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酷愛文藝的人，截癱以後在文藝上的享受受到極大的限製，雖然通過報刊雜誌、錄像影碟、電視廣播也能讓我得到文藝方麵的極大滿足，但是不能親臨現場去觀賞、去領略、去陶醉，的確是一大憾事。在截癱的早期，我還能駕著輪椅進出電影院，因為那時的電影院差不多都有沒有台階的“太平門”安全通道。到後來順應商品經濟的發展，各個影劇院都裝璜得非常堂皇，可是卻沒有了一條能讓輪椅進出的通道。我曾經駕捉電動輪椅繞著“重慶市人民大禮堂”（一個非常大且經常舉辦大型演出的場地）轉了一圈，除了台階找不到一條能讓輪椅出入的通道。通向舞台後的台階算是少一些，但是也有十來級，又得要讓別人抬上抬下的，還不知道進去以後又是個什麽狀況，我隻有無奈地選擇“迴避”。
凡此種種，在截癱人太多的無奈中，事和物方麵的無奈還好處理，而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在與人相處方麵的無奈應該是最讓截癱人揪心的了。一個人截癱了，他喪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工作就更談不上了，因此對社會就做不出貢獻，自然也就沒有了社會地位。雖然我們常說“不以成敗論英雄”，但是同時還有“勝者王、敗者寇”的經典之說，須知社會並不完全承認曆史，它更看重的是現實。而截癱人的現實是沒有社會地位的“三等公民”，於是乎他必須承受的是世俗的冷漠，並隨時準備接受為社會所拋棄的危機。
人是一種有思維能力的高等動物，為了生存人自然也逃脫不了可悲的為利益所左右，所以“世態炎涼”不足為奇，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了。既然截癱人再也不能給別人提供“利益”，那麽肯定他就不能奢望從別人那裏得到迴報的“情感”，諸如同情、友情、親情以及沒法說、說也說不清的愛情等等。
當你出事以後，悲壯的氣氛漸漸地消散，命運跌宕所激起的同情欷歔也慢慢地淡去，剩下的隻是一個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孤獨的你自己，你必須無奈地接受的是世俗的冷漠和無助。
當你在等待電梯的擁擠的人群外靠不近電梯門，或許是擠在等侯電梯的人群之中，當電梯一到門一打開，人們是爭先恐後地蜂擁而進，沒有人會給你讓路、很少會有人想到你、你想擠也擠不過人家時，你隻有無奈。這種情況甚至於還會發生在醫院裏。即便是遇上有工作人員管理的電梯，工作人員當然會照例地說：“請讓輪椅病人先上”，可往往是沒有人聽得見這句話（我想怕是也不願意聽見吧）。無奈。
當你與人產生矛盾，或是別人認為你妨礙了他時（僅僅是單方麵的認為），你總是處於劣勢，健全人可以毫無顧忌地無視你的人格、踐踏你的尊嚴；往往是他無理也“有理”，而你則是有理也“無理”、無力，你隻有無奈地選擇“躲避”。
為了方便我的進出，大隊給我安排的住房是在底樓，可麻煩跟著就來了。樓上的人毫不顧忌地向下扔垃圾、吐口痰、擤鼻涕，我大門外的“陽台”上經常是“慘不忍睹”的“狼籍”。遇到這種情況健全人還能向上吼幾聲、罵幾句，使得樓上的人會有所收斂、有所顧忌，而我一個截癱人就不行了，一來我沒有那個力氣去“吼”，再說了即便是我幹涉了，我想也未必能起作用。無奈之下我隻有在門前的“陽台”上，搭了個“雨”棚來保護我的頭和保護環境衛生。
而我頭頂上的那家鄰居，則更是“以鄰為豁”，自打我住進新居以後，便三番五次地發生“冒頂”漏水現象，可以說是“小雨”不斷，我的衛生間、廚房經常是“滴滴答答”的。嚴重的情況有兩次：一次全麵的漏水造成我廚房電線短路，還把我的電磁爐都給燒壞了。另外一次是正逢我裝修完畢，那次可摻了，把我的吊頂天花板全泡湯了，水的浸入造成埋在牆內的電線短路，燒壞了東西不說，我還請了電工整整花了一天時間，好不容易才排除了埋在牆裏電路的故障。
麵對這種狀況，我一沒有罵街的本事，二又上不了樓去當麵交涉，實在忍不下去了也隻能讓護理上去說一說，你想一個農民工的話又有多大分量？通過觀察我發現樓上住的其實很清楚漏水的原因，當他們很小心地使用時，完全可以做到不漏，可當他們一隨便時，我家就遭殃了。無奈。
我家的門前有一條通道可以“無障礙”地讓我的輪椅“走”向大街。在我們居住樓的大門口出口處，臨街邊有一塊不大的場地，可就是這塊不大的、能任我自由的活動的場地惹的禍，居然經常有小車停在那裏，堵住了我進出的通道。如果說是不明真相的外來車還好說，問題是更多的是與我們大隊有關（職工或是家屬）的車，這就是說明明知道我是要駕著輪椅進出的，卻完全無視。無奈。
……那還是在一九九六年，我們在川西進行邊籌建、邊培訓、邊生產的野外作業。記得有一天我帶領著一個年輕技工組成的小組，連同儀器器材和行李炊具，搬家到了一個村鎮，找來找去找到一個空閑的院子，我們就同留守院子的一個老頭商量借用十多天，以完成我們在這個地區的測繪工作。可那是一個倔老頭，說什麽也不讓我們借用，讓他打電話給他們領導請示他與不，還叫我們去住旅店。在那個時候我們的野外作業就像是“打遊擊”似的，一般是借用“公房”（政府機關或村鎮的公用建築：辦公室、庫房一類）或者是住進老百姓家裏，你想我們帶著那麽些的貴重儀器、還有機密資料，是不可能去住旅店的，何況當時也沒有這筆開支。在極端無奈、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發火了：“今天我們是在這裏住定了，不管你是同意還是不同意！”事後，年輕人都說：“周老師，我們從來都沒有見過你發過火，今天是怎麽啦？”我說“在那種情況下，隻能采用極端手段，才能解決問題。”就是說健全人完全可以能動地對待、化解“無奈”，而截癱人則隻能是被動地接受“無奈”……
凡此種種，在截癱人太多的無奈中，事和物方麵的無奈還好處理，而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在與人相處方麵的無奈應該是最讓截癱人揪心的了。一個人截癱了，他喪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工作就更談不上了，因此對社會就做不出貢獻，自然也就沒有了社會地位。雖然我們常說“不以成敗論英雄”，但是同時還有“勝者王、敗者寇”的經典之說，須知社會並不完全承認曆史，它更看重的是現實。而截癱人的現實是沒有社會地位的“三等公民”，於是乎他必須承受的是世俗的冷漠，並隨時準備接受為社會所拋棄的危機。
人是一種有思維能力的高等動物，為了生存人自然也逃脫不了可悲的為利益所左右，所以“世態炎涼”不足為奇，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了。既然截癱人再也不能給別人提供“利益”，那麽肯定他就不能奢望從別人那裏得到迴報的“情感”，諸如同情、友情、親情以及沒法說、說也說不清的愛情等等。
當你出事以後，悲壯的氣氛漸漸地消散，命運跌宕所激起的同情欷歔也慢慢地淡去，剩下的隻是一個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孤獨的你自己，你必須無奈地接受的是世俗的冷漠和無助。
當你在等待電梯的擁擠的人群外靠不近電梯門，或許是擠在等侯電梯的人群之中，當電梯一到門一打開，人們是爭先恐後地蜂擁而進，沒有人會給你讓路、很少會有人想到你、你想擠也擠不過人家時，你隻有無奈。這種情況甚至於還會發生在醫院裏。即便是遇上有工作人員管理的電梯，工作人員當然會照例地說：“請讓輪椅病人先上”，可往往是沒有人聽得見這句話（我想怕是也不願意聽見吧）。無奈。
當你與人產生矛盾，或是別人認為你妨礙了他時（僅僅是單方麵的認為），你總是處於劣勢，健全人可以毫無顧忌地無視你的人格、踐踏你的尊嚴；往往是他無理也“有理”，而你則是有理也“無理”、無力，你隻有無奈地選擇“躲避”。
為了方便我的進出，大隊給我安排的住房是在底樓，可麻煩跟著就來了。樓上的人毫不顧忌地向下扔垃圾、吐口痰、擤鼻涕，我大門外的“陽台”上經常是“慘不忍睹”的“狼籍”。遇到這種情況健全人還能向上吼幾聲、罵幾句，使得樓上的人會有所收斂、有所顧忌，而我一個截癱人就不行了，一來我沒有那個力氣去“吼”，再說了即便是我幹涉了，我想也未必能起作用。無奈之下我隻有在門前的“陽台”上，搭了個“雨”棚來保護我的頭和保護環境衛生。
而我頭頂上的那家鄰居，則更是“以鄰為豁”，自打我住進新居以後，便三番五次地發生“冒頂”漏水現象，可以說是“小雨”不斷，我的衛生間、廚房經常是“滴滴答答”的。嚴重的情況有兩次：一次全麵的漏水造成我廚房電線短路，還把我的電磁爐都給燒壞了。另外一次是正逢我裝修完畢，那次可摻了，把我的吊頂天花板全泡湯了，水的浸入造成埋在牆內的電線短路，燒壞了東西不說，我還請了電工整整花了一天時間，好不容易才排除了埋在牆裏電路的故障。
麵對這種狀況，我一沒有罵街的本事，二又上不了樓去當麵交涉，實在忍不下去了也隻能讓護理上去說一說，你想一個農民工的話又有多大分量？通過觀察我發現樓上住的其實很清楚漏水的原因，當他們很小心地使用時，完全可以做到不漏，可當他們一隨便時，我家就遭殃了。無奈。
我家的門前有一條通道可以“無障礙”地讓我的輪椅“走”向大街。在我們居住樓的大門口出口處，臨街邊有一塊不大的場地，可就是這塊不大的、能任我自由的活動的場地惹的禍，居然經常有小車停在那裏，堵住了我進出的通道。如果說是不明真相的外來車還好說，問題是更多的是與我們大隊有關（職工或是家屬）的車，這就是說明明知道我是要駕著輪椅進出的，卻完全無視。無奈。
……那還是在一九九六年，我們在川西進行邊籌建、邊培訓、邊生產的野外作業。記得有一天我帶領著一個年輕技工組成的小組，連同儀器器材和行李炊具，搬家到了一個村鎮，找來找去找到一個空閑的院子，我們就同留守院子的一個老頭商量借用十多天，以完成我們在這個地區的測繪工作。可那是一個倔老頭，說什麽也不讓我們借用，讓他打電話給他們領導請示他與不，還叫我們去住旅店。在那個時候我們的野外作業就像是“打遊擊”似的，一般是借用“公房”（政府機關或村鎮的公用建築：辦公室、庫房一類）或者是住進老百姓家裏，你想我們帶著那麽些的貴重儀器、還有機密資料，是不可能去住旅店的，何況當時也沒有這筆開支。在極端無奈、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發火了：“今天我們是在這裏住定了，不管你是同意還是不同意！”事後，年輕人都說：“周老師，我們從來都沒有見過你發過火，今天是怎麽啦？”我說“在那種情況下，隻能采用極端手段，才能解決問題。”就是說健全人完全可以能動地對待、化解“無奈”，而截癱人則隻能是被動地接受“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