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沉默的大多數
拉斯在《鐵皮鼓》裏，寫了一個不肯長大的人。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眾場合什麽都不說，到了私下裏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麽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麽都不說。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經曆了嚴酷的時期（“革”），後來才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龍應台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麽不說話。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沉默看作怯懦，但這是不對的。沉默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國人，外國人中也有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
我就知道這樣一個例子：他是前蘇聯的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寫自己的音樂，一聲也不吭。後來忽然口授了一厚本迴憶錄，並在每一頁上都簽了名，然後他就死掉了。據我所知，迴憶錄的主要內容，就是談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閱讀那本書時，我得到了很大的樂趣——當然，當時我在沉默中。把這本書借給一個話語圈子裏的朋友去看，他卻得不到任何的樂趣，還說這本書格調低下，氣氛陰暗。那本書裏有一段講到了前蘇聯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見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們之間都不說話。鄰裏之間起了紛爭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種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別人燒水的壺裏吐痰。順便說一句，蘇聯人蓋過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衛生間、盥洗室和廚房，這就給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覺得有趣，是因為像肖斯塔科維奇那樣的大音樂家，戴著夾鼻眼鏡，留著山羊胡子，吐起痰來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見，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鏡，另一手護住胡子，探著頭去吐。假如就這樣被人逮到揍上一頓，那就更有趣了。其實肖斯塔科維奇長得什麽樣，我也不知道。我隻是想像他是這個樣子，然後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這一段就不笑，他以為這樣吐痰動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這使我不敢與他爭辯——再爭辯就要涉入某些話語的範疇，而這些話語，就是陰陽兩界的分界線。
看過《鐵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奧斯卡後來改變了他的決心，也長大了。我現在已決定了要說話，這樣我就不是小奧斯卡，而是大奧斯卡。我現在當然能同意往別人的水壺裏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過有些事繼續發生在我身邊，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誌，“五講四美”，請你注意。此後他會用什麽樣的語言來迴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裏的氣放掉。幹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別被車主看見。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帶時更困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著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麵就說這麽多，因為我不想教壞。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話：話語即權力。這話應該倒過來說：權力即話語。就以上麵的例子來說，你要給人講“五講四美”，最好是戴上個紅箍。根據我對事實的了解，紅箍還不夠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講四美”雖然是些好話，講的時候最好有實力或者說是身份作為保證。話說到這個地步，可以說說當年和朋友討論肖斯塔科維奇，他一說到思想、境界等等，我為什麽就一聲不吭——朋友倒是個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一般人從七歲開始走進教室，開始接受話語的熏陶。我覺得自己還要早些，因為從我記事時開始，外麵總是裝著高音喇叭，沒黑沒夜地亂嚷嚷。從這些話裏我知道了土平爐可以煉鋼，這種東西和做飯的灶相仿，裝了一台小鼓風機，嗡瞞地響著，好像一窩飛行的屎殼郎。煉出的東西是一團團火紅的粘在一起的鍋片子，看起來是牛屎的樣子。有一位手持鋼釺的叔叔說，這就是鋼。那一年我隻有六歲，以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一聽到鋼鐵這個詞，我就會想到牛屎。從那些話裏我還知道了一畝地可以產三十萬斤糧，然後我們就餓得要死。總而言之，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倶厲、嗓門高亢，我越是不信。這種懷疑態度起源於我饑餓的肚腸。和任何話語相比，饑餓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懷疑話語，我還有一個惡習，就是吃鉛筆。上小學時，在課桌後麵一坐定就開始吃。那種鉛筆一毛三一支，後麵有橡皮頭。我從後麵吃起，先吃掉柔軟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韌爽口的鐵皮，吃到木頭筆杆以後，軟糟糟的沒什麽味道，但有一點香料味，誘使我接著吃。終於把整支鉛筆吃得隻剩了一支鉛芯，用橡皮膏纏上接著使。除了鉛筆之外，課本、練習本，甚至課桌都可以吃。我說到的這些東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這也是一個真理，但沒有用話語來表達過：饑餓可以把小孩子變成白蟻。
這個世界上有個很大的誤會，那就是以為人的種種想法都是由話語教出來的。假設如此，話語就是思維的樣板。我說它是個誤會，是因為世界還有陰的一麵。除此之外，同樣的話語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從我懂事的年齡起，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於一個神聖的時代，多麽幸福，而且肩負著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等等。同年齡的人聽了都很振奮，很愛聽，但我總有點疑問，這麽多美事怎麽都叫我趕上了。除此之外，我以為這種說法不夠含蓄。而含蓄是我們的家教。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裏有一小片臘肉。我弟弟見了以後，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衝上陽台，朝全世界放聲高唿：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迴來臭揍了一頓。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沉。所以聽到別人說我們多麽幸福，多麽神聖，別人在受苦，我們沒有受等等，心裏老在想著：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麽多美事，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當然，這不是說，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對於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這麽想的：與其大唿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讓人家苦等，倒不如一聲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麵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幼年的經曆、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
在我小時候，話語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地起雞皮疙瘩。但不管怎麽說吧，人來到世間，仿佛是來遊泳的，遲早要跳進去。我可沒有想到自己會保持沉默直到四十歲，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繼續生活的勇氣。不管怎麽說吧，我聽到的話也不總是那麽瘋，是一陣瘋，一陣不瘋。所以在十四歲之前，我並沒有終身沉默的決心。
小的時候，我們隻有聽人說話的份兒。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革”中的遭遇，書名為《血統》。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初中一年級。有一天，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分則成了黑五類。我自己的情況特殊，還說不清是哪一類。當然，這紅和黑的說法並不是我們發明出來，這個變化也不是由我們發起的。在這方麵我們毫無責任。隻是我們中間的一些人，該負一點欺負同學的責任。
照我看來，紅的同學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這是值得祝賀的。黑的同學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不等我對他們一一表示祝賀和同情，一些紅的同學就把腦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一個想進來的人：你什麽出身？他們對同班同學問得格外仔細，一聽到他們報出不好的出身，就從牙縫裏迸出三個字：“狗崽子！”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突然變成了紅五類的狂喜，但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學在大庭廣眾下變成狗崽子，未免也太過分。當年我就這麽想，現在我也這麽想：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話語想要教給我們，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在人間，尊卑有序是永恆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聽。
我上小學六年級時，暑期布置的讀書作業是《南方來信》。那是一本記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讀物，其中充滿了處決、拷打和虐殺。看完以後，心裏充滿了怪怪的想法。那時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點要變成個性變態了。總而言之，假如對我的那種教育完全成功，換言之，假如那些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我的期望得以實現，我想像不出現在我怎能不嗜殺成性、怎能不殘忍，或者說，在我身上，怎麽還會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書本上學習，還會在沉默中學習。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至於話語，它教給我的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化革命”進行到底。當時話語正站在人性的反麵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會有人性。
拉斯在《鐵皮鼓》裏，寫了一個不肯長大的人。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眾場合什麽都不說，到了私下裏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麽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麽都不說。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經曆了嚴酷的時期（“革”），後來才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龍應台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麽不說話。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沉默看作怯懦，但這是不對的。沉默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國人，外國人中也有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
我就知道這樣一個例子：他是前蘇聯的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寫自己的音樂，一聲也不吭。後來忽然口授了一厚本迴憶錄，並在每一頁上都簽了名，然後他就死掉了。據我所知，迴憶錄的主要內容，就是談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閱讀那本書時，我得到了很大的樂趣——當然，當時我在沉默中。把這本書借給一個話語圈子裏的朋友去看，他卻得不到任何的樂趣，還說這本書格調低下，氣氛陰暗。那本書裏有一段講到了前蘇聯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見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們之間都不說話。鄰裏之間起了紛爭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種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別人燒水的壺裏吐痰。順便說一句，蘇聯人蓋過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衛生間、盥洗室和廚房，這就給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覺得有趣，是因為像肖斯塔科維奇那樣的大音樂家，戴著夾鼻眼鏡，留著山羊胡子，吐起痰來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見，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鏡，另一手護住胡子，探著頭去吐。假如就這樣被人逮到揍上一頓，那就更有趣了。其實肖斯塔科維奇長得什麽樣，我也不知道。我隻是想像他是這個樣子，然後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這一段就不笑，他以為這樣吐痰動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這使我不敢與他爭辯——再爭辯就要涉入某些話語的範疇，而這些話語，就是陰陽兩界的分界線。
看過《鐵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奧斯卡後來改變了他的決心，也長大了。我現在已決定了要說話，這樣我就不是小奧斯卡，而是大奧斯卡。我現在當然能同意往別人的水壺裏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過有些事繼續發生在我身邊，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誌，“五講四美”，請你注意。此後他會用什麽樣的語言來迴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裏的氣放掉。幹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別被車主看見。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帶時更困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著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麵就說這麽多，因為我不想教壞。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話：話語即權力。這話應該倒過來說：權力即話語。就以上麵的例子來說，你要給人講“五講四美”，最好是戴上個紅箍。根據我對事實的了解，紅箍還不夠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講四美”雖然是些好話，講的時候最好有實力或者說是身份作為保證。話說到這個地步，可以說說當年和朋友討論肖斯塔科維奇，他一說到思想、境界等等，我為什麽就一聲不吭——朋友倒是個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一般人從七歲開始走進教室，開始接受話語的熏陶。我覺得自己還要早些，因為從我記事時開始，外麵總是裝著高音喇叭，沒黑沒夜地亂嚷嚷。從這些話裏我知道了土平爐可以煉鋼，這種東西和做飯的灶相仿，裝了一台小鼓風機，嗡瞞地響著，好像一窩飛行的屎殼郎。煉出的東西是一團團火紅的粘在一起的鍋片子，看起來是牛屎的樣子。有一位手持鋼釺的叔叔說，這就是鋼。那一年我隻有六歲，以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一聽到鋼鐵這個詞，我就會想到牛屎。從那些話裏我還知道了一畝地可以產三十萬斤糧，然後我們就餓得要死。總而言之，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倶厲、嗓門高亢，我越是不信。這種懷疑態度起源於我饑餓的肚腸。和任何話語相比，饑餓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懷疑話語，我還有一個惡習，就是吃鉛筆。上小學時，在課桌後麵一坐定就開始吃。那種鉛筆一毛三一支，後麵有橡皮頭。我從後麵吃起，先吃掉柔軟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韌爽口的鐵皮，吃到木頭筆杆以後，軟糟糟的沒什麽味道，但有一點香料味，誘使我接著吃。終於把整支鉛筆吃得隻剩了一支鉛芯，用橡皮膏纏上接著使。除了鉛筆之外，課本、練習本，甚至課桌都可以吃。我說到的這些東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這也是一個真理，但沒有用話語來表達過：饑餓可以把小孩子變成白蟻。
這個世界上有個很大的誤會，那就是以為人的種種想法都是由話語教出來的。假設如此，話語就是思維的樣板。我說它是個誤會，是因為世界還有陰的一麵。除此之外，同樣的話語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從我懂事的年齡起，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於一個神聖的時代，多麽幸福，而且肩負著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等等。同年齡的人聽了都很振奮，很愛聽，但我總有點疑問，這麽多美事怎麽都叫我趕上了。除此之外，我以為這種說法不夠含蓄。而含蓄是我們的家教。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裏有一小片臘肉。我弟弟見了以後，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衝上陽台，朝全世界放聲高唿：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迴來臭揍了一頓。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沉。所以聽到別人說我們多麽幸福，多麽神聖，別人在受苦，我們沒有受等等，心裏老在想著：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麽多美事，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當然，這不是說，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對於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這麽想的：與其大唿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讓人家苦等，倒不如一聲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麵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幼年的經曆、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
在我小時候，話語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地起雞皮疙瘩。但不管怎麽說吧，人來到世間，仿佛是來遊泳的，遲早要跳進去。我可沒有想到自己會保持沉默直到四十歲，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繼續生活的勇氣。不管怎麽說吧，我聽到的話也不總是那麽瘋，是一陣瘋，一陣不瘋。所以在十四歲之前，我並沒有終身沉默的決心。
小的時候，我們隻有聽人說話的份兒。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革”中的遭遇，書名為《血統》。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初中一年級。有一天，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分則成了黑五類。我自己的情況特殊，還說不清是哪一類。當然，這紅和黑的說法並不是我們發明出來，這個變化也不是由我們發起的。在這方麵我們毫無責任。隻是我們中間的一些人，該負一點欺負同學的責任。
照我看來，紅的同學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這是值得祝賀的。黑的同學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不等我對他們一一表示祝賀和同情，一些紅的同學就把腦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一個想進來的人：你什麽出身？他們對同班同學問得格外仔細，一聽到他們報出不好的出身，就從牙縫裏迸出三個字：“狗崽子！”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突然變成了紅五類的狂喜，但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學在大庭廣眾下變成狗崽子，未免也太過分。當年我就這麽想，現在我也這麽想：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話語想要教給我們，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在人間，尊卑有序是永恆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聽。
我上小學六年級時，暑期布置的讀書作業是《南方來信》。那是一本記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的讀物，其中充滿了處決、拷打和虐殺。看完以後，心裏充滿了怪怪的想法。那時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點要變成個性變態了。總而言之，假如對我的那種教育完全成功，換言之，假如那些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我的期望得以實現，我想像不出現在我怎能不嗜殺成性、怎能不殘忍，或者說，在我身上，怎麽還會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書本上學習，還會在沉默中學習。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至於話語，它教給我的是：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化革命”進行到底。當時話語正站在人性的反麵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會有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