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人的愛情和婚姻</p>
安武林</p>
艾米莉·狄金森說：“熟悉會帶來喜愛。”麵對周習的長篇小說《婚姻危機》——認真而又細致地讀了兩遍手稿——我想說的三句話是：喜愛，喜愛，還是喜愛！</p>
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正高舉著“七十年代”的旗幟聒噪不已時，我在埋頭閱讀《婚姻危機》。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書裏的慶國、淑秀、水月都是六十年代的人。他們對我是一種深切的撫慰。在那種靜默的凝視中，我們彼此惺惺相惜。他們是我的一部分，我是他們的一部分，所有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相似的一部分。有位六十年代的詩人說：“縱使車輪從我身上碾過一千次/我也不敢說今生隻愛一次。”我們渴望愛情，渴望浪漫，渴望一切驚心動魄的美麗。但是我們不像五十年代的人唱著《小芳》的歌曲迴城一樣，我們的愛情中沒有曆史的機緣，也沒有七十年代的人的放縱與灑脫。慶國是我們之幸運而又不幸的一個。他邂逅了水月，那是一個美好又浪漫的開始。我們這一代人的情感中都有一些微小而長不大的籽粒，他們遇到適宜的陽光、空氣、水分總要抽出一些美而脆弱的枝葉。然而，慶國擁有淑秀，一個賢惠、善良而又忍讓的妻子，水月是慶國昔日的戀人，但她的愛情與婚姻又是那麽不幸。</p>
錢鍾書說：城裏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也許，我們這一代人企圖斬斷的是愛情與婚姻的關係，盡管是無意識的。淑秀能給慶國什麽呢？水月給予慶國的卻許多許多……</p>
激情、歡樂、驚喜、美麗、財富、榮譽、成功……而淑秀能給予他的就是一個賢妻良母所給予丈夫的那些。他們的婚姻毫無生機，其實我們又有多少人探究過婚姻的本質呢？</p>
尼娜·歐尼爾與喬治。歐尼爾在《開放的婚姻》中說，現在所謂婚姻美滿似乎已如海市蜃樓，逐漸渺茫不可捉摸。婚姻不美滿的人，失望之餘，常在婚姻枷鎖之外另尋求新伴侶；有些年輕人，隻是生活在一起，有婚姻之實，而無其名；還有一些已婚夫婦，互相厭倦，屈服在一種彼此有利但同床異夢的婚姻生活裏。在美國有三對夫婦中就有一對以離婚而收場。有些學者認為，一般人中婚姻不如意的至少占百分之七十五……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人類婚姻普遍存在的狀況。</p>
慶國與水月的婚外情，慶國與淑秀的婚姻，是中國式的，有深厚的文化背景。道德的、倫理的、血緣的，親情的……所有的因素都在活躍地發揮著自己的作用，他們之間的糾葛是以“一聲歎息”（幸福）開始，而又以“懶得離婚”（無奈）而告終的。我們不能不驚訝而又震撼：這一切是真的嗎？離婚是多麽不容易的一件事！</p>
周習力求小說雅俗共賞，成功與否留待讀者評說。但她是關注女性生存問題的作家，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她女性的體驗和理解之下展開的，她在為女人呐喊，為女人辯解，為女人爭取利益。如她對水月命運的關注一樣，她說水月是一個很好的女人，她不過是想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傷害了另一個女人，另一個家庭，盡管她沒有得到，但她的結局和命運也不能淪落到悲慘的境地。由此周習在二稿中，改寫了水月的結局。這是一份理解，一份寬容，是女性對女性的關愛。</p>
作者說：“愛是一種責任。”</p>
作者說：“在婚姻內渴望尋找浪漫是錯誤的。”這是一本暢銷小說，也是一本倫理小說。她給我們六十年代的人開了一劑良方，雖然味道苦澀，但卻有價值，有營養。</p>
我所憂慮的是慶國與淑秀以後的婚姻生活又如何呢？他們保全了婚姻，但是愛情呢？他們從來就沒有過，以後可能會發生嗎？我滿腹狐疑，但周習卻充滿自信和自豪。她相信所有的女人都是聰明的，她們能憑借自己的努力保有和獲得愛情。</p>
羅素說：“美滿婚姻的本質是彼此對於人格的尊敬，以及肉體和精神方麵極為深切的親密關係，這使得男女之間的真正愛情成為人類所有經曆中最富有成果的事情。和一切偉大而有價值的事情一樣，這種愛有它自己的道德，而且常常需要為了大的利益而犧牲小的利益，但這種犧牲應該是自願的，否則就會違反為愛情犧牲的本意。”</p>
如此一看，倒是慶國的不是了。男人這種東西，無論哪一方麵，都比女人活躍。愛情、婚姻、家庭……一切過失的大部分都應該由男人來承擔。我們這一代人，尤其是男人，自製是必須的，隻是我們的自製太脆弱。我們的愛情，我們的婚姻，我們的家庭如履薄冰啊……</p>
——讀周習長篇小說《婚姻危機》</p>
李星</p>
這是由一個青年女性所寫的一部長篇婚姻愛情小說，理性力量的缺欠與對現實生活邏輯的忠誠，對女性生存和心理的深刻體驗，反倒使其在表現了女性生動感人的命運的同時，有了更為豐富的社會人生內涵，也有了更多的解釋的空間。</p>
一個男人和兩個及兩個以上的女人，一個家庭和一個第三者，演繹出一段感情糾葛，導致一場悲歡離合，這個被古今中外許多文學作品都寫過的家庭婚姻故事，同樣是周習的《婚姻危機》的基本情節。這類故事反複地被敘述，不是因為作家、藝術家的無能，而是因為它確實是人類婚姻愛情現實的一種重要形式。它是人性的曆史，也是人性的未來。所不同的隻是不同時代、不同作家的不同敘述，以及由此而觸發的關於男人與女人、婚姻與愛情的不同思考。</p>
以十九世紀末期列夫·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妮娜》為突出標誌，文學對“第三者”插足這種現象采取了更為寬容、更富人情味的態度，單純的道德評價讓位於人性評價。既然原來的婚姻關係已經失去了愛的基礎，那麽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道德性；婚外戀如果是以愛情為基礎的，那麽它就是道德的，至少也具有了道德的可能。有意味的是，這個由俄國貴族提出來的家庭婚姻觀，在一百年後改革開放的中國，卻受到了普遍的質疑。我不認為這是曆史和觀念的倒退，而是以為它恰好說明了，家庭、婚姻、愛情無比的複雜性，已有的解釋係統，包括文學作品所選擇的情境模式、道德模式，都遠遠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內涵。生活之樹長青，而理論卻是灰色的。這也是三角戀愛的小說永遠有人寫、永遠有人讀的根本原因。既然如此，我們也不應該奇怪二十一世紀初文壇上，為什麽又多了一部《婚姻危機》。</p>
比起托爾斯泰的經典，池莉們的現代，鐵凝們的人性深度，林白們的女性立場，周習的《婚姻危機》似乎更像一個土裏土氣的醜小鴨。它的敘述與其說沒有任何花招，倒不如說在作者有限的文學積累中根本沒有任何新花招可以選擇。樸素、細膩、溫婉、從容地講說，猶如一條在平原中流過的河流，沉靜而缺少波瀾。然而這裏卻有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感到更加貼切的生活，更加真實的女性心理和女性生存狀態，有對於女性生存的熾熱關懷和對婚姻家庭問題的親切思考。</p>
將故事背景放在城鄉結合部，一個既有城市的眩霓又有鄉村社會的封閉的小鎮上，這自然是由作者的人生經曆所決定的無奈，然而它卻使這部作品有了自己獨特的優勢，它可以以都市作家少有的角度，透視出平民女性的生存狀態和影響這生存的社會文化心理。小鎮或許會有對當代都市生活的東施效顰式的模仿，然而小鎮男女們對愛情的追求卻更加真實，少有都市男女的逢場作戲。趙慶國與水月的愛絕不是一見鍾情，也不隻是一時的性的愉悅，而是以論嫁、結婚為目的。然而小鎮的人們也有自己獨特的社區文化和關於家庭婚姻的價值標準。不僅三叔、姨母、弟弟等將慶國與水月的愛視為“忘恩負義”，目之為“傍大款”，就連態度一度曖昧的慶國媽也遭到親人和鄰裏的非議。慶國的終於以愧疚的心情向淑秀認輸，其原因是複雜的，但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確實是一個重要原因。愛情就像一張試紙，測出了小鎮的世態人心，顯出了小鎮積澱深厚的傳統意識的一角。就是慶國越來越浮出意識層麵的自卑感、罪惡感、漂泊感，也是一種小農文化心理的必然暴露。</p>
比起對形而上的解釋係統的關愛，《婚姻危機》顯然更加關注對女性生存狀態同自身感受的描寫。因為理解水月在男權壓迫下的不幸，它充分理解著水月與慶國可以說純潔的愛；但同時，也因理解淑秀作為受害者的內心痛苦，它又將她處理得十分令人同情。淑秀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妻子、好母親、好媳婦，她的罪過好像就在於不漂亮，缺乏水月的氣質和風情。她對丈夫的“背叛”之舉，一不告，二不鬧，反複質問“為什麽”以後，就是加倍地關心他，加倍地孝順婆婆。她是向婆婆、慶國三叔、姨母求救過，然而這卻不是如薛寶釵式的“心機”，而是出於弱勢一方求助的本能。淑秀的不爭之爭更增加了人們對她的同情，也使她的形象幾近於傳統意義上的完美，從而也將慶國置於被審判的地位。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懷疑，作者對小鎮文化在意識深處是否是認同的，《婚姻危機》的價值尺度是否是傳統的、道德的、世俗的？</p>
作者觀念和意識中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稱之為“世界觀的矛盾”的那個東西，也在慶國最後的選擇中表現出來。促使慶國迴心轉意的原因，至少在他自己看來，與其說是對輿論的屈服，是淑秀不告不鬧的“策略”的勝利，倒不如說是聽命於自己心靈的感覺。第一個層次的不舒服來自於慶國的被迫為水月和美容店職工下廚，第二個層次的失望是他第一次發現水月眼角的皺紋，第三個層次的發現，是明白了水月終究是個事業型的女人，他們的生活習慣是如此的不同，而更為嚴重的是慶國發現自己根本不愛水月的兒子……這些細節在作品中的迭次出現，自然天衣無縫地完成了對作品來說十分關鍵的情節轉折，也使慶國這個小鎮幹部的形象更加真實而豐富，然而它卻也導致了對於“愛情”這個崇高的心靈境界的是否存在的懷疑。尤其是對男人們的看法：比起對於權力地位的執著，對於女色和金錢的貪欲，他們信誓旦旦的愛情原來是如此的不可信！這是一個天然的女權主義者的憤激，還是如張愛玲般透徹了人生的悲哀！</p>
婚姻——愛情的矛盾，是人類生活中永遠解不開的千古之謎，是文明人永遠難以平衡的心靈的兩端。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要指望從一本小說中找到一種最終也最完善的答案，其實真正的意義就在這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求和思考的過程之中，它可以平複受害者的傷口，抹去受委屈者的不平，使人們——包括男人們和女人們，更理性地對待愛情、家庭、婚姻中的一切不幸和曲折。從而，我們也應更加珍惜女作家周習在《婚姻危機》中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答案，包括她選擇的艱難和情感世界中的矛盾。</p>
在對作品的價值世界和作者觀念心理也許是沒有更多意義的尋覓之後，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部在中國由封閉走向開放、由傳統邁向現代的社會文化大背景下，從家庭婚姻的角度，透視中年男女，特別是勞動婦女真實的生存狀態的小說。他們或許有過愛的追求、愛的浪漫，然而在強大的傳統力量和巨大的文化情境壓迫下，這愛終於成了他們人生的一次奢侈，這理想終於屈服於世俗的生活。</p>
（李星）作者為：全國著名評論家、《小說評論》主編。（未完待續）</p>
安武林</p>
艾米莉·狄金森說：“熟悉會帶來喜愛。”麵對周習的長篇小說《婚姻危機》——認真而又細致地讀了兩遍手稿——我想說的三句話是：喜愛，喜愛，還是喜愛！</p>
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正高舉著“七十年代”的旗幟聒噪不已時，我在埋頭閱讀《婚姻危機》。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書裏的慶國、淑秀、水月都是六十年代的人。他們對我是一種深切的撫慰。在那種靜默的凝視中，我們彼此惺惺相惜。他們是我的一部分，我是他們的一部分，所有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相似的一部分。有位六十年代的詩人說：“縱使車輪從我身上碾過一千次/我也不敢說今生隻愛一次。”我們渴望愛情，渴望浪漫，渴望一切驚心動魄的美麗。但是我們不像五十年代的人唱著《小芳》的歌曲迴城一樣，我們的愛情中沒有曆史的機緣，也沒有七十年代的人的放縱與灑脫。慶國是我們之幸運而又不幸的一個。他邂逅了水月，那是一個美好又浪漫的開始。我們這一代人的情感中都有一些微小而長不大的籽粒，他們遇到適宜的陽光、空氣、水分總要抽出一些美而脆弱的枝葉。然而，慶國擁有淑秀，一個賢惠、善良而又忍讓的妻子，水月是慶國昔日的戀人，但她的愛情與婚姻又是那麽不幸。</p>
錢鍾書說：城裏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也許，我們這一代人企圖斬斷的是愛情與婚姻的關係，盡管是無意識的。淑秀能給慶國什麽呢？水月給予慶國的卻許多許多……</p>
激情、歡樂、驚喜、美麗、財富、榮譽、成功……而淑秀能給予他的就是一個賢妻良母所給予丈夫的那些。他們的婚姻毫無生機，其實我們又有多少人探究過婚姻的本質呢？</p>
尼娜·歐尼爾與喬治。歐尼爾在《開放的婚姻》中說，現在所謂婚姻美滿似乎已如海市蜃樓，逐漸渺茫不可捉摸。婚姻不美滿的人，失望之餘，常在婚姻枷鎖之外另尋求新伴侶；有些年輕人，隻是生活在一起，有婚姻之實，而無其名；還有一些已婚夫婦，互相厭倦，屈服在一種彼此有利但同床異夢的婚姻生活裏。在美國有三對夫婦中就有一對以離婚而收場。有些學者認為，一般人中婚姻不如意的至少占百分之七十五……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人類婚姻普遍存在的狀況。</p>
慶國與水月的婚外情，慶國與淑秀的婚姻，是中國式的，有深厚的文化背景。道德的、倫理的、血緣的，親情的……所有的因素都在活躍地發揮著自己的作用，他們之間的糾葛是以“一聲歎息”（幸福）開始，而又以“懶得離婚”（無奈）而告終的。我們不能不驚訝而又震撼：這一切是真的嗎？離婚是多麽不容易的一件事！</p>
周習力求小說雅俗共賞，成功與否留待讀者評說。但她是關注女性生存問題的作家，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她女性的體驗和理解之下展開的，她在為女人呐喊，為女人辯解，為女人爭取利益。如她對水月命運的關注一樣，她說水月是一個很好的女人，她不過是想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傷害了另一個女人，另一個家庭，盡管她沒有得到，但她的結局和命運也不能淪落到悲慘的境地。由此周習在二稿中，改寫了水月的結局。這是一份理解，一份寬容，是女性對女性的關愛。</p>
作者說：“愛是一種責任。”</p>
作者說：“在婚姻內渴望尋找浪漫是錯誤的。”這是一本暢銷小說，也是一本倫理小說。她給我們六十年代的人開了一劑良方，雖然味道苦澀，但卻有價值，有營養。</p>
我所憂慮的是慶國與淑秀以後的婚姻生活又如何呢？他們保全了婚姻，但是愛情呢？他們從來就沒有過，以後可能會發生嗎？我滿腹狐疑，但周習卻充滿自信和自豪。她相信所有的女人都是聰明的，她們能憑借自己的努力保有和獲得愛情。</p>
羅素說：“美滿婚姻的本質是彼此對於人格的尊敬，以及肉體和精神方麵極為深切的親密關係，這使得男女之間的真正愛情成為人類所有經曆中最富有成果的事情。和一切偉大而有價值的事情一樣，這種愛有它自己的道德，而且常常需要為了大的利益而犧牲小的利益，但這種犧牲應該是自願的，否則就會違反為愛情犧牲的本意。”</p>
如此一看，倒是慶國的不是了。男人這種東西，無論哪一方麵，都比女人活躍。愛情、婚姻、家庭……一切過失的大部分都應該由男人來承擔。我們這一代人，尤其是男人，自製是必須的，隻是我們的自製太脆弱。我們的愛情，我們的婚姻，我們的家庭如履薄冰啊……</p>
——讀周習長篇小說《婚姻危機》</p>
李星</p>
這是由一個青年女性所寫的一部長篇婚姻愛情小說，理性力量的缺欠與對現實生活邏輯的忠誠，對女性生存和心理的深刻體驗，反倒使其在表現了女性生動感人的命運的同時，有了更為豐富的社會人生內涵，也有了更多的解釋的空間。</p>
一個男人和兩個及兩個以上的女人，一個家庭和一個第三者，演繹出一段感情糾葛，導致一場悲歡離合，這個被古今中外許多文學作品都寫過的家庭婚姻故事，同樣是周習的《婚姻危機》的基本情節。這類故事反複地被敘述，不是因為作家、藝術家的無能，而是因為它確實是人類婚姻愛情現實的一種重要形式。它是人性的曆史，也是人性的未來。所不同的隻是不同時代、不同作家的不同敘述，以及由此而觸發的關於男人與女人、婚姻與愛情的不同思考。</p>
以十九世紀末期列夫·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妮娜》為突出標誌，文學對“第三者”插足這種現象采取了更為寬容、更富人情味的態度，單純的道德評價讓位於人性評價。既然原來的婚姻關係已經失去了愛的基礎，那麽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道德性；婚外戀如果是以愛情為基礎的，那麽它就是道德的，至少也具有了道德的可能。有意味的是，這個由俄國貴族提出來的家庭婚姻觀，在一百年後改革開放的中國，卻受到了普遍的質疑。我不認為這是曆史和觀念的倒退，而是以為它恰好說明了，家庭、婚姻、愛情無比的複雜性，已有的解釋係統，包括文學作品所選擇的情境模式、道德模式，都遠遠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內涵。生活之樹長青，而理論卻是灰色的。這也是三角戀愛的小說永遠有人寫、永遠有人讀的根本原因。既然如此，我們也不應該奇怪二十一世紀初文壇上，為什麽又多了一部《婚姻危機》。</p>
比起托爾斯泰的經典，池莉們的現代，鐵凝們的人性深度，林白們的女性立場，周習的《婚姻危機》似乎更像一個土裏土氣的醜小鴨。它的敘述與其說沒有任何花招，倒不如說在作者有限的文學積累中根本沒有任何新花招可以選擇。樸素、細膩、溫婉、從容地講說，猶如一條在平原中流過的河流，沉靜而缺少波瀾。然而這裏卻有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感到更加貼切的生活，更加真實的女性心理和女性生存狀態，有對於女性生存的熾熱關懷和對婚姻家庭問題的親切思考。</p>
將故事背景放在城鄉結合部，一個既有城市的眩霓又有鄉村社會的封閉的小鎮上，這自然是由作者的人生經曆所決定的無奈，然而它卻使這部作品有了自己獨特的優勢，它可以以都市作家少有的角度，透視出平民女性的生存狀態和影響這生存的社會文化心理。小鎮或許會有對當代都市生活的東施效顰式的模仿，然而小鎮男女們對愛情的追求卻更加真實，少有都市男女的逢場作戲。趙慶國與水月的愛絕不是一見鍾情，也不隻是一時的性的愉悅，而是以論嫁、結婚為目的。然而小鎮的人們也有自己獨特的社區文化和關於家庭婚姻的價值標準。不僅三叔、姨母、弟弟等將慶國與水月的愛視為“忘恩負義”，目之為“傍大款”，就連態度一度曖昧的慶國媽也遭到親人和鄰裏的非議。慶國的終於以愧疚的心情向淑秀認輸，其原因是複雜的，但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確實是一個重要原因。愛情就像一張試紙，測出了小鎮的世態人心，顯出了小鎮積澱深厚的傳統意識的一角。就是慶國越來越浮出意識層麵的自卑感、罪惡感、漂泊感，也是一種小農文化心理的必然暴露。</p>
比起對形而上的解釋係統的關愛，《婚姻危機》顯然更加關注對女性生存狀態同自身感受的描寫。因為理解水月在男權壓迫下的不幸，它充分理解著水月與慶國可以說純潔的愛；但同時，也因理解淑秀作為受害者的內心痛苦，它又將她處理得十分令人同情。淑秀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妻子、好母親、好媳婦，她的罪過好像就在於不漂亮，缺乏水月的氣質和風情。她對丈夫的“背叛”之舉，一不告，二不鬧，反複質問“為什麽”以後，就是加倍地關心他，加倍地孝順婆婆。她是向婆婆、慶國三叔、姨母求救過，然而這卻不是如薛寶釵式的“心機”，而是出於弱勢一方求助的本能。淑秀的不爭之爭更增加了人們對她的同情，也使她的形象幾近於傳統意義上的完美，從而也將慶國置於被審判的地位。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懷疑，作者對小鎮文化在意識深處是否是認同的，《婚姻危機》的價值尺度是否是傳統的、道德的、世俗的？</p>
作者觀念和意識中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稱之為“世界觀的矛盾”的那個東西，也在慶國最後的選擇中表現出來。促使慶國迴心轉意的原因，至少在他自己看來，與其說是對輿論的屈服，是淑秀不告不鬧的“策略”的勝利，倒不如說是聽命於自己心靈的感覺。第一個層次的不舒服來自於慶國的被迫為水月和美容店職工下廚，第二個層次的失望是他第一次發現水月眼角的皺紋，第三個層次的發現，是明白了水月終究是個事業型的女人，他們的生活習慣是如此的不同，而更為嚴重的是慶國發現自己根本不愛水月的兒子……這些細節在作品中的迭次出現，自然天衣無縫地完成了對作品來說十分關鍵的情節轉折，也使慶國這個小鎮幹部的形象更加真實而豐富，然而它卻也導致了對於“愛情”這個崇高的心靈境界的是否存在的懷疑。尤其是對男人們的看法：比起對於權力地位的執著，對於女色和金錢的貪欲，他們信誓旦旦的愛情原來是如此的不可信！這是一個天然的女權主義者的憤激，還是如張愛玲般透徹了人生的悲哀！</p>
婚姻——愛情的矛盾，是人類生活中永遠解不開的千古之謎，是文明人永遠難以平衡的心靈的兩端。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要指望從一本小說中找到一種最終也最完善的答案，其實真正的意義就在這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求和思考的過程之中，它可以平複受害者的傷口，抹去受委屈者的不平，使人們——包括男人們和女人們，更理性地對待愛情、家庭、婚姻中的一切不幸和曲折。從而，我們也應更加珍惜女作家周習在《婚姻危機》中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答案，包括她選擇的艱難和情感世界中的矛盾。</p>
在對作品的價值世界和作者觀念心理也許是沒有更多意義的尋覓之後，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部在中國由封閉走向開放、由傳統邁向現代的社會文化大背景下，從家庭婚姻的角度，透視中年男女，特別是勞動婦女真實的生存狀態的小說。他們或許有過愛的追求、愛的浪漫，然而在強大的傳統力量和巨大的文化情境壓迫下，這愛終於成了他們人生的一次奢侈，這理想終於屈服於世俗的生活。</p>
（李星）作者為：全國著名評論家、《小說評論》主編。（未完待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