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袁崇煥評傳(15)
碧血劍（下卷）（新修版） 作者：金庸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當清兵圍城時，崇禎的張皇失措，不單表現在將袁崇煥下獄一事上，此外倒黴的大臣還有不少。他認為兵部尚書王洽處置不善，下獄。王洽相貌堂堂，魁梧威猛，當時是很出名的。崇禎用他做兵部尚書，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說他像個“門神”，以為門神負責守門，一定安全。當時北京人私下說，貼在大門上的門神一年一換，這個王門神的兵部尚書一定做不長久。果然不到過年，門神就除下來了。圍城時一切混亂，監獄中的囚犯乘機大舉越獄，於是刑部尚書和侍郎下獄。崇禎又“發覺”北京的城牆不大堅固，似乎擋不住清兵猛攻，其實，那時城牆就算堅固之極，他也會覺得還不夠堅固，於是將工部尚書和工部幾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獄。三個郎中兩個年老、一個體弱，都在殿上當場活活打死了。至於那個薊遼總督劉策，他負責的長城防線為清兵攻破，崇禎將他處死，更不在話下。
當時各地來北京勤王的部隊著實不少，本來由袁崇煥統一指揮，大可發揮威力。袁崇煥一下獄，各路兵馬軍心大亂，再加上欠餉和指揮混亂，山西和陝西的兩路援軍都潰散迴鄉，成為“流寇”的骨幹。“流寇”本來都是饑民，隻會搶糧，沒受過打仗的訓練，這些潰軍官兵一加入，有了軍事上的領導，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為明朝的威脅，就從那時開始。
[1]《明清史料》甲編，崇禎二年五月，袁崇煥奏：“今各邊兵餉，曆過未給二百餘萬。凡請餉之疏，俱未蒙溫諭，而索餉兵嘩，則重處任事之臣。一番兵嘩，一番發給，一番逮治。嘩則得餉，不嘩則不得餉。去年之寧遠，今年之遵化，謂嘩不由餉乎？近各鎮多以嘩矣。嘩不勝嘩，誅不勝誅，外防虜訌，內防兵潰。如秦之大盜，嘩兵為倡，可鑒也。”
[2]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建都》：“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闌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斃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為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
cpfitzgerald： 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中國文化簡史）：“首都的地位，是明朝主要的弱點之一，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該書對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詳細分析，見pp463-464。
[3]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曆史研究）的引論中說：“一個比較文明的社會與一個比較落後的社會之間的疆界，如果不再推移，疆界不會就此平衡穩定，時間過去，發展會傾向於對比較落後的社會有利。”
[4]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中國問題）：“中華帝國所以能夠一直持續到今日，並非由於任何軍事技術；相反的，以它的疆域和資源來說，在大多數時間中，它在戰爭中的表現都是衰弱無能的。”
[5]皇太極在迴軍的諭示中說，此行是“渡陳倉、陰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計。”
[6]《崇禎長編》，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雲：“畿東州縣，風鶴相驚，人無固誌。自督師提兵入援，分派駐防，遂屹然無恙。”得旨：“諭兵部：袁崇煥入關赴援，駐師豐潤，與薊軍東西猗角，朕甚嘉慰。即傳諭崇煥，多方籌劃，計出萬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賞。”又諭：“各路援兵，全聽督師袁崇煥調度。”崇禎這道上諭中，“計出萬全”與“速建奇功”兩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
[7]朝鮮對明清戰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鮮方麵的記載也很有參考價值。據朝鮮《仁祖實錄》卷廿二：“（袁）軍門領諸將及一萬四千兵……由間路馳進北京，與賊對陣於皇城齊化門。賊直到沙窩門。袁軍門、祖總兵等，自午至酉，鏖戰十數合，至於中箭，幸而得捷，賊退兵三十裏。賊之得不攻陷京城者，蓋因兩將力戰之功也。”
[8]《清史稿·阿巴泰傳》。
[9]《孫子》：“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以近待遠，以佚待勞。”“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10]《崇禎長編》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給事中陶崇道疏言：“昨工部尚書張鳳翔親至城頭，與臣同閱火器，見城樓所積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詢之將領，皆各茫然，問之士卒，百無一識。有其器而不能用，與無器同；無其器以乘城，與無城同。臣等能不為之心寒乎？”明軍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將士連火器都不會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殺傷滿桂部隊可知。如果沒有袁崇煥來援，北京非給清兵攻陷不可。
[11]據王先謙《東華錄》天聰三年所載。又據《崇禎長編》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駐南海子，提督大壩馬房太監楊春、王成德為大清兵所獲，口稱：‘我是萬歲爺養馬的官兒。’大清兵將春等帶至德勝門鮑姓等人看守。”關於設反間計一事，據《東華錄》載，此計出於皇太極，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承皇太極的密計，與所俘太監假意密語，故意讓楊太監聽到。但據黃宗羲為錢龍錫所寫的墓碑銘〈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中，說此反間計是範文程所獻策，而為皇太極所采。又，張宸《範文程傳》中有一句說：“章京範文程亦進密策，令縱反間去崇煥。”（《東莞縣誌·袁崇煥傳》引用）據楊寶霖先生的考證：黃梨洲的學生萬斯同曾讚助王鴻緒修《明史》，所以萬斯同有機會見到清政府的機密檔案；《東莞縣誌》的主修人陳伯陶在光緒年間曾為史館總纂，所以能見到張宸所作的《範文程傳》。我在《碧血劍》中寫皇太極接見範文程、鮑承先、寧完我，隱含此事。
[12]崇禎二年十二月甲戍，祖大壽疏言：“比因袁崇煥被拿，宣讀聖諭，三軍放聲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奮勇圖功以贖督師之罪，此捧旨內臣及城上人所共聞共見者，奈訛言日熾，兵心已傷。初三日，夜哨見海子外營火，發兵夜擊，本欲拚命一戰，期建奇功，以釋內外之疑，不料兵忽東奔……”祖大壽此疏當然有卸免自己責任的用意，但當時士卒憤慨萬分，自動東奔的情形也有極大可能。
[13]袁崇煥獄中寫信、祖大壽接信後迴師等情狀見餘大成《剖肝錄》。永平即今盧龍縣，當時為府治。
十三
袁崇煥蒙冤下獄，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內閣大學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書王來光都上疏解救。總兵祖大壽上書，願削職為民，為皇帝死戰盡力，以官階贈蔭請贖袁崇煥之“罪”。袁崇煥的部屬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餘口，到宮外申請，願意全家入獄，代替袁崇煥出來。崇禎一概不準。
崇禎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單憑楊太監從清軍那裏聽來的幾句話，就此判定袁崇煥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況這“群英會蔣幹中計”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臉曹操，太也可羞。這時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禦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細劉文瑞等七人，自稱奉袁崇煥之命通敵，送信去給清軍。這七名奸細交給錦衣衛押管。崇禎命諸大臣會審，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諸大臣會齊審訊，錦衣衛報稱：七名奸細都逃走了。眾大臣相顧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決心要殺袁崇煥。錦衣衛是皇帝的禦用警察，放走這七名“奸細”，自然是出於皇帝的密旨。猜想起來，那禦史曹永祚本來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細來誣陷袁崇煥，但不知如何，部署無法周密，預料眾大臣會審一定會露出馬腳。崇禎就吩咐錦衣衛將七名奸細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殺了滅口。
對於這件事，負責監察查核軍務的禦史兵科給事中錢家修向皇帝指出了嚴重責疑。崇禎難以辯駁，隻得敷衍他說，待將袁崇煥審問明白後，便即派去邊疆辦事立功，還準備升他的官。崇禎這個答覆，其實已等於承認袁崇煥無罪。[1]
兵部職方司主管軍令、軍政，對軍務內情知道得最清楚。職方司郎中（司長）餘大成極力為袁崇煥辯白，與兵部尚書梁廷棟幾乎日日為此事爭執。當時朝廷加在袁崇煥頭上的罪名有兩條，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議”。所謂叛逆，惟一的證據是擅殺毛文龍，去敵所忌。袁崇煥擅殺毛文龍，手續上未必完全正確，可是毛死之後，崇禎明令公布毛文龍的罪狀，又公開嘉獎袁崇煥殺得對，殺得好，就算當真殺錯，責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為袁崇煥的罪名。[2]
嘉靖年間，曾有過一個類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階的主持下，終於扳倒了大奸臣嚴嵩、嚴世蕃父子。他父子入獄後，嚴世蕃十分工於心計，在獄中設法放出空氣，說別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說我害死沈煉、楊繼盛，我父子就難逃一死。三法司聽到了，果然中計，便以此定為他的主要罪名。徐階看了審案的定稿之後，說道：“這道奏章一上去，嚴公子就無罪釋放了。”三法司忙問原因。徐階解釋理由：殺沈楊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你們說沈楊二人殺錯了，那就是指責皇上的不是。皇上怎肯認錯？結果當然釋放嚴世蕃，以證明皇帝永遠正確。三法司這才恍然大悟，於是胡亂加了一個“私通倭寇”的罪名，就此殺了嚴世蕃。
但崇禎對於這樣性質相同的簡單推論，竟完全不顧。
至於“擅主和議”，也不過是進行和平試探而已，並非“擅締和約”。袁崇煥提出締和建議而給朝廷否決，崇禎如果認為他“擅主和議”是過失，當時就應加以懲處，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銜，自二品官升為從一品，又賜給他蟒袍、玉帶和銀幣。又升又賞，“擅主和議”這件事當然就不算罪行了。
這時關外的將吏士民不斷到總督孫承宗的衙門去號哭，為袁崇煥唿冤，願以身代。孫承宗深信袁崇煥是無罪的，極力安撫祖大壽，勸他立功，同時上書崇禎，盼望以祖大壽之功來贖袁崇煥之“過”。崇禎不予理睬。
有一個沒有任何功名職位的布衣程本直，在這時候顯示了罕有的俠義精神。這樣的事，縱然在輕生重義的戰國時代，也足以轟傳天下。
程本直與袁崇煥素無淵源，曾三次求見都見不著，到後來終於見到了，他對袁欽佩已極，便投在袁部下辦事，拜袁為老師。袁被捕後，程本直上書皇帝，列舉種種事實，為袁崇煥辯白，請求釋放，讓他帶兵衛國。這道白冤疏寫得怨氣衝天，最後申請為袁崇煥而死。[3]崇禎大怒，將他下獄，後來終於將他殺了，完成他的誌願。
大學士韓爌是袁崇煥考中進士的主考官，是袁名義上的老師，因此而被迫辭職。禦史羅萬爵申辯袁崇煥並非叛逆，因而削職下獄。禦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煥詳細討論過五年平遼的可能性，因此而罷官充軍。
當時朝臣之中，大約七成同情袁崇煥，其餘三成則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張殺袁崇煥最力的是首輔溫體仁和兵部尚書梁廷棟。
溫體仁是浙江烏程（湖州）人，在《明史》中列於“奸臣傳”。他和毛文龍是大同鄉，一心要為毛報仇。梁廷棟和袁崇煥是同年，同是萬曆四十七年的進士，又曾在遼東共事。當時袁崇煥是他上司，得罪過他。他心中記恨，既想報仇，又妒忌同年袁崇煥升官太快，又要討好皇帝。
崇禎身邊掌權的太監，大都在北京城郊有莊園店鋪私產，清兵攻到，焚燒劫掠，眾太監損失很大，大家都說袁崇煥引敵兵進來。毛文龍在皮島當東江鎮總兵之時，每年餉金數十萬，其中一大部份根本不運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給了皇帝身邊的用事太監和當朝有權官員。毛文龍一死，眾太監與權臣這些大收入都斷絕了。
此外還有幾名禦史高捷、袁弘勳、史（上範下土）等人，也主張殺袁崇煥，他們卻另有私心。當袁崇煥下獄之時，首輔是錢龍錫，他雖曾批評袁崇煥相貌不佳，但一向對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啟朝附和魏忠賢。懲辦魏忠賢一夥奸黨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史（上範下土）等案中有名，隻不過罪名不重，還是有官做。錢龍錫是辦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夥想把袁崇煥這案子搞成一個“新逆案”，把錢龍錫攀進在內。因為袁崇煥曾與錢龍錫商量過殺毛文龍的事，錢並不反對，隻勸他慎重處理。“新逆案”一成，把許多大官誣攀在內，老逆案的臭氣就可衝淡了。結果新逆案沒有搞成，但錢龍錫也丟官下獄，定了死罪，後來減為充軍。
滿桂部隊最初敗退到北京時，軍紀不佳，在城外擾民（因為城頭開炮，不知是故意還是技術不佳，打死了不少滿桂的官兵），北京百姓不分青紅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煥頭上。
個人的私怨、妒忌、黨派衝突、謠言，織成了一張誣陷的羅網，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袁崇煥親信謝尚政的叛賣。謝尚政是廣東東莞人，武舉，袁崇煥第一次到山海關、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薦他，說是自己平生所結的“死士”，可見是袁崇煥年輕時就結交的好朋友。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參將。袁殺毛文龍，就是這個謝參將帶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圍外。兵部尚書梁廷棟總覺要殺袁沒什麽充分理由，便授意謝尚政誣告，答允他構成袁的罪名之後可以升他為福建總兵。謝尚政利欲熏心，居然就出頭誣告這個平生待他恩義最深的主帥。
當時各地來北京勤王的部隊著實不少，本來由袁崇煥統一指揮，大可發揮威力。袁崇煥一下獄，各路兵馬軍心大亂，再加上欠餉和指揮混亂，山西和陝西的兩路援軍都潰散迴鄉，成為“流寇”的骨幹。“流寇”本來都是饑民，隻會搶糧，沒受過打仗的訓練，這些潰軍官兵一加入，有了軍事上的領導，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為明朝的威脅，就從那時開始。
[1]《明清史料》甲編，崇禎二年五月，袁崇煥奏：“今各邊兵餉，曆過未給二百餘萬。凡請餉之疏，俱未蒙溫諭，而索餉兵嘩，則重處任事之臣。一番兵嘩，一番發給，一番逮治。嘩則得餉，不嘩則不得餉。去年之寧遠，今年之遵化，謂嘩不由餉乎？近各鎮多以嘩矣。嘩不勝嘩，誅不勝誅，外防虜訌，內防兵潰。如秦之大盜，嘩兵為倡，可鑒也。”
[2]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建都》：“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有明都燕不過二百年，而英宗狩於土木，武宗困於陽和，景泰初京城受圍，嘉靖二十八年受圍，四十三年邊人闌入。崇禎間京城歲歲戒嚴，上下精神斃於寇至，日以失天下為事，而禮樂政教猶足觀乎？”
cpfitzgerald： 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中國文化簡史）：“首都的地位，是明朝主要的弱點之一，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該書對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詳細分析，見pp463-464。
[3]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曆史研究）的引論中說：“一個比較文明的社會與一個比較落後的社會之間的疆界，如果不再推移，疆界不會就此平衡穩定，時間過去，發展會傾向於對比較落後的社會有利。”
[4]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中國問題）：“中華帝國所以能夠一直持續到今日，並非由於任何軍事技術；相反的，以它的疆域和資源來說，在大多數時間中，它在戰爭中的表現都是衰弱無能的。”
[5]皇太極在迴軍的諭示中說，此行是“渡陳倉、陰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計。”
[6]《崇禎長編》，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雲：“畿東州縣，風鶴相驚，人無固誌。自督師提兵入援，分派駐防，遂屹然無恙。”得旨：“諭兵部：袁崇煥入關赴援，駐師豐潤，與薊軍東西猗角，朕甚嘉慰。即傳諭崇煥，多方籌劃，計出萬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賞。”又諭：“各路援兵，全聽督師袁崇煥調度。”崇禎這道上諭中，“計出萬全”與“速建奇功”兩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
[7]朝鮮對明清戰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鮮方麵的記載也很有參考價值。據朝鮮《仁祖實錄》卷廿二：“（袁）軍門領諸將及一萬四千兵……由間路馳進北京，與賊對陣於皇城齊化門。賊直到沙窩門。袁軍門、祖總兵等，自午至酉，鏖戰十數合，至於中箭，幸而得捷，賊退兵三十裏。賊之得不攻陷京城者，蓋因兩將力戰之功也。”
[8]《清史稿·阿巴泰傳》。
[9]《孫子》：“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以近待遠，以佚待勞。”“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10]《崇禎長編》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給事中陶崇道疏言：“昨工部尚書張鳳翔親至城頭，與臣同閱火器，見城樓所積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詢之將領，皆各茫然，問之士卒，百無一識。有其器而不能用，與無器同；無其器以乘城，與無城同。臣等能不為之心寒乎？”明軍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將士連火器都不會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殺傷滿桂部隊可知。如果沒有袁崇煥來援，北京非給清兵攻陷不可。
[11]據王先謙《東華錄》天聰三年所載。又據《崇禎長編》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駐南海子，提督大壩馬房太監楊春、王成德為大清兵所獲，口稱：‘我是萬歲爺養馬的官兒。’大清兵將春等帶至德勝門鮑姓等人看守。”關於設反間計一事，據《東華錄》載，此計出於皇太極，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承皇太極的密計，與所俘太監假意密語，故意讓楊太監聽到。但據黃宗羲為錢龍錫所寫的墓碑銘〈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中，說此反間計是範文程所獻策，而為皇太極所采。又，張宸《範文程傳》中有一句說：“章京範文程亦進密策，令縱反間去崇煥。”（《東莞縣誌·袁崇煥傳》引用）據楊寶霖先生的考證：黃梨洲的學生萬斯同曾讚助王鴻緒修《明史》，所以萬斯同有機會見到清政府的機密檔案；《東莞縣誌》的主修人陳伯陶在光緒年間曾為史館總纂，所以能見到張宸所作的《範文程傳》。我在《碧血劍》中寫皇太極接見範文程、鮑承先、寧完我，隱含此事。
[12]崇禎二年十二月甲戍，祖大壽疏言：“比因袁崇煥被拿，宣讀聖諭，三軍放聲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奮勇圖功以贖督師之罪，此捧旨內臣及城上人所共聞共見者，奈訛言日熾，兵心已傷。初三日，夜哨見海子外營火，發兵夜擊，本欲拚命一戰，期建奇功，以釋內外之疑，不料兵忽東奔……”祖大壽此疏當然有卸免自己責任的用意，但當時士卒憤慨萬分，自動東奔的情形也有極大可能。
[13]袁崇煥獄中寫信、祖大壽接信後迴師等情狀見餘大成《剖肝錄》。永平即今盧龍縣，當時為府治。
十三
袁崇煥蒙冤下獄，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內閣大學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書王來光都上疏解救。總兵祖大壽上書，願削職為民，為皇帝死戰盡力，以官階贈蔭請贖袁崇煥之“罪”。袁崇煥的部屬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餘口，到宮外申請，願意全家入獄，代替袁崇煥出來。崇禎一概不準。
崇禎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單憑楊太監從清軍那裏聽來的幾句話，就此判定袁崇煥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況這“群英會蔣幹中計”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臉曹操，太也可羞。這時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禦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細劉文瑞等七人，自稱奉袁崇煥之命通敵，送信去給清軍。這七名奸細交給錦衣衛押管。崇禎命諸大臣會審，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諸大臣會齊審訊，錦衣衛報稱：七名奸細都逃走了。眾大臣相顧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決心要殺袁崇煥。錦衣衛是皇帝的禦用警察，放走這七名“奸細”，自然是出於皇帝的密旨。猜想起來，那禦史曹永祚本來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細來誣陷袁崇煥，但不知如何，部署無法周密，預料眾大臣會審一定會露出馬腳。崇禎就吩咐錦衣衛將七名奸細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殺了滅口。
對於這件事，負責監察查核軍務的禦史兵科給事中錢家修向皇帝指出了嚴重責疑。崇禎難以辯駁，隻得敷衍他說，待將袁崇煥審問明白後，便即派去邊疆辦事立功，還準備升他的官。崇禎這個答覆，其實已等於承認袁崇煥無罪。[1]
兵部職方司主管軍令、軍政，對軍務內情知道得最清楚。職方司郎中（司長）餘大成極力為袁崇煥辯白，與兵部尚書梁廷棟幾乎日日為此事爭執。當時朝廷加在袁崇煥頭上的罪名有兩條，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議”。所謂叛逆，惟一的證據是擅殺毛文龍，去敵所忌。袁崇煥擅殺毛文龍，手續上未必完全正確，可是毛死之後，崇禎明令公布毛文龍的罪狀，又公開嘉獎袁崇煥殺得對，殺得好，就算當真殺錯，責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為袁崇煥的罪名。[2]
嘉靖年間，曾有過一個類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階的主持下，終於扳倒了大奸臣嚴嵩、嚴世蕃父子。他父子入獄後，嚴世蕃十分工於心計，在獄中設法放出空氣，說別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說我害死沈煉、楊繼盛，我父子就難逃一死。三法司聽到了，果然中計，便以此定為他的主要罪名。徐階看了審案的定稿之後，說道：“這道奏章一上去，嚴公子就無罪釋放了。”三法司忙問原因。徐階解釋理由：殺沈楊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你們說沈楊二人殺錯了，那就是指責皇上的不是。皇上怎肯認錯？結果當然釋放嚴世蕃，以證明皇帝永遠正確。三法司這才恍然大悟，於是胡亂加了一個“私通倭寇”的罪名，就此殺了嚴世蕃。
但崇禎對於這樣性質相同的簡單推論，竟完全不顧。
至於“擅主和議”，也不過是進行和平試探而已，並非“擅締和約”。袁崇煥提出締和建議而給朝廷否決，崇禎如果認為他“擅主和議”是過失，當時就應加以懲處，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銜，自二品官升為從一品，又賜給他蟒袍、玉帶和銀幣。又升又賞，“擅主和議”這件事當然就不算罪行了。
這時關外的將吏士民不斷到總督孫承宗的衙門去號哭，為袁崇煥唿冤，願以身代。孫承宗深信袁崇煥是無罪的，極力安撫祖大壽，勸他立功，同時上書崇禎，盼望以祖大壽之功來贖袁崇煥之“過”。崇禎不予理睬。
有一個沒有任何功名職位的布衣程本直，在這時候顯示了罕有的俠義精神。這樣的事，縱然在輕生重義的戰國時代，也足以轟傳天下。
程本直與袁崇煥素無淵源，曾三次求見都見不著，到後來終於見到了，他對袁欽佩已極，便投在袁部下辦事，拜袁為老師。袁被捕後，程本直上書皇帝，列舉種種事實，為袁崇煥辯白，請求釋放，讓他帶兵衛國。這道白冤疏寫得怨氣衝天，最後申請為袁崇煥而死。[3]崇禎大怒，將他下獄，後來終於將他殺了，完成他的誌願。
大學士韓爌是袁崇煥考中進士的主考官，是袁名義上的老師，因此而被迫辭職。禦史羅萬爵申辯袁崇煥並非叛逆，因而削職下獄。禦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煥詳細討論過五年平遼的可能性，因此而罷官充軍。
當時朝臣之中，大約七成同情袁崇煥，其餘三成則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張殺袁崇煥最力的是首輔溫體仁和兵部尚書梁廷棟。
溫體仁是浙江烏程（湖州）人，在《明史》中列於“奸臣傳”。他和毛文龍是大同鄉，一心要為毛報仇。梁廷棟和袁崇煥是同年，同是萬曆四十七年的進士，又曾在遼東共事。當時袁崇煥是他上司，得罪過他。他心中記恨，既想報仇，又妒忌同年袁崇煥升官太快，又要討好皇帝。
崇禎身邊掌權的太監，大都在北京城郊有莊園店鋪私產，清兵攻到，焚燒劫掠，眾太監損失很大，大家都說袁崇煥引敵兵進來。毛文龍在皮島當東江鎮總兵之時，每年餉金數十萬，其中一大部份根本不運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給了皇帝身邊的用事太監和當朝有權官員。毛文龍一死，眾太監與權臣這些大收入都斷絕了。
此外還有幾名禦史高捷、袁弘勳、史（上範下土）等人，也主張殺袁崇煥，他們卻另有私心。當袁崇煥下獄之時，首輔是錢龍錫，他雖曾批評袁崇煥相貌不佳，但一向對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啟朝附和魏忠賢。懲辦魏忠賢一夥奸黨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史（上範下土）等案中有名，隻不過罪名不重，還是有官做。錢龍錫是辦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夥想把袁崇煥這案子搞成一個“新逆案”，把錢龍錫攀進在內。因為袁崇煥曾與錢龍錫商量過殺毛文龍的事，錢並不反對，隻勸他慎重處理。“新逆案”一成，把許多大官誣攀在內，老逆案的臭氣就可衝淡了。結果新逆案沒有搞成，但錢龍錫也丟官下獄，定了死罪，後來減為充軍。
滿桂部隊最初敗退到北京時，軍紀不佳，在城外擾民（因為城頭開炮，不知是故意還是技術不佳，打死了不少滿桂的官兵），北京百姓不分青紅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煥頭上。
個人的私怨、妒忌、黨派衝突、謠言，織成了一張誣陷的羅網，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袁崇煥親信謝尚政的叛賣。謝尚政是廣東東莞人，武舉，袁崇煥第一次到山海關、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薦他，說是自己平生所結的“死士”，可見是袁崇煥年輕時就結交的好朋友。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參將。袁殺毛文龍，就是這個謝參將帶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圍外。兵部尚書梁廷棟總覺要殺袁沒什麽充分理由，便授意謝尚政誣告，答允他構成袁的罪名之後可以升他為福建總兵。謝尚政利欲熏心，居然就出頭誣告這個平生待他恩義最深的主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