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天下為家 重大失誤
易中天中華史：奠基者 作者：易中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做不了大夫的貴族子弟，就做“士”。
士階層的出現，是宗法製和封建製的必然結果。因為按照宗法製，次子和庶子不能襲爵；按照封建製，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因此，大夫的兒子如果沒有繼承權，就隻有貴族身份，沒有貴族爵位。
於是，這些無爵可襲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孫，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遠親，便構成最低一級的貴族，叫做“士”。
士，在曆史上極為重要。
重要性是逐漸顯示出來的。如果說西周是王的時代，東周是諸侯的時代，春秋是大夫的時代，那麽戰國就是士的時代。那時的士，周遊列國，朝秦暮楚，拉幫結派，合縱連橫，演繹出一幕又一幕驚心動魄的活的戲劇。
秦漢以後，我們民族進入帝國階段，廢封建，行郡縣，諸侯和大夫這兩級貴族都被消滅。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於是，士便成為平民之首，與其他階層合稱“士農工商”。從漢帝國到清帝國，官僚集團主要由士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謂“士族”。士，最終成為中國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國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這並非沒有原因。
首先，周代的士，是貴族，也有貴族的權利和待遇。權利包括祭祀權、參政權和從軍權，待遇則低於王侯大夫，高於平民。比方說，婚姻，一妻一妾；祭祀，三鼎二簋；樂舞，二佾（讀如異），也就是舞女兩行。
但作為貴族，士“有權利，無權力”，最重要的是沒有治權。因為天子、諸侯、大夫都有領地，比如諸侯有封國，大夫有采邑。這些領地，經過了授土、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因此領主不但有財權，還有治權。
士就沒有領地，隻有食田，也就是某塊田地的賦稅歸他，但對田裏的農民不能統治。而且，還必須擔任一定職務，才有食田，食田不是他的私產。擁有世職（世襲的職務）和世田（世襲的田地）的，是少數。
越來越多的士，都隻能打工。
這就要有本事。實際上，但凡士，都多少有些能耐。他們或者有武藝，可以做戰士、保鏢、刺客；或者有文化，可以做史官、智囊、文秘；或者懂經營，可以做管家、會計、經紀人；或者會方術，可以治病、療傷、看風水、配春藥、傳授房中術。再不濟，也能“雞鳴狗盜”。
顯然，周代的士，就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和白領階層。他們地位不高不低，人數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適合培養為中產階級。苟如此，就能形成鞏固各級政權、維護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誤，就在這裏。
從西周大封建開始，真正得到實權和實惠的，是諸侯和大夫。最後養肥的，也是這些中上層貴族。這對“中央”其實是不利的。因為諸侯和大夫越強大，天子就越虛弱。強枝弱幹的結果，是周王室成為皮包公司，周天子成為光杆司令，最後連橡皮圖章都當不成。
一並退出曆史舞台的，還有封建秩序。因為諸侯可能強於天子，大夫也可能強於諸侯。子公司超過總公司，豈能不亂？隻不過，春秋是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爭霸”；戰國則是大夫滅了諸侯，比如“三家分晉”。
但無論哪一種，士都是幫兇。
但同時，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這就是先秦諸子。其中，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隱士，法家代表謀士，都是士的代表。隻不過，他們的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認為那世界無藥可救。
同樣是士，為什麽有的助紂為虐，有的救苦救難，有的袖手旁觀，如此不同呢？
因為有君子，有小人。
士階層的出現，是宗法製和封建製的必然結果。因為按照宗法製，次子和庶子不能襲爵；按照封建製，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因此，大夫的兒子如果沒有繼承權，就隻有貴族身份，沒有貴族爵位。
於是，這些無爵可襲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孫，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遠親，便構成最低一級的貴族，叫做“士”。
士，在曆史上極為重要。
重要性是逐漸顯示出來的。如果說西周是王的時代，東周是諸侯的時代，春秋是大夫的時代，那麽戰國就是士的時代。那時的士，周遊列國，朝秦暮楚，拉幫結派，合縱連橫，演繹出一幕又一幕驚心動魄的活的戲劇。
秦漢以後，我們民族進入帝國階段，廢封建，行郡縣，諸侯和大夫這兩級貴族都被消滅。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於是，士便成為平民之首，與其他階層合稱“士農工商”。從漢帝國到清帝國，官僚集團主要由士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謂“士族”。士，最終成為中國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國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這並非沒有原因。
首先，周代的士，是貴族，也有貴族的權利和待遇。權利包括祭祀權、參政權和從軍權，待遇則低於王侯大夫，高於平民。比方說，婚姻，一妻一妾；祭祀，三鼎二簋；樂舞，二佾（讀如異），也就是舞女兩行。
但作為貴族，士“有權利，無權力”，最重要的是沒有治權。因為天子、諸侯、大夫都有領地，比如諸侯有封國，大夫有采邑。這些領地，經過了授土、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因此領主不但有財權，還有治權。
士就沒有領地，隻有食田，也就是某塊田地的賦稅歸他，但對田裏的農民不能統治。而且，還必須擔任一定職務，才有食田，食田不是他的私產。擁有世職（世襲的職務）和世田（世襲的田地）的，是少數。
越來越多的士，都隻能打工。
這就要有本事。實際上，但凡士，都多少有些能耐。他們或者有武藝，可以做戰士、保鏢、刺客；或者有文化，可以做史官、智囊、文秘；或者懂經營，可以做管家、會計、經紀人；或者會方術，可以治病、療傷、看風水、配春藥、傳授房中術。再不濟，也能“雞鳴狗盜”。
顯然，周代的士，就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和白領階層。他們地位不高不低，人數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適合培養為中產階級。苟如此，就能形成鞏固各級政權、維護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誤，就在這裏。
從西周大封建開始，真正得到實權和實惠的，是諸侯和大夫。最後養肥的，也是這些中上層貴族。這對“中央”其實是不利的。因為諸侯和大夫越強大，天子就越虛弱。強枝弱幹的結果，是周王室成為皮包公司，周天子成為光杆司令，最後連橡皮圖章都當不成。
一並退出曆史舞台的，還有封建秩序。因為諸侯可能強於天子，大夫也可能強於諸侯。子公司超過總公司，豈能不亂？隻不過，春秋是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爭霸”；戰國則是大夫滅了諸侯，比如“三家分晉”。
但無論哪一種，士都是幫兇。
但同時，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這就是先秦諸子。其中，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隱士，法家代表謀士，都是士的代表。隻不過，他們的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認為那世界無藥可救。
同樣是士，為什麽有的助紂為虐，有的救苦救難，有的袖手旁觀，如此不同呢？
因為有君子，有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