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顧那段曆史，我的感慨總是那麽撼心揪魄的。隨著動亂年代的結束，社會的寬容度逐漸加大，我們的國家又麵臨著百廢待新的局麵，我覺得正是我們施展身手的時候。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測繪隊伍的建設、培養測繪戰線接班人的工作之中。一個人當你覺得自己對社會有用，能發揮自己的才華為社會做出貢獻時，那種心情舒暢、那種渾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勁的感覺，是非常令人振奮的。
當時我和我的摯友老陳都清楚地認識到，培養新一代的測繪技術人才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中隊工作時，我們和青年技工們一起作業，摸爬滾打、言傳身教。到了技術檢查科後，老陳委我以職工教育的重任，也是基於對隊伍建設的考慮。我想方設法地提高青年技工的文化素質，包括推薦他們到有關提高文化的學習班去學習，動員他們去省局開辦的測繪中專班去深造。我深知，構建一個人的潛在價值，是樹人的根本。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胡家姐弟。胡家姐弟的父親就是我先前所提到的，資深老工程技術人員老胡；他們的母親是一位小學教師，我認為這是一個書香門第。這姐弟倆都聰明好學，子承父業，他們被招進了測繪大隊。國家恢複高考後，我考慮到一個女孩子，不可能長期從事野外作業，便鼓動姐姐去考大學。憑借她的努力，她考上了醫學院，畢業後在一家大型鋼鐵企業的職工醫院做付院長，後來做到了區婦幼保健站的站長。對她的弟弟，我是鼓勵他去報考武漢測繪學院的函授生，我知道他是有這個能力一邊工作、一邊完成學業的；大隊則提供給他麵授和考試的方便。他終於修業成功了，後來是做了大隊總工程師。
與此同時，我結合生產實踐，撰寫了《談談航測外業像片清繪時符號與符號之間關係的處理》和《關於地名調注的一些體會》兩篇論文。這兩篇論文對於航測外業作業，有很現實的指導意義，其中《關於地名調注的一些體會》獲一九八四年市科協頒發的優秀論文獎……
……那撼心揪魄的迴憶啊。那些年我過得是那樣地充實、那樣地自信、那樣地充滿著活力。有寬鬆的環境、有和諧的氛圍任我施展，可是命運偏偏要捉弄人；那讓我放飛又令我折翅的歲月，我最後的曾經“輝煌”……
“室內判調”是國家測繪總局下達給四川省測繪局的一個科研課題。航測（全稱航空攝影測量）是利用航空攝影像片測繪地圖的一種方法，它作業的基礎是依據航空攝影的像片的圖像來進行的。航攝像片實際上就是一種遙感圖像，隻不過它不是經由衛星獲取，而是通過飛機拍攝來得到的。所謂航測外業的調繪工作，就是把航攝像片拿到野外實地，確認其影像的現狀，和一些隱蔽的、無形的元素（比如地名、管線、境界之類）。傳統的作業方法是要求作業人員必須要到影像實地去核實，那是一項大量的艱苦、繁瑣的工作。所謂“室內判調”，就是力圖充分利用遙感影像信息，在室內通過有效的手段去確認的方法；它對於航測外業來說，是一場革命。
“室內判調”課題的研究，四川省測繪局委托其下屬的科研所和我們第二測繪大隊共同進行。開始研究的時候，是由我們檢查科一位分管科研的同事參加課題組的，後來老陳考慮到課題成果最終得要落實到生產實踐中來，便讓我也參加課題組，更多地從生產作業的具體實施方麵去考慮。記得在討論最終給該作業方法命名時，是我首先提出“室內外綜合判調法”這個名稱的。
到了“室內判調”課題研究的後期，我便更多地從“室內外綜合判調法”的生產實施方向去考慮了。公元一九八二年，為了把“室內判調”科研成果盡快的應用於生產實踐，大隊準備進行小範圍的試生產。我挑選了老張做我的助手，會同課題組組成了“室內外綜合判調室”的領導班子。我們在大隊範圍內挑選能勝任作業的技術人員，我們購置設備、進行技術培訓、分配任務、做好技術設計和生產安排；於一九八三年五月，開赴江津測區，正式時施“室內外綜合判調法”的試生產……
公元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七日（我把這一天定為我的“受難日”，更作為我的“生日”——一種“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的“誕生”），中午一時許，一輛北京牌後開門吉普車在江津縣境內的一條簡易公路上，側翻於公路左側約2米高的路基下的水田裏。車內一共有三人：一位司機未受到傷害，一位乘客肋骨骨折，第三位雙腿倒掛在翻覆的吉普車的車門上，頭頸肩背浸泡在水田裏的，一瞬間由一位健全人變成為一位高位截癱人——那就是我。
從那個時候起，我的人生整個被翻了個個，從此我開始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旅途的艱難跋涉，我的後半生將要重新譜寫。盡管事後人們給予了我“身先士卒”的光環，但我始終覺得那隻是一種普通的工作，一種正常的履行義務；履行對人生、對社會的義務。盡管我知道從此“輝煌”將不再有，一切將從頭再來。好在測繪戰線新的一代已經成長，“室內判調”終將成為航測作業的重要手段。而等著我的隻能是漫長、曲折、沒有具體的方向、不知道盡頭何在的崎嶇人生。我無可奈何地隻有堅守“認命不服”，以求不枉此生……
一段令我終身受益的話：“人最寶貴的東西就是生命，生命於我們隻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應當這樣來渡過：當他迴首往事時，不因過去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過去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他在臨死的時侯就可以說：我的整個生命和精力，都已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自由解放而鬥爭。”——保爾-柯察金。
當時我和我的摯友老陳都清楚地認識到，培養新一代的測繪技術人才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中隊工作時，我們和青年技工們一起作業，摸爬滾打、言傳身教。到了技術檢查科後，老陳委我以職工教育的重任，也是基於對隊伍建設的考慮。我想方設法地提高青年技工的文化素質，包括推薦他們到有關提高文化的學習班去學習，動員他們去省局開辦的測繪中專班去深造。我深知，構建一個人的潛在價值，是樹人的根本。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胡家姐弟。胡家姐弟的父親就是我先前所提到的，資深老工程技術人員老胡；他們的母親是一位小學教師，我認為這是一個書香門第。這姐弟倆都聰明好學，子承父業，他們被招進了測繪大隊。國家恢複高考後，我考慮到一個女孩子，不可能長期從事野外作業，便鼓動姐姐去考大學。憑借她的努力，她考上了醫學院，畢業後在一家大型鋼鐵企業的職工醫院做付院長，後來做到了區婦幼保健站的站長。對她的弟弟，我是鼓勵他去報考武漢測繪學院的函授生，我知道他是有這個能力一邊工作、一邊完成學業的；大隊則提供給他麵授和考試的方便。他終於修業成功了，後來是做了大隊總工程師。
與此同時，我結合生產實踐，撰寫了《談談航測外業像片清繪時符號與符號之間關係的處理》和《關於地名調注的一些體會》兩篇論文。這兩篇論文對於航測外業作業，有很現實的指導意義，其中《關於地名調注的一些體會》獲一九八四年市科協頒發的優秀論文獎……
……那撼心揪魄的迴憶啊。那些年我過得是那樣地充實、那樣地自信、那樣地充滿著活力。有寬鬆的環境、有和諧的氛圍任我施展，可是命運偏偏要捉弄人；那讓我放飛又令我折翅的歲月，我最後的曾經“輝煌”……
“室內判調”是國家測繪總局下達給四川省測繪局的一個科研課題。航測（全稱航空攝影測量）是利用航空攝影像片測繪地圖的一種方法，它作業的基礎是依據航空攝影的像片的圖像來進行的。航攝像片實際上就是一種遙感圖像，隻不過它不是經由衛星獲取，而是通過飛機拍攝來得到的。所謂航測外業的調繪工作，就是把航攝像片拿到野外實地，確認其影像的現狀，和一些隱蔽的、無形的元素（比如地名、管線、境界之類）。傳統的作業方法是要求作業人員必須要到影像實地去核實，那是一項大量的艱苦、繁瑣的工作。所謂“室內判調”，就是力圖充分利用遙感影像信息，在室內通過有效的手段去確認的方法；它對於航測外業來說，是一場革命。
“室內判調”課題的研究，四川省測繪局委托其下屬的科研所和我們第二測繪大隊共同進行。開始研究的時候，是由我們檢查科一位分管科研的同事參加課題組的，後來老陳考慮到課題成果最終得要落實到生產實踐中來，便讓我也參加課題組，更多地從生產作業的具體實施方麵去考慮。記得在討論最終給該作業方法命名時，是我首先提出“室內外綜合判調法”這個名稱的。
到了“室內判調”課題研究的後期，我便更多地從“室內外綜合判調法”的生產實施方向去考慮了。公元一九八二年，為了把“室內判調”科研成果盡快的應用於生產實踐，大隊準備進行小範圍的試生產。我挑選了老張做我的助手，會同課題組組成了“室內外綜合判調室”的領導班子。我們在大隊範圍內挑選能勝任作業的技術人員，我們購置設備、進行技術培訓、分配任務、做好技術設計和生產安排；於一九八三年五月，開赴江津測區，正式時施“室內外綜合判調法”的試生產……
公元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七日（我把這一天定為我的“受難日”，更作為我的“生日”——一種“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的“誕生”），中午一時許，一輛北京牌後開門吉普車在江津縣境內的一條簡易公路上，側翻於公路左側約2米高的路基下的水田裏。車內一共有三人：一位司機未受到傷害，一位乘客肋骨骨折，第三位雙腿倒掛在翻覆的吉普車的車門上，頭頸肩背浸泡在水田裏的，一瞬間由一位健全人變成為一位高位截癱人——那就是我。
從那個時候起，我的人生整個被翻了個個，從此我開始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旅途的艱難跋涉，我的後半生將要重新譜寫。盡管事後人們給予了我“身先士卒”的光環，但我始終覺得那隻是一種普通的工作，一種正常的履行義務；履行對人生、對社會的義務。盡管我知道從此“輝煌”將不再有，一切將從頭再來。好在測繪戰線新的一代已經成長，“室內判調”終將成為航測作業的重要手段。而等著我的隻能是漫長、曲折、沒有具體的方向、不知道盡頭何在的崎嶇人生。我無可奈何地隻有堅守“認命不服”，以求不枉此生……
一段令我終身受益的話：“人最寶貴的東西就是生命，生命於我們隻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應當這樣來渡過：當他迴首往事時，不因過去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過去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他在臨死的時侯就可以說：我的整個生命和精力，都已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自由解放而鬥爭。”——保爾-柯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