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需要錢購買輔導資料，但是真正錢放我手中時，我卻不敢要，因為那錢給得太簡單。
函授期間仍需要花錢。我不能去北京參加麵授，老師講課的錄音磁帶不能不買吧。磁帶錢上哪兒弄呢？
父母不給錢，我也不能抱怨，因為家中太窮了。我們姐弟十來個，個個要穿衣要吃飯，全靠老父包點地和看堰上樹掙點錢養活一大家人。哥大了要娶親。娶親得蓋房，沒有三間瓦房，姑娘不進門，還要送彩禮什麽的，沒有萬兒八千塊錢，就隻能打光棍。姐大了要出嫁，再窮的人家，為了麵子也得陪姑娘，沾陪嫁就得一兩千元。娶親的和等待娶親的、出嫁的和等待出嫁的哥哥姐姐四五個，哪個都把老父急得要死，上哪能掙到錢？不掙錢又能行嗎？每每想到這些，我就體諒為家庭生活長年勞作不輟的父母心情。有時，自己也有一種愧疚感，畢竟十七八歲的人了，不僅沒有給家裏掙一分錢，相反卻想伸手問家裏要，實在是不應該啊！ビ惺保我想，假如有一天，我有工作了，哪怕有一點點收入，第一件事就是給老父老母每人做一套新衣服，讓他們吃一頓好飯。因為從我記事起，老父就沒穿一件好衣裳。夏天，老父的日子還好過，因為穿破衣服不怕，相反涼快。冬天可就受罪了。每年冬天，老父總是穿一疊衣服，從裏到外，從上到下，沒一件是好的。內衣四五件，層層疊疊、破破爛爛，外衣是一件不知穿了多少年、經母親補了又補、補丁上摞補丁的很薄很薄的半大棉襖。頭上一頂瓜皮小帽，由新變舊，由黑變白，由白變灰，帽邊早已磨損，是母親用破布縫的帽沿，可以想象已經戴了多少年。老父的腳不好淌汗，所以冬天常凍得裂出道道血口，哪道血口子一掙不是揪心的痛。為了保暖，父親便用塑料紙一層一層地裹在瘦瘦的大腳上，他對我們常說這比穿襪子溫暖多了。實際上，他是窮得沒有襪子穿，誰有厚厚的棉襪不穿去裹塑料紙？母親也曾勸過老父給自己做件新衣服，留著出門穿，可是老父卻執意不肯。他說自己一大把年紀了，穿破怕什麽，孩子一個個大了，該給他們穿得體麵些，免得人家瞧不起。盡管老父穿得很破，卻一生勤勞。他每天早上蒙蒙亮就起床，當我們醒來時，他早已背著糞箕、拿著糞勺拾幾趟糞迴家了。我們家責任田多，沒錢買化肥，隻能靠老父拾糞壯地。那時，村裏就數我們家的糞坑最多，左一個、右一個，家前屋後、園內田頭，全是老父挖的。年年月月天天，大大小小糞坑總是滿滿的。村裏人都誇老父能吃苦，是個種地的行家裏手。
俗話說，掙錢的不出力，出力的不掙錢。盡管老父會出力，但是，貧困總是不想離開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窮家。
為了學習，為了家庭，我隻能省錢，攢錢，賺錢。
我把逢年過節父母給的壓歲錢和平時攢的零錢一分一毛地聚起來。函授期間的筆墨紙硯，全是靠這些錢支出。頭一次，我將攢了幾年的五塊錢，拿出來買了五十張大白紙，那時紙張便宜，毛把錢一張。我訂了好多個本子，還送了一本給上學的弟弟，為此，弟弟感謝我好幾天呢。ス飪吭芮不是法，我得想法找活幹。
誰能幫我讓我有事幹呢？ノ蟻氳攪撕素華大姐。在我的印象當中，胡大姐既是熱心人又是能幹人。她準能幫我。胡大姐那時也不過二十五六歲，人長得很標致，能說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這在沙塘鄉是獨一無二的。她還能寫會畫，又會放電影。因她經常送電影下村，沙塘人幾乎沒有不認識她的。
我與她雖說都是沙塘鄉人，但兩家住在兩村，中間相隔幾裏路，真正相識還是在馬陵市搞《民間故事三套集成》征集稿的時候。當時，她搜集民間歌謠。我對她很崇拜，經常找她給我在寫作上指點迷津。我曾創作一個小劇本《三個兒子的媽媽》，說的是一個老婦人年輕守寡，含辛茹苦將三個兒子拉扯大。當三個兒子各自成家立業後，老太太卻孤苦伶仃沒有安身之處，因為三個兒媳婦都不願收留贍養她。最後隻好靠法院調解。後來，老太太感歎道，還是計劃生育國策好，重男輕女不應該。劇本裏同時也鞭撻了那些娶妻忘娘的不孝兒女。因為我沒演過戲，也不懂得怎樣創作戲劇。所以，故事雖好，但寫得不上路。胡大姐就一字一句幫我修改。本子改好後，被市文化館看中，讓我和胡大姐一起參加了那個令人難忘的戲劇研討會。
研討會是在市文化館裏召開的。這次去馬陵和第一次可就截然不同了。第一次是個離家出走的流浪兒，這一次卻是應邀的“座上客”。在這次會上，我不僅學了不少東西，還結識了許多社會名人，諸如散文創作小有名氣的牛國健，——當時人都戲稱他是“牛角尖”等。胡大姐在研討會上當然是個活躍人物，到會的人都很喜歡她。牛國健尤甚。
研討會結束後，文化館安排我們看歌舞晚會。我當時年齡最小，所以，大家對我最關心。隻是我對安排坐位很反感。按說，他們應該把女同誌安排坐在一起，男同誌坐在一起。可是，他們非搞什麽男女搭配，讓胡大姐和牛國健坐一塊，我則和另一個男同誌坐一塊，記得那個男同誌是土窯人，叫吳強。不過，他可不是那個寫《紅日》的大作家，而是個年輕的土窯中學教師。
我沒有按他們的安排就坐，而是選擇了一個離他們很遠的位子上單獨地坐了下來。事後，胡大姐曾笑著對我說：“你這小丫頭，頭腦還挺封建的呢。你知道嗎，那個小男孩對你印象還挺不錯呢。”我說：“胡大姐，你有沒有搞錯，我才十八歲。”會議期間，我發現那些男女之間總有一種說不完的話題，總有那種讓人拂之不去的親昵。他們相對時，眼神是那樣專注、那樣深情、那樣柔和。說話時是那樣情投意合纏纏綿綿，那樣耳鬢廝磨親密無間。我看不慣，也讀不懂，也許文化人都是這樣。我曾把自己的想法偷偷地告訴胡大姐，胡大姐笑說：“你說你十八，我看你隻能是個十一二歲的傻丫頭。”
說實在的，那次留給我印象最深、最好的還是牛國健。牛國健細高個，黃巴巴的臉上鑲著一雙精明的眼睛。他談吐說笑，顯得很有知識，很有風度。再加上他愛笑，臉上總是掛著一副笑相，舉止平易近人，所以，無形中給我一種親切感。我敬重他，還因為他是老師。因為老師不隻是人類知識的傳播者，更重要的，他們是人類靈魂工程師，是打磨和鍛造人才的工匠。
戲劇研討會結束後，牛老師曾來沙塘幾次，落腳都是在胡大姐家。那時，胡大姐的愛人在外地上班，一年難得來家幾次，家中隻有婆婆和孩子。牛老師第一次來沙塘村時，我正感冒，但我還是深一腳、淺一腳，步行三四裏路從家裏趕了來。
記得那天特熱，太陽硬是賴在頭頂不走，火辣辣地烤著沒戴涼帽的我。四周沒有一點風，路兩旁的白楊樹上，知了不停地叫著，很煩人。好在綠樹挺拔，翠葉在陽光的照射下，亮得很鮮活，很成熟。驅走了心中的一份煩惱；路畔野草葳蕤，五顏六色的無名野花，隔三差五地散香於草叢間，給人一種美感、清香感、舒適感、快樂感。
四間平房，兩間廚房，讓紅磚綠樹砌成一個農家小院，這便是胡大姐家。若是讓風水先生說，這裏可算是一方風水寶地。它東麵是長流不息、清澈見底、寬闊平坦的流沙河。河裏遊魚不斷，河邊上是沙灘，扒個沙窩，就會泉一窩清水，那水甘甜如露。岸上是高高的鑽天楊，那白楊樹棵棵睜著大大的眼睛，似乎在期盼著有情人的到來，又像是哲人，在審視著世間的變化。置身於楊樹林中，天是一片蒼翠，風是一股清新，若是找把涼椅，躺在濃蔭下靜聽樹上鳥語，細品手中的名著，那真是神仙過的日子。胡大姐家西麵是一條縱穿南北的陽光大道，路上車水馬龍，路畔有三三兩兩的人在乘涼歇息。
牛老師還是老樣子，一副笑迷迷的相。他看我來了，非常高興，兩
眼笑得幾乎眯成一條線。他告訴我，這次是專程來看我和胡大姐的，後來還特別補充一句說，尤其是看我。我雖然知道他說的並不一定是真話，而是一種應酬話，一種調侃話，但我心裏依然熱乎乎的。一個鄉間丫頭，能有這麽大的名人大熱天地跑來看望，能不高興嗎？
當晚，牛老師沒有返迴，住在胡大姐家。胡大姐四間平房分兩半，東兩間，西兩間。牛老師住在西頭，胡大姐和她兒子住在東頭。那晚我也沒迴家，和胡大姐的婆婆住在一起。夜裏我燒得很厲害，天亮才退燒。頭腦不痛了，鼻子也不像頭天那樣“水泄不通”了。
牛老師是什麽時候走的，誰送的，我都不知道，我估計可能是胡大姐，憑我的直覺，我發現他們的感情很微妙。據說，牛老師的妻子是個文盲，胡卻能歌善舞、能文能武。如果牛胡能結合，倒是天生的一對。很可惜，天老爺總是捉弄人，有情人偏不能成為眷屬。
牛老師走後不久，為了找事做，我求到了胡大姐的門上。果然不錯，胡大姐很樂意幫忙。她先問我，去不去鄉地毯廠？我說，不能去，因為進廠要帶資，我沒錢，除非不帶資。石粉廠呢？那兒不帶資。我說，那個廠效益不好，光幹活不給錢，還不知什麽時候能給錢，我也不能去，何況那個廠是三班製，一個女孩子家，上白班還問題不大，上夜班可就不方便了，如今壞人不少，倘若出了事，到底是驢不走，還是磨不轉？我無法說清楚。
胡大姐聽我說得有道理，也就沒堅持讓我去。她又帶我找到鄉宣傳科長方圓，並說他們門路多，安排個把人估計問題不大。
方科長三十多歲，個頭不高，臉紅裏泛黑。他說話很隨和，沒有官架子。從他的言談舉止中，還可以看出他對胡大姐的尊重。胡大姐將我的情況跟他說了一通，從方科長那小而有神的瞳孔裏，我似乎可以覺察到他對我的關注。不過，他的迴答卻讓我失望。本來，我認為他會給胡大姐個麵子，答應給我找點事做，哪怕是口頭答應也是好的，可是，他卻一口迴絕了胡大姐的要求，雖然那神態似乎讓人認為他愛莫能助。
臨走時，方科長為了安慰我，或者說給胡大姐下個台階，又交待了一句：“以後有什麽困難可來找我。”我表麵上點了點頭，心裏極不愉快。現在有困難，你都沒法解決，以後還能有什麽指望？ゲ瘓茫函授部來信要求未參加麵授的學員購買輔導資料磁帶，磁帶費七十元。
在求親不靈、求友不應的情況下，帶著幾分僥幸，我不安地二進鄉宣傳科。這次我沒叫胡大姐陪同，我不好意思給胡大姐太多的麻煩，人家還有一大堆事，不可能整天專為我一個人轉。
真巧，方科長正在辦公室裏寫東西。他看我來後，笑津津地放下材料，非常熱情地招唿我在他的對麵坐下，又給我倒了杯熱氣騰騰的“龍井”茶。看他那麽大的官，那麽大的人給我一個毛丫頭倒水，我真有點受寵若驚。沒等方科長問，我就直截了當地說明了來意。想不到他非常爽快，隨即從抽屜的信封裏抽出七張十元大鈔。他把錢遞到我跟前拉著我的手說：“這是我剛發的工資，你拿去用吧，不夠的話，再來找我”
望著這七十元人民幣，我的心激動得幾乎要跳了出來。一個地地道道的普通農家女，一個窮得十八歲了還穿著舊衣服破布鞋的毛丫頭，堂堂的方科長竟能毫不猶豫地借給她七十塊錢，讓她買學習資料，說給誰聽誰會相信呢？可是，方科長就能這樣做了。雖然，他與這位姑娘非親非故，而且僅有一麵之交；雖然，他也知道這位姑娘沒有經濟來源，七十塊錢還起還不起，還是兩可之說。但他還是借了，而且分文不少。
盡管非常激動，我卻沒有忙著去接那七十塊錢，連忙抽迴自己的手。不錯，我是急需要錢，而且我也是主動並且專門來借錢的，現在，真正錢擺在跟前了，我又猶豫起來。我的確不敢接，因為我不敢保證自己是否能還得起。
方科長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再次拉起我的手說：“拿著吧，什麽時候有錢了什麽時候還，反正，我不等錢用，不就這幾十塊錢嗎？你若不介意的話，權當是老大哥幫你的了。你跟我那個上學的妹妹差不多大，你就把我當作哥哥對待，還不行嗎？”說著，他把錢硬塞進了我的手裏。又說：“你上次來找工作的事，我都記住了，你放心，以後有合適的，我會替你留心的。”他說這話，我的確相信，因為，上次胡大姐帶我來時，我親眼看他把我的情況記在他那個藍色封麵的筆記本上的。
錢借來之後，我沒敢告訴家人，也不敢用，假如父親知道後，不打斷腿，也會罵破嘴，我會永無寧日的。幾天之內，走不安，坐不寧，思來想去，權衡再三，我還是決定放棄購買輔導資料磁帶，又把七十塊錢原封不動地還給了方科長。方科長很詫異，問我怎麽不用了？我扯謊說，資料帶有了，是同學借給我的。他又說，這次不用，下次還需要嗎？我說，下次需要下次再來借。方科長看我執意不要，也就沒再說什麽，不過，他又補充說，以後學習上有什麽困難，也可以找他，我說聲謝謝後便慌忙離開宣傳科。
以後，我一直沒看到他，也一直沒找他。
說心裏話，我怕找他，更怕見到他。因為，我覺得他那熱情的眼神裏似乎還含有點別的東西。
函授期間仍需要花錢。我不能去北京參加麵授，老師講課的錄音磁帶不能不買吧。磁帶錢上哪兒弄呢？
父母不給錢，我也不能抱怨，因為家中太窮了。我們姐弟十來個，個個要穿衣要吃飯，全靠老父包點地和看堰上樹掙點錢養活一大家人。哥大了要娶親。娶親得蓋房，沒有三間瓦房，姑娘不進門，還要送彩禮什麽的，沒有萬兒八千塊錢，就隻能打光棍。姐大了要出嫁，再窮的人家，為了麵子也得陪姑娘，沾陪嫁就得一兩千元。娶親的和等待娶親的、出嫁的和等待出嫁的哥哥姐姐四五個，哪個都把老父急得要死，上哪能掙到錢？不掙錢又能行嗎？每每想到這些，我就體諒為家庭生活長年勞作不輟的父母心情。有時，自己也有一種愧疚感，畢竟十七八歲的人了，不僅沒有給家裏掙一分錢，相反卻想伸手問家裏要，實在是不應該啊！ビ惺保我想，假如有一天，我有工作了，哪怕有一點點收入，第一件事就是給老父老母每人做一套新衣服，讓他們吃一頓好飯。因為從我記事起，老父就沒穿一件好衣裳。夏天，老父的日子還好過，因為穿破衣服不怕，相反涼快。冬天可就受罪了。每年冬天，老父總是穿一疊衣服，從裏到外，從上到下，沒一件是好的。內衣四五件，層層疊疊、破破爛爛，外衣是一件不知穿了多少年、經母親補了又補、補丁上摞補丁的很薄很薄的半大棉襖。頭上一頂瓜皮小帽，由新變舊，由黑變白，由白變灰，帽邊早已磨損，是母親用破布縫的帽沿，可以想象已經戴了多少年。老父的腳不好淌汗，所以冬天常凍得裂出道道血口，哪道血口子一掙不是揪心的痛。為了保暖，父親便用塑料紙一層一層地裹在瘦瘦的大腳上，他對我們常說這比穿襪子溫暖多了。實際上，他是窮得沒有襪子穿，誰有厚厚的棉襪不穿去裹塑料紙？母親也曾勸過老父給自己做件新衣服，留著出門穿，可是老父卻執意不肯。他說自己一大把年紀了，穿破怕什麽，孩子一個個大了，該給他們穿得體麵些，免得人家瞧不起。盡管老父穿得很破，卻一生勤勞。他每天早上蒙蒙亮就起床，當我們醒來時，他早已背著糞箕、拿著糞勺拾幾趟糞迴家了。我們家責任田多，沒錢買化肥，隻能靠老父拾糞壯地。那時，村裏就數我們家的糞坑最多，左一個、右一個，家前屋後、園內田頭，全是老父挖的。年年月月天天，大大小小糞坑總是滿滿的。村裏人都誇老父能吃苦，是個種地的行家裏手。
俗話說，掙錢的不出力，出力的不掙錢。盡管老父會出力，但是，貧困總是不想離開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窮家。
為了學習，為了家庭，我隻能省錢，攢錢，賺錢。
我把逢年過節父母給的壓歲錢和平時攢的零錢一分一毛地聚起來。函授期間的筆墨紙硯，全是靠這些錢支出。頭一次，我將攢了幾年的五塊錢，拿出來買了五十張大白紙，那時紙張便宜，毛把錢一張。我訂了好多個本子，還送了一本給上學的弟弟，為此，弟弟感謝我好幾天呢。ス飪吭芮不是法，我得想法找活幹。
誰能幫我讓我有事幹呢？ノ蟻氳攪撕素華大姐。在我的印象當中，胡大姐既是熱心人又是能幹人。她準能幫我。胡大姐那時也不過二十五六歲，人長得很標致，能說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這在沙塘鄉是獨一無二的。她還能寫會畫，又會放電影。因她經常送電影下村，沙塘人幾乎沒有不認識她的。
我與她雖說都是沙塘鄉人，但兩家住在兩村，中間相隔幾裏路，真正相識還是在馬陵市搞《民間故事三套集成》征集稿的時候。當時，她搜集民間歌謠。我對她很崇拜，經常找她給我在寫作上指點迷津。我曾創作一個小劇本《三個兒子的媽媽》，說的是一個老婦人年輕守寡，含辛茹苦將三個兒子拉扯大。當三個兒子各自成家立業後，老太太卻孤苦伶仃沒有安身之處，因為三個兒媳婦都不願收留贍養她。最後隻好靠法院調解。後來，老太太感歎道，還是計劃生育國策好，重男輕女不應該。劇本裏同時也鞭撻了那些娶妻忘娘的不孝兒女。因為我沒演過戲，也不懂得怎樣創作戲劇。所以，故事雖好，但寫得不上路。胡大姐就一字一句幫我修改。本子改好後，被市文化館看中，讓我和胡大姐一起參加了那個令人難忘的戲劇研討會。
研討會是在市文化館裏召開的。這次去馬陵和第一次可就截然不同了。第一次是個離家出走的流浪兒，這一次卻是應邀的“座上客”。在這次會上，我不僅學了不少東西，還結識了許多社會名人，諸如散文創作小有名氣的牛國健，——當時人都戲稱他是“牛角尖”等。胡大姐在研討會上當然是個活躍人物，到會的人都很喜歡她。牛國健尤甚。
研討會結束後，文化館安排我們看歌舞晚會。我當時年齡最小，所以，大家對我最關心。隻是我對安排坐位很反感。按說，他們應該把女同誌安排坐在一起，男同誌坐在一起。可是，他們非搞什麽男女搭配，讓胡大姐和牛國健坐一塊，我則和另一個男同誌坐一塊，記得那個男同誌是土窯人，叫吳強。不過，他可不是那個寫《紅日》的大作家，而是個年輕的土窯中學教師。
我沒有按他們的安排就坐，而是選擇了一個離他們很遠的位子上單獨地坐了下來。事後，胡大姐曾笑著對我說：“你這小丫頭，頭腦還挺封建的呢。你知道嗎，那個小男孩對你印象還挺不錯呢。”我說：“胡大姐，你有沒有搞錯，我才十八歲。”會議期間，我發現那些男女之間總有一種說不完的話題，總有那種讓人拂之不去的親昵。他們相對時，眼神是那樣專注、那樣深情、那樣柔和。說話時是那樣情投意合纏纏綿綿，那樣耳鬢廝磨親密無間。我看不慣，也讀不懂，也許文化人都是這樣。我曾把自己的想法偷偷地告訴胡大姐，胡大姐笑說：“你說你十八，我看你隻能是個十一二歲的傻丫頭。”
說實在的，那次留給我印象最深、最好的還是牛國健。牛國健細高個，黃巴巴的臉上鑲著一雙精明的眼睛。他談吐說笑，顯得很有知識，很有風度。再加上他愛笑，臉上總是掛著一副笑相，舉止平易近人，所以，無形中給我一種親切感。我敬重他，還因為他是老師。因為老師不隻是人類知識的傳播者，更重要的，他們是人類靈魂工程師，是打磨和鍛造人才的工匠。
戲劇研討會結束後，牛老師曾來沙塘幾次，落腳都是在胡大姐家。那時，胡大姐的愛人在外地上班，一年難得來家幾次，家中隻有婆婆和孩子。牛老師第一次來沙塘村時，我正感冒，但我還是深一腳、淺一腳，步行三四裏路從家裏趕了來。
記得那天特熱，太陽硬是賴在頭頂不走，火辣辣地烤著沒戴涼帽的我。四周沒有一點風，路兩旁的白楊樹上，知了不停地叫著，很煩人。好在綠樹挺拔，翠葉在陽光的照射下，亮得很鮮活，很成熟。驅走了心中的一份煩惱；路畔野草葳蕤，五顏六色的無名野花，隔三差五地散香於草叢間，給人一種美感、清香感、舒適感、快樂感。
四間平房，兩間廚房，讓紅磚綠樹砌成一個農家小院，這便是胡大姐家。若是讓風水先生說，這裏可算是一方風水寶地。它東麵是長流不息、清澈見底、寬闊平坦的流沙河。河裏遊魚不斷，河邊上是沙灘，扒個沙窩，就會泉一窩清水，那水甘甜如露。岸上是高高的鑽天楊，那白楊樹棵棵睜著大大的眼睛，似乎在期盼著有情人的到來，又像是哲人，在審視著世間的變化。置身於楊樹林中，天是一片蒼翠，風是一股清新，若是找把涼椅，躺在濃蔭下靜聽樹上鳥語，細品手中的名著，那真是神仙過的日子。胡大姐家西麵是一條縱穿南北的陽光大道，路上車水馬龍，路畔有三三兩兩的人在乘涼歇息。
牛老師還是老樣子，一副笑迷迷的相。他看我來了，非常高興，兩
眼笑得幾乎眯成一條線。他告訴我，這次是專程來看我和胡大姐的，後來還特別補充一句說，尤其是看我。我雖然知道他說的並不一定是真話，而是一種應酬話，一種調侃話，但我心裏依然熱乎乎的。一個鄉間丫頭，能有這麽大的名人大熱天地跑來看望，能不高興嗎？
當晚，牛老師沒有返迴，住在胡大姐家。胡大姐四間平房分兩半，東兩間，西兩間。牛老師住在西頭，胡大姐和她兒子住在東頭。那晚我也沒迴家，和胡大姐的婆婆住在一起。夜裏我燒得很厲害，天亮才退燒。頭腦不痛了，鼻子也不像頭天那樣“水泄不通”了。
牛老師是什麽時候走的，誰送的，我都不知道，我估計可能是胡大姐，憑我的直覺，我發現他們的感情很微妙。據說，牛老師的妻子是個文盲，胡卻能歌善舞、能文能武。如果牛胡能結合，倒是天生的一對。很可惜，天老爺總是捉弄人，有情人偏不能成為眷屬。
牛老師走後不久，為了找事做，我求到了胡大姐的門上。果然不錯，胡大姐很樂意幫忙。她先問我，去不去鄉地毯廠？我說，不能去，因為進廠要帶資，我沒錢，除非不帶資。石粉廠呢？那兒不帶資。我說，那個廠效益不好，光幹活不給錢，還不知什麽時候能給錢，我也不能去，何況那個廠是三班製，一個女孩子家，上白班還問題不大，上夜班可就不方便了，如今壞人不少，倘若出了事，到底是驢不走，還是磨不轉？我無法說清楚。
胡大姐聽我說得有道理，也就沒堅持讓我去。她又帶我找到鄉宣傳科長方圓，並說他們門路多，安排個把人估計問題不大。
方科長三十多歲，個頭不高，臉紅裏泛黑。他說話很隨和，沒有官架子。從他的言談舉止中，還可以看出他對胡大姐的尊重。胡大姐將我的情況跟他說了一通，從方科長那小而有神的瞳孔裏，我似乎可以覺察到他對我的關注。不過，他的迴答卻讓我失望。本來，我認為他會給胡大姐個麵子，答應給我找點事做，哪怕是口頭答應也是好的，可是，他卻一口迴絕了胡大姐的要求，雖然那神態似乎讓人認為他愛莫能助。
臨走時，方科長為了安慰我，或者說給胡大姐下個台階，又交待了一句：“以後有什麽困難可來找我。”我表麵上點了點頭，心裏極不愉快。現在有困難，你都沒法解決，以後還能有什麽指望？ゲ瘓茫函授部來信要求未參加麵授的學員購買輔導資料磁帶，磁帶費七十元。
在求親不靈、求友不應的情況下，帶著幾分僥幸，我不安地二進鄉宣傳科。這次我沒叫胡大姐陪同，我不好意思給胡大姐太多的麻煩，人家還有一大堆事，不可能整天專為我一個人轉。
真巧，方科長正在辦公室裏寫東西。他看我來後，笑津津地放下材料，非常熱情地招唿我在他的對麵坐下，又給我倒了杯熱氣騰騰的“龍井”茶。看他那麽大的官，那麽大的人給我一個毛丫頭倒水，我真有點受寵若驚。沒等方科長問，我就直截了當地說明了來意。想不到他非常爽快，隨即從抽屜的信封裏抽出七張十元大鈔。他把錢遞到我跟前拉著我的手說：“這是我剛發的工資，你拿去用吧，不夠的話，再來找我”
望著這七十元人民幣，我的心激動得幾乎要跳了出來。一個地地道道的普通農家女，一個窮得十八歲了還穿著舊衣服破布鞋的毛丫頭，堂堂的方科長竟能毫不猶豫地借給她七十塊錢，讓她買學習資料，說給誰聽誰會相信呢？可是，方科長就能這樣做了。雖然，他與這位姑娘非親非故，而且僅有一麵之交；雖然，他也知道這位姑娘沒有經濟來源，七十塊錢還起還不起，還是兩可之說。但他還是借了，而且分文不少。
盡管非常激動，我卻沒有忙著去接那七十塊錢，連忙抽迴自己的手。不錯，我是急需要錢，而且我也是主動並且專門來借錢的，現在，真正錢擺在跟前了，我又猶豫起來。我的確不敢接，因為我不敢保證自己是否能還得起。
方科長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再次拉起我的手說：“拿著吧，什麽時候有錢了什麽時候還，反正，我不等錢用，不就這幾十塊錢嗎？你若不介意的話，權當是老大哥幫你的了。你跟我那個上學的妹妹差不多大，你就把我當作哥哥對待，還不行嗎？”說著，他把錢硬塞進了我的手裏。又說：“你上次來找工作的事，我都記住了，你放心，以後有合適的，我會替你留心的。”他說這話，我的確相信，因為，上次胡大姐帶我來時，我親眼看他把我的情況記在他那個藍色封麵的筆記本上的。
錢借來之後，我沒敢告訴家人，也不敢用，假如父親知道後，不打斷腿，也會罵破嘴，我會永無寧日的。幾天之內，走不安，坐不寧，思來想去，權衡再三，我還是決定放棄購買輔導資料磁帶，又把七十塊錢原封不動地還給了方科長。方科長很詫異，問我怎麽不用了？我扯謊說，資料帶有了，是同學借給我的。他又說，這次不用，下次還需要嗎？我說，下次需要下次再來借。方科長看我執意不要，也就沒再說什麽，不過，他又補充說，以後學習上有什麽困難，也可以找他，我說聲謝謝後便慌忙離開宣傳科。
以後，我一直沒看到他，也一直沒找他。
說心裏話，我怕找他，更怕見到他。因為，我覺得他那熱情的眼神裏似乎還含有點別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