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地震一直延續到了2009年，在世界各地頻頻地發生；空難、礦難、交通事故和自然災害（風暴、洪水、滑坡、泥石流等等）也時不時地襲來，我覺得那是“自然規律”在向人類“發怒”。然而開年後的最大的“災難”，當屬3—4月份在墨西哥和美國爆發，並迅速向世界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
甲型h1n1流感起源於墨西哥的大型養豬場，所以一開始人們稱其為“豬流感”，後來為了不至於產生誤解殃及“豬類”，世界衛生組織及時給了它一個醫學命名：甲型h1n1流感。不過“豬流感”還的確與“豬類”有關，但奇怪的是它在人與豬之間可以相互傳染，豬與豬之間卻並不傳染，而人與人之間隻要接觸就相互傳染；幾年前的禽流感隻能是由禽傳染給人，人與人之間不傳染。
甲型h1n1流感是人類原本未知的一種流行病，隨著他的全球性的蔓延，世衛組織曾下達過6級預警（大流行的最高級別），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們也跟著忙了起來：研究菌種、對應治療、尋求疫苗……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上，曾多次發生過類似的大瘟疫，不明不白的流行疾病帶來了大量的死亡，甚至還造成過局部地區物種遭遇滅絕。所以麵對風暴、洪澇、地震、瘟疫，空難、礦難和交通事故等等一係列的災害，人類總是多麽的無力、無助，而且相對於大自然的強大威力，人類又是那麽的“渺小”、生命又是那樣的“脆弱”。
截癱人就是自然災難的受害者，那瞬間發生的災難，把一個健全人變成了生活不能自理，既“活不好”又“死不了”的社會“包袱”。然而萬千年來人類不正是在與大自然，也可以說是與“命運”的抗爭中挺過來走到今天的嗎？你乞求“神靈”也罷、你“怨天尤人”也罷、你“碌碌無為”也罷、你“臨難不折”也罷，但“路”終究得由自己去走。“命”不得不“認”，但應該選擇“不服”才是積極的人生態度。
當甲型h1n1流感襲來時，因為對其的不了解，加上國家嚴密的防範措施，使我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其實對甲型h1n1流感本身我並不害怕，因為它不僅能治愈，而且它的死亡率遠遠低於“禽流感”，還有一種說法是老年人不容易被傳染；可我害怕的是“隔離”。
截癱人因為行動不便，住醫院是一件很麻煩而且傷透腦筋的事，這麽多年的經曆讓我很害怕住院，而且若要“隔離”還要牽涉到我身邊的護理人員們，好在自從2006年（我的“大災”之年）後，近兩年我還“躲”躲過了住院，所以我雖然明知沒有與甲型h1n1流感患者或疑似患者接觸，是不會被傳染上的，但一旦有點發熱症狀，總還是有點“心虛”。
這次對甲型h1n1流感的抵禦，充分顯示了我們國力的強大和“以人為本”的精神的凸現。甲型h1n1流感應該是一種“輸入”性的“瘟疫”，在現代這種國際間交通便利，往來頻繁的時代，想要“禦敵於國門之外”是不可能的。於是國家就出資加強各“口岸”的監察，及時發現甲型h1n1流感患者、疑似患者以及有可能被傳染的密切接觸者們，並實施免費隔離和治療。事實證明由於我們國家對付甲型h1n1流感的措施得力，有效地遏製住了甲型h1n1流感在我國的蔓延。
在現代生活條件向好的情況下，人類的壽命普遍延長，而影響生存的主要“殺手”則是疾病。對於截癱人來說，威脅生命的首當尿毒症傷及腎髒引起的腎衰竭，再就是長期缺乏運動而引起的心血管係統疾患，因肥胖而引起的糖尿病等等。然而對於人類來說，我覺得可怕的還是由於現代生活習慣和環境汙染而造成的“癌”症，它冷不丁地爆發，不分青紅男女老少，讓人防不勝防。
我的親密戰友老陳是在我受傷後他剛就任大隊長一年後，患肝癌去世的，時年僅44歲。後來我又經曆了痛失摯友老張——每天必來我家看望我，和我知無不言、話題廣博地聊天的知己；說什麽他也不應該先我而去。卒於腺癌，享年65歲，令我悲痛不已。
跟著是我的小妹妹，莫名其妙地患上了什麽“骨髓癌”，完全找不到病因，醫治了一兩年，花費了巨額醫藥費，也沒能挽留住她的生命，去世時年齡還不到60歲，令我欷噓。
到了2008年，我中學時代的老同學，我的家電“導師”劉老師也不幸患上了前列腺癌，所幸的是他成功地進行了手術，雖然術後還不能“掉以輕心”，抗癌藥吃得原本很廋的他居然也發胖了，但是他他仍然樂觀向上地生活：旅遊、攝影還到老年大學去講“數碼”課，其“認命不服”的精神令我欽佩不已。
是啊，人的一生是要經曆好多的磨難，遭遇“旦夕之禍福”的，麵對無法抗拒災難的肆虐，人類隻能把它歸罪咎為“命運”或“天災”，“神”隻能是人類無可奈何地屈從於大自然而臆想、造就出來“自慰”和“寄托”的“偶像”。然而應該還是魯迅先生說得對：“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天災人禍”算不得什麽，因為它始終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和人類社會並存的，它煎熬著人類，它磨練了人類，它更激勵著人類；它在毀滅的同時也在創新。人類常常習慣於把“天災”和“人禍”看作是兩類因素，實際上我認為“天災”和“人禍”應該是相互依存的“共同體”——“自然規律”。
甲型h1n1流感起源於墨西哥的大型養豬場，所以一開始人們稱其為“豬流感”，後來為了不至於產生誤解殃及“豬類”，世界衛生組織及時給了它一個醫學命名：甲型h1n1流感。不過“豬流感”還的確與“豬類”有關，但奇怪的是它在人與豬之間可以相互傳染，豬與豬之間卻並不傳染，而人與人之間隻要接觸就相互傳染；幾年前的禽流感隻能是由禽傳染給人，人與人之間不傳染。
甲型h1n1流感是人類原本未知的一種流行病，隨著他的全球性的蔓延，世衛組織曾下達過6級預警（大流行的最高級別），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們也跟著忙了起來：研究菌種、對應治療、尋求疫苗……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上，曾多次發生過類似的大瘟疫，不明不白的流行疾病帶來了大量的死亡，甚至還造成過局部地區物種遭遇滅絕。所以麵對風暴、洪澇、地震、瘟疫，空難、礦難和交通事故等等一係列的災害，人類總是多麽的無力、無助，而且相對於大自然的強大威力，人類又是那麽的“渺小”、生命又是那樣的“脆弱”。
截癱人就是自然災難的受害者，那瞬間發生的災難，把一個健全人變成了生活不能自理，既“活不好”又“死不了”的社會“包袱”。然而萬千年來人類不正是在與大自然，也可以說是與“命運”的抗爭中挺過來走到今天的嗎？你乞求“神靈”也罷、你“怨天尤人”也罷、你“碌碌無為”也罷、你“臨難不折”也罷，但“路”終究得由自己去走。“命”不得不“認”，但應該選擇“不服”才是積極的人生態度。
當甲型h1n1流感襲來時，因為對其的不了解，加上國家嚴密的防範措施，使我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其實對甲型h1n1流感本身我並不害怕，因為它不僅能治愈，而且它的死亡率遠遠低於“禽流感”，還有一種說法是老年人不容易被傳染；可我害怕的是“隔離”。
截癱人因為行動不便，住醫院是一件很麻煩而且傷透腦筋的事，這麽多年的經曆讓我很害怕住院，而且若要“隔離”還要牽涉到我身邊的護理人員們，好在自從2006年（我的“大災”之年）後，近兩年我還“躲”躲過了住院，所以我雖然明知沒有與甲型h1n1流感患者或疑似患者接觸，是不會被傳染上的，但一旦有點發熱症狀，總還是有點“心虛”。
這次對甲型h1n1流感的抵禦，充分顯示了我們國力的強大和“以人為本”的精神的凸現。甲型h1n1流感應該是一種“輸入”性的“瘟疫”，在現代這種國際間交通便利，往來頻繁的時代，想要“禦敵於國門之外”是不可能的。於是國家就出資加強各“口岸”的監察，及時發現甲型h1n1流感患者、疑似患者以及有可能被傳染的密切接觸者們，並實施免費隔離和治療。事實證明由於我們國家對付甲型h1n1流感的措施得力，有效地遏製住了甲型h1n1流感在我國的蔓延。
在現代生活條件向好的情況下，人類的壽命普遍延長，而影響生存的主要“殺手”則是疾病。對於截癱人來說，威脅生命的首當尿毒症傷及腎髒引起的腎衰竭，再就是長期缺乏運動而引起的心血管係統疾患，因肥胖而引起的糖尿病等等。然而對於人類來說，我覺得可怕的還是由於現代生活習慣和環境汙染而造成的“癌”症，它冷不丁地爆發，不分青紅男女老少，讓人防不勝防。
我的親密戰友老陳是在我受傷後他剛就任大隊長一年後，患肝癌去世的，時年僅44歲。後來我又經曆了痛失摯友老張——每天必來我家看望我，和我知無不言、話題廣博地聊天的知己；說什麽他也不應該先我而去。卒於腺癌，享年65歲，令我悲痛不已。
跟著是我的小妹妹，莫名其妙地患上了什麽“骨髓癌”，完全找不到病因，醫治了一兩年，花費了巨額醫藥費，也沒能挽留住她的生命，去世時年齡還不到60歲，令我欷噓。
到了2008年，我中學時代的老同學，我的家電“導師”劉老師也不幸患上了前列腺癌，所幸的是他成功地進行了手術，雖然術後還不能“掉以輕心”，抗癌藥吃得原本很廋的他居然也發胖了，但是他他仍然樂觀向上地生活：旅遊、攝影還到老年大學去講“數碼”課，其“認命不服”的精神令我欽佩不已。
是啊，人的一生是要經曆好多的磨難，遭遇“旦夕之禍福”的，麵對無法抗拒災難的肆虐，人類隻能把它歸罪咎為“命運”或“天災”，“神”隻能是人類無可奈何地屈從於大自然而臆想、造就出來“自慰”和“寄托”的“偶像”。然而應該還是魯迅先生說得對：“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天災人禍”算不得什麽，因為它始終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和人類社會並存的，它煎熬著人類，它磨練了人類，它更激勵著人類；它在毀滅的同時也在創新。人類常常習慣於把“天災”和“人禍”看作是兩類因素，實際上我認為“天災”和“人禍”應該是相互依存的“共同體”——“自然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