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主任喝一口茶水，笑笑說：“剛才講的都比較抽象。具體到你個人，我對你今後的工作也有幾個建議，你可以參考。”
王建浦端端正正坐好。
夏主任停一會兒，說道：“你的為人處事方麵自然是沒得說的。但是你現在從一個兵到了一個部門的負責人，相應地，有些做事的方式方法也要有所改變。”
我們說多看少動，但並不是說就沒有自己的聲音。該出頭的時候就要出頭，就應該有擔當，要逐漸形成有你自己特色的工作風格。這是其一。
其次，要有大局觀，不僅要埋頭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更要抬頭看路。要能夠全麵地、係統地、前瞻性地看問題、思考問題，能夠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發展的趨勢和規律。
同時目光有遠見，遇事腦子多思考，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把握好整體的利益和局部的利益關係，對待問題能夠做出快速的反應和正確的決策，使整體的利益最大化。
他說，最後一點，注重細節。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細節決定成敗。工作上任何一個小小的細節都不能有絲毫的忽視，要不然就可能會顯得你沒有城府，不懂得做人，也很容易得罪人。曉得伐？
王建浦認真思考了一會兒，說：“領導今天的教誨，我心裏有數，會一直記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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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實話，在工作上小王你幫助過我不少，我今天也要謝謝你的。”夏主任看看手表，說，“對了，前一向我碰著保稅區的施總，他特意說起過你，說你的發言稿在全國保稅區的大會上，給外高橋保稅區增光不少，他們領導對你評價很高的。”
王建浦笑了笑，不響。
這時候，隻聽得一陣樓梯響，申總和老楊就出現在了樓梯口。
王建浦站起來和他們打招唿，連忙給他們泡茶。
等菜的時間，說說笑笑，不一會兒就說到了申總辭職下海的事情上。
“你們是不是對我的辭職，還是有一些不理解？”申總笑了笑，說道。
申總今年元旦剛過四十三，在單位又是中層正職，按理說正是幹事業的好時候。隻是他手捧著“金飯碗”，就這樣下海了。王建浦知道，申處長的下海，還和一般人還不一樣，算是“裸辭”，也就是說，義無反顧放棄了在研究室的一切，當然也包括了原本光明而且大好的政治前途。
夏主任看著申總，沒有作聲。
老楊嗬嗬一笑，說道，如果說八十年代最火的一個詞是“改革開放”，那麽，現在最火的詞，恐怕就是是“下海經商”了。十億人民九億商，還以一億在路上嘛。
“雖然我對公職看得很淡，但是從單位辭職的時候，還是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對。”沈總端起茶杯，吹吹上麵的浮沫，喝了一大口，放下茶杯，說道，
“家裏人都覺得，一是在政府部門上班，工作穩定，也算是有了一定的職位，待遇雖不算高，但很體麵。二是我自己習慣了體製內的性質與氛圍，一直過得都很舒服。基本上每天按時上下班，今天幹不完的工作可以留到明天。”
王建浦也看向申總，不響。
“反對的還有我老父親。我父親是一名離休幹部，已在醫院住三年了。老人顯然很不理解我這個兒子作出的瘋狂決定，他有天躺在病房裏問了我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看病有人報銷，你辭職了，誰給你報銷呢？’”
申總笑了笑，說道：“但是我為什麽還是要堅持辭職呢？我想將兩個故事。一個是社會上的，一個是我們單位發生在我身邊的一個故事。”
王建浦給領導們續水。
第一個故事。
去年的3月13日，刑期未滿的年廣久一臉懵圈地走出監獄，他意識到“外麵發生了大事”，卻不清楚是誰救了自己。
三年前，這個“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因一樁莫須有的貪汙案被捕，到92年已被羈押了30多個月。
前途未卜的年廣久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人生會在這一年反轉。
這年1月，88歲高齡的老人家到南方視察。傻子瓜子深圳分公司聞訊，壯著膽子打出橫幅：“傻子歡迎老人家到深圳視察”。
老人家對這位瓜子大王早有耳聞，對身邊的人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就因為老人家的點名，一個多月後，年廣久被無罪釋放。
實際上，這已經是年廣久第三次被老人家“保護”了。
早在80年，改革開放剛起步的時候，小業主雇傭八人以上就可能被劃為“資本家”，年廣久卻一口氣雇了12個工人炒瓜子，結果被人告上了中央。
老人家了解情況後說：“不要動，先放一放，看一看。”
沒過幾年，年廣久的工廠擴張到百人規模，狠狠賺了一百萬。因為賺的錢太多，發黴了，他居然在自家院子裏曬滿了花花綠綠的鈔票，結果被人扣上“資本家複辟”的帽子。
小報告第二次打到中/央，老人家表態：“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麽，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到了89年，“姓社姓資”的討論異常激烈，“出頭鳥”年廣久因為搞“有獎銷售”又一次中槍。他被指控“擾亂市場”“變相賭博”，先是被檢察院以貪汙罪逮捕，最後因證據不足，於91年改為“流氓罪”，被判入獄三年。
要不是老人家南方談話時提到他，年廣久至少還要再過兩年才能重見天日。大字不識的他，出獄後第一件事，就是找人把老人家的那幾句話貼在店鋪牆上，逢人就念叨：“沒有老人家，就沒有傻子的今天。”
申總停頓一下，一字一句地說道：“國運興衰，個人浮沉，從這一件事，我就覺得從未像去年一樣，捆綁得如此緊密。”
王建浦端端正正坐好。
夏主任停一會兒，說道：“你的為人處事方麵自然是沒得說的。但是你現在從一個兵到了一個部門的負責人，相應地，有些做事的方式方法也要有所改變。”
我們說多看少動，但並不是說就沒有自己的聲音。該出頭的時候就要出頭，就應該有擔當，要逐漸形成有你自己特色的工作風格。這是其一。
其次，要有大局觀，不僅要埋頭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更要抬頭看路。要能夠全麵地、係統地、前瞻性地看問題、思考問題，能夠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發展的趨勢和規律。
同時目光有遠見，遇事腦子多思考，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把握好整體的利益和局部的利益關係，對待問題能夠做出快速的反應和正確的決策，使整體的利益最大化。
他說，最後一點，注重細節。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細節決定成敗。工作上任何一個小小的細節都不能有絲毫的忽視，要不然就可能會顯得你沒有城府，不懂得做人，也很容易得罪人。曉得伐？
王建浦認真思考了一會兒，說：“領導今天的教誨，我心裏有數，會一直記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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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實話，在工作上小王你幫助過我不少，我今天也要謝謝你的。”夏主任看看手表，說，“對了，前一向我碰著保稅區的施總，他特意說起過你，說你的發言稿在全國保稅區的大會上，給外高橋保稅區增光不少，他們領導對你評價很高的。”
王建浦笑了笑，不響。
這時候，隻聽得一陣樓梯響，申總和老楊就出現在了樓梯口。
王建浦站起來和他們打招唿，連忙給他們泡茶。
等菜的時間，說說笑笑，不一會兒就說到了申總辭職下海的事情上。
“你們是不是對我的辭職，還是有一些不理解？”申總笑了笑，說道。
申總今年元旦剛過四十三，在單位又是中層正職，按理說正是幹事業的好時候。隻是他手捧著“金飯碗”，就這樣下海了。王建浦知道，申處長的下海，還和一般人還不一樣，算是“裸辭”，也就是說，義無反顧放棄了在研究室的一切，當然也包括了原本光明而且大好的政治前途。
夏主任看著申總，沒有作聲。
老楊嗬嗬一笑，說道，如果說八十年代最火的一個詞是“改革開放”，那麽，現在最火的詞，恐怕就是是“下海經商”了。十億人民九億商，還以一億在路上嘛。
“雖然我對公職看得很淡，但是從單位辭職的時候，還是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對。”沈總端起茶杯，吹吹上麵的浮沫，喝了一大口，放下茶杯，說道，
“家裏人都覺得，一是在政府部門上班，工作穩定，也算是有了一定的職位，待遇雖不算高，但很體麵。二是我自己習慣了體製內的性質與氛圍，一直過得都很舒服。基本上每天按時上下班，今天幹不完的工作可以留到明天。”
王建浦也看向申總，不響。
“反對的還有我老父親。我父親是一名離休幹部，已在醫院住三年了。老人顯然很不理解我這個兒子作出的瘋狂決定，他有天躺在病房裏問了我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看病有人報銷，你辭職了，誰給你報銷呢？’”
申總笑了笑，說道：“但是我為什麽還是要堅持辭職呢？我想將兩個故事。一個是社會上的，一個是我們單位發生在我身邊的一個故事。”
王建浦給領導們續水。
第一個故事。
去年的3月13日，刑期未滿的年廣久一臉懵圈地走出監獄，他意識到“外麵發生了大事”，卻不清楚是誰救了自己。
三年前，這個“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因一樁莫須有的貪汙案被捕，到92年已被羈押了30多個月。
前途未卜的年廣久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人生會在這一年反轉。
這年1月，88歲高齡的老人家到南方視察。傻子瓜子深圳分公司聞訊，壯著膽子打出橫幅：“傻子歡迎老人家到深圳視察”。
老人家對這位瓜子大王早有耳聞，對身邊的人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就因為老人家的點名，一個多月後，年廣久被無罪釋放。
實際上，這已經是年廣久第三次被老人家“保護”了。
早在80年，改革開放剛起步的時候，小業主雇傭八人以上就可能被劃為“資本家”，年廣久卻一口氣雇了12個工人炒瓜子，結果被人告上了中央。
老人家了解情況後說：“不要動，先放一放，看一看。”
沒過幾年，年廣久的工廠擴張到百人規模，狠狠賺了一百萬。因為賺的錢太多，發黴了，他居然在自家院子裏曬滿了花花綠綠的鈔票，結果被人扣上“資本家複辟”的帽子。
小報告第二次打到中/央，老人家表態：“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麽，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到了89年，“姓社姓資”的討論異常激烈，“出頭鳥”年廣久因為搞“有獎銷售”又一次中槍。他被指控“擾亂市場”“變相賭博”，先是被檢察院以貪汙罪逮捕，最後因證據不足，於91年改為“流氓罪”，被判入獄三年。
要不是老人家南方談話時提到他，年廣久至少還要再過兩年才能重見天日。大字不識的他，出獄後第一件事，就是找人把老人家的那幾句話貼在店鋪牆上，逢人就念叨：“沒有老人家，就沒有傻子的今天。”
申總停頓一下，一字一句地說道：“國運興衰，個人浮沉，從這一件事，我就覺得從未像去年一樣，捆綁得如此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