個後門，打完飯之後工人從後門出去了。
我老老實實地擠到最後，一步一步地機械地跟著隊伍往前移動。周圍的男男女女不時地有人看我一眼，但看得時間很短，隻要我一迴眼他們馬上就躲開。個別長相較好的女工在眼光躲開之後又對著同伴的耳朵嘀咕了兩三秒鍾，然後她們一起放聲大笑，其中一個還做出要打另一個的樣子。我知道她們肯定是在說我，所以盡可能目不斜視，麵上露出極微弱地微笑。
快到窗口時，我才看清，員工在這裏排隊其實隻是打菜，每人一葷兩素，打完菜後迅速向後門走去，那裏有飯和湯，打飯和打湯實行按需分配，吃多少打多少，沒想到這小小的員工食堂居然還部分實現了共產主義。輪到我時，看著琳琅滿目的菜肴，一下子竟愣在那裏，不知該點什麽菜。以前在食堂吃飯，窗口前麵都有一塊黑板，標明什麽什麽菜，多少多少價錢，習慣了，今天猛一遇見這麽多沒名沒姓沒價錢的菜，還真有點不知所措。窗口裏麵的小夥子非常友善地看著我，笑著問：“你是新來的丁主管吧？”盡管他將丁說成是“燈”，但我還是聽清了他的意思，趕緊大幅度地點點頭，同時心裏納悶：我是主管？主管是什麽頭銜？管什麽？老板還沒明確告訴是否錄用我，就由食堂的廚工來宣布我的職位，看來資本主義的管理才真正體現工人(廚工)當家作主。“老板說了，”小夥子說，“你隨便點，要吃什麽點什麽。”
我怕妨礙後麵的人，來不及細想，就隨便點了三個菜，記得好像是半片紅燒豬腳、一條油炸非洲鯽魚和一份空心菜。這就是秦老板一再向我解釋並表示歉意的“相當差”的夥食！說實話，比我在家裏吃的好多了。事實上，如果我在家裏有這麽“相當差”的夥食，我可能就不來深圳了。在家裏時，院裏逢年過節發點葷，我和妻子總是像寶貝一樣藏在冷凍櫃裏，需要改善夥食時，取出來如劈柴一般砍點下來，配點青椒炒個菜，一家四口像過年。當然，好菜也是會買的，比如買條小桂魚，但那是專門給兒子補鈣的，我和妻子是萬萬動不得的，如果我們要動，那也必須給保姆吃，而那條小魚還不夠保姆一個人吃。
吃著這“相當差”的菜，我隻有一個想法：要是老婆孩子也能吃上就好了！這樣想著，我的眼前就浮現了兒子吃榨菜的模樣。眼淚滴到了碗裏。
秦老板說夥食“相當差”是有道理的。秦老板、副經理還有幾個香港師傅他們吃小灶，單說那道湯，聽說就加了各種參料，比香港的阿二靚湯還地道。相對於他們來說，我吃的確實是相當相當差。剛才我在秦老板的辦公室裏等他那段時間，秦老板正在與幾個香港師傅交涉。秦老板主張我與他們一起吃小灶，幾個香港師傅不同意，理由是：從今往後北方來的師傅越來越多，要是都跟了他們吃小灶怎麽辦？最後秦老板采取了折中的辦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麽不受任何限製。這些情況我當時並不知道，是後來陳秉章告訴我的。
吃過飯，副經理領我去安排宿舍。他們好像不需要對我說“你已經錄用了”之類的話，或者是秦老板以為副經理說過了，副經理以為秦老板說過了，結果他們誰也沒說，直接安排吃住。直到這時候我才知道，原來資本主義工廠的員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廠就是家，真正做到以廠為家，全心全意為老板賣命。
宿舍在頂樓。這裏的廠房與我印象中的不一樣。我從小生長在鋼城，後來從事的也是冶金行業，看到的都是大工廠，有很寬廣的廠區，有大煙囪，廠區內能跑汽車，甚至有鐵路，而現在的這個工廠就隻有一棟五層樓，一到五層全是車間，隻有二樓的一小部分做辦公室(他們叫寫字樓)，食堂在下麵蓋了個臨時建築湊合著，宿舍建在樓頂，用鐵皮做的。這種建在樓頂的鐵皮屋現在算是違章建築，一律搗毀了，據說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當時我們就是這麽住的。
我被安排和陳秉章住一間。房子很小，上下鋪。陳秉章已經占了下鋪，我睡上鋪。說實話，住的地方比我們設計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設兵團時都差。鐵皮房，又睡上鋪，幸虧是冬季，要是夏天該怎樣過？
陳秉章戴副眼鏡，看就是知識分子，一問，果然是電視大學畢業，在公司搞化驗。陳秉章比我大兩歲，學曆雖不高，但閱曆並不淺。他問我是那裏人，我告訴他是馬鞍山的，他馬上就說他知道馬鞍山，並背誦了一段毛主席語錄：馬鞍山條件很好，可以發展成為一個中型的鋼鐵聯合企業，因為發展成中型鋼鐵聯合企業比較快。背完這段語錄，我對他一下子親近許多。
陳秉章告訴我他是廣州人，因為他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與秦老板認識，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謀得這個差使。
“他算什麽東西！”陳秉章對秦老板好像很有意見，他說：“一個地道的潮洲農民，初中生，上學時還總是抄別人的作業，文革期間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間小電鍍廠打工，後來不擇手段騙娶了老板的女兒，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別看他現在人模狗樣，還不是靠這幾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費、稅費、環保費，使他的電鍍成本比香港那邊低許多，才一下子接到這麽多定單。”
陳秉章的話具有權威性，因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電鍍原料生意，對兩邊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麽？”我問。剛才秦老板對我說“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沒聽懂，也沒好意思問。
“人工就是工資。”陳秉章說。
聽了他的解釋我忍不住地笑了。他問我笑什麽，我把秦老板剛才對我說的話複述了一遍，並告訴他我以為是不要我管工人，隻要我管技術。
陳秉章聽完之後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嚴肅地告訴我：你上當了。我問為什麽？他說：不事先談好價錢，出糧時你看吧，最多給你一兩千。我問“出糧”是什麽意思？他說出糧就是領工資。我又問：你是說每月工資一兩千元？他說是啊，你還以為是多少？我沒敢說話，心裏想：我乖乖，一月一兩千呀！一月抵在家幹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給老婆買個金項鏈帶迴去，準把她樂瘋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儉用的樣子，我的心凝重了許多。
陳秉章見我不說話，並且臉色凝重，就來安慰我，說：“先幹了再說，騎馬找馬。我哥哥說了，有機會他也來內地開間電鍍廠，到時候去我哥哥那邊做，保證他會給我們香港師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兩萬。”
“多少？”我怕自己又誤解了。
“每月一兩萬港幣嘮，”他說，“總不能真跟香港師傅一模一樣拿兩三萬一月吧。”他肯定覺得我貪得無厭。
“不是這個意思。”我趕緊解釋，“我是沒想到這麽多。”
“沒想到吧？”他說，“這還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萬多呢。”
我覺得他在瞎說。
他接著說：“其實香港人有什麽了不起？憑什麽人工是我們的十幾倍？那幾個鳥香港人跟他媽的秦老板一個樣，都是從大陸偷渡過去的，一個個初中都沒念完，懂個狗屁！他們誰行誰到化驗室來做個分析看看。”
我剛來，不想介入到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該上班了吧？”
“沒事，”他說，“反正化驗室就我一個人。”
“一塊下樓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樓，陳秉章說，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說拜拜，然後一直下到一樓，騎上那輛破自行車，一陣風似地找石大哥報喜去了。
不出半天，兩條半路就斷了兩條，並且遭受了莫大的屈辱。我非常氣憤，心裏想：張一民鄭康平，你們等著！
生氣沒用，人還要活，路還要走，旅行還得繼續。下樓之後我先買了份盒飯，然後想著怎麽辦。辦法總是有的，不是還有半條路嗎？人在走投無路時臉皮會變厚。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給石大哥打過去一個電話。反正我已經被拒絕兩次了，再多一次也無所謂。我相信那個中年漢子的話，關鍵時刻總會有貴人幫我的，現在看來這個貴人隻能是石大哥了。
石大哥接到我的電話，說：我太忙了，沒辦法過來接你，你自己做幾路幾路中巴，到什麽什麽地方下車，來永安商場找我。我簡直就是喜不自禁，馬上拖上行李，按他指定的路線擠上中巴，走了很遠很遠，過了很長很長時間，才到了位於蛇口太子路的永安商場。那時候深南大道正在修建，行車特慢，南油大道根本沒有，中巴在南頭裏麵七彎八拐，頭都轉暈了，從羅湖到蛇口足足花了兩個半小時。當我找到石大哥時，已經五點多，他正在指揮裝車，聽見我喊他，馬上過來打招唿，並且掏出大哥大指示老婆晚上加兩個菜，有客人。那一刻我差點就流出眼淚，像老電影裏失散多年的紅軍終於重新找到了黨的感覺。
晚上雖然我隻能睡地鋪，但感覺特溫暖。我將從鄭康平那裏要迴來的禮品送給石大哥，並且向石大哥申請用一下電話，跟老婆報了個平安。
第二天石大哥照例要上班，他給我找了輛自行車，說：你自己騎車轉轉，找工作的事急不得。
我比石大哥想象的要順利，當天上午就找到了工作。那天我從石大哥家出來，騎了自行車沒走多遠就碰到一家工廠，對看門的說找工作，他說你找錯了，是那邊的恆基實業招聘工程師。我按他指的方向沿南山腳下從東向西走一百米。對騎車的我來說也就是上車下車兩個動作。接待我的是個鄉村教師模樣的幹部，胸前戴了個工牌，上麵寫著“副經理”，我亮出隨身帶來的一大堆紅色證書，他眼睛當場發亮，說：你等一下。轉身閃進去了。
副經理領我來見秦老板時，他正在埋頭看我那一大堆證書。說來好笑，那一堆證書中的絕大多數是各種論文的獲獎證書，諸如“優秀論文獎”之類，沒想到今天起了這麽大的作用。那時候還沒聽說過做假證的事，這一大堆的論文、著作、學曆證明、獲獎證書著實讓香港老板秦春泉先生大開眼界，他確信發現了真正的人才。秦老板隻問了我一個問題：你這麽有成就幹嗎還要到我這裏來？我當然不能說是生活所迫，覺得那樣說怪丟人的，於是說：在我們那裏，誰幹得好誰麻煩就多。秦老板好像很同意我的觀點，非常認同地點點頭，然後用我聽不懂的話對那個鄉村教師模樣的副經理說了一串什麽，副經理將桌子上那一大堆證書收在一起，抱在手裏把我領進一間看上去像老板辦公室的房間，安排我在沙發上坐下，把那些證書還給我，說：你等一下，老板還要找你談談。直到這時，我才發現副經理也是會笑的。
我在傻等著，但感覺自己已經被錄用了，否則還要找我談什麽，幹脆打發走算了。
過了一會兒，秦老板進來了。他是一陣風似地進來的，臉上笑嘻嘻的，整個神態與剛才判若兩人。他一邊走進來一邊笑嘻嘻地與我打招唿，仿佛是對老朋友。他用帶有濃重方言的“普通話”喊我：燈辣阿。我知道他這是友好的表示，但我不知該怎樣答話，隻好欠身點頭加傻笑。這時候他已經坐到他的大班台上，用更加標準一點的普通話一邊招手一邊對我說：來來來，上來坐。我就從沙發上徹底站起來，坐到他對麵的圍椅上。圍椅顯然是專門留給接受老板談話的人坐的，而且隻有一張，看來老板喜歡找人單獨談話。單獨被領導或上司召見談話的經曆我還是有的，所以並不怯場，隻是心裏告戒自己：注意，言多必失！但秦老板並沒有給我失言的機會，他隻是告訴我：人工你不用操心，你把事情做好就行了，人工是我考慮的事。另外，不好意思，你必須與工人一起吃，所以夥食相當差，不知你能不能受得了。沒等我迴答，他又說：你先吃了再說，等以後你們北方人多了，公司再統一解決。我沒說話，還是在傻笑。說實話，他雖然用了比較標準的普通話，但我還是好多地方聽不懂，比如“人工”，再比如為什麽說我是“北方人”，但此時我心裏想的最多的是夥食到底差到什麽程度，難道比我當年上山下鄉在建設兵團連續吃幾個月鹹蘿卜櫻子還差？也未必不可能。這裏是資本家的工廠。我想起了萬惡的舊社會，想起天津三條石資本家殘酷壓榨工人的情景。我想不管怎麽樣，先幹了再說，就當是了解生活豐富閱曆。我說沒關係，我吃得苦。秦老板笑了，笑得比剛才更燦爛。他笑著抓起了電話，撥了幾個號碼，又說了一句我聽不懂的話，放下電話，仍然對我笑，也像我剛才那樣傻笑，笑得蠻天真，使我懷疑這就是香港的大老板。
這時候，副經理又進來了，對秦老板不知說了句什麽，然後笑著對我說：“丁先生，請吃飯去吧。”邊說還邊做著請的手勢。
我還是第一次聽見有人稱我為“先生”，由於我的姓名一共隻有兩個極簡單的字，所以熟人對我都直唿其名，合作單位的人一般都喊“丁工”，從來沒被稱為“先生”的。我看看秦老板，意思是說秦老板是不是一起去。雖然沒說話，秦老板還是準確地理解了我的意思，他笑著示意讓我自己去。副經理將我領到樓下，來到主廠房的旁邊的一個臨時性建築食堂，變戲法般地拿出一個帶活動把子的不鏽鋼飯盒，遞給我，說：“那邊有水龍頭，洗洗，從後麵排隊就行了。”我問：“不用飯票？”他笑笑，說不用。
食堂不大，比我們學校的小多了，甚至比我們設計院食堂都小，差不多與上山下鄉時我們連隊食堂一般大，但那時候我們連隊在食堂就餐人員隻有三十多人，而這裏麵擠了少說也有三百人，滿滿的，全部在排隊，沒人在吃飯。仔細一看，才發現食堂有一個後門，打完飯之後工人從後門出去了。
我老老實實地擠到最後，一步一步地機械地跟著隊伍往前移動。周圍的男男女女不時地有人看我一眼，但看得時間很短，隻要我一迴眼他們馬上就躲開。個別長相較好的女工在眼光躲開之後又對著同伴的耳朵嘀咕了兩三秒鍾，然後她們一起放聲大笑，其中一個還做出要打另一個的樣子。我知道她們肯定是在說我，所以盡可能目不斜視，麵上露出極微弱地微笑。
快到窗口時，我才看清，員工在這裏排隊其實隻是打菜，每人一葷兩素，打完菜後迅速向後門走去，那裏有飯和湯，打飯和打湯實行按需分配，吃多少打多少，沒想到這小小的員工食堂居然還部分實現了共產主義。輪到我時，看著琳琅滿目的菜肴，一下子竟愣在那裏，不知該點什麽菜。以前在食堂吃飯，窗口前麵都有一塊黑板，標明什麽什麽菜，多少多少價錢，習慣了，今天猛一遇見這麽多沒名沒姓沒價錢的菜，還真有點不知所措。窗口裏麵的小夥子非常友善地看著我，笑著問：“你是新來的丁主管吧？”盡管他將丁說成是“燈”，但我還是聽清了他的意思，趕緊大幅度地點點頭，同時心裏納悶：我是主管？主管是什麽頭銜？管什麽？老板還沒明確告訴是否錄用我，就由食堂的廚工來宣布我的職位，看來資本主義的管理才真正體現工人(廚工)當家作主。“老板說了，”小夥子說，“你隨便點，要吃什麽點什麽。”
我怕妨礙後麵的人，來不及細想，就隨便點了三個菜，記得好像是半片紅燒豬腳、一條油炸非洲鯽魚和一份空心菜。這就是秦老板一再向我解釋並表示歉意的“相當差”的夥食！說實話，比我在家裏吃的好多了。事實上，如果我在家裏有這麽“相當差”的夥食，我可能就不來深圳了。在家裏時，院裏逢年過節發點葷，我和妻子總是像寶貝一樣藏在冷凍櫃裏，需要改善夥食時，取出來如劈柴一般砍點下來，配點青椒炒個菜，一家四口像過年。當然，好菜也是會買的，比如買條小桂魚，但那是專門給兒子補鈣的，我和妻子是萬萬動不得的，如果我們要動，那也必須給保姆吃，而那條小魚還不夠保姆一個人吃。
吃著這“相當差”的菜，我隻有一個想法：要是老婆孩子也能吃上就好了！這樣想著，我的眼前就浮現了兒子吃榨菜的模樣。眼淚滴到了碗裏。
秦老板說夥食“相當差”是有道理的。秦老板、副經理還有幾個香港師傅他們吃小灶，單說那道湯，聽說就加了各種參料，比香港的阿二靚湯還地道。相對於他們來說，我吃的確實是相當相當差。剛才我在秦老板的辦公室裏等他那段時間，秦老板正在與幾個香港師傅交涉。秦老板主張我與他們一起吃小灶，幾個香港師傅不同意，理由是：從今往後北方來的師傅越來越多，要是都跟了他們吃小灶怎麽辦？最後秦老板采取了折中的辦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麽不受任何限製。這些情況我當時並不知道，是後來陳秉章告訴我的。
吃過飯，副經理領我去安排宿舍。他們好像不需要對我說“你已經錄用了”之類的話，或者是秦老板以為副經理說過了，副經理以為秦老板說過了，結果他們誰也沒說，直接安排吃住。直到這時候我才知道，原來資本主義工廠的員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廠就是家，真正做到以廠為家，全心全意為老板賣命。
宿舍在頂樓。這裏的廠房與我印象中的不一樣。我從小生長在鋼城，後來從事的也是冶金行業，看到的都是大工廠，有很寬廣的廠區，有大煙囪，廠區內能跑汽車，甚至有鐵路，而現在的這個工廠就隻有一棟五層樓，一到五層全是車間，隻有二樓的一小部分做辦公室(他們叫寫字樓)，食堂在下麵蓋了個臨時建築湊合著，宿舍建在樓頂，用鐵皮做的。這種建在樓頂的鐵皮屋現在算是違章建築，一律搗毀了，據說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當時我們就是這麽住的。
我被安排和陳秉章住一間。房子很小，上下鋪。陳秉章已經占了下鋪，我睡上鋪。說實話，住的地方比我們設計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設兵團時都差。鐵皮房，又睡上鋪，幸虧是冬季，要是夏天該怎樣過？
陳秉章戴副眼鏡，看就是知識分子，一問，果然是電視大學畢業，在公司搞化驗。陳秉章比我大兩歲，學曆雖不高，但閱曆並不淺。他問我是那裏人，我告訴他是馬鞍山的，他馬上就說他知道馬鞍山，並背誦了一段毛主席語錄：馬鞍山條件很好，可以發展成為一個中型的鋼鐵聯合企業，因為發展成中型鋼鐵聯合企業比較快。背完這段語錄，我對他一下子親近許多。
陳秉章告訴我他是廣州人，因為他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與秦老板認識，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謀得這個差使。
“他算什麽東西！”陳秉章對秦老板好像很有意見，他說：“一個地道的潮洲農民，初中生，上學時還總是抄別人的作業，文革期間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間小電鍍廠打工，後來不擇手段騙娶了老板的女兒，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別看他現在人模狗樣，還不是靠這幾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費、稅費、環保費，使他的電鍍成本比香港那邊低許多，才一下子接到這麽多定單。”
陳秉章的話具有權威性，因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電鍍原料生意，對兩邊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麽？”我問。剛才秦老板對我說“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沒聽懂，也沒好意思問。
“人工就是工資。”陳秉章說。
聽了他的解釋我忍不住地笑了。他問我笑什麽，我把秦老板剛才對我說的話複述了一遍，並告訴他我以為是不要我管工人，隻要我管技術。
陳秉章聽完之後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嚴肅地告訴我：你上當了。我問為什麽？他說：不事先談好價錢，出糧時你看吧，最多給你一兩千。我問“出糧”是什麽意思？他說出糧就是領工資。我又問：你是說每月工資一兩千元？他說是啊，你還以為是多少？我沒敢說話，心裏想：我乖乖，一月一兩千呀！一月抵在家幹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給老婆買個金項鏈帶迴去，準把她樂瘋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儉用的樣子，我的心凝重了許多。
陳秉章見我不說話，並且臉色凝重，就來安慰我，說：“先幹了再說，騎馬找馬。我哥哥說了，有機會他也來內地開間電鍍廠，到時候去我哥哥那邊做，保證他會給我們香港師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兩萬。”
“多少？”我怕自己又誤解了。
“每月一兩萬港幣嘮，”他說，“總不能真跟香港師傅一模一樣拿兩三萬一月吧。”他肯定覺得我貪得無厭。
“不是這個意思。”我趕緊解釋，“我是沒想到這麽多。”
“沒想到吧？”他說，“這還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萬多呢。”
我覺得他在瞎說。
他接著說：“其實香港人有什麽了不起？憑什麽人工是我們的十幾倍？那幾個鳥香港人跟他媽的秦老板一個樣，都是從大陸偷渡過去的，一個個初中都沒念完，懂個狗屁！他們誰行誰到化驗室來做個分析看看。”
我剛來，不想介入到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該上班了吧？”
“沒事，”他說，“反正化驗室就我一個人。”
“一塊下樓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樓，陳秉章說，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說拜拜，然後一直下到一樓，騎上那輛破自行車，一陣風似地找石大哥報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