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晚上好！
完全沒有想到，今天晚上居然會麵對一個這麽盛大、又這麽擁擠的場麵。我感謝諸位的一片好意，但又清楚地知道，大家來主要是出於一種疑問：那個占取了我們那麽多閱讀時間的人究竟是什麽樣的？這種疑問變成當麵直觀之後，對任何作者都是一種巨大的威脅。為此，機智的錢鍾書先生幹脆就抵拒掉了：“你們吃了雞蛋覺得不錯就行了，為什麽非要看看生這個蛋的雞不可呢？”我這次顯然是躲不掉的了，心中難免產生一種害怕，害怕大家在閱讀中積累的印象毀於一旦，就像我的一個學生給我講過的一種情感經曆：未見麵時一年的通信如火如荼，一見麵後一小時內煙消雲散。
我們頭頂的橫隔已經寫明了今晚演講的題目——旅行和文學。這個題目是寬厚的主辦者給我劃定的一個寬泛的範圍，如果真的當作實際的演講題，就顯得大了一些。我在這個範圍之內揣摩著大家內心可能會對我提出的具體問題，例如：“作為一個學者，是什麽動因使你成了一個永遠的旅行者？”
我的迴答是：尋找文化現場。
好，那就把這個迴答當作今天演講的具體題目吧。
什麽是文化現場
任何值得我們注意的文化現象總會有一個傳播的幅度。初一看，傳播總是好事，傳播得廣一點，久一點，就能提升一種文化的價值，使它在更大的時空範圍內接受考驗，不斷自我調整、自我完善，這有什麽不好呢？
有不好的一麵。經過長距離、長時間的傳播，一種文化常常會變形、扭曲，由具體變為抽象，由活體變為標本，由多麵體變為單麵體，有時甚至變得麵目全非，讓人無法想像它的本來模樣。到了這個地步，它可能仍然頂著原先的名稱，這就造成了文化概念的混亂。誠然，一切文化現象都會變化，但任何一種自覺的文化現象不管怎麽變化都不會完全失落它對自身初始狀態的記憶，因為初始狀態是這種文化產生於世的基本理由所在，失落了，也就失落了它的生命基因。除了初始狀態，任何一種文化也都會有它發展得最成熟、發揮得最透徹的一些中心地點和中心時段，在那裏，這種文化的本質被展現得淋漓盡致。但是，廣泛的傳播，使很多文化現象的初始狀態、中心地點和中心時段都渺不可尋，人們似乎在享用著各種文化，又不知它們的本味，這實在是一個巨大的悲劇。
在生活中我們一定會有這樣的體會：有許多我們身臨其境的事情，聽別人幾度轉述就覺得變了味，變味的地方有些可以指出來加以糾正，有些卻隻可意會不可言傳，要明白地指出來都很困難。這就是傳播文本和實際體驗之間的嚴重差距。
可惜，我們的文化思考大多是在傳播文本中進行，在那裏汲取資訊，在那裏判別比較，最後如果有像樣的成果，又把這個成果投入傳播係統。這裏夾雜著多少差錯，多少謬誤，多少臆測，多少自以為是，多少以訛傳訛，隻有天知道了。這種毛病又以中國文化為甚。千餘年的科舉製度使中國文化人的隊伍大幅度增長，又使這支隊伍永遠走著一條以背誦古籍來謀求官職的漫漫長途，這也就變成了中國文化最普遍的運作方式和消耗方式。小部分文化人從這條長途有幸登上官位，以後也就跌宕於宦海沉浮，雖然也有可能因政治上的身遭貶謫而遠行千裏，卻與文化考察基本無關。隻有極少數的學人在經曆了這一切，或看破了這一切之後潛心學術，但大多也隻能從古籍到古籍，從文本到文本，即隻是做“半路接力”的工作，難於追根刨底、正本清源。
我所說的文化現場，就是針對這種狀況提出來的。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各種還活著的文化一定能找到一兩個與自己對應最密切的空間，在這些空間中，不管事情還在發生著或者已經發生過，都會以大量的感性因素從整體上讓人體驗那些文化的韻味和奧義，與文本記載互相補充，互相校正，這便是文化現場。作為一個文化人，在自己的腳力尚有裕餘的時候，應該盡量多尋訪這樣的一些地方。
這就是我旅行四海的基本動因。即主要是為了更換一種文化思考的方式，而不是為了遊記寫作，寫出遊記隻是副產品。後來因讀者歡迎，副產品升格，我也就認真起來了，那是後事。
直接現場
文化現場有簡單、複雜之分。簡單的現場可稱之為直接現場，複雜的現場可稱之為間接現場。
直接現場就是一種文化的直接發生地，現在還在發生著，隻要身臨其境、真切感受，就能把握住這種文化的脈搏。看來這是文化考察的起點性要求，但即便在這一點上也常常發生問題。
先舉一個極端性的例子。兩年前我在一份正式出版物上看到對新加坡戲劇的介紹，未免大吃一驚。介紹中提到的作品和人物，我都很陌生，這不能不使我有點慌亂了，因為我到過新加坡很多次，住的時間很長，每次都給那裏的戲劇界講課，參與他們的各種活動和討論，新加坡戲劇界又不大，我自認為早就熟識了其中的每一個團體和每一個個人，更何況一位新加坡研究生曾經在我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學位論文恰恰是《新加坡戲劇史論》，而我居然不知道那份新加坡戲劇概況介紹中所寫的基本內容！後來終於明白，是那份出版物的作者搞錯了。他沒有到過新加坡，隻是從偶爾獲得的雜誌文章上拚接出了那個介紹，其實那幾篇文章是幾個新加坡朋友對他們圈子裏兩個業餘戲劇愛好者的誇張性表揚而已。這種錯誤，隻要與新加坡戲劇現場稍有接觸的人就能指出來。這就說明，現場給人一種整體序列，而文本，哪怕真正是“白紙黑字”，也往往是一個偶然性的斷片，離開了整體序列很難說明什麽問題。我們往常總是認為隻有文字才具有把握全局的概括性和邏輯性，其實真是未必。這雖然是一個極端性的例子，可說明的問題卻不少。
在比較正常的情況下，我們如果平心靜氣地環視四周，也總能發現大量由於未能深入文化現場而作出的曖昧判斷包圍著我們，而且時間長，曖昧的判斷又會上升為確定性判斷，傳播給別人。我從上海來，深知不少上海人對台灣的判斷發生了嚴重的偏差，原因是他們從一部分在上海投資的台灣商人身上概括出了台灣人的總體素質和文化方式，其實，一到台灣這個現場才知道，台灣企業家中很優秀的一部分可能還未曾問津大陸，而台灣文化界與大陸的實質性聯係可能就更零碎了，因此上海人心目中的台灣基本上是不準確的，盡管就一個小局部而言倒是真實的。同樣，我發現我們台灣不少朋友對大陸社會生活許多方麵的判斷也帶有不少想當然的推理成分，即便有某些短暫性、局部性的依據，也與正確的文化判斷有較大距離。一大堆花瓣拚接不出一朵活花，一大堆準確的遠距離情報也與活生生的事實真相咫尺天涯。大的事情暫且擱置不論，最小的例子其實也是一樣，順手拈來的一個小例子是我本人，港台報刊曾登載過一些有關我的傳聞，我的過去，我的今天，我的未來，都涉及了，十分有趣。很多台灣朋友看了將信將疑，頻頻問我，但大陸的朋友基本上不會相信，這就是生活現場的差異。
由此可知，直接現場也就是一個明確無誤的空間方位，隻有這個空間方位才能提供一係列充滿活氣的綜合信息，來確證或否定各種事實發生的可能性、合理性以及運行軌跡，很難被局外的捕風捉影所替代。不是說花瓣拚接不出活花嗎，活花的生命，在於它在大地上的那個紮根點。
以小見大，世界上不同文化群落之間的隔閡與溝通，也是以是否互相深入文化現場為契機。玄奘到印度取經，看似著眼於佛經文本，實際上更重要的是深入佛教發生地這麽一個重要的文化現場，這使全部佛教文本都具備了充足的母體依據。在十八世紀，當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終於有規模地狹路相逢的時候，互相都不理解，但相比之下，歐洲對中國文化現場的深入，更為主動也更為提前，這隻要讀一讀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留下的通信和英國馬嘎爾尼留下的日記就可明白，因此在後來兩種文明的衝撞中他們也就有利得多，而中國方麵，對歐洲的了解則長期處於“海客談瀛州”的狀態，光憑著可笑的臆想和推斷與對方交涉，自然處處被動，笑話連連。
即便在同一個國家，曆史上很多爭鬥固然起因於權力分配，但也有很多爭鬥則起因於文化心理方位上的差異。要在文化心理方位間獲得疏通，可以靠縱橫家們的雄辯之術，可以靠性理學家們啟發良知，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互相體察彼此的生態立場，深入對方的文化心理現場。這一點，好像曆來並不那麽重視，十分可惜。常見的情況是，隻獲悉對方的一些零星情報，聽到一堆無法確證的傳言，就已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然後彼此你一拳我一腳地開打了，至於對方究竟怎麽想的，這些想法又有什麽環境依據，則都未曾設身處地。此種情景就像老戲《三岔口》，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互相根本還沒有看清對方的麵容，摸清對方的套路，就已經打得熱火朝天、氣喘籲籲。這時候多麽需要有一盞燈啊，把各個方麵都照亮。
尋找文化現場，就是尋找那盞能夠照亮對方、照亮環境，於是也隨之照亮自身態度的燈。多一點這種尋找，就少一點曆史的盲目，少一點無謂的消耗。
間接現場
間接現場是指事件已經過去、地點比較泛化的次現場。對於一個曆史悠久的國度來說，許多重要的文化現象餘緒猶存，但它們的重點爆發期已經告一段落，往昔爆發的現場殘煙繚繞、陳跡斑斑。我們當然不可能趕上一切文化的爆發期，既然如此，何妨退而求其次，去尋訪遺跡的現場。有時，這種現場在地點上也是不確定的，或許隻是一種類似性、可能性的曆史情景，遙遠的時間把一切都搞模糊了，但即便是這樣，也要去尋訪。
這些年我走得最多的，恰恰是這樣的現場。也許有人要說，值得尋訪的直接現場已經多如牛毛，為什麽還要風餐露宿地去尋訪那種虛無縹緲的間接現場？有人甚至認為，尋訪間接現場是對現實麻煩的迴避，或許是一種安全的生存策略。這都是誤解。在我看來，直接現場固然重要，間接現場卻也有一係列超越直接現場的地方。
第一，間接現場由於不強調此時此地的直接發生，因此可以提供不同時代的曆史文化資源。這些曆史文化資源對於造就一種恢宏深厚的文化人格至關重要。所以不妨說，尋找這樣的文化現場也就是在尋找一所橫亙千年的人格學校。曆史並不僅僅是中學、大學裏的一門課程，而是一種無法擺脫的背景，一種無法抵拒的遺傳，文化人的使命是自覺地幫助自己和他人整理這種背景和遺傳，力圖使他們經過優化選擇而達到良性組合。這一切，僅僅在今天發生的文化事實中尋找資源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迴過身去踏訪千年。千年何在？茫茫大地，可以用空間補時間。這種可以兌換為時間的空間，就是我們所說的間接現場即複雜現場。一個人的曆史文化素養，在很大程度上就看他曾被這樣的文化現場溶化過。
第二，間接現場大多已處於“人去樓空”的狀態，既交給我們很多信息，又交給我們很多空白和疑問，這就能激發我們的文化好奇性進行探索和研究，使我們從一個旅遊者、采訪者變成一個思考者和探求者。因此，一切間接現場也都是疑問現場、思考現場。現場的疑問和思考又會驅使我們去讀很多書、問很多人，於是便引發出一個深刻的學術過程。相比之下，直接現場常常是一個學術過程的終點，而間接現場則常常是一個學術過程的起點。一種感性的誘惑，開啟了一個理性程序，這實在是一件極有吸引力的事情。
我可以根據一些親身經曆來加以說明。
三年以前，我去山西考察。去之前我已從一些文獻中知道，山西商人在清代曾創造過舉世矚目的金融奇跡，但印象不深。到了山西平遙縣，東看西看，有三個物象留下了記憶，一是平遙一帶並不存在快速致富的自然地理條件；二是與自然地理條件很不相稱的高大門樓和堂皇的百年老街；三是街道石板上那深深的車轍印痕。尤其是這車轍印痕，我一遍遍凝視，不能不怦然心動。當年該有多少車馬的喧騰才會留下這麽深的印痕啊，而身處如此貧遠小縣城的人們是靠著什麽樣的本事把這麽多車馬引到自己身邊來的呢？我讓這些車轍留在腦海裏，開始係統地鑽研有關的文字資料，慢慢終於大致弄清楚當年山西商人的發跡史和衰敗史，並且由此產生了一種由衷的羞愧，為自己的無知，更為中國文化的失職。一個囊括了大半個中國的初步金融網絡在一群走投無路的山西農民手上建立起來了，一種可以與皇家國庫匹敵的資金巨流通過這個網絡在中國大地上匯集、湧動，並促進了其他各種行業的興盛，但中國文化對此基本上沒有予以關注。記載寥落，闡述無幾，更不要說對之進行提升、引導和輔佐了。中國文化如此強調以天下為己任，但對天下所發生的實質性變化卻缺少起碼的關注興趣和研究能力，而這種實質性變化又恰恰關及人民的生活、民族的財富、曆史的推進，文化卻漠然對之。那麽，文化究竟在關心天下的哪些問題呢？這個疑問開啟了我對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新階段，而疑問的起點，是山西省平遙縣百年老街石板上那深深的車轍。
是的，起點很小，甚至發現它也有點偶然，但它既然已經出現，並被我記住，就一定有正麵、反麵、側麵的種種背景，一定有或明或暗的無窮誘惑，足以控製我整個研究過程。有時研究過程被其他事情所積壓幾乎要中斷，但一想到平遙的房舍、街道、車轍，一種現場性、情境性的合力重新構成，研究也就繼續下去了。
還可說說我在東北旅行的經曆。
大家知道東北有一個名勝叫鏡泊湖，是一萬年前火山爆發的火山口積水而成，我去那裏純粹是為了旅遊，完全沒有文化考察的念頭。但是出乎意外，去鏡泊湖的路上首先經過的是寧安縣，即清代流放犯人的寧古塔。在那片土地上一站立，數百年前血跡斑斑的文字獄史實立刻湧現在眼前。我的家鄉，浙江、江蘇、安徽的那一批批品行高潔、學問淵博的文化人，居然就在這裏作生命的最後掙紮？我找不到他們生活的任何遺跡，但心裏明白，這裏的天穹涼雲、黑土丘陵、野草小花應該和當時沒有什麽區別，因此就不停地徘徊觀望。順著寧古塔再往前走，又毫無思想準備地遇到了唐代渤海國首都的遺址。渤海國的事情在史料中也見到過，印象縹緲而神奇，我們腳下的首都，在唐代應是除長安之外亞洲可數的大都市，但不知什麽原因消失得幾乎沒有了蹤影，我們能見到的遺址，是斷斷續續氣勢很大的土城牆牆基，以及一口奇跡般留下的八寶琉璃井。悵然若失地再往前走，終於到了鏡泊湖。
鏡泊湖萬餘年，渤海國千餘年，寧古塔數百年，全都陳列在路邊，這不能不使趕路人震撼了。萬餘年的平靜，千餘年的輝煌，數百年的血腥，最後隻剩下那萬餘年的平靜，而且勢必還會不斷平靜下去。這種組合似乎是故意在演示著曆史和人生的諸多奧秘。我一直在猜想，在寧古塔流放的大學者們，有沒有多走幾步路發現渤海國的遺址並在心裏作出考證？有沒有再多走幾步路發現鏡泊湖的美景而感慨萬千？
由於這三相並列的路途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對清代文字獄的曆史、東北“流人”的曆史、東北文明的創建過程、唐代渤海國的興衰、唐代政權與周邊藩國的關係、都市文明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都市文明在農耕文明和戰爭邏輯包圍下的易碎性等等本來不屬於我研究範圍的問題產生了敏感，一有可能便投入研究，除了已寫出《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市》等篇目外，還會不斷思考下去。去年，我為此又一次重走了那條路。
那條路，對我有限的個體生命而言，無疑已成了一個永久的動力圖像，調整了我的研究道路、拓展了我的文化判斷。更有趣的是，不管我在研究那條路邊的三個方位的任何一方，另外兩個方位都會不期然地隱約其間，大大地增加了思考的宏觀層次。我想，別的學者可以有別的研究方法，我在有生之年就努力向大地索取課題吧。
這種自我認定，使我的文化旅行更加自覺。走的地方越來越多，而有的地方，一走之後就像欠下了一筆沉重的債，時時牽掛。我欠東北地區的一筆大債是黑龍江，幾年前由黑龍江省的十幾名作家陪同，花了很長時間漂流那條江。中俄兩國幾百年的恩恩怨怨，冬天凝凍成漫長無比的冰天雪地，夏天則化解為一道可能是世界上最安靜、最寂寞的水流。我們看到江邊有一個叫“禦史大夫村”的小村莊，同行的鄉土曆史學者劉邦厚先生告訴我，鹹豐年間這個村莊的一個老卡官因發現一隊俄國兵船經過而急報朝廷，正被南方的邊患搞得焦頭爛額的鹹豐皇帝因怕腹背受敵而大吃一驚，俄國人輕鬆地解釋說，這隻是“借道”，為的是防止英軍北上。皇帝鬆了一口氣，禦史大夫村的老卡官卻因“驚駕”的罪名被打死。但很快證明，小村莊和老卡官的“驚駕”是驚對了的，這隊俄國兵船的經過是確確實實麵向中國的軍事行動，幾年之後，江北、江東的大片土地都變成俄國的了。我們又看到，本世紀初發生俄國人趕殺數千名華僑這一大慘案的地點，一個中國企業家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古堡，古堡內是一個足可稱雄遠近的大酒廠，叫“振邊酒廠”，住著這位企業家的全部家眷。現在，古堡在荒原蓑草間猶在，而酒廠及其主人，早就淪落在俄國和日本的炮火之中。請諸位設想一下，我們默默行駛在靜謐無波的黑龍江，環視著闃寂無人的兩岸，突然看到那個小村莊和那座舊城堡，心中會是多麽的惆悵。諸多惆悵均還沒有寫出來，因此總覺得欠了黑龍江一筆債。
我一講自己的旅行考察就收不住了，實在抱歉，就此打住吧。總而言之，我在父母之邦這片遼闊的土地上找到了無盡的滋養和無數的疑問，幾乎到了迷醉的地步。文化的領域很大，當然應該有一些哲思深邃的智者在高樓深院裏安靜地進行著更宏大、更周密的思索和判斷，也應該有一些腿腳比較強健的文化人以實地考察為人生的主要職責。我本人既然已經興致勃勃地走了那麽多，就決定繼續走下去，並把我的所見所思告訴大家，直到我走不動為止。
有人問我，為什麽不到地球的另一些地方多去走走呢？那裏應該有很多你感興趣的文化現場。年前一位電視記者就曾這樣問我，我是這樣迴答的：
千萬不要把我迷醉國內旅行作某種具有特殊意義的解釋，我最厭煩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潮了。在《鄉關何處》中我已經說明，文化人的所謂故鄉和家園，首先是精神意義上而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否則，我早該迴我的出生地江浙餘姚，在國內逛來逛去已經不對了。文化人為自己和別人尋找精神家園，至於自己的地理落腳點則由多種複雜的原因造成，固執不得。例如我在探詢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時總要努力尋找餘英時、黃仁宇、李澤厚、許倬雲、唐德剛等先生的著作，而他們自己則幾乎都漂泊在海外。他們以深厚的學養、廣闊的見識和活潑的性靈把中華文化的曆史奧秘描繪得比身在其間的我們所能做的更為精彩，便是證明。
但是畢竟還應該分工讓一些文化人獲得更多更具體的現場體驗。對中國大陸這個現場，我自告奮勇。我想，一個占人類最多人口，又在貧窮和戰亂中掙紮了那麽多年的民族，突然出現了一種轉變命運的可能，出現了爭取富裕、民主和文明的全民性努力，這樣的事情如果出現在南美洲、非洲，我也會千裏迢迢地趕去看一看，甚至還會想方設法參與一點什麽，而這樣的事居然恰恰發生在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當然我眼前的一切都不會太順利，但由於每一件大事都聯係到億萬人的生態，都牽連著千百年的神經，因此即便是煩惱、焦灼也都是文化體驗。
我的悲哀我的勸告
說到這裏，心中未免升起一絲淡淡的悲哀，即便在國內，我要走的地方也太多了，而且越走越會發現更多值得去的新地方、新路線，真是無窮無盡；對於舊遊之地，又常常因學識的增長而體會出新的意味，時時萌發重遊的行動。但是，大地無垠而吾生有涯，豪興未減而鬢發已秋，我究竟還有多少年可走呢？每次告別一個極有意味的地方時總是要暗自期許，我一定還要重來，但理智又悄悄提醒我，能重新考察一個地方的機會太少太少了，因此許多暫別其實是永別。
想起了法國拍攝的一部有關梅裏美的電視專題片。
幾乎走遍了整個歐洲的大作家大學者梅裏美終於走到了自己的暮年，但他還在旅行，一匹瘦馬馱著疲憊的身軀，那個傍晚又走近了一個村莊，他必須在村莊裏棲宿了，但進村一看，每一座房舍都已朽敗，而且都上了一把鏽跡斑斑的大鎖。這是一個被人類遺棄的村莊，為何遺棄，何時遺棄，均不得而知。梅裏美騎馬走在小巷裏感到一絲恐怖，突然，一束鮮豔的玫瑰拋落在馬頭前，就像他年輕時經常遭遇到的一樣，他急急抬頭在尋找拋花的窗口，可是每個窗口都關閉著，纏滿了蜘蛛網。也許是冥冥中的上帝要慰勞一下年邁的苦行者吧，以他以前熟悉的方式？梅裏美表情木然地沉思片刻，知道這裏不應是他今夜棲宿的地方，於是沒有停留，繼續前行，穿過村莊，溶進了暮色蒼茫的原野。留在人們視線中的最後一個身影，飽含著一位終生不倦的文化旅行者的不屈和蒼涼。
尋找文化現場，初期的障礙也許是文化敏感的缺乏，而最終的障礙總是年齡。走來走去幾十年，總能走到思考和腳步大體和諸的境地，而到了這個境地，居然已經因年齡而不便遠行，這是多麽殘酷的事情。
為此我要勸告與我有同好的年輕朋友，早一點出行。讓生命、大地、文化融成一體，是一種崇尚，也是一種享受。隻有在大地上，才能找到祖先的腳印，而尋找祖先也就是尋找我們生命的基因，尋找我們自己。文化，不就是讓有限的生命向更大的空間和時間領域延伸麽？那就多走走吧，用腳步走向文化的本義。
遠行非常勞累，但勞累本身就是對生命的拷問。把文化探求與生命拷問連成一體，才是最本真、也最誠實的文化人。
於是，風霜滿麵，形容枯槁的曆代中國文人都重複著一句話：“讀萬卷書，行萬裏路”，自己做不到，就把這句話傳給兒孫。
謝謝大家。
（選自《餘秋雨台灣演講》）
完全沒有想到，今天晚上居然會麵對一個這麽盛大、又這麽擁擠的場麵。我感謝諸位的一片好意，但又清楚地知道，大家來主要是出於一種疑問：那個占取了我們那麽多閱讀時間的人究竟是什麽樣的？這種疑問變成當麵直觀之後，對任何作者都是一種巨大的威脅。為此，機智的錢鍾書先生幹脆就抵拒掉了：“你們吃了雞蛋覺得不錯就行了，為什麽非要看看生這個蛋的雞不可呢？”我這次顯然是躲不掉的了，心中難免產生一種害怕，害怕大家在閱讀中積累的印象毀於一旦，就像我的一個學生給我講過的一種情感經曆：未見麵時一年的通信如火如荼，一見麵後一小時內煙消雲散。
我們頭頂的橫隔已經寫明了今晚演講的題目——旅行和文學。這個題目是寬厚的主辦者給我劃定的一個寬泛的範圍，如果真的當作實際的演講題，就顯得大了一些。我在這個範圍之內揣摩著大家內心可能會對我提出的具體問題，例如：“作為一個學者，是什麽動因使你成了一個永遠的旅行者？”
我的迴答是：尋找文化現場。
好，那就把這個迴答當作今天演講的具體題目吧。
什麽是文化現場
任何值得我們注意的文化現象總會有一個傳播的幅度。初一看，傳播總是好事，傳播得廣一點，久一點，就能提升一種文化的價值，使它在更大的時空範圍內接受考驗，不斷自我調整、自我完善，這有什麽不好呢？
有不好的一麵。經過長距離、長時間的傳播，一種文化常常會變形、扭曲，由具體變為抽象，由活體變為標本，由多麵體變為單麵體，有時甚至變得麵目全非，讓人無法想像它的本來模樣。到了這個地步，它可能仍然頂著原先的名稱，這就造成了文化概念的混亂。誠然，一切文化現象都會變化，但任何一種自覺的文化現象不管怎麽變化都不會完全失落它對自身初始狀態的記憶，因為初始狀態是這種文化產生於世的基本理由所在，失落了，也就失落了它的生命基因。除了初始狀態，任何一種文化也都會有它發展得最成熟、發揮得最透徹的一些中心地點和中心時段，在那裏，這種文化的本質被展現得淋漓盡致。但是，廣泛的傳播，使很多文化現象的初始狀態、中心地點和中心時段都渺不可尋，人們似乎在享用著各種文化，又不知它們的本味，這實在是一個巨大的悲劇。
在生活中我們一定會有這樣的體會：有許多我們身臨其境的事情，聽別人幾度轉述就覺得變了味，變味的地方有些可以指出來加以糾正，有些卻隻可意會不可言傳，要明白地指出來都很困難。這就是傳播文本和實際體驗之間的嚴重差距。
可惜，我們的文化思考大多是在傳播文本中進行，在那裏汲取資訊，在那裏判別比較，最後如果有像樣的成果，又把這個成果投入傳播係統。這裏夾雜著多少差錯，多少謬誤，多少臆測，多少自以為是，多少以訛傳訛，隻有天知道了。這種毛病又以中國文化為甚。千餘年的科舉製度使中國文化人的隊伍大幅度增長，又使這支隊伍永遠走著一條以背誦古籍來謀求官職的漫漫長途，這也就變成了中國文化最普遍的運作方式和消耗方式。小部分文化人從這條長途有幸登上官位，以後也就跌宕於宦海沉浮，雖然也有可能因政治上的身遭貶謫而遠行千裏，卻與文化考察基本無關。隻有極少數的學人在經曆了這一切，或看破了這一切之後潛心學術，但大多也隻能從古籍到古籍，從文本到文本，即隻是做“半路接力”的工作，難於追根刨底、正本清源。
我所說的文化現場，就是針對這種狀況提出來的。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各種還活著的文化一定能找到一兩個與自己對應最密切的空間，在這些空間中，不管事情還在發生著或者已經發生過，都會以大量的感性因素從整體上讓人體驗那些文化的韻味和奧義，與文本記載互相補充，互相校正，這便是文化現場。作為一個文化人，在自己的腳力尚有裕餘的時候，應該盡量多尋訪這樣的一些地方。
這就是我旅行四海的基本動因。即主要是為了更換一種文化思考的方式，而不是為了遊記寫作，寫出遊記隻是副產品。後來因讀者歡迎，副產品升格，我也就認真起來了，那是後事。
直接現場
文化現場有簡單、複雜之分。簡單的現場可稱之為直接現場，複雜的現場可稱之為間接現場。
直接現場就是一種文化的直接發生地，現在還在發生著，隻要身臨其境、真切感受，就能把握住這種文化的脈搏。看來這是文化考察的起點性要求，但即便在這一點上也常常發生問題。
先舉一個極端性的例子。兩年前我在一份正式出版物上看到對新加坡戲劇的介紹，未免大吃一驚。介紹中提到的作品和人物，我都很陌生，這不能不使我有點慌亂了，因為我到過新加坡很多次，住的時間很長，每次都給那裏的戲劇界講課，參與他們的各種活動和討論，新加坡戲劇界又不大，我自認為早就熟識了其中的每一個團體和每一個個人，更何況一位新加坡研究生曾經在我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學位論文恰恰是《新加坡戲劇史論》，而我居然不知道那份新加坡戲劇概況介紹中所寫的基本內容！後來終於明白，是那份出版物的作者搞錯了。他沒有到過新加坡，隻是從偶爾獲得的雜誌文章上拚接出了那個介紹，其實那幾篇文章是幾個新加坡朋友對他們圈子裏兩個業餘戲劇愛好者的誇張性表揚而已。這種錯誤，隻要與新加坡戲劇現場稍有接觸的人就能指出來。這就說明，現場給人一種整體序列，而文本，哪怕真正是“白紙黑字”，也往往是一個偶然性的斷片，離開了整體序列很難說明什麽問題。我們往常總是認為隻有文字才具有把握全局的概括性和邏輯性，其實真是未必。這雖然是一個極端性的例子，可說明的問題卻不少。
在比較正常的情況下，我們如果平心靜氣地環視四周，也總能發現大量由於未能深入文化現場而作出的曖昧判斷包圍著我們，而且時間長，曖昧的判斷又會上升為確定性判斷，傳播給別人。我從上海來，深知不少上海人對台灣的判斷發生了嚴重的偏差，原因是他們從一部分在上海投資的台灣商人身上概括出了台灣人的總體素質和文化方式，其實，一到台灣這個現場才知道，台灣企業家中很優秀的一部分可能還未曾問津大陸，而台灣文化界與大陸的實質性聯係可能就更零碎了，因此上海人心目中的台灣基本上是不準確的，盡管就一個小局部而言倒是真實的。同樣，我發現我們台灣不少朋友對大陸社會生活許多方麵的判斷也帶有不少想當然的推理成分，即便有某些短暫性、局部性的依據，也與正確的文化判斷有較大距離。一大堆花瓣拚接不出一朵活花，一大堆準確的遠距離情報也與活生生的事實真相咫尺天涯。大的事情暫且擱置不論，最小的例子其實也是一樣，順手拈來的一個小例子是我本人，港台報刊曾登載過一些有關我的傳聞，我的過去，我的今天，我的未來，都涉及了，十分有趣。很多台灣朋友看了將信將疑，頻頻問我，但大陸的朋友基本上不會相信，這就是生活現場的差異。
由此可知，直接現場也就是一個明確無誤的空間方位，隻有這個空間方位才能提供一係列充滿活氣的綜合信息，來確證或否定各種事實發生的可能性、合理性以及運行軌跡，很難被局外的捕風捉影所替代。不是說花瓣拚接不出活花嗎，活花的生命，在於它在大地上的那個紮根點。
以小見大，世界上不同文化群落之間的隔閡與溝通，也是以是否互相深入文化現場為契機。玄奘到印度取經，看似著眼於佛經文本，實際上更重要的是深入佛教發生地這麽一個重要的文化現場，這使全部佛教文本都具備了充足的母體依據。在十八世紀，當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終於有規模地狹路相逢的時候，互相都不理解，但相比之下，歐洲對中國文化現場的深入，更為主動也更為提前，這隻要讀一讀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留下的通信和英國馬嘎爾尼留下的日記就可明白，因此在後來兩種文明的衝撞中他們也就有利得多，而中國方麵，對歐洲的了解則長期處於“海客談瀛州”的狀態，光憑著可笑的臆想和推斷與對方交涉，自然處處被動，笑話連連。
即便在同一個國家，曆史上很多爭鬥固然起因於權力分配，但也有很多爭鬥則起因於文化心理方位上的差異。要在文化心理方位間獲得疏通，可以靠縱橫家們的雄辯之術，可以靠性理學家們啟發良知，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互相體察彼此的生態立場，深入對方的文化心理現場。這一點，好像曆來並不那麽重視，十分可惜。常見的情況是，隻獲悉對方的一些零星情報，聽到一堆無法確證的傳言，就已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然後彼此你一拳我一腳地開打了，至於對方究竟怎麽想的，這些想法又有什麽環境依據，則都未曾設身處地。此種情景就像老戲《三岔口》，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互相根本還沒有看清對方的麵容，摸清對方的套路，就已經打得熱火朝天、氣喘籲籲。這時候多麽需要有一盞燈啊，把各個方麵都照亮。
尋找文化現場，就是尋找那盞能夠照亮對方、照亮環境，於是也隨之照亮自身態度的燈。多一點這種尋找，就少一點曆史的盲目，少一點無謂的消耗。
間接現場
間接現場是指事件已經過去、地點比較泛化的次現場。對於一個曆史悠久的國度來說，許多重要的文化現象餘緒猶存，但它們的重點爆發期已經告一段落，往昔爆發的現場殘煙繚繞、陳跡斑斑。我們當然不可能趕上一切文化的爆發期，既然如此，何妨退而求其次，去尋訪遺跡的現場。有時，這種現場在地點上也是不確定的，或許隻是一種類似性、可能性的曆史情景，遙遠的時間把一切都搞模糊了，但即便是這樣，也要去尋訪。
這些年我走得最多的，恰恰是這樣的現場。也許有人要說，值得尋訪的直接現場已經多如牛毛，為什麽還要風餐露宿地去尋訪那種虛無縹緲的間接現場？有人甚至認為，尋訪間接現場是對現實麻煩的迴避，或許是一種安全的生存策略。這都是誤解。在我看來，直接現場固然重要，間接現場卻也有一係列超越直接現場的地方。
第一，間接現場由於不強調此時此地的直接發生，因此可以提供不同時代的曆史文化資源。這些曆史文化資源對於造就一種恢宏深厚的文化人格至關重要。所以不妨說，尋找這樣的文化現場也就是在尋找一所橫亙千年的人格學校。曆史並不僅僅是中學、大學裏的一門課程，而是一種無法擺脫的背景，一種無法抵拒的遺傳，文化人的使命是自覺地幫助自己和他人整理這種背景和遺傳，力圖使他們經過優化選擇而達到良性組合。這一切，僅僅在今天發生的文化事實中尋找資源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迴過身去踏訪千年。千年何在？茫茫大地，可以用空間補時間。這種可以兌換為時間的空間，就是我們所說的間接現場即複雜現場。一個人的曆史文化素養，在很大程度上就看他曾被這樣的文化現場溶化過。
第二，間接現場大多已處於“人去樓空”的狀態，既交給我們很多信息，又交給我們很多空白和疑問，這就能激發我們的文化好奇性進行探索和研究，使我們從一個旅遊者、采訪者變成一個思考者和探求者。因此，一切間接現場也都是疑問現場、思考現場。現場的疑問和思考又會驅使我們去讀很多書、問很多人，於是便引發出一個深刻的學術過程。相比之下，直接現場常常是一個學術過程的終點，而間接現場則常常是一個學術過程的起點。一種感性的誘惑，開啟了一個理性程序，這實在是一件極有吸引力的事情。
我可以根據一些親身經曆來加以說明。
三年以前，我去山西考察。去之前我已從一些文獻中知道，山西商人在清代曾創造過舉世矚目的金融奇跡，但印象不深。到了山西平遙縣，東看西看，有三個物象留下了記憶，一是平遙一帶並不存在快速致富的自然地理條件；二是與自然地理條件很不相稱的高大門樓和堂皇的百年老街；三是街道石板上那深深的車轍印痕。尤其是這車轍印痕，我一遍遍凝視，不能不怦然心動。當年該有多少車馬的喧騰才會留下這麽深的印痕啊，而身處如此貧遠小縣城的人們是靠著什麽樣的本事把這麽多車馬引到自己身邊來的呢？我讓這些車轍留在腦海裏，開始係統地鑽研有關的文字資料，慢慢終於大致弄清楚當年山西商人的發跡史和衰敗史，並且由此產生了一種由衷的羞愧，為自己的無知，更為中國文化的失職。一個囊括了大半個中國的初步金融網絡在一群走投無路的山西農民手上建立起來了，一種可以與皇家國庫匹敵的資金巨流通過這個網絡在中國大地上匯集、湧動，並促進了其他各種行業的興盛，但中國文化對此基本上沒有予以關注。記載寥落，闡述無幾，更不要說對之進行提升、引導和輔佐了。中國文化如此強調以天下為己任，但對天下所發生的實質性變化卻缺少起碼的關注興趣和研究能力，而這種實質性變化又恰恰關及人民的生活、民族的財富、曆史的推進，文化卻漠然對之。那麽，文化究竟在關心天下的哪些問題呢？這個疑問開啟了我對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新階段，而疑問的起點，是山西省平遙縣百年老街石板上那深深的車轍。
是的，起點很小，甚至發現它也有點偶然，但它既然已經出現，並被我記住，就一定有正麵、反麵、側麵的種種背景，一定有或明或暗的無窮誘惑，足以控製我整個研究過程。有時研究過程被其他事情所積壓幾乎要中斷，但一想到平遙的房舍、街道、車轍，一種現場性、情境性的合力重新構成，研究也就繼續下去了。
還可說說我在東北旅行的經曆。
大家知道東北有一個名勝叫鏡泊湖，是一萬年前火山爆發的火山口積水而成，我去那裏純粹是為了旅遊，完全沒有文化考察的念頭。但是出乎意外，去鏡泊湖的路上首先經過的是寧安縣，即清代流放犯人的寧古塔。在那片土地上一站立，數百年前血跡斑斑的文字獄史實立刻湧現在眼前。我的家鄉，浙江、江蘇、安徽的那一批批品行高潔、學問淵博的文化人，居然就在這裏作生命的最後掙紮？我找不到他們生活的任何遺跡，但心裏明白，這裏的天穹涼雲、黑土丘陵、野草小花應該和當時沒有什麽區別，因此就不停地徘徊觀望。順著寧古塔再往前走，又毫無思想準備地遇到了唐代渤海國首都的遺址。渤海國的事情在史料中也見到過，印象縹緲而神奇，我們腳下的首都，在唐代應是除長安之外亞洲可數的大都市，但不知什麽原因消失得幾乎沒有了蹤影，我們能見到的遺址，是斷斷續續氣勢很大的土城牆牆基，以及一口奇跡般留下的八寶琉璃井。悵然若失地再往前走，終於到了鏡泊湖。
鏡泊湖萬餘年，渤海國千餘年，寧古塔數百年，全都陳列在路邊，這不能不使趕路人震撼了。萬餘年的平靜，千餘年的輝煌，數百年的血腥，最後隻剩下那萬餘年的平靜，而且勢必還會不斷平靜下去。這種組合似乎是故意在演示著曆史和人生的諸多奧秘。我一直在猜想，在寧古塔流放的大學者們，有沒有多走幾步路發現渤海國的遺址並在心裏作出考證？有沒有再多走幾步路發現鏡泊湖的美景而感慨萬千？
由於這三相並列的路途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對清代文字獄的曆史、東北“流人”的曆史、東北文明的創建過程、唐代渤海國的興衰、唐代政權與周邊藩國的關係、都市文明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都市文明在農耕文明和戰爭邏輯包圍下的易碎性等等本來不屬於我研究範圍的問題產生了敏感，一有可能便投入研究，除了已寫出《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市》等篇目外，還會不斷思考下去。去年，我為此又一次重走了那條路。
那條路，對我有限的個體生命而言，無疑已成了一個永久的動力圖像，調整了我的研究道路、拓展了我的文化判斷。更有趣的是，不管我在研究那條路邊的三個方位的任何一方，另外兩個方位都會不期然地隱約其間，大大地增加了思考的宏觀層次。我想，別的學者可以有別的研究方法，我在有生之年就努力向大地索取課題吧。
這種自我認定，使我的文化旅行更加自覺。走的地方越來越多，而有的地方，一走之後就像欠下了一筆沉重的債，時時牽掛。我欠東北地區的一筆大債是黑龍江，幾年前由黑龍江省的十幾名作家陪同，花了很長時間漂流那條江。中俄兩國幾百年的恩恩怨怨，冬天凝凍成漫長無比的冰天雪地，夏天則化解為一道可能是世界上最安靜、最寂寞的水流。我們看到江邊有一個叫“禦史大夫村”的小村莊，同行的鄉土曆史學者劉邦厚先生告訴我，鹹豐年間這個村莊的一個老卡官因發現一隊俄國兵船經過而急報朝廷，正被南方的邊患搞得焦頭爛額的鹹豐皇帝因怕腹背受敵而大吃一驚，俄國人輕鬆地解釋說，這隻是“借道”，為的是防止英軍北上。皇帝鬆了一口氣，禦史大夫村的老卡官卻因“驚駕”的罪名被打死。但很快證明，小村莊和老卡官的“驚駕”是驚對了的，這隊俄國兵船的經過是確確實實麵向中國的軍事行動，幾年之後，江北、江東的大片土地都變成俄國的了。我們又看到，本世紀初發生俄國人趕殺數千名華僑這一大慘案的地點，一個中國企業家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古堡，古堡內是一個足可稱雄遠近的大酒廠，叫“振邊酒廠”，住著這位企業家的全部家眷。現在，古堡在荒原蓑草間猶在，而酒廠及其主人，早就淪落在俄國和日本的炮火之中。請諸位設想一下，我們默默行駛在靜謐無波的黑龍江，環視著闃寂無人的兩岸，突然看到那個小村莊和那座舊城堡，心中會是多麽的惆悵。諸多惆悵均還沒有寫出來，因此總覺得欠了黑龍江一筆債。
我一講自己的旅行考察就收不住了，實在抱歉，就此打住吧。總而言之，我在父母之邦這片遼闊的土地上找到了無盡的滋養和無數的疑問，幾乎到了迷醉的地步。文化的領域很大，當然應該有一些哲思深邃的智者在高樓深院裏安靜地進行著更宏大、更周密的思索和判斷，也應該有一些腿腳比較強健的文化人以實地考察為人生的主要職責。我本人既然已經興致勃勃地走了那麽多，就決定繼續走下去，並把我的所見所思告訴大家，直到我走不動為止。
有人問我，為什麽不到地球的另一些地方多去走走呢？那裏應該有很多你感興趣的文化現場。年前一位電視記者就曾這樣問我，我是這樣迴答的：
千萬不要把我迷醉國內旅行作某種具有特殊意義的解釋，我最厭煩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潮了。在《鄉關何處》中我已經說明，文化人的所謂故鄉和家園，首先是精神意義上而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否則，我早該迴我的出生地江浙餘姚，在國內逛來逛去已經不對了。文化人為自己和別人尋找精神家園，至於自己的地理落腳點則由多種複雜的原因造成，固執不得。例如我在探詢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時總要努力尋找餘英時、黃仁宇、李澤厚、許倬雲、唐德剛等先生的著作，而他們自己則幾乎都漂泊在海外。他們以深厚的學養、廣闊的見識和活潑的性靈把中華文化的曆史奧秘描繪得比身在其間的我們所能做的更為精彩，便是證明。
但是畢竟還應該分工讓一些文化人獲得更多更具體的現場體驗。對中國大陸這個現場，我自告奮勇。我想，一個占人類最多人口，又在貧窮和戰亂中掙紮了那麽多年的民族，突然出現了一種轉變命運的可能，出現了爭取富裕、民主和文明的全民性努力，這樣的事情如果出現在南美洲、非洲，我也會千裏迢迢地趕去看一看，甚至還會想方設法參與一點什麽，而這樣的事居然恰恰發生在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當然我眼前的一切都不會太順利，但由於每一件大事都聯係到億萬人的生態，都牽連著千百年的神經，因此即便是煩惱、焦灼也都是文化體驗。
我的悲哀我的勸告
說到這裏，心中未免升起一絲淡淡的悲哀，即便在國內，我要走的地方也太多了，而且越走越會發現更多值得去的新地方、新路線，真是無窮無盡；對於舊遊之地，又常常因學識的增長而體會出新的意味，時時萌發重遊的行動。但是，大地無垠而吾生有涯，豪興未減而鬢發已秋，我究竟還有多少年可走呢？每次告別一個極有意味的地方時總是要暗自期許，我一定還要重來，但理智又悄悄提醒我，能重新考察一個地方的機會太少太少了，因此許多暫別其實是永別。
想起了法國拍攝的一部有關梅裏美的電視專題片。
幾乎走遍了整個歐洲的大作家大學者梅裏美終於走到了自己的暮年，但他還在旅行，一匹瘦馬馱著疲憊的身軀，那個傍晚又走近了一個村莊，他必須在村莊裏棲宿了，但進村一看，每一座房舍都已朽敗，而且都上了一把鏽跡斑斑的大鎖。這是一個被人類遺棄的村莊，為何遺棄，何時遺棄，均不得而知。梅裏美騎馬走在小巷裏感到一絲恐怖，突然，一束鮮豔的玫瑰拋落在馬頭前，就像他年輕時經常遭遇到的一樣，他急急抬頭在尋找拋花的窗口，可是每個窗口都關閉著，纏滿了蜘蛛網。也許是冥冥中的上帝要慰勞一下年邁的苦行者吧，以他以前熟悉的方式？梅裏美表情木然地沉思片刻，知道這裏不應是他今夜棲宿的地方，於是沒有停留，繼續前行，穿過村莊，溶進了暮色蒼茫的原野。留在人們視線中的最後一個身影，飽含著一位終生不倦的文化旅行者的不屈和蒼涼。
尋找文化現場，初期的障礙也許是文化敏感的缺乏，而最終的障礙總是年齡。走來走去幾十年，總能走到思考和腳步大體和諸的境地，而到了這個境地，居然已經因年齡而不便遠行，這是多麽殘酷的事情。
為此我要勸告與我有同好的年輕朋友，早一點出行。讓生命、大地、文化融成一體，是一種崇尚，也是一種享受。隻有在大地上，才能找到祖先的腳印，而尋找祖先也就是尋找我們生命的基因，尋找我們自己。文化，不就是讓有限的生命向更大的空間和時間領域延伸麽？那就多走走吧，用腳步走向文化的本義。
遠行非常勞累，但勞累本身就是對生命的拷問。把文化探求與生命拷問連成一體，才是最本真、也最誠實的文化人。
於是，風霜滿麵，形容枯槁的曆代中國文人都重複著一句話：“讀萬卷書，行萬裏路”，自己做不到，就把這句話傳給兒孫。
謝謝大家。
（選自《餘秋雨台灣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