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在細雨中唿喊》將由蘭登書屋旗下的anchor出版發行，這是1991年您三十一歲的時候寫的，是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這本書裏，您從一個男青年的角度記述六、七十年代一個家庭的困難生活。迴過頭來，您今天怎麽看這部小說？如果現在有機會修改或增訂的話，您會做一些改動嗎？
餘華：是的，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此之前我已經寫了七年，有五部短篇小說集，有三十多個故事了。1991年的時候我決定寫作長篇小說了，說實話我那時候對寫作一個很長的故事沒有把握，此前我最長的故事也沒有超過五十頁，那時候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將一個故事寫到三百頁，可是我想寫作一個長篇小說的欲望非常強烈，我告訴自己：別管那麽多了，寫吧。於是我開始寫作《在細雨中唿喊》了。寫作其實和生活一樣，生活隻有不斷地去經曆，才能知道生活是什麽；寫作隻有不斷地去寫，才會知道寫作是什麽。然後我就找到了這部小說的結構，我不是用故事的邏輯來完成這部小說，而是用記憶的邏輯來完成，記憶不是按照時間的順序出現的，是按照情感的順序出現，比如說五年前的一件往事很可能勾起一年前的往事，然後再勾起十年前的往事，接著又勾起昨天的往事……如此連接下去，讓情感不斷深化。今天距離我完成這部小說整整十六年了，這部小說對我非常重要，因為從此以後我開始喜歡寫作長篇小說了。我覺得寫作短篇小說是工作，而寫作長篇小說是生活。為什麽？因為短篇小說總是在幾天內或者十幾天內完成，很少有意外的出現；長篇小說的寫作完全不一樣，需要一年和幾年或者十年的時間來完成，於是寫作長篇小說經常會有意外的出現，所以我說它像是在生活。大家都喜歡生活，可是很少有人喜歡工作。至於是否會修改和增訂自己的舊作，我想我不會這麽做，雖然我曾經有過這樣的想法。我已經完成四部長篇小說，每一部完成的時候都在想以後有機會再修改或者增訂，可是事實上我從來沒有這麽做過，這樣的想法隻是為了欺騙自己將小說拿出去出版，因為我知道自己的每一部小說都存在著瑕疵，隻是暫時沒有發現，出版幾年以後會逐漸地發現。問題是沒有一部小說是完美的，總是有瑕疵存在，而且修改和增訂本身可能會增加新的瑕疵。所以我覺得一個作家對待他過去的作品，正確的態度應該像對待文物一樣，保持它們的本來麵貌。
marx：您曾經說過，如果要了解當代中國，就必須了解文化大革命那個時代。《在細雨中唿喊》中的貧窮、粗暴的農村人物如何幫助我們了解當前的中國社會？
餘華：《在細雨中唿喊》中的主要部分記錄了二十多年的生活，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也就是從文革生活開始，寫到改革開放初期的生活。這二十多年仍然是貧窮和壓抑的，我想這本小說裏的貧窮一目了然，至於精神上的壓抑，從故事的敘述者那裏也可以感受到，而裏麵人物的一些粗暴言行，尤其是孫廣才，其實也是對精神生活壓抑的表達。在一個精神壓抑的社會體製裏，人們常常是以性格的粗暴來表達自己人性的唿喊。為什麽我要用《在細雨中唿喊》這個書名？因為細雨中的景象總是灰蒙蒙的，總是壓抑的，而唿喊是生命的表達，是人性對精神壓抑的社會體製的暴動。我們隻能用粗暴的言行來表達自己人性的存在，雖然十分可悲，可是我們中國人就是這樣生活過來的。
marx：在英文版序文中，譯者艾倫指出：“與餘華的不少其他作品相比，《在細雨中唿喊》離作者的生活經曆似乎更近一些” 。此書自傳的成分到底大不大？這個問題有意義嗎？此書的自傳性質有多重要？
餘華：在我完成的四部長篇小說裏，《在細雨中唿喊》和《兄弟》的人物的年齡和經曆與我最相近，所以認為它們與我的個人生活最接近是很正常的。其實這兩部小說裏的自傳成分和我的另外兩部小說《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一樣多，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每一部作品都是他的自傳，也可以說都不是他的自傳。因為作家在他的每一部作品裏都傾注了自己的內心情感和生活感受，來創造出不是作家本人的人物，隻是有些作品中的人物與作家的年齡經曆相近，有些作品中的人物相遠而已。
marx：中國人怎麽看《在細雨中唿喊》對共產主義的批判態度？
餘華：還沒有一個中國讀者告訴我，《在細雨中唿喊》表達了作者對共產主義的批判態度。這個問題我在中國不會遇到，可是在西方經常遇到。我認為我寫下了中國人的生活，當然生活是包羅萬象的，包括了曆史、政治、經濟、地理等等，也包括了人的思想、情感和夢想等等。中國的讀者在中國的社會體製裏生活過來，他們閱讀我的作品，隻是感受到我寫出了他們熟悉的生活。而西方的讀者因為在不同的社會體製裏生活，所以他們總是對我作品中的一些政治因素十分敏感，這也是很正常的。
marx：您希望以英語為母語的讀者讀完《在細雨中唿喊》後會有什麽樣的收獲，什麽樣的心得？
餘華：《在細雨中唿喊》的原文是很優美的中文，我的朋友艾倫用很優美的英文翻譯出來了，我希望英語讀者在品嚐艾倫優美的英文時，可以想象中文的美麗。然後我希望英語讀者可以感受到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曆史，這和西方人的生活有所不同；最後我真正希望看到的是，就是英語讀者能夠在這本中國小說裏讀到他們自己的感受，或者喚醒他們記憶深處的某些情感。
marx：《在細雨中唿喊》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成長小說的模型，比如，它描述一位被異化的年輕敘述者對性的探索、以及他盡量逃避讓他窒息的家庭生活的經曆等情節。但同時，另外還有一個兒子用他父親的屍體作武器這樣的超現實主義情節。這本書離現實到底有多近或者多遠？
餘華：事實上從寫作開始我就不希望這是一部成長小說，雖然它具有成長小說的模型，我希望通過這樣一種敘述方式表達出更加廣闊的內容，所以我也寫下了作品中 “我”出生前的故事。我堅信一部優秀的小說在敘述上應該是自由的，應該有時候離現實很近，有時候又很遠。我覺得《在細雨中唿喊》做到了這一點，它和現實的關係就是這樣，時遠時近。
marx：您的早期著作的實驗風格曾經引起爭論，後來在《活著》與《許三觀賣血記》中就轉變到較傳統的敘述方式。在這個演變過程當中，《在細雨中唿喊》的位置是什麽？它與您的其他作品的關係是什麽？
餘華：中國的批評家們一直在津津樂道我從《在細雨中唿喊》以後的改變，討論我的寫作風格為什麽越來越樸素了？他們研究我的時候連我的兒子也不放過，說我是當上了父親以後才變得樸素起來，我覺得他們說得都有道理。但是我自己真正感受到的變化是，從寫作《在細雨中唿喊》開始，我發現虛構的人物會有他們自己的聲音。這是我以前寫作短篇小說所沒有的經驗，短篇小說篇幅太短了，我還來不及聽到人物自己的聲音，故事就結束了。長篇小說就不一樣了，我有足夠的時間來傾聽虛構人物的聲音，這是很奇妙的，寫作進入到美好狀態時，常常會感到筆下人物自己說話了。然後我意識到，虛構的人物其實和現實中的人一樣，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作者應該尊重筆下的人物，就像尊重他生活中的朋友一樣，然後貼著人物寫下去，讓人物自己去尋找命運，而不是作者為他們尋找命運。於是我的寫作就會不斷地出現意外，這是《在細雨中唿喊》給我帶來的樂趣，從此以後我真正明白了什麽才是寫作的樂趣，後來完成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和《兄弟》，讓我不斷擴大了這樣的樂趣。現在當我迴想起自己以前寫下的人物時，我常常覺得他們不是虛構的，而是曾經在我生活中出現過的朋友。
marx：您的作品已被翻譯成了很多外文。您現在寫作時，心裏是否考慮到國際讀者的興趣和需求？
餘華：不會考慮國際讀者的興趣和需求，就是中國讀者的興趣和需求我也不會考慮，因為我無法考慮。我的寫作不是麵對一個或者幾個讀者，而是幾十萬和幾百萬的讀者，中國有句俗話叫眾口難調，再好的廚師做出來的菜也不會讓所有人都愛吃。我隻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寫作，我尊重讀者，但是我不會因為他們的興趣而改變自己的寫作。好比是一位nba的教練，如果他按照球迷的意見來布置上場球員，那麽一場比賽他將會讓四百多個球員上場了，當然這是規則不允許的，nba聯盟裏總共隻有四百五十個球員。
marx：您最新的長篇小說《兄弟》講了兩個兄弟的故事，記述了他們在當代中國怎麽去謀生，記述了他們在事業上、在性生活中的哀樂興衰，在中國是暢銷書。如果您要把《在細雨中唿喊》與《兄弟》作比較，您覺得主要共同點與不同點是什麽？
餘華：《在細雨中唿喊》和《兄弟》有什麽相同的地方？有一點相同，就是裏麵主要人物的年齡都和我這個作者相近。《兄弟》分成上下兩部，上部講述的是文革時期的故事，下部講述的是今天中國的故事，這是兩個絕然不同的時代，我用了天壤之別這個成語。我很高興《兄弟》的英文翻譯已經完成了初稿，我的編輯 luann walther已經開始編輯工作了，2008年秋天的時候，將由蘭登書屋旗下的pantheon 出版。
marx：從寫作《在細雨中唿喊》的時候到現在，中國對作家的態度產生了什麽樣的變化？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作家的地位與待遇比以前好，還是比以前差？
餘華：從寫作《在細雨中唿喊》到現在，十六年過去了，公正地說，中國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推動民主化進程。我經常告訴西方的記者，拿今天中國的政治和社會體製和今天西方的政治和社會體製相比較是不現實的，因為中國的過去和西方的過去是不一樣的，所以今天也不會一樣，應該拿今天的中國和過去的中國相比較，那麽就會看到中國明顯的改變。西方的記者總是驚訝我的作品為什麽沒有在中國被禁止，可是在中國，無論是讀者還是記者，還沒有人說我的作品應該被禁止，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中國的政治氣氛和社會氣氛越來越寬容與和諧。當然今天的作家麵臨新的挑戰，在市場環境裏如何存在？有一些作家的地位和待遇確實比以前好多了，可是還有一些作家可能更差了。這是市場環境的共性，其他行業也一樣，不會所有的人都好起來，總有一些人的處境更糟糕。
注：《在細雨中唿喊》英文版2007年10月9日由美國蘭登書屋出版，譯者an barr是我的一位朋友，加州pomona college的教授。william marx是美國知名的批評家，在波士頓主持一個著名的廣播節目，同時主編網上的《世界文學》副刊。
餘華：是的，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此之前我已經寫了七年，有五部短篇小說集，有三十多個故事了。1991年的時候我決定寫作長篇小說了，說實話我那時候對寫作一個很長的故事沒有把握，此前我最長的故事也沒有超過五十頁，那時候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將一個故事寫到三百頁，可是我想寫作一個長篇小說的欲望非常強烈，我告訴自己：別管那麽多了，寫吧。於是我開始寫作《在細雨中唿喊》了。寫作其實和生活一樣，生活隻有不斷地去經曆，才能知道生活是什麽；寫作隻有不斷地去寫，才會知道寫作是什麽。然後我就找到了這部小說的結構，我不是用故事的邏輯來完成這部小說，而是用記憶的邏輯來完成，記憶不是按照時間的順序出現的，是按照情感的順序出現，比如說五年前的一件往事很可能勾起一年前的往事，然後再勾起十年前的往事，接著又勾起昨天的往事……如此連接下去，讓情感不斷深化。今天距離我完成這部小說整整十六年了，這部小說對我非常重要，因為從此以後我開始喜歡寫作長篇小說了。我覺得寫作短篇小說是工作，而寫作長篇小說是生活。為什麽？因為短篇小說總是在幾天內或者十幾天內完成，很少有意外的出現；長篇小說的寫作完全不一樣，需要一年和幾年或者十年的時間來完成，於是寫作長篇小說經常會有意外的出現，所以我說它像是在生活。大家都喜歡生活，可是很少有人喜歡工作。至於是否會修改和增訂自己的舊作，我想我不會這麽做，雖然我曾經有過這樣的想法。我已經完成四部長篇小說，每一部完成的時候都在想以後有機會再修改或者增訂，可是事實上我從來沒有這麽做過，這樣的想法隻是為了欺騙自己將小說拿出去出版，因為我知道自己的每一部小說都存在著瑕疵，隻是暫時沒有發現，出版幾年以後會逐漸地發現。問題是沒有一部小說是完美的，總是有瑕疵存在，而且修改和增訂本身可能會增加新的瑕疵。所以我覺得一個作家對待他過去的作品，正確的態度應該像對待文物一樣，保持它們的本來麵貌。
marx：您曾經說過，如果要了解當代中國，就必須了解文化大革命那個時代。《在細雨中唿喊》中的貧窮、粗暴的農村人物如何幫助我們了解當前的中國社會？
餘華：《在細雨中唿喊》中的主要部分記錄了二十多年的生活，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也就是從文革生活開始，寫到改革開放初期的生活。這二十多年仍然是貧窮和壓抑的，我想這本小說裏的貧窮一目了然，至於精神上的壓抑，從故事的敘述者那裏也可以感受到，而裏麵人物的一些粗暴言行，尤其是孫廣才，其實也是對精神生活壓抑的表達。在一個精神壓抑的社會體製裏，人們常常是以性格的粗暴來表達自己人性的唿喊。為什麽我要用《在細雨中唿喊》這個書名？因為細雨中的景象總是灰蒙蒙的，總是壓抑的，而唿喊是生命的表達，是人性對精神壓抑的社會體製的暴動。我們隻能用粗暴的言行來表達自己人性的存在，雖然十分可悲，可是我們中國人就是這樣生活過來的。
marx：在英文版序文中，譯者艾倫指出：“與餘華的不少其他作品相比，《在細雨中唿喊》離作者的生活經曆似乎更近一些” 。此書自傳的成分到底大不大？這個問題有意義嗎？此書的自傳性質有多重要？
餘華：在我完成的四部長篇小說裏，《在細雨中唿喊》和《兄弟》的人物的年齡和經曆與我最相近，所以認為它們與我的個人生活最接近是很正常的。其實這兩部小說裏的自傳成分和我的另外兩部小說《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一樣多，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每一部作品都是他的自傳，也可以說都不是他的自傳。因為作家在他的每一部作品裏都傾注了自己的內心情感和生活感受，來創造出不是作家本人的人物，隻是有些作品中的人物與作家的年齡經曆相近，有些作品中的人物相遠而已。
marx：中國人怎麽看《在細雨中唿喊》對共產主義的批判態度？
餘華：還沒有一個中國讀者告訴我，《在細雨中唿喊》表達了作者對共產主義的批判態度。這個問題我在中國不會遇到，可是在西方經常遇到。我認為我寫下了中國人的生活，當然生活是包羅萬象的，包括了曆史、政治、經濟、地理等等，也包括了人的思想、情感和夢想等等。中國的讀者在中國的社會體製裏生活過來，他們閱讀我的作品，隻是感受到我寫出了他們熟悉的生活。而西方的讀者因為在不同的社會體製裏生活，所以他們總是對我作品中的一些政治因素十分敏感，這也是很正常的。
marx：您希望以英語為母語的讀者讀完《在細雨中唿喊》後會有什麽樣的收獲，什麽樣的心得？
餘華：《在細雨中唿喊》的原文是很優美的中文，我的朋友艾倫用很優美的英文翻譯出來了，我希望英語讀者在品嚐艾倫優美的英文時，可以想象中文的美麗。然後我希望英語讀者可以感受到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曆史，這和西方人的生活有所不同；最後我真正希望看到的是，就是英語讀者能夠在這本中國小說裏讀到他們自己的感受，或者喚醒他們記憶深處的某些情感。
marx：《在細雨中唿喊》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成長小說的模型，比如，它描述一位被異化的年輕敘述者對性的探索、以及他盡量逃避讓他窒息的家庭生活的經曆等情節。但同時，另外還有一個兒子用他父親的屍體作武器這樣的超現實主義情節。這本書離現實到底有多近或者多遠？
餘華：事實上從寫作開始我就不希望這是一部成長小說，雖然它具有成長小說的模型，我希望通過這樣一種敘述方式表達出更加廣闊的內容，所以我也寫下了作品中 “我”出生前的故事。我堅信一部優秀的小說在敘述上應該是自由的，應該有時候離現實很近，有時候又很遠。我覺得《在細雨中唿喊》做到了這一點，它和現實的關係就是這樣，時遠時近。
marx：您的早期著作的實驗風格曾經引起爭論，後來在《活著》與《許三觀賣血記》中就轉變到較傳統的敘述方式。在這個演變過程當中，《在細雨中唿喊》的位置是什麽？它與您的其他作品的關係是什麽？
餘華：中國的批評家們一直在津津樂道我從《在細雨中唿喊》以後的改變，討論我的寫作風格為什麽越來越樸素了？他們研究我的時候連我的兒子也不放過，說我是當上了父親以後才變得樸素起來，我覺得他們說得都有道理。但是我自己真正感受到的變化是，從寫作《在細雨中唿喊》開始，我發現虛構的人物會有他們自己的聲音。這是我以前寫作短篇小說所沒有的經驗，短篇小說篇幅太短了，我還來不及聽到人物自己的聲音，故事就結束了。長篇小說就不一樣了，我有足夠的時間來傾聽虛構人物的聲音，這是很奇妙的，寫作進入到美好狀態時，常常會感到筆下人物自己說話了。然後我意識到，虛構的人物其實和現實中的人一樣，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作者應該尊重筆下的人物，就像尊重他生活中的朋友一樣，然後貼著人物寫下去，讓人物自己去尋找命運，而不是作者為他們尋找命運。於是我的寫作就會不斷地出現意外，這是《在細雨中唿喊》給我帶來的樂趣，從此以後我真正明白了什麽才是寫作的樂趣，後來完成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和《兄弟》，讓我不斷擴大了這樣的樂趣。現在當我迴想起自己以前寫下的人物時，我常常覺得他們不是虛構的，而是曾經在我生活中出現過的朋友。
marx：您的作品已被翻譯成了很多外文。您現在寫作時，心裏是否考慮到國際讀者的興趣和需求？
餘華：不會考慮國際讀者的興趣和需求，就是中國讀者的興趣和需求我也不會考慮，因為我無法考慮。我的寫作不是麵對一個或者幾個讀者，而是幾十萬和幾百萬的讀者，中國有句俗話叫眾口難調，再好的廚師做出來的菜也不會讓所有人都愛吃。我隻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寫作，我尊重讀者，但是我不會因為他們的興趣而改變自己的寫作。好比是一位nba的教練，如果他按照球迷的意見來布置上場球員，那麽一場比賽他將會讓四百多個球員上場了，當然這是規則不允許的，nba聯盟裏總共隻有四百五十個球員。
marx：您最新的長篇小說《兄弟》講了兩個兄弟的故事，記述了他們在當代中國怎麽去謀生，記述了他們在事業上、在性生活中的哀樂興衰，在中國是暢銷書。如果您要把《在細雨中唿喊》與《兄弟》作比較，您覺得主要共同點與不同點是什麽？
餘華：《在細雨中唿喊》和《兄弟》有什麽相同的地方？有一點相同，就是裏麵主要人物的年齡都和我這個作者相近。《兄弟》分成上下兩部，上部講述的是文革時期的故事，下部講述的是今天中國的故事，這是兩個絕然不同的時代，我用了天壤之別這個成語。我很高興《兄弟》的英文翻譯已經完成了初稿，我的編輯 luann walther已經開始編輯工作了，2008年秋天的時候，將由蘭登書屋旗下的pantheon 出版。
marx：從寫作《在細雨中唿喊》的時候到現在，中國對作家的態度產生了什麽樣的變化？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作家的地位與待遇比以前好，還是比以前差？
餘華：從寫作《在細雨中唿喊》到現在，十六年過去了，公正地說，中國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推動民主化進程。我經常告訴西方的記者，拿今天中國的政治和社會體製和今天西方的政治和社會體製相比較是不現實的，因為中國的過去和西方的過去是不一樣的，所以今天也不會一樣，應該拿今天的中國和過去的中國相比較，那麽就會看到中國明顯的改變。西方的記者總是驚訝我的作品為什麽沒有在中國被禁止，可是在中國，無論是讀者還是記者，還沒有人說我的作品應該被禁止，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中國的政治氣氛和社會氣氛越來越寬容與和諧。當然今天的作家麵臨新的挑戰，在市場環境裏如何存在？有一些作家的地位和待遇確實比以前好多了，可是還有一些作家可能更差了。這是市場環境的共性，其他行業也一樣，不會所有的人都好起來，總有一些人的處境更糟糕。
注：《在細雨中唿喊》英文版2007年10月9日由美國蘭登書屋出版，譯者an barr是我的一位朋友，加州pomona college的教授。william marx是美國知名的批評家，在波士頓主持一個著名的廣播節目，同時主編網上的《世界文學》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