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尿毒症”周旋的十八年中，我基本上是“孤軍作戰”，嚴格來說“孤軍”當然也不全對，你不是還得上醫院去看病化驗嗎，你不是還得請醫生給你開處方，不是還得讓護士給你打針輸液嗎。可我就感到奇怪了，那麽些年來我先後經曆過那麽多的醫生、主任、專家甚至院長，迴想起來那一次次的門診，醫生們都是履行“公事”般的僅僅是對症下藥而已（消除炎症）。對於高位截癱這類特殊病人，他們肯定是有相當的“預後”知識的，可是就沒有一個醫生認真地分析過我的病因、仔細地觀察過我的病情、重視過我的現狀、考慮過我未來病情的發展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呢。我百思不得其解，難道真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嗎，這樣說是不是有點太“刻薄”了。
長時間以來，我都為無可奈何的眼睜睜地看著我的腎髒逐漸地被浸襲、被損壞而感到困惑，我自己能做的都努力去做了，我甚至於不知道還有什麽有效的手段能“阻擊”和延緩腎髒功能的衰竭。特別是我長期就醫的那位泌尿科主任，我每次犯病去見他時，他總是說得頭頭是道的，可是隻給我解決消除炎症的問題。直到後來我才明白，像我這種器質性的尚未達到病理性的病變時，還是有能解決問題的手術手段的：那就是初期的“膀胱清潔導尿”、當腎髒已經受損時的“膀胱造瘺”。我想這類方法那位主任肯定是知道的，我想不通的是他為什麽從來沒有建議我采用。
迴想起來記得也有那麽一次，我碰巧遇到了一位副院長看門診，他倒是親自上門免費給我做了一次“膀胱清潔導尿”，可是他既不告訴我這種方法的優越性，也沒有建議我采用這種方法來減輕尿路感染，以緩衝對腎髒的損害，這讓我不能不想到，他是不是隻是在“熱身”，或者是在做一次“試驗”什麽的。
好在老天有眼，一次偶然的機會讓我知道了“膀胱造瘺”（宿命論）。那是在2001年的春天，我拿著肌酐240的生化化驗單到四院去見泌尿科醫生，接待我的是一位陌生的醫生，一問才知道他是剛剛才被調到四院的。這位醫生大約有四十多歲，人看上去顯得很老成，他與我仔細交談過後，針對我肌酐240，又有嚴重的腎積水，已經處於尿毒症狀態的情況，建議我作“膀胱造瘺”手術。我這是第一次聽說“膀胱造瘺”，根據他的簡單介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這就是我在困惑的朦朧之中所期盼的、“這就是我所想要的”（一句廣告詞）。
對於醫生的這項建議，就像是瀕臨絕境而看見一線生機，我如獲至寶，趕緊去軍醫大的附屬醫院找專家進一步論證。記得當時在大坪醫院是泌外科的主任接待我的，我拿出化驗單，開門見山地就直接提出要做“膀胱造瘺”，主任滿口答應，而且根據我的病情前前後後分析得頭頭是道的。事後冷靜下來我又想，如果當時我隻是拿出化驗單給主任看，不知他會不會建議我做“膀胱造瘺”，畢竟我看病那麽多年，見過那麽多的醫生，此前從來也沒有一個醫生建議我做“膀胱造瘺”過，而且主任還說還得專門為我定購一種瘺管導尿管（看來這種手術是做得很少）。
手術定下來了，主任還答應親自給我做手術，可是接下來事態的發展就令人感到沮喪了：醫院病房的床位吃緊，我一直等了一、兩個月都住不進醫院，這下我可慌了。女兒也從廣州飛了迴來，通過她九姨的關係，女兒聯係到了市醫科大學（不是軍醫大）付屬二院泌外科的胡主任。
胡主任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年輕有為、學者型的、很幹練的外科手術醫生，他神情和悅，言語幽默，非常具有親和力，是使人一見就會產生好感的那種醫生。當時付二院泌外科的病床也很緊張，我好歹住進了一個有四張床位的病房，照例我的護理在病床上捆綁了我的專用床架，在狹窄的病床上擱上我那一米二寬的床板，墊上泡沫塑料海綿床墊，鋪上牛皮涼席。那時是2001年6月底到7月初，正值炎夏時節，由於電力供應緊張，再加上設備陳舊，病房的一台陳舊的窗式空調機運轉很不正常，這可苦了在高溫下很難“生存”的我，想來想去女兒隻好去買了一台“空調電扇”（就是那種能吹出經過機內注入的水冷卻過的涼風的那種小型立式“櫃機”）來應急，總算讓我熬過了那炎熱的半個多月住院的日子。
住進醫院後胡主任曾經告訴過我，說是如果我的肌酐值正常，或者隻是稍稍偏高一點的話，他將建議我先在家裏做“膀胱清潔導尿”，由於雖說是“清潔”，還是會給尿路帶來一定的感染，但是它能減輕尿儲留的影響，緩解對腎髒的威脅，等到截癱時間長久了，腎髒終於受到損害時（肌酐值超標），那時再做“膀胱造瘺”。這應該算是截癱人對付尿路感染，嗬護自己的腎髒，延緩腎功能衰竭，捍衛腎功能的好途徑。我後悔相見恨晚，但又慶幸雖經輾轉迷途，終於還是走上了這條“正路”。我把我的經驗告訴給截癱朋友們，為的是使截癱人對於嗬護自己的腎髒能有一條借鑒之路，我說過靠別人不行隻能靠自己就是這個意思，但要真正做到“知己知彼”“靠自己”的話，截癱人還一定得要增加自己的醫學知識才行。
手術由胡主任親自操刀，雖說是我們都認為高位截癱患者，在截癱平麵以下部位做手術時，是可以不用麻醉的，但胡主任為了萬無一失，還是在瘺孔表皮注射了一支麻醉藥。我躺在手術台上，明亮的無影燈照耀著我，護士在一旁撫慰著我，胡主任持刀、切口、進刀我都很清楚，但是沒有感覺，隻是手術刀切割到深處時，我才有了能承受的陣陣“脹”感，直到手術結束。術後胡主任告訴我說，手術很成功，隻是我的腹壁脂肪太厚，切了很深才到達膀胱，從膀胱和腎髒直接抽出的儲留的尿液，足足有2000……。
長時間以來，我都為無可奈何的眼睜睜地看著我的腎髒逐漸地被浸襲、被損壞而感到困惑，我自己能做的都努力去做了，我甚至於不知道還有什麽有效的手段能“阻擊”和延緩腎髒功能的衰竭。特別是我長期就醫的那位泌尿科主任，我每次犯病去見他時，他總是說得頭頭是道的，可是隻給我解決消除炎症的問題。直到後來我才明白，像我這種器質性的尚未達到病理性的病變時，還是有能解決問題的手術手段的：那就是初期的“膀胱清潔導尿”、當腎髒已經受損時的“膀胱造瘺”。我想這類方法那位主任肯定是知道的，我想不通的是他為什麽從來沒有建議我采用。
迴想起來記得也有那麽一次，我碰巧遇到了一位副院長看門診，他倒是親自上門免費給我做了一次“膀胱清潔導尿”，可是他既不告訴我這種方法的優越性，也沒有建議我采用這種方法來減輕尿路感染，以緩衝對腎髒的損害，這讓我不能不想到，他是不是隻是在“熱身”，或者是在做一次“試驗”什麽的。
好在老天有眼，一次偶然的機會讓我知道了“膀胱造瘺”（宿命論）。那是在2001年的春天，我拿著肌酐240的生化化驗單到四院去見泌尿科醫生，接待我的是一位陌生的醫生，一問才知道他是剛剛才被調到四院的。這位醫生大約有四十多歲，人看上去顯得很老成，他與我仔細交談過後，針對我肌酐240，又有嚴重的腎積水，已經處於尿毒症狀態的情況，建議我作“膀胱造瘺”手術。我這是第一次聽說“膀胱造瘺”，根據他的簡單介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這就是我在困惑的朦朧之中所期盼的、“這就是我所想要的”（一句廣告詞）。
對於醫生的這項建議，就像是瀕臨絕境而看見一線生機，我如獲至寶，趕緊去軍醫大的附屬醫院找專家進一步論證。記得當時在大坪醫院是泌外科的主任接待我的，我拿出化驗單，開門見山地就直接提出要做“膀胱造瘺”，主任滿口答應，而且根據我的病情前前後後分析得頭頭是道的。事後冷靜下來我又想，如果當時我隻是拿出化驗單給主任看，不知他會不會建議我做“膀胱造瘺”，畢竟我看病那麽多年，見過那麽多的醫生，此前從來也沒有一個醫生建議我做“膀胱造瘺”過，而且主任還說還得專門為我定購一種瘺管導尿管（看來這種手術是做得很少）。
手術定下來了，主任還答應親自給我做手術，可是接下來事態的發展就令人感到沮喪了：醫院病房的床位吃緊，我一直等了一、兩個月都住不進醫院，這下我可慌了。女兒也從廣州飛了迴來，通過她九姨的關係，女兒聯係到了市醫科大學（不是軍醫大）付屬二院泌外科的胡主任。
胡主任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年輕有為、學者型的、很幹練的外科手術醫生，他神情和悅，言語幽默，非常具有親和力，是使人一見就會產生好感的那種醫生。當時付二院泌外科的病床也很緊張，我好歹住進了一個有四張床位的病房，照例我的護理在病床上捆綁了我的專用床架，在狹窄的病床上擱上我那一米二寬的床板，墊上泡沫塑料海綿床墊，鋪上牛皮涼席。那時是2001年6月底到7月初，正值炎夏時節，由於電力供應緊張，再加上設備陳舊，病房的一台陳舊的窗式空調機運轉很不正常，這可苦了在高溫下很難“生存”的我，想來想去女兒隻好去買了一台“空調電扇”（就是那種能吹出經過機內注入的水冷卻過的涼風的那種小型立式“櫃機”）來應急，總算讓我熬過了那炎熱的半個多月住院的日子。
住進醫院後胡主任曾經告訴過我，說是如果我的肌酐值正常，或者隻是稍稍偏高一點的話，他將建議我先在家裏做“膀胱清潔導尿”，由於雖說是“清潔”，還是會給尿路帶來一定的感染，但是它能減輕尿儲留的影響，緩解對腎髒的威脅，等到截癱時間長久了，腎髒終於受到損害時（肌酐值超標），那時再做“膀胱造瘺”。這應該算是截癱人對付尿路感染，嗬護自己的腎髒，延緩腎功能衰竭，捍衛腎功能的好途徑。我後悔相見恨晚，但又慶幸雖經輾轉迷途，終於還是走上了這條“正路”。我把我的經驗告訴給截癱朋友們，為的是使截癱人對於嗬護自己的腎髒能有一條借鑒之路，我說過靠別人不行隻能靠自己就是這個意思，但要真正做到“知己知彼”“靠自己”的話，截癱人還一定得要增加自己的醫學知識才行。
手術由胡主任親自操刀，雖說是我們都認為高位截癱患者，在截癱平麵以下部位做手術時，是可以不用麻醉的，但胡主任為了萬無一失，還是在瘺孔表皮注射了一支麻醉藥。我躺在手術台上，明亮的無影燈照耀著我，護士在一旁撫慰著我，胡主任持刀、切口、進刀我都很清楚，但是沒有感覺，隻是手術刀切割到深處時，我才有了能承受的陣陣“脹”感，直到手術結束。術後胡主任告訴我說，手術很成功，隻是我的腹壁脂肪太厚，切了很深才到達膀胱，從膀胱和腎髒直接抽出的儲留的尿液，足足有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