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芬克斯,是希臘人對獅身人麵像的稱唿。不過,古希臘的斯芬克斯卻有兩隻翅膀。這就比古埃及那個長著石灰石腦袋的家夥顯得輕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時空從雅典飛到費城。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沒有翅膀就不能飛向遠方。但怎樣飛翔,卻還要看是什麽樣的翅膀。[3]


    中華的翅膀,是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


    的確,憂患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底色。從《詩·小雅·小旻》的“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再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憂患意識幾乎貫穿了整個中華史。


    這是對的。曆史的經驗證明,任何一個政權,憂患則生,安樂則死。個人也一樣。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憂而憂”(範仲淹),詩人們也得“為賦新詞強說愁”(辛棄疾),因為“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曹操)。甚至就連妓女丫環、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流,據說也懂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從而憂國憂民。


    但,我們民族又是樂觀的。我們相信“天遂人願”,相信“善惡有報”,相信“事在人為”,相信“事情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即便有了壞事也“焉知非福”。因此,我們“不改其樂”,哪怕“苦中取樂”,也總歸“樂在其中”。


    既憂患又樂觀,就有禮有樂。禮就是理,講倫理,講秩序,體現憂患;樂就是樂,講快樂,講和諧,造就樂觀。禮和樂,是兩個基本點,也是兩隻翅膀。


    那麽,希臘的翅膀是什麽?


    科學精神和藝術氣質。


    正如羅馬人癡迷於法律,希臘人則陶醉於科學。希臘人的科學不是實用主義的,他們是“為思想而思想,為科學而科學”。所以,他們能把埃及人用於測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術變成幾何學,也能把巴比倫的占星術變成天文學。有科學這雙翅膀,希臘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達米亞媽媽,成為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公元1世紀前後出土。《幾何原本》成書於公元前3世紀左右,被認為是歐幾裏德結合前人成果以及其個人創造而成的不朽著作。全書共十三卷,以演繹法作為基本理論,總結了平麵幾何五大公設。它是歐洲數學的基礎,在兩千多年間,被譽為曆史上最成功的教科書,更成為嚴密思維的範例。


    安提基特拉機械建造於公元前2 世紀左右,目前已發現82 塊殘骸。這件古希臘天文學和數學理論相結合的產物,是世界上至今已知最早的齒輪裝置。通過研究殘骸上的齒輪,結合鐫刻的希臘銘文操作手冊,已證實這個機械裝置不僅能計算恆星和行星的位置,還可以預測月食和日食。


    然而希臘人又極具藝術氣質。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是“正常的兒童”,也是人類童年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因此能“為藝術而藝術,為審美而審美”。這種純粹,使他們即便是在縱欲和淫樂時,也毫無負罪感,更不會道貌岸然。隻要幹得漂亮,不管是談天說地,還是尋歡作樂,都會得到滿堂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敵人。[4]


    由此可見,科學和藝術,在希臘人那裏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它們統一於單純,統一於天然,統一於率真。事實上,希臘藝術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統一。它們在尼采那裏被分別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羅精神),前者體現於音樂,後者體現於造型藝術,尤其是雕塑。


    希臘精神是互補的。


    同樣,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也是一個互補結構。憂患是底色,樂觀是表情,正如希臘藝術氣質的背後,其實是科學精神。它們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塑造著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風貌。


    也許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毀滅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條腿在走路。


    然而希臘與中華,卻又迥異其趣。


    總體上說,希臘文明是外向和進取的,中華文明則是內向和求穩的。我們的憂患,其實是對亂的恐懼,對治的祈求。因此,盡管兩種文明都有翅膀,飛行方式卻截然不同。希臘人是遠航,我們是盤旋。因為遠航,他們浴火重生;因為盤旋,我們超級穩定。秦漢以後,甚至西周以後,無論怎樣治亂循環改朝換代,都萬變不離其宗。


    這又是為什麽?


    [3]此節論述請參看鄧曉芒、易中天《黃與藍的交響》。


    [4]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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