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現在我來說明自己為什麽人性尚存：“化革命”剛開始時，我住在一所大學裏。有一天，我從校外迴來，遇上一大夥人，正在向校門口行進。走在前麵的是一夥大學生，彼此爭論不休，而且嗓門很大；當然是在用時髦話語爭吵，除了**的教導，還經常提到“十六條”。所謂十六條，是中央頒布的展開“化革命”的十六條規定，其中有一條叫做“要鬥，不要武鬥”，製定出來就是供大家違反之用。在那些爭論的人之中，有一個人居於中心地位。但他雙唇緊閉，一聲不吭，唇邊似有血跡。在場的大學生有一半在追問他，要他開口說話，另一半則在維護他，不讓他說話。“化革命”裏到處都有兩派之爭，這是個具體的例子。至於隊伍的後半部分，是一幫像我這麽大的男孩子，一個個也是雙唇緊閉，一聲不吭，但唇邊沒有血跡，陰魂不散地跟在後麵。有幾個大學生想把他們攔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麵攔住，他們就從側麵繞過去，但保持著一聲不吭的態度。這件事相當古怪，因為我們院裏的孩子相當的厲害，不但敢吵敢罵，而且動起手來，大學生還未必是個兒，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實。我立刻投身其中，問他們出了什麽事，怪的是這些孩子都不理我，繼續雙唇緊閉，兩眼發直，顯出一種堅忍的態度，繼續向前行進——這情形好像他們發了一種集體性的癔症。
有關癔症，我們知道，有一種一聲不吭，隻顧揚塵舞蹈；另一種喋喋不休，就不大揚塵舞蹈。不管哪一種，心裏想的和表現出來的完全不是一迴事。我在北方插隊時，村裏有幾個婦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說法，她其實是個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說成立，這位丈夫就是個獸奸犯）吵吵鬧鬧，以狐狸的名義要求吃肉。但肉割來以後，她要求把肉煮熟，並以大蒜佐餐。很顯然，這不合乎狐狸的飲食習慣。所以，實際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於“化革命”，有幾分像場集體性的癔症，大家鬧的和心裏想的也不是一迴事。當然，這要把世界陰的一麵考慮在內。隻考慮陽的一麵，結論就隻能是：當年大家胡打亂鬧，確實是為了保衛**，保衛黨中央。
但是我說的那些大學裏的男孩子其實沒有犯癔症。後來，我揪住了一個和我很熟的孩子，問出了這件事的始末：原來，在大學生宿舍的盥洗室裏，有兩個學生在洗臉時相遇，為各自不同的觀點爭辯起來。爭著爭著，就打了起來。其中一位受了傷，已被送到醫院。另一位沒受傷，理所當然地成了打人兇手，就是走在隊伍前列的那一位。這一大夥人在理論上是前往某個機構（叫做校革委還是籌委會，我已經不記得了）講理，實際上是在校園裏做無目標的布朗運動。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線索：被打傷的學生血肉模糊，有一隻耳朵（是左耳還是右耳已經記不得，但我肯定是兩者之一）的一部分不見了，在現場也沒有找到。根據一種阿加莎·克裏斯蒂式的推理，這塊耳朵不會在別的地方，隻能在打人的學生嘴裏，假如他還沒把它吃下去的話；因為此君不但脾氣暴躁，急了的時候還會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於交代這件事的要點，忽略了一些細節，比方說，受傷的學生曾經慘叫了一聲，別人就聞聲而來，使打人者沒有機會把耳朵吐出來藏起來，等等。總之，此君現在隻有兩個選擇，或是在大庭廣眾之中把耳朵吐出來，證明自己的品行惡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聽到這些話，馬上就加入了尾隨的行列，雙唇緊閉，牙關緊咬，並且感覺到自己嘴裏仿佛含了一塊鹹鹹的東西。
現在我必須承認，我沒有看到那件事的結局；因為天晚了，迴家太晚會有麻煩。但我的確關心著這件事的進展，幾乎失眠。這件事的結局是別人告訴我的：最後，那個咬人的學生把耳朵吐了出來，並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會怎麽看，反正當時我覺得如釋重負：不管怎麽說，人性尚存。同類不會相食，也不會把別人的一部分吞下去。當然，這件事可能會說明一些別的東西：比方說，咬掉的耳朵塊兒太大，咬人的學生嗓子眼太細，但這些可能性我都不願意考慮。我說到這件事，是想說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學到了一點東西。你可以說，這些東西還不夠；但這些東西是好的，雖然學到它的方式不值得推廣。
我把一個咬人的大學生稱為人性的教師，肯定要把一些人氣得發狂。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個脾氣暴躁、動輒使用牙齒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別人的**，這一課看起來更有力量。再說，在“化革命”的那一階段裏，人也不可能學到更好的東西了。
有一段時間常聽到年長的人說我們這一代人不好，是“革”中的紅衛兵，品格低劣。考慮到紅衛兵也不是孤兒院裏的孩子，他們都是學校教育出來的，對於這種低劣品行，學校和家庭教育應該負一定的責任。除此之外，對我們的品行，大家也過慮了。這是因為，世界不光有陽的一麵，還有陰的一麵。後來我們這些人就去插隊。在插隊時，同學們之間表現得相當友愛，最起碼這是可圈可點的。我的親身經曆就可證明：有一次農忙時期我生了重病，鬧得實在熬不過去了，當時沒人來管我，隻有一個同樣在生病的同學，半攙半拖，送我涉過了南宛河，到了醫院。那條河雖然不深，但當時足有五公裏寬，因為它已經泛濫得連岸都找不著了。假如別人生了病，我也會這樣送他。因為有這些表現，我以為我們並不壞，不必青春無悔，留在農村不迴來；也不必聽從某種暗示而集體自殺，給現在的年輕人空出位子來。而我們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處，都該感謝沉默的教誨。
有一件事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可以在沉默和話語兩種化中選擇。我個人經曆過很多選擇的機會，比方說，插隊的時候，有些插友就選擇了說點什麽，到“積代會”上去“講用”，然後就會有些好處。有些話年輕的朋友不熟悉，我隻能簡單地解釋道：積代會是“活學活用**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講用是指講自己活學活用**著作的心得體會。參加了積代會，就是積極分子，而積極分子是個好意思。另一種機會是當學生時，假如在會上積極發言，再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就可能當學生幹部，學生幹部又是個好意思。這些機會我都自願地放棄了。選擇了說話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願放棄的，他們會認為，我不會說話或者不夠檔次，不配說話。因為話語即權力，權力又是個好意思，所以的確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進話語的圈子，甚至在爭奪“話語權”。我說我是自願放棄的，有人會不信——好在還有不少人會相信。主要的原因是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說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我覺得不夠有意思。據我所知，那個圈子裏常常犯著貧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雲南當知青。除了穿著比較幹淨、皮膚比較白皙之外，當地人怎麽看待我們，是個很費猜的問題。我覺得，他們以為我們都是台麵上的人，必須用台麵上的語言和我們交談——最起碼在我們剛去時，他們是這樣想的。這當然是一個誤會，但並不討厭。還有個討厭的誤會是：他們以為我們很有錢，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們要高價，以致我們買點東西，總要比當地人多花一兩倍的錢。後來我們就用一種獨特的方法買東西：不還價，甩下一疊毛票讓你慢慢數，同時把貨物抱走。等你數清了毛票，連人帶貨都找不到了。起初我們給的是公道價，後來有人就越給越少，甚至在毛票裏雜有些分票。假如我說自己潔身自好，沒幹過這種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決定不爭辯。終於有一天，有個學生在這樣買東西時被老鄉扯住了但這個人絕不是我。那位老鄉決定要說該同學一頓，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說出：哇！不行啦！思想啦！鬥私批修啦！後來我們迴家去，為該老鄉的話語笑得打滾。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鄉就會說：哇！不行啦！“五講”啦！“四美”啦！“三熱愛”啦！同樣也會使我們笑得要死。從當時的情形和該老鄉的情緒來看，他想說的隻是一句很簡單的話，那一句話的頭一個字發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我舉這個例子，絕不是討了便宜又要賣乖，隻是想說明一下話語的貧乏。用它來說話都相當困難，更不要說用它來思想了。話語圈子裏的朋友會說，我舉了一個很惡劣的例子——我記住這種事，隻是為了醜化生活；但我自己覺得不是的。
我在沉默中過了很多年：插隊，當工人，當大學生，後來又在大學裏任過教。當教師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術性的課程，在講台上隻講技術性的話，下了課我就走人。照我看，不管幹什麽都可以保持沉默。當然，我還有一個終生愛好，就是寫小說。但是寫好了不拿去發表，同樣也保持了沉默。至於沉默的理由，很是簡單，那就是信不過話語圈。從我短短的人生經曆來看，它是一座聲名狼藉的瘋人院。當時我懷疑的不僅是說過畝產三十萬斤糧、炸過精神原子彈的那個話語圈，而是一切話語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證明我當時犯了一個以偏概全的錯誤，我會感到無限的幸福。
我說自己多年以來保持了沉默，你可能會不信；這說明你是個過來人。你不信我從未在會議上“表過態”，也沒寫過批判稿。這種懷疑是對的：因為我既不能證明自己是啞巴，也不能證明自己不會寫字，所以這兩件事我都是幹過的。但是照我的標準，那不叫說話，而是上著一種話語的捐稅。我們聽說，在過去的年代裏，連一些偉大的人物都“講過一些違心的話”，這說明征稅麵非常的寬。因為有征話語捐的事，不管我們講過什麽，都可以不必自責：話是上麵讓說的嘛。但假如一切話語都是征來的捐稅，事情就不很妙。拿這些東西可以幹什麽？它是話，不是錢，既不能用來修水壩，也不能拿來修電站；隻能擱在那裏臭掉，供後人恥笑。當然，拿征募來的話語幹什麽，不是我該考慮的事；也許它還有別的用處我沒有想到。我要說的是：征收話語捐的事是古已有之。說話的人往往有種輸捐納稅的意識，融化在血液裏，落實在口頭上。在這方麵有個例子，是古典名著《紅樓夢》。在那本書裏，有兩個姑娘在大觀園裏聯句，聯著聯著，冒出了頌聖的詞句。這件事讓我都覺得不好意思：兩個十幾歲的小姑娘，躲在後花園裏，半夜三更作幾句詩，都忘不了頌聖，這叫什麽事？仔細推敲起來，毛病當然出在寫書人的身上，是他有這種毛病。這種毛病就是：在使用話語時總想交稅的強迫症。
我認為，可以在話語的世界裏分出兩極。一極是聖賢的話語，這些話是自願的捐獻。另一極是沉默者的話語，這些話是強征來的稅金。在這兩極之間的話，全都曖昧難明：既是捐獻，又是稅金。在那些說話的人心裏都有一個稅吏。中國的讀書人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就是交納稅金，做一個好的納稅人——這是難聽的說法。好聽的說法就是以天下為己任。
我曾經是個沉默的人，這就是說，我不喜歡在各種會議上發言，也不喜歡寫稿子。這一點最近已經發生了改變，參加會議時也會發言，有時也寫點稿。對這種改變我有種強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貞。這就意味著我違背了多年以來的積習，不再屬於沉默的大多數了。我還不至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點輕微的失落感。開口說話並不意味著恢複了交納稅金的責任感，假設我真是這麽想，大家就會見到一個最大的廢話簍子。我有的是另一種責任感。
幾年前，我參加了一些社會學研究，因此接觸了一些“弱勢群體”，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同性戀者。做過了這些研究之後，我忽然猛省到：所謂弱勢群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就是因為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以為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在中國，人們以為同性戀者不存在。在外國，人們知道同性戀者存在，但不知他們是誰。有兩位人類學家給同性戀者寫了一本書，題目就叫做wordisout。然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於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我就屬於這最後一種。作為最後這種人，也有義務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
現在我來說明自己為什麽人性尚存：“化革命”剛開始時，我住在一所大學裏。有一天，我從校外迴來，遇上一大夥人，正在向校門口行進。走在前麵的是一夥大學生，彼此爭論不休，而且嗓門很大；當然是在用時髦話語爭吵，除了**的教導，還經常提到“十六條”。所謂十六條，是中央頒布的展開“化革命”的十六條規定，其中有一條叫做“要鬥，不要武鬥”，製定出來就是供大家違反之用。在那些爭論的人之中，有一個人居於中心地位。但他雙唇緊閉，一聲不吭，唇邊似有血跡。在場的大學生有一半在追問他，要他開口說話，另一半則在維護他，不讓他說話。“化革命”裏到處都有兩派之爭，這是個具體的例子。至於隊伍的後半部分，是一幫像我這麽大的男孩子，一個個也是雙唇緊閉，一聲不吭，但唇邊沒有血跡，陰魂不散地跟在後麵。有幾個大學生想把他們攔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麵攔住，他們就從側麵繞過去，但保持著一聲不吭的態度。這件事相當古怪，因為我們院裏的孩子相當的厲害，不但敢吵敢罵，而且動起手來，大學生還未必是個兒，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實。我立刻投身其中，問他們出了什麽事，怪的是這些孩子都不理我，繼續雙唇緊閉，兩眼發直，顯出一種堅忍的態度，繼續向前行進——這情形好像他們發了一種集體性的癔症。
有關癔症，我們知道，有一種一聲不吭，隻顧揚塵舞蹈；另一種喋喋不休，就不大揚塵舞蹈。不管哪一種，心裏想的和表現出來的完全不是一迴事。我在北方插隊時，村裏有幾個婦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說法，她其實是個死去多年的狐狸，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說成立，這位丈夫就是個獸奸犯）吵吵鬧鬧，以狐狸的名義要求吃肉。但肉割來以後，她要求把肉煮熟，並以大蒜佐餐。很顯然，這不合乎狐狸的飲食習慣。所以，實際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至於“化革命”，有幾分像場集體性的癔症，大家鬧的和心裏想的也不是一迴事。當然，這要把世界陰的一麵考慮在內。隻考慮陽的一麵，結論就隻能是：當年大家胡打亂鬧，確實是為了保衛**，保衛黨中央。
但是我說的那些大學裏的男孩子其實沒有犯癔症。後來，我揪住了一個和我很熟的孩子，問出了這件事的始末：原來，在大學生宿舍的盥洗室裏，有兩個學生在洗臉時相遇，為各自不同的觀點爭辯起來。爭著爭著，就打了起來。其中一位受了傷，已被送到醫院。另一位沒受傷，理所當然地成了打人兇手，就是走在隊伍前列的那一位。這一大夥人在理論上是前往某個機構（叫做校革委還是籌委會，我已經不記得了）講理，實際上是在校園裏做無目標的布朗運動。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線索：被打傷的學生血肉模糊，有一隻耳朵（是左耳還是右耳已經記不得，但我肯定是兩者之一）的一部分不見了，在現場也沒有找到。根據一種阿加莎·克裏斯蒂式的推理，這塊耳朵不會在別的地方，隻能在打人的學生嘴裏，假如他還沒把它吃下去的話；因為此君不但脾氣暴躁，急了的時候還會咬人，而且咬了不止一次了。我急於交代這件事的要點，忽略了一些細節，比方說，受傷的學生曾經慘叫了一聲，別人就聞聲而來，使打人者沒有機會把耳朵吐出來藏起來，等等。總之，此君現在隻有兩個選擇，或是在大庭廣眾之中把耳朵吐出來，證明自己的品行惡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聽到這些話，馬上就加入了尾隨的行列，雙唇緊閉，牙關緊咬，並且感覺到自己嘴裏仿佛含了一塊鹹鹹的東西。
現在我必須承認，我沒有看到那件事的結局；因為天晚了，迴家太晚會有麻煩。但我的確關心著這件事的進展，幾乎失眠。這件事的結局是別人告訴我的：最後，那個咬人的學生把耳朵吐了出來，並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會怎麽看，反正當時我覺得如釋重負：不管怎麽說，人性尚存。同類不會相食，也不會把別人的一部分吞下去。當然，這件事可能會說明一些別的東西：比方說，咬掉的耳朵塊兒太大，咬人的學生嗓子眼太細，但這些可能性我都不願意考慮。我說到這件事，是想說明我自己曾在沉默中學到了一點東西。你可以說，這些東西還不夠；但這些東西是好的，雖然學到它的方式不值得推廣。
我把一個咬人的大學生稱為人性的教師，肯定要把一些人氣得發狂。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個脾氣暴躁、動輒使用牙齒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別人的**，這一課看起來更有力量。再說，在“化革命”的那一階段裏，人也不可能學到更好的東西了。
有一段時間常聽到年長的人說我們這一代人不好，是“革”中的紅衛兵，品格低劣。考慮到紅衛兵也不是孤兒院裏的孩子，他們都是學校教育出來的，對於這種低劣品行，學校和家庭教育應該負一定的責任。除此之外，對我們的品行，大家也過慮了。這是因為，世界不光有陽的一麵，還有陰的一麵。後來我們這些人就去插隊。在插隊時，同學們之間表現得相當友愛，最起碼這是可圈可點的。我的親身經曆就可證明：有一次農忙時期我生了重病，鬧得實在熬不過去了，當時沒人來管我，隻有一個同樣在生病的同學，半攙半拖，送我涉過了南宛河，到了醫院。那條河雖然不深，但當時足有五公裏寬，因為它已經泛濫得連岸都找不著了。假如別人生了病，我也會這樣送他。因為有這些表現，我以為我們並不壞，不必青春無悔，留在農村不迴來；也不必聽從某種暗示而集體自殺，給現在的年輕人空出位子來。而我們的人品的一切可取之處，都該感謝沉默的教誨。
有一件事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可以在沉默和話語兩種化中選擇。我個人經曆過很多選擇的機會，比方說，插隊的時候，有些插友就選擇了說點什麽，到“積代會”上去“講用”，然後就會有些好處。有些話年輕的朋友不熟悉，我隻能簡單地解釋道：積代會是“活學活用**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講用是指講自己活學活用**著作的心得體會。參加了積代會，就是積極分子，而積極分子是個好意思。另一種機會是當學生時，假如在會上積極發言，再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就可能當學生幹部，學生幹部又是個好意思。這些機會我都自願地放棄了。選擇了說話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願放棄的，他們會認為，我不會說話或者不夠檔次，不配說話。因為話語即權力，權力又是個好意思，所以的確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進話語的圈子，甚至在爭奪“話語權”。我說我是自願放棄的，有人會不信——好在還有不少人會相信。主要的原因是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說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我覺得不夠有意思。據我所知，那個圈子裏常常犯著貧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雲南當知青。除了穿著比較幹淨、皮膚比較白皙之外，當地人怎麽看待我們，是個很費猜的問題。我覺得，他們以為我們都是台麵上的人，必須用台麵上的語言和我們交談——最起碼在我們剛去時，他們是這樣想的。這當然是一個誤會，但並不討厭。還有個討厭的誤會是：他們以為我們很有錢，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們要高價，以致我們買點東西，總要比當地人多花一兩倍的錢。後來我們就用一種獨特的方法買東西：不還價，甩下一疊毛票讓你慢慢數，同時把貨物抱走。等你數清了毛票，連人帶貨都找不到了。起初我們給的是公道價，後來有人就越給越少，甚至在毛票裏雜有些分票。假如我說自己潔身自好，沒幹過這種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決定不爭辯。終於有一天，有個學生在這樣買東西時被老鄉扯住了但這個人絕不是我。那位老鄉決定要說該同學一頓，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說出：哇！不行啦！思想啦！鬥私批修啦！後來我們迴家去，為該老鄉的話語笑得打滾。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鄉就會說：哇！不行啦！“五講”啦！“四美”啦！“三熱愛”啦！同樣也會使我們笑得要死。從當時的情形和該老鄉的情緒來看，他想說的隻是一句很簡單的話，那一句話的頭一個字發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我舉這個例子，絕不是討了便宜又要賣乖，隻是想說明一下話語的貧乏。用它來說話都相當困難，更不要說用它來思想了。話語圈子裏的朋友會說，我舉了一個很惡劣的例子——我記住這種事，隻是為了醜化生活；但我自己覺得不是的。
我在沉默中過了很多年：插隊，當工人，當大學生，後來又在大學裏任過教。當教師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術性的課程，在講台上隻講技術性的話，下了課我就走人。照我看，不管幹什麽都可以保持沉默。當然，我還有一個終生愛好，就是寫小說。但是寫好了不拿去發表，同樣也保持了沉默。至於沉默的理由，很是簡單，那就是信不過話語圈。從我短短的人生經曆來看，它是一座聲名狼藉的瘋人院。當時我懷疑的不僅是說過畝產三十萬斤糧、炸過精神原子彈的那個話語圈，而是一切話語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證明我當時犯了一個以偏概全的錯誤，我會感到無限的幸福。
我說自己多年以來保持了沉默，你可能會不信；這說明你是個過來人。你不信我從未在會議上“表過態”，也沒寫過批判稿。這種懷疑是對的：因為我既不能證明自己是啞巴，也不能證明自己不會寫字，所以這兩件事我都是幹過的。但是照我的標準，那不叫說話，而是上著一種話語的捐稅。我們聽說，在過去的年代裏，連一些偉大的人物都“講過一些違心的話”，這說明征稅麵非常的寬。因為有征話語捐的事，不管我們講過什麽，都可以不必自責：話是上麵讓說的嘛。但假如一切話語都是征來的捐稅，事情就不很妙。拿這些東西可以幹什麽？它是話，不是錢，既不能用來修水壩，也不能拿來修電站；隻能擱在那裏臭掉，供後人恥笑。當然，拿征募來的話語幹什麽，不是我該考慮的事；也許它還有別的用處我沒有想到。我要說的是：征收話語捐的事是古已有之。說話的人往往有種輸捐納稅的意識，融化在血液裏，落實在口頭上。在這方麵有個例子，是古典名著《紅樓夢》。在那本書裏，有兩個姑娘在大觀園裏聯句，聯著聯著，冒出了頌聖的詞句。這件事讓我都覺得不好意思：兩個十幾歲的小姑娘，躲在後花園裏，半夜三更作幾句詩，都忘不了頌聖，這叫什麽事？仔細推敲起來，毛病當然出在寫書人的身上，是他有這種毛病。這種毛病就是：在使用話語時總想交稅的強迫症。
我認為，可以在話語的世界裏分出兩極。一極是聖賢的話語，這些話是自願的捐獻。另一極是沉默者的話語，這些話是強征來的稅金。在這兩極之間的話，全都曖昧難明：既是捐獻，又是稅金。在那些說話的人心裏都有一個稅吏。中國的讀書人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就是交納稅金，做一個好的納稅人——這是難聽的說法。好聽的說法就是以天下為己任。
我曾經是個沉默的人，這就是說，我不喜歡在各種會議上發言，也不喜歡寫稿子。這一點最近已經發生了改變，參加會議時也會發言，有時也寫點稿。對這種改變我有種強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貞。這就意味著我違背了多年以來的積習，不再屬於沉默的大多數了。我還不至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點輕微的失落感。開口說話並不意味著恢複了交納稅金的責任感，假設我真是這麽想，大家就會見到一個最大的廢話簍子。我有的是另一種責任感。
幾年前，我參加了一些社會學研究，因此接觸了一些“弱勢群體”，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同性戀者。做過了這些研究之後，我忽然猛省到：所謂弱勢群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就是因為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以為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在中國，人們以為同性戀者不存在。在外國，人們知道同性戀者存在，但不知他們是誰。有兩位人類學家給同性戀者寫了一本書，題目就叫做wordisout。然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於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我就屬於這最後一種。作為最後這種人，也有義務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