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亞豐對付宇新的安排很不服氣，嘟著嘴看我，意思是他可以幹些比後勤更重要的事。
我不理他，馬上跟譚仲夏開始對案件進行頭腦風暴，說了沒幾句就發現我們的立場完全兩樣。
雖然有疑點，但我還跟之前一樣，認為是仇殺。
而他也仍舊持他之前的觀點，認為是反社會人格團夥作案。
我試圖以古今中國多起連環命案作為例子反駁他的觀點，想讓他相信反社會人格極少會團夥作案，比如“約克郡屠夫”，比如“殺人小醜”，等等等等。可他也以例子來反駁我的觀點，說極少不等於沒有，比如“日落大道雌雄殺手”、“曼森家族”。
他還說越是超出常規的例子，越有其超出常規的狡猾處，美國fbi統計出來的數字說百分之九十八的連環兇手都是男性，女性隻占百分之二，甚至還不到。但偏就是這少數的部分，會犯下讓人膛目結舌難以下手偵查的案件，比如那個著名的黑寡婦岡尼斯。
我發現我說不過他。
他不僅用寬泛的理論知識和例子打壓我，還把眼前案件的疑點拎出來作了有利於他論斷的補充，比如“砸頭案”的簡單粗暴和“七刀案”的細致完全屬於兩種氣質的兇手，這裏麵沒有任何證據或線索支持我的“複仇論”。
這時白亞豐突然跟個小學生似的舉手，表示有問題要問。
我因為還是很堅定自己的看法，但又說不過譚仲夏，所以心裏有點窩火，看見白亞豐那副猥猥瑣瑣有話不敢說的樣就來氣，很不耐煩地叫他有什麽就趕緊問。
他嘴一張牙一碰，一本正經吐出個無聊到爆的問題：“為什麽女性連環兇手那麽少？”
我被這問題噎了一下，翻兩個白眼，懶得理他。
譚仲夏倒是認真，喝口茶，轉過臉，正正經經迴答白亞豐說：“你想，女人天生嘴碎，心裏藏不住事，平常隨便做點什麽都非得跟人家說才高興，何況殺人這麽大的事！她殺了第一個，扭頭告訴別人，一傳十十傳百，還沒來得及殺第二個呢，警察就把她逮了，怎麽可能犯得了連環案嘛！”
他迴答完，立刻又扭過臉來繼續跟我討論案情，把白亞豐不尷不尬不溫不熱晾在那裏，晾出一臉白癡表情。
譚仲夏認為被害人死前的那三天，是兇手定下的“審判日”。兇手用三天的時間來審判他們認為有罪行的死者，賣~淫、偷盜販賣嬰兒的女人；坑蒙拐騙草菅人命的包工頭；露陰癖和試圖猥褻自己親生女兒甚至很可能已經得償所願的變態狂。這些行徑在把自己當成了上帝的兇手眼裏，條條都是死罪。他們用三天時間用來審判然後才執行死刑。
然而我也有可以反駁的說法。
一般來說，反社會人格的連環兇手，他，或者她，或者他們，在犯案的時候會有一定的模式，比如有什麽特別的儀式，或者特別的兇器，再不然就是從死者身上取走點什麽或者在命案現場留下些什麽以便讓人知道這些案子是同一個人所為，比如“榔頭殺人魔”是指那個兇手在犯他每一樁案件時使用的兇器都是榔頭，而“海灣變態”是用棄屍地來指代，兇手把他殺的每個人都肢解成碎片用旅行箱裝了扔在固定的海灣，再還有“撲克小醜”是指兇手在每個殺人現場都留下一張撲克牌。
而我們手裏的三樁案子並沒有一樣可以用來給它們下定義的典型特質。
這三個受害人雖然都死得極慘，但死法各不相同。雖然死前都被捆綁，但捆綁用的材料也都不同，繩結也沒什麽特殊的。現場雖然留下很多七零八碎的線索，但並沒有與案件無關可以用來作標識的記號。
這是一部分原因。
再者，我認為，反社會人格的連環兇手，智商一般都是比較高的，想想看就知道了，智商低的犯一兩樁案子就被逮住了，哪有機會繼續犯案。隻有那些智商高、情商高、心思密、耐性好的人，才能屢屢犯案甚至還能逃脫法網，他們行動利落、高效、幹淨，在某些方麵有變態和病態的講究。但眼下的三樁案子，除“七刀案”紮七刀全部避開主動脈這點看上去稍微有點技術含量以外，其餘幾樁都野蠻粗暴到極致了。
這些是我的看法。
譚仲夏突然搖頭，說：“不是所有人都有強迫症的。”
我噎了一下，突然覺得，他這話，意味好深長。幾分鍾前，我才說過我沒有強迫症的話，馬上，他把這話當顆球樣踢迴來了。
他是說，不是每個連環兇手都像我以為的那樣，對命案特別講究，會有固定的模式，也許就有那麽些人沒這種賤毛病，他們隨心所欲，亂七八糟，想怎麽弄就怎麽弄呢？就像我往牆上釘照片的行為一樣，完全不按順序。
他這話，該不會有別的意思在裏頭吧？
他該不會有懷疑我是兇手的意思吧？
真要這樣想的話，他瘋了不成？
我朝他看過去，他卻沒看我，神情很簡單，似乎沒我想的那層意思。
然後我們唇來齒往你一言我一語又爭論了好些時間，白亞豐站在旁邊像個傻瓜一樣看來看去，誰說話看誰，腦袋扭來扭去，就像在看乒乓球比賽一樣。
等我們終於停下不吵你瞪我我瞪你時，他又再次弱弱地舉起一隻手表示要發言，這迴誰也不理睬他，還是你瞪我我瞪你，各自心裏都擰著股子勁。
白亞豐覺察不出空氣裏麵有古怪的味道，自顧自發問，問我們這麽爭來爭去的意義在哪裏，反社會人格團夥作案也好複仇者聯盟作案也好，爭明白了又怎麽樣，想破案還是得看現場證據不是嗎。
我坐下，暫時撇開譚仲夏不理，迴答白亞豐說：“很有必要。複仇殺人的話，殺害對象的目標是非常明確的，跟誰有仇就殺誰，與別人無關。我們也就能從死者的人際關係中進行排查。但如果像譚副隊長說的是反社會人格將自己扮演成上帝角色進行的係列性連環兇殺，目標就不確定了，任何一個品行不端的、在兇手眼裏有罪的人都有可能被殺，我們也無法從死者本身來進行排查，除非兇手自己露出馬腳，否則很難抓得住，得從外部去查，邪教組織啊，特別嗜好俱樂部啊，之類的。”
白亞豐一臉似懂非懂的表情。
我不要他懂，我隻是借跟他說話的空檔緩一緩，我已經明顯感覺到譚仲夏在有意無意地給我施加壓力。從我們第一次見麵到現在，他說的話，他似乎輕描淡寫地提出的問題，他明裏或者暗裏打量我的目光，全都帶著迷惑、探詢和叫人很不爽的質疑。
恐怕他真的是把我當成兇手嫌疑人了嗬，仔細想想，故意接近警察、麵不改色心不跳地勘查慘不忍睹的“開膛案”兇殺現場，符合反社會人格對警察的挑釁性行為特征，還有遺留在“七刀案”現場那件女士披風，仔細想想，好像正好是我的尺碼。
我的三叉神經又開始痛了。
這時，小海突然走進來，用托盤端了四杯茶，每人一杯，白亞豐也有份。
白亞豐接過茶的時候，恭敬得像個太監，就差給小海下跪謝恩了。他想討她的好，以彌補之前嘴賤說的那些得罪人的話，可小海不領情。
她是個對什麽都不感覺到意外，發生什麽都能接受，沒有恐懼也沒有多少好奇心的姑娘，活得無喜無悲無感覺，像是清水煮的大白菜，看著鮮嫩可口，實際上一點味道都沒有。然後你吃著，就會覺得奇怪，為什麽它會沒有味道，為什麽煮它的時候不放點鹽。
譚仲夏接過茶，低垂著眼睛細細吹著水麵上的浮葉，輕聲慢語說：“你好像對藝術這件事有偏愛，比如構圖、色彩這些。”
他這話又是突然之間出口的，而且眼睛沒有看著誰，搞得小海以為是在跟她說話。
我知道他的弦外之音是什麽，“開膛案”的現場不管是兇手無意選擇的還是有意選擇的，它都有一種藝術的美感在裏麵，這無法否認，隻是有的人能看到有的人看不到而己。
他不怨自己沒看出來，反而以我看出來為疑點來懷疑我？
我深吸一口氣，把剛剛捧起來的茶杯放下，把兩隻手撐在桌麵上，傾著臉特別特別認真地盯住他：“我記得我跟你講過，我大學裏學的是平麵設計。”
他漫不經心地點頭：哦。
隻這半分鍾時間，小海已經感覺到氣氛裏劍拔駑張的味道了，目光不由利害起來，直直望向譚仲夏。
譚仲夏毫不在意別人的目光和我可能會產生的敵對情緒，仍舊一臉漫不經心的表情，悠閑地喝著茶說：“來，蘇姑娘，我們來假設一下，如果你想殺人，你會怎麽操作。比如，從什麽角度選擇目標人物。怎麽動手。怎麽棄屍體。你會把犯罪現場弄得非常藝術化嗎？會留下作為身份標記的符號或者物品嗎？還是從死者身上拿走什麽當紀念品？”
他聲音很低，但是麵色平靜。
我不理他，馬上跟譚仲夏開始對案件進行頭腦風暴，說了沒幾句就發現我們的立場完全兩樣。
雖然有疑點，但我還跟之前一樣，認為是仇殺。
而他也仍舊持他之前的觀點，認為是反社會人格團夥作案。
我試圖以古今中國多起連環命案作為例子反駁他的觀點，想讓他相信反社會人格極少會團夥作案，比如“約克郡屠夫”，比如“殺人小醜”，等等等等。可他也以例子來反駁我的觀點，說極少不等於沒有，比如“日落大道雌雄殺手”、“曼森家族”。
他還說越是超出常規的例子，越有其超出常規的狡猾處，美國fbi統計出來的數字說百分之九十八的連環兇手都是男性，女性隻占百分之二，甚至還不到。但偏就是這少數的部分，會犯下讓人膛目結舌難以下手偵查的案件，比如那個著名的黑寡婦岡尼斯。
我發現我說不過他。
他不僅用寬泛的理論知識和例子打壓我，還把眼前案件的疑點拎出來作了有利於他論斷的補充，比如“砸頭案”的簡單粗暴和“七刀案”的細致完全屬於兩種氣質的兇手，這裏麵沒有任何證據或線索支持我的“複仇論”。
這時白亞豐突然跟個小學生似的舉手，表示有問題要問。
我因為還是很堅定自己的看法，但又說不過譚仲夏，所以心裏有點窩火，看見白亞豐那副猥猥瑣瑣有話不敢說的樣就來氣，很不耐煩地叫他有什麽就趕緊問。
他嘴一張牙一碰，一本正經吐出個無聊到爆的問題：“為什麽女性連環兇手那麽少？”
我被這問題噎了一下，翻兩個白眼，懶得理他。
譚仲夏倒是認真，喝口茶，轉過臉，正正經經迴答白亞豐說：“你想，女人天生嘴碎，心裏藏不住事，平常隨便做點什麽都非得跟人家說才高興，何況殺人這麽大的事！她殺了第一個，扭頭告訴別人，一傳十十傳百，還沒來得及殺第二個呢，警察就把她逮了，怎麽可能犯得了連環案嘛！”
他迴答完，立刻又扭過臉來繼續跟我討論案情，把白亞豐不尷不尬不溫不熱晾在那裏，晾出一臉白癡表情。
譚仲夏認為被害人死前的那三天，是兇手定下的“審判日”。兇手用三天的時間來審判他們認為有罪行的死者，賣~淫、偷盜販賣嬰兒的女人；坑蒙拐騙草菅人命的包工頭；露陰癖和試圖猥褻自己親生女兒甚至很可能已經得償所願的變態狂。這些行徑在把自己當成了上帝的兇手眼裏，條條都是死罪。他們用三天時間用來審判然後才執行死刑。
然而我也有可以反駁的說法。
一般來說，反社會人格的連環兇手，他，或者她，或者他們，在犯案的時候會有一定的模式，比如有什麽特別的儀式，或者特別的兇器，再不然就是從死者身上取走點什麽或者在命案現場留下些什麽以便讓人知道這些案子是同一個人所為，比如“榔頭殺人魔”是指那個兇手在犯他每一樁案件時使用的兇器都是榔頭，而“海灣變態”是用棄屍地來指代，兇手把他殺的每個人都肢解成碎片用旅行箱裝了扔在固定的海灣，再還有“撲克小醜”是指兇手在每個殺人現場都留下一張撲克牌。
而我們手裏的三樁案子並沒有一樣可以用來給它們下定義的典型特質。
這三個受害人雖然都死得極慘，但死法各不相同。雖然死前都被捆綁，但捆綁用的材料也都不同，繩結也沒什麽特殊的。現場雖然留下很多七零八碎的線索，但並沒有與案件無關可以用來作標識的記號。
這是一部分原因。
再者，我認為，反社會人格的連環兇手，智商一般都是比較高的，想想看就知道了，智商低的犯一兩樁案子就被逮住了，哪有機會繼續犯案。隻有那些智商高、情商高、心思密、耐性好的人，才能屢屢犯案甚至還能逃脫法網，他們行動利落、高效、幹淨，在某些方麵有變態和病態的講究。但眼下的三樁案子，除“七刀案”紮七刀全部避開主動脈這點看上去稍微有點技術含量以外，其餘幾樁都野蠻粗暴到極致了。
這些是我的看法。
譚仲夏突然搖頭，說：“不是所有人都有強迫症的。”
我噎了一下，突然覺得，他這話，意味好深長。幾分鍾前，我才說過我沒有強迫症的話，馬上，他把這話當顆球樣踢迴來了。
他是說，不是每個連環兇手都像我以為的那樣，對命案特別講究，會有固定的模式，也許就有那麽些人沒這種賤毛病，他們隨心所欲，亂七八糟，想怎麽弄就怎麽弄呢？就像我往牆上釘照片的行為一樣，完全不按順序。
他這話，該不會有別的意思在裏頭吧？
他該不會有懷疑我是兇手的意思吧？
真要這樣想的話，他瘋了不成？
我朝他看過去，他卻沒看我，神情很簡單，似乎沒我想的那層意思。
然後我們唇來齒往你一言我一語又爭論了好些時間，白亞豐站在旁邊像個傻瓜一樣看來看去，誰說話看誰，腦袋扭來扭去，就像在看乒乓球比賽一樣。
等我們終於停下不吵你瞪我我瞪你時，他又再次弱弱地舉起一隻手表示要發言，這迴誰也不理睬他，還是你瞪我我瞪你，各自心裏都擰著股子勁。
白亞豐覺察不出空氣裏麵有古怪的味道，自顧自發問，問我們這麽爭來爭去的意義在哪裏，反社會人格團夥作案也好複仇者聯盟作案也好，爭明白了又怎麽樣，想破案還是得看現場證據不是嗎。
我坐下，暫時撇開譚仲夏不理，迴答白亞豐說：“很有必要。複仇殺人的話，殺害對象的目標是非常明確的，跟誰有仇就殺誰，與別人無關。我們也就能從死者的人際關係中進行排查。但如果像譚副隊長說的是反社會人格將自己扮演成上帝角色進行的係列性連環兇殺，目標就不確定了，任何一個品行不端的、在兇手眼裏有罪的人都有可能被殺，我們也無法從死者本身來進行排查，除非兇手自己露出馬腳，否則很難抓得住，得從外部去查，邪教組織啊，特別嗜好俱樂部啊，之類的。”
白亞豐一臉似懂非懂的表情。
我不要他懂，我隻是借跟他說話的空檔緩一緩，我已經明顯感覺到譚仲夏在有意無意地給我施加壓力。從我們第一次見麵到現在，他說的話，他似乎輕描淡寫地提出的問題，他明裏或者暗裏打量我的目光，全都帶著迷惑、探詢和叫人很不爽的質疑。
恐怕他真的是把我當成兇手嫌疑人了嗬，仔細想想，故意接近警察、麵不改色心不跳地勘查慘不忍睹的“開膛案”兇殺現場，符合反社會人格對警察的挑釁性行為特征，還有遺留在“七刀案”現場那件女士披風，仔細想想，好像正好是我的尺碼。
我的三叉神經又開始痛了。
這時，小海突然走進來，用托盤端了四杯茶，每人一杯，白亞豐也有份。
白亞豐接過茶的時候，恭敬得像個太監，就差給小海下跪謝恩了。他想討她的好，以彌補之前嘴賤說的那些得罪人的話，可小海不領情。
她是個對什麽都不感覺到意外，發生什麽都能接受，沒有恐懼也沒有多少好奇心的姑娘，活得無喜無悲無感覺，像是清水煮的大白菜，看著鮮嫩可口，實際上一點味道都沒有。然後你吃著，就會覺得奇怪，為什麽它會沒有味道，為什麽煮它的時候不放點鹽。
譚仲夏接過茶，低垂著眼睛細細吹著水麵上的浮葉，輕聲慢語說：“你好像對藝術這件事有偏愛，比如構圖、色彩這些。”
他這話又是突然之間出口的，而且眼睛沒有看著誰，搞得小海以為是在跟她說話。
我知道他的弦外之音是什麽，“開膛案”的現場不管是兇手無意選擇的還是有意選擇的，它都有一種藝術的美感在裏麵，這無法否認，隻是有的人能看到有的人看不到而己。
他不怨自己沒看出來，反而以我看出來為疑點來懷疑我？
我深吸一口氣，把剛剛捧起來的茶杯放下，把兩隻手撐在桌麵上，傾著臉特別特別認真地盯住他：“我記得我跟你講過，我大學裏學的是平麵設計。”
他漫不經心地點頭：哦。
隻這半分鍾時間，小海已經感覺到氣氛裏劍拔駑張的味道了，目光不由利害起來，直直望向譚仲夏。
譚仲夏毫不在意別人的目光和我可能會產生的敵對情緒，仍舊一臉漫不經心的表情，悠閑地喝著茶說：“來，蘇姑娘，我們來假設一下，如果你想殺人，你會怎麽操作。比如，從什麽角度選擇目標人物。怎麽動手。怎麽棄屍體。你會把犯罪現場弄得非常藝術化嗎？會留下作為身份標記的符號或者物品嗎？還是從死者身上拿走什麽當紀念品？”
他聲音很低，但是麵色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