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來是應《競報》之約，給他們的曆史版寫的一個專欄隨筆係列，這是第一篇，以後博客將和報紙同步更新，大概一周一篇。博客的內容會稍微多於報紙一些）
他生長在“百年望族”的謝氏門第，由於其祖父謝玄的功業，少年便承襲了康樂公爵，真可謂“年方二十已重封”，貴極一時。
這個素重文學的第一等世家，不僅給了他煊赫的身份，也給了他文學藝術的豐厚土壤。書載謝靈運“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一時身名俱泰，可謂少年得誌。魏晉時代，名士輩出，紛紛放浪形骸，嘯聚山林。而真的有足夠的資本與才情，笑傲王侯的卻不多，謝靈運是其中之一。
他品評人物說，曹子建才高八鬥，他獨占一鬥，而後天下人共分一鬥。今天或有人追究這等分法的公正，但在那個時代，這個評價本身就是名士風流的最好注腳。
謝靈運是一個佛學家，政治家，書法家[1]，但我更寧願相信，他骨子裏是一個詩人，一個視藝術為生命的詩人，才會對文壇有著有如此風流自賞的評價。這是再高明的學者都無法做到的鮮活。
宗白樺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
是的，在那個獨一無二的時代，王謝大族們以他們的鼎盛的風流——敢與帝王共天下的政治地位，敵國的經濟實力，超脫種種限製，而進入到一個純任才情的時代，建立起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精神帝國。
而謝靈運，這個資質與門第冠絕當世的謝氏子弟，正是這個精神帝國的繼承者。他理所應當依恃超邁的藝術才情，雄踞時代之上，成就一種自由飄逸的人生，成為這個藝術國度的驕傲王者。
然而，謝靈運的願望不僅止於此。
世族風流賦予了謝靈運才華與名譽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文化壓力，讓謝靈運不能如陶淵明一樣最終體會到“誤入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從而迴歸田園的慰籍，而還要在他所深惡痛絕的政壇上帶著日益渺茫的希望和始終不曾泯滅的自信與驕傲苦苦掙紮。
（或許，中國每一個詩人都有著政治夢想，卻不曾認真的思索過，司文學的神祗在給你超脫凡塵的藝術才華時，同時也關閉了你通往王侯將相的途徑。他要你用全部的精力，卻為他創作出燦爛的詩篇。一旦選擇了位高權重的官場生涯，那麽你隻能交還彩筆，留下一份江郎才盡的歎惋。詩人，或許已注定了，要在這個渾濁的世間孤獨的行吟。然而並非每個詩人都甘願如此。）
《宋書謝靈運傳》載謝靈運常攜眾遊山玩水，“常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聲勢浩大，以至於當地太守以為是山賊來犯，驚惶失措。
我寧願相信，這些盛大的舉動並非林下喝道的粗俗，謝靈運隻是向世俗統治者宣誓：在那個雖然即將沒落但流風仍存於人心的精神高貴王國中，自己仍是當之無愧的領袖。
然而，文化對於政權的抗爭終究是軟弱的，若統治者被激怒，用粗暴的手段打破遊戲規則，文化的優勢將變的脆弱如紙，連謝靈運本身的生命都得不到保證。謝靈運也是很清楚這一點的，於是他感到恢複謝氏風流已隨著貴族時代的遠去變的渺茫難及，自己的理想與現實發生了激烈衝突，在這種無以言說的痛苦中，他選擇的不是僅僅一向標榜的隱逸，而還是一種放浪的發泄：
“（靈運）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裸身大唿。剴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唿，何關癡人事！’”（《南史·謝靈運傳》）
一個著有《辨宗論》的佛學家，一個才華橫溢的詩人、一個以傳承世族風流為己任的精神領袖，現在竟至於如此一絲不掛地放浪自我。這既是對現實社會的無奈反抗，也是為人生理想不得實現的自我墮落。在一個黃鍾毀棄、瓦釜雷鳴、“哲人不存”（《山居賦》）的時代，天才似乎也隻有自我墮落才能減輕自我的痛苦。
痛苦的終結莫過於死亡。而從容是魏晉名士麵對生死時應有的要求。
嵇康臨刑不驚，唯歎《廣零散》之絕響，成為當時名士處理生死的典範，謝氏人物的最傑出者，也是謝靈運一心追慕的先祖謝安也是此中的佼佼者：
謝安盤桓東山時，與諸公泛舟海上。一時風起浪湧，諸人顏色大變，急於迴航。唯有謝安神情自若，吟嘯不言。船夫見謝安氣定神閑，於是繼續航行。不久風浪更急，諸人已坐立不安，喧鬧不止，謝安才徐徐言道：“如此，將無歸！”眾人常鬆一口氣，調船而歸。自此，眾人以為謝安的雅量，足以鎮安朝野。
謝靈運自己也是追慕這種境界的，但是當他真的麵對生死時，卻無法安然作洛生詠。
在劉宋時代，社會動蕩不定，世族們的生命已經沒有了東晉時代世族政治作為製度保障，而世族的聲望地位仍長期存在，朝中當道的“小人”乃至九五之尊的帝王都要在他們麵前感到文化壓力，這就尤其給既是一等高門又才情絕代的謝靈運招來了嫉妒和攻訐。讓他覺得在亂世裏一不小心就會招至中傷誹謗，乃至生命受到威脅。
在《初發石首城》中他沉重地寫道：“白圭尚可磨，斯言易為淄。雖抱中孚爻，猶勞見錦詩。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可歎曾經在異族兵臨城下、政敵斧鉞加身之時鎮定自若的謝氏風度，到了謝靈運的時代，卻在世俗長期浸染的隱痛磨折中顯得無奈而軟弱。
當謝靈運最終走入了現實社會為他設置的陷阱，走入了死亡的深淵。他的表現更讓人歎息：
司徒遣隨州從事收羈靈運，靈運作出“大逆不道”的詩句：“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而後，他更不顧後果，興兵反抗。這是無異於以卵擊石的冒險。靈運被擒，徙付廣州時，又私下謀劃半路劫獄，事敗，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
幾乎讓人難以相信，一向以文才風流，以精神的高貴反抗世俗的謝靈運最後竟然是用武力作出了最後一擊，然而這一擊又顯得是多麽的無力甚至可笑。
也許，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構築領導的山水澄鮮精神王國，在鐵馬金戈護衛下的世俗王國麵前是多麽脆弱，不是不知道一旦這個驕傲君主走到世俗世界中來又有多麽無助，但是他最終選擇了鋌而走險。
臨刑前，他將自己的一蓬美髯剪下，贈給佛寺，作為維摩詰佛像的胡須。然後寫下“恨我君子誌，不獲岩上泯”的絕命辭，憾然辭世。
“恨我君子誌，不獲岩上泯。”
這是謝靈運的悵恨，也是那個遠去的風流時代最後的挽歌。
[1] 《南史》：“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
他生長在“百年望族”的謝氏門第，由於其祖父謝玄的功業，少年便承襲了康樂公爵，真可謂“年方二十已重封”，貴極一時。
這個素重文學的第一等世家，不僅給了他煊赫的身份，也給了他文學藝術的豐厚土壤。書載謝靈運“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一時身名俱泰，可謂少年得誌。魏晉時代，名士輩出，紛紛放浪形骸，嘯聚山林。而真的有足夠的資本與才情，笑傲王侯的卻不多，謝靈運是其中之一。
他品評人物說，曹子建才高八鬥，他獨占一鬥，而後天下人共分一鬥。今天或有人追究這等分法的公正，但在那個時代，這個評價本身就是名士風流的最好注腳。
謝靈運是一個佛學家，政治家，書法家[1]，但我更寧願相信，他骨子裏是一個詩人，一個視藝術為生命的詩人，才會對文壇有著有如此風流自賞的評價。這是再高明的學者都無法做到的鮮活。
宗白樺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
是的，在那個獨一無二的時代，王謝大族們以他們的鼎盛的風流——敢與帝王共天下的政治地位，敵國的經濟實力，超脫種種限製，而進入到一個純任才情的時代，建立起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精神帝國。
而謝靈運，這個資質與門第冠絕當世的謝氏子弟，正是這個精神帝國的繼承者。他理所應當依恃超邁的藝術才情，雄踞時代之上，成就一種自由飄逸的人生，成為這個藝術國度的驕傲王者。
然而，謝靈運的願望不僅止於此。
世族風流賦予了謝靈運才華與名譽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文化壓力，讓謝靈運不能如陶淵明一樣最終體會到“誤入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從而迴歸田園的慰籍，而還要在他所深惡痛絕的政壇上帶著日益渺茫的希望和始終不曾泯滅的自信與驕傲苦苦掙紮。
（或許，中國每一個詩人都有著政治夢想，卻不曾認真的思索過，司文學的神祗在給你超脫凡塵的藝術才華時，同時也關閉了你通往王侯將相的途徑。他要你用全部的精力，卻為他創作出燦爛的詩篇。一旦選擇了位高權重的官場生涯，那麽你隻能交還彩筆，留下一份江郎才盡的歎惋。詩人，或許已注定了，要在這個渾濁的世間孤獨的行吟。然而並非每個詩人都甘願如此。）
《宋書謝靈運傳》載謝靈運常攜眾遊山玩水，“常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聲勢浩大，以至於當地太守以為是山賊來犯，驚惶失措。
我寧願相信，這些盛大的舉動並非林下喝道的粗俗，謝靈運隻是向世俗統治者宣誓：在那個雖然即將沒落但流風仍存於人心的精神高貴王國中，自己仍是當之無愧的領袖。
然而，文化對於政權的抗爭終究是軟弱的，若統治者被激怒，用粗暴的手段打破遊戲規則，文化的優勢將變的脆弱如紙，連謝靈運本身的生命都得不到保證。謝靈運也是很清楚這一點的，於是他感到恢複謝氏風流已隨著貴族時代的遠去變的渺茫難及，自己的理想與現實發生了激烈衝突，在這種無以言說的痛苦中，他選擇的不是僅僅一向標榜的隱逸，而還是一種放浪的發泄：
“（靈運）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裸身大唿。剴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唿，何關癡人事！’”（《南史·謝靈運傳》）
一個著有《辨宗論》的佛學家，一個才華橫溢的詩人、一個以傳承世族風流為己任的精神領袖，現在竟至於如此一絲不掛地放浪自我。這既是對現實社會的無奈反抗，也是為人生理想不得實現的自我墮落。在一個黃鍾毀棄、瓦釜雷鳴、“哲人不存”（《山居賦》）的時代，天才似乎也隻有自我墮落才能減輕自我的痛苦。
痛苦的終結莫過於死亡。而從容是魏晉名士麵對生死時應有的要求。
嵇康臨刑不驚，唯歎《廣零散》之絕響，成為當時名士處理生死的典範，謝氏人物的最傑出者，也是謝靈運一心追慕的先祖謝安也是此中的佼佼者：
謝安盤桓東山時，與諸公泛舟海上。一時風起浪湧，諸人顏色大變，急於迴航。唯有謝安神情自若，吟嘯不言。船夫見謝安氣定神閑，於是繼續航行。不久風浪更急，諸人已坐立不安，喧鬧不止，謝安才徐徐言道：“如此，將無歸！”眾人常鬆一口氣，調船而歸。自此，眾人以為謝安的雅量，足以鎮安朝野。
謝靈運自己也是追慕這種境界的，但是當他真的麵對生死時，卻無法安然作洛生詠。
在劉宋時代，社會動蕩不定，世族們的生命已經沒有了東晉時代世族政治作為製度保障，而世族的聲望地位仍長期存在，朝中當道的“小人”乃至九五之尊的帝王都要在他們麵前感到文化壓力，這就尤其給既是一等高門又才情絕代的謝靈運招來了嫉妒和攻訐。讓他覺得在亂世裏一不小心就會招至中傷誹謗，乃至生命受到威脅。
在《初發石首城》中他沉重地寫道：“白圭尚可磨，斯言易為淄。雖抱中孚爻，猶勞見錦詩。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可歎曾經在異族兵臨城下、政敵斧鉞加身之時鎮定自若的謝氏風度，到了謝靈運的時代，卻在世俗長期浸染的隱痛磨折中顯得無奈而軟弱。
當謝靈運最終走入了現實社會為他設置的陷阱，走入了死亡的深淵。他的表現更讓人歎息：
司徒遣隨州從事收羈靈運，靈運作出“大逆不道”的詩句：“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而後，他更不顧後果，興兵反抗。這是無異於以卵擊石的冒險。靈運被擒，徙付廣州時，又私下謀劃半路劫獄，事敗，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
幾乎讓人難以相信，一向以文才風流，以精神的高貴反抗世俗的謝靈運最後竟然是用武力作出了最後一擊，然而這一擊又顯得是多麽的無力甚至可笑。
也許，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構築領導的山水澄鮮精神王國，在鐵馬金戈護衛下的世俗王國麵前是多麽脆弱，不是不知道一旦這個驕傲君主走到世俗世界中來又有多麽無助，但是他最終選擇了鋌而走險。
臨刑前，他將自己的一蓬美髯剪下，贈給佛寺，作為維摩詰佛像的胡須。然後寫下“恨我君子誌，不獲岩上泯”的絕命辭，憾然辭世。
“恨我君子誌，不獲岩上泯。”
這是謝靈運的悵恨，也是那個遠去的風流時代最後的挽歌。
[1] 《南史》：“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