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大部分生產隊的口糧分配和工分報酬都比過去更低。嶺塘大隊年終結算，人均口糧每月不到二十五斤穀子，全大隊平均每個勞動日的工分值還不能買到一盒火柴！三個勞動力一天的代價，合起來竟抵不上養的母雞下一隻蛋！
早早晚晚，農村有線廣播站的喇叭到處都唱著“公社是個常青藤的歌”。
歌兒唱道：
公社是個常青藤呀，
社員就是那藤上的瓜。
瓜兒連著藤呀，
藤兒連著瓜；
藤兒越肥瓜越大呀，
藤兒越壯，瓜越甜。
哎喲哎喲喲！”
但是，當了十五年公社社員的人們卻揭不開鍋。他們徹底地貧困了，徹底地失望了！
然而，誰也想不到，同是一樣的天，同是一樣的地，一年多來曾經受到大隊和公社一次再次批評的翻身生產隊的工分報酬竟然比其它生產隊高出了十幾倍，糧食水平也比大隊的平均水平每人每月多了十多斤！翻身生產隊的社員沒有超支戶，也沒有缺糧戶！當春雨綿綿，人們饑腸轆轆的時候，他們睜著羨慕的眼睛看到，翻身生產隊的社員卻像在湍急的流水中躲在茜草裏麵的蝦毛，穩穩當當的過著自己的日子。
春耕之前，在大隊召開的生產隊長會議上，易天華破例地讓李素瓊介紹了“兩多一少”的經驗。當他看到全大隊的社員到處都睜著饑餓而無奈和渴求的眼睛的時候，他不能不服輸，不能不求實。事實上，翻身生產隊社員的日子是比大家過得好些，十家有八戶每天能吃上一頓幹飯。有些生產隊已經在私下向他們學習了。再愚蠢的農民也不會安心讓自己過窮日子、餓日子。兩年來的勞而無功的開山造田和開渠挖河已經過去了，河裏沒有半點水流，農民卻喪失了大批土地，生活得更加辛苦。現在，易天華希望自己在退休之前能實實際際的幫生產隊做點兒事情，讓大家都有碗飯吃。
李素瓊沒有多言。她過去沒有當過隊長，開會少，她隻是把一些想過好一點日子的想法和做法說出來，而這些做法過去是受到上級批評的，沒想到今天卻成了經驗。不過，生產隊長們聽了，都覺得很受啟發，因為他們對此都有切身的體會。他們說，其實，大家早就想這樣做了，可是，由於開會開得多了，鬥爭鬥得多了，誰都怕挨上級批評，所以，過去誰也不敢邁出這一步。倒是新任隊長的李素瓊如初生牛犢不怕虎，敢想敢做！不過，現在見大隊書記都跟大家一樣想了，大家心裏便都感到實在。他們似乎都有了勇氣。
人們熱烈地議論著：
“豬多肥多糧多，我認為分養豬地給社員最實際！”
“可不是麽，沒有豬留地誰能養豬？過去號召大家養豬盡講空話，社員養不起來，等於放屁！”
“我看，社員訂合同搞副業很合理，大家有利；橫豎你不給他訂，人家也照樣要養家小謀生活的。”
“我說，三日開三墟，外麵有農貿市場，男人就讓他去搞點副業，趁墟去賺點兒油鹽錢養家，也好讓女人家安心在隊裏勞動。隊裏窮得叮當響，一年結算兩次，雞水窩那麽丁點兒報酬。家庭若不搞點兒副業，誰給你買油鹽的錢啊！”
“隊裏必須分作業組搞生產，不能生拖死拖，多活少活大家一齊幹。”
“過去咱社員都學中醫師看病，扶著鋤頭摸脈哩！”
“要實行工分定額，責任包幹！”
“這些不又成了劉少奇主張的‘三自一包’了麽？”
“管他是誰主張的，要是田裏長不出糧食來，肚子吃不飽，即使屁穴會說話都屬於邪教！”
“誰他媽喜歡喝大鍋粥水的就誰喝！”
… … … …
沒有人對“兩多一少”的做法表示懷疑。大隊書記易天華最後表態，分不分生產組，分不分豬留地，簽不簽副業合同，完全由生產隊自己決定，大隊不作硬性規定。但是，如果分了簽了，上級批評，大隊會頂著，因為這是大家討論過的事情。於是，會議之後，各個小隊馬上就動起來了。一方麵，各生產隊都實行水稻田間管理分組責任製和旱地作物分戶包幹的方法，減少生產隊的工分和成本投入，簡化生產管理；另方麵，把豬地分給農民，促使戶戶養豬；此外，有條件的家庭紛紛動手搞副業。織藤椅的，織畚箕的，織魚網的，各屋自成行市；賣三鳥蛋品的，賣小擔熟食的，倒穀賣糠的，甚至賣老鼠藥、蒼蠅藥的，各隊自有特色。正是地裏無閑工，屋裏無閑人，日子在無聲無息中起著變化。
易天華心裏一直發毛，他準備挨受公社的批評和處分。春節後的一次大隊書記會議上，公社黎書記對嶺塘大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宣布不給嶺塘大隊化肥、種子及貸款的支持。不久，公社果真派來“農村社會主義基本路線教育運動”的工作組。可是，卻又奇怪，工作組進村之後，他們並沒有阻止各生產隊分豬地和搞副業的行動，也沒有阻止生產隊把冬種小麥、蠶豆的青苗地分戶包管包收的做法。工作隊員在各生產隊蹲點，他們除了對生產隊的工分和會計帳目都進行審帳外，卻破例的幫助各生產隊製訂了生產組的“定任務、定時間、定質量、定工分” 的具體內容。這種“一組四定”，成了各生產隊實施生產分組責任製的有效方法。於是，各生產隊都出現了分組作業並互相協作的勞動生產新麵貌，社員出工已不用再聽大隊和生產隊的統一指揮了。看到分管後田裏冬種作物的長勢一片大好，小麥和蠶豆都結出了飽滿的顆粒，易天華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安定和快慰，心裏的擔憂慢慢消除了。
原來，聽說縣委範書記曾經來石陂公社檢查工作，並與公社幹部一齊到一些生產隊去了解社員的生產生活情況。範書記看到，就像許多地方那樣，經過兩年“農業學大寨”的折騰，社員每個勞動日的工分報酬就都是那麽幾分錢，每人的口糧每天達不到一斤穀子。農民一年到頭的戰天鬥地，換來的就是如此的貧窮和饑餓。他們的生活已經達到了十戶十困的地步！從去年的糧食交售和當前的返銷情況來看，這個曾經受到縣裏表揚的“農業學大寨”先進公社，又成了縣裏“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社”。那一天，當公社黎書記向他匯報嶺塘大隊的“兩多一少”的做法時，他沉思了許久後，果斷地說：
“在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前提下，就讓嶺塘大隊幹一年看看吧！”
“可是，這樣做會擔風險！”黎書記表示擔心。
“我們如果不擔上級批評的風險就要擔下麵農民饑餓要糧的風險！”範書記心事沉重地說，“現在國家到處鬧糧荒，縣裏要從上麵調進返銷糧已經十分困難了，不能再有農民搶倉庫糧食的事情出現！”
一個月前，春荒開始的時候，石陂公社曾出現有些大隊的農民搶附近倉庫糧食的事情。原因是有些小隊的農田被山洪淹沒了，但又沒有減少征購糧。而多數農民因在冬天開河挖渠的時侯已超吃了糧食，大家挨不了餓，幾個小隊的貧下中農便聯合起來向公社糧站要迴荒廢土地的公餘糧。他們打開附近倉庫把幾千斤穀子擔迴小隊去。公社便把為首的幾個農民抓起來關了。這件事情後來鬧到縣裏去，縣委指示立即把這幾個農民放了，又指示縣糧食局迅速給這些生產隊發返銷糧，才沒有把事情擴大，但公社書記受到了批評。黎書記現在怕的是上級的批評，他沒有考慮到農民的痛苦。
“已經有人說，他們這樣做是搞資本主義！”黎書記說到最擔心的地方。
“當前農民正鬧饑荒，我們要利用農民自己的積極性去解決，切不要把包袱拿來自己背，因為我們已經背不了啊！” 範書記說，“嶺塘大隊沒有向公社要返銷糧，這便是自力更生的一個例子。我看，即使他們就是搞資本主義
，也搞不到哪裏去。我們全縣還有二百多個不搞資本主義的大隊嘛！”
他最後指示，在嶺塘大隊的農民著手去解決“兩多一少”的生產問題的時候，縣和公社應派人具體去幫助和引導他們。
於是，工作組就下來了。
易天華發現，工作組並沒有像過去那樣“狠抓階級鬥爭！”他們沒有把幹部和社員對立起來，也沒有繼續再鬥那些地富反壞右分子。從縣商業局來的工作組長鄭作宏說，根據縣委範書記的指示，工作組要通過幫助生產隊搞好生產管理來促進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發展，實現安定團結，把生產經濟搞上去。看來，為了使挨餓了十幾年的農民能捱過苦日子，這一次大家都想在一起了！吹了北風吹南風，這一段日子，似乎各樣工作又開始有往年恢複生產的做法，慢慢地走向正軌。
這一年的兩個荒月，由於有包產歸己的冬種作物的收成，嶺塘大隊社員的日子比任何時候都過得安靜。
轉眼到了夏收，農民臉上露出了燦爛的笑容。這一造風調雨順，夏收分配結算，嶺塘大隊不但平均畝產達到了八百多斤，而且勞動力人均收入竟達到百元以上，一躍成了全公社和全縣的冒尖隊。
這一天，正是立秋日，縣委範書記一個人悄悄地來到嶺塘大隊翻身生產隊。他先到屋前屋後走走看看，看到生產隊的幾十畝農田全部都已在幾天前插完了秧，禾苗開始長莖發綠，這是今天在其它大隊還看不到的。許多大隊的秧還未插完；再來到屋門前，看到生產隊正在門前的池塘裏捕魚，隻見一條條鮮活的大魚在池塘裏跳躍著，一群兒童在池塘邊歡唿雀躍。魚塘包產戶告訴他，這是他們第一年有自己養的魚，每個社員最少都可以分到兩斤；他又走進屋裏，看到生產隊的裏裏外外都打掃得十分幹淨，成年婦女們都在家裏忙著蒸糕，而年輕人和半大的小學生有的在織藤椅，有的在織魚網。“立秋前，蒔完田，”整個嶺塘大隊的蒔田比其它大隊抓早了近十天。各生產隊實施了分組責任製後，社員的生產變得自覺，完全不用上麵統一指揮，也沒有生產隊再敲梆上工了。現在，忙了一個月多的夏收夏種後，社員們正一邊歡歡喜喜的準備過個慶“圓田”功的立秋節，一邊又立即投入了緊張的副業生產。這是多麽熱鬧而歡快的場麵啊。他感到，多少年來，他在農村都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生動和快樂的景象！
沒有人認識他，他高興地與社員攀談和講價錢。人們看他的樣子，以為他是找上門來買藤椅的司機。他悄悄的來又悄悄的走了。他準備迴去以後再派人來作個認真的調查研究，看看這種群眾自己創造的生產形式和生產管理究竟有哪些優勢。自恢複職務之後，他覺得自己在位工作的時間不長了，但他一直炯炯於懷的還是農村的貧困。他看到，這兩年來盲目的“農業學大寨”把農村經濟破壞得體無完膚，整個農業經濟都在崩潰中掙紮。他深深地感到了自己身在其位而不務其“正”的慚愧和痛苦。自鄧小平複出以來，提出“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反修防修”，中央開始采取各項措施全麵整頓經濟，這是使人感到十分振奮的。看來，經過這些年來的教訓，上麵已開始求實。全國各地都到了應該抓生產的時候了！使他感到高興的是，通過一段時間來的深入調查了解，他終於發現了當前恢複和發展農村經濟的希望所在。他覺得，眼前，翻身生產隊所萌發出來的這種“兩多一少”的管理，就是當前把農村經濟搞上去的有效方法。它能使經濟效益直接與生產者的自身利益緊密聯係起來，從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增加了農民對土地的投資，培養了地力。它既協調了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分工和合作關係，又充分利用了農村各種經濟的社會資源，發揮了平原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它改變了過去自從有公社以來生產管理混亂的狀況，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義瞎指揮生產和用行政命令去代替客觀經濟規律破壞農村經濟的許多弊端。它是農民在集體經濟下求生存求發展的一種創造。
然而，他知道，這種依存於集體經濟的“兩多一少”雖然沒有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是當前發展生產，解決溫飽的好方法，但由於它與“三自一包”同出一穴，都是通過現實的“自”和“包”去強化個體在生產中的積極作用，反對多年來已被證明錯誤的卻又一直被堅持的“大鍋飯”、“一拉平”。這就觸及了十分敏感的所謂“上層建築”的問題，觸及了當前政治思想領域中上級領導曾經唯心地一直堅持肯定或否定了的一些問題，就必將會遭到許多人的反對，甚至會招來全盤否定的滅頂之災。對待這種新生事物，他感到不能宣揚，隻能加以保護，並讓它進行局部的實踐和試驗，最後讓事實說話。他相信實踐識真理，而真理的力量永遠是無窮的。一個生產隊能影響一個大隊，一個大隊能影響一個公社，一個公社能影響一個縣、一個地區甚至整個社會！
沒有不透風的牆。幾天之後，人們還是知道縣委範書記來過翻身生產隊。有人說，見到他曾在田埂上走了幾轉，這裏瞧瞧，那裏看看；有人說，見到他走進農家，曾嚐過社員蒸的甜糕和煮的湯圓；又有人說，他曾經向織藤椅和織魚網的社員問過銷路，講過價錢，算過他們的收入，還誇他們的手藝好，質量實在。但是，生產隊長李素瓊和大隊書記易天華卻都不知道他的到來，也沒有見到他。不過，他們從社員的口中知道，縣委範書記一直是很高興的。看來，上級領導不會批評他們。
一個新的生產管理方式在嶺塘大隊實踐著，並且，迅速向附近的一些大隊和公社擴展。有些一直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大隊小隊也自然地在不同程度上多多少少的開始搞起了“資本主義的門道”。但是，由於上級沒有也不可能有統一的政策規定，所以，經過一年兩造，各地的情況就產生了許多變化。
例如分給社員養豬地，上麵沒有明文規定準不準分，或該怎樣分，分多少，但社員卻一致要求要分。因此，各個生產隊便各有各的做法。有的隊分給社員水稻地的，也有分給旱地的；有的隊暗中分多點兒地的，也有相對分少了地的。但不管怎樣分，畢竟社員每戶除了自留地外還有一塊豬地，自己可以耕種的土地增多了。於是，就像鳥兒有了自己的窩兒那樣，它們開始認真營造自己的小窩，因為那兒才是他們自己的天地。不少社員總是先自己地裏的，然後才是生產隊的。有些社員分到了豬地又不養豬，或隻是養小豬，但用豬地去種菜種薯苗搞買賣。因此，即使是農忙季節，隊上的活兒既做不好也抓不緊，出工的人稀稀落落，以至常常誤過了農時。由此，許多生產隊長急得天天都要罵娘！
又例如搞副業，有的生產隊把上交的副業款定得高，也有的定得低；有的副業戶規規矩矩按合同交款，但也有不能交款的，或又有擔心上交了的副業款被隊幹部貪汙而不願交款的。橫豎大家都是貧下中農，就是不交副業款，隊長又能奈你何？所以，有一些生產隊終於無法定副業合同而隨之任之。但不管定合同與否，大家都知道在家裏養雞都比出工好，搞副業是一條生路。因此，搞副業的社員越來越多，沒有人是一心在隊裏耕田種地的。於是，耕作既失農時，作物又缺細心的管理，農田又缺肥料，集體生產便越來越差。由此，那些沒有條件搞副業的社員便越來越窮了。
又如分組作業，有的生產隊把“四定”定得比較詳細合理，也有的生產隊的“四定”存在許多漏洞和爭議。由於收成後的生產分配有高低，便不可避免的產生了人與人、組與組和組與隊之間的一些矛盾。於是便有的作業組又再分叉的，原來的大集體便逐漸分小了。由此，有些生產隊表麵上勉強維持著架子，但實際無法管理集體生產，麵臨解體。
人，本是有獨立思想的自由的個體。這些個體中，又組成了有共
同利益和感情的小家庭。這些家庭，便是相互競爭的小群體，猶如在一定空間一定地域裏的一條條的藤，一棵棵的樹。這種競爭，使得人類生生不息，不斷創造財產，不斷發展進步。這是自有人類之來的一條生存規律。但是，二十多年前，毛主席發明了“走集體化道路”，把一百幾十個人固定在一個特定的環境，在同一個大集體裏，同吃一家飯，同在一塊地裏勞動生息，要大家過同一樣的日子，並把這叫做“共同富裕”。毛主席教導說，這是一種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它能有效地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是通向“共產主義”的天梯。從組成農業合作社開始，發展到人民公社，二十多年來，這種“集體化”被人為地一再堅持並愈演愈烈，終於使得作為勞動者的個體沒有一點兒勞動的積極性，因而造成了社會生產衰退的現實。幾億萬人民年年在饑餓中掙紮，遭遇了史無前例的舉國貧困。經過近二十年苦難的教訓，物極必反，人心思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隊體製麵臨解體，這本是一種必然的趨向。這種趨向，實際證明了“走集體化道路”、“共同富裕”的那種空想社會主義的徹底錯誤和失敗。
然而，在經過“反右派”、“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後，“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的那個極端時代，偉大領袖的英明指示豈能有錯？毛主席舉起的紅旗誰也不能懷疑和反對。誰要是反對就打倒誰！由此，便產生了所謂“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路線鬥爭”。於是，在“無產階級必須對資產階級實施全麵專政”的口號下，便有 “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和“個體發展，集體衰退”的理論，便有“要消滅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條件，造成資本主義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產生的條件”的主張，便產生了強製性的“社會主義”的教育和運動，提出寧要那些在生存競爭中已頻臨枯萎的“社會主義”的“草”，不要那些在自然競爭中長得有些生機的“資本主義”的“苗”的響亮口號。農村裏，有大多數因在集體體製下無法發揮個體積極性而徹底破產了的農民，也有少數在保持集體的體製下卻能尋求發揮個體積極性的辦法而得到適當生存發展的一些農民。在生存競爭中，他們之間便產生了新的差距，成為新的矛盾和鬥爭。在越窮越革命的時代，可憐那些日子稍為過得好一點的農民便被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自發戶”。他們便不可避免的又成了大逆不道的“新生的資產階級”，成了“無產階級”打擊的對象！石陂公社嶺塘大隊翻身生產隊既是全縣的冒尖典型，它便自然地處在這場鬥爭的刀刃之上。範書記擔心要發生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前些日子，當許多生產隊的社員都揭不開鍋蓋的時候，人們看到，翻身生產隊社員的生活卻似乎越過越好。不少家庭都有了單車和收音機，有些青年還戴起了閃閃發光的手表。走進屋裏，人們到處可以聽到收音機裏播出來的歌聲。屋背的空地上已建了幾間新房子，土改時分的房子經過二十多年的歲月，現在已不夠用，有的家庭為兒子娶媳婦已作好了準備。外隊的姑娘都願意嫁到這裏來，因為這個生產隊的社員有飯吃，工分報酬也高，去年一個勞動日竟有七毛錢，做這兒的媳婦有新房子住，還有幾套新衣服穿。
周昌年的兩個兒子也結了婚。這幾年的藤椅生意雖然到處受管，時常被沒收或被低價收購，但靠著兒子做生意的機敏和一家大小的勤勞節儉，總算能求得一家的溫飽，並且還稍有積蓄。他眼看兩個兒子都過了二十五歲，到了結婚的年齡，便也在屋後建起了兩間平房。婚事說難又不難，靠著媒人說合，又有較豐厚的身價銀，又處在較富裕的生產隊，家裏兩年便辦了兩樁親事。大媳婦是地主家庭的女兒，結婚一年後就生了個兒子，夫妻恩愛，家庭和睦；二媳婦李月英卻是福星大隊貧農家庭的女兒，生得長挑身材，容貌端莊，但結婚才兩個月，就住在娘家不迴來，弄得二兒子周偉文神魂顛倒，不可過日。據說，娘家的家裏窮，幾年前，父親曾經把她許配給同村的一個名叫伍水華的青年，代價是伍水華的父親給了他一擔穀子。後來，李月英的父親患病死了。伍水華三年前參了軍，但在她結婚後的一個月就複員迴來了。當他知道自己心愛的女人嫁了的時候，十分惱怒，便到她娘家去鬧。結果，周偉文再給了丈母娘一千塊錢，丈母娘又給伍水華家裏賠了三百元，才算息了事情。
不想，這件事情並沒有完。幾個月後，周昌年竟因這件事情搞得家散人亡。
那一年四月，偉大領袖毛主席再一次撤消了鄧小平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發動全國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當時，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被“四人幫”喻為是八百多年前《水滸傳》中搞複辟的山寨主宋江，說他主持整頓國家經濟工作患了“複辟資本主義”的錯誤。於是，一些已經習慣了“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人們便立即聞風而動，深入進行批判“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各地各單位唯恐落後，紛紛聯係實際找出“右傾翻案”的靶子來進行批判鬥爭。在“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指導下，上層領導認為，當前農村的自發勢力十分猖獗，它嚴重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農村的階級鬥爭已變得越來越殘酷和尖銳，這是鄧小平取消階級鬥爭的“三項指示為綱”的錯誤路線所造成的。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偉大勝利的成果，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必須狠狠打擊這些自發勢力，要對它們刮一次“十二級台風”！
於是，在廣大農村中，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開始了。
徐昌縣的農村自發勢力的典型是石陂公社的嶺塘大隊，嶺塘大隊的典型是翻身生產隊。那一天，由縣革命委員會的宣傳科科長易誌雄帶隊到了石陂公社，對嶺塘大隊翻身生產隊的副業戶進行了“地氈式”的掃蕩。他們在大隊民兵營長劉古泉和幾個民兵的配合下，沒收了手工副業戶的原料和工具，沒收了飼養副業戶家庭的三隻以上的雞鴨，並也對一些沒有定合同的副業戶進行罰款，沒收他們的新家具和財產。工作隊員都是一些單位的青年和剛從部隊迴來的複員軍人。他們敢想敢幹，敢打敢鬥，一切行動聽指揮。所到之處，劈裏啪啦，雷厲風行，一時弄得雞飛狗跳。
翻身生產隊的社員事先誰也不知道，完全沒有一點兒準備。所以，那一天，十多個工作隊員和民兵進屋之後，人們都眼睜睜的看著他們們分頭走進各家屋裏，搶走家中放著的副業生產成品和大家手中正在幹著的活計。可憐膽小的社員們看到那些隊員個個如黑臉張飛般的兇神惡煞，有幾個還穿著軍裝，挺胸叉腰，威風凜凜，便嚇得躲在一邊。開始時誰也不敢說話。但是，不久，當那些隊員去雞舍裏捉雞鴨的時候，幾個婆娘便立即躍起，她們奮不顧身地衝過去跟他們搶奪起來。
“天殺的，為什麽要捉人家的雞鴨呀？”婆娘們淒厲地哭喊著。
“不準搞自發勢力，走資本主義道路！”雷神般的隊員們嗬喝道。
“多養幾隻雞鴨就是資本主義，那社會主義不就是窮光蛋了麽？”婆娘們捶著自己的心肝道。
“你們這不是國民黨潰退時的胡璉兵麽？誰知你們把雞鴨捉去不是自己吃了！”有幾個男人奔上前去要把雞鴨搶迴來。那些被捉去的雞鴨被人們搶來搶去發出了淒厲的叫聲。於是，幾個穿著軍裝的工作隊員立即拿來繩索要捆綁為首的一兩個社員，說他們破壞“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是反革命的行為，要捉去公社批判鬥爭。
人們吵鬧著，哭喊著，但最後還是靜了下來，眼看著工作隊員們拿了一件件東西，一隻隻雞鴨揚長而去。這一次的“十二級台風”式的掃蕩，翻身生產隊的副業戶除了周順年的窯爐生意因為與公社的土雜部訂了產銷合同，沒有被打爛外，幾乎所有
藤椅生意和織魚網的生意都遭受了滅頂之災。周昌年家裏用來織藤椅的所有材料都被工作隊員們堆起來放火燒了，屋裏被翻了個鍋底朝天，新建的房子連房頂的瓦麵都被掀了，又搜走了幾百元錢，新買的家私也被民兵抬走了。工作隊走後，新媳婦李月英躲在房裏傷心地哭起來。她從來沒有遭受過這種欺視和淩辱。她覺得貧農的女兒嫁給“剝削階級家庭”實在是一種災難，於是，哭了一會便又迴娘家去了。
原來，按照上級領導的指示，必須徹底摧毀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這一次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掃蕩越是厲害便越好，越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起到殺一懲百的作用。福星大隊的複員軍人伍水華正好就是這個“反擊右傾翻案風”工作隊的隊員。正是冤家路窄，當他到了周昌年家裏，見到舊時戀人李月英的時候，立即妒火中燒，便走進新房去掄起鋤頭劈裏啪啦的上上下下到處亂打，最後還爬上頂棚去把新房子的房瓦也打掀了。
工作隊走了之後，翻身生產隊的社員從一場災難中清醒過來。各家搞副業的生產成品和材料都已浩劫一空，人們已無法再從事往日的家庭副業生產了。家裏的收音機也被沒收了去，往日的熱鬧不再。有的男人唉聲歎氣，有的婆娘哭了起來，有的青年嘴裏罵著，心裏惱著，卻無可奈何的坐在凳子上垂頭喪氣。周昌年的妻子眼見家裏的藤椅材料被焚燒一燼，屋裏的東西又被糟蹋得七零八落，新媳婦李月英又走了，心中感到無限的淒涼。她本來就有高血壓病，受不了刺激。當她走進小兒子周偉文的新房裏去，抬頭見到原來好端端的一間屋子被砸成爛瓦破牆，家具東倒西歪，狼藉一片的時候，禁不住心裏的悲傷，跌腿捶胸的號啕痛哭起來。才哭了幾聲，突然一股逆氣衝上腦門，手腳一癱，身體歪了下去，便不省人事。她從此竟就與世長辭了！
“十二級台風”從翻身生產隊刮起，迅速展開。第二天，嶺塘大隊各個生產隊便都來了工作組。為了深入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徐昌縣委部署在全縣範圍內打一場大批“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傾向”，大批“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人民戰爭”，並采取果斷的革命措施，取消農貿市場，徹底割斷農村資本主義的尾巴。
這一天是取消農貿市場的第一個墟日，山裏山外仍然有許多人去趕集。翻身隊的幾個副業戶也到墟上去看看。隻見往日熱熱鬧鬧的市場變得泠泠清清，有幾十個戴著紅袖章的民兵和市管會人員在維持秩序。他們不準人們擺賣東西，並不斷的把趁墟的人群趕開。市場裏，高音喇叭在廣播著縣委的最新決定。布告欄上，貼著幾張紅紙。有許多人在爭著讀看。他們擠上前去，見上麵貼著的是《徐昌縣委關於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把我縣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決定》。
這決定共有十條內容，有人在高聲念道：
一、堅決維護生產隊集體，社員的自留地（包括飼料地）的麵積不得超過耕地麵積的百分之五，超過部分要堅決收歸集體。
二、自留地主要種社員自己家庭自食自用的蔬菜和飼料作物，不得搞商品化。
三、嚴禁私人開荒，已開荒的堅決收歸集體；禁止私人圈地建房屋，已圈已建的要嚴肅處理。
四、嚴禁把集體田地、魚塘分戶包產；不準把冬種田分給私人包管包產。
五、以糧為綱，堅決要把糧食生產搞上去，生產隊的多種經營或集體工副業要納入大隊經濟計劃的軌道。
六、勞動力歸生產隊統一調配，不準搞“自由人”，不準搞各種自發勢力的個體工副業，不準私人搞各種運輸撈錢。
七、以隊為家，社員的家庭副業不能影響集體生產。每戶隻準養三隻以下的家禽，每戶種樹不得超過三棵，種竹不得超過一墩。
八、社員口糧分配要堅持基本口糧和工分糧相結合的辦法；積極推行大寨評工記分的方法。
九、取消集市貿易，取消圩期，除國營商業、合作社和有證搞工副業的集體外，任何單位和個人一律不準從事商業活動。
九、 一切機關、團體、單位一律不準到農村和集市去采購國家統一派購的農副產品；未經當地市場管理部門批準，不準自行采購三類農副產品。
十、
讀著，聽著，人群裏不斷發出了噓籲的聲音。千百年來人類賴於生存和發展的集市貿易從此要消失了，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廣播歌聲中，人們帶著悵惘的心情一步三迴頭的離開了墟市。
這個決定經過深入的貫徹之後，果然，都昌縣的二百多個大隊的麵貌又迅速發生了許多變化：
那一年的“七一”建黨節，石陂公社的社員在大隊幹部的帶領下，開了個“社會主義大集”，敲鑼打鼓地把自己生產的農副產品賣給供銷社，然後，從供銷社裏買迴自己需要的商品。不久，縣委號召各公社推廣學習石陂公社趕“社會主義大集”的經驗，把過去在自由市場交易的豬禽、糧油、飼料、瓜菜、編織、柴草等九類共一百多種農副產品統統納入“社會主義”軌道。從此，農村徹底實現了對“資本主義集市”改造，樹立了“社會主義的絕對優勢”。
然而，農村卻從此開始再也沒有人養豬，也再沒有人能發展三鳥飼養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久，在社會主義大家庭裏，雞蛋竟成了稀世珍品，甚至哪家老祖母過生日也不敢拿來吃。家家農戶都要省下口糧來養二三隻母雞下蛋，並且靠它在供銷社裏換迴食鹽和點燈的煤油。因此，“趕社會主義大集”的鑼鼓聲便再也沒能響第二次。
從此，城鄉到處無稻穀和雜糧的買賣，農民缺糧戶隻能依靠政府的救濟。大隊小隊時常因爭返銷糧鬧意見，社員和幹部的矛盾越來越大。從糧站流出來的“滿天飛”的黑市價錢越來越貴了！
生產隊不準再分組，不準實行責任包產。各地推廣學習大寨大隊評工記分，社員之間因評工分而吵架的事情便時有發生。一些社員夜裏吵了日裏吵，屋裏吵了屋外吵，下工吵不完上工吵，有的甚至還打起架來。於是，這些生產隊開著燈火評了幾次工分便不再評了。社員又開始勞動“一唿隆”，大家繼續握著鋤頭“摸脈”。
原來的副業戶已沒了生路，生產隊沒有副業戶就沒有了上交的副業款。老老少少一齊都在隊裏勞動，人多地少工分多，於是，生產隊的勞動報酬重新下降。正是王寡婦哭夫，“你無我也無”，沒有多種經營的單一的“泥骨頭經濟”更進一步地把集體農民拖進了饑餓和貧困的深淵！
“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條件”終於被消除了，“資產階級法權”終於得到有效的限製。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範書記在這場運動中再一次受到了批判。以易誌雄為首的都昌縣的革命幹部造了他的反，貼出了《縣委範書記的右傾翻案思想必須受到徹底批判》的大字報。大字報揭露他執行了鄧小平“以三項指示為綱”的錯誤路線，在農村中重新樹立“三自一包”的典型，使徐昌縣的自發勢力十分猖獗，許多生產隊頻臨解體，集體經濟受到了嚴重的損害。經過幾場大會鬥爭之後，範書記被桃州地委免去了書記職務。原縣革命委員會主任馬向東升任為都昌縣委第一書記。
易誌雄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立下了赫赫功勞。他在批判縣委所犯的“右傾翻案”的錯誤路線和打擊農村自發勢力的鬥爭中立場鮮明，行動堅決，又創造了石陂公社“趕社會主義大集”的經驗，推動了全縣對資本主義集市的改造。在馬向東升任第一書記不久，他被提升為縣委宣傳部副部長。
石陂公社的黎書記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立了功，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又積極揭露縣委範書記的錯誤，石陂公社又首開“趕社會主義大集”的先河，於是，在馬向東升
任第一書記不久，他被提升為徐昌縣委常委，任縣委辦公室主任。
嶺塘大隊書記易天華退休了。大隊民兵營長劉古泉提升為大隊書記。他帶領一批民兵，深入到各個生產隊去認真貫徹縣委的反修防修十項決定，收迴了社員的豬地和一些開荒地、五邊地，堅決取消了小隊生產分組責任的“四定”，嶺塘大隊在走社會主義道路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翻身小隊隊長李素瓊申請辭去了隊長的職務。在劉古泉主持下，社員們選了張小丹當生產隊長。
“十二級台風”過後，各個生產隊又漸漸的恢複了平靜。社員們似乎更忙了。地裏的活，似乎再多幾倍的人也永遠幹不完。每天起早摸黑，上工下工，隻見男男女女匆忙扛鋤挑擔出去，又一齊放工迴來。雖然是人多熱量大，但糞坑裏的糞肥卻少了，要深耕的土地卻耕得淺了，地裏長出來的糧食減了，肚子又開始挨餓了。
肚子一餓，翻身生產隊的編織副業又漸漸有人偷偷摸摸的搞起來。不過，由於沒有了集市，他們再也不敢明目張膽的把產品拿到墟市上去賣，而是到縣上的汽車站的周圍去，賣給來往的旅客。清早和傍晚，車站裏都是熱鬧的時候。賣藤椅的把藤椅擺在運輸站的門口或路邊招引旅客，賣魚網的則在身上掛著魚網到處向旅客兜售。而這個時候，什麽工作隊的人員都還沒有上班或者就已經下班了，不會有人來過問，買賣十分安全。於是，日子長了，在政府取消農村“自由市場”後不久，一些編織副業戶又發現了生意的另一個新天地。他們在汽車站開辟了一個“遊擊市場”。這種市場，似乎銷路更廣。於是，過了不久，搞編織的人便越來越多。不過，由於是一早一晚出來“打遊擊”，他們往往還能迴去在生產隊裏正規出工，所以，也用不著交什麽副業款。因此，這些副業戶雖然是像做賊那樣藏頭藏尾，“刀上架著刀下過”，但日子總算有個著落。正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周昌年家裏的藤椅生意甚至比過去做得還要紅火。他們也不再交副業款，做一得一。漸漸的，家裏又開始有了生氣。過了幾個月，李月英也挺著大肚子迴來了。不過，小倆夫妻從此與周昌年分了家，算是與“剝削階級”的家庭劃清了界線。
…… ……
“梆梆梆、梆梆梆……”
“反擊右傾翻案風”後，生產隊每天又要敲梆上工了。這個還是三十多年前地主周伯年建造新屋福源樓時用來催各屋的雜工到工地幹活的木梆，後來便代替了農業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生產隊社員上下工的哨子。二十多年來，人們聞梆而集，聞梆而散。他們不知道今天在生產隊要做什麽，並且也不需考慮怎麽樣去做，什麽時候須要完成。翻身隊的老貧農們覺得，就像他們當年給周伯年做工時那樣，每天聽到梆聲就去上工，要做什麽自然有人會安排。但不同的是那會兒做工每十天八天就有工錢計算，能買到油鹽和大米，一家大小也有吃飽的時候；而生產隊裏幹活則一年結算一次，可是，一年到頭一家大小總是吃不飽，並且，現在到處也買不到大米和雜糧。新舊社會兩重天，這日子卻是越來越難過了。
幾十年的木梆已經敲破。但沉悶而嘶裂的梆聲仍然一早一晚在人們心裏迴蕩。它摧動著生產隊的社員們邁開“社會主義”的腳步，去走朝夕都吃不飽肚子的“共同富裕”集體化道路。
早早晚晚，農村有線廣播站的喇叭到處都唱著“公社是個常青藤的歌”。
歌兒唱道：
公社是個常青藤呀，
社員就是那藤上的瓜。
瓜兒連著藤呀，
藤兒連著瓜；
藤兒越肥瓜越大呀，
藤兒越壯，瓜越甜。
哎喲哎喲喲！”
但是，當了十五年公社社員的人們卻揭不開鍋。他們徹底地貧困了，徹底地失望了！
然而，誰也想不到，同是一樣的天，同是一樣的地，一年多來曾經受到大隊和公社一次再次批評的翻身生產隊的工分報酬竟然比其它生產隊高出了十幾倍，糧食水平也比大隊的平均水平每人每月多了十多斤！翻身生產隊的社員沒有超支戶，也沒有缺糧戶！當春雨綿綿，人們饑腸轆轆的時候，他們睜著羨慕的眼睛看到，翻身生產隊的社員卻像在湍急的流水中躲在茜草裏麵的蝦毛，穩穩當當的過著自己的日子。
春耕之前，在大隊召開的生產隊長會議上，易天華破例地讓李素瓊介紹了“兩多一少”的經驗。當他看到全大隊的社員到處都睜著饑餓而無奈和渴求的眼睛的時候，他不能不服輸，不能不求實。事實上，翻身生產隊社員的日子是比大家過得好些，十家有八戶每天能吃上一頓幹飯。有些生產隊已經在私下向他們學習了。再愚蠢的農民也不會安心讓自己過窮日子、餓日子。兩年來的勞而無功的開山造田和開渠挖河已經過去了，河裏沒有半點水流，農民卻喪失了大批土地，生活得更加辛苦。現在，易天華希望自己在退休之前能實實際際的幫生產隊做點兒事情，讓大家都有碗飯吃。
李素瓊沒有多言。她過去沒有當過隊長，開會少，她隻是把一些想過好一點日子的想法和做法說出來，而這些做法過去是受到上級批評的，沒想到今天卻成了經驗。不過，生產隊長們聽了，都覺得很受啟發，因為他們對此都有切身的體會。他們說，其實，大家早就想這樣做了，可是，由於開會開得多了，鬥爭鬥得多了，誰都怕挨上級批評，所以，過去誰也不敢邁出這一步。倒是新任隊長的李素瓊如初生牛犢不怕虎，敢想敢做！不過，現在見大隊書記都跟大家一樣想了，大家心裏便都感到實在。他們似乎都有了勇氣。
人們熱烈地議論著：
“豬多肥多糧多，我認為分養豬地給社員最實際！”
“可不是麽，沒有豬留地誰能養豬？過去號召大家養豬盡講空話，社員養不起來，等於放屁！”
“我看，社員訂合同搞副業很合理，大家有利；橫豎你不給他訂，人家也照樣要養家小謀生活的。”
“我說，三日開三墟，外麵有農貿市場，男人就讓他去搞點副業，趁墟去賺點兒油鹽錢養家，也好讓女人家安心在隊裏勞動。隊裏窮得叮當響，一年結算兩次，雞水窩那麽丁點兒報酬。家庭若不搞點兒副業，誰給你買油鹽的錢啊！”
“隊裏必須分作業組搞生產，不能生拖死拖，多活少活大家一齊幹。”
“過去咱社員都學中醫師看病，扶著鋤頭摸脈哩！”
“要實行工分定額，責任包幹！”
“這些不又成了劉少奇主張的‘三自一包’了麽？”
“管他是誰主張的，要是田裏長不出糧食來，肚子吃不飽，即使屁穴會說話都屬於邪教！”
“誰他媽喜歡喝大鍋粥水的就誰喝！”
… … … …
沒有人對“兩多一少”的做法表示懷疑。大隊書記易天華最後表態，分不分生產組，分不分豬留地，簽不簽副業合同，完全由生產隊自己決定，大隊不作硬性規定。但是，如果分了簽了，上級批評，大隊會頂著，因為這是大家討論過的事情。於是，會議之後，各個小隊馬上就動起來了。一方麵，各生產隊都實行水稻田間管理分組責任製和旱地作物分戶包幹的方法，減少生產隊的工分和成本投入，簡化生產管理；另方麵，把豬地分給農民，促使戶戶養豬；此外，有條件的家庭紛紛動手搞副業。織藤椅的，織畚箕的，織魚網的，各屋自成行市；賣三鳥蛋品的，賣小擔熟食的，倒穀賣糠的，甚至賣老鼠藥、蒼蠅藥的，各隊自有特色。正是地裏無閑工，屋裏無閑人，日子在無聲無息中起著變化。
易天華心裏一直發毛，他準備挨受公社的批評和處分。春節後的一次大隊書記會議上，公社黎書記對嶺塘大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宣布不給嶺塘大隊化肥、種子及貸款的支持。不久，公社果真派來“農村社會主義基本路線教育運動”的工作組。可是，卻又奇怪，工作組進村之後，他們並沒有阻止各生產隊分豬地和搞副業的行動，也沒有阻止生產隊把冬種小麥、蠶豆的青苗地分戶包管包收的做法。工作隊員在各生產隊蹲點，他們除了對生產隊的工分和會計帳目都進行審帳外，卻破例的幫助各生產隊製訂了生產組的“定任務、定時間、定質量、定工分” 的具體內容。這種“一組四定”，成了各生產隊實施生產分組責任製的有效方法。於是，各生產隊都出現了分組作業並互相協作的勞動生產新麵貌，社員出工已不用再聽大隊和生產隊的統一指揮了。看到分管後田裏冬種作物的長勢一片大好，小麥和蠶豆都結出了飽滿的顆粒，易天華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安定和快慰，心裏的擔憂慢慢消除了。
原來，聽說縣委範書記曾經來石陂公社檢查工作，並與公社幹部一齊到一些生產隊去了解社員的生產生活情況。範書記看到，就像許多地方那樣，經過兩年“農業學大寨”的折騰，社員每個勞動日的工分報酬就都是那麽幾分錢，每人的口糧每天達不到一斤穀子。農民一年到頭的戰天鬥地，換來的就是如此的貧窮和饑餓。他們的生活已經達到了十戶十困的地步！從去年的糧食交售和當前的返銷情況來看，這個曾經受到縣裏表揚的“農業學大寨”先進公社，又成了縣裏“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社”。那一天，當公社黎書記向他匯報嶺塘大隊的“兩多一少”的做法時，他沉思了許久後，果斷地說：
“在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前提下，就讓嶺塘大隊幹一年看看吧！”
“可是，這樣做會擔風險！”黎書記表示擔心。
“我們如果不擔上級批評的風險就要擔下麵農民饑餓要糧的風險！”範書記心事沉重地說，“現在國家到處鬧糧荒，縣裏要從上麵調進返銷糧已經十分困難了，不能再有農民搶倉庫糧食的事情出現！”
一個月前，春荒開始的時候，石陂公社曾出現有些大隊的農民搶附近倉庫糧食的事情。原因是有些小隊的農田被山洪淹沒了，但又沒有減少征購糧。而多數農民因在冬天開河挖渠的時侯已超吃了糧食，大家挨不了餓，幾個小隊的貧下中農便聯合起來向公社糧站要迴荒廢土地的公餘糧。他們打開附近倉庫把幾千斤穀子擔迴小隊去。公社便把為首的幾個農民抓起來關了。這件事情後來鬧到縣裏去，縣委指示立即把這幾個農民放了，又指示縣糧食局迅速給這些生產隊發返銷糧，才沒有把事情擴大，但公社書記受到了批評。黎書記現在怕的是上級的批評，他沒有考慮到農民的痛苦。
“已經有人說，他們這樣做是搞資本主義！”黎書記說到最擔心的地方。
“當前農民正鬧饑荒，我們要利用農民自己的積極性去解決，切不要把包袱拿來自己背，因為我們已經背不了啊！” 範書記說，“嶺塘大隊沒有向公社要返銷糧，這便是自力更生的一個例子。我看，即使他們就是搞資本主義
，也搞不到哪裏去。我們全縣還有二百多個不搞資本主義的大隊嘛！”
他最後指示，在嶺塘大隊的農民著手去解決“兩多一少”的生產問題的時候，縣和公社應派人具體去幫助和引導他們。
於是，工作組就下來了。
易天華發現，工作組並沒有像過去那樣“狠抓階級鬥爭！”他們沒有把幹部和社員對立起來，也沒有繼續再鬥那些地富反壞右分子。從縣商業局來的工作組長鄭作宏說，根據縣委範書記的指示，工作組要通過幫助生產隊搞好生產管理來促進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發展，實現安定團結，把生產經濟搞上去。看來，為了使挨餓了十幾年的農民能捱過苦日子，這一次大家都想在一起了！吹了北風吹南風，這一段日子，似乎各樣工作又開始有往年恢複生產的做法，慢慢地走向正軌。
這一年的兩個荒月，由於有包產歸己的冬種作物的收成，嶺塘大隊社員的日子比任何時候都過得安靜。
轉眼到了夏收，農民臉上露出了燦爛的笑容。這一造風調雨順，夏收分配結算，嶺塘大隊不但平均畝產達到了八百多斤，而且勞動力人均收入竟達到百元以上，一躍成了全公社和全縣的冒尖隊。
這一天，正是立秋日，縣委範書記一個人悄悄地來到嶺塘大隊翻身生產隊。他先到屋前屋後走走看看，看到生產隊的幾十畝農田全部都已在幾天前插完了秧，禾苗開始長莖發綠，這是今天在其它大隊還看不到的。許多大隊的秧還未插完；再來到屋門前，看到生產隊正在門前的池塘裏捕魚，隻見一條條鮮活的大魚在池塘裏跳躍著，一群兒童在池塘邊歡唿雀躍。魚塘包產戶告訴他，這是他們第一年有自己養的魚，每個社員最少都可以分到兩斤；他又走進屋裏，看到生產隊的裏裏外外都打掃得十分幹淨，成年婦女們都在家裏忙著蒸糕，而年輕人和半大的小學生有的在織藤椅，有的在織魚網。“立秋前，蒔完田，”整個嶺塘大隊的蒔田比其它大隊抓早了近十天。各生產隊實施了分組責任製後，社員的生產變得自覺，完全不用上麵統一指揮，也沒有生產隊再敲梆上工了。現在，忙了一個月多的夏收夏種後，社員們正一邊歡歡喜喜的準備過個慶“圓田”功的立秋節，一邊又立即投入了緊張的副業生產。這是多麽熱鬧而歡快的場麵啊。他感到，多少年來，他在農村都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生動和快樂的景象！
沒有人認識他，他高興地與社員攀談和講價錢。人們看他的樣子，以為他是找上門來買藤椅的司機。他悄悄的來又悄悄的走了。他準備迴去以後再派人來作個認真的調查研究，看看這種群眾自己創造的生產形式和生產管理究竟有哪些優勢。自恢複職務之後，他覺得自己在位工作的時間不長了，但他一直炯炯於懷的還是農村的貧困。他看到，這兩年來盲目的“農業學大寨”把農村經濟破壞得體無完膚，整個農業經濟都在崩潰中掙紮。他深深地感到了自己身在其位而不務其“正”的慚愧和痛苦。自鄧小平複出以來，提出“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反修防修”，中央開始采取各項措施全麵整頓經濟，這是使人感到十分振奮的。看來，經過這些年來的教訓，上麵已開始求實。全國各地都到了應該抓生產的時候了！使他感到高興的是，通過一段時間來的深入調查了解，他終於發現了當前恢複和發展農村經濟的希望所在。他覺得，眼前，翻身生產隊所萌發出來的這種“兩多一少”的管理，就是當前把農村經濟搞上去的有效方法。它能使經濟效益直接與生產者的自身利益緊密聯係起來，從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增加了農民對土地的投資，培養了地力。它既協調了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分工和合作關係，又充分利用了農村各種經濟的社會資源，發揮了平原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它改變了過去自從有公社以來生產管理混亂的狀況，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義瞎指揮生產和用行政命令去代替客觀經濟規律破壞農村經濟的許多弊端。它是農民在集體經濟下求生存求發展的一種創造。
然而，他知道，這種依存於集體經濟的“兩多一少”雖然沒有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是當前發展生產，解決溫飽的好方法，但由於它與“三自一包”同出一穴，都是通過現實的“自”和“包”去強化個體在生產中的積極作用，反對多年來已被證明錯誤的卻又一直被堅持的“大鍋飯”、“一拉平”。這就觸及了十分敏感的所謂“上層建築”的問題，觸及了當前政治思想領域中上級領導曾經唯心地一直堅持肯定或否定了的一些問題，就必將會遭到許多人的反對，甚至會招來全盤否定的滅頂之災。對待這種新生事物，他感到不能宣揚，隻能加以保護，並讓它進行局部的實踐和試驗，最後讓事實說話。他相信實踐識真理，而真理的力量永遠是無窮的。一個生產隊能影響一個大隊，一個大隊能影響一個公社，一個公社能影響一個縣、一個地區甚至整個社會！
沒有不透風的牆。幾天之後，人們還是知道縣委範書記來過翻身生產隊。有人說，見到他曾在田埂上走了幾轉，這裏瞧瞧，那裏看看；有人說，見到他走進農家，曾嚐過社員蒸的甜糕和煮的湯圓；又有人說，他曾經向織藤椅和織魚網的社員問過銷路，講過價錢，算過他們的收入，還誇他們的手藝好，質量實在。但是，生產隊長李素瓊和大隊書記易天華卻都不知道他的到來，也沒有見到他。不過，他們從社員的口中知道，縣委範書記一直是很高興的。看來，上級領導不會批評他們。
一個新的生產管理方式在嶺塘大隊實踐著，並且，迅速向附近的一些大隊和公社擴展。有些一直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大隊小隊也自然地在不同程度上多多少少的開始搞起了“資本主義的門道”。但是，由於上級沒有也不可能有統一的政策規定，所以，經過一年兩造，各地的情況就產生了許多變化。
例如分給社員養豬地，上麵沒有明文規定準不準分，或該怎樣分，分多少，但社員卻一致要求要分。因此，各個生產隊便各有各的做法。有的隊分給社員水稻地的，也有分給旱地的；有的隊暗中分多點兒地的，也有相對分少了地的。但不管怎樣分，畢竟社員每戶除了自留地外還有一塊豬地，自己可以耕種的土地增多了。於是，就像鳥兒有了自己的窩兒那樣，它們開始認真營造自己的小窩，因為那兒才是他們自己的天地。不少社員總是先自己地裏的，然後才是生產隊的。有些社員分到了豬地又不養豬，或隻是養小豬，但用豬地去種菜種薯苗搞買賣。因此，即使是農忙季節，隊上的活兒既做不好也抓不緊，出工的人稀稀落落，以至常常誤過了農時。由此，許多生產隊長急得天天都要罵娘！
又例如搞副業，有的生產隊把上交的副業款定得高，也有的定得低；有的副業戶規規矩矩按合同交款，但也有不能交款的，或又有擔心上交了的副業款被隊幹部貪汙而不願交款的。橫豎大家都是貧下中農，就是不交副業款，隊長又能奈你何？所以，有一些生產隊終於無法定副業合同而隨之任之。但不管定合同與否，大家都知道在家裏養雞都比出工好，搞副業是一條生路。因此，搞副業的社員越來越多，沒有人是一心在隊裏耕田種地的。於是，耕作既失農時，作物又缺細心的管理，農田又缺肥料，集體生產便越來越差。由此，那些沒有條件搞副業的社員便越來越窮了。
又如分組作業，有的生產隊把“四定”定得比較詳細合理，也有的生產隊的“四定”存在許多漏洞和爭議。由於收成後的生產分配有高低，便不可避免的產生了人與人、組與組和組與隊之間的一些矛盾。於是便有的作業組又再分叉的，原來的大集體便逐漸分小了。由此，有些生產隊表麵上勉強維持著架子，但實際無法管理集體生產，麵臨解體。
人，本是有獨立思想的自由的個體。這些個體中，又組成了有共
同利益和感情的小家庭。這些家庭，便是相互競爭的小群體，猶如在一定空間一定地域裏的一條條的藤，一棵棵的樹。這種競爭，使得人類生生不息，不斷創造財產，不斷發展進步。這是自有人類之來的一條生存規律。但是，二十多年前，毛主席發明了“走集體化道路”，把一百幾十個人固定在一個特定的環境，在同一個大集體裏，同吃一家飯，同在一塊地裏勞動生息，要大家過同一樣的日子，並把這叫做“共同富裕”。毛主席教導說，這是一種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它能有效地取消“資產階級法權”，是通向“共產主義”的天梯。從組成農業合作社開始，發展到人民公社，二十多年來，這種“集體化”被人為地一再堅持並愈演愈烈，終於使得作為勞動者的個體沒有一點兒勞動的積極性，因而造成了社會生產衰退的現實。幾億萬人民年年在饑餓中掙紮，遭遇了史無前例的舉國貧困。經過近二十年苦難的教訓，物極必反，人心思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隊體製麵臨解體，這本是一種必然的趨向。這種趨向，實際證明了“走集體化道路”、“共同富裕”的那種空想社會主義的徹底錯誤和失敗。
然而，在經過“反右派”、“反右傾”和“文化大革命”後，“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的那個極端時代，偉大領袖的英明指示豈能有錯？毛主席舉起的紅旗誰也不能懷疑和反對。誰要是反對就打倒誰！由此，便產生了所謂“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路線鬥爭”。於是，在“無產階級必須對資產階級實施全麵專政”的口號下，便有 “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和“個體發展，集體衰退”的理論，便有“要消滅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條件，造成資本主義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產生的條件”的主張，便產生了強製性的“社會主義”的教育和運動，提出寧要那些在生存競爭中已頻臨枯萎的“社會主義”的“草”，不要那些在自然競爭中長得有些生機的“資本主義”的“苗”的響亮口號。農村裏，有大多數因在集體體製下無法發揮個體積極性而徹底破產了的農民，也有少數在保持集體的體製下卻能尋求發揮個體積極性的辦法而得到適當生存發展的一些農民。在生存競爭中，他們之間便產生了新的差距，成為新的矛盾和鬥爭。在越窮越革命的時代，可憐那些日子稍為過得好一點的農民便被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自發戶”。他們便不可避免的又成了大逆不道的“新生的資產階級”，成了“無產階級”打擊的對象！石陂公社嶺塘大隊翻身生產隊既是全縣的冒尖典型，它便自然地處在這場鬥爭的刀刃之上。範書記擔心要發生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前些日子，當許多生產隊的社員都揭不開鍋蓋的時候，人們看到，翻身生產隊社員的生活卻似乎越過越好。不少家庭都有了單車和收音機，有些青年還戴起了閃閃發光的手表。走進屋裏，人們到處可以聽到收音機裏播出來的歌聲。屋背的空地上已建了幾間新房子，土改時分的房子經過二十多年的歲月，現在已不夠用，有的家庭為兒子娶媳婦已作好了準備。外隊的姑娘都願意嫁到這裏來，因為這個生產隊的社員有飯吃，工分報酬也高，去年一個勞動日竟有七毛錢，做這兒的媳婦有新房子住，還有幾套新衣服穿。
周昌年的兩個兒子也結了婚。這幾年的藤椅生意雖然到處受管，時常被沒收或被低價收購，但靠著兒子做生意的機敏和一家大小的勤勞節儉，總算能求得一家的溫飽，並且還稍有積蓄。他眼看兩個兒子都過了二十五歲，到了結婚的年齡，便也在屋後建起了兩間平房。婚事說難又不難，靠著媒人說合，又有較豐厚的身價銀，又處在較富裕的生產隊，家裏兩年便辦了兩樁親事。大媳婦是地主家庭的女兒，結婚一年後就生了個兒子，夫妻恩愛，家庭和睦；二媳婦李月英卻是福星大隊貧農家庭的女兒，生得長挑身材，容貌端莊，但結婚才兩個月，就住在娘家不迴來，弄得二兒子周偉文神魂顛倒，不可過日。據說，娘家的家裏窮，幾年前，父親曾經把她許配給同村的一個名叫伍水華的青年，代價是伍水華的父親給了他一擔穀子。後來，李月英的父親患病死了。伍水華三年前參了軍，但在她結婚後的一個月就複員迴來了。當他知道自己心愛的女人嫁了的時候，十分惱怒，便到她娘家去鬧。結果，周偉文再給了丈母娘一千塊錢，丈母娘又給伍水華家裏賠了三百元，才算息了事情。
不想，這件事情並沒有完。幾個月後，周昌年竟因這件事情搞得家散人亡。
那一年四月，偉大領袖毛主席再一次撤消了鄧小平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發動全國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當時，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被“四人幫”喻為是八百多年前《水滸傳》中搞複辟的山寨主宋江，說他主持整頓國家經濟工作患了“複辟資本主義”的錯誤。於是，一些已經習慣了“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人們便立即聞風而動，深入進行批判“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各地各單位唯恐落後，紛紛聯係實際找出“右傾翻案”的靶子來進行批判鬥爭。在“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指導下，上層領導認為，當前農村的自發勢力十分猖獗，它嚴重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農村的階級鬥爭已變得越來越殘酷和尖銳，這是鄧小平取消階級鬥爭的“三項指示為綱”的錯誤路線所造成的。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偉大勝利的成果，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必須狠狠打擊這些自發勢力，要對它們刮一次“十二級台風”！
於是，在廣大農村中，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開始了。
徐昌縣的農村自發勢力的典型是石陂公社的嶺塘大隊，嶺塘大隊的典型是翻身生產隊。那一天，由縣革命委員會的宣傳科科長易誌雄帶隊到了石陂公社，對嶺塘大隊翻身生產隊的副業戶進行了“地氈式”的掃蕩。他們在大隊民兵營長劉古泉和幾個民兵的配合下，沒收了手工副業戶的原料和工具，沒收了飼養副業戶家庭的三隻以上的雞鴨，並也對一些沒有定合同的副業戶進行罰款，沒收他們的新家具和財產。工作隊員都是一些單位的青年和剛從部隊迴來的複員軍人。他們敢想敢幹，敢打敢鬥，一切行動聽指揮。所到之處，劈裏啪啦，雷厲風行，一時弄得雞飛狗跳。
翻身生產隊的社員事先誰也不知道，完全沒有一點兒準備。所以，那一天，十多個工作隊員和民兵進屋之後，人們都眼睜睜的看著他們們分頭走進各家屋裏，搶走家中放著的副業生產成品和大家手中正在幹著的活計。可憐膽小的社員們看到那些隊員個個如黑臉張飛般的兇神惡煞，有幾個還穿著軍裝，挺胸叉腰，威風凜凜，便嚇得躲在一邊。開始時誰也不敢說話。但是，不久，當那些隊員去雞舍裏捉雞鴨的時候，幾個婆娘便立即躍起，她們奮不顧身地衝過去跟他們搶奪起來。
“天殺的，為什麽要捉人家的雞鴨呀？”婆娘們淒厲地哭喊著。
“不準搞自發勢力，走資本主義道路！”雷神般的隊員們嗬喝道。
“多養幾隻雞鴨就是資本主義，那社會主義不就是窮光蛋了麽？”婆娘們捶著自己的心肝道。
“你們這不是國民黨潰退時的胡璉兵麽？誰知你們把雞鴨捉去不是自己吃了！”有幾個男人奔上前去要把雞鴨搶迴來。那些被捉去的雞鴨被人們搶來搶去發出了淒厲的叫聲。於是，幾個穿著軍裝的工作隊員立即拿來繩索要捆綁為首的一兩個社員，說他們破壞“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是反革命的行為，要捉去公社批判鬥爭。
人們吵鬧著，哭喊著，但最後還是靜了下來，眼看著工作隊員們拿了一件件東西，一隻隻雞鴨揚長而去。這一次的“十二級台風”式的掃蕩，翻身生產隊的副業戶除了周順年的窯爐生意因為與公社的土雜部訂了產銷合同，沒有被打爛外，幾乎所有
藤椅生意和織魚網的生意都遭受了滅頂之災。周昌年家裏用來織藤椅的所有材料都被工作隊員們堆起來放火燒了，屋裏被翻了個鍋底朝天，新建的房子連房頂的瓦麵都被掀了，又搜走了幾百元錢，新買的家私也被民兵抬走了。工作隊走後，新媳婦李月英躲在房裏傷心地哭起來。她從來沒有遭受過這種欺視和淩辱。她覺得貧農的女兒嫁給“剝削階級家庭”實在是一種災難，於是，哭了一會便又迴娘家去了。
原來，按照上級領導的指示，必須徹底摧毀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這一次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掃蕩越是厲害便越好，越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起到殺一懲百的作用。福星大隊的複員軍人伍水華正好就是這個“反擊右傾翻案風”工作隊的隊員。正是冤家路窄，當他到了周昌年家裏，見到舊時戀人李月英的時候，立即妒火中燒，便走進新房去掄起鋤頭劈裏啪啦的上上下下到處亂打，最後還爬上頂棚去把新房子的房瓦也打掀了。
工作隊走了之後，翻身生產隊的社員從一場災難中清醒過來。各家搞副業的生產成品和材料都已浩劫一空，人們已無法再從事往日的家庭副業生產了。家裏的收音機也被沒收了去，往日的熱鬧不再。有的男人唉聲歎氣，有的婆娘哭了起來，有的青年嘴裏罵著，心裏惱著，卻無可奈何的坐在凳子上垂頭喪氣。周昌年的妻子眼見家裏的藤椅材料被焚燒一燼，屋裏的東西又被糟蹋得七零八落，新媳婦李月英又走了，心中感到無限的淒涼。她本來就有高血壓病，受不了刺激。當她走進小兒子周偉文的新房裏去，抬頭見到原來好端端的一間屋子被砸成爛瓦破牆，家具東倒西歪，狼藉一片的時候，禁不住心裏的悲傷，跌腿捶胸的號啕痛哭起來。才哭了幾聲，突然一股逆氣衝上腦門，手腳一癱，身體歪了下去，便不省人事。她從此竟就與世長辭了！
“十二級台風”從翻身生產隊刮起，迅速展開。第二天，嶺塘大隊各個生產隊便都來了工作組。為了深入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徐昌縣委部署在全縣範圍內打一場大批“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傾向”，大批“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人民戰爭”，並采取果斷的革命措施，取消農貿市場，徹底割斷農村資本主義的尾巴。
這一天是取消農貿市場的第一個墟日，山裏山外仍然有許多人去趕集。翻身隊的幾個副業戶也到墟上去看看。隻見往日熱熱鬧鬧的市場變得泠泠清清，有幾十個戴著紅袖章的民兵和市管會人員在維持秩序。他們不準人們擺賣東西，並不斷的把趁墟的人群趕開。市場裏，高音喇叭在廣播著縣委的最新決定。布告欄上，貼著幾張紅紙。有許多人在爭著讀看。他們擠上前去，見上麵貼著的是《徐昌縣委關於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把我縣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決定》。
這決定共有十條內容，有人在高聲念道：
一、堅決維護生產隊集體，社員的自留地（包括飼料地）的麵積不得超過耕地麵積的百分之五，超過部分要堅決收歸集體。
二、自留地主要種社員自己家庭自食自用的蔬菜和飼料作物，不得搞商品化。
三、嚴禁私人開荒，已開荒的堅決收歸集體；禁止私人圈地建房屋，已圈已建的要嚴肅處理。
四、嚴禁把集體田地、魚塘分戶包產；不準把冬種田分給私人包管包產。
五、以糧為綱，堅決要把糧食生產搞上去，生產隊的多種經營或集體工副業要納入大隊經濟計劃的軌道。
六、勞動力歸生產隊統一調配，不準搞“自由人”，不準搞各種自發勢力的個體工副業，不準私人搞各種運輸撈錢。
七、以隊為家，社員的家庭副業不能影響集體生產。每戶隻準養三隻以下的家禽，每戶種樹不得超過三棵，種竹不得超過一墩。
八、社員口糧分配要堅持基本口糧和工分糧相結合的辦法；積極推行大寨評工記分的方法。
九、取消集市貿易，取消圩期，除國營商業、合作社和有證搞工副業的集體外，任何單位和個人一律不準從事商業活動。
九、 一切機關、團體、單位一律不準到農村和集市去采購國家統一派購的農副產品；未經當地市場管理部門批準，不準自行采購三類農副產品。
十、
讀著，聽著，人群裏不斷發出了噓籲的聲音。千百年來人類賴於生存和發展的集市貿易從此要消失了，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廣播歌聲中，人們帶著悵惘的心情一步三迴頭的離開了墟市。
這個決定經過深入的貫徹之後，果然，都昌縣的二百多個大隊的麵貌又迅速發生了許多變化：
那一年的“七一”建黨節，石陂公社的社員在大隊幹部的帶領下，開了個“社會主義大集”，敲鑼打鼓地把自己生產的農副產品賣給供銷社，然後，從供銷社裏買迴自己需要的商品。不久，縣委號召各公社推廣學習石陂公社趕“社會主義大集”的經驗，把過去在自由市場交易的豬禽、糧油、飼料、瓜菜、編織、柴草等九類共一百多種農副產品統統納入“社會主義”軌道。從此，農村徹底實現了對“資本主義集市”改造，樹立了“社會主義的絕對優勢”。
然而，農村卻從此開始再也沒有人養豬，也再沒有人能發展三鳥飼養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久，在社會主義大家庭裏，雞蛋竟成了稀世珍品，甚至哪家老祖母過生日也不敢拿來吃。家家農戶都要省下口糧來養二三隻母雞下蛋，並且靠它在供銷社裏換迴食鹽和點燈的煤油。因此，“趕社會主義大集”的鑼鼓聲便再也沒能響第二次。
從此，城鄉到處無稻穀和雜糧的買賣，農民缺糧戶隻能依靠政府的救濟。大隊小隊時常因爭返銷糧鬧意見，社員和幹部的矛盾越來越大。從糧站流出來的“滿天飛”的黑市價錢越來越貴了！
生產隊不準再分組，不準實行責任包產。各地推廣學習大寨大隊評工記分，社員之間因評工分而吵架的事情便時有發生。一些社員夜裏吵了日裏吵，屋裏吵了屋外吵，下工吵不完上工吵，有的甚至還打起架來。於是，這些生產隊開著燈火評了幾次工分便不再評了。社員又開始勞動“一唿隆”，大家繼續握著鋤頭“摸脈”。
原來的副業戶已沒了生路，生產隊沒有副業戶就沒有了上交的副業款。老老少少一齊都在隊裏勞動，人多地少工分多，於是，生產隊的勞動報酬重新下降。正是王寡婦哭夫，“你無我也無”，沒有多種經營的單一的“泥骨頭經濟”更進一步地把集體農民拖進了饑餓和貧困的深淵！
“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條件”終於被消除了，“資產階級法權”終於得到有效的限製。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範書記在這場運動中再一次受到了批判。以易誌雄為首的都昌縣的革命幹部造了他的反，貼出了《縣委範書記的右傾翻案思想必須受到徹底批判》的大字報。大字報揭露他執行了鄧小平“以三項指示為綱”的錯誤路線，在農村中重新樹立“三自一包”的典型，使徐昌縣的自發勢力十分猖獗，許多生產隊頻臨解體，集體經濟受到了嚴重的損害。經過幾場大會鬥爭之後，範書記被桃州地委免去了書記職務。原縣革命委員會主任馬向東升任為都昌縣委第一書記。
易誌雄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立下了赫赫功勞。他在批判縣委所犯的“右傾翻案”的錯誤路線和打擊農村自發勢力的鬥爭中立場鮮明，行動堅決，又創造了石陂公社“趕社會主義大集”的經驗，推動了全縣對資本主義集市的改造。在馬向東升任第一書記不久，他被提升為縣委宣傳部副部長。
石陂公社的黎書記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立了功，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又積極揭露縣委範書記的錯誤，石陂公社又首開“趕社會主義大集”的先河，於是，在馬向東升
任第一書記不久，他被提升為徐昌縣委常委，任縣委辦公室主任。
嶺塘大隊書記易天華退休了。大隊民兵營長劉古泉提升為大隊書記。他帶領一批民兵，深入到各個生產隊去認真貫徹縣委的反修防修十項決定，收迴了社員的豬地和一些開荒地、五邊地，堅決取消了小隊生產分組責任的“四定”，嶺塘大隊在走社會主義道路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翻身小隊隊長李素瓊申請辭去了隊長的職務。在劉古泉主持下，社員們選了張小丹當生產隊長。
“十二級台風”過後，各個生產隊又漸漸的恢複了平靜。社員們似乎更忙了。地裏的活，似乎再多幾倍的人也永遠幹不完。每天起早摸黑，上工下工，隻見男男女女匆忙扛鋤挑擔出去，又一齊放工迴來。雖然是人多熱量大，但糞坑裏的糞肥卻少了，要深耕的土地卻耕得淺了，地裏長出來的糧食減了，肚子又開始挨餓了。
肚子一餓，翻身生產隊的編織副業又漸漸有人偷偷摸摸的搞起來。不過，由於沒有了集市，他們再也不敢明目張膽的把產品拿到墟市上去賣，而是到縣上的汽車站的周圍去，賣給來往的旅客。清早和傍晚，車站裏都是熱鬧的時候。賣藤椅的把藤椅擺在運輸站的門口或路邊招引旅客，賣魚網的則在身上掛著魚網到處向旅客兜售。而這個時候，什麽工作隊的人員都還沒有上班或者就已經下班了，不會有人來過問，買賣十分安全。於是，日子長了，在政府取消農村“自由市場”後不久，一些編織副業戶又發現了生意的另一個新天地。他們在汽車站開辟了一個“遊擊市場”。這種市場，似乎銷路更廣。於是，過了不久，搞編織的人便越來越多。不過，由於是一早一晚出來“打遊擊”，他們往往還能迴去在生產隊裏正規出工，所以，也用不著交什麽副業款。因此，這些副業戶雖然是像做賊那樣藏頭藏尾，“刀上架著刀下過”，但日子總算有個著落。正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周昌年家裏的藤椅生意甚至比過去做得還要紅火。他們也不再交副業款，做一得一。漸漸的，家裏又開始有了生氣。過了幾個月，李月英也挺著大肚子迴來了。不過，小倆夫妻從此與周昌年分了家，算是與“剝削階級”的家庭劃清了界線。
…… ……
“梆梆梆、梆梆梆……”
“反擊右傾翻案風”後，生產隊每天又要敲梆上工了。這個還是三十多年前地主周伯年建造新屋福源樓時用來催各屋的雜工到工地幹活的木梆，後來便代替了農業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生產隊社員上下工的哨子。二十多年來，人們聞梆而集，聞梆而散。他們不知道今天在生產隊要做什麽，並且也不需考慮怎麽樣去做，什麽時候須要完成。翻身隊的老貧農們覺得，就像他們當年給周伯年做工時那樣，每天聽到梆聲就去上工，要做什麽自然有人會安排。但不同的是那會兒做工每十天八天就有工錢計算，能買到油鹽和大米，一家大小也有吃飽的時候；而生產隊裏幹活則一年結算一次，可是，一年到頭一家大小總是吃不飽，並且，現在到處也買不到大米和雜糧。新舊社會兩重天，這日子卻是越來越難過了。
幾十年的木梆已經敲破。但沉悶而嘶裂的梆聲仍然一早一晚在人們心裏迴蕩。它摧動著生產隊的社員們邁開“社會主義”的腳步，去走朝夕都吃不飽肚子的“共同富裕”集體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