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中國選擇官員，有人主張選賢，有人主張任能。比如漢朝，高祖二年劉邦下求賢令，裏麵就有“與天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求賢令，說的很清楚，就是選賢。發展到後來，成了漢朝的察舉製。察舉製敗壞，成為實際上的世家貴族共治製度。到了隋朝改為了科舉製，科舉製經過改造之後，到了宋朝基本完善，成了官員的主要選拔方式。
文彥博曾說，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句話不奇怪，實際上從劉邦開始就是這個意思。後世的人拿這句話來諷刺宋朝的官員，實際上是不得要領，有些莫名其妙。
宋朝之後，蒙古入主中原，帶來了大量遊牧民族的習慣。在政治上，皇帝與士大夫，或者說帝權與皇權的製衡消失。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廢除了宰相，皇權得到了史無前例的加強。到了清朝，皇權再次增強，大臣甚至成了奴才。
曆史上常說，從秦始皇建立大一統政權開始，中國就有了皇權與相權的矛盾。總的趨勢，是皇權越來越強，相權越來越弱。甚至有人說，宋朝是群相製，就是皇權增強的表現。
客觀地講，宋朝的相權不弱，隻是在北宋單個宰相的權力弱了。但作為總體的政事堂宰執，權力是非常大的，遠不是後來的明清可以比的。到了南宋，更加出現了許多權相，有些不正常了。
後世的人研究中國曆史，經常講大趨勢。自漢之後兩千餘年，經常用一句話，概括曆史趨勢，而後把各個朝代套進這個趨勢裏麵。如果有套不進去的，就說是曆史的特例，甚至是曆史的反動。比如隨著曆史前進，中央集權越來越強，皇權越來越強。比如隨著曆史發展，民間商業越來越發達，在這個時候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那個時候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比如隨著曆史發展，賦稅越來越貨幣化，貨幣化是曆史發展的方向等等。
為什麽這樣是趨勢呢？大多講的是不明白的。或者是外國學者的理論，或者是意識形態，又或者隻是少數大學者這樣認為。到底曆史趨勢是什麽？不能真信。
王宵獵記得，自己前世曾經有一次學位答辨會。一個學生上去，做的是農機普及的研究。一開始就講，建國之後多麽困難，改革開放之後，有什麽飛速發展。下麵的教授們聽得目瞪口呆。有人實在忍不住，告訴他說，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農機事業實際上有了很大的成績，改革開放之後的二十年，要麽就是原地踏步，要麽就是大規模後退。直到兩千年後，才又重新發展。這才是事實。
曆史上的研究，很多時候也是這樣。比如說賦稅貨幣化是大趨勢，代表了社會的先進。實際上大部分時間，農民獲得貨幣是非常難的。不要說在古代，就是在現代，九十年代收業稅，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雜稅，都給農民造成了極大困難，引發了大量的社會矛盾。農民很大程度上不參與商業活動，收獲的是糧食，是實物，賦稅貨幣化就是加大了剝削。
很多曆史觀點都帶有這種痕跡。關於宋朝，最著名的觀點莫過於重文輕武、以文製武或者是崇文抑武導致軍事孱弱了。王宵獵記得自己看過一部英國電影，指揮戰爭的，是一個工兵營軍官。若是按照這些人的說法，也算是以文製武了，應該用個老士官做指揮官才是。這種說法不知道起於何時，在曆史學界甚至成為了定論。說起宋朝軍事的衰弱，經常有人高高在上的來一句。
曆史真是這樣的？就因為武人的地位低，所以他們的積極性不高，所以不努力打仗，所以軍事上不行？怎麽換到了歐美國家那裏，又換成了另一套說法？
從根本上說，對曆史的研究沒有堅持實事求是。更深層次地講，是態度上有問題。
新中國建立的時候，教員曾說，我們善於打破一個舊世界，也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隻是後來的曆史表明，建立一個新世界，實在比打破舊世界更難。
新中國與舊中國最大的不同，就是確立了人民的地位。政權的合法性，不再是高高在上、虛無縹緲的天命，而是人民的支持。隻是從思想上，真正理解這種不同，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並不是一件容易事。特別是對許多學者和政治家來說，讓他們以人民的立場想問題，做學問，實在太難了。
建立一個新世界，是什麽樣的新世界？
這個問題，王宵獵也無法迴答。那就先不迴答。選擇什麽樣的人當官，讓什麽人掌權，這個問題先放到一邊。所謂的官，一切的權力和榮眷，全部放到官服上，也可以說放到官印上。誰穿上了官服，誰就是官。誰掌了印，誰就是官。不合適，脫了官服，繼續做老百姓去。
對於官員的任命，最重要的是選擇。選擇能做的人來做，也就是任能。官員的考核，最重要的是監督。要升官，不但是要做得好，還要人民認可。也就是選賢。
這件官服掛在這裏，有能力的人來做。升遷的路線就在那裏，賢德的人升官。這是王宵獵選擇的辦法，不同於前世，也不同於後世。
聽了王宵獵的詳細解釋，一眾官員不由都怔在那裏。
過了許久，陳求道道：“官員任能，如何任能？朝廷是靠科舉，我們靠什麽？”
王宵獵道：“我想了很久，還是發現科舉是個好辦法。問題在於，科舉考上來的人，朝廷對他們的培訓不夠。一過了殿試，就釋褐為官。之後培訓簡陋，幾個月後，就出去做實職。死讀書的人，怎麽就一下子知道怎麽做官了？這樣顯然是不夠的。我想，以後要把科舉跟培訓的學校結合起來，讓中舉的人不但文詞清選，熟知經史歌賦，還要有實際的吏能。按照各自所學成績，放到合適的崗位上去。”
陳求道道：“什麽樣的學校？”
王宵獵道：“我們的軍隊是以軍校為核心，培養各級軍官。官員也是一樣，不但是要科舉，還要進專門的培訓學校去學習。學會了本領，再派到實際崗位。裏麵教什麽，實際不要太擔心。我們有實際的官員，也有政事記錄，先教著就是。開始教的不好，慢慢改進，總會好起來。總而言之，以後的官員，先要有穿官服的能力，才會真地去做那個官。穿上官服之後，不好好做事，就有獎懲。”
說到這裏，王宵獵對陳與義道：“參議現在應該明白，為什麽我會說要為你建個大衙門了？因為以後，最少在我們這裏，對官員的監察會非常重要。隻要當了官員，就要麵對監察。這種監察，不再是以前那樣簡單，而是方方麵麵。以會官員的收入應該很高，地位也很高，監察也會更嚴！”
官員是精選出來的人員，用後世的話說，是社會的精英。既是精英，自然就該有精英的收入，不能夠虧待了他們。除此之外，他們還有很高的社會地位。要這樣的的社會地位，就要麵對監察。
文彥博曾說，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句話不奇怪，實際上從劉邦開始就是這個意思。後世的人拿這句話來諷刺宋朝的官員，實際上是不得要領，有些莫名其妙。
宋朝之後，蒙古入主中原，帶來了大量遊牧民族的習慣。在政治上，皇帝與士大夫，或者說帝權與皇權的製衡消失。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廢除了宰相，皇權得到了史無前例的加強。到了清朝，皇權再次增強，大臣甚至成了奴才。
曆史上常說，從秦始皇建立大一統政權開始，中國就有了皇權與相權的矛盾。總的趨勢，是皇權越來越強，相權越來越弱。甚至有人說，宋朝是群相製，就是皇權增強的表現。
客觀地講，宋朝的相權不弱，隻是在北宋單個宰相的權力弱了。但作為總體的政事堂宰執，權力是非常大的，遠不是後來的明清可以比的。到了南宋，更加出現了許多權相，有些不正常了。
後世的人研究中國曆史，經常講大趨勢。自漢之後兩千餘年，經常用一句話，概括曆史趨勢，而後把各個朝代套進這個趨勢裏麵。如果有套不進去的，就說是曆史的特例，甚至是曆史的反動。比如隨著曆史前進，中央集權越來越強，皇權越來越強。比如隨著曆史發展，民間商業越來越發達，在這個時候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那個時候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比如隨著曆史發展，賦稅越來越貨幣化，貨幣化是曆史發展的方向等等。
為什麽這樣是趨勢呢？大多講的是不明白的。或者是外國學者的理論，或者是意識形態，又或者隻是少數大學者這樣認為。到底曆史趨勢是什麽？不能真信。
王宵獵記得，自己前世曾經有一次學位答辨會。一個學生上去，做的是農機普及的研究。一開始就講，建國之後多麽困難，改革開放之後，有什麽飛速發展。下麵的教授們聽得目瞪口呆。有人實在忍不住，告訴他說，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農機事業實際上有了很大的成績，改革開放之後的二十年，要麽就是原地踏步，要麽就是大規模後退。直到兩千年後，才又重新發展。這才是事實。
曆史上的研究，很多時候也是這樣。比如說賦稅貨幣化是大趨勢，代表了社會的先進。實際上大部分時間，農民獲得貨幣是非常難的。不要說在古代，就是在現代，九十年代收業稅，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雜稅，都給農民造成了極大困難，引發了大量的社會矛盾。農民很大程度上不參與商業活動，收獲的是糧食，是實物，賦稅貨幣化就是加大了剝削。
很多曆史觀點都帶有這種痕跡。關於宋朝，最著名的觀點莫過於重文輕武、以文製武或者是崇文抑武導致軍事孱弱了。王宵獵記得自己看過一部英國電影，指揮戰爭的，是一個工兵營軍官。若是按照這些人的說法，也算是以文製武了，應該用個老士官做指揮官才是。這種說法不知道起於何時，在曆史學界甚至成為了定論。說起宋朝軍事的衰弱，經常有人高高在上的來一句。
曆史真是這樣的？就因為武人的地位低，所以他們的積極性不高，所以不努力打仗，所以軍事上不行？怎麽換到了歐美國家那裏，又換成了另一套說法？
從根本上說，對曆史的研究沒有堅持實事求是。更深層次地講，是態度上有問題。
新中國建立的時候，教員曾說，我們善於打破一個舊世界，也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隻是後來的曆史表明，建立一個新世界，實在比打破舊世界更難。
新中國與舊中國最大的不同，就是確立了人民的地位。政權的合法性，不再是高高在上、虛無縹緲的天命，而是人民的支持。隻是從思想上，真正理解這種不同，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並不是一件容易事。特別是對許多學者和政治家來說，讓他們以人民的立場想問題，做學問，實在太難了。
建立一個新世界，是什麽樣的新世界？
這個問題，王宵獵也無法迴答。那就先不迴答。選擇什麽樣的人當官，讓什麽人掌權，這個問題先放到一邊。所謂的官，一切的權力和榮眷，全部放到官服上，也可以說放到官印上。誰穿上了官服，誰就是官。誰掌了印，誰就是官。不合適，脫了官服，繼續做老百姓去。
對於官員的任命，最重要的是選擇。選擇能做的人來做，也就是任能。官員的考核，最重要的是監督。要升官，不但是要做得好，還要人民認可。也就是選賢。
這件官服掛在這裏，有能力的人來做。升遷的路線就在那裏，賢德的人升官。這是王宵獵選擇的辦法，不同於前世，也不同於後世。
聽了王宵獵的詳細解釋，一眾官員不由都怔在那裏。
過了許久，陳求道道：“官員任能，如何任能？朝廷是靠科舉，我們靠什麽？”
王宵獵道：“我想了很久，還是發現科舉是個好辦法。問題在於，科舉考上來的人，朝廷對他們的培訓不夠。一過了殿試，就釋褐為官。之後培訓簡陋，幾個月後，就出去做實職。死讀書的人，怎麽就一下子知道怎麽做官了？這樣顯然是不夠的。我想，以後要把科舉跟培訓的學校結合起來，讓中舉的人不但文詞清選，熟知經史歌賦，還要有實際的吏能。按照各自所學成績，放到合適的崗位上去。”
陳求道道：“什麽樣的學校？”
王宵獵道：“我們的軍隊是以軍校為核心，培養各級軍官。官員也是一樣，不但是要科舉，還要進專門的培訓學校去學習。學會了本領，再派到實際崗位。裏麵教什麽，實際不要太擔心。我們有實際的官員，也有政事記錄，先教著就是。開始教的不好，慢慢改進，總會好起來。總而言之，以後的官員，先要有穿官服的能力，才會真地去做那個官。穿上官服之後，不好好做事，就有獎懲。”
說到這裏，王宵獵對陳與義道：“參議現在應該明白，為什麽我會說要為你建個大衙門了？因為以後，最少在我們這裏，對官員的監察會非常重要。隻要當了官員，就要麵對監察。這種監察，不再是以前那樣簡單，而是方方麵麵。以會官員的收入應該很高，地位也很高，監察也會更嚴！”
官員是精選出來的人員，用後世的話說，是社會的精英。既是精英，自然就該有精英的收入，不能夠虧待了他們。除此之外，他們還有很高的社會地位。要這樣的的社會地位，就要麵對監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