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 一 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钟了，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街上很静，没有一点亮光。他从银行铁门前石级上站起来，走到人行道上，举起头看天空。天色灰黑，象一块褪色的黑布，除了对面高耸的大楼的浓影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呆呆地把头抬了好一会儿，他并没有专心听什么，也没有专心看什么，他这样做，好象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时间仿佛故意跟他作对，走得特别慢，不仅慢，他甚至觉得它已经停止进行了。夜的寒气却渐渐地透过他那件单薄的夹袍，他的身子忽然微微抖了一下。这时他才埋下他的头。他痛苦地吐了一口气。他低声对自己说：“我不能再这样做！” “那么你要怎样呢？你有胆量么？你这个老好人！”马上就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反问道。他吃了一惊，掉头往左右一看，他立刻就知道这是他自己在讲话。他气恼地再说： “为什么没有胆量呢？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吗？” 他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看了看，并没有人在他的身边，不会有谁反驳他。远远地闪起一道手电的白光，象一个熟朋友眼睛的一瞬，他忽然感到一点暖意。但是亮光马上灭了。在他的周围仍然是那并不十分浓的黑暗。寒气不住地刺他的背脊。他打了一个冷噤。他搓着手在人行道上走了两步，又走了几步。一个黑影从他的身边溜过去了。他忽然警觉地回头去看，仍旧只看到那不很浓密的黑暗。他也不知道他的眼光在找寻什么。手电光又亮了，这次离他比较近，而且接连亮了几次。拿手电的人愈来愈近，终于走过他的身边不见了。那个人穿着灰色大衣，身材不高，是一个极平常的人，他在大街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时他的眼光更不会去注意那张脸，何况又看不清楚。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朝那个人消失的方向望着。他在望什么呢？他自己还是不知道。但是他忽然站定了。 飞机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他这一刻才想起先前听到那种声音的事。他注意地听了听。但是他接着又想，也许今晚上根本就没有响过飞机的声音。“我在做梦罢，”他想道，他不仅想并且顺口说了出来。“那么我现在可以回去了，”他马上接下去想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脚已经朝着回家的路上动了。他不知不觉地走出这一条街。他继续慢慢地走着。他的思想被一张理不清的网裹住了。 “我卖掉五封云片糕、两个蛋糕，就是这点儿生意！”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墙角发出来。他侧过脸去，看见一团黑影蹲在那儿。 “我今晚上还没有开张。如今真不比往年间，好些洞子都不让我们进去了。在早我哪个洞子不去？”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声音接着说。 “今晚上不晓得炸哪儿，是不是又炸成都，这们（么）久还不解除警报，”前一个似乎没有听明白同伴的话，却自语似地慢慢说，好象他一边说一边在思索似的。 “昨天打三更才解除，今晚上怕要更晏些，”另一个接腔道。 这是两个小贩的极不重要的谈话。可是他忽然吃了一惊。昨天晚上……打三更！为什么那个不认识的人要来提醒他！ 昨天晚上，打三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解除警报，他跟着众人离开防空洞走回家去。 昨天那个时候，他不止是一个人，他的三十四岁的妻子，他的十三岁的小孩，他的五十三岁的母亲同他在一起。他们有说有笑地走回家，至少在表面上他们是有说有笑的。 可是以后呢？他问他自己。 他们回到家里，儿子刚睡下来，他和妻谈着闲话，他因为这天吃晚饭时有人给妻送来一封信，便向妻问起这件事情，想不到惹怒了她。她跟他吵起来。他发急了，嘴更不听他指挥，话说得更笨拙。他心里很想让步，但是想到他母亲就睡在隔壁，他又不得不顾全自己的面子。他们夫妇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吵，他母亲带着他儿子睡在另一间更小的屋里。他们争吵的时候他母亲房门紧闭着，从那里面始终没有发出来什么声音。其实他们吵的时间也很短，最多不过十分钟，他妻子就冲出房去了。他以为她会回来。起初他赌气不理睬，后来他又跑下楼去找她，他不仅走出了大门，并且还走了两三条街，可是他连一个女人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更不用说她。虽说是在战时首都的中心区，到这时候街上也只有寥寥几个行人，街两旁的商店都已关上铺门，两三家小吃店里电灯倒燃得雪亮，并且有四五成的顾客。他在什么地方去找她呢？这么大的山城他走一晚都走不完！每条街上都可以有她，每条街上都可以没有她。那么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 不错，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他昨天晚上这样问过自己。今天晚上，就在现在他也这样问着自己。为什么还要问呢？她今天不是派人送来一封信吗？可是信上就只有短短的几句话，措辞冷淡，并且只告诉他，她现在住在朋友家里，她请他把她随身用的东西交给送信人带去。他照样做了。他回了她一封更短更冷淡的信。他没有提到他跑出去追她的事，也不说请她回家的话。他母亲站在他的身边看他写信，她始终不曾提说什么。关于他妻子“出走”的事（他在思想上用了“出走”两个字），他母亲除了在吃早饭的时候用着怜惜的语调问过他几句外，就没有再说话，她只是皱着双眉，轻轻摇着头。这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平素多忧虑，身体不太好，头发已经灰白了。她爱儿子，爱孙儿，却不喜欢媳妇。因此她对媳妇的“出走”，虽说替她儿子难过，可是她暗中高兴。儿子还不知道母亲的这种心理，他等着她给他出主意，只要她说一句话，他就会另外写一封热情的信，恳切地要求他妻子回来。他很想写那样的一封信，可是他并没有写。他很想求他妻子回家，可是他却在信里表示他妻子回来不回来，他并不关心。信和箱子都被人带走了，可是他同他妻子中间的隔阂也就增加了一层。这以后，他如果不改变态度写信到他妻子服务的地方去（他不愿意到那里去找她），他们两个人就更难和解了。所以他到这时候还是问着那一句老问话，还是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说不定小宣会给我帮忙，”他忽然想道，他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也只有一分钟。以后他又对自己说：“没有用，她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他们中间好象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的确小宣一清早就回到学校去了。这个孩子临走并没有问起妈，好象知道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似的。无论如何，向父亲告别的时候，小宣应该问一句关于妈的话。可是小宣并没有问！ 他在失望中，忍不住怨愤地叫道：“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呵！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这只是他心里的叫声。只有他一个人听见。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忽然以为他嚷出什么了，连忙掉头向四周看。四周黑黑的，静静的，他已经把那两个小贩丢在后面了。 “我站在这里干什么呢？”这次他说出来了，声音也不低。这时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自己”两个字上面，所以他会这样发问。这句问话把他自己惊醒了。他接着就在想象中回答道：“我不是在躲警报吗？——是的，我是在躲警报。——我冷，我在散步。——我在想我跟树生吵架的事。——我想找她回来——”他马上又问（仍然在思想上）：“她会回来吗？我们连面都见不到，我怎么能够叫她回家呢？” 没有人答话。他自己又在想象中回答：“妈说她自己会回来的。妈说她一定会回来的。”接着：“妈显得很镇静，好象一点也不关心她。妈怎么知道她一定会回来呢？为什么不劝我去找她呢？”接着：“妈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妈趁着我出去的时候到那里去了呢？说不定现在她们两个在一块儿躲警报。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在警报解除后慢慢走回家去，就可以看见她们在家里有说有笑地等着我。——我对她先讲什么话呢？”他踌躇着。“随便讲两句她高兴听的话，以后话就会多起来了。” 他想到这里，脸上浮出了笑容。他觉得心上的重压一下子就完全去掉了。他感到一阵轻松。他的脚步也就加快了些。他走到街口，又转回来。 “看，两个红球了！快解除了罢？”这不是他的声音，讲话的是旁边两个小贩中的一个，他们的谈话一直没有中断，可是他早已不去注意他们了，虽然他几次走过他们的身边。他连忙抬起头去看斜对面银行顶楼上的警报台，两个灯笼红亮亮地挂在球竿上。他周围沉静的空气被一阵人声搅动了。 “我应该比她们先回去，我应该在大门口接她们！”他忽然兴奋地对自己说。他又看了球竿一眼。“我现在就回去，警报马上就会解除的。”他不再迟疑，拔步往回家的路上走了。 街道开始醒转来，连他那不注意的眼睛也看得见它的活动。虽然那一片墨黑的夜网仍然罩在街上，可是许多道手电光已经突破了这张大网。于是在一个街角，有人点燃了电石灯，那是一个卖“嘉定怪味鸡”的摊子，一个伙计正忙着收拾桌面，另一个在发火，桌子前聚集了一些人，似乎都是被明亮的灯光招引来的。他侧过头朝那里看了两眼，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那个地方。他又往前面走了。 他大约又走了半条街的光景。眼前突然一亮，两旁的电灯重燃了。几个小孩拍手欢叫着。他觉得心里一阵畅快。“一个梦！一场噩梦！现在过去了！”他放心地想着。他加快了他的脚步。 不久他到了家。大门开着。圆圆的门灯发射出暗红光。住在二楼的某商店的方经理站在门前同他那个大肚皮的妻子讲话。厨子和老妈子不断地穿过弹簧门，进进出出。“今晚上一定又是炸成都，”方经理跟他打了招呼以后，应酬地说了这一句。他勉强应了一声，就匆匆地走进里面，经过狭长的过道，上了楼，他一口气奔到三楼。借着廊上昏黄的电灯光，他看见他的房门仍然锁着。“还早！”他想道，三楼的廊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们都没有回来。”他在房门前站了一会儿。有人上来了。这是住在他隔壁的公务员张先生，手里还抱着两岁的男孩。孩子已经睡着了。那个人温和地对他笑了笑，问了一句：“老太太还没有回来？”他不想详细回答，只说了一句：“我先回来。”那个人也不再发问，就走到自己的房门口去。接着张太太也上来了。她穿的那件褪色的黑呢大衣，不但样式旧，而且呢子也磨光了。永远是那张温顺的瘦脸，苍白色，额上还有几条皱纹，嘴唇干而泛白。五官很端正，这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人，现在看起来，还是不难看。她一路喘着气，看见他站在那儿，向他打个招呼，就一直走到她丈夫的身边。她俯下头去开锁，她小声同她丈夫说话。门开了，两个人亲密地走了进去。他目送着他们。他用羡慕的眼光看他们。 然后他收回眼光，看看自己的房门，看看楼梯口。他并没有看出什么来。“怎么还不回来？”他想，他着急起来了。其实他忘记了他母亲往常出去躲警报，总是比别人回家晚一点，她身体不太好，走路慢，出去时匆匆忙忙，回来时从从容容，回到家里照例要倒在他房间里那把藤躺椅上休息十来分钟。他妻子有时同他母亲在一块儿。有时却同他在一块儿。可是现在呢？ 他决定下楼到外面去迎接他母亲，他渴望能早见到她，不，他还希望他妻子同他母亲一块儿回来。 他转身跑下楼去。他一直跑到门口。他朝街的两头一望，他看不清楚他母亲是不是在那些行人中间。有两个女人远远地走过来，其实并不远，就在那家冷酒馆前面。高的象他妻子，也是穿着青呢大衣；矮的象他母亲，穿一件黑色棉袍。一定是她们！他露出笑脸，向着她们走去。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但是快要挨近了，他才发觉那两个人是一男一女，被他误认作母亲的人却是一个老头儿。不知道怎样，他竟然会把那个男人看作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他的眼睛会错得这样可笑！ “我不应该这样看错的，”他停住脚失望地责备自己道。“并没有一点相象的地方。” “我太激动了，这不好，等会儿看见她们会不会又把话讲错。——不，我恐怕讲不出话来。不，我也许不至于在她面前讲不出话。我并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不，我怕我会高兴得发慌。——为什么要发慌？我真没有用！” 他这样地在自己心里说了许多话。他跟自己争论，还是得不出一个结论。他又回到大门口。他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宣。”他抬起头。他母亲正站在他的面前。 “妈！”他忍不住惊喜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喜色很快地消失了。接着他又说：“怎么你一个人——”以后的话他咽在肚里去了。 “你还以为她会回来吗？”他母亲摇摇头低声答道，她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他。 “那么她没有回来过？”他惊疑地问。 “她回来？我看她还是不回来的好，”她瞅了他一眼，含了一点轻蔑的意思说。“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找她？”她刚说了这句责备的话，立刻就注意到他脸上痛苦的表情，她的心软了，便换了语调说：“她会回来的，你不要着急。夫妻间吵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还是回屋里去罢。” 他跟着她走进里面去。他们都埋着头，不作声。他让她提着那个相当沉重的布袋，一直走到楼梯口，他才从她的手里接过它来。 他们开了锁，进了房间，屋子里这晚上显得比往日空阔，凌乱。电灯光也比往常更带昏黄色。一股寒气扑上他的脸来，寒气中还夹杂着煤臭和别的窒息人的臭气。他忍不住呛咳了两三声。他把布袋放到小方桌上去。他母亲走进她的房里去了。他一个人站在方桌前，茫然望着**壁，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思想象飞絮似地到处飘。他母亲在内房唤他，对他讲话，他也没有听见。她后来出来看他。 “怎么你还不休息？”她诧异地问道。“你今天也够累了。”她走到他的身边来。 “哦，我不累，”他说，好象从梦里醒过来似的。他用茫然的眼光看了她一眼。 “你不睡？你明天早晨还要去办公，”她关心地说。 “是，我要去办公，”他呆呆地小声说。 “那么你应该睡了，”她又说。 “妈，你先睡罢，我就会睡的，”他说，可是他皱着眉头。 他母亲站在原处，默默地望了他一会儿，她想说话，动了动嘴，却又没有说出什么来。他还是不动。她又站了几分钟，忽然低声叹了两口气，就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他还是站在方桌前。他好象不知道他母亲已经去了似的。他在想，在想。他的思想跑得快。他的思想很乱。然后它们全聚在一个地方，纠缠在一起，解不开，他越是努力要解，越是解不开。他觉得脑子里好象被人塞进了一块石头一样，他支持不住了。他踉跄地走到床前，力竭地倒下去。他没有关电灯，也没有盖被，就沉沉地睡去了。 这不是酣睡。这是昏睡。 二 他做着连续的梦。他自然不知道自己是在梦中。 他和妻住在一个平静的小城里，他们生活得并不怎么快乐，还是常常为着一些小事情争吵。他们夫妇间的感情并不坏，可是总不能互相了解。她爱发脾气，他也常常烦躁。这天他们又为着一件小事在吵架，他记得是为着他母亲的事情。这天妻的脾气特别大。他们还在吃饭，妻忽然把饭桌往上一推，饭桌翻倒在地上，碗碟全打碎了。母亲不在家，孩子躲在屋角哭。他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用含糊的声音咒骂自己，用力打自己的头。 正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听见一声霹雳似的巨响。这声音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可是他们的屋子摇动了两下，震动相当厉害。 “什么事？”他吃惊地说。他的脑子比较清醒了。 妻默默地站在房门口。孩子的哭声停止了。 “我出去看看，”他说着，就往门外走，打算到楼下去。 “你不要去，要去我们一块儿去。有什么事我们在一块儿也好些，”妻不再生气了，却改变了态度，关心地阻止他出去。 他听从她的话，就在门前廊上站住了。可是他也不说什么。他望着楼板上的碎碗剩菜，带了一点懊悔，等着她讲话。 她不作声。他仍旧在等待。忽然他听见了大炮声（他想，这应该是大炮声），一声，两声。又静下去了。孩子又哭起来。妻发出一声尖叫。 “敌人打来了！”他惊惶地自语道。接着他叫了一声：“妈！”就沿着走廊跑到楼梯口去。 “宣！”妻在后面唤他，“你到哪里去？” “我找妈去！”他头也不回地答应一句，就一口气跑下了楼。 妻拖着孩子也跑下楼来。“你不能一个人走，你不能丢开我们母子。就是死，我们也要跟着你。”妻哭叫着。 “我要去找妈。我们不能丢开她。万一有事情，她一个人怎么办！”他一面说，一面打开大门。 门外人声嘈杂。马路上全是人，他只看见万头攒动。大家疯狂地背向着城奔跑。他们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拿着包袱，有的搀扶着老年人。小孩在哭，女人在唤她们的亲人，男人在催促他们的同伴。 南面的天空被浓烟盖满了。这烟还不断地一股一股朝上卷腾。爆炸声接连地响着，一声高过一声，一声比一声可怕。他知道危险就在面前了。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妈”！他立刻跑下石阶，他要跨过门前草地到马路上去。他要进城去找他母亲。 “你要到哪里去！你不能够丢开我们！”他妻子从后面拖住他的一只膀子，哭嚷起来。“要逃难，你不能一个人逃，不顾我们母子死活！” “我不是逃难！我去接妈回来，她还在城里！”他站住分辩道。 “你还想在城里找得到她！”妻子冷笑地说。“难道她没有脚没有眼睛，自己不会走路。” “你快进去收拾东西。等我去接妈回来，大家一块儿走。就说逃难，也得随身带点东西。”他着急地挣脱了她的手。 “你妈不是在那边！”妻指着马路旁沟边一丛牵牛藤说。他顺着她的手指望过去。他母亲就站在牵牛藤下面（牵牛藤是沿着一棵老树干爬上去的），头发蓬乱，脸色惨白，额上好象还有血迹。她正张大眼睛向四处看，显然她是在找寻他。他抬起头大声叫“妈！”他挥着手。可是没有用。他想跑过去。然而他得穿过面前这条人挤得水泄不通的马路。他跑到马路边。人们不给他留一个缝。他用力挤，人们总是把他推开。他似乎听见他母亲的叫声。他也在叫。可是有一只手拉住了他的左膀。那是他的妻子，她手里提着一个小皮箱，孩子跟在她后面。 “我们走罢，不要管她！”她着急地说。 “不行，我要过去接妈回来，”他生气地答道。 “这时候还要去接她？我看你发昏了，我问你性命要不要？我可不能等你！”他妻子板起脸厉声说。 “你让我去。我一定要去接她。她就在我面前，我不能丢开她，只顾自己逃命，”他说，一面抽出他的左膀。 “那么好，你去接你那位宝贝母亲，我带着小宣走我们的路。以后你不要怪我！”她赌气地说。他觉得她在竖起眼睛看他，并且她的眼睛竖得那么直，他从没有见过一个人的眼睛生得这样！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她果然转过身牵着孩子走了。她没有露一点悲痛的表情，不，她还用她那高傲的眼光看他。 但是他还想她会回来，回到他的身边来；或者他以后可以追上她。然而一转眼她的影子就看不见了。人们好象从四面八方向着他挤过来，仿佛有无数只手在推他，他只觉得身子摇来晃去，似乎立在一只受着大浪颠簸的船上一样。他的脑子发热、发昏。他也用力推别人，用力挤上去。 于是他醒了，醒来的时候，他的手还在动。 这不过是他的一个梦。他这一晚却做了好几个跟这类似的荒唐的梦。 三 他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屋子里没有声音。母亲的房门开着。他平安地躺在床上，心扑冬扑冬地跳着。眼前隐隐约约地现着那些可怕的影子。一种疲乏的、昏沉的感觉压住他。他没有动，也没有想。他慢慢地移动他的眼光，他努力睁大他的眼睛，可是他并没有看清楚什么。他不知道现在和先前，哪一种是梦，哪一种是真。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情形里面。他只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他头痛。痛得不厉害，但是他头痛。他在挣扎，他也弄不清楚他在跟什么挣扎。他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一会儿。 忽然什么东西刺了他的脑子一下。他一跳就下了床。他站在屋子中央（就算是中央罢，因为他不靠近一样家具），惊愕地向四处望。他又用力搔自己的头发，绝望地自语道：“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记起昨天的事情了，记起前天的事情了。 “这是我的错。我昨天应该亲自去向她解释，向她道歉。事情是我闹出来的，难怪她生气，”他又说。 “为什么我昨天要写那封信？为什么我不对她讲老实话？为什么我不自己去找她。为什么？”想到这里他下了决心：“我现在就去。” 他母亲回来了，手里提着菜篮。她看见他还在房里，便惊讶地问：“九点半钟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 九点半钟！他应该去上班！可是他忘记了。他已经迟了半点多钟了。怎么办呢？ “你还没有洗脸？你脸色不好看。你有什么不舒服吗？要不，请一天假也好。你写个字条我给你送去，”他母亲关心地说。 他吃了一惊，慌张地说：“我很好。我就去。” 他不愿意再听她讲话。他拿着脸盆在走廊上水缸里去舀了冷水。他捧着脸盆进屋，刚把它放在方桌上，他母亲又说：“你洗冷水？这怎么要得？快去换热水，锅里头还给你留得有热水。我给你去倒。”她说着就伸手来拿脸盆。 “妈，我已经洗好了，”他连忙说，他的脸给冷水一浸，脑子倒清醒多了。他把脸帕绞干往椅背上一搭，也不倒掉盆里的水，就匆匆走出房去。他并没有刷牙，也忘记戴上他那顶旧呢帽。他走得这样急，显然他不想跟他母亲多谈话。 “真没有出息！跟自己老婆吵了架，就象失掉了魂魄一样！”母亲在屋里这样批评他，可是他已经听不见了。 他走下楼。他走到街上。街上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尘土。这一天是这个山城里少有的不冷不热的好天。 “我先到哪儿去？”他站在人行道上问自己。 “先去找她！”这是第一个回答。他顺从这个意见，朝她办公地方的那个方向走去。他走了几步。他站住，想了一下。他又朝前走几步。 “不对，我应该先去办公，我那个鬼地方连请两点钟假，也要扣薪水，”他最后这样决定了。他又掉转身子。 不久他到了他服务的地方。那是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的总管理处。他的办公桌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楼下的签到簿已经收起来了。这是他三年半以来的第一次迟到。他默默地走上楼去。编辑部主任兼代经理周xx忽然在主任室里抬起头来，朝外面看，看见了他，也不说什么话，却露出一种轻视的表情。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他的整个心思都放在一个人身上。那是她，仍然是她！ 他的工作开始了。还是那单调沉闷的工作。他桌上一堆校样（他进来时就看见它们躺在那儿）并不比昨天那堆高。那些半清晰半模糊的字迹，那些似乎还带着油墨气味的字迹，今天并不比往常更叫人厌烦。他机械地移动眼光，移动手，移动笔，他在校样上写下好些字……而且他始终埋着他的头。他们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旧式大挂钟。他听见钟敲了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他没有记住校样上面的一个字。可是钟声他却听得很清楚，特别是这坚决的十二下。他懂得它们的意义。下班了！ 他站起来，简直可以说是不知不觉地就站了起来。但是别人比他更快，他们都已经离开办公桌了。他把没有看完的校样和原稿折叠起来，放在一边。他站在桌子前面，眼光迟钝地望着那几扇临街的玻璃窗。窗户全关着，玻璃上积了不少尘土。他也没有想过要看什么。他是在思索。不，他也不能说是在思索。他的思想停滞在一点，停滞在一个字上面——就是“她”！ 铃声早已响过了。但是他没有听见。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时候他应该下楼去吃饭。别人好象也忘记了他的存在似的，没有人上楼来叫他。他们更没有想到他还在楼上。 但是他的脑子终于活动起来。他醒了。他离开了办公桌，走下楼去。 饭厅里碗碟狼藉的桌上还有人在吃饭。 “怎么！你在上面！”一个同事惊讶地说，同时用了类似怜悯的眼光看了看他。 他含糊地答应了一句，想了想，也不坐下吃饭，就走出饭厅，往门外去了。 他好象听见了同事们的轻蔑的笑声。 “他们一定知道我的事情，”他这样想道，他觉得脸上烧到耳根了。 他不饿，他也没有想到“饿”同“饱”的事情。他只有一个念头：去找她！ 可是走了不到十步，他忽然想：他们会跟在我后面吗？“他们”指的是他的同事们。这个念头使他放慢脚步，他感到踌躇了。不过他并没有停止脚步，或者转过身来。他开始在想象他就要同她见面的情景：她会用怎样的面孔，怎样的话对待他。 “她会原谅我的，”他对自己说了两遍。他温柔地微微一笑。他觉得他是在对着她笑。他的勇气又增加了。 他不知不觉地到了她办事的地方。 四 她是一家商业银行的行员。大川银行就在附近一条大街的中段。他刚刚走到街角，就看见她从银行里出来。她不是一个人，她和一个三十左右的年轻男子在一块儿。他们正朝着他走来。的确是她。还是那件薄薄的藏青呢大衣。不同的是，她的头发烫过了，而且前面梳得高高的。男人似乎是银行里的同事，有一张不算难看的面孔，没有戴帽子，头发梳得光光。他的身材比她高半个头。身上一件崭新的秋大衣，一看就知道是刚从加尔各答带来的。 男人带笑地高谈阔论，她注意地听着。他们并没有看见他。他觉得心里发冷。他不敢迎着他们走去。他正想躲开，却看见他们走下人行道穿过马路到对面去了。他改变了主意，他跟着他们走到对面去。他们脚步下得慢，而且身子挨得很近。他看得出来，男的故意把膀子靠近女人的身体，女的有意无意地在躲闪。他起初不敢走近他们，害怕她觉察出来他是在跟她。这时他忽然有了勇气，他跟在他们后面。那个男人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她声音清脆地笑起来。这熟习的笑声刺痛他的心。他的脸色变了，他的脚也不动了。他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她的丰满的身子显得比在什么时候都更引诱人，这更伤了他的心。他望着，别人的身体遮了他的视线。他忽然向前走去。他一张脸通红，心跳得厉害，他想伸出手去抓她，或者大声唤她。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她同那个男人走进前面一家新开的漂亮的咖啡店去了。 他站在门口，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他想：进去找她讲话罢？——不好，说不定会把事情弄糟。那么回书店去，等着另一个机会，再找她谈话罢。——不好，他放不下心。他应该争取时间，早点同她和解。那么就站在门口等候他们出来罢。——不好，这会伤她的面子。并且要是她不理他呢？要是另一个人帮忙她对付他呢？万一争吵起来，他没有什么权利约束她。他们中间只有同居关系，他们不曾正式结过婚。当初他反对举行结婚仪式，现在他却后悔他那么轻易地丢开了他可以使用的唯一的武器。她始终有完全的自由。这样一想，他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 一路上尽是妻同那个年轻人亲密讲话的影子，偶尔还听见她的笑声，他差一点被一辆人力车撞倒了。 他走进公司，两个同事坐在楼下办公桌前看报。 “怎么啦，老汪？你今天气色不好，连饭也不吃，有什么心事吗？”那个姓潘的年轻人带着讽刺的调子说。这个人一定知道了他的事情，他想道。 “没有事。我肚子不大好，”他连忙做出笑容，临时编出一句假话来。 “肚子不好，吃点药罢。今天下午不要办公了。汪兄，你就请半天假罢，”另一个姓钟的同事说，这个人年纪在五十左右，身子肥壮，头顶全秃了，两腮的肉重重地垂下来，使他的脸成了方形。鼻子特别大，鼻头发红色。这是一个有趣的人，脸上常带笑容，和同事们处得不错。他爱喝酒，爱说话，在这里没有家室，也没有亲人。这里的同事们都称他做“钟老”，并且赞他“会生活”，“会享乐”，“会安排生活”。 “不要紧，我精神很好，”他（现在我应该写出他的完全的姓名了：汪文宣）敷衍地答了一句，就要上楼去。 “老汪，在下面坐一会儿罢，现在还不到办公时间，你何必就上楼去？”姓潘的笑着挽留道。 “你近来瘦了，应该多休息。为这点薪水卖命，也太值不得，”钟老关心地看他一眼，劝道。 他在一个空凳子上坐下来，忍不住低声叹了一口气。 “什么事？什么事？”钟老惊问道，接着就在他的肩头拍一下：“你们年轻人，看开点罢。不要太认真啊！这个年头谁又真正高兴啊！要紧的还是保养自己的身体。” “靠这点钱连自己的老婆也养不活！哪里说得上保养身体！”他沮丧地答道。 “我懂罗，你跟你太太又闹过架了，”钟老省悟地说。 “不是，不是，”他连忙摇头分辩道，但是看他的脸色，人便知道他是在掩饰。 “汪兄，你不必否认，”钟老微笑道。“夫妻吵架也是平常的事。要是真的吵起来，你让她一点，尊夫人也就会体贴你的。这种事何必放在心上！” 他没有做声，心里思索着，却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钟老这种说法，我不赞成。一味让步岂不成了‘惧内懦夫’吗？”小潘笑着说。“夫妻吵架，男人不应该让步。女人有什么本事，除了哭，除了骂，难道她们还打得过我们！” “不要讲了，谁不知道你是怕太太的！”钟老挥着手笑道，“这里又没有外人。” 小潘一张脸通红，掉开头不作声了。汪文宣抬起头看了小潘一眼，嘴一动，似乎要讲话，却又闭紧了。 “汪兄，这里有句俗话：听人劝，得一半。这个年头，大家都在吃苦，还有什么好吵的！女人不及男人会吃苦，有时候闷不过，发点牢骚，也是人情之常。你就让她讲几句，不去理她，什么事都不要紧了。对付太太的最好武器便是沉默。” “钟老这是经验之谈啊！”小潘大声笑着说。汪文宣吃了一惊。他似乎听懂了这番话，似乎又没有听进去。他忽然站起来，低声自语了一句：“我再去找她。”他就往外面走。 “老汪，走哪里去？”小潘在后面问道。 “我就回来，”他匆匆答道，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了。 “他去干什么？”小潘好奇地问道。 钟老默默地摇着头，过了片刻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五 他到了大川银行。没有到办公时间，大门还关着。他又没有胆量从侧门进去。要是她还没有回来呢？要是她拒绝见他，或者见到他不给他一个笑脸，不回答他一句温和的话，他怎么办呢？他的笨拙的口舌能够表达他的感情么？他能够使她了解他的苦衷、明白他的胸怀么？他能够说服她，感动她，使她满意地跟着他回家去么？他想着，他的决心动摇了，勇气消失了。他迟疑着，不知道应该把脚朝前放或者向后移好。他在侧门前立了两三分钟，终于垂着头转身走开了。 他已经走了十多步了，一阵高跟皮鞋的响声使他抬起头来，她就在他面前，还是先前那一身装束。她迎面走来，认出了他，便停了脚。她惊讶地看他，动一下嘴，好象要说话，但是忽然把脸掉开，默默地走过去了。 “树生，”他鼓起勇气叫了一声，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他等待她的表示。 她转过头来，带着诧异的眼光看他，不作声。他声音颤抖地再叫一声。她向他走来。 “什么事？”她冷冷地问了一句，连她的眼光也是冷峻的。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的时间？我有话跟你谈，”他埋着头说，声音还有点发颤。 “我要上办公去，”她简单地答道。 “我有点要紧事跟你谈，”他红着脸，象一个挨了骂以后的小孩似地说。 她软化了，停了片刻，她低声说：“那么你五点钟到行里来找我。” “好的，”他差不多要流泪地感激说。 她又看了他一眼。他望着她的背影在银行的侧门里消失了。 他跟她不过分别了一天多，怎么就显得这样生疏了？——他忽然有了这个疑问。他等着什么人来给他一个回答。他等待着。他的脑子变得十分沉重，好象有一块坚硬的东西放在那里。一只膀子迎面撞过来，他的身子摇晃了两下，他差一点跌倒在人行道上。他仿佛从深梦中醒过来一般，“哦，”他轻轻地叫出一声。他连忙站定身子。人们在他的眼前来来去去，汽车和人力车带着尘土狂奔。他想到：“我也应该去办公。”他跨着大步走了。 他一路上还在想那个问题。走到公司门前，他忽然自语道：“都是我不好。今天下午我应该向她道歉。” 他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周主任不在。另外两个高级职员李秘书和校对科吴科长抽着香烟在谈闲话。他们低声在笑，斜着眼睛看他。他们一定在谈他和他妻子的事情，他暗暗断定道。他觉得脸在发烧，便把头埋在校样上面，不敢看他们一眼。 他校的是一位名家的译文。原作是传记，译文却象佛经，不少古怪字眼，他抓不到一个明白的句子，他只是机械地一个字一个字校对着。同事的笑声愈来愈高，他的头越埋越低，油墨的气味强烈地刺戟他的鼻子，这闻惯了的气味今天却使他发恶心。但是他只有忍耐着。 周主任来了。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非常不高兴，刚坐下就骂起听差来。一个同事去找他，谈起加薪的问题，这样说：目前这点薪金实在不够维持生活，尤其是低级职员，苦得很。 “公家的事，这有什么办法？他们不在我这儿做事，也得吃饭啊！”主任生气地高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钱也不给，不是更好吗？”汪文宣在一边暗暗骂道。“你年终一分红，就是二三十万，你哪管我们死活！要不是你这样刻薄，树生怎么会跟我吵架？”可是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怕周主任会注意到他心里的不平。 好容易忍耐到五点钟。他不敢早退，他听到打铃，才站起来，把校样锁在抽屉里，急急地走下楼去。钟老在后面唤他，要跟他讲话，他却没有听见。 他走到大川银行门口，大门已经关上，侧门还开着。他刚走进侧门，就看见她从办公室转到巷子里来。她看见他，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她略略点一点头。他的勇气增加了，周围突然亮起来，仿佛春天马上就到了似的。他堆着一脸笑向她走过去。 “我们到国际去坐坐，”她低声提议道。 “好的，”他感激地答道，他没有想到国际就是几个钟点以前她同另一个男子进去的那个咖啡店。他觉得心里很轻松，好象谁把这两天来压在他心上的石头拿走了似的。 她在他的右边走着，和他离得并不太近。她一路上闭紧嘴，一共只轻轻咳了三声嗽。 “你不舒服吗？”他实在不能忍耐了，关心地问道。他又看她的脸，她的脸上没有病容。 “没有什么，”她略一摇头，短短地答道。她的嘴又紧紧闭上了。 他发问的勇气也就消失了。他一直沉默着。不久他们就进了国际的厅子。 他还是第一次进国际咖啡店。他觉得厅子布置得十分好看，尤其是天青色的窗帷使他的眼里充满了柔和的光。家具全是新的，狭长的厅子里坐满了客人，可是谈话声并不嘈杂。只有靠里一张临街的桌子还空着，他跟着她走过去坐下了。 “这个地方我还是头一回来，”他说不出别的话，就这样说了。 她的脸上现出了怜悯的表情，她低声说：“拿你那一点薪水，哪里能常到咖啡店啊！” 他觉得一根针往心上刺，便低下头来，自语似地说：“从前我也常坐咖啡店。” “那是八九年前的事。从前我们都不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两年大家都变了，”她也自语似地说。她又小声叹了一口气，她也许还有话说，可是茶房过来把她的话打断了。她向茶房要了两杯咖啡。 “以后不晓得还要苦到怎样。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过今天这样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他做梦似地微微一笑，但是马上又皱起眉头，接下去：“奇怪的是，不单是生活，我觉得连我们的心也变了，我也说不出是怎样变起来的，”他带了点怨愤的口气说。 茶房端上两杯咖啡来，他揭开装糖的玻璃缸，用茶匙把白糖放进她面前的咖啡杯里，她温和地看了他一眼。 “从前的事真象是一场梦。我们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现在……其实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象从前那样过日子呢？”她说。余音相当长，这几句话显然是从她的心里吐出来的。他很感动，他觉得她和他中间的距离缩短了。他的勇气突然间又大大地增加了。他说，仍然带着颤音： “那么你今天跟我回家去罢。” 她并不答话，却望着他，眼里有一点惊讶的表情，又带一点喜悦。他看出她的眼睛在发亮，但是过了片刻，光又灭了。她把头掉开去看窗外，只一分钟，她又回过头，叹息地说：“你还没有过够这种日子吗？”她的眼圈红了。 “过去都是我不好，”他埋下头负罪似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脾气变得这样……” “这不怪你，”她不能忍耐地打岔说。“在这个年头谁还有好脾气啊？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的脾气也不好。” “我想我们以后总可以过点好日子，”他鼓起勇气说。 “以后更渺茫了。我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大川做下去。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做个小职员，让人家欺负，也够可怜了！”她说到这里，眼圈都红了，便略略埋下头去。 “那么我又怎样说呢？我整天校对那些似通非通的文章。树生，你不要讲这些话，你原谅我这一次，今天就跟我回家去，我以后绝不再跟你吵架，”他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哀求地说了。 “你镇静点，人家在看我们啊！”她把头朝着他伸过来，小声警告说。她拿起杯子放在唇边，慢慢地喝着咖啡。 他觉得一瓢冷水泼到他的头上，立刻连心里也冰凉了。他也端起杯子喝着，今天的咖啡特别苦。“很好，越苦越好，”他暗暗地对自己说。他把满杯咖啡喝光了。 “你不要难过，我并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不过你想想，我回去以后又是怎样的情形。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我呢，我也受不了她的气。以后还不是照样吵着过日子，只有使你更苦。而且生活这样高，有我在，反而增加你的负担。你也该想明白点，象这样分开，我们还可以做个好朋友……”她心平气和地说，可是声音里泄露出来一种极力忍住的酸苦。 “可是小宣——”他痛苦地说出这四个字。 “小宣跟他祖母合得来，他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也是一样。反正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现在年纪也不小了，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了，”她一字一字十分清晰地说。 “但是我需要你——”他还在要求。 “你母亲更需要你。我也不能赶走她。有她在，我怎么能回去！”她坚决地说。 “那么我怎么办？我还不如不活着好！”他两手捧着头悲苦地说。 “我们还是走罢，你也该回去吃饭了，”她短短地叹了一口气，柔声说，便提高声音叫茶房来收钱，一面把钞票放在桌上，自己先站起来，推开椅子走了一步。他也只得默默地站起来跟着她走了。 他们走出咖啡店，夜已经来了。寒气迎面扑来，他打了一个冷噤。 “那么，再见罢，”她温和地说，便掉转了身子。 “不！”他不能自主地吐出这个字。他看见她回转身来，抑制不住，终于吐出了这个整天都在他的脑子里打转的疑问： “请你坦白告诉我，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人，我不是说我母亲。” 她的脸色和态度似乎都没有改变。他的问话并不曾激怒她，却只引起她的怜悯。她明白他的意思，她忧郁地笑了笑。 “第三个人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不过请你放心，我今年三十四岁了，我晓得管住我自己。”她点了点头，便撇下他，毅然朝另一个方向走了。 他呆呆地站在原地方望着她的背影。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眼里只有一个景象：她同那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在前面走着，永远在前面走着。 “失败了，谈了许多话，一点结果也没有。我真不晓得她究竟是什么心思。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这样想道，他觉得眼前只是一片黑。 “回家罢，”他好象听见自己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没精打彩地转过身走了。 “家，我有的是一个怎样的家啊！”他一路上不断地念着这句话。 六 他回到家。大门里象是一个黑洞，今天又轮着这一区停电，也没有一个好心人在门口点一盏油灯。他摸索着走完了漆黑的过道，转上楼梯。他上了二楼，又走上三楼。 他的房门开了一条缝，漏出一点光来。他推门进去。母亲坐在方桌前垂着头吃饭，听见门响，抬起脸来，高兴地说一句：“你回来啦！”他点了点头。“快来吃饭。我等你到现在，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她絮絮地说。 “我有点事情，所以回来迟一点，”他有气无力地说。他走到饭桌前，在母亲对面的一个方凳上坐下。母亲站起来，给他盛了一碗饭放到他的面前。 “快吃罢，趁现在饭还热，”她坐下望着他带笑地说。“我下午在二楼方经理那里分到一斤肉，煮了一碗红烧肉。这是你爱吃的，我放在饭锅子里，刚才拿出来，还是热的。你尝尝看，这是你爱吃的菜。”她匆忙地把自己碗里的饭几口吃光了。 他静静地听着母亲的慈爱的话，眼光在菜上盘桓了一会儿，他看到粘在碗边的零星的饭粒，他觉得一阵心酸，他只想倒在床上痛哭。可是他仍然低着头用唯唯的答应口吻敷衍他母亲，并且不管自己有没有胃口，他还是一口一口地咽着饭，一筷子一筷子地挟着红烧肉。他在母亲的面前还是一个温顺的孩子。 “你今天不大舒服，是不是？”母亲注意到他这种忍受性的沉默，她感到不安了，便关心地问道。 “没有，”他摇摇头答道，接着添一句：“我很好。”他又低下头不出声了。 他母亲关心地望着他，她希望他对她多讲几句话。但是他连看也不看她一眼。她忍不住又说：“菜没有冷罢？” “没有，”他机械地答道，也不抬起头来。 她感到失望，等了他这一天，他回来却这样冷淡地对待她！她明白了，一定是那个女人在他的心上作怪。她更留心地看他。他放下碗筷，默默地站起来。 “吃饱啦？”她压住刚刚升上来的怒气，温和地问道。 “是，”他答道。他动手收拾饭桌。 “你才吃一碗嘛，”她又说。 “我刚才同树生喝了咖啡，”他大意地老实说了出来。 她的怒火立刻冒了上来。又是那个女人！她在家里烧好饭菜等他回来同吃，他却同那个女人去喝咖啡。他们倒会享福。她这个没出息的儿子。他居然跑去找那个女人，向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低头。这太过份了，不是她所能忍受的。 “你怎么还会去找她？她还有脸见你？”她大声说。 “我要她跟我回家，”他低声答道。 “哼！她还好意思回来！”她冷笑道。 “她虽然不肯回来，不过我想，过几天她会回心转意的，”他胆怯地说。 “她还会回来？你真是在做梦！我如果是你，我就登报跟她离婚，横竖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的，”她涨红脸生气地说；“我十八岁嫁到你汪家来，三十几年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子？我就没有见过象她这样的女人！”她气得没有办法，知道儿子不会听她的话，又知道他仍然忘不了那个女人，甚至在这个时候她还是压不倒那个女人，树生这个名字在他的口里念着还十分亲热。 “我看她也有她的苦衷，不过她不肯讲出来，——”儿子似乎并没有听母亲讲话，他只顾想自己的事，说出的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可是话说了一半，就被母亲打断了。 “你现在还替她辩护，真不中用！她背着你交男朋友，写情书，还有什么苦衷可说！”母亲也站起来，拿右手的食指指着他的鼻端说。 “那不见得就是情书啊，”他解释道。 “不是情书，为什么害怕拿给你看？为什么要私奔——”说到“私奔”两个字，做母亲的人也讲不下去了，她瞪着两眼站在他的面前。 “妈，”他哀求地唤一声，眼里已经装满了泪水。他半晌接不下去。 “你说嘛，”过了片刻，她和蔼地说。他的眼泪赢得她的同情，她的恨消失了。她爱怜地望着他，仿佛他还是从前那个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来向母亲哭诉似的。 “妈，你太不了解树生，她并不是私奔，她不过到朋友家里住几天，她会回来的，”他痛苦地说。 “哼，我不了解她？”她冷笑道。“老实对你说，我比你更了解她。她不会永远跟着你吃苦的。她不是那种女人，我早就看出来了。到现在你该明白了罢。只有你母亲才不会离开你，不管你苦也好，阔也好。你说我不了解她，是不是她对你那样说的？” 他看见母亲又动气了，对她的最后一句问话，便不肯老实地回答，他只是摇着头说：“不是，她没有说什么。” 母亲瞪了他一眼，过了片刻，才长长地叹一口气，她说：“你去休息罢，等我来收拾。你一天也够累了。” “不要紧，我不累，”他没精打彩地说。他的确很倦，但是他终于支持着，帮忙他母亲把碗筷洗干净了放进碗橱里去。 母亲把瓦烛台放在屋中央方桌上，吩咐他说：“我在这儿缝点东西。你没有事，还是躺一会儿罢。”她走进旁边小屋去拿了一件男孩的大衣出来，坐在方桌前，将就着烛光，开始补衣服。她的头埋得低。眼镜也戴上了。烛光摇晃得厉害，过不多久，光线又暗淡了，她的头似乎也埋得更低了。 他本来到了床前，也想躺下睡一会儿。可是他只在床沿上坐了一下，又站起来，走回到方桌前，默默地立在那里。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头上，她的头上象撒了一堆盐似的。他才注意到她竟然这样衰老了，头发全变了颜色。她忽然取下眼镜，用力揉了几下眼睛，又把眼镜戴上，继续工作。“小宣也可怜，这件大衣穿了三个冬了。就是不坏，明年也穿不上身了。论理今年该给他做件新的，不过他爸爸这样苦，能够给他上学读书已经不容易了。唉，蜡烛越来越坏了，三十块钱一支还是这样的，一点也不亮，又伤眼睛。我究竟老了，人简直不中用了。也只有这几针，花了我这么多的功夫。他妈又不管他。也是他命苦，才投生到我们家里来，”她唠唠叨叨地在自言自语，她似乎没有觉察到他站在她旁边看她。 “妈，你晚上不要做了，你眼睛近来更坏了，你要好好保养啊，”他感动地、痛苦地大声说。 “我快完了，没有几针了，”她抬起头看了看他，回答道。“晚上不做，白天又要买菜煮饭，哪儿有功夫做啊！我这双眼睛也没有别的用处，还要保养它们做什么？”她右手拿着穿了线的针打颤地在那件旧大衣上面动着。“比不得他妈，象鲜花一样，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只顾自己打扮得漂亮，连儿子也不管。说是大学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在银行里做体面事情，可是就没有看见她拿过几个钱回家用。” “妈，还不说贴补家用，单是小宣的学食费也就亏她了，这学期已经花了两万多，快三万了，”他插嘴说。 “那还不是她自己招来的，她一定要把他送到那种贵族学堂去。他同学都是阔人子弟，只有他是穷家小孩，处处比不过别人。她又不肯多给他钱花。小宣常常叫苦，”她说。 他实在听不下去。不管他怎样倦，他心里烦得厉害。他不能安静地睡去，也不能安静地做事，他甚至不能安静地看他母亲工作。屋子里这样冷，这样暗。他的心似乎飘浮在虚空里，找不到一个停留处。他觉得自己痛得不够，苦得不够，他需要叫一声，哭一场，或者大大地痛一阵，挨一次毒打。但是他不能安静地站在母亲的身边。 他大步走向门。他拉开门出去了。“宣！宣！”他听见母亲在屋子里唤他，他连应都不应一声，就匆匆走下楼去。他在黑暗中把右眉碰肿了，可是他并没有感到痛。他只有一个思想：“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 七 他走到大门口。对面人行道上水果摊和面担子旁边几盏电石灯星子似地在黑暗的街中闪光。他感到冷意，把肩头耸了一下。“到哪里去呢？”他问自己。他找不到回答。他大步走下街心。 他无目的地走过三条街，差一点被一辆飞跑下坡的人力车撞倒。车夫骂了他两句，他也没有听进耳里，仿佛他周围的一切都和他隔得很远似的。他心里空虚得很。 他又走了一条街，还是不知道应该走到哪里去。对面那条街灯光辉煌，不知道有多少盏电灯。两条街成了两个世界。他便朝着灯光走去。 他刚走到街角，忽然一个声音在唤他的名字：“文宣！”他吃惊地侧头一看。他发觉自己站在一家冷酒馆的门前。就在靠门一张方桌旁边，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立起来招呼他。 “你来得正好，坐下来吃杯酒罢，”那个人大声说。他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中学同学。他们半年光景没有见面，那个人却苍老了许多。要是在平时，他至多站着谈三四句话就走开了。现在他却默默地走到方桌旁，拉开板凳，在那个同学对面坐下来。 “来杯红糟！”同学掉转脸向着柜台大声吩咐道。 柜台那面有人答应着，于是一杯香喷喷的大■酒端上来了。 “给我再来一杯，”同学一口把杯里的残酒喝干了，红着脸拍着桌子叫道。 他说话了：“柏青，我记得你从前不会喝酒，你几时学会的？” “我没有学过，我没有学过。我想吃，我非吃不可，”同学摇摆着头大声说。“你先干一杯。” 他望着同学，并不答话。过了片刻，他拿起酒杯，默默地喝了一大口。他放下杯子，长叹了一声。一股热气直往喉管冒，他压不下去，打了一个嗝。 “干一杯，干一杯！你没有干，不行！”同学做着手势接连地催他喝酒。 “我干，我干，”他激动地说，他真的一口把剩余的酒喝干了。他觉得心跳得厉害，脸也烧起来。 “再来一杯，”同学拍着桌子叫道，一面从桌子中央几个瓦碟子里拿了一块豆腐干，又抓了一把花生放在他的面前，说：“你吃。” “我不能喝了，”他连忙摇手拦阻道。 “老兄，怕什么！吃醉了有什么要紧！我觉得醉了还比醒着好些，”同学说。酒已经送到他面前了。 “可是人不能一辈子喝醉啊，总有醒的时候，”他寂寞地苦笑道。他望着同学的脸，他发觉这个三十岁的人在半年中间至少老了十年，额上现出好几条皱纹，两颊深陷进去，眉毛聚在一起，眼睛完全失了光彩，两颗眼珠呆呆地望着他。他心里一阵难过，又加上一句：“醒来岂不是更苦吗？” 那个人不作声了，埋下头喝了一口酒，又抬起脸看他一眼，然后又喝一口酒。“我心里真不好过，”同学摇摆着头自语似地说了。 “不好过，为什么还到这里来喝酒？早点回宿舍不好吗？我送你回去，”他关心地说。 “不吃酒又干什么？吃多了至多也不过病——死，我不怕。死了也好，”那个人带着痛苦的表情说。“我完了，我什么都完了。” “你不明白，你的处境总比我好。我都能忍下去，你还不能吗？”他同情地说。他望着那张瘦脸，觉得自己的伤痕被触动了，心里一阵痛，他差一点掉下泪来。“你太太好吗？是不是还住在乡下？”他换过话题说。他想到那个孩子面孔的女人，他们一年前在百龄餐厅结婚，他同树生还去参加了那个简单的婚礼。他后来也到他们乡下家中去作过客。那个年轻太太笑起来多么甜，树生也喜欢她。他想到自己的痛苦，就想到树生，于是联想到那位太太的身上。 “她过去了，”同学低声说，掉开脸不看他。 “她不在了？什么病？”他吃惊地说，他仿佛坐到了针尖上一样，差一点要跳起来了。 “她没有病，”同学摇摇头冷冷地说，脸色却十分难看。他难猜出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她——”说到“她”字他连忙住了口，他自己也害怕听下面的话：自杀？惨死？好象一根锥子在钻他的心。 同学不作声，他也不作声。这沉默太叫人难堪了。别的桌上的酒客们似乎都不快乐，有的人唠唠叨叨地在诉苦，有的在和同伴争论一件事情，右边角落里桌子旁边一个中年酒客埋着头，孤寂地喝着闷酒，忽然站起来付了酒钱走了。这个人出门后，堂倌告诉一个白脸客人说，这是一个每晚必到的老主顾，不爱讲话，喝酒也不过量，两块豆腐干便是他的下酒菜。他按时来准时去。谁也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干什么样的职业。 汪文宣听得厌烦了，昂起头长叹一声，酸苦地说：“无处不是苦恼！” 那个同学吃惊地望着他，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今天是她的头七。”歇了一下他又说：“十天前她还是很好的，一点病也没有。她怀着小孩已经足月了，我陪她到那里的卫生院去检查，医生说她还不到月份，最早也要在半个月以后，不让她住院。我不能够在乡下多住半个月，我那个机关的科长跟我合不来，他故意捣乱，不准我的假。我进城来了。第三天我女人就发作了。她痛了大半天，没有人管，后来同院子住的太太发觉了，才送她进卫生院去。从前检查的时候，说是顺产，一切都没有问题。到了卫生院，孩子却生不下来。接生的医生把我女人弄来弄去，弄到半夜，才把孩子取出来，已经死了。产妇也不行了。我女人一晚上叫着我的名字，她叫了一两百声才死去。据说她叫得很惨，她的声音连楼下的人也听得见。她只想在死去以前跟我见一面，要我给她伸冤。可是我住在城里哪里知道！我得到电话，立刻赶去，她已经冷硬了，肚皮大得吓人，几乎连棺材也盖不上。我还是跟没有结婚以前一样，一个人。我葬了我女人，进城来第一件事就是请长假。我一天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听见我女人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不管我在家里，在街上，我都听见那个声音。你听她在叫：柏青！柏青！”说话的人用两根手指敲着右边太阳角。“是，的确是她的声音，她叫得多惨！所以我只想吃酒，我只想醉，顶好醉得不省人事，那时候我才听不见她的声音。活着，活着，真不容易啊！以后除了酒，我还有什么伴侣呢？”这个人用右手蒙着脸，轻轻抽泣了几声，然后象睡去似地寂然了。 汪文宣听完了这个人的故事，他觉得仿佛有一只大手把他的心紧紧捏住似的，他尝到一种难忍的苦味。背脊上一阵一阵地发冷。他的自持的力量快要崩溃了。“你这样不行啊！”他为了抵抗那越来越重的压迫，才说出这句话来。他心里更难过，他又说：“你是个文学硕士，你还记得你那些著作计划吗？你为什么不拿起笔来？” “我的书全卖光了，我得生活啊，著作不是我们的事！”同学突然取下蒙脸的手，脸上还有泪痕，两眼却闪着逼人的光。“你说我应该怎样办呢？是不是我再去结婚，再养孩子，再害死人？我不干这种事。我宁愿毁掉自己。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种人的。我们奉公守法，别人升官发财……” “所以我们还是拚命喝酒！”汪文宣大声接嘴说。他完全崩溃了，他用不着再抑制自己，堤决了一个口，水只有向一个地方流去。他悲愤到了极点，他需要忘记一切。醉自然成了他唯一的出路。“拿酒来，拿酒来！”他喝着。堂倌又送来一杯酒。他望着杯里香喷喷的液体，心里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咬着牙吞下去，立刻一股热气冲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我喝不了酒，”他抱歉地说。他想：我真不中用，连酒也不会喝，就该永远受人欺负。于是他反抗似地把余酒接连几口就喝光了。 “你脸红得跟关公一样，你吃醉没有？”同学好意地问道。 “没有，没有！”他用力回答道，他觉得脑子凝成一块重重的硬东西，他一用力讲话，脑子就痛。脸烧得厉害，身子轻飘飘的。他想站起来，没有立稳，又颓然坐下。 “怎么！当心啊！”同学大声说。 “我一点也没有醉，”他说着，想笑一笑，可是他连笑也不会了。他只想哭。他觉得一切可悲的事都涌到了他的心头。他也分不清楚是些什么事情。他头晕得厉害，心里也很难过。他忍不住。他觉得那个同学的眼睛变成了许多对，在他的面前打转。他用力一看，还是那张忧郁的瘦脸孔。但是过了片刻，他又看见许多对眼睛了，连电灯光也在旋转。他挣扎着，终于支住桌子站起来。“我醉了，”他认输地说。他朝同学点一个头，就踉跄地走出了冷酒馆。 他东歪西倒地在人行道上走了一条多街，忽然想起了家。好象看见一道光照亮自己的身子，他有点清醒了。“我怎么会这样啊，”他懊恼地想道。他掉转身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他刚走了两步，一个庞大的黑影迎面撞来，撞得他眼前直冒火星，大半个脸发巨痛又发烧，他的身子摇晃了两下，差一点倒下去。 那个人凶狠地骂了两三声。他没有听进耳去，仍旧歪歪斜斜地走了。他想走得快，可是他心里很难过，似乎有一肚皮的东西在向上翻腾。他还想忍耐，但是他终于张开口，喷泉似地吐出了他先前在家里吃的晚饭。 他觉得吐够了，也不揩干净嘴，便又往前走。那种酒臭连他自己也厌恶。他只想回家静静地睡一觉。他恨不得两步就走到家。可是他的心越急，脚越是走不快。走了大半条街他又吐起来。这次他吐得不畅快了，仿佛未吐尽的饭菜都塞在他的喉管里，他心里烧得难过。他用力挣一下，才吐出一口来。他一路走，一路呕。过路人中间有几个好奇地望着他。那些眼光并不曾引起他的反感。周围的一切都跟他不相干了。这时候就是有人死在他的旁边，他也不会掉头去看一眼。 可是就在这时候两个女人从一家灯光耀眼的下江饭馆里谈着话走出来。他的眼光无意地触到她们的粉脸上，他大吃一惊，连忙掉开了头。他的动作十分不灵活，两个女人中年纪较大的一个已经把他看清楚了。她叫了一声：“宣。” 他不答应她，却大步走向黑暗的地方去。但是走了不多远，整个身体已经不由他控制了，他就站在人行道的边沿上弯着腰吐起来。他大声呕着，吐出来的东西不多，可是心却象被熬煎似地难过，满口都是苦味。他慢慢地伸直身子，靠着旁边一根电线杆喘气。 “宣，”他听见这一声柔和的呼唤，不自觉地掉过脸去。他的眼里泪水模糊，她又背了光立着，他匆促的一瞥，只看见她一个轮廓，但是他已经认出树生来了。“你怎么了？”她惊问道。 他喘着气，望望她，觉得有满肚皮的话，不知道怎么说起，实在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生病吗？”她关心地说。 他摇摇头，觉得气顺了，但是眼泪又流了出来，先前的泪水是呕吐时挣出来的，现在流的却是感激与悲伤的眼泪。 “你怎么不回家去？看你吐得这样难过！”她又说。 “我喝醉了，”他悔恨地答道。 “你怎么去喝酒？你本来不会喝的。快回家去睡觉，看真的闹出病来，”她着急地说。 “在家里妈也不了解我。我心里很烦，到街上走走，碰到一个同学拉我去喝酒，就喝醉了，”他抱歉似地解释道。“谢谢你，再见。”他觉得好了些，便离开电线杆走下街心去。身子仍然在摇摇晃晃。 “当心，看跌倒的！”她在后面大声叮嘱道。她马上又跟着他走下去，走到他的身边，说一句：“我送你回去，”便挽着他的左膀往前走了。 “你真的送我回去？”他声音发颤地问道。他胆怯地看看她。 “我不送你，我怕你又会跑去喝酒，”她含笑地说。他感到一丝暖意，心里也舒服多了。 “我再也不喝酒了，”他孩子似地说，便让她扶着走回家去。 八 他们走到大门口，他看见那个大黑洞，就皱起眉头，踌躇着不进去。 “你看不清楚，当心，慢慢走啊！”她并不离开他，反而偎得更紧，她关心地嘱咐他，一面用力抬他的膀子。 “你？你不进去？”他担心地问。 “我陪你上楼去，”她在他的耳边小声回答。 “你对我真好，”他感激地说了一句，他真想搂着她高兴地哭一场。可是他只看了她一眼，就默默地低下头，移动脚步，走进大门，踏下他极熟习的台阶。“当心啊，”她不断地在他的旁边说，她还用了全力支持着他，可是她的扶持只有使他走得更慢。 “上楼啊，”她又在叮嘱。他暗暗高兴地又答应了一声。 他们终于走上了三楼，刚踏完最上一级楼梯，就看见隔壁那位公务员的太太举着一支蜡烛从房里出来。 “汪太太，你回来啦！”那个苍白脸的女人含笑招呼道，脸上露出一点惊讶的表情，不过人可以看出来这是带善意的。 她对这个温顺的女人点头笑了笑，然后应酬说：“张太太，你下楼去？” 张太太一面应着，一面惊奇地看了他一眼，温和地问道：“汪先生有什么不舒服吗？” 他垂着头站在妻子的身旁，答不出话来。她代他答道：“不是，他喝了酒。” “我们张先生也吃醉啦，我出去给他买几个广柑。汪太太，你快陪汪先生进去罢，让他睡一会儿就会好的，”这个小女人亲切地微笑道，她的笑容并不是虚假的，不过就在笑的时候，她额上几条忧郁的皱纹还是十分显露，双眉也没有完全开展。“这个小女人，生活把她压得太苦了！”汪太太每次看见她，就要起怜悯的念头。小女人走着慢步子下楼去了。他们夫妇借着她的烛光，走到了房门口。 门并没有上闩，他一推，门就大开了。屋里还是那样阴暗，蜡烛仍然点在方桌上，母亲仍旧坐在方桌旁，戴着眼镜，补衣服。她显得那样衰老，背弯得那样深，而且一点声息也不出。烛芯结了小小的烛花，她也不把它剪去。她好象这许久都没有移动过似的。 “宣，你到哪里去了？也不先对我讲一声。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女人？你也是……我劝你还是死了心罢。现在的新派女人，哪里会长远跟着你过这种苦日子啊！”母亲一面说话，一面动针，她并没有抬起头来。她还以为她儿子是一个人回来的。“宣，不要难过，那个女人走了也好。将来抗战胜利，有一天你发了财，还怕接不到女人！”她没有听见儿子回答，便诧异地抬头一看，她满眼金光，什么也看不出来，眼睛干得十分难过。她放下针线取下眼镜，用手在眼皮上揉了几揉。 他母亲说到“那个女人”的时候，他便痛苦地皱起眉头，一面伸手去紧紧捏住他妻子的一只手，他害怕他妻子会跟他母亲吵起来。可是他妻子始终不作声。到这时他不能再忍耐了，便叫了一声：“妈！”声音里含着恳求和悲痛。 “什么事？”母亲惊问道。她把手从眼睛上拿下来。这次她看见了，在他的身旁就站着那个女人！ “我陪他回来的，”树生故意装出安静的样子说。 “好，你本领大，你居然把她请回来了，”母亲冷笑道，她又埋下头动起针线来。 树生带着微笑看了母亲一眼，后来才说：“并不是他去请我回来的，他不晓得在哪里喝了酒，在街上到处乱吐，我看见，才送他回来的。他走路都走不稳了。”她故意用这样的话来气他的母亲。 “宣，你怎样不给我讲一声就偷偷跑出去吃酒？”母亲差不多惊得跳起来，她把衣服针线全丢在桌上，走到儿子的面前，她仔细地看他。“你不会吃酒嘛，怎样忽然跑出去吃酒？你不记得你父亲就是醉死的！我从小就不让你沾一口酒。怎样你还要出去吃酒！”她痛苦地大声说。 “他心里难过，你让他睡觉罢，”树生打岔道。 “我没有跟你讲话！”母亲掉过脸带怒地抢白道。 树生冷笑一声，赌气地不响了。 “宣，你告诉我你怎样吃酒的，”母亲象对一个溺爱惯了的小孩讲话似地柔声说。 他疲倦地垂着头不答话。 “你说呀！你心里有什么事，你说呀！”母亲催促道。“你尽管直说，我不怪你。” “我心里难过，我觉得还是醉了好些，”他被逼得失掉了主意，老老实实地答道。 “那么你什么时候碰到她的？”母亲还不放松地追问，另一种感情使她忘记了她儿子的痛苦。 “你让他睡罢，”树生忍不住又插嘴说了一句。 母亲不理睬，还是要儿子回答。 “我——我——”他费力吐出了这两个字，心上一阵翻腾，一股力量从胃里直往上冲，他一用力镇压，反而失去了控制的力量，张开嘴哇哇地吐起来。他自己身上和母亲的身上都溅到了他吐的脏东西。 “你快坐下来，”母亲慌张地说，她把她那些问题全抛在脑后了。 他仍旧立在原处弯着腰呕吐，妻子给他捶背，母亲为他端了凳子来。他吐出的东西并不多，可是鼻涕眼泪全挣出来了。他坐在凳子上喘气，两只手压在两个膝头上。 “真是何苦来，”妻子立在他背后怜惜地说。 “你照料他去睡罢，”母亲终于心软了，让步地对她儿媳说；“我去弄点灰来扫地。” 母亲出去以后，妻子便扶着丈夫走到床前，她默默地给他脱去鞋袜和外衣。他好些年没有享过这样的福了。他象孩子似地顺从她。最后他上了床，她给他盖好被。她正要转身走开，他忽然从被里伸出手来将她的右手握住，并且握得紧紧的。 “你好好睡罢，”她安慰他道。 “你不要走啊……我都是为了你……”他睁大眼睛哀求地说。 她不答话。她在思索。她在他旁边站了好一阵子，泪珠从两只眼角慢慢地滚了下来。他不久就睡着了。可是他的手始终没有放松。 这晚上她留了下来。他的一个难题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他自己还不知道。 这一夜他睡得好，一直睡到天大亮他才醒过来。他妻子正坐在窗口小书桌前化妆。 “树生，”他惊喜地唤道。她回过头看他，脸上绽出灿烂的微笑。她柔声问他： “你好了？要起来吗？” 他点点头，伸一个懒腰，满意地答道：“我好了。我就起来。” 她又转过头去继续化妆。她脑后烫得卷起的头发在他的眼里显得新鲜，好看。她轻轻地咳了一声嗽。 她回来了。这并不是梦。这是真实的事。 九 这一对夫妇过了十几天平静的生活。两个人都是按时上班，按时回家。妻子也不再提离开的话，连那个箱子也从友人家拿回来了。就在拿回箱子的晚上，丈夫陪妻子在国泰戏院看过一次电影；他们后来又去看过一次，可是这次刚看到三分之二，电影就因警报台上挂出一个红球而停止放映了。 母亲常常躲在她那个小房间里。她似乎故意避开她的儿媳，不过两个人要是遇在一处，她也并不对树生板面孔，说讽刺话，她只是少讲话罢了。 星期日早晨小宣回家来，下午搭最后一班汽车回学校去。祖母见到孙儿，特别高兴。她自然把她亲手补好的大衣给小宣试穿了。为了这件大衣，她儿媳也对她含笑地说过几句感谢话。 天永远是阴的，时而下小雨，时而雨停。可是马路始终没有全干过。有时路上布满泥浆，非常滑脚，人走在上面，很不容易站稳。人行道上也是泥泞的。半个月很快地过去了，汪文宣某一天上午去公司办公，刚走到十字路口就跌了一跤，把左边膝盖皮擦破一块，他忍住痛，一歪一拐地走到公司门口。还没有到办公时间。钟老坐在办公桌前，两眼望着路上行人，看见他进来，便问：“你怎么啦，跌了跤吗？” 他点点头，不答话，签了到以后就往楼梯口走。 “你请天假罢，不要把身体累坏了啊！”钟老关心地说。 他在楼梯口站住了，回过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轻轻地答道：“你晓得的，我有多少薪水好扣啊！” “这种时候，你还担心扣薪水！你还要替公司拚死命！你知道我们还能够在公司吃多少天饭！”钟老有点激动地埋怨道。 “有什么办法！我们既然吃公司的饭，”他疲倦地答道。他想笑，却笑不出声来。 “吃公司的饭？我们这个不是铁饭碗啊，”钟老冷笑道。 他吃了一惊，连忙走近钟老的办公桌，小声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日本人打下了桂林，柳州，来势很凶啊。听说总经理有过表示，要是敌人进了贵州，就把公司搬到兰州去，他已经打电报到兰州去找房子了。要是真的搬兰州的话，什么都完了。我们这般人还不是只好滚蛋！”钟老又发牢骚地说。 会有这样的事！他发呆了。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他疲倦地摇着头说：“不会罢，不会罢。” “也说不定。不过他们那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拿公司来说：一些人一事不做，拿大薪水；象你整天拚命卖力气，却只拿那么一点钱，真少得可以！”钟老还没有把话讲完，看见周主任大步走进来，便收了话头，低声对他说：“他今天怎么来得这样早！你上楼去办公罢。” 他没精打彩地上了楼。他走过吴科长的办公桌前，吴科长忽然抬起头把他打量了一下，看得他毛骨悚然。他胆颤心惊地走到自己位子前坐下，摊开那部永远校不完的长篇译稿，想把自己的脑子硬塞到那堆黑字中间去。“真没有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我还要怕他们！”他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做他的工作。 腿不断地痛，他的思想不能够集中，他不知道自己一上午干了些什么事。他想到家，想到这里的工作情形，想到刚才钟老的话。他好些天没有看报了。他个人的痛苦占有了他的整个心，别的身外事情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过去，湘北战事爆发，长沙沦陷，衡阳苦战，全州失守，都不曾给他添一点苦恼。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着他，这几年他一直没有畅快地吐过一口气。周围的一切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人人都在对他说，世界大局一天一天地在好转，可是他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地更艰难了。 开饭的铃声惊醒了他，把他从那些思想的纠缠中救了出来。他仰起头吐了一口气。一个同事马上走到他面前，说声：“你签个字罢，”就摊开一张信笺在他的桌上。他吃惊地一看，原来是同事们发起的给周主任做寿的公启，每人名下摊派一千元。一千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踌躇一下，但是那个同事轻蔑地在旁边咳嗽了。他惶恐地立刻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同事笑了笑走开了。他站起来，觉得不仅左膝还在痛，连周身骨头都痠痛了。他勉强支持着走下楼去吃中饭。 在饭桌上同事们激动地谈论着桂、柳的失陷，和敌人的动向。他埋着头吃饭，不参加讨论，也不倾听他们谈论。他觉得浑身发冷，疑心是“摆子”发作了。他放下碗离开饭桌，钟老望见他，便走过来说：“你不舒服罢？你脸色很难看，下半天不要办公了。回家去睡个午觉也好。” 他感激地点一个头，回答道：“那么就请你替我请半天假罢；我自己也觉得精神不大好。”他走出门去。一辆人力车正拉到门前，车夫无意地看了他一眼。钟老在门内劝道：“你坐车回去罢。” “不要紧，路很近，我可以慢慢走，”他回过头答道，便打起精神走下马路，到对面人行道上去。 他走得很慢。身子摇摇晃晃；头变得特别重，不时要往颈上缩。走路时左膝的伤处仍然在痛，他只好咬紧牙关，三步一停地埋着头走，终于走了一大段路。前面就是国际了。他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分明是他的妻子在说话。他吃惊地抬起头。果然是她，她同那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站在玻璃橱窗前，看里面陈列的物品。但是她马上跟着那个人进里面去了。她没有看见他，也不会想到他离她就只有三四步的光景。 他看到她的背影，今天她的身子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动人，她丰腴并且显得年轻而富于生命力。虽然她和他同岁，可是他看看自己单薄瘦弱的身子，和一颠一簸的走路姿势，还有他那疲乏的精神，他觉得她同他相差的地方太多，他们不象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这样一想，他感到一种锋利的痛苦了。那个身材魁梧的年轻男人使他苦恼。她和那个人倒似乎更接近，距离更短。她站在那个人旁边，倒使看见的人起一种和谐的感觉。他的心不安静了。他本来已经走过了那个咖啡店，现在又转回来，也站在橱窗前，看看里面放着些什么东西。大蛋糕、美国咖啡、口香糖、巧克力糖，真是五光十色。他们在看什么呢？——他想。“happybi thday”，蛋糕的奶油面上红花绿叶中间现出这两个红色的英文字。他忽然记起来还有半个多月便是她的生日。他们刚才在看的，是不是这个生日蛋糕呢？那个年轻男人在准备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吗？可是他自己呢？他又有什么礼物送给她？他不自觉地把手伸进衣袋里去。他掏出一把钞票来。他低头数了一数，一千一百几十元！这是他的全部财产。他明晚还得拿出公宴主任的份子钱一千元。他再看蛋糕，他看见了旁边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四磅奶油大蛋糕法币一千六百元”。他叹了一口气。他连一磅也买不起，多寒伧！他躲避似地掉开了头。他刚把身子转开，忽然想道：“他一定买得起的。”这个“他”指的是里面那个年轻人。这个思想伤害了他。他已经走过了咖啡店，又回转来，走进大门，站到玻璃货柜前，假装在看里面陈列的糖果点心，却偷偷地侧过头朝咖啡厅看去。树生正拿起杯子放到唇边小口地呷着，她的脸上带着笑容。妒忌使他心里难过。他又害怕她会看到他。他不敢再停留，便急急地走出了大门。 一路上他只觉得心在翻腾，头在燃烧，他担心自己会倒在这条倾斜不平的泥泞路上。他总算支持着到了家。 母亲系着围裙，立在方桌前挽起袖子洗衣服，抬起头惊讶地问他一句：“你吃过饭没有？” “吃过了，”他疲倦地答道。他勉强地在母亲旁边站了片刻。 “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早？脸色又这样难看！你不舒服吗？”母亲吃惊地说，她把两只手从盆里拿出来，在围裙上揩干了。“快去睡下来，快去睡下来！”她半扶半推地把他送到床前。 “我没有病，”他还在解释，但是到了床前他再也支持不住，连鞋子也不脱，便倒下去。 “你把鞋子脱掉，舒服点，”母亲站在床前说。 他挣扎着刚要坐起来，马上又倒下去了，同时发出了一声痛苦的**。 “你好好地睡，我给你脱，”母亲说着，真的弯下身子去解他的鞋带。他闭着眼睛躺在床上。母亲把他的两只皮鞋都脱掉了。她伸直身子带着痛苦的关心望他的脸。“我给你盖床毯子罢，”她又说，便把那幅叠好放在床脚的毛毯打开，盖在他的身上。 他睁开眼睛望着她，有气没力地说了一句：“我恐怕在打摆子。”他的脸色白得象一张纸，连嘴唇也是灰白的。 “你睡罢，你只管睡你的，等一会儿我给你吃奎宁，”母亲安慰他说。她脸上的皱纹显得更多了，头发也好象没有一根是黑色的了。她刚回到四川来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她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这些年她也苦够了。完全是他使她受苦的。可是她始终关心他，不离开他。“她真是好母亲啊，”他暗暗地称赞道。 后来母亲拿来三粒奎宁丸给他吞下了。她把剩下的半杯白开水放到方桌上去。 “妈，”他感激地唤了一声，泪水从眼角掉下来了，他望着他母亲，半晌说不出话。 “什么事？”母亲又走到床前俯下头亲切地问道。 “你真好……你对我太好了……”他断断续续地说。 “你睡罢，这些话等你好起来再说，”母亲和蔼地安慰他。 “我不要紧，”他摇摇头无力地说。他看见母亲并不注意听他的话，又解释道：“我只请半天假。明天他们公宴周主任，给他祝寿，我还要去参加。” “你只请半天假？”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其实你可以多休息一天，不必担心扣不扣薪水。” “我明天一定要去，不然他们会看不起我，说我太‘狗’，想赖掉份子钱，”他用力说，脸都挣红了。 “‘狗’不‘狗’是你自己的事，跟他们有什么相干？周主任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母亲气愤地说。她忽然又问一句：“你看见树生吗？” “我刚才还看见她，”他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么她不陪你回家？她很可以请假回来看护你，她们当‘花瓶’的，不怕扣薪水。”她的妒忌和憎恨又被他那句话引起来了，她只顾发泄自己的怒气，却没有想到她的话怎样伤了他的心。 他呆呆地望着母亲，过了一会儿才露出微笑（多么痛苦的微笑！），自语似地小声说： “她，她是天使啊。我不配她！” 母亲只听清楚他的后一句话，便气恼地接嘴说： “你不配她？明明是她不配你啊！说是在银行办公，却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又不是去做女招待，哪个晓得她一天办些什么公？” 他不答话，只是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一〇 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个下午。将近七点钟他才醒过来，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力气，汗背心湿透了，冷冰冰地贴着背上的肉。他知道自己淌了不少的汗，便动一下身子，想把汗背心从肉上拉开，又想下床来找一件汗背心换过。可是他刚把身子一动，就觉得浑身痠痛，好象骨头全脱了节似的，他不由得发出了一声**。 母亲走到床前，问他；“你醒来了？不舒服吗？” 这一晚没有停电，黄黄的电灯光涂在母亲的脸上，她的脸也带着病容。而且她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弱！ “还好，”他答道。他睁大疲乏的眼睛，在屋子里各处找寻。“她不在？”他失望地问道。 “她？你在说树生吗？”母亲轻蔑地说，“早晨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 “她也该回来了，”过了片刻，他才叹息道。 “是啊，她哪天不该早回来？”母亲气恼地接嘴道。她看见他不做声，便改了口问他：“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不想吃，我不饿，”他说。 “吃点稀饭好不好，我给你煮的。家里还有皮蛋下稀饭，”母亲说。 “吃一碗也好，”他感激地说，勉强笑了笑。 母亲满意地转身走到碗橱前，拿了一个碗，又在门边小泥炉上瓦罐里舀了稀饭。 “究竟是自己的母亲好，”他小声对自己说。他的心不象先前那样空虚了。他正要拿出勇气抬起身子下床去，母亲已经把稀饭和皮蛋端过来了。她说：“你不要起来，就坐在床上吃罢。我给你拿着碟子。”她等他坐了起来，就把饭碗和筷子递给他，自己在旁边端了碟子守着他吃。 他并没有胃口，但是为了母亲的缘故，也勉强吃了一碗稀饭。他吃完饭，母亲又拿了脸帕来让他揩了脸，说：“你还是睡下罢，今天不要起来了。” 他听从了母亲的话，又躺下去。但是他不肯脱衣服，他还想醒在床上等候树生回来。 有人在敲门，离他躺下的时间不过十多分钟。母亲把门拉开。一个男人的影子闪进来，粗声说，“汪先生在家吗？曾小姐有信给他。”他惊了一跳。他听见母亲在问：“哪里送来的？”可是没有人回答，送信人已经退出去了。 他看见母亲手里拿着信，呆呆地立在房中，仿佛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似的，他忍不住，叫了一声“妈”。母亲立刻走过来，用一种不在意的口气对他说：“她送了封信来，不晓得又有什么事情。”她并不把信交给他，只顾自己咕噜道：“曾小姐？儿子都有十三岁了，还好意思叫小姐，真不害羞！” “让我看看她写些什么话，”他说着，便伸出手去拿信，母亲只好把信递到他的手里。 他接过信，战战兢兢地拆开来读。是树生的亲笔，写着： 宣： 朋友约我参加今晚胜利大厦的舞会，我会回来很晚。请你不要等我，也不要闩上门。不必对母亲说我去跳舞，省得明天听她发一番陈腐议论。 妻即晚 他看完信，一声不响，信纸还捏在手里，他望着天花板，好象在思索什么事情。 “她信上怎么说？”母亲不能忍耐地问道。 “她在一个同学家吃饭，说是有事情，回来晚一点，”他声调平平地答道。 “什么事？还不是看戏，打牌，跳舞！你想她还有什么正经事情！我做媳妇的时候哪里敢象她这样！儿子都快成人了，还要假装小姐，在外面胡闹，亏她还是大学毕业，学教育的！”母亲咕噜地抱怨道。 “她倒并不打牌，”他不知道母亲这时候的心情，却只顾替他妻子辩护，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辩护只会增加母亲对树生的恶感。 “不打牌？她不是打外国纸牌吗？你生病她也不赶回家来看一下，做太太的规矩也不懂！”母亲又说。 “她不晓得。如果晓得，她一定早回来了。其实我这并不算生病，”他继续替他妻子解释，他的眼前仿佛还晃动着她那张带笑的脸。 “你这个人心太软。她对你那样不好，你还要替她讲话。我说，她那些脾气都是你养成的。我要是你啊，她今晚上回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母亲指着他的前额大声说。 “夫妻间吵架多了，也不大好。常常为了点小事会闹出大问题来的，”他小声答道。 “你怕什么，这又不是你错。明明是她没理，她不守妇道，交男朋友——” 他忍不住痛苦地**一声。母亲吃了一惊，连忙把下面的话咽在肚里了。她俯下头看他，关心地问：“你怎么啦？” 他摇了摇头，过了半晌，才无力地吐出一句：“妈，她绝不是一个坏女人。” 母亲听到这句意外的答话，起初有点不懂他的意思，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她恼怒地说：“她不是坏人，那么我就是坏人！” “妈，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他着急地央求道。“我并不是在袒护她。” “哪个说你袒护她！”母亲的脸上微微露出笑意来，她的怒气渐渐地消失了。“我看，她把你迷住了。” “不是这样说，”他认真地解释道，“你们都是好人；其实倒是我不好，我没有用，我使你们吃苦。想不到我们现在会过这种日子，你自己烧饭……洗衣服……”他觉得一阵鼻酸，眼泪迸出来了。他呜咽着，再也接不下去。 “不要讲了，你好好睡罢。这不怪你。不打仗，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母亲温和地说，她心里也难过。她不敢多看他：他脸色那么难看，两边脸颊都陷进去了。他们初到这里的时候，他完全不是这样。她记得很清楚：他脸颊丰满，有血色。“听说战争明年可以胜利了，这倒好，不然大家都——”这句话是随便讲的，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他。可是他不等她说完，便打岔道： “妈，你说胜利？看着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说不定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他说到这里又忽然担心起来。 “你听见哪个说的？”母亲吃惊地问，但是她并不害怕。“没有这样严重罢。他们都说日本人这次打湖南、广西，不过抢点东西。他们守不住，自己会退的。” “那就好，”他带点疲倦地回答，母亲的话又使他心安了。他并没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他觉得她的话也很中听。他又说：“我也弄不清楚，不过公司里有人在讲，时局不好，公司方面有搬到兰州去的意思。” “兰州，那样远的地方！又不是充军，哪个肯去！住得好好的要搬家，那些有钱人胆子比耗子还小。日本人这两年炸都不敢来炸，哪儿还有本事打过来！”母亲只顾在咕噜，仿佛要把她对媳妇的不满（因为儿子的缘故，她忍了一半在心里）另外换一个对象尽量发泄出来。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这些事也难说，”他答道，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脸上，仿佛在寂寞、徬徨中找到了一个支持。他感激地说：“妈，你歇一会儿罢。你太辛苦了。” “我不累，”母亲又换了语调温和地答道，她在他的床沿上坐下来。 “你现在舒服吗？”她问他。 “好多了，”他答道。可是他觉得非常疲乏，却又没有一点睡意。 “这几年总算是熬过去了，以后不晓得还要过些什么日子。我担心的就是树生——”她埋着头一个人自言自语，说到树生这个名字，她的声音立刻低到除了她自己以外，再没有人听得清楚。但是“树生”这两个字他一定听见了，他半晌不开口，忽然小声叹了一口气，又把嘴闭上了。 母亲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望了他一两分钟，看见他闭上眼不出声息，以为他睡熟了，便轻脚轻手地走出去。过了一阵她又进来，掩住门，不上闩，却端了一把椅子抵住门，关了电灯，然后回到她的小屋子去了。 他其实并不曾睡熟。他闭上眼睛，只是为了使他母亲可以放心地回到她的小屋去休息。他不能睡，他的思想活动得厉害，他前前后后想了许多事情，在那许多事情中间总有一张女人的脸在摇来晃去。她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发怒，时而忧愁。他累极了，头痛起来，出了一身汗。他的耳朵始终在等着一个人的脚步声。 房间暗而不黑，从母亲的房里透出一线微光。他的眼睛看得清楚房门口的椅子。“她”为什么不回来？母亲在咳嗽，她还不睡！她老人家太辛苦了。时候应该不早了罢。 是的，街上二更的梆子响了。“她”快回来了罢。他注意地倾听着门外的声音。有声音了。老鼠在走廊上跑。并且房里也有老鼠了。她似乎跑到他的床脚就停住了。她在做什么？她在咬他的皮鞋吗？他那双穿了五个多月的皮鞋已经遭过两次难，鞋口被咬成象一只破碗的缺口似的。她再来光顾一次，他就无法穿它们上街了。每天晚上他临睡时，总得把皮鞋放到床下一口旧皮箱上面。今天他忘了做这件事，现在他不能静静地躺着不管。他连忙抬起身子伸手去拿皮鞋。老鼠一溜烟跑掉了。他不知道皮鞋究竟被咬着没有，但是他仍旧小心地把它们放在皮箱上。 他又躺下来。他对自己说：我应该睡了。可是刚闭上眼睛，他就觉得他听见了高跟鞋走上楼梯的声音。他连忙睁开眼倾听。什么也没有。“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他终于睡着了，不过并不是熟睡，他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几分钟，便醒了。没有女人的脚步声。他又睡了，不久又醒了。他做着不愉快的梦。有一次他低声哭着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那时他母亲的房里已经熄了灯，他也无法知道时候的早迟。街上相当静。一个老年人用凄凉的声音叫卖着“炒米糖开水”。这声音是他听惯了的。那个老人常常叫卖一个整夜，不管天气怎样冷。这一次他却打了一个冷噤，好象那个衰老的声音把冷风带进了被窝里似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熟习的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了。“她”到底回来了。 她轻轻推开门，走进屋子来，口里哼着西洋曲子，打开了电灯。 这时的电灯光非常强。他的眼睛被刺痛了，但是他还微微睁开它们偷看她。她的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嘴还是那样地红，眉毛还是那样地细，脸还是那样地白嫩。她在屋子中间站了片刻，不知在想什么，忽然掉过眼光来看他。他连忙闭上眼睛装睡了。 她却慢慢地走过来，走到他的床前。他闻到一阵脂粉香。她俯下头看他，她替他盖好被。她发觉他没有脱外面衣服，便轻轻地唤他。他只好睁开眼睛，装着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样子。 “你不脱衣服就睡着了，你是在等我吗？”她亲热地含笑问道。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却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说过叫你不要等，你怎么还等呢？”她说，不过她露了一点感激的表情。 “我也睡过了一觉，”他笨拙地答道。他心里有许多话，却没有勇气说出来。 “你没有把我的信给妈看？”她又问，声音更低。 “没有，”他摇摇头回答。 “她没有说什么？” “她不知道，”他答道。接着他问了一句：“你今晚上跳得痛快罢？” “痛快极了，”她得意地说，“我好久不跳了，所以兴趣特别好。我还是在朋友家里换过衣服去的，来不及回家了。”她昂起头，轻快地把身子旋转了一下。 “你跟哪几个人跳？”他问道，勉强装出笑容来。 “我跟几个人跳过，不过还是跟陈主任跳的次数多，”她愉快地说，但是她并不告诉他，陈主任是谁。 “啊”他答了一声。他想：陈主任大概就是那位同她在国际喝咖啡的年轻人罢，他痛苦地望着她那充满活力的身体。 “你好好脱了衣服睡罢，你对我太好了，”她温柔地对他一笑，安慰他说，便俯下脸去，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嘴唇，又把柔嫩的脸颊在他的左边脸上紧紧地靠了一下，然后走到书桌前坐下来，对着镜子弄她的头发。 他轻轻地摸着左边脸颊，用力吸着她留下来的香气，痴痴地望着她的浓黑的头发。过了一会儿，他想道：“她对我并没有变心。她没有错。她应该有娱乐。这几年她跟着我过得太苦了。”他想到这里，便翻一个身把脸转向墙壁，落下了几滴惭愧的眼泪。 一一 第二天上午他起身比他妻子早。母亲要他在家多躺一天。他不肯。他说他精神很好，而且今天得去参加替周主任祝寿的公宴，他不去，同事们会以为他穷或者吝啬，会更加看轻他。母亲也放弃了她的主张。他陪着母亲吃了一碗昨夜剩下来的稀饭。母亲上街去买菜，他同她一块儿出去。那时树生还坐在书桌前化妆。 他们走出大门，母亲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他不知道母亲怀着什么心思。两个人走了一段路，快要分手了，母亲忽然声音颤抖地唤着他说：“宣，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要为家庭牺牲你自己了。” 他皱了皱眉，过了一两分钟才低声说：“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你还不是一样吃苦？” “可是她，她过得快活啊，上办公还要打扮得那样摩登，象去吃喜酒一样，”她忍不住爆发地说。 他低下头不出声。 “宣，我给你说，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她又说。 他停了半晌才回答一句：“她跟我结婚也已经十四年了。” “你们那种结婚算什么结婚呢！”母亲轻蔑地说。 他觉得这句话很刺耳，心里不高兴，就闭紧嘴不再做声了。 母亲也不再说什么，他们分道走了。 他到了公司。还是钟老带着笑脸跟他打招呼。“你怎么不多休息一天？今天又来得这样早！”钟老说，一面用肥大的手摸自己发光的秃头顶。 “我没有什么病，我很好，”他笑答道。他在钟老的眼光和态度中看到了怜悯，那个老人在可怜他，可是他并不觉得受侮辱。他说了两句闲话，便走上楼去。 单调的工作又开始了。永远是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那些用法奇特的字句。他没有权修改它们，他必须逐字校读。他坐下不过一点多钟，就觉得背上发冷，头发烧。他不去管它。“就为了几个钱啊！”他不时痛苦地暗暗念着。他勉强工作到十二点钟。 他并不想吃什么，可是他对自己说：“我至少应该吃一碗饭，我没有生病啊。”他便走下楼去，在饭桌旁坐下，他果然吃完了一碗饭。碾过的平价米在平日吃起来倒并不怎样难吃，今天却有点难下咽了。放下碗，他立在门前看街景，站了一会儿，他觉得毫无趣味，便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去。 他坐在自己位子上随意翻了翻文件，又把看过的校样整理好。工友送了一封信来。他看信封上的字，便知道是小宣从学校里寄来的。他好象得到了一点安慰似的，轻轻吐了一口气。他把信拆开了： ……先生说：物价高涨，我们这期收的图书费、伙食费都不够。每个人还应该补缴三千二百元，说是多了以后还可以退回来。很多同学都缴了。我知道爸爸很苦，没有多的钱，不敢向爸爸要。不过先生又来催了，催得很厉害，说是不缴钱，今年不准参加学期考试。我只好向爸爸、妈妈要求。请爸爸、妈妈三天内把这笔钱寄到学校里来…… 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消失了。他的眼光停在那几行稚嫩的字迹上。“已经缴过两万多了，还要补缴，哪里来的钱！”他低声抱怨道。没有人注意他。 “学堂又不是商店，只晓得要钱怎么成！中国就靠那班人办教育，所以有这种结果！”他愤怒地小声骂道。信纸冷冷地躺在他的面前，不回答他。 “找树生商量，看她有没有办法，”他想道；“那么现在去。” “现在不好，还是晚上罢，”他又想道，“她也许不在行里，我也累，不想多动。” 最后他把信纸折好放回在信封内，又郑重地把信封揣在衣袋里面。下半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还是那些疙里疙瘩的译文，他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世界的文字。它们象一堆麻绳在他的脑子里纠缠不清。他疲乏极了。可是他不能丢开它们。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他很想闭上眼睛，忘掉这一切，或者就伏在桌子上睡一觉。但是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脸上（他这样觉得），使他不敢偷懒片刻。后来他连头也不敢抬起了。 “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他心里发出了这个无声的抗议。 然而没有用，这种抗议他已经发过千百回了。但是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知道他起过不平的念头。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大家喜欢称他做“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好几年都是这样。 “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和树生，和我母亲，和小宣，我们不是这样地过活的。完了，我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他的眼光不停地在校样上面移动，他的思想却在另一个地方。 “我这是什么思想！我怎么改变到这个地步！贪生怕死，只顾自己！”他又这样地责备自己。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止不住要想：“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我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日本人已经深入广西……他们还说要攻取贵州——” 他不敢再往下想。事实上他也不能往下想了。他头痛得厉害。他拿左手按住他的前额，他还在发烧。发烧，没有关系，近年来他常常在下午发烧，他已经习惯了。反正他不会这么早就死去。况且他也没有考虑死活问题的余裕。那一对严厉的眼睛老是这么凶恶地望着他。“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至多我不吃你们这碗饭就是了，我哪一点不及你们！”他曾经这样想过。但是他离开这个吃饭地方，又到哪里去呢？他在这个山城里没有一个居高位或者有势力的亲戚朋友，这个小小位置还是靠了一位同乡的大力得来的。那是在他失业三个月、靠着妻子的薪金过活的时候。那位对他有好感的同乡已经到别的省份去了，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 “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他常常拿这句话来答复他心里的抗议，现在他又拿这句话来对付他的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好容易熬到了五点钟。他停止办公，倒在靠背椅上养养神，准备到广州大酒家去参加宴会。周主任是广东人，所以同事们今天挑选了一家广东菜馆。他到那里的时候，周主任和别的同事都到了，还没有入座，说是在等候总经理。大家在灯光明亮的厅子里兴高采烈地谈笑。只有两个人不讲话。他自然是其中的一个。他躲在一个角落里，缩在一把椅子上，用茫然的眼光望着众人，偶尔端起杯子喝一两口茶。 等了半点多钟，总经理坐着汽车来了。他一年中间见不到这位瘦得象猴子一般的大人物几面。大人物点着一根手杖**地走进来，众人一窝蜂地拥上去迎接，他多少带点惶恐地跟在大家后面。总经理带笑地道歉说：“对不起，我来迟了。” “不迟，不迟！我们也是才来！”许多声音一齐说。他没有作声，他不想跟那位大人物讲话，那个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别的同事们好象也忘了他的存在似的，仍旧把他抛在角落里。 摆好了两桌酒席。就座的时候，大家客气地让坐，他默默地远远站着，那几个地位跟他的差不多的同事都有说有笑地坐定了。还是钟老招呼他过去，钟老给他保留了一个座位。 别人喝酒吃菜，兴致非常好。总经理和周主任坐在另外一席。他这一桌的同事们都过去敬了酒，就只有他一个人不曾去。除了钟老，谁都不理他，连小潘今天也不肯跟他讲一句话。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这个环境对他太不相宜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多么需要安静。他们并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他们。也没有人强迫他到这里来。可是他却把参加这个宴会看作自己的义务。他自动地来了，而来了以后他却没有一秒钟不后悔。他想走开，但是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 他一直是埋着头默默地喝酒。钟老偶尔对他讲两三句话，他也只是唯唯地应着。说是因为禁酒的缘故，茶房把黄酒斟在茶杯里冒充茶，免得警察来打麻烦。他现在真的把酒当作茶来喝了。没有人向他劝酒，可是他自己喝了好几杯。他知道自己酒量差，他想喝醉，想使脑筋糊涂，但是一直到席终他还是十分清醒。周主任却醉得只会傻笑，接连讲着一些不合身份的话。他趁着众人吵闹地纠缠在一起似乎在准备游艺节目的时候，一个人偷偷地溜走了。 他走出菜馆，到了冷静的街上，觉得有点冷，但是呼吸舒畅多了。他大步走着。 他急急地走到了家，欣慰地对自己说：“我还以为今天会生病，现在倒没有事了。”他上了楼。他的房门微微开着，母亲坐在方桌前做衣服，只有她一个人在等候他。房里没有树生的影子。 “你回来了？”母亲问道，她抬起头亲切地对他笑了笑。 “是，妈，”他答道。眼光还在找寻另外一个人。 “你今天没有不舒服罢。我倒担心了一天，我看你早晨出去的时候脸色不大好，”母亲说，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又把眼镜取下来，揉了揉眼睛。 “我很好。妈，你不休息一下？晚上还要做东西？”他说。 她拿起刚才放在桌上的东西给他看：“我在给你做一件汗衣。今天理箱子，找出一段平价白布来。我看你汗衣短裤破得实在不象话，趁着我还能够动针线的时候给你做两套换一下。” “妈，你也不能太累啊。这些东西缓点做也没有关系，”他感动地说；“我那两身旧的总还可以穿三五个月，以后我还可以买新的。” “买新的？你那几个钱的薪水哪里买得了？这两年你连袜子也没有买过一双。你脾气也太好了。要是没有我累着你，你或许不会苦到这样。你从不想到你自己。这几年来你瘦得多了，看起来你好象过了四十岁的人，白头发也有了好多根了，”母亲说着，眼圈也红了。 “妈，你不要老想这些事，在这个年头谁不是过一天算一天，能够活下去就算好的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她没有回来过？”他忽然问一句。 “她，你说树生吗？她回来过，又出去了，说是行里有什么事，十点钟一定回来，”母亲答道。但是她马上又改变了语调添上两三句：“你看，就是她一个人舒服。家里事她什么都不管。一天就在外面交际。”她忽然望着他，关心地说：“你今天又吃了酒了，吃得不多罢？你身体差，不宜多吃酒啊。” “我喝得不多，”他答道，又叹了一口气。他觉得不舒服极了，头晕，心和喉咙都象被什么东西在搔着一般。他打算去倒一杯开水来喝，刚走一步，身子就向右边歪了一下，仿佛要倒下去似的。他连忙站定，但是身子又接连摇晃了两下。 “你怎么啦？”母亲惊问道，便站起来。 “我喝了两杯酒，”他勉强笑了笑。母亲走到他的身边要搀扶他。他摇着头让开身子，接连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没有醉。” “那么你早点睡罢，”母亲说。 “不，我不想睡，我要等她回来。”他说着，在书桌前那把藤椅上坐下了。 “你要等她？你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是说她十点钟回来吗？”他反问道。 “她的话相信不得。你还是睡罢。” “好，我睡，我先躺一会儿也好，”他说着就站起来。 当——当，——当——当，当——当。预行警报的钟声响了。 “警报罗。妈，你躲一下罢，我今天不想走，”他说，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你不走，我也不走。你还是躺一下罢，横顺还没有放‘空袭’，”母亲镇静地说。 整个楼房里本来相当安静，现在突然活动起来了。到处都是人声，脚步声，还有关门的声音。街上有人在跑，还有更多的人在叫唤，在讲话。 “xx，你不走啊？”隔壁有人在大声问。 “我不走，敌机不会来，何必多此一举，”另一个人答道。 “这两天快打到贵州来了，说不定敌人会来一次大轰炸，至少可以扰乱人心。我得到银行界的消息，昨天贵阳炸得厉害，连报上都不敢登。我劝你还是去躲一下罢。” “那么出去走走也好，我们就一路走。” 接着是关门和走路的声音。虽然中间还隔着一段走廊，但是薄薄的木板壁很容易传声。他们的谈话被这母子两个人听见了。 “妈，你还是走罢，”他恳求道。 “不要紧，现在才是预行，”母亲慢慢地回答。 过了几分钟，空袭警报的汽笛声突然尖锐地响起来。 “妈，走得了，”他催促道。 “我等到放‘紧急’再走，”母亲答道，她仍旧安静地坐着。 “我看还是早点走好，迟了怕来不及进洞了，”他有点着急地说。母亲不曾回答。他忽然站起来，又说：“那么我们一块儿走罢。” “敌机不见得会来，走一趟太吃力，我看还是等到放‘紧急’再走好，”母亲固执地说。他不作声了。母亲又说：“就是炸死了，也没有关系。我们象这样过日子，还不如炸死好。” “妈，你不要这样说，我们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他悲愤地说，他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门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你们还没有走！”树生惊喜地说。 “你不去躲警报，怎么还跑回来？”他站起来迎着她问道。 “我回来给你送防空证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的防空证也放到我手提包里面了，刚才发觉了，特地赶回来送给你，”她含笑说道，一面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卡片递到他的手里。 他感激地对她笑了笑，接过防空证揣在衣袋里，又从那里拿出一封信来。他说：“其实我还没有想到防空证上面去。要是不发紧急警报，我们就不躲了。” “现在走罢，”树生含笑地催他；“早点进防空洞好些，”她又望着母亲说。 “我不走，我不信就会炸死，”母亲板起脸赌气似地说。 树生碰了钉子，怔了一下，但是马上又装出笑脸对他说：“你呢，你也不怕死吗？” “我很累，我不想走，”他疲倦地答道。 “那么我一个人走了，”她仍然装出笑脸说，便掉转了身子。 “树生，”他想起手里捏的一封信便唤了一声。 她回转头来。他把捏信的手伸向她，一面说：“小宣来的信，他们学堂又要他补缴三千两百块钱。你看罢。” 她走回来，接过信封，取出信笺来看了一遍。她用轻快的声音说：“好的，我明天给他寄三千五百块钱去。”她把信放在手提包里，又往外面走。 “你不为难吗？”他问了一句。 “不要紧，我可以向行里借。我总比你有办法，”她不在乎地答道，接着又问他一次：“你不去躲吗？”她看见他在迟疑，就一个人匆匆地走出去了。 “你看，她好神气，也是你才受得了！”母亲气愤地说。这时高跟鞋的声音还在走廊上响。 “不过小宣的学费也亏她。不是靠她，小宣早就停学了。我这个爸爸真不中用，”他叹息地说。 “要是我，我宁肯让小宣停学，”母亲咬着牙说。 他觉得有一口痰贴在他的喉管上，他用力咳嗽，想把痰咳出来。 “我给你倒杯开水，你忍住一下，”母亲说。等到她把开水端来，他已经把痰吐在地上了，不仅地上，他的左手背也溅了些。他看见痰里的血丝，心中一冷，连忙把手背在衣服上擦，又用脚把地板上的痰也擦去了。 “好罗，咳出来就好了，”母亲安慰他说，一面把杯子递给他。 他接过杯子，大口地喝了几口，然后勉强装出笑容，回答道：“是，我现在好多了。”他把杯子放到方桌上去，又说：“我累得很，我想睡一会儿。” “那么你不要脱衣服啊。万一放‘紧急’，跑起来也方便些，”母亲叮嘱道。 他含糊地答应着，已经走到床前和衣倒下来了。就在这一刻，他的精神和体力似乎完全崩溃了。在昏迷中他觉得母亲来给他盖上了棉被。 一二 他不肯让母亲和妻子知道他吐血的事。第二天他居然支持着到公司去办公。晚上睡得不好，精神相当差。仍旧是那单调的工作和纠缠不清的译文，周主任的厌恶的表情、吴科长的敌视的眼光和同事们的没有表情的面孔。他忍受着。他捱着时刻。他的心并不在纸上。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校出了多少错字。听见开饭的铃声，他放下笔，轻轻叹一口气，他仿佛就是一个遇赦的犯人。他的胃口还是不好，他吃得少，也不讲话。他觉得全桌的眼光都带着怜悯在看他，他不安起来。好容易放下碗，他又象得救似地嘘一口气，离开饭桌。他不敢看旁人，也没有谁理他。 他回到楼上，又在办公桌前坐下。他并不看校样。还没有到办公时间，他用不着多耗费他那有限的精力。他的眼光茫然地朝四处看。除了白茫茫的一片外，他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他疲倦，脑筋也较往日迟钝，眼皮渐渐地往下垂，头越来越重。他睡着了。 同事们的笑声惊醒了他。他连忙坐正。脑子里还装了一些古怪的影子。他从悲欢离合的梦中醒过来了。他还有一种怅惘的感觉。 办公时间近了。周主任和吴科长都不在，同事们高兴地讲着笑话。忽然一个同事提起战局，另一个同事跟着报告昨晚得到的消息。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日本人不停地向这里前进，没有人挡住他们。据说敌人已经到了宜山。 “报上都没有说，你知道！不会有这样快！”汪文宣暗暗地驳斥道，但是他只敢在心里说。 “不见得罢。怎么你的消息倒这样灵通？报上还说这两天前方战况很好，”小潘插嘴说。 “你相信报纸？你晓得报上每天有多少检查扣掉的新闻？”那个消息灵通的同事反驳道。 “是啊，这两天情形的确不妙，我有个亲戚在贵阳住家四年了，现在也要把全家搬过来，”另一个同事说。 “这算什么！我有个朋友已经定了飞机票就要搬家到兰州去罗。要逃索性彻底一点，”又一个同事说。 “所以我们公司要搬兰州，这就是彻底啊，”消息灵通的同事说。 “你去吗？”小潘问道。 “我去？恐怕公司不会要我们这班小职员去罢。你还存这个希望吗？”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其实这个同事不能算是小职员，他是出版科的科员，进公司时间久，底薪也比汪文宣的高得多。 “不要我们，总得发一笔遣散费。多支三个月薪水也好，”小潘满不在乎地说。 “三个月？我看至多也不过两个月。拿到那一点钱有什么用？逃难不够用；不逃难更不够用。况且这种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机关——”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到这里，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连忙咽下以后的话，同时做出一个可笑的怪相。 周主任来了。整个楼面立刻静下来。小潘也悄悄地回到楼下去。下半天的工作开始了。 汪文宣不出声息地坐在办公桌前。他觉得自己还是在梦中。他的眼睛看不见面前摊开的校样。同事们的谈话占据了他的整个脑子。逃难，遣散，这不就是他的毁灭吗？还有他的家庭。湘桂撤退的惨剧，他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一切，他又是一个这么不中用的人！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他一身发冷。他不敢再往下想，却又不能制止自己。他越想，心越乱。他翻过了两张校样，却没有把一个字装进脑子里去。工作，他已经不关心了。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他也不再关心了。他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毁灭！他被人宣告了死刑。他没有上诉的心思。 他昏昏沉沉地过了半点钟光景。他觉得周身不舒服，头忽然发起烧来。头有点晕。几分钟，十几分钟，半点钟，一点钟以后，热度还没有退。“一定是肺病，我昨晚还吐过血！”他断定道。“没有关系，我反正要死。”他安慰自己。心稍稍安定了。他不再象先前那样地害怕了。他却另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我死，我一个人死，多寂寞啊，”他想着，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中，抱着母亲，抱着妻，抱着小宣痛哭一场。 到下班的时候，他已经不发烧了。他觉得精神稍微好一点，慢慢地走回家去。 母亲在家里煮好饭等待他。她用慈爱的调子同他谈话，问他这一天的工作情形。吃饭的时候，母亲谈起树生，又发了一通牢骚。他唯唯地应着，他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树生并没有错。 “晚饭她既然不在行里吃，就应该回家来吃。你亲眼看见的，她一个月有几天在家？不是去找情人还有什么事！”母亲收拾饭碗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这样地直说了。 他不作声。他不相信母亲的话。但是母亲的话使他痛苦。永远是这样的控诉，仇视。“为什么不让我安静？既然你爱我，为什么不也爱她呢？你知道我多么离不开她！”他想道。但是他不敢把这答话说出来。“离不开她”四个字伤了他自己，使他感到寂寞。寂寞中又夹杂了一点焦急不安。他默默地站起来，轻轻咬着嘴唇，在屋子里走了几步。 “你没有事，要不要去看电影？我们究竟是读书人，再穷也该有娱乐啊，”母亲做完事情，过来对他说。 “我累得很，不想出去了，”他懒懒地答道。过了半晌，他又带着苦笑加上两句：“现在读书人是下等人了。看电影看戏，只有那班做黑货白货【注释1】生意的人才花得起钱。” 树生推开门进来。 “你吃过饭吗？”他惊喜地问道。 “吃过了，”她含笑地答道；“我本来想赶回家吃饭的，可是一个女同事一定要请客，不放我回来。今天行里出了一件很有趣的事，等一会儿告诉你。” “她笑得多灿烂，声音多清脆！”他想道。可是母亲只含糊地应一声，就走进小屋去了。 她换衣服和鞋子的时候，电灯忽然灭了。他慌忙地找寻火柴点蜡烛。 “这个地方真讨厌，总是停电，”她在黑暗中抱怨道。 蜡烛点燃后只发出摇曳的微光。满屋子都是黑影。他还立在方桌前。她走过来，靠着方桌的一面坐下。她自语般地说：“我就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 他默默地侧过头埋下眼光看她。过了几分钟，她忽然抬起头望着他，说：“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 “我怕你累，你休息一会儿罢，”他勉强做出笑容答道。 她摇摇头：“我不累，行里工作不重，我们又比较自由，主任近来对我很好，同事们都不错。就是——”她停顿一下，忽然改变了语调，皱了一下眉头。“我在外面，常常想到家里。可是回到家里来，我总觉得冷，觉得寂寞，觉得心里空虚。你近来也不肯跟我多讲话。” “不是我不肯讲话，我怕你精神不好，”他惶恐地分辩道。这不是真话，事实是：他害怕讲多了会使她不高兴，并且每天他和她见面的时候并不多。 “你真是‘老好人’！”她带笑地责备道。“我一天精神好得很，比你好得多，你还担心我！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常常想到别人却忘了你自己。” “不，我也想到自己，”他笨拙地辩道。 母亲的房里没有声息，烛光摇晃得厉害，屋角的黑影比先前更浓。从二楼送来一个小孩的咳嗽声和哭声。窗外索索地下起小雨来。 “我们打两盘b idge罢，”她忽然站起来，兴奋地提议道。 他很倦，他不想玩“桥牌”。可是他立刻答应了，并且去把纸牌拿来，放到方桌上。他坐下来洗牌发牌。 他看得出来她的兴致愈来愈差。他自己对玩牌更少兴趣。刚玩了两副，她忽然厌倦地站起来说：“不打了，两个人打没有趣味。而且看不清楚。” 他默默地把纸牌放进盒子里，低声叹了一口气。他注意到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流了一大滩在方桌上。他找着剪刀，把烛芯剪短了。 “宣，我真佩服你，”她站在方桌前看他做着这一切，忽然用激动的声音说。他惊讶地抬头望着她，不明白她的意思。“你真能忍耐，什么你都受得了，”她带着抱怨的调子继续说。 “不忍受又有什么办法？”他带着凄凉的微笑答道。 “那么你预备忍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我烦得很。宣，你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过这种生活？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得好一点？” “我想，总有一天，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 她不等他说完，便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头：“我不要再听抗战胜利的话。要等到抗战胜利恐怕我已经老了，死了。现在我再没有什么理想，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她激动地甚至带点气愤地说。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过了半晌他才吐出一句话：“这要怪我没有出息。”这句话是用痛苦和抱歉的调子说出来的。 “怪你有什么用？只怪我当初瞎了眼睛，”她烦躁地说。话刚出口，她的心就软了，但是她要咽住话已经来不及了。每个字象一根针似地刺进他的心。他捧着头，默默地用他的十根手指抓他的头发。她连忙走到他的身旁，温柔地说：“原谅我，我的心乱得很。”她把他的右手从头上拿下来，紧紧地捏在自己的两只手里，捏了许久。她忽然觉得一阵心酸，便放开了它，走到窗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注释1】黑货：指鸦片烟；白货：指大米。 一三 他继续过着这样的平凡、单调而痛苦的日子。是什么一种力量支持着他那带病的身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每天下午发着低热，晚上淌着冷汗。汗出得并不太多。他对吐痰的事很留心，痰里带血，还有过两次。他把家里人都瞒过了。母亲只注意他的脸色，她常说：“你今天脸色又不好看了。”他照例回答她：“我觉得倒还好。”母亲痛苦地看他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她不会知道他的心。有一次妻在旁边听见母亲讲起他脸色怎样的话，妻冷冷地插嘴说：“这两年来他脸色哪一天好看过！”妻说的是真话。但是妻也不知道他的心。关切，怜悯——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点。母亲似乎比妻更关心他，母亲似乎更少想到她自己。但是连母亲也减少不了他内心的痛苦。 “活着好，还是死好？”他常常偷偷地想着，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他觉得“死”就在前面等他。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死”。他回到家中，母亲的关心和妻的怜悯并不曾给他多大的安慰。母亲喜欢诉苦，妻老是向他夸耀丰富的生命力，和她的还未失去的青春。他现在开始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也怕看妻的容光焕发的脸庞。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要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她们的确不了解。她们也许觉得他有时会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她们，但是她们并没有特别担心。母亲或许担心，可是她的叮嘱和询问（叮嘱他小心身体，问他是不是有病）反而增加他的害怕和痛苦。“她就要看出来了，”他对自己说，他更加小心起来。有一次母亲谈起他的身体，妻立刻接口说：“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妻还掉过眼睛来看他，这次是真诚的要求：你去一趟罢。“我很好，我很好，”他慌张地答道。“去检查一次究竟稳当些，”妻说。他不直接回答她，停了片刻，他才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象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 母亲愤愤不平地叹了一口气。妻想了想，才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象他们那样。不过我们活着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她皱着眉头，脸上掠过一个阴影。但是阴影立刻散去了。她的脸上不留一点忧郁的表情。 “想办法？我看拖到死都不会有办法，前年说到去年就好，去年说到今年就好，今年又怎么说呢？只有一年不如一年！”母亲终于在旁边发起牢骚来了。 “这要怪我们这位先生脾气太好罗，”妻带了点嘲笑的调子说。 母亲变了脸色，接着说：“我宁肯饿死，觉得做人还是不要苟且。宣没有一点儿错。” 妻冷笑了两声，过了两三分钟又自语似地说：“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认真，何必自讨苦吃！” “这是我甘心情愿。无论如何，做一个老妈子，总比做一个‘花瓶’好，”母亲气冲冲地说。 “妈，不要说了，树生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并没有不同，”他连忙插进来劝解道，他害怕再听她们的争吵。 “不同，完全不同！”妻挣红脸用劲地说。“现在骂人做‘花瓶’，已经过时了……” “树生，你不要多说。都是我不好，连累大家受苦，也怪不得妈，”他着急地向妻央求，拉开她。他又低声对她说：“妈上了年纪，想不通，你让她一点罢。” “哪里是她想不通，明明是你想不通！”妻气恼地骂他，但是声音不大，她坐到床沿上不再作声了。 “当然啊，现在人脸皮厚了，什么都不在乎了，”母亲还在一边嘲骂道。 他正要过去安慰母亲，忽然听见有人在唤“汪先生，汪太太”。他吃惊地向房门那边看去。隔壁的张太太苍白着脸立在门前。 “张太太，请进来坐，”他连忙招呼道，妻和母亲也跟着向那个女人打招呼。 “汪先生，你看这里不要紧罢？我真害怕，要是逃起难来，我们外省人简直没有办法，”张太太刚刚坐定，便惊恐地睁大两只眼睛说。 他没有答话，倒是妻先说了：“我看不要紧。外面谣言很多，我就不去理它。” “谣言？你听到什么谣言？”他惊问道，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了。 “说是日本人已经到了南丹，逼近贵州了。行里同事都是这么说，”妻相当镇静地回答。 “我听说已经进了贵州啊。我们张先生的机关在准备搬家。不过我们小职员是跟不去的。以后怎么办呢？汪先生，你是本地人，你要照料我们啊！”张太太用了惊恐、焦急的声调央求他。 他心里想：你还找我，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可是他却答道：“好，我一定帮忙。” “我们想到乡下去躲一下，最好你们去哪里，我们也一起去，”张太太又说。 “现在就去躲？还早罢。张太太，你不要怕。到那个时候总可以想办法，”妻微笑地安慰那个带病容的年轻女人。 “我就是说，将来万一要逃难。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我去告诉我们张先生。他听见也就放心了，”张太太站起来，说着感激的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多坐一会儿罢，”妻挽留道。 “不坐啦，不坐啦，”张太太一面说一面往房门外走。 客人走后，房里三个人沉默了两三分钟，母亲忽然发问：“宣，真的要逃难吗？” 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不敢回答。 “不会的，不会坏到这样，”妻接嘴说，她的脸上现出平静的笑容。 但是第二天妻下班回来，就皱着眉头对他说：“今天消息的确不大好，说是连独山也靠不住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那么我们怎么办？”母亲张皇地插嘴问道。 “除了等着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他断念似地说，又凄凉地笑了笑。他并不害怕，他只有一种疑惑不定的感觉。死，活，灾难对他并没有什么区别。要来的事反正会来，他没有力量挡住它。不来的，更用不着害怕它。 “我们不能等死啊，”母亲焦急地说。 妻怜悯地笑了：“不会到这样地步。该走时大家都会走开。今天还有个同事约我到乡下去暂避一下，说是怕敌人来个大轰炸。我也没有答应。” “你自然比我们有办法，”母亲生气地嘲讽道。 “也许罢，我高兴走的时候，我总走得了，”妻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 “可是小宣呢？可是小宣呢？我跟宣两个人你可以不管，小宣是你亲生的儿子，你不能丢开他啊！”母亲挣红脸，大声说。 他的眼光轮流地望着这两个女人的脸。他想说：“我都要死了，你们还在吵！”可是他不敢说出来。 “小宣有学校照顾他，用不着你们操心，”妻冷冷地说。 “好的，这样你可以跟着男朋友到处跑了。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妈！”母亲咬牙切齿地骂道。 “对不起，我不是你那样的人，我也不想活到你那样的年纪，”妻开始变脸色，大声回答。 “树生，你就让妈多说两句罢，都是一家人，何必这样！说不定过两天大难一来，大家都会——”他忍耐不住，终于痛苦地高声说了。他觉得头痛得厉害，便闭上嘴咬紧了牙齿。 “我并不要吵，是你母亲吵起来的，你倒应该劝劝她，”妻把头偏向一边，昂然说。 “我不要听你那些花言巧语，”母亲指着妻骂道。 “你们吵罢，你们吵罢，”他气恼地在心里说。她们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撞击，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炸开了，他再不能忍耐下去。他默默地走向房门。她们不理他。他走出门，一口气跑下楼去。 他走在人行道上，脑子里还是乱烘烘的。夜的寒气开始洗他的脸，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 “到哪里去呢？”他问自己，没有回答。他无目的地走着。他又到了那个冷酒馆的门前。 “你应该使自己忘记一切，”好象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朝那个小店里面望。桌子都被客人占据了。只有靠里那张方桌比较空，只坐了一个客人，穿一件旧棉袍，头发长，脸黑瘦。那个人埋着头喝酒，不理睬旁人。“我去拼个位子，”他低声自语道，就走进去，在那个人的对面拉开板凳坐下来。 “来一杯红糟！”他大声说。堂倌送来一杯酒。他马上端起杯子，大大地喝了一口。酒进到肚里，一股热气冒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 “文宣，”对面那个客人忽然抬起头来看他，唤他的名字。他呆呆地望着那张带病容的黑瘦脸，一时认不出是谁来。 “你认不得我？你吃醉了吗？连老同学——”那个人痛苦地笑了笑。 “柏青！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他睁大眼睛，吃惊地说，打断了那个人的话。相貌全变了，声音也哑了，两颊陷进那么深，眼里布满了血丝。围着嘴生了一大圈短短的黑胡子。“你做了什么事？还不到一个月！”他问着，他有点毛骨悚然了。 “我完了，我已经死了，”那个人嘶声回答，还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笑得象在抽筋似的，牙齿黄得可怕。 “不要这样说，柏青，你是不是生过病？”他关心地问，他忘记了自己的苦恼。 “病在这里，在这里！”那个人用手指敲着前额说。 “那么，你不要喝酒了，快回家去休息，”他着急地劝道。 “我要吃，吃了酒才舒服啊，”那个人狞笑地答道，却并不去动面前的酒杯，那里面还有大半杯酒。 “那么你快喝干，好回家去，”他催促道。 “家！我哪里还有家？你要我到哪里去？”那个人冷笑说。 “你住的地方，我陪你回去，”他说。 “我没有住的地方，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那个人生气地答道，突然端起杯子，把酒一口喝光了。“痛快！痛快！”他大声说。“我白读了一辈子书，弄成这种样子，真想不到！你知道我住在哪里？有时候我睡小客栈，有时候我就睡马路，我还在你们大门口睡过……” “你喝醉了，不要多说，我们走罢，”他截断了那个人的话，一面站起来叫堂倌来把两个人的酒钱收了。他拉着那个人的膀子，接连说：“走，走。” “我没有醉，我没有醉，”那个人不停地摇头说，不肯站起来。 “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喝茶去，”他说。 “好罢，”那个人站起来，身子摇摆一下，又坐下了。“你先走罢，我多坐一会儿，”那个人痛苦地看了他一眼，有气无力地说。 “那么到我家去坐坐，树生还一直记挂你的太太，”他温和地说，刚说出“太太”两个字，他马上明白自己说错了话，便闭上嘴不作声了。 “你看我这样子怎么能到你家里去！”那个人说，两腮略略动了一下，接着埋头看看自己的胸膛，右手五根手指在旧棉袍的油腻的前胸上敲了两下：“我穿这样的衣服。”摸摸下巴：“我这样的脸貌。”又摇摇头：“不，我不去。我已经死了，你的老同学唐柏青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管这些？穿什么衣服，住什么地方，跟朋友有什么关系呢？朋友们都不理我，也好，横竖我已经死了，死了。”最后勉强笑了笑：“你回去罢，不要理我。啊，刚才你还说，你们都记挂我内人。你们都记得她，我怎么能够忘记她！” 汪文宣掉转头看了看四周，几张桌子上客人的眼光全向着他的同学。他脸红了。 “快走罢，那些人都在看你，”他低声催促道。 “看我？让他们看罢，我们都是一样，”那个人抬起头望着他，两眼射出一种类似疯狂的眼光，“到冷酒馆来吃酒的就没有一个快活的人。你也一样。”汪文宣听见这句话，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仍旧低声在催促：“不要说了，我们走罢。” “势利，势利，没有一个人不势利！”那个人只顾自己地说下去。“我把人看透了。我那些老朋友，一年前我结婚，他们还来吃过喜酒的，现在街上碰见，都不理我了。哼，钱，钱！”勉强做出轻蔑的笑容。“没有人不爱钱，不崇拜钱！我这个穷光蛋！你死罢，最好早点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好！”忽然站起来：“我跟你去看看大嫂。我内人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要到府上去拜望大嫂，现在……”说不下去开始抽泣了。 汪文宣拉着那个同学的膀子走出了酒馆。两个人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同学忽然站住，说：“我不去了。” “那么你到哪里去呢？”他问。 “我也不知道。你不要管我，”那个人坚决地说。 “柏青，这样不行，你到我家里去住一晚罢，”他同情地劝道，又把那个人的膀子拉住。 “不！不！”那个人摇头说。 “柏青，你不能这样，你该记得你从前的抱负，你振作起来罢，”他痛苦地大声说。他只想哭。 他们又往前走了几步，刚刚要转进他住的那条街，那个人忽然固执地大声说：“不，我要走。”又说：“你放我！”挣脱了他的手，那个人就跑下马路朝对面跑去。 “柏青！柏青！”他失望地唤着。他要跑过去追那个人。他听见一阵隆隆的声音，接着一声可怖的尖叫。他的眼睛模糊了，他仿佛看见一辆大得无比的大卡车在他的身边飞跑过去。 人们疯狂地跑着，全挤在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十字街口马上围了一大群人。他呆呆地走过去，站在人背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觉得一个可怖的黑影罩在他的头上。 “好怕人！整个头都成了肉泥，看得我心都紧了，”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 “我说象这样的地方，根本就不应该行驶卡车。这个月辗死好几个人了。前天在小十字辗死一位年轻太太，那才惨！车子也是逃掉了，还跌伤一个警察，”另一个声音说。 他醒了过来。他明白了。他恐怖地、痛苦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喉咙哑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他一脸。他心里难过得厉害。他浑身发冷。 他悄悄地离开人群走回家去。没有人注意他。只有一个声音伴送他到家。那个熟习的声音不断地嚷着：“我完了，我完了。” 他推开房门。电灯相当亮。妻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书。她放下书抬起头看他，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亲热地问了一句：“你又到冷酒馆去了？” 他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才费力地吐出一句：“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可怕的梦。” 母亲从里屋跑出来，大声说：“宣，你回来了！” “什么梦？你怎么了？休息一会儿罢，”妻温和地说。 他想答话。但是那声可怕的尖叫还在他的脑子里震响。他的精力竭尽了，他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努力支持着。两对急切、关怀、爱怜的眼睛望着他，等待他的答话。他一着急，嘴动了，痰比话先出来，他的心在燃烧。 “血！血！你吐血！”两个女人齐声惊呼。她们把他搀到床前，让他躺下来。 “我完了，我完了，”他迷迷糊糊地念着那句可怕的话，脑子里还响着那声尖叫，眼泪象水似地流下来，他觉得他再没有力气挣扎了。他顺从地闭上了眼睛。 一四 他一晚上不停地做着可怕的梦。早晨醒来，他疲倦，发烧，四肢无力，心神不安。 母亲和妻不再争吵了，她们一样亲切地看护着他。下午医生来给他诊病。是一位中医，还是妻去请来的。妻相信西医，主张请大川银行的医药顾问，可是母亲坚持着请中医。他不愿意得罪母亲，妻也只好让步。她到他服务的图书公司去替他请了病假，又到大川银行去为自己请一天假，然后去请医生。医生张伯情是他母亲的一位远亲，在这城里行医三四年，也还有一点名气，每次到他们家来诊病，除了车费外，并不另收诊费。他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更赞成请中医诊病。“西药多贵！只要少花钱就好！我哪里来那些钱呢？”他这样想道。 医生是一个和善的老人，仔细地把着脉，问着病情，又用温和的调子安慰病人和家属，说这是肝火旺，又加上疲劳，并不是肺病，养息几天就会慢慢地好起来。 妻不大相信医生的话，母亲却很相信。他则是将信将疑。但是无论如何医生使他们三个人都心安了。他渐渐觉得中医也很有道理。“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地看病吃药，怎么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呢？”他安慰自己地想着，他又看见了一线希望，死的黑影也淡了些。 妻出去买了药回来，母亲拿来煮给他吃了。吃过药，他睡了一觉。他睡得不好，老是觉得透不过气来。 傍晚时分，他的热度加高，他又落进了可怖的梦网里。庞大的黑影一直在他的眼前晃动，唐柏青的黑瘦脸和红眼睛，同样的有无数个，它们包围着他，每张嘴都在说：“完了，完了。”他害怕，他逃避。他走，他跑。多么疲倦！但是他不能够停住脚。忽然他走进了荒山。他看不见人影。他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天黑了。他在黑暗中摸索。好累人的旅行啊！忽然他看见了亮光，忽然四周的树木燃烧起来。到处是火。火燃得很旺，火越逼越近。他的衣服烤焦了。他不能忍受，他嘶声大叫：“救命！” 他醒了。他躺在床上，盖着棉被，一身都是汗，口里发出痛苦的**。 “宣，你怎么啦？”妻坐在床沿上，埋下头唤他。“你心里难过吗？”她温柔地问。 他叹了一口气，望着她，并不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问她：“你下班多久了？” “我今天请了一天假，不是跟你说过吗？”妻惊讶地说。 “我忘记了，”他答道。接着他加上一句解释：“梦把我弄昏了。”停了片刻他再说：“我梦见……好象是……我那个老同学给汽车压死了。” 他骗了自己，把真实当作梦景了。 “老同学？你说哪个？”妻惊问道。她慢慢地伸过手去摸他的前额。前额润湿，热已经退了。 “唐柏青，我们在百龄餐厅吃过他喜酒的，他太太生小孩死了，我前不几天才跟你讲过，”他吃力地说。 “是，你跟我讲过，我记得。你不要多讲话，不要想别人的事情，你精神差，先前还在发热。你再睡一会儿罢，”妻温柔地安慰他。 “我怕睡着了，又会做怪梦，”他象小孩似地诉苦道。 “不会的，你什么也不要想，你安心地睡。我在旁边陪着你，你不会做怪梦，”妻含笑地对他说。 “妈呢？”他又问。 “妈在煮饭。你睡罢。等会儿又要吃药了，”她说，把头掉开不再看他。 过了半晌他忽然说：“请你给我倒一点茶。”他并不真想喝茶，不过想跟妻谈话。 妻倒了大半杯热茶来，他抬起头就在她的手里喝了三口，说一句“谢谢你”，又把头放下去。 “你可以再睡一会儿，”妻说着站起来，去把茶杯放在方桌上。 他刚闭上眼睛，又睁开。他偷偷地望着妻，不让她觉察出来。但是过了十多分钟，他忍不住了，又喊着妻的名字，又对她说话。 “树生，我看我的病不会好了，”他说。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她柔声责备他，脸上露出好意的微笑；“医生不是说吃两副药，静养几天就会好吗？” 他停了片刻才说：“可是你并不相信中医。” 妻一时答不出话，后来便说：“可是妈很相信啊，况且他是你们的亲戚，不会对你说假话。” “这个年头哪个不说假话啊！”他苦笑道。“我知道我的病，我这个身子拖不到抗战胜利。也好，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我只会累你们。”他好象在自言自语，最后声音变了，他突然闭了嘴。妻注意到他在淌眼泪，她心里也不好过。她只说了一句：“你不要这样说，”便用力咬自己的下嘴唇。 “还有妈年纪大了，生活又苦，脾气更不好，有时候多发几句牢骚，希望你能够原谅她，她的心是好的，”他哀求地往下说，他吐字慢，不象刚才那样激动。 “我知道，”她说了三个字，埋着头，伸过右手去捏住他的左手，她也想哭。 “谢谢你。我现在睡了，”他似乎放心地说。 电灯光孤寂地照着这个屋子。光线暗得很，比蜡烛光强不了多少。那种病态的黄色增加了屋子的凄凉。他闭着眼，半张开嘴，一张瘦脸好象涂上一层蜡，显得十分可怜。 她仍旧捏住那只手不放松，仍旧坐在床沿上，用寂寞的眼光看各处。同情和爱怜使她苦恼。但是另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搔她的心。 “为什么我们应该过这种日子？”一个不平的声音在她的心里说。 她觉得右手里捏的那只手非常软弱无力，并且指头发冷。她想抗议：“这就是他忍受的报酬！我不能——” 她吃惊地看他一眼。他轻微地吐着气。现在他似乎舒服多了。似乎并没有噩梦惊扰他的睡眠。她轻轻地放开他那只手。她又伸手去摸他的前额。她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隔壁传来一阵沙沙的语声。从街中又传来几声单调的汽车喇叭声。老鼠一会儿吱吱地叫，一会儿又在啃楼板。牠们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停过。这更搅乱了她的心。她觉得夜的寒气透过木板从四面八方袭来，她打了一个冷噤。她无目的地望着电灯泡。灯泡的颜色惨淡的红丝暖不了她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就是这样拖。前两三年还有点理想，还有点希望，还可以拖下去，现在……要是她不天天跟我吵，要是他不那么懦弱，我还可以……”她一个人自言自语，这次她皱起了眉头。她心里更烦，她不知道怎样安放她这颗心。她在屋子里踱起来。但是踱了几步，她又停止了，她害怕脚步声会惊醒他。 半掩的房门突然大开了，母亲捧着饭锅子进来。 “她也在吃苦啊，”她看见母亲那种吃力的样子，不禁这样想道。 “他睡了？”母亲的憔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脸向着床低声问她道。 她点点头，小声回答：“这回好象睡得还好。” “那么让他多睡一会儿，等他醒来再吃药罢，”母亲说；“我们先吃饭。” 她和母亲对面坐着吃了一碗饭。母亲的胃口不好。她觉得寂寞，觉得没趣，在饭桌上勉强和母亲讲了几句话。 “她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她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这并没有减轻她的寂寞之感。 “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够牺牲自己？”她更烦躁，她第二次在心里责备自己。 但是这一晚终于平静地过去了。 第二天起他的病势稍微减轻了。树生仍旧每天到银行去办公，不过上午去得较晚，午后下了班便回到家里来。她暂时断绝了同事间的交际。她帮忙母亲烧饭，有时候还照料他吃药和吃早饭、晚饭。晚饭后他不想睡觉时，她还陪他谈些闲话。她谈着她那个银行里的种种事情，她什么都谈，就只不谈时局。 中药似乎很有功效。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母亲当着妻的面称赞中医高明，妻并没有反驳，只是微微一笑。其实有效的药倒是妻的态度的改变。他需要的正是休息和安慰。 “日本人究竟打到了什么地方了？”他觉得病渐渐好起来、精神可以集中时，就常常想着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敢问她，他害怕听到一个令人心惊的回答。有时候他也注意地看她的脸色，他想从她的表情上猜出战局的好坏，但是这没有用。在这些天里她常常给他看到她的温和而愉快的表情。偶尔他看见她在沉思，但是她马上就用笑容掩饰了一切。她不再跟母亲吵架了。他有时也看见（当他闭着眼或者半闭着眼假寐时）她们两个人坐在一处交谈。“只希望她们从此和好起来，那么我这次吐血也值得，”他也曾欣慰地这样想过。 一天妻下班回来，很兴奋地对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贵阳大轰炸全是谣言，独山失守也是谣言，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进贵州。” 她灿烂地笑了，他喜欢看她这样的笑容。 “真的？”他高兴地吐了一口气，用感谢的眼光望着她。“明天我倒想出去看看，”他慢慢地说。 “你才只睡了五天。至少你要睡上十天半月才好，”妻劝他道。“你只管养病好了，别的事情你一概不用管。” “钱呢？”他问道。 “我有办法，你不必管它，”妻回答。 “不过多用你的钱也不好。你自己花钱的地方很多，小宣也在花你的钱，”他抱歉地说。 “小宣不是我的儿子吗？我们两个人还要分什么彼此！我的钱跟你的钱不是一样的？”她笑着责备他道。 他不作声，他找不出话来驳她。 “前些天我们行里在闹着调整待遇，后来因为湘桂战事搁下来了。现在又在说，战事好转以后就要实行调整。调整后我的收入可以增加三分之一，所以多花点钱也不要紧，”她看见他闭上嘴在沉思，便又含笑解释道。 “不过这总不大好，我过意不去。想不到我活到这样大，连自己也养不活，”他沉吟地说。 “你怎么这样迂！连这点事也想不通。你病好了，时局好了，日本人退了，你就有办法了。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将来我还是要跟你一块儿做理想的工作，帮忙你办教育，”她温和地安慰他。 “是啊，日本人打退了，我就有办法了，”他喃喃地自语道。 母亲端着饭锅子进来了。 “妈，让我来，”她走去迎母亲，想从母亲手里接过锅子来。 “你快去看看宣的稀饭，不要烧焦了。这个我自己会弄，”母亲摇摇头说。但是她仍然检了一张旧报纸放在桌上给母亲垫锅子。 他望着妻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他感激地暗暗对自己说：“她仍然对我好。不管我多么不中用，她仍然对我好。这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我不好意思多用她的钱。她会看轻我的，她有一天会看轻我的。我应该振作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忍不住出声念着她刚才说过的话：“时局好了，日本人打退了，就有办法了。我将来还是回到教育界去。” “你要什么，宣？”母亲以为他在对她讲话，便过来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摇头说，他好象刚刚走进一个梦境，就突然被他母亲唤醒了。这个阴暗寒冷的房间能够给他什么希望呢？ 母亲还立在床前，她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前额，轻轻地问道：“你现在觉得怎样？” “很好，”他答道。“我觉得药很有效。” “明天再请医生来一趟，”她说。 “不必了，我已经好了，”他说。心里却想道：“我哪里有钱看病吃药啊？你真要我靠树生过日子吗？” 妻进屋来照料他吃了稀饭。电灯突然熄了。“怎么今晚上又停电？”他扫兴地说。“他们总不给你看见光明，”他诉苦地又加了一句。 “光明？你现在也要光明了？”妻说。他不知道妻是在赞美他，还是在讽刺他。 母亲点燃了蜡烛，又走出去了。屋子里亮起来。但是摇曳不定的惨黄色的烛光，给每一件东西都抹上一层忧郁的颜色。两只老鼠穿过屋子赛跑。楼下有一个女人用凄凉的声音给小孩叫魂。 “光明，我哪里敢存这个妄想啊？”他叹口气断念地说。 “你不要悲观，你好好养病罢。你还有一道药要吃。我去给你弄来，你吃了药好早点睡觉，”妻柔声安慰道。 “不，你自己先吃了饭再说。其实吃不吃药都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并不相信这种药。你吃过饭再给我吃药也好，也许这种药很有用处，我觉得今晚上人好多了。我有点怕吃这种药，真苦啊。不过也有人说药越苦越灵验。妈相信这种药。她的世界里就只有我同小宣两个人，偏偏我又不中用。”他勉强笑了笑。“你快去吃饭。妈怎么不进来？她还在弄菜吗？她一定是在给我弄药。她真是太好了。你快去看看她。你们快点吃饭罢。我可以闭上眼睛睡一会儿。”他又笑了笑。“你快去！我今天很高兴，战局好转，也免得大家逃难；不然我这个身体会累坏你们。” 妻走出了房门。他的眼光无力地向屋子四周移动。烛光摇晃得厉害。屋里到处都是阴影，他什么也看不透。他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妻回来得很早。她锁住眉头，疲倦地走进屋来，招呼了他和母亲，勉强地一笑，就默默地在书桌前坐下了。 “你怎么今天回来得这样早，还不到下办公时间？”母亲问道。 “行里没有事，坐着心烦得很，所以我早退了，”妻没精打彩地答道。 “你今天没有什么应酬罢？”母亲无意地问了一句。 “没有，”妻摇摇头；过了片刻，她又说：“今天消息不大好，大家都没有心肠办公。” “究竟怎么啦？”母亲变了脸色问道。 “听说独山已经失守了。又说日本人已经过了独山，就要到都匀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宣又在害病！”母亲慌张地说。“你看日本人会不会打到四川来？” “我想也许不会。不过打来了，我们也只有逃难。我可以跟着银行走，就是宣的问题——”妻皱着眉头沉吟地说，但是母亲打断了她的话。 “你自然有办法。不过我跟宣，还有小宣，我们往哪里去好？我们赤手空拳怎么好逃难？偏偏小宣两个星期都没有进城，说是功课忙。宣又在害病，真急死人！”母亲只顾诉苦地说下去，她带着一种徬徨无依靠的可怜样子。 “妈，我的病差不多全好了，我可以走动，你不要担心。我们公司一定也有办法安置我们，”他忍不住提高声音插嘴说。关于公司的话，是他说来安慰母亲的，那只是他的妄想，话一说出，他马上看见了周主任的冷冰冰的脸孔和严厉的眼光，他的心就冷了半截。 “你们公司有办法？你太老好了！你对公司还有什么指望？我看那个周主任就不是个好人，他那对贼一样的眼睛真讨厌！”妻带了点气愤地说。“要是我有办法，我一定不让你在他手下做事。” 他知道她说的是真话。但是当着母亲的面说出来，这种真话伤了他的心，引起了他的反感。“为什么我不能在他手下做事？我是靠我的劳力吃饭的！”他分辩道。 “你的话不错。可是他给你吃饱没有？你应该记得你过的是些什么日子！你甘心受他那种人欺负，太不值得！”妻说。 “记住有什么用？过去的横顺已经过去了，”他叹口气说。 “可是你还有将来啊，宣，你不应该灰心，”妻又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非常柔和，眼睛里涌现了泪水。 她的声音使他吃惊，他感激地望着她的眼睛。 “汪先生！汪先生！”隔壁张太太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把他的眼光唤到房门口去。 “请进来，请进来，”母亲连忙大声招呼。 张太太推开掩着的门进来。“汪太太，你今天下班早！”她没有想到会看见树生在房里。“汪先生今天身体好些了罢？”然后她又向着他的母亲：“老太太，你这两天够辛苦啊！”再后：“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一定要请你们帮忙。要逃难，让我们跟你们一道。我跟我们张先生，带个两岁小孩，又是外省人，无亲无戚，逃难，没有钱，又没有车。他们的机关说不定随时都会撤销，不会带我们走的。万一东洋人打来，你们做做好事救救我们罢！你们本省人，到乡下去也可以，到别的县份去也可以。总之，我们跟着你们走，好不好？”她带着一种孤苦无靠的神情哀求道。 “事情还不会坏到这样罢，”他说，为了表示镇静，他勉强露出笑容。 “听说都匀已经失守，东洋人离贵阳只有几十里了，”张太太好象害怕人听见似地，做出严肃的样子压低声音说。“有人说还有一条路可以不经过贵阳就到四川来。汪先生，汪太太，实在要找你们帮忙啊！” “张太太，你不要怕，都是谣言。事情不会坏到这样，”树生温和地说。 “这两天外面人心惶惶，我们张先生没有办法，就只顾吃酒，你们看怎么不叫人着急！好的，谢谢你们啊。小孩恐怕要醒了，我回去，有事情我再过来。谢谢你们啊。”张太太的苍白脸上现出微笑。但是这微笑并没有使她的双眉开展，也不曾使她额上的皱纹平顺。她轻手轻脚地走出去了。 “树生，那么你的消息证实了，”他小声对妻说，话里不带感情，好象这是一件跟他毫无关系的事一样。 “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妻冷冷地答道，好象这件事情也跟她不相干似的，可是实际上它正搅乱着她的心。 “走，走哪里去呢？”他极力压低声音问道。 “他运动升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做经理，要调我去，”妻也极力压低声音说，她故意掉开眼睛不看他。 “那么你去不去？”他又问，声音提高许多，他无法掩饰他的慌张了。 “我不想去，我能够不去就不去，”她沉吟地答道。 “行里调你去，你不去可以吗？”他继续问。 “当然可以，我还有我的自由，至多也不过辞职不干！”她也提高声音回答。 “你一个人走了，那么小宣怎么办？宣又怎么办？”母亲忽然板起脸问道。 “我并没有答应去，我实在不想去，”妻坦然回答，母亲的话并没有激怒她。 “那么你也没有回绝他，”母亲不肯放松地说。 “不过我也说过我家里有人，我不便去。况且会不会调，还不知道。现在只是一句话。”妻的声音里带了一点不愉快，但是她还能够保持安静。 “你想抛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母亲仍然在逼她。 妻不回答，她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略略埋下头看他。她看出了他的眼泪。她默默地抓住他的一只手，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挣出一句话：“我不会走的。” “我知道，”他点着头感动地说。“谢谢你啊！”过了半晌，他又低声说：“其实你应该走。你跟着我一辈子有什么好处？我这一辈子算是完结了。” “你不要这样说，这是境遇，不能怪你。这两年你也苦够了。你先养好身体再说，”妻感激地安慰他。 “不怪我，又怪谁呢？为什么别的人又有办法？”他说。听见她这样安慰的话，他更不能压下责备自己的念头。 “这是因为你太老好，”妻微笑说，她的眼光里含着爱和怜悯。 老好！这两个字使他的心隐隐地发痛。又是这个他听厌了的评语！虽然她并没有一点讥讽他的意思。他不再作声了。他想着那个他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不要做老好人！”“可是怎样才能够不做老好人呢？”“没办法。我本性就是这样。”这三句话把他的一切不平和反抗的念头消耗尽了。他这几年的光阴也就浪费在这个问题上面。于是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怎样，你又不快活了？”妻吃惊地问。 “没有，”他摇摇头说，他这时才注意到母亲已经回到小屋去了。 “那么，你再睡一会儿。我就在家里陪你。我不会一个人走的，你不要担心，”妻温柔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他小声答应着，一面点点头。 她站起来，慢慢地走到一扇窗前，看下面的街景。窗户开在这所楼房的右面砖墙上。下面是一条小小的横街（其实只是小巷）。这所楼房比它四近的房屋都高，并没有墙壁和屋顶遮住窗内的视线。她也可以看见大街。大街是从山坡开辟出来的。迎着她眼光的正是高的一段。因此她能够看见几辆人力车衔接地从坡上跑下来，车夫的几乎不挨地悬空般跑着的双脚使她眼花缭乱。 “他们都忙啊，”她自语道，这是她随口说出来的，声音低，只有她自己听得见。她说这句话好象并没有用意，但是又象有很多意思。她心里仿佛装了不少的东西，但是又好象空无一物。她并不想看什么，却一直站在窗前望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她觉得“时间”象溪水一样地在她的身边流过，缓缓地，但是从不停止。她的血似乎也跟着在流。 “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地过完我一辈子？”这是她心里的声音。她不能回答。她吐了一口气。 忽然门上起了两下叩声。她吃惊地掉转身子。银行里的工友推开掩着的门进来。 “曾小姐，陈主任有封信给你，”工友把信递给她。 她拆开信，看完了信上的寥寥几句话。他约她到胜利大厦吃晚饭。她默默地把信笺撕了。 工友站在她面前，等候她的回话。“知道了，你回去罢，”她吩咐道。 “是，”工友唯唯应着，掩上门走出去了。 她把撕碎了的信笺揉成纸团捏在手里，背靠着窗站了一会儿。屋子渐渐地在褪色，但是夜象一管画笔，在屋角胡乱涂抹。病人的脸开始模糊了。他在床上发出急促的呼吸声。不知道他做着怎样的梦。母亲在小屋里没有一点声息。他们把寂寞留给她一个人！她觉得血在流走，不停地流走。她渐渐地感到不安了。“难道我就这样地枯死么？”她忽然起了这个疑问。她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她并不想去赴陈主任的约，她甚至忘记了手里那个撕碎的纸团。 母亲从小屋走出来，扭开了这间屋子的电灯，又是使人心烦的灰黄光。“啊，你还没有走？”母亲故意对她发出这句问话。 “走？走哪里去？”她惊讶地问道。 “不是有人送信来约你出去吗？”母亲冷笑道。 “还早，”她含糊地回答道。她略略埋下头看了看那只捏着纸团的手，忽然露出了报复的微笑。现在她决定了。 “今天又有人请吃饭？”母亲逼着再问一句。 “行里的同事，”她简单地答道。 “是给你们两个饯行罢？” 母亲的这句话刺伤了她。她脸一红，眉毛一竖。但是她立刻把怒气压住了，她故意露出满不在乎的微笑，点着头说：“是。” 她换了一件衣服，再化妆一下。她想跟他讲几句话。可是他还在睡梦中。她看了他一眼，然后装出得意的神气走出了房门。她还听见母亲在她后面叽咕，便急急地走下楼去了。 “你越说，我越要做给你看，本来我倒不一定要去，”她噘起嘴气恼地自语道。 一五 她坐人力车到了胜利大厦。陈主任在门口等候她。他陪她上楼。他已经在餐室里定好了座位。他帮忙她脱去大衣，让她坐下来。他坐在她的对面。他含笑地望着她，看得她有点不好意思。她便开口先说： “飞机票弄好了吗？” “弄好了，大后天走，”他换了一个比较紧张的表情回答。 “很好，那么再见了。明年还回来罢？”她笑着说。 她这笑容使他不知道她的真意是什么，但是这鼓舞着他。他做出恳切的表情，低声说：“树生。”他唤她的名字，这还是第一次，以前他都称她为“密司曾”。她听见这个称呼，吃了一惊，脸微微红一下。他接下去说：“我刚才得到可靠的消息，敌人已经打进了都匀，看这情形是挡不住的了，还有谣言说贵阳已经靠不住了。” “不会这样快罢？”她摇摇头说，极力掩饰她心里的恐惧。 “快得很，简直叫你想不到！”他差一点要把舌头伸出来了。这时茶房端上汤来，他连忙把嘴闭上，低下头拿起汤匙喝了两口汤。“你打算怎么办？” “我吗？我往哪里去呢？我还不是留在这个地方！”她故意笑着回答。 “那么日本人打来怎么办？”他又问。 “等他们打来再说。来得及就逃，来不及就躲到乡下去，”她故意装出不在乎的神情答道。她埋下头喝汤。 “这样不行，日本人来，会到乡下找花姑娘的。你还是早走的好，行里的事没有问题。我有办法给你弄张黑市飞机票，你大后天跟我走，”他做出严肃的表情说。 “大后天太快了，我来不及，”她说，抬起眼睛看他，又埋下头去。 “你还嫌快？日本人来得更快啊！”他着急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错过了就不容易找了。我说的全是真话，现在局势的确很严重，请你早点打定主意。” 她并不作声。她开始在思索。丈夫的没有血色的病脸，母亲的憎恨与妒忌的眼光，永远阴暗的房间。还有湘桂路上逃难的故事，敌人的暴行……这一切全挤到她的脑子里来。她的心乱得很，她无法打定主意。她不能再装假了。她放下汤匙，抬起头叹息地说：“我目前怎么走得了！” “走不了？你记住这是逃难的时候啊。你家庭不是很简单吗？你还有什么丢不下的！”他说。他知道她有一个丈夫和丈夫的母亲，他也知道她丈夫多病，她又跟那个母亲合不来，他也知道她不大喜欢她这个家。他却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也不知道她“丢不下的”还是那个多病的丈夫。 “太快了，让我多想想，”她摇头说，她不希望他再拿这样的话逼她。她不愿意马上就决定这个大问题。 “那么我明天早晨听回信，过了明天就难弄到飞机票了，”他说。 “等我想想看，”她沉吟地答道；但是接着她又摇一下头。“我看还是现在回答你罢：我不去了，”她含笑说。 “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你不能放过啊，”他略略变了脸色说。“你不应该为你家里的人牺牲，他们都不关心你，你何必管他们的事。” 汤盆早已收去，现在换上了炸鱼。她低着头，不做声。 “树生，你多想一想。你不能这样白白牺牲你自己啊。你还是跟我一块儿走罢，”他恳求道。 “但是他们怎么办？”她好象在对自己说话似地说。 “他们会照顾自己，你不走对他们也没有好处。你走了，还可以给他们留一笔不小的安家费。” “可是他——”她原想说“他在生病”，但是刚说出“他”字，她忽然住了口。应该说是那张黄瘦的病脸堵住了她的嘴。她不愿意在这个年纪比她小两岁的男人面前提到她的丈夫。这太寒伧了。 “在这种时候，你还想到别人，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连忙接下去说。“可是心肠好，又有什么用？你只有白白牺牲你自己，太不值得！” 他这几句话她听起来不大入耳，她冷冷地说一句：“不走也不见得就会死罢。” “树生，你不知道，战局多严重。我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他着急地说。 “我并没有说你在开玩笑，”她说，微微一笑，接着又说：“不过这里有千千万万的人，你为什么就关心我一个？” “因为我——”他答道，但是她害怕听他说出下面的话，她已经明白他的意思，她脸一红，连忙用别的话打岔了。 到最后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忽然听见邻座一个人说：“我决定全家搬回乡下去。你呢？不可不早打主意啊。” “我才逃到这里来，已经精疲力尽了，还有什么办法呢？”另一个声音回答。“我们这些‘脚底下人’【注释1】，要逃都没有去处。” “你听他们的话！”陈主任低声提醒她说。“可见时局的确严重。你非跟我走不可！” “要走也没有这样容易，我有许多未了的事啊，”她顺口答道，她有点害怕，她的心思更活动了。 “这个时候还管那些事情！你不必多讲了。你准备大后天走罢，”他激动地说。 “听你这口气，好象你要强迫我跟你走，”她微笑说，故意掩饰她的迟疑不决。 “当然，因为我关心你，”他用了颤抖的声音说。他伸过手来拿着她的一只手。 她埋下头不作声，慢慢地把手缩回，过了两分钟她忽然站起来，低声说：“我要回去了。” “等两分钟，我送你回去，”他连忙说。她又默默地坐下来。 陈主任付了帐，陪着她走下楼。他们站在大厦门前。几辆汽车叫吼着一齐开到前面空地上来。人声嘈杂。盛装的淑女、贵妇和魁梧的外国军官从车中走出，鱼贯地往旁边跳舞厅走去。 “不象就要逃难的样子。我看那些话都是谣言，”她疑惑地说。 “谣言？你还不相信我的话？”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敢说不到一个星期，这班人都会溜光的！”在他的脑中这个城市的前途是一片漆黑，除了毁灭，他再也看不见什么。 “可是走不了的人也很多，能走的究竟是少数，”她感慨地说，她又觉得她的丈夫很可怜。 “不管怎样，有办法走的人总得走啊，”他说。 他们慢步穿过汽车中间的小块空地，慢步走出了巷子。 “现在回家未免太早。我们散散步好不好？”陈主任提议道。 “我想早点回去，”她低声回答。 “迟一点也没有关系，你迟半点钟回家，不会有什么不方便。我想你在家里一定很寂寞，”他说。 她觉得末一句话搔着了她的痒处。她想拒绝他的提议，她想分辩说她在家里并不寂寞，可是她的心反抗。她咬紧嘴唇，什么话也不说。她的脚却顺从地跟着他的脚步走去。 夜并不深，可是显得十分凄凉。街灯昏暗，店铺大半关了门。只有几家小食店还在营业，虽不冷静，却也没有往日那样热闹。寒风暗暗地吹着。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带着怕冷的样子匆匆地逃走了。 “你看，一切都变了，”他带着一点威胁的调子在她的耳边说。“过两天还要更荒凉！” 她不讲话，只顾埋头跟着他的脚步走。她的眼前还浮动着胜利大厦门前淑女贵妇们的面影。“她们都比我幸福，”她不平地想道。 他们走过她住的那条街口，她甚至忘记抬头看一眼她的家所在的那座楼房。他们走向江边。他们顺着那条通到江边去的马路走着。马路蜿蜒地向下弯。他们转下坡去。在中途，在可以望到对岸的地方站住了。他们靠着石栏杆，眺望对岸的星星似的灯火。江面昏黑，灯火高低明灭，象无数只眼睛在闪动，象许多星星在私语。 就在这一段马路上，离他们有二十步光景，有一对恋人似的青年男女，也靠着石栏杆。两个人咕噜地一直讲个不停。 “我在这个鬼地方住够了，也应该走了，”他自语似地说。 “住在这里，觉得这里不好。到了别处去，又不知道怎样，”过了半晌她也自语似地说。 “无论如何总比这个鬼地方好。兰州天气好，是出名的，”他接嘴说。 “我要是去兰州，我的工作不会成问题罢？”她忽然问道。 “不成问题。包在我身上！”他兴奋地说。“那么你决定了！” “我还是决定不去，”过了一会儿她才回答一句。他不知道她是在说真话，还是开玩笑。 “我们明天再谈去兰州的事，今晚上不要再提这种事情，”他连忙岔开说。“你看夜多么静，我真想写首诗。” 最后一句话差一点惹她笑出声来，但是她竭力忍住了。她含笑问道：“陈主任还写诗吗？” “我新诗旧诗都爱读，也偷偷写过几首，写得不好，怕你见笑，”他带点慌张、也带点得意地答道。 “没有想到陈主任还是位诗人，我倒想拜读陈主任的诗，”她说。 “你不要再叫陈主任，你就叫我的名字，叫我奉光罢，”他央求道。 “我们叫陈主任叫惯了，改不过口来。还是叫陈主任顺口些，”她带笑回答说。她有点兴奋。她起了一点幻想，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幻想。 “横顺以后要改口的，”他想出这句双关话，他自己也很得意，故意停了一刻，才补上一句：“在兰州我是经理了。”他笑了笑。 “我们将来逃到兰州来，没有办法，向陈经理要碗饭吃，你不要板起面孔拒绝啊，”她也故意笑着说。 “将来？你不是大后天就走吗？”他半开玩笑地说。 她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她觉得他的热气喷到她的脸颊上来了。她便把身子移开一点。“我还没有决定啊。”接着又加一句：“我不能够丢开他们一个人走。” “你不能放弃这张飞机票啊。而且你不应该为别人牺牲你自己。而且你先走，他们可以随后跟来，而且……”他着急地说，他把一只手突然伸出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她想避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觉得自己脸红，心也跳得厉害。她没有功夫分析她这时的心理。她极力约束自己。她打断他的话：“你看对岸，看江面，看我们周围，多宁静，多和平。大家都很安静，我们何必自相惊扰。你有任务当然应该走。可是我赶去做什么呢？” “因为——因为我爱你啊，”他鼓起勇气激动地在她的耳边说。 这句话对她并不全是意外，但是她仍然吃了一惊。她浑身发热。心跳得更急。她有一种形容不出的异样的感觉。她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才好。她把头埋得更低，眼睛望着黑暗的水面。 “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你还不跟我走么？”他还在她的耳边絮絮地说。 她看见丈夫的带哭的病脸，他母亲的带着憎恶的怒容，还有小宣的带着严肃表情（和他的小孩脸庞不相称）的苍白脸，她摇着头痛苦地说：“不！不！不！”他以为她在表示她不愿意跟他走，可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三个“不”字里含着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说‘不’呢？难道你不相信我？”他温柔地问道，一只手还放在她的腰间。他俯下头去，想看出她脸上的表情，可是他的头刚刚挨近她的脸，闻到一股甜甜的粉香，他就大胆地伸过嘴去亲了一下她的左边脸颊，同时放在她腰间的右手也搂得紧些了。 “不！不！”她吃惊地小声说，连忙挣脱他的手，向后退了两步，脸涨得通红。他也跟到她身边，还要对她讲话，刚说出一个“我”字，她忽然摇摇手说： “我的心乱得很。你送我回去罢。”她又害羞，又兴奋，可是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 “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啊，”他低声催促道。 她不作声。她的脸仍然发热，左边脸颊特别烫，心不但跳得急，好象还在向左右摇来摆去。她没有一点主意，她的脑子也迟钝了。江面上横着一片白蒙蒙的雾，她也没有注意到雾是什么时候加浓的，现在却嗅到雾的气味了，那种窒息人的、烂人肺腑似的气味。夜在发白，雾弥漫到岸上来了。雾包围着她。她除了他外，看不见一个人。那一对青年男女已经被雾吞食了。她有点胆怯。她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轻轻说着：“我只会累你们。”她打了一个冷噤。她再说一句：“我们还是回去罢。”先前被引起来的那一点浪漫的情感已经消失了。 “时候还早呢！我们再找个地方坐坐好不好？”他说。 “我想早点回去，”她短短地说。“明早晨八点钟我在冠生园等你。” “那么你明天一定要回答我啊，”他郑重地叮嘱道。他很高兴，他相信她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明天，好的，”她点头答道。她把左手插在他的右胳膊底下，挽着他的右膀，走下人行道，向浓雾掩罩的街心走去。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他忽然关心地问她：“你家里有什么事情吗？你今天好象不大高兴。” “没有，”她摇摇头说，她仍旧挽住他的膀子在雾中走着。她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她有一点怕，又有一点烦，她只想抓住一件东西，所以她更挽紧他的膀子。 “这样离开你，我实在不放心，”他又说；“你在这里不会过得好。” 他的话使她想到别的事情。她觉得心酸，她又起了一种不平的感觉。这是突然袭来的，她无法抵抗。她想哭，却竭力忍住。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这一切象潮似地涌上她的心头。他说了真话：她怎么能说过得好呢？她才三十四岁，还有着旺盛的活力，她为什么不应该过得好？她有权利追求幸福。她应该反抗。她终于说出来了：“走了也好，这种局面横顺不能维持长久。”声音很低，她象是在对自己的心说话。 “那么就决定搭这班飞机罢。到了兰州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他惊喜地大声说。 “不！”她惊醒般地说。但是接着她又添上一句：“我明天回答你。” “明天？这一晚上的时间多长啊，”他失望地叹息道。 “我得回去好好想一想，这回我要打定主意了，”她说，她并没有感到爱与被爱的幸福。她一直在歧途中徬徨，想决定一条路。可是她一直决定不了。 “那么你明天不会拒绝罢，”他结束地说，希望还不曾完全消失。“明天八点钟在冠生园，我等你答复。” “明天我也许会决定走，”她说，“这里的雾我实在受不了，好象我的心都会给它烂掉似的。这两年我也受够了。”她心烦，她想反抗。可是她的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雾。她看不见任何的远景。 【注释1】“脚底下人”：当时重庆人常常称江浙等省的人为“脚底下人”。 一六 她又回到了家。进了大门，好象进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熟习，可是她不由得皱起眉头来。她似乎被一只手拖着进了自己的房间。 母亲房里有灯光，却没有声息。丈夫静静地躺在床上。他没有睡，看见她进来，他说：“你回来了。”声音是那么亲热，他没有抱怨，这倒使她觉得惭愧。她走到床前，温柔地对他说：“你还不睡？” “我等你回来，”他答道。 “你自己身体要紧啊，为什么还只想到我？”她感动地说。 “我白天睡得多，所以晚上睡不着，”他亲切地回答。“今晚上张太太又来过，她说我们这里大门口堆了很多行李，说是有一些从贵阳逃来的难民。张太太听人说连贵阳都保不住了。她劝我们早走。你看怎么样？” “我好象没有看见什么。大门口冷清清的。情形不会坏到这样罢，”她心不在焉地说。 “我也是这样想，不会这样快。其实我们这种人无钱无势，也用不着逃难。就是遇到不幸，也不过轻如鸿毛。其实活着也不见得比死好。这样一想我的心倒也定了。我一直等着你回来，想跟你谈谈。”他小心地压低声音：“我跟妈常常谈不拢，我也不敢多跟她商量。你比她懂得多，更明白，所以我盼望你回来，我好跟你商量。” “什么事？你说逃难吗？”她随口问道。 “是，就是逃难的事，”他用恳切的眼光望着她，答道。“我看这回十分之八九有问题。我是逃不动的了。我也不怕什么。不过你应该早作准备。你不必陪我守在这里。你要是能把小宣带走，也给妈找个安身地方，那我就心安了。”他的声音略带颤抖，却没有一点感伤的调子。 “我不走，”她简短地说；他这番话是她没有料到的，他在这时候显得十分大量却使她感到良心的责备。她暗想：“他要我走，你居然也让我走！”她反而觉得心里不痛快。 “到那时候你不走是不行的。你不要只顾想着我，我临时可以跟着我们公司走，”他着急地开导她。“我们男人的办法究竟多一点。你不是说行里有意思调你去兰州吗？刚才……”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想了半天，我觉得你还是答应去的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不想去，”她仍旧简短地回答他；她坐在床沿上，他的诚恳的关心的表情，使她心里更不舒服，她掉开头去不看他。 “树生，”他颤声唤她，她不得不回过头来。“我这个意思不会错，我是平心静气地想过的——” “是不是妈跟你讲过什么话？”她打断他的话头，突然问道。 “我没有讲过！我才不在背后讲人坏话！”母亲意外地在小屋里大声分辩道。 树生不做声，却气得用力咬嘴唇。他提高声音回答：“妈，并不是说你讲过树生的坏话，请你不要多心。” “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母亲继续说，“她横竖是留不住的，让她早点走了也好。” “我偏不走，看你有什么办法！”树生赌气地说，但是声音低，母亲并没有听清楚。 “妈就是这个脾气，你不要认真，就让她说两句罢，”他小声劝她。 “我这几年也受够了，你亲眼看见的，”她低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人先走罢。能带小宣就带小宣去；不能带，你自己先走。你不要太委屈了你自己，”他温和地、清清楚楚地说，声音低，故意不让他母亲听见。 “你真的是这样决定吗？”她冷冷地问道，她极力不泄露出自己的感情。 “这是最好的办法，”他恳切地、直率地回答，“对大家都好。” “你是不是要赶我走？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先去？”她又发问。 “不，不，我没有这个心思，”他着急地分辩。“不过时局坏到这样，你应该先救你自己啊。既然你有机会，为什么要放弃？我也有办法走，我们很快地就可以见面。你听我的话先走一步，我们慢慢会跟上来。” “跟上来？万一你们走不了呢？”她仍旧不动感情地问。 他停了片刻，才低声回答她：“至少你是救出来了。”他终于吐出了真话。 她突然把脸埋在他的胸膛上，眼里浮出了泪水，心里难过得很。她想大哭一场，然后决定一条路，就不再踌躇。 “宣，你睡罢，为什么你总是不想到你自己啊？”她站起来，揉了揉眼睛，叹息地说。 “我是不要紧的，我是不要紧的，”他接连地说。 “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她自语似地说。她在房里来回走了几转。“我不走。要走大家一齐走！”她说，她决定了，虽然这个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 第二天早晨她带给陈主任的答复就是这三个字：我不走。 陈主任立刻变了脸色。过了一会儿他才勉强做出笑容问一句：“你真的这样决定了？” “我仔细地想过了，我决定留下来。” 过了几分钟他带着严肃的表情低声对她说：“我不是故意吓你，我告诉你一个消息：行里昨晚得到贵阳分行的电报，说是在办结束了。你得打定主意啊。”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她冷淡地说。 “你多考虑一下。今天情形更不对了。你看在这里吃早点的人比往天少得多，而且都是慌慌张张的。大难近在目前，就是拖也只有几天好拖，”他说。 “你的飞机票拿到了吗？”她打岔地问，她不愿意再听他讲那些话。 “还没有，今天下午再去问，”他无精打彩地答道。 “你要早点去啊，你不怕票子会给别人抢去吗？”她假意关心地问道。 “票子给别人抢去也好，我一个人走不走也没有关系，”他自语般地说，他故意用愁苦的眼光看了她一眼。这时茶房送来他要的一碗广东粥，他就埋下头去，用汤匙舀起粥来喝着。 她觉得无话可说，就端起杯子放在嘴边，呷着茶。她看了他两眼。她相信他不是在装腔作势，她相信他的痛苦和失望是真的。她开始同情他。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合理。她想：我就答应跟他去，会有怎样的结果？她的决心动摇了。 “你先去罢，说不定我将来会跟着来的，”她并不存心要说这样的话，现在只是为了安慰他，才顺口说了出来。 “将来？我看等不到将来了！”他着急地说。他睁大两眼望着她，好象在责备她：你怎么还不觉悟啊！他的话激起了她的反感。她赌气般地冷冷答道： “那么你将来回来替我们收尸罢。” “我给你说，我不去了！”他板起面孔说。 “你不去？这不是你自己想了好久的位置吗？”她惊讶地问道。“你连飞机票也弄好了。” “我原先准备好你也去的，”他只回答一句。她立刻脸红起来。他的意思她完全了解。她不愿意听他说这样的话，可是她又有意无意地逼着他说出这类话来。这时她不敢再答话了。她的决心本来就并不怎样坚定，她害怕他会来搅乱它。他也不再说话。他默默地望着她。这注视，这沉默使她难堪。她觉得那一对火似的眼光在烧她的脸，她受不住。她低声说：“我们走罢。”她自己却坐着不动。他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过了一会儿，她再说：“要是行里一定要调我去，我也会去的。”她已经让步了，可是他并不曾感觉到，而且连她自己也不觉得。 他们从冠生园出来，他送她到银行门口，就走开了。她以为他去航空公司。他自己却不知道应该去什么地方，最后他决定到国际咖啡店去消磨时间。 她进了银行，看见那些办公桌，那些玻璃板，算盘，帐簿，那些人头，（这一切似乎永远不会改变！）她突然感到寂寞。她想跑出去唤他进来，但是她并不曾向大门走一步，她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他来做什么。她默默地走到她自己的座位上去。 新会计主任已经到了，是一个五十光景的老先生，为人似乎古板。他带着奇怪的眼光接连看了她几眼，微微摇了一下头。 她坐在办公桌前，觉得心里很空虚。办公时间早到了，可是往日那种平静、愉快的气氛已经消失。同事们张皇地进进出出，交头接耳地谈话，也不遵守办公时刻。她忽然发觉两张桌子空了，办事人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忽然一个平日跟这个银行有着不小的往来的客人跑来报告：“贵阳已经失守了。”贵阳到此地只有两天的汽车路程。有些同事失声叫起来。“谣言！”她在心里说。 “那我们怎么办？”一个管储蓄户的男同事惶恐地问。 “你是本地人还怕什么？我决定不逃。逃也光，不逃也光，还不如不逃省事，”那个中年客人镇静地说，他似乎一点也不害怕。 “我打算明天就把家眷送走，”另一个管汇兑的同事说。 “要是敌人真的来得这样快，那么逃都来不及罗，”管储蓄户的同事接嘴道。 “谣言！”她在心里驳斥道。 但是这样的谣言被人们反复不停地散布着，银行里整个上午的时间都被它占去了。经理和主任往各处打电话探询消息。他们得到的消息虽然互相冲突，不一定可信，但是其中却没有一件不是叫人担心的。谁都没有心肠办公。听见什么响声，大家就记起警报来。 她忍受不了这种气氛。她忽然想起家，想起丈夫和儿子。她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小宣，要他请假回家走一趟。她写好信把它交给工友拿去寄发，以后她觉得心里更烦，实在坐不住，就自动地提早下班，也没有人干涉她。 走在街上，她觉得一切都跟往日不同，她好象在梦中，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都很模糊。“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回家去？我的家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这样匆忙地奔走究竟为着什么？”她这样问她自己。“我决定了没有？我为什么不能够决定？我应该怎样办？” 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不到一个答复。她已经到了家。 大门口站着一群人在谈论时局。挑夫们正抬着大皮箱从过道里走出来。有人在搬家，或者离开这个城市。她有点着急，连忙走上楼去。 三楼相当静。自己说没有办法的张太太一家人大清早就搬走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是房门还锁着。汪家的房门平日总是掩着的，今天却紧紧地关上了。她推不开门，便用手叩了几下。 自然是母亲来开门。她进屋后第一眼便发觉他不在房里，他的床空着。 “妈，他到哪儿去了？”她吃惊地问道。 “他上班去罗，”母亲平平淡淡地回答。 “他的病还没有完全好，怎么今天就去上班？”她不以为然地说。 “他自己要去，我有什么办法！”母亲板起脸答道。 她好象挨了一下闷棍，过了半晌，才自语似地吐出话来：“其实不应该让他去，他的病随时都会加重的。”她怀着满腔的热情回家来，现在心完全冷了。她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声调都会使母亲感到不痛快。 母亲没有能留住儿子，正在为这件事情懊恼，现在听见媳妇的这种类似责备的话，动了气，心想：我就是做错了事，也没有由你来责备的道理！何况你从来就不关心他，只顾自己在外面交男朋友。你这个连家也不要、打算跟男朋友私奔的女人，还有脸对我讲话！ “那么你为什么不早回来拉住他？现在倒要说漂亮话！我问你：今天你走得那样早，究竟为了什么事情？”母亲挣红脸，伸出右手的两根手指头指着媳妇的鼻子说。 “我去会男朋友，我明白地给你说，你管得着吗？”媳妇也挣红脸大声回答。 “我管得着。你是我的媳妇，我管得着！我偏要管！”母亲骂道。 两个女人就这样地吵了起来。 一七 这时候汪文宣在公司里办公。他不会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 这天早晨妻已经出门了，他才起床。他吃过早点后，忽然说要去办公。母亲阻止不了他。 “不要紧，我已经好了。” “我不能请假太多。再不去办公，连饭碗都会成问题。” “我们不能把全家人都交给树生一个人养活啊。我这几天吃药治病都是花她的钱。” 他拿这些话来回答母亲。 母亲找不到反驳的话了。其实她自己也想：我宁愿挨饿，宁愿忍受一切痛苦。她不愿意让树生来养活她。 “还是让我出去做事罢，我当个大娘，当个老妈子也可以，”母亲最后吐出了这样的话。她充满爱怜地望着她这个独子，她的眼圈红了。 “妈，你怎么这样说？你是读书人啊，哪里能做这种事！”他痛苦地说，掉开眼光不敢看她。 “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也读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我自己。老实说，我连做老妈子的资格也没有！”母亲痛苦地说。 “在这个时代，什么人都有办法，就是我们这种人没用。我连一个银行工友都不如，你也比不上一个老妈子，”他愤慨地说。最后他抬起头叹了一口长气，就走出了房门。母亲追出去唤他，要他留下，他却连头也不回地走下楼出去了。 他到了公司。楼下办公室似乎比平日冷静些。签到簿已经收起了。钟老带笑地对他点一个头。他上了楼。二楼办公室里也有几个空位。吴科长刚打完电话，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淡淡地问一句：“你病好了？” “好了，谢谢你，”他低声答道。 “我看你身体太差，应该长期休养，”吴科长冷冷地说。他不知道吴科长怀着什么心思，却听见周主任在小房间里不高兴地咳了一声嗽。 他含糊地答应了一个“是”，连忙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 他刚坐下，工友就送来一叠初校样到他的面前。“吴科长说，这个校样很要紧，当天就要的，”工友不客气地说。 他心想：时局这样紧张，同事中今天也有几位没有来办公，大家都是忙忙慌慌，为什么单单逼我一个人加倍工作？要是我今天不上班呢？你们就只会欺负我！这太不公道了。可是他哼都不哼一声，只是温和地点点头。 “吴科长说，当天就要的，”工友站在旁边望着他，象在折磨他似地又说了一遍。 他抬起头，但是他连愤怒的表情也没有，他温和地答了一声“好”。工友走开了。 他默默地翻开校样和原稿，他不觉皱起眉来。这是一本关于党义的书，前面还有好几位党国要人的序言，是用四号字排的。他埋下头低声念这些序文，又念正文。他的心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觉得头昏，四肢无力。但是他还勉强支持着把校样看下去。 在这中间，周主任走了，吴科长又走了。同事们大声交谈起来。他们在交换战事的消息。每个人都带着忧虑的表情讲话，并不热心工作。只有他仍旧把头埋在校样上面。“当天要的，”一个粗鲁的声音不断地在他的耳边说。最后他忍不住在心里答复了：“不要逼我，至多我把命赔给你就是了。” 到了十二点钟，开饭的铃声响了。他好象遇到救星似的，离开了办公室。他的胃口仍然不好。他勉强吃了一碗饭。他觉得同事们都带了轻蔑和怜悯的眼光在看他，并且故意发一些关于战事的“危言”吓他。“老汪，你不久要加薪了。在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能够埋头工作，年底真该得奖金啊，”一个同事这样讥笑他。他不回答，却又躲到楼上办公桌前面去。他不抽烟，又没有精神看书。他无聊地坐在位子上，对着玻璃窗打起瞌睡来。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汪先生”，他吃惊地睁开眼睛，挺起身子。那个工友又立在他面前，望着他说：“有人给你送来一个字条，请你立刻去。” 字条放在桌上，是树生的笔迹。上面写着： 宣： 有事情同你谈，请即刻到国际一晤。 树生即日 他吃了一惊。“有什么事情呢？”他想道，连忙站起来，匆匆走下楼去。 “汪兄，到哪里去？”钟老问道。 他含糊地答应一声，就走到人行道上去了。 他走进国际咖啡厅。顾客很少，桌子大半空着。树生坐在靠里一张圆桌旁。眼睛正朝着门口，她的擦了粉的脸上带着怒容。看见了他，她忽然站起来，但是马上又坐下了，她望着他，等候他走过来。 “我接到字条马上就来了，”他陪笑地说，在她对面坐下。“什么事？” “我要跟你离婚！”她睁圆眼睛，噘起嘴，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但是她的表情他却看得十分清楚。他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他不敢再问她。他默默地埋下头去。 “我受不了你母亲的气，我今天下了决心了。有我就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这一个星期我全忍着，快闷死我了！” 他吐了一口气，抬起头来。他觉得事情并不十分严重，还是那个老问题。他可以向她解释，他甚至可以代母亲向她陪罪。她的怒气会慢慢地平静下来的。 “什么事呀？你得先跟我讲明白，”他鼓起勇气陪笑道。“我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脑筋旧，思想不清楚，有点噜嗦，不过人倒是顶好的。” “什么事？还不是为了你！我提前下了班回家去看你，知道你走了，我觉得她不应该放你走，多说了几句话，她就吵起来了！”她红着脸激动地说。 “这是我不好，妈本来不放我走，我一定要走，我怕假请多了，公司方面不满意。你也知道我们那里的周主任、吴科长都是刻薄成性的，我吃了他们的饭就没有自由了，”他不等她说完，便插嘴说。 “可是你在吐血生病啊，难道生病也不能请假吗？他又没有买了你的命！”她答道。 “公司不是慈善机关，哪里管得了这些，”他苦笑道。“听吴科长今天的口气，好象他嫌我身体不好，倒希望我辞职。” “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也可以养活你！”她赌气地说。 他脸红了一下，他略略埋下头，喃喃说：“不过……” “是，我知道，又是你母亲，她不愿意，”她气愤地说。“她看不起我！她恨我！” “不，你误会了，她不恨你，这跟她不相干，”他连忙打岔道。 “她恨我，她看不起我，她刚才还对我讲过，我没有跟你正式结过婚，我不是你的妻子，我不过是你的姘头。她骂我不要脸，她骂我比娼妓还不如。我可怜她没有知识，我不屑于跟她吵。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明白，如果你不另外找个地方安顿她，我就跟你离婚！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一辈子也不会幸福，她根本就不愿意你对妻子好。你有这样的母亲，就不应该结婚！”她愈往下说愈激动，也愈生气，一张脸挣得通红，两只眼睛里燃着怒火。 “树生，你稍微忍耐一下，”他惶恐地说，“等到抗战胜利了，她要到昆明——” “等到抗战胜利！”她冷笑了一声，“你真是在做梦！日本人已经打到贵阳了，你还在等待胜利！” “那么大家何苦还要吵呢？彼此忍耐一点不好吗？”他脸上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心里很难过。 “忍耐！忍耐！你总是说忍耐的话！我问你，你要我忍耐到几时？”她烦躁地问。 “只要环境好一点，大家就可以相安的，”他带着希望地答道。 “等环境好一点，这样的话我听你说了几年了。环境只有一天天坏下去。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结婚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她又生起气来，脸又挣红了。 “那么你看在我的份上，原谅她罢，她这两年也吃够苦了，”他脸色惨白地央求道。 “那是她活该，生出你这个宝贝儿子来！”她忽然变了脸色说，从手提包里掏出三张百元钞票丢在桌面上，也不再说什么，就站起来，气冲冲地走出去了。 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过了几分钟才跑出去追她。 他满眼都是人，他应该到哪里去找她呢？他掉头四望，他看不见她的背影。“她一定是去银行，”他想，他便朝那个方向走去。他大步走着，全身发热，淌汗。 他走过大半条街，终于见到她的背影了。他兴奋地唤了一声：“树生！”她似乎没有听见。他鼓起勇气向前跑去。他离她愈来愈近了。他第二次大声唤她的名字。她停下来，回头看他。他连忙跑上去，抓住她的膀子。他睁大两只眼睛瞪着她，半晌才气咻咻地吐出一句话： “树生，我都是为了你。”他的额上冒着汗。脸病态地发红，嘴无力地张着在喘气，脸上带着一种求宽恕的表情。 “你何苦来！”她怜悯地望着他说；“为什么不回家去躺躺？你病还没有好，怎么能办公啊？” “我应该向你说真话，”他仍旧很激动地说，“我去办公，我不过想借支一点钱。” “我原先就说过，你要用钱，我可以拿给你，用不着你去办公，”她打岔地说。 “我想买点东西……后天是你的生日，我想送你一点礼物……至少也要买一个蛋糕才……”他断断续续地说，带着羞惭的表情，略略低下头去。 她显然吃了一惊。他的话是她没有料想到的。她脸上的表情渐渐在变化：怜悯被感激和柔爱代替了。“你是这样的打算？”她感动地小声问。 他点点头，又添一句：“可是我还没有拿到钱。” “你为什么不早说？”她微笑道，带着柔情望他。 “我说了，你一定不让我做，”他答道，他的紧张的心松弛了，他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我自己倒忘记了，我真该谢谢你，”她感激地含笑道。 “那么你不再生我的气了？”他也怀着感激地说。 “我本来就没有跟你生气，”她坦白地回答。 “那么你不离开我们？”他又问，声音还略带颤抖。 “我本来就没有离开你的意思，”她答道。她看见他的脸上现出安慰的表情，便柔声劝他：“你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不过你母亲——”她突然住了嘴，改口说：“你还是早点回家去休息罢。不要再去公司了。” “我去一趟，我把东西收拾一下，就回去，”他说。妻点点头，两个人就在十字路口分别了。 他回到公司，已经是办公时间了。他的精神比较爽快，可是身体还是疲乏。他坐下来，立刻开始工作。他觉得很吃力，有点透不过气来。他打算回家休息，但是他想到“当天要”三个字，他连动也不敢动了。 校样一页一页地翻过了。他弄不清楚自己看的是什么文章。他的心在猛跳，他的脑子似乎变成了一块坚硬的东西。眼前起了一层雾，纸上的黑字模糊起来。他隐隐约约地看见周主任那对凶恶的眼睛（周主任刚刚从外面回来）。“到这个时候你还不放松我？你不过比我有钱有势！”他愤慨地想道。 也不知道是怎样起来的，他忽然咳一声嗽，接着又咳了两声。他想吐痰，便走到屋角放痰盂的地方去。在十几分钟里面，他去了两次。吴科长不高兴地咳嗽一声，不，吴科长只是哼了一声。他便不敢去第三次。偏偏他又咳出痰来，他只好咽在肚里。他居然忍耐住把剩下的十多页校样看完了。 过了三四分钟，他觉得喉咙又在发痒，他想忍住不咳出声来，可是他心里发慌，最后，一声咳嗽爆发出来了。一口痰不由他管束地吐在校样上。是红色的，是鲜红的血，他仿佛闻到了腥气。他呆呆地望着它。他所有的自持、挣扎、忍耐的力量一下子全失去了。 “那么到了无可挽救的时候了，”他痛苦地想道。忽然听见周主任一声轻咳，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对眼睛，他吃了一惊，连忙俯下身子在字纸篓里抬起一片废纸把血痰揩去。刚揩好痰，他又发出接连的咳声。他走到痰盂前弯下身子吐了几口痰。嘴里干得厉害。他想喝一杯茶，却没有人理他。他按着胸膛在喘气。 周主任叫工友来请他到小房间去。 “密斯脱汪，你今天不要办公了，还是早点回家休息罢，我看你身体太差……”周主任靠在活动椅背上，慢吞吞地含笑说。 他竭力装出平静的声音回答一句：“不要紧，我还可以支持。”然而他的身体却不想支持下去。他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身子忽然摇晃起来。 “密斯脱汪，你身体不好，趁早休息罢。不然病倒了，医药费是一笔大数目啊，”周主任又说。 “回去就回去，不吃你这碗饭，难道就会饿死！”他气恼地想道，口里却用温和的调子说：“那么我就请半天假罢。”他连忙用手帕掩住嘴咳起来。 “半天恐怕不行罢……。也好，你先回家再说，”周主任带了点嘲笑的表情说，便把头朝面前那张漂亮的写字台埋下去。 他不想再说什么，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可是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向那个人要求：“我想借支一个月薪水，请主任——” 周主任不等他说明理由，立刻截断了他的话，厌烦地挥手说：“支半个月罢，你去会计科拿钱。” 他没有第二句话说，只好忍羞到会计科去支了三千五百元。他想：这点点钱能够做什么用呢？他带着苦笑把钞票揣在怀里。 他把看完的校样交出去以后，便走下楼。没有人理他，却有些怜悯的眼光跟随他。“何苦啊，”周主任摇摇头低声说了这三个字。 他希望在楼下看见钟老，他盼望着听到一句安慰的话。他的心太冷了，需要一点温暖。但是楼下没有钟老的影子。 天还是灰色，好象随时都会下雨似的。走惯了的回家的路突然变得很长，而且崎岖难走。周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人们全有着那么旺盛的精力。他们跟他中间没有一点关联。他弯着腰，拖着脚步，缓慢地走向死亡。 一八 他到了家。房门半掩着，他推开门进去。母亲立在方桌前洗衣服。他一看便知道旧洋磁脸盆里面泡着的正是他的罩袍。 “宣，你回来了！”母亲惊喜地说。 “我累得很，”他喘息地答道。接着他苦笑地对她说：“妈，你还在给我洗衣服！我不是说过拿给外面洗衣服的大娘去洗吗？”他把书桌前的藤椅掉转方向在它上面坐下来。 “包月洗要八百元一个月，太贵了！横顺我在家里没有事做。我不比树生，她可以到外面去挣钱，”母亲发牢骚地说。 “树生回家来过吗？”他忍不住问了一句。 母亲马上变了脸色，不高兴地回答：“她没头没脑地发了一顿脾气又走了。我看她越来越不象话。你也得管管她。象她这种脾气，我实在伺候不了。我想等你身体好一点，我要回昆明去住一个时候。唉……”（她改换了语调叹一口气）“我离开云南二十多年了。我二哥他们不晓得老到什么样子……”她的眼睛里开始闪着泪光。 看见母亲的眼泪，他觉得心里一阵难过，他自己也就想哭了。他连忙安慰她说：“妈，你不要伤心。我不会偏袒她，我是你的儿子——” 不等他说完她便插嘴说：“是啊，她不过是你的姘头。她动不动就说走。其实她走了倒好。她走了，我另外给你接一个更好的来。” 母亲的这句话激起了他的反感，他不敢反驳，却用不安的声调说：“我们这样人家，还有什么钱来结婚？连自己都养不活，还会有人嫁给我？”他苦笑了。 “养不活，怕什么！这个年头哪个有良心的人活得好？拖也好、捱也好，我们总要活下去。我们不能因为没有钱，就连妻子、儿女都不要了！”母亲愤慨地说。 “不过我实在离不开树生，结婚十四年了，我们彼此相当了解……”他痛苦地说，话还未说完，他觉得一阵头晕，就把藤椅放还原，将头压在书桌上。他象睡着了一样，半天都不出声息。 母亲走到他的身旁，用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眼光看他。“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她低声说，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接着她又唤道：“宣。”他应了一声，却不抬起头来。 “你到床上去躺躺罢，”她柔声说；“她会回来的，你何苦这样难过。” “我不是为了她的事情，”他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说；“她会回来，我知道。我先前还看见她。” “你看见她？她去公司找过你吗？真不要脸！还好意思向你告状！”母亲气红脸，离开他走一步，大声说。她恼怒地想：这个女人究竟在玩什么花样？ 他痛苦地看了她一眼，皱着眉头说：“她没有讲什么。她……她不过说时局不……大好。” “时局好不好，跟她有什么相干！”母亲气愤地说；“她要走，一个人走就是罗。做什么还要来害人！” “妈！”他不能忍耐地叫起来，这太过份了！为什么她要这样恨树生？为什么女人还不能原谅女人？“她不走，她说过，她不走。她就要回来。” “她回来？她还有脸见我？”母亲又惊奇又愤恨地说。 “是我要她回来的，”他畏怯地说。 “你还要她回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她在房里走了两步，忽然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两手蒙住脸，好象在哭。她又取下手，站起来，自语似地说：“我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她的气！我宁肯死，宁肯大家死，我也不要再看见她！”她咬牙切齿地说，仿佛就在咬那个女人的肉似的。她说完并不理他，马上走进她的小屋去了。 他的脑子里杂乱地响着各种声音。他呆呆地望着她，仿佛在做梦。声音渐渐地静下来。他忽然明白了，立刻站起来，走进母亲的屋子里去。 母亲侧着身子躺在床上，脸向着墙壁，低声在哭。 “妈！”他大声唤道。她应着，翻身坐起来，泪珠从她的起皱的眼角落下。 “你还有什么话？”她哑声问道。 “妈，你不要难过，我不让她回来就是罗，”他立在床前，温和地说。 她用手帕揩了眼泪，脸上露出了一点喜色。“你这是真话？”她问道。 “妈，是真话，”他不加考虑地回答。 “那么你答应我了？”她不放心地再问一句。 “我答应你。你放心罢，”他望着他母亲的受苦的面颜，他感情冲动地回答。他忘了自己，忘了病，也忘了他的过去和将来。 “只要你肯答应我，只要我不再看见那个女人，我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日子我都过得了！”她带着欣慰的口气说。她站起来。“其实她哪里会回来啊？我看她一定会跟着她的什么主任飞兰州的，”她露出一点得意的口气说，她觉得自己得到胜利了。她的愤怒消失了。她的痛苦也消失了。她心平气和地走出她的小屋，回到洋磁脸盆前面，把她的一双变得粗糙的手伸进冰冷的水中去。 他带着苦笑跟在她的后面，默默地望着她搓洗衣服。他忽然觉得头发晕，眼睛发黑，心里难受得很，他差一点跌倒在地上。他连忙靠着墙壁，闭上眼睛养神。 母亲埋着头，看不见他这情形。她还在对他讲话。她说：“家里少了那个女人，什么事都简单多了。小宣这个星期一定要回来的。这个孩子很可怜，他妈从来不管他。今天外面谣言更多，人心惶惶，好象大祸就要临头。我却不管。这些年头什么日子我没有过过！未必还有更苦的在后头！你公司里有什么消息吗？” “啊，”他好象从梦中醒过来似地应道；“没有，”他摇摇头。 “那么不会搬兰州……”她又说。 “好象要搬，又好象不搬，我不大清楚，”他答道，接连咳了几声嗽。 “怎么你又在咳嗽？你快躺下去歇歇罢，”她关心地说，她抬起头来看他。“你快去睡！你脸色这样难看！你的病刚刚好一点，现在怕又要发作了，”她惊惶地说。 他一直咬紧嘴唇在支持着。但是他听见母亲的这几句话以后，他的精神的力量马上崩溃了。他并不回答她，却摇摇晃晃地走到床前，倒在床上。他发出一声痛苦的**。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她惊问道，连忙走到床前来。 “我睡一下，我睡一下，”他喃喃地说。 “宣，你要当心啊。时局这样坏，你又病倒，叫我怎样办？”她有点张皇失措的样子，带着哭声说。 “我不是病，我不是病，”他有气无力地说，接着他又咳了几声嗽，他的咳声空虚无力，很可怕。 “你还要说不是病！还不肯休息！要是真的再倒下来，你怎么受得住？”母亲着急地责备道，她的泪水顺着脸颊直流。 “妈，你放心，我不会死。我们这种贱骨头不会死得这么容易，”他吃力地、感伤地说。而其实他所想的正是这个“死”字。“死”使他悲观，使他难过。 “你不要说话，你先睡一会儿罢，”她忍住悲痛说，她给他盖上了棉被。 “其实死了也好，这个世界没有我们生活的地方，”他自语似地说。 “你不要这样想。我们没有偷人，抢人，杀人，害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母亲愤恨不平地说。 就在这个时候房门突然大开，树生回来了。 “怎么，宣，你又躺下来了？”她顺口问了一句，声音还是那么清脆，脸上带着笑容。 “我走累了，现在躺一会儿，”他连忙撑起半个身子答道。 母亲看见树生进来，大吃一惊。她一张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羞和愤压倒了她。 “你睡你的，不要起来。我给你带来好消息：独山克服了，”树生望着他高兴地大声说。“这是晚报。”她把手里捏的一张晚报递给他。 “我们可以不逃难了，”他读完了那条消息放心地说；他想下床，可是他刚刚移动他的腿，身子就倒了下去。他叹了一口长气。 母亲什么话也不说，就板起脸孔躲进小屋去了。“妈，”他在床上唤她，可是她连头也不回过来。 “让她去，让她去，”树生低声对他说，一面做了一个手势。 他摇摇头恳切地说：“这样不好。你看我的面上对妈客气点。你们和解罢。” “她一直恨我，怎么肯跟我和解？”树生说，她仍然保持着愉快的心情。 “可是你们两个人我都离不开。你跟妈总是这样吵吵闹闹，把我夹在中间，我怎么受得了？”他开始发牢骚。 “那么我们两个中间走开一个就成罗，哪个高兴哪个就走，这不很公平吗？”树生半生气半开玩笑地说。 “对你这自然公平，可是对我你怎么说呢？”他烦躁地说。 “对你也并没有什么不公平。这是真话：你把两个人都拉住，只有苦你自己，”树生坦然答道。 “可是我宁愿自己吃苦啊，”他痛苦地说，终于忍耐不住，爆发了一阵咳嗽，咳声比他们的谈话声高得多。 妻连忙走到床前，母亲立刻从小屋里跑出来。两个女人都站在他的身边，齐声问着：“怎么又咳嗽啦？” 他侧起身子，咳着，喘着气，喉咙痒，心里难过。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们。 “你喝点茶罢？”妻说，他点点头。母亲却抢着去端了一杯茶来。妻看了母亲一眼，也不说什么。 他咳出了两三口痰，缓了一口气，接过了茶杯，喘吁吁地说：“我要死了。” “哪里的话？你不要怕，过两天就会好的，”妻柔声劝他道。 “我不怕，”他摇摇头说。“不过我知道我不会好了。我满嘴腥气，我又在吐血。” 妻不由自主地朝床前痰盂里看了一眼。她打了一个冷噤，但是她仍然安慰他道：“吐血也没有多大关系。你上次吐血，不是吃几付药就好了吗？” 他感激地看了妻一眼，他说：“你自己就不相信中医，我这个病哪里是随便几付药就可以医好的？” 母亲不说话，埋着头在揩眼泪。妻似乎还保持着镇静，她继续温和地劝他：“就是肺病罢，也可以养得好。” 他痛苦地笑了笑，眼里还包着泪水。“养？我哪里有钱来养病？偏偏我们穷人生这种富贵病。就说要养罢，一睡就是三五年。哪里来的钱？现在你们大家都在吃苦。我还要乱花钱。” “我可以设法，只要你肯安心养病，钱总有办法，”妻沉吟地但又是恳切地说，显然她一面说话，一面在思索。她两只大眼睛忽然一亮，她想起了陈主任刚才对她讲的那句话：“我们搭伙做的那批生意已经赚了不少。”她有办法了。她含笑地加一句：“你只管放心养病，钱绝不成问题。” “我不能再增加你的负担，”他摇头说；“我知道你的收入也不算太多，用处却不少。就说你能找到钱，我将来拿什么来还，我不能给你们留一笔债啊！” “你的身体比钱要紧。不能为了钱就连病也不医啊！”妻劝道。“只要你能养好病，我可以筹到这笔钱。” “万一我再花你许多钱，仍旧活不了，这笔钱岂不等于白花！实际上有什么好处？”他固执地说。 “可是生命究竟比钱重要啊！有的人家连狗啊、猫啊生病都要医治，何况你是人啊！”妻痛苦地说。 “你应该看明白了：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我自然是里面最不中用的。有时想想，倒不如死了好，”他说着，又咳起嗽来，咳得不太厉害，但是很痛苦。 “你不要再跟他讲话，你看他咳得这样，心里不难过吗？”母亲忽然抬起头，板着脸责备妻子道。 妻气红了脸，呆了半天才答道：“我这是好意。他只要肯好好养病，一定治得好。”她接着又加一句：“我难过不难过，跟你不相干！”她把身子掉开，走到右面窗前去了。 “他咳得这样，还不让他休息。你这是什么居心？”母亲带着憎厌的目光瞪了妻一眼。她的声音不大，可是仍然被妻听见了。 妻从窗前掉转头来，冷笑道：“我好另外嫁人——这样你该高兴了！” “我早就知道你熬不过的——你这种女人！”母亲高傲地说。她想：你的原形到底露出来了。 “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妻仍旧冷笑说。 “哼，你配跟我比！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母亲得意地说，她觉得自己用那两个可怕的字伤了对方的心。 妻变了脸色，她差一点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她在考虑用什么武器来还击。但是他，做着儿子和丈夫的他插嘴讲话了。 她们究竟为着什么老是不停地争吵呢？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象仇敌似地永远互相攻击呢？这些老问题又来折磨他。她们的声音吵闹地在他的脑子里响着，不，她们的尖声在敲击他的头。他的头发痛，发胀。他心里更痛。那些关切和爱的话语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现在两对仇恨和轻蔑的眼光对望着，他的存在被忘记了。这争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得到休息？ “妈，树生，你们都不要说了。都是一家人，彼此多少让点步，就没有事了，”他痛苦地哀求道。他心里想说：“你们可怜我，让我休息罢。” “是你母亲先吵起来的。你亲眼看见，我今天并没有得罪她，她凭什么又骂我是你的姘头？我要她说个明白！”妻把脸挣得通红，她的心的确被刺伤了，她需要着补偿。 “你是他的姘头，哪个不晓得！我问你：你哪天跟他结的婚？哪个做的媒人？” 他绝望地用棉被蒙住了头。 “你管不着，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妻昂然回答。 “你是我的媳妇，我就有权管你！我偏要管你！”母亲厉声说。 “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妻冷笑道。“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 “你挖苦我缠过脚？我缠过脚又怎样？无论如何我总是宣的母亲，我总是你的长辈。我看不惯你这种女人，你给我滚！”母亲咬牙切齿地说。 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他觉得头要爆炸，心要碎裂。一个“滚”字象一下结实的拳头重重地打在他的胸上。他痛苦地叫了一声，立刻掀开被头，疯狂地用自己两个拳头打他的前额，口里接连嚷着：“我死了好了！” “什么事？什么事？”妻惊恐地叫着，就跑到他的床前，俯下头看他。 “宣，你怎样？”母亲惊惶地问道。 “你们不要吵……”他抽泣地说，他只说了这五个字，就蒙着脸低声哭起来。 “你不要难过，我们以后再也……不吵了，”过了片刻母亲悲声说。 “你们会吵的，你们会吵的……”他病态地哭着说。 妻默默地望了他一会儿，她咬着下嘴唇在想什么。她怜悯地说：“真的，宣，以后不会再吵架了。” 他取下蒙脸的手。一双泪眼看看母亲，又看看妻。他说：“我恐怕活不到多久了。你们让我过点清静日子罢。” “宣，你不会的，你安心养病罢，”母亲说。 “你只管放心罢，”妻说。 “你们只要不吵架，我的病也好得快些，”他欣慰地说，他差不多破涕为笑了。 可是等他沉沉睡去，母亲出去请医生，妻一个人立在右边窗前看街景的时候，这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忽然感觉到象被什么东西搔着她的心似地不舒服。一个疑问在她的脑子里响着： “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 她想找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可是她的思想好象被困在一丛荆棘中间，挣扎了许久，才找到一条出路： “没有！不论是精神上，物质上，我没有得到一点满足。” “那么我牺牲了我的理想，换到什么代价呢？” “那么以后呢？以后，还能有什么希望么？”她问自己。 她不由自主地摇摇头。她的脑子里装满了近几年生活中的艰辛与不和谐。她的耳边还隐隐约约地响着他的疲乏的、悲叹的声音和他母亲的仇恨的冷嘲、热骂，这样渐渐地她的思想又走进一条极窄的巷子里去了。在那里她听见一个声音：“滚！”就只有这一个字。 她轻轻地咳了一声嗽。她回头向床上看了一眼。他的脸带一种不干净的淡黄色，两颊陷入很深，呼吸声重而急促。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一个垂死的人！”她恐怖地想道。她连忙掉回眼睛看窗外。 “为什么还要守着他？为什么还要跟那个女人抢夺他？‘滚！’好！让你拿去！我才不要他！陈主任说得好，我应该早点打定主意。现在还来得及，不会太迟！”她想道。她的心跳得厉害。她的脸开始发红。 “我怎样办？‘滚！’你说得好！我走我的路！你管不着！为什么还要迟疑？我不应该太软弱。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应该硬起心肠，为了自己，为了幸福。” “我还能有幸福么？为什么不能？而且我需要幸福，我应该得到幸福。” 她的眼前忽然闪过一张孩子的脸，一张带着成人表情的小孩脸。“小宣！”她快要叫出声来。 “为了小宣——”她想。 “他没有我，也可以活得很好。他对我好象并没有多大的感情，我以后仍旧可以帮助他。他不能够阻止我走我自己的路。连宣也不能够。” 她又掉转头去看床上睡着的人。他仍旧睡得昏昏沉沉。他不会知道她这种种的思想，这个可怜的人！ “我真的必须离开他吗？——那么我应该牺牲自己的幸福来陪伴他吗？——他不肯治病，他完结了。我能够救他，能够使他母亲不恨我，能够跟他母亲和睦地过日子吗？” 她想了一会儿，她低声说出来：“不能。”接着她想：没有用，我必须救出自己。 飞机声打岔了她，声音相当大，一架中国战斗机低飞过去了。 她得到结论了：找陈主任去。他可以帮忙她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她兴奋地把头一昂，她觉得浑身发热，心也跳得很急。但是她充满勇气，她不再踌躇了。她从抽屉里拿出手提包，走出门去。她已经走到门外廊上了，忽然想起他母亲不在家，他一个人睡在床上，她不放心，便又推开门，回到房里去，看看他是不是睡得很好。 她刚走到他的床前，忽然他在梦中发出了一声哭叫。他唤着她的名字。她吃了一惊，连忙问：“什么事？什么事？”她俯下头去。 他向外一翻身，伸出一只手来抓她的手。她把右手送了过去，他抓到她的手便紧紧捏住。他低声**着。再过三四分钟，他睁开眼来。他的眼光挨到她的脸，就停住不动了。“你在这儿！”他惊喜地说，声音软弱无力。“你没有走？” “走哪里去？”她问。 “兰州去，我梦见你离开我到兰州去了，”他答道，“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里，多寂寞，多害怕！” 她打了一个冷噤，说不出一句话来。 “幸而这是梦，”他无力地嘘了一口气，“你不会丢了我走开罢？”他的声音颤得厉害。“其实我们相处的日子也不会多了，我看我这个病是不会好的了。”不仅声音，连他的眼睛也在哀求。 “我不会走，你放心罢，”她感动地说，她的心冷了。刚才的那个决定在这一瞬间完全瓦解了。 “我知道你不会走的，”他感激地说，“妈总说你要走。请你原谅她，上了年纪的人总有点怪脾气。” 这个“妈”字象一记耳光打在她的脸上，她惊呆了，她脸上的肌肉微微在抖动，似乎有一个力量逼迫她收回她那句话，她在抗拒。 “谢谢你，谢谢你啊，”他很兴奋地说。“我不会久拖累你的。还有小宣，说起来我实在不好意思，我并没有好好尽过做父亲的责任。” “你不要再说了，”她抽回她的手，略带粗声地打断了他的话。他那些话似乎是故意说来折磨她的，她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她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畅快地哭一场，她仿佛受了多少的委屈。结果她还是坐在床沿上。 他半天不作声，后来忽然叹了一口气，柔声唤道：“树生。”她侧过头看他。“其实你还是走的好。我仔细想想，你在我家里过着怎样的日子啊，我真对不起你。妈的脾气又改不了……她心窄……以后的日子……我不敢想……我何必再耽误你……我是没有办法……我这样的身体……你还能够飞啊……”他的喉咙被堵住了，他的声音哑了。 她站起来，短短地叹一口气，说：“你还是睡一会儿罢。现在多想这些事情又有什么用？你应该认真治病啊。” 他突然又爆发了一阵咳嗽。他接连咳着，好象有痰粘在他的喉管上，他在用力要咳出它来，可是他把脸都挣红了，却始终咳不出什么。 她轻轻地替他捶背，又给他端来一杯开水。他喝了两口，又咳起来。这一次他咳出痰来了。痰里带了点血丝，不过她没有看见（他也不让她有机会看清楚）。 “医生快来了罢，”她为了安慰他，顺口说道。 “其实何必再看医生，白淘神，还要花钱，”他叹息说。“我是为了妈的缘故。” “你到这种时候，还只想到别人，你太老好了，”她关心地说，但是关心中还夹杂了一点点埋怨。“你真不应该为了妈反对，就不进医院，就不用我的钱认真治病。你自己身体要紧啊！”她短短地叹一口气：“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你这种人造的。你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别人……” 一阵脚步声打岔了她。她知道母亲回来了，一定是跟医生一块儿来的。她便走到方桌前在一个凳子上坐下。 于是门被推开，母亲伴着张伯情医生走进来。医生向她和他打招呼。仍旧是那张和善而又通世故的脸。仍旧是那样近于敷衍的诊断。 “他不过是在拖着他捱日子啊。他哪里能治好他的病？”她想道。她略略皱着眉头。 “不要紧，不要紧。多吃两付药就会好的，”医生很有把握似地说。 “我看这是肺病罢，”他胆怯地说。 “不是，不是，”医生摇头道。“是肺病还了得。肝火旺。吃两付药，少走动，包你好。”这个老人和蔼地笑了笑。 “谢谢你啊，”送走医生时，母亲还接连地感谢道。妻一句话也没有说。 “妈，我看用不着去检药了，”他忽然说。 母亲正拿着药方在看，听见他这句话，便惊问道：“为什么呢？” “我看吃不吃药都是一样，我这种病不是药医得好的，”他断念似地答道。 “哪有药医不好病的道理？”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她折好了药方。“我去给你检药。”她拿着手提包，预备走出房门。 “你身边钱不够罢？”他问道。 “我这里还有钱，”妻马上接嘴说。 “我有，”母亲望着他说，并不看妻一眼，好象没有听见她说话似的。妻红了脸，眉毛一竖，但是哼都不哼一声，就走到窗前去了。 “妈，你拿一千元去罢，我今天借支了薪水，”他说，一面伸手在自己的衣袋里掏钱。“你把伙食钱扯了，还是要填补的。刚才请医生已经扯过钱了。” “你放心，我有钱，我另外找了点钱，”母亲说。 “你在哪里找的钱？我知道，你一定把你那个金戒指卖掉了！”他说。 “我是老太婆，不必戴戒指，放着它也没有用处，”母亲解释地说。 “那是爹送给你的纪念品，你不能因为我的缘故卖掉啊，”他痛苦地说。 “横竖我跟你爹见面的日子近了，有没有它都是一样，”母亲装出笑容回答道。 “不过你就只有这一件贵重东西，现在连这个也卖了。这是我没有出息。我对不起你，”他带着悔恨地说。 “事情既然做过了，还说它做什么？你好好地养病罢。只要你身体好，我就高兴了，”母亲说罢，不等他讲话就匆匆地走了出去。 妻仍旧立在窗前，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屋子里只有老鼠啃木头的声音。 他翻来覆去地想着，他的脑子不肯休息。他睡不着，他感动地说：“妈也很苦啊。她为了我连最后一件宝贝也卖掉了。”他的话是说给妻听的。可是妻静静地立在窗前，连头也不掉过来。 一九 第二天傍晚，陈主任差人送来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 ……我的飞机票发生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但下星期三一定可以走。你的事已讲妥了。 “这星期内调职通知书就会下来。明早八点钟仍在冠生园等候……” 树生看完信抬起头，她的眼光无意间同母亲的眼光碰到了。她看出了憎恨和讥笑。“我都知道，你那些鬼把戏！”母亲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 “你管不着我”她心里想，她轻轻地咳了一声。这时她同母亲两个人正在吃晚饭，母亲比她先放下碗。 他在床上断续地干咳。这种咳声在她们的耳里渐渐变成熟习的了，他时常用手在胸膛上轻轻擦揉，他内部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痛得厉害，而且使他呼吸不畅快。这样的擦揉倒可以给他一点舒适。他时时觉得喉管发痒，他忍不住要咳嗽，却又咳不出痰来。有时他必须用力咳。但是一用力，他又觉得胸部疼痛。这痛苦他一直忍受着，他竭力不发出一声响亮的（甚至别人可以听见的）**。他尽可能不让她们知道他的真实情形。另一方面他却极仔细地注意她们的动作，倾听她们的谈话。 “行里送信来，有要紧事吗？”他停止了咳嗽，关心地问，声音不高。 妻没有听见。母亲掉过脸来看他，显然她也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因为她在问：“宣，你要什么？” “没有什么，”他摇摇头答道。但是停了两三分钟他又说：“我问树生，信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情？”这次声音较高，妻也听见了。 “一个同事写来的，没有什么要紧事，”妻淡淡地回答。母亲马上掉过头看她一眼，那神情仿佛在说：“你在骗他，我知道。” “我听见说是陈主任送来的；”他想了想又说。 “是他，”妻淡淡地回答。 “他不是要飞兰州吗？怎么还没有走？”他又想了一下，再问。 “本来说明天飞的。现在又说飞机票有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妻仍旧用淡漠的调子回答。 过了几分钟，妻站起来，收拾饭桌上的碗碟，母亲到外面去提开水壶。他忽然又问： “我记得你说过行里要调你到兰州去，怎么这两天又不见提起了？” 妻掉过头，用诧异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竭力做出平淡的声调回答： “那不过是一句话，不见得就成事实。” 恰恰在这个时候母亲提了开水壶进来，她听见树生的话，哼了一声，又看了树生一眼，仿佛说：“你撒谎！” 妻脸上微微发红，嘴动了一下，但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就把眼睛掉开了。 “万一行里真的调你去，你去不去呢？”他还在追问。妻不知道他存着什么样的心思。 “我不一定去，”她短短地答道，他这种类似审问的问话使她心烦。 “既然调你去，不去恐怕不行罢，”他不知道她的心情，只顾絮絮地讲下去。 “不行，就辞职，”她答得很干脆，而其实她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辞职，怎么行！我病在床上，小宣又要上学。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活下去？”他自语似地说。 “那么卖东西，借债。总不会饿死罢，”妻接嘴说，她故意说给母亲听。她觉得今天受那个女人的气太多了，她总想找个机会刺那个女人一下。 他苦笑了。“你看，我们还有值钱东西吗？这两年什么都吃光了。借钱向哪个借？只有你还有几个阔朋友……”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她带点厌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你有病不能多讲话，你好好地睡罢。”她掉开脸不看他。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就象在演电影。脑子简直不能够休息，”他诉苦般地说。 “你思虑太多。你不要多想，还是安安静静地睡罢，”妻同情地看他一眼温和地安慰道。 “我怎么能不想呢？才三十四岁就害了这种病，不知道能不能好啊！”他痛苦地说。 “宣，你不要着急，你一定会好的，张伯情说吃几付药，养半个月，一定会好，”母亲插嘴说。 “我主张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最好透视一下，这样靠得住些。我对……”妻沉吟半晌终于正色说道。但是话未说完，就被他打岔了。 “万一检查出来是第三期肺病，又怎么办？”他问。 “那么就照治肺病的办法医治，”妻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是富贵病啊，不说医，就是养，也要一笔大钱，”他苦笑道。 “那么穷人生病就该死吗？”妻愤慨地说。她关心地望着他：“不要紧，我还可以给你设法，医药费不会成问题。” “不过我不能白白地乱花你的钱啊！”他摇摇头说。其实他的决心已经因她的话开始动摇了。他还要说话，可是他的胸部象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似的，气紧得很，仿佛随时都会闭塞住。他接连沙沙地咻着。呼吸声也很粗重。 “请你让他休息一会儿罢，”母亲瞪了妻一眼，说。她马上又走到他的床前，改用怜惜的眼光望着他，柔声说：“你不要多说话，说话伤神，会加病的。你闭上眼睛睡罢。” 他答了一个“是”字，轻轻地叹一口气，真的把眼睛闭上了。 妻碰了一个钉子，颇不甘心，她脸一红，很想即刻发作。但是她又想：这样单调的争吵有什么好处呢？永远得不到结果，不管怎样把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反复重说，不管怎样用仇恨的眼光互相注视。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他没有方法把母亲和妻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除了这个，他似乎再不能做别的事情。现在他病在床上，他还能够给她什么呢？安慰？支持？他在那边叹气。现在应该她叹气了。她把她的青春牺牲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却换来仇视和敷衍。她觉得自己的忍耐快达到限度了。 “你会讨好他。好罢，我就让你，我并不希罕他，”她在心里骂道。她轻轻地冷笑一声，就慢步走到右侧窗前，隔着玻璃窗看街景。 夜相当冷。寒气凉凉地摸她的脸。下面是一片黑。只有寥寥几盏灯光。原来她这所楼房是一个界线，楼房外算是另一区域，那一区今天停电。她打了一个冷噤，又耸了耸肩。“为什么总是停电？”她烦躁地小声自语。没有人理她。在这个屋子里她是不被人重视的！她的孤独使她自己害怕。她又转过身来迎着电灯光。电灯光就跟病人的眼睛一样，它也不能给她的心添一点温暖。她把眼光移向病床。他闭着眼张着嘴重重地在吐气。他似乎一点钟一点钟地瘦下去。“他也实在可怜，”她想道。母亲已经出去了。她走到病床前把棉被轻轻拉了一下。他忽然睁开眼睛来看她，他定睛望着她，好象不认识她似的。她的心猛然跳了一下。她接着温和地解释道：“你的铺盖快掉下地了，我给你拉上来。” “是吗？”他说，接着又问：“妈睡了？你不休息？” “还早，”她答道。“你好好睡罢。” “我正说不睡，怎么又睡着了？”他微笑说。“我有话对你说。明天是你生日……”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它做什么！”她温柔地插嘴说。 “这是一千六百元，请你替我去定一个四磅蛋糕，明天要的。我不敢麻烦妈，只好请你自己去定，很对不起你……”他颤抖地伸出手来，手中有一卷旧钞票。 “我哪里还有心肠过生日？不要买罢，”她感激地说，差一点流下泪来。 “你要去定啊……一定要替我定啊……我自己不敢出去……只好麻烦你……你把钱拿着……”他断断续续地说。 有人在叩门。她想：“难道又是他差人送信来？”这个“他”是指陈主任。她随口说了一句：“请进来。” 出乎她的意外，进来的是一个秃头的老头子，他公司里的同事钟老。“好，我真谢谢你，”她小声说，就把钞票收下了。 “汪兄，怎么啦？睡了吗？”钟老一进门就大声说。又向着她说：“大嫂好。” “钟先生，请坐，”她连忙招呼道。 “钟老，怎么你跑来了？我的病不要紧，就会好的。对不起，让你跑一趟。我今天早晨刚起来，正要去上班，忽然头晕得很，便又睡下了，一直睡到现在，”他抱歉地说，勉强坐了起来。 “你睡，你睡，我坐坐就走的，”钟老走到床前，一面说话，一面做出要他躺下的手势。 “不要紧，我就在床上坐坐，我不想睡。你看我衣服都没有脱，”他坐在床上说。 “看受凉啊，你还是躺下罢。你躺下我们谈，也是一样，”钟老和蔼地说。 “钟先生，请坐罢。请吃茶啊，”她倒了一杯茶放在方桌上，一面对钟老说。 “谢谢，大嫂，”钟老客气地带笑说，就在一个凳子上坐了。 “刚才看见晚报，六寨也克服了，这倒是个好消息啊，”钟老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是，”他说，干咳了四五声。“那么公司不会搬家了，”他感到一点安慰地说。 “当然不会搬了。搬兰州不过是一句话，现在用不着逃难了，”钟老说。 “那么请你明天替我请一天假。我想再休息一天就上班，免得多扣薪水，”他说。 “你用不着后天就去，你可以在家里多休息几天。公司里校对的工作对你身体不相宜。还是身体要紧，”钟老慢吞吞地劝他道。 “不过我们周主任和吴科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要吃他们这碗饭，就只好忍点气。”他说着，皱了两次眉头。钟老正要开口，他忽然问道：“昨天我走后你没有听见他们讲起我什么事罢？” “我在楼下办公，怎么听得见呢？”钟老答道。“不过——”钟老从怀里掏出一卷钞票，又站起来，走到床前，把钞票放在病人的枕头旁边。“这里一万零五百块，是你一个半月的薪水，周主任要我给你送来。” “一个半月的薪水，他要你给我送来？为什么？”他惊问道。停了片刻，他忽然大声说：“是不是他要裁掉我？” “他说……他说，”钟老结结巴巴地说，红着脸讲不下去了。 “我做了什么错事呢？他不能无缘无故就赶走我，”他愤慨地说。他觉得自己的血往上直冲，整个头都在发烧。左胸一股一股地痛，他开始喘气。“我在公司里一天规规矩矩地办公，一句话也不敢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什么气都忍受下去，我简直——” “老汪，你不要生气，他不是赶走你……他说……你身体不好……一定有t.b.【注释1】。他要我劝你休息半年再说，”钟老鼓起勇气说出来。“这自然是他的武断，据我看你不见得就有肺病。你不过营养差一点，平日人也太累，休息个把月就会好的。不过周主任，他不这样想，他要你多休息。他说送你两个月薪水，你支了半个月，所以这里只有一个半月的钱。也好，你索性多休息几天，身体养好了，另外找个事，反倒痛快些。” 他埋下头不作声。 “真岂有此理！给他们做了两年牛马，病倒了就一脚踢开，”妻气愤地插嘴说。“宣，钟先生的话不错，等你病好了，另外找个比较痛快的事。” “现在找事也不容易，”他抬起头说。 “我可以托人设法，我不信连你现在这样的事也找不到，”妻说。他不再说话。 “大嫂的意思不错。其实我们公司，那种官而商商而官的组织是弄不好的，汪兄丢了这里的事并不可惜，”钟老接嘴说。 “他人太老好，在外面做事容易吃亏。这两年要不是靠钟先生关照，恐怕早就站不住了，”妻说。 “大嫂太客气了。我哪里说得上关照，一点忙也没有帮到，实在对不起汪兄，”钟老带笑地说，脸上微微露出了歉意。“不过我跟汪兄平日谈得拢，我很敬佩汪兄的为人。公司里都知道我跟汪兄熟，所以周主任要我来办这个差使，”钟老接着又解释道。 “我知道，我们明白钟先生的意思。既然周主任有这样的表示，文宣就遵命辞职罢，”妻也带笑说（她的笑容看得出是很勉强的）。她马上又向着她的丈夫问道：“是不是这样，宣？” “是，是，”他含含糊糊地应道。 “大嫂这个意思很不错，”钟老称赞道。“公司既然没有前途，也值不得留恋。请汪兄好好保养身体，身体好了，另外找事也不难……”他又谈了几句闲话，忽然立起来客气地说：“我不打扰你们了。我改天再来。汪兄，你好好养病罢。在这个时代还是身体宝贵啊。” “钟老，再坐一会儿，我们很闲，”他挽留道。妻觉得他替她说了话。来一个客人，至少给这个屋子添一点变化，一点热，一点生气。 “不坐了，改天再来畅谈，”钟老带笑地告辞道。“我还有别的事，”他加上这句解释。 “那么我不送你了，走好啊，”他失望地说。 “不要送，我以后会常来的，”钟老客气地回答，一面朝房门走去。 “我送钟先生，”她说。 “大嫂，不敢当，请留步罢，”钟老说，他已经走到房门口了。 “外面黑得很，我送钟先生出去，”她说。她打着手电把客人送到楼梯口，就站在那里用手电光照着钟老走下楼去，她一面叮嘱：“走好啊，走好啊。” “看得见，大嫂，请回去罢，”钟老在下面客气地说。她懒洋洋地转过身，打算回屋去。忽然听见钟老的声音在跟别人讲话。 “她回来了，”她想道，这个“她”自然是指他的母亲。她马上起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便急急走回房去。 “他走啦？”他问道。这是不必问也不必回答的问话，他显然是为了排遣寂寞才说的。他已经躺下去了。 “走了，”她没精打彩地答道。屋子里没有一点热气。永远是那种病态的黄色的电灯光，和那几样破旧的家具。他永远带着不死不活的样子。她受不了！她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活人。她渴望看见一个活人。 “这笔钱你替我收起来，”他苦笑地说。“这是我卖命的钱啊。” 她应了一声。后一句话声音更低，没有被她听见。她似乎要走到床前去。但是她忽然又退后一步，温和地说：“你交给妈罢，免得她不高兴。” 他轻轻地叹一口气，也不再说什么。在外面廊上已经响着母亲的脚步声，接着那个老妇人走进来了。 “妈，你到哪儿去了？”他亲切地问道。他的声音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寂寞地颤抖着。 “我到张伯情那儿去了一趟。我不放心，我问他究竟你的病怎样。他说不要紧，并不是肺痨，吃几付药，就会好的，”母亲温和地说，但是她的声音里却露出了一点焦虑。 “是，不要紧，我也知道不要紧，”他感激地答道。“你何必还要出去。外面一定很冷。你一天也够累了。你简直是在做我们的老妈子，我真对不起你啊。”他的眼泪流出来了。 “你好好养病罢，不要管这些闲事。我这些年已经做惯老妈子了。我没有她那样的好命，”母亲答道。说了最后一句，她感到一阵痛快，她不自觉地瞥了树生一眼。 树生正立在方桌前听他们母子谈话。她仿佛又挨了一记意外的耳光，她在心里叫了一声：“哎呀！”她回看了他母亲一眼。但是母亲已经走到病人的床前去了，现在还在说：“不过张伯情说，这个地方冬天的雾对你身体实在不相宜，他劝我们搬个地方。” “搬地方……我们朝哪里搬？我们哪里还有钱搬家？”他叹息道。 永远是这一类刺耳的话。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力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受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她必须飞，趁她还有着翅膀的时候。为什么她不应该走呢？她和他们中间再没有共同点了，她不能陪着他们牺牲。她要救出她自己。 母亲还在那里讲话，声音象箭似地朝着她的心射过来。“你射来罢，我不怕，我不屑于跟你争……”她自负地想道。她的心突然暖和起来了。 【注释1】t.b.（英文）肺结核。 二〇 星期六下午树生拿着调职通知书回家，她怀着又兴奋又痛苦的矛盾心情上了楼，推开自己的房门。小宣坐在书桌前藤椅上看书，母亲坐在方桌旁一张凳子上，他仍然躺在病床上。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事。小宣看见她进房，便立起来，唤了一声“妈”，脸色苍白地勉强笑了笑。 她应了一声，接着就问：“我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学堂功课太严，我们好些同学都赶不上，”小宣象板起脸孔似地说，这算是他好些天不曾回家的理由。 她含糊地答应一句。她注意地看了看她这个儿子。贫血，老成，冷静，在他的身上似乎永远不曾有过青春。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但是他已经衰老了！她皱了一下眉头，逃避似地掉开了眼睛。她走到床前，问病人：“今天好些罢？” “好些了，”病人点头回答。 这样的问答成了“例行公事”她每天照样地问，他每天照样地答，虽然他的病一点儿也不见好。 她听见他在咳嗽，看见他拿着枕头旁边的漱口杯（临时作了吐痰杯）吐痰，又慢慢地把漱口杯放下。他两颊上的肉更少了，两只眼睛带着一种可怕的眼神望着她。 “药吃过了？”她怜悯地再问一句。 他点点头，看他那种神情好象他很痛苦。 “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罢，”她忍不住又说了那句不知说过多少遍的话。 “过几天再说罢，”他力竭似地摇头说。 “为什么不早去？我求求你！不要把病耽误了啊，”她恳切地望着他，央求似地说，眼睛里忽然迸出了几滴泪水，她便慢慢地把头掉开了。 “我现在还可以支持，除了咳嗽也没有什么病，”他慢吞吞地答道。 “咳嗽就是病啊，而且你每天发烧，”她又回过脸来说。“我担心——”她咽下了后面的话。 “你是说我害肺病吗？”他问。 她不敢回答。她现出了一点窘相。她后悔不该对他多讲话。 “其实不用检查，我也知道我这是肺病，”他说。“可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我去检查，等于犯人听死刑宣告。”话说出来，他觉得心里很难过，自己也不想再说下去了。 她默默地望着他，她想：他什么都知道，甚至那个残酷的真实。她的劝告对他有什么用处呢？他躺在床上，不过在捱日子。不论是快，或者慢，他总之是在走向死亡。她还有什么办法拯救他？没有。他不听她的话，不肯认真治病。她只有等待奇迹。或者……或者她先救出自己。她的脑子里有着矛盾的思想。所以她一边偷偷流泪，一边又暗暗抱着希望。 “不见得。肺病也养得好。你不要怕花钱。我说过，我愿意给你设法，”她忍住眼泪，最后一次努力地劝他。 “养病就不说要花钱，也应当有好心境，这你是知道的。象我这样生活，哪里会有好心境啊？”他又说。 “宣，你讲话太多了。睡一会儿罢，又快要吃药了。”母亲不耐烦地干涉道。 妻暗暗地瞪了母亲一眼。她走到方桌前坐下来。她坐在那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好。没有人理她，连小宣也不过来跟她讲话。她感到厌倦，现在连眼光也似乎无处可放了。 她觉得无聊地枯坐了一会儿。她想难道必须坐在这里等着母亲煮好饭送上来吗？连吃饭的时候也是冷清清没有生气的。饭后更不会有温暖。永远是灰黄的灯光（不然就是停电时的漆黑，那样的时刻也不少），单调而无生气的闲谈，带病的面容。这样的生活她实在受不了。她不能让她的青春最后的时刻这样白白地耗尽。她不能救别人，至少先得救出她自己。不然她会死在这个地方，死在这间屋子里。 她突然站起来。她又一次下了决心。她用不着再迟疑了。她的手提包里还放着调职通知书。她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呢？ 她走到小宣的身旁。“小宣，你跟我出去走走，”她说。 “不等吃饭吗？”小宣抬起头看她，有气无力地问道，这个孩子讲话象大人，尤其是象父亲。 “我们到外面去吃饭，”她短短地答道。 “那么不约婆一道去？”小宣又问，声音提高了些。 “不去也好，”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她觉得心烦。不知道怎样，孩子的话激怒了她。 小宣诧异地看了她一眼，还问一句：“妈，你也不出去？” “不出去，”她摇摇头说，心想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多嘴！ 小宣看了她一眼，也不再说话，又把头埋到书上去了。 “他好象不是我的儿子，”她想道；她还立在小宣的背后，注意地看了他好几次。小宣一点也不觉得。他在读一个剧本。白日的光线渐渐在消失，刚刚亮起来的电灯光又不太亮。所以他把头埋得很深。“他是在弄坏自己的眼睛啊！”她又想。她忍不住怜悯地说：“小宣，你歇一会儿罢，你不要太用功啊。” 小宣又抬起头，惊奇地看她一眼，他回答一声：“是，”他的眼睛不住地闪着，好象它们不大舒服似的。随后他合上书，懒洋洋地站起来。 “怎么，他笑都不笑一声，动作这样慢。他完全不象一个小孩。他就象他父亲，”她又想。 小宣静静地走到床前去看父亲。“他对我一点也不亲热，好象我是他的后母一样，”她痛苦地想。她就在孩子刚才离开的藤椅上坐下。 母亲正坐在床沿上跟宣讲话，小宣立在床前静静地听着。他们似乎谈得很亲密。 “她不要我跟他讲话。怎么她又不让他休息呢？这个自私的老太婆！”她愤慨地想道。她无意间伸手在书桌上拿起小宣刚才看的那本书来。“她就恨我！我是她的仇人！小宣对我冷淡，一定是她教出来的。宣也在敷衍她！不，他其实更爱她，”她继续想道，心更烦起来。她受不住这寂寞，这冷淡。她需要找一件分心的事情。她把眼光放到拿在手里的书上。她首先看到两个红字：《原野》。这是曹禺写的剧本。她看过它的上演。可是又听说后来被禁止了，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戏，多么巧！戏里也有一个母亲憎恨自己的儿媳妇。那个丈夫永远夹在中间，两种爱的中间受苦。结果呢？结果太可怕了！她不会弄出那样的结果，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她在这里是多余的。她有机会走开。调职通知书还在她的手提包里。她为什么要放过机会呢？不，那是已经决定的事情了。行里不会改派另一个人，除非她辞职。她当然不会辞职。离开那个银行，她一时也找不到别的职业，而且她还借支了薪金，而且她这两个月还同陈主任搭伙在做囤积的生意。 “飞啊，飞啊！”好象有一个声音反复地在她的耳边轻轻地鼓舞她。调职通知书渐渐地在她的眼前扩大。兰州！这两个大字变成一架飞机在她的脑子里飞动。她渐渐地高兴起来。她觉得自己又有了勇气了。她甚至用轻蔑的眼光看他的母亲。她心想：“你们联在一起对付我，我也不怕，我有我的路！我要飞！” 二一 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丢开他跟着另一个男人走了；母亲也好象死在什么地方了。他从梦中哭醒，他的眼睛还是湿的。他的心跳得厉害，他倾听着这敲鼓似的声音。他张开嘴，睁大眼睛，想在黑暗中看出什么来。但是屋子很黑，就好象有一张黑幕盖在他的头上和全身一样。他觉得气紧，呼吸似乎不十分畅快，胸部还在隐隐地痛。他疲乏地闭上眼睛，但是他立刻又睁开，因为那个可怕的梦景在他的眼前重现了。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他疑惑地想，“是死还是活？”四周没有人声，然而并不是完全静寂的，因为屋子里充满了细小的声音。“我一个人，”他寂寞地说了出来。忽然一阵心酸，他又落下了眼泪。 “真是走的走、死的死了吗？”他痛苦地问自己。没有回答。他翻了一个身，又一个身。“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他想道。“我在做梦吗？”他的手摸着自己颊上的泪痕。他的喉咙发痒，他咳起嗽来。 他突然揭开被，跳下床。他扭开了电灯。屋子亮起来，灯光白得象雪似的，使他的眼睛差一点睁不开。他披着衣服站在方桌前。他第一眼便看他那个睡在床上的妻。谢谢天。妻睡得很好，棉被头盖着她下半个脸，黑黑的长睫毛使她睡着的时候也象睁开眼睛一样。她的额上没有一条皱纹，她还是象十年前那样地年轻。他看看自己，丝棉袍的绸面已经褪了色，蓝布罩衫也在泛白了。他全身骨头一齐发痠、发痛，痰似的东西直往喉管上冒。他同她不象是一个时代的人。他变了！这并不是一个新发见。但是这一次却象有一个拳头在他的胸膛上猛击一下。他的身子晃了晃，他连忙扶着方桌站定了。 他在方桌前立了一会儿。他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不自觉地把头一缩。屋子里依然很亮。老鼠又在啃地板。外面街上有一个人的脚步声，那个人走得慢，而且用一种衰老而凄凉的声音叫着：“炒米糖开水！”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他把眼光掉向母亲的房门。门关着，里面传出来一个人的鼾声，是小宣的，并不太高，不过他听得出。他们睡得很好。他侧耳再听，那还是小宣的鼾声。“这孩子也可怜，偏偏生在我们家里，”他想。“妈也是，老来受苦，”他又叹一口气。“不过幸好他们都很平安，”这一个念头倒给了他一点安慰。 接着他咳了两声嗽，他觉得痰贴在喉管上，他必须咳出它来。他不敢大声咳，他害怕惊醒妻和母亲。他慢慢地咻着。他的胸部接连地痛。他摸出手帕掩住嘴。他走到书桌前，跌坐在藤椅上。 他咻了好几声，居然把痰咳出来了；他要吐它在地上，可是痰贴在他的舌尖、唇边，不肯下地。“我连这点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痛苦地、灰心地想道。 他吐出痰后，觉得喉咙干，想喝两口茶。他便站起来。他无意间把书桌上一件黑黑的东西撞落在地上。他即刻弯下身去拾那件东西。那是树生的手提包。他拾起来，手提包打开了，落下几张纸和一支唇膏。他再俯下身去拾它们。他看见了那张调职通知书。 他把通知书拿在手里，又坐回到藤椅上，他仔细地读着。虽然那上面不过寥寥几行字，他却反复不厌地念了几遍。他好象落在冷窖里一样，他全身都冷了。 “她瞒着我，”他低声自语道。接着他又想：她为什么要瞒我呢？我不会妨碍她的。他感到一种被人出卖了以后的痛苦和愤慨。他想不通，他默默地咬着自己的下嘴唇。胸部还是隐约地在痛。他用左手轻轻擦揉着胸膛。“病菌在吃我的肺，好，就让它们吃个痛快罢，”他想。 “她真的要走吗？”他问自己。他又埋下头看手里那张调职书。他用不着再问了。那张纸明明告诉他，她会走的。 “走了也好，她应该为自己找一个新天地。我让她住在这里只有把她白白糟蹋，”他安慰自己地想。他又把头掉过去看她。她已经向里翻过了身，他只看见她一头黑发。“她睡得很好，”他低声说。他把头放在靠背上，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会儿。通知书仍然捏在他的手里。 他忽然又惊醒似地睁开眼睛。屋子里多么亮！多么静！多么冷！他又掉过头去看她。她还睡在床上，但是又翻过了身来，面向着他，并且把右膀伸到被外来了。这是一只白而多肉的膀子。“她会受凉的，”他想着，就站起来，走到床前，把她的膀子放回到被里去。他轻轻地拿着她的手，慢慢地动着，但是仍然把她惊醒了。 她起先哼了一声，慢慢地睁开眼睛。“你还不睡？”她问道。但是接着她又吃惊地说：“怎么，你下床来了！” “我看见你一只膀子露在外面，怕你着凉，”他低声解释道，通知书还捏在手里。 她感激地对他一笑，然后慢慢地把眼光移到别处去。她忽然看见了那张通知书。 “怎么在你手里？”她惊问道，就坐起来，把睡衣的领口拉紧一点。“你从哪里找到的？” “我看见了，”他埋下头答道，他的脸立刻发红。他连忙加上一句解释：“你的手提包从桌上掉下来打开了。” “我今天才拿到它。我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她抱歉似地说，她记起来是自己大意把手提包忘记在书桌上的。她打了一个冷噤，连忙用棉被裹住自己的身子。 “你去罢，我没有问题，”他低声说。 “我知道，”她点点头。她看见他望着自己好象有多少话要说，却又说不出来，她心里也难过。“我本来不想去，不过我不去我们这一家人怎么生活——” “我知道，”他结结巴巴地说，打断了她的话。 “陈主任帮我订飞机票，说是下星期三走，”她又说。 “是，”他机械地答道。 “横顺我也没有多少行李。西北皮货便宜，我可以在那边做衣服，”她接下去说。 “是，那边皮货便宜，”他没精打彩地应道。 “我可以在行里领路费，还可以借支一笔钱，我先留五万在家里。” “好的，”他短短地回答。他的心象被木棒捣着似地痛得厉害。 “你好好养病。我到那边升了一级，可以多拿薪水，也可以多寄点钱回家。你只管安心养病罢。”她愈说愈有精神，脸上又浮起了微笑。 他实在支持不下去，便说：“我睡罗。”他勉强走到书桌那边，把通知书放回她的手提包里，然后回到床前，他颓然倒下去，用棉被蒙着头，低声哭起来。 她刚刚闭上了眼睛，忽然听见他的哭声。她的兴奋和愉快一下子都飞散了。她觉得不知道从哪里掉下许多根针，全刺在她的心上。她唤一声：“宣！”他不答应。她再唤一声。他仍然不答应，可是哭声却稍微高了些。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掀开自己的棉被，也拉开他的棉被，把半个身子扑到他的身上，伸出两只膀子搂着他，不管他怎样躲开，她还是把他的脸扳过来。她流着眼泪，呜咽地喃喃说：“我也并不想去。要不是你妈，要不是大家的生活……我心里也很苦啊！我一个女人，我……” 二二 从这一晚起，他又多了做梦的资料。梦折磨着他。每晚他都得不到安宁。一个梦接连着另一个。在梦中他不断地跟她分别，她去兰州或者去别的地方，有时甚至在跟他母亲吵架以后负气出走。醒来，他常常淌一身冷汗。他无可如何地叹一口长气，他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很深了。 晚上妻睡在他的旁边。他为了自己的病，常常避免把脸向着她。他们睡在一处，心却隔得很远。妻白天出门，晚上回家也不太早。她有应酬，同事们接连地替她饯行。她每晚回家，总看见母亲在房里陪伴他，但是等她跨进了门，母亲就回到小屋去了。然后她坐在床沿上或者方桌前凳子上絮絮地讲她这一天的见闻。现在她比平日讲话多，他却较从前沉静寡言。他常常呆呆地望着她，心里在想分别以后还能不能有重见的机会。 不做梦时他喜欢数着他们以后相聚的日子和时刻。日子和时刻逐渐减少，而他的挣扎也愈加痛苦。让她去，或者留住她？让她幸福，或者拉住她同下深渊？ “你走后还会想起我么？”他常常想问她这句话，可是他始终不敢说出来。 五万元交来了：两万元现款和一张银行存单。妻告诉他，存“比期”，每半个月，办一次手续，利息有七分光景。到底妻比他知道得多！妻的行装也准备好了。忽然她又带回家一个好消息：飞机票可能要延迟两个星期。她也因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她还对他说，她要陪他好好地过一个新年。对他说来，当然再没有比这个更能够安慰他的了。他无法留住她，却只好希望多和她见面，多看见她的充满生命力的美丽的面颜。 但是这样的见面有时也会给他带来痛苦。连他也看得出来她的心一天一天地移向更远的地方。跟他分离，在她似乎并不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她常常笑着对他说：“过三四个月我就要回来看你。陈主任认识航空公司的人，容易买到飞机票，来往也很方便。”他唯唯应着，心里却想：“等你回来，不晓得我还在不在这儿。”他觉得要哭一场才痛快。可是痰贴在他的喉管里，他用力咳嗽的时候，左胸也痛，他只好轻轻地咻着。这咻声她也听惯了，但是仍然能够得到她的怜惜的注视，或者关心的询问。 他已经坐起来，并且在房里自由地走动了。除了脸色、咳嗽和一些动作外，别人不会知道他在害病。中药还在吃，不过吃得不勤。母亲现在也提起去医院检查、照x光一类的话。然而他总是支吾过去。他愿意吃中药，因为花钱少，而且不管功效如何，继续不断地吃着药，总可以给自己一点安慰和希望。 有时他也看书，因为他寂寞，而且冬天的夜太长，他睡尽了夜，不能再在白天闭眼。他也喜欢看书，走动，说话，这使他觉得自己的病势不重，甚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但是母亲不让他多讲话，多看书，多走动；母亲却时时提醒他：他在生病，他不能象常人那样地生活。 可是他怎么能不象常人那样地生活呢？白天躺在床上不做任何事情，这只有使他多思索，多焦虑，这只有使他心烦。他计算着，几乎每天都在计算，他花去若干钱，还剩余若干。钱本来只有那么一点点，物价又在不断地涨，他的遣散费和他妻子留下的安家费，再加上每月那一点利息，凑在一起又能够用多久呢？他仿佛看着钱一天一天不停地流出去，他束着手无法拦住它。他没有丝毫的收入，只有无穷无尽的花费……那太可怕了，他一想起，就发呆。 有一次母亲为他买了一只鸡回来，高兴地煮好鸡汤用菜碗盛着端给他吃。那是午饭后不久的事。这两天他的胃口更不好。 “你要是喜欢吃，我可以常常煮给你吃，”母亲带点鼓舞的口气说。 “妈，这太花费了，我们哪里吃得起啊！”他却带着愁容回答，不过他还是把碗接了过来。 “我买得很便宜，不过千多块钱，吃了补补身体也好，”母亲被他浇了凉水，但是她仍旧温和地答道。 “不过我们没有多的钱啊，”他固执般地说；“我身体不好，偏偏又失了业。坐吃山空，怎么得了！” “不要紧，你不必担心。横顺目前还有办法，先把你身体弄好再说，”母亲带笑地劝道，她笑得有点勉强。 “东西天天贵，钱天天减少，树生还没有走，我们恐怕就要动用到她那笔钱了，”他皱着眉头说。鸡汤还在他的手里冒热气。 母亲立刻收起了笑容。她掉开头，想找个地方停留她的眼光，但是没有找到。她又回过脸来，痛苦而且烦躁地说了一句：“你快些吃罢。” 他捧着碗喝汤，不用汤匙，不用筷子，还带了一点慌张不安的样子。母亲在旁边低声叹了一口气。她仿佛看见那个女人的得意的笑容。她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她埋下头。但是他的喝汤的响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很好，很好，”他接连称赞道，他的愁容消失了。他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汤碗。他用手拿起一只鸡腿在嘴边啃着。 “妈，你也吃一点罢，”他忽然抬起头看看母亲，带笑地说。 “我不饿，”母亲轻轻地答道。她用爱怜的眼光看他。她心里难受。 “我不是病，我就是营养不良啊，我身体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他解释般地说。 “是啊，你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母亲机械地答道。 他又专心去吃碗里的鸡肉，他仿佛从来没有吃过好饮食似的。他忽然自言自语：“要是平日吃得好一点，我也不会得这种病。”他一面吃，一面说话。母亲仍然站在旁边看他，她一会儿露出笑容，一会儿又伸手去揩眼睛。 “他的身体大概渐渐好起来了。他能吃，这是好现象，”她想道。 “妈，你也吃一点。味道很好，很好。人是需要营养的，”他吃完鸡肉，用油手拿着碗，带着满足的微笑对母亲说。 “好，我会吃，”母亲不愿意他多讲话，就含糊地答应了，其实她心想：“就只有这么一只瘦鸡，给你一个人吃还嫌少啊。”她接过空碗，拿了它到外面去。她回来的时候，他靠在藤椅上睡着了。母亲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想给他盖上点什么东西，可是刚走到他面前，他忽然睁开眼唤道：“树生！”他抓住母亲的手。 “什么事？”母亲惊问道。 他把眼睛掉向四周看了一下。随后他带了点疑惑地问：“树生还没有回来？” “没有。连她的影子也看不见，”她带着失望的口气回答。他不应该时常想着树生。树生对他哪点好？她（树生）简直是在折磨他，欺骗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露出了苦笑。“我又在做梦了，”他感到寂寞地说。 “你还是到床上去睡罢，”母亲说。 “我睡得太多了，一身骨头都睡痛了。我不想再睡，”他说，慢慢地站起来。 “树生也真是太忙了。她要走了，也不能回家跟我们团聚两天，”他扶着书桌，自语道。他转过身推开藤椅，慢步走到右面窗前，打开掩着的窗户。 “你当心，不要吹风啊，”母亲关心地说；她起先听见他又提到那个女人的名字，便忍住心里的不痛快，不讲话，但是现在她不能沉默了，她不是在跟他赌气啊。 “太气闷了，我想闻一点新鲜空气，”他说。可是他嗅到的冷气中夹杂了一股一股的煤臭。同时什么东西在刮着他的脸，他感到痛和不舒服。 天永远带着愁容。空气永远是那样地沉闷。马路是一片黯淡的灰色。人们埋着头走过来，缩着颈项走过去。 “你还是睡一会儿罢，我看你闲着也无聊，”母亲又在劝他。 他关上窗门，转过身来，对着母亲点了点头说：“好的。”他望着他的床，他想走过去，又害怕走过去。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日子过得真慢，”他自语道。 后来他终于走到床前，和衣倒在床上，但是他仍旧睁着两只眼睛。 母亲坐在藤椅上闭着眼睛养神。她听见他在床上连连地翻身，她知道是什么思想在搅扰他。她有一种类似悲愤的感觉。后来她实在忍耐不住，便掉过头看他，一面安慰他说：“宣，你不要多想那些事。你安心睡罢。” “我没有想什么，”他低声回答。 “你瞒不过我，你还是在想树生的事情，”母亲说。 “那是我劝她去的，她本来并不一定要去，”他分辩道。“换个环境对她也许好一点。她在这个地方也住厌了。去兰州待遇高一点，算是升了一级。” “我知道，我知道，”母亲加重语气地说。“不过你光是替她着想，你为什么不想到你自己，你为什么只管想到别人？” “我自己？”他惊讶地说，“我自己不是很好吗！”他说了“很好”两个字，连他自己也觉得话太不真实了，他便补上一句：“我的病差不多全好了，她在兰州更可以给我帮忙。” “她？你相信她！”母亲冷笑一声，接着轻蔑地说：“她是一只野鸟，你放出去休想收她回来。” “妈，你对什么人都好，就是对树生太苛刻。她并不是那样的女人。而且她还是为了我们一家人的缘故才答应去兰州的，”他兴奋地从床上坐起来说。 母亲呆呆地望着他，忽然改变了脸色，她忍受似地点着头说：“就依你，我相信你的话。那么，你放心睡觉罢。你话讲多了太伤神，病会加重的。” 他不作声了。他埋着头好象在想什么事情。母亲用怜悯的眼光望着他，心里埋怨道：你怎么这样执迷不悟啊！可是她仍然用慈爱的声音对他说：“宣，你还是睡下罢，这样坐着看着凉啊。” 他抬起头用类似感激的眼光看了母亲一眼。停了一会儿，他忽然下床来。“妈，我要出去一趟，”他匆匆地说，一面弯着身子系皮鞋带。 “你出去？你出去做什么？”母亲惊问道。 “我有点事，”他答道。 “你还有什么事？公司已经辞掉你了。外面冷得很，你身体又不好，”母亲着急地说。 他站起来，脸上现出兴奋的红色。“妈，不要紧，让我去一趟，”他固执地说，便走去取下挂在墙上洋钉上面的蓝布罩袍来穿在身上。 “等我来，”母亲不放心地急急说，她过去帮忙他把罩袍穿上了。“你不要走，走不得啊！”她一面说，一面却取下那条黑白条纹的旧围巾，替他缠在颈项上。“你不要走。有事情，你写个字条，我给你送去，”她又说。 “不要紧，我就会回来，地方很近，”他说着，就朝外走。她望着他，突然觉得自己象是在梦中一样。 “他这是做什么？我简直不明白！”她孤寂地自语道。她站在原处思索了片刻，然后走到他的床前，弯下身子去整理床铺。 她铺好床，看看屋子，地板上尘土很多，还有几处半干的痰迹。她皱了皱眉，便到门外廊上去拿了扫帚来把地板打扫干净了。桌上已经垫了一层土。这个房间一面临马路，每逢大卡车经过，就会扬起大股的灰尘送进屋来。这一刻她似乎特别忍受不了肮脏。她又用抹布把方桌和书桌连凳子也都抹干净了。 做完这个，她便坐在藤椅上休息。她觉得腰痛，她用手在腰间擦揉了一会儿。“要是有人来给我捶背多好啊，”她忽然想道。但是她马上就明白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了，她责备自己：“你已经做了老妈子，还敢妄想吗！”她绝望地叹一口气。她把头放在靠背上。她的眼前现出了一个人影，先是模糊，后来面颜十分清楚了。“我又想起了他，”她哂笑自己。但是接着她低声说了出来：“我是不在乎，我知道我命不好。不过你为什么不保佑宣？你不能让宣就过这种日子啊！”她一阵伤心，掉下了几滴眼泪。 不久他推开门进来，看见母亲坐在藤椅上揩眼睛。 “妈，你什么事？怎么在哭？”他惊问道。 “我扫地，灰尘进了我的眼睛，刚刚弄出来，”她对他撒了谎。 “妈，你把我的床也理好了，”他感动地说，便走到母亲的身边。 “我没有事，闲着也闷得很，”她答道。接着她又问：“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来？” 他喘了两口气，又咳了两三声嗽，然后掉开脸说：“我去看了钟老来。” “你找他什么事？你到公司去过吗？”她惊讶地问道，便站了起来。 “我托他给我找事，”他低声说。 “找事？你病还没有全好，何必这样着急！自己的身体比什么都要紧啊，”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我们中国人身体大半是这样，说有病，拖起来拖几十年也没有问题。我觉得我现在好多了，钟老也说我比前些天好多了。他答应替我找事。”他的脸上仍旧带着病容和倦容，说起话来似乎很吃力。他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 “唉，你何必这样急啊！”母亲说。“我们一时还不会饿饭。” “可是我不能够整天睡着看你一个人做事情。我是个男人，总不能袖手吃闲饭啊，”他痛苦地分辩道。 “你是我的儿子，我就只有你一个，你还不肯保养身体，我将来靠哪个啊？”她说不下去，悲痛堵塞了她的咽喉。 他把左手放到嘴边，他的牙齿紧紧咬着大拇指。他不知道痛，因为他的左胸痛得厉害。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也不去看指上深的齿印。他看他母亲。她默默地坐在那里。他用怜悯的眼光看她，他想：“你的梦、你的希望都落空了。”他认识“将来”，“将来”象一张凶恶的鬼脸，有着两排可怕的白牙。 两个人不再说话，不再动。这静寂是可怕的，折磨人的。屋子里没有丝毫生命的气象。街中的人声、车声都不能打破这静寂。但是母亲和儿子各人沉在自己的思想中，并没有走着同一条路，却在一个地方碰了头而且互相了解了：那是一个大字：死。 儿子走到母亲的背后。“妈，你不要难过，”他温和地说；“你还可以靠小宣，他将来一定比我有出息。” 母亲知道他的意思，她心里更加难过。“小宣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这孩子太象你了，”她叹息似地说。她不愿意把她的痛苦露给他看，可是这句话使他更深更透地看见了她的寂寞的一生。她说得不错。小宣太象他，也就是说，小宣跟他一样地没有出息。那么她究竟有什么依靠呢？他自己有时也在小宣的身上寄托着希望，现在他明白希望是很渺茫的了。 “他年纪还小，慢慢会好起来。说起来我真对不起他，我始终没有好好地教养过他，”他说，他还想安慰母亲。 “其实也怪不得你，你一辈子就没有休息过，你自己什么苦都吃……”她说到这里，又动了感情，再也说不下去，她忽然站起来，逃避似地走到门外去了。 他默默地走到右面窗前，打开一面窗。天象一张惨白脸对着他。灰黑的云象皱紧的眉。他立刻打了一个冷噤。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冷冷地挨着他的脸颊。“下雨罗，”他没精打彩地自语道。 背后起了脚步声，妻走进房来了。不等他掉转身子，她激动地说：“宣，我明天走。” “明天？怎么这样快？不是说下礼拜吗？”他大吃一惊，问道。 “明天有一架加班机，票子已经送来，我不能陪你过新年了。真糟，晚上还有人请吃饭，”她说到这里不觉皱起了眉尖，声调也改变了。 “那么明天真走了？”他失望地再问。 “明早晨六点钟以前赶到飞机场。天不亮就得起来，”她说。 “那么今晚上先雇好车子，不然怕来不及，”他说。 “不要紧，陈主任会借部汽车来接我。我现在还要整理行李，我箱子也没有理好，”她忙忙慌慌地说。她弯下身去拿放在床底下的箱子。 “我来给你帮忙，”他说着，也走到床前去。 她已经把箱子拖出来了，就蹲着打开盖子，开始清理箱内的衣服。她时而站起，去拿一两件东西来放在箱子里面，她拿来的，有衣服，有化妆品和别的东西。 “这个要带去吗？”“这个要吗？”他时不时拿一两件她的东西来给她，一面问道。 “谢谢你。你不要动，我自己来，”她总是这样回答。 母亲从外面进来，站在门口，冷眼看他们的动作。她不发出丝毫的声息，可是她的心里充满了怨愤。他忽然注意到她，便大声报告：“妈，树生明早晨要飞了。” “她飞她的，跟我有什么相干！”母亲冷冷地说。 树生本来已经站直了，要招呼母亲，并且说几句带好意的话。可是听见母亲的冷言冷语，她又默默地蹲下去。她的脸涨得通红，她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 母亲生气地走进自己的小屋去了。树生关上箱盖，立起来，怒气已经消去一半。他望着她，不敢说一句话。但是他的眼光在向她哀求什么。 “你看，都是她在跟我过不去，她实在恨我，”树生轻轻地对他说。 “这都是误会，妈慢慢会明白的。你不要怪她，”他小声回答。 “我不会恨她，我看在你的面上，”她温柔地对他笑了笑，说。 “谢谢你，”他陪笑道；“我明早晨送你上飞机，”他用更低的声音说。 “你不要去！你的身体受不了，”她急急地说。“横顺有陈主任照料我。” 末一句话刺痛了他的心。“那么我们就在这间屋里分别？”他痛苦地说，眼里含着泪光。 “不要难过，我现在还不走。我今晚上早点回来，还可以陪你多谈谈，”她的心肠软了，用同情的声调安慰他说。 他点了点头，想说一句“我等你”，却又说不出来，只是含糊地发出一个声音。 “你睡下罢，站着太累，你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啊。我可以在床上坐一会儿，”她又说。 他依从了她的劝告躺下了。她给他盖上半幅棉被，然后坐在床沿上。“明天这个时候我不晓得是怎样的情形，”她自语道。“其实我也不一定想走。我心里毫无把握。你们要是把我拉住，我也许就不走了，”这是她对他说的真心话。 “你放心去好了。你既然决定了，不会错的，”他温和地回答，他忘了自己的痛苦。 “其实我自己也不晓得这次去兰州是祸是福，我连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也没有，你又一直在生病，妈却巴不得我早一天离开你，”她望着他，带了点感伤和烦愁地说。 “病”字敲着他的头。她们永远不让他忘记他的病！她们永远把他看作一个病人！他叹了一口气，仿佛从一个跟她同等的高度跌下来，他最后一线游丝似的希望也破灭了。 “是啊，是啊，”他无可奈何地连连说，他带着关切和爱惜的眼光望着她。 “你气色还是不好，你要多休息，”她换了关心的调子说。“经济问题倒容易解决。你只管放心养病。我会按月寄钱给你。” “我知道，”他把眼光掉开说。 “小宣那里我今天去过信，”她又说。但是没有让她把话说完，汽车的喇叭声突然在楼下正街上响起来了。她略微惊讶地掉过脸来，朝那个方向望了望，又说下去：“我要他礼拜天进城来。”喇叭似乎不耐烦地接连叫着。她站起来，忙忙慌慌地说：“我要走了，他们开车子来接我了。”她整理一下衣服，又拿起手提包，打开它，取出了小镜子和粉盒、唇膏。 他坐起来。“你不要起来，你睡你的，”她一面说，一面专心地对镜扑粉涂口红。但是他仍旧下床来了。 “我走罗，晚上我早一点回来，”她说着，掉过脸，含笑地对他点一个头，然后匆匆地走出门去。 屋子里寒冷的空气中还留着她的脂粉香，可是她带走了清脆的笑声和语声。他孤寂地站在方桌前面，出神地望着她的身影消去的地方，那扇**脱落了的房门。“你留下罢，你留下罢！”他仿佛听见了自己的内心的声音。但是橐橐的轻快的脚步声早已消失了。 母亲走出小屋，带着怜悯的眼光看他。“宣，你死了心罢，你们迟早要分开的。你一个穷读书人哪里留得住她！”母亲说，她心里装满了爱和恨，她需要发泄。 他埋下头看看自己的身上，然后把右手放到眼前。多么瘦！多么黄！倒更象鸡爪了！它在发抖，无力地颤抖着。他把袖子稍稍往上挽。多枯瘦的手腕！哪里还有一点肉！他觉得全身发冷。他呆呆地望着这只可怕的手。他好象是一个罪人，刚听完了死刑的宣告。母亲的话反复地在他的耳边响着：“死了心罢，死了心罢。”的确他的心被判了死刑了。 他还有什么权利，什么理由要求她留下呢？问题在他，而不是在她。这一次他彻底地明白了。 母亲扭开电灯，屋子里添了一点亮光。 他默默地走到书桌前，用告别一般的眼光看了看桌上的东西，然后崩溃似地坐倒在藤椅上。他用两只手蒙着脸。他并没有眼泪。他只是不愿意再看见他周围的一切。他放弃了一切，连自己也在内。 “宣，你不要难过，女人多得很。等你的病好了，可以另外找一个更好的，”母亲走过去，用慈爱的声音安慰他。 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叫。他取下手来，茫然望着母亲。他想哭。为什么她要把他拉回来？让他这个死刑囚再瞥见繁华世界？他已经安分地准备忍受他的命运，为什么还要拿于他无望的梦来诱惑他？他这时并不是在冷静思索，从容判断，他只是在体验那种绞心的痛苦。树生带走了爱，也带走了他的一切；大学时代的好梦，婚后的甜蜜生活，战前的教育事业的计划，全光了，全完了！ “你快到床上去躺躺，我看你不大好过罢。要不要我现在就去请个医生来，西医也好，”母亲仍旧不能了解他，但是他的脸色使她惊恐，她着急起来，声音发颤地说。 “不，不要请医生。妈，不会久的，”他绝望地说，声音弱，而且不时喘气。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你说什么？等我来搀你，”母亲吃惊地说，她连忙搀扶着他的右肘。 “妈，你不要怕，没有什么事，我自己可以走，”他说，好象从梦里醒过来一样。他摆脱了母亲的扶持，离开藤椅，走到方桌前，一只手压在桌面上，用茫然的眼光朝四周看。昏黄的灯光，简陋的陈设，每件东西都发出冷气。突然间，不发出任何警告，电灯光灭了。眼前先是一下黑，然后从黑中泛出了捉摸不住的灰色光。 “昨天才停过电，怎么今天又停了？”母亲低声埋怨道。 他叹了一口气。“横竖做不了事，就让它黑着罢，”他说。 “点支蜡烛也好，不然显得更凄凉了，”母亲说。她便去找了昨天用剩的半截蜡烛点起来。烛光摇曳得厉害。屋子里到处都是黑影。不知从哪里进来的风震摇着烛光，烛芯偏向一边，烛油水似地往下流。一个破茶杯倒立着，做了临时烛台，现在也被大堆烛油焊在桌上了。 “快拿剪刀来！快拿剪刀来！”他并不想说这样的话，话却自然地从他的口中漏出来，而且他现出着急的样子。这样的事情不断地发生，他已经由训练得到了好些习性。他做着自己并不一定想做的事，说着自己并不一定想说的话。 母亲拿了剪刀来，把倒垂的烛芯剪去了。烛光稍稍稳定。“你现在吃饭好吗？我去把鸡汤热来，”她说。 “好嘛，”他勉勉强强地答道。几小时以前的那种兴致和食欲现在完全消失了。他回答“好”，只是为了敷衍母亲。“她为什么还要我吃？我不是已经饱了？”他疑惑地想道。他用茫然的眼光看母亲。母亲正拿了一段还不及大拇指长的蜡烛点燃了预备出去。 “妈，你拿这段长的去，方便点，”他说。“我不要亮，”他又添一句。他想：有亮没有亮对我都是一样。 “不要紧，我够了，”母亲说，仍旧拿了较短的一段蜡烛出了房门。 一段残烛陪伴他留在屋子里。 “又算过了一天，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天好活，”他自语道，不甘心地叹了一口气。 没有人答话。墙壁上颤摇着他自己的影子。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坐下还是站着，应该睡去还是醒着。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动作。他仍旧立在方桌前，寒气渐渐地浸透了他的罩衫和棉袍。他的身子微微颤抖。他便离开方桌，走了几步，只为了使身子暖和一点。 “我才三十四岁，还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他不平地、痛苦地想道。“现在全完了，”他惋惜地自叹。大学时代的抱负象电光般地在他的眼前亮了一下。花园般的背景，年轻的面孔，自负的言语……全在他的脑子里重现。“那个时候哪里想得到有今天？”他追悔地说。 “那个时候我多傻，我一直想着自己办一个理想中学，”他又带着苦笑地想。他的眼前仿佛现出一些青年的脸孔，活泼、勇敢、带着希望……。他们对着他感激地笑。他吃惊地睁大眼睛。蜡烛结了烛花，光逐渐暗淡。房里无限凄凉。“我又在做梦了，”他不去剪烛花，却失望地自语道。他忽然听见了廊上母亲的脚步声。 “又是吃！我这样不死不活地捱日子又有什么意思！”他痛苦地想。 母亲捧了一菜碗热气腾腾的鸡汤饭进来，她满意地笑着说：“我给你煮成了鸡汤饭，趁热吃，受用些。” “好！我就多吃一点，”他顺从地说。母亲把碗放在方桌上。他走到方桌前一个凳子上坐下。一股热气立刻冲到他的脸上来。母亲俯着头在剪烛花。他看她。这些天她更老了。她居然有那么些条皱纹，颧骨显得更高，两颊也更瘦了。 “连母亲也受了我的累，”他不能不这样想。他很想哭。他对着碗出神了。 “快吃罢，看冷了啊，”母亲还在旁边催促他。 二三 他吃过晚饭后就盼望着妻，可是妻回来得相当迟。 时间过得极慢。他坐在藤椅上或者和衣躺在床上。他那只旧表已经坏了好些天了，他不愿意拿出一笔不小的修理费，就让它静静地躺在他的枕边。他不断地要求母亲给他报告时刻。七点……八点……九点……时间似乎故意跟他为难。这等待是够折磨人的。但是他有极大的忍耐力。 终于十点钟又到了。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计，取下老光眼镜，揉揉眼睛。“宣，你脱了衣服睡罢，不要等了，”她说。 “我睡不着。妈，你去睡，”他失望地说。 “她这样迟还不回来，哪里还把家里人放在心上？明天一早就要走，也应该早回来跟家里人团聚才是正理，”母亲气恼地说。 “她应酬忙，事情多，这也难怪她，”他还在替他的妻子辩解。 “应酬，你说她还有什么应酬？还不是又跟她那位陈主任跳舞去了，”母亲冷笑地说。 “不会的，不会的，”他摇头说。 “你总是袒护她，纵容她！不是我故意向你泼冷水，我先把话说在这里搁起，她跟那位陈主任有点不明不白—”她突然咽住以后的话，改变了语调叹息道：“你太忠厚了，你到现在还这样相信她，你真是执迷不悟！” “妈，你还不大了解她，她也有她的苦衷。在外面做事情，难免应m多，她又爱面子，”他接口替妻辩护道；“她不见得就喜欢那个陈主任，我相信得过她。” “那么我是在造谣中伤她！”母亲勃然变色道。 他吃了一惊，偷偷看母亲一眼，不敢做声。停了一两分钟，母亲的脸色缓和下来，那一阵愤怒过去了，她颇后悔自己说了那句话，她用怜惜的眼光看他，她和蔼地说：“你不要难过，我人老了，脾气更坏了。其实这样吵来吵去有什么好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那样看不起我！不管怎样，我总是你的母亲啊！” 他又得到了鼓舞，他有了勇气。他说：“妈，你不要误会她，她从没有讲过你的坏话。她对你本来是很好的。”他觉得有了消解她们中间误会的机会和希望了。 母亲叹了一口气，她指着他的脸说：“你也太老好了。她哪里肯对你讲真话啊！我看得出来，我比你明白，她觉得她能够挣钱养活自己，我却靠着你们吃饭，所以她看不起我。” “妈，你的确误会了她，她没有这个意思，”他带着充分自信地说。 “你怎么知道？”母亲不以为然地反问道。就在这时候电灯突然亮了。整个屋子大放光明。倒立的茶杯上那段剩了一寸多长的蜡烛戴上了一大朵黑烛花，现着随时都会熄灭的样子。母亲立刻吹灭了烛，换过话题说：“十点半了，她还没有回来！你说她是不是还把我们放在眼里！” 他不作声，慢慢地叹了一口气。他的左胸又厉害地痛起来。他用乞怜的眼光偷偷地看母亲，他甚至想说：你饶了她罢。可是他并没有这样说。他压下了感情的爆发（他想痛哭一场）。他平平淡淡地对母亲说：“妈，你不必等她了。你去睡罢。” “那么你呢？”母亲关心地问。 “我也要睡了。我瞌睡得很。”他故意装出睁不开眼睛的样子，并且打了一个呵欠。 “那么你还不脱衣服？”母亲又问。 “我等一会儿脱，让我先睡一觉。妈，你把电灯给我关了罢，”他故意慢吞吞地说，他又打了一个呵欠。 “好的，你先睡一觉也好，不要忘记脱衣服啊，”母亲叮嘱道。她真的把电灯扭熄了。她轻手轻脚地拿了一个凳子，放在掩着的门背后。于是她走进她那间小屋去了。她房里的电灯还亮着。 他并无睡意。他的思潮翻腾得厉害。他睁着眼睛望那扇房门，望那张方桌，望那把藤椅，望一切她坐过、动过、用过的东西。他想：到明天早晨什么都会变样了。这间屋子里不会再有她的影子了。 “树生！”他忽然用棉被蒙住头带了哭声暗暗地唤她。他希望能有一只手来揭开他的被，能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轻轻回答：“宣，我在这儿。” 但是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母亲在小屋里咳了两声嗽，随后又寂然了。 “树生，你真的就这样离开我？”他再说。他盼望得到一声回答：“宣，我永远不离开你。”没有声音。不，从街上送进来凄凉的声音：“炒米糖开水。”声音多么衰弱，多么空虚，多么寂寞，这是一个孤零零的老人的叫卖声！他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影子，缩着头，驼着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破旧油腻的棉袍挡不住寒风。一个多么寂寞、病弱的读书人。现在……将来？他想着，他在棉被下面哭出声来了。 幸好母亲不曾听见他的哭声。不会有人来安慰他。他慢慢地止了泪。他听见了廊上的脚步声，是她的脚步声！他兴奋地揭开被露出脸来。他忘了泪痕还没有揩干，等到她在推门了，他才想起，连忙用手揉眼睛，并且着急地翻一个身，使她在扭开电灯以后看不到他的脸。 她走进屋子，扭燃了电灯。她第一眼看床上，还以为他睡熟了。她先拿起拖鞋，轻轻地走到书桌前，在藤椅上坐下，换了鞋，又从抽屉里取出一面镜子，对着镜略略整理头发。然后她站起来，去打开了箱子，又把抽屉里的一些东西放到箱子里去。她做这些事还竭力避免弄出任何响声，她不愿意惊醒他的梦。但是正在整理箱子的中间，她忽然想到什么事，就暂时撇下这个工作，走到床前去。她静静地立在床前看他。 他并没有睡去，从她那些细微的声音里他仿佛目睹了她的一举一动。他知道她到了他的床前。他还以为她就会走开，谁知她竟然在床前立了好一阵。他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他不能再忍耐了。他咳了一声嗽。他听见她小声唤他的名字，便装出睡醒起来的样子翻一个身，伸一个懒腰，一面睁开眼来。 “宣，”她再唤他，一面俯下头看他；“我回来迟了。你睡了多久了？” “我本来不要睡，不晓得怎样就睡着了，”他说了谎，同时还对她微笑。 “我早就想回来，谁知道饭吃得太迟，他们又拉着去喝咖啡，我说要回家，他们一定不放我走……”她解释道。 “我知道，”他打断了她的话，“你的同事们一定不愿意跟你分别。”这是敷衍的话。可是话一出口，他却觉得自己失言了。他绝没有讥讽她的意思。 “你是不是怪我不早回来？”她低声下气地说；“我不骗你，我虽然在外面吃饭，心里却一直想到你。我们要分别了，我也愿意同你多聚一刻，说真话，我就是怕——”她说到这里便转过脸朝母亲的小屋望了望。—— “我知道。我并没有怪你，”他接嘴说。“你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吗？”他改变了话题问。 “差不多了，”她答道。 “那么你快点收拾罢，”他催她道；“现在大概快十一点了。你要早点睡啊，明天天不亮你就要起来。” “不要紧，陈主任会开汽车来接我，车子已经借好了，”她顺口说。 “不过你也得早起来，不然会来不及的，”他勉强装出笑容说。 “那么你——”她开始感到留恋，她心里有点难过，说了这三个字，第四个字梗在咽喉，不肯出来。 “我瞌睡，”他故意打了一个假呵欠。 她似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她抬起头说：“好的，你好好睡。我走的时候你不要起来啊。太早了，你起来会着凉的。你的病刚刚才好一点，处处得小心，”她叮嘱道。 “是，我知道，你放心罢，”他说，他努力做出满意的微笑来，虽然做得不太象。可是等她转身去整理行李时，他却蒙着头在被里淌眼泪。 她忙了将近一个钟头。她还以为他已经睡熟了。事实上他却一直醒着。他的思想活动得很快，它跑了许多地方，甚至许多年月。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它始终绕着一个人的面影。那就是她。她现在还在他的近旁，可是他不敢吐一口气，或者大声咳一下嗽，他害怕惊动了她。幸福的回忆，年轻人的岁月都去远了。甚至痛苦的争吵和相互的折磨也去远了。现在留给他的只有分离（马上就要来到的）和以后的孤寂。还有他这个病。他的左胸又在隐隐地痛。她会回来吗？或者他能够等到她回来的那一天吗？他不敢再往下想。他把脸朝着墙壁，默默地流眼泪。他后来也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些时候。然而那是在她上床睡去的若干分钟以后了。 他半夜里惊醒，一身冷汗，汗背心已经湿透了。屋子里漆黑，他翻身朝外看，他觉得有点头晕，他看不清楚一件东西。母亲房里没有声息。他侧耳静听。妻在他旁边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她睡得很安静。“什么时候了？”他问自己。他答不出。“她不会睡过钟点吗？”他想。他自己回答：“还早罢，天这么黑。她不会赶不上，陈主任会来接她。”想到“陈主任”，他仿佛挨了迎头一闷棍，他楞了几分钟。什么东西在他心里燃烧，他觉得脸上、额上烫得厉害。“他什么都比我强，”他妒忌地想道。 渐渐地、慢慢地他又睡去了。可是她突然醒来了。她跳下床，穿起衣服，扭开电灯，看一下手表。“啊呀！”她低声惊叫，她连忙打扮自己。 突然在窗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他来了，我得快。”她小声催她自己。她匆匆地打扮好了。她朝床上一看。他睡着不动。“我不要惊醒他，让他好好地睡罢，”她想道。她又看母亲的小屋，房门紧闭，她朝着小屋说了一声：“再会。”她试提一下她的两只箱子，刚提起来，又放下。她急急走到床前去看他。他的后脑向着她，他在打鼾。她痴痴地立了半晌。窗下的汽车喇叭声又响了。她用柔和的声音轻轻说：“宣，我们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啊。”她觉得心里不好过，便用力咬着下嘴唇，掉转了身子。她离开了床，马上又回转身去看他。她踌躇片刻，忽然走到书桌前，拿了一张纸，用自来水笔在上面匆匆写下几行字，用墨水瓶压住它，于是提着一只箱子往门外走了。 就在她从走廊转下楼梯的时候，他突然从梦中发出一声叫唤惊醒过来了。他叫着她的名字，声音不大，却相当凄惨。他梦着她抛开他走了。他正在唤她回来。 他立刻用眼光找寻她。门开着。电灯亮得可怕。没有她的影子，一只箱子立在屋子中央。他很快地就明白了真实情形。他一翻身坐起来，忙忙慌慌地穿起棉袍，连钮子都没有扣好，就提起那只箱子大踏步走出房去。 他还没有走到楼梯口，就觉得膀子发痠，脚沉重，但是他竭力支持着下了楼梯。楼梯口没有电灯，不曾扣好的棉袍的后襟又绊住他的脚，他不能走快。他正走到二楼的转角，两个人急急地从下面上来。他看见射上来的手电光。为了避开亮光，他把眼睛略略埋下。 “宣，你起来了！”上来的人用熟习的女音惊喜地叫道。手电光照在他的身上。“啊呀，你把我箱子也提下来了！”她连忙走到他的身边，伸手去拿箱子。“给我，”她感激地说。 他不放开手，仍旧要提着走下去，他说：“不要紧，我可以提下去。” “给我提，”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这是年轻而有力的声音。他吃了一惊。他看了说话的人一眼。恍惚间他觉得那个人身材魁梧，意态轩昂，比起来，自己太猥琐了。他顺从地把箱子交给那只伸过来的手。他还听见她在说：“陈主任，请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 “你快来啊，”那个年轻的声音说，魁梧的身影消失了。“冬冬”的脚步声响了片刻后也寂然了。他默默地站在楼梯上，她也是。她的手电光亮了一阵，也突然灭了。 两个人立在黑暗与寒冷的中间，听得见彼此的呼吸声。 汽车喇叭叫起来，叫了两声。她梦醒似地动了一下，她说话了：“宣，你上楼睡罢，你身体真要当心啊……我们就在这里分别罢，你不要送我。我给你留了一封信在屋里，”她柔情地伸过手去，捏住他的手。她觉得他的手又瘦又硬（虽然不怎么冷）！她竭力压下了感情，声音发颤地说：“再见。” 他忽然抓住她的膀子，又着急又悲痛地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不定，不过我一定要回来的。我想至迟也不过一年，”她感动地说。 “一年？这样久！你能不能提早呢？”他失望地小声叫道。他害怕他等不到那个时候。 “我也说不定，不过我总会想法提早的，”她答道，讨厌的喇叭声又响了。她安慰他：“你不要着急，我到了那边就写信回来。” “是，我等着你的信，”他揩着眼泪说。 “我会——”她刚刚说了两个字，忽然一阵心酸，她轻轻地扑到他的身上去。 他连忙往后退了一步，吃惊地说：“不要挨我，我有肺病，会传染人。” 她并不离开他，反而伸出两只手将他抱住，又把她的红唇紧紧地压在他的干枯的嘴上，热烈地吻了一下。她又听到那讨厌的喇叭声，才离开他的身子，眼泪满脸地说：“我真愿意传染到你那个病，那么我就不会离开你了。”她用手帕揩了揩脸，小声叹了一口气，又说：“妈面前你替我讲一声，我没有敢惊动她。”她终于决然地撇开他，打着手电急急忙忙地跑下了剩余的那几级楼梯。 他痴呆地立了一两分钟，突然沿着楼梯追下去。在黑暗中他并没有被什么东西绊倒。但是他赶到大门口，汽车刚刚开动。他叫一声“树生”，他的声音嘶哑了。她似乎在玻璃窗内露了一下脸，但是汽车仍然在朝前走。他一路叫着追上去。汽车却象箭一般地飞进雾中去了。他赶不上，他站着喘气。他绝望地走回家来。大门口一盏满月似的门灯孤寂地照着门前一段人行道。门旁边墙脚下有一个人堆。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两个十岁上下的小孩互相抱着缩成了一团。油黑的脸，油黑的破棉袄，满身都是棉花疙瘩，连棉花也变成黑灰色了。他们睡得很熟，灯光温柔地抚着他们的脸。 他看着他们，他浑身颤抖起来。周围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寒夜。就只有这两个孩子睡着，他一个人醒着。他很想叫醒他们，让他们到他的屋子里去，他又想脱下自己的棉衣盖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唐柏青也这样睡过的，”他忽然自语道，他想起了那个同学的话，便蒙着脸象逃避瘟疫似地走进了大门。 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在书桌上见到她留下的字条，他拿起它来，低声念着： 宣： 我走了。我看你睡得很好，不忍叫醒你。你不要难过。我到了那边就给你写信。一切有陈主任照料，你可以放心。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保重自己的身体，认真地治病。 妈面前请你替我讲几句好话罢。 妻 他一边念，一边流泪。特别是最后一个“妻”字引起他的感激。 他拿着字条在书桌前立了几分钟。他觉得浑身发冷，两条腿好象要冻僵的样子。他支持不住，便拿着字条走到床前，把它放在枕边，然后脱去棉袍钻进被窝里去。 他一直没有能睡熟，他不断地翻身，有时他刚合上眼，立刻又惊醒了。可怖的梦魇在等候他。他不敢落进睡梦中去。他发烧，头又晕，两耳响得厉害。天刚大亮，他听见飞机声。他想：她去了，去远了，我永远看不见她了。他把枕畔那张字条捏在手里，低声哭起来。 “你是个忠厚老好人，你只会哭！”他想起了妻骂过他的话，可是他反而哭得更伤心了。 二四 妻走后第二天他又病倒了。在病中他一共接到妻的三封信。第一封信写着： 宣： 我到了兰州，一切都很陌生，只觉空气好，天虽冷，却也冷得痛快。 行里房屋还在改修中，我们都住在旅馆里。陈经理对我很好，你可不必担心。初到一个地方，定不下心来，过一两天再给你写长信。 母亲还发脾气吗？我在家她事事看不顺眼，分开了她也许不那么恨我罢。 你的身体应该注意，多吃点营养东西和补品，千万不要省钱，我会按月寄给你。祝福你。 妻x月x日 没有写明回信地址，但是这封短信使他很满意，只除了“陈经理”三个字。他等着第二封信。这并不要他久等，过了三天第二封信就来了。这封信不但相当长，而且写得很恳切，有不少劝他安心治病的话，还附了一封介绍他到宽仁医院去找内科主任丁医生的信，信末的署名是“陈奉光”。他知道这是陈经理的名字，他的脸红了一下。他顺口向母亲提了一句：“树生要我到宽仁医院去看病，她还请陈经理写了封介绍信来。”母亲冷冷地说了一句：“哼，哪个希罕他介绍？”他就不敢讲下去了，以后也不敢再提这件事情。他又盼望着第三封信，他相信它一定比第二封信长。过了一个星期，第三封信到了。它却是一封很短的信。在信内她只说她正在为筹备银行开幕的事忙着，一时没有功夫写长信，却盼望他多去信，告诉她他的生活状况。信末写上了她的通信处，署名却改用了“树生”两个字。 他读完信，叹一口气，不说一句话。母亲伸过手来拿信，他默默地交给她。 “她好神气，才去了十几天就拿出要人的派头来了，”母亲看完信，不满意地说。她不曾看到树生的第一封信。 “她大概真忙，也难怪她，新开行，人手少，陈经理对她好，她也得多出力，”他还在替妻辩护，他竭力掩饰了自己的失望和疑虑（的确他有一点点疑虑）。 “你还要说陈经理对她好！你看着罢，总有一天他们两个会闹出花样来的！”母亲气愤地说。 “妈，我该吃药了罢，”他不愿意母亲再谈这个问题（它使他心里很难过），便打岔道。 “是啊，我去给你煎药，”母亲接着说，想起他的病，她立刻忘记了那个女人。她用慈爱的眼光看他。他还是那么黄瘦，不过眼神好了些，嘴唇也有了点血色。她匆匆忙忙地走出房去了。 他又叹了一口气，把眼睛掉向墙壁。过了两三分钟，他又把眼睛掉向外面，后来又掉向天花板。不管在哪里他都看见那个女人的笑脸，她快乐地笑，脸打扮得象舞台上的美人脸。他整个脸热烘烘的，耳朵边响着单调的铃子声，眼睛干燥得象要发火。他终于昏沉沉地睡着了。 他做着短而奇怪的梦，有时他还发出**，一直到母亲端了药汤进来，他才被唤醒。他大吃一惊，而且出了一身汗。他用了求救的眼光望着她。 “宣，你怎么了？”母亲惊恐地说。她差一点把碗里的药汤泼了出来。 他好象没有听懂她的话。过了半晌，他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他的表情改变了。他吃力地说：“我做了好些怪梦，现在好了。” 母亲不大明白地看了看他。“药好了，不烫，现在正好吃。你要起来吃吗？”她关心地说。 “好。你递给我罢，”他说着就推开棉被坐起来。 “你快披上衣服，看受凉啊，”母亲着急地说。她把药碗递给他以后，便拿起他的棉袍替他披上。“今天很冷，外面在下雪，”她说。 “大不大？”他喝了两大口药，抬起头问道。 “不大，垫不起来的。不过冷倒是冷，所以你起来一定要先穿好衣服，”她说。 他喝光了药汤，把碗递还给母亲。他忽然拉着她的红肿的手惊叫道：“妈，你怎么今年生冻疮了？” 母亲缩回了手，淡淡地说：“我去年也生过的。” “去年哪有这样厉害！我说冷天你不要自己洗衣服罢，还是包给外面大娘洗好些。” “外面大娘洗，你知道要多少钱一个月！”她不等他回答，自己又接下去：“一千四百元，差不多又涨了一倍了。” “涨一倍就涨一倍，不能为了省一千四，就让你的手吃苦啊，”他痛心地说。“我太对不住你了，”她又添上一句。 “可是钱总是钱啊。我宁肯省下一千四给你医病，也不情愿送给那班洗衣服的大娘，”母亲说。 “树生不是说按月寄钱来吗？目前也不在乎省这几个钱，”他说，伸了个懒腰，拿掉棉袍，又倒下去。 母亲不作声了。她的脸上现出了不愉快的表情。她立刻掉开头，不给他看见她的脸。 “妈，”他温和地唤道。她慢慢地回过头来。“你也得保重身体啊，你何必一定要叫自己多吃苦。” “我并不苦，”她说，勉强笑了笑。她不自觉地摸着手上发烫的肿痕。 “你不要骗我，我晓得你不愿意用树生的钱，”他说。 “没有这回事，我不是已经在用她的钱吗？”她说，声音尖，又变了脸色，眼眶里装满了泪水。她咬着嘴唇，并且把身子掉开了。 “妈，我真对不起你，你把我养到这么大，到今天我还不能养活你，”他答道。她真想跑进自己的房里去畅快地大哭一场。 “你现在还恨树生吗？”过了半晌他又问。 “我不恨，我从没有恨过她，”她说。她巴不得马上离开这间屋子，她害怕他再谈起树生。 “她说过她对你并没有恶感，”他说。 “谢谢她，”她冷淡地插嘴说。 “那么要是她写信给你，你肯回信吗？”他胆怯地问。 她想了片刻，才答道：“回信。”她仍然不让他看见她的脸色。 “那就好，”他欣慰地说，吐了一口气。 “你以为她会写信给我吗？”她忽然转过身来，问道。 “我想她会的，”他带了几分确信地答道。 她摇摇头，她想说：“你在做梦！”可是她刚刚说了一个“你”字，立刻闭上了嘴。她不忍打破他的梦。同时她也盼望他的这个梦会实现。 关于树生的事他们就谈到这里为止。晚上等母亲回到小屋睡去以后，他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伏在书桌上给树生写了回信。他报告了他的近况。他也说起他和母亲间的那段谈话，他请她立刻给母亲写一封表示歉意和好感的长信来。封好了信，他疲倦不堪地倒在床上昏沉地睡了。 第二天早晨，不管他发着热，他还亲自把信放到母亲的手里，叮嘱她趁早到邮局作为航空挂号信寄出去。母亲接过信没有说什么，走出房门后却暗暗地摇头。他没有功夫去猜测母亲的心思。他的脸颊发红（因为发热），两眼射出希望的光辉，他好象在盼望着奇迹。 为了写这一封信，他多睡了四天。可是一个星期白白地过去了，邮差就没有叩过他的门。在第二个星期里面她的信来了。是同样的航空挂号信。他拆信时，心颤抖得厉害。但是他读完信，脸却沉下来了。一张邮局汇票，一张信笺。信笺上只有寥寥几行字：银行开幕在即，她忙，没有功夫给母亲写长信，请原谅。家用款由邮局飞汇。希望他千万到医院去看病。 “她信里怎样说？”母亲问道，她看见了他的表情。 “她很好，很忙，”他短短地答道。他把汇票和信封递给他母亲：“这个交给你罢。” 母亲接了过来。她皱了皱眉，一句话也不说。 “妈，以后衣服给洗衣大娘去洗罢。今天说定了啊，”他说。“你也不必太省俭了，横顺树生按月寄钱来。” “不过这万把块钱也不经用啊，”母亲说。 “妈，你忘了她留下的那笔安家费，”他提醒她道。 “我们不是已经动用了一点吗？剩下的恐怕还不够缴小宣的学食费。上次是两万几。这学期说不定要五万多。”她看见他不答话，停了片刻又接下去说：“其实我倒想让他换个学校。我们穷家子弟何必读贵族学堂？进国立中学可以省许多钱。” “这是他母亲的意思，我看还是让他读下去罢。他上次考了个备取，他母亲费了大力辗转托人讲情，他才能够进去，”他不以为然地说。他想：我不能够违背她的意思。 “那么你写信去提醒她，说学费还不够，要她早点想办法，”她说。 “好，”他应了一声。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在信里写上那种话。 “我想还是叫小宣回家来住罢，他回来也多一个人跟你作伴，”母亲换了话题说。 他想了想，才说：“他既然来信说，假期内到学堂附近同学家去住，温习功课方便，就让他去罢，何必叫他回来？” “我看你也实在太寂寞了，他回来，家里也多点热气，”母亲说。 “不过我怕他会染到我的病。他最好跟我隔开，他年纪太轻，容易传染到病，”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好罢，就依你，”母亲简短地说；她心里难过，脸上却装出平静的样子。她走开了。刚走到右面窗前，她又转回到他的身边。她慈爱地望着他：“你宽心点，不要太想你的病。你究竟还年轻，不要总苦你自己。” 他略略仰起头看母亲，然后点头说：“我知道，你放心。” “这种生活，我过得了。我是个不中用的老太婆了。对你，实在太残酷，你不该过这种日子。”过了一会儿，她忽然抑制不住感情的奔腾，便说了以上的话。 “妈，不要紧，我想我们总可以拖下去，拖到抗战胜利的一天你就好了，”他反而用话去安慰母亲，他说“你”，不用“我们”，只因为他害怕，不，他相信，自己多半拖不到那一天。 “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看起来也很渺茫，”母亲感慨地说；“我今天碰到二楼一位先生，他说今年就会胜利。固然今年才开头，还有十二个月，不过我们拿什么来胜利，我实在不明白！” “你老人家也想得太多了，现在横顺日本人打不过来，我们能够拖下去，大家就满意了，”他苦笑说。 “是啊，就是这样。前些时日本人要打到贵阳来了，大家慌张得不得了。现在日本人退了，又没有事了，那班有钱人还是有吃有穿，做官的，做大生意的还是照样神气。不说别人，就说她那位陈主任，陈经理罢……”母亲又说。 “他们也是在拖啊，”他苦笑地说。 “那么拖到胜利一定还是他们享福，”母亲不平地说。 “当然罗，这还用得着说，”他痛苦地答道。 母亲不再说话，她默默地望着他。他也常常掉过眼光看她。两个人都有一种把话说尽了似的感觉。屋子显得特别大（其实这是一个不怎么大的房间），特别冷（虽然有阳光射进来，阳光却是多么地微弱）。时间好象停滞了似的。两个人没精打彩地坐着：他坐在藤椅上，背向着书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头渐渐地变重，身子渐渐地往下沉；母亲一只手支着脸颊，肘拐压在方桌上，她觉得无聊地常常眨眼睛。一只大老鼠悠然自得地在他们的面前跑来跑去，他们也不想把牠赶开。 房间里渐渐地阴暗，他们的心境也似乎变得更阴暗了。他们觉得寒气从鞋底沿着腿慢慢地爬了上来。 “我去煮饭，”母亲说，懒洋洋地站起来。 “还早，等一会儿罢，”他哀求般地说。 母亲又默默地坐下，想不出什么话来说。过了一阵，房间快黑尽了。她又站起来：“现在不早了，我去煮饭。” 他也站起来。“我去给你帮忙，”他说。 “你不要动，我一个人做得过来，”她阻止道。 “动一动也好一点，一个人坐着更难过，”他说，便跟着母亲一起出去了。 他们弄好一顿简单的晚饭，单调地吃着。两个人都吃得不多。吃过饭，收拾了碗筷以后，两个人又坐在原处，没有活气地谈几句话，于是又有了说尽了话似的感觉。看看表（母亲的表），七点钟，似乎很早。他们捱着时刻，终于捱到了八点半，母亲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上床睡觉。 这不是他某一天的生活，整个冬天他都是这样地过日子。不同的是有时停电，他们睡得更早；有时母亲在灯下补衣服；有时母亲对他讲一两段已经讲过几十遍的老故事；有时小宣回家住一夜，给屋子添一点热气（那个不爱讲话、不爱笑的“小书呆子”又能够添多少热气呢！）；有时他身体较好；有时他精神很坏。 “我除了吃，睡，病，还能够做什么？”他常常这样地问自己。永远得不到一个回答。他带着绝望的苦笑撇开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他似乎得到回答了，那个可怕的字（死）使他的脊梁上起了寒栗，使他浑身发抖，使他仿佛看见自己肉体腐烂，蛆虫爬满全身。这以后，他好些天不敢胡思乱想。 母亲不能够安慰他，这是他的一个秘密。妻更不能给他安慰，虽然她照常写短信来（一个星期至少一封）。她永远是那样地忙，她没有一个时刻不为他的身体担心，她每封信都问候他的母亲，可是她并不曾照他的要求直接给母亲写一封信。从这一件事，从她的“忙”，从来信的“短”，他感觉到她跟他离得更远了。他从不对母亲说起妻的什么，可是他常常暗暗地计算他跟妻中间相距的路程。 二五 寒冷的冬天象梦魇似地终于过去了。春天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浓雾被春风吹散了。人们带笑地谈论战争的消息。 但是汪文宣的生活里并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身体仍旧是时好时坏。好时偶尔去外面走走，坏时整天躺在床上。母亲照常煮饭，打扫屋子，他生病时还给他煎药。小宣两个星期进城一次，住一个晚上，谈一两段学校的故事，话不多，这个孩子更难得有笑容。小宣回来时，屋子里听不见笑声，可是这个孩子一走，屋子更显得荒凉了。妻照常来信，寄款，款子一月一汇，信一星期一封，她从没有写过三张信笺，虽然字里行间也有无限深情。她始终很忙。但是他永远有耐心，他每星期寄一封长信去，常常编造一些谎话，他不愿意让她知道他的实际生活情况。写信成了他唯一的消遣，也可以说是他唯一的工作。 春天里日子变得更长，度日更成为一件苦事。他觉得自己快要丧失说话的能力了。他某一次受凉失去嗓音以后，就一直用沙哑的声音讲话。母亲更现老态，她的话也愈来愈少。常常母子两个人在房中对坐，没有一点声音。有时他一天说不上三十句整句的话。 时光象一个带病的老车夫拖着他们慢慢地往前走，是那样地慢，他有时甚至觉得车子已经停住了。 但是他仍然活着，仍然有感情，仍然有思想。他的左胸时常痛。他夜间常常出冷汗，他常常干咳。偶尔他也暗暗地吐一两口血——那只是痰里带血。痛苦继续着，并且不断地增加，欢乐的笑声却已成了远去了的渺茫的梦。 他没有**，也没有抱怨。他默默地送走一天灰色的日子，又默默地迎接一天更灰色的日子。他的话更少，因为他害怕听见自己的沙哑声音。有时气闷得没有办法，他只好长叹，但是他不愿意让母亲听到他的叹声，他总是背着人叹息。 日子愈来愈长，也愈难捱。一个念头折磨着他：他的精神力量快要竭尽，他不能再拖下去了。 但是没有人允许他不拖下去。妻还是叮嘱他安心治病、等待她回来。钟老答应设法替他找适当的工作。母亲不断地买药给他吃，她拿回来的有中国的单方，也有西洋的名药。他不知道那些药对他的身体有无益处，他只是顺从地、断断续续地吃着。他这样做，大半是为了敷衍母亲。有一次母亲还拉他到宽仁医院去看病。他想起了妻寄来的介绍信，可是到处都找不着，原来母亲早已把它撕毁了。他又不愿意多花钱挂特别号，只挂普通号，足足等候了三个钟点。母亲已经让步到拉他去医院了，他也只好忍耐地等待他的轮值，不管候诊室里怎样拥挤，天井内怎样冷（那还是春天到来以前的事）。一个留八字胡的医生对他摆出一张冰冻了的面孔，医生吩咐他解开衣服，用听诊器听了听，又各处敲敲，然后皱着眉，摇摇头，又叫他穿好衣服，开一个方，要他去药剂室购了一瓶药水。医生似乎不愿意多讲话，只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医生说照x光最好，不过“透视”费低。他出来在问询处问明了透视费的价目，他吐了吐舌头，默默地走出了医院。后来他又去过一次医院，那个医生仍旧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他计算一下这一个月已经用去了若干钱，又猜想透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不敢再到医院去了。 “要来的终于要来，让它去罢，”他对自己说。他颇想“听命于天”了。事实上除了这里他的心也没有一个安放处。 有一天午饭后他出街散步。天气很好，不过街上仍然多尘土，车辆拥挤不堪，而且秩序坏，在一个路角堆了大堆的垃圾，从那里发散出来一股一股的霉臭。他掩着鼻走过了一条街。无意间侧头一看，他正立在国际咖啡厅的玻璃橱窗前。橱窗里陈列着几个生日大蛋糕和好几种美国糖果。一切都和几个月前一样。不同的是他再听不见那一个人的笑声，再看不见那一个婷婷的身影。 他进去了。厅子里客人相当多，刚巧他从前坐过的那张小圆桌空着，他便挤到里面去坐下来。两个茶房忙碌地端着盘子各处奔走。客人们正在竞赛叫唤茶房的声音的高低。他胆怯地坐在角落里，默默地等待着。 一个穿白制服的茶房终于走过来了。“两杯咖啡，”他低声说。 “嗯？”茶房不客气地问。 “两杯咖啡，”他提高声音再说。 茶房不回答，猝然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茶房端了两个杯子走回来，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另一杯放在他对面。“要牛奶吗？”茶房拿起牛奶罐头问道。他摇摇头说：“我不要。”又指着对面那个杯子说：“这杯要。”茶房把牛奶注入杯中，便拿着罐头走开了。他拿起茶匙舀了糖，先放进对面的杯里，又用茶匙在杯里搅了一下，然后才在自己的杯中放糖。 “你喝罢，”他端起杯子对着空座位低声说。在想象中树生就坐在他的对面，她是喜欢喝牛奶咖啡的。他仿佛看见她对他微笑。他高兴地喝了一大口。他微笑了。他睁大眼睛看对面。位子空着，满满的一杯咖啡不曾有人动过。他又喝了一口。他的嘴上还留着刚才的微笑，但是笑容慢慢地在变化，现在是凄凉的微笑了。“你还会记住我么？”他小声说，他觉得鼻酸，连忙掉开脸去看别人。四座都是烟雾，人们在高谈阔论，大抽香烟。没有人注意到他。 “我敢写保票，不到两个月德国就会投降。日本也熬不过一年。说不定我们会在南京过下一个新年！”旁边一张桌上一个穿中山装的大块头眉飞色舞地大声说。 他吃了一惊。他看看说话的人。这个预言给他带来一种奇特的感觉。他没有快乐，他却感到了羡慕和妒忌。他又望了一下空座位和满杯的咖啡，怅惘地叹了一口气，便站起来付了帐走出去了。 回到家，他正碰见母亲捧着一堆湿衣服从房里出来。 “妈，你怎么又自己洗起衣服来了？”他惊问道。 “不要紧，我可以洗，”母亲笑答道。 “其实你不应该省这点钱，你也该少累点，”他说。 “可是洗衣服大娘又涨价了，树生只寄来那么一点钱，不省怎么够用！”母亲略带烦躁地说。“从过年到现在物价不知涨了多少，收入却不见增加。我有什么办法！” “她这点钱比我做事拿的薪水还要多些，”他想道，可是他不敢对母亲讲出来。他只好默默地进屋，让母亲到晒台上晾衣服去。 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想坐，不想躺，也不想看书。他只好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为什么她永远是那样忙？为什么她总是写一些短信？她既然关心我，为什么她不让我知道她的生活情形？”他疑惑地、烦躁地想道。 没有回答。他永远找不到回答。 但是有人来打岔了。他听见粗重的脚步声。于是一个邮差推开门进来，大声叫道：“汪文宣收信！盖图章！” 他接过来，很厚的一封信，邮票在信封上贴满了。他一眼就认出来树生的笔迹。 他在一阵欢喜中盖好图章，把邮件回执交给邮差。“谢谢你，”他感激地对邮差说。 长信终于来了，这正是他需要的回答，他感激地接连吻着信封。他低声笑，他反复念着封面的地址。他忘了自己的烦恼，甚至忘了自己的病。 于是他拆开了信，拿出厚厚的一叠信笺来。 “她给我写长信了！她给我写长信了！”他自己带笑地说了好几遍。他摊开了信笺，可是他只看了称呼的“宣”字以后，马上又把信笺折起，拿着它们，兴奋地在屋子里走了几转。 最后，他在藤椅上坐下来。他从容地打开那一叠信笺，开始读着她的来信。 二六 那一叠信笺上全是她的笔迹，字写得相当工整，调子却跟往常的不同。她不再说她的“忙”和银行的种种事情。她吐露她的内心，倾诉她的痛苦。他的手跟着那些字颤抖起来，他屏住气读下去。那些话象一把铁爪在抓他的心。但是他禁不住要想：“她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他已经有一种预感了。 她继续吐露她的胸怀： ……我知道我这种脾气也许会毁掉我自己，会给对我好的人带来痛苦，我也知道在这两三年中间我给你添了不少的烦恼，我也承认这两三年我在你家里没有做到一个好妻子。是的，我承认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不过我并没有背着你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情），有时我也受到良心的责备。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使你明白我的意思……特别是近一两年，我总觉得，我们在一起不会幸福，我们中间缺少什么联系的东西，你不了解我。常常我发脾气，你对我让步，不用恶声回答，你只用哀求的眼光看我。我就怕看你这种眼光。我就讨厌你这种眼光。你为什么这样软弱！那些时候我多么希望你跟我吵一架，你打我骂我，我也会感到痛快。可是你只会哀求，只会叹气，只会哭。事后我总是后悔，我常常想向你道歉。我对自己说，以后应当对你好一点。可是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再爱你。你从前并不是这种软弱的人！一下叩门声突然打岔了他。一个人在门外大声叫：“汪兄！”他大吃一惊，连忙把信笺折好往怀里揣。钟老已经走进来了。 “汪兄，你在家，近来好吗？没有出街？”钟老满面笑容地大声说。 “请坐，请坐，”他客气地说，他勉强地笑了笑，他的心还在信笺上。“近来很忙罢，”他随口说，他一面倒开水敬客。他的举动迟缓，他的眼前还有一张女人的脸，就是树生的脸，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 “不喝茶，不喝茶，刚才喝了来的，”钟老接连点着头，客气地说。 “我们这里只有开水，随便用一杯罢，”他端了一杯开水放在钟老的面前，略带羞惭地说。 “我喝开水，我喝开水，”钟老陪笑说，“喝开水卫生，”便接过来喝了一口，放下杯子，又说：“伯母不在家，近来好罢？”朝四周看了看。 “还好，谢谢你，”他也笑了笑，但是立刻又收起了笑容，他的心还在咚咚地跳，他的思想始终停在那一叠信笺上面。“家母刚刚出去，”他忽然想起了对方的问话，慌忙地加上一句。他没有说出他母亲在晒台上晾衣服。 “我有个好消息来报告你，”钟老略现得意之色说；“公司里的周主任升了官调走了。新来的方主任，不兼代经理。他对我很客气。昨天我跟他谈起老兄的事，他很同情你，他想请老兄回去，仍旧担任原来的职务，他要我来先同老兄谈谈。那么老兄的工作没有问题了。” “是，是，”他答道，他只淡淡地笑了笑，他并没有现出欢喜的表情。他的眼睛望着别处，他好象并不在听对方讲话似的。 “那么老兄什么时候去上班？”钟老问道，他的反应使钟老感到惊讶。钟老原以为他会热烈地欢迎他带来的好消息，却想不到他连一点兴奋的表示也没有。 “过两天罢。啊，谢谢你关照，”他惊醒般地说，还提高了声音，他刚要做出笑容，却在中途改变了主意，仍旧板起脸孔来。 “你身体怎样？还有什么不舒服吗？”钟老又问，这次带着关心的样子。 “没有什么，我还好，”他吃惊地看了对方一眼，摇摇头回答。心里在想：树生写这封信来有什么用意？难道她真要——他的脸突然发红，脸上的肌肉搐动起来。 “那么你早点来上班罢。日子久了，恐怕又要发生变化。这个机会也很难得，”钟老停了片刻又叮嘱道。 “是的，我过两天一定来，”他短短地答道，又不作声了。钟老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知道他一定有什么心事，却又不便问他。多讲话也引不起他的兴趣。这个好心的老人再坐一会儿，又讲了几句闲话，觉得没趣，便告辞走了。 他也不留客，便陪着钟老走出房来。到了楼梯口，钟老客气地要他留步，他却坚持着把客人送到大门。 “汪兄，请早点来上班啊，”钟老在大门口跟他分别的时候又叮嘱了一次。 “一定来，”他恭敬地点头答道。他转过身急急走上楼去，在过道里他撞在一个老妈子的身上，那个女人提着一壶开水，开水溅了好几滴到他的脚背上，烫得他叫出声来。老妈子还破口大骂，他连忙道了歉，忍住痛逃回楼上去了。他的心仍然被束缚在那一叠信笺上，任何别的事情都不能使他关心。甚至钟老的“喜讯”也没有给他带来快乐。 他回到房里，母亲仍然不在。照理她应该晾好衣服回房来了，她不在，正好给他一个安心读信的机会。他在藤椅上坐下，又把妻的信拿出来读着。他还没有开始，心就咚咚地大跳，两只手象发寒颤似地抖起来。 他在信笺上找到先前被打断了的地方，从那里继续读下去： ……我说的全是真话。请你相信我。象我们这样地过日子，我觉得并没有幸福，以后也不会有幸福。我不能说这全是你的错，也不能说我自己就没有错。我们使彼此痛苦，也使你母亲痛苦，她也使你我痛苦。我想不出这是为了什么。并且我们也没有方法免除或减轻痛苦。这不是一个人的错。我们谁也怨不得谁。不过我不相信这是命。至少这过错应该由环境负责。我跟你和你母亲都不同。你母亲年纪大了，你又体弱多病。我还年轻，我的生命力还很旺盛。我不能跟着你们过刻板似的单调日子，我不能在那种单调的吵架、寂寞的忍受中消磨我的生命。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不能在你那古庙似的家中枯死。我不会对你说假话：我的确想过，试过做一个好妻子，做一个贤妻良母。我知道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对你也毫无恶感，我的确愿意尽力使你快乐。但是我没有能够做到，我做不到。我自己其实也费了不少的心血，我拒绝了种种的诱惑。我曾经发愿终身不离开你，体贴你，安慰你，跟你一起度过这些贫苦日子。但是我试一次，失败一次。你也不了解我这番苦心。而且你越是对我好（你并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你母亲越是恨我。她似乎把我恨入骨髓。其实我只有可怜她，人到老年，反而尝到贫苦滋味。她虽然自夸学问如何，德行如何，可是到了五十高龄，却还来做一个二等老妈，做饭、洗衣服、打扫房屋，哪一样她做得出色！她把我看作在奴使她的主人，所以她那样恨我，甚至不惜破坏我们的爱情生活与家庭幸福。我至今还记得她骂我为你的“姘头”时那种得意而残忍的表情。 这些都是空话，请恕我在你面前议论你母亲。我并不恨她，她过的生活比我苦过若干倍，我何必恨她。她说得不错，我们没有正式结婚，我只是你的“姘头”。所以现在我正式对你说明，我以后不再做你的“姘头”了，我要离开你。我也许会跟别人结婚，那时我一定要铺张一番，让你母亲看看。我也许永远不会结婚。离开你，去跟别人结婚，又有什么意思？总之，我不愿意再回到你的家，过“姘头”的生活。你还要我写长信向她道歉。你太伤了我的心。纵然我肯写，肯送一个把柄给她，可是她真的能够不恨我吗？你希望我顶着“姘头”的招牌，当一个任她辱骂的奴隶媳妇，好给你换来甜蜜的家庭生活。你真是在做梦！ 他痛苦地叫了一声。仿佛在他的耳边敲着大锣。他整个头都震昏了。过了半天他才吐出一口气来。信笺已经散落在地上了，他连忙拾起来，贪婪地读下去。他的额上冒汗，身上也有点湿。 宣，请你原谅我，我不是在跟你赌气，也不是同你开玩笑。我说真话，而且我是经过长时期的考虑的。我们在一起生活，只是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且你母亲在一天，我们中间就没有和平与幸福，我们必须分开。分开后我们或许还可以做知己朋友，在一起我们终有一天会变做路人。我知道在你生病的时候离开你，也许使你难过。不过我今年三十五岁了，我不能再让岁月磋砣。我们女人的时间短得很。我并非自私，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可怜我一辈子就没有痛快地活过。我为什么不该痛快地好好活一次呢？人一生就只能活一次，一旦错过了机会，什么都完了。所以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我要自由。我知道你会原谅我，同情我。 我不向你提出“离婚”，因为据你母亲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结过婚。所以我们分开也用不着什么手续。我不向你讨赡养费，也不向你要什么字据。我更不要求把小宣带走。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求你让我继续帮忙你养病。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你的妻子，我不再是汪太太了。你可以另外找一个能够了解你、而且比我更爱你、而且崇拜你母亲、而且脾气好的女人做你的太太。我对你没有好处，我不是一个贤妻良母。这些年来我的确有对不住你、对不住小宣的地方，我不配做你的妻子同他的母亲。我不是一个好女人，这几年我更变得多了。可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离开我，你也许会难过一些时候，但是至多也不会超过一两年，以后你就会忘记我。比我好的女人多得很，我希望填我这个空位的女人会使你母亲满意。你最好让她替你选择，并且叫新人坐花轿行拜堂的大礼。 他发出一声**，一只手疯狂似地抓自己的头发。他的左胸痛得厉害，现在好象不单是左胸，他整个胸部都在痛。她为什么要这样凶狠地伤害他？她应该知道每一个字都是一根锋利的针，每根针都在刺痛着他的心。他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她？她对他的恨竟然是这么深！单是为了自由，她不会用这些针刺对待一个毫无抵抗的人！想到这里，他抬起头呼冤似地长叹了一声。他想说：“为什么一切的灾祸全落到我的头上？为什么单单要惩罚我一个人？我究竟做过了什么错事？” 没有回答。他找不到一个公正的裁判官。这时候他甚至找不到一个人来分担他的痛苦。他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他在望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 过了一些时候，他忽然想起了未读完的信，才埋下头把眼光放在信笺上继续读着： （这里还有两行又四分之一的字被涂掉了，他看不出是些什么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了这许多话。我的本意其实就只是：我不愿意再看见你母亲；而且我要自由。宣，请你原谅我。你看，我的确改变得多了。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生活，我一个女人，我又没有害过人，做过坏事，我有什么办法呢？不要跟我谈过去那些理想，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谈教育，谈理想了。宣，不要难过，你让我走罢，你好好地放我走罢。忘记我，不要再想我。我配不上你。但我并不是一个坏女人。我的错处只有一个：我追求自由与幸福。 小宣那里我不想去信，请你替我向他解释。我自己说不明白，而且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要失去做他母亲的权利。不过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我并不是为了要同别人结婚才离开你，虽然已经有人向我求婚，我至今还没有答应，而且也不想答应。但是你也要了解我的处境，一个女人也不免有软弱的时候。我实在为我自己害怕。我有我的弱点，我又找不到一个知己朋友给我帮忙。宣，亲爱的宣，我知道你很爱我。那么请你放我走，给我自由，不要叫我再担“妻”的虚名，免得这种矛盾的感情生活，免得你母亲的仇恨把我逼上身败名裂的绝路…… 请原谅我，不要把我看作一个坏女人。在你母亲面前也请你替我说几句好话。我现在不是她的“姘头”媳妇了。她用不着再花费精神来恨我。望你千万保重身体，安心养病。行里的安家费仍旧按月寄上。不要使小宣学业中断。并且请你允许我做你的知己朋友，继续同你通信。祝你健康。 倘使可能，盼早日给我回音，就是几个字也好。 树生x月xx日 信完了，他也完了。他颓然倒在椅背上。他闭着眼睛，死去似地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被母亲唤醒了。他吃惊地把胸部一挺，手一松，那一叠信笺又落在地上。 “妈，你晾衣服，怎么这样久才回来？”他问道。 “我出去了。宣，你怎么不到床上去睡？”母亲说。她看见落在地上的信笺，便问道：“哪个写来的信？”她走去想拾起信笺。 “妈，等我来。”他连忙俯下身子去捡信，一面解释似地加上一句：“树生的信。” “写得这样长，她说些什么？”母亲再问。 “她没有说什么，”他慌张地回答，立刻把信揣在怀里，他明明是在掩饰。母亲想，一定是媳妇在对丈夫说她的坏话。她忍不住又说： “她一定在讲我的坏话。我不怕，让她讲好了。” “妈，她并没有讲你，她在讲别的事，讲——她那边的生活，陈经理对她……”他大声替写信人辩护道，可是他说到一半，他的声音哑了，他只得中途闭了嘴。 母亲注意到这个情形，不再谈论那封信了。她想起另一件事，便换过话题说： “刚才我碰到钟先生，他说已经跟你讲过，你的事情已经弄好了，你可以回公司去做事。不过我说，如果新来的主任容易说话，最好让你休息两个月再去上班，只要他肯帮忙先讲好，就不会有问题。” “我想，明天就去，”他说，脸上没有丝毫欣喜的表情。 “何必这样急，等钟先生来回话以后再去也不迟，”母亲说。 “钟老要我早点去，他说日子久了恐怕会发生变化，”他竭力装出淡漠的声调说。可是他自己觉得有许多小虫在吃他的肺，吃他的心。 “明天就去，未免太急了。或者你后天先去看看情形。明天不要去，明天我做几样好菜请你吃，我想把张伯情也请来。他给你看了好多次病，我们也没有多少钱酬劳他，”母亲装出高兴的样子说。 他想了想，又看了看母亲的脸。他痛苦地说：“妈，你又当了、卖了什么东西？你为了我把你那一点点值钱的东西全弄光了！” “不要紧，你不要管，”母亲答道，她的笑更显得不自然了。 “不过你不想一想，万一我死了，你怎么办？你拿什么来过日子？”他争吵似地指着母亲说。 “你不要担心，我会死在你前头的。而且还有小宣，他一定长大成人了。又还有树生，她究竟是你的妻子，我的媳妇啊，”母亲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微微笑道，可是他的心却象被铁爪捏紧了一样。 “妈，你怎么能靠他们！小宣太小，树生——”下面的话已经滑到了他的嘴边，他连忙收住。但是感情的流露却是收不住的。泪水迸出他的眼眶来了。他猝然站起来，什么话也不说，就走出房去。 他听见母亲在房里唤他，他并不答应，却迈着大步急急走下了楼。但是到了大门口，他又迟疑起来。对着这一条街的灰尘，他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他站在门前人行道上，他的脚好象生了根似的，他朝东看看，又朝西看看。他的眼前尽是些漠不相关的陌生人影。在这茫茫天地间只有他一个渺小病弱的人找不到一个立足安身的地方！他寂寞，他自己也说不出是怎样深的寂寞。脸上的泪痕还不曾干去。心里似乎空无一物。 旁边布店里柜台上堆着各色各样的布，生意似乎还好，三个少妇模样的时髦女子（并不太时髦）有说有笑地在挑选花布。’另一边一家新开的小食店门前立着两块花花绿绿的广告牌，牌上有一个年轻女侍对着行人微笑。 “他们都比我快乐，”他想道，但是这所谓“他们”，究竟是谁，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可是他觉得胸部仍旧一阵一阵地在痛。他不自觉地把手按在胸上。 “宣，宣，”他听见母亲的声音又在后面叫唤。他茫然转过头去。母亲走得气咻咻的，刚走到他的身边，便问：“你到哪里去？” “我走走，”他做出淡漠的样子回答。 “我看你脸色不好，你还是改天上街罢。横顺你没有什么事，”母亲劝道。 他不作声。母亲又说：“你还是回屋去罢。” 他想了想，其实他并没有用脑筋，他不过楞了一下，接着就说：“不，妈，你让我走走。”他又低声加上一句：“我心里烦。” 母亲叹了一口气，用疑虑的眼光看了看他，她低声嘱咐道：“那么你快点回来，不要走远啊。” “是，”他答应着就撇下母亲拔步走了。母亲却立在门前，望着他的背影慢慢地消失。 他毫无目的地走着。他不是在“疾走”，也不是在“散步”。他怀着一个模糊的渴望，想找一个使他忘记一切的地方，或者干脆就毁灭自己。痛苦的担子太重了，他的肩头挑不起。他受不了零碎的宰割和没有终止的煎熬。他宁愿来一个痛痛快快的了结。 人碰到他的头，人力车撞痛他的腿。他的脚在不平的人行道上被石子砖块弄伤了，他几次差一点跌倒在街上。他的眼睛也似乎看不见颜色和亮光，他的眼前只有一片灰暗。他的世界里就只有一片灰暗。 他的脚在一个小店的门前停住。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走了进去，在一根板凳上坐下。这家冷酒馆于他并不陌生。连那张方桌旁边的座位也是他坐过的。 堂倌走过来问一句：“一杯红糟？” “快！快！”他惊醒似地大声说，其实他也没有想到这是什么意思。 堂倌端上酒来。他糊里糊涂地喝了一大口。一股热气直往喉管冒，他受不住，立刻打了一个嗝。他放下酒杯，又从怀里摸出树生的信来，先放在桌上，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酒。他又打一个嗝。他赌气不喝酒了。他拿起信笺，随意地翻着，低声念了几句。他心里很不好过。眼泪又流出来了。他想不再看信。可是他刚刚把信笺折好，忍不住又打开来，重新翻看，又低声念出几句。他心里更难过。眼泪成股地流下来。他下了决心地端起酒杯大口喝着。他感觉到一股热流灌进肚子里去。他的喉管里，他的胃里都不舒服。他的整个头发烧，思想停滞，记忆也渐渐地模糊。只有信笺上的字句象一根鞭子在他的逐渐麻木的情感上面不停地抽着。 酒馆里白天很清静，除了他，另外还有两个客人对酌谈心。其余的桌子全空着。没有人注意他。堂倌看见他的酒杯空了，便走过来问一句：“再来杯红糟？” “不！不！”他摇摇头含糊地说；一张脸通红，他才只喝了一两白酒。 堂倌站在旁边用惊奇的眼光看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反复地翻看她的来信。他自己也不知道看了几遍。他不再流泪了。他只是摇头叹息。 “再来杯红糟？”过了一会儿，堂倌看见他不动也不走，又走过来问一句。 “好，好，”他短短地回答。酒送上来，他立刻喝了一大口。他放下杯子，全身发热，头又有点晕。他埋着头，眼光在信笺上，心却不知放在哪里去了。他忽然觉得对面坐了一个人，也低着头在喝酒。他便抬起头睁大眼睛看，什么也没有。“我想到唐柏青了，”他自语道，揉了揉眼睛。他又埋下头去。他恍惚地看到唐柏青在对他苦笑。“怎么我现在也落到他的境地来了？”他痛苦地想。他就象听见警报似地立刻站起来，付了钱便往外面走了。 一路上唐柏青的影子追着他。他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去。 到了家，他才稍稍心安。他一进屋坐下来就给树生写信。母亲同他讲话，他含糊地应着，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他在信上写着： 收到来信，读了好几遍，我除了向你道歉外无话可说。耽误了你的青春，这是我的大不是。现在的补救方法，便是还你自由。你的话无一句不对。一切都照你所说办理。我只求你原谅我。 公司已允许我复职，我明日即去办公，以后请停寄家用款。我们母子二人可以靠我的薪金勉强过活。请你放心。这绝非赌气话，因为我到死还是爱你的。祝幸福！ 文宣xx日 他一口气写了这些话，并不费力。可是刚刚把信写好，他就觉得所有的力气全用尽了。好象整个楼房全塌了下来，他完了，他的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他绝望地伏在书桌上低声哭起来。 “宣，什么事？什么事？”母亲惊问道。她连忙到他的身边去。 他抬起头来，让她看见他满脸的泪痕，他就象小孩一样哭着说：“你看她的信。”但是他递给她看的却是他写给树生的信，并不是树生寄来的信。 母亲看了那封短信，不用听他解释，便明白了一切。她说：“我原说过，她不会跟你白头偕老的。现在怎样！我早就看透了她的心了。” 她气愤，但是她觉得痛快，得意。她起初还把这看作好消息。她并没有想到她应该同情她的儿子。 二七 树生的信象投了一个石子在他的生活里，激起一阵水花，搅动了整个水面，然后又平静下去了。但是石子却沉在水底，永远留在那里，无法拿开。她以后还有信来，一个月至少要来三次信。信上话不多，不讲自己的生活情况，只探询他同小宣的健康和近况。她仍旧按月汇款。他母亲要他把款子退回去，他没有照办。他收下款子，不用，也不退回，他把汇款领来全部存入银行，而且依照她的意见，存“比期”。他写回信时也提过请她不要再汇款的话。可是她好象没有见到他的信似的，下次照常汇寄。他要她叙述她的近况，她却一字不提，偶尔提到，也仅有“忙”和“好”两个字。他只有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愿写一个字或者做一件事伤她的心。 他有了工作和收入。他接到她的长信以后隔了一天，便到公司去上班了。新来的方主任是一个不太严厉的中年人，对他相当客气，甚至向他说了一番安慰的话。同事们（除了钟老）虽然没有什么欢迎的表示，不过全对他点头打招呼。他心里高兴，因此对那些古怪的译文或者官场公式文章也就不觉得怎么讨厌了。 家中仍旧少有人声。除了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常常是两个星期一次）小宣回来坐坐，吃一两顿饭或者住一个晚上外，就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有时甚至只有他们中的一个在家。 日子仍旧单调地一天一天过去，无所谓快，也无所谓慢。他只有一种类似“捱”和“拖”的感觉。他没有娱乐，也没有消遣，他连写信和谈话的快乐也得不到。春天并没有给他带来喜悦。但是春天也终于捱过去了。 夏天里他更憔悴了。他的身体从来不曾好过，他的病一直在加重。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使他不倒下去。他每天下午发热，晚上出冷汗，多走路就喘气，又不断地干咳，偶尔吐一口带血痰。左胸有时痛得相当厉害，连右胸也扯起痛了。他起初咬着牙在挣扎，后来也渐渐习惯了。捱日子在他说来并不是一件难事。反正他的生活就只是一片暗灰色。他对一切都断念了。他再不敢有什么妄想。甚至德国投降也不曾带给他快乐和安慰。他听见人说日本在一年内就要崩溃，他也笑不出声来。那些光明、美丽的希望似乎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觉得自己就象一个衰老的车夫，吃力地推着一辆载重的车子，一步一步地往前面走，他早已不去想什么时候能达到目的地，卸下这一车重载，他也不再计算已经走了若干路程，他只是一步一步缓慢地走着，推着，一直到他力竭的时候。 一天晚饭后母亲忽然望着他说：“宣，你这两天没有什么不舒服罢？怎么你脸色这样难看？” “我还好，没有什么不舒服，”他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可是他的喉咙不肯帮忙他掩饰，他接连干咳几声。他连忙用手掩嘴。他害怕又象白天那样咳出血痰来。白天在办公时间里他咳了一口血痰在校样上面，虽然他已经小心地揩去了血迹，但是纸上的红点还隐约看得见。 “不过你得当心啊，你又在咳嗽。我看你的咳嗽就一直没有好过，”母亲皱着眉说。 “不，也好过一阵子，不过总不能断根。人一累，就要发，”他解释地说。他自己也知道这不是真话，但是他愿意这样说，他不仅想骗过母亲，同时也想骗他自己。 母亲沉默半天，才叹了一口气说：“其实你不应该去做事，不过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心里很不好过，答不出话来。他越是想不要咳，越是咳得厉害，一咳就不可收拾，脸挣得通红，泪水也咳出来了。急得他的母亲在屋子里乱跑，又拿开水，又替他捶背。他终于缓过气来。他从母亲的手里接过脸帕揩了脸。 “不要紧了，”他吃力地说，用感激的眼光望着母亲。 “你躺躺罢，”母亲怜惜地说。 “不要紧，等我多坐一会儿，”他沙声答道。 “宣，明天我就去公司替你请一两个月的假。你应该休息。你不要愁生活。实在没有办法，我出去当老妈子，”母亲下了决心似地说。 他摇摇头，有气没力地说：“妈，你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怎么吃得消！这种办法有什么用？受苦的并不止我们一两个，我们不拖也只好拖……” “这样我宁肯不活，”母亲愤愤地说。 “这个年头死也死不下去啊，”他说了一句，又感觉到胸部的隐痛。病菌在吃他的肺。他没有一点抵抗的力量。他会死的，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很快地就会死去。 母亲呆呆地望着他，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他想到这天在公司里听见的同事们关于肺病的闲谈。那是在吃饭的时候，小潘卖弄似地叙述一个亲戚害肺病死去的情形。“只有害肺病的人死的时候最惨，最痛苦。我要是得那种病到了第二期，我一定自杀，”小潘说，眼光射到他的脸上，话一定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听说有一种特效药，是进口货，贵得吓人，”钟老接嘴说。 “不过并不灵验，而且这种病单靠吃药也不行啊，”小潘得意地说。 “最惨，最痛苦，”他想着，就再也不能把那个念头驱逐开去。绝望和恐怖从远处逼近。他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噤（虽然已经是夏天，他还感到冷。他真有一种整个身子落进冰窖里去的感觉）。 “为什么就没有一种人人都买得起的、真正灵验的特效药？难道我就应该那样悲惨、痛苦地死去？” 他绝望地暗暗问自己。 “宣，你早点睡罢，不要再想什么事情，请假的话明早晨再说，”母亲看见他精神不好，脸色黄得可怕，眼光停滞而带恐惧，她暗暗地充满了焦虑，不敢再跟他讲话，便温和地劝他道。 他吃了一惊。他好象从一个可怖的梦中醒过来一样。可是他看看四周，屋子里白日光线才开始消去，楼下人声嘈杂，打锣鼓唱戏，骂街吵架，种种奇特的声音打成了一片。他觉得口干，便走去拿茶壶，倒了杯微温的白开水来喝。“好的，我就睡，”他带着苦笑地说；“妈，你也睡罢。我看你也很寂寞。” “我倒也过惯了。我横顺是个快进坟墓的人，我不怕寂寞，”母亲微微叹息道。 母亲进了小屋，关上门。他上了床，左胸又在痛，不单是左胸，好象全身都痛。他的脑子十分清醒。他睡不着。街中的锣鼓声和唱戏声仍然没有停止。不知是哪一家请端公（巫师）做法事，那个扮旦角的正唱得起劲。他不要听那些戏词，可是它们却不客气地闯进他的耳里来，搅乱了他的思想。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越睡越睡不着，越着急，急出了一身大汗。他又不敢把那床薄被掀开。他害怕受凉，也不愿意随意损伤自己的健康，虽然他先前还在想他的内部快要被病菌吃光，他已经逼近死亡。 母亲的房里还有灯光，她不曾睡，她偶尔发出一两声咳嗽。她在做什么？她为什么整年不歇地工作？她换到了什么呢？她的生存似乎完全是为着他，为着小宣。但是他拿什么来报答她呢？他想着，他接连抓自己的头发。 然后又是树生，她的美丽的脸在对他微笑。她嘲笑他，还是怜悯他？她前天还来过一封信，以熟朋友关心的口气问起他的健康和一家的生活情况。她又附寄了汇票来。自然他仍旧把款子存入银行。他写了回信，却始终没有告诉她他并未动用她寄来的款子。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她已经跟他脱离了夫妻关系，这还是依照她的意见办的。那么她为什么还不忘记他？为什么还要按月寄款、通信？他越想越不明白。可是一种渴望被这个思想引起来了。 他一个垂死的病人却有着一个健康人的渴望，这个渴望折磨得他很苦，因为连他自己也明白他的渴望是不会得到满足的，一丝一毫的满足也得不到。但是他又不能抑制它，消灭它。他在挣扎，湿透了的汗衣冷冰冰地贴在他的发热的背上。 “我要活，我要活，”他控制不住自己地叫了出来，声音不高，他的嗓子开始哑了。 没有人听见他的叫声，更没有人理睬他。在窗外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么多的人来来去去。巷口新近摆起来的面摊上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么（读如夭）师大声叫唤，顾客们高谈阔论。他也听到“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然而那是一个年轻的声音，而且有几个清脆的女性的尖声在叫“买开水！”或者“炒米糖开水，这儿！”现在连卖“炒米糖开水”的也换了人，而且也正忙着。只有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哪怕他已经接近死亡，也没有人来照顾他。 “我要活，”他还在叫，声音只有自己听得见。他究竟在向谁呼吁呢？他说不出。 二八 他渐渐地失去了他的声音。他的体力也在逐渐消失。 他每天下班回家，走进门总要喘气，并且要在藤椅上象死人似地坐了好一阵才能够走动、讲话。 “宣，你就请几天假罢，再这样你又要病倒了，”母亲怜惜地劝道。她也知道他的病逐渐在加重。但是她有什么办法救他呢？张伯情没有用，医院也没有用。而且他们母子两个就只有空空的两双手啊。 “不要紧，我还可以支持下去，”他装出淡漠的声音答道，他的心却好象让一大把针戳了一下似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公司里一面看校样一面咳嗽、看多了就要喘气的情形。他还记得吃饭时同事们厌恶的眼光。他还可以支持多久呢？他不敢想，他又不能叫自己不想。可是他不愿意别人对他提起这件事情。 母亲默默地望着他。她悲痛地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啊？“不过你总该小心保养身体，”她忍不住又说了一句。她看见他微微地摇头，脸上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她忽然想起来：是我害了他，累了他。她想哭，却极力忍住。“不，是那个女人害他的，”她反抗地想，她竖起眉毛来。 窗下马路上传来哭声和鞭炮声。一个女人哭得很伤心。 “哪个在哭？”他忽然用惊惧的声调问道。 “对面裁缝店里死了人，害霍乱，昨天还是好好的，才一天的工夫就死了，”母亲解释道。 “这样倒也痛快，何必哭，”他想了想，自语道。 “你这两天在外面要当心啊，我知道你不会吃生冷，不过你身体差，总以小心为是，”母亲关切地嘱咐。 “我知道，”他顺口答道。可是他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人死了是不是还有灵魂存在，是不是还认识生前的亲人？ 对这个疑问谁能够给他一个确定的答复呢？他知道这是一个永远得不到回答的问题。以前有人拿这个问题问过他，他还哂笑过那个人。现在他自己有了同样的疑问了！母亲，树生，还有小宣，是不是他们必须全跟他永别？ 他不觉又把眼光射在母亲的脸上。多么慈祥的脸。他柔声唤道：“妈。” “嗯？”母亲也掉过眼光来看他。她看见他不说话便问道：“什么事？” “我看看你，”他亲热地说。他勉强笑了笑。接着他又说：“小宣后天要回家了，这两个星期里面不晓得他是不是又瘦了？” “他的体质跟你差不多。他的脸色也不大好看。补药又太贵，不然买点给他吃也好，”母亲说。她注意地看他。她忽然把脸掉开，立刻有两颗眼泪挂在她的眼角。 小宣的回来给这个寂寞的人家添了些温暖，至少也多了一个人讲话。做祖母的关心地询问孙儿半个月中的生活情况，功课、饮食等等全问到了。小宣答得简单，这是一个不喜欢开口的孩子。不过祖母的问话必须得到回答，连寡言的人也得讲一些话。 “你爹这两天常常挂念你，他很想见你。等一阵他回来看见你一定很高兴，”祖母对孙儿说。 “是，”小宣答得这么短，也没有笑。“这孩子怎么变得更老成了！”祖母奇怪地想。她便关心地问：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小宣仍旧短短地回答，后来皱着眉头添了一句：“功课总是赶不上。” “赶不上，也不必着急，慢慢来，横顺你年纪轻得很，”她温和地安慰道。 “不过先生逼得很紧，我害怕不及格留级，对不起家里，”小宣诉苦般地说。 “你这样小，还管什么留级不留级！你身体要紧啊，不要又弄到你父亲那个样子，”祖母痛惜地说。 他，做父亲的他推开门进来了。口里喘着气，脸色灰白，象一张涂满尘垢的糊窗的皮纸。他一直走到书桌前，跌倒似地坐在藤椅上，藤椅摇动几下，它的一只脚已经向外偏斜了。他不说话，紧紧地闭着眼睛，动也不动一下。 祖母向孙儿丢了一个眼色，叫这个孩子不要惊扰刚刚回家来的父亲。她带着恐惧的表情望着他。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睁开眼叫了一声：“妈，”声音差不多全哑了。他转动眼珠去找寻她。 她走过去，温柔地问他：“宣，什么事？” 他伸起一只颤抖的手去拉她的手。他的手抓到了她的便紧紧捏住不放。“小宣呢？”他拖长声音说，又用眼光去找寻他的儿子。小宣本来站在他的右边，不过稍稍向后一点，可是他的眼光一直在他的前面移来移去，没有能把小宣找到。 “你快过来！快来，你爹叫你！”她还以为他已经到了垂危的地步，他在向家人告别，她的声音抖得厉害，她的心抖得更厉害，她用了类似惨叫的声音对小宣说。小宣立刻走到父亲的膝前去。 他用另一只手抓住儿子的手。他注意地看了这个孩子一眼。“你好罢？”他说，他似乎想笑，但是并没有笑，却把眼睛闭上了。两只手仍然紧紧捏住他母亲和他儿子的手。 他母亲流着眼泪，孩子望着他发楞，他们都以为惨痛的事故就要发生了。“完了，”他母亲这样想，眼前开始发黑。唯一的希望是手始终不冷。 “宣，”他的母亲忍不住悲声唤他。他的儿子也跟着悲声叫“爹”。 他睁开眼，勉强笑了笑，他的身子动了。“不要怕，我还不会死，”他说。 他的母亲吐了一口气，紧张的心略微松弛。她忍住泪低声问：“你心里难过？” 他摇摇头，说：“没有什么。” 小宣一直不转睛地望着他。母亲柔声说：“那么你睡下罢。我去给你请医生。” 他松开两只手，摇动一下身子。他用力说：“不要去。妈，我不是病。” “宣，你不要固执，你怎么能说不是病？”母亲说；“有病不必怕，只要早点医治。” 他又摇头说：“我不害怕。”他伸手在怀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一张弄皱了的信笺来，也不说明这是什么，就递到母亲的手里去。 母亲摊开信笺，低声读出下面的话： 文宣先生： 同人皆系靠薪金生活之小职员，平日营养不良，工作过度，身体虚弱，疾病丛生。对先生一类肺病患者，素表同情，未敢歧视。但先生肺病已到第三期，理应告假疗养；纵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按时上班，也当洁身自爱，不与人同桌进食，同杯用茶，以免传布病菌，贻害他人。兹为顾全同人福利起见，请先生退出伙食团，回家用膳。并请即日实行。否则同人当以非常手段对付，勿谓言之不预也。（后面还有六个人的签名和日期） “他们当面交给你的？”母亲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 “叫工友送来的；小潘起的稿，同桌七个人就只钟老没有签名，”他答道。停了一下他又说：“话自然也有道理，不过措辞不应该这样，有话可以好说，我也是一个人啊……”他吐不出声音来了，就索性闭了口。 “真岂有此理！连信也写不通的人，居然这样神气！大家同事一两年，难道连一点感情也没有！”母亲气得脸通红，过了半天才颤巍巍地讲出这几句话来，她几下就把信撕得粉碎。 “我说爹不必理他们，看他们怎样对付你！”小宣也居然变了脸色，气愤地说。 “大家都是同事，为什么你不能在公司吃饭？要说害肺病就那么容易传染，怎么这里的人又未见死绝？哪个心虚，才害怕！”母亲的怒气不能平下去，她继续骂着。 他摇摇头，很吃力地吐出一句哑声的话：“其实这还是怪我生了不治的病。”他母亲和他儿子都带着惊疑的表情望着他。过了片刻，他又说：“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怕生这种病。真的，他们染到了这种病又怎么办？” 母亲打断了他的话：“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自己到了这个地步，还去管他们做什么？要是我，我就叫他们都染到这个病。要苦，大家一齐苦。不让有一个人幸灾乐祸。” “这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他苦笑地说。他的沙哑声使人想到他的喉咙开始在溃烂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自语道：“我吃杯茶。” 母亲连忙扶着他，一面吩咐小宣：“你去给你爹倒杯茶来。” 小宣答应着，很快地就把杯子端了来，里面还在冒热气。他接过杯子看了一眼，愁苦地说了两个字：“开水”，然后拿起来骨都骨都地喝光了。他把杯子交还给小宣，一面小心嘱咐：“小宣，你记住好好用开水把这个杯子洗干净。”他费了大力才把这句话对小宣讲清楚。 “用不着那样洗。我不怕传染。难道我们自己家里人还要写信逼你吗？”母亲痛苦地悲声说。 他看看母亲，又看看小宣，然后说：“不过小宣究竟很年轻啊。”接着他又加一句：“我们汪家就只有他一个男丁……”他慢慢地朝着床走去。“我躺一会儿，”他到了床前，低声自语道；于是他跌下似地倒在床上了。 第二天他照常上班。他那件平价布的长衫前后有几块灰白色印迹。他又流汗、又喘气地上了楼，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来，打开抽屉，拿出了昨天未看完的校样。 他还不曾开始工作，就觉得精神支持不住。汗不停地出。脑子空空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只得咬紧牙关，定下心来，强迫着自己开始办公。 面前摊开的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大著的校样。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着。作者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近年来怎样在进步，在改革，怎样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进到成为四强之一的现代国家；人民的生活又怎样在改善，人民的权利又怎样在提高；国民**又如何顾念到民间的疾苦，人民又如何感激而踊跃地服役，纳税，完粮……“谎话！谎话！”他不断地在心里说，但是他不得不小心地看下去，改正错植的字，拔去一些“钉子”。 这个工作已经是他的体力所不能负担的了。但是他必须咬紧牙关支持着，慢慢地做下去。他随时都有倒在地上的可能。可是他始终用左手托着腮在工作。他常常咳嗽。不过他已经用不着担心他的咳声会惊扰同事们了。他已经咳不出声音来了。自然他会咳出痰来，痰里也带点血。他把痰吐在废纸上，揉成一团，全丢在字纸篓中去。有一次他不小心溅了一点血在校样上，他用一片废纸拭去血迹，他轻轻地揩了一下，不敢用力，害怕弄破纸质不好的校样。他拿开废纸，在那段歌颂人民生活如何改善的字句中间还留着他的血的颜色。“为了你这些谎话，我的血快要流尽了！”他愤怒地想，他几乎要撕碎那张校样，但是他不敢。他凝视着淡淡的血迹，叹了一口气。他终于把这张校样看完翻过去了。 忽然楼下人声嘈杂，好象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有人跑下楼去。接着楼上起了小小的骚动，人们大声在谈论一件事。他却退缩在自己的座位上，眼光定在校样上，整个脑子里响着蟋蟀的叫声。他连动也没有动一下。忽然他听见“钟老”两个字，人们不止一次地讲着“钟老”。他吃惊地抬头看。主任带着严肃的表情在同科长讲话。 “钟老什么事？”他想道，他要站起来，但是他鼓不起勇气。他仍旧坐着不动，象生根在椅子上一样。 接着主任和科长也下楼去了。他用探询的眼光送他们下楼。不久科长一个人走上来。楼下的闹声早已消失了。 “走了。一定是霍乱。幸好借到汽车送去，有二三十里路啊，”他听见科长对人说。 “有人陪去罢？” “小潘去，他原车回来。等会儿再派个工友去看看他，”科长说。 “小潘！”他惊奇地想道。“他现在怎么又不怕传染呢？他单单欺负我。”他觉得胸部一阵剧痛。 开午饭的时候，他没有下去。主任最后下楼，看见他端坐不动，便问道：“你不下去吃饭？” “我不想吃，”他带窘相地答道。 “你不舒服吗？” “不，”他连忙站起来摇头说。“他不知道，”他感激地想。 “你打过预防针没有？” “没有，”他摇头答道。 “你要打才成。钟老已经送进医院去了，一定是霍乱症，”主任关心地嘱咐道。 “是，谢谢你，”他答道。 “你嗓子哑了好几天了，还没有看医生吗？” “看过，一直在吃药，不过始终不见好，”他埋着头回答。 “你要当心啊，”主任皱皱眉头说。“你身体不好，告一两天假也不要紧。” “是，”他应道。他抬不起头来。 主任下楼去了。他一个人留在楼上。他忽然想：“主任是不是在暗示要我辞职？”他心里很不好过。本来已经病弱的身体似乎又遭受到一个意外的打击，他快要倒下去爬不起来了。他两手托腮，一个人对着校样纳闷。 “不会的，他对我好象还客气，”他忽然自语道。这个念头减少了他的痛苦和疑虑，他的心稍微舒畅一点。 小潘一直没有消息。下班前一个钟头的光景那个年轻人突然回来了。他先在楼下讲话，后来又上楼来，到主任的房里去了。 “去的时候汽车在路上抛锚，差不多耽搁了两个多钟头，”小潘先说。 “钟老的病怎样？不要紧罢？”主任关心地问。 “那个医院是临时改设的。糟透了。一共只有两个医生，四个护士，二十张病床。现在收了三十几个病人。有的就摆在过道上，地板上，连打盐水针也来不及，大小便满地都是，奇臭不堪。病人还是陆续在送来。全城就只有这么一个时疫医院，而且汽车开不到门口，还要用滑竿抬上去。钟老送到医院，医生来看了病，的确是霍乱。又等了一点多钟，才有人来给他打盐水针。医生护士们实在忙不过来，他们也累得很。看情形非派个工友去照料不可……”小潘兴奋地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 “医生怎么说？既然是霍乱，打了盐水针，总不会有生命危险了，”主任说。 “医生没有说什么，他只是摇头叹气。他好象在说，他不过是个寻常的医生，现在把全城人的性命交给他们两个人照料，他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小潘说。 “好，这样罢，这里明天放一天假，好好打扫一番，也消消毒，免得再传染人，”主任想了想又说。 同事们继续谈论着钟老的事。只有汪文宣一个人把头埋在校样上，不敢插一句嘴。但是钟老的和善而略带滑稽的面颜一直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他这一天没有看见钟老，他签到时钟老还不曾来。大概钟老是带病上班的，所以这一天会迟到，而且突然发了病。钟老的病会不会有危险呢？不会的罢，钟老昨天还是那么健康，那么结实，跟他一天天在瘦下去的情形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小潘又说得这样可怕呢？他想着。钟老是他在公司里的唯一的友人，钟老又没有在那封信上签名，他不能不想念钟老。 下了班回到家里，他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只叹了两口气，说了两三句同情的话，以后就不再提起钟老的名字了。可是他一晚上都没有睡好。有几只蚊子和苍蝇来搅扰他。老鼠们把他的屋子当作竞走场。窗下街中，人们吵嘴、哭诉、讲笑话、骂街一直闹到夜半。他不断地看见钟老的笑脸、发光的秃顶和发红的鼻子。他一直想着钟老的事。钟老会死？不会死？科学能不能救活那个老人？霍乱对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见到“麻脚瘟”的“威力”了。 这个夜晚他时睡时醒，老是觉得有一个可怕的重量压在他的胸膛上。他不断地小声**。他梦到钟老死去，甚至全公司的人都死去。他小声哭叫。他的声音只有他自己听得见，所以没有惊醒母亲。 第二天早晨他起身后只觉得头晕，四肢无力。他母亲关心地问他：“宣，你眼睛怎么这样红？昨晚睡得怎样？” “不好，不晓得醒过多少回，”他答道。 “那么你今天不要出街罢，既然放一天假，你也落得休息一天，”她说。 “我想去看看钟老是不是好了一点，”他沉吟地说。 “你去医院？”母亲惊问道。 “我到公司去，公司里会有消息的，”他解释道。 “今天放假，怎么还会有消息？”母亲不以为然地说。 他看了母亲一眼，也不再说话了。这一天他一直在家里睡觉，他完全照母亲的意思办。可是他心里老是在想钟老的事情。凶呢？吉呢？他几乎要祷告了。留下“他”罢。用科学的力量救活“他”罢！他整天呼吁着。整夜希望着。 他的心一上一下，始终没有安宁。好容易捱到另一天天明，捱到上班时间。他到了公司，一切如旧，只有钟老的座位空着。上楼就坐后，他摊开前天未看完的校样继续校对下去。不久工友送来一张吴科长的字条，要他为这本他正在校对的“名著”写一篇广告辞。 这张字条等于命令，他不能不服从。他想了想，抽出一张信纸，拿起笔，打算试写一两百字。可是写了一句，他就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字句混杂在一起成了一个整块搁在他的脑子里，他不能够把它们一一分开。他的思路停滞了。他拿着笔，不住地在砚台上蘸墨汁，许久写不出一个字。他的额上满是汗珠，整个脸象火烧似的发烫。没有办法，他拿开信笺，又继续看校样。 忽然他听到一声吴科长的咳嗽。他吃了一惊。吴科长是随意咳出来的，他却以为是对他不满的表示。他连忙振作精神，又把那张信纸拿过来，放在面前。“没有关系，随便敷衍几句罢，”他想道，就糊里糊涂地写了一百五六十个字。他自己念一遍。“谎话，完全说谎！”他骂自己。可是他却拿起广告辞，走到吴科长的办公桌前，恭敬地把它递到科长的手里。 “不大妥当，恭维的话太少，”吴科长皱皱眉摇摇头说，“象这样的名著非郑重介绍不可。不然某先生看见会不高兴。” 某先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候补中委和政界的忙人，难道连书店的广告辞也会注意吗？他不大相信吴科长的话，就顺口说了一句： “某先生不见得会注意罢。” “你哪里知道？他们做大官的对什么事情都注意。某先生是文化界出身的，他非常关心文化，著作的兴趣也不亚于从政，他又是我们公司的常务董事，”吴科长板起脸说。 “是，是，”他埋下头答道。 “你拿回去重写过，”吴科长说，把广告辞交还给他。 他唯唯地应着，正要转身走开，又听见吴科长吩咐道： “还有你校对那本书，要特别小心，不能有一个错字，某先生对于书上的错字平日也很注意。” 他厌恶地应了一声，连头也不抬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他怨愤地对自己说：“好罢，我来大捧一场。”他又拿起笔，费力地在脑子里找寻了些最高的赞颂词句，胡乱地写到纸上去。“你看，我也会撒谎的，”他痛苦地自语道。好在这些无声的语言不怕被别人听见。 他忽然听见小潘的脚步声。小潘气急色败地跑上楼来，进了主任的小房间，喘息地大声说：“方主任，张海云刚刚打电话来说，钟老一早就死了。他连打几个电话，都打不通。” 他眼前一阵黑，耳朵里全是铃子声。他连忙用双手捧住了头。 二九 他在公司里就只有钟老这么一个朋友。钟老死去以后，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间的联系。现在可以说公司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了。下班时他仔细地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清楚。下楼出门时，他还在钟老的座位前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走出大门，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看门口，他觉得自己快要跟这个地方永别了。 事实上他第二天还来，第三天还来，第四天还来，一直到第六天他还来。 那天下午有几个同事约好到钟老的墓地去。他也参加。他们搭长途汽车去，也搭长途汽车回来。他们被人象装沙丁鱼似的塞在车子里面。他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脚悬在空中。一路上车子颠簸得厉害，车里闷热，空气坏，他心里很不好过，差一点要在车上呕吐了。 钟老就葬在时疫医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块小地方，坟上土已经干了，还没有长草，只放了一个纸花圈，是用红、白、绿三色土花纸扎成的。上款写“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写“一中书局挽”。另外还有一个花圈绑在一个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却是“弟方永成敬挽”，这是主任送的，也是纸扎的花圈。来不及立碑，就让这两个没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这样办丧事，也太简陋了，一共花不了几个钱，”一个同事说。 “这已经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这儿，恐怕连这样也办不到，”另一个同事说。 “其实想得开一点，人死了，再怎样，也没有意思。还不如生前待得好一点，”第三个同事插嘴说。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公司对我们活着的人也不过如是，何况死人！”第二个说话的人接口说。 没有人跟汪文宣讲话。他们好象都在避开他。他一个人站在一个角里，胆怯地望着他那个朋友的坟头，好象他真害怕他们随时都会把他赶走似的。 泪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现在眼睛又痛。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么花圈上写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错了，那里明明是“又安”两个字。不，不是他看错。他想到了另一个同样的纸花圈，白纸条的上款的确写着他的名字。他也会躺在这同样的土堆下面。陪伴他的也只有这同样的荒凉的环境。 同事们都走了，他们回到城里去了。他们临走时并不唤他一声。他一个人立在墓前不时左右观望，他好象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现在是来看他的简陋的新居。 天空里黑云愈积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渐阴暗，后来连他也觉察出来了。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赶到长途汽车站去。他并没有跑，但是到了车站，他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得没有办法。他只等了半点多钟就被人挤上了车子。在车上站了一点又二三十分钟，才到了他住处的附近。本来汽车只走四十多分钟，这次因为半途遇雨，雨太大，车子在中途停了若干时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来。从这时起他便没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热，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卢呼卢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痛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让小宣回家。在母亲面前他的话更少了，看见母亲对他流泪时，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断了念。可是母亲却不肯放弃这个绝望的战斗。母亲请了西医来给他诊病，西医摇摇头，表示他的病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她只得又向张伯情求助，张伯情曾经带给她一线希望，可是现在连张伯情也觉得没有治愈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终于完全失去，现在他说话连自己也听不见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形时，他伤心地哭了一场。这所谓哭也不过是眼泪畅流，哭出来他倒觉得心里较为畅快。母亲看见他在哭，过来问他为了什么。他答不出声，只有张开嘴用手指指着喉咙。她明白了他的痛苦。她沉默半天，才怜爱地说： “宣，你不要难过。你是个好人……天应该有眼睛……”她的喉咙暂时也哑了。 “妈，我不难过。你怎么相信起天来了！”他想说却说不出来，他只有竭力止了悲，摇摇头，装出了笑容。 “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她说。 “我并不怕，人人都要死；不过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很难过。小宣年纪又太小，”他用力说，但是母亲只听见一点咻声，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那种挣扎的情形使她又害怕又痛苦。她望着他，一面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要讲话了，你好好休息罢。”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眼里装满了泪水。 他长长地叹一声，睁大泪眼，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母亲。 屋子里异常闷热，板壁好象随时会燃烧起来似的。他把盖在身上的一幅平价布床单也揭开了，从破旧汗衣的洞孔中他看见了自己那个只有皮和骨头的黄色胸膛。 这以后母亲为他买了一个铃子。唤人时他用铃子代替他说话；请人做事时他求助于纸笔。这里所谓人，其实就是母亲一个，此外就难得有人到他的屋子里来，除了医生和邮差。但是邮差也不常来，因为小宣难得写信，树生的信也来得少了。树生仍旧按月寄款来。款子已经动用了。过去一直在银行里存“比期”的款子也由母亲陆续取了出来。还是母亲开口向他要了存单以后去取的。现在为了儿子的生命，她什么事都肯做了，只除了先给树生去信。给树生的信都是他自己写的，他不要母亲代笔。他在每封信上都写着：“我还好，我的健康逐渐在恢复，你不要为我担心，”一类的话。给小宣的信，有时他写，有时母亲写，他只叫孩子不要回家（暑假中那个孩子住在同学的家里），好好念书，温习功课。母亲的信里话多一些，但是她也不忍讲出真实的情形，并且她还暗暗地抱着一线希望。 然而跟她的希望相反，真实的情形却逐渐坏下去。他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的内部一天一天地在腐烂，他的肺和他的咽喉的痛苦一天一天地增加。母亲也看得出他在用缓慢的脚步走向死亡。 但是母亲的心还是不能轻易放弃。她继续给他吃药，给他喝鲜牛奶和鸡汁，她帮他穿衣，伺候他大小便，她为他做着一切连老妈子也不愿意做的事。可是有一天他终于吃力地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我不能看见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 母亲读这张字条的时候，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她哭着说。 他又写：“我迟早还是要死。” “你死，我跟你一齐死，我也不要活了！”母亲大声哭着说，她制止不了自己的悲痛。 他放下笔，头疲倦地倒在枕上。 炎热增加他的痛苦。喧哗更象在火上添油。霍乱为这个城市带走了不少的人，这条街上常常有凄惨的哭声。他躺着，成天地躺在床上，仰着，侧着，伏着。他的心静不下来，他从没有能够痛快地睡一刻钟。 他不能够自己穿衣服，也不能够自由地坐起来。每次他给树生写信，总是怀着拚死的决心，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够写下四五行字。“我还好，我的身体可以支持下去，”他永远这样说。 “你何苦啊，我替你写罢，”母亲用了类似哀告的声音说，也没有用，在这件事上他不肯听从母亲的话。要是他不能亲笔写信，那么她知道他一定是病重了。 “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呢？” 有一天母亲忍不住吐出了这句话。 他迟疑了半天才写出五个字的答语来： “我愿她幸福。” 母亲想：“她已经是别人的人了，为什么不让她难过一下，让她受点良心的责备呢？”“你这傻子，”她温和地责备他。可是她再看一眼纸上歪歪斜斜的字迹，她的心软下来了。她又想，他活在世界上究竟有过什么幸福？他苦了一生，为什么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她也不肯帮忙实现？他到底是她的亲骨血啊。她默默地望着他那张没有光泽的瘦脸，她的心好象被什么东西绞着似地发痛。她想哭，她想叫。她愿意地板上开一个洞让她跌进地狱里去；她愿意天上丢下一颗**把她这个小小的世界整个毁灭。 这天下午隔壁人家的一个年轻人害霍乱死了。两个女人哭得很伤心。哭声进了他的房间。他倾听了一阵，忽然写给他母亲： “妈，我死了，你不要哭啊。”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母亲痛苦地问。 “想到你哭，我就死不下去，我心里更苦，”他回答。 “你不会死！你不会死！”母亲流着泪大声说。 最热的气候过去了。屋子里的空气比较好受一点。可是他的病还是照常进行，痛苦也不断地增加。他用了更大的忍耐来对付这个病。有时候忍不住了，他也**，可是连他的痛苦的**也是无声的。 一个晚上母亲拿鸡汤给他喝。她用汤匙喂他。他吞了两口，忽然推开她的手，又微微地摇着头。 “你再吃几口罢，你一天只吃那么少的东西不行啊，”母亲劝道。 他用颤抖的手拿起笔，费力地写了两个字：“喉痛”。 母亲打了一个冷噤。她那只拿着汤匙的手也在打颤。她忍着心痛再劝道：“你忍住痛再吃两口罢，不吃东西怎么行！”她又把汤匙送到他的嘴边。他颤动地张开了口，努力吞下鸡汤，一次两次他的眼珠往上翻，手抓紧了薄被。 “宣，”母亲低声呼唤；他含泪地看她，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母亲咬紧牙关，再把汤匙放进他的嘴里去。他照样痛苦地把汤吞下去了，以后又吞了两次。再一次他就把一汤匙的鸡汤全喷了出来。他无声地呛咳了一阵。母亲连忙放下碗擦揉他的胸膛。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想睡。可是痛苦使他清醒。他不能**，不能叫唤。他默默地跟痛苦战斗。母亲的手使他感到安慰，他努力把思想集中在母亲的身上，他希望暂时忘记他那个痛苦。 忽然街上响起了鞭炮声。虽然在这个山城里几年来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他们并没有心肠注意它。出乎他们的意外，鞭炮声接连地响着，远远近近都在放鞭炮，好象发生了什么大的喜庆事，人声嘈杂，许多人在跑，有人大声唱歌，有人笑着讲话。 “什么事？”他想道，母亲却说了出来。 “日本投降罗！日本投降罗！”孩子的声音在街上叫着，年轻人的声音响应着。 他吃了一惊。母亲忘了一切地大声问他：“宣，你听见没有？说是日本投降罗！” 他摇摇头，他还不相信。可是外面鞭炮声响得更密了。 人们象潮涌似地走过窗下的街心。 “大概是真的，不然不会这样！”母亲兴奋地说。 他还是在摇头。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合众社电报：日本**向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有人在街上大声报告。 “你听，这还不是真的吗？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不再吃苦了！”她歇斯特里地高声叫道。她一边笑，一边流眼泪，她好象忘记自己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床前一根板凳上放着一支蜡烛，烛光抖得厉害，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从一个小缺口流下来。 他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母亲，仿佛不懂母亲的意思。突然他迸出了眼泪。他想笑，又想哭。但是很快地他又冷静下来。他吐了一口长气。他想：你完了，我也完了。 “号外！号外！日本人投降！”报贩大声叫着跑过窗下。 母亲拉着他的手，温和地带笑问他：“宣，你高兴吗？胜利罗！胜利罗！” 他用颤抖的手捏着笔，吃力地在纸上写着： “我可以瞑目死去。” 母亲看见这些歪斜的字，她忘记了一切，又哭又笑地叫起来：“宣，你不会死！你不会死！胜利了，就不应该再有人死了！” 她的泪水畅快地流下来，她紧紧捏住儿子的手，不知道心里是喜是悲。 三〇 母亲的那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在她说了那些话以后，某一天的夜晚，她坐在床沿上，守着她的儿子。电灯光还是半明半暗的，旁边一根板凳上放着满满一小饭碗的鸡汤，碗里有一根汤匙。 “宣，你吃两口罢，”她说。 他翻了翻白眼，微微动一动身子，手挥舞一下，也不去拿笔。他不回答。 “宣，你两天不吃东西了，忍着痛吃一点罢，”她哀求地大声说。 他慢慢地动一下头。他张开嘴，又伸起手，很费力地放到嘴边，抓住下嘴唇。然后他又松开手，把手指伸进口里去，象是要抓舌头。 “宣，你难过吗？你忍耐点罢，”她捏紧他的另一只手悲痛地说。 他点点头，把手从嘴里拿出来，就放在喉咙上。他眼里含着泪，望着他母亲。 “你不要难过，你不会死的，”她安慰道。 他那五根手指不停地在喉咙上擦揉，动作仍然迟缓而且手指僵硬。他忽然把胸膛向上挺了一下。 “宣，你要什么？”母亲问。 他不回答。过了半天，他那五根好象僵硬了的手指忽然狂乱地抓他的喉咙。身子颤抖着，床板发出了响声。 “宣，你忍耐点，”母亲说。她放开了他的左手，站起来，又把他的右手从他的喉咙上拉开。但是过了两三分钟他的右手又放到那个地方去了。他大大地张开嘴，用力咻着。他的眼睛翻白。他的手指在喉咙上乱抓。五根手指都长着长指甲，它们在他的喉咙上划了几条血痕。 “宣，你忍耐点，这样是不行的，你不能这样啊！”母亲悲痛地求他。他的眼光慢慢地移到她的脸上。他的眼光说着话：我痛得厉害。他的身子在床上摇摆，颤抖。 “宣，你痛得厉害吗？”她又问。 他点点头。他把右手从喉咙上取了下来。手指头在空中乱抓，她不知道他要什么。 “宣，你要什么？”她问。 他的眼光慢慢地移到枕旁那支铅笔上。 “你有话要说，要笔吗？”她一面问，一面把铅笔拿起来递到他的手里。他似乎要抢过笔来，可是他的手指颤得厉害，他接过笔时，差一点把它落在被上。 母亲递了一本书给他。“你就写在书后面罢，”她说。 他一只手拿笔，一只手拿书，很费力地在书的封底上写了一个“痛”字。其实只有七分象字，笔划写够了，却安排得不匀整。 母亲看到这个字，眼泪又迸出来了。“宣，你忍耐点罢。等到小宣把张伯情请来就好了。”她虽然在安慰他，可是说完话就背过脸低声哭起来。 他的神志清醒。他锐敏地感到痛，感到自己的衰弱。他知道他的身体组织的各部分逐渐在死亡，而且就要到了最后的关头。他这时候强烈地感觉到对于生命的依恋，对于死亡的恐惧。他也看见自己所带给母亲的痛苦。他看见母亲哭着走到窗前去。他能够做什么呢？哪怕就说一句话，留下几句遗言也好。“我做过了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受这惩罚？还有她，我母亲，我死了，她一个人怎样生活？拿什么生活？小宣又怎样活下去？他们又做过什么坏事呢？”他装满了一肚皮的怨气，他想叫，想号。但是他没有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他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死去。 街上有一对夫妇在吵架，女的在哭在叫，男的在打在骂，还有第三个人在劝解。另外有一个人唱着川戏从窗下走过。 “为什么他们都应该活，而我必须死去，并且这么痛苦地死去？”他又想。“我要活！”他无声地叫道。 母亲掉回脸来看他。她的眼睛红肿，脸色惨白，她好象随时都会病倒似的。 “她也太辛苦了，”他痛苦地想。他把头一动。忽然一阵剧痛袭来，喉咙和肺一齐痛，痛得他忍耐不住。他两只手乱抓。他张开嘴叫，没有声音。他拚命把嘴张大，还是叫不出声音来。他满头是汗，他觉得两只手被人捏住，母亲的声音在说着什么。但是他痛得晕过去了。 他又被母亲的哭唤声惊醒。他躺在床上，满身冷汗，裤子给小便打湿了。他抓紧母亲的手，呆呆地望着那张亲爱的脸。痛苦稍微减轻了一些。他想对母亲笑，但是眼泪不由他控制地流了出来。 “你醒过来了，以后不要紧了，”母亲嘘了一口气，亲热地说，她的眼角和两颊都还有泪痕。 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小宣从外面走进屋子。他一进门就说：“婆，张伯情在打摆子，不能来。” 母亲楞了一下。完了！她的心上挨了一下石子。她问道：“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大街上人多得很，明天庆祝胜利，到处都在准备，我走错路，到张家又耽搁了好一阵，”小宣答道。他又加一句解释：“今晚上很热闹，到处扎好了灯彩。” “你肚子饿不饿？你身上还剩得有钱，你出去吃两碗面罢。我今天下午没有煮饭，上午有点剩饭我炒来吃了。你快去吃罢，”她又说。 “好，”小宣应道。 这一番对话他全听进去了。“他们在庆祝，”他想道；他愿意为他们笑一笑，可是痛苦阻止了他。“胜利会不会给他们带来解救呢？”他又想，第二个“他们”指的是母亲和小宣。可是痛苦又来阻止了他。他被痛苦占有了。痛苦赶走了别的思想。痛苦使他忘记了一切。他只记得忍受痛，或者逃避痛。一场绝望的战斗又在进行。他失败了。但是他不得不继续作战。他无声地哀叫着：“让我死罢，我受不了这种痛苦。” 然而他的亲爱的人，他母亲和他儿子不能了解这种无声的语言。他们不会帮忙他解除这种痛苦。 痛苦继续着，而且不停地增加。 九月三日，胜利日，欢笑日，也没有给这个房间带来什么变化。在大街上人们带着笑脸欢迎胜利游行的行列。飞机在空中表演，并且散布庆祝的传单。然而在汪文宣的屋子里却只有痛苦和哭泣。 他这一天晕过去三次，而又醒了转来。他觉得已经到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的顶点了，他愿意“死”马上来带走他。可是他仍旧活着。母亲和小宣一直守在床前。他眼泪汪汪地望着他们。他只求他们帮助他早一刻死亡。 他的生命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死去。他的脑子一直是清醒的，虽然不能多用思想。在这些最后的时刻里，他始终不肯把眼光从母亲和小宣的脸上掉开。后来他们的面影渐渐地模糊起来，他仿佛又看见了第三个人的脸，那自然是树生的，他并没有忘记她。但是甚至这三个人的面颜也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他一直痛到最后一刻。一口气吊着，他许久死不下去。母亲和小宣每人捏紧他的一只手，望着他咽气。 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象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在夜晚八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 尾声 将近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在山城里说是因为修理锅炉全市停电。早晨下过一阵雨，下半天气候骤然转寒，冷风一阵一阵地吹过市空，赶走了摊头的顾客。电石灯的臭味随着风四处飘送，火光孤寂地打着寒颤。 一辆人力车经过阴暗、寒冷、荒凉的市街，到了一所大楼的门前。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装束入时的女人。她夹着手提包走进弹簧门去。她用手电光照路，走过了黑洞似的过道，上了二楼，又走上三楼。 在一间屋子的门前她站住了。她兴奋地敲着房门。 没有应声。她看见房内有亮，门上没有锁，心里想屋子里不会没有人，也许他们睡着了，她便用力再敲两下。 “哪个？”屋子里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这个声音似乎是她熟习的，但是她又说不出是谁的声音来。 “我，”她顺口答应了一个字。 门开了，射出一道微光。她瞥见方桌上燃着一支蜡烛。开门的也是一个女人，脸背着光，她认不清楚是谁的脸孔。 “找哪个？”开门人惊讶地问。 “请问汪家是不是住在这儿？”叩门人更惊讶地问。 “这儿没有姓汪的，”开门人回答。 “以前不是汪家住在这儿吗？明明是这一间屋，家具也是，”叩门人说，她的惊奇更大了。 “啊，你是汪太太！请进来坐！今天停电，我没有看清楚，”开门人笑着说，她闪开身子，把叩门人让了进去。 “方太太，你们不是在二楼住吗？几时搬上来的？”叩门人想起开门人原来是住在二楼的方太太，毕竟遇到了一个熟人，她稍微心安一点。房间里的陈设没有多大的改变，就是四壁白了许多，看起来顺眼些。 “就是这个月月半，”方太太回答。“汪太太，啊，我不晓得现在要怎样叫你才好，你不是在兰州吗？几时回来的？” “今天刚到的，方太太，我还是从前那样，”树生红了脸说。接着她声音发颤地问：“方太太，他们搬到哪儿去了？我说文宣他们。” “你说汪先生吗？你还不晓得？”方太太惊问道。 “我的确不晓得。我两个月没有接到他们的信了，”树生不安地说。 “汪先生不在了，”方太太低声说。 “他不在了？什么时候？”树生身子一动，变了脸色，惊叫道。 “就在上个月庆祝胜利那一天，”方太太说。树生的身子猛然抖了一下。“老太太带小少爷走了。我们这间房子就是老太太让给我们的，家具也是她让的，我们出了一点钱。” 树生好象让人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似的，她全身发冷，脸色惨白。她呆了半天才吐出一句问话：“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她连忙伸手擦揉眼睛，一面把脸掉开。 “我也不晓得。我问过老太太，她说是先搬到一个亲戚家去住几天，又说要去昆明，又好象听她说在托什么人买船票，”方太太一边想，一边答道，她的声音平淡，好象她对自己的话并没有把握似的。 “去昆明也用不着买船票，他们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亲戚，”树生怀疑地说，“不晓得他们到哪儿去了？” “老太太是这样说的，”方太太说，“不过我想他们到昆明去的成份居多。他们搬走以前，差不多把东西都卖光了，就在这个门口摆地摊卖了的。啊，汪太太，你坐了半天，我还没有倒茶，”她抱歉似地说，就站起来，走向一个茶几，那里放着热水瓶、茶壶和茶杯。 “方太太，你不要客气，我不渴，”树生连忙欠身阻止道。“我请问你，你知道我们文宣临死的情形吗？他现在葬在哪里？” “汪太太，你不要难过，你歇歇，先吃杯茶罢，”方太太温和地说，端了一杯茶放在树生的面前。 “谢谢你，请你告诉我他临死的情形。我在兰州还以为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他每封信都说他身体不坏。请你告诉我，我不怕，你说真话罢。” “其实我不晓得。我实在不晓得。汪先生生病的时候我只去看过老太太一次。我只晓得他声音哑了，睡了不到两个多月就死了。我那次看见他睡在床上，说不出话，瘦得可怜——”方太太用了一种类似悒郁的声调说。 “他葬在哪儿？我要去看他！”树生忘了一切地打岔道。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痛，她后悔，她真想立刻就到他的墓地去。 “我不晓得。我听说汪先生临死身边并没有什么钱，尸首搁在房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预备。也亏得老太太，她跑了两个整天，才弄到一点钱，买了棺材装好抬出去葬了。我不晓得汪先生葬在哪儿。我问过老太太，她也不说。老太太也真苦，这两个多月她瘦得多，头发全白了，”方太太一面说，一面用同情的眼光看她。 树生一边听，一边咬嘴唇。她的鼻头酸痛，悔恨的情感扭绞着她的心。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还竭力控制自己。“那么隔壁邻舍总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罢？他不能够就这样失踪的。公司里一定有人知道，至少钟先生总晓得，”她象同谁争论般地说。她不知道钟老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儿的人都不晓得。棺材是大清早抬出去的。没有人跟去送葬。老太太也没有通知我们。不过汪先生公司里总有人晓得，”方太太好心地说，她很愿意给这位客人帮忙，可是自己也知道没有办法。 “我明天到公司去打听明白，”树生失望地说。她埋下头用手帕揩泪痕。她又问：“老太太他们哪天搬出去的？” “我记得是十二。她头天搬走，我们第二天粉刷墙壁，第四天就搬进来。楼下那一间，我们先生拿来做会客、办公、讲生意用。啊，汪太太，还没有问你住在哪儿？”方太太关心地问。 “我暂时住在……朋友家里……我过几天就要回去，”树生迟疑地说。 “那么你还去不去找老太太他们？”方太太继续问道。 婴孩的哭声突然从小屋里传来。方太太不等客人回答马上站起来，着急地说：“我女儿醒了，你请坐一下罢。”她忙忙慌慌地走进小屋里面去了。 树生免去了回答一个难题的痛苦。她仍旧坐着，一个人伴着一支蜡烛。她忽然起了一种似在梦中的感觉。这是她自己住过的屋子，自己用过的家具：方桌，书桌，小书架，碗橱，床……一切都是她熟习的，虽然破的修理好了，旧的弄干净了，墙壁刷得白白的。可是她坐在她坐了几年的凳子上，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生客。甚至在那一切熟习的东西上面她也找不到过去的痕迹了。同样燃着一支蜡烛，可是现在却比从前亮了许多。不到一年的功夫，一切都改变了。他死了，母亲和孩子走了。他葬在哪里？他们去到哪里？她不知道。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她还有什么办法知道？别人的孩子在她的屋子里哭。多么新奇的声音！现在那个年轻的母亲在小屋里抱着小孩走来走去，唱催眠曲。她从前也这样做过的。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为了小宣。可是现在她的小宣又在哪儿呢？那个孩子，他并不依恋她，她也没有对他充分地表示过母爱。她忽略了他。现在她要永远失掉他了。她就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啊！方太太还不出来，婴孩仍旧不时地哭叫，方太太有耐心地继续唱催眠曲，一面走一面拍拍孩子。那个女人似乎忘了她的存在，只顾着孩子，就忘记了客人，让她冷清清地坐在外屋里，被回忆包围、折磨。她忽然想起了楼梯口的一幕。他们在黑暗中握手。她含着眼泪扑到他的身上去吻他。“我要你保重！为什么病到那样还不让我知道呢？”她痛苦地想道。“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她今天下飞机的时候，还这样想过。她可以坦白地对他说这种话。然而现在太迟了。她不敢想象他临死的情形。太迟了，太迟了。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她想着，想着，她突然站起来，她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她再受不了这个房间和这些家具，每件东西都在叙说他和她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刺痛她。她甚至受不了那个年轻母亲的催眠歌。歌声使她想起她自己也曾经做过母亲，给她唤起她久已埋葬了的回忆。她应该走了。 “方太太，我走了，你不要出来，”她大声说，便拿起手提包胡房门外走。 方太太抱着婴孩赶出来，诚恳地叫道： “汪太太，你再坐一会儿。还早嘛！”树生停了脚步回过头来。 “我走了，谢谢你，”树生说。 “慢走啊，”方太太柔声说，接着又加一句：“你还再来耍罢。” “谢谢你，我不来了，”树生摇摇头说。这次她不曾流泪，可是她觉得比流了泪还更痛苦。 “那么你等等，我拿蜡烛来送你，外面很黑，”方太太殷勤地说，她一只手抱婴孩，一只手拿起了烛台。 “方太太，你请留步。我有电筒，看得见，这个地方我住惯了的，”树生客气地说，就急急往门外廊上走去。 “汪太太！等等，等等啊！我送你到楼梯口，”方太太大声唤道。接着她又在抱怨：“真讨厌，现在还停电。胜利了两个多月，什么事都没有变好，有的反而更坏。” 树生已经走到了楼梯口。她回过头，朝着方太太打了一下手电，大声说：“方太太，请回去，我走罗！”她也不等回答，就急急走下楼去了。的确这是她走惯了的地方，走起来并不费力。 她刚走出大门，迎面一股寒风使她打了一个冷噤。“怎么才阳历十月底，夜里就这样冷！”她想道，她觉得身上那件秋大衣不够暖了。门前连一辆车子也看不见。她回头看了看大门和那盏闭着眼睛似的门灯，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她不知道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好。她心里空虚得很。她只想找个地方关上门大哭一场。但是没有办法。她只好慢慢地在人行道上走着。 “小姐，我们是从桂林逃难来的，东西都丢光了……”突然从黑暗里闪出一个黑影，一下子就跑到她的身边，一只枯瘦的手伸到她的面前，使她大吃一惊。她仔细一看，说话的原来是一个老太婆。 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钞票递到那只黑手上。 “小姐，谢谢啊，”老太婆说，又把身子缩进黑暗里去了。 她摇了摇头，又继续往前面走。于是她看见了亮光。 “相因卖，相因卖，五百块钱……三百块钱……两百块钱……” 电石灯的臭味随着寒风扑上她的鼻端。从那些带笑的嘴唇里发出哀叫似的声音。一个年轻女人坐在矮凳上，怀里抱个睡着的婴孩，正在用沉滞的目光望着面前一堆卖不出去的东西。 她又打一个冷噤。“夜真冷啊！”她想道；“人家也是母亲啊，”她又想。她在那个地摊前站了片刻，她用同情的眼光看那个女人和怀里的孩子。“我总得要找到小宣，”她在心里说。她又看看眼前的母亲和孩子，“他们也摆过这样的地摊，”她再想到，这个“他们”不用说是指老太太和小宣，她心里更加难受了。 “你哪天走？”旁边有人在讲话。 “走不了。船票哪有我们老百姓的份！”另一个人说。 “想办法罢，当黄鱼总行！” “现在是官复员，不是老百姓复员。我有个亲戚买不到票当黄鱼，上了船给人抓下来了。白出了船钱。” “你还好，走不了，在四川多住几个月也不愁没饭吃。我下个月再走不了，就要饿饭了。东西快卖尽吃光了。原先以为一胜利就可以回家。” “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楣。早知道，那天真不该参加胜利游行。” 她又打了一个冷噤。她好象突然落进了冰窖里似的，浑身发冷。她茫然四顾，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她好象在做梦。昨天这个时候她还在另一个城市的热闹酒楼上吃饭，听一个男人的奉承话。今天她却立在寒夜的地摊前，听这些陌生人的诉苦。她为着什么回来？现在又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出那间屋子？以后又该怎样？她等待着明天。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就是到了明天，她至多也不过找到一个人的坟墓。可是她能够找回她的小宣吗？她能够改变眼前的一切吗？她应该怎样办呢？走遍天涯地角去作那明知无益的找寻吗？还是回到兰州去答应另一个男人的要求呢？ 她只有两个星期的假期。她应该在这两个星期内决定自己的事情。至少她还有十二三天的功夫，而且事情又是不难决定的。为什么她必须站在地摊前忍受寒风的吹打呢？ “我会有时间来决定的，”她终于这样对自己说。她走开了。她走得慢，然而脚步相当稳。只是走在这条阴暗的街上，她忽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时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担心那些摇颤的电石灯光会被寒风吹灭。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1946年12月31日写完 后记 一九四四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准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 “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开水解渴。我睡得迟，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碍着我的睡眠。 白天整个屋子都是叫卖声，吵架声，谈话声，戏院里的锣鼓声。好象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甚至关在小屋子里我也得不到安静。 那时候，我正在校对一部朋友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有时也为着几位从桂林逃难出来的朋友做一点小事情。 有一天赵家璧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我，他是空手来的。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经被敌人的炮火打光了。 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图书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损失使他痛苦，但是他并不灰心。 他决心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我答应帮忙。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 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 “从生活的洞口……”的 “批评家”所说，我 “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 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 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可是家璧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停业了（晨光出版公司还是最近成立的）。 并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位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 “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 “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 “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 “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 “黎明”了。但有时我自己却也会呼叫一两声，譬如六年前我在桂林写的一篇散文《长夜》里，就说过 “这是光明的呼声，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那文章的确是在寒冷的深夜里写的，我真实地写下了我当时的感觉和感想。 上面的话是我在一年前写的。现在《寒夜》再版本要发印了，我不想为它另写后记，因为要说的话太多，假使全写出来，应该是另一部更长的《寒夜》。 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 “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 一年前，两年前都不曾有过这样的 “寒夜”。我还活着，我没有患肺病死去，也没有冻死，这是我的幸运。 书销去五千册，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知道许多写得更坏的书都有更畅的销场。 巴金1948年1月下旬在上海 附录 谈《寒夜》 我最近看过苏联影片《外套》，那是根据果戈理的小说改编摄制的。影片的确不错，强烈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可是我看完电影，整个晚上不舒服，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心上，而且有透不过气的感觉。眼前有一个影子晃来晃去，不用说，就是那个小公务员阿加基·巴什马金。过了一天他的影子才渐渐淡去。但是另一个人的面颜又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了。我想起了我的主人公汪文宣，一个患肺病死掉的小公务员。 汪文宣并不是真实的人，然而我总觉得他是我极熟的朋友。在过去我天天看见他，处处看见他。他总是脸色苍白，眼睛无光，两颊少肉，埋着头，垂着手，小声咳嗽，轻轻走路，好象害怕惊动旁人一样。他心地善良，从来不想伤害别人，只希望自己能够无病无灾、简简单单地活下去。象这样的人我的确看得太多，也认识不少。他们在旧社会里到处遭受白眼，不声不响地忍受种种不合理的待遇，终日终年辛辛苦苦地认真工作，却无法让一家人得到温饱。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惨的死亡，只有在断气的时候才得到休息。可是妻儿的生活不曾得到安排和保障，他们到死还不能瞑目。 在旧社会里有多少人害肺病受尽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贫困中过着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象汪文宣那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从前一般的忠厚老实人都有这样一个信仰：“好人好报”。可是在旧社会里好人偏偏得不到好报，“坏人得志”倒是常见的现象。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间楼梯下面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开始写《寒夜》，正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了几页就搁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笔接着一年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那时在重庆，在国统区仍然是坏人得志的时候。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象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说，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有不少象汪文宣那样惨死的朋友和亲戚。我对他们有感情。我虽然不赞成他们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为自己眼看他们走向死亡无法帮助而感到痛苦。我如果不能替他们伸冤，至少也得绘下他们的影像，留作纪念，让我永远记住他们，让旁人不要学他们的榜样。 《寒夜》中的几个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却十分真实。我并不是说，我在这里用照相机整天摄影；我也不是说我写的是真人真事的通讯报导。我想说，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处的四周进行，在我住房的楼上，在这座大楼的大门口，在民国路和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这一类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尽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户晓的真人，尽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载之史册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继续发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好象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又好象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冷酒馆是我熟悉的，咖啡店是我熟悉的，“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也是我熟悉的。小说中的每个地点我都熟悉。我住在那间与老鼠、臭虫和平共处的小屋里，不断地观察在我上下四方发生的一切，我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写进小说里面。我经常出入汪文宣夫妇每天进出若干次的大门，早晚都在小说里那几条街上散步；我是“炒米糖开水”的老主顾，整夜停电也引起我不少的牢骚，我受不了那种死气沉沉的阴暗环境。《寒夜》第一章里汪文宣躲警报的冷清清的场面正是我在执笔前一两小时中亲眼见到的。从这里开始，虽然过了一年我才继续写下去，而且写一段又停一个时期，后面三分之二的原稿还是回到上海以后在淮海坊写成的，脱稿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虽然时写时辍，而且中间插进一次由重庆回上海的“大搬家”，可是我写得很顺利，好象在信笔直书，替一个熟朋友写传记一样；好象在写关于那一对夫妇的回忆录一样。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块儿生活，每天都要经过狭长的甬道走上三楼，到他们房里坐一会儿，安安静静地坐在一个角上听他们谈话、发牢骚、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机会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树生同路走到银行，陪老太太到菜场买菜……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坦白地讲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 我的确有这样的感觉：我写第一章的时候，汪文宣一家人虽然跟我同在一所大楼里住了几个月，可是我们最近才开始交谈。我写下去，便同他们渐渐地熟起来。我愈往下写，愈了解他们，我们中间的友谊也愈深。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听够了他们的争吵。我看到每个人的缺点，我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我也向他们每个人进过忠告。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我写到汪文宣断气，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声，吐尽我满腹的怨愤。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但是我没法改变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为他们的不幸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会批评我浪费了同情，认为那三个人都有错，值不得惋惜。也有读者写信来问：那三个人中间究竟谁是谁非？哪一个是正面人物？哪一个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么人？我的回答是：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罪在当时重庆的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这里替自己辩护。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嘘和掩饰都毫无用处。我只是说明我执笔写那一家人的时候，我究竟是怎样地想法。 我已经说明《寒夜》的背景在重庆，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当时住的民国路那个三层“大楼”。我住在楼下文化生活出版社里面，他们住在三楼。一九四二年七月我头一次到民国路，也曾在三楼住过。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续写《寒夜》时，已经搬到了二楼临街的房间。这座“大楼”破破烂烂，是不久以前将就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改修的。不过在当时的重庆，象这样的“大楼”已经是不错的了，况且还装上了有弹簧的缕花的大门。楼下是商店和写字间。楼上有写字间，有职员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干净整齐，有些屋子摇摇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间常常听得见四面八方的声音。这种房间要是出租的话，租金绝不会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楼”改修的时候，出了一笔钱，便可以搬进来住几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进来，不用说，还是靠曾树生的社会关系，钱也是由她付出的。他们搬到这里来住，当然不是喜欢这里的嘈杂和混乱，这一切只能增加他们的烦躁，却无法减少他们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夫妇工作的地点就在这附近。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我不曾写出那个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诉人图书公司就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我对正中书局的内部情况并不了解。不过我不是在写它的丑史，真实情况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丑恶，而且丑恶若干倍。我写的是汪文宣，在国民党统治下比什么都不如的一个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一个象巴什马金那样到处受侮辱的小公务员。他老老实实地辛苦工作，从不偷懒，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轻视。至于他的妻子曾树生，她在私立大川银行里当职员，大川银行也在民国路附近。她在银行里其实是所谓的“花瓶”，就是作摆设用的。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是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找人帮忙做点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入养活了半个家（另一半费用由她的丈夫担任），供给了儿子上学，还可以使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还有汪文宣的母亲，她从前念过书，应当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前在上海过的也是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跟着儿子回到四川（儿子原籍四川），没有几年的功夫却变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象她的媳妇批评她的那样。她看不惯媳妇那种“花瓶”的生活，她不愿意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却又不能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她爱她的儿子，她为他的处境感到不平。她越是爱儿子，就越是不满意媳妇，因为媳妇不能象她那样把整个心放在那一个人身上。 我在小说里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两个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生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见不合的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孙三代，可是十三岁的初中学生在学校寄宿，他身体弱，功课紧，回家来不常讲话，他在家也不会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说里只着重地写了三个人，就是上面讲过的那三个人。关于他们，我还想声明一次：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拼凑拢来的。当初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汪文宣。只有在小说脱稿以后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颜。四年前吴楚帆先生到上海，请我去看他带来的**粤语片《寒夜》，他为我担任翻译。我觉得我脑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个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来了，我赞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缩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说，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别人不敢随意欺侮他。其实在金钱和地位占绝对优势的旧社会里，形象早已是无关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书局经理、主任，或者当上银行经理、公司老板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弯腰驼背，也会到处受人尊敬，谁管他有没有渊博的学问，有没有崇高的理想，过去在大学里书念得好不好。汪文宣应当知道这个“真相”。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着坏蛋们的谎言，他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来。结果，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我在前面说过对于小说中那三个主要人物，我全同情。但是我也批评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他们彼此相爱（婆媳两人间是有隔阂的），却又互相损害。他们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灭亡。对汪文宣的死，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她们不愿意他病死，她们想尽办法挽救他，然而她们实际做到的却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样，他愿意活下去，甚至在受尽痛苦之后，他仍然热爱生活。可是他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不听母亲和妻子的劝告，有意无意地糟蹋自己的身体，大步奔向毁灭。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三个人都发了狂？ 不，三个人都没有发狂。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他们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牺牲品。旧势力要毁灭他们，他们不想保护自己。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保护自己。这些可怜人，他们的确象某一个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始终不曾“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他们中间有的完全忍受，象汪文宣和他的母亲；有的并不甘心屈服，还在另找出路，如曾树生。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吴楚帆主演的影片了。影片里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树生差不多。只是她有一点跟我的人物不同。影片里的曾树生害怕她的婆母。她因为不曾举行婚礼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轻视，自己也感到惭愧，只要婆母肯原谅她，她甘愿做个孝顺媳妇。可是婆母偏偏不肯原谅，把不行婚礼当作一件大罪，甚至因为它，宁愿毁掉儿子的家庭幸福。**影片的编导这样处理，可能有他们的苦衷。我的小说人物却不是这样。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是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我写那几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小说情节逐渐发展的时候，我这样地了解他们，认识他们： 汪文宣的母亲的确非常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妇曾树生所说，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不喜欢媳妇，因为一则，媳妇不是象她年轻时候那样的女人，不是对婆母十分恭顺的孝顺媳妇；二则，她看不惯媳妇“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上馆子，参加舞会，过那种“花瓶”的生活；三则，儿子爱媳妇胜过爱她。至于“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不过是在盛怒时候的一个作战的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因为在一九四四年，已经没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了。儿子连家都养不活，做母亲的哪里还会念念不忘那种奢侈的仪式？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过去的日子不会再来，还是靠媳妇当“花瓶”，一家人才能够勉强地过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觉地常常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而且正因为自己间接地花了媳妇的钱更不高兴媳妇，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气。媳妇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只会给这位婆母碰钉子。生活苦，环境不好，每个人都有满肚皮的牢骚，一碰就发，发的次数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间的不和越来越深，谁也不肯让步。这个平日锺爱儿子的母亲到了怒火上升的时候，连儿子的话也听不进去了。结果儿子的家庭幸福也给破坏了。虽然她常常想而且愿意交出自己的一切来挽救儿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火却只能加重儿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来。 汪文宣，这个忠厚老实的旧知识分子，在大学念教育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人济世的宏愿。可是他在旧社会里工作了这么些年，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气越来越消沉，他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他为了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位置，为了那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时候所宝贵的一切，甚至自己的意志。然而苟安的局面也不能维持多久，他终于害肺病，失业，吐尽血，失掉声音痛苦地死去。他“要活”，他“要求公平”。可是旧社会不让他活，不给他公平。他念念不忘他的妻子，可是他始终没有能等到她回来再见一面。 曾树生和她的丈夫一样，从前也是有理想的。他们夫妇离开学校的时候，都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决心。可是到了《寒夜》里，她却把什么都抛弃了。她靠自己生得漂亮，会打扮，会应酬，得到一个薪金较高的位置，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来培养儿子读书，来补贴家用。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因此常常苦闷、发牢骚。可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她口口声声嚷着追求自由；其实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虚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换句话说，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她写信给她丈夫说：“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其实，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以外，究竟有什么“痛快”呢？她又有过什么“自由”呢？她有时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有时也会感到苦闷和空虚。她或许以为这是无名的惆怅，绝不会想到，也不肯承认，这是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她从来就不曾为着改变生活进行过斗争。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她离开汪文宣以后，也并不想离开“花瓶”的生活。她很可能答应陈经理的要求同他结婚，即使结了婚她仍然是一个“花瓶”。固然她并不十分愿意嫁给年纪比她小两岁的陈经理，但是除非她改变生活方式，她便难摆脱陈经理的纠缠。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有密切的联系了，她靠他帮忙，搭伙做了点囤积、投机的生意，赚了一点钱。她要跟他决裂，就得离开大川银行，另外安排生活。然而她缺乏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她丈夫一死，她在感情上更“自由”了。她很有可能在陈经理的爱情里寻找安慰和陶醉。但是他也不会带给她多大的幸福。对她来说，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经不太远了。陈经理不会长久守在她的身边。这样的事在当时也是常见的。她不能改变生活，生活就会改变她。她不站起来进行斗争，就只有永远处在被动的地位。她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她不象一般母亲关心儿子那样地关心他，他对她也并不亲热。儿子象父亲，又喜欢祖母，当然不会得到她的欢心。她花一笔不算小的款子供给儿子到所谓“贵族学校”念书，好象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她在享受她所谓“自由”的时候，头脑里连儿子的影子也没有。最后在小说的“尾声”里，她从兰州回到重庆民国路的旧居，只看见一片阴暗和凄凉，丈夫死了，儿子跟着祖母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影片中曾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自己跟墓中人永不分离，她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她的儿子和婆母。婆母对她温和地讲了一句话，她居然感激地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回到家乡去，只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么都可以。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们婆媳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养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她不会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那两个活着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坟墓，至多也不过痛哭一场。然后她会飞回兰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她和汪文宣的母亲同样是自私的女人。 我当然不会赞扬这两个女人。正相反，我用责备的文笔描写她们。但是我自己也承认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谅和同情的调子。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我有意把结局写得阴暗，绝望，没有出路，使小说成为我所谓的“沉痛的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宣传抗战胜利后一切都有办法，而汪文宣偏偏死在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的时候。【注释1】我的憎恨是强烈的。但是我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的是希望，而不是绝望。特别是在小说的最后曾树生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种人去楼空的惆怅感觉，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我的“控诉”也是没有出路的，没有力量的，只是一骂为快而已。 我想起来了：在抗战胜利后那些日子里，尤其是在停电的夜晚，我自己常常在民国路一带散步，曾树生所见的也就是我目睹的。我自己想回上海，却走不了。我听够了陌生人的诉苦，我自己闷得发慌，我也体会到一些人的沮丧情绪。我当时发表过一篇小文章，写出我在寒风里地摊前的见闻。过了一年多，我写到《寒夜》的“尾声”时，也曾参考这篇短文。而且那个时候（一九四六年最后两天）我的情绪也很低落。无怪乎我会写出这样的结局来。一九五九年年底我在上海编辑《文集》的最后三卷，一九六〇年年终我在成都校改《寒夜》的校样，两次都有意重写《寒夜》的“尾声”。可是我仔细一想，觉得仅仅改写“尾声”太不够了，要动就得从头改起，那么还不如另写别的。因此我就让它保存了下来。反正是解放前的旧作，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此，而且作品已经以那样的形式跟读者们见过面了。连我也无法替它掩饰，也不想为它的缺点辩护。 我还想谈谈钟老的事。并不需要很多话，我不谈他这个人，象他那样的好心人在旧社会里也并非罕见。但是在旧社会里钟老起不了作用，他至多只能替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如汪文宣）帮一点小忙。谁也想不到他会死在汪文宣的前头。我写他死于霍乱症，因为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庆霍乱流行，而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却偏偏大言不惭，公开否认。文化生活出版社烧饭老妈谭嫂的小儿子忽然得了霍乱。那个五十光景的女人是个天主教徒，她急得心慌意乱，却跑去向中国菩萨祷告，求来香灰给儿子治病。儿子当时不过十五六岁，躺在厨房附近一张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劝谭嫂把儿子送到小龙坎时疫医院。她找了一副“滑竿”把儿子抬去了。过两天儿子便死在医院里面。我听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友讲起时疫医院里的情形，对那位局长我感到极大的憎恶。我在《第四病室》的“小引”里“表扬”了他的“德政”，我又在《寒夜》里介绍了这个“陪都”唯一的时疫医院。倘使没有那位局长的“德政”，钟老也很有可能活下去，他在小说里当然不是非死不可的人。我这些话只是说明作者并不常常凭空编造细节。要不是当时有那么多人害霍乱症死去，要不是有人对我讲过时疫医院的情形，我怎么会想起把钟老送到那里去呢？连钟老的墓地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斜坡上”的孤坟里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那位有独特风格的散文作家很早就害肺病。我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一次看见他，他脸色苍白，经常咳嗽，以后他的身体时好时坏，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苏医院。他的性格有几分象汪文宣，他从来不肯麻烦别人，也害怕伤害别人，到处都不受人重视。他没有家，孤零零的一个人；静悄悄地活着，又有点象钟老。据说他进医院前，病在床上，想喝一口水也喝不到；他不肯开口，也不愿让人知道他的病痛。他断气的时候，没有一个熟人在场。我得了消息连忙赶到北碚，只看见他的新坟，就象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连两个纸花圈也是原来的样子，我不过把“崇群”二字换成了“又安”。听说他是因别的病致死的。害肺病一直发展到喉结核最后丧失了声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见过不多，但也不是太少。朋友范予（我为他写过一篇《忆范兄》）和鲁彦（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我那篇《写给彦兄》便是纪念他的），还有我一个表弟……他们都是这样悲惨地结束了一生的。我为他们的死感到不平，感到愤怒，又因为自己不曾帮助他们减轻痛苦而感到愧悔。我根据我的耳闻和目见，也根据范予病中寄来的信函，写出汪文宣病势的逐渐发展，一直到最后的死亡。而且我还把我个人的感情也写在书上。汪文宣不应当早死，也不该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他终于惨痛地死去了。我那些熟人也不应该受尽痛苦早早死去，可是他们的坟头早已长满青草了。我怀着多么悲痛的心情诅咒旧社会，为他们喊冤叫屈。现在我却万分愉快、心情舒畅地歌颂象初升太阳一样的新社会。那些负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要是死而有知，他们一定会在九泉含笑的。不断进步的科学和无比优越的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征服了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谈虎色变了。这两天我重读《寒夜》，好象做了一个噩梦。但是这样的噩梦已经永远、永远地消失了！ 1961年11月20日 【注释1】解放后我为《寒夜》新版写的“内容提要”里，有这样的一段话：“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战时首都’重庆的生活。男主人公断气时，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这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沉痛的控诉。” 关于《寒夜》 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挞我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曾经对法国朋友讲过：我要不是在法国开始写了小说，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会得到他那样的结局。这不是虚假的话，但是我有这种想法还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我借觉新鞭挞自己的说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过去我一直背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丹东一七九四年勇敢地死在断头机上，后来给埋葬在巴黎先贤祠里面。我一九二七年春天瞻仰过先贤祠，但是那里的情况，我一点也记不起了。除了那句名言外，我只记得他在法庭上说过，他的姓名要长留在先贤祠里。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写过一个短篇《丹东的悲哀》对他有些不满，但他那为国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我在三十年代就几次引用丹东的名句，我写觉慧时经常想到这句话。有人说觉慧是我，其实并不是。觉慧同我之间最大的差异便是他大胆，而我不大胆，甚至胆小。以前我不会承认这个事实，但是经过所谓“*****”后，我对自己可以说看得比较清楚了。在那个时期我不是唯唯诺诺地忍受着一切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中了催眠术。看来并不恰当，我不单是中了魔术，也不止是别人强加于我，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象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在向着伟大神明低首弯腰叩头不止的时候，我不是“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吗？ 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际一个夜晚，在重庆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我开始写《寒夜》。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我写了躲警报时候的见闻，也写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纠纷。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汪文宣进行的。我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也不曾花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但肺病患者悲惨死亡的结局却是很明确的。这样的结局我见过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过肺病。的确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汪文宣有过他的黄金时代，也有过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我写汪文宣，写《寒夜》，是替知识分子讲话，替知识分子叫屈诉苦。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还有卡车司机。当然做官的知识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权有势。做小官、没有掌握实权的只得吃平价米。 那一段时期的确是斯文扫地。我写《寒夜》，只有一个念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陈范予兄。我在早期的散文里几次谈到他，他患肺结核死在武夷山，临死前还写出歌颂“生之欢乐”的散文。但是在给我的告别信里他说：“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苦。”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王鲁彦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抗战初期他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回到家乡，仍在邮局服务。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体弱，不知道他有病。以后听说他结婚，又听说他患肺结核。最后有人告诉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几次要求家人让他死去，他的妻子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难。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我写了几页稿纸就让别的事情打岔，没有再写下去。是什么事情打岔？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后，日军进入贵州威胁重庆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后记里说，朋友赵家璧从桂林撤到重庆，在金城江大火中丧失一切，想在重庆建立新的据点，向我约稿，我答应给他一部小说。我还记得，他来找我，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梯下那间很小的屋子里。他毫不气馁地讲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计划，忽然外面喊起“失火”来，大家乱跑，人声嘈杂，我到了外面，看见楼上冒烟，大吃一惊。萧珊当时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庆，我这年七月从贵阳去看她，准备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刚住下来，就听到各种谣言，接着开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没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着一口小箱子跑到门外人行道上。这是我唯一的行李，里面几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译稿，我自己的一些残稿，可能有《寒夜》的前两页。倘使火真的烧了起来，整座大楼一定会变成瓦砾堆，我的狼狈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断之后也不会再写下去了，因为汪文宣一家住在这座大楼里，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讲的故事就围绕着这座楼、就在这几条街上进行，从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并未成灾就给扑灭了，我的生活也不曾发生大的变化。萧珊从成都回来，我们在楼梯下的小屋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又搬到沙坪坝借住在朋友吴朗西的家中。家璧的图书公司办起来了。我没有失信，小说交卷了，是这年（一九四五）上半年在沙坪坝写成的，但它不是《寒夜》，我把《寒夜》的手稿放在一边，另外写了一本《第四病室》，写我前一年在贵阳中央医院第三病室里的经历。在重庆排印书稿比较困难，我的小说排竣打好纸型，不久，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在重庆起初是万众欢腾，然后是一片混乱。国民党**似乎毫无准备，人民也没有准备。从外省来的人多数都想奔回家乡，却找不到交通工具，在各处寻找门路。土纸书没有人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显得更冷清，家璧的图书公司当然也是这样。小说没有在重庆印出，家璧把纸型带到上海。我还留在重庆时，有熟人搭飞机去上海，动身的前夕，到民国路来看我，我顺便把包封好的《第四病室》的手稿托他带去。后来朋友李健吾和郑振铎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月刊，知道我写了这本小说，就拿去在刊物上连载。小说刚刚刊出了第一部分，赵家璧回到上海，准备出版全书。他和振铎、健吾两位都相熟，既然全书就要刊行，刊物不便继续连载，小说只发表了一次，为这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文艺复兴》的读者（事情的经过我后来才知道）。因此我决定把下一部小说交给这个刊物。 下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寒夜》，我在一九四四年写了几张稿纸，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在那间楼梯下的屋子里接下去又写了二三十页。在重庆我并没有家。这中间萧珊去成都两次：第一次我们结婚后她到我老家去看看亲人，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写《寒夜》；第二次在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不久，一位中国旅行社的朋友帮忙买到一张飞机票让她匆匆地再去成都，为了在老家生孩子有人照料，但是后来因为别的事情（有人说可以弄到长江船上两个铺位，我梦想我们一起回上海，就把她叫回来了。我和她同到船上去看了铺位，那样小的地方我们躺下去都没有办法，只好将铺位让给别的朋友），她还是回到重庆。我的女儿就是在重庆宽仁医院出世的。我续写《寒夜》是在萧珊第二次去成都的时候，那些日子书印不出来、书没有人要，出版社里无事可做，有时我也为交通工具奔走，空下来便关在小房间里写文章，或者翻译王尔德的童话。 我写《寒夜》，可以说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与我们住在同样的大楼、走过同样的街道、听着同样的市声、接触同样的人物。银行、咖啡店、电影院、书店……我都熟习。我每天总要在民国路一带来来去去走好几遍，边走边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间的生活，然后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感到了幻灭，我感到了寂寞。回到小屋里我象若干年前写《灭亡》那样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汪文宣就这样在我的小说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树生也出来了，他的母亲也出现了。我最初在曾树生的身上看见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后来我写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萧珊。所以我并不认为她不是好人，我去年写第四篇《回忆》时还说：“我同情她和同情她的丈夫一样。” 我写《寒夜》也和写《灭亡》一样，时写时辍。事情多了，我就把小说放在一边。朗西有一个新戚在上海办了一份《环球》画报，已经出了两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画报组稿，要我为它写连载小说，我把现成的那一叠原稿交了给他。小说在画报上刊出了两次，画报就停刊了，我也没有再写下去。直到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见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说，我把已写好的八章重读一遍，过几天给他送了去。《寒夜》这样就在八月份的《文艺复兴》二卷一期开始连载了。 《寒夜》在《文艺复兴》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载完毕。我住在霞飞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编辑阿湛每个月到我家来取稿一次。最后的“尾声”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成。一月份的刊物说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实脱期是经常的事。我并没有同时写别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译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我还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义务总编辑兼校对，因此在“*****”中我曾被当作资本家批斗过一次，就象我因为写过《家》给当作地主批斗过那样。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对工作做得特别草率，在我看过校样的那些书中，人们发现不少的错字。 《寒夜》写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个重庆小职员的生活。那一段时期我在重庆，而且就生活在故事发生和发展的那个地区。后来我在上海续写小说，一拿起笔我也会进入《寒夜》里的世界，我生活在回忆里，仿佛在挖自己的心。我写小说是在战斗。我曾经想对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帮助，可是大哥因破产后无法还债服毒自杀；三哥在上海患病无钱住院治疗，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赶回上海设法送他进医院，他已经垂危，分别五年后相处不到三个星期。他也患肺病，不过他大概死于身心衰竭，不象汪文宣死得那样痛苦。但是他在日军侵占“孤岛”后那几年集中营似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没有能帮忙他离开上海，我感到内疚。我们在成都老家时他的性格比我的坚强、乐观，后来离开四川，他念书比我有成绩。但是生活亏待了他，把他的锐气和豪气磨得干干净净。他去世时只有四十岁，是一个中学英文教员，不曾结过婚，也没有女朋友，只有不少的学生，还留下几本译稿。我葬了他又赶回重庆去，因为萧珊在那里等着孩子出世。 回到重庆我又度过多少的寒夜。摇晃的电石灯，凄凉的人影，街头的小摊，人们的诉苦……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多么鲜明。小说“尾声”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根据我当时的一篇散文改写的。小说的主要部分，小说的六分之五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写成的。我的确有这样一种感觉：我钻进了小说里面生活下去，死去的亲人交替地来找我，我和他们混合在一起。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对我并不是陌生的，这里有我那几位亲友，也有我自己。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桥牌，就是在我同萧珊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写《寒夜》的时候我经常想：要不是我过去写了那一大堆小说，那么从桂林逃出来，到书店做个校对，万一原来患过的肺病复发，我一定会落到汪文宣的下场。我还有一个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出版过几本集子，长期患着肺病，那时期在官方书店正中书局工作，住在北碚，一九四五年一月病死在医院里，据说他生病躺在宿舍里连一口水也喝不到，在医院断气时也无人在场。他也是一个汪文宣。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这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 这些年我常说，《寒夜》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小说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最后的一句是“夜的确太冷了”。后来出版单行本，我便在后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温暖”。意义并未改变。其实说悲观绝望只是一个方面。我当时的想法自己并未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我虽然为我那种“忧郁感伤的调子”受够批评，自己也主动作过检讨，但是我发表《寒夜》明明是在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我指出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彻底溃烂，不能再继续下去。旧的灭亡，新的诞生；黑暗过去，黎明到来。奇怪的是只有在小说日文译本的书带上才有人指出这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有一位西德女学生在研究我这本作品准备写论文，写信来问我：“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你会不会把几个主角描写修改（比方汪文宣的性格不那么懦弱的，树生不那么严肃的，母亲不那么落后的）？”（原文）我想回答她：“我不打算修改。”过去我已经改了两次，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排印《寒夜》单行本的时候和一九六〇年编印《文集》最后两卷的时候。我本来想把《寒夜》和《憩园》、《第四病室》放在一起编成一集，但是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朋友认为这样做，篇幅过多，不便装订，我才决定多编一册，将《寒夜》抽出，同正在写作中的《谈自己的创作》编在一起。因此第十四卷出版最迟，到一九六二年八月才印出来，印数不过几千册。那个时候文艺界的斗争很尖锐，又很复杂，我常常感觉到“拔白旗”的大棒一直在我背后高高举着，我不能说我不害怕，我有时也很小心，但是一旦动了感情健忘病又会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就是这样“出笼”【注释1】的。我为这篇发言在十年浩劫中吃够了苦头，自己也作过多次的检查。现在回想那篇发言的内容，不过是讲了一些寻常的话，不会比我在十四卷《文集》中所讲的超过多少。我在一九六〇年写的《文集》第十三卷的《后记》中谈到《憩园》和《第四病室》（也附带谈到《寒夜》）时，就用了自我批评的调子。我甚至说：“有人批评我‘同情主人公，怜悯他们，为他们愤怒，可是并没有给这些受生活压迫走进了可怕的绝路的人指一条出路。没有一个主人公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我没法反驳他。” 我太小心谨慎了。为什么不能反驳呢？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法庭审判一个罪人，有人证物证，有受害者、有死尸，说明被告罪大恶极，最后判处死刑，难道这样审判并不合法，必须受害者出来把被告乱打一顿、痛骂一通或者向“青天大老爷”三呼万岁才算正确？我控诉旧社会，宣判旧制度的死刑，作为作家我有这个权利，也有责任。写《寒夜》时我就是这样想，也就是这样做的。我恨那个制度，蔑视那个制度。我只有一个坚定的思想：它一定要灭亡。有什么理由责备那些小人物不站起来“斗争”？我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十分善良，只要能活下去，他们就愿意工作。然而汪文宣在当时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下，要活下去也不能够。 关于《寒夜》我不想再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多说了。我去年六月在北京开会，空闲时候重读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更喜欢收在《文集》里的这个修改本。我给憋得太难受了，我要讲一句真话：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回忆》第四篇是在北京的招待所里写成的，文章中我曾提到“一九六〇年尾在成都学道街一座小楼上修改这小说的情景”，那时的生活我不但没有忘记，而且对我显得十分亲切。由于朋友李宗林的安排，我得到特殊的照顾，一个人安静地住在那座小楼上写文章。我在那间阳光照得到的楼房里写了好几个短篇和一本成为废品的中篇小说。在那三个月的安适生活中，我也先后校改了三本小说的校样，最后一本便是《寒夜》。 校改《寒夜》时我的心并不平静。那是在所谓“******”的时期，我作为一个客人住在小楼上，不会缺少什么。但周围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例如挂在街上什么地方的“本日供应蔬菜”的牌子，我有时也看到，几次都是供应“凉粉”若干。有一天我刚刚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人拿着一个菜碗，里面盛了一块白凉粉，他对旁边一个熟人说：“就这样一点点。” 就在供应如此紧张的时候，我的表哥病倒了。这位表哥就是我一九三二年在《家庭的环境》中提到的“香表哥”，也就是《家》的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的收信人。我学英语，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一九二〇年秋季考进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补习班以前，他给过我不少的帮助。可是后来在他困难的时期我却不能给他任何的支持。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成都，他在灌县都江堰工作，不曾见到他。一九六〇年我再去成都，看望姑母，他刚刚退职回家，我们同到公园喝过茶。过了些时候我再去姑母家，表哥在生病，桌上放了满满一杯药汁。他的声音本来有点哑，这时厉害了些，他说医生讲他“肝火旺”，不要紧。后来我的侄儿告诉我，在医院遇见我表哥，怀疑表哥患肺结核，劝他住院治疗，他不愿意，而且住院也有困难。以后听说表哥住到城外他儿子的宿舍里去了，我让我一个侄女去看过他。病象越来越显著，又得不到营养品，他儿子设法买一点罐头，说是他想吃面，我叫侄女骑车送些挂面去。没有交通工具，我说要去看他，却又怕麻烦，一天推一天。听说他很痛苦，声音全哑了，和汪文宣病得一样，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就闭上了眼睛。有一天我一个堂兄弟来告诉我，表哥死了，已经火化了。没有葬仪，没有追悼会，那个时候人们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别死者。可是我永远失去了同表哥见面的机会。只有在知道他的遗体火化之后，我才感觉到有许多话要对他说！说什么呢？对大哥和香表哥，我有多少的感激和歉意啊！没有他们，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能够象今天这样地活下去吗？ 堂兄弟还对我说，他去看过姑母。姑母很气愤，她感到不公平。她一生吃够了苦，过了八十岁，还看见儿子这样悲惨地死去，她想不通。堂兄弟还说，表哥的退职费只花去一小部分，火葬也花不了什么钱。表哥死后我没有敢去看姑母，我想不出安慰她的话。我不敢面对现实，只好逃避。不多久我因为别的任务赶回上海，动身前也没有去姑母家，不到半年我就得到她老人家逝世的噩耗。在成都没有同她母子告别，我总觉得欠了一笔偿不清的感情的债。我每次翻读《寒夜》的最后一章，母亲陪伴儿子的凄凉情景象无数根手指甲用力地搔痛我的心。我仿佛听见了儿子断气前的无声哀叫：“让我死吧，我受不了这种痛苦。”我说，不管想得通想不通，知识分子长时期的悲剧必须终止了。 我先把《寒夜》的校样寄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然后搭火车回上海，李宗林送我上车。这次回成都得到他的帮助不少，以后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经常同他见面。他曾在新疆盛世才监狱中受尽苦刑，身上还留着伤痕和后遗症。一九六四年尾在北京人大会堂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神情沮丧、步履艰难，我无法同他多谈。当时康生、**之流十分活跃，好些人受到了批判，我估计他也会遇到麻烦，但绝对没有想到过不了几年他就在“*****”初期受尽侮辱给迫害致死。两年前我得到通知在成都开追悼会为他平反雪冤。我打电话托人代我献了一个花圈，这就是我对一个敬爱的友人所能表示的一点心意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绝不相信神和鬼。但是在结束这篇《回忆》时，我真希望有神，有鬼。祝愿宗林同志的灵魂得到安宁。也祝愿我姑母和表哥的灵魂得到安宁。 【注释1】“出笼”：“***”时期流行的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