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是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人類總是要時時想辦法來激勵自己：什麽節日啊、什麽紀念啊、什麽瞻前顧後啊、什麽記憶猶新啊……，他們總要使自己時時處於亢奮、集聚、朝前向上、齊心協力的狀態，這是人類發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時間——原本僅僅隻是人類給自己製定的一個用作參考、比較、衡量、計數的“線性坐標”而已，但人類總會想方設法地要賦予它每個計量單位（年、月、日）以特有的意義。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九年，就因為它是即將步入公元二千年的前一年，地球人在時間坐標上賦予這個“年”的“值”是：“千禧”。
一千年在地球的曆史上算是微不足道的了，但在人類社會進步的發展史上，就不能看作是一個小數了。相對於一個人的生命來說，一千年則是一個很大的數；按代數來計算，一千年也應該要繁衍四、五十代人了，所以人類要歡慶“千禧”。
這過去一千年的曆史，算是中國的近代革命史，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和蔣介石：反圍剿、曆長征、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是毛澤東把中國的曆史徹底翻了個個，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迎來了新生、創建了人民的共和國。我是在抗戰時期出生的，到如今我整整經曆了共和國誕生後風風雨雨五十年的曆史；應該說我多桀的命運，是與共和國的起伏輾轉的曆程休戚與共的。共和國從她誕生的那一天開始，曆經了一次次變革、動蕩、挫折；又迎來了一次次的平衡、穩定、成功；從蹣跚學步到巨人般地跨進，在這世紀之交之際，已經成長成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國了。
一九九九年我該滿五十九歲，按照古老的習俗，男人的生日應該是做九不做十，那我今年就該六十大壽了。《論語》中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一段話應該是孔子對自己一生的自我鑒定。如果要在這世紀之交、千禧之年也迴顧走過的曆程，給我的前大半生做個總結的話，應該是這樣的……
我的童年和少年隨著共和國的起步，還是過得一帆風順的。到了“弱冠”之年（即男子二十歲，那時應該是一九六o年），共和國由於社會動蕩加上自然災害，經過了一段艱難的時期，這個時期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到了我的“而立”之年時（一九七o年），雖說是“動亂”的高峰已經過去，然而共和國當時還處於一種百廢待興的局麵；在這種大氣候下，加上我頗受歧視的“低微出身”，要談事業有成是絕對不可能的了。雖然孔子所說的“三十而立”並非是三十歲成家立業，無奈之下我可以自慰的是：好歹我也是成了家，而且有了可愛的+值已經基本構建，這個“立”應該是指學業根基的樹立。
應該說“三十而立”時，我個人的價值觀已經形成，應該不會被外力所動搖。雖說是多年以後我的座右銘是：“人活著就要給世界增添一點色彩”、“自信便是瀟灑”，然而我很清楚，那的確是源於我的“而立”之年的。正因為如此，“而立”為我那以後的生活道路的形成，做了堅實、有力的鋪墊。
“四十而不惑”是說到了四十歲，一個人就很成熟了，有了一定的閱曆、有了一定的經驗，具備了一定的能力，特別是領導能力。到了這個年齡段，能明辨是非、能知人善任、能順應潮流、能運籌帷幄；知道該做什麽、還知道該怎麽去做，乃“不惑”也。應該說時間坐標上七十年代後期到八十年代初期那段時期，是我人生道路發展的頂峰。當時共和國已從動蕩中複蘇過來，還是那頭巨獅，舔愈了身上的傷口，正邁開堅定、有力的步伐向前跨越，共和國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開放”，就是從一九七八年有鄧小平倡導開始的。
那個時間段，是讓我毫無顧忌、毫無束縛，能讓我竭盡全力施展才能的時期。在那時段我如願地報效了共和國，為測繪事業、為社會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同時也取得了一定的社會地位。可是準確地講，用“好景不長”來形容是再貼切不過了：一九八三年一場要命的車禍放倒了我，一次“地震”造成了我的生命、我的肉體、我的精神乃至於我的人生道路上可怕的“斷層”。
“五十而知天命”：經曆了五十年的人生道路，特別是艱難地走過了七年的截癱人生路，我感悟並接受了“自然界的規律是不可抗拒的”、“殘疾——是人類在與大自然作鬥爭中所做出的犧牲”這樣不可逆轉的“天命”，按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認命”了。“知天命”就是說你有了五十年的閱曆看透了一切，能悟透並接受世間萬物周而複始的變化規律了。走過了五十年風風雨雨的人生道路，理應“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該落得個安心、“認命”了；尤其是當一個人身處絕境，或者是遭遇到嚴重的挫折時，還能泰然處之，應該是“五十而知天命”吧。
“六十而耳順”：是指年紀大了，耳朵順了，聽什麽都能接受了。到了六十歲時，我已經在截癱路上跋涉了十七年了，對於我來說“耳順”不僅僅是對六十年而言，最重要的還是針對這截癱十七年。對於一個身處逆境，無法對社會做出貢獻，喪失了社會地位，飽受冷遇的人來說，他不僅要承受肉體上病痛的折磨，更主要的還要承受精神上的磨難，“耳順”對於截癱人來說就尤為重要了。“耳順”就是要在“知天命”的同時，還得要“理解”：對自己的理解，對別人的理解，對社會的理解，對現實的理解；隻有理解了才能“耳順”。這其間我對鄭板橋老先生“難得糊塗”的寓意，有了更廣泛、更深刻的認識，隻有“理解”了、“糊塗”了，才能“耳順”了。
至於說到“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我還沒有到達那個年齡段也不好說。意思我明白，就是說到了七十歲，人們可以“從心所欲”，想做什麽就做什麽，但有個尺度“不逾矩”，得限製在道德、倫理、法律的範圍之內，然而對於截癱人來說，隻能是“心”而不能“欲”也——大多是能想到，卻不能做到。
人們懷念過去了的“千禧”，人們歡慶即將到來的“千禧”，“瞻前顧後”為的是總結走過了的曆史，從中得出該吸取的、該擯棄的、該改進的、該發揚的，用以激勵自己向著新的目標、向著新的高度、向著新的境界奮進。對我來說，雖然仍然前途未卜，但我仍然是“認命而不服”，在截癱人生路上一如既往地向前奮進，不知道什麽是盡頭、也不知道能堅持到什麽時候，但是如果能達到像是後人贈送給孔子能壽寢於八十時，他的人生格言應該是“八十而無欲則剛”的意境的話，那將是我的萬幸。
一千年在地球的曆史上算是微不足道的了，但在人類社會進步的發展史上，就不能看作是一個小數了。相對於一個人的生命來說，一千年則是一個很大的數；按代數來計算，一千年也應該要繁衍四、五十代人了，所以人類要歡慶“千禧”。
這過去一千年的曆史，算是中國的近代革命史，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和蔣介石：反圍剿、曆長征、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是毛澤東把中國的曆史徹底翻了個個，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迎來了新生、創建了人民的共和國。我是在抗戰時期出生的，到如今我整整經曆了共和國誕生後風風雨雨五十年的曆史；應該說我多桀的命運，是與共和國的起伏輾轉的曆程休戚與共的。共和國從她誕生的那一天開始，曆經了一次次變革、動蕩、挫折；又迎來了一次次的平衡、穩定、成功；從蹣跚學步到巨人般地跨進，在這世紀之交之際，已經成長成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國了。
一九九九年我該滿五十九歲，按照古老的習俗，男人的生日應該是做九不做十，那我今年就該六十大壽了。《論語》中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一段話應該是孔子對自己一生的自我鑒定。如果要在這世紀之交、千禧之年也迴顧走過的曆程，給我的前大半生做個總結的話，應該是這樣的……
我的童年和少年隨著共和國的起步，還是過得一帆風順的。到了“弱冠”之年（即男子二十歲，那時應該是一九六o年），共和國由於社會動蕩加上自然災害，經過了一段艱難的時期，這個時期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到了我的“而立”之年時（一九七o年），雖說是“動亂”的高峰已經過去，然而共和國當時還處於一種百廢待興的局麵；在這種大氣候下，加上我頗受歧視的“低微出身”，要談事業有成是絕對不可能的了。雖然孔子所說的“三十而立”並非是三十歲成家立業，無奈之下我可以自慰的是：好歹我也是成了家，而且有了可愛的+值已經基本構建，這個“立”應該是指學業根基的樹立。
應該說“三十而立”時，我個人的價值觀已經形成，應該不會被外力所動搖。雖說是多年以後我的座右銘是：“人活著就要給世界增添一點色彩”、“自信便是瀟灑”，然而我很清楚，那的確是源於我的“而立”之年的。正因為如此，“而立”為我那以後的生活道路的形成，做了堅實、有力的鋪墊。
“四十而不惑”是說到了四十歲，一個人就很成熟了，有了一定的閱曆、有了一定的經驗，具備了一定的能力，特別是領導能力。到了這個年齡段，能明辨是非、能知人善任、能順應潮流、能運籌帷幄；知道該做什麽、還知道該怎麽去做，乃“不惑”也。應該說時間坐標上七十年代後期到八十年代初期那段時期，是我人生道路發展的頂峰。當時共和國已從動蕩中複蘇過來，還是那頭巨獅，舔愈了身上的傷口，正邁開堅定、有力的步伐向前跨越，共和國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開放”，就是從一九七八年有鄧小平倡導開始的。
那個時間段，是讓我毫無顧忌、毫無束縛，能讓我竭盡全力施展才能的時期。在那時段我如願地報效了共和國，為測繪事業、為社會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同時也取得了一定的社會地位。可是準確地講，用“好景不長”來形容是再貼切不過了：一九八三年一場要命的車禍放倒了我，一次“地震”造成了我的生命、我的肉體、我的精神乃至於我的人生道路上可怕的“斷層”。
“五十而知天命”：經曆了五十年的人生道路，特別是艱難地走過了七年的截癱人生路，我感悟並接受了“自然界的規律是不可抗拒的”、“殘疾——是人類在與大自然作鬥爭中所做出的犧牲”這樣不可逆轉的“天命”，按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認命”了。“知天命”就是說你有了五十年的閱曆看透了一切，能悟透並接受世間萬物周而複始的變化規律了。走過了五十年風風雨雨的人生道路，理應“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該落得個安心、“認命”了；尤其是當一個人身處絕境，或者是遭遇到嚴重的挫折時，還能泰然處之，應該是“五十而知天命”吧。
“六十而耳順”：是指年紀大了，耳朵順了，聽什麽都能接受了。到了六十歲時，我已經在截癱路上跋涉了十七年了，對於我來說“耳順”不僅僅是對六十年而言，最重要的還是針對這截癱十七年。對於一個身處逆境，無法對社會做出貢獻，喪失了社會地位，飽受冷遇的人來說，他不僅要承受肉體上病痛的折磨，更主要的還要承受精神上的磨難，“耳順”對於截癱人來說就尤為重要了。“耳順”就是要在“知天命”的同時，還得要“理解”：對自己的理解，對別人的理解，對社會的理解，對現實的理解；隻有理解了才能“耳順”。這其間我對鄭板橋老先生“難得糊塗”的寓意，有了更廣泛、更深刻的認識，隻有“理解”了、“糊塗”了，才能“耳順”了。
至於說到“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我還沒有到達那個年齡段也不好說。意思我明白，就是說到了七十歲，人們可以“從心所欲”，想做什麽就做什麽，但有個尺度“不逾矩”，得限製在道德、倫理、法律的範圍之內，然而對於截癱人來說，隻能是“心”而不能“欲”也——大多是能想到，卻不能做到。
人們懷念過去了的“千禧”，人們歡慶即將到來的“千禧”，“瞻前顧後”為的是總結走過了的曆史，從中得出該吸取的、該擯棄的、該改進的、該發揚的，用以激勵自己向著新的目標、向著新的高度、向著新的境界奮進。對我來說，雖然仍然前途未卜，但我仍然是“認命而不服”，在截癱人生路上一如既往地向前奮進，不知道什麽是盡頭、也不知道能堅持到什麽時候，但是如果能達到像是後人贈送給孔子能壽寢於八十時，他的人生格言應該是“八十而無欲則剛”的意境的話，那將是我的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