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與晚明帝王的對比，避暑山莊與萬曆深宮的對比，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當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較複雜。
開始，大多數漢族知識分子都堅持抗清複明，甚至在赳赳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後，一群柔弱的文人還寧死不屈。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著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軍事爭逐都是浮麵的，而事情到了要搖撼某個文化生態係統的時候才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當時江南地區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於“削發”之事，即漢人曆來束發而清人強令削發，甚至到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地步。頭發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態。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爭”的最高爆發點。
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係統聯係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別，並把“韃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頭發終於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拚死堅持。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後便絕食，二十天後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於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後迴餘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武裝抗清失敗後便開始流浪，誰也找不著他，最後終老陝西……這些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隨。
但是，事情到了康熙那兒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禿鷹，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著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討伐吳三桂的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向朝廷推薦“學問兼優、文辭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做“博學鴻詞科”。
這次被保薦、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後來錄取了五人。其中有傅山、李顒等人被推薦了卻寧死不應考。傅山被人推薦後又被強抬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如此行動舉止，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他迴鄉後不準別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顒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後稱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後竟以絕食相抗，眾人隻得作罷。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歲。沒想到二十五年後，五十餘歲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要召見他；李顒沒有應召，但心裏畢竟已經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做代表應召，並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
與李顒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對黃宗羲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願，便命令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裏，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內以供自己拜讀。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與李顒一樣，自己出麵終究不便，由兒子代理，黃宗羲讓自己的兒子黃百家進入皇家修史部門，幫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務。你看，即便是原先與清廷不共戴天的黃宗羲、李顒他們，也覺得兒子一輩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過日子了。這不是變節，也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文化生態意義上的開始認同。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得那麽誠懇，漢族文人為什麽就完全不能與他認同呢？
黃宗羲不是讓兒子參加康熙下令編寫的《明史》嗎？編《明史》這事給漢族知識界震動不小。康熙任命了大曆史學家徐元文、萬斯同、張玉書、王鴻緒等負責此事，要他們根據《明實錄》如實編寫，說“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他還多次要大家仔細研究明代晚期破敗的教訓，引以為戒。漢族知識界要反清複明，而清廷君主竟然親自領導著漢族的曆史學家在冷靜研究明代了。這種研究又高於反清複明者的思考水平，那麽，對峙也就不能不漸漸化解了。《明史》後來成為整個二十四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這是直到今天還要承認的事實。
當然，也還餘留著幾個堅持不肯認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時代浙江有個叫呂留良的學者，在著書和講學中還一再強調孔子思想的精義是“尊王攘夷”。這個提法，在他死後被湖南一個叫曾靜的落第書生看到了，很是激動，趕到浙江找到呂留良的兒子和學生幾人，籌劃反清。
這時康熙也早已過世，已是雍正年間，這群文人手下無一兵一卒，能幹成什麽事呢？他們打聽到川陝總督嶽鍾琪是嶽飛的後代，想來肯定能繼承嶽飛遺誌來抗擊外夷，就派人帶給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請他起事。
這事說起來已經有點近乎笑話。嶽飛抗金到那時已隔著整整一個元朝、整整一個明朝，清朝也已過了八九十年，算到嶽鍾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居然還想著讓他憑著一個“嶽”字拍案而起，中國書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這裏。
嶽鍾琪是清朝大官，做夢也沒有想到過要反清，接信後虛假地應付了一下，卻理所當然地報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逮捕了這個謀反集團，又親自閱讀了書信、著作，覺得其中有好些觀點需要自己寫文章來與漢族知識分子辯論。他認為有過康熙一代，已有足夠的事實證明清代統治者並不差，可為什麽還有人要對抗清廷？於是這位皇帝親自編了一部《大義覺迷錄》頒發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靜等人的死罪，讓他們專到江浙一帶去宣講。
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寫得頗為誠懇。他的大意是：不錯，我們是夷人，我們是“外國”人，但這是籍貫而已，天命要我們來撫育中原生民，被撫育者為什麽還要把華、夷分開來看？你們所尊重的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這難道有損於他們的聖德嗎？呂留良這樣著書立說的人，將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隱匿和誣蔑，實在是不顧民生國運隻泄私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能反而勇於為善，如果著書立說的人隻認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分，而外族君主即便勵精圖治也得不到褒揚，外族君主為善之心也會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還是中原百姓嗎？
雍正的這番話帶著明顯的委屈情緒，而且是給父親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動人的地方。但他的整體思維顯然比不上康熙，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外國”人、“夷人”，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複雜了。他的兒子乾隆看出了這個毛病，即位後把《大義覺迷錄》全部收迴，列為禁書，殺了被雍正赦免的曾靜等人，開始大興文字獄。
除了華、夷之分的敏感點外，其他地方雍正倒是比較寬容、有度量，聽得進忠臣賢士們的尖銳意見和建議，因此在執政的前期，做了不少好事，國運可稱昌盛。這樣一來，即便存有異念的少數漢族知識分子也不敢有什麽想頭，到後來也真沒有什麽想頭了。其實本來這樣的人已不可多覓，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過了頭。真正第一流的大學者，在乾隆時代已經不想做反清複明的事情。
乾隆靠著人才濟濟的智力優勢，靠著康熙、雍正給他奠定的豐厚基業，也靠著他本人的韜略雄才，做起了中國曆史上福氣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莊，他來得最多，總共逗留的時間很長，因此他的蹤跡更是隨處可見。乾隆也經常參加“木蘭秋獵”，親自射獲的獵物也極為可觀，但他的主要心思卻放在邊疆征戰上，避暑山莊和周圍的外八廟內記載這種征戰成果的碑文極多。
這種征戰與漢族的利益沒有衝突，反而弘揚了中國的國威，連漢族知識界也引以為榮，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華夏聖君了。但我細看碑文之後卻產生一個強烈的感覺：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數戰爭的必要性深可懷疑——需要打得這麽大嗎？需要反複那麽多次嗎？需要殺得如此殘酷嗎？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謂“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莊裏樂滋滋地自我品嚐，這使山莊迴蕩出一些燥熱而又不祥的氣氛。在滿、漢文化對峙基本上結束之後，這裏洋溢著的是中華帝國的自得情緒。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莊，乾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莊的萬樹園內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莊一片熱鬧。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貿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於居住在避暑山莊、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的乾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
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標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內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製不合，斷不可行”。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本來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隻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製，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我們閉目就能想象清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製是出於何種心理規定出來的。
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係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
乾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辭，在曆史老人聽來，不太順耳了。這座園林已摻雜進某種兇兆。
開始，大多數漢族知識分子都堅持抗清複明，甚至在赳赳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後，一群柔弱的文人還寧死不屈。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著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軍事爭逐都是浮麵的，而事情到了要搖撼某個文化生態係統的時候才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當時江南地區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於“削發”之事，即漢人曆來束發而清人強令削發，甚至到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地步。頭發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態。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爭”的最高爆發點。
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係統聯係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別，並把“韃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頭發終於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拚死堅持。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後便絕食，二十天後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於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後迴餘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武裝抗清失敗後便開始流浪，誰也找不著他，最後終老陝西……這些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隨。
但是，事情到了康熙那兒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禿鷹，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著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討伐吳三桂的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向朝廷推薦“學問兼優、文辭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做“博學鴻詞科”。
這次被保薦、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後來錄取了五人。其中有傅山、李顒等人被推薦了卻寧死不應考。傅山被人推薦後又被強抬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如此行動舉止，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他迴鄉後不準別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顒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後稱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後竟以絕食相抗，眾人隻得作罷。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歲。沒想到二十五年後，五十餘歲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要召見他；李顒沒有應召，但心裏畢竟已經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做代表應召，並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
與李顒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對黃宗羲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願，便命令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裏，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內以供自己拜讀。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與李顒一樣，自己出麵終究不便，由兒子代理，黃宗羲讓自己的兒子黃百家進入皇家修史部門，幫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務。你看，即便是原先與清廷不共戴天的黃宗羲、李顒他們，也覺得兒子一輩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過日子了。這不是變節，也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文化生態意義上的開始認同。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得那麽誠懇，漢族文人為什麽就完全不能與他認同呢？
黃宗羲不是讓兒子參加康熙下令編寫的《明史》嗎？編《明史》這事給漢族知識界震動不小。康熙任命了大曆史學家徐元文、萬斯同、張玉書、王鴻緒等負責此事，要他們根據《明實錄》如實編寫，說“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他還多次要大家仔細研究明代晚期破敗的教訓，引以為戒。漢族知識界要反清複明，而清廷君主竟然親自領導著漢族的曆史學家在冷靜研究明代了。這種研究又高於反清複明者的思考水平，那麽，對峙也就不能不漸漸化解了。《明史》後來成為整個二十四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這是直到今天還要承認的事實。
當然，也還餘留著幾個堅持不肯認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時代浙江有個叫呂留良的學者，在著書和講學中還一再強調孔子思想的精義是“尊王攘夷”。這個提法，在他死後被湖南一個叫曾靜的落第書生看到了，很是激動，趕到浙江找到呂留良的兒子和學生幾人，籌劃反清。
這時康熙也早已過世，已是雍正年間，這群文人手下無一兵一卒，能幹成什麽事呢？他們打聽到川陝總督嶽鍾琪是嶽飛的後代，想來肯定能繼承嶽飛遺誌來抗擊外夷，就派人帶給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請他起事。
這事說起來已經有點近乎笑話。嶽飛抗金到那時已隔著整整一個元朝、整整一個明朝，清朝也已過了八九十年，算到嶽鍾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居然還想著讓他憑著一個“嶽”字拍案而起，中國書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這裏。
嶽鍾琪是清朝大官，做夢也沒有想到過要反清，接信後虛假地應付了一下，卻理所當然地報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逮捕了這個謀反集團，又親自閱讀了書信、著作，覺得其中有好些觀點需要自己寫文章來與漢族知識分子辯論。他認為有過康熙一代，已有足夠的事實證明清代統治者並不差，可為什麽還有人要對抗清廷？於是這位皇帝親自編了一部《大義覺迷錄》頒發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靜等人的死罪，讓他們專到江浙一帶去宣講。
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寫得頗為誠懇。他的大意是：不錯，我們是夷人，我們是“外國”人，但這是籍貫而已，天命要我們來撫育中原生民，被撫育者為什麽還要把華、夷分開來看？你們所尊重的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這難道有損於他們的聖德嗎？呂留良這樣著書立說的人，將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隱匿和誣蔑，實在是不顧民生國運隻泄私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能反而勇於為善，如果著書立說的人隻認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分，而外族君主即便勵精圖治也得不到褒揚，外族君主為善之心也會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還是中原百姓嗎？
雍正的這番話帶著明顯的委屈情緒，而且是給父親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動人的地方。但他的整體思維顯然比不上康熙，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外國”人、“夷人”，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複雜了。他的兒子乾隆看出了這個毛病，即位後把《大義覺迷錄》全部收迴，列為禁書，殺了被雍正赦免的曾靜等人，開始大興文字獄。
除了華、夷之分的敏感點外，其他地方雍正倒是比較寬容、有度量，聽得進忠臣賢士們的尖銳意見和建議，因此在執政的前期，做了不少好事，國運可稱昌盛。這樣一來，即便存有異念的少數漢族知識分子也不敢有什麽想頭，到後來也真沒有什麽想頭了。其實本來這樣的人已不可多覓，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過了頭。真正第一流的大學者，在乾隆時代已經不想做反清複明的事情。
乾隆靠著人才濟濟的智力優勢，靠著康熙、雍正給他奠定的豐厚基業，也靠著他本人的韜略雄才，做起了中國曆史上福氣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莊，他來得最多，總共逗留的時間很長，因此他的蹤跡更是隨處可見。乾隆也經常參加“木蘭秋獵”，親自射獲的獵物也極為可觀，但他的主要心思卻放在邊疆征戰上，避暑山莊和周圍的外八廟內記載這種征戰成果的碑文極多。
這種征戰與漢族的利益沒有衝突，反而弘揚了中國的國威，連漢族知識界也引以為榮，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華夏聖君了。但我細看碑文之後卻產生一個強烈的感覺：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數戰爭的必要性深可懷疑——需要打得這麽大嗎？需要反複那麽多次嗎？需要殺得如此殘酷嗎？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謂“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莊裏樂滋滋地自我品嚐，這使山莊迴蕩出一些燥熱而又不祥的氣氛。在滿、漢文化對峙基本上結束之後，這裏洋溢著的是中華帝國的自得情緒。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莊，乾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莊的萬樹園內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莊一片熱鬧。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貿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於居住在避暑山莊、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的乾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
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標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內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製不合，斷不可行”。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本來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隻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製，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我們閉目就能想象清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製是出於何種心理規定出來的。
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係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
乾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辭，在曆史老人聽來，不太順耳了。這座園林已摻雜進某種兇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