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精神”，乃人類與動物之根本區別所在，亦是人類各類不同“活法”的支撐。毛澤東有句名言：“人是要有點精神的”。其言簡意賅，言約旨遠。“精神”是一種情懷，一種境界，一種超越，一種不甘平庸、不甘屈從、不甘得過且過的血性和品節。
“自尊、自立、自強”是人類精神的根本，一般人認為這應該隻是殘疾人的“專利”，其實這同樣也是對健全人的要求（更是社會、健全人對殘疾人的要求）。截癱是殘疾人的“最高境界”，如何用和用怎麽樣的“精神”來支撐自己活下去，是截癱人“活法”的“靈魂”。
當大難降臨，一個健全人一下子變成了截癱人——這種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必須依靠別人的幫助，活不好也死不了的“特別”、“奇妙”的人後，即便不是在當時，在以後艱難的生活之中，心境也會自然地陷入“萬念俱灰”。然而自古以來，“人”都是有其抗爭性的：包括對於大自然、對於命運、對於自我以及對於一切阻礙他生存的事物；事實上也隻有經過抗爭，人類才得以走到如今。
在這裏的關鍵是要“生存”，截癱人要“生存”是無路可退的，他必須認命而不服，要充分地認識到生活是美好的，世界是美好的，生命雖然殘缺也但仍然是可貴的。截癱人最容易產生的“精神障礙”是：絕望、消沉和憤世，對於生活上、身體上的打擊還好接受，而麵對親人、朋友們一個個遠離卻是“悲痛欲絕”，這也是人之常情，是由人類的群居性、社會性和相互依存性所決定了的“情感”，對於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的截癱人來說，則更。截癱人恐懼“孤獨”和“無助”。
說截癱人必須習慣於“孤獨”，並要學會“享受”“孤獨”，不過是一句話，真要做起來是卻相當困難的。昔日的友情、親情和愛情“任飛”了（我之所以不用“放飛”，是因為截癱人麵對“情”的離散是無可奈何，自身不能左右的），必須要重新“鏈接”和“新建”。截癱人要用自己的愛心、用自己的睿智去接觸他人、團結他人以構建自己的“和諧”園地。但是截癱人畢竟不是聖人，他還得時時與“孤獨”抗爭。
我家大門外是一條約有兩米寬的通道，朝北高約兩米的坎下便是街道（天然的一處陽台），向東經過隔壁人家的門前，直通大街（這便是我的無障礙通道）。我常靜坐在家門前的大“陽台”上麵向東，越過左側的矮牆能俯視大街，然而我的目光更多的是向東方延伸……因為那不僅僅是一條共我出入的通道，而且是一條我與外界、我與社會連接的“紐帶”。
我在感悟“孤獨”的同時，透過眼前車流人行，心中仿佛是在期盼著什麽，其實我是在捕捉熟悉的身影，我是多麽盼望著有熟悉或不熟悉的人來訪。我經營“時裝沙龍”也好，開辦“老禪工作室”也好，一來是為了體現截癱人的個人價值，給社會做一點貢獻，爭取一點社會地位；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讓我能盡量多的接觸人，以打破我的“孤獨”。至於上街嘛，那更是為了置身於社會，讓自己浸泡在“和諧”人群之中，從而“蕩”去時時縈繞著我的“孤獨”。
記得在1986年，當時我的妻子離開了我們，女兒獨自在家生活，碰巧她又患病，事後女兒到“幹休所”看望我時對我說，她獨自一人躺在床上時，真想聽到的是樓梯上響起腳步聲。我聽後心情特別慘然，這也是在盡管要住在四樓，上下進出都非常不方便的情況下，我堅持要搬迴家去住的一個重要原因，當時我們那是兩顆需要互慰的“孤獨”的心。然而經過了這麽多年以後，我才對處於“孤獨”之中時，是多麽盼望有人來訪的心情，有了深刻的體會。
為了方便，在家裏我使用的電話座機是“子母”機（我隻是在外出時才使用手機），小巧的“子機”我常是隨身攜帶著，說是為了方便看顯示屏上顯示的時間，其實真正的目的為的是能及時接聽電話，這也凸現出我時時期盼著電話的心情。與女兒通話是我最大的安慰，常年都是女兒隔三岔五地給我打電話，一“聊”就是一二十分鍾、二三十分鍾（她不願意我來承擔長話費）。聽著女兒那愉快的聲調、自信堅定的語氣，我感受到莫大的鼓舞，女兒是我的精神支柱。到後來我給她打電話反倒成了“稀罕”的事了，所以每當女兒一接到我的電話時，總是要問：“老爸，有什麽事嗎？”。
當截癱人陷入“孤獨”之中不能自拔時，就會產生對“無助”恐懼。他會絕望地看到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他，在“孤獨”之中沒有了朋友、沒有了親人；一時間沒有了依靠，仿佛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之中墜落，完全沒有依托，又不能自救。然而當截癱人的情緒陷入這種危險的糾纏之中時，他必須盡力掙紮出來。他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世上沒有“救世主”，截癱人隻能靠自己解救自己，尤其是精神上的“糾結”，它隻能是靠自己來解開，而且也是一定能解開、一定要解開的。
世上的事凡是我們不能改變或無法抗拒時，我們隻能選擇接受，這就是“認命”；然而我們的接受應該是積極的、能動的，所謂“自尊、自立、自強”強調的是一個“自”字，“不服”是其“精髓”。截癱人既然選擇了“生存”，那他就要咬著牙堅持下去、掙紮下去，把截癱的路走到底……
“自尊、自立、自強”是人類精神的根本，一般人認為這應該隻是殘疾人的“專利”，其實這同樣也是對健全人的要求（更是社會、健全人對殘疾人的要求）。截癱是殘疾人的“最高境界”，如何用和用怎麽樣的“精神”來支撐自己活下去，是截癱人“活法”的“靈魂”。
當大難降臨，一個健全人一下子變成了截癱人——這種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必須依靠別人的幫助，活不好也死不了的“特別”、“奇妙”的人後，即便不是在當時，在以後艱難的生活之中，心境也會自然地陷入“萬念俱灰”。然而自古以來，“人”都是有其抗爭性的：包括對於大自然、對於命運、對於自我以及對於一切阻礙他生存的事物；事實上也隻有經過抗爭，人類才得以走到如今。
在這裏的關鍵是要“生存”，截癱人要“生存”是無路可退的，他必須認命而不服，要充分地認識到生活是美好的，世界是美好的，生命雖然殘缺也但仍然是可貴的。截癱人最容易產生的“精神障礙”是：絕望、消沉和憤世，對於生活上、身體上的打擊還好接受，而麵對親人、朋友們一個個遠離卻是“悲痛欲絕”，這也是人之常情，是由人類的群居性、社會性和相互依存性所決定了的“情感”，對於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的截癱人來說，則更。截癱人恐懼“孤獨”和“無助”。
說截癱人必須習慣於“孤獨”，並要學會“享受”“孤獨”，不過是一句話，真要做起來是卻相當困難的。昔日的友情、親情和愛情“任飛”了（我之所以不用“放飛”，是因為截癱人麵對“情”的離散是無可奈何，自身不能左右的），必須要重新“鏈接”和“新建”。截癱人要用自己的愛心、用自己的睿智去接觸他人、團結他人以構建自己的“和諧”園地。但是截癱人畢竟不是聖人，他還得時時與“孤獨”抗爭。
我家大門外是一條約有兩米寬的通道，朝北高約兩米的坎下便是街道（天然的一處陽台），向東經過隔壁人家的門前，直通大街（這便是我的無障礙通道）。我常靜坐在家門前的大“陽台”上麵向東，越過左側的矮牆能俯視大街，然而我的目光更多的是向東方延伸……因為那不僅僅是一條共我出入的通道，而且是一條我與外界、我與社會連接的“紐帶”。
我在感悟“孤獨”的同時，透過眼前車流人行，心中仿佛是在期盼著什麽，其實我是在捕捉熟悉的身影，我是多麽盼望著有熟悉或不熟悉的人來訪。我經營“時裝沙龍”也好，開辦“老禪工作室”也好，一來是為了體現截癱人的個人價值，給社會做一點貢獻，爭取一點社會地位；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讓我能盡量多的接觸人，以打破我的“孤獨”。至於上街嘛，那更是為了置身於社會，讓自己浸泡在“和諧”人群之中，從而“蕩”去時時縈繞著我的“孤獨”。
記得在1986年，當時我的妻子離開了我們，女兒獨自在家生活，碰巧她又患病，事後女兒到“幹休所”看望我時對我說，她獨自一人躺在床上時，真想聽到的是樓梯上響起腳步聲。我聽後心情特別慘然，這也是在盡管要住在四樓，上下進出都非常不方便的情況下，我堅持要搬迴家去住的一個重要原因，當時我們那是兩顆需要互慰的“孤獨”的心。然而經過了這麽多年以後，我才對處於“孤獨”之中時，是多麽盼望有人來訪的心情，有了深刻的體會。
為了方便，在家裏我使用的電話座機是“子母”機（我隻是在外出時才使用手機），小巧的“子機”我常是隨身攜帶著，說是為了方便看顯示屏上顯示的時間，其實真正的目的為的是能及時接聽電話，這也凸現出我時時期盼著電話的心情。與女兒通話是我最大的安慰，常年都是女兒隔三岔五地給我打電話，一“聊”就是一二十分鍾、二三十分鍾（她不願意我來承擔長話費）。聽著女兒那愉快的聲調、自信堅定的語氣，我感受到莫大的鼓舞，女兒是我的精神支柱。到後來我給她打電話反倒成了“稀罕”的事了，所以每當女兒一接到我的電話時，總是要問：“老爸，有什麽事嗎？”。
當截癱人陷入“孤獨”之中不能自拔時，就會產生對“無助”恐懼。他會絕望地看到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他，在“孤獨”之中沒有了朋友、沒有了親人；一時間沒有了依靠，仿佛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之中墜落，完全沒有依托，又不能自救。然而當截癱人的情緒陷入這種危險的糾纏之中時，他必須盡力掙紮出來。他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世上沒有“救世主”，截癱人隻能靠自己解救自己，尤其是精神上的“糾結”，它隻能是靠自己來解開，而且也是一定能解開、一定要解開的。
世上的事凡是我們不能改變或無法抗拒時，我們隻能選擇接受，這就是“認命”；然而我們的接受應該是積極的、能動的，所謂“自尊、自立、自強”強調的是一個“自”字，“不服”是其“精髓”。截癱人既然選擇了“生存”，那他就要咬著牙堅持下去、掙紮下去，把截癱的路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