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劉繼業而言,與王東一起被暴民毆打完全改變了兩人的人生行徑。


    就在他加入青年會的同一個星期,王東就從法政速成班退學了,轉而進入同文學校。


    一直以來王東都是三人中最為幼稚,最衝動的,但是經此變故他瞬間成熟起來,絕大部分時間都在一個人思考。所以劉繼業知道他必定是經過深思熟慮才決定退學,並沒有阻止他。


    臨走前,王東對劉繼業說出了這麽一番話:


    “文鹿,我想明白了,法律學的再精通,但是國家不振作、國家不*也是無用……革命是拯救中國的唯一方法,但光靠個人革命是行不通的!我要去學西方哲理、學習革命之主義,發動國民,讓四萬萬漢人覺醒,一起來推翻頭頂上這個腐朽朝廷!!腦後的豬尾巴,我是一天也不想再留著了!!!”


    王東所言,又何嚐不是劉繼業的心聲?原本對立憲還抱有希望,覺得與其暴力革命,和平立憲更符合中國的現狀,覺得清朝朝廷在經曆了無數屈辱後領導者應當會覺悟。在與趙毓聲、王東、蔣方震等熱血青年的交往中,漸漸受其民族主義思想所感染,到達日本後麵臨各種歧視更是越來越不滿腦後的這根辮子,到最後遭受巨大恥辱,都是因為腦後的象征著恥辱的豬尾巴。


    這叫他如何不憎恨辮子所代表的,那個腐朽的朝廷?


    況且原本受後世教育和宣傳影響就對革命黨人抱有一定程度上的好感,加入他們並無心理上的障礙。


    至於成為一個革命者所帶來的危險,劉繼業決定凡事小心行事、沒有把握絕不會貿然起義,不給人以把柄。隻不過既然下決心投入革命,就必須努力成為領導者。劉繼業深知哪怕同為革命者,在利益和權柄麵前也不會有多少人性存留下來,既想要革命又要成功還不能被人利用最後做個冤鬼,這就需要他好好籌劃一番……


    不過此時此刻隻是1903年,連同盟會都還未成立,留日中國學生人數還不到一千人;稍加打聽後更發現黃興、宋教仁等後世鼎鼎有名的革命家此刻都名聲未顯……如此,為何自己不可取而代之?


    某種程度上,驅使少年成為革命者的理由除了恥辱、民族主義、複興中華這些正大光明的目標之外,內心深處未嚐不是因為一個名為野心的種子開始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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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個月後,【江蘇】刊物第三期社論首頁,一篇由筆名‘憤怒青年’所寫;標題為‘中國革命所需拿破侖還是華盛頓?’的社論一經發表,便造成轟動。


    ‘筆者有一浙江友人,同為革命同誌。一日筆者問彼此問題,沉思良久後答曰:拿氏雖然立下不世之功,然其稱帝獨裁一事又毀去其半生名譽,可謂褒貶參半之人吧……反觀華盛頓,身為大陸軍總司令領導獨立戰爭,為一國開國之父,然其以功成為美國第一任大總統後,卻功成名就便自行隱退。其人格之高尚,遠非拿氏可比。以此來看,中國當需要華盛頓。’


    ‘筆者認為,此言雖善,但有空想主義之嫌也。何解?因美之獨立戰爭,與法之獨立戰爭背景不同、敵人不同,環境不同,無法一概而論之。我中國革命所需要借鑒學習者,法國革命亦或是美國革命?在筆者看來,以中國之大環境實與法國大革命之環境最為相似也。’


    ‘美國革命時敵人僅英吉利一國,然彼獨立之十三州於開戰之時依然恪守民主、言論自由、個人主義,使反對革命獨立之保皇者得以在大陸議會之中散步失敗主義、保守主義、地區主義言論,嚴重影響中央政府之行政效率,擾亂民眾思想。此外由於獨立之十三州信奉個人主義,加上其於革命獨立之目的都不一致,彼此扯皮、內訌延誤戰機,內中更有保皇黨如伽羅維阻撓革命。


    如此政策的後果便是大陸議會軍費不足,被迫拖欠前線將士一年軍餉,大肆發行紙鈔致使通貨膨脹嚴重,使支持革命獨立之民眾苦不堪言!此即個人主義、絕對自由主義於革命戰爭期間所帶來之弊端也。然萬幸英美間還有大西洋為阻,且彼時科技尚不發達,跨洋作戰及補給困難,再兼有法蘭西、西班牙、荷蘭等歐洲強國為盟友於亞非歐牽製英軍,法蘭西更派遣數萬遠征軍至北美協同作戰,美國才能全力以赴力克強敵。由此,待美國革命獨立成功後,東西兩大洋、南北無強敵,方可安心發展,方有如今之偉大盛世。如此方式,無法複製、無法再現,僅適用於那一階段之那一美國也。’


    ‘法蘭西又如何?彼之對手為腐朽之*波旁王朝,不得民心、無戰鬥力,國民起義大革命馬到功成。然其革命成功之後便遭到反法聯盟之幹涉,奧國、英國、普國、俄國皆為歐陸霸主;麵對四麵強敵環繞、大革命嚴重內耗的情況,隻有動員一切所能動員之力量、團結一切所能團結之民眾,為國家,為民族求生存。如此則要求國家團結一致,不得有絲毫浪費,將一切人力物資發揮極致……此非強有力之人物不能做到,必有中央集權之政府,上下一心之團體,方能統籌國家,一致對外。因此以國家主義為宗旨,要求個人服從國家、國家民族之利益置於個人利益至上者,拿破侖第一便因此應運而生,帶領法國以一國之力擊破歐洲大小列強,製霸歐陸,造就不朽之輝煌。’


    ‘……落墨至此,敢問讀者自認為中國之革命,像法蘭西耶?像美利堅耶?以筆者看,中國如今上有腐朽野蠻之滿清,外有列強覬覦,四麵楚歌,與法蘭西何其像也!中國之革命當以法蘭西大革命為榜樣,相比分權之華盛頓,更需集權之拿破侖!’


    ‘……我堂堂中央之國時至今日已到山窮水盡之時!亡國滅種絕非臆想!!每一份力量都必須利用起來方可革命成功,萬萬耗不起個人主義之損耗,若以分權之美利堅法適用之,一懼民眾無所從之、二懼國家之有限力量就此分散不得集中!如今北有沙俄欲圖鯨吞東北、東有日本覬覦福建、南有英法德諸列強瓜分;我中國之環境不僅類法蘭西,而且更為嚴峻百倍!法蘭西彼時有千萬愛國之國民、有偉大絕倫之思想家、有紮實牢固之經濟實業為基礎,我中國又如何?四萬萬尚未覺醒之民眾、愚昧落後之士大夫、國家經濟受製於人、實業鐵路如一紙空白!!如此惡劣情形下,試問諸君我中國耗得起嗎?耗不起!容不得半點浪費!!!唯有團結全國,實行國家主義,將國家民族置於個人之上,舉國之力發憤圖強,學習拿破侖之開明*內修政治、外振國威,學習日本富國強兵,方能使中國重立世界列強之林!’


    此時還處於革命主義的萌芽期,大家此刻所關注的,還隻是民族主義、排滿複漢,高深點的拿來些盧梭、孟德斯鳩等先哲的思想,以證明革命的正統性。真正頗有思想見地的,還僅僅局限在梁啟超所辦的新民叢報唯一一家報紙而已。


    這篇文章刊登出來,一時間褒貶參半;反對者認為這是為*主義招魂,完全不符合當今世界民主之潮流,拿破侖也是最後身敗名裂之人不值得效仿。讚同者則認為此人觀點言之有理,茅塞頓開。無論觀點如何,此文都被拿來與去年在新民叢報上刊登的‘軍國民篇’、新民論等極有立意的文章做比較,都是有獨立思想,不拘泥於抄襲西學的文章。


    不少人倒是好奇這國家主義又是什麽東西。


    無論如何,至少也讓人注意到憤怒青年這個人,關注江蘇刊物的也不再僅是江蘇籍貫的革命者了。


    東京錦輝館裏,劉繼業正在埋頭揮舞著鋼筆,一隻手忽然搭在他的肩膀上,迴頭一看卻見同誌蔣方震拿著最新一期【江蘇】,笑道:“文鹿這可是把我給賣了,浙江友人哈哈……想不到你真把我倆的討論刊登出來!”


    放下筆,看向眼前這個成城學校的同學、青年會裏的同誌、誌氣相投的好友,劉繼業笑道:“還不是受百裏兄啟發。”


    “文鹿年紀輕輕,就有如此見地實屬難得,就連任公也誇讚不已,言及若你有時間也可往新民叢報投稿……若有空,也可為我所撰的斯巴達一文品鑒品鑒嗬嗬……”蔣方震用濃厚的浙江口音說著。


    劉繼業麵露驚訝之色:“任公,乃是梁公啟超?”


    “正是。”


    二十世紀初的梁啟超經過與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所寫文章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文章一反駢體、八股之弊,反而使用白話文因此傳誦一時,是當世中國最具聲望的政論家、思想家。維新失敗,庚子國難後,梁啟超思想日趨激進,曾參與謀劃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更因鼓吹革命而與保皇派的老師康有為產生分歧,說出“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之名言。


    直至後來聽從康有為建議,於1903年初遊曆美洲,最終得出民主共和不適用於中國的結論,認為暴力革命隻能造就暴君,因此重新開始支持君主立憲。後期與民報等革命派筆戰,成為立憲派的精神領袖。


    不過由於劉繼業的穿越造成曆史已改變,使得梁啟超美國之行推遲了半年,此刻仍然待在橫濱的家中努力編撰新民叢報,其思想也依然激進熱血。


    劉繼業並不清楚曆史已經產生了偏差;穿越前就知道有這麽一號人,在穿越後的日子裏,梁啟超的大名便如雷貫耳。對於立憲派而言,他是維新誌士,與老師康有為並稱康梁同為領袖。對於革命派來說,梁啟超的文章又起到了啟蒙的作用,無數人通過讀閱他的新民論才了解到民族主義,進而成為革命者。


    此時的梁啟超絕對是廣大年輕讀書人崇拜的對象。


    “百裏居然認識任公?”劉繼業沒有想到這個長相儒雅的同學,平易近人卻不多話,文辭優雅,極有文學天賦,對時事頗有見地,於軍事方麵更展現出無比才華的天才般理想青年,竟然是梁啟超的學生。


    蔣方震謙虛地笑了笑:“在下不才有幸遇見先生,奉其左右,偶爾也為新民叢報寫些稿子。”


    “如果百裏君方便的話,希望能為我引薦之。”劉繼業滿懷希望地說道。


    “哈哈,等下我便要去橫濱拜會先生,本想邀請文鹿同去。文鹿既有此意甚好,待我收拾後便搭乘電車吧。”


    半個小時後,兩人坐上了前往橫濱的有軌電車。


    在雙層電車裏晃來晃去,一邊閑聊,劉繼業有些好奇的問道:“百裏兄,能說說你與任公是如何認識的嗎?”


    蔣方震哈哈一笑道:“你被我介紹給任公,我也是由他人介紹的,便是任公門下弟子、你我二人的同學,蔡鍔、蔡鬆坡是也!鬆坡本是湖南人,13歲便中秀才的天才也!早在時務學堂時便拜在唐才常、譚嗣同、任公門下,師徒相交莫逆。我與鬆坡同庚同學,彼此都看得順眼,便被他推薦給了任公。”


    居然是蔡鍔。


    與蔡鍔同學兩個月下來,也算是熟悉了他的為人。穩重、成熟、不像其他同齡人般喜歡出風頭,幾乎令人懷疑是否真的是年輕人。平常話也不多,極少發言,但考試成績永遠名列前三,偶爾也會說出令人深思之語;更曾經寫過‘軍國民篇’這一在留日學生中廣為傳閱的大好文章,提出中國需要國魂。不過雖為天才,在學校內他沒什麽朋友,倒是確實與蔣方震來往密切,一下課蔣方震就喜歡跑到他的房間裏吃飯。除此之外,似乎也與中國留學生會的理事長,留學生中極具威望的楊度交好。


    原來如此。


    蔣方震自是不清楚劉繼業腦中轉過何種想法,他笑道:“今日是禮拜六,估計鬆坡也在任公處;他頗為認同文鹿所言之國家主義,與其所倡導之軍國民主義有異曲同工之效。”頓了頓,繼續微笑道:“不過,鬆坡似乎還不知文鹿你就是憤怒青年,嗬嗬嗬。”


    如果說加入青年會是劉繼業抵達日本後做的第一件大事,那麽被蔣方震認可,並被推薦給當代大師梁啟超和天才蔡鍔,那就絕對讓劉繼業頗為期待了。


    他很期待接下的會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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