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1页 [国际政治] 《总统笔记》作者：[俄]鲍里斯·叶尔钦【完结】 作者的话 我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之后，几家大出版社都约我续写回忆录。我一向认为，当政的政治家不应该写回忆录。他们另有写回忆录的时间，领养老金度日的退休时光，乃是启迪智慧、领悟事理和时过事后的直陈胸臆之最佳时期。 然而。1991年3月发生了叛乱。这一事件震撼了整个国家，并且也震撼了整个世界。8月19日，我们还置身在一个国家里；而8月21日，竟完全处于另外一个国家里。这三天成了过去和将来的分水岭。一个个事件，促使我打开速记口述录音机，伏案坐下，铺开白纸，开始写一本关于叛乱的书。我的英国朋友安德鲁。纽伦伯格是一个着名的文学代理入，曾帮助我写成第一本书。他来到莫斯科，签订了出版新书的合同。当时，我已口授录成几个盒带，写了密密麻麻的几十页初稿。我要求子女和妻子在他们还记得这些事件的时候，用速记口述录音机录下他们对这些事件的印象。休假的时候，我又稍得写作的机会。但是至此，一切都已几乎结束。我发现时光在飞逝，我自己得追赶时间。当盖达尔政府已经开始工作、苏联已不复存在、米哈伊尔·戈巴契夫业已辞职，再去写那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写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和亚佐夫，似乎有些不大合情理。而当时我也来不及思考那些事件，更甭说写书了。 于是，我致函诸位出版家，通知他们说非常遗憾，我无法履行早先许诺的义务；倘若他们对将来的这部书依然感兴趣，我请求将这部书的出版期限向后推迟。 我继续口授录音和记录一些东西，并作些修改。常常是在夜间工作，有时在休息日和休假期间写作。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这-切将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个"将来"近在眼前。1993年9一10月，俄罗斯又发生了一些事件，迫使我重新伏案摊开-页页白纸；几个星期过后，我完成了手稿。我深信、正是现在，而不是一年两载之后，我应该详细叙述国家所发生的一切。1991年的3月和1993年的10月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链条，一个帝国崩溃了，我们成为痛苦而残酷地告别整个时代的见证人。 我正在完成为时过早的回忆录创作，极其明确地意识到，本书中出现的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我得与他们一起工作，他们和我一样，现在不会离职。我们将会经常见面人士论日常事务，做出一个个决定。也许他们当中有的人或者会觉得我的恩考不够确切，或者对我的书作出消极的反应。那也没什么，这很正常。离职后讨论同事战友、评价事件人物均较为方便。这正是离职后写回忆录的作者的极大优势。 我的好运气稍微少一些。我还是总统，等待做的事情还不少。 我写这本书是阐明自己思想的一种尝试。是现在，而不是以后尝试去弄清俄罗斯所发生的一切，尝试认清我们前进的方向，弄清等待我们的前景。 我要向大力帮助我写成这部书的几个人致谢，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就不能问世。 我非常感激《垦火》杂志副主编、新闻记者瓦连京·尤马舍夫。5年多的创作友谊将我们紧密联繫在一起。他帮我写成第一本书。面现在在我撰写本书整整3年期间，他又一直伴随在我身边，紧张地工作着。我们有时夜晚在克里姆林富办公室里交谈，有的在飞机上交谈，有时又在壁炉旁交谈，但大多数时间是在"马金托什"计算机旁深谈，这都使我常常想像出将要写成的这部书的形象。他的趣味、他的建议对于我至关重要。 我感谢总统安全卫队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他的职业未必与写书有什么直接联繫；但是，其职责要求他每天与我昼夜相随。我不止一两次地求助于他。他的智慧、他的敏锐的洞察力，常常帮助我从新的意料不到的角度去看清非常熟悉的形势。 我还要向我的第一助理维克托·伊柳李表示感谢。他的办公桌上放着的计算机存贮着按小时和分钟支配时间的总统活动日程，既存有已经结柬的一日，又安排即将来临的一天的事情。而我的第一助理对过去的每一天都要作出分析，他的评价、独立的判断、确切的结论都是非常有益的。 我向我的助理列夫，苏哈诺夫诚致谢忱，他在我撰写本书上也给予很大的帮助。 我要向自己的家人表达最美好而最亲切的祝福，感谢他们的忍耐之心、理解之意、支持之情。在那些极其少有的、我们能够在一起的分分秒秒里，为了每页稿纸，我常常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他们是这些篇章的最先几位严格丽公正的读者。这部书稿打上了最后一个句点，又是他们最先拥抱我。 向你们大家致深深的谢意…… 同上次一样，我的第二本书的部分稿酬将献给慈善事业。我汇出的钱用于治病救人，购买医疗设备、一次性注射器、残疾人用的小车等等。那些未曾谋面的运动宿将、残疾青年、博物馆经理、医院院长、农场主和病癒女孩的妈妈：所有这些得到过少许帮助的人寄来的信函，我都一一珍藏。我的助理们认为，每次这样的汇款都应该让新闻界知道，这些事实应当广为宣传。它有助于树立总统的形象。 不，我不想把人的自然的同情心变成一种政治手段。倘若我汇出的该书部分稿酬能够对那些身陷贫困的人有所帮助，我将感到荣幸。
第2页 鲍里斯·叶尔钦 1993年10月30日 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一章 正常的国家 1993年10月4日 早晨5点钟左右、保卫总局局长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和他的第一副手、总统卫队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来找我，请求我会见特别行动小组"阿尔法"和"三角旗"的军官。从他们的语气上我听出：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但是，我没有确切去问是怎么回事，当即说道，我没有时间见他们，让他们去执行自己的具体任务。巴尔苏科夫点了点头，他们就走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又请求我允许他来我这里一趟。他走进办公室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恳求您，应该见见他们。可以不见整个行动小组的人，哪怕只见见那些分队长和职位高的军官也好。小伙子们都很焦急不安，这毕竟是个重要的任务啊！要知道他们是第二次被派往白宫……" 我想了片刻，答道："好吧，我见见他们。"很快有人向我报告，各分队指挥员共约30人已经集合在三楼等我。我去见他们的路上，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和某种绝望的忧郁一直索绕在脑际。我走进大厅，那里聚集的军官都站起来欢迎我。我看了看他们，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地板。 我决定不拖拉时间，立刻问道："你们愿意执行总统命令吗？"答覆竟是一片沉默，是总统的精良部队的一种极其可怕的、无法解释的沉默。我等了一分钟，谁也没说一句话。我大声说："那么我换一种方式问你们：你们拒绝执行总统的命令吗？"代替答覆的又是一片寂静。我环视了大家一眼，他们个个都是身高体检、长得标緻的小伙子。我对巴尔苏科夫和"阿尔法"行动小组指挥员扎伊采夫说，必须执行命令，说完，没有道别，便向大门走去。 "阿尔法"和"三角旗"两支行动小组后来的事态发展情况是：两支行动小组都拒绝参加这次行动。巴尔苏科夫好不容易地才说服他们哪怕只是把部队开到白宫的附近也好。特别行动小组在白宫旁边的这一举动，就会给盘踞在大楼里的人造成心理压力，他们投降越早，伤亡的人也就越少。巴尔苏科夫安排他们上丁公共汽车，汽车就在动物园地区(距白宫500米处)停下来。在这里，他们说再不往前开了，什么具体原因也没有说，有人说，应该让联邦院批准"阿尔法"参加战斗行动；又有人犹豫不决地说，我们不愿向手无寸铁的女打字员们开枪。 巴尔苏科夫的策略很简单：试图尽可能接近大楼，迎接战斗行动。只要一嗅到火药昧、焦糊昧，身处射击和冲锋鎗连射的旋涡中，他们就会继续前进。 当时没有"阿尔法"和"三角旗"的两支行动小组是不是也行呢？总的来说，为了匝付这一情况，已决定动用陆战队和陆军特种分队参加大楼里的战斗行动。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网尔法"联队没有行动！这同1991年8月的情况完全一样！这只能让人产生单一的联想。一到明天，各家报纸就会大肆宣扬：嗜血成性的领导人派遣特种分队去对付政敌；但战士们竟是如此公正，他们不参与政治斗争，他们对这些或那些政治家都不屑一顾！可以说，这是第一层的外部的不快，对此大可不必特别在意。但是，第二后不快可就较为严重了，"阿尔法"行动小组矩绝执行指挥员命令的消息可能会传到议会领导人那里。这就意味着，议会会重整旗鼓进行反抗。再打枪开炮，便会有新的伤亡。 巴尔苏科夫说服了"阿尔法"行动小组的几个志愿者乘坐步兵战斗车开到大楼前，并不是要进入楼内，而是为了观察周围情形，以便在不得不採取战斗行动时，能够确切地知道应该如何行动。四辆战斗车开到白宫前面，悲剧就在此发生了。一辆步兵战斗车停在一个伤员的旁边，这个人还有知觉，他需要紧急抢救。一位少尉下车跑到躺着的伤员跟前。就在这个时候，传来狙击手的枪声。子弹击中少尉的背部，穿透防弹背心。根纳季·谢尔盖耶夫这位30岁的军官就这样牺牲了。流血的星期一又多了一位栖牲者。他试图抢救的那伎伤员，过了几分钟也死了。 "阿尔法"行动小组的战士得知自己的伙伴牺牲之后，再也用不着去劝说任何人了，几乎是整个分队前去解放白宫。巴尔苏科夫和内务部长叶林联繫后，急忙调来几部装甲技术车。在火力掩护下、"阿尔法"的战士沖人大楼，领头的是米呛伊尔·巴尔苏科夫和总统卫队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他认为。我的安全之最好的保障是逮捕叛乱的领导人——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马卡绍夫、阿恰洛夫，这显然是正确的。 "阿尔法"的出现，在白宫大楼内产生了摧枯拉朽般的威力，所有的人立即投降。只听到零星的几声枪响。 叛乱可耻地宣告结束。 1993年10月1日 在去克里姆林富的路上，我要求司机把汽车停在市委大楼的对面。天气围晦，刮着大风。电视台的几个记者跑到我跟前，我说了几句话。如同在这种情形下本该做的那样，我竭力说得极其坚定面严厉："只要白官的人不缴械投降，就不会进行任何谈判。"
第3页 近一年来变得如此陌生的白宫。像一个扰人的沉重的庞然大物耸立着。我真想丢掉这个莫名其妙的庞然大物，真想就在此刻立即放弃一切计划和整个战略，进入这个大门，坐到谈判桌旁，逼迫他们作出让步，缴出武器，放弃抵抗，做些事情。 但是，现在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了。桥樑全被焚毁。 而且由此产生了心灵上的重负和一种不祥的预感。 封锁白宫。部队的战士们审视着周围的环境，他们互相谈话聊天。他们在这里很冷。可是，还要站多久呢?难道俄罗斯註定要流血吗?当初，我不顾许多人的劝阻，发布这项命令的做法是否正确呢?9月21日发布的1400号命令，应该结束这种具有破坏性作用的两种政权制度：一边是人民选举的总统，另一边则是按照党派名单组成的苏维埃，而且不是按照现在各党派的名单，而是按照唯一的、不可战胜的、强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名单组成的苏维埃。 未来会作出证明。而现在我认为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依据的是事态发展的逻辑，归根结底依据的是自身的经验和理解。 合法化的无政府状态 一家西方报纸所谓今天在俄罗斯笼罩着一种合法化的无政府状态的说法，极其准确地反映出所发生事件的本质。在俄罗斯似乎什么都有，有一切国家机构，有司法部，有强大的安全机关，有警察。 但是，就是没有秩序。 1993年春，我签署了一项关于在军队中建立哥萨克部队的命令。哥萨克人重归自己的基本生活制度：他们在自己独特的分队中服役，在自己的村镇里按照古老的哥萨克规矩生活。人们的一切都简单而明了，他们重归于半军事的生活方式，并且围绕这种生活方式进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他们是幸福的。 然而，俄罗斯并非仅由一些哥萨克人组成。我想，就是他们哥萨克人将来也不会轻而易举地适应新的条件，轻而易举地整顿秩序只能用皮鞭，靠人整顿秩序则总是复杂艰难的。 在具有如此众多的强力机构的情况下，在具有如此众多的国家公务员和权力机关的情况下，在如此文明的、具有文化素养的人民当中存在着如此的无政府状态，只能有一种解释：传动系统失灵了，因此整个机器无法转动。归根结底，一切都应当服从于某一个人和意义十分明确的原则、法律、法令。概而言之，某一个人应该成为国家的首脑。如此而已。 当然，将总统制引入俄罗斯，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它应当是可以管理的。依我看，就是这么简单。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在许许多多的政治家看来竟是如此复杂繁乱、模糊不清。重要的是，让国家承担自己的使命，帮助公民过好日子。 无论什么样的改革-一经济的、政治的、财政的改革。-都不可能在一瞬间解决我们的各种问题。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年复一年的、细緻耐心的、痛苦的、缓慢的过程。但是，应该开始这一过程……为了10年之后我们能有一代优秀的国家公务员，应当在几任总统和几届议会任期内，将他们培养出来。现在，我们的公务员几乎一无所能，可是别的公务员如今又实在没有。他们不可能从天而降。 我们大家都应当有足够的耐心。我们还应该学习。 ＊＊＊ 但是，严格地说，这种情况不能视为悲剧，甚至不能视为社会悲剧。过去我们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生活，这才是悲剧；沙皇被枪毙，这才是悲剧。同希特勒的战争开始打响，才是关系我们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请回忆一下自己及父辈们的生活。近30-35年间，俄罗斯社会一直过着极为和睦、非常安宁、相当稳定的生活。在家庭福利、文化、教育、儿童培育及对待社会与个人的义务方面，开始确立世界文明的基中优先地位。上述这一切，在赫鲁雪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戈巴契夫时代——法西斯式的史达林体制逐渐变成为"天鹅绒般的"极权制度(即西班牙弗朗哥体制型或拉丁美洲专政型的制度)。在这种体制下，传统的和平价值观念毕竟占据首要地位。整个社会已经适应并学会在这样有限的范围内生存，并且开始重新创造出令人接受的精神风尚、物质文明、宽容谦让的道德环境。 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话题，不过我想说明一点：今天的社会不是建立在一片空地上。无论如何不能把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与搅得天翻地覆的1917年革命相比较。社会只不过是在寻找更为合适、更为合理、更为现代的生存方式。因此，我不大愿意接受今天时事评论中时时发出的那种刺耳的悲剧性的腔调，对这样的腔调我感到困惑莫解。 我们生活着，而不是在准备生活。也许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只是我们国家的命运多僻，她还背负着不易克服的遗传因素。 1993年6月5日 9时45分，我打电话给科尔扎科夫，要求他採取坚决的有力措施，以维护即将举行的宪法会议开幕式大厅里的秩序。如果有人大喊大叫、吹口哨，有人耍流氓搞无赖，企图破坏会议，当即将之赶出会场。派10个人在休息室里值班。主席团里有我和俄罗斯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
第4页 距会议开始前10分钟，宪法法院院长佐尔金来了。我知道他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左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右边。佐尔金想坐到中间的一个位置上，他站立一小会儿，摇了摇头，然后很谦逊地坐下。哈斯布拉托夫也在自己的位置旁站了一小会儿，想了想，还是坐下来。谁也没有坐在他的旁边。他在安乐椅中好一阵子坐不安定，似乎在认真思考着文件。 我的关于宪法、新宪法程序的发言时间为40分钟。对这个报告我作了认真而详尽的准备，并且非常认真地修改了第二稿(第一稿我早已断然否决，作了15条重要修改意见)。我彻夜伏案，整个身心都处于紧张状态。而且我沉重的预感得到了证实。 我刚刚开始发言，哈斯布拉托夫就写一张纸条，把在讲台旁边值班的工作人员叫到跟前。这位工作人员拿了纸条，走回来放到抽屉里，而不是放到桌子上。哈斯布拉托夫见此状大不高兴，就坚决地向切尔诺梅尔金示意：请让我在叶尔钦之后发言。虽然有确定好的议事日程，可是我刚刚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他便一跃两超，沖向讲台。于是乎就开始了…… 整个大厅的人顿时情绪激昂。精神亢奋，委婉地说，人们的表现并不大得体。响起了砰砰的关门声、打口哨声，荒唐胡闹的气氛笼罩整个大厅。会议刚刚开始就遭到破坏。 但是，会间休息时，几位新闻记者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您对第一天有何感想？"我答道："会议要继续工作，而不理会议长的挑衅行为。" 不过，哈斯布拉托夫毕竟不是那个身材消瘦、语气客气的哈斯布拉托夫了。他的眼睛也不像平时那样炯炯有神…… 代表斯洛博德金开始喊叫起来，沖向讲台。人们不得不把他拖出大厅。 我突然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我萌生了一个不可遏止的强烈愿望：把这一伙人全部赶走。 另有一件事也破坏了我的心情。早晨，我办公室里与鲁茨科伊直接联繫的电话线路灯纠缠不休地亮了整整5分钟。我没有提话筒，灯也没有灭，整整亮了5分钟。要知道，在鲁茨科伊那里已切断了与我的直通线路。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技术员在休息天用酒精洗接头，把两头接在一起封闭了线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他能够封闭线路，那么他还能够干什么？人们回答我说，不，不会再有什么了，只有封闭线路这件事。 算了，这一切现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已有了一个开端。 1993年5月5日 会晤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多福。 这次访问前柯林顿总统打了两次电话。 第一次他祝贺在全民公决中取得的胜利。第二次是要求同他马上讨论对波士尼亚实施军事制裁的计划。 当时，我的反应是：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克里斯多福马上要来莫斯科(他的访问早有安排)，我们将详细讨论这项计划，作出一个双方贊同的、考虑周全的决定。而现在，比尔，请不要向我施加压力。他同意了。 我再一次权衡了整个形势。柯林顿的战略很清楚：你们若不想达成协议——我们就开炮。但是要知道，国际社会的计划从拟制到商定要整整一年的时间；而一次火箭袭击有可能永远葬送整个和平计划。南斯拉夫的和平只有我们的孙子们才能看得见了。 可以清楚地看到，军事计划已经有一个非常详细、经过周密考虑的方案了，里面明确了我们的作用。也许只好将联合国部队派遣到隔离走廊地带。然而，目前谈论这些为时尚早。目前仍然有潜力——也许能够迫使他们通过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1993年5月7日 在座落于莫斯科人所熟悉的布待尔斯基监狱旁边的内务部总局文化宫里，正在举行于5月1日牺牲的民警弗拉基米尔·托洛克涅耶夫的遗体告别仪式。诺沃斯洛博茨基大街已被戒严。阳光灿烂，街面空荡，寂静无声。同时，就像5月初积雪刚要消融殆尽的时候常有的情况那样，街道上还有些脏乱，尘土飞扬。 与一个人永远告别是令人痛心的。 当然，我们决定给他的家庭发一笔数目可观的抚养费。我们不会把他的孩子丢在一边不管。但是…… 这一切我还是有点儿理不出头绪。5月1日举行游行，我们苏联人，嗅，我不十分清楚，——总是要联想到冰棋淋呀、啤酒啦、室外烤羊肉串叼、通红通红的旗帜呀，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能联想到要流血吗? 电视上播放着目不忍睹的画面。也许可以这样推测：瞧，当时拥挤不堪，发生了打架斗殴现象。在斗争紧张的时侯。一个小伙子不知受到什么打击，被什么东西打倒在地。然而，摄像机的暗箱却不会撒谎造假。一个人冲上载重汽车，抓住方向盘，猛力加大油门，看样子他想杀害那伎民警。这是有意杀人。 现在，立刻产生这样的问题：从两边围起来的一排民警为什么竟如此没有自卫能力？喷水机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用催泪瓦斯？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拿来哪怕是一桿装有塑料子弹的枪，以便在必要时驱散有挑衅性的人群，这应该怎么办? 我站在托洛克涅耶夫的棺木旁，望着他年轻的遗孀。 我，一个国家的总统，却无能为力……
第5页 ＊＊＊ 5个月以后，所有这些问题将会以千倍沉重的威力打击我。我会重新感觉到，这几乎是一种肉体上的压抑——一种无能为力的压抑。 夜间絮语 我患有失眠症。 夜里2-3点钟起来，在房间里踱步，喝茶，睡不着觉。我不爱吃药，吃了也没用。 这时候，很想和谁谈谈话，可是大家都在睡觉。 这种时刻。我就"写书"，即毫无头绪地思考些问题，进行回亿，斟酌确切的语言表达方式，有时记点什么东西。当回忆各种往事时，也不都是令人愉快的事。一句话，你会变得比白天在办公室里衣冠齐楚的体更加坦率、更加真诚。 ＊＊＊ 我在回忆什么呢?我记得有一天，娜依娜得了肺炎，病得很厉害，把她送进了医院，家里还有正在吃奶的塔纽什卡。我要把小小的塔纽什卡送到别廖兹尼基她祖母那儿。家里无人照管她，可当时又不能把她安置到託儿所里。乘火车要走一昼夜，甚至更多，要30个小时左右。 这样，我用棉被包任孩子，上了火车。 普通卧铺车厢里，大家都睁圆了眼睛瞧着：这个男人要把吃奶的孩子弄到哪儿去呢？我不好意思地向人们作解释。 当然啦。女儿先是睡着了。妇女们帮我换襁褓，又是做这，又是忙那……但是，夜里她要吃奶，我可就苦不堪言了。孩子又哭又叫，扯破嗓子哭喊。整个车厢都给闹醒了，开始寻找有奶水的少妇。大家跑遍了整列火车。但是，火车上没有这样的少妇！有人建议用小布条缠块面包给孩子吮吸。我双手颤抖着拿块面包，将之用点东西裹起来，小女儿吸吮起来。过了5分钟，她又哭了。孩子知道受了骗。我给她一个手指头，又用小勺餵点水…… 唉，还能做什么呢? 我的两眼发黑了：要是孩子出点儿事情该怎么办?简单地说，我让孩子的嘴巴舔自己的乳头——突然，她真的不哭了。人们都笑了。妇女们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就是说，我骗了孩子。她开始有点儿乖了起来，还是怎么的；总之，她安静下来，睡着了。我终于把她这个吃奶的孩子送到目的地。 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有滑稽可笑的趣味。女儿当然不可能记得这件事。我多次讲给她听——她就是不信。 现在，我已经有了3个孙子。 鲍里卡，他年仅13岁。我觉得他有点像祖父。他生性点子多，喜欢当小孩子们的头头。他是个真正的楞小子，会跟人打架斗殴。我喜欢和他在一起。他喜欢网球运动。老实说，他缺乏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埋头苦干的精神。为此我老跟他争吵。他也知道我非常爱他，所以，我看他并没有认真地接受我的教育。 卡佳是列娜的大女儿，14岁。她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孩。喜爱各种体育运动，她的动作灵活，体质强健，主要的是她是个不达目标绝不罢休的人。她具有一种沉稳镇静的内在气质。 玛莎是我们家最小的女孩。她喜欢编织、画画，女性十足、性格温柔。有时候她受哥哥和姐姐即鲍里卡和卡佳的气，可是她从来不告状，相反，总是护着他们。玛莎现在是全家的核心。 谈谈我家的站爷。 大姑爷叫瓦列拉，是个飞行员。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崇尚正直廉洁的家庭，而且他也继承了这样的优秀品质：他为人直率，有主见，性格坚强。他是我们家里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列娜和瓦列拉及子女不与我们居住在一起c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听他的意见。 塔妮姬的丈夫列沙原是航天设计局的工程师。后来转做生意。有什么法子，他是个敢闯的小伙子。我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他做生意是一件新事，可是又想让他独立自主地干一番事业。我觉得他会成功的。 未了，该谈谈我的女儿塔妮姬和列娜。她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她们和妈妈娜依娜·约瑟福夫娜组成一个"妇女多数委员会"，决定着家里的一切。 我的妻子娜依娜·约瑟福夫娜(娜依娜、娜姬)，是一个性格温柔、吃苦耐劳、善于理解一切的妻子。为人之妻难，做我的妻子就更难，至于做总统的妻子——则向来是一种无声的可怕之事。 问题开始出在厨房里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家里由自家的女人们做饭。而在别墅里，人非常多，这又是政府设施，做饭的是厨师。我家的女人不习惯家里有厨师做饭。女主人们相互交换一下怀疑的眼色，好像是做饭的问题不多，可又似乎是做饭的问题很多。厨师不会总是顾及到孩子们的一切口昧、习惯和无理的要求。而祖母该怎么办呢? 如果事情涉及到鲍里卡，这时祖父就变得偏心眼了。我曾长时间盼着这个孩子出世。对这个孩子进行教育的一下子就有3个人：我、祖母、妈妈。他观看着：看谁厉害？以便最终去我行我素。我说的都是些最平常的事情：打架啦，得2分啦，旷课呀，对祖母说不大尊敬的粗鲁话呀，或者别的什么事。我想，您已经明白：总统周围的人并不是小心翼翼地踞起脚走路。虽然他们都竭力谨慎说话行事，甚至是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是吵闹是常有的事——此乃生活常规嘛。 实实在在令我感动的是，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的共同愿望是，力图在我的周围创造一种使人感觉到宁静与温暖的气氛。明显地看得出，他们是怎样商量好某种事情，又是怎样互相理解地对视着，连小小的玛莎都是这样。
第6页 当然啦，这一切源于娜依娜，来自女儿们。为此，我衷心地感激她们。然而，我家的这些人毕竟都具有血性方刚的个性。基于政治上的原因，无法阻止她们的争论，尽管我在场时，她们也企图停止争论。 妻子是否明白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我处理问题的逻辑如何，她是否尽心竭力提出建议？回答这些问题不那么简单。她的建议总是默然无声的。她对一切有非常良好的感觉，默默地或者极为克制地作出反应。但是，我却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总而言之，这实在是一个正常的家庭。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二章 独立 夜间絮语 有时候真想像把钮扣带布一起撕下来那样狠心地把这部电话机摔绰。电话机好像是一个把我粗暴地驱逐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间谍。我几乎有一种本能的感觉：这部小小的、白白的机器里潜藏着一种危险，眼看就要爆炸出新的灾难。 我坐在国家建设委员会部长办公室里，桌子上摆着一部带有橙色徽章的白色电话机。让人感觉到周围死一般的寂静和空虚。 我永远忘不了这些期待的时刻…… 1988年正是改革的高潮时期。 我的助理列夫。叶夫很耶维奇·苏哈诺夫说，在这样的时候我的脸色很难看。我永远感激他，是他教会我摆脱这种压抑的精神状态，哪怕是时间不长也好。例如，他特意找到一个来自遥远的边睡、过去从来不可能见到我的请愿者。把此人请来，小心翼翼地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毫无办法，有个人渴望见到您……"于是，我沉醉于同来人的谈话之中，摆脱了这种空寞的心境。 常常在夜间失眠的时刻回忆起这些也许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痛苦的日子。戈巴契夫并没有把我推到荒芜人烟的偏僻角落里，也没有把我发配到遥远的异域他乡，就像他的几位前任所做的那样。相反地，池似乎是很高尚地宽怒我，怜悯我。然而，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是多么痛苦！坐在死一般静寂的办公室里，置身于完完全全的真空里，在那儿坐着，下意识地期待着……譬如，期待着这部带有徽章的电话机响起来，或者不要响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彻底弄清楚了我与戈巴契夫之间的关系。我看清了他的力量和软弱，懂得了来源于他的不幸与危险的精神流质。我从来没有把同他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但如此，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亦步亦趋，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但是，既然我的许许多多行为都与我们之间的冲突牵连在一起，而这种冲突实际上就是在那些时候萌发的，那么有什么可隐瞒的呢? "可爱的小棒子"和小棒子 戈巴契夫已经厌倦改革了。他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可能掉进去的死胡同。形势的发展已经非常明显——应该由不成功的改革、例行的"解冻"开始，逐步向冻结政治气候、强制保持局势稳定、严厉监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进程过渡。 戈巴契夫的第一步是实行总统制。他结束了建立自己新地位的进程。 同时，他为了保全自己还要提防共产党人——威胁苏联总统的因素已经变得复杂多了。 戈巴契夫已经开始摆脱掉那些业已变成独立的政治家的人：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巴卡京。戈巴契夫已经厌倦了和合法的反对派作斗争，已经厌倦了各共和国的折磨人的诸多问题，已经厌倦了一片混沌的经济形势。戈巴契夫最终已经厌倦了国际事务中的一种消极政策——没完没了的让步与和平倡议。要继续做过去很多年间的那个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已经觉得很累了。 包罗万象的改革计划遇到了他在改革实践中的无能。改革就是要重新破坏和建设。而他把赌注下到自由派的意识形态上，结果证明自己是错误的。"可爱的小棒子"如同俄罗斯歌曲中所唱的那样是不会自己走的。一种体制边不愿平白无故地改变，它能适应任何情况。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想搞付-么样解改革呢?他是否在本能上能充当一位不知妥协的铁腕领导人的角色呢? 众所周知，戈巴契夫过去和现在都是-个有着一幅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信徒。从理论上而言，这样看起来很漂亮：但在实践中，前总书记是何等地惧怕痛苦的破坏和急剧的转折啊!他这个人在我们的苏维埃体制中所养成的根深蒂固、透入骨髓的思想、作风和习惯，致使他从一开始就对"市场"、"私有制"这样的概念怕得要命。 这种恐惧心态就像女人长衣的拖地长后襟一样尾随着"党的政府"的一切行动。 甚至在8月叛乱之后，戈巴契夫在接受暂时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决议之时内心仍极端痛苦! 伴随着戈巴契夫的新班子——内务部长普戈、新的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总理帕夫洛夫、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的形成，一种"强硬方针"粗具轮廓。在这种"强硬方针"的框子里还谈什么改革呢? 戈巴契夫有能力去扮演一位"坚强有力的总统"角色吗？请读者原谅我的看法有些主观片面，不过对此我持怀疑态度。自身的天性致使戈巴契夫富有外交手腕，善于妥协折衷，精于玩弄从容不迫而纷繁复杂的人事把戏，更能掌握奥妙的"东方"式的统治法术，但戈巴契夫被那些我们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典型代表人物"包围起来，从而为他自己掘好了陷阱。戈巴契夫赋予他们以巨大的权力，推动自己的班子急剧地改变方针。同时，自身的政治命运又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与左派势力对话，与民主派进行政治妥协。
第7页 戈巴契夫陷入万丈深渊已是在劫难逃。 ＊＊＊ 我还记得我和列夫·苏哈诺夫第一次走进我的前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沃罗待尼科夫办公室的情景。 办公室非常大。列夫·叶夫根耶维奇惊讶地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瞧，弄到多么漂亮的办公室啊！"我一生中见过许许多多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的一切都足现代化的，闪光发亮。既富丽堂皇。又柔和舒适，令我顿生满足惬意之感。我想："那么，以后怎么样呢？要知道，我们得到的不单是一个办公室，而是整个俄罗斯啊！"连我自己也非常害怕这一反叛的想法。 然而，这种想法之后存在着某种东西。存在着对危矾状况的一种清晰的感觉；而且，最终我确有所悟。 过去，在这间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在这座崭新的白宫里，坐的是那些实际上什么也决定不了的俄罗斯最高层的领导人：索洛缅采夫、沃罗特尼科夫、弗拉索夫。严格地说，一切都决定于权力的其他阶层；更确切她说，即使在那些最重要位置上的最高领导也不过是做做样子，似乎是他们在操纵着整个俄罗斯的命运。 一些现时策略决议当然也在政治局上通过，其中不乏"进步人士"和"鹰派人物"。但是，国家没有感受到由他们发号施令和作出决定以解决一切的特殊需要。 人们来到这些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适于这种无所限制的权力需要，犹如零部件之适于整部机器一样，其相同程度的独立性如此而已。 俄罗斯的主要怪涎现象是，国家体制早已蹒跚而行。严格地说，就是没有任何人驾驭操纵之。实际上俄罗斯早已没有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领袖人物了。甚至连改革家戈巴契夫都是世界上最害怕破坏和粉碎这个体制的，他伯这个体制将来会报复他。依照他的思想，"改革"不应该触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机制。 从1989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同这种体制进行了长期的折磨人的斗争即在苏联的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合法的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斗争的胜利……是为了我有朝一日进入这个办公室吗？……口同运动员们所说的那样。我的欢乐很快被深深的忧虑所取代。 是的，在戈巴契夫当政的情况下，把这种体制转变成了另外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可能公开地压死我们，但它能够慢慢地、一块一块地吃掉，最后完全吃掉我们。它能够暗中破坏我们的一切行动而又能摆脱任何监督。它能够在亲亲热热、温温柔柔的拥抱中让你窒息而死。它对付我们的办法非常之多。然而，我们只有一种选择——战而胜之。 在沃罗特尼科夫的办公室里，我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是因为意识到一种无稽之谈：一个主要的反对派分子领导着庞大的苏维埃俄罗斯的国家机关。 顺便说说国家机关。新的领导一上台掌权，整个机关，即最高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都惊惶失措，麻木呆楞，东躲西藏。在白宫的最初几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工作：所有的人都在等着机关人员的全部驱散，立即解僱，谣言一直不断，说什么叶尔钦是一个不可驾驭的任性胡闹的人，他只会在群众集会上挥动双手；他在莫斯科市委会工作时曾把大家通到了绝路…… 必须从最普通的政治谈话开始做起。我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不打算解僱任何人，让我们一起工作吧！谁愿意——很好。谁感到复杂或者觉得乏味无趣——那我们就跟他再见。" 就这样许多人留下了，有的人离去了。 我当最高苏维埃代表的时候，拒绝配给代表汽车、别墅，拒绝接受专门的治疗，而是到区门诊部挂号治疗。 但是，我突然觉察到，在这里应该做的不是拒绝，而是搞到这一切!因为俄罗斯领导人当时所需要的不是"特权"，而是正常的工作条件，可是这些条件当时完全没有。 这一偶然发现令我非常吃惊，我认真地加以思考：人们会理解我吗？这么多年我都抨击特权，可是突然……后来，我作出判断：人们不会比我还笨。他们早已懂得应该同不受监督的、无所不包的党的权力作斗争，同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作斗争。而不是同党的特权作斗争。 ……首先。我需要一处在城外的府邸，能够让秘书、警卫队、助手、研究人员等许多工作人员在我身边工作和生活，哪怕是只有几间房子也好。起初在利普基的休养院里分得一处，但是那里吵吵闹闹，人也太多——大都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办事员。在这里工作是不可能的。经过几个月，我搬到了离莫斯科不远的"杰斯纳"疗养院。助手们都抱怨这里不方便，太拥挤，联络不畅。最后，找到俄罗斯部长会议的休养院——"阿尔汉格尔斯科别墅"。起初，我和农业部副部长平分2层楼的单独小住宅；后来，整个小住宅都分给了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8月叛乱。 所有行车报单直到我当上俄罗斯总统之前均由我自己付款报销。8月叛乱以后，我第一次搬进位于巴尔维赫的官邸。正如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特殊的保护设施，配有通信专线、驻着警卫队等等。
第8页 顺便谈谈警卫队。第一年只募集了一些文职人员，由一个退伍教导员教他们执勤的道理和事务。 问题在于国内政府的所有警卫队由一个机构——克格勃第九局控制着。 我提醒读者注意，克格勃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8月19日把戈巴契夫的警卫队置于瘫痪状态，基本保障了所有叛乱者的秘密会面。然而，至今未对他和另外一些人加以惩处，而他的问题却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他直接渎犯了自己的职责i因此，我们实在不敢录用正规的警卫员。 就是这位普列汉诺夫将军主持着苏联的所有"特种"，诸如特种车辆、特种通信和特种设施。当然，他还负责发放警卫勤务需用的武器。 虽然如此，我的那些小伙子还是想出了巧妙的办法，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途径，搞到了武器。苏联国防部和内务部里的同志都帮了忙。 至8月叛乱之前，最高苏维埃警卫队共有冲锋鎗60支、手枪100把左右、装甲防弹背心2副、奥地利式无线电台5座。 这就是一切。 ＊＊＊ 我临时中断自己的笔记，并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哈斯布拉托夫当时也有一支不受任何人管辖的最高苏维埃警卫队。他的人企图在白宫储藏更多的武器。 难道说历史真会如此重复? 历史会如何看待我们俄罗斯的民主派呢？共产主义的叛乱分子害怕向俄罗斯民主源开枪，但民主派自己却不怕向自己的敌人开枪。此中是否有命运的毒辣讽刺和戏弄呢? 让每个人自己去独立解决这个谜题吧，而我的答案即是如此。 无论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和在第二种情况下，道义的优势和正义的力量之所以在俄罗斯民主力量一边，乃是因为民主力量处于被迫自卫的地位。在第一种情况下。民主力量的自卫得到手无寸铁的人们的援助；在第二种情况下，民主力量得到威力强大的坦克的援助。 然而，俄罗斯的白宫未给我以安宁和平静。 这一历史谜题留待将来几代人解决吧。 ＊＊＊ 我不止一次地在电视台讲话，发表出入意料的强烈声明，每一次都产生了爆炸性的效应。这并非意味着我爱做惊人骇世之举，爱在电视机屏幕上闪影现形。完全相反，照像摄影对我来说犹如任何规定好的不能自由自主的行为一样，是一种繁重的劳动。我经常累得精疲力竭，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自己。 我的电视讲话总是和一些有转变意义的事件密切相关，如党的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等。更为晚些时候，即1993年3月20日和9月21日，那些着名的命令签署前夕，我两次发表电视讲话。 但是，有一次我不得不为了能够播放有我参加的节目进行斗争，这就是1991年2月间我公开建议戈巴契夫辞职。 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日益临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发生的事件如同有万钩之力而雷霞轰鸣，整个社会都沸腾了。 大家都非常清楚举行全民公决的目的，其一是为了赋予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以合法性质，其二是为了取得同俄罗斯的独立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利"。 电视评论员每天都用联盟的解体呀、国内战争呀吓唬人民。我们的立场被说成是纯粹破坏性、摧毁性的立场。用国内战争吓唬人是很容易。我看许多人已经当真地在等着战争了。因此，我迫切地感到有必要进行说明解释工作，要解释清楚联盟的改革不是联盟的解体。 但是，情况突然查明：谁也不打算让我直接上电视讲话。 是当时的电视台台长克拉夫琴科开始玩花招耍手腕的。他时而不接电话，时而提出一些什么条件，时而改变录制日期。天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忙得不可开交。我当然开始紧张起来，几乎在每天的各种出版物上和个人的谈话中，都有民主人士劝我与戈巴契夫达成妥协，匆将国家置于紧张状态之中。可以说，就在此时我真正明白了建议我接受的妥协，原来是口中塞满东西而无法喊叫式的妥协。 这件事的整个经过成了报纸的财产，报刊上掀起一阵太哗。克拉夫琴科做出一副样子，似乎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那一切只是平常的工作而已。 事情发展的结果正好与国家利益的维护者所希望的相反、人们已经十分关注我的电视讲话。 问题在于一点：应该将自己的立场最大跟度地解释得清清楚楚、简简单单，让任何人都能懂得明白，不用要求原谅，不必作出防卫性的姿态。这就是在当时形势下最重要的一点。 于是，我有一个成熟的想：你们不是害怕叶尔钦吗？好吧，那就让你们有一个你们害怕的叶尔钦！我决定再一次打破社会上的陈规陋矩行事。 我对电视观众说："事情已经非常清楚，戈巴契夫保留改革这个词的同时，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改革，他要保存现有体制，保存强硬的中央集权，不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以独立自主……我完全不同意总统的立场和政策，我要求他立即辞职……" 往前看，可以说同我的其他几次激烈声明一样，我採取的这一步骤后果良好。归根结底，我的讲话不是使全国的形势更为复杂，而是有所缓解。
第9页 不过，我的讲话却极其严重地羞辱了戈巴契夫。 当时我为什么发表措辞如此激烈的讲话呢？既然戈巴契夫继续认为自己是改革的领袖，继续充当知识分子的偶像，他在世界上的威信比那些年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都高得多，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求他辞职呢?请看世界上一些报纸在我的电视讲话之后写的评论："戈巴契夫的辞职未必能开拓通向民主的道路"(《柏林报》)。"叶尔钦决定公开出击所反映的与其说是他的强大，毋宁说是他的软弱"(《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些外国的外交家都认为，如果不是以进步的观点，而是从防止混乱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那么无论如何，戈巴契夫仍然是最合适的候选人。而叶尔钦依然是个不太知名的大人物，并且他可能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泰晤士报》)。 我的好朋友、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也说："在这样的转折关头，正当我们经历一场经济危机之际，时利钦实际上又组织了一场危机——这是一场政治危机。" 之所以要猛烈地攻击戈巴契夫，我已经说过我有各方面曲理由，其中包含纯摔道义上的理由——我无法忍耐戈巴契夫在维尔纽斯悲剧事件期间所玩弄的两面派手腕；我更不能原谅他如此轻易地埋葬了那些年的我国经济的唯一希望——"500天计划"。 然而，还有更为深刻的理由，而且就在当时我已经开始明确地意识到了。 在那个时候稍前，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已经明显形成。这股政治势力先于叶尔钦和戈巴契夫派已经打倒了左派势力和最高当局。对于这股势力而言，我们大家和"美国特务"雅科夫列夫及"德国首脑"戈巴契夫一起统统成了"帝国主义奸细"！实质上，这是经由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失望的俄罗斯人之手，经由新的波洛兹科夫共产党之手，经由非正式的"新共产党人"之手，经由反动的工会之手，经由黑衫党人及其他各种势力之手而将要成立的民族救国阵线的萌芽。 与大多数民主派不同，我领悟到独裁的威胁不但来自"戈氏"周围的人们，而且来自戈巴契夫本人。而这一点确实令人可怕。终有那么一刻他需要脱险自救，从备用出口逃出，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 要知道，目前在机智多谋的卢基扬诺夫所领导的最高苏维埃、政府、苏共中央、各种要害机构内的保守分子都明确地表达出了一种激进的思想——"民族救国"的思想。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利用经济危机，利用高加索的民族冲突，逐步制成了紧急状态的模型，实质上是成了后来国家政变的示意图。 在这种情况下，在右派和左派之间随机应变已经是不可能了。 戈巴契夫面临一种可怕的、亟待作出的选择。 然而，单一的选挥剥夺了他的基本武器——玩政治游戏、耍政治手腕、搞政治中伤的武器。失去了永久许诺、与各种势力结盟、採取一些出人意料的步骤的这个自由天地，戈巴契夫也就不成其为戈巴契夫了。 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挤到墙角里的戈巴契夫提出了新的联盟条约的思想。 因此，他能够赢得时间。 ＊＊＊ 在我同戈巴契夫的关系更加激化的这个时期，正值矿工们要求苏联总统辞职的政治罢工开始之际，我到斯待拉斯堡参加欧洲议会的会议。既然俄罗斯改革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命运依然是个大问题，我决意预先取得欧洲民主议会主义者的支持。 行前末做一定的准备工作。当时的预想是：他们是民主派，我们也是民主派。在斯特拉斯堡迎接的是一场"冷水浴"，我甚至说是一次冰水浴。譬如，西方报纸在评价这次访问时写道： 《世界报》："进入斯待拉斯堡——欧洲的这扇大门之后，叶尔钦应该发现，这里只承认一个俄罗斯人即戈巴契夫。星期一对于叶尔钦而言特别不愉快，那天欧洲议会的社会主义者让他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叶尔钦万没有想到，在这里他被称作蛊惑家和不负责任的人；他还没有料到，欧洲议会的社会主义派代表然皮埃尔·科特指责他是戈巴契夫的反对派，而同戈巴契夫打交道，正如这位代表人物所说的我们感到较为放心。" 《柏林报》："欧洲议会代表採取了鲜明的立场。他们以绝非巧妙的外交表达方式让米·戈巴契夫的主要竞争对手明白，他同戈巴契夫一对一地单打独斗不会得到理解。他争取建立斯特拉斯堡与俄罗斯议会之间直接关系的愿望遭到拒绝。一个分崩离析的苏联只能彻底破坏稳定的局势。" 《纽纳每日新闻报》："应该记住下面的情况：鑑于缺乏实行民主制度的经验。倘若戈巴契夫和现政府的阵地(不管它们是多么软弱)受到严重破坏，那么苏联可能会急剧地陷入杀戮流血、饥寒交迫的无政府状态。只有在保持政治改革和经济状况有一定程度好转的情况下，戈巴契夫防止苏联解体的迫切愿望才能实现。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应该尽自己所能帮助戈巴契夫实现这些目标。"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然而，归国后心绪略微平静下来，我就悟出这次斯特拉斯堡之行依然有其意义。俄罗斯迈出了新的步伐。在任何情况下，访问欧洲议会都是上了有益的一课。重要的不仅是你赶赴谈判之时感觉自己为何许人，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你的伙伴将你视为何许人。
第10页 俄罗斯对于他们只不过是曾许诺要变成什么而已。我们从自身方面觉得我们的一切都很正常；但从他们欧洲方面来看，很多事情都觉得不可理喻，而且完全不像当初我们所许诺并劝其深信不疑的那样。 吾意已决：诺言必须履行。 ＊＊＊ 1991年春，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临近。这次例行全会对戈巴契夫而言没有任何好的预兆。同民主派一翼进行的残酷斗争不但不会缓冲，恰恰相反，加剧了党的正统派另一翼的攻击。戈巴契夫的敌人感觉到他的阵地受到削弱，准备发起强大的进攻，其目标就是撤销戈巴契夫的总书记职务，从而使他彻底丧失在大部分代表是共产党人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在极短期限结束他的方针。 考虑到这一危险，戈巴契夫下了一着儿出入意料的棋：他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召集到新奥加廖沃，还请我参与这次会晤。 我从斯特拉斯堡刚刚回来，参加新奥加廖沃会议是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戈巴契夫在这次集会上的讲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苏联总统通告大家，他同意签订一项联盟条约，该条约大大削弱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生活的影响。他坚决主张通过新的宪法，之后解散现存立法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直接选举新总统。我在事先准备好的各共和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上签了字。 《华盛顿邮报》写道："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巴契夫今天已经改变其政治方针，同那些不容商量的加盟共和国实行妥协，并取得了其主要竞争对手鲍里斯·叶尔钦的支持。在与代表们的秘密会见中，叶尔钦说戈巴契夫在分散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时利钦指出，因此，现在各共和国能够成为主权国家。叶尔钦提醒与会者，去年秋天。戈巴契夫在500天计划草案问题上欺骗了俄罗斯。这一次，戈巴契夫发誓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叶尔钦指出戈巴契夫破天荒第一次说了人话后，称这才是最重要的。" 利用在新奥加廖沃达成的协议。戈巴契夫就有了充分的准备来参加苏共中央全会。当会议上各种各样的批评犹如雨点冰雹似地噼头盖脸砸向他的时候，他强烈地提出了对他的信任问题。如果知道戈巴契夫得到了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各共和国的与会者就可能不支持关于戈巴契夫辞职的决议。他夺取了主动权。全会除了支持戈巴契夫的路线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他在闭幕词中说，他与那些藉助于非常手段企图阻止民主化进程和限制各加盟共和国主权之辈不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在新奥加廖沃我签署了暂停政治罢工的协议，会后，我飞到库兹巴斯，建议矿工们停止罢工。 矿工们复工下井。 ＊＊＊ 虽然如此，但是当时我与戈巴契夫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常的。戈巴契夫一方面在新奥加廖沃会议上作出迎合俄罗斯的举动，另一方面依旧全力以赴企图阻止选举我为俄罗斯总统。 这一问题使他非常焦急不安。前苏共中央书记奥列格·舍宁向俄罗斯检察院的侦查员叙述道："戈巴契夫非常关注在群众集会及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叶尔钦的讲话和发生的各种事件。他监视叶尔钦的一举一动，他不止一次地当着我的面下达任务，寻找叶尔钦健康状况的证明。这个闷题政治局在1987年和1988年都详细讨论过。"看来，他们想把我在(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解释为病态心理造成的后果。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的机密报告中建议用提出10一12名俄罗斯总统候选人的办法"分散敌人宣传机器的威力"，"而这些候选人谁也不应该、也不可能指望取得胜利"，藉此从叶尔钦手中夺取选票，向时利钦的阵地组织实施威力强大、协同一致的进攻…… 共产党人积极地准备投入激烈的竞选斗争，这一切都是经总书记认可和在其领导下进行的。 夜间絮语 不只是在政治中经常有这种情况，即凭你所有的生活经验长期不能摆脱之。 我买了一张长期使用的网球票，为自己开了一个体育运动项固。综合体育馆的行政负责人是个龋具同情心的可爱的女人，她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以便我能够真正学会打网球。这里的场地非常舒适：那芬兰式的浴场，那网球场，一切都很出色，很方便。当然，我不能按照票上规定的时间而常常在规定以外的时间来打球。 我不晓得她是怎么办成事的，反正我总是能一个人占用整个场地。 打过网球后，她通常请我和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到自己的教练室里坐一会儿，休息休息。这里总是准备好一些好吃的东西。 ……过了几个月，我开始觉察出某种不方便。这毕竟是个许许多多的人来往聚集的场所，在这里打球的有学者、教授、官员、大学生——一句话，我感觉出受到别人过分集中的关注。 有一次，我被邀请到综合体育馆和太空人伊戈尔·沃尔克、萨沙。谢列布罗夫一起打球。他们对我的款待非常之好，所以我在他们那儿休息得好极了！…… 并且，我还从中有所悟呢。
第11页 教练员的帮助当然是重要的。然而。我需要的不是这个。除了能让身体休息、精神放松、精力恢复的网球运动以外，我需要的是自由，是除掉镣拷枷锁，是完全的独立自主。我明白自己已经变得对于他人企图进入我的内心世界的积极表现极其敏感，甚至可以说是病态一般地敏感。即使别人在这方面稍有一点儿主动，"我就会突竖针刺"，立即……自行封闭起来。 但是，如何向这个女人解释清楚呢？毫无疑问，她一定觉得这是某个人的阴谋诡计，她又怨又气…… 当时我非常不方便，但是，我对自己又毫无办法——这就和许许多多像我这样年龄和地位的政治家一样。我身上出现了某种封闭性综合症。与此同时，和在其他极多情况下一样，我再一次领悟：倘若感觉到危险和惊慌，倘若内心不舒服，那么就应该坚决採取行动。 后来查明：我同综合体育馆的这位极其可爱的亥行政负责人和知交的所有亲切谈话，都被克格勃用精心策划的方式窃听去了。 又一次事故 我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事故！任最高苏缎埃主席时还发生过一次极其愚蠢的事故。这次事故就发生在市中心。对这次事故人们已经说和写得很多，不过有的人可能还有不清楚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 那一天，娜依娜请卫队送我的大夫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格里戈里耶夫上班，他早上刚刚给我做过一番医疗处置。给他派来了一辆汽车，就是我的那辆护送车。这样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护送汽车的情况下行车。 我们平时的路线是：车行至特维尔斯基大街，第一辆车在前，我的车居后(我们和市汽车管理局达成协议：我们的车进入非常拥挤的街道时，他们截断交通)，我们横穿特维尔斯基大街后，白宫也就近在理尺了。 老实说，这时候的情况我记得不大清楚——不知怎么地我无精打采的，伸直双腿(这是排球运动员的习惯——他们的膝盖摔伤碰坏，终生不愈，经常伸直双腿；因此，在"伏尔加"车里，我和司机并排坐着)，正在打磕睡。 那天早晨，街上的汽车排成了8行，几乎连一条缝隙、一块巴掌大的空地都没有……市汽车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截断车流，但由于我们没有护送汽车，加之不是所有的汽车司机都能看得见市汽车管理局的警告指挥棒，当大家都停下来时，我们应该稍微剎剎车，略停片刻。但是，司机看着我，我便不由自主地做出手势：继续前进！他加大油门，绕过一辆带篷载重汽车，前边已见到一块空隙，可是突然间极其沉重的一击横空袭来！头上剧烈地疼痛…… 当时我的司机(他是我从国家建筑委员会带过来的)一下子犯了3个错误：其一是他没有听取警卫队长再三提出的要他绕行的建议；其二是在没有市汽车管理局掩护的情况下，他开得太快，其三是他没来得及剎车。我们驶入了木栅栏，缓冲了打击；要不然有可能撞到石头墙上。倘若如此，那我们生活中许多事情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和我们相撞的那辆"日古利"车上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女人头部划伤，被立即送到诊疗所。而科尔扎科夫虽然被震得几乎休克，竟然赤手打开卡佳的车门，把我拖出来，这在平时未必有人能够胜任此事。他把我送回家里。 在家里，娜依娜看见我就慢慢地、默默地坐到地板上。当时的我还在流血，脸色苍白如纸。过了一会儿，她镇静下来，帮我躺到床上。救护车飞驰而至。大夫们当即作出论断：轻微震荡，无严重损伤，头部太阳穴和大腿上受到打击。看来，我确实身体虚弱了，而且事先没有承受突然打击的准备，为防万一大夫们强迫我去医院。 医院把我安置在一间不大的单人病房里。我觉得自己正常。不过，护士、大夫、患者、探视者，噶，这就开头了……大家都想看一眼活着的叶尔钦嘛。总之，我感到自己就如同动物园里的大象。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非常同情大象。因此，我在医院里只忍受了一昼夜。 前不久，1993年夏天，关于我旧病复发的虚假流言再次不胫而走。人们又不断地给我打电话，为我担惊受怕。 这种现实的和杜撰的生命威胁伴随着我，折磨着我，一遍遍地再现，一次次地不断提醒自己。似乎想恐吓我，检验我的性格和意志。让我经常精神紧张，焦急不安。 那好吧，这也许是件好事。至于那些为我担惊受怕的人，我要道声"多谢！" 选举之前 ……我不知道我应该选谁。 只剩下最后几个钟头了。向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央委员会呈交有关文件的期限很快就要届满。谁将和我作伴，我将指定谁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很多人都是屏息等待我的决定。 而我仍然无法确定我应该选谁。 1991年春天，选举前斗争的高潮时刻。戈巴契夫很巧妙地运用选举策略，建议提出一系列候选人(不言而喻，这是暗中进行的，他很精于搞这一套)。 在这样的时刻，我赋予副总统候选人资格以特别重大的意义。最近的民意测验表明，那些投时利钦票的人也会因为支持叶尔钦而投票选举任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张三或者李四)为副总统。可是，当时我和我的班子非常之紧张，等待着"最后的战斗"，可以说是选民的"最后审判"……
第12页 局势一天天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不知怎么地都有些不好意思上班，不好意思直视人们了。要知道按形象的说法，工作马达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全速开动，不可能少一个轮子行驶！我切身感觉到有两个人在极其紧张地等待我的决定：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和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 但是，他们两个没有一人让我中意。毋须隐瞒，我担心的是人民完全非理性的反感。我不喜欢他们二人的那种不能获胜的形象。但最主要的是，我觉得这样做将严重地打破自己班子内的力量平衡。挥手之间一下子就决定了他们潜藏的竞争，正是此时此刻，这一切还非常不合时宜，我却为自己又树起新的敌人！ 在向中央选举委员会呈交声明的正式期限届满前几个小时内。鲁茨科伊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柳德米拉·皮霍姬和根纳季·哈林(已故)突然记起鲁茨科伊。他们是"歌词作者"小组的领导人，也都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下同)人，大学教师。在戈巴契夫改革的最初几年，他们以自己的自由思想而在当地驰名。他们与我早有交往。 他们突然想出一个主意，一大早儿就高高兴兴、激动万分，一阵风似地跑到我的办公室里。 在这一行动中有点儿名堂。他们的主意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于我正中下怀。当时，我和鲁茨科伊无任何亲密的工作联繫。旨在分裂铁板一块的波洛兹科夫派别"俄罗斯共产党人"和立即推举出议会的非正式领袖的这个主意，在我未参与的情况下被鲁茨科伊实现了。 这些"民主共产党人"以后的表现如何，还不很清楚。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领袖倒是以其出人意外的出现和军人的坚决果敢而令人铭记不忘。 鲁茨科伊简直就是为了搞竞选运动而造就成才的。他好像生下来就是专门为了成为闪光发亮、五颜六色的宣传广告画中形象鲜明的人物，专门为了参加电视转播节目，为了在人山人海的群众面前发表演说的。 这位战斗飞行员——苏联英雄，具有功勋演员式的堂堂仪表，讲起话来语气激昂，善于词令。总之一句话，真是个英雄！……中年女人一见到这样一位副总统，简直都会狂喜得目瞪口呆！至于投票支持的人嘛——多如浩浩荡荡的选民大军！…… 我不止一两次地回忆起这一事情，再领悟一个痛苦的教训：绝不可被华丽的形式牵着鼻子走。简单的逻辑往往可能是虚幻的，生活中任何事情都不是简单的。对一切过分简单的决定后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往前赶一步说，我们共事的初期阶段是圆满无缺、美好愉快的。叛乱期间，鲁茨科伊表现出军人一般的坚定刚强，这也赢得了我的信任。只是一个不大看得出的小小细节使这种初期的"蜜月"印象略微受损。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突然对我的外表非常感兴趣。 他来到我的办公室里，眼色阴沉地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在哪儿弄到的这双皮鞋！您可不能穿这样的皮鞋！您可是总统啊这样吧，明天我们给您挑双鞋！"第二天，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就给我推荐了不是一双而是六双义大利新皮鞋他对我的西装也提出同样说法："这种颜色不合适您。我们给您挑……" 我不能忍受别人企图闯入我的私生活领地，甚至不愿意让任何人接近之。当然谢谢那种善意的关心，但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副总统的建议，我们还是能够胜任的。 这位前"阿富汗人"、勇敢的军官身上的这种对外貌仪表的喜爱，当时令我有些出乎意料。应该承认，我被这种咄咄逼人的作法搞得有点儿惊惶失措。 鲁茨科伊的主要错误(也许算不上是错误，而是天生秉赋的特徵)，就是他十分顽固地不愿意理解，也不愿意接受自身的地位。 从第一天起，他就认为副总统——简单地说，就是第一副总统。 然而，连一个高年级的中学生都知道，副总统是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完成总统委託的一次性任务和特殊任务。按照定义来说，副总统不应该有任何独立的政治立场。 俄罗斯的领导班子中有几位关键性人物，包括几位副总理，他们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远远比他有分量。这样的状况。鲁茨科伊打心眼里不愿意接受。 他寻找摆脱这条死胡同的出路，因为他已经明白他不能和总统协调一致地共事了。他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在正常的政权矾构中迄今世人未曾见过的一种角色，一种真正离奇反常的角色：一个嗜好发表长篇议论的说教者、一个道德的维护士、一个莫里哀式的伪君子的角色，这个人摆出一副既恭顺谦逊、又精神焕发的模样，沖向总统的安乐椅宝座。 只是过了好几个月之后，我才意识到，鲁茨科伊根本不是我的知心朋友。但是，候后来明显觉得与之交往的沉重负担，欲纠正这些错误，为时巴晚。 我们两个人心理上的排斥性表现在很多方面，甚至表现在一些琐事细节上。例如，我不能接受他平时说话粗暴和骂人的习惯，更主要的是我与他的挑衅性行为以及成心寻找"内部敌人"的做法格格不入。后来，我弄清楚了：这个人简直是生性具有一种深深潜藏着的、周围人们总是意料不到的毒辣。
第13页 当然，我不想作任何夸大——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会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殷勤的人，一个快乐或者人生的各种难题在他的性格上打下了烙印——对于这一点我已经无从知道。 我同鲁茨科伊未能成为亲朋好友。 ＊＊＊ 除了时利钦以外，在最初的总统选举中还提出了哪些候选人呢？让我们回忆一下吧。 有戈巴契夫的前总理雷日科夫。 投票支持雷日科夫的是那部分不愿意要新东西、愿意苏联保持旧样子和要计划经济、要依赖国家补助金的宁静生活、要稳定的起码的生活的居民。雷日科夫过去总是积极地捍卫所有这些优先权。而由于帕夫洛夫实行的改革，由于卡拉巴赫与南奥塞梯冲突的不断发生，由于私营企业家时代的开始，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保住这些优先权便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位候选人，这次是戈巴契夫直接安插的亲信——巴卡京。他也是一个退伍军官，一位进步人士，一位可爱的人。一个颇受新闻界关注的人。其实，投巴卡京票的选民并不多。然而他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在人们的头脑里造成混乱，使得一些人动摇不定，而有一部分人则陷入众多候选人的云里雾中，根本就没有去投票。 最后，还有一件"礼物"：这是3个十分令人厌恶、但异常积极活跃的人物。他们拼命反对整个民主思想，反对戈巴契夫的改革，反对戈巴契夫和叶尔钦本人，主张以铁腕手段整顿秩序。他们就是马卡绍夫、图列耶夫、日里诺夫斯基，一员将军，一个代表，一位独立的政治家。这是3个相当现代的(即严厉的、坚决的、富有攻击性的)人物、3个有那么一腔恨意怒气和一股凶狠劲头的人物，最主要的——这是3个危险的人物，因为黑暗的蒙昧主义每天从电视萤光屏上向四面八方扩散，欲使整个社会麻痹和瘫痪。这一道理是我依据竞选几周的体验明白的。 马卡绍夫一图列耶夫一日里诺夫斯基的口号异常可怕，同时又因其简单平常面团为诱人。禁止、监禁、取缔、驱逐、冻结、停止、没收、分散等类似的话语能对社会意识产生蛊惑作用。 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投票的结果表明，日里诺夫斯基信心十足地位居第三。这个人在电视屏幕上以一种疯狂的速度抛出一个又一个荒谬的论题，竟然还有数百万人投他的票！诚然，他有一个口号对选民起了很大作用，这个口号是：解除共产党官僚分子、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权力和"给律师们让路"的时候到了。但是，主要的还在别的方面。在我们这样的如此复杂而又备受政治折磨的社会里，具有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立场的"疯狂"的领袖常有不少的机会。既然其他政治家垮台了，那么这个人就会"一路绿灯"。要知道，在经济衰败崩溃的条件下，野蛮、无知和黑暗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扩散…… 当然，"鹰派"在所有方面都责难戈巴契夫(连雷日科夫也时不时地批评他)，不过，他却不参加选举。实际上，所有的候选人都是为他而工作，即反对我。他呢，通过自己的这些人帮助我的一切敌人，也许日里诺夫斯基除外。有些人帮助雷日科夫和巴卡京组织竞选运动，俄罗斯议会中各种派别的代表为图列耶夫工作。波洛兹科夫和他的共产党则支持马卡绍夫。 还有这样一些情况对我不利：两年内(自我参加竞选苏联人民代表起)我赢得了一个"永久反对派"的名声；"500天"计划仅仅是一个许诺而已；我支持一种新的莫名其妙的关于俄罗斯主权的思想。 以响亮的民主口号而令所有人嚮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民主使人联想到的是戈巴契夫式的清谈馆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财戈巴契夫的悲观失望情绪似乎对叶尔钦有利。但是，就算是反对戈巴契夫，由于这么-个陈旧的政治题目。人民早就感到厌倦了。 分散投票的策略归根结底还是转过来反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大家突然领悟到：啊，这么多的候选人——都是对付叶尔钦的。我们的叶尔钦再一次受人欺负! 我很难客观地说，主要的是什么影响了我在初期自由选举中的成功。我仍然认为，关于"受欺负的"叶尔钦的无稽之谈、现制度的敌人形象所起的作用并非最为重要。 我认为，这些选举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动因是角色的不同分工：戈巴契夫代表联盟，代表一个大帝国，代表一个旧的超级大国；而我则代表俄罗斯，代表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代表一个新的甚至尚未存在的国家。大家在急切地期待着这个国家的出现。 俄罗斯社会的大部分人在接近1991年6月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苏联历史时期的终结。"苏联"的这个词本身已不可能说出了，它已耗尽了自己的寿命。在全世界，苏联的形象与军事力量的形象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联。"苏联人"和"苏联坦克"这两个概念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纷繁复杂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戈巴契夫在自己的全球战略范围里改变了我们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形象，给我们的坦克盖上护套之后，他继续喋喋不休地大讲什么社会主义呀，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啊，苏联生活方式的成就哇，需要发展和丰富这些成就呀；结果，他糊里糊涂地走进了死胡同。
第14页 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离开帝国的形象而存在，帝国形象已经不可能离开实力形象而存在。 甚至可以说，在柏林围墙上响起第一声锤击时，苏联已经寿终正寝了。 我们的人民，即使不是全体，但社会中最为积极活跃和最能独立思考的那部分人民已经彻底同"苏联"断绝了。全国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和以这样的思想来看待选举新领袖人物这件事的。 我抱着从"苏联"遗产中最彻底地解放出来的思想走来。这样的彻底解放不单单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改革，而是通过改变俄罗斯承扭的痛苦的大国职能来取得的。 新奥加廖沃　第一次行动 谈判通常在新奥加廖沃苏联总统莫斯科郊区的官邸之一进行，其进行方式大致一成不变。 戈巴契夫按自己的方式首先讲话，长篇大论，圆满完整，从容不迫。他讲完后要求我们讨论。 快结束的时候，如果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我照例就得发起争论，大家对此都很满意。 应当看到在那座内部闪现出政府的富丽堂皇和气派的小礼堂里的情景：当长桌子旁边出现沉重的间歇气氛时，与会者都不敢正眼瞧人…… 在两个极端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其他所有人就便于选择自己的立场，宜能随时应变。我和戈巴契夫则负起解释争议问题的全部道义重任。 ……无论如何令人觉得奇怪，这儿从未导致荒唐胡闹的行为，从未引发令人不愉快的场面。 为什么? 这是因为就实质而言，我们多次商定要限制联盟中央的极限。 限制权力——这种对戈巴契夫这样的人似乎是无法容忍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这里应该考虑到一系列的情况： 其一、表面上看，他处于这一进程中的首脑地位；至少在社会舆论界看来是保持着"父亲的"立场、主动精神和领袖地位。任何人都没有侵害苏联总统的战略作用，一切有关对外政策和国防的全球性问题及大部分财政系统均归他负责。 其二，戈巴契夫一下子卸掉了对民族冲突应负的责任！更确切地说，在摆脱这种疯狂的血腥混乱状态的过程中，他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带枪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和平的维护者、一个公断法官。 其三，他喜欢在世界的实际活动中扮演一个史无前例的角色，即充当许多(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供灵活机动地扮演世界领袖角色的最佳演习场。 最后一点是心理状态背景。当时的情形迫使(和容许)我和戈巴契夫在谈判的过程中都必须做正常的人，必须抛弃个人的恩恩怨怨。大家发言的每句话价值都很高。除此而外，当专家们和一组组成员提前说明一切冲突因素的时候，当你在心理上准备好进行困难的谈话的时候，这已经不是政治局会议了，因为那里人们所採取的每一个离题的步骤都被视为逃避话题。 谈判之后，我们通常来到另一个大厅里，等着我们的是亲切友好的晚餐、戈巴契夫爱喝的"纪念牌"白兰地酒。在经历过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晚饭之后，我们精神振奋地步出大厅。 我在谈判桌旁捍卫俄罗斯利益的时候，我的小伙子们正在其他开心好玩的场合捍卫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总统的汽车通常尽量安排停在靠人口的第一个位置上。但是，有一次，我的汽车竟然被放在一大串政府小轿车的末尾。我的警卫不安起来，难以想像地转了一个弯，绊在一片新奥加廖沃花园草地上，最后汽车还是停在原来靠入口的第一位置：俄罗斯更主要些！……当然啦，这是耍孩子气。新奥加廖沃警卫长气得发疯，威胁说。轧坏一块草地，要予以罚款。不过，不知何故，他们后来没再理会这件事。 也许，有如此数量的实际上并无实权的"总统"，那时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有些滑稽可笑。但是，这样的会见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毫无难为情之感，而是觉得悲哀。 还有什么可能性没有利用呢?! 现在很难说这次新奥加廖沃会议能取得何种结果。也许，只是一种口头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自主独立，俄罗斯与联盟政府之间的磨擦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我们与苏联的告别毕竟是比较和平的，没有痛苦的。 8月19日以后，苏联在一天内就不复存在了…… 新闻界称新奥加廖沃条约为"文明的离婚"，但此事并非简单如是。我同戈巴契夫突然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们二者的利益终于相互一致了，这些角色让我俩完全满意。戈巴契夫保住他最高的职位，我则保任自己的独立。这对于我们二人而言乃是理想的决策。 我们终于开始非正式地会晤，而纳扎尔巴耶夫有时也参与这些秘密的会晤。 1991年7月29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了一次带有根本性质的会晤。米哈伊尔·戈巴契夫应到福罗斯休假。新的联盟条约签订仪式安排在他从克里米亚回来之后即于8月20日举行。目前，我们有机会再一次讨论那些我们每个人认为尚未解决的最尖锐的问题。 在一座公馆的一个厅里，我们开始了谈话。一切进行得都很正常。但一到涉及到完全秘密的事情时，我突然缄口不语了。
第15页 戈巴契夫吃惊地说："鲍里斯，你怎么了？"我现在很难回忆起当时我有什么样的感受。不过，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感觉：仿佛有人站在背后，死缠不放地偷盯着你。于是我说："我们到阳台上去吧，我觉得有人在偷听我们的谈话。"戈巴契夫不太肯定地答道："你别胡扯了。"不过，他还是跟着走出来。 下面是我们谈话的内容。我开始说服总统：如果他寄希望于更新的联邦的话，那么只有在他哪怕是撤换一部分他周围的那些非常令人讨厌的傢伙的情况下，各个共和国才能加入这一新的联邦。倘若对立陶宛事件负有罪责的克留奇科夫仍然是克格勃的主席，那么谁还相信新的联盟条约?！任何一个共和国都不愿意加入这样的联盟。或者说那个国防部长亚佐夫吧，难道说新的联合体里能让这样一头来自陈旧过时时代里的"鹰"存在吗? 看来，这次谈话对于戈巴契夫真不容易，他很紧张。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支持我说，务必撤换掉内务部长普戈和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接着他补充道："亚纳耶夫算什么副总统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我们要把克留奇科夫和普戈撤职。"我开始劝戈巴契夫不要兼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两个职务。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回他第一次没有拒绝我的建议，并且还与我商量道："也许，我应该参加全民选举吧？" 3个人一致决定，签署条约后一定换掉当时的内阁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戈巴契夫问："你们看谁能担任这个职务？"我建议由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担任新联盟内阁总理职务。戈巴契夫始而吃惊，继而迅速地评价了这一方案，最后他说同意。"8月20日以后我们讨论其他候选人"，他结束了这次谈话。 这次会晤的情况即是如此。我想，如果我们3个人商量好的事情得以实现的话，那么许许多多的事情就会出现另外的结果，历史也就完全可能沿着另外一条道路发展。 没过多久，我亲眼看到苏联总统、俄罗斯总统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谈话的译密内容。8月叛乱之后，检察机关的侦察员在戈巴契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里找到成堆的文件夹，里边有叶尔钦的许多谈话记录，记录了我几年的谈话——早晨、白天、晚上、夜间，昼夜24小时的任何时候的谈话均记在案。 对这次谈话也作了记录。 或许，这一记录就成了1991年8月事件的导火线。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三章 帝国的崩溃（1） 长久的另别 我认为，1991年8月19-21日是20世纪的结柬。如果说第一次自由选举俄罗斯总统是全民族的大事，那么8月政变的失败则已是全世界的大事了。 从大部分时间上说，20世纪是一个可怕的世纪。 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集中营、种族灭绝、原子瘟疫等，凡此种种的恶梦都是史无前例的。 终于，一个旧的世纪在这三天中结束了，新的世纪开始了。也许有人认为这种断言过于乐观，但我坚信这一只。 我坚信，因为最后一个帝国在这几天内崩溃了。而正是这种帝国政治和帝国思想，在本世纪初和人类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并充当了所有这一切灾难过程的导火索。 然而，紧随所谓的"8月革命"(虽然这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恰恰相反是要建立一个国家的法规和法制)之后的日子，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并不轻松。人们期待的是人间天堂，而得到的却是通货膨胀、失业、经济休克和政治危机。 关于这些事件人们谈论的很多，也拍下了许多纪录片，写了许多书籍和文章。结果，8月叛乱及其失败的戏剧性的情节都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印记，人们已经怀着忿根的心情去回想那些事。从前，人们曾自豪地向熟人们讲述那些在街垒边度过的夜晚，而现在有时又吹嘘他们哪儿也没去，或者末从休假地返回，总之，根本没有参加。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 讲述这些事情是必须的，但心情很沉重。 夜间絮语 娜依娜、塔妮姬和列娜——我的妻子和女儿，我的善良的助手。政变后，我要求她们用录音机记下对于8月那三天的回忆和感受。我知道，某些细节将随时间从记忆中消失，因此打开录音机，听着塔妮娅激动的声音…… 塔妮姬：老实说，当时我还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危险，这是一个奇妙的夏天的早晨……虽然别墅周围已经有许多荷枪实弹的战士。 爸爸决定动身。他穿上防弹背心和咖啡色的西服，西服的下面不时露出防弹背心的边角。我走过去替他整理了一下，以便不被人发觉。同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念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 娜依娜：我说："用这件防弹背心能护住您什么呀?脑袋还露在外面，而脑袋才是最重要的。"但说什么都已无济于事。他临走时，孩子们对他说："爸爸，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现在只有你才能拯救所有的人。我说："听着，那里有坦克，你去又有什么用呢？坦克是不会放你过去的。"他却说："不，坦克阻挡不了我。"这时候我感到害怕，预感到一切都可能发生。他出去后，我们如坐针毡，不停地拔电话，看他究竟是到了还是没到？终于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说他已经到了白宫。这种等待实在是太漫长了。
第16页 我们决定也应该做些事情。开始向一些新的地址转告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起草的致俄罗斯人民书。因为已有人说，电话快要不能用了。是电话线断了吗?果然，我们只来得及向泽廖诺格勒市转发了一份文稿。 列娜：我和廖沙决定到备个别墅找传真机。终于在一座别墅里找到了，便立即发送。 廖沙(塔妮哑的丈夫)：我往自己的工作单位打电话，因为那里也有传真机。并要求从那里接所有的地址发送致俄罗斯人民书。 列娜：第一份传真发走了，可第二份刚发完一页就中断了，再也发不出去了。我们费力地折腾了很久，试着用了所有的号码，但均末成功，只好回到家里。这时有人来接我们，屋前停着一辆"拉菲克"，还有身背冲锋鎗的战士。他们是卫队的尤里·伊万诺维奇和阿廖沙。我们决定把母亲和孩子们送走。 娜依娜：我们坐着"拉菲克"，沿弯曲的路行进。 塔妮姬：首先收拾东西。我跑到温室——我们照料了一个夏天的秧苗，第一次在那里种上了黄瓜和西红柿——摘下了所有可以摘的东西。孩子们看到那些拿冲锋鎗的人们就安静下来了。 列娜：我们把孩子安排到汽车里并嘱咐道：只要尤里·伊万诺维奇一喊，你们就趴下，什么也别问。鲍里亚问"妈妈。他们会向头上开枪吗？"这句话使我们震惊，我想了片刻，不知道这一切将怎样结束，但当孩子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实在是感到太可怕了。 娜依娜：今天。当我读到有关乔治亚、阿布哈兹、奥塞梯、印宙什的情况时，我的眼前总是出现我们孩子们的身影。虽然没有向他们开枪，但所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人不寒面栗。面在高加索、在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到处都流着孩子们的血！当你看到一面是奶奶、爷爷或者母亲牵着孩子们的手逃命，一面是这些政治家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解释的时候，胸中就会充满怒火。 更让我吃惊的是，孩子们好像突然明白了一切，全部不约而同地安静了下来。 列娜：我和廖沙、塔妮姬一起乘坐"伏尔加"回到家里，当我们沿着卡卢加公路行进时，一切都静静的。而当汽车拐到环线上后，就一直在长长的坦克队伍旁边行驶。坦克紧靠马路右边一辆接一辆地行驶着。看到自己的子弟兵站在坦克上，兴高采烈，喜笑颜开，我们从内心里感到一种由衷的不快。我们想：难道他们会开枪吗？要知道，这些都是自己人哪!…… 廖沙：庞大的队伍行进着，许多抛锚的车辆被齐刷刷地拖到了路边。我们从明斯克公路开到"乌克兰"饭店——道路被封锁了，那里停满了装甲运输车。我们掉转头驶往谢列比辛斯科大桥，那儿也被封锁了，只好穿过穆涅夫尼根路，最后终于到达了白俄罗斯车站。而我们的家就在车站旁边。 列娜：当走到菲里区时，我觉得一切都恍惚如梦中。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在紧张的气氛中向前急驰。而周围的人们却平静地走进商店。在这些靠近城边的区域里，生活还像往常一样。 廖沙：别说在城边，即使在市区中心的地铁站旁，妇女们也都平静地在小铺里买着蔬菜、西瓜，好象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列娜：只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还没有看见坦克，还不知道将要降临莫斯科的是什么。我们回到家里，走进住宅，热尼亚·兰佐夫已经等在那里。他对我们说："孩子们，不要靠近窗子。"这样-来，气氛更加紧张了。既不能靠近窗子，也不能走上阳台…… 塔妮娅：廖沙星期一想去上班，瓦列拉正在执行飞行任务。我说："廖沙，你现在是我们家中唯一的男子汉，外面的情况这么紧张，还不知道一切将会怎样发展呢，我请你留下，哪儿也不要去，你想，万一我们女的中间谁病了怎么办？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呀。"因此，星期一他没有去上班，虽然他的同事们都聚结在那里。 廖沙：星期一到星期二的夜间可怕极了，当时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记得楼下卫兵们躺在地板上过夜，他们总共有5个人。我下楼梯去吸菸时，他们对我说：要是他们想逮捕我们就有意思了——我们5个人总共只有两支冲锋鎗。 塔妮姬：这一夜我们彻夜未眠，电视机、收音机都开着。我们听着《莫斯科回声》和"bbc"电台。 夜间，我往白宫打电话，那里的人告诉我一切正常，爸爸几乎没有睡觉，以战斗的情绪不停地工作着。但我们大家最担心的是白宫周围的人们。 列娜：所有这些天来，我们的院子里一直停着一辆像运粮车似的军车。8月20日的傍晚，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最难熬的。当时斯坦凯维奇通过无线电声明："所有的妇女都必须离开白宫。"突然，热尼亚·兰佐夫定进来说："同伴们，最好离开这里，快把孩子们集中在一块儿！" 塔妮姬：我刚想打电话，问问我们可以去哪儿。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说道：请留在家里。于是我们便留了下来。 就在这时，我们的孩子鲍里亚和玛莎惊慌起来。在此以前，他们一直表现很好，我们既看不见他们，也没听到他们要吃的和喝的。而这时玛莎却走过来神情严肃地问道："塔妮娅，他们会逮捕我们吗？"
第17页 我们没能出去，花园路环线上到处都是哨兵，已经宣布实行宵禁，我们让孩子们和衣而睡，以防万一…… 如临深渊 众所周知，8月18日，我正在阿拉木图。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官方访问——签署了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双边协定。访问结束了，我们该回国了。但纳扎尔巴耶夫不让我们走。劝我们再逗留一个小时。 大型隆重的午宴之后，是哈萨克民间音乐会，接着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合唱，然后是集体舞，民乐演奏，着装艷丽的姑娘们翩翩起舞。说实话。这一切已使人眼花缭乱。 飞机起飞的时间推迟了一小时，之后又推了一小时。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的东方式的好客，并非死乞白赖的，而是随和委婉的，但作法却一样。 因此，我感到不太自在。感到有点节奏紧张，自顾不暇。 我在那一天还赶去山间的小河里洗了个澡，所以非常想睡觉。眼前是接连不断的圆圈舞，面内心里却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安。 我认为，我们从阿拉木图起飞拖延三小时不是偶然的。也许，在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审查过程中有些东西会水落石出。这里只有一个细节：一个被关在"水兵寂静"监狱中的叛乱分子曾给自己的"同僚"一个密令，其中特别提到，必须在法庭调查和审讯过程中进行编造……说在决定实行紧急状态最终决定的前夕同戈巴契夫会谈时，曾谈过一个方案，8月18日夜间，要把叶尔钦为首的俄罗斯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从略萨克斯坦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在空中击落……" 当我谈到这个文件时，便清晰地回想起那种不安和不寒而慄的感觉。这个计划是确有其事呢，还是只是为欺骗调查的伪造呢？——我们未必能够查清。但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我再次确信——当时我们正处在干钩一发之际……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8日 早晨8时，亚佐夫元帅就召集了军队高级领导人会议，确定了19日早晨进驻莫斯科的具体部队。相当大的一部分将军们已经知道正在准备政变，尽管还不知其细节，尤其是不知道逮捕戈巴契夫。 上午ll时，克留奇科夫向自己的副手们和克格勃各局的领导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第三总局和法制局已开始强行组成专门小组以前往波罗的海各国。 第七局被责成观察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周围的情况，组织长期监视，并在我的别墅周围部署一个捕人小组。 克留奇科夫给自己的副手列别捷夫一个必须受监视的人员名单，以便在必要时逮捕他们。 同时，鲍金、舍宁、瓦连尼科夫飞往福罗斯，以劝说戈巴契夫签署关于实行紧急状态并鑑于"健康状况"把政权移交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 15时半，在国防部长亚佐夫那里，聚集了三位实力源部长，即亚佐夫、克留奇科夫、普戈(他当天从克里米亚休假地返回)。 17时，两架军用直升飞机起飞前往瓦尔代，去接卢基扬诺夫。 18时，除亚纳耶夫外，大家都到齐了。约30一40分钟后，亚纳耶夫有些醉意地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卢基扬诺夫曾打来电话，说他直接从机场赶来。 政变的机器开始全速运转起来。 ＊＊＊ 我们在弗努科沃机场着陆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汽车把我们载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我的全部思绪充满着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各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在决定具有战略意义的决议时是否有发言权？或者戈巴契夫希望用其他共和国特别是那些比较温顺的共和国的发言权来平衡俄罗斯的激进政策？不管怎样，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事件。第一阶段的签字定于(我看了看表)明天，即8月20日。 我浑身虚弱无力地看了看窗外，夜幕中、村镇、树木、电线桿从我身边一一闪过。我的内心安宁而平静。 1991年8月19日 凌晨4点。以指挥官卡尔布辛为首的"阿尔法"小组特别分队来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还未明白行动的目的，穿着迷彩服的小组成员就沿林间公路铺开。随后便听到无线电台里狂妄的喊叫："为了保证与苏联领导人谈判的安全"，根据特定信号逮捕叶尔钦。谁也没明白喊话的意思，但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释。那时(凌晨5点)关于进攻别墅的命令已被克留奇科夫亲自取消，他决定不操之过急，先停止时利钦的法律权力，然后再决定怎样处置他。 ＊＊＊ 这一夜，戈巴契夫也在非常激动地考虑着所发生的变故。 他被软禁在家里，实际上如同监狱一般，不知道随时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当然是很痛苦的，简直令人难以忍受。 稍晚一点。他决定用摄像机摄下一个表达自己对政变态度的简短声明。摄像机和短波收音机都给戈巴契夫留下了。 大概在我前往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时候，戈巴契夫正绝望地扭动着收音机的旋钮，从一个波段转到另一个波段，企图收到些什么，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新闻。但目前还没有关于政变的新闻。戈巴契夫需要迅速地将叛乱分子们同他说的话与官方消息进行对比。但会有真正的官方消息吗？也许这本来就是某种挑拨离间行为。
第18页 更可怕的是——军队、克格勃、警察的完全联手行动。长期以来，这些力量一直是苏联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势力。共产党始终是它们的唯一操纵者。现在共产党已经不能控制局势，她直接参加了叛乱。 我想，对于戈巴契夫来说，这是一些最可怕的时刻。因为这是些消息完全封锁、后果无法预测的时刻。 ＊＊＊ 就这样，叛乱分子们终于聚集到了克里姆林富。 几位主要的领导人——克留奇科夫、亚佐夫、舍宁、巴克拉诺夫、帕夫洛夫，在前一天，即8月17日就曾在位于首都西南区的克格勃秘密大楼内密谋过。此前，8月6日，克留奇科夫曾召集克格勃的专家们研究预测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后果问题。 这已经不是克格勃的分析家们根据上层领导的要求，为迎合上司的口味和需要而定期进行的某种战略形势的抽象研究，而是一个具体的命令——为未来的政变准备基本文件和制订方针，井进行全面的论证。 泄露机密的危险性是极大的，更何况安全部的这位首脑还召来了苏联国防部的一位专家。此人便是帕维尔，格拉乔夫，后来的俄罗斯国防部长，他拒绝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政变期间起丁关键的作用。 然而，克留奇科夫却冒了这个险。他积极主动地与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巴克拉诺夫和舍宁(前者负责航天和国防工业，后者主管党的干部和组织工作)进行会谈。不但如此，克留奇科夫还在政变前夕直接和戈巴契夫的秘书处领导人鲍尔金接触，而此人则是戈巴契夫最密切、最忠实的信徒之一! 谈论的话题是苏联总统成了以叶尔钦为首的极端主义分子手中的人质。克留奇科夫曾在许多入面前反覆论证实行国家紧急状态的必要性。不仅这样，他还劝说、拉拢人们进入政变组织。在政变前不久，他过于频繁地(对这个主管部门的首脑来说)与各政权机构的代表们会晤，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场政变就是这样厚颜无耻地悄悄地酝酿起来的。政变的参加者们几乎不担心人们的反映，他们感觉到脚下有着坚实的基础。 那时，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克留奇科夫想完全隔离戈巴契夫的念头已经酝酿成熟。 因为克留奇科夫认为，在同克格勃的斗争中，戈巴契夫完全孤立无援。党中央总书记，也就是现任苏联总统(虽然是通过某种奇怪的途径当选的)已处于一种失重状态。 这个理论的所有细节概括起来大致如下：戈巴契夫已不是改革进程的领袖。他在新奥加廖沃的谈判中对民主派作出的让步是被迫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策略性的。正像我已说过的，他已被赶人对立的政治力量斗争的死角，他走这一步是为了赢碍时间。 1991年春天和冬天所有震惊莫斯科(也在某种意义上刺激苏联总统去接受新思想和作出新行动)的大规模集会，大体上都是"反戈巴契夫"的。 从另一方面，戈巴契夫也不能依靠曾受他支配的议会。最高苏维埃完全操纵在卢基扬诺夫一人手中。人民代表们对经济改革、新联盟条约及戈巴契夫的整个改革的牴触是母庸置疑的。这个议会主要代表着对改革不满的苏联上层精英。 在军队中酝酿成熟了巨大的不满，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防工业的转产、紧缩，战略思想的改变。在军备领域向西方让步，从德国无条件地准备撤军，被迫参加使军人们及其家庭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的民族冲突，等等。 终于，戈巴契夫政权的可靠支柱(俯首听命的执行机构)也出现了裂痕。政府新总理帕夫洛夫在4-6月间非常强硬地表明了自己的独立立场，对许多经济、政治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对戈巴契夫当局总方针的反对态度。这一切引起强烈的、完全出乎意料的共鸣。对这个不自量力的帕夫洛夫，戈巴契夫竟感到束手无策。没有一个能在总统影响下协同一致採取强硬措施的"上层机构"，政治局实际上被合法地踢出政权。总统委员会在谢瓦尔德纳泽、巴卡京、雅科夫列夫离去后，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依靠的机构。共产党已分裂成左、中、右三派，而且对自己的正式领导人非常不满。 戈巴契夫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 克留奇科夫仔细研究了这个主要的"改革倡导人"周围的情况。戈巴契夫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摇摆不定，使苏联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根据情报资料，戈巴契夫已经丧失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并在西方主要政治家眼中逐渐丧失自己的威望。在克格勃提供给克留奇科夫的资料中表明，"布希总统的亲近幕僚们认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巴契夫实际上已经耗尽了他作为苏联这样一个国家领袖的潜力……布希当局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中有人打算找一个替代戈巴契夫的人选……" 问题在于克格勃的这些消息有多少符合事实，重要的是，克留奇科夫明显地靠这些资料来制定阴谋策略。这一策略不是对最高权力集团单纯的军事方式的政变，而实际上是合法的、以行政手段的政变——是替代"众人生厌的"戈巴契夫。 ＊＊＊
第19页 8月18日晚上，在苏联总理帕夫洛夫的办公室，他们第一次举行了没有戈巴契夫参加的会议。整个"总统队"很快就达成了撤换自己教练的协议。 原来，这种换教练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足球运动中。 但是，要实施这一阴谋还有心理上的障碍。克留奇科夫曾把事件的参与者似乎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和他一起作出基本决策的人——这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巴克拉诺夫和舍宁，还有帕夫洛夫和亚佐夫，尽管亚佐夫一直起着消极作用。第二部分是经过耐心的劝说和暗示被拉入紧急状态委员会轨道的。第三部分则应当是那些看到支持实行紧急状态有哪些力量后才会随从的。或是随从，或是转身而去。 但谁也没有转身而去。既勇气不足，也缺少远见之明。 卢基扬诺夫没有转身而去。尽管开始他就声明。作为立法机关的代表，他不能加入紧急状态委员会，并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后来他却不支声了，和其余的人一起开始等待那些在和戈巴契夫会见后、从克里米亚返回的"一伙同志们"。他们等了几个小时，尽管克留奇科夫把主要的情况已经通报给他们，但大家都想知道详情，想见到与戈巴契夫谈话的人，好从他们脸上看出某些重要的、难以言传的东西。 亚纳耶夫也没离去。当他终于和大家一起等来了从福罗斯飞回来的同伙们，得知戈巴契夫的态度断然坚决，并果断地切断了他和"总统班子"的一切联繫时。——当时，看得出亚纳耶夫激动不安起来。且很长时间没能迫使自己在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上签字。 但最后他还是签了。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毁了自己…… 最后一个毁灭自己的人是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他穿着牛仔裤和夹克衫就匆忙从白俄罗斯的疗养院飞回来。他也感到害伯，说他本人不应签署这么重要的文件，他还要和外国的部长们交往，应该留有回旋余地。但他仍然被迫在外交部方面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 这不是什么反抗，而是典型的随机应变和脚踏两只船。所有这3个人：副总统、议长和外长——都是首先稍稍推辞，然后就俯首于政变主要组织者的指挥棒下。 为什么我如此详细地叙述这一点? 因为正是这些在后期加入叛乱分子行列的第三部分人，有机会制止他们。不论是在卢基扬诺夫请求把他从紧急状态委员会名单中划出时，还是在亚纳耶夫迟迟不肯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时，甚至在别斯梅尔特内赫进来时——一切还都可能改变。但一切却按刑事犯罪集团的规律发生了。把每一个新进来的人"拥住"，让他无法"逃脱"。那些从克里米亚飞回来的阴谋者们的基本动机是不想成为"替罪羊"。他们也害伯，要坚持连环保式的集体负责任。他们如愿以偿了。 这既表现出那些不习惯于作出自主决定的领导者们的俯首听命，也表现出苏维埃式的教育和一致表决的习惯，更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和官场争斗中个性的丧失。同时这里还有权力欲望的因素，即争夺令人生厌的戈巴契夫下台后的国家权柄。 正是这些人提前许多年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联盟的解体及与此相关的可怕的社会悲剧都应该"感谢"他们。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约早晨7时左右。工人们来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开始铺设柏油马路。一辆巨大的压路机沿花园小路来回行驶，穿着橙黄色背心的工人们熟练而小心地撒着滚烫的沥青。这件事由来巳久，几个月来，疗养院的院长一直在请求上级批准修建这条柏油路，真是巧的很，愉恰就在那天早晨给他运来了沥青并派来几位工人。 筑路工人们惊慌地四面颐盼着。一些荷枪实弹、表情严肃的人们在周围跑来跑去。黑色的"伏尔加"一辆接一辆地开来，就连大门外人和汽车也明显比往常多。 ……于是，我突然设想自己也是这些勤劳的人们中的一员。让这个历史事件永远熊熊燃烧吧！但我们的沥青会冷却的！ 就像许多可怕的日子一样，天气格外晴朗，燃烧的沥青散发出某种奇特的、道路舒适的味道。 那天早晨，塔妮娅飞快地跑进房间叫醒我："爸爸，快起来！发生政变了！"我半睡半醒地说："这是非法的。"她开始讲述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一切都十分荒诞。我问："你说什么？是在捉弄我吧？" 全国的人们都在互相询问着同一个问题，使用着同样的话语。我们都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可这却是事买。 ＊＊＊ 这时莫斯科的大街上行驶着接连不断的装甲车和坦克车队。这是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愚蠢的行动，在一个绝对和平的城市里开进好几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坦克师，另外一些部队正在莫斯科郊外向首都集中。 阴谋家们决定以大量的武器和士兵使莫斯科市民惊惶失措，使整个城市笼罩着前线的气氛，迫使人们躲到角落里。 在那几个小时里，莫斯科上空回荡着连续不断的隆隆的车轮声。 "战争开始了？"——莫斯科的老太婆们用手捂着心口问。
第20页 "军事政变。"——比较年轻的人们则这样回答，但也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奇怪的是，这些成员确实都是职业革命家、高级专家和演员，但几乎每个人都有着别人不能轻易发现的个人缺点，在行为、思维和心理上都存在着某种乖庚的、偏离常规之处。 亚纳耶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语惊四座：在回答关于健康状况的问题时，他公开声明能很好地尽自己做丈夫的义务。这是一种所谓的缺陷综合症。从童年起就有某种残缺的孩子，成人后往往会突然感到自己有超常的能力。正是这种超常的综合症，帮助呆板的亚纳耶夫占据了他力所不及的最高领导层的位置，他能喋喋不休地谈论、争吵，带着非常自信的神情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似乎生来就是干共产党和苏维埃工作的。但是，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第一次集会前，他仍然不得不藉助大量"常备药"给自己打气。他缺乏信心，但在政变中给他预备的是一个显要的角色。 克留奇科夫——安德罗波夫的学生，经过安全部门的良好训练。不论从性格上，还是从工作性质上，他都应该具有现实、健康、准确的思维。然而。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却患了"职业病"——最典型的间谍恐怖症。他经常散布"小道"消息，不停地往戈巴契夫的办公桌上放秘密纸条，这些纸条的实质只有一个——民主派在准备政变。民主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美国正在制定侵略苏联的战略计划。目的是要和北约国家一起瓜分我们的国家财产，减少苏联人口，夺取地下矿藏，占领整个国家，等等。我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但这似乎是克留奇科夫从少先队员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警惕综合症。他已经不能理解现代世界是按怎样的规律存在着。 瓦连京·帕夫洛夫。他是一个相当内行的大财政家，毫无疑问，还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韧看上去，他会给人留下温和而且行动迟缓的印象：身体有点虚胖，留着一头孩子般"刺猬式"的短发。有趣的是：一站在电视摄像机前，他就突然难以解释地厚颜无耻起来，开始开些无聊的玩笑，暴怒的时候则满脸涨红。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他的这种不稳定性格就表现出来了：因病而离伍。" 德米特里。亚佐夫。上过前线的战士，典型而忠诚的老军人。生活对这位元帅是残酷的——困苦飢饿的童年，战争，女儿早天，发妻去逝。在政变前不久，他的第二个妻子又遭了严重的车祸。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已经不能，也不会用新的目光看待生活，他对一切都以军人服从命令的原则默默而绝对恭顺地接受。 在读鲍里斯·普戈的孩子和家人提供的关于他自杀前的最后时刻的资料时，不能不让人激动。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你们的爸爸是个聪明人，但却让别人用5戈比就收买了。"——他绝望地说。他被突然降临的重负压垮了。 从根本上说，我把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悲剧理解为整个国家公务员阶层的悲剧。旧体制把他们变成了螺丝钉，使他们失去了人的某些本性。在面对新的现实时，一个政治家为能保持自我，必须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良知、自己的发言权和行为。正因为他们缺少这些，所以被打垮了。 这是一个悲剧。但如果牺牲者不是他们，而是我们，那情况就要坏得多。这些冷酷的、机器人似的苏维埃官僚们就会重返国家领导者的行列。 看来，他们当中唯一能够保持冷静和清醒头脑的人是卢基扬诺夫。他试图在事情发展的任何情况下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紧急状态委员会胜利了——他将是政变的意识形态的主要领袖之一；如果我们胜利了——他与紧急状态委员会毫无关系。总之，他永远都是在捍卫法制，是戈巴契夫最好的朋友。 当然，在塔妮娅跑进我的房间时，我还没有任何特殊的念头。我还没穿衬衫，盯着电视屏幕，偶尔看看妻子和女儿的脸，比较一下她们和我自己的反应。 大家当然都很震惊，人人都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娜依娜第一个镇静下来。"鲍里亚，应该给谁打电话？"——她轻轻地问道。 那个早晨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个电视新闻后十分钟，卫队长科尔扎科夫飞快跑来，他已开始布置岗哨，汽车也从车库里开了出来我给所有位在附近和需要现在工作的人汀电话。 妻子也帮我打电话。正是她和女儿们在那天早晨成了我的第一批助手。我家的女人们没有流泪，没有惊惶失措，而是和我及另外一些很快来到家里的人们一起立即行动起来。我非常感谢她们！ 我们决定起草告俄罗斯人民书。正文是由在场的沙赫赖、布尔布利斯、西拉耶夫、波尔托技宁、亚罗申科口授推敲，由哈斯布拉托夫记录的。随后，告人民书由我女儿帮助列印。人们开始给熟人、亲戚和朋友们打电话，以弄清首先可以往哪儿发送。文件最先转发到泽廖诺格勒。 圣彼得堡市(那时还叫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来到别墅。他只呆了一会儿。因为要赶回圣彼得堡，伯在路上耽搁。他像律师一样说了自己对事件的评价，并在15分钟后离去了。临别时他突然对娜依娜说："愿上帝帮助你们。"
第21页 显然，这句话使娜依娜完全意识到所发生事情的可怕，她看着索布恰克，两眼充满了泪水。 对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前一个半小时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清楚地记得个别细节。若一一把当时在场的人列出来，我现在感到很困难——可能会记错一些人，无意地使一些人受委屈。 顺便说一下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传真机。奇怪的是，它有时竟然还能工作，和其余的整个电话网一起工作着。 克留奇科夫没有预料到这一点。由于近两三年商业的迅速发展，在我们国家里新的通信手段大量涌现。 在我女儿刚印完告俄罗斯公民书后一个小时，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人们就读到了这个文件。外国通讯社、专业和业余计算视网、几家类似《莫斯科回声》的独立无线电台、交易所及许多主要刊物的通信网也都转发了这一文件，还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复印件! 我觉得，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那些老朽成员完全想像不到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新的信息天地的深度和广度。他们面前的已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党内悄无声息的政变突然变成了完全公开的决战。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对于完全公开的局势没有任何准备，首先是没有精神上的准备。 我们的告俄罗斯公民书。宣告了叛乱的非法性。它对发生的一切进行了准确的评估，既谈到了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软禁起来的苏联总统的命运。谈到了俄罗斯的主权，还谈到了为经受得住这些日日夜夜的考验所需要的公民勇敢性。 但这还不够。 直觉告诉我，国家的命运不只是在广场上来决定，也不只是靠公开的演说来决定。重要的一切还在于事件的幕后。 ＊＊＊ 叛乱前不久，我参观了模范的图技师。空降部队司令员帕维尔·格拉乔夫让我检阅了作战部队。我很喜欢这个人，这位年轻的将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相当果断，有主见，性格坦诚。 于是，我犹豫片刻之后，决定向他提个难题："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合法选举的政权在俄罗斯受到威胁——若出现某种恐怖、阴谋，企图逮捕人的时候……可以指望军队，可以依靠您吗？"他回答："当然可以。" 于是，19日我打电话给他，这是我从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打的最早的电话之一。我提醒了他我们曾有过的谈话。 格拉乔夫窘住了，他长时间地沉默着，听得出电话的另一端他有些呼吸急促。最后他终于说，作为一个指挥官，不能违抗命令。我似乎对他说了一句：我不想把您置于危险境地。 他答道："请等一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把自己的侦察连(或者是警卫连，我没记清)给您派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我谢过他后挂了电话，妻子回忆说，那天早晨我放下话筒后对她说："格拉乔夫是我们纳人。"为什么? 格拉乔夫的第一个反应没有让我丧失信心。况且，在那种情况下不是每个人都能直接回答的。命令就是命令……何况某种藉口是有的，但格拉乔夫没回避自己说过的话。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通常，人们很少有在一瞬间决定生活中的主要问题的情况。格拉乔夫在话筒中喘息的时刻，不仅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我乃至于百万人的命运。 当然，作为这样高级别的军官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有着太紧密的联繫，他亲自发出军队进驻莫斯科的命令，亲自领导着政变的军事方面，而同时却又支持我们。 在这个职位上有像格拉乔夫这样气质的人——意志坚强、见解独立、敢作敢为，是俄罗斯真正的幸运。 但问题不仅仅在于他的个人品质，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的武装力量似乎有两支军队：一支是训练有索、经过阿富汗战争考验的具有最高世界水准的战斗部队；另一支是庞大的"菜园"军队，它们仅仅维持生计，而未参与过任何国家工作。当时"瘦"将军和"胖"将军之间潜在的内部矛盾冲突已经酝酿起来了。 当我打电话绘格拉乔夫时，他得在几秒钟内全盘考虑几个问题，包括政治、道德的问题，还有纯职业的问题。他明白了：他这个"瘦"将军获得了一次历史性机会——把"菜园"军队变成真正的军队。这需要经过磨鍊、痛苦和一次十分痛苦的改革。但必须把这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恐怖机器变成永远让俄罗斯感到骄傲的俄罗斯军队。 那个早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情况是非同寻常的，有许多汽车和观察哨。他们把一部分人伪装起来，又让另一部分人故意地让人看到，许多克格勃和特别分队的人穿着便装。科尔扎科夫说他有一种感觉，好像所有这些被派来的人难以区分敌友。 他们这些荒唐的行动，很快就暴露无遗。还在夜间就被派到这里的"阿尔法"特别行动小组，一直留在树林里而没有得到具体任务。戈德良和乌拉日采夫代表被逮捕了，俄罗斯的主要领袖们在自己的别墅刚刚醒来，就马上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并开始组织反击。 当时我只注意电话，只要它们在工作，就意昧着还可以活下去。
第22页 这场阴谋的傀儡和迟钝性刚一开始表现出来，我便很快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一个真正的军事-集团不应该这样行动。他们也许是寄希望于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寄希望于全民的恐惧？或者寄希望于一切都顺理成章的一蹴面就? 无论如何，都应该利用这一点。我给拖拉乔夫的电话，后来证明是打对了地方。他正被委託在莫斯科布开历有的军事装备。而阴谋组织者们恰好把宝压在了武器装备上，压在其庞大的数量上，压在不以特别行动小组而是普通的士兵致使莫斯科完全瘫痪上。他们不想流血，而且希望在西方政府面前保持形象。正是这种行动中的双重性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他们在战术选择上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感谢他们的错误。 ＊＊＊ 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回忆起那天早晨，想弄清，是什么救了我们？我在脑海里将一件件事逐一地回想过。我曾是一个运动员，很清楚地知道，比赛里常有这样的情况：某种突然的动作会使你感到，获胜的机会有了，可以大胆地抓住主动权。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那个早晨，我似乎就感到了这种动作：快到早晨9时了，电话还在响着，别墅周围没有什么明显的人员走动。该开始行动了，于是我决定去白宫。 在出去时，他们可能会在埋伏地向我们开枪，也可能在公路上抓住我们，还可能有人扔手榴弹，或者用装甲车在路上压死我们。但呆在别墅里是很荒唐的。即便是从抽象的安全逻辑出发，我们的决定也是荒唐的。虽然有防弹汽车给我们"引路"，但对于真正的安全来说，这没有任何意义。 警卫队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案：用船把我运到河与公路的交叉口——我装扮成一个打鱼人，然后再用汽车把我接走。 最后还可以找到一条最巧妙的途径，或者说离开莫斯科——躲藏起来，逃避追踪。 后来我才知道，特别行动小组一直在树林里观察着我们的举动。小组头头喝了200克白酒来壮胆。他每时每刻都在等着消灭或逮捕我的命令。在4个小时里，这些小伙子们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当他们了解到我们是前往莫斯科去市中心时，才放下心来。因为我们不是躲藏起来，相反是去最危险的地方。 西拉耶夫的汽车第一个开了出去。他已经从白宫打来电话说正常到达。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痛苦的时刻，不会忘记这些军事装备组成的长长的车队，以及科尔扎科夫肩上的冲锋抢和当时那刺眼的阳光。 ＊＊＊ 从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临行前，妻子曾叫任我说道："你去哪儿？那里全是坦克，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于是说道："我们的汽车上有俄罗斯的国旗，带着它我们就不会被阻止。" 她挥了挥手，我们就出发了。 我很清楚地记得这种感觉，当我穿上又大又笨重的防弹背心时，就考虑着该和妻子说什么，用什么安慰她。于是突然间想到了这面小旗，一面这么小的旗!说实在的，那时情况很不乐观。一切都是不稳定且不可靠的。现在去白宫，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到埋伏。 即使冲出去，也可能是一个陷阱。往日熟悉的土壤似乎正从脚下逝去，而只有这面小旗才是现实的、真正的、意义重大的。 大概，这种感觉也支配着周围的人们。我们应该为某种东西去斗争，我们有这样一个希望象徵。这不是后来有些人在大会上和在反对派的报刊上恶毒地指责我们在搞的什么政治游戏。恰恰相反，这是希望永远从这个骯脏的泥潭、一连串的背叛行为和危险的游戏中摆脱出来，是去捍卫俄罗斯的这面旗帜，是我们对伟大祖国美好而正直的未来的坚定信仰。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三章 帝国的崩溃（2）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9日 瓦连尼科夫在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的办公室里向各位地方领导人论证乌克兰实行紧急状态的必要性…… 全副武装并完全作好战斗准备的克格勃莫斯科分局的"b"组，已换防到市中心的捷尔任斯基文化宫…… 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收到一份有点含糊不清的命令，要他们作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要求的关于戈巴契夫健康状况的结论…… 军方的"无线电干扰"开始干扰地方的无线电台…… 在波罗的海和乔治亚的作战部队开始换防…… ＊＊＊ 我的汽车驶进白宫，家人还留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一个穿着空降服约8个人的小分队汽车朝休养所的大门开来，队长出示了中校扎伊采夫的空降兵部队身份证。他们向卫兵解释，说是按格拉乔夫将军的旨意前来保护叶尔钦总统的。但凑巧的是，那天的家庭卫队长是萨沙·古列什，他很清楚扎伊采夫中校根本不是什么空降兵，面是克格勃的军官。 萨沙在这一事件前不久，曾在克格勃的学校里学习过，面这个扎伊采夫曾经去那里讲过课。年轻人自然记住了他，而讲课人却没有记住学生。
第23页 此外，扎伊采夫的身份证完全是新的，一眼就可看出，是昨天才签发的。 卫兵们让小分队成员进来并让他们吃炮喝足。吃饱了的士兵们就不是原来模样的士兵了。他们吃了又吃，终于一个个地松弛下来。 他们的计划是：利用我给格拉乔夫的电话，潜入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先是装着把我保护起来，然后突然逮捕。然而，这个计划还在签发扎伊采夫身份证的时刻就很快破产了。他们到那里已为时过晚，总统的汽车畅通无阻地开出了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空降兵们"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荒唐和迟到的出现，再次证明事件已经转入对我们有利的轨道，顺其自然的轨道。 还有一个忠诚的警卫人员维克多，格里高利耶维奇·库兹涅佐夫值得赞扬，娜依娜和孩子们正是在他的家里躲过了第一夜。这个有两个房间的住宅在昆采夫，据我们的情报，它没有被克格勃"盯上"。 全家人坐进带有布帘的"拉菲克"，后面是一辆防弹车。 在驶出门时有人朝"拉菲克"看了看，发现是妇女和孩子，就什么话也没说。第二天，全家都转到了白俄罗斯车站旁边的家里。 当天夜里，娜依娜用自动电话给我打电话。谢天谢地，当时还没有人认出她。 1991年8月19日 早晨10点，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重新聚会克里姆林宫，但已经没有帕夫洛夫。 这是他们第一次试图分析国内所发生的一切。目前的资料暂时还让人感到安慰：企业正常工作，人们还没有聚集起来罢工和游行，立即实施惩罚行动的必要性没有了。他们还讨论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近期战略；立即通过电视台尽量多播放"败坏"民主派领袖名声的节目，想办法降低某些商品的价格，增加商品的种类——"安慰人民"。而最重要的是藉助最高苏维埃使叛乱变得合理合法。 ＊＊＊ 在俄罗斯苏维埃的大楼(现在叫俄罗斯白宫)旁，停满了塔曼师的坦克分队和图拉空降师的装甲车。 来自加里宁格勒州的第37空降旅换防到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机场，第234团在塔林登陆，第21空降团去加强外高加索军区。 夜间，有两个人来到紧急状态委员会，他们是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军工厂厂长、苏联科技工业协会副主席亚历山大·季贾科夫和来自图拉州的模范农庄主席、农民联盟主席瓦西里·斯塔罗杜布采夫。他们两人在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文件上签了名。初次来到的这两个人事先没有被通知阴谋的细节，但是他们却带着极大的热情接受了事件。于是，很快就在克里姆林宫给他俩分配了警卫和大办公室。要知道，现在他们成了国家的"最高领导者"。 "工人和农民"代表自己的官方任命领导支持国家政变。 亚佐夫亲自签名的命令发给苏联国防部的副部长、集团军、军区和舰队的司令员，各局的首长和苏联军队的其他高级将领们。 军队在进入战备状态，士兵们处于一级战备。 在中央各部和机关直属的大型国营企业中，开始召开会议，党委书记们在会上给党员和群众解释着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和必要性。 全苏电视台只有一个频道在工作，每时每刻都在播发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 ＊＊＊ 苏联克格勃法制局局长、少将瓦洛特尼科夫在后来的审讯中曾出示一个必须逮捕者的名单。里面除俄罗斯领导人外，还有已被戈巴契夫本人抛弃的、"戈巴契夫班子"的原主要成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总共有70人。克格勃副主席列别捷夫解释说，应在接到补充命令后将他们逮捕。克格勃莫斯科分局的特别行动小组严阵以待，但补充命令始终没有下达…… ＊＊＊ 19日早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同时播发的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关于新联盟条约的声明。 卢基扬诺夫在声明中写道：条约的许多条款是违反苏联宪法的，需要作很大的更动；它会引起劳动公民(共产主义术语，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很大的心理内容)的疑问。还说匆忙签订条约会使他深感不安。 官方的宣传机构把这个声明和告苏联公民书、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号令和其他一些紧急文件一起播发了。 阴谋的规模是很大的，几乎所有和戈巴契夫一起并肩工作过的人都参与了。从事情的经过和情节来看，这与1964年罢免赫鲁雪夫非常相似——和平的，又几乎是合法的。当时赫鲁雪夫也是在休假(只是他在外高加索，而不是克里米亚)，正是南方秋高气爽的季节。突然，嘲的一声！——赫鲁雪夫在自己的左右手们完全一致的意见面前被迫投降。他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毫无准备，也无所依靠。剎那间他就被迫走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尽头。 这里的圈谋也如出一辙。 读着卢基扬诺夫的声明，我试图弄清其中的奥妙。第一个方案是卢基扬诺夫背叛了自己的朋友和上司。而第二个方案较为复杂，但也能够想像得出：戈巴契夫了解所有的情况，这是他自己导演的一齣戏——让骯脏的手为他打通一条路，然后他再回到处于紧急状态下的新的国家。然后他便可以处置民主派、俄罗斯领导人、"变得厚颜无耻的"波罗的海国家和最近开始抬头的其他加盟共和国，最后自己独揽大权。我们俄罗斯的领导者必定会呼吁公民不要服从并举行抗议活动，白宫周围马上会筑起街垒，冲突将不可避免。而戈巴契夫会突然出现借亚纳耶夫和卢基扬诺夫之手破坏联盟条约。
第24页 带着这些猜疑，我打电话给参加制定新联盟条约的几个最大共和国的领导人。 (白宫内的政府通讯被切断了，但事发前不久刚刚给我的助手伊柳辛安装的电话却能用，它没有被列入"红色电话簿"——政府电话名单，因此它就成了我们的一部秘密电话……) 几个共和国的领袖们起初的反应简直让我感到惊讶，他们的谈话十分谨慎。 卢基扬诺夫的声明也使他们感到不安，在表态之前也想知道戈巴契夫的真正角色。但最主要的是想远离莫斯科事件，保持哪怕是表面的、形式上的主权，简言之，就是保持佐政权。以平等伙伴的身份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进行对话，几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应採取中立的立场，那样，可能还会给他们留下某种主权。至少，他们将保住内阁和某些特权。这是纯机械的、而不是政治的逻辑，是狡猾的、但却可轻易识破的外交手段。 他们怎么也不理解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公然反对联盟条约，面如果最高苏维埃会议赋予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以法律效力(这一点他们好像并不怀疑)，叛乱就会在一周内转变成不可逆转的全球性事件，它将震惊整个世界，更不用说震惊各加盟共和国了。军队将被派驻基辅、阿拉木图、塔什于和其他共和园的首都，在那里叛乱分子藉助装甲车和坦克就地进行小规模的地方政变，那些听命于中央的地方紧急状态委员会将夺取政权。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过类似事件发展的情况吗? 而克留奇科夫想促成的正是这种渐进的政变。他取消了拟定的逮捕行动，虽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正如我所说的，曾有过一个包括俄罗斯领导人、"戈巴契夫的"自由派及莫斯科政府领导人在内的名单。外部监视系统开始工作了，以便能在一小时内逮捕所有被"记录在案的人"——但镇压的机器却突然剎闸了。 我想，克留奇科夫认为把所有的人逮捕起来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第一，这会立即引起人们的抵抗，那么冲突和流血将不可避免。第二，这会过于急剧地丧失"戈巴契夫的"解冻局面。新的领导人不仅将受到大量的国际制裁，还可能面临与世界完全断绝关系。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在全球各个角落都有着众多利益的国家——这是极其有害的。这个狡诈的情报人员考虑得很全面。 按克留奇科夫的想法，起恐吓作用的不是克格勃，而是军队。被运往和平城市大街上的大量军事装备，应能涣散民主派的意志。在武力面前进行反抗是愚蠢的。 克留奇科夫寄希望于机构的政变，寄希望于卢基扬诺夫这样的人物的出现，会急剧改变双方力量对比。当然，这并不是一开始就使这个叛乱看上去"非常可怕"的唯一原因。 19日早晨，对于紧急状态委员会来说，首要任务是向社会舆论界证明政变的合法性。 大约早晨10点钟，我彻底明白了：俄罗斯白宫将成为近期事件的主要进攻基地。 苏维埃大楼是什么样的建筑呢?这可能是莫斯科市里按特殊需要建筑的第一座如此规模的新一代大楼。建筑师契丘林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要走完大楼所有走廊，需要一天多的时间。大量的隔离式房间、办公室、地下仓库和大楼的地下出口构成了良好的安全系统。 就是说，我应该坐在白宫里，一直坐下去。我在这里坐的时间越长，对他们就越糟；围困的时间越长，对他们不利的政治丑闻就越多，已出现的情况不明的间歇越是持续下去，他们彻底失败的机会就越多。 我用某种新的凝聚的目光环顾着周围，觉得怎么也习惯不了这些冰冷的大办公室。难道我还要在这一个地方呆很长时间？真不知道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什么时候结束…… 我，鲁茨科伊、布尔布利斯、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沙赫赖和其他俄罗斯领导人聚在一起讨论着卢基扬诺夫的声明所引起的新情况。面前放着我们的文件：已经被送往全国各地的俄罗斯领导人的告俄罗斯人民书和关于追究所有道反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组织和人士责任的命令草案。当时俄罗斯还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联邦，其宪法也是苏联的宪法。但即使按这部宪法，国家的最高首脑也该是总统。没有其最高领导机构的同意，不能把主权的俄罗斯纳入紧急状态！ 窗外，停着一辆坦克，看似荒唐却是实实在在的。我再次看了看窗外，一群人围着一辆装甲车，司机从窗口探出脑袋。人们不怕靠近它，何止是这样，简直是扑到达些坦克底下。即使是苏维埃体制培养出来的苏联人也不怕子弹的迎头射击，不怕坦克的履带，不怕无线电和电视每时每刻播放的威胁他们的刑事责任。 突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心灵撞击——此刻，我应该到那里，和他们站在一起。 准备这个简单的行动无需多少时间。警卫已跑到街上，我也毅然地下楼走向人群，爬上装甲板，挺起胸膛。也许就是在这时。我才清楚地感到：我们不会失败，胜利属于我们。同时也感到我与我周围的人们心心相印，团结一致。他们人很多，吹着曰哨，大声呼喊着。人群中有许多新闻记者、电视摄影师和照相师。我拿起一页告俄罗斯人民书，喊声停止了。我念起来，声音很大，声音几乎变了调……然后我和坦克指挥官及士兵们交谈，从他们的脸上和眼睛看出：他们不会向我们开枪。跳下坦克后几分钟，我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但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第25页 这个临时举行的集会并没有准备什么特殊的宣传技巧，但走出人群后。我感到自己精力充沛，内心极度地轻松。 ＊＊＊ 戈巴契夫通过自己的助手切尔尼亚夫在中午时转交给警卫一个便条，要求给他提供一架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并保证与政府的通讯联繫。他知道，这些要求现在未必能实现，但仍然需要做点什么，以给自己找一条施展自己能力的出路。 与我一样，对苏联总统来说，毫无希望地坐以待毙是难以忍受的。 便条被转送到负责"朝霞"(这是克格勃给戈巴契夫的政府别墅的代号)的警卫头目手中，他立即给莫斯科的顶头上司打电话。于是一切就杳元音信了，等待戈巴契夫及其家人的是美味的中餐和晚餐，观看电视节目，在有警卫的浴场散步。正如有人所写的，戈巴契夫被关在"金笼子里"。 封锁"朝霞"的有3个军种：海军、空军地勤部队和边防军。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苏联陆军武装力量总司令瓦·瓦连尼科夫和戈巴契夫交谈后，就在克里米亚召集被叫来的各军区司令员会议，他向飞到克里米亚的高级将领们宣布，国家将实行紧急状态。 莫斯科军事装备的盛大检阅。用雷达、飞弹和军舰所充实的戈巴契夫的软禁，加上"核按钮"迟迟不肯转交给亚佐夫……从规模和可能造成的后果看，这次行动不亚于60年代世界所经历的两次全球性事件：加勒比危机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 在我看来，这次阴谋的激进派——巴克拉诺夫、季贾科夫、瓦连尼科夫——预定了一个强硬的方案。叶尔钦和俄罗斯领导人当然会反抗，为避免社会动乱必须以武力镇压他们的反抗。而那时…… 由国内危机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所引起的苏联武装力量的战备状态，还不意昧着战争，这样的事情世界上已经发生过不只一次。然而所有的与戈巴契夫的"不正确的"对外政策相关的问题将不复存在，苏联将夺回(实际是在一天内)昔日的至少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签订之前的那种对外政策地位。当然，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复杂性，但是按叛乱领导者们的见解，国家的一个主要的战略问题将得到解决，对外政策的思想——帝国思想和强权外交将重新获得胜利。 调查的结果将证明我是否正确。然而，这次叛乱自始至终充满重大的矛盾，这点很快就会一目了然。 军工部门急于显示其强大的实力。瓦连尼科夫本人表达了这个意愿。早在19日他就开始从基辅打电话、电报，井口授紧急报告，要求立即停止"民主游戏"，枪毙"冒险家叶尔钦"。巴克拉诺夫也从自己的角度对克留奇科夫、普戈施加压力。 然而，最后两个人清醒地知道：爬进流血的泥潭里容易，走出来则要困难得多。因为，最主要的是道德的、政治的优势在谁那里，社会舆论站在谁那一边，谁就会赢得胜利。 苏维埃体制长年磨鍊出来的两个主管部门、两种立场、两种思维类型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军工部门和克格勃的利益冲突。军工部门需要的是真正的迫使世界重新相信坦克力量的有力的叛乱，而克格勃则需要政权的高度纯洁的、优雅的过渡。事实上，两种目的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场叛乱其实还在最初派出一个软弱的代表团前往克里米亚晋见戈巴契夫的时候就失败了。据推测，像巴克拉诺夫、舍宁和瓦连尼科夫这种水平的领导者，戈巴契夫是不会伯的。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戈巴契夫会害怕他们，只是想暂时让他靠边站。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恬不知耻地捏造关于国家总统的患病，不仅不能说服任何人，反而会使局势更加紧张。 克格勃——作为政变的主要发动机，不想用鲜血政污自己的手，希望用坦克履带的轰隆声或偶尔的几声警告性炮轰赢得胜利。 对待这次阴谋的策略有两种不同态度，原因很简单：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领袖，没有一个使自己的见解成为行动口号和号令的权威人物。 亚纳耶夫不能胜任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过于优柔寡断的人物。 那么，还有谁能担当"正式的领导者"呢? 19日早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个人中的力量分配是这样的： 巴克拉诺夫、军工部门，还有它后面的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队的最高领导者——被整个克格勃和尤其是侦察部门在内的观望态度所抵销。 普戈和亚佐夫在精神上已被所发生的事情摧垮，还在等着某人的指示，因此不能真正地影响局势。 季贾科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只能起纯表面上的作用。 正像我已说过的，亚纳耶夫没有作出独立决定的能力。 剩下的只有帕夫洛夫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影子"成员、议长卢基扬诺夫。这是两个完全可以承担责任的意志坚强而头脑聪明的官僚人物。 政治领导者们的常见病——高血压使帕夫洛夫病倒了。这不是什么花圈，他确实忍受不了不眠之夜、过量的酒精，主要的是承受不了强烈的神经紧张。作为政府总理，他大概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中唯一敢于公开和戈巴契夫路线背道而驰、并与之发生直接冲突的人。他这位领导人积极支持军人们实行紧急状态是因为看到这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
第26页 克留奇科夫对卢基扬诺夫的态度是模稜两可的。一方面卢基扬诺夫在他的声明中表示对叛乱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支持是非常宝贵的，而且是非常及时的。而另一方面克留奇科夫又对卢基扬诺夫很小心，他不知道对卢基扬诺夫可以相信到什么程度。 而这也是克留奇科夫的错误所在。检恰是卢基扬诺夫和他的经验及对戈巴契夫性格的了解能给紧急状态委员会带来不小的益处。但是卢基扬诺夫主要是旁观事情的发展，与叛乱分子们保持着距离。 战友和敌手渐渐退到了一边。这次阴谋购红色按钮留在了克留奇科夫的手中。那么，克留奇科夫自己在想些什么呢? ＊＊＊ 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了解克格勃主席的情绪和思路。这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一个最危险的人物，一个有着敏锐目光、高深莫测的小老头。在白宫中度过我们生命的每一分钟都会缩短他们的紧急状态的生命，克留奇科夫知道这一点吗？在他的声音中会不会闪现出过于温和的音调？我会不会感到一个已经按下按钮的刽子手露出令人满意的宽容呢? 我用专线电话打给克格勃主席。我已不能逐字逐句地记起我们的谈话，但情节很有意思。克留奇科夫进行了自我辩解。 "难道您不了解在做什么吗：要知道，人们躺在坦克底下可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牺牲。"——我说。 克留奇科夫回答："不，不会造成伤亡：第一，这是纯和平的行动，武器里没装弹药，没有下达战斗任务，只是为了维持秩序。一切担心都源于你们俄罗斯领导者；据我们的资料，人民情绪安定，生活正常……"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语。 后来分析克留奇科夫这个本次阴谋的中心人物的逻辑，我明白了：他说的几乎是事实。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1956年在布达佩斯流了许多血，但这是战后欧洲出现的第一次武装入侵，人们对外国坦克的出现反应非常强烈，何况当时共产党在匈牙利也汲什么威信。1968年的布拉格情况相似，牺牲却相对不多。是的，也有动乱，也有各种事情发生，但从总体上看，一切都解决得非常侠，而且"很好"。面这也是外国的军队11981中在被兰，一天之内就进入了战争状态，装甲车队开上了主要构大街。一切就断然结束了：波兰人害怕战争状态继续下去，选择了勉强的和平。 克留奇科夫正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有过的先例出发，好像选择了波兰方式。假定说，有一天他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是的，我适合多年担任国家首脑的雅鲁泽尔斯基的角色，一个声音温和、戴着眼镜的老军人，安宁而坚定地把国家带出绝境。因为，我们不是外部侵略，坦克是自己的，所以不应当有反抗。 克留奇科夫的错误就在于此。人们对于滑稽可笑的愚蠢的阴谋阔剧的反应，被他们不怕我们的坦克所缓冲了，因为坦克是我们自己的!后来他们才明白应该开枪。但为时已晚。谁也不愿意，也不能开枪，因为开枪只能射向活跃的、沸腾的人群。 1991年8月19日 莫斯科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枪购食品。他们迅速地抢购面包、黄油和麦米。许多人排队购买伏特加酒。 普通的百姓、家庭主妇、母亲和祖母们害怕情况突变，开始疯狂地哄抢他们认为最容易中断供应的一切东西。 靠近市中心的所有主要街道上——特维尔斯克大街、库圈佐夫大街和马涅什广场——都是庞大的装甲车队以及最初几个小时就被吓呆的好奇的人们。他们渐渐地越来越靠近军车并和在场的士兵们搭话，请他们抽菸、吃饭、喝水，请求并要求他们回答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被夜间一声警报催起来的士兵们睡眼惺松、飢肠辘辘。他们异常兴奋而又紧张，但却毫无敌意。他们自已对所发生的事情也一无所知。各个部队中没有进行任何解释工作，他们甚至也不大知道要执行什么战斗任务。指挥官们的指示仅限于"为维护莫斯科的治安"。但这与他们的所见所闻自相矛盾。 莫斯科是因各种军车兵器的出现而受到了极大的震荡。 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都手拿着收音机。第一家独立电台《莫斯科回声》正播放着新闻记者们有关事件发生情况的有限报导，以及关于最高领导层内事态发展的相互矛盾的只言片语的传闻和来自白宫的新闻简报……收音机旁现在已经是另一种气氛。这里聚集的已不仅仅是好奇者，而是震惊而激动的莫斯科市民。熙熙攘攘的人流循环地涌动着：从城外赶往市中心看坦克，又从那里径直涌向白宫方向。莫斯科市许多地方的汽车交通均已中断。 中央电报大楼的国际电话和国内长途电话已停止工作。电报大楼已被塔曼师的一个排占领。 莫斯科的实业界已发表谴责政变的声明。所有的交易所均已停止营业。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中央、莫斯科、其他各市和各州报纸的出版规定》的第2号令。除了向读者发布官方安抚消息的几家中央出版物外，其他报刊已全部停刊。这些报纸——《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苏维埃俄罗斯》——的编辑部内已出现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并要求"了解"明天各报纸版面的内容。
第27页 在白宫对面的桥上，人们挡住了军用装甲车辆的去路。加里宁大街和环城路上均已设置了用无轨电车筑成的路障。人们躺到坦克底下，将铁棍插进停下来的军车的履带中。惊恐的作战小组人员除了通过无线电台听到"保持镇静"的命令外，再也听不到其他任何指示。 还有另一个紧张的中心，那就是紧靠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前面的马涅什广场。沿着马涅什广场排起了一列由坦克、装甲运输车和手待冲锋鎗的士兵组成的长队。他们正在把人群赶离马涅什广场。从赫尔岑大街开进广场的两辆装甲运输车相撞了。大剧院附近也发生了装甲运输车相撞的事件。 亚纳耶夫发布的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出笼了。这意味着即将施行宵禁。 所有人都等待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新闻记者招待会。 ＊＊＊ 所有这一切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向白宫。我不知道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是什么时候明白发生在首都的一系列事件的性质的。我想他们不是马上明白了这一点。但如果他们更早一些意识到这一切的话，叛乱也许会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向前发展。 涌进市区的军车和武器不仅没有"安抚"和平息局势，反而激发了全民的愤怒。 到了傍晚。这种愤怒便汇成了人们自发组织的白宫保卫战。现在大家正紧张地构筑街垒，用手把空的无轨电车推来，开来各种货车，发表演讲，向报纸和电台传送各种消息…… 看来，俄罗斯人同莫斯科有着一套特殊的沟通手段。虽然人们经常责骂和诅咒莫斯科，但同时又从内心深爱着它。莫斯科的威胁被人们不约而同地视为民族的威胁、全俄罗斯的威胁，视为对某种民族神灵的亵渎。在具有正常思维和感情的人们心中，那一天仿佛发生了一场个人的民族解放革命。苏维埃帝国与祖国的形象彻底地分离了。俄罗斯彻底地摆脱了苏联。这一点尤其涉及到俄罗斯的军官和士兵们，因为这一天对他们是一场最严峻的道德考验。 人们清楚地知道"戈巴契夫被抛弃了"。而且这一消息，从大体上说引起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总书记不成功的改革，他那冗长而令人费解的演讲已经让许多人生厌。许多人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权，一些社会人士不满民主化所带来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 发动叛乱闹剧的克格勃分析家们的如意算盘正是基于上述情形。 在这种尖锐而复杂的形势下，一些次要的细节和心理因素似乎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不仅没有"内部的"领袖(这一点我上面已经谈到)，甚至连"外部的"、"充当门面"的领袖也没能找到。克留奇科夫本人的形象让人阴郁地联想起史达林时代的迫害。亚佐夫元帅不适于一个文职的角色。帕夫洛夫因为强行兑换卢布和价格改革而在很短的时间内遭到人们深恶痛绝的唾弃。虚伪狡诈的卢基扬诺夫当然也引不起人们的任何好感，因为他是一个冷酷而老于世故的人物。 也许应当推荐某个类似巴克拉诺夫的新人物来充当"魁首"。但政变者们又害怕有违宪之嫌。于是他们把副总统亚纳耶夫推到了前台，寄希望于他的顽强与自信：但政变者们的希望落空了。 尽管人们对戈巴契夫的态度复杂而矛盾，但他那飘忽不走的命运顿时让他赢得了比整个改革年代更高的总统威望。苏联总统在人们的眼里变成了一个无辜的(或许是"无辜面须"的)牺牲品。 最后，笨拙而毫无秩序地沿莫斯科市区行进的坦克和装甲车，更加点燃了人们的心头之火。像"聋予的耳朵"一样摆在大街小巷的武器，激起了人们愤怒的抗议。紧急状态的社会基石一分一秒地迅速瓦解。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又一个失败原因是所谓的集体责任制，确切地说，是发生事件的整个无责任状态。 如果事先能逼迫戈巴契夫"退位"，正式剥夺其总统全权、或许事发前夕克里姆林宫的连夜聚会能有某种意义。但由于代表团从克里米亚无功而返(这个结果本在预料之中)，国家高级领导人的聚首(其中许多人是从休养所和疗养院紧急召回的)就具有了完全另一种潜在的意义。其含义的实质就是典型的"连环保"和见风使舵。一切行动必须经谨慎的多方协商，结果是承诺者们的领导层内缺乏动力和"进攻中心"。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重操勃列日涅夫式(而非戈巴契夫式)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旧模式——有名无实的领袖，强有力的幕后人物，复杂的幕后斗争。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议没有署名，以无个性的面目出现，照理说，这些决议本应当也像在停滞年代一样，让人们感到一种神圣的战慄并被视为不可抗拒的旨意。但在戈巴契夫改革的这些年里，人们的心理发生了许多根本的变化。人们已经习惯于我们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个性人物，包括领导者的个性。好也罢，不好也罢，但是出现了有个性的领导人物。戈巴契夫周围就出现相当多光芒四射的人物。 所做决定的"集体性"和"勃列日涅夫"式的工作风格——一小撮最高领导做出决定，而他们的勤勉的执行者去执行——帮了克留奇科夫及其同伙的倒忙。
第28页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一种缺乏信心的感觉仿佛贯穿整个宏图大业。 ＊＊＊ 此刻，白宫大楼内正进行着紧张的、乍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天的头等大事就是我已说过的通过了告俄罗斯人民书和俄罗斯总统1号令。我们将这些文件发往了其他城市，当然只能通过电话和电传。电话通讯——无论政府电话还是市政电话——一直都时断时续。 那一天，新闻工作者们表现出异常的勇敢。白宫内聚集了很多记者。他们手待各种录音机、摄影机和照像设备，勇敢地冲进许多难以接近的大门，耐心地等待着採访，有的甚至毅然投身到"民兵"的行列。 据我所知，酷爱自己事业的新闻工作者们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以这种职业的代表们所特有的执着和热情辛勤地工作着。他们的存在对我总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尽管克格勃的特务和各种奸细们可以披着记者的外衣混进白宫。但是由于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大楼备层之间往来穿梭，实际上已不可能抑止这一股股强大的人流。人们突破重重警戒线，源源不断地涌来——有人民代表、各个政党和运动的代表及军人。许多人前来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组织卫队，提供资金、食品、药品、装备等等。 对这股庞大的人流应当加以疏导和调整。于是我们便做出了以下的分工：布尔布利斯的办公室为"社会政治"总部，各种知名人士进出其间，记者向这里传送各种消息和传闻，然后根据这些材料不断整理出对事态发展的新认识。 我指定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别茨将军负责协调军人的工作。他召集了一些军人来研究大楼的平面图，通过自己的各种途径弄清参加这次军事政治大检阅的部队番号，制定受到攻击时的行动计划。 鲁茨科伊负责白宫的保卫，从事那些从清早就开始聚集到大楼周围的人们的"社会工作"，组织我们的战斗力量——总统卫队和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察分队以及由退役军官、职业保镖和其他战士组成的志愿兵队伍。这一活动的实质在于组织集会和"人墙"，检查岗哨和制定安全守则，如"……在白宫受到催泪瓦斯和神经麻痹毒气弹攻击时应用浸湿的毛巾捂在脸上……"等等。 我知道，所有这一切活动多少带着幻想的、至少是外行的性质。 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人们发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处在惊惶失措的状态了。人民对白宫强有力的支持已使得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策划的闪电式叛乱越来越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第二个政治举动是致卢基扬诺夫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提出了我们对联盟议会首脑的要求：公布戈巴契夫健康状况及其所在地的真相，立即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对紧急状态做出法律评价，取缔非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 备忘录文本由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送给卢基扬诺夫。在那种紧张而难以预测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相当冒险的举动，但是，结果却一切正常。 在这天的中午，我们作出了决定，一旦白宫陷落，就成立流亡政府。为此，第二天早晨安德烈·科济列夫飞抵巴黎，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外交部长可以在未获得全权的情况下宣布成立流亡政府。我们还派以奥列格·洛博夫为首的小组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便在俄罗斯领导人被捕和莫斯科叛乱成功的情况下在俄罗斯领导民主抵抗运动。 在白宫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我们再一次陈述了自己的基中原则：我们要得到有关戈巴契夫的真相；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因此政变的所有参加者是罪犯。 我已感到形势在逐渐变化。 叛乱分子们对国内所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戈巴契夫执政期间，除了官方政权以外，出现了社会舆论的一些领袖、政党、文化界的独立权威人士、民主报刊，等等……。要想堵住人们的嘴，只有通过残酷的血腥镇压、大肆的逮捕和死刑，或是用各种诡计在紧急状态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新闻花招愚弄社会舆论，然而所有这一切叛乱分子们都没有用。这样，他们全盘皆输了。 但是，此时外省的情形却迥然不同。我们在一份文件里号召公民们举行政治罢工和採取公民的抵抗运动。到了中午时分才知道，准备宣布罢工的仅有库兹巴斯的3个煤矿(那里有得力的工会领袖)，可能还有莫斯科的几家企业。大部分居民正在观望等待。 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俯首听命的传统，密如铁丝网似地渗透全国的各个角落，这一点构成了叛乱的巨大优势。联盟和备个机构卓有成效地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工作着——国家的电话、电报不断，传达着各种指示，学校、办公大楼和工厂等地都在举行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苏维埃"社会各界人士"的会议。当然，并非一切都如他们所想像的那样顺利，少数地方亦发出了抗议的声音。但从整体上看，旧的机构又一次表现出身手不见的本领。根据莫斯科的旨意，全国各个城市相继成立了由党的领导人、军人和地方负责人组成的特别机构。有些地方出现了区和市级规模的小型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切都以外省所特有的从容不迫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进行着。
第29页 ＊＊＊ 18点整；在部长会议大楼内召开了都长内阁会议。处在神经崩溃边缘的帕夫洛夫主持了这次会议，实际上所有部长都支持实行紧急状态：有的人低头寡语，有的人热切激忿。这意味着从明天开始整个庞大的苏联工业将在紧急状态下工作。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再过三天，我们将从另一个国家里醒来。对于这种随时可能实行宵禁、到处都是行政限制和检查制度以及在权利和自由领域实行"特殊措施"的政权体制，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大为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苏联外交部的立场和俄罗斯外交部的对立立场。我们得到了来自各个使馆的消息——到处都宣布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虽然此时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首脑都亲自打电话对我们表示完全和无条件的支持，但这种趋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在这场国内冲突中，围绕军队立场的问题最多。 一方面，军人显然就是这场叛乱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他们有理由不喜欢甚至怨恨戈巴契夫。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既然军队决定採取坚决的行动，并且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既然"叛乱"行动动用了如此庞大的兵力——那么矛头该指向淮呢？指向一小部分民主活动家？指向白宫附近的人们？那么……那为什么所有军车的指挥员在三缄其口之后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没有接到任何战斗命令？为什么士兵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为什么部队的换防中有某种令人莫明其妙的混乱? 我几次试图同亚佐夫元帅取得联繫，想知道军队里的情况。终于，电话接通了。 亚佐夫讲话时语调忧郁，嗓音中透着某种压抑。在我的一再追闷下，他几乎机械地答道：同戈巴契夫的联繫中断，俄罗斯领导应停止对合法政权的罪恶抵抗，军队正在履行自己捍卫宪法的义务，等等。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他处在多么严重的精神压抑状态。那天，他的妻子来到他在国防部的办公室，由于事先对丈夫的计划一无所知，因此实在是被吓了一跳。不久前她出过一次车祸，现在仍行走困难。她走进丈夫的办公室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季玛，你与谁电话联繫啦？你过去一直是嘲笑他们的！赶快给戈巴契夫打电话！……"说完，她竟在一个强大国家的国防部长的办公室里哭了起来。…·亚佐夫回答说，与戈巴契夫联繫不上。 晚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本应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想在会上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公文包里装着什么样的讲话，又有怎样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尽管已经清楚，他们已经输掉了叛乱的第一天，但在记者招待会上许多情况会变得对我们不利。 1991年8月19日 俄罗斯总统号召莫斯科市民不要服从自封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去奋起保卫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 总统的座机从福罗斯飞抵弗努科沃机场。机上有戈巴契夫的私人保镖以及私人秘书兼速记员，同时还运来了总统的通讯设备。 电视台第一频道的《时代》节目中出入意料地播放了来自白宫街垒的真实报导。 塔曼师叶甫多基莫夫少校指挥的坦克排倒向了白宫保卫者的一边。 阿尔巴特大街的国防部大楼附近、苏波夫斯基广场上、在举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记者招待会的外交部新闻中心大楼旁边、商尔基大街、《消息报》报社附近、几家员大的中央报纸编辑部所在的《真理报》大街上都停着坦克。 ＊＊＊ "今天，我想在此声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完全清楚地意识到国家正经受的这场深刻的危机。它将担负起对祖国命运的责任并充满信心採取重大措施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和社会摆脱危机……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戈巴契夫总统在最近6年的执政期内辛勤地工作……身体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损害。我希望我的朋友戈巴契夫总统将返回自己岗位，我们将一起工作。" 在人们期待已久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国和外国记者们直言不讳地提问：所有这一切是不是军事政变？人们可清楚地看到亚纳耶夫和其他人的手在发抖，他们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当记者们提出戈巴契夫健康问题的时候。他们闪烁其词地避而不答，拙劣地编造了一通梦呓般的谎言。这次记者招待会彻底失败了。 情况又一次表明，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领袖。帕夫洛夫躺倒了。看来他是用大剂量酒精加深了自己的生理危机；克留奇科夫没有参加记者招待会；至于亚纳耶夫，事实己证明人们对其自信心的期望是徒劳曲。副总统的一举一动愚蠢至极。在无言以对的时候，人们的举动怎么可能不愚蠢呢？关于戈巴契夫的健康状况没有一句实话！对于国家不久的前途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次叛乱的公开的、表面上合法的、"温和的"和"乎缓的"特点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能向人民开诚布公。他们这帮官僚分子显然不配做政治领袖，不善于词令，不会採取某种确切的、明了的行动。 弧光灯照在他们似乎连成一片的、令人生厌的腊黄色脸上。看了这场记者招待会的人都有一种在世人面前丢人现眼的感觉。亚纳耶夫竭力装出"坚定"也无济于事，带着这种坚定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一个国家和世界走向毁灭，因为他的这种坚定就是蒙着眼睛拼命前行。
第30页 他们终于气愤和沮丧地分手了，以便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审视形势，考虑对策。 于是，他们按照俄罗斯人的传统习惯把重要的决断推迟到第二天早晨。 黑暗中的人们 夜同的会晤 8月19日晚上，部长会议主席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走进我在白宫的办公室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请原谅，我需要回家，今晚我想和家人在一起。"从他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出："失败是註定的，我已经老了，想最后看一眼妻子和孩子。" 我的最初反应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我能预料当所有人悄然离去时我感到怯懦，也能期待绝大多数白宫卫士们所表现出的战斗到底的决心，可现在出现的是第三种现象。 归根结底，政治家不是日本武士，他们没有写血书、对天盟誓。我很理解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但这毕竟是一位领袖的临阵退却，它对留下来的人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因此，我尽量把这个细节解释为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必须有一名俄罗斯领导留在白宫大墙之外。此后，斯捷潘诺维奇进进出出，又几度返回…… 我走近窗子，定睛地看了看一群大概是鲍曼学院的大学生。他们共100人左右，互相很依在篝火旁取暖。加里宁大街上的窗口在黑暗中闪着宁静的光芒，走廓内的嘈杂声终于停息下来。我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天已经过去，尽管等着我的依然是一个难以煎熬的夜晚。 西拉耶夫走后，我特别想见到自己的亲人。 我们彼此相距很近。我知道妻子随时都可能打来电话。从这个令我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夜晚的某个地方打来电话。 透过窗帘的缝隙(窗户用金属百叶窗遮闭着)或以看见一圈激动喧譁的人群，还有成堆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几乎车轮挨着车轮地围成一小圈停在大街上。再就是像其他几个师一样在事先调到莫斯科的空降部队和图技师。就在不久前，我曾经到过图拉师。 大楼顶上放置了防直升机的铁棍，以防止载有战斗小组的军用直升机在楼顶上降落。 每个人都发了在遭到化学武器进攻时使用的防毒面具。我也试戴了一下，但防毒面具最多只能戴一个半小时，然后就会感到闷热，而且戴着它行走很不方便。 接待室成了一个用椅子、桌子和保险柜筑成的街垒——在遭到进攻时可以坚持数分钟。 我的意志不但坚强，而且神经系统也很健康。当时身体有种感觉：如果不能休息哪怕半小时，明天就会犯错误，就会作出不正确的决定。那就是一种殊死的冒险。于是，我强迫自己睡了半小时，然后又一跃而起开始工作。 我是这样休息的：我的办公室旁边站着一位手持冲锋鎗的哨兵。而我这时实际上是呆在白宫大楼的另一例，一个只有两三个人知道的不醒目的小房间内。 尽管我们制定了各种计划，做了各种准备以应付可能的进攻，但总的情形仍然是极端危险的，白宫可以轻面易举地被攻下。两个响成一片、火焰沖天的火箭简就可以把一楼炸得干干净净。然后趁着滚滚的浓烟，专业小分队不费力便可以爬上我们这个楼层，更何况可以用直升机从上面进行助攻。 类似的作战行动已经被研究得十分透彻。 甚至还有关于此类作战的专业教科书。只有唯一的一样东西是教科书里没有写过只言片语的——那就是白宫大楼前的人们。从心理上讲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在作战时应当把这些人，这些一大堆活生生的人碾死或击毙。 ＊＊＊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似乎有某种神奇的东西始终在帮助我们。 尽管这一切说起来也非常简单，一方面是杀人的武器，由于它威力无穷、手段种种而被认为不可战胜。但要知道一切最终取决于人。然而，人们要么像坦克上的军官一样一无所知。要么各自为政，要么拒绝执行命令。而另一方面，我们这一方面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在最需要的一刻赶到了需要的地点。这不知是出于天赋的本能，还是因为受到某种动力的鼓舞…… 众所周知，有一个由数人组成的狙击手分队本应在掩护下对我们採取行动。可这个狙击手分队恰恰被我们的一位狙击手发现了，因为最高苏维埃安全警察卫队各种口径的枪炮当中发现了一支带光学瞄准器的狙击手步枪。 正是这位狙击手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爬上楼顶，仔细观察了邻近的制高点并发现了敌人。在战争时期狙击手们之间曾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他们同时发现并瞄准对方，他们往往会和平地走开。 我想，这一次这个规定也起了作用。 但最主要的一点是，这是一个通知我们有危险的信号，它来自紧靠巴甫利克·莫罗佐夫儿童公园后面的居民楼楼顶。有人在监视我们，也有人从紧挨着美国大使馆旁边的"世界"饭店的楼顶上监视我们。 因此，我们没有再靠近窗户，我从阳台上对白宫保卫者们的演讲也被转移到大楼的另一面。我们还讨论过抓获这个狙击者小分队的各种方案。但大楼内的军人们说。第一个狙击手均由一个克格勃小分队保护。这意味着在大楼的入口处短兵相接、炸弹横飞，意昧着城内短兵相接战斗的直接升级。我们决定不去冒这个险。
第31页 狙击手们明白他们已经被发现。于是，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一样，他们在夜间停止了工作。很快他们便撤离了监视点。政变分子们决定把宝押到直接袭击上。 ＊＊＊ 大概，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指挥的人数不多的总统卫队的任务简单明确。 几乎所有呆在白宫里面的人都明白，按常理应当攻打白宫。攻打白宫对这些可诅咒的叛乱分子们实在是势在必行…… 因此，卫队决定援救总统。 我知道科尔扎科夫正设想一个又一个方案并对其逐一进行演练，以便找出最可靠的援救方案。我还知道，如果任由卫队决定，他会让我离开白宫，将我带走藏在地下过道里，我将乘坐木筏，然后坐着飞行气球迅速地飞上天空，等等等等。自然，我当时没有过问这些无数的计划，关于它们，我是事后很久才知道的，但从科尔扎科夫刚毅、兴奋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一定又想出了什么新招。例如，我了解到他从塔甘卡剧院的化装室里定购了鬍鬚、假发……可以想像，我这副化装的尊容一定可笑极了。 ＊＊＊ 还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巧合：杰出的俄罗斯音乐家、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曾两次在最危急、最紧要的时刻来到俄罗斯——尽管他生活在美国，而且经常周游世界。 第一次是在1991年8月叛乱时。 第二次是在1993年9月底至10月初。 对我来说，与他的两度会面有着某种象徵的意义。 这不仅仅是插曲，而且是心灵的里程碑。 我知道，在8月那些日子里，白宫下面聚集着几乎"整个莫斯科"即莫斯科最积极、最显赫、最活跃的一部分人，其中有演员、画家、作家、音乐家。 但罗斯特洛波维奇是一个有特殊能力的人物。 我突然感悟到，古老的俄罗斯、伟大的俄罗斯在保佑着我，一种崇高的、至高无上的艺术在保佑着我。 ……白宫的楼内楼外，许多人的神经已经受不住了。而有些人在此种情形下不知怎么行动，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歇斯底里的病患者，更有相当多的酒鬼。后来当我们走下仓库时，一位知名的民主派人士也喝得醉醺醺的，这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印象。一般来说，任何聚集的人群都能引起各有利弊的结果。我们试图对人群加以控制，然而并非一切都能被我们所左右。我明白这一点，于是，每一分钟等待都像100普特重的称砣压到了我的心上。 就在这时，罗斯特洛波维奇来了。于是一切都有条不紊起来。一切鸡毛蒜皮的琐事都销声匿迹，那种令人完全疏远的压抑的气氛悄然消逝。无疑，这是一个採取了勇敢的乖庆之举的伟人。他要求要一支冲锋鎗，人们也借给了他一段时间，尽管当时每一支枪都非常宝贵。 还有另一个与罗斯特洛波维奇有关的插曲。 那就是红场上的音乐会。寒风吹动着燕尾服的后襟，音乐家们的手冻僵了，手指也冻得发紫——但他们不停地演奏着，为我们大家演奏着。 如果说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在8月事件中曾用自己的心灵的激情为俄罗斯的民主祝福的话，那么1993年9月底他仿佛是用自己美妙的音乐向人们说——准备迎接伟大的考验吧，上帝会帮助你们的。 在白宫里的一次深夜会见永远铭记我的心头。 当时还不是莫斯科市长，只是莫斯科政府首脑的尤里·卢日科夫来到白宫，而且不是一个人，他携同妻子一起来的。他的妻子当时正怀有身孕。在地下室走廊的日光灯的昏暗的灯光下，她那苍白的脸和与她寸步不离的卢日科夫神情紧张的脸看起来很奇特。他们久久地坐在一起，任何人也没有去打搅他们。 这一插曲再一次提醒我。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我们在这里玩着"殊死的游戏"。男子汉的性格驱使卢日科夫来到白宫。但他又不能离开妻子。他们一起等待着，这个对于他们以及对于他们未来的孩子的夜晚将怎样结束。 ＊＊＊ 有人向我报告：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来到了白宫。鲁茨科伊、斯科科夫和科尔扎科夫已同他进行了预备会谈。 然后我也认识了。 列别德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他是一位经历过阿富汗战争的将军，他的空降兵达标成绩曾优于任何一名士兵。他举止严肃、胸怀坦荡，把军人和军官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 格拉乔夫派他来探察情况。当根据亚佐夫的命令越来越多的部队开往莫斯科的时候，应当确定并弄清白宫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列别德试图向人们解释，只要向白宫发射几枚反坦克飞弹，白宫就没有任何防御可言。 这位将军宣布，停在白宫周围的8辆装甲运兵车将参加白宫的防御。鲁茨科伊和科别茨开始争论应怎样更好地配置战车。争论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列别德再一次确信，他现在与之打交道的人在军事方面知识甚少，他们甚至未必能顶住一个不大的职业小分队的进攻。而莫斯科和莫斯科城外这种小分队已有数十个。 在会谈中，列别德语气枯燥但令人信服地向我解释说。我要求军队不服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呼吁，怂恿士兵和军官不执行命令。这可是违反誓言的行为。
第32页 列别德说，为了使您的呼吁有效并有理有据，您匝当取得俄罗斯境内最高总司令的地位。因为最高总司令并非国防部长亚佐夫，而是戈巴契夫总统。他现在去向不明，而您作为共和国总统有权统帅俄罗斯的武装力量。 我对列别德表示感谢，然后我们就告别了。 我没有马上决定迈出这一步，就这个问题的命令直到第二天才正式签署。 我委託尤里·斯科科夫同军队和内务部的最高领导进行接触。我们需要与他们保持非正式的联繫。他会见了亚佐夫的副手格拉乔夫和普戈的副手格罗莫夫。鲍里斯·格罗莫夫和帕维尔·格拉乔夫也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经历了殖民战争(从前曾会这样说)的痛苦磨鍊。但这两位将军都极不想在莫斯科看到战火。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三章 帝国的崩溃（3） 1991年8月20日 克格勃专家们为克留奇科夫准备了一份材料。其中谈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所犯的一些极大的错误。 莫斯科几家被查封出版物的记者们正在准备以传单的形式发行《大众报》。传单用计算机列印并复印成数干册发行。 对1500名莫斯科市民的紧急民意测验表明，仅有10％的人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 苏联安全委员会成员普里马科夫和巴卡京反对叛乱。 原总统委员会成员和戈巴契夫的亲密顾问亚·雅科夫列夫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和反抗。 白宫周围的数万人集会持续了数小时。集会通过一家地方电台转播着消息。其中的一份消息称：亚纳耶夫签署了关于逮捕叶尔钦的命令。 ＊＊＊ 前一天晚上，巴克拉诺夫坐下来起草致亚纳耶夫的声明。声明的开头这样写道："尊敬的根纳季·伊万诺维奇』鑑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不能稳定国内局势，我认为已不能继续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应当承认……" 他没有写完，放下笔便亲自前去劝说。 瓦连尼科夫从基辅发来密码电报："我们全体请求立即採取措施消灭冒险家叶尔钦的党羽。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必须立即严密封锁，并切断其水源、电源、电话和无线电通信等设施。" 一切表明，瓦连尼科夫的脑海中已经准备了一个明确的"消灭"计划。看来，他因呆在基辅而难受。 但整整一夜过去了，整整一个上午又过去了，面对大楼的进攻和封锁还没有开始。军队仍然一动不动，武器在大量地转移……这种犹豫不决意味着什么——难道克留奇科夫愚蠢到连这也不懂吗? 列别德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契卡洛夫斯克和库宾卡机场-片混乱。博尔格勒师在热点地区飞行了3年，就其飞行经验来说按理可以在任何地点着陆。但他们的许多飞机却打乱了飞行计划，各自为政地申请并降落在其他机场上。飞行团的各个分队混乱地掺杂在一起，控制台也遭到了部分破坏……可是在这一切混乱的背后能感觉到有某人的强有力的组织愿望。深夜12点多钟，格拉乔夫打来电话：赶快回来！于是我急忙赶了回去。司令员情绪激动。卡尔布辛打来电话说：阿尔法将既不参加封锁，也不参加对白宫的突击。但不知道捷尔任斯基师的态度如何，他们的车辆是否出动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准确的消息。他建议向师部通行检查站打电话。一位下士在回答共有多少车辆、什么时候出动的时候，用睡意正浓的嗓音反问道：车辆？什么车辆？谁也没有向任何地方出动……图技师也没有离开图申半步，暖营旅不知去向……" 对于那天笼罩在军营中的混乱，列别德将军试图解释为"黑暗势力"的某种巧妙而诡密的阴谋……但真正的混乱是不可能如此巧妙地组织和引导的。它的出现有着极为简单的原因。列别德前往库宾卡接收的空降师是第几支部队，是那些日子开进莫斯科的第几支部队？第四支、第五支还是第六支? 对白宫的突击，一个连就足以完成。但军人们没有预先筹划的任何计划，而代之的是俄罗斯人惯有的"猛攻"。 但主要的原因当然不在这里，还在军人们与我们接触之前，对所发生事件的摸稜两可的态度就笼罩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 军队知道。克格勃的行动整整晚了一昼夜。现在，正如列别德在回忆录中对格拉乔夫所说的，"最高苏维埃大楼附近的任何武力行动都会引起可怕的流血事件"。这对军人们将是无法癒合的最沉重的精神打击。因此他们只作出准备突击的姿态，模拟军事行动，拖延时间。 但不管怎么说，最后决断的时刻就要到来。 ＊＊＊ 克格勃专家们在这天早晨给克留奇科夫的紧急分析中，罗列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近期可能遇到的事态发展的各种方案： 1。广大群众的反抗和左倾政变。重新回到8月20日以前的局势，但已处在对共产党人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恐怖制度下。 2。急转直下的右倾倾向。指责戈巴契夫后的领导班子为戈巴契夫的帮凶。权力斗争加剧并逐渐向正统的右倾势力过渡。原则只有一个——所有与戈巴契夫有关的入都有罪。预计的期限——从两周到两个月。
第33页 1991年8月20日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领导签署声明指出，叛乱怀疑……与戈巴契夫的名字联繫在一起的深刻改革的方针。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号召青年们。首先是士兵不要受叛乱分子的娩拔。 荣获列宁勋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吉洪诺夫号召合作社领导人和企业家们抵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议的负责人的一切行动。 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从8月20日宣布罢工…… 苏联新闻工作者协会在自己8月20日的声明中表示了坚决的抗议…… ＊＊＊ 整个国家终于甦醒了。昨天绝大多数人都还在悄声地议论各种传闻。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公开地表示了自己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抗议：既有共青团，也有工会；既有科学院院士，也有院校、研究所、各个创作团体和劳动集体，乃至交易所…… 所有这些信息都很快被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办公桌上。 在错过採取坚决行动的一天里，他们确定方针，弄清关系，试图找到合适的"形象"并按照巴克拉诺夫、瓦连尼科夫和其他人的建议把整个事件纳入法律的轨道。但这一天却产生了许多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 现在要镇压的已不仅仅是白宫附近越来越多的无所顾及的人群的反抗，不仅仅应当对付国际社会的明确立场，不仅是血流成河，而且……要实行比预先计划的更为严厉得多的管理体制，实际上就是军事独裁体制。所有今天表明抗议的人，明天都应当受到严惩——至少应当被捕。那该有多少人要锒铛入狱啊！么其他的人呢？他们将作出何种反应？大量的逮捕只好从报纸的编辑、安全委员会的成员、着名的演员、学者和作家开始——这样的事情只在史达林的时代的国家才见过。 ＊＊＊ 为数不多的支持叛乱的政党领导人之一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还在8月19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就表示了这一点。日里诺夫斯基始终认为，自由一民主派们一贯主张建立俄罗斯帝国，主张铁一样的不可动摇的苏联边界。主张用军事方法建立秩序。就是说，他们主张"万岁"!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作一个远远超出本书范围的、为时尚早的预言：在1993年的大选上，日里诺夫斯基将给我们揭开一些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的我们社会的社会心理的和道德的脓疮。其中之一就是许多俄罗斯人对法西斯主义缺乏免疫力。 ＊＊＊ 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所怂恿的军人们依然不得不确定突击的时间，并且召开制定近期行动计划的会议。 行动最初定于8月20日晚上，后来被推迟到夜间两点钟。原因是"兵力不足"和必须调入新的、没有受到莫斯科市民们宣传鼓动的部队。这次行动包括了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的协同行动。 这个计划落在纸上是这样的： 由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领导的空降兵与内务部特种摩托化步兵师密切配合，从美国大使馆和克拉斯诺普列斯涅斯克沿河街方向封锁最高苏维埃大楼，包围白宫并从而切断通向白宫的通路。 特警分队和空降兵潜入保卫白宫的保卫者人群中，身质打开一条通路，"阿尔法"分队顾着这条通路向白宫推进，行动小组紧随其后，最后是由身强力壮的训练有素的特警组成的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克格勃"波浪"分队。 "阿尔法"分队用火箭筒炸开大门，冲上五楼抓获叶尔钦总统。 "b"行动小组负责镇压反抗的腹地。 "波浪"分队分成"数十个"小组，与克格勃总局的其他力量一起对莫斯科和莫斯科州实行"扫荡"：查清身份并拘留应逮捕的人员，其中包括俄罗斯的全部领导人。 几位编人"数十个"小组内的摄影师负责拍下白宫保卫者们反击的炮火，以便日后证明是他们打响了第一枪。 克格勃的专业人员封锁大楼的所有出口。 专用汽车应在街垒中打开一条通道。3个坦克连用大炮轰击恫吓白宫保卫者。 还有军用直升机大队从空中助攻…… "大使馆"行动 大约在深夜2点30分左右，我看了看表，然后闭上眼睛小葱了一会儿。当再一次枪声大作的时候，助手们把我推醒了。他们把我带到下面，就在车库里给我穿上了防弹背心。然后让我坐在汽车的后座上，说了声："走！"当"吉尔"车的发动机发动后。我彻底地醒了，问道："去哪儿？"还在半睡半醒之中，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进攻开始了。 白宫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它的一佣面向一条大街，另一侧面向另一条大街，而且面向美国人在此前不久刚刚为自己使馆盖了一栋新居民楼的那条小巷。赶到那儿仅需要15秒钟左右。在我们几种撤离方案中这是最主要的一条。事前已经同美国人联繫过，美国人马上同意在紧急情况下接受我们。此后他们还亲自打来过电话，甚至来到白宫提供自己的帮助。 当时还制定了其他撤离方案，但任何一个方案也没有向我报告。 其中还有这样一个预先准备的秘密计划。沿地下管道大约可以走到"乌克兰"饭店地区。人们计划让我换装、化装，然后用汽车在市内的某个地方接我。也曾有过其他的几种计划。
第34页 但我想再说一遍，同美国人的方案是最简单可靠的。于是。在响起头一阵枪声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实施这个方案。 在我得知前往何处之后，我坚决拒绝离开白宫。从安全角度考虑，这个方案无疑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却是百分之百的错误。谢天谢地，我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旦人们得知我藏到了美国大使馆，其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这实际上就是小规模的移居国外。也就是说把大家放在枪林弹雨之下，自己却躲到了安全的角落。除此之外，我还知道，尽管我们非常尊重美国人，但我们国家的人们不喜欢外国人过于积极地参与我们的事务。 ＊＊＊ 所有的信息来源都表明，第二天快结束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了进攻白宫的决定，开始向莫斯科调集新的兵力。 于是我们决定下到仓库。 这个现代化的防空掩蔽部不仅仅是一个地下室，而从军事角度看是一个非常在行的建筑——离地相当深而且坚固结实。卫兵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打开两扇巨大的密封专用门。仓库有几个出口。一个直接通向隧道的地铁道。当然，必须经过约50米长的高高的铁梯。为防万一铁梯被布上地雷，第二个出口离通行证检查口不远的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门，通过它可以直接去到大街上。还有经过地下管道的一些其他出口。 仓库内有几个房间以及睡觉用的双层床。有人给我们拿来了椅子。我们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令人难熬的夜间的几小时。有趣的是秘书、汀字员、小卖部的服务员这些妇女们没有离开我们。不知为什么谁也没走，尽管当时已经下达了离开白宫的命令。 最艰难的时刻在凌晨3点钟到来了。枪声又重新响了起来。很显然，企图悄悄离开地下仓库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上面大概已经有人员伤亡…… 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了。于是我决定回到楼上。 白宫内我们所在的楼层上的人们渐渐地开始走动起来，许多房间亮起电灯，响起了电话铃声。 有人向我报告：有3个人被打死了。 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勉强地说了一句：有人员伤亡。 夜间絮语 父亲 一张发黄的、几乎完全腐烂的捲菸纸，一张办公用的马粪纸，不退色的紫墨水。我的面前是一份审理1934年在喀山工地工作的几位农民的《5644号案卷》。我的父亲，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尔钦是其中的一位。 那时我的父亲28岁。与我父亲同案审理的还有他的弟弟安德里安。弟弟比他还小，那年22岁。 在此之前我们家的财产被作为富农"没收"了。如今我们大家都开始忘却那是怎么回事。其实说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们村苏维埃在寄给喀山肃反委员会的证明中写道，叶尔钦一家承租了5公顷土地。"革命前其父的家产业应用富农，曾有一个小磨坊、一个风磨坊和一台脱粒机。长期僱工。种植面积曾达15公顷。有自动綑扎收割机一台，5匹马，4头奶牛……" 他有这有那……他干得多就得到的多，这就是罪过。苏维埃政权喜欢谦虚的、不引人注目的、不出头不扎眼的人。而对于强壮有力、聪明能干和才华出众的人们，它既不喜欢也不留情。 1930年，我们家"被迫迁出"。爷爷被剥夺了公民权。按人头计算的农业税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总之，我们全家被人绞尽脑汁地逼上了绝路。于是爷爷"逃亡"了。年龄稍大一些的兄弟俩终于明白他们在农村已没有生路，于是来到了城市的工地。一个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耘的农民家族，一幢硕大的农家住宅、一份殷实的产业，一下子就荡然无存了。 此后的情节依然是很典型的。兄弟俩在喀山家用机械厂的工地上干了两年。他们在一个工作队里当木工，为史达林的工业化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哥哥，即我的父亲已经成家，并在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我……但1934年4月这个新的生活又一下子化为乌有。 在"卷宗"的一页纸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词——"同村人"。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人员自己这样称呼这一案卷中被指控的6位农民——叶尔钦兄弟、卡伏里洛夫父子、瓦赫鲁舍夫和索科洛夫。那叫什么"审理"呀!就是一个特别的"三人小组"往桌旁一坐，"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根据第58条第10款给这个判5年，给那个判6年，而我的父亲和叔叔被判了3年集中营生活。 但"同案犯"们根本不是同一个村子的人。卡伏里洛夫父子和叶尔钦兄弟来自当时被称为乌拉尔州的两个不同的区，瓦赫鲁舍夫则来自乌德穆尔吉亚，他们是在工地上认识的。但"同村人"这个词仍然是意味深长的，从爵反角度这一名称和整个案件的底蕴在于：在于个简易的工棚里聚合着几个富裕农民家庭的余孽，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对苏维埃政权心怀不满。 ……我不停地翻着案卷，试图弄清谁是主要的告密者，一切是从谁开始的？最后终于得出结论——这个案件是有计划的。大约在案件的前后，在喀山假想出几个大型的"阴谋"和"反革命破坏的"小组，这样以便可以一下子缉拿数十人。抓6个工人对这个特别"三人小组"简直是举手之劳。但这件事必须去办，以便交差。应当从住在最普通的8号工棚内的普通、诚实的工人们中间揪出"人民的敌人"。于是，某个领导，或是某个党员，或便衣情报员用手向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一指——瞧，他们这些过去的富农就是敌人。
第35页 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无论我父亲，还是他的弟弟都什么也没有承认，没有认罪。在其他年代这样的固执的脾气是要大吃苦头的，诸如遭受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但审讯中的大施刑具的普遍流行，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刑讯是后来才被允许的。那一年刑侦员似乎有些着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填好表格，一切按社会主义法律的规章行事——审讯记录、证人证词、对质、来自原籍的调查材料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搜集、签字、仔细填写和饼凑。整个工作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反革命破坏小组"的罪过究竟在哪里呢？他们把一锅发臭的汤倒在地上，22岁的安德里安。叶尔钦在气头上喊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想让大伙都从工地上逃跑掉7另外，当时工地上组织发行"公债"，即拿走工人的工资而发给债券。在"案卷"的第三页上我读到："在债券签字时，伊万·索科洛夫说：我不签字。体们凭什么搜刮我们？旧的债券还没有拿到，现在又发行了新的(证人古德林斯基1934年5月7日证词)。" 他们在复活节喝酒也被查了出来。这也是一条不小的罪状。其实在"案卷"里没有记载父亲任何激烈的言辞。基本上是弟弟和其他"同案犯"讲的。但父亲是这个"富农"工作队的队长！而且看来是一个不错的队长。有这点就足够了…… 下面是本案证人之一的克拉西里尼科夫的证词。他的证词由刑侦员杰尼索夫进行记录，而证人克拉西里尼科夫在记录末尾写道："证词记录无误。"然后是签名。我特别保留了刑侦员的一份令人惊讶的错字连篇的记录："整个这个小组一贯保持紧密的联繫，无论在工作时间还是非工作时间。所有这伙人经常在叶尔钦的住宅聚会。他们都是富农，但却竭力隐瞒这一点。整个工作队为了隐瞒自己的家庭成份，他们的工作成绩突出。但尽管工作良好，他们却经常在时利钦的住宅聚会讨论某些问题。讨论什么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没能参加他们的聚会。" 几个证人偶然的、杂乱无章的证词就把一切都"彻底揭露"了。最后是"起诉书"。一共有6个人的名字。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尔钦排在名单中的第三位。 起诉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伙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来到喀山农业机械厂工地后，在富农索科洛夫的领导下，在工人中进行系统的反苏维埃宣传，其目的在于瓦解工人阶级和散布对现有法律秩序的不满情绪。他们利用伙食和供应方面的困难，企图制造不健康的情绪。同时散布关于战争和苏维埃政权行将灭亡的谣言。进行了反对公债的宣传，极力反对对奥地利工人的帮助，即触犯了刑法第58条第10款。" 最后是一张为普通纸1／3尺寸的小纸片。"1934年5月23日鞑靼自治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安局三人法庭小组会议第12号记录摘要。听取了指控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尔钦的案卷。该犯1906年出生在乌拉尔州的巴斯马诺沃村，是一个被没收财产的富农，在喀山农业机械厂当木工。根据刑法第58条第10款判决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在劳动改造营三年监禁。" 在这页纸的反面写着："1934年5月23日阅。"下面是尼古拉·叶尔钦的签名。这个案子像一块沉沉的石头压在我心上，使人喘不过气来。我不停地翻着，翻着，总想弄清楚其中是否有某种逻辑……对外关系肃反委员会的机器会无缘无故地吃人吗? 父亲从来没有同我谈起过这件事。他把这一段生活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了，似乎没有这件事似的。在我们家里这一直是被禁止的话题。 我那时才3岁，但我至今仍记得那种恐怖和可怕。一天深夜，简易的工棚内走进几个人。妈妈尖叫一声就大哭起来。我被吵醒后也开始哭了起来。我不是因为父亲要走而哭泣，那时我还小，不懂得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妈妈在哭，而且她很害怕。她的恐惧和哭泣便传给了我。父亲被带走了，妈妈扑过来使劲地把我搂在怀里，我终于安静下来，然后就睡着了。 3年之后父亲才从劳改营回来。 如果我们诅咒过去，像我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把过去从记忆中彻底抹去——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们的历史既是伟大的历史，同时又是可诅咒的历史。就像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历史一样。只是在俄罗斯，这一切的一切，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这一层又一层的历史积淀是如此沉重而又盘根错节、以至于时至今日，每当人们看到这黄色的《5644号案卷》，仍然不由自主地不寒而慄。 垂死挣扎 白宫周围的紧张气氛每时每刻都在加剧。妇女和孩子们已被请求离开危险地带。一个空降兵分队切断了"莫斯科回声"电台的发射机，广场上的人们已听不到任何消息。但到了傍晚，在人民代表们对邮电部长的强烈要求下，"莫斯科回声"又重新开始工作，广场上不停地播送着关于部队调防的情况简报。 在这种情况下，将军们在瓦连尼科夫的压力下仓促制定的美好计划已经不可能执行。要实施这个计划至少必须亲自领导战斗行动，亲自带领各个分队冲锋陷阵，手拿冲锋鎗沖向手拉手在白宫周围构成三道、四道、五道人墙的手无寸铁的人们，冲过无数老人和妇女，冲过绵延1公里的人群。
第36页 那就要对着俄罗斯的骄傲和希望——俄罗斯的知名人士，对着俄罗斯的政治象徵——议会和政府开枪。 军队当然不能迈出这一步。作战部队总是想紧随事件的发展、但总是试图跟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疯狂而矛盾的行动，他们现在正带着痛苦的耻辱退回自己的基地，关掉无线电发报机，在郊区的街道上"迷失方向"，静静地停在暗暗的夜幕之中。 ＊＊＊ 在军人们的所有的答记者问和回忆录中，不知为什么总是固执地把装甲车队沿萨多夫环城从柴科夫斯基大街向斯摩棱斯克广场调动称为对莫斯科街道的"巡逻"。但这决不仅仅是巡逻，面是一种最后的、绝望曲举动，即试图用转移军车和武器恐吓，涣散和驱散白宫周围的人群。不管怎么说，在地下隧道内的一辆军车上被掩了一块帆布，一个人跳上装甲板，于是便从舱口响起了警告的枪声——一个小伙子倒下了。装甲车猛然朝后退去，车后拖着小伙子那具奄奄一息的躯体。还有两个冲上去救助的人也被打死了。 血迹久久地留在沥青路上。德米特里·卡马里、伊利亚·克里切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乌索夫这3个年轻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他们水垂不朽。 这是一件那个晚上无论是军人还是我们看来谁也不想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本可以不发生——只要军车指挥官一声"原地不动"的命令就行了。然而这又是一件预料之内的事情，因为人们数小时连续处在可怕的紧张之中，一直在等待着最可怕的时刻的到来。 但这个牺牲毕竟让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清醒了。这天早晨在自己副手的压力下，亚佐夫元口中发出了关于从莫斯科撤军的命令。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在众多的枪口保护之下昨天还感到自己信心百倍，现在却处于命运他关的时刻。他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 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的最后一次混乱不堪的会议一直在无休无止的歇斯底里气氛中进行，这一点从莫斯科第一市委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的话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说："最好给我一支手枪，我自杀了事。" 顺便说一句，现在普罗科菲耶夫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商人。 8月21日早晨，整个国家都从恐惧和麻木中醒来。难道还要继续流血吗？难道一切还汲有结束吗？电台和电视台继续播放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尽管情况已经急转直下，但被自己所作所为的责任吓得惊惶失措的紫急状态委员会在垂死挣扎，因此他们冒险的可能性依然极大。 但是亚佐夫元帅已经作出了决定——军事武装开始渐渐撤离莫斯科。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了。 1991年8月21日 14时15分，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季贾科夫乘坐的苏联总统专机起程前往"福罗斯"，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乘坐另一架飞机一同前往。 16时；3分，从"弗努科沃"2号机场一架图一134飞机起飞前往福罗期。帆上坐着西拉耶夫、巴卡京、鲁茨科伊、普里马科夫和10名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 19时25分，载着叛乱分子的飞机在"别里别克"机场降落。 戈巴契夫拒绝同叛乱分子们谈话，他只是对他们进行一番严厉的道德训斥。他们无言以对。原总书记面前站着的是一支自杀者的队伍：虽然他们身份不同、面目相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已成为过去。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了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页。 看到身背冲锋鎗的全副武装的鲁茨科伊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惊恐地问道："您是来逮捕我们的吗？"为什么？"——鲁茨科伊奇怪地反问——"是来解放你们的！"赖莎泪流满面地嚎陶大哭起来。 尾声 当天深夜，"弗努科沃"2号机场，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戈巴契夫，正如有人描述的，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一同走下飞机的还有他的亲人。我从电视上看着这些镜头，心里想道：虽然戈巴契夫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政治反对派，但这样一次可怕的事件有这样一个良好的结局，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然而，第二天，是举行送葬游行的最沉痛日子——难以数计的人群队伍从白宫一直排到瓦干科夫，气氛沉重而压抑，真为我们所有人感到难堪而羞耻。戈巴契夫经不住这一切，他走了，而我和由于痛苦而脸色发黑的母亲们留在了一起，我不能离开这里。 谁准知道这次葬礼将不会是最后一次…… 有人多次指责我在叛乱后立即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示威性地签署丁关于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是的，我是示威性的，但不是恶意的。谁也不能否认，这3天里所发生的最主要事件是共产主义政权在我们国家完全彻底地垮台了，政党留下了，思想留下了——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国家的、好战的意识形态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 非常奇特的是，那3天的事件与1993年10月的白宫"保卫"战细节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似乎像照镜子一样互为反映。 我不想看这面"镜子"。但是必须看一看。
第37页 10月动乱期间白宫内也有妇女，她们也没有离开，也同样是自发的"保卫"白宫：用办公用具筑成的街垒、昼夜不停的岗哨，手待冲锋鎗的老百姓试图争取军队倒向自己一面，还有利用地下管道的各种计划。 鲁茨科伊绝望地试图同外国使馆取得联繫，以便获得国际社会的保护。我当时却是拒绝前往美国使馆，虽然人们提供过这种保护，而当时，西方国家的首脑们亲自同我联繫。 但是，如果抛开成见面从更广的角度看待问题，那么两次事件中那种寄希望于外来援助的馈形也同样是相类似的。 我们在1993年10月竭尽全力避免武力冲突。为此我们甚至迈出了我现在看来极其危险的一步：解除参与行动的所有警察和内务部部队的武装。部队在对付手持石块、铁管和燃烧瓶的人群时仅用塑料盾牌进行自护。 这种过于谨慎的后果很快就表现出来：当开始流血和出现伤亡之后，莫斯科的警察部队离开自己的岗位。他们不想让身无武器的军官和士兵毫无意义地栖性。政府的要害部门无人守卫，尽管时间不长，但的确没有任何人守卫…… 看来"镜子"也能撒谎：1991年8月，莫斯科曾重兵压境，大街小巷都停满了坦克和装甲车。 1993年10月却没有军队。10月4日凌晨4时以前一直没有军队。我记得1991年8月事件的痛苦教训，那时把军队当作菜园稻草人来吓唬人，军人们非常害怕陷入那样一种境地——万一真的诚如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在自己的革命呼吁书中所写的那样，是人民起来反对一个反人民的政权呢(这些呼吁书很快就进入了各个军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万一这真的是一场人民革命呢? 在10月，我们竭力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不开枪。而在8月则是强迫人们开枪。但结果枉然。 1991年8月，总体情况始终从各个方面支配着事件的每一个参与者。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有那些可怕的分分秒秒中的体验，有形势每时每刻的变化都可以使政治家升入天堂或投入地狱的面临深渊的体验。 而在10月、白宫中的人们竭力重视两年前的情景，坚信白宫的又一次胜利。于是便一意孤行、执迷不误地挑起动乱。 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包括我在内，害怕成为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角色。于是便出现了我们行动中的那种几乎导致灭顶之灾的笨手笨脚和优柔寡断……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我觉得，俄罗斯似乎存在着一个非常独特的总体政权。 过去，政权始终被视为某种不可思议的总体力量的形象，这种力量令人生畏，坚不可摧，乃至任何关于政变、叛乱和动乱的想法本身都给人一种十分荒谬的感觉。 政权只能自己垮台，就像1917年10月发生的事情一样。 像1991年所发生的事情一样，甚至像1993年10月险些发生的事情一样，这里由于我们不仅不善于巩固、甚至不善于保护这个作为国家安全心脏和国家控制台钥匙的政权，不善于保护这个有着具体的走廊、办公室和各个楼层的政权。 叛乱者们占领了白宫和市政府大楼，抢占了"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的两个楼层，夺取了全国最大的新闻通讯社——俄通社-塔斯社，夺取了海关委员会(从那里发出了封锁所有机场、火车站和不许从莫斯科放走政府成员、民主派新闻记者及社会活动家的命令)，占领了卡恰洛夫大街上的录音和无线电广播大楼，甚至还企图攻占独立国协联合武装力量司令部。 攻占各大楼是按照详细制定的计划进行的。 看来，这的的确确是一面"镜子"，其中的反映也是镜子式的。一切似乎都一模一样，一切格恰又截然相反。因为镜予助反映是相反的。 我们对1991年8月紧急状态的消极的、实际上手无寸铁的反抗以军队的撤出而告终。 9-10月间的白宫"保卫"战——尽管给数百人发放了武器，动用数以干计的枪枝，许多警察被杀，用火箭筒强攻"奥斯坦基诺"，引导人们进行目标明确的进攻，许多国家要害部门被攻占——以叛乱的失败而告终。 真正爱好和平的人们组成数以千计的人群保卫白宫，使国家避免了大型的流血和重返极权政治的命运。这是8月。 一些狂妄的、充满仇恨的示威者扑向手无寸铁的警察，挑起可伯的大血战，这是10月。 一下子开进莫斯科的庞大军队拒绝攻打白宫，因为军人们看见数以千计的人们拦在坦克前面，他们没有执行军令。这是8月。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直到最后时刻才进驻莫斯科的军队，在等待到命令后终于向暴乱分子开火，因为军队感到了那些号召士兵採取果断行动的莫斯科人的完全支持，而且士兵们也理解所接到的命令的重大意义和内涵。这是10月。 克格勃的"阿尔法"特别分队拒绝进攻白宫。这是8月。 同样是"阿尔法"分队，在识破威胁我们大家的那个"白宫总体计划"和牺牲了一名战士(他是从背后被打死的)之后，完成了自己的战斗任务，占领了白宫。这是10月。 如同看一部荒诞片，同一卷胶片按相反的方向重放了一通。这是为什么? 看来，这是对意志的又一次考验，是对我们这个新的国家政权的又一次考验。
第38页 这次事件本是可以避免的，假如政治家们表现得更聪明一些，假如他们不再企图去扮演曾一度扮演过的角色。 而那些在8月和10月夜晚走上街头保卫民主的普通莫斯科百姓、记者、医生以及年轻的士兵们，都表现得勇敢和坚定。 因为他们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而且知道冒着怎样的危险。 ＊＊＊ 我又回想起8月叛乱的另一个相当晦暗的细节，我是怎样给亚纳耶夫打电话的。 我对他说，他们关于戈巴契夫健康状况的申明是一个谎言，并要求他给我看医疗诊断或总统的声明。"诊断书会有的"，他声音嘶哑地回答道。 我感到害怕起来。 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们还不会这样厚颜无耻。他们缺乏足够的决心，因为他们也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苏联人，尽管他们身居高位。他们当中没有"魔星"，这次叛乱的主要"引信"毕竟还在福罗斯。问题的许多方面取决于戈巴契夫的行为以及叛乱分子对戈巴契夫行为的反应。只要他们胆敢加害于戈巴契夫，敢于诉诸武力，连锁反应就会传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席捲全国。 懂得人生价值、在犯罪前体验到恐惧，这已经不少了。1991年8月的恬不知耻的阴谋家们终究没能越过这个界线。 我认为，在一贯被称誉为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的70年间，我们的人民也发生了某些变化。 这个地雷不可能爆炸。因为我们俄罗斯人、俄罗斯公民已变得更加正常、更加文明，也可以说更加善良，或许还可以说更加有教养。 因为一个人更富有就要杀死他吗？因为一家人有"异样的血统"就要将之全家诛灭？为了叶尔钦、哈斯布拉托夫、宪法或共产主义就要去战斗，去牺牲，去互相残杀？不，我绝不相信这点。 总结 ……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审讯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这是一个令人厌倦、丑态百出、扑朔迷离的过程——审判机器怎样也嚼不烂这个庞大的案件。它首先因为政治的原因而一拖再拖(有入寄希望于叶尔钦总统的政权即将垮台)，然后又因为诉讼的原因，最后则因为医疗的原因(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开始患病)而拖延至今。 现在他们已全部获得自由，他们写诗，参加游行示威，其中一些人已入选国家杜马。情况就是如此。 另一些人占据了他们在狱中的位置。从而证明民主的政权还并不稳定。 在8月的那些日子里，人们为民主、为自由而斗争，同时，也在为祖国而斗争。这对于他们比个人的生命更宝贵：普通人为某种崇高的事业而献身的神圣愿望，不管多么奇怪，乃是苏维埃政权及其教育和生活方式留给我们的道德教训和遗产。 今天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集权主义已经烟消云散了，但那些维护道德品质的禁忌、那些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理想也一去不复返了吗?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浑浊而模糊的时代，她令人绞尽脑汁去从各种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寻找出路。这个时代还将不只一次让人们回想起于1991年8月21日结束的那个充满确切任务和明朗思想的透明时代。 ＊＊＊ 我再一次打开口述录音机。 塔妮娅：……当有人转告我们说白宫发生了爆炸的时候，那是一个最可怕的时刻。妈妈的双膝突然软得弯下去，她顺势坐下。我说了一声"这不可能"，就跑去打电话。列夫。叶甫根尼耶维奇告诉我："没有，塔妮娅，这里一切正常，我们正在工作。这是造谣。" 廖沙：我们正听着"莫斯科回声"，突然间听到了加里宁大街的枪声，刚过一会儿、播音员就广播说那儿一辆坦克起火了，冲突已经发生…… 列娜：在此以后的大约一个月内，只要听到运货卡车在行驶，我就要定睛地看一看——是不是坦克？虽然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我仍然不由自主地要看看。 8月21日是我的生日。大家决定给我简单地庆祝一下，但来的只有妇女。所有人的丈夫都在白宫。爸爸也不在，因为危险还没有完全消失。21日夜至22日，人们仍然在白宫周围值班。我们在家里逗留期间，卫队的卫兵们一直守卫在楼梯旁，他们在我生日的时候去给我一枚子弹。 爸爸5点钟又打来电话。他祝贺我生日快乐，并说道："请原谅，这一次我没有送给你任何礼物。"而我对他说："爸爸，你送给了我一个最好的礼物。你捍卫了民主！" ＊＊＊ ……说句实话。这句书卷式的话语并没有让我意识到词藻过于华丽。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四章 叛乱之后 别洛韦日极林 这是一个绝妙的冬夜。夜空静静地飘着雪花儿，给人一种微微的寒意。这个12月真是不同凡响。 舒什克继奇、克拉夫丘克和我，我们3个人集聚在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官郧里，准备决定苏维埃联盟的命运。 此时此刻，我回想起了迄今国内所发生的一切。 8月叛乱以后，所有共和国都迅速作出反应，纷纷发表独立声明。它们急匆匆地指定了总统选举的日期，起草宣言，印发声明，尤其是乔治亚和摩尔多瓦两国，眼下根本不打算签署任何条约。
第39页 联盟机构全部陷入了休眠状态。很明显，实权都握在各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手中。不论是部长会议，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者是过去有无限权力的机关，事实上已不能真正解决任何问题，它们的职权仅限于登记现有状况的进展。 经济仍像过去那样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中央领导层的政治思想准则却严重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使得各共和国除了选择独立发展的道路之外，再也无路可走了。 我们未能实现从一元化联盟向更松散、更自由的邦联制的渐进式软过渡，而得到的却是中央在政治上的完全真空。 以戈巴契夫为代表的中央已彻底丧失斗志，也失去了新生民族国家对他的信任。 是该做点什么了。 ＊＊＊ 从8月到戈巴契夫辞职，我们和他谈过大约8一10次。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明白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已发生很大变化。我对他说："我们已有过惨痛的教训，8月事件教会我们许多东西，因此提请您注意，任何干部任免，都要徵得我的同意。" 戈巴契夫盯了我一眼，那是一种咄咄逼人的目光。但是，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当时的一切都取决于我能否保持强硬的始终不渝的立场。 时间也证实：我是对的。 第一批干部任命是戈巴契夫独自决定的：莫伊谢耶夫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舍巴尔中为"克格勃"主席，别斯梅尔特内赫继续留任外交部长。我非常清楚，这几个人都是叛乱的公开或秘密的参与者。 夜里，通讯社宣布这些任命后，我当即给戈巴契夫打了一个电话，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想干什么？莫伊谢耶夫可是叛乱的头子，舍巴尔申也是克留奇科夫的亲信。"戈巴契夫回答说："是的，也许是这样吧，不过，我还未调查清楚。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这条命令，也在电视上宣读了。"在这次电话交谈结柬时，我说："明天早晨我去您那儿。" 戈巴契夫却说什么不合适，使我大吃一惊。难道讲究外表上的体面能比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更重要吗？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驱车赶到戈巴契夫的住处。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立即让莫伊谢耶夫辞职。戈巴契夫尽管反对这样做。但最后却不得不承认犯了一个错误。他说："我考虑考虑，看看怎么纠正过来。""不行，"我说，"您不当着我的面处理完这个问题，我就不走。请您把莫伊谢耶夫直接叫到这儿来，让他辞职。" 莫伊谢耶夫正好在这一天命令自己的工作人员销毁他亲笔签署的与叛乱有关的所有文件，尤其是密码文件。 幸好直接受命销毁密码文件的一名上尉军官来到我们的安全部门，并告发了这个密谋。有人给我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这位上尉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把便条递给戈巴契夫，说："请您按这个号码打个电话，直接问问他现在正干什么。"戈巴契夫当着莫伊谢耶夫的面接通了电话，对方回答说是某某上尉在听电话。戈巴契夫说出自己的姓名后问道："您今天接到了什么命令？""我收到莫伊谢耶夫关于销毁所有涉及8月叛乱的密码文件的命令。"戈巴契夫转身问莫伊谢耶夫，"您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吗？" 我们当时说定：新国防部长的任命将徵得共和国首脑会议的同意。那天，再过两小时共和国首脑会议恰好该开会。我提议空军总司令纱波什尼科夫为候选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叛乱期间表现英勇果断，不管亚佐夫及其周围的人怎么胁迫，他都不为挑拨所动，採取一切措施不让空军参与政变。对他的任命，共和国首脑会议未提出任何异议。 此外，找出适当的人选担当克格勃领导人这一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何况他面临的任务是摧毁这个还是从史达林时代就保存下来的令人恐怖的镇压机构。 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具备领导权力机关的经验。我觉得，巴卡京在普戈之前曾领导过内务部，肯定能胜任这项工作。这建议本来是非常出人意外的，但戈巴契夫却同意了。 至于外交部，我认为别斯梅尔特内赫履行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重託，给所有驻外使馆发了密电，要求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使整个外事机构转了向。以帮助叛乱者。当时任命科济列夫当联盟外交部长有点困难，他对此没有任何准备。结果，落在了鲍里斯·潘金这个傢伙的头上。他是驻瑞典大使，也是政变第一天就给予叛乱肯定评价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驻外大使之一。 共和国首脑会议在ll时开始。会上通过了上述所有提案。 类似这样的胜利，每一次获得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这种胜利还会有几次？一次，两次，还是三次呢？ 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这仅是暂时的让步。 戈巴契夫在政府3个关键岗位——国防部、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的任命虽然天折了，但任命本身似乎并无恶意。因为前两个部门他任命的是两位第一副职，而后一个部门更干脆：留任原先富有实践经验的代理部长。 但是，这一事实清晰地表阴，联盟政府各部门领导人参与叛乱的不仅是第一梯队，还有第二梯队。要知道，这不像后来的1993年10月事件那样，只是几名武夫挺而走险的密谋，而是不想垮台的整个国家体制的密谋。
第40页 于是，一种反常的又非常矛盾的现象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戈巴契夫任命的协助他领导国家的那些直接助手，正是打算推翻他的人…… 发动叛乱的机构，也就是原联盟体制的机构，连同它们的机制本身，在各级隶属和职能发挥方面，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这种机制正是为使紧急状态制度运作起来面准备的。 但是，我认为，国内没有一个人想要它。我不能，也没有权力允许对俄罗斯安全产生新的威胁。 最后一次尝试 在召开苏联人民代表例行大会的前一天夜里，备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聚集在克里姆林宫，共商对代表大会的行动策略。在此之前，多数领导早巳形成一致意见：应当结束代表大会的使命，因为这个国家权力机关已经过时，并将成为历史。同时，大家也都明白，不经过斗争，代表大会是不会自动放弃其至高无上的权力的。 经过紧张的工作之后，商定了一份十国首脑共同声明，要求代表大会在通过苏联新宪法以前成立一个过渡时期的跨共和国的权力机构。代表大会也应该至此顺利结束自己的存在。如果这项提议获得通过，苏联宪法中一些最重要的条款将暂时中止生效，权力也将移交给共和国首脑会议。它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领袖共同组成。 在起草这份文件的时候，戈巴契夫一直採取妥协态度，未注重具体细节，与各共和国首脑保持了一致的立场。8月以后，他有了很大变化。随着各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宣布本国拥有主权，它们在苏维埃联盟中的政治位置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苏联已成为过去，大家对此已明确无疑。在新的现实中只给戈巴契夫留下一个角色，充当各奔前程的各共和国的联合者。 我们委託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向苏联人民代表宣读共和国首脑共同声明。应该说，共和国首脑会议的这些建议并不完全出乎与会代表的意料，他们似乎对这个脚本都有准备。不过，代表们还是相当狂妄地挺身而出，想保佳代表大会。讲坛上不时传出一串串激愤的言词，什么"背叛变节"啦，"阴谋"啦，还有"偷光了国家"啦，如此等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过去一听到有人在他面前说这类脏话，总是尽力克制自己。这一次，代表们的话把他彻底激怒了。他走上讲坛，威吓代表们说：如果代表大会不自行解散，那就把它遣散，这一瓢冷水浇熄了发言者的怒火，共和国首脑会议的声明也获得了通过。 接着，在新奥加廖沃开始了积极而紧张的工作。此时，戈巴契夫几乎总是赶不上形势的变化，形势的发展始终比他快一拍。他所做出的让步，要是放在8月前，谁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他同意把未来的联盟建成邦联式的国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仍保留了强有力的中央，以决定国防问题和一部分财政问题。另外。还留下了一位统一的总统，作为遵守条约的担保人，并代表主权国家联盟(这是苏联新名称的一种方案，缩写r)与外国交往。在中央政府中还保留了总理职位。两院制的议会也应在莫斯科开展工作。 后来，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脱离新奥加廖沃程序，这对戈巴契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先是波罗的海沿岸3国。说句实话，苏联总统对这3个国家并未寄予厚望。随后是乔治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而且连在10一11月间新奥加廖沃会议上的气氛，也跟叛乱之前有了天壤之别。如果说，过去绝大多数共和国首脑都不敢与苏联总统争辩，甚至有时指责我奉行"极端激进主义"，那么现在呢？他们已不让我启齿，自己直接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开火"。 各共和国内都有两个积极的进程在齐头并进，即宣布国家独立和选举总统。所有共和国都想提高本国地位，希望成为联合国权力平等的成员国。 很明显，戈巴契夫并未秉承哪个人的恶毒用心，而是他自己历史地走进了死胡同，撞上了南墙，再也没有出路。 悲剧终于在11月25日降临了。这一天，各共和国首脑在新奥加廖沃召开例行会议，戈巴契夫通知报界说，与会者准备草签一份条约。实际上，条约并未打算草签，而且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和亚塞拜然领袖穆塔利博夫也末到会。按戈巴契夫的解释，后者"是因为国内局势复杂而末出席新奥加廖沃会议"。 戈巴契夫关于草签的声明迫使各共和国领导人对条约内容进行根本修改。主要是使剩余的权力从中央向各共和国转移。苏联总统起初想跟与会者好言相商，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急躁，越来越激动。不管他说什么，就是没人听。各共和国领袖执拗地要求中央授予更大的独立权，已尝到自由甜头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真是软硬不吃，使戈巴契夫无能为力。每当戈巴契夫试图坚持自己的某个提法时，我们就异口同声地否定他的提法。他再也忍不住了，从桌子后面跳起来，跑出了会议大厅。 恰在这时，在会议厅出现了一种沉重的、令人难堪的寂静，大家忽然恍然大悟：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聚会。新奥加廖沃会议的历史已经走到尽头，我们不能也不会再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必须寻求和探索一条新路。 从震惊和惶恐中恢复常态之后，大家开始小声地议论起来。谁都不需要一幕丑剧。楼下还有许多记者亚焦急地等待着会议的消息，他们期望这次会晤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会议。我们心里都清楚，它不会成为历史性会议，但至少必须彬彬有礼。应该把"出走"的总统找回来，可谁也不愿意做这事。他们请我和舒什克维奇去戈巴契夫那儿。我俩站起身来，走进总统办公室，对他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把会开下去吧，我们得一起找条出路。"看得出来，他正等待我们的到来，二话没说，就起身跟我们回到了大厅。会议继续进行。
第41页 我们通过了那份折衷的草案。但是谁都未在上面签名。这实质上是对新奥加廖沃文件的判决。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的：条约将提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讨论，在徵得它们贊同后，再由备共和国首脑和苏联总统正式签署。 这次和过去几次会晤不同，我们谁都没有出席记者招待会。戈巴契夫一个人出现在记者们面前，评述了刚刚结束的会议成果，并通告说，他希望12月20日将隆重签署新联盟条约。 但是，什么都瞒不过政治分析家的眼睛。就在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载文对新奥加廖沃条约的前景作了悲观的分析。大家一目了然，是戈巴契夫孤零零地一个人出席记者招待会，条约草案上又没有各共和国领导人的签字。况且，一个连国家首脑都不签名的条约草案，最高苏维埃又何必支持它呢…… 后来几天所发生的事件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全国人民一致投票拥护本国独立。随后，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发表声明称：他的国家将不参加新奥加廖沃协议。这给戈巴契夫试图拯救日趋瓦解的苏联而长期努力的历史画上了最后一个大句号。 应当寻找另外的出路。 总统日记 1991年12月8日 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的脸色表面上看起来挺平静，但毕竟掩饰不住他们那非常紧张、甚至非常亢奋的心情。看到这些，我不可能不明白，看来我们也许真得给乌克兰和自俄罗斯提供了以条约文本固定下来的与俄罗斯平起平坐的同等地位。永远"解放"它们了。 别洛韦日会谈是秘密进行的，为此甚至动用了特种部队来保卫整个官邸。正是由于这种绝密性，有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例如，我们突然发觉官邸中没有静电复印视，为了得到文件副本，每次不得不通过两台并排放在一起的传真机来复制。真是谢天谢地，幸亏有这两台传真机。 我觉得舒什克维奇跟我有些不同，他把这次会谈想像得比较轻松，比较悠闲。他提议去打会儿猎，或是到树林中走一走。可是我们没时间散步，大家都像上足发条的时钟，分秒不停地在激动而兴奋的精神状态中工作着。 会谈的紧张程度随着分针的移动不断增强。我方参与文件起草工作的有布尔布利斯、沙赫赖、盖达尔、科济列夫和伊柳辛。我们在新的别洛韦日条约的构想和提法上下了很大功夫。显然我们必须当场签署所有这些协议，不能再耽搁了。 关于新国家的思想不是今天才诞生的，也不是在我的或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的脑袋中形成的。请回想一下1917一1918年的情形：二月民主革命刚一爆发，各共和国就开始了分离过程，朝独立方向发展。在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上宣告成立了若干个新的民族政府，其中就有在高加索和中亚的民族政府。而乌克兰却走在这一过程的最前列。布尔什维克驱使男人们拿起武器，镇压了所有民族起义。苏维埃用铁腕扼杀解放斗争，枪杀民族知识分子，取缔其他政党。 "主权"一词刚一在人民大众中间说起，历史的车轮便已重新开始启动。任何想阻止它前进的企图，都註定必败无疑。 苏维埃帝国已敲响最后一声丧钟。 我知道人们将指责我对戈巴契夫实行报复，说这个单方面的协议只是使戈巴契夫离开权力核心的一种手段，也知道这些责难从今往后将伴我度过整个一生。因此，我的抉择更是加倍困难，抛开政治责任不说，还得承担起道义上的责任。 在那里，在别洛韦日的树林里，一股无名的自由和轻松感突然袭人我的心头。对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俄罗斯签署这个协议，也就选择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问题并不在于数百年前被征服和吞併的那些部分相继脱离苏联帝国的怀抱。文化、生活、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迟早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分离出去的这些部分反正还会留在共同合作的区域之内。重要的是俄罗斯走上了一条和平的、民主的、非帝国的发展道路。她选择了新的全球战略，摒弃了"半个世界统治者"的传统形象，不再与西方文明社会进行武装对峙，也不再充当解决民族问题的宪兵角色。 或许我不能彻底认清和领会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整个前景的深远意义，但我从内心感觉到，必须愉快地採取重大决定。 我是否意识到不在莫斯科保留统一政府，我们就保不住统一国家呢? 是的，我意识到了。但是，在那之前我早巳不把俄罗斯的命运与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人民代表大会、部长会议国家物资和技术供应委员会以及其他"历史地"形成的部门绑在一起，因为它们恰好是"历史地"始终对俄罗斯的命运满不在乎的机构。俄罗斯之所以使它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俄罗斯一直向它们提供原料、劳动力和炮灰，一直在充当可以把别国、直至古巴吸引过来的主要的帝国"磁铁"。它们要把自己的秩序强加给全世界！ 当然，统一的帝国，乃是强大的、雄壮的、既令人恐惧又使人尊敬的力量。但是，又有哪个帝国能长盛不衰呢？在那之前，所有的帝国，不论是不列颠帝国，还是法兰西帝国，或者是葡萄牙帝国，都早巳土崩瓦解了。要知道，就在前不久美国还妄想控制许多国家，其中既有本大陆的国家，也有相邻大陆的国家，也同样未如愿以偿……
第42页 总之，这不是一次"静悄悄的叛乱"，而是合法地改变现有的体制，改变苏联3个主要共和国之间的缔约条件。 我们修正和保留了几个国家在同一经济、政治和军事空间共存的思想，而且对这种共存做出了极其严格的规定。不过，我们抛开了联盟政府加上莫斯科控制一切的旧模式。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源自被叛乱者打断的新奥加廖沃进程的精神。 多国共存的思想是为了明显改变政治气候。我们没有硬拉着其他共和国签署新的文件，而是向它们表明，3个斯拉夫国家已经接通了联合的"线路"，但不给其他共和国长期踌躇和讨价还价的机会：愿意就跟我们联合，不愿意那是您的权利。 别洛韦日协定，正如我当时认为的那样，首先是为了大大提高正在瓦解的联盟的向心力，促进缔结条约的进程。 所以，当我今天听到有人说我们的行为是旨在搞垮联盟、并出其不意地毁灭它时，感到非常奇怪。我知道，这种无稽之谈很难消除，可仍想再一次强调：成立独立国家国协在当时是能保留统一地缘政治空间的唯一机会。 我站在别洛韦日松林中，想起了提比里西和巴库的悲剧，想起了维尔纽斯电视台被攻占的情形，想起了"阿蒙"特种部队在里加的挑衅行为。 这一切刚刚过去！而莫斯科又在8月上演了这些武装争斗的续集……难道我们还要跪在地上再次恭候新的悲剧吗？不，我绝不会允许这种悲剧重演。 从1990年开始，在苏联的广大疆域内就不断发生这种有致命危险的对抗，而戈巴契夫却摇摆不走。民族自由只是在口头上得到了合法解决，甚至得到了欢迎。一些民族政党纷纷成立，也进行了选举。而实际上联盟仍企图把形势的主导权握在自己的手中，但那只手却在发抖……在提比里西。"只不过"是清理广场而已，却死了9个人。在巴库，为制止早已停止的"屠杀"则动用了军队。 我相信，对所有这些行为，戈巴契夫不可能不知沮。 据我看来，玩双重游戏、搞虚假折衷，是极不明智的政策。这种政策差点儿使国家陷于中央与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真要是那样的话，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就必不可免了。 为了不再诱发新的叛乱。不再出现以武力改变现状的新图谋并使一触即发的形势稳定下来，必须改变我们相互关系的结构，改变我们相互关系的线条，如果从更大的政治范围来说，就是改变新的主权国家——俄罗斯和苏联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和线条。 我坚信，俄罗斯必须抛弃自己的帝国使命，但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奉行更有力、更强硬、甚至在某个阶段使用武力的政策，以便最终保任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权威，把改革进行下去。 我也坚信，戈巴契夫的道德和意志资源虽已山穷水尽，但仍有再次被恶势力利用的可能性。 所以，我出现在别洛韦日树林。我的决心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 所有文件基本上准备好之后，我们决定与纳扎尔巴耶夫取得联繫，以便请他——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与我们一起充当联合体的创始人。谁知此时纳扎尔巴耶夫恰好正坐在飞柱莫斯科的飞机上。让他的飞机掉头、直接飞到我们这儿来，这倒是个很有诱惑力的好主意。于是，我们开始设法与他的飞机联络。忙了半天才弄清楚，他的飞机没有可以与我们直接联络的通讯系统。当时我们试图通过弗努科沃机场的调度塔来做这件事。这是比较现实的一个方案，纳扎尔巴耶夫可以在飞行员的驾驶舱内跟我们通话，并使飞机改航我们这个方向。但很快便得知，苏联民航部领导禁止机场调度人员向我们提供无线电通讯服务。看来只好坐等纳扎尔巴耶夫的到来。 后来，纳扎尔巴耶夫从弗努科沃机场给我们打来一个电话，我们3人都跟他在电话上进行了交谈。我给他读了准备签署的文件。"我支持建立独立国家国协的主张。"纳扎尔巴耶夫说，"请等一等，我很快就飞到你们那儿去。" 然而，那一天我们并未等到纳扎尔巴耶夫。在我们通话后不大一会儿，他的一位秘书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哈萨克斯坦总统不能来了。 原来，当戈巴契夫从纳扎尔巴耶夫处得知他准备到我们这儿来时，就鼓动三寸不烂之舌，施加各种影响，想劝阻他的自俄罗斯之行。 若纳扎尔巴耶夫即使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我们的会晤，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但他却作了另外的决定。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好枢绝戈巴契夫的请求。在这几个小时内，纳扎尔巴耶夫需要对他的共和国——哈萨克斯坦所处的欧亚交叉地位作出估价。是的，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有很长的共同边界，也有诸多共同的联繫和利益。但是，对哈萨克斯坦来说，更主要的是中亚地区，这里有它的邻国。它们在血缘上、精神上都是兄弟。应该说，这是纳扎尔巴耶夫独自作出的决定。 纳扎尔巴耶夫不来了，于是我们3人以自己的签名确认了这份历史性的别洛韦日协定。 读者可能会说："要摆脱现有的困境，还有一种可能，还有一条出路呀！" 是的，对于这条"出路"我也不能不说一说。
第43页 力图合法地取代戈巴契夫的位置，成为联盟首脑，重新开始他那种"自上面下"的改革，走那条戈巴契夫因众叛亲离而末走成的道路，逐步地、有计划地拆除帝国这架庞大的机器，就像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想做得那样。 而且，也有达此目的的机会。 争取全民选举苏联总统，使俄罗斯议会成为正在瓦解的苏联议会的法定继承人，说服戈巴契夫把权力移交给我，让我临时履行总统职权。 如此等等。 但是，这条路对于我来说是行不通的。我从心理上感到不能取代戈巴契夫的位置，就像他不能取代我的位置一样。 夜间絮语 我非常喜欢凉水，甚至可以说非常喜欢冰凉的水，经常在海滨浴场连个人影都没有的深秋，到海里去游泳。我喜欢清澈洁净的林中小溯和泉水汇成的小河。我很耐冷，即使在很冷的水里，双脚也不会抽筋，要是水热的话。反倒喘不过气来。 洗完热水澡后跳冰窟窿，特别有益于身体健康。洗热水澡也是我的一大嗜好，只不过不是芬兰浴，而是俄罗斯浴。从童年时代，父亲就使我养成了这种锻鍊习惯，每当精疲力乏的时候，就进入潮湿的浴室，张开所有的汗毛孔，静静地等待那种冰凉的满足。 总的看来，我属于那种人们相当熟悉的俄罗斯人：平常特别重视自己能战胜某种东西的体力和能力，爱做深呼吸(一定是新鲜空气)，给自己压担子直到精疲力竭为止。 这些都跟我的童年密切相关(一个男孩儿在那时候学的东西是非常牢靠、非常持久的)，而童年又跟农村、体力负担和劳动联在一起。在那里，谁不长力气，谁就得完蛋。万幸的是，我一生下来，就很结实，很有力气。做个身强力壮的人，乃是胜利者的必要愿望。应该说，这种身体素质使我终生受益匪浅。我这一生当中碰上过不少各种各样的令人不愉决的意外事件…… 是啊，关于事故的确是个特殊的话题，例如，我就有过这么一回事。一次，医生给我动手术切除一截肠子。早晨，我刚刚从麻醉状态甦醒过来，就想去厕所。只要我按一下电钮，就能把护士小姐叫来。但却不好意思，有点羞于启齿。医生曾说过，我至少要一动不动地躺一个星期。我起床刚走几步，一下予就摔倒在地上。床旁边有两个电钮，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我艰难地朝那个较低的电钮爬去。双眼已模糊不清，意识也正离我面去，但我提醒自己，电钮就在前边，一定得按晌它，一定……一定……最后终于按下了电钮。我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几乎差点断气儿，但还是做到了。 后来，我躺在地上，手脚都不能动弹了。那次手术后，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渐渐康复。起初连路都不能走，一动就气喘吁吁。到后来就没什么啦，又重新开始了体育锻鍊。 体育锻鍊不止一次地救过我的命，更不用说在我年轻时它就给我装满了一生所需的"弹药"。 当然，有时我也拿身体冒险，因为我对自己的身体器官非常信任，偶尔也就不特别吝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我患了耳炎。是中耳炎。任何一个小伙子都知道，在炎疲未消失之前，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坐在暖乎乎的屋里。而我却决定去北乌拉尔斯克出差，那里可是冰天雪地，狂风怒号。出差就是出差，不光是坐汽车，还得四处看看，跟人交谈，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地捲入一件事而忘掉一切。……我还进过露天採掘场，那里的风很大，结果我累垮了，得了感冒。我一回来，就直接上了手术台。就是这次疏忽，影响了后来的身体健康，损害了耳道的前庭器官，而这不是一个月就能痊癒的。 我最后一次打排球是1986年在皮聪达，是一场拉了网子的正式比赛。打完球后，我的腰椎突然痛起来，而且疼得很厉害。那里离莫斯科很远，当地的医生又柬手无策。当时，人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位女按摩师。她是一位民医，从外表上看起来像个文弱女性，但双手却很有劲。女按摩师熟知人的每块骨头，在她给我按摩时，我感到一阵阵酸疼，有时竞忍不住喊出声来，可她却真的治好了我的病。 然而，我终于在西班牙做了一次手术。 有一次，我应邀去西班牙的一个小城市出席政治研讨会，从那里到巴塞隆纳，必须乘坐一种6座小飞机。 在起飞前，我拍拍飞行员的肩膀，开玩笑说："喂，怎么样，今天我们会不会咕咚一声摔下来？"飞行员笑了起来，他们每天都飞这条航线，从来没听过这种话。我跟苏哈诺夫坐在机尾最后一排座位上。那次，我们还没飞完路程的一半，飞机上好像突然发生了什么事……便掉头往回飞去。飞机一会儿左倾，一会儿右斜，飞行员试着用手动操纵杆控制飞机，却徒劳无益，自费气力，飞机仍剧烈摇摆着。有的人吓得面色苍白，有的人觉得非常难受。而我，在这种时刻不管心里多么奇怪，照旧谈笑风生。我对苏哈诺夫说："瞧！现在谁也没有特权，大家条件平等，都没有降落伞!我们将同样地绰下去，不分当官的当兵的……"机身下方是一片山岭，飞行员怎么也找不到可降落的一小块平地。飞机在空中画着大国，一圈、又一困，就像一架滑翔机……飞机越转越低，越转越低，气流使它颠簸得更厉害。飞行员朝四面八方打量了一番，问道："我们怎么办？"我们发现了一条小河，就喊起来："快！朝河面降落！在飞机入水之前我们可以跳出去！"对我们来说，这已是万幸的事了。
第44页 我们终于飞临机场，飞行员开始驾机降落。但是，婉转点儿说，我们又遇上了一个新的麻烦：起落架降不下来，着陆时根本不起作用。于是，飞机在接地的一剎那，发出轰隆一声巨响，一下子栽倒在跑道上。 这下真够人受的。我的嵴棱不知被什么撞了一下，疼得厉害。简直是难以忍受！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圆盘砸在我的第三和第四腰椎之间。我们改乘另一架飞机飞往巴塞隆纳。这回又倒了大霉：飞机钻进了雷雨层。到巴塞隆纳后，我的伤势进一步恶化，觉得整个下半身都麻木了。也不能动弹。人们把我拾进一家医院。真是碰巧了，我从天上直接掉到了世界最出色的神经外科专家手中！这家医院的医生约瑟夫·刘韦特教授，是个极好的人，也是个才华横溢的外科专家。而且医院很有特色，是个合作式医院。周围的居民资助这家医院，而资助者来这儿看病可以按一定的折扣收费。医院秩序井然，整洁卫生，所有人员都受过严格训练，每位护士小姐都有一台计算机。 夜间，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所有的化验室也都工作。他们绘我透视拍片，验血……在30-40分钟内，便完成了全部检查。外科专家对我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即手术，否则就会瘫痪。您飞不到莫斯科，双腿肯定得完全瘫痪，以后再也不能康复。"院方给我5分钟的考虑时间，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只问了医生一句话："我得在这儿躺多长时间？"他很有把握地回答："手术需3个小时，因为这是难度较大的复杂手术，要在显微镜下做。过一昼夜之后，等全身麻醉的劲儿过去，您就能从病床上站起来。"我说："明白了，请做吧！"我虽然不完全明白，在动过这样的手术后到底得躺多久，但是我却知道我能坚持多久。 手术确实做了大约3个小时。 我躺在一个单人病房里。这里总共有400个病房，都是一人一间，全都一样，没有什么"待护"、"半特护"之分。我躺了一天，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医生就来了，他叫我站起来。我一起身，就疼得出了一身大汗。我以为他们会给我副拐杖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哪知根本没什么拐杖。只说请您站起来往前走。我悯然若失，莫名其妙，心想，腰上割了个大口子，刀口还没癒合呢！直到现在，这条沿嵴椎走向的缝合线还清晰地留在我身上。很难说清他们的作法和医术技艺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但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国内在动过这样的手术后是让病人静躺6个月，而这里却让病人站起来走动。 我汗流夹背地站起身，走了几步。当然，医生在旁边保护着我，免得意外摔倒。我终于走到墙跟前，一切都很顺利。还拍了电视片。医生告诉我。让我今天就是来回走一趟，再躺一会儿。就这样，他们强迫我走了3趟，后来再走就不害怕了。 我永远感激这里的所有人——护理员、医生、我的外科专家，还有曾来医院看望过我的卡泰隆行政长官，当然，我指的并不是他一个人，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来看过我，并给我带来了别人转交的东西。从哪儿给我转交这么多的东西? 医生说："再过一个月，您就可以再打网球啦！不过，请您给我拍封电报，告诉我赢了几分。" 术后第5天，我就飞回了莫斯科。开始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刀口仍时常作痛，但后来就疼得越来越轻。当我重新汀网球时，我真的给医生拍去了电报，后来还不止一次地与他通过电话，再后来我们还见过面…… 瞧，不幸和万幸就这样轮流着找上我，就像一会儿是开水，一会儿是冰水一样。 这也是一种锻鍊…… 告别戈巴契夫 作为"让位"的代价，戈巴契夫所提要求的清单很长，足有满满几大张纸，但实际上全是些物质要求。如相当于总统最后一个月工资的退休金，总统住房，别墅，他自己和妻子的汽车，但主要的是基金会。还有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楼、原来的社会科学院、交通工具、设备以及警卫队。 戈巴契夫打这种算盘的心理是很明显的：您不是很想避开我吗，那好吧，请慷慨解囊吧。但我极力克制佐自己，用很坚决的语气对他说，我一定把这个问题提交共和国首脑会议研究。 在共和国首脑会议上，许多人都贊成完全剥夺前总统的一切特权，只保留我们一个普通退休者应享受的待遇。我却建议为适时退隐的国家首脑开创一个先例，只是不要闹事。于是，戈巴契夫提出的所有要求，除了特别过分的之外，几乎都得到了满足。 12月24日，我与戈巴契夫在克里姆林宫见面。会见在他的办公室举行，这是我最后一次进见苏联总统。 这是一次艰难的、长时间的谈话。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后来连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戈巴契夫的助手沙赫纳扎罗夫也加入了会谈。当然，戈巴契夫知道情况的结局如何，这一切对于他并不意外，早已仔细做好了"让位"的准备。 我从明斯克签署别洛韦日文件刚一回来，就驱车去找戈巴契夫谈话，并第一次提出让他辞职的问题。我说："联盟已不复存在，这难道您真的不明白？也没有回头路。因此必须找出一条摆脱绝境的出路。我们已经找到了，相信其他共和国也会支持它。"
第45页 果真如此。几天以后，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中亚共和国领导人就通报我们，说他们支持别洛韦曰文件。这样一来，除了波罗的海国家和乔治亚，当时是加姆萨胡尔季阿在那儿，其他所有共和国都准备加入独立国协。11个独立国家的联合体就这样成立了。我们认为。第一阶段不需要建立任何协调机构，但每个月必须召开一次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解决不断发生的问题…… 戈巴契夫离开总统职位以后，我曾到他在柯西金大街的工作任地去过。这是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住宅，反正都是公家财产。 我拒绝搬人那里。 ＊＊＊ 我们最后这次终结性的会谈因涉及到"核按钮"的移交程序，在新闻界引起了极大关注。 现在，人们多少都知道。这并不是什么"按钮"，而是一只小提箱。它由两名专职军官保卫。这两名军官在战争开始时协助总统拨动所需的密码，使核力量充分做好反击敌人的战斗准备。 原苏联核力量有一个时候不属于俄罗斯指挥，而是归独立国协武装力量首脑沙波什尼科夫元帅领导。现在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俄罗斯核力量已由格拉乔夫监督。是的，这支力量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根据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武器条约重新部署了我们的火箭。 然而，携带小提箱——"核按钮"——的两名军官仍在昼夜值班、一天24小时都跟总统在一起。不管到哪儿出差，不管在地球哪个角落、他们永远在我左右。 我忘不了戈巴契夫把自己的秘密档案资料移交给我的情景。 他交给我一大堆文件夹，并对我说："这是总书记的档案资料，请保管好，现在这些都归您了！" 当时我回答说，在档案专家未把它们全部整理好之前，我决不动那堆纸。我知道，档案中的材料绝不是什么战略秘密，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却是非常有意义的重要资料。例如，被镇压的一些作家写给史达林的信，赫鲁雪夫和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中未公开披露的事件，还有车诺比核事故和阿富汗战争的历史资料，等等。 顺便提一下，几个月后，正是在这堆档案里找到了最着名的秘密协定——莫洛托夫-里宾持洛甫公约的全部原稿。在一些约两米长的地图上籤着史达林和里宾特洛甫的名字：史达林用的是红铅笔，丽里宾特洛甫用的则是蓝铅笔，从图上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修正"边界的。一个人改了这儿，另一个人改了那儿……下方是他们写得挺大的签名。另外还找到10份秘密协定，从中绝对可以看清希特勒与史达林之间的骯脏交易。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亚·尼·雅科夫列夫曾被指定担任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公约法律鑑定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只找到了这些文件的副本，而且不是全部，其中3份根本就没有。 雅科夫列夫请求戈巴契夫协助寻找文件，戈巴契夫说，它们在50年代都被销毁了。现在弄清楚了，装有文件原稿的档案袋是被戈巴契夫秘书处领导人博尔金发现的。毫无疑问，博尔金曾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报告过，说他已发现全世界历史学家都在寻找的文件。 当我接到这些文件被发现的通知后，立即给雅科夫列夫打电话："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文件找到了。"我首先听到的是他那非常高兴的语调："终于找到啦！我一直相信这一点！"不过，他接着又气乎乎地补充了几句话，至于具体内容，我不准备在这里重复了。 ＊＊＊ 搬入克里姆林富的想法，对于我周围的许多人来说，都是相当意外的。显然。我们所保卫的白宫，将永远成为俄罗斯的国家标志。 况且，我们把俄罗斯总统官邸迁入克里姆林宫，不仅给报界提供了沥毁新政权具有超级大国遗传性的口实，而且给最高苏维埃提供了一个可以充分展开活动的独立空间和进攻基地。尽管我可以坦率地说。当时我根本未想到最高苏维埃会成为哈斯布拉托夫的工具。 那时还响起一片这样的呼声，即应当把克里姆林宫变为历史文化保护对象。 但是，在权衡利弊之后，我还是同意了迁入克里姆林宫的决定。应该说，这项决定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性质。要知道。克里姆林宫不仅是艺术瑰宝，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工程，在这里，我没有泄露任何秘密。可以说，国家的整个国防、战役指挥系统都与克里姆林宫联繫在一起，世界各地的密码电报也都发往这里，这里还有极其严密的保安体系。 现在我看到，克里姆林宫的技术、总务和其他保障，末发生过任何错误。 这在政治上也有其重要性。从我1991年9月"着名"的索契休假开始(那时有人骂我，说我末战胜叛乱分子就去睡大觉)，我就试图理解刚刚发生的一切。我感觉到，我们的历史的确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谁也不了解。不过，我明白，今后将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困苦和艰难时期，其间既有高潮，又有低潮。对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人们来说，政治上发生了新的剧变。我能说的只有一句话：这种转变就其急剧程度而论，是前所末见的。 克里姆林宫也成了这一转变的标志。如果深刻点儿说，那就是为了把某人从克里姆林宫赶出去，至少需要一个新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克里姆林宫是现行政治路线稳定持久的象徵，如果这条路线就是改革，那么，改革便将成为我的国家路线。这就是我要通过这个举动(指搬入克里姆林宫)对自己的政敌说的话。
第46页 在搬迁前一个星期，我们就预先通知了戈巴契夫和他的班子。这个期限足够他们收拾文件了。 但是，像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办事人员之间的磨擦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向来心平气和地作出处理。我既不想把戈巴契夫及其一班人马"撵出"克里姆林宫，也不打算让他收拾一个月。时间拖得越久越伤心，此乃生活中的常事。 但是，这件常事却变得很不寻常。因为我不喜欢报界痘染的传闻，说我们把前任总书记的东西扔出了克里姆林富，更不喜欢某些与我们的历史使命不太相称的皮毛小事。当然，"搬出去的人"并没拧掉门上的把手，但却拉走了家具，甚至连代表统治权的插在墨水盒里的金羽毛笔也被拿走了…… 唉，这大概是依照我们的惯例吧…… 闲暇余话 1991年9月，我在索契休假，尽管外表上极力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但实际上仍处在相当紧张的状态，眼前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多么出人意料。 国内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基本线条我是很清楚的：各共和国的新条约进程到了何种阶段？戈巴契夫如何通过新的任命对官员进行更选？但在此背景下，主要的是使自己周围的人确定方向，进行某种突击，大大加快俄罗斯政府的转向，启用其他关键人物。 我不满意部长会议的工作班子。但主要是我已明白，像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这样的人已不能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尽管我还是十分尊重他的。可能已经到了应该启用有自己的构想、有自己的班子的经济学家的时候了，也到了不仅在政治范畴，而且在经济领域採取最坚决行动的时候丁。 早在1990年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有一次我们曾试图选出一位总理，一位有自己构想的知识分子：博恰罗夫、雷若夫…。。·也提到了沙塔林、亚辛、亚夫林斯基，但当时未能如愿以偿。如果现在俄罗斯还不产生自己的经济改革的建筑师，就将犯战略性的错误。 我也明白，立即决定这个人担任政府首脑职务是办不到的，只好先给个副总理、经济部部长，以及诸如此类的角色。于是，我的办公桌上再次堆满各种各样的构想和计划。 我为什么会选中盖达尔呢？这与选拔许多其他关键人物不同，选择主要的"经济舵手"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视别人的意见行事。我必须深思熟虑地去做。 匆庸讳言，有过"别人的意见"，布尔布利斯就是盖达尔的靠山，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世人所言，盖达尔是"他的人"。不过，我想请读者清楚地意识到：这么重大的任命不可能没人推荐就能决定。总统此时肯定从有人推荐的一长列候选人中挑选…… 盖达尔首先以其坚定的信念使人大吃一惊。再说，这不是一个无赖之徒的信念，也不是一个强壮而精力充沛者(在我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的信念。不，不是，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信念，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盖达尔不是那种所谓的"粗汉子"，而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他具有内在的而不是装装样子的强烈的自尊心。也就是说，他是位与糊涂的行政官僚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不会隐瞒自己的怀疑、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弱点，但同时会在捍卫原则的路上走到底，因为这不是"共产党说必须、共青团回答是"的年代，这是他自己深思熟虑和呕心沥血所形成的原则与思想。 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会耍滑头，这对我来说，也是异常重要的一点，要知道，"休克疗法"的责任最终还是由总统承担。因此，使人们对我不仅毫不隐瞒，而且也不打算隐瞒，这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盖达尔善于直接了当地说话，这也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他迟早反正会与论敌对话。而不是我。盖达尔未把自己的构想简单化，而是实实在在地说明事态的复杂性。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试图做到这一点，但盖达尔的论据最使人信服。他善于用自己的思想感染人，使交谈者逐渐看清那条值得一走的道路。 最后，还有两个决定性因素，即盖达尔的科学构想恰好与我想尽快走完这段痛苦路程的决心相吻合。我不能再让人们等待，让主要事件和主要进程年复一年地延长。于是，我一下子下定决心：必须走这条路! 盖达尔示意说，他有一个很年轻的由备方面专家组成的全套班子。这不单是一群鑑定家，恰恰还是一支很有个性的人组成的队伍。他们独立性强，极想干一番事业，从不和稀泥。我知道，除了饱经世故的苏联生意人。还必须把这么一伙"毛头小伙子"，请原谅我这么说，引进俄罗斯生意圈。我很想跟他们一起在实践中尝试尝试，看看他们的身手。 简而言之，把"另一种类型"的人放在这个岗位上一试高低，是非常诱人的。毫无疑问，在那之前国内最有声望的经济学家是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不过，他已为捍卫自己的纲领而疲惫不堪，已得了某种疲劳反应症。此外，单从心理上讲，也很难再次回到即便是经过修订的同一个"500天计划"及其制定者一边。 ……总之，清晰地说明自己的选择并不那么简单。最主要的是我对这种选择至今并不后悔。要知道，姓名的魔力不可能不对我产生影响。阿尔卡季·盖达尔，苏联有整整几代儿童与这个名字一起长大成人，其中也包括我，还包括我的几个女儿。
第47页 叶戈尔。盖达尔正是作家的孙子……因而，我也信任叶戈尔。季姆罗维奇身上那种天生的、遗传的才能。 ＊＊＊ 我认为，在动乱过后，我们错过了一个最主要的机会，这当然是指从根本上改变议会体制的机会。说实话，目前有时还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念头：那时社会是否已准备好推举出另外的"优秀"代表? 答案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但解散代表大会和确定新选举(也许还提出过新国家的宪法问题)的思想当时在社会上已有酝酿。不过，我们却未加以利用。 但是，民主派报刊认为我有罪的主要理由并不在此。主要罪状是我保留了国家安全体制，末颁布一条能使国家机关中的原苏共中央委员会、州党委会(有些人还提到区党委会)的工作人员自动停职的命令。 我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些疑虑。 摧毁一切的情绪当时在社会上是相当明确的。我就曾亲眼看到一伙人，他们聚集在苏共中央大楼前面，而且已开始砸大楼的窗户…… 我的眼前出现一片10月的幻影——屠杀、骚乱、抢劫、无休无止的群众集会、无政府状态，而那场伟大的革命就是伴随着它们而开始的。当时，只要做一个手势，签一个名字，1991年8月就能变成1917年10月。可是我没有这么做，而且至今对此也不感到遗憾。 70年来把人分成"清白的人"和"不清白的人"。已使我们疲惫不堪了。 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赫鲁雪夫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社会与新俄罗斯之间的继承性：按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摧毁一切，破坏一切，顺便重复一句，这些根本没列入我的计划。我一方面把一批年轻的、果敢胆大的新人纳为政府成员，同时也认为可以在国家工作中启用一批斯科科夫式的有经验的执行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斯科科夫是莫斯科一家大国防工厂的厂长，是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人…… 我的这种态度错了吗？有可能。不过，时间证朗。装扮成民主派的"上级任命的干部"(尽管他们带来极大危害，但一般说来，民主派通常不善于做工作)并不是主要危险。主要危险来自"最密切的战友"，来自被"议会浪潮"报出来的并迅速爱上极力及其标志的新领袖们。 ＊＊＊ 现在，在重读这本笔记时，我总想给它补写点什么。 是的，有可能是我错了，不该把经济战线选为主攻方向，在国家制度上为没完没了的妥协和政治游戏留下余地。我未解散代表大会，保留了各级苏维埃，并下意识地继续把最高苏维埃看作立法机关，认为它正为改革制定法律依据，却未察觉"代表大会"这一概念内容本身是越权代行的。 代表们意外地想起了自己全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开始了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当然，这种无休止的交易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不过，我觉得，盖达尔提出的痛苦措施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新的社会动荡。 其实，得不到政治支撑的盖达尔的改革，是没有依託的……于是，法律不充分通过、决议含糊不清的时代来临了。 正是这个时代，最终把国家领进了1993年10月。 ＊＊＊ 从旁观者看，可能觉得总统一忽儿把一些人放弃了，一忽几又不知从哪儿弄来另一些人…… 实际上，国家"头号人物"周围的人不可能不更换。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国家机关、议会、新闻界和法院都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职权，都在业已形成的关系体系中工作，那是另一回事。而我们这儿的情况如何呢?以布尔布利斯为例。 一开始我猜想，他的社会"面貌"和公开"身份"对担负某些职责并不重要(当时还曾提出副总统职位问题)。 再重复一遍，我虽然了解这些原委，但是，报界、人民代表、政治家的反应是如此完全一致，却真的未预料到。让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出风头"不合身份，他当国务秘书，这可是个战略性职位，却又是一个不出头露面的参谋人员。可是，他却成为一个如此异口同声的不能接受的人物。 一时间，诸如"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当过马克思主义教员"、"乡巴佬"、"一个不够味的红衣主教"等流言飞语不绝于耳。尼吉塔·米哈尔科夫导演找到布尔布利斯年轻时的研究生论文的复印件，在电视屏幕上一边摇晃一边说，请看看，统治我们的是什么人物! 一方面，人们敢骂政府，甚至向最高长官说出自己不能接受的人物，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是好的。而另一方面，发动中伤人的活动，仅仅是因为他的外表不受人喜欢吗？要知道，没人能客观地评价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的工作，只是根据他的外表和言行来推断。也许，这不是偶然的，即国务秘书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不再对形势作出相符的反映。 这就是问题的另一个侧面。 现在，人们都热衷于搞政治，当然，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不过在我们这儿特别狂热。可我们的政治家根本没有职业道德，没有政治品行传统。因此，经常发生主要不是看业务素质而是看人定好恶的现象。要知道，在新的情况下，即在拥有高度权力的情况下，一位职位很高的人可以出人意料地表现自我，而且完全是按另一种方式来表现。
第48页 我认为，班子变化还有第3条主要原因：在西方那种政治生活中(我们就以美国为例吧，一位新总统上台，就带来一批新人)。人被安置在准备好的位置上：对于几乎几个世纪形成的优先权人人皆知，程序也是现成的，"请坐，开始工作吧！"因为民主党人得把执行机关的相当一部分职位留给共和党人继承，或者相反，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但在我们这个国度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不过，我末说我们必须从零开始，所有能够利用的我们都利用了。摧毁这么一个大国的整个国家管理机器是一条招致灭亡的道路。因此，凡是能安排有经验的"旧"执行者的部门，我们都安排了。当然，有时人们也会犯错误。 鲁茨科伊三番五次地把斯捷尔利戈夫将军强拉来做自己的副手。这不是荒诞绝伦吗？还有人公开提倡军事独裁，自然是他个人的军事独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军事独裁，这样的人，竟然也会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这样的错误，犯了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 而在那时候，总统究竟于什么，副总统究竟干什么。俄罗斯宪法法院该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说，完全是"空白点"。那么，这个该怎么做，而那个又该怎么做呢?我们经常需要分析外国实践带给我们的启示。但同时又不能不明白：国外是一回事(也各不相同)，而在我们这儿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依据的不应是从某国就是这么做出发，而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而我们却没有这种经验。 结果产生了一些华丽不实的机构，起了一堆美妙动听的名称，内里却空空如也，一无所有。 还有其他一些相当重要的原因：时局发展迅速，政治环境变幻莫测，近几年任何一个大国都未经历过如此之多的动荡。这也迫使我们不得不更换"渡河的马"，这对我个人来说，无疑是极其痛苦的过程。 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主要的不在这方面，我并不渴求走马换将，而是政权——崭新条件下的政极性质本身需要这样做。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五章 俄罗斯与世界（1） 人物与主张 不可思议的事终于发生了。对此，在1991年8月19日前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一些居心险恶的人纷纷传言，说什么"叶尔钦"的新俄罗斯取代了苏联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并继承了苏联始于1917年的戏剧性的全部历史。至于俄罗斯帝国的遗产就更不用说了，这种遗产我们也非常明显地感受得到。 当一些西方国家领袖最初相继打来电话时，我还未能彻底认清所发生变化的意义。1991年8月19日，叛乱刚刚开始，一切都还无从评佑。 在我们国内一片混乱、毫无法制和政治秩序的情况下，最先使我感到震惊的是西方政治家们的明确反应。 他们确实都是瞬间判明情势的。要知道，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要比纳扎尔巴耶夫或者克拉夫丘克困难得多。这两个人正在小心谨慎地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谈判，而对我的连声感嘆只能惶恐而惭愧地回答说："我们这里暂时一切平静，我们马上就会作出决定。" 当然，把西方领袖的反应与"我们的"原共和国领袖的反应做比较，是不太得当的。一方只不过是表示自己的意见并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而另一方却处在苏联坦克的瞄准器下。 那么，是谁给我打了电话呢? 英国首相约翰·梅杰。他第一个打来电话，表示支持民主俄罗斯，并确信这一切必将有一个好的结局。英国人证实了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道义权威。 在整个战后时代，"美苏轴心"一直支撑着世界地缘政治的平衡。对于美国人来说，戈巴契夫依旧是我国的头号政治家。那么，如果他确实有病在身呢？如果是他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也就是说他支持自己的那套班子呢？如果叶尔钦只是"片刻为王"，而局势又瞬息万变呢？到那时，道义归道义，而他们却不得不与原戈巴契夫分子，比如说，与亚纳耶夫打交道了。美国总统不能，也没有权力不考虑这些方方面面。但是，乔治·布希并末简单地打个电话了事，他立即开始组织国际社会声援俄罗斯，并与北约国家首脑会谈，发表政治声明。等等。布希光生毫无疑问地表现出他首光是一位有道德的政治家。 乔治，布希年岁比我大。他是上过战场这一代人的代表。对我而言，他在人道上的支持是极其重要的。 赫尔穆特·科尔。他那天到很远的山里狞猎去了。很多人都说我跟他在外表上很相像，都是大块头，在生活习惯和对生活的看法以及在行为风度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我对他始终有一种特殊的好感。 尽管有许多困难，赫尔穆特，科尔还是跟我取得了联繫。现在我也这样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便是坦克己在莫斯科开始射击。他也会这佯做。 ……布希曾谈到过坦克、他说："只要您挣脱坦克的包围，这就是彻底的胜利，俄罗斯将为自己铺平通往文明国家共同体的道路。" 打来电话的还有义大利总理，西班牙首相和法国总理，以及阿根廷、日本和加拿大的领导人。我衷心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示声援不是进行某种持久的长期政治运动，而是在一瞬间，在几分钟内应当立即决定的事。
第49页 西方国家未坐山观虎斗，大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意料之外。当天晚上，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便含糊不清地说什么"过早的反应""干涉内政"等。 事后，也就是现在，我才明白西方国家反应如此之快和如此一致的原因。第一，西方的分析家们对叛乱早已做出"测算"，对他们来讲，发生叛乱并不感到意外。而我们国内却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念头本身看来似乎是荒唐的，因为旁观者清嘛。还有，尽管戈巴契夫的情况不明(不过，我想西方情报人员对他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小时的情况还是清楚的)，叛乱尽管看起来挺可怕，但是太滑稽可笑，太草率，我说过，在对自封为苏联领导的信任问题上摇摆不走是很愚蠢的。 这是对待俄罗斯的新国际政策的序幕。 ＊＊＊ 我想起在戴维营发生的一件往事。那次出席谈判的都是美国当局的高层人物：总统、国务卿、安全顾问等，大约4-5个人。在谈判大厅的一角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果汁和咖啡壶。我注意到，贝克先生看起来就像在家里似的，穿着一条紧身裤，上披一件胳膊肘上打着皮补丁的上衣，记得好像是切尼对他说："杰米，请给我倒杯果计。""杰米"就给自己和他各倒了一杯果汁。这一切非常自然，毫不拘束。既不做作，又不夸张。 要在我们这儿，长官们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靠背椅上，一名身穿永不改变的晚礼服、扎着蝴蝶式领结的年轻人就会哈着腰用托盘把果汁送到他们面前。 我当时就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的，这是因为他们是绝对独立的人。也包括对总统保持绝对独立，他们是为信念、为事业面工作。 我们目前还过分依赖权力，依赖权力给我们提供的别墅、汽车、"直升机"和装甲门，离开这种依赖，将寸步难行。 那么，严格地说，叶尔钦总统本人依赖什么，或者说依赖谁呢？显然。 第一，得依赖"自我"，依赖自己为自己创造的和周围的人为他创造的那种形象，这是一个刚毅、坚定、强硬的政治家的形象。 第二，我非常依赖我所尊重的人的意见。这样的人虽然不少，但远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影响我。不过，例常有这样的情况，顺口说出的一个词，或者报刊上一大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往往会迫使我完全改变思维过程。 第三，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像多数正常人一样，对它们只能束手无策。它们是童年养成的，要比我顽强得多。 玛格丽特·柴契尔和赫尔穆特·科尔 在8月19日给我打电话的人中，我还未说出玛格丽特·柴契尔的名字。 这样的人在世界政坛中为数不多。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务，人们总是乐于倾听他们的意见。 但是，即使在这个很窄的圈子里，柴契尔夫人仍显得特别出色。 就是在那个夏天，当我应邀去西班牙出席一次使我倒霉的研讨会(会议结束时，我已躺在手术台上)时，我曾同柴契尔夫人达成一项协议：我顺道访问英国，并与她会晤。当时，我还是个反对源，既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也不是总统。但是她，一位独立性很强的女性，还是邀请了我，尽管英国领导人中很少有人会热切地希望会见我这个反对派分子。 我飞到伦敦，驱车赶到康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会唔进行了45分钟，而且非常成功，简直使我不记得还跟谁有过更有意思的交谈。 这次会晤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玛格丽特·柴契尔走下台阶，向我问好，并把我领进官邸。在她的办公室里，有两张沙发，沙发中间有一张小桌。我坐下后，她坐在我对面。但我们觉得彼此隔得有点儿远。当时在场的有3位男子汉——翻译、首相首席顾问和我。但撤切尔夫人忽然站起身，亲自把自己的沙发推到桌子跟前，好与我们靠近点几。事情既简单又庄重，而且她的动作那么快那么有力，以至于使我们来不及帮她做点儿什么。我略一迟疑，也随后起身推动自己的沙发，啊，就算对一位男性来说，这沙发也是相当重的。总之，她是个很独特的人，又是个很自然的人。 于是，我们面对面地交谈起来，大家说得很快，交谈非常热烈。 柴契尔夫人很想知道她最喜爱的人戈巴契夫的主要论敌在想些什么，而这种想获得新印象的自然渴求使玛格丽特。柴契尔一个劲儿地提问题，在阐明自己的立场作为答覆后。她又提出一连串儿的问题。当然，我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追寻她的思路，注意着西方最强的政治家之一的逻辑。 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时刻之一大概就是我们谈话最后结束的那一会儿。我据理力争地追问首相："撤切尔夫人，我想告诉您的主要信息就是世界上将出现一个新的实体——俄罗斯。不仅仅有苏联，您与它有着良好的关系，现在还有个俄罗斯。使您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您是否准备与自由的新俄罗斯进行贸易、经济等方面的接触呢？" 玛格丽特·柴契尔在整个谈话期间对任何问题都回答得很快，唯独这次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才回答说："叶尔钦先生，让我们再稍稍等待一下。愿俄罗斯成为新的和自由的俄罗斯。到那时候……一切都没问题。"说完，她便微微一笑。
第50页 我从唐宁街回到住处后，心中暗自想到：她没说"不"，这对于第一次相识和第一次会晤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柴契尔夫人和世界许许多多的政治家很快就会知道，也能听到有关新俄罗斯的消息。对于这一点，我一分钟也未怀疑过。 顺便提一下，柴契尔夫人送我上汽车时，我看到有人非常低声地对她说，这不合礼节，不合礼节。她朝他们摆摆手，一直送到汽车跟前，我们在那儿相互告别。这一切都显示了人的热诚，并令人感动。 这就是撤切尔夫人在政坛上留下的足迹——独特而坦诚的足迹。这是一名战胜男性操纵政治的女人，也称谓第一夫人，多亏了她，行为坦荡才开始在外交界发挥作用。 玛格丽特·柴契尔的个性对我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是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始终相信自己、并经受过一切考验的榜样。政治上轻重缓急的顺序在不断变更，国家正经历一系列政治危机，而这几年英国首相又有多少次不得不在议会经受极其激烈的唇枪舌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每通过一项新法令，更不用说通过税法了，都会在新闻界和游行示威中激起强烈的激情，都会掀起一场运动。但是，政府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针。而玛格丽特·柴契尔却始终带着她那永不改变的微笑做完了这一切，而且这种微笑一年比一年更有女人味儿，更令人赞嘆不已。 ……赫尔穆特·科尔。当我说他是"我的朋友赫尔穆特"的时候，这并不是一种不拘礼节的呢称。不久前，我们曾一起在贝加尔湖畔休养，他是应我的邀请到那里去的。在那里，我饶有兴致地观察他怎么捕鱼，怎样开怀大笑，如何准确和轻而易举地表述一些有意思的想法。我带他去过浴室。在安加拉河河岸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俄罗斯浴室，是用粗大的百年原木建造的。在蒸汽室内散发着一种特殊气味，这种气昧，只有在地道的乡村小浴室里才有。这间浴室紧靠着河岸边。我们在蒸汽熘后就直接跑进河水中。河水虽凉，却使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科尔对这了不起的大自然和我们的贝加尔湖惊嘆不已。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么辽阔的空间是稀有的。就是那时候，我和科尔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交谈。 我和赫尔穆特。科尔在风景胜地一向都很走运。1993年初，德国总理曾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在这期间我与他举行了一次会谈，这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几次会谈之一。我们在莫斯科西南部的一所政府别墅里见面，这所院子很有名，因为它过去归克格勃所有，克留奇科夫准备发动8月叛乱的几次秘谋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这个消息使赫尔穆特·科尔开心了一阵子，便以极大的兴趣四下打量起来。 我想跟他讨论一个对我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假如我採取措施限制议会活动，在他看来，西方对我的行动会做何反应。谈话的机密性完全符合我们见面场所的历史传统。 我很清楚，西方有几种最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在这种具体情况下，我要侵犯这类价值观中的一种，而且我不怕把这个问题向德国总理提出来，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开诚布公的，我知道自己的这些打算将来不会被曲解。 他支持我，并相信"七国集团"的其他领袖也一定会理解为稳定俄罗斯局势所採取的严厉但必不可少的措施。 几个月过后，我才得以确信赫尔穆特·科尔所预测的准确性。在1993年9一10月，科尔本人以及西方国家的所有首脑，都异曰同声地支持我为使俄罗期摆脱深重的政治危机所採取的措施。 其实，那次我和科尔谈的不光是政治。譬如，还把自己的一段往事告诉了他。 那是在1986年5月，当时我还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应德国共产党的邀请出席他们的代表大会并进行正式访问。德共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东道主领我去鲁尔参观一家企业。看完车间。我走进了工人休息室，真的一下子被惊呆了。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曾绞尽脑汁，为工人创造适当的条件，如建个芬兰式蒸汽浴，在休息室放几把象样的沙发橱，好让工人休息时喝口茶水，听听音乐。但这里……一种简单的想法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们永远不可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这不单单是富裕。这是一种用智慧创造一切的习性。而这种习性，恰恰是德国人所固有的，可以说，在对待生活小事、日常风习以及现实生活方面的精打细算和专心致志，德国人与我们是正相反的人。 每当我发现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某种变化时，总会想起科尔先生…… 比尔·柯林顿和乔治·布希 按年龄顺序得反过来说，乔治·布希和比尔·柯林顿，按我们的关系年表排列也是如此。但现在毕竟是比尔。柯林顿担任美国总统，在世界政治中有许多事都取决于他。连我有时候也真诚地同情他。 惹我注目的一件事是：在总统竞选期间，布希和柯林顿曾进行相当激烈的论战，甚至可以说得更厉害点，是进行对抗。但选举一过，刚刚明确谁是胜利者……布希便开始帮助柯林顿，柯林顿也帮助起布希来。 在我们这儿要是碰上这样的情况，政治家们就会相互成为整个余生的死对头。而他们却高高兴兴地互相打电话交谈，提出劝告。比方说，还有一次，我跟比尔·柯林顿谈话，他说："我不仅支持条约，而且还要祝贺您与布希共同取得的这次巨大胜利。"(此处是指我与布希在1月份签署裁减战略武器的条约一事。布希要再过两个星期才告别白宫，而柯林顿也需要度过同样多的时间才就任美国总统。)
第51页 布希在选举期间的心理负担很重，连莫斯科都听到了这个消息。有人对我说，布希常常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双眼也只盯着一个地方。我给他打过电话，想劝慰他几句，让他打起精神来。 对这种极度的孤独感我是比较熟悉的，有时连身体都承受不了这种紧张，这是精神长期过于集中和情绪异常激动造成的结果。那时需要的只是咬紧牙关，控制自己，以免垂头丧气。万念俱灰，愤然辞职。所以，我觉得自己理解布希。 我觉得人们会选他。美国人的保守主义仍会发挥作用，共和党总是起跑晚，但却精力充沛地跑完最后一段路，到达终点。 不过，这次结果不同。柯林顿太不寻常。他年轻、漂亮，与他的年龄相比，看起来简直太美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很高的修养。也许，这个人物意味着美国的某种新突破。 乔治·布希好像在美国的权力顶峰呆了3任，在里根时代当了8年副总统，然后又当了4年美国总统，总共12年，真不算短。 如果算一算我的年头，到总统任期结束也将有8年，倘若从政治局算起，那就整整10年。不过，我真正的政治生涯要晚一点儿，恰恰应从被赶出政治局开始。 应该说。乔治·布希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人们看得出来，他在竞选期间心情多么忧郁，因为共和党人一直落在后面。他在每个州都发表演说，这得付出极大的劳动。当他落选后，反而变得轻松起来，这是某种保护机制起了作用，一种新的动力开始活跃起来，这就是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武器条约。 美国有个好传统，即总统离任后，国会就通过一项决议：根据前总统的意愿在某地给他建一套住宅，并为他保留一个总统图书馆。 我跟乔治·布希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芭尔芭拉·布希也常打电话来。我希望她能来做客，娜依娜也会很好地招待她，她们将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而我也与布希说定了一块打网球，这将是一场很有规则的比赛。 莱·华勒沙和瓦茨拉夫·哈韦尔 他们分别是波兰总统和捷克总统。 我不止一次地跟他们会晤过，总觉得在交往中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障碍。在国家关系中自称"老大哥"的苏联把它那该死的"遗产"悬在了我们头上。哈韦尔和华勒沙在对俄关系中必须保持某种距离，必须对本国人民负责。对此我是理解的。 不过，要知道把我们联繫在一起的并不光是历史命运的共性——东欧阵营、社会主义，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我们都是第一次如此勇敢地走上世界政治舞台的前持不同政见者，都是些受压制的人，是程度不同地遭受迫害的人。 哈韦尔蹲过监狱，是"布拉格之春"的参加者，也是位作家。华勒沙多年来领导工人运动，他是"团结工会"的领袖。他俩不仅是政治领袖，也是民族领袖。在某个时刻，整个社会都曾团结在他们周围。他们成了重大历史事件的象徵。即使目前他们的处境也非常困难。 世界政坛上出现这类的人物是很有意思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官位表。建立政权的那个阶层的人把各种关键职位都把持在自己手中，保持政权的稳定。但迟早会通过这个阶层冒出一批新人。当然，在西方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变化，但在"七国集团"中，几乎每个国家都发生过"上层"大换班事件，可能是世界对某种新的非常重大的转变正在做一种潜在的准备吧。 我对波兰的第一次访问是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中度过的。波兰人在谈判中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我们的军队从德国撤出、需经波兰领土，这有损于波兰的经济，因此，俄罗斯必须支付赔偿费。 华勒沙採取如此激烈的进攻态度，其原因大体上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橡苏联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生存在世界空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取消苏联这个名称，但却不能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么多年来的共处，波兰人总觉得是苏联抑制了波兰的繁荣及其经济潜力。于是，这种民族的自觉在向我们提出的那些沉重而又难以理解的要求中表现了出来。 不过，我第二次访问波兰的气氛已迥然不同。这一次，正像我一直力求做到的那样，终于找到了我们关系史中隐藏的癥结。大家都知道，克格勃曾试图插手解散"团结工会"的进程。我给莱·华勒沙带去了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政治局的"影子"领袖)委员会的文件复印件。这是有关"团结工会"的全部案卷。波兰和苏联的特工人员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工人运动领袖们的全部底细。当谈到这些文件时真是不寒而慄，克格勃的"x光射线的穿透力"竟然是那么厉害。我拍拍那个纸袋，说："都在这儿，请拿去吧！"华勒沙兴奋得脸色发白。 波兰总统向我通报说，波兰议会最近即将改选，宪法也允许这么做。当他发现我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趣，就开玩笑说："怎么样，您也解散自己的最高苏维埃吧，再选个新的。而那些老代表们，就让他们坐在那儿开会吧，人们很快就会忘掉他们。"我对这个诱人的想法微微一笑。 在布拉格，也不得不还清旧债，承认苏联1968年的入侵是一种侵略行为。这对于瓦茨拉夫·哈韦尔本人，对于全体捷克人民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第52页 哈韦尔想让我领略一下旧布拉格的风情，于是和我走进一家小酒馆，坐在那儿喝起啤酒来。那时，我突然想到：我们这些上了年纪又很疲倦的人，像老朋友一样简简单单地坐在这儿喝喝啤酒，至少也可以松弛几分钟。但是，当我们走出酒馆，摧毁一切的整个变革时代所带来的一切问题，又会再次压在我们的肩头。我们——共产主义后世界的第一批领袖——要走的路是多么艰难啊！ ＊＊＊ 我结束第一次访美之行回国，是在1989年秋天，当时在报纸和电视上正掀起反对我的着名的"纵狗咬人"浪潮。在美国，我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当我飞过自由女神像上空时，我自己在内心里也成了一个自由的人。就是这句话在莫斯科引起了轩然大波。议会还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对我的美国之行进行研究。 我的一些助手和朋友们。伊柳辛、苏哈诺夫等，强拉我击浴室，这显然是个区一级的普通浴室，非常简朴。他们知道我非常喜欢洗浴，想帮我消除精神上的疲劳。 我们走进蒸汽浴室一看，里边挤得水泄不通，足有40个人。我记得，就在这个浴室里，政治谈话异常炽烈，就像开群众大会一样。那些人赤裸着身子，挥舞着桦条帚，一边相互啪啪地抽打，一边喊："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请坚持伎，我们支持你！"这些话就像用挥条帚给我抽打后背一样，使我非常惬意！那种场面是特别令人神往的。 浴室所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象徵。要知道，浴室是去污除垢的地方。在那里，感情是洁净的，人也赤裸裸地坦诚相见。 有意思的是，那些男子汉现在会对我说些什么呢?是的，那时我已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明白我虽在苏联历史传统、习惯和教育方面仍是一名共产党员，而在信仰方面已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 浴室所发生的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 谢瓦尔德纳泽的东山再起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不止一次地赢得人们的尊敬。 1985年，任命谢瓦尔德纳泽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职务曾使许多人大吃一惊。尽管他是一个加盟共和国(但不是最大的共和国)的领导人，却没有外交经验。 在这方面，谢的智力天赋，以及大多数乔治亚人通常拥有的那种拥熟的表演技巧并不起决定作用。在国际舞台上，他成了比戈巴契夫并不逊色多少的一个人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苏联新的政策原则成为现实，成为可以与之打交道的原则。 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也是值得人们永志不忘的，他的这种政治家的果敢行动再一次证明。他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谢瓦尔德纳泽不依附于任何人，也很勇敢，他警告全社会将面临军事政变的危险。 但是，谢瓦尔德纳泽所採取的最有意义的行动，据我认为，是后来他出任乔治亚议会首脑，成为乔治亚国家领导人。作为一名政治家。谢瓦尔德纳泽已习惯于在正常的、文阴的条件下工作。他周围的人都按照传统的社会法规、传统的价值观念生活，但他却突然掉进了国内战争的血海深渊。 国内战争极曲了人的心态，把人们置于超越现实的不正常的生存条件之下。仇恨就像一场森林大火，不把一切烧成灰烬就不会熄灭。而谢瓦尔德纳泽却成了仇恨的人质。要在国内战争中获胜，只能通过军事途径，只能以大量牺牲作为代价，只能通过流血(顺便说一下，列宁非常了解这一点)，而用和平的方法取胜是不可能的。谢瓦尔德纳泽提出的任何维和提议，都受到了西方大国总统、北约军事将领、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视，但在仇火正旺的武装到牙齿的游击队面前，却成了一纸空文。国家淹没在血海中不能自拔。 在这种情势下，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勇敢精神，什么样的忍耐性呢？到底怎么做才能对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有所帮助呢? 我想，首先是他的经验和有关高加索的渊博知识。不久前他还採取了一项坚决措施，我说的是乔治亚加入独立国协的决定。谢瓦尔德纳泽知道，乔治亚人对这一决定必将作出不同的反应，也许，世上还没有哪种人具有比乔治亚人更强烈表现的自尊心。 而且，乔治亚各地都流传着一种无稽之谈，说俄罗斯帝国奉行瓦解乔治亚共和国的政策。被自己的不幸迷住双限的乔治亚人却未发现，俄罗斯在各种民族冲突中不可能站在其中任何一方。在乔治亚一阿布哈兹冲突中，俄罗斯如果偏袒乔治亚，就会使整个北高加索乱成一团，战争将波及新的地区，而且这场战争将成为一场难以忍受的游击战，成为一场难以置信的持久战。 只有严格准确地依据国际法，才可以干预他国的生活，即使是抱着维和的目的。谢瓦尔德纳泽明白了这一点，为时还不晚，于是他决定乔治亚加入独立国协。 未来将证明，他走的这一步是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否像如上所述的那些措施那样，是正确的。我相信，未来更美好。 面向世界的窗口 这一节将谈谈几次正式访问的情况。当然，这不是总统工作的最主要部分，但却是一项令人疲惫不堪的、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的必要工作。 这就是所谓有代表性的礼仪活动。
第53页 起初，这种活动使我感到非常吃力。我不喜欢事先连结果都知道并计划好的措施。哪里不能创作出"即兴作品"，形象地说，哪里也就没有急转弯。 不过，我应付国际会晤的经验，还是作为苏联合法的反对派领袖，在几次出国访问中学会的。我知道，会谈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个性、你的风格、你的形象能否被接受。这涉及到每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无论他生活在哪个国家。 另外，还必须适应并进入那种又慢又长又复杂的韵律节奏之中，必须想方设法地争得威望，如果确切点儿说，就是把这种威望从戈巴契夫那里夺回来。多年以来，戈巴契夫就是西方民众最宠爱的人，他的形象在西方成了"大众文化"的一种组成部分。 不过，所有的访问不可能都一一道来，因为次数太多，既有重要访问和比较"一般的"访问，也有工作访问，它们都是我们在苏联帝国政策的废墟上重建的总战略的一部分。但那些在苏联外交实践中的好东西，我们当然会尽力保留。在此，我仅以几次访问为例，尽可能地揭示我们的工作"内幕"，使人对如何准备访问构想、怎样进行技术准备、怎么营造访问的工作气氛等问题有一个印象。 访问日本——并非突发的争吵 这次访问的准备工作非常紧张，时间也较长，而且希望组织访问的人竟是那么多，连我都不记得哪次访问能跟这次相比。为此而去过日本的有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还有鲁缅采夫。最高苏维埃整整一个筹备委员会和总统直属的委员会也在着手准备。他们展开了竞赛，看谁能更精细地想出解决干岛群岛领土问题的方案。 应该说。日本方面对这次谈判也很重视。日本人在指定日期以前早已开始耐心细緻和小心翼翼的摸底工作，邀请我们的商人、记者和政治家访问日本，进行非正式会谈。 一句话，我们看到日本人正焦急地期待着我们的访问。 过去，在我既不是总统、又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时候，即在不被当局授权所拖累的时候，曾去过日本。那时，我大约说过以下这样的话：今天这一代政治家没有必要把彻底解决岛屿争议问题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与其这样，不如让居住在毗连地区的俄罗斯公民和日本公民无拘无束地相互往来，让这一地区获得互免签证的地位。而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推后，让思维更健全的子孙后代达成公正的和约。 3年过去了，我们到底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取得多大进展呢？我统计了一下，算上各种有细微差别的议案和建议，我们有多少个方案呢。发现总共有14个方案。具有辛辣味的情况是日本人始终只有一个方案：岛屿永远属于他们，必须予以归还。 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找到。当时我就曾老老实实地对日本人，也对我们的记者说过这一点。我有10多个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其潜台词就是：连一个合适的都没有…… 离访问时间越近，争论就变得越激烈，这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都是如此。而争论的焦点是叶尔钦怎样摆脱这种处境。我所面临的是必须在众多方案中选择一个，并对它进行深入研究。 后来，我按了一下暂停键，因为我发现把细微差别逐一斟酌一蔷是毫无用处的，错误出在最初阶段。从一开始，我们的外交部，以及所有的官方代表团都只是从"北方领土"这个基本问题出发的。 我们，还有他们，日本人。都试图使立场靠近一点儿。两国外交部夜以继日地工作，研究出一种又一种表达方式，神经似地寻求折衷方案。但随着飞往东京的日期的接近，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次访问将以失败而宣告结束。 我不习惯单纯为了访问、为了会晤、为了遵守外交礼节面出访。总是精确地计算着已签了多少文件，还将签多少文件。这一次，外交官们准备了一整套条约和协定，但在主要问题上仍停留在死胡同里。 ……然而，访问已准备妥当，不能再往后拖延了。日本在期待着俄罗斯总统。与礼宾、安全服务部门及外交部工作人员协调一致的日程表已编排就绪，为访问打前站的先行小组已飞抵东家，并已开始工作，"吉尔"车、技术设备、通讯工具也运到了目的地。 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已经公开宣布的正式访问极少推迟，除非是有非常特殊的情况——如国内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地震和悲剧性事件等。但类似这种情况我们却从未有过。 在预定访问日期的前两天，我主动决定取消了访问。 很难说是安全会议秘书尤里。斯科科夫的一番话影响了我。他曾在安全会议上报告了由于日本秘密特工没有做好保证俄罗斯总统安全的准备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还忧心仲仲地列举了一些根据：在国家公园的会晤，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听说那里可能有人群，还有树林。但是，哪个国家都有人群，也有树林！还有相扑比赛，赛场将有很多老百姓，安全也无法保证。同时，还禁止我们的特工人员把枪带进日本，他们那里就是这样的做法…… 当然，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它只表现出有条有理的日本作风，竟能把安全保障的百分比从数学上计算到0.1％。其实，只要访问有意义，我们是不会在意这些细节的。
第54页 当时我找到了这个乍看起来行不通的出路。总之，不去是因为不解决问题。这种说法在世界上还没有过，它超出了礼仪范围。出访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达成协议。 但是，来自日本方面的极大压力使我不得不寻找一个相等的答覆，而且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答覆的方式。我给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先生打去电话，对未能成行的访问表示歉意。然后，又给韩国总统卢泰愚打电话，因为我访问日本之后还要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韩国总统对我改期访问的请求表示理解。 当然，这使许多人感到有失体面，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都大有人在。我们国内的报刊也做出了惊奇、有的甚至是嘲弄的反应。至于日本人的反应，就更别提了。 这阵喧譁大约持续了两个星期，尔后才平息下来。显而易见的是，日本方面似乎也已明白过来。日本人开始客观地研究形势，不再像这次未成行的访问之前那么神经过敏，那么斤斤计较。 重大的秘密 在国与国之间，除了签署重大的国家级文件和协定之外，保持非正式接触也是重要的，这种接触不是政治家的接触，而是民族感情的接触。如果相互之间有不愉快的秘密，终究要解开它们。 我们曾向美国人提供在我国寻找美国战俘的机会。 我们把1956年的记录运送到匈牙利，记录中载明了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有谁，在干什么。 我们还决定把被击落的波音飞机的"黑匣子"转交给韩国。这些"黑匣子"是我们的特工机关从海底打捞上来的，并作为机密保存在国防部。在访问开始前两三天，我给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打了电话，他通报说，他的同事们已经为那个内有记录装置的橙黄色圆球准备好专门的包装箱，随时准备把"黑匣子"转交给朝国方面。 把"黑匣子"交给韩国总统的一剎那，的确使访问达到了最高潮。我们交出这场灾难的关键秘密之一，不仅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的立场的公开性，同时也间接地为那次事故道了歉。 我们回国以后，韩国专家打开了"黑匣子"，发现里边只有复制件，而且还被删改过。原件多半早已被克格勃替换了，一切都被按良好的苏联风格做得天衣无缝。 格拉乔夫非常认真地执行了命令——转交"黑匣子"，不是，是转交那些在国防部保存了好多年的橙黄色圆球，但里边有什么东西，却不是他职权范围的事。 不过，原件最终还是找到了，并移交给了事故原因调查国际委员会，从整体来说，避免了一次国际丑闻。 ＊＊＊ 今天，可以用1993年10月访问日本的成果充实一下这部札记的内容。 我有一种感觉，似乎上帝不愿意让我跟日本领导人会晤！可又应该见面……然而，这一次却是日本人自己建议我不要去，因为计划中的访问正赶上10月叛乱。不去的原因是完全正当的：形势刚好进入紧急状态。 但这一次我又破坏了外交礼节，不过，跟上次恰好相反。 于是，报刊再一次出现了不理解，出现了讥讽性的评论：昨天坦克还在莫斯科开炮，而第二天总统却启程去正式访问! 不过，我认为必须去。假如这次不是访问日本。或许会取消访问。要是再次使全体人民失望，就意昧着要毁坏今后一个时间的两国关系，两国间不信任的冷漠状态仍将持续下去。要知道，体验别国事件毕竟不像体验本国事件那样深刻。日本人仍在期待着我的访问。 ……对于我们——俄罗斯人来说，史达林的罪行是个巨大的黑洞，整个历史似乎都可以往那里推。直到现在我们还未研究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和如何发生的。但实际上，每个国家对史达林时代的俄罗斯都有一笔特殊的帐要算，其中就包括日本。 西伯利亚集中营的日本战俘大量死亡，那里的条件对于日本战俘来说。确实是极端严酷的，别的暂且不说，气候和自然环境跟日本就完全不同。日本人在那里过着几乎跟广岛悲剧一样的艰难生活。 对于受过注重礼仪礼节、敬重过去的教育的日本人来说，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姿态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有必要做出表示歉意的姿态。在目前情况下，日本在那场战争中支持了侵略者并不重要。 这样一来，我们会谈的气氛本身、对话的调子和方向都发生了变化，也打破了交易的呆板公式：我们给你们什么，你们给我们什么。我觉得，这种呆板公式从一开始就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走上了一条互利经济合作的道路，同时不忘长期的目标，即解决日本方面要求非常强烈也非常敏感的"北方领土"问题。 有损礼节吗? 一般来说，在我们俄罗斯非常不喜欢履行任何准则、法规、指示、命令，也不喜欢遵守莱种事先制定的议事规程。我们是不非常守时的人民，议事规程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如芒刺在背。 人们经常问我这些礼仪细节——向哪儿迈步，站在哪儿等等，是否使我感到为难呢？我又如何做好这一切呢? 起初，我对自己的确没有多大把握。因为事先并未考虑到如此细微的细节，如站在右边还是站在左边，是向前迈一步或是在旗子旁边停住，要不要转过脸去，是不是低头，等等。那时，我就自己打量周围的人，试图依葫芦画瓢照着做。
第55页 今天我对在什么场合应当怎么做已经信心十足了。其实，这是一种习惯。有时在谈话和会谈中易于激动。我进行谈判就过于积极。一般来说，我们与对方讨论问题的数量是双方大致对等。此时重要的是注意别发生这种情况，即你比对方说得多。否则就可能出现这种局面：谈判该结束了、而对方还未来得及说话。我不得不留心这一点并控制自己。 我每次进行正式访问或工作访问，都要有严格的进程表。如果访问延长3天的话，访问计划也得推倒重来。过去苏联代表团规定在两次会谈之间的间歇时间为两小时，对此，我多少知道一点儿。而我安排各项访问活动之间的间歇时间最多不超过5一10分钟，然后接着参加下一个会谈。结果是。从一大早就忙个不停，当回到任处时已是半夜三更了。 虽然如此、也必须严肃对待所有这一切礼节。礼节，夜古时候是一种仪式，是非常古老的东西，许多世纪以来形成的这些规矩，有时甚至连文字记载都没有。这也是一种外交环境，一种外交气氛。如果想取得成功，就得不仅表现出个性，还要为信守礼节而控制个性。 起初，我没有专职礼宾人员，以致发生了大量的失误。我们或者迟到，或者提前抵达，要么站的不是地方，要么出来的不是时候。总之，发生过许多不适当的对我来说很不愉快的情况。 现在可简单多了。只要会晤一拖长时间，作为礼宾人员的弗拉基米尔。舍甫琴柯就会走进来说："先生们，请原谅，时间到了。"于是，二切就又正常运转了。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曾跟随戈巴契夫工作，为他筹划过几十次访闷，经验非常丰富。认识他还是在我与米哈伊尔·谢尔盏耶维奇进行正式和非正式会见的时候。在戈巴契夫办公塞，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舍甫琴柯态度温和，富有同情心，通情达理，深得人们的敬仰；在我与戈巴契夫进行告别谈话时，舍甫琴柯向自己的同事宣布辞职。他与自己的小伙子们一起准备收拾零七八碎的东西，但未来得及收拾完。我接见了他，并请他与我一起工作。他有点儿不安地说："这怎么行啊，我可是跟戈巴契夫工作过。"我回答说，这很好嘛，您有经验，而这也正是我需要的东西。 我知道，舍甫琴柯"收藏"历次经他准备的访问资料，目前他收集的访问资料有50次之多。跟我在一起，他的收藏增加得更快，因为我每次出访，一般总是把两三个正式访问结合在一起，如伦敦——布达佩斯，华盛顿——涯太华，华沙——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等等。 现在谈谈礼品。礼品在访问期间纯属于象徵性的东西，一般来说，它们仅仅代表文化价值，基本上是一些我国民间手工艺品。不过，我们一直在努力挑选礼品，不仅仅是从爱好和送件有意义的作品出发，而且要考虑到预定受礼人的个性、性格和兴趣。要知道，这尽管是一种礼节性的礼品。但毕竟是礼品！乔治·布希曾当过海军航空兵。赠给他的礼物是一些骨制小舰艇，这是些体积不大但雕刻精緻的玩具模型。安德烈奥蒂是个棋迷，我们就送给他一副特制象棋作礼物。送给赫尔穆特·科尔的礼物是我国的山地矿石，因为我知道他酷爱各种小石头。 每次出访迎送我的人，比过去要少得多。那时，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其他一大帮人，都得到机场迎送。这一套一直使我感到厌恶。人必须工作，面他们却被拖拉着去弗努科沃机场、现在，我请去机场的人，都是在起飞前必须跟他商讨那些刻不容缓的急事的人。 就隆重的程度(似乎有人说过，这是一种豪华)而富，最使我永志不忘的，也许是在白色汉宫对英图文王的拜访。伊莉莎白二世女王本人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同时兼有自然、温柔、朴实、娴雅等美德，与她一起感到舒适，轻松，与此同时，我和娜依娜一刻都未忘记我们是在英国女王那里做客。 这次拜访已不能用"礼节"这个枯燥的词来称谓了。 当然，我也牢记那次对韩国的访问。看来我还是第一次充分体验到什么是东方文雅，什么是东方情调，这是一种含蓄的捉摸不透的美…… 我觉得。娜依娜·约瑟福夫娜应该多出去走一定。据我看来，她坦率、自然，有一种女性的温柔和文静，并以此博得了人们的好感。她对装束并没有极强烈的嗜好，但看起来总是那么出色，那么引人注目，而且是她亲自打扮自己的仪表，不用助手。 真正的妇亥运动是与慈善事业、关心儿童和争取男女平等密切相关的，它具有良好的作用。这种运动在我们这儿还处在萌芽时期。娜依娜·约瑟福夫娜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她作为"第一夫人"，显然不应当老呆在家里。 当我们与娜依娜一起到国外进行正式访问时，我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但仍旧用眼角观察妻子在那种场合的表现。我感到由衷高兴的是，她竟然能有机地溶入到那个对她似乎格格不入的官方政治和礼仪世界中去。 娜依娜从不把自己装扮成政治活动家，从未干涉过政治，也从来没给我提过政治性建议。她在国外的访问计划只与家庭、妇幼保健等问题有关，与她现在最关心的事情有关。她凭直觉捉摸透了她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她始终保持自我，这一点连我都很赞赏。
第56页 还有，她对待礼节极其认真：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在什么地方，她从不迟到一分钟。老实说，我以前甚至都末料到她在最复杂的情况下竞能如此自然地使自己保持从容的举止。去博物馆参观，她会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位艺术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我知道，我喜欢他。关于这个人我只听说过。这是我喜爱的一张画。就连别人对我说的那些赞美她的话，首先也都是说她是个不怕自然表露自己的非常自然的人。她由衷地赞赏那些令她神往的东西，但如果谈起某种丑陋的行为，她也会生气。凡接见过她的人都喜欢这种真诚，它能帮助人们轻松地找到共同语言。 在国外，我不可能像在俄罗斯一样大量地不慌不忙地会见普通人，也不可能谈他们的日常生活、烦恼和各种问题。结果是妻子为我收集这些信息。她有一双非常敏锐的女性的眼睛，能洞察男性有可能忽略的许许多多的小事。正是她会向我讲述自己对我们去过的某个国家的感受，比专家讲得更有意思。这使我自己对在那里曾解决的某个问题的印象再次立体地呈现在眼前，我突然开始明白：有的我们尚未谈妥，有的我们忽略了，有的我们还做得不够。也就是说，在这些似乎非常隆重而又脱离正常生活的出访中，妻子能给予我实际的帮助。而在家里，她便平静地重新拾起自己那些平平常常的家务事。 温哥华日记 一般说来，如何准备对某个国家的访问呢? 首先是搜集材料。这可能是书、杂志、报纸，或各种历史资料。然后在所收集材料的基础上，逐个编写出每位国家领袖——国家元首、总理，以及反对源领袖等人的立体性资料。 这种资料相当详尽，除了简历之外，还包括每个人的"心理肖像"。甚至直到对其妻子儿女的描述。接着，我就逐步研究这些资料，并在想像中开始进入该国现实情况，在想像中与未来的谈话对手交往，与他们就可能意外提出的题目进行对话。我重温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更准确地了解我们两国关系史中的种种细节。 这一切都必须记在脑子里，因为在当地会经常用到这些资料。 接着，列出将签署的正式文件清单。例如，我们在美国签署了20份文件，在匈牙利签署了9份文件。这都是需要两国政府和政府部门共同实施的条约、经济协定和重大项目的协议。 在出访之前，双方互换先遣代表，讨论访问的全程路线，确定所谓的正式代表和随行人员、护卫人员、专家和顾问。我随身只带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那些人，这自然是礼宾处、外交部和安全保卫人员，也经常带着对外经济联络部的人。 我们分乘两架伊尔一62型客机前往，一架主机和一架先头飞机。 还要准备一份会谈和谈判的问题清单，其中某国家的内部情况，对有争议问题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外交部和国家领导人的国际事务助理一般都力争使有争议的条文尽可能提前达成协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则由我们领导人自己在访问过程中找到接触点。 在启程之前，所有的材料都积存在一个又大又漂亮的箱子里，为了唤醒记忆，在飞机上我还要再次把它们浏览一遍。我不喜欢在谈判时看稿子，哪怕它们就放在面前也不看，我对数字的记忆力还是不坏的。 访问前夕，向被访国派出负责最后准备的先头小组；它由外交、礼宾、安全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将与对方商定访问计划和最终方案。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礼仪。多数国家的首脑不在飞机舷梯旁迎接来宾。只有外交部长等在那里。法国的礼仪虽然最"薄"，但第一个在舷梯旁迎接外国首脑的却是总统。欢迎现场还有仪仗队，也就是说，访问从这儿开始。法国的欢迎仪式总的说来是相当有意思的。 例如，我下榻的官邸位于凡尔赛的特里安诺恩宫，为了参加有500人出席的正式宴会，从宫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步行几十米就足够了。但是遵照礼宾规定，我得乘坐汽车到另一个入口。还可再举一例，按礼宾规定，两国首脑要向所有被邀请的人表示欢迎，于是，500名宾客排着队进入大厅，而我们则站着，并必须跟每位来宾握手。在其他国家通常没有这种礼节。一般在总统和夫人进人大厅时，所有应邀出席宴会的客人都已就座，于是，他们站起身来，向总统夫妇表示欢迎。 以前在家里有人问我："给讲讲外国都有哪些名胜古蹟？"但遗憾的是，我通常既不看城市，也不游览名胜古蹟，从早到晚就是正式会见、宴会、会谈。有时候我多么想做个普普通通的不引入注目的旅游者啊』只要我一退休，就带上妻子，跟她一起走遍我们曾去过的、可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未看到的所有国家。到那个时候再欣赏个够吧…… ＊＊＊ 温哥华。 天气暖和，下着小雨。我们飞抵那里已是晚上6点钟。当乐队奏完我们的国歌，雨点就变成了毛毛细雨。但是，加拿大国歌的第一组音符刚刚奏响，倾盆大雨突然从天而降。这时，有人举着伞走到我的身边，我却矩绝了：这样不好，听自己的国歌没打伞，听主人的国歌却要打伞，这多不合适！淋湿就淋湿吧！到宾馆后，我们不得不更换了西服、衬衣，甚至连皮鞋和领带都换了，因为浑身都湿透了。
第57页 ……第二天早晨，我们乘坐市政府的游艇游览了港口。游艇非常漂亮，当然，海员也很阔气：船长、女服务员都身穿一套非常合体的新缝制的制服，船上的一切都闪闪泛光。船确实是一流的，简直是没得说。 我们还观看了大型粮仓，那里正装载着名的加拿大小麦。据说这些小麦将运往我们国家。 伊莉莎白女王公园。在一座小山丘上建有一家当地有名的餐厅，从那里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外貌。正是在这里。我们才与美国总统真正相识，第一次友好地共进午餐。在这之前，我是在华盛顿认识比尔·柯林顿的。那时他还是总统候选人，举行过一次简短的早宴，我们只说了几句客套话。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实实在在的相互了解。两国关系中的许多问题都将取决于两国总统之间的个人相互关系如何。 我准备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大约需要5-7分钟，到底讲多少，要根据柯林顿的讲话时间而定。我知道，柯林顿讲话向来也是不用讲稿的，都是郧席而谈。 一般来说，在正式的午宴期间，我几乎不吃什么东西，总是不停地谈话，提问题，回答问题，而吃东西就会妨碍交谈。 我必须跟美国新总统接触，因为我很想了解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那次达到了这个目的。 午宴结柬后，我们一行人首先离去。那里的晚上很安静，很温暖。天已经黑了，我们看到了夜色中的温哥华。 人们沿着我们经过的街道站着，我觉得他们从早晨就一直站在那里。许多人都领着孩子。牵着狗。看得出来，狗在这里极受人宠爱，那些狗都很安样，胖乎乎的，保养得很好。主人们摇晃着五光十色的小旗，喊着、甚至跳跃着，而那些狗却懒洋洋地坐在地上，无动于衷。 ……我们言行举止正确吗？在表露自己的愿望时有没有过分？我经常这样自问，但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柯林顿正确地理解了我说的一切。总之，我喜欢他。 俄、美、加三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一次友好的早宴。出席的人有马尔罗尼、柯林顿和我。我们合影留念，尔后又进行会谈。与马尔罗尼告辞后，我和比尔·柯林顿来到一块小草坪上，一面欣赏海景，一面散步。这是为报刊和电视台记者安排的活动。散步只有15分钟，一分钟也不多。翻译留在远处，这样一来，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应当能看到，两国总统的交往是多么轻松自在，多么无拘无束。在这之前，安全部门已把那块草坪整个检查了一遍，行走路线也用浅蓝色的丝带标了出来。这些丝带旁观者很难发现，只有我和柯林顿能看清，并严格地沿着这些丝带散步。我们面对镜头谈笑风生，保持着一副愉快而又自然的神态。 温哥华的一些儿童送给我几张自己画的画。我们将很快在克里姆林宫开办一个俄罗斯总统受赠礼品展览馆，这些可爱、天真的图画也将出现在那些珍贵的礼品中间。 我们坐上汽车，回到下榻官邸后，立即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谈，出席者只有总统和翻译。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这次我们谈得很轻松，因为我们找到了个人的接触点，抓住了基调，这个基调后来也成为这次会谈中的主调。 会谈结束时，记者招待会已等待着我们露面。很显然，记者们准备了一些尖锐的阅题。美国舆论界感兴趣的问题是，柯林顿能否从布希手中接过美俄关系的接力棒，美国政府打算如何帮助我国的经济，等等。记者招待会使柯林顿感到有点儿不安，他建议共同做好接见记者的准备。备代表团分开活动了约40分钟，重新集中后，又分成8个最重要的专题联合组，每个专题组再协调出共同的立场。在记者招待会进行期间，记者提出的问题大多与这8个专题有关。当然，在答记者问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成功的即席解答。从现实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上的协调一致和对答案的周密思考，对我是极其宝贵的。记者招待会期间未发生一次令人难堪的停顿，有时这比任何回答都更有说服力。我们得心应手地一唱一和，回答着各种问题。记者招待会在记者们那表示赞许的掌声中结束了。 ＊＊＊ 夜里回到饭店后，我觉得很累，很疲劳。心理负担太重——各种仪式、交往、记者招待会，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我总想使自己加快节奏，加大力度，以免"发福"。过去我们的活动家在计划讲20分钟的场合，一说就是50分钟：让那些该死的资本家听听我们的声音!而我在这种情况下却力争讲18分钟，而不是20分钟。 访问是项繁重的工作。旁观者会觉得我周围老是有人跑来跑去，有人帮忙，有人挠着胳膊，有人送上要签署的文件，有人提示我。但是，心理上的负担只会因此而加重。因为，参加上述重大活动的这一大帮人，似乎都在把自己的重担压在你的肩上。 无目标的出访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要知道，这可是一种劳动，一种应当带来具体成果的劳动。 因此，我睡眠很不好，刚睡着不久，又会在半夜里醒来。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五章 俄罗斯与世界（2） 夜间絮语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失恋几乎把我压垮时。有这么一群人集聚在我的周围，我们紧紧贴在一起。在总统竞选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发生类似的情景，周围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根本无法挤到汽车跟前。任何警戒圈都阻止不住他们。警戒固被越挤越小，最后把我挤在中央。
第58页 不过，从未发生过严重后果。虽然经常遇到危险，但末遇到过未遂犯罪，这在各地都是常有的察。 有时候我出于好奇经常比较比较，我们的警卫人员怎样工作，而美国或加拿大的保安人员又是怎样工作呢？ 在我看来。在这种人群中谁也不能像我们那些小伙子一样善于控制自己。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几乎处于卧式状态，双手撑住这-边的人墙，而双脚却抵住另一边的人墙，为此得具备多么纯熟的技能啊。 我很快地走出汽车，这种特点其实仅是性格上的一个秘密，我也毫无办法。我之所以冲出汽车，是因为我看到大街上有很多人，他们引起了我的兴趣。此时，我并没有危险的感觉，从来没有过，而且我也不相信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我的警卫人员特别严密地保护着我的后背，因为在那次航空事故以后。任何冲撞，特别是出其不意地猛然撞击，都会诱发疾病反应。因此，他们走得很密，简直就是一个跟着一个走。几乎踏着前面人的脚跟。 对于我来说，警卫不过是总统身边的勤务之一，并末赋予特殊地位。要知道，在8月叛乱前夕，他们总共只有15-20个人，而且装备低劣，训练不桂。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是安全勤务部门的负责人，我跟他从1985年即从我调到莫斯科以来，就没分开过。我招任苏共中央书记，尔后又当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他都跟我在一起工作。科尔扎科夫曾在克格勃九局任职，是我几个所谓的"死党"之一。我被"赶出"政治局后，当局撤走了我的警卫人员，但科尔扎科夫却留了下来，一直跟我在一起。当时他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请求说："干脆这样，我不要工资，能不能让我保护您？"于是，池就来了，整天用自己私人的"涅瓦"车技着我跑来跑去。在节假日，我有时去他那儿，去被他称为"普罗斯托克瓦什诺"(意即酸牛奶)的小村庄做客。他在那儿有自己的一所小本屋，屋里容纳不下我们两人，就在小屋旁边支起一顶帐篷。我们一块儿钓钓鱼，或者在小河里游游泳。 今天，科尔扎科夫任何时候都不会与我分开，而在出访期间，甚至连夜里，只要不睡觉，就一直跟我坐在一起。他是非常正派、聪明、强健而勇敢的人，尽管外表上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在这种普通后面，却是敏锐的智慧、出色而清醒的头脑。 还有一个人，也跟我工作了许多年，这就是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伊柳辛。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期起，他就是我的一个助手。他有令人震惊的记忆力和使人诧异的工作能力，非常博学多识，极擅长在一大堆问题中抓住关键，确定方向，也非常善辩，善于捍卫自己的主张。从外表上看，伊柳辛像个干巴巴的墨守陈规的人，只知道聚精会神地工作，所以给许多人留下了一个"冷酷官僚"的印象。其实，这仅仅是没有几个人能与他保持经常接触的缘故，这意昧着人们看到的只是他的另一面。 早晨8点30分。伊柳辛走进我的办公室，于是我便从此开始一天的工作。伊柳辛把一探最紧急的文件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就商定当天的工作计划。有时也做出某种修改。到傍晚，有时候已经很晚了，在我马上就要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前，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交给我一个厚厚的装满文件的卷宗，这是他白天准备的，也是我夜间的工作。 伊柳辛不断给我加足工作量，有时候甚至超出了我的负荷能力。我时常生气，因为并不是每件事、每次会见都能在工作计划预定的5一10分钟内完成，但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却不给我时间。我一着急，就发脾气，使这位第一助手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是他耐心地听完我的一大堆牢骚话，就离去了，然后又返身进来，提醒我该进行下一项工作了，因为我的气话又占去了宝贵的几分钟。 ＊＊＊ 有一次，我们视察各地后乘直升机返回莫斯科，飞经一条我很喜欢的小河时，我决定逗留片刻，便请求总统直升机在小河旁边降落。 看来这并不是什么特殊要求，却被细则破坏了。因为这首先意味着脱离"核按钮"，其次是虽然可以降落，但不能超过l小时，要知道，防空军必须为我们的座机保持一条空中走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想与总理同乘一架直升机吧，也不允许，必须各乘备的，说是以防万一。 不过，更主要的是，这种生活就像一直呆在人工供气的高压氧气舱中，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始终都有人企图娩着你的胳膊向前走，不停地提醒你：做好点儿，再做好点儿，还得做好点儿……于是，一种不为周围人所知的心理休克便悄悄开始了——觉得自己周围似乎是塞满了药棉。 然而，这一切好像是那么平常，那么需要，那么自然，你何苦使它变成某种特殊问题呢？因为所有的总统都这么活着，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安排的。 ＊＊＊ 还有一位早从"政治局"时期就跟我在一起的人，他叫德米待里·萨马林，是警卫局的厨师。他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因为我喜欢他做的饭菜，恰恰相反。我吃得次数很少。一般我不吃午饭，而晚饭又可以在家里吃。
第59页 原因在另一方面。厨师每次都陪同我外出，因为吃饭乃是一种自我感觉，得合个人的口味。如果净吃不习惯的饭菜，加上睡眠又少，那所有的工作基本上都得见鬼去啦。 有一次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我刚飞到雅库特，有人就直接走到飞机舷梯旁边，给我端上一杯民族饮料——马奶酒。我喝完没过几分钟就觉得脑子里-片空白，任何国家大事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个念头…… 这次视察就这样，往轻里说，是在令人神经紧张的状态下过去了。 事后，季马·萨马林伤心了好长时间，怎么让您喝别人的马奶酒呢？喝我们的可从来未发生过这种不愉快的事。以后，准备"总统"的马奶酒以取代地方的，也成了萨马林的一项职责。 总统必须採取决定，总统必须思考问题，但有时部觉得这-切——忙忙碌碌、死死板板——使你变成了一种木头人。整天带着这种感觉怎么生活呢?在家与家入在一起，觉得会忘掉烦人的这一套。 ……但我却很少能呆在家里。 总书记档案片断 在此发表的资料，仅是所有秘密档案中最秘密资料的干分之一。这些文件多年来一直保存在保险柜里，都是每任总书记从前任总书记手中继承下来的。随着历届主人的离任，保险柜里不断出现新的卷宗，封面上标着"密件"、"机密件"和"绝密件"。 可能会有许多人大失所望：我为什么会从落入自己手中的克里姆林宫的所有秘密中，恰恰选出这些关于相当久远的而且情节也不特别紧张的事件的资料拿来发表呢? 不用说，戈巴契夫在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交给我的档案中，有更加耸人听闻的资料。70多年来，苏联领袖们积累了那么多可伯的秘密，足够报界忙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所有这些文件将由档案专家进行认真研究，任何想看这些文件的人都会得到许可的时代必会到来。到那时候，只要你愿意，记者们可以写出一个又一个奇闻。 但这本书追求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目的。我之所以选择最普通的文件发表，是因为想给人一种印象，即了解克格勃因循守旧的官僚主义的日常活动侧面。应该说，这些文件给我本人留下的印象是：它们非常枯燥乏味，非常一般化。 ＊＊＊ 这是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1963年l1月23日写绘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报告了克格勃掌握的有关杀害甘迺迪的凶犯——李·哈尔维。奥斯瓦尔德的情况。 "1959年10月，他(奥斯瓦尔田)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到苏联以后，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给予他苏联国籍，并提供在苏长期定居的可能性。 由于奥斯瓦尔德的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便割开臂动脉，企图以自杀结束生命。" 之所以拒不给予奥斯瓦尔德苏联国籍。"是考虑到原先曾给予苏联国籍的一些美国人在苏联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背弃了我们的国家。"不过，还是给他提供了在苏联的临时居住权(为期一年)。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9年12月1日决定，把奥斯瓦尔德送到了明斯克，并给他提供了一套单独住宅。考虑到本人愿望，他被安置在明斯克无线电厂。根据红十字会的规定，每月给奥斯瓦尔德70卢布的物质帮助，" 尽管如此，没过几个月奥斯瓦尔德就步其前辈的后尘，"开始坚持不懈地争取获准离开苏联，并因而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建立了正式的通信联繫。" 1962年6月，奥斯瓦尔德带着妻子回了美国，在此之前他已与"苏联女公民普鲁萨科娃·马林娜·尼古拉耶夫娜(1941年生)"结婚。但还不到一年，这对夫妇便重新向苏联求助。 "1963年10月，奥斯瓦尔德拜访了苏联驻墨西哥大使馆，再次要求给他提供在苏联的政治避难权，并藉口说他是亲古巴组织的秘书，联邦调查局的侦探正追捕他。" 但是，这份申请被驳回了。 谢米恰斯内在信的结尾建议说："西方某国一家进步报纸刊登文章，揭露了美国反动集团为现行犯罪分子解脱拖杀甘迺迪罪责的企图，这些罪犯是一些民族主义者和极右分子，是使美国暴力和恐怖活动不断扩大和升级的现行犯。文寞还揭发了一伙"疯子"勾结古巴反革命侨民中的奸细及杀人犯，力图改变美国内外政策的明谋。" 谢米恰斯内1963年12月10日在给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报告中通报说，据布鲁克斯(着名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和克格勃间谍)的说法，"奥斯瓦尔德从苏联回来后，曾给美国共产党活动家写信，表示他愿意为组织有益于美国共产党和古巴的地下工作效力。这种愿望被认为是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行为，所以在给他的覆信中指出：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任何地下活动都是不允许的，而且美国共产党也不需要他效力。" 这份报告还指出，"r·霍尔认为，苏联驻美国使馆的正式代表应适当走访奥斯瓦尔德的遗孀，因为她是俄罗斯人，是苏联公民，可以从她那儿获得关于达拉斯各种事件的有意思的资料。" 但是，"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驻纽约的间谍负责人的意见，苏联使馆工作人员去看望奥斯瓦尔德的妻子是不合时宜的，这不仅会被美国右派分子用做反苏宣传的口实，还因为奥斯瓦尔德的妻子目前正处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下。"
第60页 谢米恰斯内的副手扎哈罗夫签署的一份给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报告说明了"有关杀害美国总统约·甘迺迪的政治目的和最近后果的几份侦察资料"： "据某些资料证实，杀害甘迺迪总统的直接组织者是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大王财团。该财团不仅在德克萨斯州，在美国南部其他几州也拥有很大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据几位波兰朋友的可靠来源(美国企业家、许多企业的占有者，与南方石油集团联繫密切)，在今年11月底通报说，这一犯罪行为的全权领导人是美国南团的三大石油巨头——理察逊、梅尔金逊和汉特，他们在南部各州拥有巨大的石油储备，并早巳与南方亲法西斯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有勾结。" "《巴尔的摩太阳报》外交评论员沃尔德今年12月初在一次私人交谈中说，现已被捕的鲁比受以百万富翁汉特为首的德克萨斯金融家和企业家集团所託，建议奥斯瓦尔德接受一笔巨款并杀害甘迺迪。" "奥斯瓦尔德是完成对甘迺迪的恐怖行动的最佳人选，因为他的过去能使人组织一场嫁祸苏联、古巴和美国共产党参与此次罪行的大规模的宣传战。 但是，沃尔德强调指出，鲁比和隐身其后的杀害甘迺迪的真正组织者，未考虑到奥斯瓦尔德患有心理活动失常症。在对奥斯瓦尔德进行长时间的审讯之后，很明显，他有可能在法庭上招供一切。于是，鲁比立即除掉了奥斯瓦尔德。" 克格勃1963年12月12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3年12月6日，情报总局在苏联新闻社工作的工作人员博利沙科夫上校。在美国字体展览会上遇到了一位艺术家，名叫威廉·乌奥尔通，是被打死的美国总统甘迺迪的朋友。 博利沙科夫同志1951年在罗伯特·甘迺迪家中认识了威廉。乌奥尔通，并在华盛顿见过几次面。 1963年12月9日，威廉·乌奥尔通给博利沙科夫打电话，请他吃午饭……" 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利用博利沙科夫与罗伯特·甘迺迪的接触，就巧妙地安排y·乌奥尔通与a·h·阿朱别伊会晤，博利沙科夫也参加了会晤。 博利沙科夫与y·乌奥尔通的谈话记录附后。 附件：博利沙科夫与y·乌奥尔通的谈话记录共5页。 据博利沙科夫转述的谈话记录： "乌奥尔通详尽地分析了杀窑甘迺迪之后的政治形势，着重讲述了几位可能登上总统宝座的候选人的情况，并对詹森作出了评价，还表示担心商业巨头的代表人物会随着詹森的执政而渗入政府。最后转达了罗伯特·甘迺迪和杰奎琳·甘迺迪对赫鲁雪夫的衷心问候，建议由他给罗伯特·甘迺迪及其全家转送几件圣诞节小礼品。他说，这会使把你们当作自己的朋友的罗伯特·甘迺迪感到非常高兴。" "乌奥尔通说，甘迺迪总统谋杀案向我们表明，副总统应该是我们的人。选择詹森是约·甘迺迪的错误。乌奥尔通接着说道，我至今仍不明白，他为什么看中了这个德克萨斯人。约·甘迺迪选择副总统候选人时只有两个候选人——-参议员赛明顿和詹森。罗伯特·甘迺迪把他俩的名字写在两张纸上，扔在帽子里。约·甘迺迪从中摸出一张纸，上面写的是赛明顿，至于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就不得而知了。" 乌奥尔通请博利沙科夫帮他安排与阿朱别伊见面，并说，"他不希望使馆知道这次会见"，还说，回华盛顿后，有关与我见面的情况，他只告诉罗伯特·甘迺迪。" ＊＊＊ 现在你们谈到的这些文件，还有以下与我们在奥尔斯捷尔冲突中所起作用有关的文件，在过去曾有个时髦的名称——"苏联威胁"。 但从另一角度看来，它们还是很有意思的。未来刺杀甘迺迪的凶手——真正的或者说冒名顶替的——是自愿为克格勃效劳的、并且是主动来到我国的。克格勃却害怕利用这种效劳。 极左派的爱尔兰人也年复一年地恳求我们提供武器。 60年代的欧洲形势因各种各样的事件而异常紧张，整个世界也产生了可怕的动荡，重大事件此起彼伏。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企图谋害戴高乐的未遂案件，大学生革命，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造成社会分裂。英国开始了极其严重的北爱尔兰冲突。埃(及)以(色列)战争。60年代初期发生过加勒比海危机，甘迺迪被刺身亡。60年代末有越南战争，中国文化大革命。还有我们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总之，地球上散发着大战在即的气味，但不知什么原因使人类摆脱了一场灾难。我认为，今天不值得为那个时代涂上黑白两色。说这儿是"好的"西方世界，那儿是"坏的"共产主义。现实中的一切比这要复杂得多，世界分化以后，又会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组合起来。那时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国与国之间的接触，要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紧密得多。各种文明——西方文明和共产主义文明——相互渗透。对立的现实两极与军事冲突的逻辑相反。已不是西方与东方，而是稳定与侵略。请想像一下，如果爱尔兰共产党人在30年代向苏联要武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些武器一星期之内就会送给他们。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第61页 但在新的时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每做出一项决定总是很费劲，要拖很长时间。苏共中央很讨厌研究恐怖主义分子的要求，几年过去了。委员们还在极不情愿地讨论如何把这些该死的武器交给爱尔兰人。 苏联绝不渴望与当时左倾的中国，与全世界左倾恐怖主义组织结为同盟。苏联领导集团做出一系列决定，支持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制度，但我们的政策是故意为难美国，让它知道是两个超级大国在玩弄"第三世界"的矛盾和悲剧，于是做出了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有致命危险的决定。不过，从整体上看，毕竟是稳定的价值观取得了胜利，而这种胜利与"冷战"那显而易见的现实又是相悼的。 我再次强调。那时的全球形势比现在更具爆炸性。但人们不想再经历新的战争的愿望迫使政治家们做出了负责任的决定。 今天，地球上的政治对立已不复存在，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战时的一代人都老态龙钟，在核灾难面前感到的下意识的恐惧已不复存在。威胁不是来自超级大国，主要的危险是小规模战争，是局部战争。是民族间冲突。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不断爆发民族仇恨。 民族冲突成了新时代的核炸弹。武器交易也是如此。在60年代，各种文明世界的人们相互伸出双手，以便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战争，并试图越过各国"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设置的障碍达到相互理解。今天，我们也必须橡60年代那佯联合起来反对新的战争威胁。 倘若不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不建立反对爆发小规模战争威胁的集体斗争体系，不建立与不受监督的肆无忌惮的武器交易作斗争的体系，不建立与政治恐怖主义和破坏国际法行为作斗争的体系，在新的世纪中我们就看不到和平。 人们一直嚮往战斗，同时又一直渴望生活在和平之中，这就是人类本性固有的两重性。遗憾的是，尽管我们签署了那么多的条约。但绝对的和平时代从来就没有过。而这便意昧着需要保卫和平，在任何时代都得如此。 目前这种威胁因新的政治现实而更加突出。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民族战争的参战双方都靠近士耳其，而土耳其绝不会对自己在欧洲的同胞的命运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同时，种族风潮也在德国涌超，其他欧洲国家对移民的态度更加冷酷无情，类似情况也在俄罗斯发生。这是不能允许的，不能园于自己的那种利己民族利益之中。 只要我们允许种族的、民族的和宗教的仇视升级，世界就会像60年代那样，重新被笼罩在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下。我认为，那时是文明，是不断普及的文明生活标准，是亿万人对战争的不道德行为的认识拯救了世界。 今天，我们必须找到那同一条道路，不借一切地去争取和平。 m·奥·里奥尔丹给苏共中央的信 "莫斯科，1969年l1月6日 亲爱的同志们！ 1。我想通过书面形式说明有关协助获得下列武器的要求：2000支冲锋鎗(7.62毫米)，每支配500发子弹；150支轻机枪(9毫米)，每支配1000发子弹。" 信中陈述了建立爱尔兰共和军的历史，指出"爱尔兰共和军和爱尔兰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始终较好"。"我们不仅协同实施许多社会行动和反帝国主义性质的行动，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爱尔兰共和军与爱尔兰工人党和北爱尔兰共产党联合委员会的领导层之间建立并实行了秘密的协调机制。在争取爱尔兰国民权利和民族独立的共同斗争中，他们一贯採纳我们关于该斗争所用战术手段的建议。" 里奥尔丹写道，在贝尔法斯特"八月大屠杀"期间，爱尔兰共和军"未发挥自己那种武装保卫者的作用，因为它的作战潜力被过早地集中力量进行社会抗议和启蒙活动而削弱了"。 里奥尔丹不排除将来在北爱尔兰爆发内战和少数天主教徒与英国军队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提供武器的要求正是根据事件的这种非常可能的发展趋向提出来的。" "正式向我提出这一要求的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两位领导人(卡达。戈乌尔金格和绍穆斯·科斯捷洛)。" "武器可用海上拖轮转送到爱尔兰，这艘拖轮将由经过筛选的可靠的爱尔兰共和军小分队驾驶。" 1969年11月18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称： "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保证对苏联向其提供武器一事严守秘密，保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武器运到爱尔兰。" "在与m·奥·里奥尔丹谈话时，我们指出，给他们提供苏联制造的武器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这会授人以柄，指责爱尔兰共和军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 我们认为，可以委託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国防部讨论m·奥。里奥尔丹同志的请求，研究帮助爱尔兰共和军获得外国制造的武器的可能性，并在两周内向苏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苏共中央决定草案附后。" 草案内容如下： "现委託苏共中央国际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国防部讨论爱尔兰工人党总书记m·奥·里奥尔丹同志的要求，并在两星期内向苏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中央书记"
第62页 接着是安德罗波夫就此问题给苏共中央的8份报告，第一份写于1970年1月8日，最后一份写于1973年3月9日。 1970年1月8日： "考虑到把武器弹药秘密运送到北爱尔兰境内的巨大复杂性，同时又考虑到最近在爱尔兰和英国资产阶级出版物(《爱尔兰新闻》、《泰晤土报》)上出现了挑拨性的报导，似乎已经发生了苏联向北爱尔兰极右新教派分子提供武器的事，因此，我们认为宜于彻底解决满足m·奥，里奥尔丹的要求问题。但须与里奥尔丹接触，弄清他在确保秘密转交武器和对武器来源保守秘密方面的实际能力。" 1970年4月7日： "里奥尔丹同志说过，在解决这类问题之前，必须仔细研究问题的各个侧面，特别是要认真权衡一下，运送武器将产生何种可能的效益，一旦行动失败又会造成何种损失。此外，里奥尔丹同志还注意到实施行动时可能会遇上的重大技术困难，以及此事有可能被张扬出去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这使里奥尔丹同志产生了明显的印象。" "里奥尔丹同志对于我们解决该问题的慎重态度表示理解。" 1970年10月21日： "考虑到奥，里奥尔丹同志的坚决请求和他保证性的表示：在把武器运到指定地点时，他的朋友们将採取必要的保密和安全措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原则性计划，准备把我们现有的缴获的100支冲锋鎗、9挺机枪、20把手枪及其弹药在中立海域转交给爱尔兰朋友。我们没有外国产的火箭筒、手榴弹、步枪和其他轻武器。" 1972年3月21日： "两年多来，奥·里奥尔丹同志一直密争取妥善解决向北爱尔兰秘密运送武器(不论多少都行)的问题…… 沉入水下的武器只能由爱尔兰共和军的代表捞取，而爱尔兰共产党不直接参与武装打捞行动，也不直接使用这些武器。进行这一行动的所有细节只有奥·里奥尔丹同志知道。" 批示："存档——k·y·契尔年科同志指示。" 1972年5月25日: "今年5月22日。奥·里奥尔丹同志专程来莫斯科，以便加快解决这一问题……" "奥，里奥尔丹同志认为，苏联是他秘密获得武器的唯一来源。声称他今后仍将坚定地争取圆满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应重新讨论奥·里奥尔丹同志关于把少量缴获武器转送爱尔兰朋友的请求是合理的。" 里奥尔丹1972年7月3日写给苏共中央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1969年11月我曾提出军事物资援助的要求…… 这一事实在两年半之后未走漏一丝消息。我认为，这证明在保密方面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如果可以如此表达的话…… 一旦你们採取政治决定，我绝对不参与运输行动，我的作用只限于把与此有关的技术情报转达绍穆斯·科斯捷洛。运输和其他一切行动将由爱尔兰共和军的正式成员实施，但他们对军事物资来自哪里，在什么地方交付等问题将一无所知…… 报告附件(又及)： 1.从1969年l1月起，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与你们的技术专家就如何把军事物资运摄爱尔兰问题日多次进行磋商…… 我至今还未见过任何一种方案。能比你们的专家提议的更有效、更安全、更可靠。 唯一可行的必然选择是： ——苏联共产党要求古巴同志协助； ——所保证的军事物资应当运往古巴；从那儿必须把它们转载到古巴船上，然后运到大洋某处的接头地点，再转交给一艘属于渔民——爱尔兰共和军正式成员——的爱尔兰船…… 这样一来，不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我，都不用出面。那时，将由科斯捷洛和古巴人通过直接谈判解决问题。" 安德罗波夫1972年8月21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克格勃能够组织并实施这一行动…… 行动实施计划附后。 安德罗波夫" "向爱尔兰朋友秘密转交武器的行动实施计划(预先约定的行动名称——"涛声") 向爱尔兰朗友秘密转交武器的行动通过下述方法实施： 在夜间把武器运至距北爱尔兰海岸90公里远的斯坦顿浅滩地区的中立海域，并把它们沉入水下40一42米深处。 "还原器"号侦察舰已经应我们的要求在预定的行动地点预先对该地区和水的深度进行了侦察。 准备沉入水中的武器由克格勃人员在海军实施例行侦囊的舰船驶寓基地之前运到摩尔曼斯克，并由一名克格勃工作人员把武器运上船。陪同出航，根据制定的计划组织实施"涛声"行动。 侦察舰在我们指定的时间驶入斯坦顿浅滩区，在用目力和技木手段对该区进行检查以后，把货物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地点，即迅速驶离该海域。 朋友们的捕鱼船仅过2-3小时后即驶至指定地点，找到灯标(世界各国渔民通用的渔网标志，此次用日本或芬兰产的灯标)，捞起沉入水中的货物，运到奥·里奥尔丹同志指定的一个爱尔兰港口。他声称在那里保证可以把武器秘密卸下并运往隐密地点。
第63页 实施行动的上述方法排除了我方舰船与爱尔兰船舶之间的直接接触，而后者的乘员也不会知道货物是谁沉下水的。" "缴获的德国武器有2挺机枪，70支冲锋鎗，100支瓦尔德式手枪，这些轻武器都涂好了西德产的润滑油，另外还有41600发枪弹，这些枪枝弹药将被包装成14捆，每捆重81.5千克。 行动中使用的包装材料和其他附件都是通过克格勃驻国外间谍机构获得的。 把克格勃现有的缴获的武器转交朋友们的准备工作由克格勃的专门实验室实施。 为确定货物和包装是否有可能被人认为属于苏联，其中一掘将送到专门的科学研究所进行全面鑑定。 在侦察舰上，任何人都不会知道货物的性质，在舰船指挥人员面前把货物谎称为做实验用的水下侦察器材，应沉人大西洋一定地区的水下，里面装有自爆装置。 为演练与实施《涛声》行动有关的组织问题的种种细节，预定在苏联境外与奥·里奥尔丹同志会面。" 这是卷宗中的最后一份文件，有关武器的故事到此突然中断了。至于m·奥·里奥尔丹是否等到了武器，苏共中央是否为我们的"爱尔兰朋友"制造了一些缴获的手榴弹和机枪，就无从得知了。完全可能的是，里奥尔丹因其坚持不懈的精神受到了奖赏，而"朋友们"又不止一次地用震撼全世界的爆炸和屠杀提醒了自己的存在。 方针的抉择 从一开始，安德烈·科济列夫就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 我受到了备界人士的压力，他们对我说，科济列夫是亲西方分子，科济列夫是亲美国分子，国家制度迟早会抛弃这种人。 对外交部长，我已经观察了很长时间，而且观察得很细心，很认真。 我想，这个选择做的还是正确的。 旧的苏联外交部在保留经验、阅历和外交传统的同时，必须进行革新。科济列夫不应在口头上、而应在实际上最终建立俄罗斯的和平外交模式。 科济列夫不仅效力于外交的传统领域——限制战略武器、俄罗斯与西方的联繫，摆在他面前的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层次的任务：使俄罗斯成为各地区的和平保障，无论是在独立国协的"热点"地区，还是在前南斯拉夫，或是在阿(拉伯)以(色列)争端中，都应如此。这里需要的是完全另外一种外交素养，需要一批更机动灵活并具有现代思维能力的人才。 过去是苏联和西方两大相当发达的文明阵营的谈判，而现在与过去已大不相同：谈判桌后面坐的是国家间冲突和民族间冲突的参加者或者是在国内战争……持久性游击战中正在交战的双方代表。这里指的是一些小国，有时是指一些小民族。 这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伤脑筋的任务，而且是不久前生活才摆在美国和俄罗斯面前的任务。如果你自己想生活在和平之中，就得制止局部冲突，就得设法使交战双方和解。 科济列夫的青春活力、毅力和耐力、冷静的职业习惯。帮助他在连续不断的、有时能使人发疯的一大堆谈判、倡议、反倡议、维和计划等"急流"中保持了镇定自若。保持了身体健康。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一次在经过非常消耗精力的连续3昼夜的出访后，那次的访问路线是莫斯科一伦敦一纽约一华盛顿一渥太华一莫斯科，在连续飞行9小时后，我们都累跨了，而他乃像往常一样，修整得于干净净的面孔上带着老成持重的笑容，走下总统座机的舷梯，又登上另一架内阁飞机——图-134，连家都顾不得回，就飞去了近东。当我对他表示同情时，他回答说："只可惜再过10小时才能在饭店洗上淋浴，一洗就一切正常啦。" 访问印度 这次访问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最近几年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繫不知为什么出现了裂痕。 要知道，在我们的关系中从来没有过"黑子"，一直友好相处。与印度的关系是俄罗斯亚太地区总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二，我们对印度有某种特殊的感情——两国尽管很不一样，从外表上看毫不相同，但在我们的命运中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我们如此爱看印度电影并不是偶然现象)。看来我们同样地多愁善感，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自然景色、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也同样地陶醉入迷。 如果说重一点儿，这次访问之所以非常重要，还因为它是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新的对外政治战略的一次检验。 苏联把印度视为与世界帝国主义(也就是美国)作斗争的前哨阵地，同时也把它看作与所谓的霸权主义(即中国)作斗争的前哨阵地。因此，印度这张牌总是玩得相当巧妙。但我们不想再玩这张牌，更不想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第三国而过去苏联外交部却总是以此为荣，把整个世界划分成若干个势力范围到处建立小前哨阵地。后来，这些全成了泡影。 "第三联单世界"国家，恰好就是两股势力、两大阵营进行较量的那些前哨阵地，那一张张"牌"。 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早已不复存在，这个术语已经过时了。 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它拥有自己的命运，拥有自己的中夺领袖地位的斗争，拥有自己独一无二并各具特色的文化。这个世界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少地依赖美国人，也越来越少地依赖我们……
第64页 难道能把蓬勃发展的南美国家——就是那个阿根廷和巴西——与的确发展缓慢而又充满内证的非洲国家混为一谈吗?欧洲的巴尔干、南斯拉夫、高加索怎么也不像它们的邻邦土耳其。士耳其这个国家一直克制自己，不採取任何侵略性的对外政治措施，对于它来说，最优先考虑的主要是富裕、自制与和平。 所以，有人说叶尔钦政府改变了苏联政治和俄罗斯帝国政治在若干世纪形成的优先权，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俄罗斯从来不想与西方世界对立，相反却一直在向这个圈子靠拢，向文明的欧洲靠拢。从18世纪开始，俄罗斯始终在与人谈判，与人联合。当然，别人敬重甚至有点儿害怕强大而辽阔的俄罗斯，这是对的，但无须担惊受怕！今天，"不妥协分子"在俄罗斯所宣传的对历史的理解是反历史主义的，这种理解被认为是错误百出的外行话。 俄罗斯根据情况的不同，曾与英国、奥地利、德国、法国等各种国家结成同盟。 只有一个阶段，即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反对俄罗斯。 我们正向过去一直所处的位置回归，回归到协约国时代，只要愿意，回到与西方大国结成联盟的时代。不过，我们在回归时已经更强大、更英明，而且吸取了亲身经历的强权主义(史达林式的共产党法西斯主义)的惨痛教训。 曾几何时，苏联与其他整个世界对抗，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许多国家，把许多国家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苏联扮演过世界宪兵的角色。但没有必要把这种角色描绘成历史环境里的重大的传统角色和正确角色，也没有必要说成是英明的和在战略上经过认真验证的决策。 因为这曾是一种虚幻的，甚至是滑稽的角色。 现在，我们只是强大的国家之一，但又有复杂的、独特的命运…… ＊＊＊ 一个身穿迷彩野战服的人…… 他就像核炸弹、口香糖、摇摆舞星一样，成了时代的象徵。他肩挎冲锋鎗、穿着沉重的皮鞋，在大地上游荡，做着自己那粗糙而有时又很繁重的工作。 在我们的国家，我们长期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幸福之中，虽然我们的国家曾是军国主义国家，是侵略性国家，这对于人民来说已不再是什么秘密，如无论我们的小伙子和军事专家们飞到多么遥远的国度，那里都有我们的飞弹，但这些穿迷彩服的人我们只是在电影里看过。我们的军队不是在我们这里工作。而是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某个地方工作。 这便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劲地发生政变，如果身穿迷彩服的人(我仟]的特种部队和空降兵)已在莫斯科"工作"，如果全靠他们参与才能扑灭原议会内部熊熊燃烧的国内战争的烈火，莫非俄罗斯已成为一个"香蕉共和国"? ……对这种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简单回答的。凡是和平濒于边缘的地区，总会出现这些小伙子们的身影。不同的是：他们在执行谁的命令，是谁指挥他们，他们是和平的力量还是战中的力量。最近几年来，他们的作用显然越来越具有威慑性和稳定性，这是指联合国维和部队，指俄罗斯武装力量而言。因为后者在独立国协境内越来越经常地发挥那种威慑职能。在高加索，身穿迷彩服的人也是主要的登场人物。那里的儿童在成长时，永远感到战争是一种永恒的怪物。 要争得全面和平的保障，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战争之魔已在我们的家园甦醒。 因此，战争魔鬼有一次曾出现在莫斯科街头，出现在俄罗斯，出现在完全和平的未准备战斗的国家，出现在目前正忙于解决纯属自身的经济问题的国家，并不是偶然的。苏联虽然已经改名换姓，但毕竟留下了一个统一的空间，不可能把我们与各共和国发生的事件分隔开来。 阿布哈兹事件证明，我们的国家，比如说乔治亚和俄罗斯，实际上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炸。成千上万的乔治亚人逃离战火瀰漫的阿布呛兹，酿成了令人恐怖的悲剧；俄罗斯的动荡也迅速破坏了和平协议，使屠杀逐步升级。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是国际性现象，原俄罗斯议会中的政治赌徒未能在军队中找到支柱，却在那些战火熊熊燃烧的地区找到了武装支柱——训练有素的"战斗队员"。原俄罗斯边缘地区的战火已秧及它的心脏——莫斯科。 今天该如何在高加索建立和平呢? 我想，这个未来的和平方案就存在于经济发展之中。要知道。作战的不是专制制度，而是民主制度。所有的领袖都得选举。他们除了会喊几句战斗口号外，还能给人们提出别的建议吗？目前需要开始搞点儿生产，做点儿贸易，需要开始积累财富(这正是建立独立国家的希望所在)，需要寻找与所有想在该国投资者的接触。为达此目的，必须停止军事行动。 我们面临的任务，除了经济一体化、集体安全和政治合作外，还要在苏联领土内重新建立统一的精神空间。更正确地说，不是要破坏这一空间，而是要想方设法地使它还原，挽救那些还未彻底枯死的东西。 目前，民族之间的联繫、我们的文化之间的联繫。人与人之间的联繫处于任其自流的状态。我们不仅没有帮助人们逐渐发展这种联繫，反而用海关、边界和护照控制加大了它们的难度。我们本应保留统一的文化，却身不由己地在破坏文化(例如，在各共和国不能订阅莫斯科的出版物)。人类的共性，哪伯是强权政治的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共性，也应当保护，就像保护森林、清澈的河流、清新的空气一样，我们难道连这一点都不理解吗？不知道这种态度绝非单纯的政治态度，而是生态道德观念吗?
第65页 当前有一种奇谈怪论，认为精神隔绝不是经济危机引起的，而是理应如此。其实恰恰相反，这种经济上的不信任感，正是苏联解体后一直困惑着普通居民的各种孤寂的综合引起的，而且这种感觉无论怎样都难以克服。 我想，从独立国协国家对高加索问题的态度上大概会看到这种立场。 高加索完全是一个独一无二、前所未见的地区。这里居住着数百个民族，对此，我一点儿也末夸张。这里就像一个人文保护区，拥有令人惊异的自然景观，很小的人数很少的山地民族，它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比、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所有时代养成的、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发展史期间养成的生活方式。 然而，高加索难以驾驭的秘密就隐含在它的独一无二之中。中央政府就算想管，也没有能力控制整个国土。人们仍在继续作战，只不过不橡过去那样用短剑和步枪，而是用坦克和飞弹破坏着自己那独一无二的文明、自己那令人惊奇的人文保护区。 现在有两大因素促使我们去寻求防止民族灾难(就规模而言，比南斯拉夫更甚)的途径，一是我上边刚刚说过的精神上的兄弟情谊，二是独立国协整个空间的稳定战略，俄罗斯的稳定当然也有赖于这一战略。我们不能让整个地区陷入地狱，而这种危险性依然存在。轻型核炸弹在高加索，这种前景已不是科幻影片中的一个情节。 在对自己关于统一空间和独立国协稳定的价值做出总结时，我只能痛苦地指出，尽管独立国协各国领袖相当经常地会谈，但这个问题不仅未能解决，相反地，却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各种各样的疏远综合在一起，越来越严重地阻碍着我们正常的传统联繫。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发生。 要取代勃列日涅夫"萧条"时代在行政压力下制定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机制，就必须在经济和文明基础上形成新的机制，必须排除多余的影响人际交往的障碍，必须记住：对于居住在世界1／6土地上的人来说，事实上目前仍像过去一样，这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我们在瓜分它时，需要忍痛採取断然措施。 ＊＊＊ 南斯拉夫的战争是欧洲的心病，也是全世界的心病。目前这也许是我国对外政策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科济列夫外长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夜以继日地守在电话旁边度过人正求调停人的意见，跟冲突各方谈判，并不是偶然的。对于我们来说，这场冲突的内幕包括如下两层： 第一层是显而易见的，南斯拉夫同属联盟模式，也是各种历史问题纠结在一起的一团乱麻，也是欧洲独一无二的民族"花束"(我们的"花束"甚至延伸至亚洲)。也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姜姜众生。狄托是20世纪最"走红"的独裁者之一(弗兰科可以被视为第二个这样的人物)，国家在他的统治下繁荣起来。但是，人为构思的政治末考虑到人民中原有的冲突因素。南斯拉夫问题开始只是对苏联事件的一种链式反应，接着便被战火笼罩了。 所以，我们在对南斯拉夫冲突实施军事干预问题上格外谨慎，因为我们两国实在是太相像了。 第二层是我们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为什么美国老是坚决要求我们参与武装制裁侵略者(美国认为塞尔维亚人是侵略者)的行动呢？就是要造成一个国际先例。这种先例原则上曾有过一次，即我们对"沙漠风暴"(美国总统和联合国制裁伊拉克的最大行动)的支持。当时我们两国已就协同行动明确达成协议，这使世界产生一种印象，也有助于国际社会形成共同的立场。假若有人反对它的意愿，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制裁。在世界政治中，这种观点只有现在，多亏了俄罗斯的新政策，才有可能成立。 但是，在理解协同行动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却不想被看作任人摆布随意驱使的工具，更何况我们如果这样做，将有损于我们的威望，也有损于对我国政策的信任，更有损于欧洲和全世界的力量平衡，而主要的是有损于在南斯拉夫的力量平衡。永远需要有人充当那个被制裁国利益的代表及其辩护人的角色。否则就得等到"战争彻底胜利"。把强硬的决定强加于人，这也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行动方针，不过，却是在某种期限以前。我认为，美国人根据侦察情报对巴格达实施攻击就是这种期限。 俄罗斯和乌克兰各有一个营的士兵编入了联合国军队序列，我们的小伙子们戴上蓝色头盔以后，至今仍在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而有些"志愿者"却在交战的塞尔维亚人其中一方充当小兵的角色(只想一般地看待他们，谈谈他们)。 当然，他们的人数并不多，但这一事实却在南斯拉夫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国亲塞尔维亚人的政治家所持的理由是：这是我们的斯拉夫兄弟，出于民族宗教原因，我们必须保护他们，我们正在保护他们』而且是在国际上孤立他们的条件下保护他们。除了依靠我，依靠科济列夫，塞尔维亚人目前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没人可指望。不过，我们的所作所为在普遍的国际法范围之内，而不是别的什么行为。乘机"欺负弱小者"是不道德的。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谁是谁非之分。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66页 第六章 休克疗法（1） 病态的反应 我不敢妄谈经济改革哲学。不过，我想着重谈一下对我待别重要的某些有特色的问题。 在俄国，没有一次改革是进行到底的。例如，彼得大帝改革的目标是塑造"俄罗斯式的欧洲人"。当然，这是一个宏大的总体目标，仅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是无法达到的。况且，从某种意义来说，彼得大帝改革提出的这个目标，时至今日也未能达到。 我们成了欧洲人，与此同时却依然故我。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不同时代的情况，不管哪个时代，在激进的改革之后随之而来的必是反弹，况且是猛烈的反弹。在20世纪更是如此，无论是两次土地改革，还是三次革命；无论是新经济政策，还是史达林的工业化；无论是赫鲁雪夫的改革，还是柯西金的"平缓"改革，都没有实行根本的变革。 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目标。 经济进步造成的威力与力量理应共振式地伴有政治上的巨大变革。倘能如此，就没有什么力量阻止我们前进。那时，必有另一批人追随我们，将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将我们的国家引向繁荣。 ……当然，我并不认为盖达尔是治癒我国经济的医生，但我也不认为他是置我国经济于死地的巫医。 说起医学的譬喻，我立刻想起了我在西班牙的那天早晨，当时我在医院里接受手术，刚做完手术他们就210建议我站起来。我没有技拐杖，就站起来了，由于恐惧和紧张我全身冒汗，当时还走了几步。 盖达尔的作用在于，他使我们瘫痪了的经济骤然挺身而起，迫使它的生命中枢、它的资源、它的机体动弹起来。行，还是不行？做法相当残酷。但必须这样做。当其他的医生还在就治疗方法争论不休时，他已经使病人离开病榻。依我看，病人已迈开双脚…… 我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指标，从客观上讲，这些指标是令人头疼的。 我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在我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全新的心理状态的人。具有这种心理的人是顶天立地的人、不等待他人的援助，不指望任何人，不指望政府，不指望国会，不指望叶尔钦。他们责骂周围所有的入，顽强地做自己的事。只要朝四周望望，就能发现，在商界。在创作领域，在科学界。在文化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主要是年轻人。目前他们还不引人注目，目前他们非常忙碌。但确有这么一批人。我国开始出现一批头脑里毫无框框的勇往直前的人、从前此类人一直是受压制的。 我认为，归根结底，正是因为人体的病态反应、休克反应的作用，使全部力量被动员起来，这时人就充满信心，精神格外抖擞。例如，在体育运动中常有这种情况。我在想，在社会发展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 当然，这种做法也有风险，当事情处于生死关头时，也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那时人可能变得疯狂，失掉人的本性，人毕竟惧怕失去生存的手段。世上哪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呢?! 俄国的不幸根本不在于改革型人物的缺乏与过剩。不幸在于不可能实行贯彻始终的政策。不管是沙皇，还是总书记——所有的领导人都想在历史上独树一帜。许多人夸大了自己的包容一切的历史使命。因而在航程中往往骤然转舵。而且常常做180度的大转变。 在俄罗斯近200年的历史上，有两位执政者圃于自身的平庸无能採取了纯保守的、乃至明目张胆的反对改革的立场。在他们执政期间，整个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压抑感"，使人感到"来自国家的蹂躏"。这便是中央集权过于充分的体现。随之而来的便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极其严厉的国家观念。自然，待不同见解的人必受迫害。 我指的是亚历山大二世和勃列日涅夫。俩人在位时间都很长。俩人辞世后都受到社会的蔑视。 不过。亚历山大三世当政期间工业的大踏步前进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他未能给俄国人民带来幸福生活，但在俄国终于出现了中产阶级。同时也给科学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俄罗斯国家终于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不言而喻，还保持着违反人性的苏维埃制度，政治迫害还在继续，苏联在推行危险的军事对峙的方针，如此等等。关于此类老生常谈之事此处不赘述。 但是，还有另一种倾向存在。在奉行外交保守主义的时候(在亚历山大三世时代也是如此)，勃列日涅夫根本没使国家做180度的大转弯，他的所谓转弯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错觉。 赫鲁雪夫改造计划的基本框架被保留下来。应当承认，那种迟钝的然而却贯彻始终的行政上的生硬做法导致某些有益的倾向渐而形成。 勃列日涅夫关于"发达社会主义"与"坚持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法尽管在改革年代受到千般嘲弄，但在当时却有着一定的土壤。 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关系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已经进人人民心理的最深处。至于什么幸福生活，它根本就没有过。当商店里没有黄油和肉的时候，此类口号是一种嘲讽。然而。实际上，在国际政治中取得了某种均势的情况下，已经不要求人民向国家炉膛抛进所有的努力。最终还是为了总的目标而栖牲人民的努力。从前已经发生的事再演一遍而已。
第67页 于是，一步一步地通过行政手段，生吞活剥地搬出西方生活标准模式，让人们去习惯这些模式。有自己的住宅，社会保障，家用电气设备，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甚至私人汽车。这便是"小人物"、普通公民的凑凑合合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当然，我不再赘述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复杂过程。我要强调指出的仅仅是这种逐渐的、不易为人觉察的积累某些生活财富的趋势。大家都知道，这种不易为人觉察的改善之得来，是以野蛮的消耗国家自然资源为代价，而不是正常的、有成效的工作的结果。 随后，执政者衰颓了。摇摇欲坠的总书记成了摇摇欲坠的经济的象徵，这时的经济虽维持着庞大规模，但已经是个杂乱无序的摊子。 ＊＊＊ 我记得，关于自由贸易、关于取消对贸易中间人活动的限制的命令曾引起备方的批评。共产党的报刊叫喊道："投机倒把活动已在俄罗斯猖撅。"的确，不管到莫斯科的哪个地铁站，到处是商亭，爱说俏皮话的人声称，这种商亭卖的是"销往殖民地的货色"，进口的白酒、香菸、糖果，无奇不有。听起来怪吓人的。其实没什么了不得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经典作家笔下描绘的情景吧。在俄国，商业资本什么时候享有过纯如水晶的声誉？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中，到处是一片破产景象，到处是欺骗狡诈。到处是负债的火坑。正是从莫斯科河南区的商人开始。从这个略带野蛮的时代开始，俄罗斯的大工业、俄罗斯资本的历史才有了开端。 当然，花费的增长不可避免，可我们也不想让诈骗成风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为了同类似现象作斗争，才存在着警察机构、检察院等等。为了限制投机倒把，需要唯一的手段——法律。而护法机关适应新形势较慢、成效不大，那是另一码事。可这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嘛。 ……1992年9月我看了一下前9个月的经济指标数字，着实恐慌起来。国家无可挠回地陷入极度通货膨胀，生产处于混乱之中，经济联繫濒于中断。 当时，大概只有一件事使人看到希望，那就是居民的购买需求真正是另一番景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商品缺乏的现象被克服了，而且根据各种指标来看，除了最便宜的食品外，各种物品均不紧张。不久食品问题也解决了。因为人们知道，粮食和牛奶今天有，明天有，后天还有。 在俄罗斯欠缺的完全是另一种东西——钱。 ……其实，盖达尔早就提醒过这个问题。 ＊＊＊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忍尼辛在"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发表的谈话中向主持人、观众、全体人民和总统提出一个反话式的问题："您是否准备用休克疗法医治自己的母亲？" 这里所说的母亲是指俄罗斯。我们都是她的孩子。用休克疗法来医治母亲的病，这的确残酷。这不像儿女们之所为。 是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俄罗斯是我们的母亲。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又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她的血肉，是她的成员。我准备用休克疗法医治自己——实际上我已医过不止一次。只有如此这般，豁出去。孤注一掷，这样一来人反倒闯过难关，竟然活过来了。 我选择休克疗法的道路，不是为了某个欠发达的国家，不是为了哪个抽象的人民，选择这条路其中也包括为了我自己。若说是必须经受休克状态，不止一次地忍受疼痛，绷紧全身的神经——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这位总统。 令人疲惫不堪的各种抑郁。夜夜难以逐走的沉重思虑，失眠与头痛，每每见到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城市的脏乱贫穷景象引起的绝望情绪与痛楚，各种报刊、电视台每日不断袭来的批评浪潮，会议上的中伤，通过的决议带来的沉重压力，亲近的人给我带来的委屈，他们在我需要帮助时不支待我，该坚持时他们顶不住，他们欺骗我——所有这一切我都得承受。 而10月叛乱就更使我心碎。 ……本章的以下几页我将叙述所谓的经济改革的政治运作技巧，改革的幕后操作情况，关于这方面情况读者们也需了解。但是，我不希望这些情况妨碍了解主要的东西——在国家遭到破坏之后採取决断措施以利前进的必要性。为了道义，为了维护人性，必须这样做。 ＊＊＊ 在改革开始之前一段时期，国家面临的形势令人担忧。一个失却稳定的社会战战兢兢地等待着激进改革的开始，深知这种改革会导致物价上涨与失业。1991年秋季以前，所有的物品都凭票证定额供应，紧张到了极点。商店的货架空空如也。有一些城市向居民发了厚厚的像一本小册子一样的购货本，以此作为凭证来购物。包括食盐、食糖、面包、火柴在内，各种物品都成了断档货。 政治局势也相当令人压抑。原苏联的各共和国以明显的不满情绪相互对待。而备共和国对俄罗斯则更是耿耿于怀。 在此极其紧张的关键时刻，鲁茨科伊发出了"第一声信号"。 12月18日。即改革开始前两个星期，他在《独立报》上撰文表态。这位副总统写道，俄罗斯政府是一个无法管理的乱糟糟的机构，这是一个阴谋诡计丛生的地方，谁也不知道我们将走向何方？谁也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总统企图独断独行，一个人说了算，而且。如果不废除自由价格政策，他鲁茨科伊就辞职不干了。
第68页 令我惊讶的甚至不是副总统开始对政府评头品足(这个政府还没着手改革)，而是他那蛮横无礼、颐指气使的腔调。 外国观察家当中流行一种逐之不去的传言，说什么一些对联盟解体不满意的军人在准备新的政变，而鲁茨科伊将成为政变的政治领袖。到政变时间尚远，但是鲁茨科伊的名字如此响亮地被推出却绝非偶然。鲁茨科伊在西伯利亚视察军工企业时把盖达尔政府中改革班底称之为"穿着玫瑰色裤衩的稚童"，这样他便开创了政治下流行为的先例。不久之后，哈斯布拉托夫洋洋得意地接过了这个火炬……。 特殊地位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我认识了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布尔布利斯。就在那时候他作为职业哲学家的博学多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很快就了解到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的另外一面，他这个人最初给人的印象是温和的、与世无争的样子，但他绝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理论家或者是为上级领导随便驱使的执行者。 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上紧了发条、充满了活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们相互不认识，就像人们常说的，当时我们"旋转"在不同的轨道上。但是、我们有共同的根，有关于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回忆，这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最后，还有一点，他在青少年时代酷爱足球，曾在军队足球队踢过球，与我一样，他喜爱体育运动。 他作为我的助手第一次直接担负的任务是领导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选举活动，他是那一地区选举俄罗斯议会人民代表的总部负责人。过了一段时间，布尔布利斯被任命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全权代表。 这个职位原来是没有的。这是"为了布尔布利斯"而专门设立的，是为了强调他的特殊地位。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市我们的交往尤为密切。我在那个城市过得很舒心。坦率地讲，与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在那一时期的谈话使我油然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 他颇有远见，善于对当前的事件作出战略性的、全球性的评价。于是，关于俄罗斯新政治、新经济、新国家制度、新的生活方式逐渐成形，这些概念的表述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准确。 ……不过我做出最终选择是我于1991年9月在索契休假的时候，当时，西拉耶夫在那里，布尔布利斯也在那里。 在那些紧张忙碌的日子里我有可能再一次对谨慎行事、善于妥协的西拉耶夫和充满活力、年轻奔放的布尔布利斯进行比较。我深切地感觉到我身边必须有一个朝气蓬勃的人：我自己来决定政治斗争的策略与战略，而委託这个人考虑前景规划，选择具体方向，调配人材…… 当时，我就把期望寄托在布尔布利斯身上。 我不仅喜欢他那独特无比的智慧，而且喜欢他那善于洞察他人思想与观点的能力。他对同一代人当中的年轻政治家与实干家颇为了解。我让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新班底，谢天谢地，我没看错人。只要举出两个布尔布利斯主张提拔的人就足以说明问题，那时他竭力推荐、"拉住"的两个人是盖达尔和科济列夫。他还推荐了另外一批能干的人物。 这样，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国务秘书和第一副总理。 新闻界一些人常把他称之为"灰色枢机主教"。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为了成为"枢机主教"，首要的条件是总统的宝座里须坐着一个优柔寡断的、软弱的、冷漠的人物(现在，时过境迁，我倒觉得苏斯洛夫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关系颇似上述情况)。 布尔布利斯有两个严重的不足之处：病态般的自尊心和不善于社会应酬。 有时候事情竟弄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有一次。电视评论员约定採访盖达尔，因故临时让布尔布利斯顶替一下，他坐在摄像机前象背书似的一本正经地"道出"一些枯燥无味的台词。 当然，这种情况是罕见的，不能说明问题。不过，应当承认，尽管一再努力，布尔布利斯试图成为社会舆论界头面人物的想法未能成功。 ＊＊＊ 1992年刚过，年初几天就在独立国协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问题。 开始，乌克兰国防部和最高苏维埃採取了积极的单方面行动，力求使黑海舰队的人员宣誓效忠于乌克兰。随后，俄罗斯苏维埃做出了并不高明的"回答"，宣布1954年将克里米亚转交给乌克兰是不合法的。 危险的紧张局势出现了。 局势表明，乌克兰政府与议会领导人准备在不同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採取积极的"武力"行动。 应当承认，这件令人头疼的事件发生得真不是时候。乌克兰议会不可能不知道，俄罗斯正在准备实行"休克"式的经济改革，准备放开物价。独立国协成立之后，立刻出现了一系列地区性的民族问题，例如，德国人的自治，波罗的海诸国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撤出军队，高加索曾被镇压的一些民族要求还他们以历史的公道，同样是要求立即与无条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69页 人们纷纷扬扬地谈论着"军队解体"的问题。 仅仅为了列举我们为解决两年期间围绕黑海舰队发生的问题所做的全部努力，足可占去本书的一章：没完没了的互派代表团。反覆的协商、各种级别的会晤，还有什么过渡性协议，记者招待会、声明…… 1992年初在去联合国安理会演讲之前，我匆匆飞往克里米亚，在停泊于新罗西斯克港的军舰"莫斯科号"上会见了黑海舰队的军官们。 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见首先是对于舰队军官们极为必要。这对于消除海军的"隔阂"感十分重要，因为的确存在着与俄罗斯、与俄罗斯领导人、与莫斯科的"隔阂"。但是，身处威力强大的军舰上，在这艘巨型战舰上，它的威力与伟岸，使我感觉到，这次会见对我同样是必要的。军官们脸上的焦虑神情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他们仿佛在问我：俄罗斯和以前一样仍将是个海上强国吗？我们是否觉得自己是个强大国家? 是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感觉。 我为什么要在"休克疗法"这一章中写海军问题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客观上并不存在什么争端，客观存在是：乌克兰议会想显示一下他们的独立性。谁也没准备把军舰从一个基地开往另一个基地(即令是有人想这样做，也办不到)，任何人也没有向装备有核武器的舰队发布命令瞄准俄罗斯的目标。 然而，仅仅在几天之内就闹得满城风雨，新闻界拿这个所谓危机大作文章。 与上述情况差不多，新闻界还大肆宣扬什么"通货膨胀会日趋严重"，什么"大规模失业"，什么盖达尔的经济改革遇到另外一些"可阳的麻烦"，当然也包括什么"人民贫困化"等等。 改革所引起的心理性休克远远超过了它给每一个家庭的生活带来的实际危机后果。简而言之，鬼并不像人们描绘得那样可怕。 关于改革的新闻报导表明，盖达尔政府从第一天起就是在极可怕的道德气氛下工作，这个政府遇到一个又一个打击，新闻界和议会又在不停地起闹喧譁。实际上，这个政府从未得到过宽松环境，甚至没有过相对的自由……实际上，按照政府的计划，本可在1992年年底，或在1993年上半年大幅度缩减通货膨胀率。 为什么没能取得这个结果呢？让我们作些分析。 ＊＊＊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当时即1991年秋季，戈巴契夫时期的一些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如波波夫、索布恰克、阿法纳西耶夫等未进入总统的亲密圈子。 不错，1989一1990年期间这些人是民主浪潮的当之无愧的领导人物。可是此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波波夫和索布恰克是强有力的具有独立精神的政治人物。他们选挥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但是，他们俩人的命运却不同。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在被选举为莫斯科市长后不久走出了十分英明的一步，他任命了尤里·卢日科夫为第一副市长，此人是个经验丰富的经济工作者，在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上干了很久。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乍一看来是一个在波波夫这样强悍的人的庇荫下的不显眼人物，可他突然完全出入意料地脱颖而出。1991年8月事件之后，人们对民主政权的信任产生了明显的危机。卢日科夫的品质诸如具有经验、可靠、善于领导复杂的现代化大城市等等，使他跻身于那些人们颇为信任、期待的第一流政治家行列。莫斯科新市长逐渐地，一步步地迫使执行机构在莫斯科地区开展工作。在他周围工作的，有30岁上下的年轻副市长，也有颇具经验的如弗拉基米尔·列车，他有数十年在莫斯科工作的经历。卢日科夫证明，共产主义后期发生的诸种严重问题不是民主的过错。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市政机关同样可以正常地发挥自己的职能。 而波波夫则善于体面又及时地离开"刚刚坐热的"市长宝座，回去教书并从事纯政治。他仍然是从前的加夫里尔·波波夫。可是那位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却没能做到这一点，他在任圣彼得堡市"父母官"的岗位上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改变自己以前的形象。他从一个令人尊重的政治家、法学教授变成了一个严厉的、爱发号施令的行政官员。 至于说阿法纳西耶夫，他永远是个反对派人物，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我对他抱有很大的好感。看来，此人同任何政权也搞不好关系。这类人物是非常难得的材料，但政府不需要他们。这类入只得处于旁观者地位，居高临下地观察…… 于是，在这些人当中——所有这些人都是我在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的战友——布尔布利斯几乎是唯一能够承担如此浩繁工作量的人选，既要负责机关行政工作，又要抓政治工作。 ……1991年秋天，布尔布利斯与盖达尔相识。就在那时，布尔布利斯请求经济研究所所长叶戈尔·盖达尔制定一份关于经济问题的总统报告。布尔布利斯是个富有指挥才能的人。就在莫斯科郊外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里(这里正在起草报告)，他认识了盖达尔的写作班底。他立刻喜欢上这个团结、精干又富有人情昧的志同道合者组成的集体。于是他选择了这个集体。
第70页 叶戈尔·盖达尔生长在一个苏维埃文学世家。这是一个有名望的家庭。他的祖父是着名儿童作家、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极为丰富的人——阿尔卡基·盖达尔。他的外祖父是着名的乌拉尔童话作家保尔·巴若夫——俄罗斯语言大师。叶戈尔的父亲是海军少将、着名记者铁木尔·盖达尔，他多年担任《真理报》驻国外记者。叶戈尔随父亲一道在古巴生活过，后来又去南斯拉夫，在贝尔格勒中学毕业。1978年时戈尔获得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红色毕业证书"，在整个学习期间他没得过一个"良"，成绩全部是"优"。他们系主任是加夫里尔。波波夫。 盖达尔在科学院属下的几个研究所工作过，后来在《共产党人》杂志社任职，还曾任《真理报》经济部的编辑。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已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担任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他有3个孩子。这就是这位30出头的学者的大致经历。 后来，盖达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是在非常有趣的形势下开始改革的，当时我们可以花许多时间列举我们缺乏什么条件以及为什么不能进行改革。我自己就可以头头是道地解释，为什么在1992年不能进行改革。在议会中得不到稳定的支持，没有正常的、有效能的政权机制(军队、海关、警察机构)，这些机构已经被90年代初的政权危机所伤害。 16个中央银行代替了原来的统一的银行，没有私人经营的传统，在波兰有强大的私人经济成分，而在俄罗斯却没有。没有一分钱的外汇，没有黄金储备，没有能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吸引游资。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我们再也不能什么也不做，只是解释为什么不能做任何事。" 最初我审阅了盖达尔的经济改革构想，后来又认识了作者本人，我同意了布尔布利斯的意见。又过了几天我签署了关于任命叶戈尔。盖达尔为副总理、经济部长的命令。与此同时，还任命了与盖达尔意见一致的几个人担任政府中经济部门一些关键岗位的领导。 当时，对于盖达尔的工作班底来说，布尔布利斯的威信是不容置疑的。部长们提交给总统的问题是通过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来解决的，即部长们来到他的办公室，如果有必要，他便按下电钮与我直接通话。 当时很少有人了解，比起布尔布利斯，盖达尔就其潜力而言作为政治人物并不弱。盖达尔的部长们和盖达尔本人的宗旨是：你们的事是政治领导，我们的事是搞经济。不要干扰我们，让我们正常工作，那我们就不会闯入你们的高层范围，不会闯入你们的机变莫测的"制作间"，反正我们对此一窍不通。 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布尔布利斯在那一时期是内阁的实际首脑。他提出一个准确的策略思想：为了避免因总理人选问题导致局势再度紧张，在代表大会上暂不进行表决，在这一过渡时期，委託时利钦总统实行对政府的领导。这个建议通过了。 每星期二，内阁成员中分管经济的人在第一副总理主持下开会。布尔布利斯还在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就喜欢无拘无柬的工作环境，如今如愿以偿，大家喝着茶，吃着面包片夹香肠，决定着战略问题和策略问题，还有干部的调配问题。在这种"亲密的小圈子"里工作有其长亦有其短。例如，来自伏尔加格勒的原来在执委会工作的干部马哈拉泽当了副总理，而他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建树，还有，阿列克谢·戈洛夫科夫原是盖达尔那个研究所的初级研究员，当了部长会议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这个位置要求麻利能干和有经验的领导人，需要有行政管理才能。结果，文件管理中出现了偏差…… 我为什么要叙述这些细节呢？这是因为，这些细节证明着根纳季，布尔布利斯的工作风格，他不喜欢作为一个阶级的官僚群。蔑视机关事务工作。他喜欢盖达尔的那些部长们的慷慨激昂的斗志，这些人真想用牙齿撕碎官阶森严和垂直领导的日益衰微的那一套。 后来我才懂得，盖达尔与布尔布利斯的不同之处是盖达尔更适合从事国务活动。 一般说来，盖达尔的那些部长们，我指的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全体，他们根本不善于落实自己的纲领、计划。一遇到逆境，他们往往不知所措，不会化险为夷。布尔布利斯由于天生厌恶机关行政事务、起草文件等事，不能给这些部长以支持。而盖达尔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角色，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 ……倘若让彼得·阿维彦担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我只是举例而言，如果阿维彦离开岗位一年后来担任此职，他会在今日俄罗斯经济活动中得心应手地工作，如果真能这样，说实在的，可以让他担任经济领域里的任何职务，因为他思维敏捷，国际联繫甚广，具备足够的条件。 俄罗斯历来抵制实验者。在俄罗斯想建成些什么是很困难的，而想摧毁些什么就更困难。 事情很快就明朗了，迅速地接二连三地作出一些决议之后。盖达尔政府处于完全孤立之中。 盖达尔的人没有到全国各地走-走——根本没有时间。从一开始他们就认为哈斯布拉托夫的议会是向他们施加压力的工具，是所有反动势力的象徵，而对这些反动势力则应进行斗争。他们对鲁茨科伊也待这种态度。
第71页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上述所有的不利情况更加严重了。到这时情况已很清楚，人们已不把盖达尔政府看作是独立自主的经济班子，而是把它当作布尔布利斯的一支队伍。丽布尔布利斯本人同议会的所有派别、同副总统、同以尤里·被得罗夫为首的总统办公厅都闹翻了。这简直就橡幼儿园的某种游戏那样把一伙人分成"自己人"和"外人"。 显然，这里也表现出布尔布利斯的妒嫉心，他总是竭力"清除"强大的竞争者——概而言之，他的病态的自负本性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布尔布利斯终究是正确的，他有理由不喜欢那佼副总统、议会和总统办公厅主任，这里用"不喜欢"这个词，算是个缓和的说法。人们对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今天追溯往事，再来看一看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为人处世的次要方面，我可以说，那种"分成两伙"、"游戏后算帐"的幼稚想法在当时起了决定性作用。过了好几个月，鲁茨科伊当众抱怨说。他被置于真空中，无所事事。这里他还真道出了一些"农夫的"真理。也许，当时应当让这个活动能力很强的同志担任点差事，使他找到释放自己能量的地方——倘若如此做，许多事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可他……如今他只能写一写关于农业的大部头着作了。 现在似可作一个小结。布尔布利斯为俄罗斯领导层找到了新的经济政策的执行者。然而，这些执行者比他本人更有才华。 可以说，盖达尔的班底书生气十足地决定"洗手不干，远离骯脏的政治"，把全部政治倡导权拱手让给自己的上司——这便是盖达尔等犯下的策略性错误，为此我们全体付出了极高代价。 依我看，盖达尔本可以打破别人关于他、关于他的班底和他的纲领的预言，但是他稍迟了一步。他和他的政府全力以赴地积累经验。他们开始到全国各地巡视。例如，盖达尔在陶里亚蒂市会见了一些工厂的厂长。一些隔阂解除了。遗憾的是，盖达尔的班底没来得及正常地与人民代表们接触，而恰在此时在人民代表营垒中发生了某些积极进展，这些进展有利于接纳这位年轻的副总理。 时间就差了一步。 ＊＊＊ 还有一个与布尔布利斯有关的重要情况，那就是以前我认为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性格中的某些特点是偶然的，如今我把它们同他的为人处世的整个体系串在了一起。 在俄罗斯新的领导班子中，布尔布利斯是第一个乘坐"吉尔"卧车的。他有一个庞大的卫队。我感觉到，当他看到在他的"吉尔"前边的汽车闪着车灯、鸣着警笛、急驶前去的时候，他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这便是典型的外省人对权力点缀物的爱慕。布尔布利斯可以不经邀请出席任何会议，无论会议是什么内容什么形式，他一来便坐在总统的有手位置。他知道，我不会提出异议。 总起来说，这纯属我为人当中的一个错误。为什么对他来说这种表面的显赫于众的权力是如此重要——这一点至今对我来说仍是个谜。其实，这个聪明人实际上已经具有大权在握的代理资格，在执政方面他握有战略手段。 但是，恰恰是他性格当中的这些特点妨碍了他恰如其分地审视自己的自负的愿望，尽管他大有潜力可挖。 我不想隐瞒，在某一时刻我开始隐隐地觉得一种已形成的疲惫——我每天在自己的办公室，在会议上，在接待室，在自己家里，在别墅，在网球场，在桑拿浴室，我见到的是同一个人……可以而且需要竭力向总统施加影响——但那是为了事业的兴旺，为了落实自己的计划。但是做这一切时总该有个限度！有时候，当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出席任何一个我参加的会议时，他一步人会场，就仿佛进入了我的体内。在个人交往方面达到了某一个极限。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常有的事。 直到现在我仍旧高度评价布尔布利斯所做的事。毫无疑问，他是个天资很高又有创造性的人。但是与他一道工作——这是另一码事。工作乃是每日苦役般的劳动。在这方面光有天资是不够的…… 夜间絮语 在第一本书中我已经大致叙述了我与娜依娜相识以及结婚的过程。 我经常在深夜里回忆我们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生活的一些情景，目的是放松一下，转移一下注意力，力图忘记周围的一切…… 我担任州委第一书记时。她下班回到家中情绪很糟。在班上，午休时她到走廊里，周围人就故意大声喊叫：大家看看吧。简直是岂有此理，不及时给我们住房，商店里买不到黄油！到处是这种议论。 娜依娜说：鲍利亚，是真的，我走进副食店，这也没有，那也没有。这还是在州政府所在地。边远地区会是什么情况呢?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州以工业为主，我费尽气力从中央弄到整车皮的肉、油和其他食品，一连几昼夜泡在办公室，不断地打电话，提出要求，甚至威胁别人。 我是建筑师，在建房方面我竭力抓紧；因为不管怎么说住房对于人是很重要的。我们用"代役租"的办法向一些大企业徵用房屋，厂长们大发雷霆，但还是向市里上交了一部分企业自建的房屋。
第72页 妻子对周围发生的事很敏感。我记得，当她听到盖达尔被解除了职务时，心中很不安，往盖达尔家里打过电话，听到盖达尔平静的声音，她哭了…… 说来让人难以相信，我们从未因为工作太忙顾不上家而闹别扭。我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累得疲惫不堪。我刚刚担任工段长、工程队长的时候，常常在工地忙到很晚才回家。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生活就很枯燥，情况恰恰相反。有时候我在州委开完一个会议，急急忙忙赶回家，我们在夜里11点带着高兴得尖叫的女儿们乘着计程车到朋友家去参加生田晚宴。 妻子特别喜欢我给她意外的礼物。当我们的女儿列娜要出生时，我把妻子送到别廖兹尼基的产院，以便她在产后佐在我母亲那里。当时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无法同她在一起。可是，在她产后忽然有人给她送去大柬鲜花和我的一首诗——这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而这一切是我预先安排好的。 还有，我们"订婚"的情节在她的记忆中也是意外的礼物。大学毕业后我与娜依娜离别，我们商量好了，一年后一定要见面，以检验我们之间的感情。这样做更带浪漫色彩。 一年后，正赶上我参加在古比雪夫市举行的排球分区比赛。我先给她挂了个电话。后来一想，万一她要不来呢？于是决定发个电报。我绞尽脑汁琢磨怎样写电文。后来我决定耍个花招，保证让她来——不是坐火车，而是乘飞机来。电文是："速来，鲍里斯心脏病发。"电报末署名。当然，那封电报有点过分……不过大学生时期嘛，情有可原。 虽然她了解我的脾气，仍然很认真地风风火火赶来，找到我住的旅馆，见到我。 "订婚"——那天我们在公园里遛了一个通宵，就决定了。现在她还常说：我真没法想像，怎么能够玩一个通宵？我觉得，娜依娜对这次会面是没有准备的，她投预料到这么一封荒唐的电报竟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大转折，可我是认真的，这次见面后我真的到奥伦堡，去了她家，后又带她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登记结婚，并立刻带她到别廖兹尼基，把她介绍给我的父母。 在此以前，在学院里我们几年都住在集体宿舍，住在相邻的房间，我们之间没有过现代人理解的那种"爱"。这里顺便提一下，开始时我喜欢过她们班上的另一个女孩。后来才爱上娜娅，不过当时没搞什么罗曼蒂克，我们当时过的是一种热情豪放的集体生活，总是热火朝天，忙忙碌碌。我们组织了两支排球队，名叫"集体农庄女队"和"集体农庄男队"。我被选为队委会主席，娜姬是卫生干事。她是一个很认真的于事。我们选了一个姑娘当"财务主任"，大家凑钱吃大锅饭，一起烧饭，一起说笑，一起去看电影，冬天一起组织"白菜晚会"……过得蛮带劲。当然，一起参加体育运动，不断地参加排球赛。训练、比赛时，我在场上，娜姬坐在场外长椅上，我看到她的脸平静，闪着光彩。 我们生活在一个纯友谊的环境中，当时那种欢快的、略带激情的浪漫主义情调，现在简直无法想像。在半飢饿的、禁欲主义的、几乎是兵营式的生存环境中竟产生过如此充满幻想憧憬的热情——我不愿再想这段往事。当时我们谈话的题目尽是一些全局性的大问题：宇宙、共产主义、开垦处亥地，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简而言之，我同娜依娜之间的关系是相拉图式的，稍带神秘色彩的，当时就流行这个嘛。或许，别的人之间是另一种样子，肯定有些人是按另一种方式相处，但我们不是。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结婚前夕我们的感情资源是极其丰富的。我们这一代人的风格就是这样——平和而坦诚。 我记得当我的第二个女儿出世时，我在产院里的笑容是强装出来的。我站在那里看着窗子里边的娜姬的脸，心中有些慌乱。她也现出忧虑神情，因为她知道我很盼望生个儿子。到后来我才懂得有两个女儿是幸福的。大女儿像我，小女儿像妈妈…… 不久前，外孙子鲍尔卡参加完网球赛从法国归来。我对他说，你是怎么搞的，输了两盘，是吗？他回答：那有什么关系，最后我还是赢了。我解释说，看来这表明你在关键时刻发挥得不够好，因为你输给了一位对手，后来才赢回来。去沖个冷水澡吧，好好锻鍊，为了能全神贯注参加比赛，必须好好锻鍊。池似乎是顺从地走进浴室，后来又突然走回来。带着挑战的口吻问："那你呢，外公，你从来就没输过？"问完后他有些不好意思，便加了这一句："我说的是在体育运动中……" ＊＊＊ 结婚后的第一年下班后我总是小跑着回家。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开始我和妻子住在多户杂居的筒子楼的一间房子里，在化工机械区。生了列娜以后，那时我已是管理处处长，给了我们一套两居室住宅，房子座落在第二黑色冶金区(当时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市区，名称听来怪吓人的)。 但是，佐筒子楼的日子是最幸福的日子，我们的许多同龄人都有这种感受。那时，我们举行了多少次聚会宴请，过了多少快乐的节日，有那么多朋友来助兴。有多少美好的不眠之夜呀!
第73页 后来开始了漫长的州委工作时期。我已不单单是什么"长"。而是成了权力人物。我迷恋过打球，后来拼命工作，如今被"推人"党的官运阶梯中。给这样的人作妻子，真是命运不济。 大概，我身上还有某些可取之处，为了这个缘故她原谅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 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她实在难于承受。例如，无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还是现在，逐渐形成的、似一股潜流般的、各种方式的、周围人对"第一把手"的夫人的压力，面这种压力总伴随着相当庸俗的目的。 我认为，企图通过执政者的夫人、亲戚解决某些问题的风气在俄罗斯总是大有市场，这市场还在扩展。且这种风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因其性格更加风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娃的关系，我认为，这种风气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大推广。 我根本无意以幸灾乐祸的态度在"背后"说赖莎·戈尔巴乔娃的坏话。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正是从戈巴契夫时期起我国的妇女对"第一夫人"的态度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令人忿忿不平的韵昧。而现在人们还自觉不自觉地将以前的"第一夫人"与娜依娜进行比较。 ……当戈巴契夫从工作岗位来到别墅时，——警卫人员曾对我说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家里迎接他，然后就围着他绕三圈儿，一圈，两圈，三圈，为的是减轻丈夫的紧张程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在他们散步的时候，他向她叙述一整天的工作，连每分钟做了什么都详述无遗。于是，戈巴契夫的妻子不止是了解情况，简直是对一切了如指掌。 这种做法迟早要带来后果，而且已经带来了后果——它影响到戈巴契夫对人们的态度，影响到从事任免和整个政策的执行。 当我回到家中时，正在看电视、新闻和谈报纸聊天的妻子、女儿们有时也问这问那，情绪激昂：爸爸，为什么事情会这样，为什么那个人……你怎样看待……我只好相当不客气地制止她们：别问了，我在家里不谈政治。 至于那些求情的人，那些求娜依娜·约瑟福夫娜转交请求、纸条儿、各种方案的人，对此她简直无法向熟人进行解释：这投有任何意义，丈夫根本不会听她启齿谈及此类请求。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六章 休克疗法（2） 政治较量 1992年4月举行的俄罗斯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反改革势力急于求成摧垮我们的"快速前进"政策的尝试，是第一次也是失败了的尝试(这个概括不一定确切，简单地说，就是这么回事)。 坦率地说。当时我对人民代表大会的看法与现在不一样。确切地表达应是这样：当时我对它抱有更大的兴趣。在我的记忆中，"全民集会"的场景总是联繫着以前的、戈巴契夫时期的和我们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引起的浪潮，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毕竟是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还没有觉悟到，人民代表大会已开始成长为发展市政公用事业的政治厨房。 因此，当政府推行改革刚刚度过头3个月就遭到剧烈批评时，我感到一种病态的痛苦。我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但结论只有一个：对政府表示不满的批判群体已经形成。盖达尔作为一个没有经验的政治家许诺最近时期会出现稳定。我也只好言不由衷地作了同样许诺。可是，4月份和5月份我们应当对能源产品放开价格——这是继1月份实行自由物价政策之后和第二轮通货膨胀的引子(夏季又掀起了第三轮)，由于第二轮通货膨胀，决然不会有什么稳定出现，这是显然的。这时我们的心绪倘不是万念俱灰，也是充满忧虑。此时唯一的指望就押在作出许诺，告诉人们不久就会得到"七国集团"的大宗财政援助。然而我们却受制于一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国际大人物。而这种不确定性实在令人担心。 我不想"放弃"对政府的支持，我来到第六次人代会上，我感到必须督促一下人代会。我的话说得粗了一些，没办法，只能说一针见血的话。 这个做法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我对一些部长的工作表示不满。大会最初几天同各党派人民代表的协商表明。他们提出的对之不满的名单也是下列几个人：洛普欣、德涅普洛夫、沃洛比约夫、阿维彦。 我通过布尔布利斯将这份名单转交给盖达尔。我认为目前同政府领导会面还太早。 盖达尔的班底以极沉重的心情接受了我提出的调整政府班子的建议。他们深信，他们的后方是稳固的，我看得出，许多人经历了休克。当时我同盖达尔进行了个别交谈，并告诉他是哪4个部长受到指责。盖达尔召集了紧急的政府会议。显然，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丁关于集体辞职的问题，不过，对于盖达尔的部长们来说，在改革的最关键的时刻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病苫的。因此，他们请求同我会晤，提出了紧急会见的请求。 我知道，从道义上讲我站在他们一边。但是我有我的难处。代表大会准备了一份评价政府活动的否定性决议。倘若这个决议能出台，就意味着在这一届或者下一届代表大会上通过宪法紧急修正案。那便是尚未来得及实行的改革的破产。会晤时我尽力把语调放得平和，非常平和，为了使大家不要把我的决定看作是上级的平庸的忿怒。但是，这些自负的年轻人把我的平静看作是冷漠和袖手旁观。
第74页 结果，第二天盖达尔来到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要求发言，井递交了关于政府成员集体辞职的请求。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盖达尔未同布尔布利斯商量而独立作出的第一个严肃的政治决定。任何人也没预料到这一手，虽然这一决定十分合乎逻辑、简洁面正常。如今我却闹不明白了：为什么人民代表们对此项决定如此惊慌? 说实在的，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没同任何人协商过的决定。这决定最初很让人惊奇，也令人不愉快。但是，我很快就看出这一冒险步骤的后果具有一定价值。盖达尔的声明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叶戈尔·铁木洛维奇直觉地感到，从本质上讲，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场大型政治戏剧，大型杂技，在这个场所只有通过出其不意的猛烈攻击方能取胜。 结果是取得了全胜。否决政府的决议提案没有通过。对宪法做了修正，决定授予总统以补充全权。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改在秋季举行。盖达尔和他的部长们的辞呈没有被接受。 ……但是，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我自己，作为政府的领导人需要坚决地改变政府的工作状态，这不仅仅是迫于人民代表的压力。 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之后一个月，我再次谈到上述问题。我召集了内阁会议，在会上宣布免除洛普欣的燃料能源部部长的职务。 当时我看到两张面孔：盖达尔脸色发赤、几近鲜红，洛普欣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白纸，简直让人卒不忍睹。大概，这些年轻的内阁成员认为，我这个不称职的教师对他们的不顺从进行惩罚。以便杀一儆百。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免除洛普欣的职务还有某种内在的原因，盖达尔把洛普欣当作攻城槌，向我施加压力，以便在同一时刻毫无限制地放开能源产品的价格。而我认为，我们不能採用如此残酷的方案。 我们当中孰对孰错，未来的历史学家自有评说。然而，弗拉基米尔·洛普欣苍白的面孔将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 我与鲁茨科伊交往已很久，他的那次演讲属于我们交往中的哪个时期呢，大概属于较晚时期。不过，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这种"独特的"风格之形成却是由来已久的。这风格便是"不断同人民会晤"，"直言不讳地道出真理，不管这真理是如何良言逆耳"。 我记得，我的一位助手给我送来一盘录有一个演讲的录音带，任何人也不会在衣袋里装个录音机，显然这是从电视台转录来的。说得文雅些，电视台就是传播这些猛烈攻击的工具。 ……您是怎样考虑的呢，那我就对总统说：把您的钱包给我，我留给他3000卢布并问他：喂，怎么样，3000卢布够活一阵子的? 就是这类内容。 他们对盖达尔的政策表示原则的不满——这我能理解，想捞点舆论资本的愿望——我也能理解，想在公众面前熔耀一下，给自己壮壮胆——这也可以理解。 只是有-点我无法理解——鲁茨科伊为什么要当面赌咒发誓表示自己的永久忠诚？当一切如此明朗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暗示将有阴谋发生，为什么要暗示有人在幕后搞鬼？其实，还有速记稿嘛，还有他演讲的录音嘛。 那时。我以为这是一个至今既不懂政治、又不懂经济的军人的真实面目，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我还不知道这是一种背叛行为。 ＊＊＊ 报界不止一次提及院外活动问题，即某些集团向政府和我本人施加压力的问题。 这些故弄玄虚的文章总是使我如堕五里云雾之中。 我不了解院外活动在西方例如在美国是如何具体进行。我想那里的院外活动会动用一切手段，从间接收买到新闻攻汗，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这里常说的是：军工综合体、沃尔斯基、国防工厂的厂长们、将军们、党的机关——某一个秘密的阴谋立即酿成，"阴影里的"外交活动正在开展。 ……实际上，在俄罗斯从事院外活动相当容易。甚至搞掉盖达尔这样的不折腰的总理也不难。 关键在于我本人——我几十年来都在苏联的经济领域工作。这个领域对我没有秘密可言。我知道，我们的杂乱无章为何物，我知道我国的大企业和小企业中的全部实际情况，我知道我国的厂长们、工人们、工程师们的长处和短处。尽管就职业而言我是搞建筑的(毫无疑问，这在我身上留有某种烙印)，但我对重工业、轻工业状况之了解毕竟不是凭道听途说。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作过深入考察，深知这一领域的全部运作。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倘若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生产工人来到我面前，以激动的声音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在"天然气公司"干了40年，您的洛普欣在做些什么事呀，那里大事不妙，您看看这数字，太可怕了。到处搞得一团糟——在这位老人面前，我心痛欲碎。 为了取得某种平衡，我做了第一个尝试，即想让斯科科夫或者洛博夫"充实"到政府中去，但盏达尔傲然拒绝了。当时我与内阁成员每星期四会面举行每人必到的正式会议。后来，他们看到年轻的政府的确存在着各种问题与困难，终于被迫接纳了一些从厂长阶层选出的充满活力的人参加政府工作。
第75页 ……在俄罗斯，人们心目中的厂长是什么样的人?凡给人以工作、凡能使家庭正常生活、凡能把你辞退或者使你升迁的人——那就是厂长。至于说企业有没有实效，那就不重要了。不管怎么说，具体的广长决定你的具体的命运。 ……不久以后，通过同国会下设的有关委员会协商，提名格·希扎和弗舒梅科参加政府工作。 又过了几个月，接纳了弗·切尔诺梅尔金加入政府工作。 在这些变迁的幕后隐藏着什么呢?洛普欣是一位天才的经济学家，是盖达尔政府中最能干的部长之一。但是，由于他负责领导石油天然气总体工作，而这项工作又牵动着物价改革的全局性政策。这方面受到任何一点伤害都会使整个国家经济机体感到疼痛。因此我坚决地作出决定撤换他，派我在乌拉尔时期就认识的切尔诺梅尔金接替他。我已经看到，改革在全速行进。随着改革的进程出现了全新的经济因素：原料和材料市场，有价证券市场，俄罗斯的银行和交易所体系重振并呈现活跃气氛，俄罗斯的商业面貌一新。总而言之，这种景象的确是从未有过的，甚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未有过。 当我明白了上述形势时，我想让新的政策具有更大的保险系数，让它更长寿，我认为必须起用一个新的、可靠的、意志坚强的人物充实政府。实践的进程表明，我没有错。切尔诺梅尔金走上角逐场显然是晚了些，但这项任命保证了政府经济政策在反动势力"猛烈攻击"的条件下的可行性。在下一年年初这种攻击便开始了。 卫生部长和教育部长是另一种情况。地们两位的命运有些相似。 卫生部长沃洛比约夫是同盖达尔一道进入政府的，教育部长德涅普浴夫比他早上任一年。 两位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成熟，有独到的思维方式，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有声望的专家。 德涅普洛夫在教育科学院系统中是着名的"叛逆者"，他把自己一派的人集中到教育部。制定了一整套新俄罗斯学校的理论构想。 沃洛比约夫在卫生领域也准备了一套新的、不同凡响的独特的纲领。但是，如果说德涅普洛夫由于在上级机关尚听取他的意见时在"旧制度"下还曾经来得及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贯彻到学校工作的实践中去，那么沃洛比约夫在自己负责的领域却一筹莫展。谁也摸不着头脑，谁也不愿意仅凭一点点简单道理就去做事——于是卫生部机关停止了工作。 而卫生事业，众所周知，是个极难领导的部门，无论是直接意义还是间接意义而言，即从政治角度看，都很难办。刚刚开始在医院就诊办法方面实行某种改革，而这改革又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时，人们便群情激昂地谈论起自费医疗，人民陷入了沉思。如果说自费学校尚不普遍的话(虽然同样牵涉到许多人，引起了某些不满，其实，这种不满没什么道理：不愿意读，就别上这种学校嘛)，那么谈及自费医疗，那就涉及所有的人——正是触犯了这根神经，沃洛比约夫的卫生发展构想成了众矢之的。人们恰恰是只看到不利一面，而没有看到积极的前景，没看到医院将要富有起来，医生的收入将会提高。人们也不是平白无故地这样看问题。因为此类改革需在若干年期间进行，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很可能在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夕就确定了选政府中的什么"靶子"，这种选择清楚表明，哪些势力参加了议会派别之间的结伙："公民联盟"瞄准了能源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共产党人和爱国者集团瞄准了社会领域。这一阶段他们的胃口还不太大。 教育与卫生的改革决不是为时过早。恰恰相反，条件早就成熟了。但是，这次的部长任免(其实这只是局部的，不十分重要的事件)还清楚地证明了我们政策中的薄弱环节：立即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改革是很困难的。 ＊＊＊ 1992年年初和年中，各处都在谈论即将到来的罢工浪潮。经济学家们警告，生产的滑坡将导致大规模失业。议会中反对改革的政治对手们扬言，居民们将经受不住"天塌地陷式的物价上涨"的打击，走上街头举行"锅底朝天的游行"。这时又突然出现了可怕的现金缺乏现象。一些地区所有居民一连几个月得不到工资和养老金。 但是，我们所担心的1992年，明显地大声疾呼地提出自己要求的只有两个阶层的居民——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教师和矿工。 ……说到幼儿园的教师，她们的生活状况真让人该然欲泣，即令在莫斯科她们的工资也低到可笑的程度。仅仅是出于对幼小的孩子们的责任心，这些保育员、幼儿教师(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姑娘和女士)才没有採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才没有罢工。倘若幼儿园罢了工，那就会给国民经济中见有女职工的部门带来可怕的损失。 中小学教员如果罢工，同样可怕，只不过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 ……不过，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它与所有的领工薪职员的问题相关，而工薪阶层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从前、现在和将来都占很大比例。物价直线上升，通货膨胀率上涨使相当一批居民处于绝对的依赖地位，为生存面挣扎，居民们只能指望我们的正确的社会政策。
第76页 尽管在各城市都有部分教师提出自己的要求，应当指出，这些教师并没有採用公开的对抗行动。这大概是由于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具有天生的谨慎与保守性口巴。 我们制定了一份各行各业工薪人员的统一的工资表，也为教师制定了行业工资表。调资体系是很复杂的。工资是增加了，但据说提高最低工资的做法不够灵活，也不如我们设想的那样立刻见效。这样一调整，整个工资表就有所"跳动"。我希望，我们都能活到稳定时期的到来。 下面谈谈矿工。大家都知道，叶尔钦与矿工们有着"特殊的关系"。诚然，现在顿巴斯的事由克拉夫丘克操心了。但是，沃尔库特和库兹巴斯归我管。我以前常到那里去，以后也还会常去。从这些地方不止一次地传来对我发出的强烈要求，同样，这些地方常常给我以支持。 其实，矿工们提出要求，决不像哈斯布拉托夫描绘的那样，是由于什么盖达尔只顾改革大业而忽略了矿工们的经济"小业"等等。矿工们还没到饿肚子的地步。他们并不反对改革。但是，他们奋起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坚持主张他们从事这种劳动，就应当从总利润中得到应得的那部分。当时，在煤矿这类企业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效益分成机制。我们旷日持久地进行着艰难的谈判…… 应当说，1992年春季和夏季，全国上上下下都能听到一个时髦字眼——"停转"。因为缺煤，铁路停转了，车间停转了，运输业停转了——在这种情况下尤里·斯科料夫在同矿工们曲谈判中表现了非凡的果敢。 亲近的人 斯科科夫 我同尤里·斯科科夫相识是在我于莫斯科市党委工作期间。他是一个大型国防企业——"量子"工厂的厂长。 在他的选区，与他竞选苏联议会人民代表的对手是当时担任《星火》杂志主编的着名作家、评论家维塔利·科罗基奇。由于种种微妙的原因，加上我在第一本书中描写的党的计谋，尤里·斯科科夫被选上了。他的表现堪称党的有原则性的代理人物。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斯科科夫是个聪颖的人。他非常内向，担任过西拉耶夫领导下的最高经济会议主席，在盖达尔执政期间担任过安全会议负责人。这两位领导过他的人都感受到斯科科夫身上独具内在的威慑力量，而且这二人不止一次地因为斯科科夫与我发生冲突。 斯科科夫在叶尔钦身边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斯科科夫是个确实存在的"影子"总理，我仿佛时时刻刻都注意到他的存在。 ……我没有提及过尤里·斯科科夫在8月政变期间所起的作用。他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能，他比保卫白宫的某些抛头露面的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更重要。作为我的代理人，斯科科夫同军方代表和内务部代表——格拉乔夫与格罗莫夫——经常会晤。这些接触完全是秘密的，对我们具有决定性意义，至少在道义方面。在这些活动中，斯科科夫表现得谦虚、平和，正因为如此赢得了敬重。 我明白了斯科科夫的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立场，与我的立场、盖达尔的立场还有那位布尔布利斯的立场都不一样。他的两面性一直使我的拥护者们捏把汗。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懂得，在当前的俄罗斯应当为强有力的政权工作，而不是反对这个政权——採取这样的立场又有什么不好呢？就算是"影子"总理吧，反正在党的领导人、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当中，斯科科夫无疑总是享有一个政治家的威望，他不断地督促着在位的总理加紧工作。这里不妨讲一个有趣的细节：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在白宫内为总统权力机构的唯一代表斯科科夫留下了一间大办公室。 1992年年底之前，斯科科夫身上出现了一种怪癖。在与我见面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经常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裔，您周围都是敌人，唯有我一个人忠于您。"——这使我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想法：他是不是受了迫害? ……我认为，他这种强有力的人物极难作出选择。他为俄罗斯的民主政府效劳乃是"为了某种利益的联姻"，他很难接受这种局面。他明明知道国会在准备干什么，根据各种消息来源他掌握可靠的情况，但他无法决定自己的立场，于是他被摧毁了。或者说，至少他被折腾垮了。 但是，我们也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再度见到尤里。斯科科夫的身影？我希望他是一个更为坦率的人。 ＊＊＊ 1992年夏，飞往美国之前，在机场我发表声明，任命盖达尔为俄罗斯部长会议代主席。 布尔布利斯和盖达尔本人曾把我置于相当为难的境地。那种旧的格局——即内阁首脑是位政治人物，而第一副总理掌管着经济进程——终于结束了。 在重新被任命的副总理当中，毫无疑问，没有一个人能指望成为盖达尔班底的领袖人物。盖达尔本人越来越紧地把控制槓桿抓在自己手中。现在甚至连人民代表们也惧他几分、敬他几分，尽管哈斯布拉托夫和最高苏维埃方面仍然不时对他进行"心理攻击"。 1992年夏季到来之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心出现了另一个经济问题：关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我国提供大量贷款的问题，关于建立稳定的卢布基金的问题。西方专家们一直特别重视盖达尔的作用。
第77页 在这种局势下，我所作出的决定似乎是迫于形势的压力，决定是出入意料和迅雷不及掩耳的。可是正是这个决定阻止了盖达尔的对手们策划的处心积虑反对他的攻击。他们错过了时机。 很自然，多数人以喜悦的心情、满怀希望地对待关于任命盖达尔的消息。 ＊＊＊ 到了夏末，事态的发展表明，经济情况令人担忧。有两个方面发生断裂：各类商品的价格仍在上涨，在这种形势下，任何明确的经济战略都无法推行，无法计划经济领域中的任何步骤；另外，国会藉助于国家预算已经人为地向经济部门注入数万亿卢布，但在现存的最高苏维埃体制下仍无法控制通货膨胀。 情况最终表明，通货膨胀、"物价猛涨"的阴影将笼罩若干年…… 通货膨胀这个只有从老掉牙的政治经济学课本中才能找到的抽象概念突然之间变成了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牵掣到每个人私人利益的尤物。 居民中一个又一个阶层落入贫困的泥潭…… 在此情况下社会分化在加剧。一些人的富有与另一些人的贫瘩形成鲜明对照。 整个社会步入一个社会异化的艰难地带。 这便是我们对经济改革作了首次总结之后发现的围绕我们的灰暗景象。 能否避免这一切灾难呢？……我认为不可能。 任何国家都经历过这种困境。这是一个经济隔离带。这是一个通向繁荣的防疫遮断带。 即使是全体富有国家中最富有的国家例如美国，也有过自己的大萧条时期。美国人走向高水平生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苦的。 ……然而，俄罗斯像往常一样走了一条完全特殊的路。在上个世纪末已经有了走向市场关系的开端，但在本世纪即将逝去的今日又一次重踏此径。此时已落后于阿根廷、波兰、智利、巴西，以及匈牙利和新加坡。 此时巨大的世界经济体系业已实实在在地形成，在这个体系中俄罗斯未能给自己找到一席之地。70年来，俄罗斯远离了文明世界，在此期间它造就了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但失去了重要的可贵的机会：它未能自然而然地进入市场。我们迫不得已地打碎自己，在自己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再一次地放弃虚无缥渺的稳定，放弃那体现于半兵营式的半贫困生活中的稳定…… 需要再一次地急起直追，抓紧去做，拼死奋争，为的是……跻身于世界各国之行列。 伟大的俄罗斯紧张奔突的历史延续到某一时刻会有所停顿。那时我们将和各国一道，加入具有完整经济的、正常的文明国家之长长的序列。但是，尽管我们的经济问题同任何另外一个国家都有共同点，我们却有着另一种命运。而经历了70年社会主义之后，我们的情况则加倍地特殊。 我们的国家拥有大型工厂、大型研究所、大型农场、大型企业(甚至拥有一些整个的企业城)，这样的国家不管其本身意愿如何终将产生一种社会关系中的风格，而这风格在农奴制时代业已形成。这便是牢固的、传统的相互依赖的风格。 与这个"旧世界"相对峙的是历时短暂的商业结构。这一结构本身目前尚无法保证自己不遭任何劫掠，更不能对伙伴作出任何担保。不过，这一结构是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的。 这两个世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我认为这种局面将持续若干年。在这种交织渗透中，工作人员能够平稳地从一个生活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在逆境中少受些损失。但请不要在这样敏感的事情中强迫别人接受某种优越感，强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规矩"。一个强大的国家应当把贫民的手放到危险的、可怕的地方，使公民有一种危机感…… 但是，国家本身也有自己的需要。其中，国家除了需要民主的保障、正常的国际政治环境，还需要公民遵守秩序和纪律。我们这里远远不是美国模式，我们这里所说的市场可能不完全是1992年年初所期望出现的市场。 最近两年当中俄罗斯的特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我们都应当以敏锐的心灵去感受它。 那样的话，一切都归于正常了。 ＊＊＊ 时光流逝，眼看着充满焦虑的、带着暗淡预感的冬天又来接替经济改革开始以来的第二个夏天。 ……人们能否预见和能否预测事件发展中的转折，能否理解盖达尔改革再次搁浅，即未取得快速的稳定? 当然能。凡成年人，特别是政府中身居要职的领导者应当具有对计划的清醒态度，具有修正计划的勇气，匝当具有对事业的现实主义态度。 但是，经济成了政治的人质。 来自议会方面的疯狂攻击、迎面袭来的"宣传鼓动"浪潮、盖达尔等人为了防卫的答辩——所有这一切妨碍了正常工作。此外，正值通货膨胀尚未达到"沸点"、冻结收入和限制贷款尚能发挥一定影响时，最高苏维埃却拼命地对抗争取稳定的措施。议会明知道还可能进一步推动执行机构加紧工作，却要求更换政府，任命一个新的联合政府。 说实在的，更换内阁这件事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人们的信任，可怕的是执行不连贯的政策，可怕的是开始左右摇摆。
第78页 在我们这里很难设想能有一个正常的具有社会主义方向的政府。而在我国这种政治纷争的条件下联合政府是一个具有爆炸危险的、简直是有致命威胁的物品。 那么，专家治国型的厂长经理政府呢? 有一阵我也动摇起来。 我同尤里·斯科科夫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会晤。他同意在危机的形势下取代盖达尔。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迫在眉睫。从议会各党派团体、各派政治运动、各个经济学流派、经济工作者和企业家等方面来的排山倒海的压力令我无法招架。所有各方都要求撤换盖达尔……一次，两次，三次地要求…… 由于我们没能信守诺言，反对派在幸灾乐祸，他们在新一届代表大会上还要变本加厉地实行毁谤攻击，破坏我们政策和思想的威信，使国家形势动荡不安。 ＊＊＊ 1992年6月12日是俄罗斯独立日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就在这天，发生了冲突事件：疯狂的安皮洛夫分子企图用暴力夺取"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 维克托·安皮洛夫原是一名记者，国家电视广播系统派往尼加拉瓜的特派记者。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在革命浪漫主义情调中有点"忘乎所以"的人。 在社会生活中他选择了一条危险的路，他想成为街头领袖、街垒将军。他的选择一害自己，二害周围的人。在社会上可能会出现俄罗斯第一个有组织恐怖活动团体。 特别恶劣的是，安皮洛夫把一批富有战斗精神的老年斗士集中于自己麾下。我能理解他们的情感以及他们与当前诸事格榴不入的情绪。难道说用警棍驱散之后，还应当给他们增加养老金吗?！这已经不是什么革命浪漫主义，而是公开的无耻行径。 民主派组织的上百万人的群众大会上也没出现过此类行为。没有任何人受伤，到处秩序井然。人民代表保证参加大会的队伍安全，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会把到会群众与特种警察分开，因为事先已经同政权当局关于所有问题达成了协议。 而好斗的安皮洛夫分子採取的完全是另一种立场。他们需要制造流血事件，因为流血事件能证明政权无法控制局势，流血是灾难的标志，是无政府状态的标志。因此，他们不择手段地企图酿成流血事件。 最高苏维埃和哈斯布拉托夫把他们称之为"人民运动"，但就在当时，这种运动的基本特点已经昭然若揭了。尽管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老年人，他们举着革命的红旗，还有一些别的特色——这纯属法西斯主义的策略。这是新纳粹分子在全世界常用的、为进行野兽般的进攻而採取的策略。当时，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附近，该中心的工作人员遭到狗血琳头的辱骂，一些下了夜班走在回家路上的电视台技术人员遭到殴打。他们痛击被围的年轻民警，大打出手地残害警察。 很明显，这是一群危险人物。更确切地说，有一批危险人物在幕后操纵这些疯狂的闹事者。很可能这些肇事者得到有势力的国家政权中人物的支持。没有铁腕人物的支持，在莫斯科制造如此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看了10分钟实况录像，我心中产生了令人恐怖的焦虑。我记起了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附近出现的一些面孔。这不是自发的不满情绪的爆炸，而是企图有计划地向政府施加压力。他们打算触动一下"民粹党分子"叶尔钦的主要痛点，据说叶尔钦非常在乎人民的情绪和他们的社会自觉。有人认为，这种人为的爆炸是精心策划的正确策略。 可我的感觉是，他们打算恫吓我。我感觉到这是一件号称人民运动的、令人噁心的腰品。我感觉到这里有克格勃在插手。 夜间絮语 我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尽管乍一看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本性而言我是个相当坦率的人，很喜欢交际，喜欢与亲近的人相聚，开玩笑，娱乐，唱歌但是，我的所有的真正的、年轻时代的我们常说的"经得起考验的"朋友却留在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在称之为时卡捷琳堡。例如，米沙·卡拉西克、亚抄·奥尔科夫、安德烈·莫基尔尼科夫等青年时期的伙伴。 我同这些人当时是莫逆之交。在那个时代的伙伴当中如今与我在一起的只剩下我的妻子——我的最亲近的人。我与她是同龄人，个人经历的开始也是非常相似的。她大概是唯一终生了解我的人。 人们也常常提起一些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仿佛这些人因我个人的好感而得到升迁，他们当中有我的助手伊柳辛，布尔布利斯(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根本不认识此人)，洛博夫，彼得罗夫……但是，同这些人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上下级关系和工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前提是相互承认工作才干，尽力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配备在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当中。 我想顺便提一下，凡我不得势的时候，出面支持我的、到我这里来做客的恰恰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时期的朋友们，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一本书里已有所述。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工作时的几位副手总与我保持相当的距离，有时干脆就离得远远的，躲着我。但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抱怨，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们，因为我了解，再一次重复，我了解，在我们的交往当中保持着一种适度。在必要的时候，我甚至把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召来重新一道工作。
第79页 ……刚年过30，我就成了首长。在俄罗斯，人们对像我这样具有某种社会地位的人都称之为首长。不是官僚，不是官吏，不是领导人，而是首长。我无法忍受这个词儿，在这个称谓中有一种牢狱的味道。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第一名"——这或许是我的天性中註定要达到的，不过，也许在涉世的最初年代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我记得，当上级把我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调到苏共中央担任建设部部长时，我感到厌烦——当一个中央委员会机关里的小官员，而我原来是领导一个大州的工作呀!当戈巴契夫把我"安置在莫斯科市委"的时候，我感到了另一种压抑。只有处于职业的紧张形势下我才能生存。 干第一把手的工作有许多令人讨厌的地方。第一，不能过正常人的日常生活；第二，总是想破坏自己的情绪，同时也在破坏别人的情绪；第三，不知为什么，关于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及。通常，"第一把手"没有亲密的朋友。这种人常患封闭综合症，在同人们的交往当中不可思议地将谨慎的弦绷得紧紧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在我身上也出现了。我开始过封闭的日子，与新相识的入相处特别谨慎，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有一些朋友。 ……我同沙米利·塔尔皮谢夫于1987年夏天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城尤尔马拉相识。他当时正率领国家网球集训队在那里训练(他担任主教练)，正准备同荷兰队进行比赛，争夺戴维斯杯。他送来入场券，邀请我前去观看比赛。我们谈到为什么我国的网球不发达，为什么不像在世界其他国家那样普及，我们缺乏什么必要条件。我邀请他到市委来做客，他没有来，代替他来的是另一位体育界的领导人。他这种不愿烦人的知趣性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以后，我们在尤尔马拉又一次相遇，面对面地撞在一起。这时我已经被认为是"反对派代表人物"，很多人害怕与我交往。 他和自己的队员们在海边沙滩上踢足球，他跑过来拾球恰恰撞到我，意外相逢，握手寒瞳。我们二人对此次邂逅都感到欣喜，谈了几句话他就问我现在于什么，我说，要不，咱们打会儿网球？沙米利开始提议双打，我没同意。我一直闹不懂，他是怎样猜到我正在学习打网球。我们没谈这一点，看来，他发现了，当他在我们疗养院的网球场教一个年轻人打网球时我一直站在那里并长时间地观看。 后来我们在"友谊"体育馆又遇到过几次，当时，沙米利正在训练他的队员。到了1990年秋天，他当了网球协会的主席(我同他开玩笑：您已经当主席了，我至今还没当成)。我邀请沙米利到索契来找我，来休假。练练球，一起打几盘。 首先，我评价了双打的意义，这很快使我们在感情上接近起来，毫不感到单调。在体育运动中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本性展示自己，当伙伴透过一个眼神了解你的意向时，你会感受到令人惊奇的欣慰。 我当即感到，在沙米利身上具有某种忠实寡言的男子汉气质。 我当了总统以后，立即建议塔尔皮谢夫担任总统体育顾问的职务。沙米利辞掉了国外条件丰厚的工作，放弃了外汇收入，接受了我的建议。 在我国体育界有多少不幸的运动员啊，有功勋卓着的，也有鲜为人知的！多少人命运坎坷，屡遭挫折！不是职能部门的人，不是官吏，而是一个以前的职业运动员招起了此职，解决着大规模体育事业中的诸种问题。 在这个位置上，沙米利遇到许多难题。有时候，由于不了解我国官场运作的特点，不了解官吏们的心理却又不得不每天同这些人打交道，抄米利感到措手不及。我尽力地帮助他。不仅仅作为总统，而且作为朋友帮助他。 ＊＊＊ 有很多谣传，说什么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在网球场，在浴室，某些不为社会所知的人，来路不明的匿名作者，向总统进行渗透，影响着他，促使他作出某些决定。 这些传言不胜而走，在民间流传。我想，这并非偶然。这里有人在利用我不喜欢在电视屏幕上作公开演讲的作法，企图强加给社会一种形象，似乎总统是个软弱的、很容易向政治压力屈服的人。 在这一章里我尽力向读者阐明，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全局性决定何其困难。不管正确与否，这些决定总是极其艰难的选择结果。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七章 黑暗时期（1） 议会的圈套 我把这一章叫做"黑暗时期"不是偶然的。10月3日至4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件。从此，也就是自这个黑暗时期，国家染上了一种连续不断地召开代表大会和例会的热病；备报纸的头版有时出现一些有关对总统的信任问题的投票统计数；合法宣布的不稳定形势席捲全国。 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民主的胜利。在我国就像在义大利一样，发生了持久的政府危机，议会企图取代总理，总统试图同议会达成协议，一切都与"别人相同"。 这个公开对抗的时期以全民投票的方式而告结柬。正如我所认为的，这一时期是由文明方式结束的。之后，就剩下商定实现全民公决结果的机构。
第80页 但是，结果并非如此。这段历史没有能够和平结果。 可见，毕竟与"别人不同"。也就是说，这不是简单的议会斗争，而是为了某些法律、某个政府以及某种政治的斗争。 不，这是反对总统的斗争，是为了政权的斗争。它先是隐蔽的，后来才变得越来越公开。它想改变国家的基础。 如果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政变企图。 如果我能早些明白，这个议会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通过新宪法，因为它不会达成协议，最终也不会立法，——那就不会发生10月事件，不会流血，也不会出现我们大家所经历的那个道义上的休克。也不会有民主派之间的分裂，这个分裂险些转变成新的问题。 是什么力量把我们引入这个黑暗时期的呢? 首先是模稜两可的宪法，即宪法上的誓言，总统的宪法职责及其权限的极大局限性。 其次是8月叛乱的综合症。新生的俄罗斯不顾紧急状态，出现在捍卫民主的浪潮中。 从此就破坏了法律吗？这是一个严酷的道义上的心理障碍，而不仅仅是一个司法障碍…… 最后一点，只有现在才看得出来，总统和议会永远是竞技场上的一伙角斗士。许多议员进入政府，并占据了最高的职位。议会的各委员会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议会的分裂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渐酝酿成熟的。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有时都难以觉察的过程。 嗯，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俄罗斯人的"侥幸"心理。顺便说说，我赋予这一古老概念的不是冷漠，不是轻浮，也不是懒惰。干脆说，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就是相信美好的事物，希望事情能有好的结果，希望"上帝能看到一切"。 所以我认为，在经历了苏维埃政权的如此令人痛苦和漫长的70年后，难道我们还得利用手中的武器来解释议会或总统谁更重要？难道这些修正案、代表大会、决议、投票就得付出让国家动荡不安和来之不易的稳定遭到破坏的代价?难道还有人想革命? ＊＊＊ ……一年半来，人们每天都可以从电视上看到代表大会和例会的会议转播。一年半来，议员们每天都在这些代表大会和例会上发言，而且大部分发言的主导思想是竭力揭发叶尔钦，证明他不会管理国家。如果这许多个月的宣传还不够，如果全民投票确定了总统的全权，还会有什么问题？要知道人们相信我们会一起工作。让我们想想以后该做什么，让我们达成协议吧。 然而却没能达成协议。 总统日记 1991年11月6日 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哈斯布拉托夫。这次会见从18点半一直持续到夜里23点半。我们没有进行某种系统的谈话，但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哈斯布拉托夫坐着，不停地油着自己的菸斗。实际上嘴里一直在叼着菸斗。他抽菸抽得脸都快变成铁青色了。我们喝的是"齐南达利"干白葡萄酒。他讲述了自己的家事，他的母亲现在位在车臣，那里还有许多亲属。其实，杜达耶夫把他们留在那里当作人质。 我询问了一下，为什么他与第一副手菲拉托夫关系不融洽。他把菲拉托夫说得一无是处，不过我认为他这样做是绝对错误的。菲拉托夫非常有学问，是一个正派人。他自然不会接受议长的独断专行。 ……我回忆着自己选举哈斯布拉托夫的时刻。很遗憾，这里有一个偶然的因素，我以前根本不了解他。当代表大会上3次都未能通过沙赫赖做我的副手的候选人资格时(议会的保守分子不通过他)，我召集了调解委员会。各派的代表们提出了许多候选人，有15人。我明白，需要找一个妥协人物，找一个大家都不太了解、而且既能使民主派满意又能使保守派满意的人。这样候选人才落到哈斯布拉托夫身上。他不是俄罗斯人，这里还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自治共和国会支持他。他的经历很一般：学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师。总之，调解委员会支持他，他也就很容易地当选了。我当了主席后：每事必同我商量，但不过问大的政治问题。 ……有时候我们的谈话也会陷入僵局。在我们合作的一段时间里，我很好地研究了他的性格。他总是对同一个问题有好几个意见，但只公开说出一个，其他的都留作自己备用。表面上看这是两位领导人的一般谈话，而内心里却都非常紧张，谁都想成为领袖。可以说，我这样去做是职位的要求。而他这样做，我觉得是他的某种本能的欲望。 我开始严厉地责备说：你们当着我的面说的是一套，而做的又是另一套。不久前在楚瓦什和切博克萨雷召开的有俄罗斯立法和执行政权机关领导参加的研讨会上，我发言试图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我对最高苏维埃说，我们还是合作吧，我伸出手，向前迈出一步。后来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我又试着迈出一步，但得到的回答是全场沉默。怎么会是这样呢? 哈斯布拉托夫说，是的，我们错了，我们本应当立即正式作出反应，最近几天我就去办，我们要在最高苏维埃通过政治声明，支持总统，支持他在切博克萨雷的声明。同时，议会也表明要准备去迎接…… 当然，两个政权不可能相互间达成协议，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局势。重要的是消除人们的紧张情绪。因此，我同意哈斯布拉托夫的建议。即使他们提前一个月去做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缓和一下代表大会之前的气氛……
第81页 我说，我们不要在全俄罗斯人面前以及全世界面前丢人和打架了。如果议员们的行为不成体统，会议主席应当立即加以制止，切断麦克风，让闹事者坐回原位。 他似乎同意了…… ＊＊＊ 该中止这段令人痛苦的记录了。我和哈斯布拉托夫还讨论过修改宪法的意见及政府成员的逐一人选问题。哈斯布拉托夫提出的名单由10个人组成，正好与"公民联盟"提出的名单相吻合。况且议长建议作出妥协：既然你们都这样坚持，让我们留下盖达尔，让他工作一段看看，可我们要让些新部长进来工作。这叫什么嘲弄！盖达尔大概从来不会忍受这种嘲弄的。我竭力回避谈及布尔布利斯。 ……我只是现在才明白，他是有意把我拖入这些折磨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关系之中。用对抗来威胁，强迫你退却让步、自己把自己的追随者一个个地丢掉，最后导致总爆发。这是他的主要思想。殊不知他不可能认真地判断，我最害伯的是消极的无组织的议员班子，在那个时刻他们完全是按照哈斯布拉托夫的具体眼色行事。我认为我不会害怕，不会把政治和战略方针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简言之，这不是寻求那种我曾经相信的妥协，而是在做妥协游戏，是对妥协的效仿。 ＊＊＊ 有一次我乘车路过民族爱国者或共产党人的集会，我真的不知道两者谁的人多。看样子好像共产党人多。我停下来一看。站着一位老农妇，手里拿着一面红旗挥动着，像个摆针似的，似乎谁在用绳子扯着她。那样无精打采，单调乏味，嘴里还喃喃地说着：打倒，打倒……我请科尔扎科夫上前去询问一下：究竟打倒谁？他走近一问，老农妇回答说：你快走开！…… 很遗憾，哈斯布拉托夫原来是一个生性扯绳子的人。 在最高苏维埃成员中，一般说，有些有头脑的人都在积极地思考着法律、预算以及内外政策等问题。但在哈斯布拉托夫仪长执政的年代，他们好像役做任何事情，甚至都未能提出自己发展俄罗斯的设想。略斯布拉托夫似乎把自己的政治反对派立场封闭了整整两年之后，只冒出一帮能大叫大嚷、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 这是一个痛苦的道德教训，我真可怜我们的第一个议会，但不得不承认：是哈斯布拉托夫把它毁了，是他把正常的人们变成政治把戏的傀儡。 这真令人可惜。 ＊＊＊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过去的议会是聪明的、体面的和非常民主的各国议会优秀家庭中的一个畸形儿。 然而并非完全如此。"国会议员"、"议员"、"参议员"词语，在世界各种语言的解释中不完全是这种光彩的荣耀。只要回忆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就会明白，西方人常常把这种职位与贪污腐败、官方的无所事事、妄自尊大和无聊的傲慢联想在一起。 一句话，议会的工作有时也伴随着闹剧和丑闻，对此是无须争辩的。 戈巴契夫所发明的代表大会，已经是另一回事情。 代表大会甚至不是议会，不可能具有其固有的一切特点。 改革所创建的代表大会本应当反映苏维埃社会的结构，即共产党、工会、运动员和集邮者、创作协会等等，都占有特殊的位置。 然而主要的是，在选举时，除了过去的"领导"，在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再无人可选，人们自然会投他们的票。 我们的国家当然很大，1500人毕竟已经不是议会、不是参议院，而是某种市民大会。这里谁的声音大听谁的，心平气和地说话没用，因为大环境的规律、与一大群人(这里指与一大群人民代表)交流的心理因素开始起作用。即使不是叶尔钦，换一个总统也不得不提高嗓门。 当议会有1500人时，就会产生出大量的派别(而且这些派别都招募到自己的拥护者)和大量的有独立见解的议员……这是一个残酷的政治斗争场所和野心较量场所。这首先是麦克风旁的大喊大叫，歇斯底里的发作和激奋的情绪。 每个人都想提出自己的一个问题，有民族方面的、经济方面的，也有对外政策方面的。这有时与议事日程毫无关系，只不过是某个议员心里痛苦已久，于是独自发言反对大家。 ……在1992年12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需要解决俄罗斯政府的领导人问题，我应当提出候选人，但斗争非常激烈。因此，除了在会议做工作外，还要同各党派代表，个别的议员和行政机关的领导进行会晤，座谈。 也就是说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即作劝说工作。 为了不扼杀俄罗斯的改革，为了让盖达尔及其改革派班子留下工作，为了俄罗斯政府今后能够正常地工作，代表们在恳求和做说服工作。 大家期待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新宪法草案，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事情完全转向了另一面，开始讨论修改还在生效的旧宪法。 表面上看，这一步骤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当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时，我们也正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确定了主权的概念和私有制，确立了总统的职位等等。我们先搞了经济改革，把政治改革放后一步。 但是，从法律和政治的观点来看，这个动摇宪法的过程不可能是无止境的，它有某种必然的极限。过多的修改，到最后只能是没有约束力。修改开始相互矛盾，没有任何逻辑性，谁也弄不明白什么，那么就出现一个立法的无政府状态。
第82页 代表大会要求，所有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工作要在其监督下进行。它破坏了权力分配的一条基本原则。我请求审核的修改意见的主要部分被代表大会所否决，这就是持久的、令人痛苦的斗争结果，是所有这些神经过敏的和折磨人的讨论结果，是对最高苏维埃强加的修改意见进行公开辩论的结果。 当我冷静下来思考所发生的事情时，才明白这是一次集体丧失理智的行动。这样的机构领导不了国家。 这里已经显露出一种革命形势的气味，而在革命的气味中又充满了血雨腥风。 夜间絮语 今天是11月7日。有一部分人在习惯地庆祝节日，还有一部分人在看着红旗讥笑，而我对这个节日有一种可怕的态度。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11月7日是我最紧张的一个工作日。 组织全市上百万居民隆重庆祝节日，是一项责任重大而令人疲劳的工作。有一年，我是在节日前夕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本来回城应该行驶60公里，结果司机迷路，小车实实在在地陷进一个沟里。怎么办?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车里也没有电话，与城里无法联繫。我们看看地图，离最近的村庆还有18公里，这时已经是夜里23点，而在第二天早上9点前我必须赶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如果州的第一把手在11月7日这个国家的重要节日里不出现在观礼台上，那将比灾难还要糟。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否则就意昧着，他要么死了，要么被撤职了。而我既没有死，也没有被撤职，折腾了一个半小时，想从这沟里拖出"嘎斯脾"汽车，直到凌晨2点，我才意识到，我们今天乘这辆车是哪里也去不成了。明天怎么办? 在我们这儿不像在莫斯科，去红场上的只是些集体的代表，游行进行2个小时。而在这里，全家都要通过主要广场，绕全城走四五个小时。我当时一合双眼，就仿佛看到那些面带幸福微笑、手待红旗和鲜花的长队人群。 ……我们3人踏着没膝的积雪，摸黑向村子方向蹒跚走去。我心里盘算着，一个人在好路上行走，一小时最快能走5公里，也就是说，当我们踏着雪路到达村子时，将是第二天早晨。当时零下10度，我们大汗淋漓，不久，就都累得频频摔跤，真想躺在雪上睡一觉。但不能坐下，坐下就起不来了……有一次实在支持不住便坐下来，剎那间就觉得浑身软弱无力，真想睡觉，后来说什么也起不来了。我们没有沿着路走，而是走在犁过的田里。 凌晨3时，我们终于来到村里。那天，全村人像故意刁难我们似地喝得烂醉如泥！无论敲哪家的门，里面的人都是醉得不省人事。我们问哪里有电话，哪里能找到拖拉机，谁也答不出话来。他们已在全力庆祝节日。 拖拉机终于找到了，拖拉机手也是一个醉鬼，我们把他扶进驾驶室。这时已经是早晨6时，我急得发抖，向拖拉机手喊道，请告诉哪里有电话？哪里有电话！……他什么也不明白。后来，我们还是找到了村苏维埃，推开门，给州民警局局长挂通电话。我说，你们必须尽可能地迅速、准确地组织行动。首先，紧急派出直升机，以最短的航线飞到我们乘拖拉机到达的地方，挑选一名清醒的飞行员，以便把拖拉机送回村子。其次，周密考虑进城路线，好让我马上到家(城里交通已经堵塞，排起了游行队伍。而我家离广场直走只需3分钟)。立即执行！我在9时半前必须登上观礼台，最晚只能在9时40分上观礼台…… 9时，我们乘拖拉机还算顺利地赶到了一条大路旁，直升机已在上空盘旋。飞行员看见我们，降了下来。我一跳上去，直升机便急速地向上飞去。9时半，飞机降落在机场，轿车和国家交通局的"急救车"都驶近舷梯。交通警的工作很出色，几分钟就疾驶城里。民警让游行队伍停了几秒钟，"截开"他们，我们飞驰而过，队伍又继续前进。有汽笛声开道，我们径直到达我家，这时已经是9点45分，此时我应该登上观礼台才是。家里人已事先接到通知，我一开门，便都扑过来迎接我，有的拿着西服，有的拿着衬衣，还有的拿着领带。我刮脸，大家给我换衣服。在10时整，当自鸣钟的钟声敲响时，我隆重地登上了观礼台。成功了！ 今天是11月7日。老一辈人在这一天都有一种可怕的感觉，甚至连中年人也有同感。如今白匪在哪里?红军又在哪里？究竟白匪是英雄还是红军是英雄？或许谁都不是英雄？你根本搞不清楚。我们自己又是什么人？是奴隶。炮灰吗？难道是这样吗? 但是，自己的一生就是如此，无法回避。 ……这大概就像读者所猜想的，是一件你经常回想起的或者是梦见的往事。你会突然感到一种彻底的绝望，就像你在那个雪地里，黑得不知往哪里去，在那个仿佛中了魔似的村子里一样…… 为什么必须赶到观礼台而不蒙受耻辱。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担心。 我不知道，或许这里有某种神秘论的东西。但我认为，这种重复的梦在我的生活中不是偶然的。就事件而言，还是应该制止的。 只要我稍稍感到自己束手无策，思想拘谨时，这种不安就攫任了我。 在那沉重的几个月里就是这样。 1992年12月9日 我离开代表大会，昏昏欲睡地回到别墅。
第83页 这种事情大概是我自1987年起5年来第一次发生的…… 我认为，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一切都不是巧合……这样的话，只能去数落我的主要痛点了。 我无法忍受这种人们从四面八方一起打你的公开袭击场面。从人说话的语气、甚至从他登上讲台的步态中，我意识到这种痛击人的野蛮欲望，这种激怒和鼓动自己的企图，这种要打人的可伯动机，因此，发言内容已不重要了。 所有这些战斗激情在斗争中，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大家成帮结伙地殴打并用脚踏一个人时…… 你就真是束手无策了。 事后我才明白，我对这些殴打朗病态反应，是我心理创伤的复发，我的心理创伤是在党的莫斯科市委全会后发生的。当时奉戈巴契夫的命令，我被直接从病床上拉起来送进会议大厅，他们以党的优良作风践踏了我几个小时。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写过…… 12月9日那天晚上，非常会议之后，我回到别墅并不晚。看到妻子和孩子们的眼睛，我猛然冲进浴室，锁上门，仰面躺下，闭上双眼。老实说，脑海里思绪万千，心情不好……非常不好。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把我从这个可怕的状态中强施出来。他不知怎么打开了浴室的门，劝我回屋。总之，他是在真心帮助我。 后来，娜依娜像往常一样承担起主要的"打击"……我渐渐地恢复了常态。 家里的人说：应当问问人们——是要你，还是要他们，人民了解得非常清楚…… 突然间我抓住了这些话。政治学家和法学家早就暗示我举行全民公决的思想。但当时说的是用这种方法去解决代表大会的命运(解散还是不解散)问题。 这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人们想和总统还是代表大会继续生活？那天晚上，上帝给我最亲爱的人们出了个主意。 我立即请求给我接通伊柳辛。沙赫赖和几位发言稿起草人在夜里参加了工作。除我之外，还有4个人参加了我的简短发言稿的起草工作。发言的确切思想是，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我最需要的正是普通人和从来没有当选过的街道居民的支持。如果遇到困难，如果出现了极端的情况，我只有从他们那里汲取生活的力量。 有人建议，演说之后立即到莫斯科共青团汽车制造厂或轴承厂视察。我选择了汽车制造厂。 我睡了两个小时，凌晨之前又删改了一遍发言稿。不用说，它还是有些不流畅。 ＊＊＊ 我还记得是谁介绍我和哈斯布拉托夫认识的。他是最高苏维埃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跨区域代表团成员谢尔盖·克拉萨夫琴科。 当哈斯布拉托夫走出办公室时，克拉萨夫琴科说了这样几句话："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对这种人要严厉，不能让他单独行事，他就是这种性格。要时刻监视着，让他跟你走，明白吗？"事后我想起这些在当时来说令人费解的话，老实说，当时我对那些话并不在意。那时，哈斯布拉托夫看上去是一个聪明、有文化和温和的人。 最主要的是他温和的性格，哈斯布拉托夫教授身上完全没有我性格中的这种令人讨厌的粗鲁和许多党务工作者所固有的愚蠢而蛮横无礼的作风。 另一件事发生在佐尔金身上。瓦列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是宪法委员会成员之一，而且是最不出名、最谦虚的一个。当最高苏维埃选举宪法法院院长的时候，决定提他作候选人，这是一个使大家绝对满意的最能搞折衷办法的人。 他不左也不右，是一个公正的教授一法学家，也是一个性情温和、为人正直的知识分子。 ……这些人究竟怎么啦？哪儿来的这种疯狂的权力欲? 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新的政治时代将他们突然推到上层的话，这些正常的莫斯科教授们的命运该是什么样子呢? 看来。每个这种"温和的"人身上都有某种奥秘，他以自己的"温和"、礼貌小心谨慎地对待周围的人。 也许他们从童年时代起一直到死都想成为团伙的领袖和魁首。但有人镇压和侮辱他们。 或许常会有这种感觉：周围的人对同一位怎样的伟人交往估计不足，或完全不懂。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站娘们总喜欢更多地注重人的外貌，不善于看到人的内心深处…… 或许我们没有理解一切均属于常理之中的纯理性心理的潜在内涵? 可以长久地对此作毫无意义的猜测。我只能说一句：过去的年代使我确信，人们的知识、接人待物的经验、日常生活中的某种道听途说，在今天的俄罗斯政治中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些权力阶层的经验，也根本无济于事！那毕竟是一些苏维埃式的简单关系。这里起作用的是另外一些非常古怪的机制。也许我能学会猜出它们…… 哈斯布拉托夫一佐尔金二套马车，在俄罗斯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才初次真正引入注目。 老实说，这是一次有力的意外打击，我企望诉讼审理不要参与政治，而只是客观地、不带成见地和中立地看待事物。
第84页 但是，现实生活并非如此。佐尔金在讲台上出现，这标志着在与试图着手合法解除总统权力的代表大会关系中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 夜间絮语 我乘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出过事。乘飞机、直升机、小汽车包括载重车在内，甚至有一次骑马都出事。我当时还很小，马疾驰到小山下，在转弯处把我从雪橇上摔出来，差点儿被摔死。 另一次事故就更加严重——火车翻了。当时我正在乌拉尔工学院学习，夏天去看望父母，我经常不买票，或者买上两站的票，只求进入车厢。当时只须掌握逃避查票员的技巧…… 事情发生在夏天。火车进站时速度很快。大家知道，卧铺车厢分上下铺，第三层是行李架，"专供大学生用的"。我站在下面的过道里，从打开的车窗向外望着。 ……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火车全速时脱轨了。我被狠狠地撞到车厢壁上，车厢开始往下掉，简直是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掉，先是前面的，之后缀着后面的。一个车厢拖着另一个车厢，全都坠落在路基的斜坡下，而斜坡又是特别的高。 我紧缩着身子扑向已经倾斜的车厢的铺位间的窗户，两手一伸向前跳了出去，抱头滚到路基斜坡下，再往下滚人一片泥潭。自然是吓坏了，但后来恢复了常态。我一看：胳膊腿都没有摔坏，只是有些青伤、疙瘩。车厢里全是伤员，我帮着把他们拖出去，清理堆集的东西。发生这种事，真可怕。等我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 ……好像总是有入在搭救我，我自己也已经开始相信我总处于某种神秘的保护之中。不可能总是这样，这么多的事粹然间落到一个人的头上，并且是在生活的每个阶段。简直是每个阶段！而且每一次这样的危急情况都潜在着一种死亡的结局。 我是否怕死？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不怕死，无论你怎么办我也不怕死。有一次在一份杂志上看到，一个星相家预测我暴死于1993年。 1993年就要结束了，可我依然活着。 1992年12月15日 是支持率的投票迫使我走出这一步吗? 1992年12月10日，我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之后，急剧改变了局势。代表大会因惧怕全民公决，改变了策略并做出让步，通过了代表大会和我之间的协议。按照协议，议会各派别要提出政府主席的候选人，哪怕提名50个人也行。我从这个名单中选出5名提交代表大会，进行"温和的"、支持率的投票。3人获得了多数票，我可以从中任选一人作为候选人提交代表大会。 "温和的"投票的主意当然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从国际实践中得来的，是法学家们帮助想出来的。这一手段是非常狡猾的、意想不到的和真正温和的。 不立即把候选人提交表决，丽是先在代表中进行民意测验，他们贊成谁？谁是最受欢迎的？在这些提案中还有哪些差异? 我还留下一个挑动空间，这是最重要的。 ……12月10曰发言之后，我总算稍稍松了口气。我看见前面有一线希望。可以做出让步，但不是在把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因为那时这已经不是让步，而是被枪决。调解委员会做得很出色。但愿用支持率的全民投票也能如此。如果总统保留选择权，这说明他更有实力，给他一个体体面面地走出绝境的机会。 叙述一下两个月后发生的事。 在后来的代表大会上，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明白了本应当缚任对方的手脚，明白了盖达尔离职与否，改革是不会停止的，叶尔钦也摧不垮。但是，一切都晚了。在我面前已呈现出希望之光。 因此，其实不是盖选尔或另一位总理之间的选择，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与另一种斗争策略的选择。在社会还没有彻底弄明白甚至在立宪处于困境的情况下总统依旧是国家元首的时候，要么立即解散代表大会，要么平静地沿着这条对抗的路线走下去，让弹簧逐渐松开。我选择了第二种。 ＊＊＊ 议会各派别提出20个候选人的名字。其中有盖达尔、期科科夫、切尔诺梅尔金、卡达尼科夫、舒梅科、彼得罗夫、希扎、特拉夫金等。 共产党派贊成总统行政机关的领导人被得罗夫，但他没有预先通知我这个提名。也就是说公认的关系伦理再次遭到彻底破坏。 从这个名单中，我选出5个人：斯科科夫、切尔诺梅尔金、盖达尔、卡达尼科夫和舒梅科。 正如象棋手所言，以后便开始了阵地游戏。进行了投票。结果斯科科夫和切尔诺梅尔金俩人遥遥领先。得票分别是637票和621票，盖达尔得400票，超过卡达尼科夫1票，名列第三。 我可以把盖达尔作为候选人提交代表大会，但我没有这样做。 我这样推论：如果盖达尔哪怕再多得20-30票，他就可以十拿九稳地进入3个人选之中，也就不会存在什么问题了，那么我就会提他作候选人，再让他在大会上发一次言，我们一起努力去说服代表。可是，正如现在所看到的，没有任何机会。 我把他们3人都叫到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花园大厅，同他们进行了个别谈话。 ……当然先是同盖达尔谈了一会儿。他像平常一样和善地微笑着走进我的房间，大概他已经明白了一切，预见到我的决定，心情自然也就很不愉快。这次谈话不同寻常，但我觉得，他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换另一种方式。现在，无论如何代表大会都不会选举他了。也就是说，只剩一种保留盖达尔的可能，那就是在下次代表大会前委任他代理总理职务。但是，无论是我还是他，议会都不会让在这里工作。盖达尔的任何举动都将受到阻挡，改革也可能走进死胡同。我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第85页 他对我提出的关于切尔诺梅尔金的问题，瞬间作出了反应，这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早有所准备，即对整个谈话预先作了准确的估计。盖达尔说，切尔诺梅尔金会支持改革，他不会撵走已经组成的政府班子。在他的这些话语中确实带有苦楚的声调。 盖达尔告别后就去对报刊发表了谈话。 后来是同斯科科夫进行的一次艰难谈话。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这样理解形势的：既然他获得了最多的选票，所以他就比所有的人更有权利成为总理。我对他说，考虑到我们的老关系，我要坦率地说，请理解我，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当总理。因为您的名字与军事工业综合体有联繫。简言之，我不能。看上去，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一点。他说，"这是您的权利"。 但他的面部表情还是暴露出他的内心活动，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内心深处十分委屈。看着他真难过。这种谈话，大大地刺激了这个虚荣心很强的人。 最后轮到与切尔诺梅尔金谈话了。 他犹豫地同意上任…… 即将出任的人　切尔诺梅尔金 我知道，西欧反动势力对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总理反应十分冷淡，就像我们的报刊报导的那样，说他是典型的党务工作者。尽管他不单单是个党务工作者，还是一个走遍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经济部门负责人。他这个人尝过苦难的滋味，况且不是从区委和州委书记的角度去品尝那些苦难的，我就看见过他在出差时深入煤矿和建筑工地，穿着一双泥靴子，踩在没膝的污泥里。他的这种工作真是不容易。 西方政治家非常关注俄罗斯发生的事，就连区区小事也不放过。在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布希给我打来电话，请我不要轻易地放弃盖达尔和科济列夫。一些西方政府认为盖达尔是经济改革的保障。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秘密。 但是，他们从西方以旁观者身份对形势的估计是一回事，这里的现实又是另一国事。盏达尔投机会通过代表大会当选。 在这种情况下，我把自己的选择落在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切尔诺梅尔金身上。 这好橡又是一个妥协型人物。又一次提出让大家都满意的候选人。直截了当地说，这种重新提名是以可悲的需要为条件的。 我们已经许多次地看到，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我认为，这次，命运垂青俄罗斯。在这次，坏的期望没能实现。为什么? 首先，切尔诺梅尔金已来得及在盖达尔的政府里工作了一段。他对目前发生的事情规模有所估计，他不是从一旁，而是从内部了解了行动的逻辑性。他了解人们，因此能够保证最温和的干部换班，即政府成员中一部分人取代另一部分人。 其次。这并不是偶然的从上级来的提拔任命，也不像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那样的突然地青云直上。在此之前，他顽强地奋斗了一生。他清楚地知道，在他的工作中不应当出现错误，他要对自己的每一步都负责。 最后，盖达尔的改革保证了宏观经济的好转，即摧毁旧的经济。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不像做外科手术那么漂亮。相反却带有某种生锈的吱咳声，当带着肉撕下几块报废了的零件和结构时，则发生了断裂的现象。大概是实在不能换另一种方法。除了史达林式的工业和史达林式的经济(让之适用于今日)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别的经济。旧的经济从一开始形成就必然要产生这种致命的断裂。从它的建立到被摧毁都是如此。 然而，盖达尔没有彻底弄懂什么是生产，尤其是什么是冶金工业、石油天然气综合体、国防和轻工业。他对这些部门的全部知识主要是理论性的。这种不平衡原则上是相当危险的。 切尔诺梅尔金懂生产。但是，如果他在宏观经济的形势下"浮了起来"，如果他失去战略，这将更危险，要危险100倍。何况切尔诺梅尔金面临着一项更复杂的任务：不只是保持住以前的经济发展的先后次序，还要实现盖达尔未来得及和未能做到的事情，即稳定纲领。 ……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所表现出的人品，正是我所期望的：他原来是一个真正靠得住的人。他在任何一种关键和激烈的情况下都不让人陷入困境。我很欣赏他的干练、沉着的男子汉性格，也很乐意同他共事。 就是这个人，在国家的如此复杂和严重关头领导了俄罗斯政府，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成功。 ＊＊＊ 在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日子里，我採取了一系列战术性行动，比如，把几位引起社会中各种不同政治力量不满和反感的人开除出政府，他们是波尔托拉宁和布尔布利斯。 ……我曾经常和彼尔托拉宁讨论建立联邦信息分析中心的思想。波尔托拉宁热情坚持这一思想并准备亲自去实现之。 但舆论界认为，这是解除他的报刊信息部长的职务。我很快签署了建立这个中心的命令。很遗憾，根据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的建议建立起来的这个机构，没有维持多久。 布尔布利斯的情况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我们的私人关系和工作中形成了一个真空。我建议他在国务活动的仕途上做一次间歇，思考一下，熟悉一下环境。
第86页 叶戈尔，雅科夫列夫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他后来解释说自己辞职是为独立、自主，为他不属于那"一批人"而报仇。 雅科夫列夫的仕途升迁，首先应归功于改革。戈巴契夫时代推举丁他和那个时期的其他许多人，比如，《星火》前任编辑维塔利·科罗基奇、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法学家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经济学家加夫里尔·波波夫，都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叶戈尔·雅科夫列夫曾是《莫斯科新闻》周刊的主编，叛乱之后，戈巴契夫同我商量委派他去主持"奥斯坦基诺"电视台的工作。戈巴契夫在1991年12月下台，雅科夫列夫继续留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职务。这个安排使我非常满意。我愿意同这位有独立主见的、性格坚强的、有才干的人工作，更何况他是在这种岗位上。 我用签署了关于撤销雅科夫列夫职务的命令的第一个方案，在措辞上颇费脑筋：就像在以往那些善良的时代一样，因工作上的混乱和在政治上对某个问题的阐述错误。我最气愤的是，因为一次广播，奥塞梯的领导人加拉佐夫就敌对地沖俄罗斯总统而来。这件事发生在联邦苏维埃会议上，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也齐声支持他。为同高加索自治州建立友好的事务联繫，我们付出了多少精力啊！……后来只好改变措辞，当然结果不是很漂亮，但我突然明白，我不再改变撤职命令，决定在我的脑海里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尽管表面上与雅科夫列夫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 看来，这里指的主要是因1992年6月12日夏天强攻"奥斯坦基诺"而引起的、我所经历的那次精神震动。我懂得了既然围绕着电视台演了这么大一齣戏，那么"奥斯坦基诺"几乎是一个"核电钮"。在这个"电钮"旁应安排一位另一种个性的人，而不是一位神经质的思想家。 当然，因为这一行动，我遭到了许多指责，尽管说实话，在雅科夫列夫辞职后，电视台的第一套节目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些电视连续剧，还是那个政治，还是那些广告。 唯一让我骂自己的是，没有找到时间更主要是精力去见见时戈尔·雅科夫列夫，同他进行正常的关心体贴的谈话。我对他个人还是很有好感的。 ＊＊＊ 第八次代表大会基本上把哈斯布拉托夫和佐尔金塞给了我。我没有把这次大会列入计划，也就是说"没有安排"。有一种磨洋工的感觉。 然而，第二个回合就是第二个回合，必须为自己的整顿、为自己的部长们、为补充的权力、为全民公决……而斗争。应当作出决定。 我又开始同代表们、各党团和政治运动的代表们会见。同"公民联盟"的会见是冷淡的。给人一种感觉，他们现在已经准备以实力的地位谈话，只是时间因索让他们有所收敛，时间有点尚早。还有一种对立的感觉，我就像小学生似地站在他们面前，数说着自己所犯的某些过错。 同民主党联盟的对话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甚至最尖锐的批评，在这里听起来都是那样的轻松、心平气和。对我来说，声调最重要。让人们批评好了，但这是值得的。他们把你看作人，而不是你的职权。 民主派的建议最严酷：不等代表大会的召开就解散全俄罗斯的苏维埃，实行总统制，当然，问题不能这么提出。国家目前还有足够的力量去要制止反宪法活动、战斗员的嚣张和红色恐怖。问题在于另一点，代表大会把我们带进了死胡同。怎样才能根据宪法摆脱这种困境？ 再就是会见全体代表，这里不存在恶毒的语调、无礼和过激行为。来者进行了相当心平气和的交谈。 为什么代表们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最后确定自己的选择，决定同哈斯布拉托夫走到底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我的不成功发言吗？是因为他们觉得报刊上展开的反代表大会运动是有人授意的，从而引起逆反心理作用？还是因为哈斯布拉托夫善于用阴谋诡计把某些力量聚集起来?是啊，这里有第一种原因，也有第二种、第三种原因。 也许还有第四种原因。我们还是返回来谈谈第七次即前一次代表大会吧。 ＊＊＊ 众所周知，小男孩是怎么打架的：虎视耽耽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双手往兜里一叉，镇静地把肩膀一极，显示着自己有多么大的潜力。但是，当我们逐渐长大时，却往往忘掉了院子里小孩们的道德标准中的另一个重要细节，这个细节在成人生活中是最有现实意义的。 在政治生活中採取实力手段是经常的事，也是一件危险的事。这些手段往往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很容易削弱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一摔门走掉的那种作法，如代表大会上有人每过一分钟就想一摔门走掉了事，天哪，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我讲过盖达尔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表现。这是绝对准确而意外的一步：代表大会在一分钟内就失去了政府的整个地盘，而且是全体人员。代表们自己把自己推下水。 ……在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被迫离开大厅，简直是强迫我这样做的。但这已经完全是另二个转折。 就决议的第2条和第7条即关于全民公决和授予总统补充全权的表决，代表大会绝大多数投票"反对"。这里出现了几乎一致的团结。
第87页 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和一切尝试，都化成了灰烬。和平谈判已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是很难的。结果是，你实际上被赶了出去。 当时本应当一直坐到最后，然后平静地起来离开，就像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一样，继续表决，表决。行动则是以后的事。当时，那些洋洋得意的微笑、坚信自己不受制裁的代表们偷偷地看着你或者眼盯盯地看着你时，很难作出准确的、相应的反应。简直想像不出，这是多么难堪的局面。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起初我还很轻松，整个神经系统调动起来了，甚至连呼吸也不知怎么变得轻松了。 看来，我生性不大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对付狡猾、隐蔽的斗争。只要情况一真相大白，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大概是好事也是坏事。 然而，就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那一刻，我作出一个不正确的决定。 在突然地不顾情面地去迎接对峙的时候，我不应该退出大厅，当时没想过这一步会引来怎样的后果。 全体与会者都被吓坏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现在又该怎么办？是弹劲总统？还是立即将他撤职? 我好像觉得，代表大会立即分成了两部分。这将是一个直观的教训。 看来我的退离大厅有些太匆忙，我没有给自己的拥护者以时间去思考所发生的事情并对此作出反应，所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下来坐在大厅里。 ＊＊＊ 我是个强者还是弱者? 在激烈的情况下，我通常是个强者。而在一般情况下，自然又往往萎靡不振，经常不像人们所看惯的那个叶尔钦。 也就是说，我能有些愚蠢地、幼稚地失去控制……这当然是弱点。 我在有个地方读到过关于自己的报导，说叶尔钦的弱点是，他自己给自己制造了障碍，使得他后来费了九中二虎之力才坚决果断地将之克服。 事情并非如此。是障碍本身找到我的，我永远不会去寻找它们……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七章 黑暗时期（2） 勉强维持的和睦 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我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或者是总统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人物，国家的一切政权转交议会：或者必须採取某些措施消灭业已形成的不平衡。 以阿列克谢耶夫为首的总统委员会中的法学家小组，为我从法律上分析了所出现的政治形势。在国际实践中，这种逼和的力量配置发生过不止一次，摆脱危机的先例也有不少，戈巴契夫算没有白谈论总统制问题。总统要么临时限制议会的权利，要么解散它。在新的选举之后，宪法将重新开始充分发挥作用。 ……告人民书是我的几位最亲近的助手准备的。我想强调指出，正是这几位助手是把我的思想达到成文水平的人。一切最重要的决定都是我独立作出的。 发言稿起草人榔德米拉·皮霍娅和亚历山大·伊林、我的第一助手维克托·伊柳辛、谢尔盏·沙赫赖和总统委员会成员尤里·巴图林都帮助了我。 沙赫赖和巴团林签署了一份命令。我起草了一份电视告人民书的发言提纲。电视演说的录像定于21时播出。 在此之前，我与鲁茨科伊交谈过。我必须弄清楚他的观点，我率直地问，他对总统的这些坚决的强硬行动有何看法？鲁茨科伊坚定地回答说，早该这样。 至于安全委员会书记尤里·斯科科夫，他本人在私下交谈中不止一两次提出这个问题，他指着所掌握的侦探材料说，反对总统的阴谋是完全可能的，不能等待了，必须解散议会…… 于是，当我签署了命令后，出现了某种间歇。 命令由伊柳辛发出。他态度坚决地建议我，在命令发表之前，还得让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签署。我问："为什么？"他回答：在这件事情上不应当有漏洞，要採取负责任的措施，决不允许发生混乱，即一部分人说一回事，另一部分人又说另一回事。总统班子中的这两个人物不只是在口头上应该支持这个基本上改变了国家力量对比的命令。没有他们的签署，命令不能发出。 我清楚地看到，伊柳辛异常激动，他不能掩饰自己的焦急不安。 与处于这种状态的人谈话非常困难。他的担心引起了我的反感。我努力克制住自己，像往常似地尽力去理解他的明确而清楚的推理。是啊，伊柳辛是正确的，让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签署命令是有意义的。 伊柳辛拿了一份命令送给斯科科夫。 行政机关的新领导菲拉托夫去找鲁茨科伊。 这是午饭后的事了。 他们很快报告我，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拒绝签署。与此同时，电视告人民书的转播时间也快要到了。该怎么办呢？或是取消转播，或是把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召来努力说服他们？还是…… 我在车里直接用电话与佐尔金取得联繫。他已经知道了此事。我想，他已经拿到文件的文本。但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必须全面考虑这一步骤会有什么后果，应当提请宪法鑑定委员会通过。
第88页 沙赫赖去找鲁茨科伊。鲁茨科伊在命令的正文中做了大约10处的修改。当分析弄清他的意见时，终于明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准备签署文件。 斯科科夫也拒绝签署命令。他的论据是，国家还未准备好走这一步。 ……他们有人把文件列印了一个副本，在反面签了字，并于第二天在宪法法庭上作为证据传了巴图林。 确切些说，佐尔金的这些小动作最使我震惊：他作为有经验的公诉人，急忙投入命令来历的调查之中，最不愉快的是，客气点说宪法法院院长也在欺骗人：晚上他在电视里说，总统没有和他谈过，关于命令的事他是从我的电视告人民书中知道的。 这时，或许我是生平第一次这样严厉地停发了己作出的决定。不，我决不是犹豫了，而是要做一次间歇，也可以说是停止。 对命令的反应使我警惕起来。命令中没有暗示对代表採取任何严厉行动的内容，没有号召解散代表大会，甚至也没有以温和的形式谈到要进入紧急状态。 命令正文中提到的"特殊状态"只是确定了问题的纯法律的诉讼方面。我宣布取缔议会和代表大会制定的那些限制俄罗斯总统全权的决定。 夜里23时半左右，电视台播放了鲁茨科伊、沃罗宁和佐尔金的联合声明。很清楚，他们向总统宣战了。从他们那冗长的讲话中完全清楚地看到近期行动的战术：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总统非法，政权转归鲁茨科伊。 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应激反应，虽然我从精神上对这个反作用已有所准备，但主要的东西还得我在稍后些时候去经受。 ……斗争毕竟是斗争。我知道，这个命令帮助我揭示了政治对抗的路线。双方立场都已暴露无疑。鲁茨科伊和佐尔金以捍卫法制的藉口发起进攻。他们的目的不外乎就是夺权。 实际上已签署的命令被暂时停止，对之需要重新加以完善。我们删去丁关于特殊状态的字句。 夜间絮语 妈妈在上午10时半就去世了，可他们晚上才通知我。早晨，我3次经过她的房间，不是拿文件，就是打电话……最后一次，值班警卫看见她走出自己的房间，跟我说了句什么。可我没发现，走过去了。 这是星期天的事。 3月20日傍晚，她坐着，同全家人一起收看电视。她看到我关于设特殊状态的声明，走过来，吻了我一下，说道："好样的，鲍里亚"，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星期天，召开了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在各广场举行了"民主俄罗斯"和共产党人集会。我处理所有这些事情，准备了今后的步骤，从会议上获得了信息，不断地给电力工业职工、切尔诺梅尔金打电话…… 中午，第一次通知我说妈妈的情况不好，我说："你们还拖延什么？必须送医院。"他们回答我：大夫们正在治疗，已叫了"急救车"。我有点放心了。 我躺了一会儿，实在是支持不住了，整宿未眠。在这之前就已经积劳……我不放心妈妈，询问了好几次，她怎么样，但是没有人告诉我，只是说她在医院里。我一直没有感觉到她已经离开人世了。我一门心思去想那个该死的代表大会。 晚上，7个政府成员来到我这儿，他们都已经知道了此事，唯我一人不知道。来了这么一大帮，看得出，他们非常害怕我伤心过度…… 记得我请他们都出去，然后自己躺下。 一切都完了，世人再不会有妈妈了。 为什么恰恰就在这一天？这是不是某种徵兆？她的离去是一种祝福和代价。她好像对儿子说过：这就是我能做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不能帮助你什么了…… 她静静地、无痛苦地去了，像睡着似的，都没有改变睡态。医生对我这样说。 葬礼在星期二举行，不算太豪华，也不算简单。一个按基督教仪式举行的葬礼。 先是作安魂弥撒。妈妈被安葬在莫斯科的昆采夫公墓。 ＊＊＊ 我不喜欢报界就鲁茨科伊和佐尔金出席葬礼而藉机所作的各种报导。在这个时刻，他们的样子当然使我不愉快，但没有任何伤人的举动，没有任何声明，也没有任何人转交任何文件。人们来了，就不应对此再说什么。 在代表大会上也没有任何反应，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 我原则上不愿让代表大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 早在3月9日我就签署了准备有计划地维修代表大会的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决定。那里已经把桌子清理出去，一切也都重新油漆过了，列宁的半身像也装饰一新，处处堆着供维修用的木材。 老实说，已经没有道义的精力去看这尊列宁的雕塑。只不过有时想问问自己：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一切？胡说些什么？但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让列宁留在这里，全体人民要在电视上收看代表大会。代表们这样做只能自我暴露……大家都看到谁在聚会。 维修是一个最合适的理由，以便拒绝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聚会。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将在哪里开会，有什么区别呢？必须尽快地完成维修工作，准备好开会大厅。
第89页 ……我们的专家们藉助于各种不同的方法，用计算机反覆计算了方案。结果是：弹劾总统的票数不一定够，618票，正负仅为1票……这就是结局。但是当时有人不知怎么不大相信这个完整的聪明数学计算。别人的血腥味到底燃烧起来了。我回想起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哈斯布拉托夫是怎样提高嗓门，声嘶力竭地喊，当时他冲着切尔诺梅尔金喊着什么：您，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我们懂得，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这简直出乎意料，我已经习惯了他的温和的声音。哈斯布拉托夫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当时他是在努力克制任自己，包括已经软弱无力的代表们也集体做出反应：沖啊，向正面前进，逮住他！…… ……如果还是弹劾总统? 弹劾 其实这个词有什么可怕的呢? ……要知道这个决定没有任何效力。全民选举的总统不可能由代表大会尤其是这个早已失去人民信任的代表大会解除权利。然而。这里重要的不是主观因素，而是问题的实质，代表大会不能解除总统，因为不是它选举了他。 这是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能明白的道理。 但是"弹劾"这个词还是用了。对我国人民来说，这个词具有神秘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俄罗斯人的心理。我不怕弹劲，而怕的是一个简单的俄语动词——"解职"，推翻。或者某种更犀利的动词。 须知，在历史上有时也有一些解释不清的因素在起作用。对此需要格外谨慎。推翻就意昧着政权没有了，一切都被彻底摧毁了。在某个地方早已聚集起一种对抗的能量和侵略行为，以及一种渴望得到体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或恐怖主义思想。在某个地方已经发生了什么事，而后来的闹剧路人皆知。一些实力机构一定会捲入这一进程。为了整顿秩序，他们暂时地废除了法律。但废除法律的时间是多久呢? ……如果真的被解除权利，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怕这个方案，对此我已做好准备。一旦议会通过这个决定，我认为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发表告人民书。人们不会让我陷入尴尬处境的，我深信这一点。 统计票数时，我正在克里姆林宫。 我还认为，投票时代表们在克里姆林宫里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不是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豪华陈设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但地方，历史的空气中竞具有某种魔力……在这里，潜意识地开动了人的防卫机制。遗传储存的机制就是克里姆林宫，这就是俄罗斯，这就是我的国家。 这些机制还平息了我的对手们所期望的挑衅冲动。 ……在宣布完弹劾总统投票结果之后，我走向在瓦西里斜坡上人们举行的临时集会，走向瓦西里·勃拉仁大教堂。天气凉爽。在这种潮湿的空气中呼吸很轻松，到处是照明灯和呼声，许许多多的人。瓦西里斜坡上成了一片人海。 难道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我们没有获胜啊？我们只不过是没有输掉这一步，这一局。 但是我懂得，现在一切将会就绪。在又一次的(按次序是第几次?)斗争阶段，我的人生战术起了正确的作用：要于就要取胜，只能获胜。不要害怕，不要把脸转过去，不要躲避。 因此，我用麦克风说出了这个词：胜一利。我不觉得羞愧。 ＊＊＊ 重新翻阅这些篇章，我一点也不觉得羞傀。不错，这是一次胜利。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是一次失败。 从总体的战略方面来看，从第七次代表大会到全民公决这个全部"黑暗时期"我们是输了，正是因为我们让自己捲入了这个互相打击、对峙的漩涡，捲入了这种同得不偿失的胜利和伪失败的斗争之中。我所说的"我们"，指的是总统的整个班子。 的确不是我发起的斗争，而是那些决定考验总统政权是否稳固的人。但是受害的是社会！社会和人民并不在乎是谁"首先挑起这场斗争"。 我明白这一点，于是努力尽快地结束这场愚蠢的斗争，结束这种对民主来说非常危险的用拳头弄清关系的举动。修正案没有被通过，我推荐新的总理。新的总理也不合适，于是我提出了全民公决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没有争议的全民公决思想本身也被代表大会所否决。只有在弹劾总统失败之后，才能去进行全民公决。 为了能顶得住种种压力，为了不陷入武力办法解决问题的圈套，为了能在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行事，我这几个月来的全部努力和整个疯狂的精力都投到这上面去了。 几乎就在作出关于必须坚决限制代表大会的权利时，我又退却了，指望着全民公决之后的和平的、真诚的和正确的斗争结果。 但我又错了。要知道我们的分歧不是战术性的，而且我认为甚至也不是政治性的。 在民主的工具(代表大会)的帮助下，进行了一场最基本的旨在消灭的斗争。这一点，我却懂得太晚了。 "贊成　贊成　反对　贊成" 在对全民公决的初选结果总结之后，哈斯布拉托夫最初的几次公开演讲几乎都是"波尔托拉宁-戈培尔式的"宣传。 一般说，把人和戈培尔作比较，这在体面的社会里是一种侮辱，然而这却是议长经常出现的"艺术"形象。
第90页 为了进行一次宣传运动，需要的不只是粗暴的压力和猛攻，有时还需居民的分离反应。 这个运动需要有一个思想、一个周密考虑过的概念。我认为，我们找到了这个思想。我们正是以自己诚实与直串的宣传思想和立场赢了我们的反对者。 议会自己拟成了全民公决的全部4个问题。我们在他们的地盘里按照他们的规矩游戏。我说，如果你们记得，那就回答4次"贊成"…… 在我们的国家，人们常常喜欢说"反对"，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用暴力摧毁整个世界…… 人们已经厌倦了去领会所有这些复杂的宣传说教，不是现在，而是50年前就厌倦了。应该说"贊成"。 "贊成"——正常的生活，没有烦恼，没有这些折磨人的代表大会，没有无休止的政治争吵……应该对总统说"贊成"。 这个论点与否定的议会完全对立，我认为它是成功的。 第二点是着名人士的支持。 对埃利达尔·梁贊诺夫及其拍摄我的一家的电视节目有过相当多的评论，这已经不成体统，是在拍马屁，授其所好。 如果开诚布公地讲，梁贊诺夫在人民中的声望并不亚于叶尔钦。他以他素有的分寸感和对人的尊敬态度与我交谈，但谈话始终都是平等进行的，人们却忘掉了这一点。 我能说出俄罗斯的其他许多文化活动家：阿斯塔菲耶夫、叶夫列莫夫、扎哈罗夫、乌里扬诺夫、塔巴科夫、哈扎诺夫、莫尔久科娃等，我对他们有着像对梁贊诺夫那样的评价。他们在全民公央前的那些日子里积极地支持了总统的观点。在他们的语气中，我一次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社会意旨"，正是因为这些人能让自己说出心里所想的一切，包括谈论总统。 不信的话，请测览一下那些天的报刊。 在《莫斯科新闻》、《首都》、《星火》和《文学报》上。 这几周进行了非常尖锐的争论。争论谈及叶尔钦这位政治人物。比如，像马克西莫夫和季诺维也夫这样的许多侨民作家激烈反对我，他们不相信俄罗斯的民主。难道他们发表的文章和对记者发表的谈话还少吗？这不过是在全民公决前对我进行猛烈抨击中的点滴批评而已。 ＊＊＊ 最出乎意料的是对第二个问题的答覆。 参加投票的多半数人(毕竟还是多数，这是有工作能力居民的二个可观的百分比)，回答"同意进行"经济改革、自由价格和私有化。这是我的政敌所没预料到的。他们指望的唯一王牌是，居民投票贊成叶尔钦为的是保持佐国内和平，但不承认他的经济政策。这个唯一的王牌也落空了。 在全民公决之后的最初日子里，反对派阵营里一片张惶失措。除了"宣传"一词外，报刊没有从我的反对者的嘴里再掏出什么。要么他们就是蛮不讲理地说瞎话：2／3，哪够一半，这是少数。因此，大多数还是反对叶尔钦!真是奇怪的逻辑。这些人似乎同每个没去选区投票的人都交谈过。他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只决定去别墅？还有多少人暂时还不能确定自己的意见? 在关于改革问题的投票结果后面究竟是什么? 其实，这是第二次总统选举，第一次选举之后又过去两年了。一般在这个时候，对已选举出来的国家首脑或政党产生了信任危机。 人们对政治家的期望远远高于政治家所能给予的，他们期望立即改善自己的个人生活！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他们的投票？然而，变化是逐渐的而不是一下子发生的。 而在我们俄罗斯究竟期望选民们什么呢？在哪儿有这么多年一直是靠无法实现的改革许诺和那个总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反覆徘徊"的改革维持生活的呢？电视上早在从前就每天厚颜无耻地向人们撤谎，说人民的福利在不断地提高，可同时日用消费品又是如此奇缺! 按理说，本应当把进行这种病态改革、致使物价飞涨的人狠狠地批评一番。但这种做法让人民疲惫不堪。我在围墙上看见一些开心的标语："4月25日尖锐地批评叶尔钦！" ……结果真相大白，人们投票不单单是贊成叶尔钦。叶尔钦本人或许不这么重要。人们是抱着某种希望而投票的。 我认为，这是全民公决的主要道德教训。 或许人民明天就会改变主意，有可能选择另一个政权。 但是今天，即使在改革的第二年人民对具体行动的渴望没有破灭，对这个行动可以提出异议，可以对它表示失望，但它毕竟是行动。 然而，等待不可能是无限期的。 ＊＊＊ 哪里的投票结果是最不令人快慰的? 首先是在农业区。这可以理解。 第一，农民。就其禀性来说是一些保守的人，他们对各种花样翻新早巳习以为常了，因此他们暂时用不着这种改革，改革带来的只是头痛和苦恼。 第二，许多地方对领导有自己的区域性意见：要么是长官举止蛮横无礼，与黑手党打得火热；要么做空头许愿，就是不向前迈一步。这也许是指关闭原子能站和有害车间，以及新工程的建设。 第三，在那些有理由思索未来即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区域，比如说，鞑靼或者巴什基尔共和国。这两个共和国的政治家非常想成为独立国家的领导人。
第91页 而人们就是想生活在这样的"独立的"国家里，在那里不可能有任何地理、文化和经济的完全独立。但这里的独立能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俄罗斯的一些区域地位(包括在北方、伏尔加、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的传统的民族特徵在内)暂时还不明确。它必须在制定新宪法的过程中予以澄清。 ＊＊＊ 该结束这章了，它对我来说是最沉痛的一章。以后是所有这些事件的尾声。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尾声。全民公决所取得的最大的道德胜利被国内战争的血流成河、人们死亡和可怕真理弄得贬值了。 这是为什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的议会争吵要用坦克齐射来结束？这是谁的恶毒愿望？谁的图谋? 要知道在其他国家的议会里有时也相互抨击，但从未这样结束过。 ……是啊，我不需要这样的胜利。但是还不得不用可怕的代价得到它，为的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保任人们对秩序的希望，即使这个秩序是不长久的，但毕竟是和平。 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老人，为了所有我们的亲人，为了不再让血流成河，为了制止丧失理智的政变，有必要去这样做。 我这样评价了自己在10月3日至4日可怕之夜的行动，希望大多数同胞也这样去评价它们。 现在我们大家都应当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是怎样走到这步的，目前应该做什么。 全民公决就这样成了对真正公民和解无法实现的希望。 ＊＊＊ 在俄罗斯的民主史上的这个不成功的阶段，是否仍然具有历史意义？当然有。 我们中间有谁在5年前知道什么叫全民公决？什么叫弹劾？议会制与总统制有什么不同？合法的政权与不合法的政权的差别何在? 大概，除了法学家之外，谁都不知道。现在人们逐渐地开始弄清宪法的这些细节。 就连"宪法"一词本身，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抽象概念。似乎有过宪法，又似乎没有宪法。因为它的作用在勃列日涅夫和戈巴契夫社会简直看不出来。那时只有某种长官的意志，这就谢天谢地了。 ……我们的人民就其禀性来说似乎是遵纪守法的，从容镇静的。俄罗斯人是多么喜欢说"善良的"一词。至少是到适当的时候……但是这个奉公守法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建立在什么法律上的？莫非是单单建立在恐怖之上吗？建立在对长官的惧怕之上吗? 简言之，多亏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才开始理解社会的结构及其基本准则和法律、理解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体系，渐渐地认识自己在这个整体机制即生活机制中的作用。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八章 艰难的夏天 总统日记 1991年7月24日 星期六，阳光灿烂。在这个多雨的夏天，我渴望有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因为可以轻松地呼吸。如往常所说，我终于得以休假了，虽说当时莫斯科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可我已经打算丢开不管。当我觉得我在瓦尔代的休假只是刚刚开始时，可事实上很快就要顺利结柬了。 从莫斯科歇斯底里地不断传来消息，似乎业已开动的立宪过程又要突然中止了。哈斯布拉托夫在我缺席时，拒绝让最高苏维埃休假。因此而没有得到休息的和大概更加气愤的代表们又开始兜售自己的货色。 各民主党派都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决议要求总统从休假中返回。谢尔盖。菲拉托夫一天给我打几次电话，同样暗示我，应当回来，如果我不在，局势将会失控。晚上，娜依娜收看《消息》节目，好不容易等到早晨，我们坐下来吃早饭时，她又叙述起白天的事情。她很激动，时不时地重复说："鲍里亚，难道真能这样做吗！……" 早晨6时，我像往常一样翻阅了安全部、内务部和外交部送来的全部材料，以及我的专家们所做的形势分析和报刊通报。因此我皱皱眉说："我求求你，别这样，我们最好别在饭桌上谈政治，让我休息一会儿吧。"娜依娜停住不说，尽管她还想讨论新闻，之后她微笑着说，确实够了，别再谈论政治了，我们最好是去采蘑菇和野果吧。她像一个真正的采蘑菇者，穿上靴子，手里提着篮子，往树林里去了。 我真羡慕她。在这个时候，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去森林里，单调无味的生活让人忿怒，安静让我的思绪又回到莫斯科。所以我骑上自行车，去了体育馆，与沙米利·塔尔皮谢夫打网球。在打网球的时刻，兴奋、身体的高度紧张和积极的比赛使我忘记了政治上的不愉快。打了整整两场，我浑身都湿透了，就像榨干的柠檬汁。体育运动引起的疲劳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当时脚手好像都不会动弹了，坐着闭上双眼，就会感觉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感到体力在渐渐地、缓缓地恢复着，就好像再次降生一样…… 我们歇了一口气，回到家里。娜依娜已经採好了满满一篮子野果在等待着我们。她为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不过，真的不能不让人吃惊，3个小时她就採集到可以做两罐3公升果酱的黑果越橘。 午饭时间到了。吃饭的有我、娜依娜、抄米利，塔尔皮谢夫、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和瓦连京·尤马舍夫(我把他请到瓦尔代，为的是一起撰写这本书)。我们没谈别的，只谈了一些小事，谈得很轻松。突然，值班员走到妻子躁前，在她的耳旁低声说了些什么，她起身道歉后便出去了。平常我们吃午饭是无人打扰的，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被惊扰。看来，这种情况正好发生了。
第92页 5分钟后，娜依娜回来了，看得出她焦急不安。她还没有坐下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鲍里亚，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为什么想起兑换货币这一套作法？"我沉默不语。但这时所有饭桌前的人都不安起来：兑换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货币不能用了。妻子叙述着：列娜刚刚打来电话，原来他们晚上要去卡累利阿旅行。她丈夫瓦连拉昨天拿到了休假照付的工资，他是一名飞行员。薪水很高。突然今天早上宣布，俄罗斯将只流通新的货币，旧的可以到储蓄银行兑换，兑换限额为3万卢布。瓦连拉获得的全部休假照付的工资都是旧面额的。现在怎么办？他们要去休息，结果钱作废了，没钱去度假了。娜依娜再次大声说："鲍里亚，你们出的什么主意?你是否知道这件事？"大家都看着我。 我知道这件事。大约在一个半月之前，我们4个人碰过一次面，有我、切尔诺梅尔金、财政部长费奥多罗夫和中央银行行长格拉先科。我们商定，将协同一致地解决财政问题。无论总统、政府和银行任何一方都不得採取导致财政不平衡的任何单方面行动。这次会谈之后，大家成功地遵守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协定，虽然所有参加协商的人都经常遇到压力。大家都需要钱，包括最高苏维埃、各地区、企业、农业和军队。由于资金不足只好一再地拒绝。有时不给简直是不行的，但既然通过这个决定，我们就要相互配合。 关于旧币兑换新币一事，临出发休假前我与切尔诺梅尔金交谈过。我知道实行这一行动的日期。兑换的原因是，新币出现之后，来自原苏联共和园的旧币巨浪猛烈地冲击了俄罗斯。要顶住这个冲击是不可能的。中央银行和政府通过决定，停止旧币流通。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总是表示从概念上支持原有的卢布区，因此，格拉先科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是自己的同盟者。 在同总理谈话时，我们达成协议。具体的兑换机制由俄罗斯中央银行来制定。只让最少数人了解这一行动：既不想看到人们的惊慌，也不愿意发生舞弊行为，这类信息太有价值了。于是，我自然请求不要犯1991年帕夫洛夫停止使用货币时时期些愚蠢的错误。 兑换货币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原想国家的公民们会轻松面从容地与旧货币、与因面上的列宁肖像告别，愉快地接受印有俄罗斯旗帜的新币。然而，在全国爆发了一连串的事端。不是兑换货币事实本身让人们怒不可遏，大多数人还是能很冷静地对待这一事实的；而是新旧币是怎么个换法让社会炸了窝。这也涉及到我的大女儿一家。 再回过来谈谈我们那顿没谈完的午饭。娜依娜问我，你说，瓦连拉该怎么办？他们度假后回不来，没钱回家。 妻子脱口而说："鲍里亚，你能对我们说说吗？"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喊道："什么?！谁都不知道这件事，而我的家人却知道！3万卢布够他去休假用了。没有什么可消遣的！" 我生气了。妻子觉得她说了些多余的话。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苦闷地思考着：我们又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而且得费很大气力才能将之纠正。很清楚，3万卢布对一个人来说，显然是少的。还有更荒谬的事情——-那就是为兑换新旧币规定的硬性期限，兑换只给两周时间。而如果人要是出差呢，或者生病、去度假呢？……连我们自己后来都要陷入某些僵局：先对一部分人作出例外规定，后又对另一部分人作出例外规定。 在这段时间里，莫斯科连续不断地闹事。当时正在美国的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发表严厉声明，他要求中央银行行长立即辞职。报刊、电视台突然间发疯地斥责政权，把人搞得头晕目眩。这次，持反对立场的、右的、左的和中间派的出版物都联合了起来，它们忘记了观点的差异，因为这伤及和触犯了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民主派的报纸作出了一种推测，说叶尔钦不知道兑换货币这个有准备的挑畔行为，说这是格拉先科和哈斯布拉托夫的宏伟计划，他们想唆使人民群众去反对总统。 人们一边在储蓄银行前排队，一边咒骂叶尔钦、切尔诺梅尔金和整个愚蠢的苏维埃政权。部长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政府再次重申，这个行动是必要的，它有利于俄罗斯。中央银行的领导向怒气沖沖的同胞们解释说，兑换货币不会损害任何人的权利，人们所有挣来的钱最终都会兑换，用不着担心。但谁也不想等待这个"最终"时刻，人们手中的一沓沓旧币和供今后用的存款，眼看就要变成一大堆废纸。 必须干涉这件震惊全国的最大丑事。 我通知科尔扎科夫星期日凌晨准备一架直升机，我们要回去。妻子喊了一声，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鲍里亚，你又休息不成了，"她不大期望我的回答。她自己也明白，在这种时刻留在瓦尔代休息、钓鱼、读书、汀网球，我已力不从心。我心绪不安地呆在这里，只能更糟。因此，妻子点点头，顺从地走开，习惯地去打点行装。我给莫斯科切尔诺梅尔金挂了电话。尽管明天是休息日，还是请他到我家来。 我们必须甩掉来自其他共和园的成车厢的旧币，我对此毫不怀疑，很清楚，卢布经不住这种负荷。我作出一项决定，修订2个不能接受的兑换条件：第一，修改尚未宣布的兑换数额，我把它提到10万卢布；第二，修改兑换期限，把它延长为一个月。
第93页 我的女婿瓦连拉是未考虑成熟的经济改革的受害者，他好像就是带着旧币去度假的。这次他的钱可以勉强支撑到回来。你能在疗养地休息、洗海水澡，年轻力壮、难道缺钱还是问题吗？我现在要是遇到这些问题就好了…… ＊＊＊ 兑换货币行动终究带来了应有的结果。8月、9月、10月，卢布的牌价不再下跌。正常的不再是百分之几十跳跃式的浮动开始了。出现了通货膨胀(生产相应下降)可以控制、其增长速度可以制止的希望。 在俄罗斯经济中开始了"切尔诺梅尔金时代"。新总理给至今还在继续的市场改革环境带入一个出人所料的强调重点，即强调可靠性、坚固性和稳定性。 我已经谈过，盖达尔政府陷入了最可怕的意识形态纠纷和精疲力竭的辩论之中，这给我们大家造成了不可娩回的损失。从政治意义上讲，盖达尔政府由于上述原因成了一个最无防御能力的政府。 切尔诺梅尔金的到来，使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懂得，总理必须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还必须掩护自己的经济班子。必须表达一定的社会志向和情绪。 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急忙发起冲锋的代表来说，总理的发言就像晴空霹雷。依我说，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明确的勇敢发言。他这位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说的"让我们工作吧"这句话，甚至使狂妄的代表大会变得清醒了一段时间。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诚实地指出了政府的错误和在改革时期威胁国家的那些危险性。 这个人物的出现，立即打破了纯投机政治家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的基础。这位享有威信的铁腕总理为总统政治建立了一个支柱，即第二个政权中心，它似乎把政府所有班子都团结了起来，有负责国家安全的战略班子，有眼下客观上还不能不採取不稳定措施的经济班子，还有对上述两个部门"施加压力"并在生活中贯彻民主思想的政治班子。 哈斯布拉托夫立即感觉到切尔诺梅尔金的力量，评价了他对社会情绪的影响。切尔诺梅尔金和他的代表班子在夏季这几个月大概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议会共和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总理，这是不无原因的。哈斯布拉托夫等人打算把总理拉到自己一边，于是他毫不含糊地暗示，议会对切尔诺梅尔金十分满意。但切尔诺梅尔金没有与"革命的"最高苏维埃去联盟。 对许多事物的共识把我们和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团结在一起。他不容忍无原则的政客作风，同时也不想入非非。这种理智的经验和多年积累的原则的结合，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索有的。 至少，在各种不同的最危机和最艰难的形势下，我和切尔诺梅尔金的认识完全一致。因此我想，这不仅产生于条理性和有理性的必然性的水平上，而且还可能产生于对事物的更加深刻的认识水平上。 因此，兑换货币中所犯的错误，一点儿也没影响我与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关系。 1993年5月22日 星期六，"帕拉斯饭店"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特维尔大街开业。开业典礼邀请了许多着名的俄罗斯活动家、领导人、商人和外交家。应莫斯科市长的邀请，我也出席了。在这种场合所必须例行的-切公事——剪彩、宴请和庆祝发言之后，我准备回家。突然，安全部长维克托·巴兰尼科夫(他也是被邀请来参加庆祝活动的)意外地请我顺便到他家里做客。时间不会长。他再三恳求我说，这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必要的。我回答说，星期一我们可以在克里拇林宫见面。巴兰尼科夫说，想私下谈谈，积了许多问题。 我不太喜欢无计划的临时拜访，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一直坚持。这是很少有的情况，我没有拒绝的正当理由，只好同意。我们一起坐上我的车，路上我告诉司机和科尔扎科夫，我们不回家，先到维克托·帕夫洛缎奇那里去。科尔扎科夫满面愁云地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他也不喜欢意外改变计划和线路。这是他的职业习惯。 我们很快来到巴兰尼科夫的别墅，进了家，向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夫人问了好。巴兰尼科夫意外地向我介绍了一个笑容可掏的壮年人，后者伸出一只手，说："鲍里斯·比尔施泰因"。 如常言所说，这已经完全不符合常规。他应该事先通知我他家里有客人。我现在才明白，看来比尔施泰因同我会见，对巴兰尼科夫来说是如此之重要，他这样受前者的支配，以至于不顾礼貌和礼节，只求这次会见能以实现。我意味深长地看看巴兰尼科夫，他只是抱歉地笑笑，以便消除造成的困窘，并高声地说："请大家入席！"给我挪过一把椅子。 大家各就各位坐下，巴兰尼科夫开始向我们介绍客人。他说，鲍里斯·比尔施泰因是一个杰出的商人、政治家、我们的同胞，他为俄罗斯做了许多事情。多亏他帮忙，摩尔多瓦现在才得以安宁，而不再继续开战。他是同摩尔多瓦方面谈判中的主要调解人之一。他用自己的飞机把俄罗斯代表团运抵基什尼奥夫去谈判，和平才实现。他还是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维奇最亲密的经济顾问。他完全能给俄罗斯引进世界几家最大财团的投资。 总之，维克托·帧夫洛维奇的谈话很激动、兴奋，他想让我喜欢他的客人。比尔施泰因听到这些赞扬自己的话，虽说表情很谦虚，但他完全知道自己的价值。当巴兰尼科夫非常过分地恭维他时，他微微一笑，点点头。
第94页 我继续沉默。鲍里斯。比尔施泰因开始说话，他讲了自己在摩尔多瓦的使命，然后转向俄罗斯的商业，向我解释俄罗斯有多么广阔的前景。在谈话中，他还展示了同世界上一些商人和政治家的关系，偶尔还提到一些总统、部长和公司领导的名字。总之，他想给我留下深刻的同时也是美好的印象，不过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我很难维持这种局面，整个无聊乏味的谈话一直持续了40分钟。巴兰尼科夫终于觉得，不应该做得太过火，他为自己的外国客人做得已经够多了，他有点暗示比尔施泰因该离开了。比尔施泰因突然慌张起来，说，再过半个小时他的私人飞机就要到了，因此，很遗憾，不能与我们再呆下去，便告辞了。 之后我再没有见着他，但我要指出一个细节，当我决定今天的有趣会见和结识新友该结束了，准备离开时，偶然发现比尔施泰因并没有走开，我装着没有发现他的样子。 巴兰尼科夫就是这样介绍我和他的朋友鲍里斯，比尔施泰因认识的。 ＊＊＊ 就在这个夏天，关于政权最高层中贪污受贿的问题成了重要的话题，成了某些报纸连篇累牍地不断报导的共同内容。鲁茨科伊准备了"11箱"的揭发材料作为凭据，可这些材料原来却是毫无根据的。他在一包关于地方舞弊行为的材料(有关这些舞弊行为，检察院和政权执行机构早已知道，并据此进行过积极的侦察)里，又给政府成员加进一大堆伪造证件。 贪污受贿与后来发生的动乱之间是否有联繫？政治与犯罪活动之间是否有联繫？而一般所说的俄罗斯黑手党又是怎么回事? 同鲍里斯·比尔施泰因象徵性的会见迫使我想了很多。当然，后来我了解到他的许多情况，就像了解到丑名远扬的康采恩"西阿比科"一样。开始，我认为这个不太愉快的结识是偶然的，至少我在努力驱赶自己的坏念头。但后来，这些"坏念头"终究占了上风。 没有富裕的人民，就没有富裕的国家。没有物质的所有权，就没有真正的人的独立性。 但是，金钱、巨额的金钱(不过这是相对而言)对人来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永远都是一种诱惑，一种道德的考验和一种罪孽的诱惑，而且对此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要想在俄罗斯产生钱文化，还得再等几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对接受市场现象，对接受发财的商人和金融寡头还毫无准备。故时而咒骂他们。时而又向他们敞开所有的大门。 是大量的经济原因造成了几十亿"黑"钞、倒美元、私运原料出境、逃税等现象的出现。只有在人正常的道德见鬼去的地方，才产生黑手党。在那里开始收买人。产生了一个简单而合乎逻辑的想法：为什么总想逃避法律？应当将法律彻底抛开!那就得收买执法人。 一切都是相互联繫的。通货膨胀的经济，迫使我们的商业寻找货币离奇快速流通的条件，拒绝长期投资，大批地逃税。结果，文明的商业总是步入困境。确切些说，很难查出守法商业和不法商业之间的界线。任何商业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能会变成违法的。这是最可怕的。 鲍里斯·比尔施泰因这个金融寡头在我面前的出现，仿佛真实地名副其实地说明这个问题的尖锐性。要越过这条警戒线，在我们的、俄罗斯的情况下根本用不着从事贩卖淫书的商业活动及出售麻醉药或者私卖劣质商品。干嘛要干这些小事？最简单的办法是让国家官员一个个接受监督。 我们逐渐开始弄清一件事情：怎样收买或者企图收买谁。下一步怎么办?在议会，报界和法庭监督下的坚强而果断的政府是限制营私舞弊的唯一机构。而议会的无限权利(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企图通过和平或战争手段来取得)、"联邦的假主体"少数团体企图强加于的地区不受监督，这一切则是黑手党的最好土壤和营养环境。收买具有监督分配职能的代表，收买地方官员总是比较容易、简单和有利的。从营私舞弊这方面看，还有一个叛乱的内幕，那是一个恶毒阴险的内幕。 ＊＊＊ 对4月全民公决结果的高兴和对终于可以开始立宪过程的过早高兴，开始烟消云散。无论我对鲁茨科伊这个政治家的态度如何，他的"ll箱"不能让我睡个安稳觉。我感到，在我的背后正在发生某种不大对劲的事。就是这个"不大对劲的事"可以在社会面前平静地宣布如此来之不易的政治结果贬值。 安全理事会跨部门委员会，在着名律师安德烈·马卡罗夫的领导下，开始了同犯罪行为和贪污受贿的斗争。我期望安全部的主力马上就投入这一侦察。我毫不怀疑可靠的巴兰尼科夫会在查清复杂的贿赂、伪造证件和黑手党组织及其他案件中给予委员会以帮助。 ＊＊＊ 在同贪污受贿斗争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其中包括安德烈·马卡罗夫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监察局局长阿列克谢。伊椰申科)都表示贊成试图吸收居住在加拿大的但在俄罗斯家喻户晓的年轻商人穗米特里·雅库鲍夫斯基作为政权最高层中贪污受贿一案的证人。 我是在了解下列阴谋活动中第一次听到雅库鲍夫斯基这个人的。 这是1992年秋天的事。尤里·斯科科夫激动地和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一起来到我的力、公室。尤里·斯科科夫平时很少这样，他是一个很稳重的人，我明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斯科科夫给我带来了一份文件草案，上面有许多国家最高领导人——舒梅科、巴兰尼科夫、叶林、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科科申、普里马科夫、斯捷潘科夫的亲笔签署："同意盖达尔的意见"，实际上文件当时业已发出。这项决定的实质如下：在政府班子中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位——强力讥构中的政府协调入，他的全权很大，他置身于各个要害大部之上并对之进行监督，只向总理汇报工作。在斯科科夫给我带来的文件中，有一个29岁的年轻人被任命到这个神奇的主要职位，他在半年前就升成了大尉。他叫德米特里·雅库鲍夫斯基。
第95页 我自然给盖达尔拨通了电话，严厉地、不太客气地同他谈了一会儿。事情弄清楚了，他是被人捲入歧途的。人们绘他介绍这些文件时说，这个问题同总统商量过，说叶尔钦完全了解这个职务的概念和候选人本人。我当时恍然大悟，我们碰上了最大的欺诈行为，我请盖达尔立即撤回所有文件，然后同舒梅科和各大部长们取得联繫。查清这一事件然后报告我。 3天之后，我接到通知，一切都已办妥。受惊的雅库鲍夫斯基已经离开俄罗斯边境。也许是飞往加拿大，也许是飞往瑞士去了。 差不多又过了半年，报界重新出现了他的名字。各家报纸都开始揭露雅库鲍夫斯基这个人。他开始出卖自己的旧友和保护者，他提供的第一批文件也开始公布于众。很显然，我们大家很快成了这一最大丑闻的证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在这一闹剧中扮演了各种角色。 不幸在于，这些人物有好有坏。其中有些人我对其正派早已失去了任何信任；而另一些人我对其忠诚与正直则毫不怀疑。我同他们会晤，向他们微笑，我们一起讨论对俄罗斯真正重要的问题，决定某些事情，想出某种主意。然而他们一离开我，处理完国事后，便开始做自己的事。 我曾对自己说过，而且在同贪污受贿斗争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也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想法：我不在乎别人贊成或者反对叶尔钦，他是"亲己派"还是"异己分子"。但是，如果他不正派，如果他滥用自己的职权，他就应当辞职，让法庭去决定他以后的命运。 伊柳申科和马卡罗夫飞往瑞士，一段时间后带回了文件。从向我提交的证件、帐目和一大堆其他材料中绝对清楚地看到，俄罗斯安全部长、陆军大将、我最亲近和最信任的人之一，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的维克托·巴兰尼科夫，已被轻而易举地可耻地收买了。 起初，我还依然决定：不必匆忙做结论，文件也可能是伪造的，因为这种事情是完全可能的。安全部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有许多人想损害他的名誉。我不想相信坏事，然而还是摊上了。 ……鲍里斯。比尔施泰因领导西方一家"西阿比科"公司，邀请维克托·巴兰尼科夫的妻子和俄罗斯内务部副部长杜纳耶夫的妻子去瑞士3天。她们在那里整公斤整公斤地大兜大兜地买东西，抢购香水、毛皮大衣、手錶等等。总共金额达30多万美元。这两位妻子运回莫斯科20件行李，公司光行李超重费就讨了2000美元，比到瑞士的一张机票贵出了3倍。 我想，就连百万富翁的娇妻也不敢想像：天花这么多钱。 我该怎么办？怎么去向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这件事？我的第一个念头是：男子汉竟成了某种居心区测的阴谋的牺牲品，他派妻子去那里休息3天，结果在那里遇到了倾盆的美元大雨，她被压垮了。显然，现在无论如何必须撤除他的职务。现在操纵巴兰尼科夫很容易，同样也容易恫吓他。 怎么对他说这件事？在动身去瓦尔代休假前，我同总理会谈过。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也和我一样，开始不相信这是可能的。他只是挥挥手："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怎么了，咱门都了解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会是这样。"当我句他更详细地叙述一切时，他的脸色阴云密布。我们决定照下列方案去做： 第一，我立即签署免去杜纳耶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职务的命令。维克托·叶林早就同自己的副手合不来了，并且多次在我面前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巴兰尼科夫坚持要我们把杜纳耶夫留在这个职位上。我请叶林稍微忍耐一下。现在清楚了，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当时是对的。 第二，我们商定，等我度假回来，立即同巴兰尼科夫谈话。请他解释业已真相大白的事实。他的妻子被邀请到瑞士毕竟不是出于她的服睛长得漂亮，也就是说，有过某些请求，某些微不足道的、也许是重要的差事。我要建议他在我们谈话之后就辞职，他不能再当部长。 当然杜纳耶夫的辞职，对他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和警告。巴兰尼科夫很快就会意识到，不久他也会遇到麻烦。我想像他在这之后不会採取某种激烈的或危险的举动。尽管安全部依然是那么强大，它昔日的名称——克格勃至今仍不是无缘无故地让人不寒面粟，我还是不相信这个阴谋。 我去休假了，虽说有孙子、女儿和妻子在身边，他们都尽可能地照顾我，使我忘却莫斯科的事情，但在那里我时时刻刻都在回想着巴兰尼科夫的事情。这件绝对愚蠢的事情，我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现解的。 巴兰尼科夫很快听到了最初的传闻，他想同我联繫。我请求不要给我接通他。大约一周后，发布了免去杜纳耶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职务的命令。报界有些惊慌地试图在某种程度上解释这个撤职原因：杜纳耶夫是一个位置坐得相当稳固的人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让他退休了，然而报纸说不出任何清楚的原因。第二天，机要通信直接送给我厚厚的一包函件，是巴兰尼科夫寄来的，信封上写着："亲自转交"。我明白，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开始了拯救自己的行动。 函件是早晨带来的，但快到晚上了我还是不敢去打开它。我拿起来，又放下，然后出去散步，洗澡，看电影，回到家里，坐在办公室，再次拿起那包函件，又把它放下。拖延当然是愚蠢的，但心情是如此的忧愁和痛苦……
第96页 我终于打开了函件，并读完了它。巴兰尼科夫写道，有人企图损害他的名誉。还说他非常了解那帮提供反对他的某些情报的人，他们是克格勃过去的间谍，其中之一(雅库鲍夫斯基)现在是安全部的间谍。为了其他国家的情报机关的利益，他们完全可能干方百计地败坏俄罗斯的安全部长的名声。何况他们还是一些同性恋者，自然不能相信他们的情报。说这是一个有预谋的行动，是对国家安全的一个打击。 鑑于我已经谈过的原因，我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休假，我是星期日返回的。巴兰尼科夫没有再想同我见面。他在等待我的反映。在星期二召开的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我见到了他，会上讨论了阿富汗一塔吉克边境上的悲剧问题。一帮阿富汗极端分子武装匪徒进犯了我们的一个哨所，对这种大型的挑衅活动，边防军竟然没有准备，致使许多战士牺牲。应立即从这个沉痛的事件中吸取教训，从而加强布署阿富汗边境上的武装部队。 边防部队从很早就归从前的克格勃、现在的安全部管理。边防部队有自己的司令，他同时是安全部副部长。因此，巴兰尼科夫要对边境悲剧中调查出来的重大失误负责。在安全委员会成员们的报告和发言之后，通过一项决定，解除什利亚赫京边防军司令的职务，因工作中暴露出的缺点，绘巴兰尼科夫以警告处分。 安全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了解巴兰尼科夫的情况，他们紧张地等待着，我今天是否提出与贪污受贿斗争委员会提交的材料问题，这是最合适时候，但我还是决定，没有必要：第一，容易把两件事搞混；第二，我自己应当先见见巴兰尼科夫，看他将向大家讲些什么，又会对我说些什么。他曾直接而不是拐弯抹角地向我发过誓表示忠诚。这次他还有什么话说? 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暂时还在进行，会议一结束，巴兰尼科夫就立即请求安排我们见面的时间，他当时竭力不正视我。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在第二天的活动日程安排中，给巴兰尼科夫安排在11时。在他到来之前，我先请来了司法部长卡尔梅科夫，同贪污受贿斗争委员会的材料是他直接整理的。 我想从他那里听到一点：巴兰尼科夫是否哪怕还有唯一的一次机会？也许有必要再次核实文件的真实性，也许某些事实被歪曲了……然而卡尔梅科夫没有说一句慰藉的话。他通知说，所有研究过的材料，使他作出唯一的结论：这是百分之百的贪脏受贿。 我让卡尔梅科夫离开。几分钟后，巴兰尼科夫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当时脸色苍白，我们互致了问候，请他坐下。随即开始了这次艰难的谈话。我问，他的妻子是真的用瑞士公司的钱出的国吗？是同杜纳耶夫的妻子一起3天就挥霍了几十万美元吗？他低头说道："是的。" 这就是谈话的全部内容。 其余的谈话就没有必要再转述了。巴兰尼科夫表示认错，然后说今后再不犯类似的错误，说他过去一直只信任我，而且我也不止一次地确信这点。他说不能根据某些同性恋者提供的事实，就毁掉他的命运，我已经几乎听不进他的话了。我不知怎么心里一直在想，这就是我同曾经信赖过的人的永别。 当巴兰尼科夫结束了自己的辩解时，我说，在15时举行的安全部务委员会上，将解除他的部长职务。这件事他咎由自取。 巴兰尼科夫的样子很凄楚，但我并不可怜他。我为他而感到羞耻，非常羞耻。 15时，我把安全部的领导请到克里姆林宫。 我简要地通告所有与会者，鑑于安全部长巴兰尼科夫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和违反道德，从今天起解除他的工作。他的职务将由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戈卢什科接替。看来，对大多数与会者来说，我的话并不意外。当撤领导人的职务时，一般来说，下属人员比领导本人还要知道的早。在我发言之后，会场上一片安静。然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巴兰尼科夫开始发言。3小时前我见到他时，他神情沮丧，吓得魂不阳体。井请求原谅，恳请不要解除他的工作。这时，他突然出奇地平静而坚定地说，总统当然可以解除他的工作，但他认为自己没有错，说结论是根据故意歪曲的材料做出的。他坚决请求检察院对他的活动进行真正的调查，而不要凭藉某些"完美无缺"的证词。 我有些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说，所有事实当然要仔细核实，其中包括让检察长核实。说完之后，我告辞了大家，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情绪。 1993年7月27日这一天，我签署了撤除巴兰尼科夫安全部部长的职务命令。 报界因不知究竟而焦虑，杜撰出一个个说法，而且一个比一个尖刻：说什么巴兰尼科夫投向哈斯布拉托夫啦，他干涉总统太多啦，以及强大的安全部内部更机灵的同行排挤掉他啦等等。 巴兰尼科夫保持沉默，他本人也不便通知报界被解职的真正原因。这样一直持续了几天。突然。在《独立报》上发表了《维克托·巴兰尼科夫致俄罗斯总统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的大意如下：总统身边有一位忠诚的人，他就是巴兰尼科夫，他千方百计地不让叶尔钦周围的冒险家和极端分子操纵总统。但最终还是极端分子胜利了，因此，安全部长被解除工作。
第97页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他知道我为什么解除他的职务。但是，看来他决定把最后陈述给自己。以一个为正义和俄罗斯利益而斗争的斗士形象退出政治舞台。 原俄罗斯安全部长维克托·巴兰尼科夫在不久前还归他管辖的列福尔托夫监狱走完了自己的劳动道路。对我来说，他这是第二次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当我在写本文时，他正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会受到什么惩罚，只知道，他的命运完全是由他自己决定的。 ＊＊＊ 过了一段时间，叛乱干扰了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丑闻。刑事和政治的这两个诉讼程序，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连不在一起。当我打算改革政府政权时，怎么也没有料到一些名誉败坏的政治家会利用这一改革去拯救自己。这种情况是不容许的。 但是，这种情况发生了。巴兰尼科夫、杜纳耶夫及10月动乱的其他首领们毫不加思索地参加了叛乱。埋伏在俄罗斯政府下的炮弹终究爆炸了，尽管它爆炸得是如此突然。改革陷入了粗暴的卑鄙的诈骗之网。在这种情势下，我非常害怕形成一种勾心斗角、中伤、告密和寻找"败坏名声"的气候。史达林时期，我国已经经过了这一切。除此之外，文件使我确信(检察院的结论也与此吻合)，政府的许多成员是冤技的。 我在本能上经受不住恐怖、离间和中伤的环境，因此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周围要有一批正常的人。 一句话，想过一种普通的生活。因此，为了证实这一想法，我想稍稍离开这个令人忧郁的刑事政治话题。 ＊＊＊ 有一天，当我发现身材高大而匀称的弗拉基米尔·舒梅科的衬衣下似有一个初具规模的将军肚后，决定再不能这样生活了。 我明白，必须照"布尔什维克"的老办法做，尽快改变轻视体育、轻视自己健康的态度：应当让大家参加体育锻鍊，可以说，以身作则去吸引大家从事体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我差不多将整个州委员会机关的人员强制性地带到排球场，后来大家都迷上了排球，以至于从球场上都赶不走他们。我觉得，对莫斯科的同事们也应该採取同样的办法。 有一次，我见我的警卫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呼哧带喘(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他好像是从克里姆林宫的1层跑上3层的。我说："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您这是怎么啦，您是一名排球运动员。您应该发挥所长，每天坚持体育锻鍊。"科尔扎科夫忧郁起来，看来他在为此烦恼，他说："是的，我自己清楚，应减掉5公斤。只是我什么时间进行体育锻鍊呢？早晨7时半我们同您会面。晚上22时分手。如果只在夜里……"我想，的确，事实上只剩下夜里有时间了。我于是决定："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早晨7-8时是您的时间。8时半，您不必再到我家来，直接去克里姆林宫。"他很高兴，看来他的确渴望减肥。现在，他每天早晨都去体育馆，多余的体重早已减去了。 让没有体育锻鍊习惯的政府成员参加体育活动要稍微难一些。因此，我把塔尔皮谢夫叫来并告诉他，我们组织一次循环赛，即总统网球循环赛，有刚开始学打网球的，也有打得不错的，全体都参加。主要的目的是把大家都领到体育场。 一对对的选手都被淘汰了，我和沙米利·塔尔皮谢夫这一对是最有希望的获胜者，其他的都不是对手。沙米利当然是一号种子。我根本没有幻想，但我也不是无能之辈。我的发球很不好接，我的发球很凶，完全是沿用排球的打法，手向后一挥，把球击出去，打网球我也这么发球。我的右边击球不错，左边击球稍差，这是腰上的旧伤所致，要知道从左边击球应当把身体很好地钮向一侧，可是我却护着腰伤。总的来说，我俩配合在一起谁都不怕，我们准备夺取桂冠。 很快就淘汰了最差的一对，他们是科济列夫和舒梅科。他们盘盘皆输。安德烈·弗拉基米洛维奇怎么也发不好球。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左边击球困难。他们诚实而勇敢地在网球场上奔来奔去，想追上从身边一飞而过的球。然而，依我看，他们即便是输了，也从参加生平第一次的网球赛中获得了快乐。 领先者也决出了。我们每场都是以两盘结束，只是与我的助手维克托·伊椰辛和维克多利亚·索科洛娃这对打时，我们还得打第三盘。因为索科洛娃这位女记者曾是网球运动健将。维克多利亚的高超球艺当然起了作用。她同我打球还温和些，可是同沙米利打，就像两个真正的健将厮杀起来。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已经打了5年的球，他在同自己的优秀女对手交手时，打得彬彬有礼。但我们还是赢了关键性的一盘。 诚然，我不是为了锦标和胜利才强行把自己的同事拉到网球场上。循环赛达到了我预期的目的。所有参赛者都"染上了"网球病。比如，安德烈·科济列夫开始几乎天天练球，只是到国外出差才不得不中断，但据我所知，甚至在国外，只要到某个国家呆一天，他也要设法与我们使馆的大使或某个人打两盘网球。回来时，离开弗努科沃机场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先去综合体育馆。科济列夫现在汀得相当好，能控制球，步伐移动灵活，发球亦稳，真不敢相信，他是在不久前才开始打网球的。
第98页 维克托·叶林现在每周必去两次网球场，他总是步伐移动敏捷。目前他的技术在提高，而且练得亦不错。在最近举办的"1993年克里姆林富网球杯赛"中，他参加了专业组赛，参赛的有国家的许多名人——作家、商人、艺术活动家、政治家。维克托·叶林和着名的别恩·博格为一对，网球巨星非常满意自己的搭档。 帕维尔·格拉乔夫也开始定期打网球，他找到一个固定的球友，也是一位将军。他们现在每周都练习，我想在下次总统循环赛时，要拼掉国防部长不是一件易事。 首次总统网球赛，还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即比赛进行时，我们大家都能聚到一起，互相交往。在这种非正式的、人与人的无拘无柬的环境中，我们彼此都很高兴。于是当时我建议成立一个"总统惧乐部"。俱乐部的成员可以在工作之余来这里休息，俱乐部盼望他们到来，他们在这里永远会感到高兴。在这里，他们还可以交谈，从事体育运动，打撞球。还可以带夫人(只能带夫人！)到俱乐部跳舞。我提议，第一次总统网球循环赛的参加者就是惧乐部的第一批成员，也可以说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俱乐部之父。 章程、会费、会员证、俱乐部的惯例，一切都应照章办理。我们立即共同努力在章程里加进几条惧乐部全体成员都非常贊成的奠基原则。最后产生一个这样的重要文件，它也许并非正规或滑稽可笑，但我们发誓忠实地执行它。 现摘录"总统俱乐部"章程里的几段： "凡已成年和具有一定学历的任何一位俄罗斯公民，都可以成为总统惧乐部的成员。 凡是身为总统的外国公民，也可成为总统俱乐部成员。 俱乐部的主席是俄罗斯总统。 俱乐部的座右铭——准备好！ 既然俱乐部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在俱乐部里禁止说不堪入耳的话。如果非要说难听的话，那就——准备好！ 俱乐部成员有权携夫人去俱乐部。家庭观念在俱乐部里受到干方百计鼓励和欢迎。 俱乐部及其各机关一天24小时办公，因为，俱乐部成员都是些大忙人，他们的工作日的时间是弹性的。 俱乐部成员享有终身制。俱乐部成员就其背叛行为一个原因，就可被俱乐部除名。因此要准备好！由俱乐部所有正式成员表决开除的人，被认为是退出俱乐部的成员。" 俱乐部的章程中还有其他各种规定，不过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在"总统惧乐部"里聚集着许多情趣观点相投的密友，他们彼此有好感，总想在这里相见。 在俱乐部的成员中，当然不仅是我必须经常与其工作的那些人，即总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部长们和其他政府首脑。在俱乐部成员中，还有学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商人、文化活动家……的确，我们眼下离100人的绝对数差得还很远。而我认为，这是对的，因为我们刚刚诞生不久。只是还要适应，去习惯各种规章。 顺便说说，前不久惧乐部成员中出现了第一个外国成员，他就是哈萨克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他非常喜欢我们这里。依我看，他如此醉心于这一思想，甚至想在他们国家也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 我希望"总统惧乐部"100年后也像现在一样如此惬意。 ＊＊＊ 我为什么要在谈及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时，回忆起这些不重要的事情呢？这不仅因为我想打破"专横的"铁腕人物的老一套，而且想让读者自己去分析这件事。 我早已发现，在一些可怕事件发生之前，有时会有一段出奇地平静和无忧无虑的时光。这时根本不愿去想坏事，平静成了精神、甚至整个机体的需要。看来，自然界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大自然有先知先觉一切的本领，直线的、一往无前的时间对它是无能为力的。大自然准备让我们去经受突然的考验——安于现状，并使之软弱无力。而不幸……它永远是不测的。 比如1991年8月和1993年8月就是这样的。我明知面临着重大的决策和"激烈的"政治事件，而且这个政治事件是躲不过去的，可我的心情还是绝对地平静。我的情绪坦然而轻松。 我想出的"总统俱乐部"，多半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向自己和别人证实，人的适当的正常生活仍在继续。这种生活有痛苦，也有欢乐。不应当只是发生冲突，还应当有交往。 于是我怀疑，这个时候社会上形成的大概也是这样的情绪。在莫斯科那里发生什么事和什么斗争，让它们发生去吧，只要不干扰平静的生活。类似这些事情我经常读到和听到，我对这种状况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这是一种明显表现出来的政治幼稚病；另一方面我们也该是平息的时候了。经常的过度激动和紧张(两年来，政治家一直使国家处于这种状态)——这是否有些过分呢?我敢肯定，无论怎样，对莫斯科闹事的冷漠毕竟是一个好的迹象。社会怀念安定的生活，人们想要正常的节奏，即使它是枯燥无味的、艰难的，人们想要合理的常规——某种可以判定方向和选择道路的坐标。 我想可靠地维护和保障这种稳定的趋势，我不接受那种政权对抗创建稳定的说法。199；年8月的晴朗明媚天空是靠不住的和没有希望的。
第99页 代表大会不久就要召开，又要爆发新的闹剧。激烈地燃起新的欲望。又无暇顾及经济，又无暇顾及日常的事务，又得保持边缘线上的平衡、去试图保住正在崩溃的政权。谁也不听谁的，这已经成了无法容忍的。 夜间絮语 我从学院毕业时成了预备役中尉。现在已经有了上校的军衔，在装甲坦克部队呆过。按照已有的惯例，在学院学习时，夏天我们去军训，我被任命为坦克指挥官。 最困难的是夜间驾驶，那时我通常不是坐在坦克指挥官的位子上，而是坐在驾驶员的位子上。坦克高速行驶，四周一片漆黑，不能开前灯，否则敌人会测定坐标的。既看不见前面的行人，也看不见身后的人。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沟壑纵横的地方和土路上。 记得有一次军训，我在一个水沟处稍微拐了一下，坦克几乎就垂直地栽了下去，惯性使我们飞出好几米，掉入水中。水是冰凉的，应该说，在黑暗中这是一种"最好的感觉"。我加大油门，想爬上对面的坡，竭尽全力地踏下油门板，因为如果我们停下来，那就完蛋了，坦克一灭火，就会沉下去。然后你就费劲往出爬吧。 我一直给着油，坦克隆隆地响着，履带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亲爱的，来，让我们钩住一个东西，往前走，向前进。我终生铭记着那辆轰鸣的、束手无策的坦克。 终究爬上来了，全身也湿透了。我们坐着，等着首长到来，他一定会处分我们。我们以为会被拘留10天。结果，没什么，甚至感谢我们没有表现得惊惶失措，有这样的事……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九章 艰难的秋天（1） 1993年10月3日 清晨，我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一种不安的感觉彻夜困扰着我。白宫虽说被民警和特种警察包围着，但它毕竟对莫斯科构成可伯的威胁。 每当我作出某种重大决定，从不再让一些愚蠢的想法所困扰：不妨换一种做法，或许会有别的结果。这是毫无益处的自寻烦恼。决定一旦作出，就别无选择。只能不拆不扣地去执行它，尽力干好，干到底。以前一直是这样。例如，我从未因在10月中央全会(1987年)上的那次发言懊悔过。不错，我难受过，苦恼过。但绝没有被动摇折磨过自己：如果我不登上讲台，我的一生会怎样呢？我作决定时，就如同要往水里跳一样。我不想分析，这是缺点还是优点。 而这一次，似乎在我一生中头一次在脑海里闪现了这样的念头：我究竟做的对不对？是否还有别的方案，能否换一种做法，我是否用尽了一切可能？……俄罗斯对没有法纪的状况已感到厌倦。而第一个全民选举的总统却要违反法律，即便这是不好的、荒谬的，以致使国家陷入崩溃边缘的法律，但这终归还是法律啊。 我把所有的事件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向前理了理，试图弄清楚，我是否犯有错误…… ＊＊＊ 9月初。我已作出了决定。对此无人知晓，甚至我周围的工作人员都猜想不到，我已作出了原则性的选择。这佯的议会在俄罗斯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我知道，泄漏情报是不允许的。对于好斗和正在作垂死挣扎的最高苏维埃来说，总统要解散议会的情报可能成为放到火药桶跟前的火柴。议员们只要能继续执政，他们将不惜挑起任何流血事件，而且不管多大的牺牲都无法阻止他们。 解散议会的命令首先需要法律上的保证。我接通了维克托·伊柳辛的直接联繫电话，请他来一趟。在我脑子里已想好了下一步行动的方案和命令的大致提纲。 我请伊柳辛上楼到我这儿来。这意味着我即将启动整部机器。现在，业已调整好的专家班子将着手工作。当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正从2层到3层我这儿来时，还有一分钟，我还可以把这一切停下来。但我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念头。伊柳辛进来了，我只用几句话就确切简明地交待了任务，并细心地观察了一下对方。和平时一样，他显得很平静。似乎他接到的任务是起草一份为明年冬天准备饲料的命令。他提了几个问题：吸收多少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可以对文件的实质了解到什么程度？用多长时间起草命令？我回答说：人数要最少，他们分头单独工作，任何人都不应了解文件的实质，期限是一个星期。他点点头，走了。工作即将开始。 在9月最后的日子里，所有的会晤、谈判、外出视察都要依照即将拟出的命令由我亲自审定。许多事情早在7、8、9月份就预先作了安排，有些安排我推迟了，有些事却不能取消，而且我要利用这些早已拟定的措施，更好地为以后的大事作好准备。如在原定的日程表中，曾计划视察塔曼师和康捷米罗夫斯基师。我早就答应过帕维尔。格拉乔夫，到他的精锐部队去看看。当着手起草命令之后，这次视察对我来说就有了新的意义。无论我和战士们谈话时，还是在观看分队出色的军事表演时，以及演习后和军官们会见时，我都一再向他们指出即将有重要大事发生。并问他们："你们将如何行动？你们将採取何种态度？"当然，我不可能明确地对他们说什么。然而，我已清楚地，可以说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将支持我。不会有背叛。
第100页 一个星期以后，命令已起草完毕。在最后阶段，我批准伊柳辛吸收总统法律助理尤里。巴图林参与起草文件。我曾怀疑。是否值得这样做。这倒不是因为我不完全信任他，而是想让尽量少的人家受过重的情报负担，特别是如此重要的情报负担。据我所知，在计算机里有-个专门的系统，它能够保护机器免受多余的、不需要的信息的干扰和破坏。人们为什么会产生心绞痛和失眠，就是因为获取了大量的消极信息的缘故…… 但是。出现了一些重大问题，解决它们需要有专门的法律知识。于是我让尤里·巴图林参与此事。他和以前一样。精确而内行地完成了自己那一部分工作。 我这里又产生了与宪法法院及其在颁布命令之后的地位有关的一些问题。当我第一次向伊柳辛谈及命令的一些要点和与宪法法院有关的问题时，我是这样说明的：在选举新的联邦会议之前，宪法法院停止开会。此后，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我明白下，如果我不是禁止宪法法院成员聚会，而是建议它在新的立法机关选举之前不召开会议，那么，表述就更准确。这样，措词缓和，宪法机关也不会感到难堪，而我又完全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此后。就凭着法官们的良心作出选择：要么放弃政治争吵，要么在政治争吵中积极地站到最高苏维埃一边去。 1993年9月12日 星期天，12时。在克服危机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关键性的因素：我吸收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参与这项工作，我邀请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内务部长叶林、代理安全部长戈卢什科和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到莫斯科近郊的老奥加廖沃别墅来。实际上，除了总理之外，战略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都聚集到这里了。当时，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正从美国启程回国，他在那里已结束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我约定第二天早晨11时与他见面。 他们是否会支持我？如果某个人不同意，怎么办?反正已没有退路，我之所以要解散议会，并不是因为它使我厌烦。而是这个最高苏维埃已变成了最强大的破坏力量，它已构成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不走这一步。然而，走这一步的代价是什么呢？很多事情将取决于这个星期天聚集在老奥加廖沃的这些人的立场。 维克托·叶林。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我知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对他这样一个实力部的领导人来说，已经难以忍受了。民警机关也被搞得很紧张。一些苏维埃，特别是那些势力强大的地方苏维埃一直企图把民警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我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认识维克托·费多罗维奇这个人的。例如，他曾向我展示自己的战士在演习时取得的成就，这是令人愉快的时刻。也有令人心情沉重的时刻，那是在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斯科科夫和鲁茨科伊在巴兰尼科夫的积极支持下曾提议让叶林辞职。当时，我曾激烈地反对解除叶林的部长职务。他才刚刚工作4个月，况且犯罪增多，也不仅仅是叶林一个人的过错。把一切罪过都推在部长一个人身上，至少是不公正的。当时，叶林受到了严重警告。此后不久，我又有机会进一步熟悉他，这时我发现他是一个深透、有头脑、并且极为诚实的人。我更不必说，他在民警中很受敬重，更不用说他的专业技能。总之，他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物…… 帕维尔。格拉乔夫。近几个月来，我同他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国家陷入的那种僵局。格拉乔夫深信，这个最高苏维埃早就该解散了。在这些谈话中，他不止一次地劝我更坚决一些。他说，我是白白地拖延时间。我回答说，问题不在于坚决不坚决。而是要考虑解散议会所要付出的代价。无疑，解散议会的决定，一定会得到国防部长的全力支持，对此我毫不怀疑。从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那种具有战斗性的精神状况来看，我感到，他已猜出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聚会，并为採取的步骤而高兴。 安德烈·科济列夫。这又是一个我所信任的人。大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好斗的、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的议会给俄罗斯的国际威望带来多大的危害。最高苏维埃甚至都不想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爱好者，在这一点上。还不如共产主义停滞时期。那时，有些人至少还装作贊成裁军，主张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等等。而这些代表毫不掩饰地在大多数问题上与国际社会相对抗：如在南斯拉夫冲突问题上，在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各国的相互关系上，不妨再回忆一下最高苏维埃关于黑海舰队的声明……。如果最高苏维埃中这伙90年代的新共产主义者掌握俄罗斯政权，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只要想像一下就令人不寒而慄。 尼古拉。戈卢什科。我对他了解不多。他具有一切道义上的权利拒绝接受我所提出的使国家摆脱危机构那个方案。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况且戈卢什科还只是个代理安全部长。我们这是把他拖进一个复杂的事件之中，而且完全可能，解散议会的决定与他的政治观点和处世原则是相矛盾的。我不知道他会有何反应。但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又有一次机会使我在危急的时刻考验一个人。我很快就会清楚，我们将有一个新的安全部长，还是我不得不选择另外的候选人。
第101页 在我们互相问好人座时，在我脑子里闪过上述想法。令人紧张的沉寂终于出现了。 "先生们，我把你们召集来，是为了通知你们……"此时的情形很像经典作家通常开始讲话时的样子……。此时我还能告诉他们什么呢——不外乎很不好的消息，或者相反，是他们期待已久、能帮助他们解开死结的消息？毕竟是不好的、令人心情沉重的消息。因为已没有别的出路了……。 我的开场白不长，因为不用我讲大家都清楚国内正在发生的一切。我宣布，我已决定解散最高苏维埃，因为它的活动正构成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我想请大家熟悉一下命令草稿，随后就开始大声宣读(草稿只列印了一份)，我读得和缓、平静，而且很慢，为的是让大家深刻理解命令的涵意。读了10分钟，就完了。然后，每个人都表示，完全同意我即将採取的措施。戈卢什科也没有动摇，没有犹豫不决。安德烈。科济列夫缓和了一下气氛，他低声严肃地说："我有一个重要建议。我不同意其中的一个原则性意见，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大家都困惑不解地看着他。他继续说："本来早就该发布这样的命令。"我们都露出了微笑。不错。严格地说来，他是绝对正确的。 我规定宣布命令的日期——9月19日，星期天。接着，我提出了下一步行动的总体计划。20时电视台转播我的告人民书。捷尔任斯基师所属各部队在这之前应进驻莫斯科，并控制白宫。星期天，白宫应空无一人，不能出任何问题。看来，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将会发布某种声明。并在几处住宅里召开记者招待会，但重要的是，使他们无处聚会。对城市的威胁来自白宫。那里，武器堆积如山。占领白宫之后，我们就解决了以下几项任务：被解散的最高苏维埃将失去协调反对派一切活动的司令部和中心，被解散的代表大会不可能再召开。没有白宫，他们将变成一小撮夸夸其谈的演说家，而在整个莫斯科，600人算什么，谁也听不到他们说什么。 这是最初步的计划，部长们应在一昼夜内对它加以修订，如果需要做某种修改，还由这个班子，再加上总理，一起磋商。解决所出现的问题。 到此，我们告别了。这一天，我还和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和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进行了交谈。这两个人也是参与未来行动的关键人物。 第一阶段结束了。严峻的日子开始了。 大概，这是我一生中最严峻的日子。 ＊＊＊ 能否在俄罗斯避免"黑10月"的发生？能否找到和平的妥协办法使我们走出死胡同？我曾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并多次回答记者、亲友、熟人和生人提出的这些问题。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但我想提醒一下，在这以前，我们丧失了多少次"和平"解决的机会啊。我提议，可更换政府首脑，结果代表大会选出了切尔诺梅尔金。以后又成立调解委员会。没有得逞的弹劾证明，对抗的道路走不通。4月份的全民公决又一次清楚地表明人民支持谁。最后，召开了有很多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还打算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宪法。 后来，哈斯布拉托夫下令暗中破坏制宪进程。他的几次声明清楚地表明，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将会有一场新的歇斯底里叫嚣，出现又一轮与总统的争斗。 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政治稳定，目标明确。别再玩弄法律了。对所有人来说，只能有一种法律。对所有人来说，也只能有一个政府。俄罗斯已经受不任在代表大会上的更大争斗，俄罗斯的一个新史达林正向我们走来，他想把这场知识分子的民主喧闹引向服从于自己的需要。有鑑于此，我选择了自己的稳定方案。 1993年9月13日 星期一上午，11时，我在克里姆林富会见了刚刚从美国回来的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他向我讲述了自己这次正式访问的结果。我没有打断他，虽然在这一时刻我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一讲完，我就立即把他拉回到我国现实生活中来。我向他通报了已作出的决定，讲述了在老奥加廖沃别墅的那次谈话，并把4位部长已签署的命令草案交给他看。读完之后，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大笔一挥就签了名。 在关键时刻，切尔诺梅尔金将和我站在一起，对此我坚信不疑。但他如此沉着坚定地对待这些消息，而且在行将到来的大事中他又是主角之一，这不能不使我深为敬佩。同我站在一起的是一位真诚、坚定、刚强的他走了。我在克里姆林宫继续过着平常的一天。12时，我会见了谢尔盖。菲拉托夫(我决定让他稍后一点再熟悉情况，因为主要的工作将在发布命令之后，暂时还可以让他处于轻松状态)。我们谈了星期六将要召开的联邦委员会会议。13时，和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先生进行了预先约定的电话交谈。接着，先后会见了科学院院士奥西波夫和对外情报局局长普里马科夫。然后，又接见最高苏维埃副主席阿卜杜拉季波夫。就我的工作来说，一个接一个的会见，难免是从一个话题转入另一个话题。这是习以为常的、紧张的、充实的一天。 次日，星期二15时，召开了总统委员会会议。我特意把它安排在这个星期。对我来说，解散议会的方案在这个强有力的首脑机关内部如何"运转"至关重要。当然，我没有向他们宣布已作出的决定。然而，由于在当时的气氛下已隐隐约约吹过类似的风，所以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建议总统委员会成员考虑一下这样的方案。我请他们表明自己的态度，"贊成"，还是"反对"，并设想一下今后国内事态的发展进程。
第102页 现在，我已难以准确地回忆起那次讨论在我内心里究竟引发了什么。大约，是一种不满的感觉：第一，我本来期待着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大的支持。第二，我认为，他们应该更深入地分析一下解散议会后的社会状况。尽管如此，这次谈话对我来说还是极为有益的。在某些问题上，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而有些建议促使我对以前认为不十分重要的细节给予了应有的注意。 在一周之内。我几次会见即将採取的"措施"的主要参加者。因为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从具体方案到涉及全局的一些问题，如未来总统令中各项规定的实施机制问题。最可怕的是，所颁布的总统令未能执行。还应解决，如何对付那些拒不承认总统令的地方苏维埃以及宪法法院的决定(至于它将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对我们之中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等等，等等。 9月15曰，星期三，又举行了一次协商性会议。安全委员会会议把参加筹备"非常行动"的许多领导人也纳入执行我的计划之列。会议是内部的，我甚至要求不要做速记记录。所有第一次得知我的建议的安全委员会成员都支持这一决定。已启动的机器加快了运转。 而到了星期五，几乎一切都突然停了下来。我指定这一天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我们将审定最后的细节。我请实力部门的部长们分别报告一下他们对形势的看法。突然，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建议推迟原定于星期日发布的告人民书和从此时开始实施的解散议会的命令。他们建议把日期改在下一周的周末。 大家提到的主要理由是，9月24日将在莫斯科召开独立国协国家首脑会议。如实施总统令，这次会议可能无法如期举行，各国领导人也将不能来莫斯科：这必然会严重损害俄罗斯总统的威望。其次，显然已经走漏了消息。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已获悉主要情报，即解散议会的命令已拟妥，并决定于星期天宣布实施。他们虽不知道细节，而且正处于慌乱之中，但计划的要点他们毕竟已经知道。因此，那个要求于星期日占领白宫、并使其变成既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人民代表的空荡荡的大厦的计划现在必须改变。因为，星期天，哈斯布拉托夫必会把自己所有的支持者都带到那里，白宫将变成一个堡垒和抵抗中心。决不能给他以这样的机会。应该让他们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已聚集起来准备抵抗和斗争，但是他们却没有抵抗和斗争的对象。 在这次会议上，突然有人说，9月19日对于宣布这样的决定并不是最佳的日子，因为它和"8·19"太相似了。或许改到9月26日做这件事更好一些。这个日期不会引起任何不健康的联想。 我同意改期，但不是推后一个星期，而是推迟两天。21日20时，我将通过电视宣读告人民书。这是原则性立场，决不能再推迟。近几个小时还应仔细考虑一下如何削弱白宫的影响。 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白宫愈来愈变成对抗总统令的中心。我请叶林、格拉乔夫、戈卢什科、巴尔苏科夫立即依据新的力量配置情况寻找占领白宫的机会。我提的主要条件是，我们不能有任何牺牲。如果这不可能的话，我们便改变策略：让他们在白宫呆着吧，我们将不再理睬他们的什么会议和代表大会。 我看到，这次紧急会议的参加者都心绪不佳地走出了我的办公室。总统办公厅主任菲拉托夫刚刚得知总统令的内容和所确定的策略，对此他感到十分震惊。 星期一，菲拉托夫的激动情绪平静下来之后。他来见我。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位沉着、稳重的人，不管什么事都很难使他失态。但这一次，他却用激烈的言辞说服我放弃这一计划。他说。任何人都不会支持这一命令，我们必定使自己陷入与俄罗斯所有地区都对抗的境地，西方国家也不会支持这种反民主的解决权力冲突的方法。这样，我们在国际上将陷于彻底的孤立状态。 我让他把话都说出来。我甚至感到高兴，因为他能把这一切都告诉我。能听到"反对"的理由，尤其是听到最亲密战友的反对意见总是重要的。令人欣慰的是，他不怕把自己的反对理由都说出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位聪明、正直、工作勤勤恳恳的人，我对他怀有好感。但我感到，他现在对国内政治形势缺乏认识。他跟不上形势，仍停留在我过去所处的那种妥协退让的阶段。我对他向我所谈的一切表示了感谢，但同时再一次肯定，9月21日我将开始行动。尽管他採取特殊的立场，我还是请他参与实施总统令的工作。到此，我们就分手了。 但我要回过头击说。开过紧急会议之后，就匝考虑下一步如何行动。我不明白，情报是从哪儿泄露出去的？……当然，越接近紧急行动时期，由于行将採取的行动规模很大，投入整个计划或参与筹划某些细节的人数必然越来越多。戈卢什科已让自己的部分副手了解这一计划。叶林和科济列夫也必然会这样做。还应考虑到，刚刚被解职的前内务部长巴兰尼科夫和第一副部长杖纳耶夫显然会与自己以前的部属继续保持非正式的联繫。情报多半是从这两个部门泄露给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的。其实，猜想已没有意义了，应该拟定新的行动计划。 如果白宫继续控制在解散了的议会手里，我们的行动策略就应考虑以下情况：看来，他们将召开代表大会，宣布弹劲我，然后鲁茨科伊出任总统。接着，他们将紧急组成自己的"政府"，好斗的伊奥纳·安德罗诺夫将成为外交部长，而安全部长可能是萨日·乌玛拉托娃，她早就梦想着得到机会惩治那些"摧毁苏联"的人。但这只能是白宫的总统和白宫的内阁。这场政治滑稽戏在俄罗斯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第103页 这就是说，应主要寄望于人们在选举过程中表现的极大热情。9月21日之后，开往新的12月选举的列车将加速前进。那些呆在白宫的代表将面临非此即彼的抉择：要么从自己的"保险箱"里走出来，加入正常的选举前的斗争，要么继续呆在那里，等待从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永远消逝。然而，他们已那样习惯于"代表"这个词，那样喜欢通过各种法律，过惯了舒适的生活，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却乘着社会提供的交通工具免费到各地游逛，他们连两个多星期的隐居生活都忍受不了。他们会四处奔波，去选举委员会登记，搜集选票，竭尽一切努力再次当上代表。 我一直反覆对自己和所有积极参加实施总统令的人说，我们只能运用和平的手段。不能发生任何冲突。为了避免牺牲，为了不使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成为所必须採取措施的代价，我们事先应该设想一切可能的方案。 周末，在克里姆林富开过联邦委员会会议之后，我决定离开莫斯科，以便摆脱这些天来的紧张生活，哪怕能轻松一昼夜也好。 行前，我和内务部部长叶林已说好，那些准备参加星期天行动的警力应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在莫斯科开展一次打击犯罪行动。内务部工作人员在所有的车站、机场和首都的一切"热点"地区採取了一次突击行动，并捕获了不少犯罪分子。 1993年9月19日 我和格拉乔夫、巴尔苏科夫、科尔扎科夫一起去了市郊的"罗斯"府邸，想在紧张日子到来之前尽可能丢下工作，在森林里走走，呼吸一下莫斯科郊外秋天的空 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帕维尔·格拉乔夫和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之间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据我所知，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是一位沉着镇静、有自制力，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心肠软的人。但他突然愤怒地向格拉乔夫证明，实力部门根本没有为实施即将发布的总统令做好准备。他说，大家的出发点是，我们用不着採取强硬措施，一切都会和平、顺利地解决。如果我们能在第一天就顺利地占领白宫，那简直好极了。但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力争一宣布命令就立即拿下白宫。接着，他大动肝火地问道：如果不顺利怎么办？有谁现实地估计过今后几天内白宫将构成多大的威胁了吗？军事专家们制定的行动计划在哪儿？当实施总统令时，如果某部队站到了议会一边，或者民警机关无法维持住社会秩序，又当如何？可能发生的事还少吗？军人的行动没有经过周密考虑。应进行司令部演练，并制定好安全部、国防部、内务部、保卫总局等所属兵力和武器装备相互协同的种种方案。我们不应事后再对形势作出反应，而是现在就应预先估计到一切。最后，他气愤地说："作为一个军人，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做好执行命令的准备！" 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竭尽全力才控制住自己。他同样不能心平气和地说话。格拉乔夫指责巴尔苏科夫简直对胜利丧失了信心，他带着这样的情绪最好不要参与这样的大事。他说，所有的人都对总统走这一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军队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没有什么可怕的。白宫将是我们的，最后胜利也一定属于我们。 连我在场也未能使他们控制伎自己激动的情绪。我敬重这两位将军，但这一次，我也控制不住自己，为了制止他们争吵，我也几乎要喊起来。我很理解，大家的精神已紧张到极点。尽管如此，巴尔苏科夫的态度还是激怒了我，为什么现在——在距发布总统令还有两天的时候他还说这种话?！格拉乔夫是对的，带着这样的情绪最好什么也别干。 我甚至这样对他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也许。您现在确实需要休息一下，等一切结束之后，请您再回来工作。 巴尔苏科夫委屈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如果他能留在克里姆林宫，对事情会好一些，如果我同意，他想继续完成交给他的工作。我点头同意了。 大家在彼此不满和紧张冲动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 对于那些日子发生的许多事情，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为什么几乎换了一种看法。 巴尔苏科夫的"譁变"。那时，我把他的行为看作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现在我认为，他那时已本能地意识到危险。作为安全部门一个有经验的军官，他预感到，事态可能被推向难以驾驭的轨道。他知道。这一切正在孕育之中。 确实如此，1993年秋天形成的局势是一步步酿成的。它孕育着失控、破坏和大规模恐怖活动，以及军队、社会和各地区的分裂。 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和成年时期是在和平时代度过的，战争已成为童年时代某种怪影和恶梦。全部生活一直笼罩在可靠的核恐怖保护伞之下，处在两种制度对抗的保护之下。这一切已印人人们的脑海，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已失去了对战争的准备。 不知为什么，我相信，我国所有最可怕的历史事件已成为久远的过去，今后也不会再发生。一方面，这是一种苏联式的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另一方面，说真的，在俄罗斯还能有多少内战、专制、革命和恐怖？但是，乐观主义终归是乐观主义，总还是应该作最坏的准备。这应成为一种规律。车诺比、亚美尼亚、第聂伯河沿岸、高加索"同胞"之间的战争，以及"8·19"叛乱，这一切对我们这些曾生活在这个平静国家里的人来说，都是严厉的警告。
第104页 还有一个可能造成灾难的问题——不会和害怕使用武力。以前，我们没有过应付动乱、紧急状态和地区冲突的周密行动计划。应该老实地承认这一点。而这样的计划只能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来。但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实行大规模紧急状态的任何经验。 那么，既然没有计划，既然8月叛乱对我们来说是唯一的实例和俄罗斯全国规模的典型意外事件，由此就产生了病态性综合心理。于是，就对游行示威恐惧，不会控制街头的自发势力，由此便产生了我们对白宫实行赤手空拳的包围战术。用橡皮棒和盾牌去对讨冲锋鎗、燃烧瓶、短枪和尖刀。 这里，再补充谈一下政治矛盾的癥结。 总统表面上违反宪法，採取反民主措施，解散议会，但是为了使民主和法制在国家得以确立。议会看上去是捍卫宪法，却是为了推翻合法选举的总统，建立完全的苏维埃政权。当然我们就陷入这些矛盾之中！ 为什么允许鲁茨科伊给各军区和大型军工厂打电话和挑拨国内战争？为什么给好斗分子和恐怖分子反对合法政权的机会？为什么让国家承受如此可怕的风险? ＊＊＊ 星期一，又进行了一次令人精神紧张的谈话，这一次是和菲拉托夫交谈，关于这次会见我已经谈过。我感到，越接近行动的时间，在克里姆林宫里、老广场上以及国防部内紧张的气氛就越浓。 截止此刻的事态是这样的：白宫领导人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命令的发布。9月18日，星期六，哈斯市拉托夫在议会中心会见了各级苏维埃的代表。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苏维埃女妖夜欢会，议长下流无耻的充分表演成了它的"壮丽尾声"。哈斯布拉托夫站在讲台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从我们总统那儿能得到什么，要知道，他是一个俄罗斯大老粗，在"这种馈况下(他意味深长地弹了一下自己的喉咙)"，任何命令他都可能签署。这种侮辱已不能强烈地打扰我，对仪长的狂妄行为我没有理睬。然而，电视报刊和社会舆论却反应强烈。他越过了以前他不敢越过的界限。这种事之所以能发生，或者是因为他已感到毫无出路，或者相反，他试图表现自己的信心和力量。 9月19日，星期日，哈斯布拉托夫发出号召之后，各级苏维埃的许多会议就从议会中心转移到白宫。略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决定利用各级苏维埃代表作为人墙盾牌。星期天，根据我们最初的打算，本应变空的白宫已塞满了人。到星期一，慌乱的活动仍齐继续。越来越多的人被召集到白宫。我一直想竭力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白宫变成了对抗总统令的有组织的司令部。 星期二早晨，我通过直线电话又一次同切尔诺梅尔金、戈卢什科、格拉乔夫和叶林通了电话。我只向这几位实力人物提了一个主要问题：现在对白宫该怎么办？是否还有可能把那些代表从那里"撵走"？我对他们施加了压力，让他们好好想一想。或许由特种部队来一次闪电式的休克突击，或许还有我们未来得及研究的其他方案？唉，在莫斯科中心地区留下这样一个具有爆炸性危险的策源地，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每一位部长逐一向我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们的意见言简意赅，清楚明确，但这些意见并末使我变得轻松一些。我明白了：拿下白宫并非易事。应从这一事实出发来制定下一步策略。当然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和每个人谈完话之后，我请他们所有人在12时都到克里姆林宫里来。他们都意识到了我的处境，但又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我再重复一次，当然不是这所大厦本身使我感到焦躁不安。现在我简直是几乎从肉体上感受到，我们面对着多么严重、复杂和危险的局势。我已清楚地看到了被人群包围着的白宫。从那里将会挑起冲突、破坏和战争。要避免这一切，只能去冒风险了。看来，还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寻求妥协，重新开始谈判，并在某些方面向最高苏维埃领导人作出让步。主要是，要避免流血，避免伤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如此。 的确，这将是俄国历史上对苏维埃的最后妥协。再过几个小时，我将宣布解散议会。届时，苏维埃政权在俄罗斯将永远结束了。对此，我深信不疑。 ……12时，会议参加者聚集在一起。大家都很紧张。当我请帕维尔·格拉乔夫发言时，他由于过于激动请求允许他宣读一下自己简短的报告。他从未这样做过，但现在却以坚定的口吻，开始大声地念他写在纸上的报告。接着、切尔诺梅尔金、叶林和新上任的安全部长戈卢什科都发了言。 由于事态发生转折。我们对我们的计划作了一些修正。主要变化，自然涉及到白宫。我们决定切断白宫与全市及政府的通讯联繫，以便最大限度削弱议会对各地的影响。我记得，1991年8月切断政府电话联繫是如何妨碍我们对重要问题作出决定。而无人注意、后来一直畅通的维克托·伊柳辛的电话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请负责政府通讯工作的斯塔罗沃伊托夫将军尽快来见我。20时零1分，即开始转播我的告人民书之后，应该立即切断白宫内的所有电话。 经过简短的讨论，决定不在议会大厦周围部署特别密集的军人或警察哨卡。因为密集的封锁可能加剧呆在白宫那伙人的挑衅。任何军事分队和武器装备都未调入莫斯科。我认为，我们应採取这样的策略。不错，我们可以採取强硬的、坚决的、对等的措施，但那只是为了回敬白宫领导人的挑衅性违法行为。我认为，我们自己不应激化形势，不能以任何方式加剧紧张气氛。
第105页 我们散会了。我开始准备电视讲话。我指定在17时录像。到克里姆林宫来的电视工作者小组并不知道，正是将由他们来录像。只是到这里才通知他们要摄制总统的告人民书。他们是专业技术人员，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和平时一样，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第4室布置好设备，安装好摄像机，调试好话筒。但是，看来他们还是感觉到，这一次不是摄制普通的告人民书。 与平时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总免不了出技术故障。当把我讲话的文本打入电脑后(文本应能显示在一个特殊装置的萤屏上，这个待殊装置使讲演人在读文本时不必向桌子上看，而是可面对摄像机镜头)，因装置出了毛病，文本在萤屏上怎么也显示不出来，而后来显示出来时，一行行字不按监控器的速度慢慢行进，而是以极快的速度一闪而过。工程师们忙碌起来，而这一插曲却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这是常见的事。在首长在场和最关键的时刻，机器总坏。最后，一切都整修就绪。所有与录像无关的人都被请出了第4室。完全寂静下来。我看着摄像机，说出第一句话："俄罗斯公民们！"。 我读完了告人民书。站起来向所有人表示感谢。电视台工作人员把摄制好的录像带交给了我的助手们。几分钟之后，有警卫护送的汽车向"奥斯坦基诺"电视台方向疾驰而去，预先赶去的维亚切斯拉夫·布拉金应在那儿拿到录像带。并在20时播出。 还有一个细节。我的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请摄制组全体人员在20时之前不要离开克里姆林宫。领他们吃了晚饭，为了不使他们感到烦闷，还让他们随便消遣了一下。这些预防性措施现在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但在那时则是必要的。 在办公厅把命令的副本封上，按今天的顺序编了号，标上日期。它的编号为1400。而实际上，这一命令我在一个星期前就已签署。9月21日20时命令开始生效。20时整，机要交通应把带有命令副本的一揽子文件交到那伙人手里，其中首先是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佐尔金。他们的反应我是清楚的，但形式上的手续还是要遵守的。 我决定不在克里姆林富等到20时。大约19时，我叫来了汽车，离开了克里姆林宫。我是在家里看到自己的告人民书的。我觉得读得不那么流畅。但是，当我尽可能离得远一点看自己时，我觉得演讲还是成功的。 从这一时刻起，俄罗斯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将彻底清除7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龌龊、虚假、伪善的最后残余。再作一些努力，我们大家将更轻松更自由地呼吸。如果我不坚信这一点，也就不值得干任何事了。 ＊＊＊ 我又陷入了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思考。 一次次会晤、接连不断的会议，其中不少被我取消了。惶恐不安的感觉像滚动的雪球一样愈来愈大。没完没了的消息接踵而来。说什么白宫已被代表们控制。一切都不妙，不妙……。在这种时候，正如许多人建议的那样，最好是把作出最后决定的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而拖到最后，或许就不用再作决定了。 但是，这样做将会永远丧失信任。我姑且不谈政治后果，只要看看例行代表大会之后国内开始的法制上的混乱就够了。但这纯粹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在我周围，不只是一个由冷漠、死板的执行者所组成的班子。人们不会原谅这种回避态度和如此急剧的变化。应该走到底。 ……政府的行为看上去绝非总是那么漂亮，从经济改革的实例中我明白了这一点。但这一次关系到某种政治局势。 围绕白宫局势所形成的道德真空不是偶然出现的，这里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俄罗斯人崇拜强权政治的神话需要澄清。我们的全部历史就是：非此——即彼。不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极其严厉的国家体制。所以，一个民主的总统将要採取断然措施，这一定是胡说。对此，人们不会理解，而有些人甚至会勃然大怒——"怎么会这样干？" 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马卡绍夫急于填补真空。并且用的是同一个口令："突击！进攻！"。 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判决书上签了宇。 ＊＊＊ 第二天，仿佛已处在一个新的空间和新的时代，没有出现任何特别意外的消息。我们事先预料到的一切几乎都发生了。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宣布召开代表大会。白宫从头几个小时起就成了抵制总统令的武装司令部。晚上，召开了宪法法院会议，自然是认定1400号总统令违宪。4个法官公开反对这一决定，这也在预料之中。 清晨，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我想和他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免去维克托·格拉先科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职务，并任命现任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担任此职。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相当坚决地反对我的提议。他说，格拉先科是一位银行家，他精通银行业务。政府和中央银行目前的相互关系使他完全满意。现在，已没有最高苏维埃，这种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而费奥多罗夫在自己岗位上的工作已经够多了。现在，这样一个强硬的、近乎带挑衅性的、像鹰犬一样看守着国家财政的部长是需要的，为什么要找一个新部长呢。
第106页 我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他提出的这些理由，尽管这些理由是完全有根据的。我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恰恰是总理既要和中央银行。又要和财政部长打交道。我要是干预这些问题，就意昧着不信任总理，而且直接妨碍他工作。 我和切尔诺梅尔金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关系列俄罗斯总检察长这位大人物。这位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捷潘科夫砚已完全被哈斯布拉托夫所掌握。对此，全国已无人不知。斯捷潘科夫中人甚至也不掩饰自己在政治上和个人感情上对议长的好感。他们之间几乎已发展成朋友。他们相互扶持，相互奖赏。斯捷潘科夫授予哈斯布拉托夫第一号检察员证书。这就如同勃列日涅夫时代一样，那时通常是授予党证，而现在则盛行另一种风气。 正是斯捷潘科夫根据哈斯布拉托夫的授意阻挠检察机关对发生在"五一"节的大规模骚乱进行客观的调查。本来从事调查工作的小组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肆无忌惮的法西斯暴行是游行者挑起的，民警只是採取了自卫行动。但议长却要求改变调查结论，并撤换检察院调查人员。 还有一个情况迫使我严肃地对待这位总检察长大人。这就是他与雅库鲍夫斯基和"西阿比科"公司的关系问题。斯捷潘科夫对一些生意人提供了哪些帮助，究竟什么原因使这个年轻人与总检察长谈话就像同小流氓谈话一样——骂骂咧咧、蛮横无礼、厚颜无耻(报纸登载了他们谈话的记录)，这一切都是个谜。但瓦连京·格奥尔吉耶维奇对"季马"公司的某种依从关系，以及他无法摆脱与雅库鲍夫斯基的那种令他不快的交往，这些却都是事实，他无法掩盖。 切尔诺梅尔金的建议出乎我的预料。他决定保留斯捷潘科夫的工作。 老实说，对这种想法，我很不赞赏。但我之所以未能坚持撤换总检察长，是因为对这一岗位没有现成的人选。若是匆忙任命某个临时性的人物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则是不可饶恕的愚蠢行为。我认真考虑了一下，同意了切尔诺梅尔金的建议。同时我与他商定：如果斯捷潘科夫开始向哈斯布拉托夫献媚，帮助已被解散的最高苏维埃，他将立即被解职。到此，我们算谈妥了。说真的，我知道，舆论界将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我也知道，我将面临着!？民主派进行一场多么艰难的谈话，看来，他们将指责这是一种背叛行为，说我出于政治投机而走上了不体面的妥协道路。但是，决定既然巴作出。它正确与否，时间很快会作出判断。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第九章 艰难的秋天（2） 1993年9月22日 13时30分，接见大厅里聚集了各实力部的领导人。我满意地注意到部长们已摆脱了近一周来的焦躁不安和过分激动的心绪。他们像忠实履行自己职责的专职人员那样，开始工作和办理具体事务。 我再次确定，我们将遵循唯一的策略：不理睬对方的挑衅，而要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好，直到举行选举。以此我们在政治上使白宫处于孤立状态，藉助内务部队把莫斯科的秩序控制起来。这样，主要的重任就落在叶林身上。一旦形势需要，便採取更为强硬的行动。军队应时刻作好进入首都的准备。 我同部长们告别后，动身去克里姆林宫。途中，我决定按自己的老习惯在人特别多的地方逗留一下。车队在特维尔广场停住了。我走下汽车，马上就被莫斯科居民团团围佐。"喂，怎么样，你们支持吗？"自然，这是我的第一句问话。没有他们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周围响起了令人鼓舞的高呼声，人们的脸上接着同情和理解的微笑，耳闻目睹这一切极为重要，就好像吸入了一口氧气一样。 我知道，某些人对我这种"到人民中去"的做法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是浮华作风和故作姿态，并且说，这样一来他们就了解不到人民的意见了。我本人也清楚，他们确实了解不到什么。正因为如此，才设有一些单独的情报来源并通过直通渠道把信息直接送交给我。在与群众进行这种会见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看着许多人的眼睛，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情绪、心态、痛苦和希望。而这一切在任何资料、密码电报和汇报中是绝对见不到的…… ＊＊＊ 这时，实际上，西方大国、东欧、亚洲、美洲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和政府，以及第三世界各国领袖都表示贊成我在9月21日发布的命令中所提出的摆脱政治危机的途径。国际社会如此坚决而一致的立场对白宫盘踞者来说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 我认为，已被解散的议会保卫者们所遭受的第二次同样沉重的打击是在9月24日星期四。这一天，所有独立国协国家的领导人都毫无例外地来到了莫斯科。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甚至不由得对此暗暗地表示不满。 星期三和星期四，当机关工作人员通知我一架架载有国家元首的飞机抵达莫斯科时，我回想起同几位部长发生的争论。他们深信：在莫斯科形势如此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拟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的会议必将开不起来。而我却坚信：会议将会如期举行，这是其一；其二，会议开得如此平静和有条不紊，这一事实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它证明我坚定不移奉行的方针是正确的。
第107页 在我看来，这次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首脑会议是最有成效的一次会议。在这两年间，我们彼此分开了，大家饱尝了主权的滋味。但当时的举动是轻率的，在经济上是失算的和没有充分根据的。于是，我们自己又走到一起来了。已经无须对谁推一把了。 会上，各国元首都正式表示支持俄罗斯总统的方针。当然，也进行了多次单独的非正式会谈。实际上，每个人都认为有责任明确地就解散议会一事向我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对前最高苏维埃的评价绝不是外交辞令。官方文件上未必会引述这些话。我意识到，前联盟备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无一例外都真诚地关心俄罗斯的命运。 这时，莫斯科白宫周围的形势已紧张到了极点。9月22日，大约21时10分，一伙武装人员企图占领列宁格勒大街上独立国协联合武装力量总部大楼里的值班岗哨。携带冲锋鎗的暴徒共有8名。他们解除了值勤战士的武装。司令部接到报警后，派来了特警部队。他们很快就迫使这伙暴徒逃离了大楼。在双方相互射击中，牺牲了两个人。下位是民警大尉斯维里坚科，另一位是无意中遇害的60岁的妇女。她住在大楼对面的住宅里。她听到枪声后，走近窗口，一颗流弹打中了她。她的名字叫薇拉·尼古拉耶夫娜·马雷舍娃。 这是白宫企图发动一场未经宣布的内战的第一批受害者。从任何观点来看——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战术上，这都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流血行动。在这之后，同前议会的对抗已开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这之前，白宫里的某些政治力量不愿意服从总统令，甚至想武装自卫，用武器装备自己的人员。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们那时还打算以文明的方式同政府进行对话。他们召开代表大会，任命新部长，向各地拍电报，求助于宪法法院……。而在这一悲剧发生后，所有关于宪法法制、法律、人民代表关心俄罗斯人民等高谈阔论都变成了恬不知耻的滑稽戏。 白宫武装袭击军事目标这一事件说明：或是前议会领导人已控制不了局势，那里的实权已被武装的极端主义分子所篡夺；或是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决定试探一下政府对初次流血的反应。而很可能这两种情况在白宫里同时存在。 帕维尔·格拉乔夫在这天夜里下达了关于加强保卫国防部各种设施的命令。我同格拉乔夫、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以及其他部长们继续通过电话进行磋商。 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军队暂时不参与整顿莫斯科的秩序。和以前一样，主要重任仍由叶林和内务部承担。 在这之前，封锁白宫的措施纯粹是象徵性的：任何想要去大楼的人都能进去，如果有谁对集会厌倦了，就可以回家或是去上班。但从9月24日起，维克托·叶林已下令用民警严密包围白宫。现在，只能从大楼里出来，不准任何人再进去。那里的电源和供暖已被切断，热水供应也已停止。从此之后，在这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的中心，不允许再有堆放武器和因意识到要失去政权而发狂的政客们盘踞的场所。但是当时还没有讨论过关于如何突击和攻占白宫的问题。 与此同时，苏维埃大楼封锁圈周围已开始聚集许多人群。除了来自"劳动莫斯科"运动安皮洛夫式的职业游行示威者外，麋集到这里的只不过是一些具有好奇心和富于同情心的人。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容易激动的人。在莫斯科开始的这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闹剧的前景本身就足以使他们兴奋不已。当发生强攻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只不过形式更加骇人听闻、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罢了。进攻白宫是形势所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干。当时，看热闹的人群站在坦克周围、沿河街和射击区内，站在狙击手瞄准线内的房顶上。这究竟为什么?这个问题久久地折磨着我。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我看，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会有生命危险。只是在事后才产生恐惧感，才会被目睹的一切所吓晕。而在刚开始时只觉得很有趣，甚至很开心。 有些人来到白宫只是想观看一下头戴纲盔、人数众多的警察队列，也有些人是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与怨气。紧张气氛加剧了。 鲁茨科伊在白宫周围开始故作姿态地大肆喧嚣，他用扩音器和旗帜号召警察们醒悟过来，匣戈一击，站到"民主保卫者"——-最高苏维埃这一边来。 看来，他们已经断定，人民的自发力量终于起来了。 在某些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料想不到的情况。例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弄明白，为什么聚集在白宫周围的人对独立国协前联合武装力量总部大楼附近两名无辜者的死亡竟无动于衷？要知道，他们是匪徒暴行的真正受害者。但人们谈论和报导得更多的却是当局对政治反对派採取了不能允许的举措，说什么压制得太厉害了，他们是些可怜人，没吃没喝。总之，认为这是一种残暴行径。 为前人民代表提供社会保障的决定，同样也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反响。自然，这里面确有某种耍手段的意思——使那些发热的头脑稍微冷却下来，回到冷酷的现实中来。谁也不准备向代表们投抛施捨物。也许，这个决定作得稍许迟了一些。应该早些宣布这一决定并说明其真正涵义：我们只是想让那些曾经正常工作过的人仍对未来充满信心。要知道。并非那里所有的人都是极端分子。
第108页 我们犯的策略性错误为数不少。单独来看，这些错误无关紧要，但它们加起来就造成了一种令人张皇失措的局面。现在。说句后话，我明白了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所在。 我们并未准备战斗。 没有任何进行战争的打算。我一直竭力避免使这场宪法之争演变成人们相互开枪射击的局面。 其次，大概，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寻常的决定。在作出这个决定时，我内心深处经历了异常痛苦的抉择过程。因此，说句比喻的话，这一次我们的"汽车"可没有一路顺风地沿着公路疾驰，而是撞倒了路标，轮子扎进了水沟。 无疑，事态已到了某种关头。业已出现的对国家安全造成的直接威胁迫使大家坚守岗位。 然而，起初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我清楚，我们的任何行动实际上都可能被说成是超越法律，在这种时候要走出宪法陷阱，只有这样一条出路了。而违反法律正是为了摆脱困境，尽管我真不愿意这样做。 我再次认清了，什么是民主。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它首先是一种艰巨而又极为重大的责任。 ＊＊＊ 我一直寄希望于健康的思想。我坚信，这一次，健康的思想也必将获胜。更何况，形势对白宫的盘踞者来说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明朗。他们所指望的支持从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无论是军队、工会、还是矿工，都没有支持这些昔日的代表。只有各级地方苏维埃给自己的老上司拍来了致敬电。但这只是一纸空文，没有什么用。鲁茨科伊绝望地号召工人阶级举行全俄总罢工。他的号召没有起任何作用。哈斯布拉托夫同各地区领导人频频进行会谈。他把希望寄托在新西伯利亚的同志们身上。他们曾经许诺切断穿越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若能使这条战略性运输大动脉瘫痪，必会引起严重后果，政府可能会感到害旧，从而只好去谈判……。 但是谁也不想切断这条大铁路，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鲁茨科伊给各军区打电话，要求他们执行新总统和新国防部长的命令。当然，他同一些军人有联繫，他们之间的私人交情很不错。例如，鲁茨科伊同空军司令彼得。杰伊涅金将军就有很深的私交。他处着嗓子再三请求，希望自己的朋友能来帮自己一把。而司令员却劝池道：萨沙，别胡来，我只有一个总统，那就是叶尔钦，我只有一个国防部长，那就是格拉乔夫。最好快点认输吧。 他们处于真空般的状态之中。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所在。无论在人际方面、信息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是如此。我想，这会使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及其同伙感到震惊。最近几个月来，他们一直生活在幻想之中，认为只要轻轻推一下，整个国家、全体人民就会跟随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议会向后迅跑，奔向过去。但是，国家和人民并没有往回奔跑，而是把他们那一伙入抛弃了。要知道。过去，看上去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合理：伟大、强盛的苏联，16戈比一个面包，工作虽有点繁重，但终归还有工作，每人5平方米的免费住房，如果你表现得好，许多年后，还有希望从国家那里得到整整9平方米。读读《真理报》，看看电视"新闻"，每年3次重大节日时欣赏电视"星火"节目。奇怪的是，人民并不想要这种可以理解的生活，他们选择的不是奴隶式的温饱生活，而是不可理解的、严酷而艰难的自由。 ＊＊＊ 在颁布解散议会命令的这一天，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来到了莫斯科。他像1991年8月那一次一样，又置身于俄罗斯革命事件的中心。关于这一点，他本人和报导他到来的报刊也都幽默地提到过。9月26日，星期天，他同美国国家交响乐团一起在红场上为莫斯科人举办音乐会。 这一天，莫斯科寒风凛冽。乐队指挥挥起指挥棒，乐曲声随之响了起来。我不由激动地注视着这样一幅奇妙的画面：在圣瓦西里教堂的背景上呈现出一个身着黑色燕尾服的形象及他那被风吹拂着的白发、他的那双手、他那充满灵感的脸…… 同我一起观看演出的有他的夫人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和他们的女儿。音乐会结束后。我邀请她们去我家。当观众向音乐家们鼓掌，莫斯科人向他们献花的时候，主要的受贺者却不知去向。我同他的家人已走出红场，坐进了汽车，而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仍无法找到。后来，终于在旅馆房间里找到了他。我同他通了电话，并约好他单独前来。原来，这位指挥在寒意甚浓的露天冻得够呛，他正在自己房间里暖和身子。 接下来，便是普普通通的家庭午餐。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和加林娜·帕夫洛夫娜讲述了他们音乐生涯中的趣闻。我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因为他们同我们相聚在一起。我热爱他们。每当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来到俄罗斯，我们一定要见上一面。他那乐观的情绪、充沛的精力、豁达和坦诚的态度深深地感染了我。他为人随和而又爽直。无论是土司、佣人，还是皇室成员，他对谁都一视同仁。他喜欢大家。同样，大家也喜欢他。 我好奇地观察着这对夫妇的关系。加林娜·帕夫洛夫娜是一位爱激动、有时又很严厉的妇女，但同时她又是那样优雅、迷人。当她用自己好听的嗓音向丈夫述说什么时，这位丈夫总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爱慕神情凝视着她。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无论是倾听她讲话，还是承受她的恼怒，都使他感到由衷的喜悦。真不愿意与他们分别。但有人在等候他们，他们该走了。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要赶去会见知识分子。我们相约，下一次再来的时候，不会再发生任何叛乱和任何政变。无须任何理由，只要我们有机会欢聚一下就心满意足了。
第109页 1993年9月27日 这个星期开始的时候，力量对峙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变化。内务部工作人员继续守卫着白宫周围严密的封锁圈。来自白宫的消息说，白宫保卫者们日益陷入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癫狂状态。持有武器的人已把内部权力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中，军官们支配着代表们的意志。加入他们战斗编组的有：来自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德涅斯特"和"杰利塔"特种营、来自维尔纽斯和里加的特种警察、几百名最高苏维埃警卫局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法西斯政党的战斗队。所有这一切表明，这决不是一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部队。他们当中有许多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僱佣兵相年轻的打手。总之，白宫内聚集着一批"技能熟练"的专业人员，他们不仅敢于、而且善于杀人。 几乎每天晚上。呆在大楼内的"宪法和民主卫士们"在得到将要攻打白宫的"可靠"消息之后，便使自己进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而到了早上，在传闻又一次未被证实后，睡眠不足的"卫士们"喝足了酒，便纷纷入睡。据从白宫出来的代表们说，9月28日至29日的那个夜晚过得特别艰苦。哈斯布拉托夫料定我们马上就要发动强攻。他把所有人都召集到民族院大厅里。他身穿防弹背心，目光里流露出狂热的神色。他宣称，很快就要发起强攻了，"阿尔法"小组将採取这一行动。议会任命的国防部长弗拉季斯拉夫·阿恰洛夫精神抖擞地告慰忧心仲仲的代表们，守卫伎白宫是完全有把握的。就这样，他们在大厅里坐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4时。 自然，这已经是一种精神变态。谁也没有打算用强攻的方式夺取白宫。但是，他们不得不为自己鼓气和j韭行自我恐吓，以保持一种好斗的精神状态。 在这些天里，我们甚至没有从理论方面探讨过攻克大楼的这种可能性。我坚信，採用政治方法使白宫领导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就可能迫使他们交出武器。总之，没收武器，是当时的主要目的。在同切尔诺侮尔金、格拉乔夫、叶林和戈卢什科磋商后，决定向阴谋家们提出缴出武器的最后期限——10月4日。如果他们拒不执行我们的要求，届时我们将制定出对他们施加压力的更为严厉的方案。 我记得，包围白宫的警察当时并没有携带武器。我们所有计划、设想和用意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即竭尽全力不让发生流血事件，哪怕是意外的牺牲也要避免。我渐渐明白，当武装到牙齿的匪徒们在距民警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寻衅闹事，并准备动用冲锋鎗、火箭筒的情况下，只配备着橡皮棒的民警们在心理上是难以执行勤务的。 后来，我要思苦想，竭力想弄明白。我当时的做法是否正确。那时，我曾下决心不理睬他们的姚衅，还指望以我们的克制和忍让迫使匪徒们停止武装对抗。现在，在流血事件已经发生之后，也许，应该承认，我们犯了一次惨痛的错误。假如民警们配有武器，假如内务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就能够对武装进攻作出相应的反应，在莫斯科或许就不会发生10月3日至4日晚的那场野蛮而疯狂的反扑。他们因末受到惩罚而沾沾自喜。也许，恰恰相反，要是民警们配备了武器，可能会发生更大的悲剧……。总之，我不知道，甚至到现在我仍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从刚一宣布解散议会的那——刻起，我便试图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竭力避免给这方或那方造成任何牺牲，不管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这都不重要，因为这毕竟是一场灾难。 1993年9月30日 在后半个星期，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试图使局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和。星期四，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阿列克西二世。同他的谈话是极为坦率和深刻的。我一向钦佩至圣大牧首的安详、坚毅和贤明。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很少谈论并尽可能回避政治。他对解散议会的命令也没有妄加非议。他甚为关心的是为对抗找一条和平解决的出路。他请求接受教会的帮助，以便使同胞们的对抗不致以悲剧告终。 我以欢愉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帮助。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在大牧首的调解下，总统和政府的代表将同白宫的全权使者在圣丹尼尔修道院进行会晤。 阿列克西二世并未局限于出面调停。他还向俄罗斯人发出呼吁，忧心仲仲地号召人们避免流血冲突。 在圣丹尼尔修道院的谈判开始了。议会领导人提出把恢复白宫的供电作为开始谈判的条件。我认为，当他们正在向周围随便什么人，甚至向精神变态者和刑事犯都散发武器时，根本谈不上接受任何最后通碟。首先要缴出武器，然后我们才能讨论条件。谢尔盖·菲拉托夫终究还是说服了我。他说、这只是生活要求，并非政治性的，完全可以接受，他们确实在那里受冻。我同意了。尽管这也许又是一个错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接通白宫的电源，我们接受了。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以后也可以藉助最后通碟来进行谈判。当大楼里的电灯亮起来时，从那里传来一片尖叫声和哄闹声。差一点高兴得端起冲锋鎗朝上射击。他们把这件事理解成自己的重大胜利。 圣丹尼尔修道院会晤开始后仅几小时，谈判就破裂了。破裂完全是由于一般性原因引起的。这再次证明，前议会里的形势已经脱离了政治家们的控制。我们同他们的代表所达成的一切协议都被白宫领导声明废除。看来，议会领导中最激进的集团已完全夺取了权力，正是这时，他们已把赌注押在与政府进行武装斗争的方案上了。他们一面绘制了夺取电视中心、克里姆林宫、俄通社一塔斯社和军事目标的计划，一面又由鲁茨科伊给阿列克西二世写了一封措辞恳切动人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作为一名教徒和一个被授予崇高全权的俄罗斯公民，感谢您竭尽全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接着还写了这样的话语："……在您竭诚组织的圣丹尼尔修道院调解性会晤中，您拥有以我为代表的绝对支持者"。
第110页 艰难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93年10月3日，星期天，这是新俄罗斯历史上艰难的一天。 1993年10月2日 早晨，我来到克里姆林宫上班，尽管是休息日，但仍在10时召开了内阁成员会议，商讨当前的局势。这一天，即10月4日最后通躁的期限到了。而此时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解决冲突的强制性方案。我们仍寄希望于在教会和大牧首本人的调解下恢复谈判。还指望，由于加快了选举进程，将于12月12日选举俄罗斯新的代表机构的可能性已十分明显，而为了参加这次选举，为了能继续留在政界。他们就应走出白宫，积极参加选举前的斗争，否则就来不及了。 会后，我批阅了一些文件，然后就起身回家。当汽车弛过静静的新阿尔巴特街时。我朝议会大楼的窗户看了一眼。有谁能料到，明天白宫将会变成黑宫。 家里的一切仍像平常一样。只有在星期天，我才能同家人在一起呆几个小时。我们按老习惯大家都团聚在餐桌旁。尽管我内心里很不平静。但我已经叮嘱过。在家里绝对禁止谈论任何与政治和当前局势有关的话题。在这样难得的一点点时间里。我只想做-个普普通通的丈夫、父亲和外祖父。 但在这个星期天，我未能做到这一点。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通过专线打来电话，说白宫的形势激化了。他报告了各种详细情况：民警的警戒线已被突破，这会儿正在攻打市政府大楼，封锁白宫的包围圈已不复存在，所有武装人员己被编成几个大队，他们威胁要对全市发起猛攻。我仔细听完了他所讲的一切，心在咚咚直跳，我暗自思付：天啊，难道开始了吗…… 他们已决定去干我们直到最后都不愿相信的事。他们越过了俄罗斯人永远也不该逾越的界线。他们发起了战争，一场最可怕的国内战争。 随后，出现了许多流言，说什么总统惊惶失措了、他已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网络，简直没有人再服从他了。对此，我不能再沉默不语了，也不能委屈地忍受这些指责。这样做显然是愚蠢的。人们需要当局对自己的无所作为作出明确的解释。总统尤其要负责的是，在可怕的几个小时内莫斯科人竟然不了解，谁将保护他们不受武装匪徒的伤害，他们是否要留下来面对面地同带枪的法西斯分子进行斗争。 然而，我并没有惊惶失措，我甚至一刻也没有慌乱和优柔寡断。接了巴尔苏科夫的电话后，我立即同自己的助手们进行了联繫，要他们马上起草关于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到18时，命令已经签署好，实力部门被授权制止市内的暴乱和流血事件。我当即给叶林和格拉乔夫打了电话。通知此事。我担心的是，他们虽然对这样的事态发展在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但一旦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仍会感到惊煌失措。然而，部长们讲话的声音是镇静的，我没有感觉到他们有任何恐慌。 叶林简要地报告了武装分子如何有组织地冲击他的部下，而民警们又如何在他们的猛攻下不得不向后撤退，甚至在某一处发生了溃散。他带着未加掩饰的激动情绪讲述了他如何一直在告械警察人员对挑衅行为不要进行回击，于是他们便不带武器去执勤，结果遭到毒汀、侮辱，连制服和大衣也被撕破了。 我们商定，现在民警机关要採取坚决行动，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器。因为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已不可能再有任何妥协，任何谈判了。应该把所有暴徒都抓起来，把武装暴乱的所有组织者都逮捕。格拉乔夫通报说，军队随时准备提供帮助，他已同许多司令员和师团首长商谈过，一些兵团已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开进莫斯科保卫合法政权。 我再次同巴尔苏科夫通了电话，并请他派直升机到巴尔维哈别墅来，以防万一。坐汽车去克里姆林富上班需要20分钟。但是，如果暴徒们切断通往市中心和克里姆林宫的通道就不好办了。我不愿在这样的情况下滞留在别墅里，那便真正失去操纵杆，失去克里姆林宫。半个小时之后，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飞机从弗努科沃飞来了。 直到此刻，我都没有想到，我真的要乘直升机上班了。但是，切尔诺梅尔金、叶林、格拉乔夫打来了电话。随后，巴尔苏科夫和科尔扎科夫也再次打来了电话，那时他们已在克里姆林富了。最新消息是令人心情沉重的：武装人员已开始冲击"奥斯坦基诺"国家电视台了，那里的战斗仍在进行中、电视节目随时都可能中断。 我同科尔扎科夫商量我乘坐什么走为好，最后决定乘直升机，这样更快些。因为这时去克里姆林宫只有绕很远的路才能到达，新阿尔巴特街已完全被白宫保卫者们封锁了。我走向直升机。妻子和女儿们伴送着我，仿佛我去上战场似的。不过，也确是如此，我是去参加国内战争。 为了不让"毒刺飞弹"轰隆一声把我们打下来，也许还考虑到其他类似的因素。我们绕了一点路。19时15分，直升机在克里姆林宫的伊凡诺夫广场降落。我又听了一些汇报，又一次同总理和实力部门的部长们进行了谈话。格拉乔夫通报说，他已下令让一些部队进入莫斯科。 而在20时，我和整个国家都成了这个惊心动魄场面的见证人。"莫斯坦基诺"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第一、三、四频道的电视节目都中断了。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俄罗斯电视台焦急不安的播音员维克托·维诺格拉多夫。他报导说，本"新闻"节目是从位于"奥斯坦基诺"外面的后备播放室播出的，在位于科罗廖夫大街上的"奥斯坦基诺"那里战斗仍在进行……
第111页 下面，我将逐分逐时地讲述所发生的一切，以便我们自己和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够清楚。在这几个小时里，在莫斯科，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又一次同格拉乔夫通了电话，看来，这已是这天晚上第三次了。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说，军队正开赴莫斯科，他们将奉命去保卫重要的战略目标，同时协助保卫"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我问，还要多少时间，他们才能进城。他果断地回答说，他们马上就要入城了。 我给叶林打了电话，让他的小伙子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兵很快就到。这时，捷尔任斯基师的"勇士"分队负责守卫"奥斯坦基诺"的技术中心。配备着火箭筒和装甲运兵车的武装分子已占领了大楼第一层，并向机房发起冲击。他们打算从那里立即进入播音室。 在白宫，哈斯布拉托夫向被流血事件激奋起来的人民代表们宣布，"奥斯坦基诺"已被攻克。他声称：不久将拿下克里姆林宫。这一消息受到了热烈欢迎，鼓掌声、跺脚声、"乌拉"声响成一片。在远处依稀可见的入主克里姆林宫的虚幻梦境骤然间变得清晰起来。他们觉得，莫斯科马上就会躺在他们的脚下。 大约就在此时，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员冲进了俄通社一塔斯社大楼。这伙武装分子宣称，他们是新总统鲁茨科伊的拥护者，要求通过塔斯社的通讯渠道向全世界发布俄罗斯政权更选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俄通社一塔斯社的全体负责人、所有工作人员以及社长维塔利·伊格纳坚科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令人钦佩。面对冲锋鎗的枪口。他们断然拒绝了暴徒们的要求。 我从各处都了解到这样的情况，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军队还没有进入莫斯科。他们是不愿意来，还是未来得及？近两个星期来，一直在强制性地要求民警不要使用武器，他们已无力进行回击。他们面对的不只是那些虚张声势的市民，而是真正的职业杀手，是一批不仅善于而且乐于作战的军官。 到这时，我心里已明白，攻打白宫已无法避免。我再次打电话给所有可能参与作战行动的人——叶林、格拉乔夫和巴尔苏科夫，请他们为可能发生的强攻准备好兵力。 我的外交事务助手德米特里·留里科夫通报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现已到了他那里。在这屈指可数的短短时间里，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政府已及时辨明了形势，并一致坚决支持俄罗斯的合法总统。 ＊＊＊ 我再次打电话给格拉乔夫。他告诉我，军队已进入莫斯科，他们正沿着列宁大街、雅罗斯拉夫尔大街和莫斯科其他公路向前进发。国防部大楼已完全被装甲运兵车封锁起来，一支强大的陆军分队正在接近"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马上就要被彻底夺回来。 我让人接通莫斯科市汽车检查局值班员的电话，要对方准确说出作战部队距"奥斯坦基诺"究竟还有多少公里。几分钟后，俄罗斯国家汽车检查局局长费奥多罗夫将军打来电话。他报告说，莫斯科市内没有任何军队，军队仍停留在莫斯科环城公路地区。我真想用拳头敲打桌子，并对他大声嚷道：怎么能停下来，他们应该到达电视中心附近才对！可是这跟国家汽车检查局局长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时来到休息室。那里有一台开着的电视机。俄罗斯电视台是唯一还在播放节目的电视台。它拯救了莫斯科和俄罗斯。政治家、演员、商人、作家等，所有在这一时刻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通过某种方式了解到第二频道的播放地点后，便纷纷来到转播室，号召俄罗斯人起来保卫民主和自由。我一辈子都会记住那位全身微微颤抖、但同时又是那样坚定、勇敢的利姬·阿赫贾科娃。至今我忘不了她那激动焦虑的面容和柔弱而有些嘶哑的声音。叶戈尔·盖达尔向同胞们发出呼吁，号召所有莫斯科人都到莫斯科苏维埃大楼去。后来，人们因此而责备他不该让手无寸铁、易受伤害的人去对付那些武装歹徒。不过，他的号召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发表演说。总理坚定地说，一定要保卫民主、合法的国家政权。 我看到，已持续近一小时的新闻报导使人们紧张、惊慌的情绪得到了克服。关闭4个频道，尤其是主要频道——第一套节目，使人感到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奥斯坦基诺"的领导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否正确。一些专家们说，当时，电视播放室有被占领的危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从技术上来说，现有的保卫力量不可能让武装歹徒在频道工作着的情况下闯进去。问题不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国家电视节目的中断被很大一部分居民看成是一场灾难。而我在那一时刻，有一种似乎被击倒的感觉。但是，当俄罗斯电视台在这种情况下积极而又热情洋溢地(佯装是不可能的)投入工作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部分人的惊慌感消失了。这是极为重要的转折。 在电视上露面的那些人中间，有许多人气愤地责问，为什么叶尔钦默不作声，要求总统出来表态。 但那时，我不得不解决更为紧要的问题。很抱歉，根本顾不上演说。我在极力设法使自己的军事将领们摆脱紧张而又麻痹的状态。我意识到，尽管国防部长已作了保证，但军队出于某种原因并末立即投入保卫莫斯科的战斗。而内务部的力量又不足以对付首都全副武装的歹徒。
第112页 我同布拉金通了电话，知道"奥斯坦基诺"的战斗仍在进行。我再次同切尔诺梅尔金、格拉乔夫和叶林取得联繫。格拉乔夫通报说，国防部部务委员会会议即将开始。我请切尔诺梅尔金主持这次会议，并表示我将尽快赶到。 这样，在深夜2时30分，我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场面："奥斯坦基诺"的战斗仍在电视中心的大楼里进行着；曾被要求不要捲入冲突的民警们，在第一次遭到攻击后便已撤离，结果听任武装暴徒们把城市搞得紊乱不堪；而在由250万人组成的军队里却找不到几千名战士，哪怕是一个团也好，能够马上来到莫斯科保卫这座城市。 这种场面，说得轻缓一些，是凄凉的。但是，不管多么令人奇怪，我此时此刻仍然坚信，警察和军队很快就会把市内耀武扬威的武装团伙完全控制起来。在这天夜里的几个小时内有几个人一直同我在一起。也许，过些时候，他们将撰写有关这一惊心动魄时刻的回忆录。他们能够证明，在这一时刻，我始终深信，10月4日将是俄罗斯历史上这场内战的最后一天。 我叫来汽车，穿上衣服，然后动身去国防部。从克里姆林宫坐车到阿尔巴特街附近的国防部总部只有；分钟的路程。时间不多，但已足以使我想清楚格拉乔夫那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据他所说，军队似乎在2小时前就应该收复"奥斯坦基诺"，包围白宫，并做好强攻的准备，可实际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进入莫斯科。 所有的人——无论是我，总统，还是他，国防部长，无论是政府，还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大家都成了"军队不介入政治"这个漂亮提法的人质，我们还为如此深刻的民主口号而感到骄傲。而现在，当召唤军队保护社会不受法西斯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侵害的时候，我们感到诧异：为什么军队如此不愿作出反应？……为什么如此不听召唤？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找它，每个人都想把它拉到自己这一边来。幸亏没有随便找一个疯子似的团长，他完全可能让配有轰炸机的飞行中队起飞，到莫斯科来保护自己的朋友——骁勇的鲁茨科伊将军。我暗自庆幸：感谢上帝，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现在不应大声嚷嚷、歇斯底里发作似地要求这要求那。相反，应该支持他们，应当让人们看到，总统是镇静的，既相信自己，也相信军队。 ……这时候，部署在国防部大楼周围的装甲运兵车让开了一条通道，让我的"吉尔"车驶入院内。我上了楼，那里正在开部务委员会会议。首席上坐着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当我走进去时，大家沉静下来，默默地注视着我。我坐在稍稍靠边的地方，让大家继续讨论。 有个司令员报告说：一部分部队现正在莫斯科附近忙于于农活，9月21日以后，我们曾同卢日科夫商量过，决定不把他们从农田里召回来。总的来说，将军们的神态是沉重、愧疚的。看来，他们已意识到，局面是如此的荒谬绝伦：合法政权危在旦夕，而军队却不能保卫它，有的人在挖土豆，有的入不愿意去战斗…… 开始讨论有关攻打白宫的问题。大家都明白，这个点燃战争之火的主要策源地必须加以控制。切尔诺梅尔金一再问大家："对此，还有些什么建议？"会场上的反应是，一片凝重、沉闷的寂静。 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保卫总局局长科尔扎科夫请求发言。他说，由于他和他的几个工作人员曾在1991年8月周密细緻地从事过白宫的保卫工作，自然，也研究过对方攻占大楼的各种方案，强攻可以从地下管道、房顶等地方开始。他请求让保卫总局的一名军官来讲一讲有关攻打白宫的具体计划。 在切尔诺梅尔金问过大家有无反对意见后，科尔扎科夫请一位头发斑白的军人进入会议室。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扎哈罗夫，大尉军衔。看来，由于见到如此众多的星徽和将级肩章，他起初有些拘谨，说话声音有点不自然。但后来，他讲起话来充满自信。扎哈罗夫说：建议一开始便使用坦克，需要10辆，它们将从两侧逼近白宫，5辆部署在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公园。另外5辆从新阿尔巴特大桥方向开过来。炮击大楼的最高几层将使白宫里的武装分子惊恐失措。然后，伞兵部队开始行动，他们将掩护特种部队进入大楼。最后，潜伏在白宫内的"阿尔法"和"信号旗"特别行动小组将成为最后的打击力量。他还联繫大楼本身的特点和防卫条件对每个步骤都作了详尽的解释。他认为，这样的攻打计划将会减少保卫人员的牺牲。 我看到，将军们活跃起来，切尔诺梅尔金也精神振作起来。一旦有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大家就轻松一些了。可以就它进行讨论，发表不同看法或对其进行补充，毕竟已有了一个起点。这时已是深夜3时。大概，正是从此刻起，所有参加会议的人精神上都有了转折。陆军司令和武装力量参谋长马上同师长们进行了联繫。几分钟后，向部务委员们报告说。早上7时坦克将到达部署位置。 切尔诺侮尔金问道："既然原则上大家都没有反对意见，那就通过计划吧？"大家贊成地点了点头。这时，格拉乔夫请求发言。他朝我转过身来。缓缓地说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批准我在莫斯科动用坦克吗？"
第113页 我默默地注视着他。他也用同样的目光直视着我，然后移开了视线。切尔诺梅尔金忍不住说道："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是怎么啦，已经授权您指挥作战，为什么还要让总统来决定，您需要动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格拉乔夫又讲了些什么，好像是说，自然，他会独自作出决定的，但是，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需要更加明确…… 我的起身，请大家在我离开后进一步讨论这次行动的一些细节问题。而格拉乔夫说："我将给您送来书面命令。"随后，我动身去克里姆林宫了。 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是，召来伊柳辛，请他马上起草关于授权格拉乔夫指挥军队从盘踞在那里的武装分子手中收复白宫的命令。几分钟后，伊柳辛送来了拟好的文件。我签了字，当即吩咐机要交通员立即把命令送交格拉乔夫本人。 的确，我施加了压力，压得他们无法再犹豫不决。不允许再有麻痹松懈、迟迟疑疑和信心不足的现象了。几个小时的张皇失措就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的确表现得强硬而又坚决。大概。此时此刻，有许多人在抱怨我。但我已顾不上讲究礼节了。 从国防部回来后，指挥机制已全部运转起来，而且我绝对相信它将继续运转和工作下去，现在我可以对莫斯科人、俄罗斯人发表讲话了，我们克里姆林宫的电视摄影师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录制了我的电视演讲。我们没有邀请电视台的任何人。现在那里的每个人都很宝贵。整个录制过程末超过10分钟。备通讯社和电台很快就发出通告，说总统不久就要通过电视发表讲话。这时，载有我们保卫人员的汽车正在向电视台疾驰，通讯员手里拿着录像带。 至于是如何拿下议会大楼的，大家都很了解。我恐伯对此作不出什么补充了n电视节目把攻占白宫的实况向全世界作了报导。而我再重复那些大家记忆犹新、亲眼目睹的事已没有任何意义。有坦克、有炮击、有冲锋鎗的连发射击、有前来看热闹的人群，不过他们看到并非嬉闹而是动真格的杀人场面，此外，还有许多尸体。悲伤是共同的，不分我们和他们，我们大家很悲伤…… 晚上，我请切尔诺梅尔金、叶林、格拉乔夫和菲拉托夫到克里姆林宫来。到16时30分，我已得知，白宫所有上层人物都已被捕。就在这个时候，科尔孔科夫带着警卫队用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战斗车把他们送入列福尔托夫监狱。这个监狱已隶属于安全部，在这之前归克格勃管辖。我不知为什么会在这时想起巴兰尼科夫。我想像着，这位2个月前曾是将军、首长、而且还是这里的主人，而现在却会带着何等惊恐的心情走进囚房……。后来。我驱开了这一念头。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是他本人给自己签署了判决书。结果。他在几分钟后将出现在列福尔托夫监狱。关于其他的事我甚至不愿意再回忆了。 1993年的"10月革命"徒劳无益地结束了。 让我们祈祷死者安息吧……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十章 结束语 寄望于下个世纪 昔日的帝国是不会轻易消亡的。它还会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制造新的破坏性的社会剧变，再生出新的斗士、狂热分子、带肩章和不带肩章的头面人物。旧帝国是要为自己的灭亡而报复的。 究竟怎样才能避免发生这种政治性的车诺比事件呢？我认为，首先应学会真实地客观地分析局势。不可感觉良好，也不可满腹忧郁。毫不掩饰地讲，在这些悲惨事件发生之后，忧郁的心情曾困扰着我。当时大家都毫无根据编造所谓攻打白宫是蓄谋已久的挑衅和精心策划的阴谋。我讲述的是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但也想弄清事件发生的原因。 政治是充满痛苦的事情，有时候甚至令人可怕，但毕竟还是人干的事业。它有现实生活中同样的规律。政治家应当心灵纯洁、为人正派。他为崇高的思想丽奋斗的精神不应受到玷污。 谁也没有强迫自以为道德高尚的鲁茨科伊斗士和哈斯布拉托夫教授求助于新纳粹分子。就在白宫围墙旁，一些崇拜希特勒本人及其思想的俄罗斯法西斯分子经历了战斗的洗礼。正是来自白宫内的刺激因素把人们推向最可伯的场面——纵火、杀人、抢劫。这次俄罗斯人的暴乱是无理智的、残酷无情的、有人唆使的、有准备的并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在"政治反对派"崇高称号的掩饰下于出这种勾当。 我认为这种纯道德的原因是最主要的原因。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搞不清我们政敌的喜好，在于他们j宣义上的昏聩，在于他们在这些日子里的那种陶醉激情。 10月3日，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发表告人民书，当时正值莫斯科市政府被强占之时。他们认为，真正的人民起义开始了。他们在告人民书中号召：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还未取得彻底胜利，他们还会派遣由卖身投靠的指挥官领导的军队来对付我们。他们得到叶尔钦走狗们的支持。大家耍提高警惕，站稳立场。我们呼吁所有集体和我国全体公民们：不要执行叶尔钦分子罪恶的命令和指示。团结在合法选举出的政权机构——人民代表苏维埃周围。
第114页 我们呼吁俄罗斯军人们：发扬公民的勇敢精神，保持军人忠于宪法的名誉。用实际行动捍卫人民政权和法律。俄罗斯将感激你们并对真正的爱国者给予高度的评价。" 这就是他们的论调。我知道，十月事件后俄罗斯的居民经受了极为深刻的震惊和空虚。当坦克在你的首都扫射和人们被打死时，是多么的惊心动晚。人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全力控告中央政权。 要知道，如果呼吁书炮制者的陨谋得逞，出现军队打军队、战士打战士、群众打群众的话，将会血流成河。也不可能同那些号召人民互相残杀的人进行任何谈判。我记得，这份告人民书还是在他们攻打"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前通过的。 正在白宫里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匝当作出哪些伟大的历史性决议呢？尽快还我祖国"昔日的荣耀"吗？将克里米亚收归俄罗斯吗？宣布摩尔多瓦、乔治亚、乌克兰、中亚、波罗的海为自古以来的俄罗斯利益区吗?甚至公然宣告将对所有反对者兵戎相见吗? 这仅仅是开始。那些非常"勇敢和坚定"的分子等待着时机。这是一些欲向西方文明全面开战的战争狂。这场战争会从俄罗斯内战开始，先同本国的敌人即与他们意见不一致和向"叶尔钦分子献殷勤"的所有人开战。虽然我们完全没有料到。但战争和恐怖已经来临。 使全俄罗斯处于紧急状态，这是我们能做到的。何况一些充满幻想的、目空一切的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白宫，其中有一个人在教堂钟楼(他就是从这里用狙击枪向人群扫射)的墙上写道："我一人打死了5个，真痛快。" ＊＊＊ 我牢牢记住了格拉乔夫的目光，那是一种十分痛苦的目光。啊，他作出这一决定是多么不容易呀。和平时期动武对士兵和军官都是最严峻的考验。我们在8月叛乱时就懂得了这一点。当时谁也不想打死任何人。 白宫犹如埋在俄罗斯脚下的一颗带有引爆装置的地雷。只剩下几分钟，几秒钟了。看来爆炸已不可避免。打吧，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为挽救俄罗斯，为保护平民百姓，为将数百万人从内战中拯救出来而开枪吧！在内战中是没有谁对谁错的，那只会导致兄弟打兄弟、儿子杀父亲的惨景。这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曾经有人允许这样干过，武装的人群沖入冬富，以政委和武装队员为首的人群呼喊着口号沖向冬宫，历史又要重演了。只是现在俄罗斯聪明多了。 我现在尽量冷静地对待批评意见。每一位以书面和口头形式提出批评的人心中都有一条难以癒合的伤口在作痛。正常的人很难忘记，也很难从这种血腥的疯狂行为中摆脱出来。现在咒骂叶尔钦总统的人既多，又毫不留情。我一生中还从未见过有人骂过俄罗斯的头号人物。 但今天可以骂领导。我们已经废除了领导终身制，终于废除了! 在俄罗斯，恐惧感正在消失。俄罗斯社会长期固有的那种惧怕、内向、忧郁正在消失，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局面。权力好像成了私人生活、公民生活的延续。总统只是公民中的一员，而再不是什么高高在上、威严逼人和高不可攀的特殊人物。 那种一向塑造俄罗斯历史的基础本身正在改变。那种篡权夺位的年代就要结束。 私人和家庭生活的价值在俄罗斯也被提到了首位。"为上司效劳"仍是我们许多人努力的方向。但我们不再赋予它某种神圣的意义。对国家来讲重要的不是公民的效劳，而是公民本身。人们与国家头号人物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由于一种被忽视的非理性的原因，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怪现象：一边破口大骂，一边不知为何又投"贊成"票。 人们对我都是说三道四的。我的星象是宝瓶座，恐怕原因就在于此。有人说我不善于同别人一道共事，说我只能在极端情况下生存。这是知识分子式的批评。还有一种是檄粗俗的指责：他汹酒，一喝就思维不清。别人对他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凡此种种。 出现这种令人气愤的事情的原因只有一个：可以推举任何人来取代叶尔钦的位置。俄罗斯一直存在的社会与权力之间的巨大鸿沟消除了。俄罗斯人那种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的生活公式彻底不存在了。"我们"是指正常的、普通的、有喜怒哀乐的一般人。"他们"是指那些有权势的、富裕的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应有尽有。在"我们"与"他们"之间隔着一堵高墙。这就是权力之墙。 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奴隶的心理生活了很久很久。如今突然明白了，这座高墙已不复存在了。在克里姆林宫那里也有"我们"这样的人。 这些年里在俄罗斯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人们不需要身居克里姆林宫内的抽象政权，成为国家头号人物的人应该是被人理解的人，受到监督的人，听取社会意见的人，他应该倾听别人的意见。 ＊＊＊ 我很喜欢给别人送礼。每当过新年的时候，这种神奇美妙的景色把阴森的寒冷都变得暖融融的，此时，我总有——种奇妙的感觉。那些圣诞树、彩灯，还有礼花，全都大放异彩。我觉得，只有我们俄罗斯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新年光彩美妙的景致，与那可怕的严寒、积雪、暴风雪形成鲜明对比。
第115页 这是对新生活的永久期待，它又神秘地与我们对改革会越来越好的朴实信念连在一起，犹如从前俄罗斯人相信革命者、相信革命、相信光明的天堂很快就会到来一样的真诚。大家都被这种"革命的音乐"迷住了，就像孩子们过新年那样陶醉。 我认为，这种对奇蹟的执着期盼有助于俄罗斯的改革。人们不是简单地忍耐、而是也相信，即相信"改革"这个词。 "毫不妥协的反对派"就是在这点上大作文章：他们要推翻叶尔钦集团，好像魔杖一挥就能出现一个生活富足、被人理解和生活平静的苏联，牛奶就会像河一样地流淌出来…… 不管俄罗斯历史变向何方，牛奶还是流不出来。改革是一个痛苦的摆脱世袭创伤，同沉重的传统势力艰难告别的过程。除了痛苦之外，改革本身不会带来任何东西。 即使改革的最困难时期结束之后，也应寄望于自己，寄希望于自我精神与体力。 庞大的俄罗斯矗立于世界本身给我们打上了一种特殊的印记。我们完全受到这种广袤无限的空间的限制，并且完全纳入其中。 民族杂居、文化混杂、总是与别人攀比、总是看别人眼色行事，将成为俄罗斯人固有的意识。我不知道，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少年。自我封闭国家的这种永恒的情结是大自然本身和决定俄罗斯地位的人类历史赐予我们的礼物。 我们处在其他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又很矛盾的利害关系的包围之中。俄罗斯一直保持着对自己周围空间的控制，并且在不断扩大这种空间。她竭尽全力。夺得越来越多的领土。同整个西方文明进行角逐，结果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伤害。这种自我孤立的程度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 不应该毁掉和失去自身强大的能量。如今，在我国周围是一个过渡性的不稳定的独立国协空间。谁也不想受制于俄罗斯。同时，谁也不愿失去俄罗斯的帮助。由于独立国协国家具有的这种双重性、不协调性和不稳定的局面，使我们无法确定本国的国家安全构想。 对于周边安全的责任问题，我们不仅缺乏战略计划，而且连道义上的、甚至家庭式的计划都没有。我国各族人民(毫不例外的全体苏联各族人民)是有亲缘关系的人民。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繫，有着同样的经历、共同的文化，在战争中和史达林恐怖时期都付出了牺牲。 不应该忘记这些事实，谁也逃避不了这些事实。亲缘关系是一种影响力很大的东西。它要求我们用完全另外的眼光看待周围世界。 总之，只要我仍还未认清自己在新世界中的地位，这种"俄罗斯综合症"就会一直困扰着我们。从前，困忧我们的是完全可以解释的那种羞耻：苏联潜在地威胁着文明国家大家庭。现在苏联没有了，俄罗斯不会威胁任何人。而现在我们感到羞耻的是，我们如此之大而又忙乱无章，不知道将走向何方。一种空虚的感觉困扰着我们。实际上在俄罗斯面前只有一条路，就是成为和平的保障。也就是要成为一个"大人物"，不仅在街上不同任何人发生冲突，以免造成伤害，而且要看得高一些，保护自己身边所有的人。 ＊＊＊ 谁将是俄罗斯的新总统，现在还难以预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将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认出身年代来讲是战后时代的人。他接受的是另外一种教育，具有另外一种阅历。在共产主义口令代和后共产主义时代当过官的领导入将一个个退出舞台。 最终应当承认这样一种事实：俄罗斯对民主的理解很差，不仅由于某些重大的历史原因，而且还有一些老生常谈的原因，即认为新的一代无论如何不能掌权。 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表现了出来。我不是谈我自己，我的事大家都清楚。我十分沉痛地摆脱了共产党的那一套。可是，在俄罗斯，几乎所有的中层官员都来自共产党的执委会办公室。 知识分子、中产阶级都伯与极力沾边，怕与政治沾边，不愿表明积极的社会立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自我牺牲精神、奉献和开拓精神是很强的，而于实事的愿望却很差。从政的知识分子都是那些虚荣心强的人，有的人又自命不凡。 俄罗斯政坛期待出现一批新的领袖人物，他应是有头脑的、受过良好教育、思维健康的年轻人。新的一辈座尽快走上前台。停滞时期出身的领导人能"经受打击"，这一点固然重要。但他们完全不具备思维敏捷的素质，也没有快速抉择的能力。这洋我们就会一事无成。 我迟早是要离开政治生活的。我要按规定的程序和宪法的规定，合法地离开。我确实想创造一个政治家正常地、文明地、平静地离开政治生活的先例。 在俄罗斯，从来没有谁是自动放弃权力的。尼古拉二世退伎是由于两次革命。所有共产党领袖们也都不是自愿退位的。我力图弄清俄罗斯政权中的这一特殊现象，问题何在呢？我们为什么长期固守这种陈旧的原则-一仅仅是因循守旧和社会缺乏民主吗？给了你极力，你就得抓住不放，千方百计地攥住极力。地位高的就可以欺压地位低的入，在莫斯科比在州里要好，在州里要比在县里好。在城市里又比在农村好。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垂直的生活结构。俄罗斯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大家都想往上爬，都想爬到最高点。高了还想再高。爬到了上面，地位倒是很高啊！从上面下来的路就没有了。
第116页 但是，到本世纪末，这一基本特徵将会改变，但不是一下子就改变得了的。俄罗斯精神力量已根深于她的文化、城市和各省之中。也正是在这些地方将很快地生长出新的生活模式。否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政变接一个政变之中。 ＊＊＊ 我很清楚地感到，与我1990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我的自述》相比，此书将是另一种命运。读者将会以完全另外一种感情接受此书。也可能更冷淡，甚至可能更仇视。 第一本书以描写同共产主义制度作斗争为主要内容。读者从中找到了对一些问题的答案，如这一斗争的结局怎样？能否把战胜共产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人身上？将怎样发生这种变化? 你看，共产主义体制垮台了。 从写第一本书起发生的事不仅是这些。在短短的2-3年内，俄罗斯向不明确的方向飞跃了一大步。 而现在使读者感兴趣的完全是对另外一个很平常问题的回答：究竟何时才能不再使我们受到动荡？我们很久就开始受到强烈的动荡了。我们的精力已到了极限。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没有这种动荡不行吗？能否採用某种更轻微的和更缓和的办法消除共产主义？能否不用承受心理震荡、不搞旷久的政治斗争、不冒风险去消除共产主义？甚至提出是否有必要消除共产主义? 我了解提出所有这些问题的由来，稳定、巩固、保守(褒义的理解)在我国生活中的意义目前正与日惧增。戈巴契夫当政后期笼罩社会的欣慰、幻想、浪漫主义激情已踪影全无了。 从这种幻想的世界转变为现实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必须实现这种转变。 我一再重中：我会很冷静地对待社会对政治和经济稳定的渴望心情，我也会很冷静地对待那种愤怒综合症，任何平凡的政治家包括俄罗斯第一任总统也会怀有这种情绪。 这种情绪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这点是不可否认购。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俄罗斯人会明白另一个道理：使社会安定的唯一现实保障就是总统本人。 如果国家逐步地、哪怕很慢地摆脱危机，如果右翼和左翼分子喧嚣的最后审判还未到来的话，就意味着能活下去。就可以同现任总统生活到下届选举。 为此，毕竟不得不对这个时利钦研究一番，他是何许人也？他想些什么？他将把国家引向何方?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叶尔钦要把国家引向何方? 我想，许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表示关注。 叶尔钦没有向人民提出一个总的战略目标，他不把应该达到的某种光辉顶点看得特别重要，他也不想一笔勾销在此之前已走过的全部道路。 保持俄罗斯的安定才是这位不安宁的总统的主要目标。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俄罗斯大事记(上) 1990年 5月 5月29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园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经过第二轮投票，选出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鲍·尼·叶尔钦就任此职。 6月 在莫斯科採用凭身份证购物的制度得到大多数莫斯科人的贊同和理解，但却引起了中心地区许多居民的消极反应。 波罗的海国家委员会认为最最重要的任务是完全恢复所有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 增补了俄罗斯新议会领导班子成员：鲁。哈斯布拉托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 苏联总统米·谢。戈巴契夫在致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书中声明说：今天6月9日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几个代表所谓苏联总统参与阻止苏联电视台播放叶尔钦同新闻记者的谈话云云，乃是杜撰。并且，我只是在代表大会讨论这一问题时才知道这个新闻谈话的。我请求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详细调查这个挑拨性传闻的组织者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 在俄罗斯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里，戈巴契夫强调说："应该杜绝把俄罗斯与苏联、俄罗斯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置于相互对立地位的做法。我们说俄罗期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永远应该想着另一个更内在的词——联盟。" 6月12日，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早晨会议上，对俄罗斯联邦整体国家主权的宣言进行无记名投票。该宣言以压倒多数的票(907票贊成，13票反对，9票弃权)而通过。 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在一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停止从共和国的预算中对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克格勃、报刊保密总局、兵役局拨款。 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俄罗斯联邦人民政权体制"的决议得到通过。该决议规定，在本共和国境内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的领导职务与其他任何职务(其中包括在政治组织和社会政治组织中的职务)不能兼任。 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该共和国主权的宣言。 7月 戈巴契夫由于在人们意料之中的改选中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其地位也明显地得到巩固。苏联总统虽然听到苏共28大一些代表的不满意见，可将继续领导政治局。
第117页 苏共28大基本上批准了苏联共产党章程。 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马纳延科夫在代表大会上发了言。他通报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该决议认为，鑑于叶尔钦声明退出苏联共产党，叶尔钦作为党的28大代表的职能已经丧失。代表大会批准了这项决议。 吉尔吉斯。奥什市内正在构筑街垒，组建民间自卫队。企业罢工，交通停止，面包供应断断续续。未经批准的群众集会在奥什市党委会驻地附近接连举行。参加集会的乌兹别克人要求州领导班子辞职。惩处大规模风潮的组织者，要求联合国派来委员会。在过去的几昼夜内、50多人受伤，无人死亡。 7月16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 劳动戒酒所罢工：在克拉斯诺达尔第一劳动戒酒所就医的534人要求俄罗斯政府依自愿原则在卫生部系统给予戒酒治疗，不要内务部机关的任何干涉。 7月21日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苏维埃政权宣告成立50周年纪念日。维尔纽斯的许多楼房上悬接着带有哀悼丝带的国旗。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了一项声明，将7月21曰评价为"欺侮、耻辱和不幸的日子"。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则宣布1940年7月21日"关于拉脱维亚加入苏联"的国会宣言自其通过之时起即无效力。 许多苏联人民代表和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列·马·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新任主席。 莫斯科市法院开始审理社会各界颇为关注的案子。被告席上就是那个在中央文艺工作者之家制造着名的反犹太人丑闻的组织者斯米尔诺夫·奥斯塔维里。这是国内对煽动民族分裂者追究刑事责任的首次诉讼。 告莫斯科市苏维埃和各区苏维埃代表书的摘录："尊敬的代表同志们！我们是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果品蔬菜产业工作者，我们请求你们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影响加入劳动者和大学生团体，帮助动员劳动资源，支援农村除净田间杂草，收穫蔬菜和土豆。让莫斯科人吃到蔬菜，储备过冬蔬菜一一这也是一项最为紧迫的任务。请你们帮助我们完成这项任务！" 1990年上半年苏联国民经济工作的总结。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报告明确指出，经济未见改善，危机有所加深：国民经济总产值上中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国民总收入下降2％。社会劳动生产率则下降了1.5％。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7月27日通过了该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 8月 "出版法"第1条指出："大众消息不允许审查"。该法自3月1日生效。 苏联总统戈巴契夫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尔钦。以及苏联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和西拉耶夫于8月2日签署了一份关于拯救国家经济的共同政策的文件。9月1日前，应该制定出中央和俄罗斯的具体行动纲领。由戈巴契夫和叶尔钦共同签署的政治命令第一次被天荒网世。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为生态灾区。决定暂时停止原子能电站新的机组的建设工作，该决定自8月2日生效。 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决定，在本共和国境内暂时停止执行苏联总统的"关于禁止组建苏联立法所未规定的武装部队，没收非法收藏的武器"的命令。 苏联总统签署"关于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联盟纲领构想是联盟条约的原则"的命令。 塔吉克斯坦讲俄语的居民外流规模越来越大。据内务部提供的资料，自该年年初起、共有2.3万人离开塔吉克斯坦。 高尔基州、科斯特罗姆斯基州、雅罗斯拉夫斯基州，由于葡萄酒、伏特加酒已经脱销3-4周，维克萨市激愤的居民砸坏了一家葡萄酒店。菸草的脱销致使自发的罢工和集会频频举行。 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关于建立全苏外汇市场措施的决议。为此目的，自1991年1月1日起，所有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组织有权出售和购买外汇，按市场比价兑换苏联卢布。决定在莫斯科建立全苏外汇交易所，并建立各加盟共和国的及区域性的交易所。 白俄罗斯国立列宁大学的几十名大学生脱离军训，拒受预备役军官称号。据他们说，作出这一决定的基本理由是他们不愿意在苏联军队当中服役。 苏联总统撤销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切1966一1988年间通过的关于剥夺目前留居国外的许多人之苏联国籍的命令。 在基希涅夫举行的摩尔多瓦南方草原地区(居住着15万加告兹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建立加告兹共和国(加入改组后苏联)，并宣布脱离摩尔多瓦共和国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管辖。 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独立宣言。 苏联总统戈巴契夫要求有关负责人解释造成菸草商品供应情况紧张严峻的原因。总统认为这些负责人所列举的论据及对造成菸草市场危机原因的解释，根据不足，不能令人信服。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一次例会上宣告了鞑靼的国家主权。 9月 摩尔多瓦左岸各级代表非常会议宣告成立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取消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决定。
第118页 吉尔吉斯首都各电影院禁止放映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政论性影片《战斗中的鲍里斯·叶尔钦》。 库尔斯克建立俄罗斯中部黑土带第一家商业股份综合银行。 斯捷潘纳克尔特。9月10日，亚塞拜然纲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形势急剧地紧张起来。在过去的两天内，亚美尼亚战斗队员占领了阿斯克朗、加德鲁特、马尔图尼3个区中心的区党委员会办公大楼，将这些大楼变成与共和国的极力机构进行斗争的司令部。 据业务资料统计，国内农田收穫的1.7亿吨粮食中卖给国家的只有4870万吨，占国家定购总量的56％。 在本年度的6个月内，离开吉尔吉斯的俄罗斯人比1939全年多1.6倍。这是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统计委员会通报的。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以压倒多数的票(164票贊成，1票反对)建议苏联政府辞职，因为该届政府没有能力使国家摆脱深刻的危机，它已经失去了广大群众的信任。 9月15一16日夜间，提比里西举行了非法的群众集会。之后，激愤的人群袭击乔治亚克格勃的办公大楼。袭击者要求释放一个被抓的人，此人有参与攻击阿季根区内务处的嫌疑。 由于国内精神生活中日渐强化的文化商业化趋势给整个社会的道德健康带来许多消极后果，苏共中央研究了"关于日渐强化的文化商业化趋势及其防止措施"的问题。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特别命令，禁止将规定出口范围之外的农工联合体的产品卖到国外。 莫斯科市场的物价几乎超过去年的28％。 苏联最高苏维埃第4次会议通过关于赋予苏联总统附加权力的决议。 10月 10月2-3日午夜零时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停止存在。柏林国会大厦前高高的旗杆上升起了全德国的黑红黄三色国旗。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成员着手讨论俄罗斯联邦财产法草案。这个文件是制订其他各项法律的依据，诸如企业和企业家的经营法、税法、地方苏维埃和地方自治法等等；这个法律文件同时还是实现"500天"草案的法律基础。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巴契夫在闭幕词中宣称，他坚决驳斥"把向市场过渡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企图"的说法。 10月16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全民公决法。人民的权力至高无上，它的意志高于一切，这便是这部法的基础。 在新地岛进行了一次地下核爆炸试验。这次核武器试验末徵得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各地方权力机关的同意。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要求今后无条件地全面遵守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 苏联总统《关于施行卢布对外汇的商业性兑换率和建立全苏外汇市场的措施》的命令得以通过。自1990年11月1日始，规定出卢布对外汇的商业性比价，其依据是卢布与美元的兑换率是1.8：1。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巴什基尔、卡尔梅克、楚瓦什的最高苏维埃均发表丁关于国家主权的公告。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3周年的决议。 11月 11月2日，在德涅斯特河岸的宾杰里市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共和国东部的这一地区讲俄语的居民占多数，前不久宣布成立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加入苏联。杜博萨雷市的居民作好保卫城市的准备，封闭住德涅斯特河上的所有桥樑。 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在今年9个月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投入流通的货币比去年同期多0.7倍。 国营酒类出口公司准备投诉"戈巴契夫"商行，因为该商行使用苏联领袖的名字而生产同名的伏特加酒。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建立"振兴"俄罗斯社会发展基金会的决议。该基金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共和国社会发展纲领的实现，振兴慈善事业。 拉脱维亚宣布必须追究对那些仍视11月7日为节日而不上班的人的责任。 戈巴契夫和叶尔钦在长达两个小时左右的单独会谈中，讨论了国内经济改革、签订联盟条约并将其纳入工作制度的一系列问题。 由于11月15日晚上首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动乱，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会议中断讨论向市场过渡的政府报告。大街上处处在打架斗殴，行凶施暴，许多市民受害罹难，许多公民挨打遭劫，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俄罗斯人的公民所受危害更甚。 俄罗斯议会同意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经济改革委员会主任亚夫林斯基的辞职要求。 12月 苏联总统发布命令免去巴卡京内务部部长的职务，任命普戈为内务部长、格罗莫夫为第一副部长。 立陶宛通过警察法。该法规定立陶宛警察应该脱离苏联内务部系统。 12月17日，苏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开始工作。对会议日程的讨论从乌玛拉托娃代表的声明开始。乌玛拉托娃建议将对苏联总统的不信任问题列入议程。她认为，戈巴契夫已无继续领导国家的道德权利。 莫斯科的商店里有肉出售了，买肉的长队没有了。肉的价格是：小牛肉每公斤10卢布，牛肉每公斤9卢布猪、牛、羊等的胸肉每公斤7卢布。
第119页 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递交了辞职声明。雅科夫列夫称谢瓦尔德纳泽的决定是反动势力进攻的结果。 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苏联第四届人代会上发言。评论家们注意到，克留奇科夫对待西方援助的态度园戈巴契夫自己表示的对待西方援助的态度大相迳庭。克留奇科夫指责受援的粮食、技术设备、机器的质量不好，缺乏备用部件。此举令西方合作伙伴困惑莫解。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美国总统布希对克留奇科夫发言的看法，他避而不作明确评论。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所有制法。该法确认私人所有制享有同国家所有制、市镇所有制及社会集团所有制共存的权利。 12月2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保留苏联作为平等和主权共和国之革新联邦的决议》和《关于苏维埃国家的名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议》。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因患心肌梗塞被送进医院。 人代会上总统帮派开始形成。人代会选举亚纳耶夫为副总统。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有关联盟和各共和国之间收入分配的热烈争执更为激烈了。现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决定将给联盟预算的拨款减少4／5，全苏国家财产的存在简直是大有问题了。 12月29日，苏联总统签署了《关于徵收销售税的命令》。 1991年 1月 雷日科夫患心肌梗塞的第14天。身体状况可以认为是令人满意的。他已经开始在病房里来回走动了。 1月8日晚。立陶宛内阁总理普伦斯克涅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台上发表其内阁成员全体辞职的正式声明。 1月21日，苏联内务部武装力量部队占领了苏共中央立陶宛出版社一一"出版之家"大楼。维尔纽斯的形势更加紧张严峻。有两个人身受重伤。广播电台一直播放着赶赴维尔纽斯保护重要设施的号召。独立广场上聚集了好多人。立陶宛民族救国委员会宣音成立，立陶宛议会则宣布该委员会为非法组织。 立陶宛外交部长绍达尔加斯向谢瓦尔德纳泽发出抗议照会。称所有发生的一切均系"侵略行为"。 1月14日，维尔纽斯全市在哀悼。根据准确情报有14人丧生，医院里还有很多重伤员。苏联联邦院代表团的到来得以与军人达成协议：夜里不採取任何行动。 在议会举行的早晨会议上，普戈声称是立陶苑领导人所推行的政策造成人员的牺牲。 在评论立陶宛事件时，戈巴契夫说他只是在清晨才得知此事。他还说应该进行对话，但他在同兰茨贝吉斯谈话时没有流露出进行对话的愿望。 苏联最高苏维埃作出决议，批准任命苏联内阁总理。自1939年担任苏联财政部长的弗·谢·帕夫洛夫就任此职。 1月22日，苏联总统颁布《停止使用苏联国家银行1961年发放的面值；0和100卢布的钞票及限制公民取款现金数额的命令》，每人从储蓄银行取存款的月额限在500卢布内。关于颁布这-命令之原因的确切说法是：加强同投机倒把和贪赃受贿行为的斗争，以实现货币流通的正常化。 苏联国家银行发出通知，尽管某些地区有"独立性"，但是，兑换旧币的期限将不予延长。 苏联最高苏维埃作出决议：于1991年3月17日在全苏境内对是否保留苏联作为平等和主权共和国之革新联邦举行全民公决。 2月 莫斯科统计部门通报，1991年莫斯科将有10万年轻人失业。 苏联总统新闻供稿处驳斥商人塔拉索夫的声明，塔氏在其声明中称戈巴契夫与日本政府进行秘密交易——以千岛群岛中的四岛换取2000亿美元。该处还宣布，如果塔拉索夫不公开致歉，戈巴契夫打算向法院起诉。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出版新闻部发表声明，自2月1日起禁止俄罗斯广播电台在"灯塔"节目和全苏第一套节目频道上进行广播。 2月7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的第一项议程：一位代表报告昨天夜间发现并揭露出共和国苏维埃宫大楼里有两个房间属于苏联克格勃，房间内安装有无线电设备。会上建议进行代表调查，但投票的结果否决了这一建议。 2月19日，叶尔钦就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事件发表同记者的电视谈话，叶尔钦在谈话中特别建议苏联总统戈巴契夫辞职。 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最高苏维埃副主席戈里亚切娃宣读了一项致议会政治声明。伊萨耶夫、伊萨科夫、阿卜杜拉季波夫等人都签署了该项声明。声明指出，叶尔钦辜负了选举时对他的希望。叶尔钦的反应尚不清楚，因为他还在俄罗斯联邦黑土区域的旅途之中。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略斯布拉托夫建议将该政治声明付诸实行。 3月 苏联内阁通过决议，决定取消对私人在苏联储蓄银行的存款一月之内只能支取500卢布的限制。 3月7日，联盟院和民族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苏联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亚纳耶夫、帕夫洛夫、巴卡京、别斯梅尔特内赫等人当选。 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保留和革新苏联这一关系到国家命运、各民族未来"的问题举行圆桌座谈会。
第120页 斯捷潘科夫被推举为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新任共和国总检察长。 苏联接受美国各类公司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而没有付款，因而负债高达1亿美元以上。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决于3月17日举行。绝大多数参加投票的苏联公民对选票提出的要否保留联盟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俄罗斯全民公决的结果是：多数俄罗斯入对要否保留联盟和设立俄罗斯联邦总统职务这两个问题予以肯定的回答，并且对第二个问题给予肯定答覆的占共和国居民总数的70.88％。 苏联总统《关于零售价格的改革和居民的社会保护的命令》得以通过。 库兹巴斯矿工的政治罢工规模不断扩大，至3月15日前，矿区1／3以上的採煤企业参加了罢工。 4月 价格改革开始实施。现在备商店熟香肠8卢布(过去为2卢布)1公斤，牛肉7卢布1公斤，长形白面包60戈比1个，蜜糖饼干几乎是3卢布一包。"电子"牌电视机一台现为1800一1990卢布。拉脱维亚的价格试行办法先于全联盟3个月，这里的猪肉1公斤12卢布30戈比，食油1公斤10卢布，鸡蛋1公斤3-4卢布，奶酪1公斤8卢布，甚至更贵。 在4月12日的公开投票中，兹·加姆萨胡尔季阿当选为乔治亚总统。 南奥塞梯採取行动，收缴武装集团的武器。 俄罗斯第三届代表大会结束工作。评论员认为，这届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赋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尔钦一些补充权力以实行防止危机措施。 4月10日，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自治州舒中斯基区的亚美尼亚人村镇叶赫查霍戈和3个军队哨所遭到枪炮射击。 1991年第一季度全国工业生产情况资料表明：工业产量普遍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其中3月份下降6％。 苏联部长会议制定出提高进出口税收的标准，这些标准可能高达商品价格的600％。 立陶宛。在维尔纽斯郊区的诺沃一维尔尼亚夺取一家银行之后，特别行动小组和军人几乎在整个立陶宛共和国展开战斗行动，夺取从前由全苏支援陆海空三军志愿协会掌管的目标设施。立陶宛的形势紧张起聚。 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运动拟于6月12日举行，预计花费155亿卢布。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切4月27日批准了这项支出预算。 5月 苏联内阁向乔治亚地震受灾地区调拨政府储备的2万升血液和血液代用品、1560顶帐篷、1000筒肉罐头和中奶罐头，还有许多鲜牛奶、食糖、食盐。 雷日科夫将参加俄罗斯总统的竞选。他对《消息报》的记者说，他收到了从俄罗斯联邦各个州寄来的信件，请他同意参加竞选。他同意了。雷日科夫进行了全面的医疗检查，他确信自己已经恢复了健康。 在亚塞拜然和亚美尼亚边界上又发生了流血事件。近日双方的冲突有了悲剧性的发展，以至于苏联内务部的高级官员称所发生的事件为两个共和国之间真正的战争。 5月12日，在卡普斯京核武器试验场爆炸了最后一枚苏联的pcii-10型中程火箭。此前，5月1日，美国销毁了最后一枚地上有翼火箭，一周以后又销毁了一枚"珀欣-2"型火箭。 西拉耶夫签署了一项命令，取消一切食品的销售徵税，但含酒精饮料、菸草制品、咖啡、蛋糕、巧克力糖和巧克力食品除外。 苏联内阁命令给航空调度员增加50％的工资，建议有关部门及主管部门研究他们的其他要求。原定于5月21日开始的航空调度员的罢工未曾举行。 作为俄罗斯总统的头号候选人，叶尔钦在回答新闻记者的问题时说："作出退党的决定对我并非易事，但我相信，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非党派人士和共产党人理解我的这一行为：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依赖于众多政党之中的一个党的中央委员会，并且把该党的指示视为高于一切法律。高于宪法，难道这是正常的事吗？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不懊悔这样的选择。" 5月23日，苏联内务部里加特别行动小组对设在同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搭界之边境线上的拉脱维亚的；个海关哨所进行袭击。 5月24日，将拟定石油工人警告性罢工开始的日期。 普戈在回答记者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之间边境局势的问题时，完全否认特别行动小组参与了当地的悲剧性事件。 鑑于里加特别行动小组为其越权撤消非法设立的海关勤务哨所的擅自行动确立合理依据，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指示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长对里加特别行动小组提起刑事诉讼。 6月 独立工会第五届全苏代表会议通过了苏联工会独立宪章。 新联盟条约起草筹备委员会6月3日在新奥加廖沃召开工作例会。各共和国领导人对批准条约的程序表示了一致的意见：这一程序应该在条约文本中作出明确规定，以防联盟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干涉于文件的审批过程。 波罗的海国家委员会在维尔纽斯举行会议，与会者通过了两个文件：《关于苏联反对波罗的海国家和人民的行为》及《波罗的海国家同苏联进行谈判的合作协定》。 苏联人民代表弗·菲利波夫请苏联最高苏维埃和选民们解除他的代表职责，并且号召所有苏联代表为了社会的利益都象他这样做。
第121页 俄罗斯国家首脑的选举已经举行。6月12日，鲍·尼·叶尔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 苏联内阁总理帕夫洛夫6月17日在联盟议会发表讲话，报告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帕夫洛夫说明自己讲话的主旨是要求赋予内阁以特殊的权能，其中包括立法动议权和採取"临时决定"权。 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代表表决同意恢复列宁格勒的历史名称——圣彼得堡。 7月 一批着名政治活动家沃尔斯基、波波夫、鲁茨科伊、索布恰克、沙塔林、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西拉耶夫、彼得拉科夫发表告人民书。号召建立"民主改革运动"。 7月3日，戈巴契夫同9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座谈会。与会者均确认自己忠实于4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通过的声明。 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巴契夫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丁关于新联盟条约的声明。政治局号召所有的党组织、每一位共产党员在这一问题上採取积极的立场，以造成有利于尽快签订新联盟条约的广泛社会舆论。 在7月11日早晨的会议上，联盟议会着手审议国家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开始讨论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戈巴契夫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工作。 对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候选人例行的一轮投票无结果而告终。选票分散在巴布林和哈斯布拉托夫两名候选人身上。7月17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工作，将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推迟3个月。 俄罗斯总统叶尔钦签署命令，禁止各政党和群众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机构和组织内开展活动。 7月23日下午，联盟和各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团于新奥加廖沃举行例行的座谈会，将继续进行联盟条约草案的准备工作。 7月2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例行中央全会开始工作。全会上戈巴契夫作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 8月 正在克里米亚休假的苏联总统，定于临近8月20日前返回莫斯科。拟于8月20日这一天举行新联盟条约第一次签字仪式。第一批签署该条约的有俄罗斯及加入俄罗斯的各共和国，还有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全权代表团。 在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中央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提出中请，鑑于他调动工作要求解除其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1991一1994年期间，为还清西方各国的债务利息及短期贷款的利息，苏联每年要支付的钱款达1500万美元。 《苏联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基本原则法》颁布。 在阿拉木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哈萨克斯坦总统努·纳扎尔巴耶夫指出，除早巳宣布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外，8月20日将签署联盟条约的共和国还有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在下几个阶段，即9一10月间，亚塞拜然、士库曼、吉尔吉斯和乌克兰将加入该条约。 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台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5个共和国的总统在塔什干举行座谈会。亚塞拜然内阁总理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次座谈会。讨论实施联盟条约的机制问题。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决定于1991年9月17日在莫斯科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 8月19日。除了《真理报》之外，其他各报均未出版。 8月20日。公布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8月18日的命令：鑑于戈巴契夫的健康状况由他行使总统一切职权；还公布了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第l号通告、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致各国和政府首脑以及致联合国秘书长书。 叶尔钦在《告俄罗斯公民书》中指出，8月18一19日夜间国家总统被解除职权。 "我们认为，这样的强力手段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毁誉苏联，破坏我们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威信，让我们重回到冷战和孤立苏联的时代……所有这一切令我们宣布，刚刚上台的所谓委员会是非法的。同时我们还宣布该委员会所作出的一切决议和命令均是非法的。"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向乌克兰公民解释道，在乌克兰不实行紧急状态，宪法和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各项法律在该共和国继续有效。 8月21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召开非常会议。军事政变的组织者、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在去弗努科沃机场的路上被捕。 8月22日，苏联总统戈巴契夫声明，他已完全控制局势，同全国的联络已经恢复。他已向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发出命令，将所有的部队调至常驻地点。 8月24日，克里姆林宫上面升起俄罗斯国旗。 前内阁总理帕夫洛夫和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受到审问和被逮捕。对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正在进行侦查。 8月25日，戈巴契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克鲁奇娜和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自杀身亡。 摩尔多瓦共和园全国国民大会宣告摩尔多瓦独立。 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向当局投降。
第122页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一个统一的组织不复存在。 8月27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3个共和园总统和戈巴契夫举行座谈会。这3个共和国同意签署联盟条约。 在8月28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戈巴契夫说："如果8月19日最高苏维埃召开了会议的话，那么叛乱就会在刚一开始之际而得以制止。" 卢基扬诺夫面临着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进行对质。俄罗斯总检察长宣告，有12个人固受到背叛祖国的指控而被捕。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告共和国公民声明，宣告本共和国独立。 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向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提出辞职。苏联最高苏维埃表示不信任苏联检察机关，将其解散。 戈巴契夫总统取消陆军、海军、空军、克格勃、内务部和铁道部队中的军事政治机关。 哈萨克斯坦总统努·纳扎尔巴耶夫发布命令关闭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 亚塞拜然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决定讨论该共和国国家独立问题。 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和波波夫拒绝进入苏联安全委员会。8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作出决议，由新奥加廖沃谈判的参加者即9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组成安全委员会。此外，戈巴契夫还建议几个人进入该委员会，其中包括上面指出的3个人。 9月 在9月1日答美n电视公司和苏联电视台的记者问中，戈巴契夫声明：联盟应当保留。 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分别宣布这两个共和国独立。 努。纳扎尔巴耶夫在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宣读了苏联总统和联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声明。声明中指出，在新宪法通过和以新宪法为基础的新的政权机构选举之前的一个过渡时期，各共和国领导人同意必须由所有共和国自愿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参加条约的共和国可自行决定其加入联盟的形式并请求所有共和国立即签署经济合作条约等等。声明的作者们就这样放弃了联邦的思想，提出了一个邦联形式的联盟方案。 在有各级人民代表参加的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州和舒明诺夫斯克区的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宣布成立了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共和国。 克里米亚国家主权宣言在这个自治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获得通过。 9月10日，苏联外交部外交委员会宣布自行解散。 9月l1日，德国外交部长根舍声称，关于莫斯科向波恩交出原东德领导人员纳克一事未能达成一致协议。 "盾牌"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乌拉日采夫声称："俄罗斯国家近卫军将由4万人组成。他们将经过严格挑选，挑选时要考虑其政治观占"亚美尼亚议会宣布该共和国为脱离苏联的独立的民主国家。 塔吉克斯坦宣布实行紧急状态。 9月28日，西拉耶夫提出辞去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10月 根据哈萨克斯坦总统努，纳扎尔巴耶夫的提议，15个独立国家代表大会在阿拉木图召开。只有两个共和国——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没有派代表团参加。 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秘书布尔布利斯10月2日在会见俄罗斯议员时声明："俄罗斯是唯一一个能够也应当成为苏联及其所有机构继承人的共和国。" 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共和国委员会会议上，鑑于议会主席伊萨科夫辞职，选举俄罗斯人民代表里亚博夫就任此职。 10月3日，鲁茨科伊在接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代表团时，建议北约接收苏联为其成员国。 苏联总统戈巴契夫责成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两位检察长，调查并弄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案的侦察机构工作消息泄漏的原因。该项指示与德国《明镜》周刊刊登审讯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和帕夫洛夫的文章有关。 10月10日，在索契度假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尔钦开始工作。 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作出结论，指出苏联下令关于登记审批程序的文件违反宪法、人权自由宣言和国家惯例。规定这些文件自1992年1月1日起失效。 在评论10月15日的共和国委员会的会议结果时，叶尔钦声明，在着手进行改革之前，他打算"彻底摧毁"中心。他还说："一个月后我们将封闭我们不能用之服务的所有联盟各部的帐号。" 俄罗斯议会拒绝了叶尔钦的将原定于12月8日举行地方行政首脑的选举时间推迟的请求。 根据苏联国务委员的决定，撤销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在其基础上建立苏联侦察总局、跨共和国安全局和包括边防军联合司令部在内的苏联国家边界保卫委员会。 10月28日，"民主俄罗斯"、"民主共产党人"、"工人联盟"及"无党派人士"推举哈斯布拉托夫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候选人。当天哈斯布拉托夫正式当选。 10月29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斯捷潘诺夫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案将于10月底前结柬。 军事总检察院委员会已经彻底解散，其活动也随之停止。 11月 自11月1日起，俄罗斯将停止向那些在经济共同体条约中未提及的联盟各部提供财政拔款。
第123页 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俄罗斯新(旧)国旗为三色旗。 在宪法的其余修正案中，大会通过了一项确定总统全权的新条款。现在总统有权停止与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相牴触的执行权力机关首脑的决定效力。 在大会结束时，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称"这次大会是一次历史性会议"。但哈斯布拉托夫未能使大会作出一项主要的决定：取消为期10年的暂停买卖土地令。大会虽听取了"支持"该项提案的理由，但坚决投票"反对"。 11月4日，苏联国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其结果如下：苏联外交部暂时保留，但将对其进行重大改组并缩小1／3的编制。内务部、国防部和统一的军队继续保留下去。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外汇资金外流一案已提起诉讼。据报导，已查封了苏联共产党在某些银行的帐号资产以及投入各合资企业、小型企业、股份公司的资金。截止目前查获资金已超过55亿卢布，而各地已没收的资金已超过1400万美元现金。根据叶尔钦总统的命令，自l1月6日起将停止在俄罗斯境内的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活动，其各组织机构将予以解散。 苏联总统任命巴卡京为跨共和国间安全局局长，普里马科夫为苏联侦查总局局长，卡列尼琴科为苏联国界保卫委员会主席兼苏联边防军总司令。 自11月9日起，俄罗斯联邦在车臣一印古什实行紧急状态。 加姆萨胡尔季阿总统签署了关于将乔治亚共和国境内的苏联内务部部队财产收归国有的命令。这些财产指的是武器、弹药、军事装备等。 为了实现自己新的全权，现已领导俄罗斯政府的叶尔钦总统，任命了两位副总理将负责改革和整个经济政策。他们是曾领导制定俄罗斯改革的新经济构想的35岁的叶戈尔·盖达尔和也曾经积极参与过这项工作的40岁的亚历山大·绍欣。 11月12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新闻秘书沃夏诺夫散发一项声明，总统同意议会末批准关于在车臣一印古什实行紧急状态的决议。 11月12日，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了苏联总统戈巴契夫所写的《8月叛乱的原因与后果》一书的首发式。 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没收立陶宛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及原共产党组织的财产法令》。 俄罗斯联邦宣布，开始接受西方国家一些公司旨在开发俄罗斯境内的石油和天然气矿床的签订合同的中请。 在白宫接见新闻记者时，鲁茨科伊声称：现在没有使车臣一印古什的局势保持稳定的保证。实际上，在取消了俄联邦总统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时，我们表现了一种导致无法纪的无政府状态。 11月14日，在新奥加廖沃，国务委员会就苏联今后的命运问题举行了会议。7个参加会议的主权共和国主张建立新的政治联盟。这将是一个邦联式国家，它执行条约参加国所授予的职能。名称为主权国家联盟。 主权国家联盟将设总统职位，其宪法将由条约本身代替。至于条约草案，还有待于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审议。 11月19日，苏联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就某些共和国觊觎苏联军队和海军的战斗武器和装备一事，向苏联记者发表正式声明，宣布国防部准备执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委员会关于苏联武装力量统一的各项决定。 11月19日，戈巴契夫签署丁关于任命谢瓦尔德纳泽为苏联对外关系部部长的命令。 有迹象表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政府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危机。这次危机是因为议会抗议性地拒绝批准总统《关于俄联邦经济改革的财政贷款保障和银行体制改组的命令草案》而引起的。 11月25日，没有进行人们所期待的那种草签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的程序，会议的参加者们而是通过了一项苏联国务委员会的决议：将制定的条约草案提交各主权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 条约参加国的代表和苏联总统请求仔细审议该草案，以备好文件供今年内签字。 11月27日，亚塞拜然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自治州地位的决定，而且也通过了关于对亚塞拜然共和国的宪法作出相应修订和补充的法令。斯捷潘纳克特恢复了原有的名称——汗肯基。 自12月2日起，莫斯科开始把大量的住房无偿转交为公民所有。 宣布紧缩苏联对外经济银行的业务，这加深了西方实业界对苏联偿还到期外债能力的怀疑。 12月 在日前举行的哈萨克斯坦总统选举中，努·纳扎尔巴耶夫当选。他称此次投票结果为"全民信任的委任状"(98.8％)。 有关乌克兰独立与否的全民投票结束了。90％的乌克兰公民投票贊成独立。 列·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总统。 叶尔钦请求议会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关于提高劳动报酬的最低数额法令》的生效日期从今年12月1日推迟到1992年1月1日。 12月4日，莫斯科市政府在讨论食品供应问题时得出结论：最严重的食品危机，有可能在最近的10一15天内降临。 俄罗斯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乌克兰独立。 12月8日，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3个共和国，在白俄罗斯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国协的协定。
第124页 一些"对现行局势感到不安"的苏联人民代表，倡议召开苏联第六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以通过《关于在整个苏联境内恢复宪法秩序的决定》。 戈巴契夫发表声明："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不可能由3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的意志决定"。 俄罗斯政府向昂纳克宣布，他必须离开该共和国。 戈巴契夫在同记者就别洛韦日协定的谈话中表示，他本人已作好参加这一进程的准备，但他怀疑这条道路不会导致国家的瓦解。 鲁茨科伊认为，"签署独立国协协议的仓促性是不能容忍的"。 挪威承认俄罗斯的独立并宣布愿意与其建立外交关系。 哈斯布拉托夫否认了苏联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某些人关于议会与政府间存在矛盾的说法。他说："我们——无论是政府，还是立法机关——都坐在同一条船上。"戈巴契夫认为他对基本问题的立场与叶尔钦的立场相吻合，尽管外表看起来并非如此。 苏联总统继续履行着自己的义务："在原苏联成员国通过关于成立独立国协的宪法决议以前，只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存在，其所有机关也将继续存在。"苏联总统新闻处代表否认了关于戈巴契夫已签署公开日期辞职书的消息。 芬兰和罗马尼亚承认俄罗斯独立。 戈巴契夫致信阿拉木图会谈代表，他在信中为联合体提出了一个新的名称——欧洲和亚洲国家联合体。 布尔布利斯就12月18日在叶尔钦主持下召开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会议的结果发表了评论。他指出，迄今为止，中亚几个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及亚美尼亚已宣布了自己加入联合体的意愿。 提比里西的战争继续着。武装的反对派正在进攻政府大楼。伤亡人数尚未确切。 种种迹象表明，戈巴契夫在辞职后将领导一个叫作戈巴契夫基金会的组织(1991年8月在戈巴契夫从福罗斯返回后根据其命令成立)。 在阿拉木图回答关于国界问题的时候，叶尔钦说将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保卫独立国协国界。时利钦认为，独立国协国家之间的边界应当是自由购。 自1991年12月24日17时起，苏联不再是联合国成员国。其地位由俄罗斯联邦所取代。 自12月25日起，俄罗斯不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现在其正式名称为俄罗斯联邦(俄罗斯)。 12月25日，戈巴契夫签署丁关于辞去苏联武装总司令职务的命令，并将核武器使用极转交给俄罗斯总统时利钦。 苏联国家银行行长格拉先科请求解除其职务。原因是成立独立国协的协定已签字而且苏联国家银行已撤销。 俄罗斯政府制定了1992年中度预算草案。这是长期以来第一次使新年度第一季度的无赤字预算保平。 该文件已转交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 12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大楼上空已不再飘扬苏联国旗，联盟院上议院通过了一份宣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的宣言。议长阿里姆扎诺夫说，他们履行了自己作为议员和公民的义务。 在最近的几个月中，12％的居民对俄罗斯领导人的信任上升，34％的居民对俄罗斯领导人的信任下降。 在莫斯科举行的独立国协政府代表团会议上，乌克兰和俄罗斯在财政经济问题上的磨擦增大了。 12月30日。独立国协国家首脑会晤。他们认为有必要从法律上巩固早先已达成的协议。据晚间得到的消息，提交与会者审议的所有文件均已签署完毕。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俄罗斯大事记(下) 1992年 1月 1月2日，在莫斯科开始放开物价，这是早已允诺的举措。这次提价不仅涉及食品，而且涉及工业商品和服务项目。多数商店已停业盘点，营业商店柜檯上几乎也都空空如也。 苏联储蓄银行停止营业。 从1月2日起，郊区火车票价平均提高5倍，这是十月铁路的劳动集体做出的决定。 认1992年1月1日起，莫斯科和华盛顿关于停止向阿富汗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生效。 1月2日晚，反对派控制的乔治亚电视台播放了反对派军事委员会告人民书，称篡夺政权的加姆萨胡尔季阿总统已被推翻，权力转归军事委员会。从1月3日起，提比里西实行紧急状态和宵禁。乔治亚目前暂时为两个政权并存。 与乌克兰领导人就黑海舰队指挥权问题进行的谈判在基辅结束，但一无所获。备商店没有肉、奶、油出售，许多商店的鸡蛋10个卖18卢布。 哈萨克斯坦提出申请，要求被接受为联合国成员国。 乔治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1月6日离开自己的"库房"。隐入不为人知的方向。在这之前，他曾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说，叛乱分子将很快被消灭。 据俄通社报导，加姆萨胡尔季阿越过亚塞拜然边界，前往巴库。 哈萨克斯坦总统努·纳扎尔巴耶夫发布命令，自1月6日起共和国也改行自由价格。 1月7日，里加公共汽车全天停驶，因为缺少燃料——柴油。拉脱维亚建议俄罗斯以4-6%的燃料支付通过维茨比尔斯的石油产品输送费，并建议俄罗斯用石油支付驻扎在拉脱维亚境内的原苏联驻军的食品费用。
第125页 俄罗斯总统叶尔钦下令授予西拉耶夫待命全权大使级别。 从1月10日起，俄罗斯联邦政府禁止把"严重短缺的日用消费品"和"个别食品"运出国外。 根据宣布的无核国家的原则，乌克兰开始从核装备上拆除战术核武器。 1月13日，哈斯布拉托夫议长礼节性地会见义大利参议员代表团。在会见过程中，议长谈到俄罗斯形势时声称："目前正形成这样一种态势。它已经使人可以建议总统更换事实上无行为能力的政府。" 从苏联总统周围的人口中得知，戈巴契夫现在正准备撰写一部关于去年12月所发生事件的书。 一些西方评论员指出，哈斯布拉托夫的发言史无前例的强硬，称此为"向整个政府的第一次直接挑战"。 路透社记者揭示了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在立场上的相似性。 从1月13日起，白宫成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这一国家机构的单独所在地。总统的工作人员在总统正式官邸所在的克里姆林宫，政府在老广场原苏共中央大楼办公。 通过一项关于把1／4的国有财产无偿地移交给劳动集体支配的决定。 1月15日，加姆萨胡尔季阿在苏呼米过了一夜，次日前往祖格季季。他在那里出席了群众集会，号召自己的拥护者进军提比里西，并宣布国内战争开始。 1月17日，经过一个星期的罢工后，卡拉干达煤矿区除一个矿井外，所有的矿井都恢复了生产。 盖达尔答日本《东京新闻》记者问时说："经济改革一旦失败，俄罗斯现政府将让位于新的行政机构，但问题在于取代它的将可能不是一个民主政府。" 1月18日，克格勃的新主人——巴兰尼科夫搬入了克格勃主席办公室。 1月21日，副总理盖达尔宣布，俄罗斯今年第一季度未能实现无赤字预算。他还说，在最好的情况下，赤字大约为115亿卢布。 住房和住宅私有化已经开始，卢日科夫签署了第一批证明住房所有权的证件。从3月1日起，莫斯科市内的所有交通费都将涨价，乘坐任何城市交通工具一次均需50戈比。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讨论了叶尔钦总统的国家预算咨文。副总理盖达尔向议会摄交了一份预算草案。为保证该草案的强硬性，盖这尔提出一条主要论据，即任何扩大支出款项的企图必然会成为高通货膨胀的推动力。预算草案的主要原则是极其严苛的节约。 俄罗斯1月初在国家就业部门註册的失业人员总数为6万人。据俄罗斯联邦居民就业委员会主席普罗科波夫估计，10月份全俄失业人数将达到700-800万人。 1月25日，叶尔钦在答"abc"电视公司记者问时，发表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声明，据俄罗斯总统说，部署在俄境内的核飞弹今后将不再以美国为目标。 叶尔钦声明，在当前把原苏联武装力量裁员70万人之后，独立国协武装力量总额将为250万人。 在对英国进行短暂的工作访问以后，叶尔钦启程前往纽约出席国家和政府首脑级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2月 "俄罗斯下令将不再提高价格。"布尔布利斯如此反驳关于物价要再次飞涨的谣传。 哈斯布拉托夫举家迁入休谢夫大街10号住宅(面积约400平方米)。这套住宅原先是为勃列日涅夫修建的。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新莫斯科"农工联合会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在"水兵寂静"监狱呼吁自己的集体像保护极富生命力的机构一样保护农工联合会。 2月6日，哈斯布拉托夫会见美国卡尔涅吉基金会代表时声明："俄罗斯已开始了高通货膨胀。" "劳动俄罗斯"运动、"劳动莫斯科"运动、"俄罗斯共产党"等党派在练马场举行群众集会。据参加者估计。参加集会的约有10万人。人们高喊保卫警察、保卫苏联军队、保卫苏联政权、反对取缔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抗议分裂国家等口号。 2月11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形势急剧恶化。流血战斗使许多人丧生。 2月14日，在储蓄银行1美元换120卢布。 美国国务卿贝克飞抵莫斯科，在这里，他将与时利钦进行在戴维营奠定了基础的谈判。 克拉夫丘克在基辅向记者声明，叶尔钦无权代表整个独立国协进行战略裁军谈判。 原苏联总统戈巴契夫答《莫斯科回声》报记者问时，批评了独立国协成员国现领导人的行为。戈巴契夫说，他对"他们在分崩离拆过程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那种优柔寡断、反应笨拙和无责任心"而感到吃惊。 从1992年3月起，苏共中央档案将向所有希望查阅的人开放，而且只需在现代文献典藏中心阅览室登记即可，正式的阅览证在2月25日开始预定。 副总统鲁茨科伊答《西班牙先锋报》记者问时，表示贊成停止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诉讼程序。 他说："我们不应当开创可能导致不测后果的先例。"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议会监督国家安全机关活动的决定。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预测，俄罗期食品生产有可能大幅度下降。 阿斯卡尔·阿卡耶夫呼吁大众新闻媒介领导人重建独立国协统一的信息空间。他说，如今该地区居民有许多出版物收不到，当前急需解决的是中央电视台和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时间的缩短问题。
第126页 3月 新任命的俄罗斯高级政府官员：盖达尔出任第一副总理，马哈拉泽任副总理，就是对当局的小圈子来说，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从中可得出一个结论：这次调整力量配置的主动权在总统手中。过去，他一般是把这类问题提交给信得过的人的小圈子去讨论。 车臣的反对派准备通过武装斗争途径推翻杜达耶夫，此事现已家喻户晓。 谢瓦尔德纳泽抵达提比里西。在加姆萨胡尔季阿执政时，他连任在本国的机会都没有。 设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国际基金会——"戈巴契夫基金会"。 俄罗斯同独立国协其他国家准备取暖季节以后放开石油价格。 举行各运动和政党领袖、各级苏维埃代表、"爱国主义"报刊编辑人员大会。参加会议的有25个政党、运动和组织。会议决定建立联合反对源。 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证实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两国有核武器这一事实。但是，他解释说，可"百分之百地排除"它们接近和动用这些武器的可能性。 俄罗斯总检察长斯捷潘科夫3月10日夜记者招待会上声明，原苏联人民代表想召开自作主张的代表大会的意图没有法律依据。 独立国协联合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声明，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早在两年前已没有核武器。 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停止从乌克兰运出战术核武器，因为"动荡和混乱没有把握保证运出共和国边境的核武器得到销毁面不落入坏人之手。" 美国前总统尼克森严厉批评布希当局对俄罗斯的政策。他确信，叶尔钦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西方化"的政治家。 许多苏联人民代表以筹备第六届代表大会组委会的名义发表声明说，他们不准备让出代表权力，因为只有选民才能收回这种权力。 3月30日，西乔治亚地区局势急剧恶化。加姆萨胡尔季阿的武装拥护者破坏了原先跟国务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占领了谢纳希、霍比、阿巴沙和波季等城市。 全世界骑士联合会主席奈马尔·卡拉巴赫男爵(澳大利亚)的代表授予鲁茨科伊荣誉证书和高级骑士勋章——"白十字奖章"，授予鲁茨科伊这种奖赏的理由是他"忘我地为人民服务"和在1991年8月保卫了民主。 俄罗斯政府副总理沙赫赖3月30日向俄罗斯总统递交了辞呈，原因是"提前剥夺俄罗斯政府成员的人民代表的授权"。 3月31日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条约，未在条约草案上草签的只有鞑靼和车臣两个共和国的代表。 4月 叶尔钦否决了现部长会议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辞职的可能性。他宣布说，"我们不能在代表大会上任意支配以改革为目的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确实是以改革为目的。这是一个大胆的、和睦的和年轻的班工"哈斯布拉托夫提出一个必须选择的经济计划，并声明说，议会在改革进程中领导反对派。计划名称是"继续发展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实质上，文件反映的是院士彼得拉科夫和抄塔林的观点。哈斯布拉托夫称他们是"材料"的主要起草人。文件主张放慢业已开始的市场进程，以便首先在国内建立市场基础设施。 4月2日，1美元兑换160卢布。 由于哈斯布拉托夫提交的经济计划，人们向沙塔林院士提出了问题。沙塔林声明，文件有"笨拙的挑拨言论，其目的是利用我的名字给俄罗斯的根本利益造成不可补救的损失"。后来查明，亚夫林斯基与这份文件没有任何关系。 4月6日，俄罗斯联邦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开幕。 哈斯布拉托夫号召代表们以国民协商的精神开好这次大会。会议就日程问题展开了讨论，最使代表激动的有两个问题，即新宪法草案和经济改革进程。 鲁茨科伊对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访问使摩尔多瓦和俄罗斯联邦本来就紧张的关系更加复杂，更趋紧张。摩尔多瓦政府抗议俄对其内政的粗暴干涉，这种干涉让人想起"帝国的作法"。摩尔多瓦政府在给叶尔钦的电报中，指责鲁茨科伊在蒂拉斯波尔的讲话是"不负责任的"。 4月7日，叶尔钦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经济改革进程的报告，总统提醒代表注意，国家在去年底曾处在多么危急的状况之中。他说，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唯一正确的决定——实行改革的方针，预算政策已大大紧缩，主要目的是避免发生高通货膨胀。叶尔钦高度评价了改革的初步成果。 代表大会第一天的事件之一是鲁茨科伊的发言，他谈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之行的印象。他的立场是明确的：俄国军队应当保护俄国人，不论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有人问他，俄国军队应不应该保护，比方说，加拿大的俄国人的利益，却未得到明确的团答。 bbc英国广播公司报导，近来哈斯布拉托夫对布尔布利斯的抨击甚至比攻击盖达尔更猛烈，根本不称呼布尔布利斯的名字，而称他为"某些科学共产主义的教授"。 据《消息报》报导，4月7日深痪，鲁茨科伊给中央银行行长马秋欣打电话，要他绘"复兴"银行拨款70亿卢布。马秋欣拒绝这一要求后，鲁茨科伊说一定要撤销他的职务。 4月9日，时利钦签发把黑海舰队划归俄罗斯管辖的命令。前不久克拉夫丘克也签发过下项把黑海舰队划归乌克兰管辖的类似命令。
第127页 议会计划、预算和价格委员会主席彼奇诺克向第6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说，俄罗斯的日通货膨胀率为1％"戈巴契夫被作为苏联共产党财政经济活动案的证人传讯到俄罗斯总检察院。 一些西方政府明确池表示，它们对盖达尔内阁的辞职将做出否定性的反应。 前不久被克拉夫丘克停止的从乌克兰境内把战术核武器运往俄罗斯的行动又重新开始了。 乌克兰和俄罗斯总统达成了协议，各自有关黑海舰队的命令停止生效。 叶尔钦总统在俄罗斯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讲话，其主要内容是阐述执行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严厉批评了想在代表大会上剥夺执行机关现有权利的企图。他还说，他相信在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之间将建立对话机制。4月22日，莫斯科市教师为要求社会保护，截断于特韦尔大街莫斯科苏维埃围墙附近的交通。 "七国集团"首脑们重申：它们准备促进俄岁斯的改革，并准备向独立国协提供总额为24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 今年4个月内，俄罗斯联邦的农场数量已经增加了1倍。 莫斯科医务工作者罢工。他们的平均工资在莫斯科最低，只有774卢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复兴与开发银行同意接收俄罗斯和13个原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家(除阿塞拜理外)为自己的成员国。 据立陶宛消息，戈巴契夫已同意充当1991年1月维尔纽斯军事袭击案的证人。这次袭击曾造成17人死亡。 俄罗斯宪法法院预定在5月26日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联邦议员团关于叶尔钦总统解散苏联共产党并没收其财产的命令不符合基本法的申请。 5月 从5月1日起，俄罗斯联邦《关于提高劳动最低工资法》生效，规定最低月工资额为900卢布。 圣彼得堡决定徵收3项地方税：广告税，拍卖和抽奖税，酒类销售税。 德国总理科尔声明，德国在援助原苏联共和国方面已达到本国能力的极限，呼吁美国和日本提供帮助。 按布尔布利斯的声明，莫斯科决定不顾美国的压力履行向印度提供火箭发动机的合同。 自5月7日起，俄罗斯的白酒和食用酒精将实行自由价格。实际上是废除国家对烈性酒精饮料生产的垄断，丽葡萄酒和啤酒可由任何所有制的企业生产。 叶尔钦宣布一项命令，自1992年5月7日起，他开始担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一职。 俄罗斯就作为全权成员国加入欧洲委员会一事提出申请。 俄罗斯司法部"对俄罗斯共产党提出正式警告"，因为该党低毁俄罗斯权力和管理机关及总统的声誉和尊严。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布命令，宣布成立共和国武装力量。 戈巴契夫驳斥关于他每次发言都从美国得到10万美元报酬的谣传。 5月12日，时利钦签署关于提高能源价格的政府决定。 5月15日，"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在夜间新闻节目播发了叶尔钦的讲话。人民代表伊萨科夫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刚恢复工作的例会上发言，对总统讲话时的形象品头论足，说池那副样子令人可疑，指责他喝醉了酒，并呼吁最高苏维埃对总统这种行为给予评价。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命令克里米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在5月20日前撤销宣布国家独立的法令。 从5月18日开始，俄罗斯能源价格根据总统签发的政府决定提高4-5倍。 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共和国领袖斯米尔诺夫建议马卡绍夫将军担任军事顾问。摩尔多瓦总统在基什涅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说马卡绍夫已接受了这个建议。 爱沙尼亚外交部预告说，认5月20日起，共和国将为独立国协公民制定特殊的入境制度。 5月19日，纳扎尔巴耶夫在华盛顿白宫会见了美国总统布希，双方均对两小时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 "劳动俄罗斯"运动首倡团在俄罗斯的18个城市活动，就支持对叶尔钦辞职进行全民公决一事徵集签名。 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把给商业银行贷款的年利率提高到80％。 莫斯科苏维埃打算在卢比扬卡广场原捷尔任斯基纪念碑的底座上修一座十字架，以便永远纪念被国家安全机关镇压的牺牲者。 经济和政治研究中心的资料说明，在放开物价之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约占60-80％，面现在这个比重已有所增长。 俄罗斯总统从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撤回第14集团军的决定，引起了居民的强烈反感。当地居民围住了俄罗斯军队。 6月 从6月1日起，原属苏联的许多地区都提高或放开了某些食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 6月1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决定本国国家节日是独立日。 萨哈林人准备庆祝南干岛群岛节，这是一种旨在反对把南干岛群岛转交给日本方面的行动。 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指责鲁茨科伊促成了第14集团军在共和国的侵略行动。俄罗斯中央银行领导人马秋欣和拉斯卡兹奇科夫辞职。 盖达尔在《结局》电视节目里发表讲话，指责议会和哈斯布拉托夫造成了现金赤字。 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在克里姆林富接见罗曼诺夫一家时，赠给格奥尔吉大公一架歼击机模型和一把真正的哥萨克军刀。
第128页 卢日科夫签署一项命令，决定莫斯科从6月6日起对面包、牛奶和酸牛奶实行自由价格。 亚夫林斯基集团对新政府经济成就的评价是"彻底失败"。 公布了俄罗斯副总理的新名单：萨尔蒂柯夫、希日、切尔诺梅尔金、丘拜斯和舒梅科。总统在接见"改革"议员团时指出："这是对盖达尔班子的加强，因为他们都是各部门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家，而且又是改革的拥护者。" 叶尔钦因母亲患病飞往中乌拉尔，并在那里停留了两天。叶尔钦在一次会见乡亲们时说，从1993年春季起，才能彻底放开燃料价格。 6月11日各交易所的美元牌价为112。3卢布兑1美元，卖出总额为3655万美元。6月13日，戈巴契夫因"使党和国家垮台"而在苏联共产党会议上被开除出党。 6月15日，叶尔钦总统启程飞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叶尔钦总统在飞往美国的当天签署一项命令："委託叶戈尔。季姆罗维奇·盖达尔行使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职权。" 17名人民代表声明，他们不信任叶尔钦和俄罗斯政府。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对新闻界採取歧视措施，所以，今后只允许俄通社一塔斯社、俄新社和《国际文传电讯》的代表列席主席团会议。 美国和俄罗斯总统在第一轮最高级会谈后发表声明，说双方已就核武器总储备在2003年以前缩减2／3以上达成协议。这一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器的消息为世人所震惊，因为这在以前连提都不可能提出来。 正在以色列进行私人访问的戈巴契夫被授予巴尔一伊列大学哲学名誉博士学位。 俄罗斯和美国总统的会谈以签署39份文件而圆满结束。 克拉夫丘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乌克兰贊同美俄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因为基辅已决定清理核武库，成为无核国家。 谢瓦尔德纳泽给鲁茨科伊发出一封公开信，在信中谴责了鲁茨科伊对主权国家的侵略意图。 从6月22日夜里到23日，"阿蒙"特种部队士兵与集会群众在"奥斯坦基诺"电视台附近发生冲突。这次集会是不顾市警察局的禁令面组织的。 开始在阿尔扎马斯一16号基地销毁从乌克兰运来的战术核武器。 莫斯科城市交通费从6月24日起将再翻一番，每张票为1卢布。 从6月23日起，莫斯科的白酒价格降到每瓶为106一118卢布。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声明："我国宪法制度正受到威胁。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抗已经接近极限。"最高苏维埃呼吁所有对互力量务须认清这一严峻形势，表现出为国家命运负责的精神。 独立国协成员国政府首脑在明斯克举行会谈。 莫斯科苏维埃代表打算提议居住在英国的原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布科夫斯基出任市长。 7月 俄罗斯从7月开始徵收土地税。 鲁茨科伊在"公民联盟"成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联盟"不是反对派，而是支持总统的建设性力量。" 7月4日。莫斯科"玻璃原料制品厂"停产半小时，抗议叶尔钦政府的政策。这是1992年莫斯科最大的一次工人政治罢工。 叶尔钦从慕尼黑"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未空手而归，他做到了一年前戈巴契夫未做到的事情，"七国集团"同意开始落实庞大的从经济上援助俄罗斯的计划。 7月11日，莫斯科国际外汇交易所的美元牌价下跌了43个百分点，降到130。5卢布兑1美元。 俄罗斯政府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决定在一年内把国家预算赤字降到国内总产值的5％。 7月13日，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了最高苏维埃关于《消息报》的决议草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认为，它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法定继承人，因此，《消息报》的出版权应归它所有。 7月21日，在庆祝海军节的训练中，"815"号护卫舰突然升起乌克兰国旗。并放弃训练。驶向奥德萨。 7月22日，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例会通过一项决议：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易名为阿布哈兹共和国，并实行1925年制定的旧宪法。乔治亚国务院认为该决议无效，并且指出，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的行为必将使国内出现一个新的紧张局势策源地。副总统鲁茨科伊最近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的着作《俄罗斯农业改革》将很快问世。两天前。鲁茨科伊还宣布自己的另一部着作《民主派的强大政权》将很快出版。 摩尔多瓦和俄罗斯总统签署和平调解德涅斯符河沿岸地区冲突的协议。 "公民联盟"第一次会议的与会者声明："政府的经济战略是反人民的和反俄罗斯的。" 帕夫洛夫对记者宣布。"1991年8月17日晚上，我与戈巴契夫在电话上交谈了半个小时，他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 根据智利驻莫斯科使馆工作人员的恳切要求，昂纳克不得不离开大使馆。 7月30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菲拉托夫在白宫会见记者们时说。今天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总统回到了宪法委员会的主席台，要在宪法未通过之前，一直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各权力机关从这里开始平衡，开始相互协调。
第129页 关于科济列夫很快辞职的传闻没有任何依据。总统新闻秘书科斯季科夫说："这个问题既没有提出来，没有讨论过，纯属政治谣言。" 8月 8月4日，叶尔钦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今后他们与克拉夫丘克将互称"你"和直呼其名。这次终于找到了哪怕是暂时解决黑海舰队问题的办法：舰队脱离独立国协武装力量编制，并至少在3年内转归俄罗斯和乌克兰联合指挥。舰队将有两名司令，只有两国总统才有权决定他们的任免。 加拿大小麦委员会宣布，它将停止向俄罗斯运送粮食。这是根据与联邦政府协商做出的决定，理由是俄罗斯不履行金融义务，严重拖欠支付。 俄罗斯储蓄银行提高居民存款利息。 谢瓦尔德纳泽和叶尔钦通过电话谈判，就关闭俄罗斯和乔治亚边界达成协议。乔治亚国务院官员认为，这可以解决战斗队员从北高加索进入共和国境内的问题。 8月28日，莫斯科国际外汇交易所的卢布牌价大跌，已达到205卢布比1美元。 8月31日，国家财产委员会主席丘拜斯宣布，在1992年10月1日以前将印完第一批4000万张俄罗斯私有化证券。 9月 卢布价格继续下跌。9月1日，1美元兑换210.5卢布。 9月2日，叶尔钦声明，他原则上没有听到关于日本外务相渡边在克里姆林宫会晤中提出任何新建议的消息。叶尔钦再次提醒，他有解决领土问题的14项方案，他强调指出，俄罗斯和她的总统不能在任何压力的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 俄罗斯主张完全取消护照体系。将以个人身份证代替目前有效的护照。 9月3日，独立国协各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于莫斯科举行。乔治亚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 为了保障俄罗斯北方冬天所需燃料，为了保障不中断大规模的收割工作，俄罗斯暂时停止对日本与西欧的石油产品供应。 俄罗斯总统推迟访问日本引起纷纷谣传，人们对此作出各种猜想。对此，叶尔钦本人的说法是："日本对于岛群岛问题的态度十分强硬。我们对此不能同意。况且，像戈巴契夫上次访问那样，到了东京一无所获，反而被极端主义情绪的学生们赶得到处跑——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她的总统都无法忍受这种屈辱。" 9月16日，在拉脱维亚议会表决中只差几票而未能通过允许俄罗斯军队在拉脱维亚共和国领土上具有"占领"地位的议案。 9月17日，反对派议会集团"俄罗斯统一"的代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右翼和左翼反对派正在联合起来共同为推翻总统和俄罗斯政府而斗争。 9月22日，1美元兑换241卢布。 自10月1日起，设立于俄罗斯与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亚塞拜然和乔治亚边境上的64个海关检查站开始投入使用。 戈巴契夫在访问德国之后自己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顺便解释自己不打算出席宪法法庭会议的原因："这不是宪法法庭。这是在宪法法庭范围内的政治活动……我不允许把自己纳入这场戏剧。他们不会强制我出席法庭。" 10月 10月1日，1美元兑换309卢布。 叶尔钦签署《关于1992年在莫斯科州实行私人建筑用地拍卖的实验的命令》。安全部和外交部得到指示，在戈巴契夫未出庭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的情况下，不允许他出国。为此，戈巴契夫被迫推迟他访问汉城与卢泰愚总统会晤以及讲学活动之计划。 10月13日，"记忆"协会会员对《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社编辑部进行了袭击。10月20日，在与记者们进行会晤时，哈斯布拉托夫感到身体不适。他的血压升高，脸色苍白，头痛。俄罗斯议会议员、俄罗斯卫生部第一副部长杰尼先柯得到允许进入患病的哈斯布拉托夫的办公室。根据各种症状诊断为中度麻醉性酒醉症。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否定了叶尔钦和俄罗斯联邦备共和国首脑会议提出的关于推迟召开第7次非常代表大会的举行日期的建议。会议将在12月1日举行。 叶尔钦签署了关于取消守卫最高政权机构所在地管理局、取消俄罗斯联邦管理局——由议长哈斯布拉托夫管辖的具有5000名武装人员编制的管理局的命令。 11月 11月4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了由格拉先科担任俄罗斯中央银行代理行长的职务。 俄罗斯联邦总统在会见俄罗斯几所着名大学的校长时宣布，1992年秋季不再从大学生中徵兵。 11月10日，根据莫斯科国际外汇银行的行情，1美元兑换403卢布(上一次公布的行情为399卢布)。 叶尔钦在飞往伦敦之前签署了关于任命沙赫赖为北奥塞梯和印击什临时行政当局首脑的命令。11月12日沙赫赖应前往符拉迪卡夫卡兹任职。 萨温中将递交辞呈，请求辞去俄罗斯内务部中部部队司令的职务。他是刚从北奥塞梯紧急状态区回来之后立即辞职的。 根据苏呼米野战军事法庭的判决，在阿布哈兹的一名俄罗斯僱佣代理人被处决。 11月17日，莫斯科举行了一场不动产拍卖活动，此次活动是莫斯科市政府委託"阿尔法一埃斯杰特"股份公司及其分公司组织的。结果是：有6个项目拍卖成交。总成交额超过25亿卢布。
第130页 盖达尔到乌拉尔进行工作访问。在访问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时，他指出，生产量下降的低谷已经过去。 11月18曰，叶尔钦抵达汉城。他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第一次访问应标志着俄罗斯的"积极东方政治"的开端。 11月25日，电视部门的领导人叶戈尔·雅科夫列夫被撤销职务。他被指责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项决定是根据总统命令作出的。命令中指出："其原因是他在报导实行紧急状态地区之事件的组织工作中出现过失，同时，他违背了俄罗斯总统关于对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印古什共和国领土上发生之事的新闻报导传播需加以限制的命令。" 11月26日，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上对政府就娩救经济避免危机的紧急措施纲领进行讨论，成了会议中心议题。与人们的预测相反，辩论的开始是在认真的、积极的气氛中进行的。未发生任何过火行为。 自11月19日至24日，在莫斯科，围绕私有化证券产生了一阵轩然大波。在一周当中，黑市上的证券价格从4100-4300卢布升至7500卢布。在实际交易过程中曾到达过8000卢布。 签署了一项关于撤销波尔托拉宁的出版与情报部长职务的命令。他被解职是"出于个人的意愿"。 签署了一项关于取消总统国务秘书这一设置的命令。因此，布尔布利斯相应地被解除此项职务，他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组组长。 11月30日公布了宪法法院的决定。总统的三项命令中多数内容被认定合乎宪法，有一部分被认为不符合宪法c禁止苏联共产党与俄罗斯共产党的最高级组织形式，符合宪法；至于地方基层组织，这些组织有权进行活动。党从国家方面据为已有的那部分财产，应予取消，而纯属党的那部分则不应取消。关于苏联共产党的宪法合法性问题，法庭末表态。关于这一诉讼，法庭不再审理，因为实际上自1991年8月该党已不复存在。 12月 12月1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议。叶尔钦和政府成员出席了开幕式。 12月2日，哈斯布拉托夫阐明了对俄罗斯经济改革进程的观点。他把当前形势概括为极端复杂和越来越糟。存在着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生产滑坡，另一个问题是人们的贫困化。经济已经失控。他提出了自己的摆脱危机的途径。 评论家奥托·拉齐斯在分析哈斯布拉托夫12月2日所作报告的时候，一语道破地指出，报告人不仅在玩弄徵引数字的花招，关键是他举出的是一些明明知道是没有根据的资料。 "明天，代表大会应该结束。"12月7日哈斯布拉托夫说。代表们以掌声支持这个建议。一个主要的战役——修改宪法——已经结束。余下的便是决定谁出任政府首脑。叶尔钦提出的人选是盖达尔。有消息说，叶尔钦12月8日将提名。 人民代表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一决议实际上恢复了10月27日叶尔钦命令中取消的俄罗斯联邦守卫最高政权机构所在地管理局。 12月8日，交易所的美元行情1：419卢布。 12月10日，叶尔钦发表告俄罗斯公民书。他说，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形成了对于政府和总统的工作来说无法忍受的条件。最高苏维埃想拥有全部权能与权益，但是不想负任何责任。改革已走入死胡同，我们所作的积极努力有被毁的危险。叶尔钦说，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进行全国公民投票，他号召公民们徵集签名。总统许诺，不管结果如何。他将服从人民的意志。 曾在代表大会上发过言的宪法法院院长佐尔金号召立即举行谈判，以达成协议，他自告奋勇愿作中介12月11日，私有化证券行情跌落。在3天当中由7800卢布跌至6800卢布。 12月12日，在佐尔金的参加下，叶尔钦和哈斯布拉托夫进行了谈判。签订了《关于稳定俄罗斯联邦宪法体制的协议书》。 12月14日举行代表大会会议，一开始反对派的代表激烈要求严格执行星期六通过的关于摆脱现有危机的决议。阿斯塔菲耶夫声称，发生了反宪法政变，"政变集团已经夺权"。戈利亚切娃发言揭露了盖达尔的"反人民"活动。今日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星期六决议所确定的新框框来选举总理。 12月15日，切尔诺梅尔金被选为俄罗斯联邦政府首脑。此人自1989年任"天然气工业公司"(康采思)董事长。1992年被任命为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盖达尔宣布他们离开内阁。盖达尔的班底也宣布将离开内阁。 德国总理科尔抵达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 1993年 1月 1月3日，鲍里斯·叶尔钦与乔治·布希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声明："俄罗斯-美国关于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没有给乌克兰规定任何义务，该条约的有效范围不扩至乌克兰领土。" 亚塞拜然的国务秘书帕纳赫。古谢诺夫在巴库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卡拉巴赫冲突的解决将不在莫斯科或华盛顿，看来，应当在战场上。"这是巴库官方当局对俄美总统就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问题发表的联合声明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两大国的总统认定冲突双方应负同等的责任，可是没有回答主要问题：双方当中，哪一方是侵略者?靠国家预算生活的俄罗斯的机关、组织、企业中的工作人员的最低劳动工资自2月1日起为2250卢布。
第131页 再过一些日子，爱沙尼亚的居民欲进入列宁格勒州需购买通行证。此前不久，进入普斯科夫州已经採取收费办法。 自1992年12月29日至1993年1月5日，居民所需的70种主要食品的价格上涨了9。5倍，这是根据俄罗斯统计委员会提供的数字。最近两个星期来，上述物价共上涨19％。这是实行自由物价体制以来除了1991年第一个星期之外第一次发生如此快速的物价上涨。 "沃尔加绍尔"矿自1992年12月4日开始罢工，现在正孤军奋战地继续对抗。沃尔库特地区其他矿上的工人拒绝加盟罢工，工人们向宣传鼓动员们说，虽然他们承认"沃尔加绍尔"矿工人的要求是合理的，但认为当前採取罢工手段不合适，因为罢工有害于改革。 1月12日，车诺比核电站的一座辅助设施楼起火。火灾于1个小时之内被扑灭，未发生伤亡，放射性物质对周围的影响末见变化。 根据爱沙尼亚共和国国防部长哈因·列巴斯提供的情况，在爱沙尼亚领土上有505个属于俄罗斯军队的设施，其中按照法定程序移交给爱沙尼亚国家的仅有53个。拉脱维亚与俄罗斯的检察官在里加谈判结束。谈判中讨论了里加特种警察的前副指挥官谢尔盖·帕尔费诺夫的命运问题。拉脱维亚副总检察官安灿斯认为形势对帕尔费诺夫来说是很有利的。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举行公民投票的日期为4月l1日，并确定3月1日公布公民投票时向人们提出的问题。 白宫加强了守卫力量。观察员们认为採取极严厉的安全措施同1月15日发生的事件有关，当时一些反对派团体组织了纠察队，阻挠人民代表进入大楼。 1月19日的美元行情达到了创纪录水平——l美元兑换474.5卢布。 1992年的石油开採量为3.84亿吨，比1991年减少6400万吨。 基什尼奥夫市与蒂拉斯被市的代表团就解决德涅斯特河沿岸冲突举行谈判，末取得结果。 1月29日，在俄罗斯新闻大厦授予宪法法院院长佐尔金"民族协调"奖金。在特别委员会的决定中指出，授予他这项奖金是为了表彰"他于12月9一10日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表现的公民应有的行为"。 7个参加国的首脑签署了独立国协章程。没在文件上签字的国家首脑是：乌克兰、摩尔多瓦和士库曼斯坦的首脑。 俄罗斯共青团员创立会议重建共和国的共青团组织——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在4月公民投票活动中将不会有胜利者"，俄罗斯议会首脑哈斯布拉托夫宣称。他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演讲时声称，无论採取何种方案进行公民投票，所带来的结果无疑是只具有消极意义。 "在农工综合体事业中可以避免不景气"。鲁茨科伊在俄罗斯农工综合体工作人员工会中央全会上宣称。这位农业改革的监护人指出，被人们说成是註定要垮台的、如今尚存在的集体农庄结构完全具有生命力。 1993年1月26日，全俄公民投票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建立公民投票区的决议。共设立89个投票区。 1月29日，在讨论俄罗斯议会致人民代表的预算咨文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通过向俄罗斯最高法院追加拨款3250万卢布的决议，该项拨款将用于组织审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案"。此项决议得到通过。 根据国家统计委员会的资料，去年，俄罗斯人口数量在战后年代以来第一次发生绝对数字减少的现象。 俄罗斯人口减少了7万余人，全国人口为1。486亿人。 1月，主要粮食商品的价格上涨了25％。1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为126％。在俄罗斯已经一连4个月每月物价递增25%以上。 切尔诺梅尔金签署政府《关于国家调整面包及面包相关产品的价格的决议》。据亚美尼亚国防部提供的情况，在双边基础上与亚塞拜然共同解决战俘问题的一切努力均末奏效。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局停止转播俄罗斯"新闻"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2月 根据谢瓦尔德纳泽的命令，提比里西的警察当局进入兵营式紧急状态。该共和国的内务部、国防部和检察院需採取措施防止人们攻击俄罗斯军人与军事设施。 俄罗斯联邦总统发布一个不得公开发表的命令，批准设立又一个新的机构——与犯罪和贪污受贿作斗争的安全委员会下设的跨部门委员会。 1993年俄罗斯应偿还的贷款额为400亿美元。俄罗斯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格拉兹耶夫说，这个数目实际上相当于今年出口全部计划收入的大部分，倘若不能达成延期偿还贷款的协议，那就得按时偿还。 2月11日，俄罗斯总统叶尔钦同哈斯布拉托夫与佐尔金在大克里姆林富"绿厅"举行会晤。会晤内容未向新闻界透露。 2月12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同犯罪进行斗争全俄会议。预计，参加会议工作的有总统叶尔钦、副总统鲁茨科伊、内务部部长叶林、安全部部长巴兰尼科夫。 鲁茨科伊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 俄罗斯宪法法院认为时利钦发布的命令中《关于保卫俄罗斯宪法体制的措施》条款不符合宪法规定，恰是因为依据上述措施规定解散了民族拯救战线的组织委员会。 鑑于通货膨胀之现实。个人年收入需纳所得税的起点幅度提高到20万至100万卢布。年收入所得税之起点税率为12％。
第132页 有4种惩罚形式从俄罗斯的执法实践中消失，它们是：流放、驱逐出境、剥夺自由并进行强制劳动，有条件的离开被剥夺自由的地方并进行强制劳动。 摩尔多瓦外交部向俄罗斯外交部递交抗议照会。 抗议的缘由是部署在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俄罗斯第14军进行了演习。照会中对下述事实表示不安：上述军事演习未经摩尔多瓦领导的批准。 俄罗斯联邦政权中的3个分支——执政部门、立法部门和法院——将拥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保卫系统。俄罗斯议会在两院联席会议上通过一项立法——《关于国家对俄罗斯联邦政权最高机构和这些机构任职人员的守卫》——之后，作出此项决定。 2月21日至22日之夜晚，一架军用飞机对苏呼米市进行了轰炸。根据在阿布哈兹的乔治亚指挥部之说法，俄罗斯应对此项行为负责。 谢瓦尔德纳泽宣布，如果再听到诸如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所作的关于俄罗斯对乔治亚的黑海沿岸领土有战略兴趣之类的声明，如果再继续类似对苏呼米市进行火箭轰击的行动，乔治亚将被迫宣布全国总动员。 乔治亚议会通过决议，声明不允许俄罗斯军队再次进入阿布哈兹，并认为此类行动是明显的介入冲突。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定：3月10日提前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 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主席阿尔金巴声明，谢瓦尔德纳泽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阿布哈兹领土——这是对阿布哈兹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 3月 3月1日凯梅洛夫州一些煤矿举行警告性罢工，财政府末满足工人们的要求表示抗议，因为早在2月初就向政府提出了这些要求。 3月2日，在莫斯科就时利钦与布希于1月3日签订的俄美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问题举行了议会听证会。 3月4日，恰如人们所料，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整个上午都在讨论预定于3月10日提前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讨论议题。这次代表大会的目的是取消公民投票。 卡巴尔达人民议会要求俄罗斯总检察长斯捷潘科夫作出道歉，因为他于2月28日在电视台的"结论"节目中指控卡巴尔达人民议会企图通过暴力途径夺取政权并已组成武装力量，竭力破坏联邦条约。 3月9日晚，距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开幕仅仅数小时，最高苏维埃举行了联席会议，会上的唯一议题是：讨论总统向公民投票参加者提出的问题。 亚塞拜然国防部宣布禁止从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地区的作战地区向外发布每日战况报导。 3月11日，代表大会第2天的日程以总统的发言开始。他坚持主张讨论关于宪法体制之稳定的问题，并以自己的论据主张将中央银行及其他联邦财政机构纳入政府的组成部分。 乌克兰向俄罗斯支付了第一笔天然气款项。 代表大会第3天的讨论表明，政治紧张气氛达到了极点。总统提出的对关于宪法形势稳定的决议进行修改的建议未得到通过。当日，叶尔钦、暗斯布拉托夫和佐尔金举行了秘密会谈。 3月13日，代表大会闭幕。大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定，拒绝批准进行公民投票。原准备用于公民投票所拔的200亿卢布决定拨给社会保障事业和安置军人的工作。 "实际上，我们面临着俄罗斯与乔治亚之间发生公开冲突的危险。"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于3月15一16日之夜在古米斯特河沿岸整个战线上局势骤然加剧之后作了如上声明。 俄罗斯政府发表声明，支持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统及其立场。 3月20日，叶尔钦通过两个电视频道向俄罗斯公民发表谈话。他说，他作为总统深感有责任保证维护俄罗斯联邦的统一与完整，因此他签署丁关于执政特别秩序命令，一直到克服政权危机。 3月24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一开始就由宪法法院秘书宣读就叶尔钦告俄罗斯公民书一事所做的结论。最高苏维埃的决定为宣布弹劾总统提供了根据。 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设立自己专有电视节目"俄罗斯电视议会"的决定。 3月26日，俄罗斯第九次人民代表大会提前召开。代表大会上就弹劾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尔钦的议案进行了表决。计票结果，此项议案未获通过。 大会通过丁关于4月25日举行全俄公民投票的决定。 3月29日，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午的会议上，哈斯布拉托夫声称，他指控总统与其周围的人"号召暴乱"。 3月30日，在俄罗斯议会主席团秘密会议上讨论了一个文件，根据这份文件将建立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防卫部。预计这个部的人员编制近2000人。 4月 格瑞那达民族党代表会议主席团和库兹巴斯工人委员会理事会作出结论：在目前国内的形势下，全面达到他们的要求已不可能。他们决定中止罢工。 "鑑于亚美尼亚对亚塞拜然的侵略规模日益扩大"，亚塞拜然总统4月3日发布命令，在全共和国境内实行紧急状态，为期60天。 俄罗斯边防军班的10名军人在塔吉克斯坦被身份不明的武装战士扣留。 俄罗斯联邦政府经济行情中心宣布，通货膨胀指数在3月份为117.4％，整个第一季度为190％。
第133页 哈斯布拉托夫4月9日声称，苏维埃是民主的主要基础，今天谈取消它们"真是太可笑了"。 亚·鲁茨科伊在全民公决前剩下的时间里没有看到同俄罗斯总统和解的途径。他是在"公民联盟"领袖们召开的关于行将到来的全民公决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表明这一点的。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开始散发反总统的传单。 "为人民改革的社会委员会"签的订单，直接由最高苏维埃编辑出版部交给"消息报"出版社。这些订数高达几百万份的超速出版物由最高苏维埃编辑出版部付款。 4月22日，最高苏维埃新闻处散发了通告，关于从4月25日夜至26日将出现"国家政变"的消息。安全部发表声明，认为"这种挑衅行为是把实力机构捲入政治对抗之中，从而加深俄罗斯政权的现存危机的水不休止的企图的继续。时利钦总统亲自下命令解除鲁茨科伊负责农业问题的职务。4月26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b·卡扎科夫宣布4月25团投票结果的最新数据。用他的话说，这些数据与最终统计结果的数据差别只是在百分点上。名单上是1.07亿个公民，参加全民公决的人数为64.5％。前来投票者贊同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的为投票人数的58.5％和52.88％。贊同第三和第四个问题的为32.64％和41.4％。总统获得了信任。4月26日，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哈斯布拉托夫号召不要沉醉于全民公决的结果，他将这种结果解释为完全是"波尔托拉宁一戈培尔式宣传"的作用。 俄罗斯联邦总统向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首脑和边疆区、州和自治专区的领导人提交了新宪法草案。 5月 首都行政机关发表声明说，由于新共产党人的五一挑衅活动，数十名游行者和数百名民警受伤。这一活动把这些大规模混乱的组织者将受法律制裁。 莫斯科的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弗拉基米尔·托洛克涅耶夫，五一冲突中在列宁大街上受伤，并于5月5日死在医院。 俄罗斯人离开车臣和印古什。用捷列克河流域哥萨克军区格罗兹内依处的长官的话说，每天有50个左右的俄罗斯家庭通过印古什和北奥塞梯边境迁居国外。 5月14日，叶尔钦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谢瓦尔德纳泽。会见的结果是，决定从5月20日起停止乔治亚一阿布哈兹冲突地区的战火。 5月19日，在俄罗斯总统叶尔钦和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的主持下，召开了俄罗斯联邦安全理事会跨部门委员会会议，讨论同犯罪行为和贪污受贿作斗争。委员会听取了切尔诺梅尔金关于五一事件的报告。调查证实，政治挑衅行为是有计划的。准备就绪的战斗员参加了这一对抗法制秩序的行动，还用装载车把鹅卵石运到骚乱地点。 总统新闻处发布了1993年5月20因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召开立宪会议和结束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拟定工作的命令》全文。 最高苏维埃拒绝参加6月5日由总统组织的立宪会议工作。 民族拯救阵线的领袖们建立了捍卫宪法和立宪政体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拟于6月3日召开自己的立宪会议，5月31日之前，黑海舰队的200多只战舰在目已的桅杆上升起了俄罗斯安德烈耶夫旗，他们已不再等到1995年即黑海舰队命运过渡时期的结束。 6月 6月1日，美元的兑换率为1050卢布比1美元。 哈斯布拉托夫在议会中心大厦的各级苏维埃代表会议开幕式上讲，"代表制政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人民的支持"。 俄罗斯政府批准了为了开展个人副业土地买买程序。 最高苏维埃以152票同意了致立宪会议的申请，请求对总统的那些损害副总统的宪法地位的行为作出结论。 由于6月5日立宪会议第一次全会上发生购事件，据各种资料表明。哈斯布拉托夫的50-120名拥护者退出大会。事件没有改变会议的议程，大会继续进行。 "奥斯坦基诺"广播电视公司的领导表示，坚决汉对同以安皮洛夫为首的亲共产党人的组织的一些代表进行单独会谈，因为他们要求每天都为他们安排电台电视广播。 6月17日，立宪会议的参加者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新宪法的草案的声明。 俄罗斯总统签署命令，从7月1日起放开煤价，并为採煤部门提供一系列对外经济的优惠政策。 塔吉克斯坦禁止反对党的活动。共和国最高法院的审判委员会通过了此项决定。 黑海舰队司令部的军官会议向水兵们发出号召："从7月1日起，在黑海舰队的所有舰船升起具有历史意义的安德烈耶夫旗。" 7月 斯维尔德洛夫州苏维埃以多数票通过决定，在州领土上建立乌拉尔共和国。 乌克兰议会通过一项文件，宣布共和国对"原苏联布置在其领土上的核武器"有拥有权。 最高苏维埃开始收集为召开新的人民代表非常代表大会的签字，代表大会召开的拟定日期为6月207月7日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案的诉松重新开始，但只进行了30分钟就结束，决定推迟2个月再开庭。原因是季贾科夫和亚纳耶夫的律师生病了。 议会同意起诉原俄罗斯人民代表舒梅科的刑事案件。对舒梅科的刑事案件起诉的直接根据是1993年6月22日开始的、已经真相大白的"官员贪赃受贿案"材料。
第134页 6月24日，中央银行宣布，决定停止使用流通中的1961一1992年发行的货币。 俄罗斯总统在会晤安全部领导成员时，通告他发布的一项命令，解除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长巴兰尼科夫的职务，因为他本人纵容破坏道德准则，以及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其中包括领导边防军的错误。 莫斯科兵役委员会招募自愿兵，他们将按合同入伍服役于驻扎在塔吉克斯坦的201摩托化步兵师。 把里加特种部队的原副司令帕尔菲诺夫和其他5个囚犯转交给俄罗斯当局。 8月 俄罗斯总统新闻供稿处驳斥关于叶尔钦病重的传闻。7月31日，《真理报》报导，在"民主俄罗斯"运动范围内讨论了因国家领导人健康状况恶化而更换国家领导的可能性。 在弗拉季高加索，北奥塞梯紧急状态地带临时管理局的领导因古舍季伊·波利亚尼切科和临时管理局联合武装力量的司令科列茨基被打死。 俄罗斯总统和立陶宛总统没有按计划签署关于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撤出立陶宛领土的协定。 8月5日，在叶尔钦的主持下，召开了同犯罪行为和贪污受贿斗争的踏部门委员会会议。叶尔钦说，委员会今后将实行每周工作制。 早先声明自己脱离卢布区的几个国家的首脑，现在又请求俄罗斯领导恢复这一区域。 照总统8月10日会见新闻记者时的说法，"9月这个月，将解决宪法、选举问题，我们必须通过一个关于俄罗斯政权的决议"。叶尔钦解释说，他现在很少在电视上露面，是因为加紧对9月份的准备。 8月19日，俄罗斯联邦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会上宣布，打算在今秋选举议会。 俄罗斯出版信息部长费多托夫提出辞职。他在声明中说，这样做是出于政治原因，俄罗斯司法部长在仔细研究了民族拯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之后，向其提出正式警告。司法部发现，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某些说法是在号召武装推翻现行制度。 同犯罪行为和贪污受贿斗争跨部门委员会，开始向莫斯科市检察长波诺马廖夫转交关于鲁茨科伊的材料。 8月28日，乔治亚爆发了真正的反政府武装起义。前总统的支持者占据了国家的3个最重要城市——谢纳基、霍比和阿巴什。 9月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发布通告，俄罗斯联邦总统作出《暂时撤除鲁茨科伊和舒梅科的职务的决定》。作出这个决定是鑑于他们互相控告对方营私舞弊而给国家政权造成了损失。 乌克兰领导人和俄罗斯领导人在克里木会晤并签署协定。根据协定，黑海舰队是统一的，并全部转交俄罗斯管辖。 总统签署命令，成立制定俄罗斯联邦宪法统一一致的草案工作小组。副议长里亚博夫被任命为小组主席。 军人集团"姆赫德利奥尼"的首领、乔治亚政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贾巴·约谢利阿尼在议会会议上严厉批评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方针。之后，谢瓦尔德纳泽提出辞职。但是议会以多数票否决了他的辞职。 9月18日，叶尔钦在访问捷尔任斯基内务部队独立师时宣布，叶戈尔·盖达尔将被任命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9月21日，俄罗斯总统亲自下令停止人民代表大会和现行最高苏维埃的权力。定于12月ll-12日选举新的立法政权机关——联邦会议。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人 名 索 引（上） 阿法纳西耶夫·尤里·尼古拉耶维奇 1934年生于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历史学博士，教授。1987一1991年间任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1991年5月起改为国立俄罗斯人文大学)。曾被选为苏联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苏联跨地区议员团领导人之-。1991-1992年任"民主俄罗斯"运动协调委员会两主席之一。1993年成为建立"独立公民倡议"集团的发起人。 阿卡耶夫·阿斯卡尔·阿卡耶维奇 1944年生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克米区，毕业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下同)精密力学和光学学院。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科学院院士。1986一1987年任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科学和教育部部长。1989一1990年任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长。自1990年起任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统。1992一1993年间兼任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政府主席。 阿列克西二世(阿列克西·米哈伊洛维奇。里迪格尔) 1929年生于塔林，毕业于列宁格勒宗教训练班，后又毕业于宗教学院。神学博士。1986一1990年为列宁格勒和谱沃戈罗德市东正教都主教。同时还受託管理塔林和爱沙尼亚的教区。从1990年起为莫斯科东正教宗主教和全俄大牧首。 阿列克谢耶夫·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 1924年生于奥廖尔，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学院。法学博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和法学)通讯院士。1989一1990年为苏联最商苏维埃成员，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法令、法律和法制问题委员会主席，1989一1991年兼任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现为总统委员会成员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司法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
第135页 安德烈奥蒂·朱利奥 1919年生于罗马，毕业于罗马大学法律系。多次出任外交部、国防部、财政部、内务部、国库、工业部、贸易和手艺部、预算、国家南部地区发展等部部长。1972一1992年曾6次领导义大利政府。自1992年起为终生议员。 安德罗诺夫·约纳·约诺维奇 1934年生于列宁格勒。1989年任解救苏联在阿富汗战俘委员会两主席。 1991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和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 奥西波夫·尤里·谢尔盖耶维奇 1936年生于托波尔斯克，毕业于国立乌拉尔大学数学力学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90年任苏联科学院乌拉尔分院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和国立莫斯科大学教研室主任。1991年任俄罗斯科学院院长。从1992年起任跨部门航天鑑定委员会主席兼俄罗斯总统科学技术国家奖励委员会主席。 安皮洛夫。维克托，伊万诺维奇 1945年生于库班，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新闻系。1978一1985年任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记者、政治评论员。1991年任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任该党机关报《快报》编辑。1992年任"劳动俄罗斯"运动协调会议执委会主席。1993年10月7日，涉嫌参与10月3-4日莫斯科事件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阿卜杜拉季波夫·拉马贊·哈吉穆拉多维奇 1946年生于达吉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毕业于国立达吉斯坦大学历史系。1990一1993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自1992年起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民族院主席。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民族和联邦事务国家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4年1月出任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副主席。 阿倍洛夫·弗拉基斯拉失·阿列克谢耶维奇 1945年生于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阿尔斯克区，上将军衔。1989一1990年间任苏联空降兵司令。1990一1991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91年l1月退为预备役。1993年10月7日因参加10月3-4日间莫斯科事件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阿文·披得·奥列戈维奇 1955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991-1992年阎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兼馈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第一切部长。1992年2-12月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同年6一12月兼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货币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现任"阿里夫银行"行长、"芬独"金融公司总经理。 巴尔苏科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1947年生于利佩茨克州，毕业于最高苏维埃高级军事指挥员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将。从1992年起任俄罗斯警卫总局局长、莫斯科克里姆林富卫队长。 巴卡京·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 1937年生于克麦罗沃州基谢廖列夫斯克市，毕业于新西伯利亚建筑工程学院，尔后又毕业于苏联共产党中央社会科学院。1988一1990年任苏联内务部长。1990一1991年为苏联总统委员会委员。1991年为苏联安全会议成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来为苏联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共和国间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苏联总统国防会议成员。1992年3月任经济和社会改革国际基金会副主席，同时兼任该基金会政治和民族间问题局局长。 巴克拉诺夫·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 1932年生于哈尔科夫。毕业于全苏动力学院。1983一1988年任苏联通用机器制造部部长。1988一1991年任苏共中央书记，主管军工综合体工作。1991年8月前任苏联总统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8月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巴兰尼科夫·细克托·獭夫洛维奇 1940年生于滨海边疆区，毕业于高级警官学校，大将。从1961年起在内务部机关工作。1990年9月至1991年8月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部长。1991年8一12月间任苏联内务部部长。1991年12月至1992年1月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安全和内务部长。1992年1月出任俄罗斯安全局局长。1992年1月至1993年7月任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部长。1993年7月被解除俄罗斯安全部部长职务。1993年10月4日作为10月3-4日莫斯科事件参加者之一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帕夫洛夫·瓦连京·谢尔盖耶维奇 1937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莫斯科财经学院。1986年任苏联财政部第一副部长。1986一1989年间任苏联国家价格委员会主席。1989一1991年间任苏联财政部长。1990一1991年间任《实业界》报纸出版银行团董事长。1991年任苏联政府总理兼苏联内阁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国家安全会议成员。1991年8月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巴图林·尤里·米哈伊洛维奇 1949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全苏法学院和国立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法学博士。1991年在沙赫纳扎罗夫(苏联总统戈巴契夫的助理)办公室工作。1993年3月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委员会成员。从1993年6月至1994年1月担任俄罗斯总统法律问题助理。自1994年1月起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民族安全问题助理。
第136页 贝克·詹姆斯·艾迪生 1930年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毕业于普林斯敦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1981一1985年任里根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1985一1988年任美国财政部长。1989一1992年任布希政府国务卿。从1992年8月至1993年1月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披得拉科夫·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 1937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90一1991年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苏联总统经济问题助理。1991年任俄罗斯科学院市场问题研究所所长。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 披得罗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1939年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下塔吉尔市，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和斯继尔得洛夫斯克高级党校。1985一1988年间任苏共斯维尔得洛夫期克州委第一书记。198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交通邮电委员会主席。1988一1991年间任苏联驻古巴待命全权大使。1991年8月至1993年1月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主任。从1993年起任国家投资公司领导人。 比尔施泰因·鲍里斯·约瑟福维奇 1947年生于维尔纽斯，高等法学肄业。从1972年起担任维尔纽斯纺织厂厂长。1979年去以色列。1980年在耶路撒冷以他的名义註册了两个公司。1982年移居加拿大，并很快获得加拿大国籍。同年又迁居瑞士，在那里註册了未来的家族总公司"西阿比科"的第一家分公司。"西阿比科"的名称是由鲍里斯·比尔施秦因的儿子——西蒙和阿列克斯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和他们的姓及"公司"一词的第一个音节构成的。后来他在香港、纽约、莫斯科、多伦多、罗马、布鲁塞尔、特古西加尔巴、比什凯克、基什尼奥夫、基辅也註册了"西阿比科"公司。该公司目前已成为出售独立国协国家原料的中间商。 别斯梅尔特内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1933年生于阿尔泰边疆区比斯克市，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88一1990年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90一1991年任苏联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1991年任苏联外交部长(1991年8月事件后辞职)。1991一1992年担任对外政策协会政策分析中心主任。1992一1993年任对外政策协会会长。从1993年起任前外长世界理事会主席。 波波夫·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 1936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正式成员(院士)。1977一1980年间任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问题》杂志主编。1990一1991年间任莫斯科市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1991一1992年间任莫斯科市市长。从1992年起任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两主席之一、总统委员会成员。 波尔托拉宁·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 1939年生于东哈萨克斯坦州列宁诺戈尔斯克，毕业于国立哈萨克大学和苏共中央高级党校。1986一1988年间任《莫斯科真理报》编辑。1987-1991年间任苏联记者协会理事会秘书、新闻社政治评论员。1990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联邦出版和新闻都部长。1992年曾兼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副主席。1992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新闻中心负责人。从1992年6月起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专门委员会主席。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新闻政策和邮电委员会主席。 被洛兹科夫·伊万·库兹米奇 1935年生于库尔斯克州，毕业于全苏函授财经学院和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及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1985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90年4月兼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先后曾当选为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1990一1991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博尔金·瓦列里·伊万诺维奇 1935年生于雅罗斯拉夫尔州，毕业于k·a·季米里亚泽夫莫斯科农业学院经济系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1985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87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1990年为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1991年8月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件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布尔布利斯·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 1945年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第一乌拉尔斯克市，毕业于国立乌拉尔大学哲学系。1990一1991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全权代表、俄罗斯高级咨询协调委员会工作组组长。1991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国务委员会秘书。1991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联邦国务秘书、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副主席。1992年5一l1月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国务秘书。1992年ll-12月任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小组组长。从1993年起担任国际人文和政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 布技金·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 1939年生于待维尔州别热茨克市，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1986一1990年间任苏共加里宁市中心区委第一书记。曾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1991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大众新闻媒介、社会团体、群众运动联络和社会民意研究委员会主席。1993年1月任俄罗斯"奥斯坦基诺"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主席。1993年12月被解职。
第137页 博恰罗夫·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1941年生，中业于诺里尔斯克工学院和克技斯诺亚尔斯克大学法律系。1980一1990年间任布托沃建筑材料联合公司经理。1990一1991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91年10月任"布德克"康采恩董事长，1991年11月兼"卢索一宝尔特维斯特"康采恩董事长。现任俄罗斯国际俱乐部主任。曾被选为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 布希·乔治·赫伯特·活尔特 1924年生于麻萨诸塞州米尔顿城，毕业于耶鲁大学。战争期间当过美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1975一1977年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1981一1989年间任美国团总统。1989一1993年间任美国总统。 第聂纳罗夫·爱德华·德米特里耶维奇 1936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伏龙芝高级海军学校和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下同)新闻系。1988一1992年间任苏联教育科学院教育革新中心主任。1990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长。从1992年起为俄罗斯教育科学院主席团成员。1992年l1月至1993年12月任俄罗斯总统教育政策和人文改革问题顾问。 杜达耶夫·焦哈尔·穆萨耶维奇 1944年生于车臣一印古什自治共和国车臣市。1951年毕业于巴拉绍夫飞行员航空军校。1969年毕业于ho·a·加加林军事航空学院。1982年毕业于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退役空军少将。1987一1990年间驻爱沙尼亚重型轰炸师师长、塔尔图卫成司令。1990一1991年间任车臣人民全国大会执委会主席。1991年当选为车臣共和国总统。从1992年起兼任车臣共和国政府主席。 杜纳耶夫·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 1939年生于乌里扬诺夫州。毕业于苏联内务部高等警官学校及苏联内务部科学院。1990一1991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副部长。1991年9一12月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部长。1992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93年10月4日因参与莫斯科10月3-4日事件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费奥多罗夫·鲍里斯·格里戈里耶维奇 1958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莫斯科财经学院。1989-1990年间任苏共中央社会经济部顾问。1990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财政部长。1992一1994年间任俄罗期联邦财政部长。1993一1994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副主席。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预算、税收、银行和财政委员会俄罗期联邦中央银行信贷货币政策分会主席。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 菲拉托夫·谢尔益·亚历山穗罗维奇 1936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1991年1-11月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1991年11月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93年1月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主任、安全会议成员。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 菲利波夫·披得·谢尔盖耶维奇 1945年生于敖德萨，毕业于列宁格勒航空仪表制造学院。1992年6月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党两主席之一。1993年2月任总统委员会成员，3月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社会经济政策分析中心主任。从1994年3月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信息保障局局长。 弗拉索夫·尤里·彼得罗维奇 1935年生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顿涅茨克州马克耶夫卡市，毕业于萨拉托夫苏沃洛夫军事学校及h·e·朱可夫军事航空学院。1960年获得第17届奥林匹克比赛冠军。从1967年起从事文化工作。曾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 盖达尔·叶戈尔·铁木罗维奇 1956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1990一1991年间任苏联国民经济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1991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主管经济政策的副总理。1991年兼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和财政部长。1992年兼任俄罗斯联邦财政部长。1992年3-6月任俄罗斯政府主管经济改革的第一副总理。1992年6一12月任俄罗斯政府代总理。1993年9一12月任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俄罗斯经济部代部长。1993年12月至1994年1月任俄罗斯政府第一副总理。现为俄罗斯国家杜马成员。从1994年起任国家杜马"俄罗斯选择"议员团主席。 格德良·捷利曼·霍连诺维奇 1940年生于乔治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哈尔卡拉基区，毕业于萨拉托夫法学院。1983一1990年间先任侦察员，后任苏联总检察长重大案件高级侦察员。1990年4月按照苏联最高苏维埃给苏联检查长的指令被清除出检查机关。因缺乏犯罪证据，1991年8月苏联检查院停止对侦察员捷·格德良和尼·伊万诺夫的刑事起诉。从1993年起任俄罗斯人民党主席。现为"新俄罗斯"党团领导人。 戈巴契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1931年生于斯塔夫罗彼尔边疆区，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期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经济函授系。1970一1978年间任苏共斯塔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78一1985年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5一1991年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因1991年8月事件失去了权力)。1988一1989年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一1991年间任苏联总统。曾历任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苏联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从1991年起任国际政治和社会经济研究基金会(简称戈巴契夫基金会)主席。
第138页 戈尔巴乔娃·赖沙·马克西莫夫娜 1932年生于阿尔泰边疆区鲁普佐夫斯市，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近年来从事社会活动，曾任文化基金会副主席。现任"为了儿童消灭世界血液病"国际协会名誉主席。 格拉乔夫·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 1948年生于图拉州。1969年毕业于列宁共青团梁贊高级空降指挥员学校。1981年毕业于优龙芝军事学院。在阿富汗服过役。1990年6月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后任苏联空降兵第一副司令。1991年8月根据苏联总统令被任命为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92年4月任俄罗斯国防部第——副部长。1992年5月升任俄罗斯国防部长。 格拉先科·维克托·弗拉基米罗维奇 1937年生于列宁格勒市，毕业于莫斯科财经学院。从1982年起任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从1993年超进入俄罗斯政府班子并为政府主席团成员。 格拉佐夫·阿赫萨尔别克·哈吉穆尔扎耶维奇 1929年生于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右岸区，毕业于北奥塞梯国立师范学院。1976一1990年间任北奥塞梯国立大学校长。1990一1991年间任苏共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委员会第一书记。1991年4-8月任俄共北奥塞梯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1990年3月至1994年1月兼任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1994年1月当选为北奥塞梯共和国总统。现为俄罗斯联邦联邦委员会成员。 戈里亚切娃·斯维德兰娜·彼得罗夫娜 1946年生于滨海边疆区，毕业于国立远东大学。1986-1990年间任滨海自然保护国际检查院检查长(位于海参崴)。1990一1991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副主席。从1991年起任远东副检查长。 戈洛夫科夫·阿列克谢·列昂纳多维奇 1956年生于北莫尔斯克，毕业于莫斯科电机制造学院。 1990-1991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高级咨询协调委员会切问。1991年任俄罗斯国务秘书布尔布利期的顾问。从1991年12月起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办公厅主任。从1993年1月起任俄联邦政府主席编外顾问。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 格罗莫夫·鲍里斯·弗谢沃洛多维畜 1943年生于萨拉托夫，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和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伏罗希格夫军事学院。上将军衔。1980一1982年间和1987一1989年间曾在阿富汗服役。1989年2月15日随最后一批苏联军人离开阿富汗。1990年12月至1991年9月间任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91一1992年间任陆军第一副总司令。1992年6月任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曾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戈卢什科·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1937年生于哈萨克斯坦，毕业于国立托木斯克大学法律系。上将军衔。1992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第一副部长兼参谋长。1993年8-9月任俄罗斯联邦安全部代部长。1993年9一12月任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长。从1993年12月起任俄罗斯联邦反间谍局局长。1994年2月辞职。 根舍·汉斯一迪特里希 1927年生于赖德堡，毕业于哈雷和莱比锡大学。1952年移居联邦德国。1969一1974年间任联邦德国外交部长。1974一1992年间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宫泽喜一 1919年生于福山市，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1970一1971年任通产相。1974一1976年任日本外相。1977一1978年任国务大臣。1980一1982年任官房长宫。1984一1986年任自由民主党总务会长。1986一1988年任大藏大臣。1987一1988年任日本副总理。1991一1993年任日本总理。 哈斯布拉托夫·鲁斯兰·伊姆兰诺维奇 1942年生于格罗兹尼，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从1972年起开始从事科研工作。1990一1991年间任俄罗斯苏缎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91年10月至1993年lo月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3年10月4日作为10月3-4日莫斯科事件参与者之一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哈韦尔·瓦茨拉夫 1936年生于布拉格。毕业于布拉格音乐和戏剧学院戏剧系。1968年成为"无党派积极分子人权保护俱乐部"成员。1968一1969年间任"独立作家俱乐部"主席。1977年曾是人权保护组织"七七宪章"的创始人和领导人。1989一1992年间任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1993年1月当选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加姆萨胡尔季阿·兹维阿德·康斯坦丁诺维奇 1939年生于提比里西，毕业于国立提比里西大学西语系。1990一1991年间任乔治亚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任乔治亚共和国总统国家安全会议主席。1991一1992年间任乔治亚共和国总统。后来根据乔治亚最高苏维埃决议被解除总统职务。1992年1月6日离开乔治亚国土。1993年12月31日自杀身亡。 杰伊涅金·彼得·斯捷潘诺维奇 1937年生于罗斯托夫州莫洛佐夫斯克市。空军上将军衔。1991一1992年间任苏联空军总司令兼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92年任独立国协空军总司令。1992年10月任俄罗斯联邦空军总司令。 季贾科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第139页 1926年生，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从1956年起在"加里宁机器制造厂"科学生产联合公司(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工作。历任工艺师、党委书记、总工程师、总经理。1990一1991年间任苏联科学工业联合会副主席及苏联工业国营企业和联合公司、建筑、交通与邮电协会主席。1991年8月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杖马决议获大赦。 卡达尼科夫·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1941年生于高尔基城(今下诺夫戈罗德，下同)，毕业于高尔基工学院。1988年12月任伏尔加汽车生产联合公司(位于陶里亚蒂市)总经理。1992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工业政策委员会主席。从1993年起任全俄汽车联合会董事会主席。曾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卡尔梅科夫·尤里·哈姆扎托维奇 1934年生于切尔克斯克市，毕业于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990一1991年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法律、法制和秩序委员会主席。199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解散后在跨共和国司法研究中心工作。1993年4-8月间任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第一副部长兼代部长。1993年8月起任俄罗斯联邦司法部长。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 卡利尼琴科·伊利娅·雅科夫列维奇 1931年生于哈尔科夫州，中业于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上将军衔。1985一1991年间任苏联克格勃边防军局长。1991年任苏联国界保卫委员会主席兼苏联边防军总司令。1991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边防军总司令。1992年7月辞职。 卡贊尼克·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1941年生于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毕业于伊尔库茨克大学。1992一1993年间任鄂木斯克大学教授、鄂木斯克州行政当局民主政策委员会主席。从1993年2月起为总统委员会成员。1993年10月5日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1994年2月辞职。 科别茨·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 1939年生于基辅，毕业于c·m·布坚雷伊军事通讯学院和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大将军衔。1991年8一11月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部长。1991一1992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国防问题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事务顾问。从1993年6月起任俄罗斯联邦军事总监察员兼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副部长。 科尔·赫尔穆特 1930年生于路德维希港，毕业于法兰克福和海德堡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69一1976年间任莱茵兰一法尔茨州总理。1976一1982年间任联邦议院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从1982年10月起任联邦德国总理。 科尔扎科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1950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全苏函授法律学院。从1970年起在苏联克格勃第九局工作。从1985年起为叶尔钦卫队副队长。1989年退休。从1990年起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安全处处长。从1991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安全局局长。 科济列夫·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 1951年生于布鲁塞尔(比利时)，毕业于苏联外交部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89一1990年任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局局长。从1990年10月起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 科科申·安德烈·阿法西耶维奇 1945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1984一1992年间任苏联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从1991年起改为俄罗斯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副所长。从1992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克拉夫琴科·列昂尼德·被得罗维奇 1938年生于布良斯克州，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新闻系。1975一1980年间任《建设报》主编。1980一1985年间任《劳动报》主编。1985一1988年间任苏联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38一1990年间任塔斯社社长。1990一1991年间任苏联国家电视和广播委员会主席。1991年2-8月间任全苏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主席。1991年8月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令被解职。从1993年起任《俄罗斯报》第一副主编兼《人民代表苏维埃消息》周刊代主编。曾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克拉夫丘克 ·列昂尼德·马卡罗维奇 1934年生于乌克兰罗夫诺州，毕业于国立基辅大学经济系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1989一1990年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90一1991年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从1991年12月起任乌克兰总统兼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1992年任国家杜马主席。1993年直接领导乌克兰内阁政府。 克拉萨夫琴科·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1940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1989一1993年间任《经济问题》杂志副主编。1990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经济改革和所有制问题委员会主席。从1993年6月起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柯林顿·比尔·威廉·杰裴逊 1946年生于阿肯色州霍普。毕业于乔治大学、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1975一1978年间任阿肯色州总检察长。1979一1981年和1983一1993年任阿肯色州州长。1993年当选为美国总统。
第140页 克里斯多福·沃伦 1925年生于北达科大州期克兰顿，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史丹福大学。1977一1981年间任卡特政府美国副国务田。从1993年1月起任克林额政府美国国务卿。 克留奇科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1924年生于伏尔加格勒，毕业于全苏法律函授学院和苏联外交部高级外交学校。大将军衔。1978一1988年间任苏联克格勃副主席兼第一总局局长。1988一1991年间任苏联克格勃主席。1990一1991年间任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1991年为苏联安全会议成员。曾任国防会议成员。1991年8月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科罗季奇·维塔利·阿列克谢耶维奇 1936年生于基辅，毕业于基辅医学院，心脏病专家。当过电视和广播节目主持人及《闪亮》杂志编辑。1986一1991年间任《星火》杂志主编。从1991年起在波斯顿大学教书。曾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克鲁奇纳·尼古拉·叶菲莫维奇 1928年生于阿尔泰边疆区。1978一1983年间任苏共中央农业和食品工业局第一副局长。1983一1991年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91年自杀身亡。 甘迺迪·约翰·菲兹吉拉德 1917年生于麻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毕业于哈佛大学。1947一1951年为麻萨诸塞州众议员。1953年代表麻萨诸塞州任参议员。1961年1月当选为美国总统。曾任美国武装力量总司令(按宪法规定)。1963年l1月22日在达拉斯市遇刺身亡。 科斯季科夫·维亚切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 1940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在英国设菲尔德大学进修过，后又毕业于全苏外贸科学院国际经济学系。1967一1992年阅先在"消息"新闻杖，后在俄罗斯新闻社任政治评论员。从1992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新闻发言人。 科伊维斯托·毛诺·亨里克 1923 年生于图尔库，毕业于图尔库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66一1967年间和1972年任芬兰财政部长。1968一1970年间任芬兰总理。1970一1977年间任芬兰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1979-1981年间任总理。1982一1984年间任芬兰共和国总统。 兰茨贝捷斯·维陶塔斯 1932年生于考纳斯，毕业于维尔纽斯音乐学院。1990一1991年间任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一1992年间任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兼临时国防领导小组主席。从1988年起任立陶宛"萨龙季斯"争取改革运动议会委员会主席。从1992年起任立陶宛共和国议会反对派领导人。从1993年起任"祖国联合会"主席。 雷日科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1929年生于顿涅茨克州，毕业于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技工学校和乌拉尔工学院。1971一1975年间任"乌拉尔机器制造厂"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从1975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2一198；年间任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经济部部长。1985年9月至1991年1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1991年1月退休。目前为北雅库特至韩国天然气跨国管道建设方案的总顾问、"军工投资股份公司"顾问。 雷若夫·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 1930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60一1980年间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并先后担任莫斯科航空学院副校长和校长。1989一1991年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科学与技术委员会主席。曾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从1991年起任俄罗斯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从1992年起为总统委员会成员。 列别德·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1950年生于诺沃契尔卡斯克市，毕业于梁贊列宁共青团高级空降指挥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将军衔。1989一1991年间任55599师师长(图拉空降师)。1991一1992年间任主管备战和军事教学的空降兵副司令员。1992年6月任驻顿涅斯特河沿岸14军司令。 列李·弗拉基米尔·约瑟福维奇 1935年生于明斯克，毕业于莫斯科矿业学院。1987一1990年任莫斯科建筑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1991年任莫斯科市副市长、莫斯科建筑投资综合体领导人。从1992年1月起任莫斯科市副市长、莫斯科市远景发展综合体负责人、建设局负责人。 里根·罗纳德·威尔逊 1911年生于伊利诺州坦皮科镇，毕业于伊利诺州龙里卡学校。1966一1975年任加利福尼亚州长。1981-1989年任美国总统(1984年11月6日再次连任总统）。 里亚博夫·尼古拉·季莫费耶维奇 1946年生于罗斯托夫萨利斯克市。毕业于国立罗斯托夫大学法律系。1991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主席。1992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93年任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 鲁茨科伊·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 1947年生于库尔斯克。毕业于加加林军事航空学院和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少将军衔，1985一1986和1988年参加苏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1988年任第40军军事航空力量副司令。1988年被击落并在巴基斯坦被俘。与巴基斯坦间谍相交换，在伊斯兰玛巴德被移交给苏联代表。1991-1993年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统。1993年9月3日被解除副总统职务。1993年10月4日，作为莫斯科10月4日事件参加者之一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第141页 卢基扬诺夫·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 1930年生于斯摩棱斯克，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学博士。1985一1987年间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1987一1988年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1988一1989年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9一1990年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90一1991年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8月30日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件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现当选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 鲁缅采夫·奥列格·格尔马诺维奇 1961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地理系。1990一1991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宪法委员会秘书。1991一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宪法委员会责任秘书。曾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1992年4一10月间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副主席、俄罗斯人国际惧乐部主任。1993年5月任东方基督教大会组委会主席。从1993年2月起任"俄罗斯社会民主中心"党主席。 上一页目　录下一页 □ 作者：鲍里斯·叶尔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人 名 索 引（下） 洛博夫·囊列格·伊万诺维奇 1937年生于基辅，毕业于罗斯托夫铁路交通工程学院。1982一1985年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第二书记。1987一1989年闯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1989一1991年间任苏共亚美尼亚第二书记。1991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切主席。1992-1993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专家委员会主席。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切主席兼经济部长。从ld93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洛普欣·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 1952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1991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部副部长。1991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联邦燃料和动力部部长。从1992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政府主席编外顾问。 卢日科夫·尤里·米哈伊洛维奇 1936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古布金石油和天然气工学院。国际工程科学院院士。1987一1990年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委会第一副主席。1990-1991年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1991一1992年间任莫斯科市副市长。1991年7月任莫斯科市政府首脑。从1992年6月起任莫斯科市市长、莫斯科市政府首脑。 罗斯特罗波维奇·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 1927年生于巴库，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从1948年起在莫斯科音乐协会任独唱演员和教师。1959年起任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从1961年起兼任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教授。1977年任美国国家交响乐队总指挥和队长。1978年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取消其苏联国籍。1990年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恢复其苏联国籍。同时决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取消其国家奖励和苏联人民演员荣誉称号的命令失效。目前侨居巴黎。 卢泰愚 1932年生于庆尚省大邱市，毕业于军事警察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在美国曾学习6个月。60年代曾参加过越南战争。1981年晋升大将，退役后在韩国担任过各种职务。1985一1987年间任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1987一1993年任韩国总统。 马卡罗夫·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 1954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83-1993年间任莫斯科市律师协会律师。1993年6一11月间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反犯罪和黑手党跨部门委员会活动保障局局长。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 马卡绍夫·阿尔贝特·米呛伊洛维奇 1938年生于沃罗捏日州，毕业于妖罗涅日州苏沃洛夫陆军学校、塔什干全军高级指挥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和苏联武装力量总部优罗希洛夫军事学院。退役上将。1989-1991年间任普里伏尔日斯克一乌拉尔军区司令员。1991年9月因被控积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被撤职。1991年10月被开除军籍。1991年10月退休。1991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首任总统大选时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1992年任"劳动俄罗斯"运动协调理事会成员。1993年任民族救国委员会主席。全民市民大会杜马领导人，俄罗斯民族宗教会议杜马成员。1993年10月4日作为莫斯科10月3-4日事件参加者之一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马尔罗尼·布朗恩 1939年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贝科莫镇。中业于新苏格兰省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和魁北克省拉瓦尔大学。1983一1993年间任加拿大进步保守党领袖。1984一1993年任加拿大总理。 马哈拉泽·瓦列里·安东诺维奇 1940年生。1990一1991年间任伏尔加格勒州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1992年任国家主任检察员、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监督局局长、俄罗斯联邦政府主管业务管理的副主席。从1993年起任俄罗斯联邦驻加拿大商务代表。 梅杰·约翰 1943年生于密尔顿(伦敦郊区)。1986一1987年任社会保障和残疾人事务(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部长。1987年任财政部秘书长(内阉成员)、下院保守督导长。1989年任外交和联邦事务太臣。1990年任英国首相、国库首席大臣、国务大臣。
第142页 莫伊谢耶夫·米哈伊尔。阿列克谢洛维奇 1939年生于阿穆尔州。大将军衔。1988一1991年8月23日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91年8月曾临时代理苏联国防部长职务。1991年11月退入预备役。 穆塔利博夫·阿亚兹·尼亚齐·奥格雷 1938年生于巴库，毕业于亚塞拜然石油和化工学院。1979-1982年间任亚塞拜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地方工业部部长。1982-1989年间任亚塞拜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90-1991年间任亚塞拜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90一1992年当选为亚塞拜然共和国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 1960年生于阿拉木固州，毕业卡拉干达工学院。1979一1984年间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84一1989年间任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89一1991年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90年任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4月起任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从1991年12月起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哈萨克斯坦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哈萨克人世界大会主席。 尼克森·里直德·米尔豪斯 1913年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城，毕业于惠特尔学院和杜克大学。1953一1961年间在艾森豪政府中任美国副总统。1969一1974年间当选为美国总统。1974年8月8日因"水门事件"而辞职。 潘金·鲍里斯·德米特里耶维奇 1931年生于伏龙芝，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新闻系。1965一1973年间任《共青团真理报》主编。1973一1952年间任全苏版极公司董事长。1982一1990年间任苏联驻瑞典特命全权大使。1990一1991年间任苏联驻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1991年8-11月间任苏联外交部长兼苏联总统政治协商委员会成员。1991一1993年为驻英国待命全极大使。从1993年9月起退休。 普戈·鲍里斯·卡尔洛维奇 1937年生于特维尔，毕业于里加工学院。1976年在苏联和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中将军衔。1977年任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0年升任主席。1984一1988年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90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90一1991年任苏联内务部部长。1991年8月参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1991年自杀身亡。 普列汉诺夫·龙里·谢尔盖耶维奇 1930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莫斯科函授师范学院。1964一1965年间任苏共中央专员。1965-1967年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967-1970年间任苏联克格勃主席接待室校级军官。1970一1983年间任苏联克格勃处长。1983一1991年间任苏联克格勃第九局局长(从1990年2月起改为苏联克格勃保卫局)。1991年8月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件而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普里马科夫·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 1929年生于基辅，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国立莫斯科大学研究生班。苏联科学院(从1991年起改为俄罗斯科学院，下同)院士。1977-1985年间任苏联科学院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所长。1985一1989年间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8年任苏联科学院院士秘书和主席团成员。1989-1990年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苏联议会党切主席。1990一1991年间任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1991年任苏联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兼第一总局局长，随后任苏联中央情报局局长。从1991年12月起任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 普罗科波夫·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 1958年生于基斯洛沃德斯克，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1991一1992年间曾任俄罗斯联邦居民劳动和就业部第一副部长、俄罗斯联邦居民劳动和就业部居民就业委员会主席。从1992年6月起任俄罗斯联邦就业局局长。 普罗科菲耶夫·尤里·阿纳托利耶维奇 1939年生手卡拉卡尔巴克自治共和国。1989一1991年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90一1991年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8月被作为苏共莫斯科市委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活动案证人被传讯。 普伦斯克涅·卡洛梅拉·达努捷 1943年生于立陶宛，毕业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维尔纽斯国民经济领导人和专家大学。1989一1990年间任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1990一1991年间任立陶宛共和国政府主席，井担任由他本人创建的立陶宛欧洲研究所所长。"东正教联盟"自由派政治组织创始入和领导入。 切尔诺梅尔金·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1938年生于奥伦堡州，毕业于古比雪夫工学院。工程科学院院士。1982一1983年间任苏联天然气工业部副部长。1983一1985年间任苏联天然气工业部副部长兼"秋明天然气工业"全苏工业联合公司局长。1985一1989年间任苏联天然气工业部部长。1989一1992年间任国家"天然气工业"天然气康采思董事长。1992年5一12月间任俄罗斯联邦政府主管能源综合体的副主席。从1992年12月起任俄罗斯联邦政府主席。 切尼·里查德
第143页 1941年生于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毕业于耶鲁大学、坏馈明大学和戚斯康星大学。1974一1976年间任尼克森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从1979中起任美国众议员、共和党副主席和协调委员会主席。1989一1993年间任美国国防部长。 丘拜斯·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 1955年生于明斯克州，毕业于列宁格勒工程经济学院。1990一1991年间历任列宁格勒市执委会副主席、第一副主席、圣彼得堡市市长经济总顾问。1991年l1月任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部长级)。从1992年6月起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副主席。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 日里诺夫斯基·弗拉基米尔·沃尔福维奇 1946年生于阿拉木图，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亚非系"士耳其与土耳其语"专业和该校法律系夜校。1990一1991年间当选为苏联自由民主党主席。从1992年起改任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社马成员。 萨尔特科夫·鲍里斯·格奥尔吉耶维奇 1940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工科物理技术学院。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科学和技术政策部部长。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副主席。从1992年9月起任俄罗斯联邦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国家杜马成员。 柴契尔·玛格丽特(柴契尔夫人) 1925年生于格兰瑟姆(英格兰肯特郡)，毕业于牛津大学。1956年当选进入议会。1970一1974年间任希思内阁教育大臣。1975一1990年间任保守党领袖。1979一1990年任英国首相。辞职并获得夫人爵位后成为上议院成员。 沙波什尼科夫·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 1943年生于罗斯托夫州，毕业于加加林军事航空学院和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空军元帅。1987一1938年间镊苏军驻德国集团军空军司令。1988一1990年间任空军第一副总司令。1990一1991年间任空军总司令兼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91年任苏联国防部部长。1991一1992年间任独立国协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1992一1993年闯任独立国协战略力量司令。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从1994年超级俄罗斯联邦总统驻国家武装和军事技术进出口公司"俄罗斯武器"代表。 沙赫德·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 1955年生于辛菲罗波尔，毕业于国立罗斯托夫大学法律系。1991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法律政策国务顾问。1991一1994年间任俄罗斯政府副主席。1992一1994年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联盟和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从1994年1月起任俄罗斯联邦民族和地区政策事务部长、国家杜马成员、俄罗斯统一和谐党议员团主席。 沙赫纳扎罗夫·格奥尔吉·霍斯罗耶维奇 1924年生于巴库，毕业于亚塞拜然大学。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曾任苏共中央副部长和第一副部长。1988一1991年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91年任苏联总统顾问。从1992年起任社会、经济、政治研究基金会(戈巴契夫基金会)综合问题研究组负责人。 绍欣·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1951年生于阿尔汉戈尔斯科州，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教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1987一1991年间任苏联外交部长经济问题顾问、苏联外交部国际关系局局长。1991年任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劳动就业委员会就业问题研究所所长、俄罗斯苏继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部长。1991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政府负责社会政策问题的副主席兼俄罗斯联邦劳动和就业都部长。1992一1994年间任俄罗斯国际合作和发展公司主席。1992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副主席。1993年任与国际财政组织合作问题委员会主席。1993一1994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副主席。1993年任国家投资公司理事会主席、独立国协咨询协调委员会主席。从1994年起任俄罗斯联邦经济部长。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 沙塔林·斯坦尼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 1934年生于列宁格勒州的普希金城，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89年任俄罗斯科学院经济部院士秘书。1990年为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500天"经济纲领的作者之一。1991年12月任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两主席之一。从1992年起任经济和社会改革("改革")国际基金会主席。俄罗斯联邦政府紧急局势和政府决议方案分析委员会成员。 舍巴尔申·刃昂尼口·弗拉基米罗维奇 1935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中将军衔。从1962年起在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间谍局)工作，历任驻印度间谍副主任和驻伊朗间谍主任。1989一1991年间任苏联克格勃副主席兼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1991年8月22-23日临时代理苏联克格勃主席职务。1991年9月辞职。从1992年起任"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服务"股份公司总经理。 舍南琴科·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 1939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乔治亚工学院。1985年任苏共中央部长。1989一1991年间任苏联总统礼宾处处长。从1992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礼宾处处长。1993年l1月授予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级别。 舍宁·奥列格·谢苗诺维奇
第144页 1937年生于伏尔加格勒州，毕业于托米斯克工程建筑学院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1990一1991年间任苏共中央书记：1991年8月因紧急状态委员会案而被逮捕。1993年3月苏共29大上当选为共产党联盟——一苏联共产党委员会主席。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杖马决议获大赦。 舒梅科·弗拉基米尔·菲利波维奇 1945年生于顿河罗斯托夫，毕业于顿河罗斯托夫工学院。1991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92一1994年任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副主席。1993年10一12月间任俄罗斯联邦出版和新闻部部长。当选为俄罗斯联邦联邦委员会代表。从1994年起任俄罗斯联邦联邦委员会主席，同年2月任独立国协跨议会大会理事会主席 舒什克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尼斯拉维奇 1934年生于明斯克，毕业于国立白俄罗斯大学。白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1967一1969年间任明斯克无线电工程学院主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1969-1986年间任白俄罗斯大学副教授、教授、核物理教研室主任。1986一1990年间任白俄罗斯大学副校长。1990一1991年间任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91-1994年间任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斯疆尔利戈夫·亚历山大·屁古拉耶维奇 1943年生于图拉州，中业于莫斯科公路学院和苏联克格勃在明斯克的高级学校。少将军衔。1990-1991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1991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总统鲁茨科伊的助理，负责国家安全机构改革问题。1991年11月被清除出苏联克格勃机构。现为退休人员。1992年2月任"为祖国复兴而奋斗的军官们"运动两主席之一。1992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民族会议执委会主席。 斯捷潘科夫·瓦连京·格奥尔吉耶维奇 1951年生于彼尔姆，毕业于彼尔姆大学。在检察院机关工作了15年。担任过彼尔姆市和哈巴烙夫斯克边疆区检察长的职务。1991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副检察长。1991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 斯科科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1938年生于海参崴，毕业于列宁格勒电工学院。1986一1990年任"克万特"科学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1990一1991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91年任俄罗斯总统经济顾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安全问题国务顾问。1992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从1993年起任国际和地区经济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俄罗斯商品生产者联合会主席。 斯洛博德金·尤里·马克西莫维奇 1939年生于斯摩陵斯克州，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学院。莫斯科州索耳涅赤诺果尔斯克市人民法院院长。曾被选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 斯米尔诺夫·伊戈尔·尼古拉耶维奇 1941年生于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1987一1989年间任蒂拉斯波耳"电动机器制造"厂经理。1990年5月至1991年12月任蒂拉斯波耳市执委会主席。从1991年12月起任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总统。1990一1991年间为摩尔多瓦人民代表。 斯涅古尔·米尔恰·伊万诺维奇 1940年生于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毕业于基希涅夫农学院。198s-1989年间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书记。1990年任摩尔达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从1990年9月起任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 斯塔罗杜布采夫·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 1931年生于利被茨克州，毕业于全苏农业函授学院。俄罗斯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1977一1987年间任图拉州列宁农庆种子厂主席。1987年任图拉州"新莫斯科州"农工联合公司主席。1986一1991年任苏联农民协会主席。1991年8月作为国家紫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被逮捕。1992年在押释放，担任"新莫斯科州"农工联合公司和列宁农庆主席的工作。1994年2月根强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1994年起任全国农工综合体组织联合会主席。现为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成员。斯塔罗沃伊托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1940年生。上将军衔，技术学博士、院士。1991年任苏联总统政府联繫委员会主席。从1991年12月起任联邦政府联繫和新闻社社长。 斯坦凯维奇·谢尔盖·鲍里索维奇 1954年生于莫斯科州，毕业于莫斯科师范学院历史系。1990年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1990一1992年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第一副主席。1991一1992年间兼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负责社会团体相互关系问题国务顾问、俄罗斯联邦总统政治问题国务顾问。1993年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令被解除顾问职务。现为俄罗斯社会政治中心委员会主席。曾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杖马成员。 苏哈诺夫·列夫·叶夫根耶维奇 1935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莫斯科工程建筑学院。1988年任苏联建设委员会副主席助理。1989一1990年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建设和建筑学委员会主席助理。1990一1991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助理。1991年任俄罗期联邦总统助理。从1994年起负责协调俄罗斯联邦总统社会院的活动。
第145页 索布恰克·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 1937年生于赤塔，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圣彼得堡工程科学院院士。1990一1991年间任列宁格勒市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1991年任圣彼得堡市市长、苏联总统政治咨询委员会成员。1991-1992年间任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两主席之一。1992年12月任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政治委员会成员。1992年为总统委员会成员。从1994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社会委员会两主席之一。曾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囊尔仁尼琴·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1918年生于基斯洛沃德斯克市，俄罗斯作家。197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1945年在东车普鲁士境内按照毫无根据的政治指控被逮捕入狱并判处剥夺自由8年。刑满后被流放，1956年才返回家中。1957年恢复名誉，1969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74年被取消国籍并被驱逐出苏联。因缺乏犯罪依据1991年终止对索忍尼辛叛国罪的起诉。从1976年起侨居美国(佛蒙特州)。 索洛缅采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1913年生于利彼茨克州，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1962一1964年间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64一1966年间任苏共罗斯托夫州委第一书记。1971一1983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83一1988年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退休。 塔尔皮谢夫·沙米利·安维亚罗维奇 1949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体育学院。曾入选苏联国家网球队，参加过戴维斯杯决赛。赢过11场国际比赛。25岁时任苏联国家队高级教练。曾任苏联(独立国协)网球协会主席。1992年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体育和运动顾问。从1993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体育和运动协调委员会主席。 塔拉索夫·阿尔乔姆·米哈伊洛维奇 1950年生。当过"伊斯托克"对外经济协会总经理和苏联合会社理事会副会长。曾当选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 特拉夫金·尼古拉·伊里奇 1946年生于莫斯科州，毕业于科洛缅斯克师范学院函授物理数学系和莫斯科高级党校。1990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苏维埃工作问题和发展自我管理委员会主席。1991一1994年间任莫斯科州沙霍夫斯克区行政首脑。1990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民主党主席。从1992年起任俄罗斯民主党领导人、农民和农场主经营发展基金主席。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 特鲁宾·尼古拉·谢苗诺维奇 1931年生，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学院。1953一1972年间在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当过区检察长，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检察院工作过。1976一1978年间任古巴共和国总检察长顾问。1978一1987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副检察长。1987一1990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副检察长。1990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长。1990一1991年间任苏联总检察长。从1992中2月起任俄罗斯农工建设委员会法律顾问。 图列耶夫·阿曼格尔德·莫尔达加济耶维奇(阿曼·古米罗维奇) 1944年生于克拉斯诺沃德斯克，毕业于新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工程学院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1990年任克麦罗沃铁路局长。1990一1993年间任克麦罗沃州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曾被选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1991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届总统大选时曾被提名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现为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成员。 瓦连尼科夫·瓦连京·伊万诺维奇 1923年生于克拉期诺达尔，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和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大将军衔。1989一1991年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1991年8月因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件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华勒沙·莱赫1943年生，毕业于技工学校。曾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作过。70年代是波兰独立"团结"工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81年被逮捕。1982年获释。后来做过地下工作，组织过反对派。1990年当选为波兰总统。 乌拉日采夫·维塔利·格奥尔吉耶维奇 1944年生于哈巴洛夫斯克边疆区，毕业于梁贊空降指挥学校、国立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和列宁军事政治学院。1989一199。年间任军人、义务兵及其家属社会保护"盾"协会两主席之一。1990年任该协会主席。曾当选为俄罗斯人民代表。1992年"盾"协会解散后出任"军队改革"议员团领导人。1993年加入了"公民联盟"。 乌马拉托娃·萨日 · 扎伊季诺夫娜 1953年生于哈萨克，毕业于罗斯托夫高级党校。1969-1989年间当过电焊工、格罗茨"红色锤子"机器制造厂队长。从1991年l1月起无工作，目前居住在莫斯科。1989年当选为代表苏共的苏联人民代表。现为民族救国阵线政治委员会成员、民族救国委员会成员。1992年为俄罗斯人民爱国力量协调委员会成员。 沃尔斯基·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 1932年生于戈梅利州，毕业于莫斯科钢铁冶金学院。1983-1985年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88一1989年间任苏共中央部长，併兼任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驻亚塞拜然共和国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自治州代表。1989一1990年间任纳一卡特别管理委员会主席。1990一1992年间当选为苏联工业科学联合会主席。1991年任苏联国民经济应急管理委员会副主席。从1992年起任俄罗斯工业和企业家联合会主席。
第146页 沃罗比约夫·安德烈·伊万诺维奇 1928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医学院和中央医师进修学院临床医疗科。1965年担任进修学院教研室主任。1991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联邦卫生部长。曾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现为俄罗斯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中心主任。 沃罗宁·尤里·米哈伊洛维奇 1939年生于喀山，毕业于喀山航空学院。俄罗斯工艺科学院院士。1990一1991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预算、计划、税收和价格委员会主席。1991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俄罗斯共产党人"议员团议员。1993年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 沃罗特尼科夫·维塔利·伊万诺维奇 1926年生于沃罗涅日。1983一1988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88一1990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切主席。1990年为苏联总统联邦委员会成员。1990年退休。 谢米恰斯内·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 1924年生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受过中等教育。1950一1958年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61一1967年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71一1981年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81一1988年间任全苏"知识"协会理事会副主席。 谢瓦尔德纳泽·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 1928年生于乔治亚共和国兰奇胡季区，中业于库泰依斯师范学院。1965-1968年间任乔治亚社会秩序部部长。1968-1972年间任乔治亚内务部部长。1972年任乔治亚共产党提比里西市委第一书记。1972一198s年间任乔治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85一1991年任苏联外交部长。1991中任苏联总统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苏联国际关系部部长。1992年任乔治亚共和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1992年任国家元首、仪长和武装力量总司令。1993中任宪法委员会主席、内务部部长。从1994年2月起临时领导乔治亚国防部的工作。 西拉耶夫·伊万·斯捷潘诺维奇 1930年生于高尔基州，毕业于喀山航空学院。享受外交特命全极大使级别。1980一1981年间任苏联工具机制造和工具工业部部长。1981一1985年间任苏联航空工业部部长。1985一1990年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90一1991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91一1994年间任俄罗斯驻布鲁塞尔欧洲共同体代表。1994年1月退休。 希扎·格奥尔吉·斯捷潘诺维奇 1938年生于阿什哈巴德，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和苏联部长会议国民经济学院。1991年11月至1992年s月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和市长委员会主席。1992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副主席。从1993年6月起任俄罗斯联邦政府专家委员会主席。 亚夫林斯基·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 1952年生于里沃夫，毕业于莫斯科普列汉诺大国民经济学院。1988-1989年间任苏联国家劳动和社会问题委员会社会发展和人口局局长。1989一1990年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办公厅经济改革综合处处长。1990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1991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经济顾问。1991年任苏联总统政治咨询委员会成员、苏联国民经济应急管理委员会副主席。从1993年12月起任经济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现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 雅科夫列夫·亚历山大·马克西莫维奇 1927年生于列宁格勒，毕业于莫斯科法学院。法学博士、教授。从197s年起任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刑法和犯罪学研究室主任。从1994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全权代表(同时在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工作)。曾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雅科夫列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1923年生于雅罗斯拉夫州，毕业于雅罗斯拉夫师范学院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历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一1973年阅历任苏共中央宣传部教官、处长、第一副部长。1973一1983年间任苏联驻加拿大特命全权大使。1983一1985年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5一1986年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6一1990年间为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从1991年起任苏联总统高级顾问、苏联总统特别代表、苏联总统政治咨询委员会成员、国际政治和社会经济研究基金会(戈巴契夫基金会)副主席。从1993年起任俄罗斯"奥斯坦基诺"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代主席(兼职)。 雅科夫列夫·叶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1930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1986一1991年间任《莫斯科新闻》周刊主编。1991年任全苏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主席、苏联总统政治咨润委员会成员。1991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奥斯坦基诺"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主席。1992年11月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令被解除现任职务，另有任用。从1992年起任俄罗斯"奥斯坦基诺"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电视广播印刷产品国营专产企业总经理，兼任《公共报》周报的创始人和主编。 雅库鲍夫斯基·德米特里·奥列戈维奇
第147页 1963年生于莫斯科州，毕业于全苏函授法律学院c1988一1990年间任苏联律师协会理事会责任秘书。1992年任军事改革委员会鑑定专家。1992年任护法机构、特别和信息处在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全权代表、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政府联络和信息处副主任。从1992中起侨居加拿大。 亚罗申科·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 1946年生，毕业于吉尔汽车制造厂工厂大学。1990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外经济联繫部部长、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专利委员会主席。 雅鲁泽尔斯基·沃伊切赫 1923年生于库鲁夫村(卢布林省)，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和总参谋部希韦尔切夫斯基军事学院。1943年？月参加建于苏联境内的波兰军队。毕业于梁贊军官学校。曾担任过军事指挥员、参谋部和党政重要职务。1968一1983年间任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1981年起任波兰部长会仪主席。1981年12月至1983年7月间兼任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1983年11月任波兰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1985年11月任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1989-1991年间任波兰总统。 亚纳耶夫·根纳季·伊万诺维奇 1937年生于高尔基州，毕业于高尔基农业学院和全苏函授法律学院。1966一1968年间任共青团高尔基州委第一书记。1980一1986年间任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联繫协会主席团副主席。1990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90年12月至1991年9月间任苏联副总统。1991年3-8月任苏联安全会议成员。1991年8月参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的决议获大赦。 亚辛·叶夫根尼·格里戈里耶维奇 1934年生，毕业于敖德萨工程建筑学院和国立莫斯科大学。1991年5月怔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经济政策经理处总经理。1992年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企业家理事会成员。1992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政府全权代表。 亚佐夫·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 1923年生于鄂木斯克州，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和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苏联元帅。1987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干部总局局长。1987一1991年间任苏联国防部部长。1990一1991年间为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苏共中央军事政策委员会成员。1991年8月参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被逮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叶林·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 1944年生于喀山，毕业于苏联内务部高级警官学校。大将军衔。自1964年起在内务部机关工作。1983-1988年间任苏联内务部反盗窃和投机倒把总局处长。1988一1990年间任亚美尼亚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90一1991年间任苏联内务部副部长，领导过刑事警察局的工作。1991年9一12月间任苏联内务都第一副部长。1991年12月至1992年1月间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和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从1992年1月起任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部长。 伊格纳坚科·维塔利·尼基季奇 1941年生于索契市，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新闻系。1975-1978年间任苏联部长会议塔斯社副社长。1978一1986年间任苏共中央国际新闻部田部长。1986-1990年间任《新时代》志主编。1990-1991年间任苏联总统助理。1992年任俄通社一塔斯社社长。从1993年起任俄通社社长。 伊柳申科·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 1957年生于克麦罗沃州，毕业于国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学。1989一1990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院内务侦察管理机关侦察和帧讯部监督处检察官(位于莫斯科)。1992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院民族关系法执行监督处副处长。从1993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监察局局长。1994年2月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代总检察长。 伊柳辛·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 1947年生于下塔吉尔市，毕业乌拉尔工业学院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曾在叶尔钦办公室历任叶尔钦在苏共中央和苏共莫斯科市委工作时的助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助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秘书处主任。1991一1992年间任俄罗斯总统秘书处主任。从1992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总统首席助理。 伊萨科夫·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 1950年生于下塔吉尔市，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学院。乌拉尔国立法学院教授。1990一1991中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主席。1993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宪法法律委员会主席、民族救国阵线两主席之一、做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成员。从1994年1月起任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法律和司法改革委员会主席。 伊萨耶夫·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 1935年生于梁贊州，毕业于梁贊农学院。1973一1985年间先后任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1985一1986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採购部第一副部长，1986-1988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面包食品部第一副部长。1988一1990年间任车里雅宾斯克州执委会主席。1990年5-6月间任车里雅宾斯克州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b990-1991年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副主席。从1992一1993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社会经济发展部主任。
第148页 扎哈罗夫·马克·阿纳托利耶维奇 1933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戏田学院。从1973年起任莫斯科列宁共青团剧院总指挥。从1991年起任俄罗斯戏剧活动家协会秘书。从1992年起为该协会主席切成员。俄罗斯人民演员。 佐尔金·瓦列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1943年生于滨海边疆区，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研究生班。1979一1986年间为苏联内务部科学院教授。1986一1991年间任苏联内务部高等函授学校教授。1991一1993年间任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主席。1993年12月被停职。1994年1月宪法法院法官们恢复了他的权力。 (简历资料是由俄罗斯新闻通讯社和俄罗斯外交部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