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雄关：1644年风云局势中的山海关》 第1页 [史学研究] 《帝国雄关：1644年风云局势中的山海关》作者：刘剑【完结】 内容简介 山海关被誉为“天下第一关”，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关城之一。1644年，以山海关为争夺中心，各方势力的刀光剑影在此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明亡清兴大变局的序幕。崇祯、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等风云人物纷纷登场，他们爱恨莫辩的情感纠葛、是非难断的命运抉择，构成了诡谲难测而又充满变数的历史时刻…… 大明王朝的浊暗、满清铁骑的骁勇、大顺政权的仓惶，在帝国雄关的夕照中交织成一幅精彩的画卷…… 作者简介 刘剑，河北省秦皇岛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多年来坚持文学创作与晚明史研究。曾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式离婚报告》、长篇社会小说《天使不在线》等作品，本书是其第一部历史文集。 楔子 这是一个与一座城池有关的故事。一六四四年，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逢的大变局曾在这里揭开了序幕，而后上演的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个诡谲难测而又充满变数的时刻。任何曾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纠缠在这里的人和事，他们的命运和抉择、结局和悲欢，演绎着一段比小说还要好看的历史。 “马迹北阙，犬嗷西方，八九数尽，日月无光。” 这是一个古老的谶言，出自于一部在民间颇有影响的占卜书——《推背图》。《推背图》相传写于唐代，书中此谶写的却是后世——一六四四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事情。 这句谶言写了三个王朝、三个人以及由此产生不同的三种命运。“马迹北阙”写的是当时大顺王朝的建立者李自成，预言中他正骑马向北京进发；“犬嗷西方”写的是李自成的战友张献忠，此时他在四川（古称西方）建立了以“西”命名的“大西政权”；而“八九数尽”则写的是明王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崇祯，八九是相加关系，意味着崇祯一朝只有十七年的寿命，“日月无光”同样是相加关系，日月相加为“明”，意味着大明就要灭亡。 谶言之下还有一段解语：“杨花落尽李花残，五色旗分自北来，太息金陵王气尽，一枝春色占长安。” 解语同样说明问题。李花残，意味着李家天下同样支撑不了多久，“五色旗分自北来”说的是当时的另一种势力——关外满清的五旗子弟，“金陵”是南京福王政权，气数已尽，“一枝春色”意味着清明时节，即清朝的建立。 古老的谶语写尽了一个特殊年代里无数人百转千回的命运。在这古老的谶语出现几百年后，无论是幸或是不幸，一切都被言中。 历史转到了公元一六四四年的春天，适逢大明王朝成立的第二百七十六年。这一年的春天，气候并不温暖。对明王朝拥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那个人来说，死亡的气息正在这扑面的春意中料峭而来，不详之中，更有种难以平息的恐惧感觉。有恐惧之心的人就是谶语中被称为“八九数尽”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不光是他，这个时候，还有很多人也同样有这种感受，恐惧来源于一个名字——李自成。 谶语中说李自成“马迹北阙”，没错，这一年的三月，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抵达北京城外。与此同时，在距京城几百里以外的关外，谶语中的“一枝春色”——由摄政王多尔衮领导的满清军队也准备开拔，这支人数并不多的军队此时已经羽翼日丰，狼行虎视，在这个时候，没有人能无动于衷地看待这个人和他的能量。 当李自成的军队抵达北京城下时，距北京城三百多里外的山海关，还有一个谶语中没有提及的重要人物也带着几万子弟兵拥了进来，他就是大明帝国骁勇善战的吴三桂将军。这一次，他带来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私家军队——关宁铁骑。十几年前，吴三桂以二十骑闯入皇太极的大营，救出他被包围的父亲，此后，他威名大振，简直成为大明帝国最耀眼的明星。从皇帝往下，大家已经一致认为，在最危急的时候，明王朝的最后一线生机就掌握在他的手中。 此时的北京城内，崇祯皇帝朱由检——这个明王朝最高的君主已经意识到他祖宗留下来的江山可能会在自己手中断送，但他还在做最后的努力，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吴三桂和他的关宁铁骑身上。于是，他纡尊降贵，不断发信给吴三桂，加封他为平西伯，封官晋爵后，下了一个几乎是同归于尽般的命令：要他弃宁远，不顾关外大敌满清的威胁，来京勤王。 宁远，距山海关二百里左右，也是明朝除山海关外离京师最近的辽东军事重镇。这是个曾经令明王朝最大的敌人——满清国痛心疾首的地方，曾经因为袁崇焕督师的存在，写下了满清王朝的前身——后金汗国——建国史上最痛心的时刻。后金汗国与明朝最大的一次败仗就发生在这里。老汗王努尔哈赤因此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时放弃宁远，不但意味着放弃关外大量的土地，同时也放弃了当年“辽东三帅”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辛苦开创的大好局面——固若金汤的宁锦防线。 明王朝乃至中国军事史上最杰出的将领有很多在宁远驻守过，吴三桂是最后一个，但他註定不会再有作为。曾经最有作为的袁督师，十年前的肉身已经被北京百姓吃光了，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想起他。那个下令杀他的人，惶惶不可终日，心里充满怨恨与恐慌，但唯独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与愧疚之心。
第2页 吴三桂的铁骑开始由宁远向山海关挺进，除了他的几万军队外，他还带来了宁远的军民数十万人。当吴三桂带着他的关宁铁骑向海关进发时，不知他会不会想起这些前辈的命运。他或许会，因为就在不久前，在明王朝与满清王朝似乎总也结束不了的战争中，他的恩师洪承畴降了，他的舅父祖大寿也降了，当时情形下明朝臣子不是战死、冤死，就是投降……没有其他的路好走。 由一六四四年三月上旬开始出发，心情复杂的吴三桂军队行进并不迅速，日行只有数十里左右，这个速度对于行军中的队伍来说，无疑是很缓慢的。吴三桂和他的关宁铁骑保持着这样的速度，于三月十六日进入山海关。 山海关，这座自明朝修建起已经有了二百多年历史的名城，在当时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关”。这个名称的得来与明建都北京有重要关系，山海关与北京城相隔不过三百多公里，是京师的护翼，更是阻挡关外游牧民族的最后一道屏障。今天我们从地图上看山海关的位置，仍可以看到，它的东面是如今的辽宁省。这一片地方从辽宁锦州直至山海关下，共长约四百里，过去称为辽东，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盘据地，也就是俗称的“关外势力”。而关内，则一马平川，直通华北，全部是汉民族的活动范围。由关外到关内，山海关就像一把巨锁，在从东北进入华北的要道上了保险。“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名也就由此而来。 山海关由明初的大将军徐达修建，后来经谭纶、戚继光、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等明朝几代军事天才重修，由城里到城外，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这套军事防御体系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由里面看，关城呈四方形，外用砖砌，四面均有关门，即东楼镇东，西楼迎恩，北楼威远，南楼望洋；城外设护城河，城南城北则是两座翼城；还有两座罗城，分为命名为东、西罗城，护城河则由其中穿过。山海关的东门面向辽东，是防御之重点。由东门开始，作为当年宁锦防线的最后一关，山海关与辽东整个军事防线形成一条锁链式的结构：出东门三十余里，是山海关第一个前哨军事据点“中前所城”（今辽宁省绥中前所），前面还有一座护卫城名叫“前屯卫”（今辽宁绥中前卫），再前行数十里，是“中后所城”（今辽宁绥中县城）。在山海关城东二里的欢喜岭上，还有一座用于军事瞭望的高地，名叫威远城。这套军事体系，为明王朝建立了几乎是坚不可摧的防线。 但此时，明王朝颁布的命令却是放弃这条防线所有的锁链延伸部分，退到最后的一个终端——山海关城，几代边关将士的战略积累优势，今日毁于一旦！ 崇祯皇帝、李自成、多尔衮；大明王朝、大顺王朝、大清王朝，谶语中出现的这些人物，在一六四四年的这个春天，他们的命运註定要被放在同一个舞台之上。当年写出《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先生早已作古，如果他能复生，相信他一定会写出更精彩的《三国演义》。 而在这个时候，率领关宁铁骑进驻山海关的吴三桂，无意间坐到了一个最关键的神经末梢之上。在这座几代军事天才建造与维护的城池前，吴三桂没有想到，他和他的军队，不仅不是挽救明王朝最后的希望，反而要为建立历史上另外一个封建王朝提供便利。而这一切，竟然和上面的谶语如此惊人的吻合。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瞬间，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各方势力有着各异的命运和抉择。所有当时风云人物都将伴随这道曾经坚固如铁的帝国雄关，和这道谶语一起成为后世不朽的传说。 第一章 帝国斜阳——大明王朝的最后归宿 勤勉皇帝的另一面 就在吴三桂带兵拥进山海关之时，崇祯皇帝朱由检正面临着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对这位三十五岁的年轻帝王来说，他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在山海关以外的辽东大地上，他的老对手满清军队虎视眈眈，蓄势待发，在山海关以内的中原大地上，流民李自成、张献忠势力越来越大，但可用于对付他们的人才却越来越少。对于这位年轻皇帝来说，山海关这座关城如同一道薄弱的门，门里门外，全是敌人，而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明王朝又出现了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人事危机与军事危机，内忧，外患，一併而来，并且来势凶猛。 在这个时候，崇祯的脑中一片混乱。不知这个时候他是否有这样的后悔：为何要我入皇家？ 在历史上被称为明思宗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此时，三十五岁的他，已经做了整整十七年皇帝。十七年间，他处在“内忧外患”的大败局中，可能连一天好觉也没有睡过，自然也不可能有一天的快乐日子。 此人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同情的帝王。尽管他身上有很多招人烦的地方，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个体，崇祯在道德品行上，似乎完全符合明君的标籤。 这个衡量标准就在于：崇祯首先是一个有梦想的皇帝。他的梦想，从一开始登上皇位到他最后的亡国时刻，基本上没有走样，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皇帝中，并不多见。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多的是开始有雄才大略但后来蜕化变质的例子，比如宋徽宗赵佶、隋炀帝杨广都是如此。但崇祯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有不变的梦想，直到最后，始终在为这个梦想奋斗不止，直至亡命，犹然不悔。
第3页 这是个有毅力、有血性、有志气的人，与他之前出现的祖父辈、兄长辈——明熹宗朱由校和明神宗朱翊钧——相比，作风迥异。终其原因，就在于他拥有着一个自己看来坚定如磐石的梦想——他想做个好皇帝。好皇帝的标准，就是带领他的全体臣民走向一条中兴的康庄大路，永葆太祖留下的万世江山。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而崇祯确实也是在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于是，我们看到，在明史资料记载中，崇祯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面，比如一生勤勉于行，励精图治，不好酒色，而且是一个标准的孝子。这当然为崇祯博了很多同情分。 促成崇祯成为一个有梦想的皇帝的因素有很多。但内因在于他的哥哥——本朝上任皇帝的过于怯懦无为，致使本朝的军政大权，人事大权，财政大权甚至皇室安全的决定权全部落于太监之手。在崇祯十七岁登基以前，他过的是一种极度压抑的生活。我们很难在史料中看见他在这个时候的活动，因为那时的舞台并不属于他。真正的舞台给了他的，是在他十七岁那年，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突然的死去，让这个一直沉默着，低调着，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的弟弟突然拥有了机会，这是一个幸运的时刻，对本朝，对崇祯个人，都是如此。唯一在这个时刻大嘆不幸的，可能就是天启一直宠爱、大权独揽的司礼太监魏忠贤了。 崇祯最博人同情的好名声和好运气来自于他十七岁登基之后的那段日子。在维护皇权的战斗中，他亦步亦趋，非常稳健的利用言官的作用，成功的扳倒了当时专权一时的朝中大阉魏忠贤，（注意这一点：我们发现，用言官说事，也是魏忠贤在前朝天启执政时对付东林党的主要方法，在明朝数次大规模的党争与权利斗争中，所有的招法都如出一辙，这成为文官集团互相攻击时一个特色，特别值得玩味，后来崇祯临朝，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招法将再次出现。）魏忠贤专权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几年时间，但是已经败坏了整个朝纲，也破坏了国运，特别对于那些被魏阉打压了很多年的朝中所谓“清流”来说，崇祯的上台，无疑令人振奋无比。崇祯上台后，举国在一种幻梦般的氛围里，从那一天起，“明朝中兴”的梦想就根植在了群臣的心中。他们衷心拥护着这个年轻的皇帝，同样的，在这个类似于肥皂泡一样的精神寄託中，年轻人也看到了这个梦想绚丽的魅力。 中兴之路，似乎指日可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在大多数人眼中，崇祯是很沉稳很英明的干掉了这个本朝最大的奸宦，但是，即使是朝中最聪明最有眼光的人也没有发现，这件事对于挽救整个明王朝的命运来说，其实并没有决定性作用。事实上自明开朝以来，太监专权一时，再被新主干掉的事屡见不鲜，前朝已经有好多例子：比如刚刚下台的大太监冯保，早一点的刘谨，汪直，还有更早一点的曹吉祥等等。干掉他们的主子，无论是神宗，英宗，还是武宗，都谈不上是什么高明的君主。太监专权，真正的内因不在于太监的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内阁制度的不合理。皇权在高度集权下的体制下的畸形发展，说到底了，这是个制度问题，不是太监个人能力来决定的。但是，明朝并没有这么思想前卫的臣子提出或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连前朝的第一中兴之臣张居正都不能。明朝的臣子，都清楚一件事：无论你做出多大的贡献，皇权是不能撼动的。远有太祖临朝杀尽功臣的前事，近有建朝以来第一权臣张居正死后的其派系的迅速败落，都是臣子斗胆撼动皇权的样本。在这个大前提，群臣只有一个念想，就是盼着在朝政腐败时，有一个明君出现。这种念想是有传染性的，不但臣子以此为真理，皇室成员更是如此。崇祯上台后，扳倒了本朝自开国以来最厉害的太监魏忠贤，无疑是这种神话的人间体现。 魏忠贤的死，为一个新生的时代敲响了新的乐章。但死掉一个太监，对于整个衰微的国势来说，只是赢来了一个转机，形势并非已经完全乐观了。在这个时候，国家面临的那些压力与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合理解决，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崇祯并非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但因为年龄的关系，心理上他对此不会有太充足的认识。 随着历史向后发展，我们发现，崇祯曾经表现得坚忍刻苦雄才大略的面目开始走样了，在清算了魏忠贤以后，他的好运气或者好品性就基本上走到了头。 即使如此，这些也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好名声，连他的敌人都不愿意把更多过分的言词加在他的身上。可能是因为十七岁那年清算魏忠贤这件事过于大快人心，人们对这位屡犯错误又从未更改的皇帝寄予了太多的感情色彩，甚至在面对着他一而三再而三的做明显的蠢事时，依然没有太多的苛责。即使明亡之后，还有一种说法：“是亡国之人，但非亡国之君。”这是他评价自己的话，大家也都认可。 但是，历史同样有另一种说法来评价这件事。抛开这些溢美之词，我们发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扳倒了魏忠贤以后，崇祯开始成为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有关于他的行为评价，自这个阶段以后，就进入另一个极端。 在史官们笔下，这个人一方面是“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另一方面却又“用非其人，益以愤事”，“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而最搞笑的是，他当年因清算巨宦魏忠贤而被世人称道，到后期却又“覆信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明史》），使前后行事判若两人。
第4页 在他执政十七年里，明朝看不到一点中兴之路的政绩。曾经坚如磐石的中兴梦想真的成了一个虚幻的肥皂泡，在这个巨大的泡沫后，人们看到的不光是梦想的破碎，还有苦难的来临。在他的领导下，非但百姓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各级官吏更苦不堪言，被他迁怒撤职，或是当替罪羊杀掉、入狱、灭门的官吏数不胜数，其中被冤杀的占了大多数。崇祯在位十七年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那些一度举双手欢迎他登上高位的清流们，发现自己这次依然跟错了主子。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他杀掉了明朝唯一可以与满清抗衡的大将军袁崇焕，一手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并直接造成了辽东大片土地的流失。 历史写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崇祯的面目越来越狰狞了。他成为了历史上最不值得同情的皇帝之一，这位幻梦少年，突然变成了昏君。与他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相比，崇祯虽然有些许好名声，但实际上做的也好不到哪儿去。而最倒霉的是，他还背上了亡国的罪名，这恰恰是他最怕的事。 几百年来，对崇祯的评价一直颇有争议。孰是孰非，探究这个问题对我们更有效的了解一六四四年前后明王朝的命运至关重要，所以，作为本书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崇祯，他的衰亡之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规律，封建制度的高度集权化不断泯灭人性与理性，最后产生的恶果也直接导致了皇帝的孤家寡人之路。崇祯在登基以后面临的一切问题，不光是他个人的问题，更是整个明王朝乃至中国封建王朝集权制度在高度膨胀后的必然归宿。崇祯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走运的皇帝的事实，揭示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一个悖论式的规律——愈要集权，愈要溃败。 有多少债需要偿还 十七岁的崇祯比较走运。他病歪歪的哥哥早早的死了，并在临死前做了一生中唯一做过一件好事：他没有让他宠爱了一生的魏忠贤公公有机会伤害到这位孝顺的弟弟，早早的立了弟弟为接班人，使崇祯的上位，完全合理合法，合乎一切法定继承标准。 崇祯又比较不走运，因为他有一个缺心眼到了极点的哥哥——天启皇帝朱由校和个人品德败坏到了登峰造极地步的爷爷——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两个人留给他的，除了别人眼中值得羡慕的皇权，还有他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力偿还的巨债。 我们要想分析明白崇祯是怎样从一个有梦想的少年变成一个无德无能的昏君的，那就要先看一看，他在登基以后接过来的都是什么东西。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崇祯的爷爷，留给他的，是积重难返的土地与财政问题。自明神宗时起，明朝财政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这一切，与明神宗破坏本朝第一权臣，也是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懂经济的内阁首脑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有直接关系。其实明朝能持续到崇祯这一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没有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缓解土地兼併与税收问题，稳定了政府的财政，可能明室早就崩溃了。 神宗皇帝在他的老师兼帝国首脑张居正死后，出于对他个人的厌恶，任性的破坏了“一条鞭”法，设矿监税监，并且从我做起，鼓励以他为首的皇亲内侍兼併土地，最大的恶果不是增加了人民的赋税，而是破坏了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土地政策，而对于财富的迷恋，也让神宗成为明朝开朝以来最贪婪的君主。他掠天下财富于一身，个人财富空前积累，但国家财富却残失殆尽；而且他又在皇位继承问题完全凭性子来，搞得上下不同心，君臣不同路，对国家的凝聚力的破坏无法估量。 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比神宗更不走运。他留给亲弟弟的不但是更加溃烂的财政问题，还加上溃烂的人事，和近于溃烂的国土问题。 天启年间最初的问题不是来自宫廷的变乱，而是战事的紧张。辽东出现了几次大败战，丢掉了土地，也让以往人们并不重视的关外后金势力直趋而入，与明朝廷分庭抗礼。在这个形势下，比较不幸的是明朝内部又出现了几次大的党争，更有如火上加油。 党争的导火线是“三大案”。“三大案”分别为“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个案子发生在万历至天启初年，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崇祯无关，但对明朝整个朝政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三大案由此派出出来的问题，同样是万历与天启这两位皇帝留给这位十七岁少年的又一笔债务。 这三起案子源头在于明神宗朱翊钧在皇位继承权上的昏昧举动。神宗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常洛为王恭妃所生，次子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按照明朝各代立皇太子的一般原则，应当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即嫡长子继承制。嫡子必须是皇后所生，现在皇后无子，自然应当以长子为尊。因此，多数大臣主张立朱常洛为太子。这种争论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最后，终于还是以皇帝妥协为结束，是之为“国本之争”。 三大案就是在国本之争的背景下发生的。明神宗处理不好的家事，后来引发了极大后患。万历四十三年，先出现梃击案，这是针对太子朱常洛的一次有意识的刺杀行动。一名叫张差的人进宫手持棍棒行凶，被当场抓获后由此牵连到了郑贵妃与福王朱常洵，朝中大臣对此事的态度分成两派，但因万历皇帝不愿深究，此事在几次廷审后不了了之。此后又现了红丸案，这是在万历死后、太子朱常洛刚刚继位后发生的事情，又是针对新皇帝朱常洛的行动。郑贵妃送给新皇帝几位美女，因耽于酒色，朱常洛病重，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治得了朱常洛的病。结果这一粒红丸就要了这位短命皇帝的命，朱常洛死后，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暗中下的手，朝中再起纷争，但终于还是未揭明真相。再往后，又发生移宫案，主要是针对一手带大朱常洛长子——后来成为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李选待（因为当时朱常洛有两个妃子，一在东宫，一在西宫，都姓李，故而这两人被称为东李西李，这位选侍是西李），朱常洛死后，这位西李不愿搬出正宫（即皇后有资格居住的干清宫），想控制小皇帝，重新效仿当年郑贵妃专权旧事，由此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在东林党人的策划下，群臣逼朱由校将西李驱出干清宫，移到了宫女居住的鸾宫。
第5页 这三大案的产生是历史遗留问题，根源在于神宗时期对皇位继承问题的暧昧不清和偏私情结，但真正卷进去的却是整个文官集团。在三大案中，文官集团绕着国本问题，后宫问题，皇权归属问题，与皇室中的各种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争论激烈，斗争残酷，因东林党出力较大，成为党争中最大的派系。东林党人虽以清流自居，但在行事上仍然走党同伐异的路子，由此也为党争埋下了伏笔。这三大案之后，文官集团与后宫集团形成了明显对立的格局，朝政内部围绕国本问题历经数年，始终斗争激烈。 从明朝建朝起，朱元璋就唯恐臣子结党，后来杀功臣蓝玉、宰相胡惟庸都是借结党为由下的手，但他不曾料到，在他死后，党争依然是明朝政治最大的特色。到明朝晚期，营私结党已经成了一种官场潜规则，明朝的政治不是清明政治而是唯亲政治。党争的最直接后果，破坏了文臣内部正常运行的环境，甚至破坏了表面上的和谐。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党争削弱了文官集团的核心控制能力，而让皇权真正的落入到了另外一种政治势力的控制下。文官集团与后宫集团的矛盾空前激化，给太监——这种后宫的特定的人群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操纵一切变局的空间，因为真正亲近皇帝的人，不是铁骨铮铮的清流，而是他们。 后来魏忠贤当政后，三大案的翻案之风抬头，本来在这次国本之争中一直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天启帝此时已经由少年变成青年，突然间也“醒悟”，借三大案打击自己讨厌的文官势力。党争之战，再次掀起高潮。 天启对曾经维护了他利益的文官集团突然翻脸也是有原因的，即出于对政治的无兴趣，更是出自于一个未经风雨的少年对复杂世事的本能的厌恶，及对党争之中乱闹闹的局面有意识的回避。天启信任魏忠贤，在某种程度是出于文官集团的深深厌烦。（这种厌恶与回避其实在崇祯身上也有，后面我们会提到。其实神宗也是如此，他后期如此的厌烦张居正，其实是厌烦整个文官集团，以至于最后竟然几十年不上朝。他们爷孙几人，尽管性格迥异，但在这一点竟然惊人地相似，这不能不体现出明朝政治中极为令人不安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下，他转向后宫深处，做木匠活去了。天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比万历还要低调，但这对于一个最高政治决策者来说，绝非好事，由此，大权旁落于司礼太监魏忠贤之手。在这时，党争的阵营出现了变化，几乎完全呈二元对立的状态——即，亲魏势力与反魏势力。这两大阵营的斗争成为明朝政治与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内容，内部的腐烂愈加深重。这种腐烂也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各层面，甚至影响到了边关。所有的军事将领都捲入了新一轮的争斗中，亲魏的将领步步高升，不亲魏的将领屡遭构陷，被构陷的人当中也包括当时最有能力的将领熊廷弼、孙承宗，后金势力乘虚而入，边关的溃败之势已经无可阻挡了。 崇祯上台后，除掉了大权在握的权奸，但是，这些历史留下的巨债，一个也没有因此卸掉。而这些债务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债务链，直接导致整个国家的运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些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的问题中：一是土地被大量兼併，财富过度集中，由此派生出流民问题，这是他爷爷神宗留下的，二是连年征战，军费耗尽，而因为多年党争，无人抓经济，财政匮败，由此派生的军队长年欠饷问题，这是他哥哥熹宗留下来的。于是战事越来越紧，辽东前线的敌人越来越难消灭。三是，天灾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由此派生的是民力衰竭，资源匮尽问题。这是他上朝以后新出现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崇祯。当然，作为一个最高领袖，他当然要积极想办法解决。但崇祯不久就出现了力不从心的感觉。这种感觉后来伴随了他一生，因为他发现，他唯一能倚仗的力量，就是明朝自建朝以来持续了多年的文官集团势力。而这种势力是他无力操纵的，它们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反噬他的洪水猛兽。 新一轮的文官倾轧 文官势力是洪水猛兽？这个说法，实在是令那些拥戴过崇祯的文官们委屈了。事实上，年轻的皇帝对这些人，一开始同样也抱有着美好的幻想。 魏忠贤伏首后，崇祯面临的第一项工作是拨乱反正。在人事上要做重大的变革，抑制魏忠贤的党羽，重新起用清流，这是稳定全国、平伏人心的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在这一点上，崇祯开始做的并不逊色，定阉党的“逆案”确实惩治了很多魏阉遗党，而随后被重用的洪承畴、杨嗣昌、徐光启、袁崇焕等人，也确实都是能干而又治世的能臣。 但是不久，崇祯就发现自己驾驭这些文官非常的力不从心了。 这位少年从最初的雄心万丈到后来的焦头烂额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而最直接、也是最开始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在用人制度上。因为他发现自己和爷爷，父辈，兄长们一样，对于文官集团也产生了既倚仗又厌恶的情绪。一开始他急于求成，求才若渴，对有才能的人都愿意委以重任，但不久，他又唯恐臣子结党，撼动皇权，对与自己意见相左或比自己更高明的人，心存偏狭之念与防备之心。这种矛盾的情绪贯穿了他的一生，也害苦了为他卖命的臣子。
第6页 “任人唯贤”，年轻的皇帝努力想做到这一点，但知人善任，却是他一生也搞不清楚的问题。这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崇祯多年来长在深宫，且一直备受压抑，对他来说，继位并不是一件预料得到的事，只是他的哥哥太短命了，又无子嗣，否则也不会轮到他。所以非但政治上他没有成熟，甚至性格上还只是停留在少年时代。突然间一下子，所有的重担都压了上来了。这种压力对于他可想而知。 何况用人制度的问题并不仅限于统治者的性格缺陷，而在于当朝更深层次的制度体系。很不幸，崇祯是在一个并不高明的制度体系下有着极大性格缺陷的人，于是，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他的困境就必然要出现，并终其一生不能解决。 那么对于十七岁就干倒了魏忠贤的崇祯来说，在人事管理与调控上他做得如何呢？可以用两个字形容——糟糕。 这首先取决于能力问题。后人经常把干掉魏忠贤作为崇祯能力的表现，其实对于一个继任君主来说，干掉一个太监并非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明朝的集权制度太严密了，这是老祖宗朱元璋定下来的规矩。魏忠贤权倾一时之时，同样掌握不了皇帝最近的武装力量——禁卫军资源。只要这个保障在手里，皇帝是急难被太监以武力推翻的。对于崇祯来说，他是以正常智商干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除掉太监，但接着需要他做的，却是要以超常智商来面对更加困难的事——治理国家，收拾烂摊子。这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来说，智力体力能力都是极大的挑战。 不幸的是，与后来以同样年龄面对同样问题的清朝皇帝康熙相比，崇祯似乎并不具备超常的智商。 因为缺乏对世情人情的认识，也因为自身眼界的狭窄和内心的不自信，崇祯用错了两个人，于是短短的一年里，本应走向清新的朝政被带入了新一轮的党争之祸中。 这两个人，是继魏忠贤倒台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担负起内阁首辅职务的温体仁和周延儒。 温体仁，字长卿，浙江乌程人（今湖州），是崇祯年间在位时间最长的首辅。温体仁于一五九八年进士及第，历任庶吉士、编修，累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即位后任礼部尚书。温体仁历经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在政治上可谓是精明老道之人，作为“政治动物”的周旋水准很是不低，除此外，政绩并不突出，人品未有清誉。他是一个深知“揣摸君意”远远大于独立人格的人物。天启一朝，因为党争缘故，魏阉横行，崇祯对于“党争”一向是持否定甚至深恶痛绝的态度，于是，温体仁以“不组党羽”“忧国思民”的姿态出现，深受崇祯宠爱，也因此得以进入内阁。 一旦组阁，温体仁即与礼部侍郎周延儒联手，攻打与自己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对手。一六二七年，因为个人恩怨，他们两人以东林党人钱谦益收贿名义打击钱谦益，并且全力打击钱谦益同党，由此为新一轮党争之乱埋下了导火索。一六二八年温体仁出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温周继续联合，排挤对手。到后来温体仁权力日重，但位在周延儒之后。为大权独揽，温体仁又开始对付周延儒。 周延儒的人品同温体仁相比，在伯仲之间。他在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会试、殿试皆第一，授翰林修撰。后来靠着阉党要人冯铨的势力升至中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不久，冯铨在阉党的内部斗争中失势罢相，周延儒当时以少詹事的官司职掌南京翰林院，因为远在南京而没有捲入逆党之案，所以他的官职未动，没受什么影响。他虽然未列入魏阉一党，但其实逃不开关系，而他和钱谦益的结仇则完全出于私人恩怨：只因为钱谦益在推荐阁臣时没有推荐他，由此对钱谦益不满，遂与温体仁联合对抗东林党人，成为推倒东林诸大将的盟友。他与温体仁都以“无党之人”的面目出现，不这，这两位“无党”之人其实比“党人”更加可怕，东林党人失势后，他们又挑起了新一轮的“温周”党争。 温周之争第一回合的结果是周延儒下台。周延儒与温体仁组成内阁后，各自组党。温体仁与东林党人本无交情，又与党魁钱谦益交恶，于是开始意图将东林党敌对的阉党残余势力转变为自己的政治基础，以抗衡东林。而在对待东林和阉党残余势力的态度上，周延儒与他发生分歧。周延儒深知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势力及影响，整走了钱谦益，已报了自己的一箭之仇，从长远角度考虑，接近东林党人，是为自己培植更多的政治支持者才真正可靠。于是，温体仁几次起用阉党官司员，都被周延儒破坏。当然，周延儒这么做的真正想法也是怕温体仁结党后势力太大，不好挟制。此时两人表面上还是合作关系，但内里关系已经势成水火。与周延儒相比，温体仁阴鸷有城府，表面上他曲意媚事周延儒，暗地计划夺其首辅之位，周延儒却不曾察觉。 温体仁整倒周延儒的方式十分的低级，那就是利用宦官，打“辽东牌”，这也为崇祯一朝重蹈前朝覆辙又开了个“好头”。崇祯初即位时，因为不信武将，也是为了遵循文官带兵的制度，尽撤镇守中官，黜司礼之权，一心委任大臣。但因为辽东和内地的战事屡遭失败，粮饷无着，廷臣无能为力，崇祯竟然倒行逆施，又用太监监察各镇，结果不但未起到任何的良性作用，更使太监私权的风气重新形成。于是温体仁就借着这个形势，利用太监的作用，重金贿赂太监，以“辽东”视察不力为题，整走了周延儒。（《明史·温体仁传》）
第7页 看明朝历史，太监之祸首屈一指，而辽东战事更是明王朝君主的死穴，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杀人不见血的利器。于是，我们发现，从温体仁开始，崇祯一朝经常有人会使用这种利器对抗对手，周延儒是第一个倒下的。温体仁接任周延儒在一六二八年成为内阁首辅，这一年是崇祯继位的第一年，此时距一六四四年崇祯面临的大败局时代不到二十年，这十几年时间，温体仁“同官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影响之坏，难以估量。他与周延儒之间的斗争完全出于个人权利慾的争夺，对于明室人事建设的破坏亦极大。此后，明王朝党争之乱已经再次形成高峰了。 坦率讲，崇祯对这些人弄权之事也有耳闻。崇祯深知党争之害，也备受宦官弄权之苦，所以与他的爷爷辈父亲辈相比，他开始是警惕性非常强的。可惜的是，他只是警惕，并没有像先祖朱元璋那样有更合理或是更铁腕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除了不停的被人牵着鼻子走，没有更好的办法。 周延儒失势后，视温体仁为死敌，于是，他与东林党人联合，在对付温体仁的斗争中成为主脑。周延儒不甘心久居乡里，使其心腹知己礼部仪制主事吴昌时与庶吉士张溥为之奔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策划重新起用之事。一六三七年即崇祯九年，周延儒暗中指使刘宗周等人上奏指出温体仁的十二大罪，同时凑集了六万金送与宫廷朝贵，终于成功的收买了司礼太监曹化淳，由他告密，指称温体仁自有党羽。对温体仁专权已有警惕之心的崇祯清醒过来，于是罢掉了温体仁的阁辅之职。周延儒靠东林党人扶持，再次成为继任首辅。 这场温周党争之乱，至此持续了整整十年，朝纲破裂之势，已经形成。 周延儒上任后，其用人政策并无变化。可以说，与温体仁相比，他只是政治上的老练动物，但绝非治世之臣。崇祯年间，后金势力越来越大，辽东败绩连连，可是周延儒却一心玩党争这一套，于是不但党争不断的事没有解决，辽东战事吃紧，他也没有良策，令崇祯对他逐渐失望。就是在这个关头上，周延儒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他自恃已经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各派政治势力的支持，于是奏请削弱厂卫缉事之权。 厂卫是明朝特殊的特务组织，与内阁不同，厂卫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刺激厂卫，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于是，与厂卫关系恶化后，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尽发所刺军中事”（明史《周延儒传》），开始暗中监视周延儒，并把他巡视辽东时稽延不战和谎报战功的实情报告皇帝。而周延儒未曾察觉，反而再结强敌，这个敌人是前任首辅薛国观的门生阁臣魏藻德。 这个仇结的其实是有些牵强的。真正得罪魏德藻的人不是周延儒，而是他的学生吴昌时。因为吴昌时在魏德藻老师薛国观赐死一事上颇起作用，又对魏德藻多方打压，是以魏非常痛恨吴昌时，时时寻找替座师报仇的机会，也因此牵连到周延儒。党争的一个特点就是，门生之间的仇恨也是可以扩大化到老师那一阶层。而魏德藻也清楚，只要有周延儒一天，他就别想上到更高的位子，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派系的，所以除了斗下去，没别的出路。另一位想扳倒周延儒的是他内阁的同事陈演，因为周延儒不喜陈演的为人，对他十分冷淡，陈演十分仇恨，于是这两人联合起来，与厂卫合谋攻击周延儒。 周延儒最后因门生吴昌时而倒台。东厂与锦衣卫掌握了吴昌时贪污受贿罪行，于是将吴昌时缉拿，由此联繫出周延儒。厂卫头子骆养性本来就讨厌周延儒，这个好时机又岂肯错过，便马上开始着手缉拿周延儒。魏藻德、陈演为此事出力很大，趁周延儒督师之际，他们在崇祯面前不断的吹耳边风。于是周延儒被抽调回京接受审讯，而这时，吴昌时已在酷刑面前招供，周延儒非常害怕，走到半路不敢走了，陈演奏报皇帝，说他是这心中的鬼。崇祯强命他进京，安置在正阳门外，并不见他。周延儒上疏哀求，自请戍边，崇祯不予理会。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崇祯下令，吴昌时弃市，遂勒令周延儒自尽，并籍其家。与上一任温体仁相比，周延儒的下场更惨的多。 之后魏藻德、陈演相继成为崇祯宠信的内阁首辅。在整倒周延儒的时候，他们的道德水准令人不敢恭维，他们结成了同盟后，新的“党”又出现了。崇祯一直怕臣子结党，可惜终其一生，无法改变现状。 温、周斗法，持续十几年，相继牵连进东林党人、阁臣、宦官、厂卫等多方组织，对明朝人事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危害，而最可怕的是，导致了崇祯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这位本来一直充满理想化的少年，在他很信任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的身上，发现了以前他所没有见过的丑恶的一面。而且在温周二人相继执政的十几年间，崇祯发现，他接过来的那些巨债并没有还清，相反，更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流民没有扫清，边境并不平安，财政依然是赤字连连，朝臣们却忙于内斗，不断的出现的是各种谎言和欺骗，及各种信任危机。崇祯开始由不信宦官信大臣改成了对大臣的怀疑和对厂卫宦官的信任，也持续产生了对大臣道德水准的怀疑。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由此，崇祯对整个文官制度由将信将疑转为对立，从一个“明君”开始一步步转化为偏执狂、迫害狂。并将这种不信任的对立情绪一直持续到死。
第8页 于是，在这种对立情绪下，我们看到崇祯后期在用人上只坚持一个原则：杀，再温和一点的就是罢免或换。凡是不合他要求的，一律坚持这个原则。阁臣们发现，走了天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打着明君招牌但更残暴的主子。 后人因为崇祯对阁臣的虐杀，多以其残暴刻薄而名之。其实分析明朝建国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自太祖建朝至明神宗的国本之乱，明朝的阁臣制度已经走到了末路，而党争之乱，崇祯心态的转变，不过是这种末路制度的必然体现形式而已。 太祖朱元璋建朝之始，就发现了权力过分集中于宰相一身的弊端，于是借胡惟庸一案，废除宰相，设立六部，形成了六部分权制度，六部各省长直接向皇帝负责，彼此职位相等，并无统管关系。但如此一来，皇权高度集中后又有问题出现了：因为皇帝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能力同时处理各种类型、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务，于是设立内阁，以秘书班的形式为皇帝决策提供帮助。 只是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有本质的缺陷，那就是阁臣的地位较低，只有议事权，没有参政权，对于封疆大吏并无多少震慑作用，于是后来又将各部尚书拉进内阁，成为省长兼秘书班成员的格局，如此一来，前面的矛盾似乎解决，但其实内里是更加激化。这个只要想一想就清楚，内阁虽然多为各部尚书组阁，但按照分权原则，内阁大员与各部的关系是平等的，内阁大学士只是对皇帝负责，有顾问的性质，但并非上下级关系。内阁想要左右朝政，在法理上是行不通的，所以内阁的决策必须要求阁臣首辅首先摆平各部同等级别的官员，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指责为明不正言不顺，但即使摆平了各部，各部的所有要员都是自己的人了，还是有问题，内阁想要做点事，必须要有皇帝的命令才能行得通，你摆平了所有人，摆不平皇帝也是没辙。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阁臣想要办点事，靠一人之力根本不行，只能利用人际关系，搞制衡战术，这样怎能不结党，不弄权？因为不弄权就办不了事。 这成为明王朝直至灭亡也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明朝还有一个完全可以把好皇帝变成坏皇帝，把清正君子变成阴骘小人的制度，那就是“批朱”制度。 所谓“批朱”，相当于现在的盖印。批朱权是皇帝的权利，也是明王朝办事的最后一道程序，批朱之后，意味着最后拍板，而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利，本该由皇帝完成，后来却落入了内宫的手中。 明朝内宫的司礼监，也是一套秘书班子，所不同的是，这是“生活组”，直接和第一首长接触，与群臣在道义与行政上没有隶属关系。但是司礼监却是阁臣意见上情下达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司礼监的工作包括对阁臣奏章进行立卷分类，然后进奏皇帝，再转发下去。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朝的太监会有这么大的权利。中间的环节全是由太监完成的，哪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卡壳”，这完全取决于太监是否愿意对这件事上情下达。明朝的大多数皇帝，从小在“讲筵”的氛围长大，生下来就得面对四书五经，家国大事，还有那些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的阁臣讲师，因此皇帝们对于处理琐碎事务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厌倦，把阅读文件的繁琐事假手太监，乐得自己清静，竟然成了很多明朝皇帝最愿做的事。从明朝的正德皇帝开始，上情下达这个环节就全部掌握在司礼监的手里，甚至最后批朱权都落入他们手中了。国家大事，就这样视如儿戏了。 但对阁臣来讲，这绝不是儿戏。于是，阁臣要想办事，除了要有能力摆平其他各部外，还必须要与太监勾结，这成了要完成一件事情必须要走的程序，反之则事必不成。这方面有最好的例子，就是张居正，他在位十几年，如果不是和内宫中司礼监头领冯保联成一体，政令哪得畅通？这就是明朝官场上的一个潜规则。后来温体仁干倒周延儒，魏藻德骆养性再次干倒周延儒，都是掌握了这个窍门。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明朝，阁臣不弄权，不结党，根本行不通，这不是阁臣道德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内阁与六部的权力问题，是一切党争的根源，本来是为了防止阁臣弄权才定的制度，最后竟然反噬过来，成为阁臣弄权的原因。阁臣弄权，大都源自于与内宫勾结，而阁臣整倒阁臣，同样可以利用这个“内外勾结”的牌说事，张居正死后，就有人指责他勾结太监冯保专权，于是这个名誉本来极为好的人一夜间就成了道德败类。明朝大臣的弄权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勾结内宫，第二步则是打反“勾结内宫”这张牌，两步都同样有效。到了国本之争的时代，籍贯亲疏，个人好恶，亲情乡情，都成了结党的条件，令党争越愈演愈烈。 制度上的巨大缺陷在崇祯一朝开始充分暴露出来，崇祯不是昏君，他在执政后也发现了这个制度上的怪圈。制度上的弊端导致了群臣以弄权为已事，导致群臣在道德上的空前低下，办事效率上的空前低下，忠诚指数上的空前低下，虽然他一心想中兴国运，但是他自己对这个制度却既无任何修正的本领，也没有完善的对策。在这种挫败感和无力感面前，崇祯把失望情绪转为对整个文官集团的不满和不信任。崇祯没预料的是，在这种对立的状态下，文官集团对皇帝也同样的高度不信任。于是这种对立成为了大明王朝在人事制度上的主旋律。
第9页 在这个主旋律的指引下，本应该是国家公僕的群臣一方面纷纷寻找能自保的方式，明哲保身，用一些表面化的东西来欺骗皇上；另一方面则是继续结党营私，来避免随时出现的迫害。崇祯杀掉魏忠贤后的那种君臣一心的局面很快就被君臣离心的局面取代了，至此，高度集权的用人制度的弊端正在一步步的走向顶峰，由用人制度上的失败则导致了国家陷入权利与党争中，办事效率的极端低下，其面临的三大社会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越演越烈，正如人的心脏如果出了毛病，那么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不能再发挥正常的机能一样。对于崇祯来说，这些制度上的死结在一六四四年空前膨胀，成为大明王朝帝国轰然倒塌的导火索。 天大地大钱最大 崇祯上台经过了梦想的兴奋期以后，觉得最沮丧的事情不是文官的内斗，而是财政上的匮乏。 任何朝代从由盛而衰的过程中，财政问题都是最关键的问题。经济是决定社会进步的前提，无论古今，都是如此。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战争都与钱有关，明朝末年的战争也同样如此。无论是满清还是农民军，攻城陷地，最后的目的都是来掠夺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流民作乱，是袋中少钱，吃不上饭所致；游牧民族作乱则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财富，争取更好地生存。 明君贤臣都明白一个道理：经济是决定政府是否能健康生存的基础。明朝太祖朱元璋建朝伊始，就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到成祖时代依然走的是“重农抑商”之路，后虽历经战乱，但农业为本的宗旨未变。明朝在财政上第一次大的危机来自明武宗执政的正德年间，当时因为土地兼併严重，财政上出现了较大的赤字，后经明世宗嘉靖一朝，严嵩任首辅间，只忙于弄权，媚上，党争，视人民疾苦、国家经济于无物，终于令得明朝财政一败涂地。 直至明神宗万历年间，中国历史少见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上台以后，朝政形势才有所好转。张居正不但精于政务，更是明朝史上少有的经济学家，对于财政问题看得极为清楚。他推行的“一条鞭法”简化税收，用货币来取代实物，不但促进货币的流通，形成商品经济，更限制了官吏巧立名目，巧取豪夺；还起到了抑制土地兼併的作用。张居正执政以来，明朝的赋税增加，国库粮食充盈，足够全国民众十年的消耗，“太僕金亦积四百余万”。（《明史·张居正传》） 可惜的是，贤臣如张居正，却没有能碰上贤君。张居正死后，神宗出于对张居正本人的仇恨，开始毫无理智地破坏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及各项改革，不但张居正被他毫无人性的清算了，连带着张居正建立的种种制度也被全部废弃。神宗设矿监，意欲将天下财富集于一身。张居正为明朝所做的努力被逐渐消耗殆尽。神宗在位四十多年不死，这是明朝乃至整个中原社会的悲哀。等到他好不容易死了，他儿子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送了命，再换上比他还不如的天启帝朱由校，张居正苦心孤谙的改革彻底没有了后来人。这里也必须看到，阁臣自张居正之后再也没有了强人。东林党人自称清流，以党争和倒魏为己任，但他们中间，多空谈道德之士，却没有一个真正能把经济放在首位的干才，这些人虽然有清风傲骨，可是和张居正比起来，头脑认识上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崇祯继任后，财政已经千疮百孔，温、周二位首辅上任后，忙于内斗，对于处理财政问题并无良策。同期的另两个大问题：流民问题与关外问题均与当时财政问题有直接关系。 流民问题自万历年间就开始出现，到崇祯年间逐渐升级。一条鞭法破坏以后，土地兼併现象严重，农民无地可种，但按名册还要交纳各种赋税。于是农民纷纷逃离土地，成为流民，李自成之流也就应运而生。有关这个问题，在后面李自成章节还要提到。这里先不多述。事实上，流民问题存在多年，解决的途径并非没有：如果明朝有一任贤臣有君贵民轻的思想，肯拿出精力财力赈济灾民，或再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当可顺利解决。可是，面对流民问题崇祯还不得要领的时候，另一个大问题又进入白热化，那就是关外问题。 关外问题同样存在多年，从明朝建朝开始就始终没有解决。出现这个现状与帝国最初的形成有关，明朝天下是从蒙古人手中抢来的，从明朝建关开始，汉家天下与少数民族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当年徐达为了追杀元顺帝，将战事扩充到燕山以北，并建山海关作为京师最后的屏障，但无法继续深入，元朝残余势力趁机占领了辽东大部分土地。此后多年间，双方为了抢夺土地资源，掠取财富，多次发生战争，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历任明朝君主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不得不做军备上考虑。于是就牵扯到了庞大的军费开支。 崇祯上台以后，发现他的钱极不够用，主要的一笔大头，就花在了这个军备开支上。而他哥哥和他爷爷留给他的这个烂摊子，不仅仅是溃烂的人事制度，惨遭破坏的土地所有制，还有军事制度上的问题，那就是历经几朝没有解决的欠饷问题。 自万历年间后，满清皇朝的前身——后金国的兴起和掠夺性的进攻对明王朝的财政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土地制度已经破坏，荒地增加，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掠，人民的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极度缺乏；同时因为皇室巨大的开销，阁臣间的奢侈用度，地方官吏的对税收的瞒报漏报，张居正年间填得满满的国库很快就空了。与之相对应的是，明王朝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和相当冗积的官僚队伍。此时的明王朝如同一个全身插满吸管的巨人，需要不断的补充给养，才能负重前进，与之相比，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后金军队则是完全轻装上阵。
第10页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偏偏崇祯的运气又不好，他在位的几年间不断出现天灾，这直接造成了生产资源的严重破坏，人祸加上天灾，使财政上的困难达到建朝以来最严重的地步，而崇祯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在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确保必要的军事开支。 对于崇祯来说，这又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这是他的爷爷、父亲、兄长留给他的又一个不得不背负的债务。明朝从万历后期开始，军饷问题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各级军队战斗力低下的一个主要内因，就是军饷拖扣。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很少有像明朝这样既绝对倚赖军队，又恶意拖欠军饷的政府，拖欠期最长的竟然有十几年之久。这种情形到崇祯年间则愈演愈烈，因为如此，军队首脑为保持自给，只能暗中默许士兵在百姓身上明抢豪夺，明军所至之处，烧杀抢掠之恶行，比流寇更甚。于是政府遗留给军队的问题又被转嫁给了民众。 崇祯年间的三大社会问题彼此在一起，纠缠不清，产生了恶性的连锁反应，那就是：关外问题没有解决，导致战事不断，军备开支增加；土地流失，农民无地可种，税收无以为济，使流民人数增多；天灾不断，人心流离失所，资源破坏严重。这些也是明朝自万历以来横徵暴敛，残民以逞，忽视经济的恶果。其实任何有识之士都会明白，在这个时候，发展生产，降低捐税，抑制土地流失，让农业生产恢复正常才是正路。大明一朝，是农耕社会的代表，农耕社会里以农业为重，这个道理，朱元璋明白，张居正也明白，可是，万历不明白，崇祯比他们更好不了哪去。残杀阁臣，刻薄寡恩，这是史书上对于崇祯的评价，但史书往往忽略了一点：他其实是一点建设能力也没有的庸人！对于在他一朝出现的这三个问题，特别是如何把经济搞入正轨的问题，他表现出来的弱智还真差不多可以赶上他哥哥天启了。 当农耕社会的农业被破坏殆尽时，当庞大的军费开支无以为济时，在这个节骨眼上，崇祯做了一个极其低能的决定。他使出了他爷爷的招数，动用强蛮手段：推行毫无理性的“三饷加派”的制度。而提出这一制度并大力鼓吹的人，正是崇祯后期继温体仁、周延儒以后最信任的兵部尚书杨嗣昌。 “三饷”即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是各有名目的，辽饷是针对辽东后金军的，剿饷是针对流民起事的，而练饷，名义是练兵之用，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军费。这三饷从里到外，体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眼前的经费难题，可惜的是，这种解决方法却是“加派”，加派就是在其他赋税之外强行再徵收这一部分。这样把政府遗留问题直接转加给老百姓，所以一经推出即引起轩然大波，不但老百姓反对，各级官吏因为有摊派任务，也叫苦连连。对这些意见，崇祯的态度就是：不听话者撤，再严重者斩！ 三饷加派对基层官吏和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军队的腐败与战斗力低下并未能解决，过度的强征暴敛还把普通民众与基层官吏推上绝路，官吏不得不贪，人民不得不反，崇祯在政府财政问题上除了强蛮手段外，似乎一筹莫展。 明朝的财政如此紧张，但崇祯是真的没钱吗？错！其实他有钱。他的私银并不比万历少。一个月后，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在他的国库里搜出了白银三千七百万两，把李闯王都吓了一跳。这个情况，当时阁臣多数也都心知肚明。所以针对欠饷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袁崇焕到杨嗣昌、孙承宗、洪承畴，历届军事首脑们都曾无数次请示过崇祯，他们中间也有很多人暗示崇祯动私银救急，但是崇祯对此并无反应，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断然否认。 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大军攻下太原等地，直奔京师。这天早上，内阁群臣早早的来到了殿内，以首辅陈演、魏藻德为首的大臣请求崇祯拿出“内帑”（就是皇上的私有财产）扩充军费。新年伊始，文官集团就撕下了脸，把目标瞄准了自己的小金库，以最敏感的问题刺激皇上，令崇祯极为反感，肚里不知骂了多少句“丢他娘”，但迫于形势，他只摆出一副苦瓜脸，大吐苦水，说：“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小腆记年附考》）即使在最后关头，皇帝也不捨得哪出这笔钱。除了用于自己观赏，崇祯从来没有拿出来做一次赏赐或是救急之用，群臣心中的滋味，自然可知。 两个月后，李自成军队继续挺进，崇祯想调吴三桂进京勤王，就此事问于吴三桂之父吴襄，吴襄言称，三桂手下有兵三万，崇祯问需军饷多少，吴襄答：一百万两。崇祯竟然不应。因为捨不得这一百万两银子，勤王之事作罢，也错过了一次保护京城的大好时机。 一方面是不断加饷，一方面是死抠着搜刮来的私房钱不放，这时的崇祯已经没有了一点中兴帝王的风范，其人品和天启、万历没什么两样了。即使到了国破家亡的最后关头，此人还如此吝啬自家的钱财。这种德行，用“朕非亡国之君”来遮掩，实在苍白无力。后人对些颇多感慨，晚明大文人杨士聪如此评价：“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畸零碎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于？先帝（朱由检）圣明，岂不真见及此，徒以来年之徵解艰难，将留为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矣。”（杨士聪《甲申核真录》）
第11页 财政问题不能合理的解决，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在这样的大动荡面前，更考验着统治者个人的承受能力、应变能力与综合素质。才智不及中人的崇祯，在一连串的失误与挫败感面前，终于导致了他人格上发生裂变，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变成了性格决定命运的佐证。 世间已无袁崇焕 前文说了，在用人制度，财政制度上，崇祯都变现得一筹莫展。他既没有能力阻止文官内斗，结党营私，又没有能力解决国家经济问题，无法阻止流民猖獗、军费开支困难的现状，至于军事上的部署决策与知人善任，他也是庸人一个。 这个庸人手中的明室天下其实早就该亡了，即使没有李自成，亡国也是必然的。亡国之势，在崇祯冤杀前辽东督师袁崇焕的那一天就註定了，或者说，在他的哥哥天启皇帝任阉党残杀辽东第一统帅熊廷弼的那一天起就已经註定了。在亡明的征程中，这哥俩儿象比赛一样，不遗其力的帮满清剷除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又都比赛似的为自己的江山充当了称职的掘墓人。 其实明朝从万历年到崇祯年，虽然一步步走向内忧外困的境地，可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政治与军事人才也在那个时候纷纷出现过，为明室天下能够多存在了几十年，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这几个人的名字将会永远载入史册，他们是张居正、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可惜的是，在这几个光彩熠熠的名字后面，还有这样几个名字，他们是朱翊钧、朱由校、朱由检，这后面的几个充满了耻辱的名字，令前面的光彩人物一生註定活得灰暗而悲惨。 前面的几个人，是为后面的几个人相继清算的，他们一生的悲剧都是后面几个人造成的。尤其是后三个，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作为中国军事史上不世出的奇才，同样也是道德上无懈可击的文官，清算这样的人，对于任何一位封建帝王来说，都本应是最不道德的事情，可惜的是，在这个最不道德的征程里，朱家爷们几个你追我赶，争先恐后，辽东军事败坏，后金能够占领天下，他们出的力不小。以至人们后来说起这段史事，无不悲愤，将之称为“自毁长城。” 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全部都是文人出身，都做过进士，既能行伍又能诗文。他们的文人身份，是明朝文人带兵的军事体制造成的，但也正因此，创造了这三人独特的儒帅性格。 他们也确实当得上儒帅这两个字。因为他们的身上都有很浓的儒家正统观念，从小受正统教育长大，忠君爱国思想浓厚，行为品行端正无私。他们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强人，在镇守辽东期间，他们继承了前辈徐达、谭纶、戚继光等人的遗志，将明室天下固若金汤的梦想忠实地贯彻了下去。为了修建大明王朝的最后一道屏障山海关，他们也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前后几任辽东主帅，明朝也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令清军多年来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甚至曾有议和之念。他们是大明王朝真正的保障，应该说，在精神与道义上，也是最具有威信的旗帜式人物，与他们相比，万里长城，不过是一道道砖墙而已，这些忠心耿耿的军事人才对大明来说，才是真正的长城。 但是，无能无知无情的几代朱家天子，再加上积年不断的阁臣内斗，一步步地毁掉了这道本来固若金汤的长城。 第一个被清算的是熊廷弼。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史书上说他身长七尺，善左右骑射，性刚烈。无疑，从外形上看，这是一个楚霸王式的英雄，但其实不是，熊其实是一个标准文人。他是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文职。不过，与朝中的阁臣相比，他是常年接触军事的文臣，所以身上更多的是军人的特质。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在熊廷弼的身上，这是最好的体现。这是一位具有文人清高品格与武人刚强作风的将军，明史上对他的评语是“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从熊廷弼开始，明朝的军人将领与阁臣间的分歧就开始出现，并一发不可收拾。 人们常用三起三落来形容一个人的宦海浮沉，在熊廷弼的身上，同样也有明显的三起三落，而每一次起落都与阁臣的内斗有关。 第一次起落在万历二十八年。文官熊廷弼受明廷委託前往巡按辽东，辽东土地广旷，熊廷弼针对此提出军队在此屯田地的建议，受到明廷的称道。于是，熊得以在辽东实施自己的军事抱负。像徐达、戚继光、熊廷弼这样的良将，他们不是靠打胜仗多杀人为资本，而是在军事上具有极高远见、在民事上关心百姓疾苦的建设性人才。熊廷弼在辽东数年，最大的贡献不是攻城夺地，而是以防守换来和平。当时军队纪律松弛，战斗力极差，且多以偷袭女真营塞为胜事，熊廷弼杜绝了这种急进短视盲目邀功的行为。他修城堡、建立防线，严整军纪，与女真族人建立关系，坚持“实内固外”、“以夷制夷”的攻略，辽东有他，局面为之一新，稳定了数年。 可惜，在一个已经习惯了纸上谈兵朋党政治的文官集团面前，实干性人才总是因为其稳健作风、特立独行的风范遭人诟病。性格刚正的熊廷弼也不例外。因为与当时的巡按御史荆养高发生矛盾，熊廷弼被其拿一个小小的“杖死诸生”事件做引子，竟然被免去了职务，回家听候处理。
第12页 对于熊廷弼来说，这是他仕途上的第一次被打压。世故圆滑的人，当从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不过熊飞百却不是那一类人。他在家中沉寂的数年间，没有反思如何练成政治动物，而是仍然关注和研究辽东军事，充满了报效国家之情。 万历四十六年，女真族的新领袖，以十三副盔甲起兵的努尔哈赤突然起兵，攻打抚顺，辽东经略杨镐仓促应战，结果在抚顺附近的萨尔浒被打得大败，戚继光坐下名将刘显之子刘挺、武艺高强的大将杜松等人均阵亡，此战历史上称为“萨尔浒之战”。 对于明朝来讲，此战的胜负是关键性的，由此开始，女真与明廷之间的战争攻守之势逆转，明廷为之震动。几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这次也终于坐不住了，他挑选了人员去辽东。可是闻知努酋凶残，满朝竟无人敢来应徵。于是，有人又想起了赋闲在家的熊廷弼。论对辽东之熟悉，谁又能比得上他？ 于是，熊廷弼第二次出山，再次进驻辽东。对这位能双手开弓的文人将军来说，这是一个突然出现的转机。 熊廷弼带着文人的天真情怀与武将的英勇禀性走马上任了。他接任了因为兵败而满门被责罚的杨镐的职务。为了安抚这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将军，明朝廷赐予了他一个至高无上的信物——可以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命他经略辽东。但事后证明，这把尚方宝剑还真不是个吉物，拿他的人，难保善终。 还没有到辽东的要塞山海关，传来了消息，开原陷落，将到山海关时铁岭陷落，渖阳一带，后金兵出入如无人之地。一时间百姓被屠杀如刍狗，方圆百里炊烟断绝。 在一个大风雪的日子，熊廷弼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山海关，关城内外，一片狼藉，将士离心向背，斗志萎缩，更有无数将军级别的人已经存有了投降之意。 文人出身的熊廷弼开始大开杀戒，斩降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诸人，斩贪将陈仑，罢免、关押无所作为的总兵李如桢，造战车，制火器，修战壕，整顿军纪，短短数天，辽东军纪焕然一新。 熊廷弼坐镇山海关，经常在大风雪之日出关寻访，在当时，面对后金兵的勇武，很多将领产生畏难情绪。初到辽东的熊廷弼对此颇有体会，他命佥事韩原善去渖阳抚慰军情，韩不敢去，他又命阎鸣泰去，阎走到一半就不敢走了。最后没办法，熊廷弼出关只身前往，在风雪交集中，见到几百里没有人烟的旷野，熊廷弼曾气得放声痛哭。 就是这在这种情况下，熊廷弼提出了一个着名的策略：对付女真骑兵，以守为主。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提议，古往今来，人们印象中的功臣良将，多为进攻型人才，破关入城，势如破竹，但是如今这位辽东总指挥却提出了以防守为主的方针，怎能不让人跌破眼镜？ 但在这个防守的策略下，辽东得以平静。在很多时候，以退为进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面对女真人凌厉的骑兵攻势，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守”无疑是一个以逸待劳的良策。 可惜的是，在以纸上谈兵为乐事的明朝廷里，阁臣集团因为并不直接接触军事，对保守和稳健的作风从来都是质疑的，而熊廷弼的耿直性格且对不依附权贵的行为也为他们所不喜。明泰昌元年（一六二○年），后金一举攻下抚顺西部的蒲河，明军损失七百余人。在两军争战中，这样的胜负比例原本并不为过，但嫌恶熊廷弼的人却因此找着了把柄，此时正是明天启帝即位，朝中大权，始落入太监魏忠贤之手，熊廷弼的命运，就值得堪忧了。 “无谋者八，欺群者三”，这是朝中大臣攻击熊廷弼的话。对于这种凭空出现的栽赃，熊廷弼的反应是过激的，他据理力争，展示自己的军事主张。时间不长，朝廷下旨，收回那柄至高无上的宝剑，要他听候发落，熊廷弼主动要求辞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明廷竟然应允了他的要求，未过数日，素以干才着称的袁应泰接替了他的职务。熊廷弼第二次丢失了他所曾拥有的一切。 努尔哈赤的探子向这位女真英雄报告，熊廷弼去职了。努氏大喜，于是发兵，书生出身的袁应泰，被迫应战。 此战对于明廷来说是一个摧残性的打击。明军大败，袁应泰最后只能自杀身亡。但辽渖尽皆失陷，而其间七十余城，竟不战而下，方圆百里，逃得空无一人。 朝中大乱，这时有人又怀念起实干家熊经略。阁臣刘一景面见皇帝，言明：“若熊廷弼在，局面决不于此。”（《明史·熊廷弼传》） 于是，重新启用熊廷弼的呼声越来越高，皇帝再次听从了阁臣们的建议，那些曾经攻击过他的人尽皆被贬斥。 辽东百姓与将官们等待着熊经略的回来。他们没有白盼，距上一次离职一年多时间后，熊廷弼真的又回来了。这一次，他登临山海关城经略辽东，手中仍然拿着尚方宝剑，而且还带着二十六万军队，其中仅广宁（今辽宁北镇县）驻军就十二万，“议饷千余万”，光是拨往广宁的火药就有二十多万斤。此情此景，令辽东军民无比振奋。 所有人都以为这一次，熊经略一定可以大展抱负了。连熊廷弼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其实，他这第三次的复职，绝非善事，相反，更大的危险伴在他的身边。
第13页 熊廷弼走马上任辽东经略，没想到的是，这次要面对的敌人不是努尔哈赤，而是身边的同事——广宁巡抚王化贞。而扶持这个对手的人，也是他在朝中的老对手——文官集团。 明朝的党争之祸，并不仅仅是只限于天子脚下，而且一直延伸到社会生活中的各各方面，前面说过，党争导致用人制度被破坏殆尽，这个后果，自天启年开了个极坏的头，第一个深受其受害者就是熊廷弼。 王化贞，山东诸城进士出身，长期来分守广宁，史书称其“刚愎自用”、“好漫语”，因为与兵部尚书、阁臣张鹤鸣的私交不错，扶摇直上，成为广宁守将，此次提拔熊廷弼，为起节制之用，朝廷将他也升了官，给经略熊廷弼做副手。 “经抚不和”的苗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熊廷弼根据辽东战事的经验教训总结出：在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之前，明军是无法与精锐的后金军在一马平川的辽河平原上野战的。因此，必须“以守为战”。也就是这个理论基础上，他提出了“三方布置策”的战略思想。 “三方布置策”精髓是：以广宁为主，重点布防，抵挡努尔哈赤的精锐部队，在天津、登州、莱州置舟师（也就是建设海军）袭扰敌军侧后；经略驻节山海关，节制三方，徐图进取。今天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稳妥有序的战略。但是在纸上谈兵急功近功的明廷阁臣眼中，防守从来就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王化贞就对此论持相反的观点，与熊廷弼大唱反调。他坚持宣称“不战必不可守，不过（辽）河必不可战”；要以投降后金的李永芳为内应，借察哈尔林丹汗蒙古兵四十万，甚至夸下海口“愿以六万兵进战，一举荡平！” 王化贞的大唱反调似乎极为反常，照理他本是熊廷弼的下属，怎敢与上级对立？但其中的内情却是，与耿直、忠诚、不擅长曲意逢迎的熊廷弼相比，王化贞走的是另一条路线，他是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的门生，而这位大学生的后台则是阉党首领魏忠贤。兵部尚书张鹤鸣又是熊廷弼的对头，在这个形势下，王化贞其实是直接取得了权利集团的肯定的。张鹤鸣甚至暗中授意，可以不理会熊的领导，便宜行事。 也正是因此，当与熊廷弼意见相左时，王化贞索性拥兵自立了，在兵部的授意下，他将一切军务全部交给熊廷弼，军队则自己来领。明廷在辽东拥有大军二十万，张鹤鸣全部交给了王化贞领，熊廷弼空有经略之名，能带的兵不过五千。 就在这个极端不利的局面下，又发生了一件事。当时还只是一个都司的毛文龙率二百余人突袭了镇江。王化贞乘机大力宣传自己的进攻策略，称为“奇捷”，熊廷弼却认为，此举乃纯属盲目冒进之举，打破了“三方布置策”，此乃“奇祸”！这场纷争把整个朝廷都卷了进去。天启二年正月十一日，张鹤鸣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有八十余名大臣参加，最后提出了十几种解决方案，但最后决定的竟然是：支持王化贞的意见。 经抚不和，必然导致最后的失败。熊廷弼很不幸，他是第一个处在这漩涡中的将领。明朝军队的策略之争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争论的焦点就是在面对辽东的形势，“守”与“和”是否可行的问题，多年来，面对满清，“守”与“和”这个非常正确的作战策略一直被不懂兵法的所谓阁臣“主战派”打压，也直接影响到皇帝的判断。这年的十月，辽河冰冻，广宁人以为后金军队一定会渡河袭击，纷纷逃窜，兵部尚书张鹤鸣认为辽东形势不稳，要熊廷弼强攻，熊不从。但王化贞却坚持执行这个错误战略，经抚之争，最后以熊廷弼的妥协告终，王化贞几次进攻，无功而返。反而被努尔哈赤知悉了其实力，熊廷弼不得已将指挥部由山海关移至右屯。 决战的日子终于到了，天启二年正月十八日，知悉经抚不和内幕的努尔哈赤率大军进逼广宁，在西平堡（今辽宁台安县南）发动总攻，王化贞听从宠将孙得功之言，调所有兵力由其指挥集中狙击努尔哈赤。但没想到这位深受信任的孙得功竟然叛变了，而王化贞的大军也因他错误地撤换广宁、闾阳两地守军，导致军力分散，在努尔哈赤大军的强大集中攻势下，明军一败涂地，孙得功趁乱散布流言，说敌军已经临近广宁，城中大乱，王化贞只带了两个僕人逃出。在大凌河上遇见了前来救援的熊廷弼，熊廷弼悲愤的问他：“你不是说六万军队，可以一举荡平努尔哈赤，现在怎么样？”（六万众，一举荡平竟如何？）王化贞惭愧无语。（《明史·熊廷弼传》） 后金军队攻下广宁，辽东大片土地失守，熊廷弼将军队交给王化贞。自己带着难民入关。 山海关城池中，一片悲哭之声，这一次兵败，完全是王化贞之失误，当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放弃了广宁渖阳辽阳大部分土地，熊廷弼亦有责任，后人也经常为此而认为熊廷弼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清晰的目光。不过，今人看来，熊廷弼此举更像是有很多意气用事的成分，他内心非常不满王化贞的独断专行不服将令。与王化贞相比，熊廷弼要负的责任不足一提。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此次撤回到山海关后，熊廷弼竟与王化贞同罪处理，不久，明廷下令，两人全部处以死刑。
第14页 当时正是魏忠贤把持朝政，熊廷弼在入狱后，因为魏忠贤索贿未果，就加紧了对他的迫害。此时，正赶上与熊交好的东林党六君子也都入狱，于是，在阉党徐大化、崔呈秀的授意下，两案株连到一起，阉党诬衊六君子之首杨涟收受熊之贿赂，“追赃”的审讯开始，熊家倾尽荡产，家破人亡，熊的大儿子也在“追赃”的压力下，自杀身亡。 熊廷弼入狱掀起了对东林党的清算活动，也掀起了天启一朝党争之乱的高潮，这是他根本就没有意料到的，事实上，如果把他也划入“阁党”中，他还是东林党的对头楚党的派系。但是，因为东林党的杨涟等人突破门户之见，为他说了好话，结果反而被魏阉利用，成了党争的工具。熊廷弼最后死在了王化贞的前面。他的死与东林六君子的死前后相差不到一年。斩首后首级还传首九边，他的头被传来传去，让所有活着的人无不胆破心寒。而真正的罪人王化贞因为与阉党就有勾结，反而没有被处死，直到五年后才执行了死刑。追赃活动持续了很多年，熊家的人在这次持续时间极长的勒索活动中很少有人善终，直到崇祯上台，勒索活动才告停止。 熊廷弼是明朝继于谦后，用极端手段冤杀的又一个军事天才，也是明末党争之祸的牺牲品。此后，辽东的大片土地被占领，无人可守。而这时临危受命的则是名动天下的孙承宗。 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授给编修，此后，充当日讲官，为天启皇帝朱由校当过讲师，深为天启所重，呼之为“吾师”。他在朝野上下，名望极高。同样的，他的军事战略眼光之高似乎尤在熊廷弼之上，这一点，从他一接掌兵部就能看到。他一到任，马上精简京师的军队，抽调兵力，修筑蓟镇长城，巩固山海关老龙头边防，处罚办事不力的大臣、将领，推荐兵部左侍郎王在晋接任熊廷弼为辽东经略，雷厉风行而有条不紊。而这其中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推荐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作战参谋袁崇焕为山东按察使佥事，这个伯乐之举，为明王朝最后一个军事天才袁崇焕的脱颖而出创造了绝好的机会。 上任不久，孙承宗发现他举荐的辽东新任经略王在晋是个平庸之辈，毅然将他换下，以兵部尚书亲自督军山海关，这一点，在当时一个绝对了不起的行为。为表彰他，朝廷下职，命他对总督山海关及蓟镇、辽东、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并享受特权，可以便宜行事，不受朝廷节制，批给八十万军费供其使用。其风头之劲，一时无人能及，即使当年的戚继光，也未免要甘拜下风。 辽东军备，这时焕然一新。但就此时，在军事上无所不能、深受将领与边关军民爱戴的孙承宗，却没想到，因为在无意间得罪了一个人，竟然在转眼间令自己如日中天的功名事业一下子跌进了谷底。 孙承宗得罪的这个人，就是天启皇帝身边的红人，大太监魏忠贤。 由于孙承宗曾经是帝师现在又是帝国军队最高首长的身份，魏忠贤对他最初採取的是拉拢的姿态。但是孙承宗从不买帐，甚至连与他普通的交往都不屑于敷衍，令魏阉怀恨在心。后来孙承宗坐镇辽东时，魏忠贤又派太监刘应坤借犒劳之际表示了拉拢之意。孙仍不理睬，魏忠贤更是大为嫉恨。 天启二年，因为边关失守之事，魏忠贤藉机将熊廷弼的过失与东林六君子拉到一起，实施栽赃陷害，并大杀东林党人。因为与上述这几位都交好的缘故，孙承宗非常不齿于魏忠贤的行为。但他也知道，用上奏摺的方式根本无法起到什么作用，于是，借给明熹宗上寿之际，他想面陈天启皇帝，希望可以让他诛除魏忠贤。孙承宗刚一上路，此举就为魏阉党羽魏广微所知，报知魏忠贤，于是魏忠贤哭求天启帝，终于令天启帝下了圣谕，以边关重将不得离开驻防之地的要求阻止孙承宗入京，已经到达通州的孙承宗，只得留在原地，而这一次不能觐见天启，对他来讲，所起的负面作用是巨大的。 孙承宗的这一行为，等于是在公开向魏阉宣战。由此开始，魏党诋毁弹劾他的奏摺越来越多。终于，孙承宗手上大将马世龙因为一次冒进行动战败，折杀许多将士，这次失败成了阉党攻击孙承宗无能的藉口，奏摺屡上，而自己当年的学生，现今的皇帝又不能朝见，孙承宗知道，自己下台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天启五年，一直将孙先生称之为“吾师”而不直呼其名的天启皇帝终于下谕了，免去孙承宗的职务，由高弟——魏忠贤的党羽接任。帝王的老师，帝国的栋樑孙承宗倒了。在这期间，天启暴毙，崇祯继位。奇怪的是，被孙承宗贬斥的王在晋居然又东山再起，成为兵部尚书。作为孙承宗的宿敌，他当然力阻孙承宗的复出。这位王在晋打仗不行，但玩起党争的一套却颇有手段，不知他用了什么方式，令得崇祯也不买孙承宗的帐。尽管百官多次上奏，但与孙承宗无师生之情的崇祯，不予理睬。于是孙承宗始终不得重用。直至后来袁崇焕身死后，他才再度临危受命。 孙承宗在山海关四年间，堪称是辽东的再造之功臣。他起用了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等一批卓越将领，修建关城，抚恤难民，整顿军纪，以一筑城、二驻防、三屯田的计略，使关外防务大为起色，并建立起宁远至锦州一条钢铁般的防线。史称：“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也。”（《明史·孙承宗传》）孙承宗后又率袁崇焕、满桂等大将，进据锦州松山等地带，收复了大批被后金军占据的土地。至天启五年，由山海关、宁远自锦州的宁锦防线正式形成，明朝可以倚靠这条防线继续与满清对抗。在宁远，利用引进的红衣大炮，由袁崇焕、祖大寿指挥的“宁锦大捷”，重创努尔哈赤、皇太极，迎来了明军的第一次大胜利。终清太宗皇太极之死，满清也未能突破这道防线而入关。明廷也正是凭藉孙承宗造就的这些成果得以与清军继续周旋达十七年之久！
第15页 孙承宗被清算之后，他的亲传弟子袁崇焕却开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辽东正式进入了袁崇焕时代。 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对辽东局势，他很早就亲身参与。在他作战参谋级别的官员的时候，就曾亲自来到山海关，“单骑出关”，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这份勇气与胆色，在当时与一听努尔哈赤的名字就全身发抖的明朝大小官员相比，形成鲜明对照。也因了这份胆色、勇气和智谋，他的才能得到了孙承宗的赏识。与孙承宗的几年交往中，袁崇焕既是下级，也是学生，更是知已，后来，他效仿孙承宗，培养的袁家军个个全是人才，从祖大寿，到满桂，赵率教，朱梅，这些人成为明王朝不可多得的军事团队。 因为袁崇焕崇高的威望，瞩目的战绩，崇祯刚开始对袁崇焕也是寄予厚望的，他对袁崇焕的尊宠程度，在当时无人能及，但是袁崇焕无意中的一句错话，却让这位偏执狂皇帝动了疑心。 明史载，“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袁崇焕说了句不该说的大话，五年平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崇祯信以为真了，崇祯本人虽然经常说了不算，出尔反尔，但对臣子说到不能做到的行为却极为反感，此人有明君之志，但无明君之德，更无贤君之能，于是，一句错话就此种下了祸根。而后袁崇焕经人提醒，意识到话中有误，再作弥补，声称五年之举，要多方配合才行，崇祯表面应承，但是心中不信，由是两人开始离心离德。（《明史·袁崇焕传》） 其实崇祯对人从一开始就没有以诚相待之心，这是性格使然。对文官集团的厌恶及对军人集团的防备猜疑，伴随了他的一生。袁崇焕比较不幸，身为文官，却又是军人集团首脑。其实只要想一想崇祯上位后不用孙承宗就可以知道，他对军人集团的魁首是有其戒心的。在巨大的尊宠背后，是极高的期望值，而当这个期望值不能实现时，本就有疑心的崇祯一定会迁怒于人，这是必然之事。 袁崇焕一生精明，当他被委以重任前往宁远任辽东大帅时，他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此时他也肯定想到了前两任熊廷弼与孙承宗的下场，于是对崇祯说：“我制辽没问题，但怕身后有谗言，此次出关，万一背后有暗箭谗言伤人，足以坏事。”崇祯表示这个问题不会发生，袁崇焕不能完全相信，于是，崇祯採纳大学士刘鸿训的建议，给了袁崇焕尚方宝剑。 精明一生的袁崇焕，却不知道，这一次他拿不是尚方宝剑，而是烫手炸药，古往今来，君臣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权力的重心走向，一般来说，臣子如果权力过大，难以控制，君主就会起忌惮之心，袁崇焕的老师孙承宗官至极品，也不敢轻易的接这把剑，何况是他？由此一事，可看出，袁只是军事天才，但还没有练成政治动物。 拿了尚方宝剑的袁崇焕，果然没辜负这把威力无穷的利器，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不服管的毛文龙。 “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明史·袁崇焕传》）这是直接导致崇祯对袁崇焕产生最大的信任危机的导火索，也造成了令崇祯牵怒的事由。 毛文龙是辽东大将，当年臣服于王化贞，与熊廷弼交恶。辽东失守后，他从海上逃回，杀死满清在镇江的守将，盘踞在皮岛（今天的海洋岛），在王化贞的宣传鼓动下，当时明廷认为是奇功一件。皮岛东北临朝鲜，北临满清国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天启以来，明廷对其颇为倚重，毛文龙因此也就水涨船高，“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而且从战略上考虑，毛文龙以海岛为基地，以游击战术出击，确实起到了牵制清兵的作用。 因为山高皇帝远，毛文龙开始不受管制，贪功，冒饷，还经常做走私生意。袁崇焕对他早有不满，到任后开始统一建制，设监司机构，以挟制毛文龙，毛文龙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削减自己势力而制定的政策，也同样深为不满，甚至有抗拒行为。袁崇焕要他解甲归田，交还军政大权，毛不从，于是，袁崇焕就做了一个非常过激的行为，他以邀请毛文龙到幄山上看将士射箭为名，诱捕了毛文龙，用崇祯给的尚方宝剑，杀了他。 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个人情绪似乎占了很大比重，其实是有些过激与不必要的。毛文龙雄踞海上多年，其实颇有建树，而他一死，苦心经营的局面为之惨澹，辽之东南战场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以及属国朝鲜，都先后被后金占领，明几乎全部退出上述地区。毛文龙部下尚可喜，耿精忠也先后作乱，而后降清，成为满清对抗明廷重要的军事力量。但这个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毛文龙的死，震惊了皇帝，“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明史稿》）在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崇祯迫于形势，虽未有不满表态，甚至还给了奖励，但内心，对袁崇焕已经极为不满，甚至惊恐了。 这是因为毛文龙也不是等闲人物，他功劳极大，名声亦佳，更重要的，他也是手持尚方宝剑的主，现在袁崇焕杀他，没经过皇帝，而且还在杀他之后一个月才报告的，当时朝中对此颇有非议。
第16页 就是在这个心理基础上，其后出现的一件事，更让崇祯完全丧失了信心。 这个事就是“议和”。 有明一朝，这两个字对任何臣子君主来说，都是烫手山芋，“议和”代表着大汉天下的妥协，代表着绥靖政策，代表着明朝天子的让步，所以尽管议和在当时是一个最可行之路，但是，却无人敢公开以此事作为解决问题的渠道。这个禁忌，一直持续到崇祯死，仍没打破。 所以，尽管明屡战屡败，但基于天子的威严与帝国的尊严，“诸将罔敢议战守。”但在这个形势下，袁崇焕却主动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议战守，自崇焕始。”（《明史·袁崇焕传》）而最难得的，此事皇太极也很支持。这是因为当时努尔哈赤刚死，后金内部的权利之争如火如荼，皇太极地位不稳，所以对议和之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甚至同意了袁崇焕提出的要求，先除帝号，恢复称汗，并愿意由明朝皇帝正式任命。他甚至还给明朝边关守将和皇帝本人写信，以示诚意。 此事若成，绝对有利于边关形势，亦有利于民生民计，不过，“议和”一事一经提出，立刻遭到士大夫体系的攻击，袁崇焕迫于压力，也不敢多言。他对崇祯曾经小心地建议：“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崇祯表面上贊同，但是对于袁竟然与皇太极有私下往来，心中十分猜疑。 与熊廷弼、孙承宗等人相比，袁崇焕更是不太走运，他精明防护，不想让自己陷入党争之中，但却无意间得罪了一个人，那就是皇帝。 崇祯三年十月，皇太祖率精骑十万，避开袁崇焕把守的锦远防线，突然绕道袭击察哈尔入长城，攻占遵化。袁崇焕急忙调遣军队，赶在后金之前到达通州。后金军改道西犯京师，崇祯十分恐惧，急召袁崇焕勤王，袁崇焕来的也真快，迅速赶到北京广渠门外扎营，军马已经十分疲劳，袁崇焕要军队入城休息，崇焕没有答应。 此时的形势，和十四年后吴三桂的勤王极为接近，只不过，十四年后的勤王军队迟迟不到，而这一次，则是袁崇焕及时赶到，死守京师。双方交战，互有伤亡，在祖大寿等名将的指挥下，清军讨不到便宜，但袁家军队因为来得匆忙，人数不多，袁崇焕的打法是以守为主，小股部队作战，等各地勤王大军到来，一举包围攻之。皇太极冒险行进，已经陷入孤军奋战的兵法大忌中，如此围打，胜算极大。 但崇祯对袁崇焕此时已经有了忌惮之心，不让大军入城，其实是心中有了惧意。而城内，倒袁之声突起，京都百姓和一些无知官员见袁崇焕对清军只作阵地战，不作大规模出击，颇有怨言，有人还指出，袁崇焕戍边，竟导致敌大军压境，自然是袁守疆有过，于是怨声载道，皆指袁崇焕的不是。“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明史·袁崇焕传》）那些提意见的人，不知在当年熊廷弼被冤杀的时候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估计和那些“主战派”阁臣也是一个嫡系里的人，否则论调怎么能如此接近？而就在这个时候，皇太极充分利用了这个形势，派兵士在京郊大举烧杀，北京城中有很多官员在外面有房产，于是，这些人跑到崇祯那里，袁崇焕最恐惧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在他的背后谗言四起，皇帝的耳朵越来越软，可惜，他在城外苦战，对此竟一无所知。 用兵高手皇太极同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情报机关，这个机关的头子范文程了解到北京形势，设下了一个着名的“反间计”。这个反间计的整个过程就是创造一个两军和谈的机会，让随行的监军太监以“蒋干盗书”的形势无意间听到袁崇焕与皇太极暗中勾结的“内幕”，《明史》对此有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这个计策来自于中国小说《三国演义》，出此主意的是汉人范文程，应该说瞎子都看得出其中的问题，但是对于眼不瞎心瞎的朱由检来说，已经足够了。 太监监军是明朝治军最大的弊端，历史证明，只有有太监参与，军队鲜有不出现问题的，可惜，因为杀太监出名的崇祯也玩了这一阴招。于是，这几个太监果然不负众望，他们听到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之后，第一个反应是震惊，第二个反应是兴奋，因为发现了一个可以立大功的阴谋事件！原来袁崇焕是间谍，回到京师这个消息马上密报给崇祯。 反间计成功了，崇祯竟然信了！与其说是崇祯信了，还不如说崇祯正想找个藉口清算袁崇焕，这次终于来了，于是事实真伪，他甚至懒得再查，何况袁崇焕有与敌和议的事实，有书信，有证据，有舆论支持，有民意呼应，于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冤案就这样具备了足够的条件产生。就在袁崇焕还在京城外面为大明江山拼死抵抗时，一直好谋无断的崇祯这时很迅速地下定了决心，他急召回了袁崇焕，不等袁崇焕明白出了什么事，马上将其缉拿入狱。一六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未时，崇祯帝在平台召见内阁、六部、九卿、科道、大理寺、都察院、锦衣卫等各衙门官员，以议和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前、坚请入城等罪名对袁崇焕处以极刑，磔立决，籍没家产，妻孥流徙两千里，而这一切，由捉捕到定罪，由国家功臣，帝国元勛到成为千古罪人，最后处斩，不过九个月时间。
第17页 崇祯的心，这时似乎比野兽更狠，他把自己因挫败感而带来的恐惧心理全部发泄在当年的这位帝国功臣上了。居然判了凌迟罪。凌迟，又称千刀万剐，这是最残酷的刑罚，几个月前，他要剐的人这个人为了他险些丢掉性命，几个月后，他如此回报。 崇祯对袁崇焕的恨其实是在期望值过高时，发现无法实现目标后的一种畸形心理反应，但这只是外因。在内里，崇祯其实对文官集团是非常厌恶的，因为他虽然经常用暴力手段对付这些人，但依然根本无法控制住局面，他总是一而再而三的有种被他们欺骗的感觉，却只能倚仗他们来行事。而在这些人中，袁崇焕崇高的地位与威信，还有那种淡定从容的姿态和把握全局的能力，肯定是深深刺激了他灵魂深处非常阴暗的地方。崇祯用袁崇焕是因为爱其才，但他杀他时，是否也是因为恨其能？这个不得而知，但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在一个明显的莫须有的罪名面前，以如此极其极端的手段对付一个曾经有功于国家的人，崇祯的行事，比当年残杀岳飞的宋高宗过分得更多。这说明他的心态已经处于一种需要看心理医生的非常不正常的状态下了。 袁崇焕在临死前却依然做了一件对得起朱由检的事，他手下的第一大将祖大寿因为主帅被捉而一时激愤，叛出了山海关，袁崇焕在狱中写了一封信，劝他回头。祖大寿回师山海关，继续与清作战，而正当用人之际，崇祯竟然放过了他。祖大寿的回头对明室的贡献是极大的，他回来，不是因为崇祯的天威有多可怕，而是他要打胜仗，救当年提拔自己的袁督师，他甚至提出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获大帅一命，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袁崇焕的信救不了自己的命，他老师孙承宗跑回来执掌大局据理力争也无益于事。他还是如期被杀了，除了他在外面打仗的兄弟们和老师孙承宗外，朝中没有几个人为他说话，明朝阁臣的道德底线，在经过长达近几十年的党争斗法后，已经跌到了最低。即使有识之士，也没有人对此发表一句不同的意见。而对袁崇焕最痛苦的事，不是死，而是成为汉奸，成为帝国最卑劣最下流的公敌，这种名誉上的彻底损坏，是中国历史上最极致的迫害。迫害狂朱由检，在这个时候终于发挥了他最有天分的表演。他竟然允许京城百姓论价购买，吃掉这位公敌的肉，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的一幕爆发了，不明真相的愚民们，在押送袁崇焕处死的途中，他们竟然真的在凌迟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吃人了，“咬穿肚腹，直达内脏”。（《明史·袁崇焕传》）民众们就这样吃掉了这个曾为了保卫他们而令满清敌人心惊肉跳的民族英雄。 袁崇焕死的时候不知道天空是否会下起六月雪，或是降下一片阴霾？他心里又会是什么样的想法？也许，当这个命令下来时，他就已经死了，是心死了，被吃也不被吃对他来讲，都不重要了，他已经在九个月前被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与心死相比，肉身的痛苦并不是最重要的。 从成长的经历上看，袁崇焕是一个比较精明的人，与熊廷弼的刚烈和孙承宗的固执相比，他更变通。也因此，他可以在魏阉时期确保平安，虚与委蛇，并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让崇祯对之充分信任，也没有像熊廷弼和孙承宗一样，多次成为文官集团攻击的目标，可惜的是，他毕竟不政治动物，他是军人，不是政客，最后死在暗箭之下，不是敌人多厉害，而是自己太不擅长“揣摸君意”。他不了解崇祯这个偏执狂，所以送了命。 袁崇焕死了，最应该下地狱的人依然苟活着，而其他留下来的人，都被吓破了胆。“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上这样说，但这本明史，不是明人所着，而是清人所着，朱由检的子孙们始终没有给袁大帅平反。直到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清王朝颁行《太宗文皇帝实录》，详细记载了皇太极在南苑密设反间计、纵杨太监归明等细节，至此被掩埋五十三年的沉冤才得以真相大白。又过了一百年，干隆皇帝披阅《明史》，发现袁崇焕的冤案，感慨万分，他找来军机大臣，如此吩咐：“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磬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为可悯。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细查明，遇便复奏。”一年后（一七八三年，即干隆四十八年）广东巡抚尚安复奏：“遵旨访查，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柄，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应照熊廷弼裔孙之例，以佐杂等官候补。”袁崇焕一生都在于清人为敌，但最后为他平反并妥善安排他与熊廷弼后人的，竟是清人，这是个巨大的讽刺，也是一个令人永远心痛的结局。 袁崇焕死了，“边事益无人”的局面迫使崇祯不得不将一个人重新请出来，他就是孙承宗。 孙承宗重新执掌大局，其间他做的第一件善事，是说服崇祯不要降罪于因袁大帅死而行为失常的诸将领们，于是，祖大寿在老上级的庇护下，终于得以免死。而后祖大寿带领军队退到大凌河口，成为十年间明廷对抗清军抵抗力最强也是最得力的将领，与这次的侥幸逃脱君王之剑，有直接关系。此后，孙承宗还督师山海关，重整旗鼓，竟然将皇太极击退，取得了继“宁锦大捷”之后的着名的“遵永大捷”。
第18页 后人看历史，多认为，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孙承宗之贡献与能力犹在岳飞、韩世忠等名将之上，可惜的是，他生错了时代，他所效忠的皇帝虽然一心效仿太祖，但却有太祖之毒而没有太祖之能。在辽东军事自袁崇焕被杀后终于重新走上正轨之后，孙承宗没想到来自于背后的暗箭又来了。因为长山口战役的失利，政敌们开始诬陷孙承宗无能，阁臣们要求将他撤职的奏摺接踵而来。孙承宗知道，历史又要重演了。他开始上书要求辞职，与那个主动要求督战山海关的壮士相比，此时的孙承宗想必已经心灰意冷了吧？再加上之前目睹好友熊廷弼的冤死，弟子袁崇焕的被残杀，之后爱将祖大寿的叛变投敌，作为一个年近七十的老人，他已经很难再有精力与意志继续他的卫国大业了。崇祯竟然也答应了他辞职的要求。辞去职务后，阁臣们仍然不肯放过他，最后他连官职等没了。在故里闲住了七年，每年都有人提出重新启用他，但崇祯一律不准。 崇祯十一年，清军绕道进入长城，进攻保定。对于皇太极来说，这是一个彻底清算的日子，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因伤死在孙承宗、袁崇焕的手底下的，而保定的高阳，就是孙承宗的家乡。孙承宗在这里赋闲离职已经多年了。 史书上记载，孙承宗率全家拒守，最后城破被执，因为不屈服被活活勒死，也有一种说法，说他是自尽的，死时“望阙叩头，投缳而死。”（《明史·孙承宗传》）那一年，他七十六岁，与他一起死的，还有全家子孙十七人。 孙承宗死了，在辽东三帅里，他比熊廷弼、袁崇焕幸运，他是死在了敌人的手里，而不是等到敌人退后再被自己人清算的。 至此，朱由校、朱由检哥俩，还有明朝自张居正死后道德水准低下至极点的阁臣们，一道配合着完成了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人都无法完成的使命，他们毁掉了明室的长城，杀死了满清王朝最大的敌人，当孙承宗最后被勒死的时候，复仇者皇太极应该会大笑吧。只是这笑也是否会带有几分苦涩？ 如果把历史可以重来，我们设想一下，要是这些名将都是在皇太极手下，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皇太极是採取重用汉人的形式来治汉人的，而最难得的是，他一生似乎没有杀过一个汉人降将。他情报机关的头子范文程就是汉人，当然他也不是只搞情报工作这么简单，此人乃范仲淹之后代，智计过人，在皇太极手底下，权倾一时，备受重用，终其一生，没有经过暗箭折磨。而在他的帮助下，很多汉人最后都投了降，这些投降的人中，皇太极为了招降祖大寿费的功夫最大，祖大寿曾经几次背信弃义假借投降暗算过他，但是他均不以为意，祖大寿的家人落在他手中数年之久，均以优待，当祖大寿终于真的投降时，他又力排重议，委以重任，而祖大寿等降将竟然都能得以善终。 这是皇太极的用人之道，与崇祯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袁崇焕死于崇祯二年，熊廷弼死于他之前，孙承宗死于他之后，但论影响，似乎以他的死最为深远。他死后的影响波及时间之长，直至明亡，未能消散。这影响并不仅仅一句“边事益无人矣”就能概括的。袁崇焕在当时被世人称为“袁长城”。他死了，明朝的长城从此名存实亡，终于到后来十数年的时间只剩了一座山海关——明朝天下的最后屏障。但是，这还不是最坏的结局，袁崇焕死于各路军队勤王之时，而他的死，如同一记闷棍，打醒了所有的梦中人。他死了，不是死一个人那么简单，而是彻底的埋葬了一种精神。 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袁大帅那样的人了。辽东三帅的悲剧，使以后所有的将领都不会再重蹈覆辙。事实上，辽东三帅之后，越来越多的领兵之人都走上了以个人利益至上的军阀之路，而崇祯的多疑、偏执、变态亦达到极致，他不再相信任何人，甚至后来还沿袭了天启年间太监监军的那一套，君臣之间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就这样降到了极点。在那以后，崇祯手底下依然有过杨嗣昌、孙传庭、左良玉、熊文灿、卢象升、祖大寿、曹文诏等名将，但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军事才能无法与辽东三帅相比，人格与品性更是相去甚远，所以在崇祯快要完的时候，几乎没有几个武将决心为他殉葬，投降成了一件大趋势，——大的流行趋势。明朝后期还出现了一位与袁崇焕可有一比的军事天才洪承畴，可是，松山一败后，他选择的也是投降，至此，明朝已经无人了。 在所有众将的投降中，有一个人的投降影响了很多人，就是祖大寿。祖大寿的投降对当时明将的震动太大了，这是一个多么忠勇之人，为袁督师请命时不惜生死，后来守一座孤城可以被困长达十年不降，但是，他降了，这意味着什么？他不是降，是心死了，对朱家天下，再也没有了希望。 而在这些人中受其影响最深的，应该就是十几年后与袁大帅一样，又赶到北京来勤王的吴三桂了。因为祖大寿是吴三桂的亲舅舅，当他向北京城赶的时候，他可曾想过惨遭凌辱的袁大帅的名字？可曾又会想起，他的英雄舅舅为了报答袁督师的那份情意曾有过怎样的铁骨柔情，最后又走了怎样的归宿？而这一切，又将会对他的思想产生如何的作用？ 在用人、财政、军事这三个事情上，崇祯连续的下了三盘臭棋之后，发现他最后倚仗的，就只有勤王这个选择了。然而与阁臣的对立，让崇祯成了孤家寡人；与军人之间的对立，使他发现自己根本调不动勤王的军队。无人勤王，这将成为崇祯也是大明王朝最后的悲剧。
第19页 两个机会的错失 其实崇祯为了勤王，还是颇费了一些周折。凡有能力勤王的军队，比如当时的吴三桂、左良玉、唐通、刘泽清、刘良佐、马士英等人，他统统加官晋爵，甚至他还想办法给这些军队增加军饷。当然，他的这个办法也不高明，就是逼迫阁臣捐款，这个办法效果甚微，大家到这个时候纷纷哭穷，百官、皇亲、国戚、宦官加起来捐了不过二十万两，这也怪不得众人，在这个事上崇祯一毛不拔，皇上都如此，别人当然不会太卖力了。在钱财的问题上，崇祯表现的出奇的吝啬，经常犯他爷爷万历才有的毛病，这也是个怪事，都死到临头了，他还在想拿别人的钱买自己的命，此人的智商不是个低能解释的了。 崇祯对一生恨尽阁臣，但唯独没有提及军阀，说明他对勤王之师还是有所倚重的。但他却不知道，其实勤王对他来说，不过是个梦话，悲剧早已发生，相对于阁臣与他的对立外，军人和他早已离心。其实早在辽东三帅相继被清算以后，已经不会有多少人肯为他效忠，崇祯是自己断了自己的路。 但在这最后抉择之前，明王朝曾有过两次重要的机会，如果选择正确，也可能会有转机。但是却这两个机会却都葬送在崇祯的手中了。在面对这两个机会时，崇祯的性格缺点与君臣之间的无形对立更加激化，干脆成为摆在桌面上的事情了。 一次是南迁。南迁是在李自成大军压境之后，力图把首都迁往南京以图恢复的应急方案。南京是当年太祖发迹之地，后来又被成祖定为“陪都”，是明王朝又一个根据地。崇祯最早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还是内阁首辅周延儒在位之时，当时忧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崇祯曾私下秘密与这位首辅商议过南迁之议，并叮嘱其不得向外泄露，但后来，这一机密还是传到了懿安皇后（天启皇后张氏）口中，这位嫂子对崇祯的皇后周氏坚决表示了反对之意。因为尊敬这位嫂子的意见，崇祯虽然对泄密行为大怒，但也不敢再提此事。以崇祯的性格，当然也会怀疑周延儒与此事有关，后来周延儒被杀，很难说明此事是否也是其理由之一。 此时周延儒已死，北京危急，南迁之事又再提起。这次提起的是左中允李明睿，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崇祯在德政殿召见李明睿，李趁机提出“南迁”之意，崇祯再次表示贊同。 就崇祯来讲，他内心是贊成南迁的。因为对于明室来说，南京本来就是陪都，明成祖时期南京就已经设立了具体而微的中央机构，俨然一个小朝廷。延续至今，明朝几代天子，都对南京情有独钟，南京之繁华，也优于其他城市，许多名人都驻留南京，比如当时着名的秦淮八艷，江左三大家都在这一带活动。而最重要的是，因为长江中下游还有左良玉号称几十万大军环伺，南京比北京安全的多。但迁都之事，涉及宗庙陵寝，祖宗章法，崇祯刚愎自用，却也不敢在此事上太过冒进。于是他迫切需要六部大臣支持，但兹事体大，崇祯又极擅长做推卸责任、翻脸无情之事，六部大臣哪个敢开这个口承担这个可能会招来非议的决定？于是，正月十九上朝，当崇祯提出这一建议，并放出若不能如此则愿亲自出征以决一战的烟雾弹时，群臣先是诧异，接着纷纷表示“愿意代君出征”，南迁之事，无人贊同。崇祯无奈，只得放下此议。 这是在明亡之前，崇祯与群臣之间一次的无形的较量。由这一刻开始，死要命子活受罪的崇祯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其实在国家危难之时，迁都也不是不可为之事，历史上也多有先例，可惜的是，崇祯竟然为了面子任由这个机会白白的流失。而阁臣对于他的手段目的了解的一清二楚，他想听的话已经没人愿意说，其根本原因在于，没人敢替他担这个责任。 但群臣中既然有人放了话要代君出征，那就对不起，真要有人代君出征了。只不过，这位名叫李建泰的官员代君出征后还没有到达李自成攻打的山西，太原就陷落了。 此后崇祯一直思议南迁之事，但此事却遭到内阁大臣的反对，反对者最烈者为曾经成功扳倒过周延儒的内阁首辅陈演，甚至以辞官相威胁。在这种涉及祖宗庙器的大事上，崇祯不敢太过擅专，直至三月，南迁时机已过，崇祯虽有此意，但也无法再做决定。此人也真是狠人，他索性不但自己不走，干脆连太子、家人也全部留下了，只不过他这一狠，成全了后来的满清王朝，让人家不费什么力就顺利接管了大明王朝的一切，且没有什么太大的后顾之忧。而嫡子落陷，更导致后来的南明王朝在王位继承人上暧昧不定，最后形成派系倾轧。这一时机的丧失，是崇祯不智之充分体现。 除南迁外，明朝当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议和。这个想法也是崇祯早在两年前就有的，当时是崇祯十五年，洪承畴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就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这一决定得到了兵部尚书陈新甲的支持久，他向皇帝坦明：两线作战决无体力。他于是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反覆商议，但此事不知如何又走漏了风声音，朝中其他大臣得知，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对此的反应是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暗里却写手诏给陈新甲，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给让群臣知道。
第20页 同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恰逢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这时一件极为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使者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茶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在这两个糊涂蛋的无意间的联合下，此事大白于天下，群臣拿到了证据，一片譁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崇祯的个性缺点在这时再次体现出来了，面对群臣的纷乱，为平众怒，他竟下旨捉拿了陈新甲，要陈新甲解释这罪恶之行的动机是什么？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并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丢了脸皮，更怒，于是下旨将陈新甲立即斩决。从此后，再也没有人敢提议和之事。 今人看之，议和无疑是当时恶劣环境下的一个明智之举，而满清一方，其实从皇太极开始，也因忌惮明军威力，就时常有议和想法，甚至皇太极甘愿自降身份，屈于明天子之下。崇祯能想到此招，也并非完全无智之人，但关键的是，满朝群臣可能不会忘记，不过数年前，曾经力主议和的袁崇焕就以通敌之罪被凌迟处死，“议和”之事，处理不好就变成了“卖国通姦”，这是如何忌讳的事情！前有袁崇焕，后有陈新甲，从此后“议和”之事更是再也不能提，而明朝最后的一个机会，就此错过。 南迁与议和都不行，只剩下了最后了一条路——勤王，而围绕如何勤王之事，明廷君臣之间，上演了一出闹剧。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了，内忧外患无法消解，此时尚可作战的只有吴三桂手下号称八万之众的关宁铁骑。但围绕着是否调吴三桂入京的问题，群臣再次发生争议，因为吴三桂此时担任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调吴三桂入关事宜，无异于饮鸩止渴，撤走宁远军队，不但意味着撤去了满洲人面前最坚固的防线，更意味着宁锦防线的放弃，由宁远至山海关一带的几百里土地无人保护，势必会落入清人之手。而从此京师屏障只剩下山海关一座孤城，同样是危险万分之事。 丢弃土地，是历朝历代都不允许发生的丑事，特别是，还要丢掉可以抵挡关外敌人的最重要的土地，当然更是罪不可赦了。以崇祯个性，即使此举能成，一旦事毕后肯定会就此找一个替罪羊，以掩饰自己的无能，有陈新甲的先例，谁会自愿做这个替罪羊？这时满朝大臣对崇祯的心态已经有所了解，于是，大明朝的官僚系统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表现出了它的低能和工于算计：满朝的文武大员先是面面相觑，怕承担责任，都不敢发言，到后来内阁首辅、大学士陈演不得不上前说话，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但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 这种废话式的意见一下子开了头，满朝文武以废话为基准，说了更多形同没说的废话。调兵之事于是压下。二月，崇祯再提旧事，众臣又是老样子，最后只有吏都科给事中吴麟征积极主张调兵，到这个危急时候，明朝的大臣们出于明哲保身，仍然拿不出个准意见。 崇祯心里是非常失望的，但是他也无法可施，因为这个时候，杀人和换人也解决不了问题。最后，阁臣陈演、魏德藻提出折中意见，请吴三桂之父吴襄进京，担任中军都督府都督，共商大计。崇祯马上召见吴襄，问吴襄，可否弃宁远，吴襄表示可行，崇祯再问，吴三桂手上有多少兵可用？这位身世显赫的老将军实话实说，註册八万，可用者三万。 三万！崇祯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明朝军队全盛之时，有百万雄兵可用，如今，能够撑起这一片天的，竟然只有三万！而接下来吴襄的话更让他寒心，吴襄告诉他：“这三万人能够用的也不过三千人可用耳。”崇祯惊慌之极，问这三千人如何能够退敌，吴襄说了实话，这三千人并非进行的军队，而是自己的家丁与兄弟，为培养这股私人力量，自己父子费尽心力，“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明史·吴三桂传》）也就是说，是靠着比自己享受的待遇还高的待遇，才好不容易养了这三千死士。 吴襄在这里可能有所夸张，需知这人也是政治老油条，他怕把话说得太满，将来也不太好收场，这方面自然也有当年袁崇焕的前车之鑑。但关宁铁骑当时的兵力也确实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崇祯得知这个消息很沮丧，于是问，需军饷否？吴襄说要至少一百万。于是，就上演了前文所说的一幕，为了心疼这一百万两银子，调兵再次搁浅，崇祯的吝啬给自己更快地掘了坟墓。 群臣还在拿不出一个意见的时候，李自成的军队却不等了，一个月之间，他的大军已逼近北京。京城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个时候，群臣还在争议不决，主张放弃宁远和坚持一寸山河一寸金铁两派在朝上唇枪舌战，崇祯终于等不住了，他下了最后决心。三月初，崇祯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分封左良玉、黄得功、高杰等人头衔不等，命其随同一起入关勤王。
第21页 崇祯做出这个决定，对他本人来说，是完全无奈之举，而且这一定也是个非常令人沮丧的命令。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指出，在我国冗长的历史中，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是历史的必然。此话正确之极，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往往都视外患为心腹大患，却总是在“内乱”的阴沟里翻船。明朝更是如此，流民李自成的突然起事直至壮大，令明廷首尾难顾，而这个大变局的出现，竟然令得一直深为明朝廷重视的“关里关外”的危机也发生了转化，一直是主要对手的关外势力，让位给了来自于关里的流民叛乱，从此后对于明室来说，对付关外势力就只有了山海关这一道屏障，这是个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即使暂时有效，但威胁不但没有解除，其实是反而更大了。 放弃宁远也表明了崇祯心中对流民的恐惧其实是大于对外族的恐惧的，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此时他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墙可以拆了。崇祯虽然发出徵召全国兵马“勤王”的命令，但执行情况却极差，甚至是无人响应。崇祯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在袁崇焕大帅死后，勤王军队的表现的真是每况愈下！大明王朝的诸将基本上都是为自己打算，再加上都防着崇祯的为人，没几个积极配合的。其中刘泽清就先谎报坠马，说脚受伤了，藉故不奉诏，这种情绪和藉口在诸部勤王部队中极为多见。吴三桂、王永吉等人离北京并不远，但不知因为什么缘故，行进的速度不是一个慢字可以形容的，只有唐通部离北京近，率八千人马先到北京。崇祯视之如救星，当即给予重赏，封“定西伯”。于是，面对李自成，也就只有这八千人要用了。 可是，历史是不等人的，吴三桂还没来得及赶到，李自成就先到了北京城下。 大败局 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开始攻城。 事实上等不到这一天，五天前满朝群臣就已知这场角逐的胜利者是谁了。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军队一路势如破竹，到达居庸关时，那位曾表示决不辱君命的第一路勤王大将唐通竟与监军太监杜之秩率部不战而降，这最后的八千人也没能把“勤王”的使命贯彻下去，也就是说，最后为崇祯卖命的连八千人都没有。居庸关是北京对关内的第一道门户，这个门户此时轻易就洞开了。不战而降，在明朝众将中他们当然不是先例，事实上从山西会战开始，这些降将已经是逐级增加了，最搞笑的是，崇祯派去代替自己出征的“替身”李建泰也投了降，这仗，不用打，结局已经内定。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军队进入高碑店，西路挺进西直门外，城墙开始接受炮轰，轰轰之声震天动地，崇祯上朝之时，连脚下的大地都可以感到震动，大家相对而泣，惶恐难当，各自说着不着边际的应敌对策，但心中却都隐隐觉得，勤王的军队不会来了。崇祯却一反常态，显得极为镇定。他呆立那里，在御案上写了几个字，司礼大监王之心发现，随即将之抹去了，崇祯在这上面，写有六个字：“文臣人人可杀。” 这个一生好谋无断、刚愎自用的偏执狂，直到临死之前仍在怨天尤人，一个心中从无感恩之心的人，其实一生也是活在痛苦与积怨之中，崇祯死到临头，仍不悔误。 就在北京告急之时，崇祯一直期盼的吴三桂的军队一直没有出现，由山海关出发，三百里的行程居然拖了四天还没有到。不知道吴三桂此时是什么心情？可能他也知道自己要打的是一场必败的战争，而因此心情极度复杂吧。 没到中午，西直门就被攻下了，接着，平则门、彰义门全部失陷，军队围了上来，守城的军士几乎一点战斗力也没有。潮水一般的大顺军队围住了北京城，后人如此形容“四面如黄云蔽野”——四面全是穿黄色衣甲的大军。 三月十八日一早开始，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但这雨并没有挡住大顺军队的攻势，李自成开始冒雨攻城，明军开始放空炮了，当然这于事无补，最后连空炮都放光了。李自成开始在彰义城外喊话。 这是李自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帝国的最高首脑间对话，虽然他们并没有亲自见面，替他们传话的是一个名叫李国祯的守将，但是，其实他们之间已经开始有了真正的对话，这次，不是一个流民与帝皇在交流，而是一个胜利者与一个丧家犬的对话。 李国祯要求自己为人质，令李自成派人去谈判，李自成狂笑道：“何用人质！”胜利者已经不需要在那些细节上费口水了。李自成提出了条件——“割地求和”，并精心挑选了一个特使——崇祯一度宠信的投降太监杜勛前去谈判，当崇祯看见杜勛的时候，这个场面一定会令所有人百感交集，崇祯自己呢？依然怨天尤人吗？ 李自成的条件很简单：划分天下，赏银一百万两给他的军队，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作为条件，大顺与大明联手，抗击清军，保卫辽东。 平心而论，这个条件开的不错，李自成虽然起事多年，但多少还是对崇祯给了几分面子，也许在潜意识里，这位流民领袖还认为，崇祯罪不至死。而他自己也确实还没有足够的准备，想要征服整个天下。任何有头脑的人，对这个条件都应好好考虑，崇祯当然明白这一点，可惜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傢伙又开始玩起了他一贯的伎俩，他想找一个人挺身而出，替他接受这屈辱的绥靖政策，这个人，是他现在的传话筒，日后东山再起、局势稳定时，就如同当年的周延儒、陈新甲一样，再成为他的替罪羊。
第22页 崇祯开始问计，但满朝文武，谁不知他的心意，以前每逢议事时，还有几个人说点不着边际的话，今天，无人发出一言。崇祯无奈，直接问内阁首辅魏藻德：“此议如何？今天事情到了这地步，你只说一句，行还是不行即可。” 曾经非常漂亮的将崇祯第一阁臣周延儒干掉的魏藻德一言不发。崇祯不悦，再次追问，还是不说。 崇祯看群臣，一片哑然，崇祯气得头疼了。三个月前，他碰上这种场面肯定要大开杀戒，但今天，杀人的人已经没有了资格了，他不能再杀了，杀完之后，下一个就是他了。 谈判破裂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不能接受这一极具诱惑力的要求，当杜勛走后，他气得险些动手殴打魏藻德，但此时，这位暴戾天子所做的，也只不过仅此而已。 崇祯此时可用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曾经，他手下有用兵如神的袁崇焕，深谋远虑的杨嗣昌，忠心耿耿的孙传庭，威仪天下的孙承宗，还有见识卓越的洪承畴，战无不胜的曹文诏，而此时，除了一个慢吞吞的吴三桂以外，他一个可用的人也没有了。他写了一封自欺欺人的诏书，胡吹了一些“朕将亲率六师以往”的大话，然后急忙召见驸马巩永固，要他率家丁护送太子南行。巩永固告诉他，这是不可能，一是按明律法，哪敢蓄家丁？二是，城外全是李自成的人，这些人如何有战斗力对付李自成的精锐军队？愚蠢的崇祯，为了一时之气，也连累了他的后人註定不能活着离开北京了。 最后可用的人，只能是一个叫王承恩的太监了，此人倒是一个真正的忠心之士，崇祯命他备好武器和人员，做最后的挣扎。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再次攻城，这次，又是崇祯宠信的一个太监出来了，太监总管曹化淳开了城门。这位曹化淳，当年在联手周延儒赶走温体仁一事中，是个关键人物，这次开门计划，是他早就和大顺军密谋好的。彰义城门一开，平则门、德胜门全开了，北京外城全部陷落了。 崇祯如惊弓之鸟，他问大臣：“外城破了，怎么办啊？”阁臣们纷纷回答：“陛下之福，不用忧虑，实在不行，我们巷战，誓不负国。”这是世上最大的谎言，几小时后，城还没全部沦陷，说这话的人大多数都投了降，这里有兵部尚书，也有皇亲国戚，当然也有那位一言不发的总理大臣，整个过程，没有一场巷战发生。三月十八，夜，内城攻破，李自成军队进入北京，此时雨仍未停，炮火硝烟，细雨竟然夹着雪花，在烟雾中洒向北京城。 崇祯还在等着奇蹟，当他听说城已经完全陷落后，问：“大营兵呢？李国祯呢？”这位李国祯是京城禁卫军头子，也是一开始自愿给李自成做人质的那位，此时，他早就逃命去了，军队全部溃散了。崇祯终于明白，除了一个太监王承恩以外，他身边已经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了，更不会再有多一个人会为他献身。 崇祯与王承恩等人来到干清宫，在逃命之前，他还有心事未了。 北京城内炮火纷飞，人声沸腾，但干清宫内，一片死寂，他的妻子周皇后已经穿戴整齐，面容安详的等在那里。崇祯说：“大事去了，你是国母，当死。”周皇后伤心哭道：“妾身跟随你十八年了，十八年间，你从没听我一句忠言，如今我们一起为国而死，还有什么可说的？”崇祯羞愧不能语，此时的他，纵有悔悟之心，也已迟了。 崇祯下旨，周皇后、后宫各等嫔妃，包括天启皇帝的张皇后全部都要自尽。崇祯叫来了他的三个儿子，太子、定王、永王，亲自为他们穿上旧衣，说：“你们从前是太子，今日城破，就是小民，各自逃生去吧。不必想着我了，我为国而死，已经没有脸去见列祖列宗，今后，你们一定要谨慎小心，见着做官的，年纪大的叫老爷，年纪小的叫相公，遇着平民，年纪大的叫老爹，年纪小的叫老兄，遇着文人叫先生，遇着军人叫长官。”说到这里，他也说不下去了，哭着说：“你三人如此不幸，怎么竟生在了我的家。” 左右侍从无不为之落泪。 崇祯看着三个儿子出了宫，来到坤宁宫，周皇后已经上吊自尽了。崇祯看着曾经一度相依为命感情甚笃的皇后的遗体，只是悽然的说道：“好，好。”十六岁的长平公主，在母亲的尸体旁痛哭不已，崇祯望着出落得楚楚动人的女儿，再次说起了那句着名的遗言：“你为什么生在我家？”说完就手起剑落，一剑砍向公主。 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间，他杀了不少人，但是只有这一次，他是真正的自己动手杀人，可惜，这最后的一次杀人未能如他所愿，一剑落下，长平公主急忙间情不自禁用胳膊去挡，一条臂膀断下，人倒在血泊之中，昏了过去。这位公主，当时大难不死，后来成为传奇小说中的人物，被人们尊为独臂神尼，但其实，她在两年后就死了，死在了清朝顺治时期。 崇祯以为长平死了，于是来到南宫仁寿殿，这一次，他要杀的人是自己的嫂子——天启的正宫娘娘张皇后。他没脸见这位一向尊敬的嫂嫂，于是要宫女逼张氏自尽，然后仓促离去，张皇后死与不死，他已经没时间去检查了。（事实上张皇后当时未死，后来李自成入宫前才自尽的，其尸身还得到李自成手下大将李岩的庇护）他吩咐后就离开南宫，在王承恩的陪同下，他来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地点，煤山（今景山）。
第23页 站在煤山寿星亭的一个歪脖子树下，崇祯听见宫内传来一片呼喊缉拿之声，他已经跑不动了，与其说他跑不动了，还不如他已经连跑的勇气都没有了。他的眼睛四处张望，最后看见的，就只有那棵歪脖子树了。 盯着那棵歪脖子树时，崇祯除了死还想到了什么？他是否想起了“天下文臣皆可杀”的怨毒的话语？又或者，他是否想起了十几年前，那个曾经被他残杀并且彻底毁掉了名誉的袁大帅？如果当年不是他的无知，无智，加无情，也许明室天下，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历史在崇祯身上开了个玩笑。十四年后，轮到他来被清算了，而此时，世间已无袁崇焕，勤王的军队也不会再有了，只有头顶那一抹斜阳，照在这个他已经就要丧失了的帝国的土地上。 崇祯选择了死。他把头放到绳索里之前，写下了这样的话： 〖诸臣误朕，朕无颜见先帝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决勿伤我百姓一人。〗 快要死的时候，崇祯说了一句漂亮话，但其实在他治下百姓被伤者何止千万，他若真有爱民之心，又何来流民之乱？而直到死，他还是认为众人都负了他，这样的人，生时无用，死时可悲可怜复可憎，而大明王朝，终于由他手中，了却了欠世人的所有孽债！ 第二章 平民的胜利——大顺王国的幻梦之路 动荡时代 一六四四年春天，崇祯在煤山上了吊，前后不过一个时辰，李自成的军队就攻下了皇城。这一年李自成三十八岁，比崇祯大一点。李自成与崇祯斗争了十四年，可惜这两个对手从来没见过面，这一次本来可以有机会见面的，却因为李自成晚了一步，终于只见到了崇祯的尸体。 李自成对这个结局并不满意。他命人把崇祯的尸体运来，这时的崇祯非常狼狈，披头散发，光着左脚，右脚上只穿一只红色的鞋子。 据说李自成见到了他的对头这副惨状时，并没有表示出很开心的样子，相反，他很惆怅，甚至说：“我是来和你共享江山的，何苦自寻短见？”他也见到崇祯的妻子周皇后，周皇后死后把全身的衣服用密线缝实，是怕死后受辱。李自成嘆息一声，将两人的尸体合葬，送到了今天北京的昌平。 有人把倒在血泊中的长平公主押了过来，面对着这个只剩下一只胳膊，连痛带吓话都说不出来的皇室儿女，李自成嘆息一声：“上太忍。”命人好生对待她，不得为难。 十四年来，崇祯无时无刻不想着将李自成像袁崇焕那样的千刀万剐，但是非常可笑的是，其实李自成是崇祯培养起来的英雄，没有崇祯的“英明”，就没有为李自成的今天。如果崇祯还有几分头脑的话，地下有知，想明白了这个事，恐怕就连做了鬼也不会安心。 看史书记载，李自成具有典型的草根英雄的特徵，明史上说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这个特点，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有充分体现。李自成起事后掌握权力后，也很少摆出特权的架势，甚至手下的兄弟们也直呼其名，叫他“老李”。 尽管本人相当随和，宽容，义气，坚强，但李自成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平民英雄，没有帝王之德，与同样草根阶层的朱元璋、刘邦相比，军事才能与战略眼光皆不可同日而论，他能起事，崇祯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实到晚明以来，内忧外患之的形势已形成。关外问题被称之为外患，流民问题谓之内忧。按明朝君臣的重视程度，外患一直是引起高度重视，对天灾与内忧相对要小得多，但没想到的是，最后的内忧反而成了主要问题，崇祯还因此送了命。其实流民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在崇祯本朝，而是在正德年间就已经形成，万历年间颇具规模，到天启年间进一步恶化，至崇祯年间完全崩溃。 崇祯至死没有意识到流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只看见了眼前的问题，比如文官内斗，辽东问题，党争问题，君臣离心问题，却独独没有看到最本质的土地问题，这是他眼光的局限。但是把时间往前推一下，我们会发现其实自天启年间开始，不光是皇帝，封疆大吏和阁臣首脑亦没有多少人关注土地问题。不能不说，这种短视是共性的，不光君主，臣子主要是阁臣们同样负有责任。 封建社会任何一朝，最后的衰亡都和土地制度有关，土地制度的破坏，是内部腐烂的先兆，这与王朝所建农耕社会的性质有关。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最大的不同在于土地归属问题，农耕社会是以土地为依存的家庭体系单位，所以土地所有权最重要，因为这是维繫家庭式管理的根本，如水之源，木之根，没有土地也就没有家庭存在之本。土地用来养活小民，同样也用于提供赋税，解决财政问题，所以整个王朝与小民一样，都赖于土地。这就如同明朝是个大家庭，大家庭由小家庭组成，如果小家庭家之不家，大家庭同样无法保存，决定这个家庭正常运转的根系是土地。这一点与游牧民族不同，游牧民族是马上王朝，其流动性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生产方式更多带有掠夺性、机动性的特点，土地所有权问题，不是他们的主要问题。 朱元璋建明朝以后，深知土地对于人民的重要性。自建朝开始，他对土地的控制一直是比较严的，这和朱元璋出身于贫民家中的背景有关。他对农民之疾苦多有体会，他曾颁布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在明初以来，“计丁授田”制度的出现，对于抑制土地兼併，实现按人丁计算耕地面积的政策多有襄助，但最关键的还是，朱元璋由此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比如丁甲制度等，都旨在以土地为枷锁，将人民牢牢拴在其上，形成牢固的家庭结构。
第24页 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明成祖永乐时期，未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在永乐以后，制度终于出现了漏洞。明朝中期自正德始，皇帝开始宠信太监，而且贪心日起，于是，利用太监直接管理皇庄的潜藏制度就出现了。太监专权后，兼併土地成为首要目标，明武宗正德年间，太监直接强占的土地竟多达五万多顷，而其他的皇亲国戚也效仿之，兼併土地蔚然成风，到后来，全国一半土地都在皇亲国戚手中，朱元璋苦心建立的“计丁授亩”制度被破坏殆尽。 这些现象到万历一代更为严重。不过，明朝比较幸运，在万历临朝之际，大学生张居正组阁成为总理大臣。张居正对土地问题非常敏感，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上台后改革户籍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对抑制土地兼併，增加国家税收，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张居正在黄册和鱼鳞册都失去效果的时候推行了更简化的“一条鞭法”。黄册与鱼鳞册早在宋元时代就有，到明朝，由太祖朱元璋亲自建立完善，这两册意义，不单代表册籍的本身，而且与赋役制度紧密联繫，黄册更是一切赋役的根源。 黄册与黄册制度是明代比较通行的登记户口制度，有点像现在的户口本。黄册以户为单位，每十年更新一次。黄册主要是为了登记人口而用，但也规定人与土地之间的占有关系。比如黄册上的人与所占地都是对应的，比如某人有田百亩，那么黄册上就对应着有百亩，如果他卖去二十亩，那么就应当再造新册，写上：旧管百亩，今卖二十亩，新管八十亩。黄册与甲里制度相配合使用，《明史·杨思义附范敏传记》说：“十三年，试尚书……帝以徭役不均，命编造黄册，敏议百一十户为里，丁多者十人为里长，鸠一里之事，以供岁役，十年一周，余百户为甲，后仍其制不废。”如上所述，甲里制度的以一百一十户为为单位，形成一里，这是清查户口的手段，黄册则是编制，详细记录每户籍贯、丁口、姓名、年龄、田宅、资产。政府则掌握黄册登记的每户人丁和田宅资产。黄册与甲里制度出现以后，基本上掌握全国的户口和耕地，赋役徵收管理制度更趋完善。 鱼鳞图册源自南宋时代的经界法，鱼鳞图册其实就是田地之图，它把田地分区分段，绘画区内的田形，丈尺田界，记录田地种类和肥瘦，买卖情况及田主姓名，再编列字号，订成一册。鱼鳞图册的得名是因为内里绘制的田亩，状似鱼鳞。明实录说：以图所绘，状若鱼鳞然，故号曰鱼鳞图册。与黄册相比，鱼鳞图册详细记载的田产的情况，比如田地的好坏、产权争执的依据，并随时登记变动情形，以此作为定赋役的标准。 黄册与鱼鳞册配合使用，严明的规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基本上解决了土地与占有者、赋税之间的关系，可有效控制兼併的，但是到了万历年间，因为土地兼併严重，黄册上的数字已经并不准确，这个制度被破坏了。对此，国学家钱穆分析的很清楚，他说：“如有一豪家置田万顷，他的田亩侵占别人的太多了，便会有人想法变乱黄册，把新收的挪为旧管的，来迁就此种兼併之恶风。又黄册规定每一百十户为一里，推择其中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百户分十甲，一甲分十户。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理此一里一甲之事。主要替政府主管催征，但兼併之风既盛，大户千亩也是一里长，小户三十亩也是一里长，则小户非倾家荡产不可。”（钱穆《中国政治得失》） 黄册被破坏，鱼鳞册同样不能真实的反映土地的情况，业主名字既然可以更改，则无法与真实的土地所有情况对应。两册破坏后，地主豪强兼併土地没有法理上的约束，兼併之风就愈加严重。于是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条鞭法”也是个无奈之举，因为旧有的两册制度根本没法施行，国家税收和财政上的困难极大，而明朝冗官、冗兵太多，皇室用度极大，不想法“找钱”，政府无法运行，于是，“一条鞭法”实行一个简化的徵税方式：计亩征银。其含义即将赋内（如田赋、杂税等）、役内（如按户征派——“里甲”、按丁征派——“均徭”、临时征派——“杂泛”等）各条款总编为一条，皆计亩征银。“一条鞭法”中的“鞭”字其实是“编”的意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在清查了全国土地的基础上制定的，实际的作用是按田亩的多少确定赋税，取消徭役制度，并以货币来取代实物交税。这个作法有三个好处，一是解决了人民的徭役的负担，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赋役结合的制度，二是抑制大地主阶层强占土地，以重税整治，三则用货币来取代实物，既搞活了市场流通，也使税收的帐目清晰实用。 这个制度的产生对于明王朝极其重要。明朝能稳定土地问题多年，全赖于太祖朱元璋的“计丁授亩”，而在嘉靖一朝后，张居正对制度的改进，对解决明朝的财政困难贡献颇多，可惜的是，这个制度在他死后就破坏了。 一般来说，封建王朝的历朝历代总会有开国的英明之主建立先进的政策，但只要有一代昏君，这个政策就会崩溃到无可收拾的地步。明朝自正德皇帝这个昏君出现后，基本上就再没出过一个好皇帝，而万历的昏庸贪婪，还要甚于正德。他破坏了一条鞭法，在恢复原有的高额赋税基础上，还增加了矿税，于是土地问题愈演愈烈。土地被兼併的第一个恶果就是产生了很多无业的农民，因为被兼併的土地大都不在黄册，享受一切免税特权，而原有土地上的农民不但无地可种，还要缴税，土地越少，税收越高，无地的农民缴不起税，有地的农民负担更重。恶性循环形成后，就造成了明朝中后期内部最大的社会问题——流民现象。
第25页 关于流民之苦，历史上颇有记载，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飢疏》曾详细介绍了当时陕西的灾情：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吃树皮吞石头，这还不是最苦的：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城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 在这里，吃粪便，甚至吃人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一个朝代一旦有人吃人的现象存在，那离灭亡就不远了。 对于人民疾苦，很多官员也有详尽了解。崇祯即位之后，面对流民问题，也曾有很多人提出过良好的建议。在流民还没有形成气候之时，兵部郎中李继贞就曾向崇祯提出过解决之策：“流民飢饿，将来必会成匪，不如请从内帑中拿出十万两银子来救济他们。”内帑当时有三千七百万两银子，区区十万简直不如九牛一毛，但是崇祯不听，不但不拿一分钱，反而派兵围剿。 崇祯上台后，做出中兴帝王的姿态，在辽东军事上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很大，与之相比，对流民起事这个会动摇根本的问题，他表现的不是冷漠，而是完全不清楚。这个根本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在崇祯眼中，除了规定“三饷加派”，一切以皇室安危为重外，竟然定下的是“围剿”的方针。于是，本来是农民税务积重难返的问题，到了崇祯这里，就定性上升为反政府的行为。李自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横空出世的。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陕西乃明朝西北最重要的边防地区，驻在这里的皇室藩王贵族，占据大量田地，“秦藩富甲天下，拥资数百万。”（《平寇志》）而在天启至在崇祯临朝间，陕西、河南偏偏又不断的出现天灾人祸，使之成为当时流民最多的省。李自成从小出于贫苦家庭，因为家穷，和朱元璋一样，他也当过和尚，四处云游，这期间对于民间疾苦颇有了解，也掌握了许多的人情世故。李自成身上“江湖好汉”习气比较重，二十岁那年，他给地主家打工，因为不满对方盘剥，将地主打伤，不得不逃到了银川一带，后来又当上了驿卒，成为大明王朝邮电系统的一名低级职员。 以李自成之能，当个邮递员绰绰有余，不过，这个位子后来也没有保住。崇祯三年，因为财政紧张，朝廷开始裁减驿站，因为没有送礼等缘故，李自成被列入裁员名单，“下岗了”。此时陕西流民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势力，自天启元年王二揭竿而起后，安塞人高迎祥号称“闯王”，也揭起了起义大旗，并且势力极大。这位高迎祥是李自成的舅舅，反正生活也没有了着落，李自成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贪婪的上司，投入义军中成为一名大将。 流民的作战特点全在一个“流”字，他们没有稳定的根据地，往往携家带口，流动作战，这里不行，就换地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其波动性与流窜性极强，给围剿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而对于流民起事来讲，其实最关键的是土地产权问题，光靠围剿，根本治标不治本，所以强力围剿的结果是，流民越剿越多，势力蔓延越来越大，由河北，陕西，再到四川，湖北，广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军费开支也随之膨胀。 从王二揭竿而起以后，短短数年间，出了近百位在全国有影响的流民领袖，而这其中最着名的有曹操（罗汝才）、八大王（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闯塌天（刘国能）等人。王二早早战死后，流民领袖以闯王高迎祥势力最大，俨然成为领袖，“曹操”罗汝才、“八大王”张献忠次之。 李自成就在高迎祥阵营里在流动作战、围剿与反围剿的大小战役中成长起来。他是一个颇有江湖义气的“大哥”，但并不是一个很杰出的作战将军，与他一样，流民中其实很少有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作战谋略与战斗力是无法与大明的王牌军队和各大军区首长们相媲美的，可惜的是，很多个关键时刻，他们的死对头崇祯竟然“帮”了他们，上演了一出大明王朝与流民之间的“无间道”。 无间道 流民与明廷的作战一开始就是经常以失败告终的，不过，败者本就一无所有，胜者亦未有太大收穫。明朝各级军队都比较头疼的是流民的蔓延性与流动性问题，对此，有不少当时执掌兵权的大员都提出过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其中，三边总督杨鹤最早提出“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和缓政策，在他的这个政策的感召下，确实也有不少义军招了安，不过，在崇祯“英明”领导下，正规军还经常“欠饷”，发不起工资，何况招安来的人？明朝对招安的人做了很多承诺，无法一一兑现，这些招过来的人发觉上了当，又开始重新造反。
第26页 对于这种局面，崇祯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开始用了他最擅长的手段——以“滥杀”来弥补自己的挫败感。他逮捕了三边总督杨鹤，再次动了杀机。从此，和缓政策不敢有人再提了。逮捕杨鹤，这是崇祯在继和皇太极的“无间道”（协助皇太极杀袁崇焕）后，与流民（不仅仅是李自成）势力又开始玩这个游戏的信号。 既然官匪难以合作，矛盾只能再次升级。不过，崇祯本人无能，手底下却从来不乏高人。杨鹤下台后，继任三边总督的是陕西布政使司洪承畴，这位洪承畴是明廷自袁崇焕后又一干才。他在接任总督之前，在陕西已经几次与流民作战取得胜利，他手下还有一个极得力的猛将——曹文诏，后来独当一面，成为流民军队的克星。这位曹文诏，先后跟随过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马世龙等名将，深得用兵之道，他以一人之力，竟然平定了流民起事最凶的陕甘两省，将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等强劲对手都赶走了，后来又转战山西，一连打了六个月，肃清山西流寇。 可惜的是，这位勇将的命不太好，可能是脾气太刚勇的缘故，得罪了朝中的文官御史刘令誉，暗中参了他一本，崇祯不分青红皂白，在一片形势大好之时，把他调去大同当总兵，他的职责原来是“节制山西诸将”，这下有功反而给降了一级，成为地方总兵官。曹文诏在大同遇上了皇太极，这人的水平就不是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他们能比的了，居然给他乘虚而入，绕道进入长城，丢了胜堡、灵邱等地。崇祯不念他征战几省有功，当即免职，充军。后来山西流民乘曹文诏走了又起事，势力愈来愈大，崇祯听从山西巡抚建议，命曹文诏前往山西，戴罪立功，走到一半，文官又来了暗箭，兵部尚书张凤翼素来不喜曹文诏为人，又命他改道河南，在兵力、粮食均都不足的情况下，命他限期剿灭河南流民义军。曹文诏一走，山西义军拍手称快，而这位戴罪立功的勇将也终于再难有所作为，后来在与高迎祥、张献忠的战斗中，因为兵少无援，战败自杀。 崇祯七年，在没有了曹文诏的压力下，高迎祥李自成势力渐大，突破黄河防线，到达河南以西。这时，崇祯手下大学士出身的陈奇瑜总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等地，与李自成军队正面作战。这位陈大学士是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标准文官，当时位在洪承畴之下，但也真是个干才，他与另一位干才卢象升配合，不出数月，竟然屡战屡胜，一连斩杀一百七十七名流民首领，更以车厢峡一战大败义军，险些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一干农民军队困死。这场困战持续了两个多月，义军死了近一半人，迫于无奈，李自成等人投降。这位陈大学士被胜利沖昏了头脑，忘记了杨鹤的命运，竟然接受李自成等人投降。受降的义军这时只剩下了三万六千人，这里面还有后来名声大震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陈奇瑜好事做到底，还派了五十几位安抚官将义军遣送回籍，结果，刚出来车厢峡栈道，三万多人一起动手，杀了几十名安抚官，又反了。李自成与张献忠这时侥幸逃脱，为以后东山再起积蓄了力量。 为逃避责任，陈奇瑜牺牲了几位下属的生命，将责任推到了他们的身上。但他在朝中的政敌获悉此事，又岂能放过他？给事中顾国宝、御史傅永淳参本，历数陈奇瑜罪行。崇祯除了自己，哪能容许手下人犯一次错误？于是，陈奇瑜比曹文诏还惨，一夜之间从功臣变成了罪人，下狱、大刑伺候了！ 农民军在崇祯“相助下”，去了劲敌，势力愈大。崇祯九年，比陈奇瑜更有才华的洪承畴进入正面战场，连败义军。义军不得不在荥阳开会，十三家首领商议结成联盟，共对明军，在这次大会上，李自成脱颖而出，提出化整为零的战术，要十三家头领分头行事，“打下来的城池村庄，劫来的男女财产，一概十三家均分。”这个提议被大家认可，李自成虽然此时还是依附高迎祥，但在义军之中，已经是非常有名气有地位的人物了。 大计商定，但大家不久就发现洪承畴更非等闲之辈，只要碰上他，义军就极难有胜算。被洪承畴打得四分五散后，高迎祥与张献忠东下，侵入凤阳，烧了朱元璋祖陵。在这里，李自成与张献忠第一次翻脸，他们翻脸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张献忠劫获了几个守陵的小太监，因为他们会吹打，张献忠留在军中做娱乐之用。李自成根据“男女财物十三家均分”的原则索要，张献忠不给，两人竟然就此翻脸了，李自成率先破坏盟约，鼓动高迎祥散伙，转战陕西，与罗汝才会合去。为了这么点小事，两大农民军领袖就此结了仇，而且终其一生无法化解，今人看来，简直有如儿戏。 农民军并不团结，荥阳大会后，基本上无人遵守“财物均分”的原则，反而多有争斗。也由此说明，义军直到时，仍然是流民习性，没有纲领，没有道德约束，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思想，仍然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在这个形势下，明军各大员纷纷出手，捷报频传。与洪承畴齐名的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陕西汉中将高迎祥困死，最后竟然将其捉拿砍头，取得了具有决定性的胜利。高迎祥死后，义军势力大大受挫，由此分为两支，一支由张献忠率领，转战湖北、安徽、河南，一支由新闯王李自成带领，辗转于陕西、甘肃、宁夏。
第27页 两支义军步履艰难，因为与义军相比，明朝的大将太会打仗了。此时，在接连杀、撤了几个不太成功的兵部尚书后，崇祯终于找到了感觉，重用了一向以权谋着称的杨嗣昌为兵部尚书。这位杨嗣昌是当年那位倒霉蛋杨鹤的儿子，接受乃父教训，做官和做人都很小心，因为擅权谋，在崇祯那里非常得宠。在对付义军一事上，他提出的是“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四正”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个地区为主战场，六隅是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个地区为辅助战场，形成一个“十面之网”，主战场以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对付李自成，辅助战场由总理六省军务的熊文灿对付张献忠，洪承畴、孙传庭还有一个熊文灿，全是难得的干才，他们把李自成、张献忠打得无处可逃，李自成逃到了商洛山中，张献忠投了降。其他的义军在滁州碰上的是曾与曹文诏联手过的卢象升，他手下有大将左良玉、高杰、贺人龙、祖宽，更是打得义军无还手之力。熊文灿、卢象升再加上先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洪承畴、孙传庭，合这几人之力，眼看义军败局已定。 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王牌大卧底”崇祯出手了。 原来，因为义军势大，满清趁机出兵，明朝此时需要左右应付。于是崇祯採用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极不理智地将剿匪任务最巨的洪承畴、孙传庭撤回，拱卫京师。杨嗣昌此举，多有私心在里面，因为他与洪、孙之间一直是貌合神离，防止两人功大盖过自己的私心也在里面，所以趁机把他们从最重要的战场调回。对此，老练的洪承畴表面上并无异议，心里其实不满，耿直的孙传庭却不能接受如此轻易的放弃剿匪的大好局面，几番上书无效，于是一怒之下称病辞官。 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明朝的阁臣内斗，真是无处不在。每到关键时刻，阁臣中间就会发现内讧，无论是在关外对付后金还是关里对付流民，其结果都是一样。杨嗣昌的这个暗算，令明廷极其关键的大好局面难以维持。 对于文官内斗（洪承畴孙传庭虽然带兵打战多年，但和辽东三帅一样，也是进士出身，都是文官），崇祯的内心是非常厌恶的，可是他找不出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如同墙头草，今天听他说有理，就办，明天醒悟过来了又整那个曾经影响他的人，这次也一样。崇祯信了杨嗣昌，于是不管孙传庭有多大功劳，有一次忤逆都不行。好，你不是不服吗？捉！国家功臣孙传庭也下了狱，洪承畴心里不服，可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洪、孙一去，义军去了两个最大的劲敌，不过，明朝还有熊文灿，熊文灿把李自成打得只剩下了十几个人，还招降了张献忠，允许他拥兵自立。可惜的是，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出尔反尔，又反了，熊文灿想起杨鹤、陈奇瑜遭遇，后悔不已，急忙採取补救措施，上书朝廷申辩，甚至不惜谎报军情，反而弄巧成拙，连以前接受张献忠等人贿赂之事都被朝中政敌抖出来了。文官集团又发威了！崇祯也发了怒，下令捉熊文灿，最后等待他的结果比前几任还惨，是死刑。 熊文灿一死，义军得以喘息。形势急转直下，这时，崇祯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兵部尚书杨嗣昌亲自督军。杨嗣昌不光擅长于搞内斗，他打仗确实有一套。再次大败张献忠、李自成，取得玛瑙山大捷，在西鱼山腹地，更将李自成困死，逼得李自成险些自杀。 不过，杨嗣昌最后还是功败垂成，因为杨嗣昌小看了张献忠。张献忠是兵勇出身，其人性情残暴、反覆无常，为人看似粗鄙，但其实极通世态人情。他为保存性命和实力，曾几次假降明廷，一旦有机会就再反水，之所以这样做的成功率极高，是因为他深知明廷诸将面和心离、贪恋名利、人人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大局的弊端。他对付熊文灿，就用过这个狠招，先是以重金相贿，成功骗取其信任完成诱降后，又再度反水，还详细把熊文灿等人受贿之事实、数目刻于城墙之上，终于利用明廷阁臣之间的矛盾，不费一兵一卒就斩杀了对手。这次，虽然他打仗打不过杨嗣昌，但却找到了另一个对付他的办法。 杨嗣昌倚仗崇祯之宠，骄矜自用，他排挤洪承畴孙传庭之事在军中颇为不得人心，而这两位良才去后，他手下可供调遣的人是左良玉与贺人龙。左与贺二人曾随卢象升、熊文灿等人征战多年，始终在主战场作战，但却未能凭此升官，左良玉还受熊文灿牵连，被罪降三级，一直对明廷有所不满，亦对代表明廷出战的杨嗣昌多有不服，而杨嗣昌也对他的骄狂作风也早有不满，将帅之间，互不顺眼。当时明军的状况，用原兵部尚书、曾推举过袁崇焕的侯恂的话说，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怀陵流寇始终录。》）很不幸，这个矛盾被与明廷诸将争战多年的张献忠洞悉，于是他使出了屡试不爽的一招——离间计，先以重金贿赂左良玉，并说：“献忠在，故公重见。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则公灭不久矣。”（《明史·左良玉传》），这些话正说在了左良玉的心坎上，于是，左良玉开始不再为杨嗣昌出力，杨嗣昌屡次调他不成，张献忠趁机突围了。
第28页 面对左良玉的抗拒，杨嗣昌不是像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一样，以公正、清白、严整军纪、廉洁自律来取得威信，相反暗中使了阴计。他发动兵力将张献忠逼入四川后，想利用另一军阀贺人龙取代左良玉，私下许诺贺人龙，只要取胜就将左良玉的“平逆将军”的称号转赠给他，并上报朝廷记其大功，不料左良玉竟然在玛瑙山一战中立下大功，成功地将张献忠困住。杨嗣昌无法兑现承诺，贺人龙因此对他深怀不满，索性将此事对左良玉明说，此后左、贺两人与杨嗣昌形同水火，不再听他调令。 张献忠的离间计，再加上杨嗣昌处事的不明朗和偏私心，令得将帅失和局面日益严重，左、贺不再听命，产生恶性连锁反应，许多将领与杨嗣昌离心离德，导致杨嗣昌最后几乎无人可用，朝中政敌也趁机发难。由此战争局势逆转，李自成抓住机会，与刘宗敏等仅有的十几骑人突围出来，在河南东山再起。 在杨嗣昌还为人事问题烦恼之时，义军缓过手来了。张献忠採取“以走致敌”的策略，以游击战术绕到明军后方，竟然击败左良玉，大举反击，并在后来的战斗中获得全胜，占领了四川重镇襄阳。李自成突围后转战洛阳，同样事事顺利。之后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领导下，洛阳陷落，福王被杀、襄阳陷落，襄王被杀。其中福王朱常洵是万历与郑贵妃的儿子，当年曾掀起明朝整个文官集团参与进来的“三大案”，就是缘自于他与太子朱常洛之间的矛盾。因为其母受万历的宠爱，也连带着从小就得宠，虽然夺位没有成功，但也凭此在藩王中占的地盘最大，兼併土地最多，平时民恨极深。这次被义军捉住，剁成了肉馅，拌以鹿肉下酒，谓之“福禄酒”，成了下酒菜。当年万历为他，不惜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此时此人竟落得如此下场，万历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一下了死了两个姓朱的王爷，其中一个还让贱民吃了，深知崇祯个性的杨嗣昌明白自己的路也走到头了，这不是一个可以逃脱的罪行，“功虽未成，尽瘁堪忧”，（《明史·杨嗣昌传》）离成功只差一步的杨嗣昌在忧愤恐惧的心情下，自杀了。 熊文灿、杨嗣昌的死对于明廷有深刻影响，自此，能够挟制义军的将领已经全部清理了，左良玉之流的军阀有各大军区首长的前车之鑑，也未必再会尽力，相反，官兵在欠饷、文官内斗成风、主帅相继下狱的绝望情绪下，同样残暴如匪。到后来，明朝不但无一可用之将，还多了很多比匪更坏、扰民更狠的“官兵”。朝中无人，百姓离心，崇祯送了李自成一个大礼，将一个意志坚定的草根英雄送上了实现皇帝梦的征程。 李岩来了 与倒霉的崇祯相比，李自成的运气越来越好了。但这好运气来得非常艰难，在李自成的身上，不断的验证了一个道理：成功是在一万次失败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六四○年（崇祯十三年），李自成面临他自起事以来最倒霉的时刻：在杨嗣昌十面张网的战略下，他被围困于湖北巴西鱼腹山中，杨嗣昌要招降他，被李自成拒绝。这时，部众或走或逃，身边已经没有多少追随者了。李自成想要自杀，养子李双喜阻止了他，这时手下人心浮动，大将刘宗敏纵然一向骁勇，此时也有了降意。 李自成知道别人降可以，他降是不行的。从杨鹤，到陈奇瑜，到熊文灿，每当挺不下去的时候，他和张献忠这些人都是採取先投降再找机会图谋再起的方式，对此，明将们已经有了高度的警惕，杨嗣昌在围攻张献忠时，早就对外放了话：除张献忠外，其他人均可赦。他其实也一样。降对别人来说，可能还有一条活路，他降就是死路一条。 李自成却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坏运气已经到头了。四年来，从他跟随的闯王高迎祥被孙传庭斩杀后，他几乎没有打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胜仗。从陕西河南到四川，他们一路流窜，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盘也没有。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年），李自成遇到了自起事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在陕西的潼关，洪承畴与孙传庭设下三道埋伏线，将他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只有忠心耿耿的刘宗敏和田见秀等十七人跟着他躲进了陕西东南地区的商洛山。 李自成当时认为这是他人生最惨澹的时刻，并没想到事隔不到两年后还有场更大的失败。当时的情形太危险了，如果不是崇祯在关键时刻的“帮忙”，自己是非死不可的。崇祯一道圣旨，将洪承畴与孙传庭全部调走，对付满清势力去了。后来孙传庭因为不服，还下了狱。而接下来的熊文灿，一心对付当时实力比他大的张献忠，并没有把通缉他当成一件要事来做，否则，自己这十七人，恐怕早已性命不保。 李自成不能忘记在那个惨澹的时刻，昔日的战友是如何对待他的。他从商洛山逃出后，听说张献忠降了熊文灿，马上集结部众去投奔他，但是张献忠假意收留，暗中却想除掉他，幸亏自己警醒，对张献忠早有防备，事先逃走了。否则的话，这条命没丢在了洪承畴、孙传庭的手中，就会落在了昔日的同志的手里了。 李自成也由此知道，在这个世上除了自己，是没有人可以相信的。他最后挺了过来，带着所剩无几的部众逃到湖北。然而自己的霉运还远远没有到头。他碰上的另一个对手杨嗣昌，比洪承畴、孙传庭还要可怕，他的军队逼得自己走投无路，比商洛山那一次还要危险。
第29页 刘宗敏也开始动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息。李自成感到了众叛亲离的恐惧。此人跟随自己一路征战，即使在商洛山只有十七骑可用时，他也是最坚定的分子，如果连他都走了，自己就一无所有了。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李自成想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办法。他对刘宗敏说：“人人都说我是天子之命，但今天落到如此地步。你去卜上一卦，如果不是吉卦，就带着我的人头去见杨嗣昌吧。” 在万般无奈之下，把命运交给天来决策，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人物常喜欢做的一件事，唯物论者自然觉得荒唐，但你也不得不相信，冥冥中似乎真有天意，刘宗敏卜了第一卦，吉！再卜一次，吉！第三次，还是吉！ 这三卦对李自成、对刘宗敏、对崇祯，都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三卦之后，老天开始眷顾起这位一路备受磨难的英雄。李自成的好运气来了，崇祯的好运气到了头。 刘宗敏震惊了。片刻之前，他还有过献出李自成的首级保自己一条命的念头，此时，这个念头马上被一种对天命的崇拜而取代。他对李自成说：“我就是死，也要跟着你！” 刘宗敏说到做到了，回到家里，把两个妻子全杀了。这个吉卦，送了两个无辜女子的命，成就了两位草根英雄。而此事经过宣传后，“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丛者。自成乃尽焚辎重，轻骑由郧、均走河南。”（《明史·李自成传》） 在这吉卦的后面，在几十个不幸的女子的生命殉葬的后面，李自成的坏运气，终于到了头。这些无情地杀掉妻子的“勇士”们，大约有五十来人。他们跟随着李自成，居然轻装突破了“鱼腹”，辗转到了河南。 在河南，李自成遇见了一个罕见的好时机，河南大旱，粮价上涨，加派仍未停止，百姓生不如死，在这个大背景下，流民越来越多，当他们听说名震天下的“闯王”来了时，不等李自成招纳，就自动来投奔了。 突然之间又有了人的资源，这个对于一个领袖来说，太重要了，短短数月间，李自成又有了七八万人。这当然还要“感谢”崇祯，如果这个时候，他不再推行三饷加派的政策，肯拨款赈灾济民，李自成哪有如此喘息之机？ 重新拥有了力量的李自成，在屡次失败的痛苦中抽身出来，疯狂的对所有的对手进行报复，他带着这些流民，在河南大开杀戒，攻城掠地，抓来的俘虏剖心剁脚，残暴指数不在一向以此为标志的张献忠之下。 就在这个渐渐丧失了理性的时刻，李自成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他的好运气也终于到了极致。 这个人，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有着高贵人文精神的真正的贵族。他后来成为了李自成军中的“宣传部长”——他的名字叫李岩（信）。李自成拥有了他，就像当年朱元璋拥有了刘基一样重要。 对于李岩与李自成交往的事迹，《明史》上有详细的记载，今天我们重看这段历史，颇多慷慨激昂热血沸腾之感，而其中的浪漫情趣、儿女情怀，更为黑暗阴冷的纷繁乱世添上了一层难得的暖色。 在李岩还叫李信的时候，他的名气已经很大了。他是河南杞县人，在当地本是望族，他的父亲李精白，曾经任过前朝尚书。 除了官做得比较大外，这位李精白最让人记住的事情就是他为魏忠贤修建过很多生祠，并将“天巍巍荡，帝德难名”的语言刻在生祠的碑刻上，来形容伟大的魏公公。他在拍马屁上很有创意，将碑刻上的“巍”的山挪到了下面，对别人说：“‘山’哪能压在魏公的头上啊？” 毋庸置疑，这样高明的拍马屁者，自然得到了魏阉的喜爱，李精白后来官至尚书，当然是得到了魏忠贤的帮助。崇祯临朝后，李精白位列“逆案”中，被东林党人弹劾，贬死他乡。 这样一位道德底线极低的父亲，却生了一个铁骨铮铮，充满善心的儿子，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怪事。李信的行为与他的父亲截然相反，他在杞县长大，中过举人，但一直未曾做官，而他平时最喜欢做的事，一是结交豪杰，二是救济穷人，颇有点梁山好汉“及时雨”宋江的作风。在当地灾荒闹的最凶的时候，与其他官宦子弟不同，李信竟然开仓散粮，救济贫民，当地百姓感其恩德，称其为“李公子。” 乱世总有豪杰出现，与李自成、张献忠不同，李信出身贵族，但对平民的关爱却发自真心，体现了中国人身上传统的侠义的精神。“李公子活我”，成了当地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李信名气越来越大。这时，非常戏剧性的是，一位女中豪杰竟然慕其名要与他交结。这个人叫红娘子，原本是个艺人——“绳伎”，后来因不堪官吏压迫欺凌而落草为寇。这位红娘子在当地也是个名人，她对李信也早有仰慕之心，但苦于无法相识，于是，她使出了一个强蛮但却极有效的手段，将李信强行绑架到了自己的营塞。一见之下，红娘子被李信的文採风度折服，要与他结为夫妇。中国历史上最浪漫的故事，就在这个时候拉开了帷幕。接下来的故事，更像一部传奇小说：“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明史》中短短几十个字里，可以演绎出多少起承转合、波澜起伏的爱情传奇故事！李信最初对红娘子的过激行为难以接受，但他是个机智之人，先是假意应承，然后趁机逃走。可是没想到这一逃，反而把自己逼上了一条绝路。地方官昏昧，竟然将他与盗匪同论，将他拿下大狱，准备处斩。而这时红娘子冒险救他，那些曾喊过“李公子活我”的饥民群起响应，杀了县令，救出了李信。这时的李信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第30页 李信被逼反，表面看是外力作用，但论其根本，还是腐败的社会体制造成的。这是一个类似于梁山好汉官逼民反的例子，李信比较不幸，本来一个贵族子弟，因为一个女人的强爱而丢失了一切荣华富贵，李信也比较幸运，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突然间有了一个机会，从一个济世的侠客走向了真正的兼济天下的侠之大者，从此名留青史。 李信与红娘子的故事也“功德圆满”。如大家所期望的一样，这位出身不凡的贵公子，终于娶了豪强不让鬚眉的红娘子，为后人再阅这段历史时增加了浪漫的想像。更重要的是，李信的加入让这场流民起义有了新的内涵，他的选择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这个选择就是李信与李自成的相识，相知，到相互影响。李信投奔李自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偶然相结合的产物。李信与红娘子拉起队伍造反，正在这个时候，名满天下的李自成也转战到了河南。李信与红娘子的队伍势单力薄，投奔李自成是大势所趋。而在这个时候，李自成同样意识到，连年的失败在于他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智囊。李信在当地有名望，有才华，有良好的口碑，这不是一个极好的人选吗？ 于是，李自成与李信之间，有了这段让人热血沸腾的对话： 〖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岩曰：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自成曰：草莽无知，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岩曰：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自成曰：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开业开基者也。（《明季北略》）〗 历史写到这里，非常光明而壮丽。一位英雄，一位才子，一位统帅，一位智者，开始了一段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接触。在这次谈话之后，李自成与李信约为兄弟，共创大业，李信改名为李岩，过去的李公子，从这一天起，成为英雄李自成的谋士，并励志永远忠于他心目中的大哥，至死未渝。 李岩为李自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来一批和他一样有智慧的人。 第一个是牛金星。“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明史》）这位牛举人，因考试复查时有人捣鬼，被取消了资格，而多年来怀才不遇，常常借酒浇愁，后来又因酒后伤人，痛打地方小吏而入狱，李自成来时受李岩举荐，有意投奔。后来事情泄露，再次入狱，处于死刑，施重贿重免，幸得李自成大军及时赶到，救其出狱，出狱后，投入李自成门下。 第二个是宋献策。这是牛金星与李岩共同举荐的。“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谶记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宋献策是个只有三尺多高的侏儒，精通河洛算卜之术，他见到李自成后，送上一谶，上书“十八子主神器”，十八子隐含李字，意思说李姓人将来得天下。这是从天命宗教的角度再次为李自成造下了声势，李自成大喜，于是，将他留下，从此“十八子主神器”成为李自成号令天下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号召。 还有一个人是顾君恩。他同样也是文官出身，当时的身份是拔贡，后来弃掉功名跟随李自成，出了很多的好主意，再后来还帮助李自成定下先取关中，再战山西，然后进攻北京的高明战略，为李自成确定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对李自成来说，这些读书人吸纳进来之后，军队的气象已经焕然一新，最重要的是，“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现状也因为这些人的加入而有了本质上的改观，李自成的军队开始走上了政治上明确，行动上有纲领的正路。而在这些人中，作为一个道德水准极高，战略眼光准确的知识分子，李岩起的作用最大。李岩投奔李自成后，开始有意识地校正了李自成的一些过激行为，让军队的滥杀行为有所扼制，这让李自成的军队和张献忠、罗汝才的等人的军队开始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其时，与李自成分庭抗礼的张献忠正在四川大肆捕杀读书人，并发出了“天下人皆可杀”的毒誓。“李信因说自成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悦。”（《明史·李自成传》）李岩以他与生俱来的侠义情怀，为李自成的用军之道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这是一个“活天下人”的举动，而在此基础上，李岩在政治纲领的建设上为李自成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开门迎闯王，闯王不纳粮 劝李自成的军队不要滥杀，这只是李岩为李自成做的第一件善事，事实上，李岩不光是宽厚之人，他有更长远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正好通过李自成来完成。 李岩为李自成的军队提出了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后来成为李自成军队中最坚定的政治纲领，那就是“均田免粮”。 这个口号看似简单，只有几个字，但是内中深意却非只言片语可以说清。明末农民最怕的东西有两个，一是土地兼併，一是三饷加派，而李岩的政治口号则点中了这两个死穴。“均田”即夺取土地豪绅、皇亲国戚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免粮”即农民军驻地不再徵收钱粮。这是一个非常明确且十分通俗的政治口号，它恰好反映了明末最大的底层民众——农民——最朴素的愿望，在中国历次农民起义中，这同样是一个具有较高水准的政治纲领，故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第31页 这个口号的提出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在于它让李自成的军队与张献忠及其他义军首领的军队，在性质有了重大的区别。李自成的军队从此是一个有奋斗方向有政治纲领的部队，它具有的先进性是其他军队无可比拟的。为了配合这个政治纲领，李岩发挥了他的文才，将之与农民口头上流传的最熟悉的谚语结合起来，创造了很多朗朗上口、易于传诵的民谣，例如“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其后，李岩眼光更高一着，提出了“平买平卖”的口号，争取到了社会底层的另一个大群体——手工业者和商贩的支持。 在那个资讯匮乏的年代，这些简易的民谣、口号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没过多久，“闯王来了不纳粮”这句口号就已经传遍全国，吸引了更多的人参加到义军队伍中，也为义军攻城掠地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对李岩在那段时期的建议，李自成言听计从，“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明史·李自成传》）百姓有时不辨情况，竟然将李自成与李岩混为一人，人们口中的李公子，已经分不清是在说李岩还是李自成了。 李岩投身于李自成后，最大的贡献是为他换得了民心。其实对老百姓来讲，“不杀人，不纳粮”，这样的军队就是最好的军队。古人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之作用，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无不深知，即使残暴如朱家王朝，开国的几位皇帝也深知民心之重，否则以朱元璋之残忍好杀，何以巩固天下？李自成遇见李岩，是历史的必然，由此，李自成的军队真正强大无敌了。在得民心者面前，一切阻挠都微不足道，即使袁崇焕、孙承宗复生，亦无用武之地，而当时可以与李自成相抗的只有左良玉、贺人龙等人的军队，可是，在“欠饷”的压力下，他们纵容手下兵士烧杀抢掠残民以逞，与“匪”已经没什么区别了。相比之下，李自成的军队攻城掠地，安民救济，倒真的成了“义军”。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迎来他人生历程里第一个辉煌的时刻，他的军队攻占洛阳，捕杀了万历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并将他的肉身剁碎下酒，这是李自成等人在凤阳烧毁朱元璋祖坟后的第二次极端行动，与他相配合的是，张献忠在襄阳杀了襄王，并终于逼得义军最大的对手杨嗣昌自杀。形势一片大好，而李与张在取胜后的做法大不相同，张是大开杀戒，不光杀明军，连百姓、读书人、自己人一起杀，李则是大开粮仓，把钱财和食物发给农民，在一片“李公子活我”的赞颂声中，追随李自成的人员超过百万。 二月，罗汝才来投奔，这位曾经位在李自成之上着名义军领袖，这时也纡尊降贵甘愿为副手，他带来了近五万军队。四月，明朝任命了一位的新的兵部尚书丁启睿督师，原兵部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联合贺人龙、杨文岳等人围击李自成，战斗持续五个月，李自成斩杀傅宗龙，又赢了第二仗。 此后为围打开封，李自成与明军进三次较量，战斗持续了一年多，最后李自成不惜放开黄河之水，水淹开封府，双方死伤惨重，明军伤亡更甚，河南失陷。河南全省尽在李自成掌握中。 按照谋士顾君恩的建议，李自成确定了先取家乡关中陕西，继取山西，再取北京的战略，大军向襄阳方向挺进。这个建议无疑是个比较正确的路子，而这时，令李自成扬眉吐气的是，张献忠在信阳战败，也来投附。当年张献忠阴谋害他，李自成没忘了这事，想趁机收拾他。罗汝才与张献忠交好，暗中通信，并赠他五百骑随行，张献忠被逼无奈，只得逃往南方。张献忠去后，北方各省只有李自成一人驱驰，但也就此错失机会，不能再杀张献忠了。李自成对罗汝才私作主张十分不满，罗汝才暗中救了张献忠，却没料到为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李自成的军队向襄阳进逼，他的主要对手是左良玉。左良玉虽然刚刚战胜了老对手张献忠，但他纵容部下劫掠百姓，早已失了民心，再加上他为保存实力，亦不愿施尽全力，于是与李自成交手接连败阵。李自成一路追杀，顺利占领襄阳。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的军队进入襄阳。李自成改襄阳名为襄京，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罗汝才称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权位在他之下，并在襄阳修整，设立军事机构，任命各级官员。 这是李自成第一次占据了一个落脚点来进行有规模的组织建设。当然，主要工作由李岩、牛金星、顾君恩等谋臣协助完成的。李自成在这里完成了最初的制度建设，行政机构上设相国一名，左圃右弼各一人，军师一人，设侍中职，仿明朝六部，下设兵、吏、礼、工、刑、户六部，地方官有防御史、府尹、州牧、县令等。 军事机构也效仿明制，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其中最强的是中营，五营统率权由正副权将军担任，田见秀、刘宗敏担任此要职，各营的首领统称制将军，由李岩、刘芳亮、刘希尧、袁宗弟、李过担任。营的基层组织则称之为小队，每营有小队不等，中营最多。
第32页 在李岩、顾君恩的协助下，李自成带领义军建立了严明的军纪，细到起床吃饭、站队议事等诸项事宜皆有条例。最重要的是，李自成明确了军队与百姓之间的纪律：出兵作战缴获财物，不得私藏，必须在军帐内驻扎，不准私住民宅。进驻投降的城市，不得烧杀劫掠，行军时除携带自己的家属外，不得携带其他妇女。 李自成在襄阳以极高的效率建立了临时政府，约定了临时的章法，虽然都很粗糙，但是已经看出，他的流民军队已经走向了规范化的道路。他仿效明军建制，一方面暴露出他并没有先进的制度可用，但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他已经开始注意到军队制度建设的重要，而对于军纪的强调，则更表明李自成已经有了“民为重”的思想，他认识到了取得天下民心的重要性。这与明军残民以逞的作风成了鲜明的对比。李自成本人是不会有这种意识的，这当然是与李岩、顾君恩、牛金星、宋献策等谋士的影响分不开的。 李自成在襄阳修整后，他马上要面对的是平生最强劲的对手，也是他夺取天下的最后一个对手——刚刚被放出来的一代名将孙传庭。 放出孙传庭是崇祯一个无奈之举。随着李自成的势力越来越大，崇祯慌了手脚，河南失守后，他马上下令逮捕现任兵部尚书丁启睿，放出了还在监狱里的孙传庭。出了狱的孙传庭连罪名都没来得昭雪，刚上任就担任起三边总督的职务，主要任务便是截击李自成。 崇祯十五年正月，孙传庭出狱，与李自成一战河南，得胜。后来开封失守，孙传庭受了牵连，败于郏县，退守陕西潼关。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在襄阳建立临时政府，并修整军纪，建立制度，孙传庭则固守潼关，想要看住李自成的家门，不让他顺利进入陕西。但这个正确的战略同样得不到正确的评价，朝中言官及陕西士绅指责他“玩寇靡饷”，崇祯又下令，命他出潼关迎击，为怕他不服，又给了他更大的权限，兼理河南四川事务，后来又加他“兵部尚书”“督师”职务，再督统湖广山西贵州及江南军务，接着又赐了他那把谁拿着谁倒霉的尚方剑，命他速与李自成进行总决战。 当这一连串的职务全给了孙传庭时，不知他有什么想法，前面的几个兵部尚书、督师尸骨未寒，个个死于非命，自己也是戴罪之人，此时纵有再多殊荣，不过是皇帝一人为一己之利暂时利用而已，光环再多亦有何用？孙传庭临危受命，明知道此时的出击极难有胜算，但还是带着满腔的无奈，出潼关追击李自成。 崇祯十六年九月，孙传庭与李自成会战于郏县，在此之前，孙传庭已经攻下宝丰，又下唐县，一路胜绩。郏县会战，孙传庭制造装有火器的战车二万余辆，打李自成个措手不及，斩杀农民军无数，还险些活抓了李自成本人。 此时的孙传庭依然是晚明最厉害的军事强人，但这时的李自成也已非昔日可比，他与孙传庭新仇旧恨要一起算，因为高迎祥当年就是死在这位一代名将手里的。稍事休整，李自成投入全部兵力，在襄城扎营，孙传庭率军追击。这时，老天再次照顾了疲于奔命的李自成，孙传庭在追击的过程中突然间下起大雨，这雨一下就是七天七夜，孙传庭的军队被困在雨中，火车、粮车均不能行动，而这时，有能力前来助援的左良玉为了保持实力，竟然按兵不动。孤军作战的孙传庭，行至一半，就陷入了无粮的危机中，河南大旱，粮草根本无法接济，孙传庭没有办法，只能命令前进中的士兵撤退回营。 欠饷，缺粮，本来已经令人恼火，偏又天降大雨，无处藏身。饥渴交迫的士兵军心浮动，甚至开始出现了譁变。首尾难顾之际，李自成乘机追杀过来，本来的败军此时变成了追兵，孙传庭指挥不住兵士，只得一路溃逃。李自成的农民军一路追杀四百多里，斩杀四万明军，劫掠辎重兵器数十万。 历史上总是有这样令人难以揣测的时刻，似乎老天冥冥中有天意，一生中几乎从来没打过败仗的孙传庭这一仗输得窝窝囊囊，而这一次败绩，也让他彻底没有了翻身的机会。孙传庭想要自杀，但是被将士劝阻。他率军退到潼关，李自成侄儿大将李过追了上来，十月六日，潼关失守，孙传庭退守渭南，李自成的军队又追了上来，渭南一战，一代名将孙传庭阵亡。至此，李自成最后一个敌手也丧了命。（此时洪承畴已经降清）这是明朝军将必然的命运，不是死于敌人之手，就是死于效忠的皇帝之手，死在谁手里，都是一样的结局。 李自成挺进陕西，不但报了舅父之仇，还实现了顾君恩为他设计的第一步计划：先取下了关中。古人讲，衣锦还乡，他打回了老家，自然要有所作为。一六四四年正月，是为崇祯十七年，甲申三百年，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李自成自称为大顺王，改名自晟，称西安为西京。铸自己的货币铜钱命名为永昌通宝，又制定历法，称之为甲申历。自此基本完成了从一个平民英雄到帝王雏形的转变。 也是在同一年，八个月后，已经无力与李自成对抗的张献忠攻入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权，同样的也称了王，不久称帝。从此一个滥杀之人的血腥统治开序幕，四川人民的血泪史上演了。 论打仗，李自成和张献忠可能一辈子也打不过洪承畴、孙传庭、熊文灿、杨嗣昌、曹文诏，可是有崇祯帮忙，这些竟然都不成了问题。一个运气极好的李自成，此时已经看到了天命予他的无上荣光。
第33页 他分封诸将，文官以牛金星、宋献策为首领，武官以刘宗敏、田见秀等人为首领。其官制建设完全仿造明制；他颁布法令，依然严明军纪，规定严禁军士劫掠，军马践踏禾苗者处死。这里是他的老家，他所到之处慰谕父老，严禁任何人妄杀民众，关中人民交口传颂：讲义气的老李回来了；他对地方豪绅富户官僚依然充满仇视，没收其田产，并勒令他们出钱作军饷，名为“追赃助饷”，他当然不知道，这几个字在不久的将来和“三饷加派”一样，成为套在他头上永远摘不去的枷锁。此时，他已经站在高高的云端，看见那座九五至尊的位子正等着他去就坐，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越高的地方就有越大的危险，高处不只有瑰丽的云彩，还有脚下的万丈深渊。 此时的李自成是看不到云彩之下的东西的，因为现在他实在是太顺利了。从河南他结识李岩打了个翻身仗以后，几年间，他收复河南、湖北，进窥关中，攻破潼关，挤走了最讨厌的张献忠，杀掉了平生死敌孙传庭，转瞬之间，他的军队有如水滴汇聚成大海，沖毁了明朝这道巨大的防波堤。他称王之后，下一步就朝着称帝的路前进了。李自成每天都要去校场检阅兵士操练情况，所有的兵士都从“老李”的眼中看到了有些疯狂的光芒。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开始进行第二步计划——占领山西，山西的明军几乎没做抵抗，就发生了譁变，那位“代帝出征”的李建泰也投了降，没用两个月时间，李自成从山西打到了北京，奉命来勤王的唐通和监军太监杜勛没用得着他费一兵一箭，主动投降了，没三天工夫李自成攻下京城，这速度，真是了得！ 李自成来京之前，京城的大街小巷已经传遍了李岩编写的那句口号：“迎闯王，不纳粮。”不知道崇祯可否听到了这句口号，他又会有何感想？在他的遗书里，写了一大段漂亮话，唯独没有对此有一句评语，说明此人至死也是执迷不悟。他输了，输的不是李自成，是输给了自己，也输给了明朝几代皇帝不能正确认识的土地问题和与流民问题。由他上任开始，他除了不断的把债务转嫁给人民外，就是用杀人来解决行政上的问题，他杀人无止尽，杀人无道理，杀人无章法，他手下的良将，才能个个都在李自成张献忠之上，可惜的是，这些人在崇祯眼中，不是人，是机器，不能出一点错误，出了一点错误甚至不出错误只要稍有违逆，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路一条，“败一方即戮一将，失一城即杀一吏”（《明史·流贼作序》），把所有能打仗的差不多全杀光了，这些能人遇上了蠢人，终于让自己的一生成了让人笑不出来的历史玩笑。 李自成攻下北京，对他来说已经登上了个人事业的最高峰，但是，这里面仍然有一些不太和谐的因素，是隐藏在瑰丽的云彩之下的。而这些，他和他的大多数谋臣都没有看到的。 首先是他和张献忠之间的矛盾，至此依然不能缓解。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本来应该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从荥阳大会分手后却成了比对明廷还要顽固的死敌。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李自成去投奔张献忠，张却准备了一把屠刀等着他。同样当张献忠走投无路来投奔自己时，他也恨不得马上杀了他！李自成对张献忠如此厌恶，甚至超过了对明朝皇帝崇祯的厌恶指数，以至于张献忠几次想来依附，他都严辞拒绝，而且只要有机会，就不放过这个粗鄙残暴总是出尔反尔的小人，这可能是性格使然。但是，现在这个最讨厌的人跑到了四川，也称了王，曾经的战友此时是危险的敌人，他一天不死，对未来的王国就有无尽的忧患。 其次另外的义军武装。对待其他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同样残忍无情，比如一直与他并肩作战的罗汝才，为了防止罗势力做大，李自成在最需要帮手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杀掉了他，还连带着杀了和他一同起事的战友“革里眼”贺一龙。这件事激怒了很多的同道，激化了军中矛盾，削弱了军队实力。这些同道中人有的投了张献忠，有的干脆自己占了山头，不再听李自成的招呼，其中包括当年十三家首领的中老回回马守应等强人。如何对待他们，也是个问题。 再有就是满清的关外势力此时正有抬头之势。义军能够顺利起事，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满清的不断侵扰造成了明廷的首尾难顾，人员分散，否则让他们集中精力，以洪承畴孙传庭之能，义军岂能得手？等收拾明廷，夺取江山后，又如何来对付满清这个更强大的对手？ 这些问题，李自成已经无瑕考虑，胜利离自己只有一步之遥，他的目光已经死死盯住了崇祯坐过的那顶九五至尊的位子，整个义军处在一种激动亢奋的情绪中。只有一个人在喧嚣之中心怀隐忧，这个人就是李自成的“文胆”李岩。不久后的事实证明，这种隐忧不但存在而且极为可怕。而对于充满人文关怀、人性光芒与真正贵族情怀的李岩公子来说，他人生最悲剧的一幕却在这一片欢声笑语中徐徐拉开。 北京众生相 李自成是在凌晨进的北京城。虽然此时已是天色尚早，但是北京城里十分热闹，李自成的军队军纪很好，秋毫无犯，史上记载：“贼驰而进，皆白衣青帽，张劲弓，挟修矢，每人拴短棍数条，衔枚疾走。”（《明史·李自成》）老百姓们不明就里，见这队人过来了，打开门来看，也说明百姓对这队被政府定性为“匪”的军队并不是很害怕，这当然是宣传工作做得比较到位。早在李自成攻打山西时，京城里已经有不少商贩，义务宣传李自成政策：“不杀人，不爱财，不姦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多钱粮，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明季北略》）当然这些商贩都是义军的细作，这些话是李岩教他们的说的，绝对有效果，百姓们并没有多少惧意。有人在路上撞见了他们，急忙躲向路边，义军也并不诘问。
第34页 李自成中午出现在北京城中。这位传说中的英雄一身简朴的装束，戴着毡帽，穿着缥衣，骑一匹黑马，进入了德胜门。老百姓们发现这个名声卓着的盗匪头子一脸和气，与邻家大哥没什么两样，惊惧之心渐去，人们围上来时，军队没有加以阻拦。此时的李自成军队，严格遵守李岩确定的行军方针，李自成早在进京之前，就曾约法：“军人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进城的当天再次重申了这一法令，故而军纪相当严整。 李自成由西长安门进入，看见了长安街的牌坊。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到达北京，看见雄伟的长安街牌坊，李自成起了豪情，于是拉开弓，说：“我要是能射中中间的字，天下太平。”一箭过去，没射到字，射到了牌坊的瓦棱上。 宋献策在一旁说：“射在沟中，这就意味着是淮河为界。”李自成一直自恃百发百中，不太甘心，又到承天门，见到“承天之门”的牌坊，于是又说：“我现在为天下主，看我如何一箭射在四个字的中心。”一箭过去，却射在了天字的下面，李自成有点不高兴。牛金星急忙安慰他说：“射在天下面，意思是中分天下。”（《明季北略》） 李自成两箭射空，除了他的箭法可能并不像传说中的高明以外，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他此时已经瞎了一目。这是他在攻打河南开封时被射伤的。这个伤害可能影响了他的准确度，但这段充满情绪化的描述中，我们可捕捉到一个信息：李自成进京后虽然外表谦和，但内心是很骄傲的，而他两箭不中，按封建社会的迷信说法，似乎就有了不祥之徵。 不管怎么样，李自成以草莽英雄的姿态亮相，对北京的老百姓们来说，有几分新奇感，也很亲切。与百姓们的安然相比，明朝大小官员则有如惊弓之鸟。这些官员一天前还在崇祯面前都信誓旦旦，一旦国破，必以身殉之，不过，真正殉之的连百分之一也没有，除了倪元璐、马世奇等名臣真的做到了自己的承诺外，多数大臣想的是如何投降保命。达官贵人们如丧家之狗，穿着破烂的衣服混在人群中，连头都不敢抬，这个时候，破旧的青衣反而成了抢手货，为了保命，贵族子弟们以重金哄抢旧衣服，成为当时一大奇谈。 德胜门外，太监曹化淳迎接李自成进宫，这位曹公公是崇祯手下最宠信的太监，擅长弄权，当年整死内阁首辅周延儒时，他是主谋之一，假以时日，此人才能应该不在魏忠贤之下。不过，北京城破，他摇身一变，出了大力，此次开门纳义军，也是他亲自出面。 李自成虽然占了北京，还有担心的事，那就是崇祯皇子依然下落不明。不过这个担心很快就没有了，崇祯临死前命太监带出的一名太子和两个小王爷，原打算暂时送到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中的，没想到这位外公听说三名皇子子在门外，竟然将大门紧闭，不让其入。太监见势不好，谁也不愿意要这烫手山芋，干脆直接绑了送到李自成那里。 李自成对仇敌的这几个孩子，倒是一点也没有责难，他问：“你们家何以丢了天下，你父亲何以失败，你们知道吗？”太子朱慈琅答：“我不知，你问百官。都是用了那坏臣子周延儒的缘故。”太子态度倨傲，对李自成有顶撞之意，不过李自成倒不当回事，说道：“原来你们也明白。”然后又说：“你父亲若是活着，我会好好养着他。”太子不理，只说：“快杀了我，不用多话。”李自成说：“你本无罪，我因何杀你。”太子说：“你若不杀我，当听我一言，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墓，二速以礼葬我父母，三不可杀我百姓。”李自成大笑，说：“都可依你，我就是百姓，又岂可杀之？” 李自成非但没有为难这几位仅存的皇子，还确实依了这三件事，找到崇祯的尸体，以帝后之礼好好安葬了。 由这件事可以看到，李自成是一个很宽厚的人，此人有英雄之德，但却肯定不是一个大政治家。金庸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做政治家要有三“忍”：一要坚忍，二要有容忍，三要对敌残忍，至少在第三点上，李自成做的并不到位。此事要换成朱元璋，几位皇子肯定人头不保，留着他们其实后患无穷。 李自成将崇祯的尸体以帝后安葬，并为其主办丧事，与他相比，崇祯手下的旧臣们反而对此极不热心，有很多人从灵观前面走过，连斜视一眼的举动都没有。崇祯下葬当天，除了太子与二位王爷外，百官竟无一人陪同，这固然是世态炎凉，但也侧面反映出崇祯待人薄情如斯，臣子内心对他亦无感情，致使有明一朝，人的道德底线几近于零。 李自成对朱家后人宽厚，但对明朝百官，却内心充满了鄙视，他曾对太子说：“失了天下，不是你父亲的错，是文武大臣的错。”这个思维逻辑，更表明了李自成其实是一个观念比较陈旧的人，他没有更高远的眼光与分析能力，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个好的流民领袖，但离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与综合才智，其实相去甚远。 在李自成极度鄙视的心态下，明朝大臣上演了一出人走茶凉、贪生怕死的丑剧。二十日，距崇祯死不过一天，陈演、魏藻德这两位崇祯倚重的文臣首领就拜见了李自成，表示出改换门庭之意。魏藻德，这位一直崇尚明哲保身的原内阁首辅开始数落起崇祯的不是：“这昏君不听臣言，才有今日。”李自成烦透了这帮两面三刀的傢伙，怒喝一声：“你身为重臣，当死社稷，为何偷生！”魏藻德急忙叩头，表示：“只要陛下赦免了我，一定赤心以报。”李自成喝令手下人将他绑了出去，押到刘宗敏那里，与之命运相同的还有京城禁卫军头领李国祯，锦衣卫原指挥使骆养性等，这些臣子去讨好不成，反而身陷大狱。
第35页 李自成出身农民，对做官者有种天生的厌烦，故而他不恨昏君，只怪群臣，这种情绪从入城起，就一直伴随着他。他手下将领，受这种情绪影响，也个个将这些前朝旧臣视为草芥。新政权建立，人手奇缺，牛金星提出要从旧朝中选拔部分官员任用，此令一出，明朝旧官们纷纷改换成义军的装束，着青衣小帽，匆匆赶往传统极门，等待面试。由早晨到日落西山，因为来的人太多，竟然不能结束。这些来面试的人饥渴疲惫，更要忍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士兵对他们大声斥骂，甚至饱以拳脚，昔日的达官贵人，今日待遇如同囚徒。 等待面试的人中，大都表现的极没骨气，甚至委琐卑劣，比如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牛金星时，牛说：“你这么老，鬍鬚都白了。”刘说：“我还没老，大师如果用我，鬍鬚就会变黑的。”魏藻德被关在刘宗敏处，每日哭嚎，还对看守说：“如愿用我，随便什么官都行，何必拘着我。” 与这些人相比，更有表现得无耻的，就是那些争着劝李自成“登基”的人，我们姑且把这些称为“劝进”党。从二十三日开始，“劝进”党们就开始活动，向李自成劝进，要他早日当皇帝，这些人中主要以前内阁大学士陈演，原复社名士周钟、龚鼎孳为首。 这些劝进党中不乏在当时名人。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就是秦淮八艷之一的顾横波的老公、当年复社四公子之一的龚鼎孳。他以才学及人品冠绝当世，但这时也急忙着去新政权里讨官做，并打出了顾横波的牌：“我本来想死，是小妾不让啊！”其实顾横波有骨气的很，这纯属託辞。 此外还有当年被魏忠贤害死的东林六君子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李自成一进京时做出逃往南方的姿态，后来又“夜观天象”，得出“一统定矣”的结论，于是顺理成章的留下来，要为大顺王朝出力。魏学濂本是忠臣之后，但此时的作为，却与势利小人无异；另一个比较过分的人是文名极盛的复社另一位名士周钟，当时住在一位士绅家中，本来约好一起为国殉死，但是经不住魏学濂等人的劝解，也要入朝，这位要一同殉死的朋友拉住他不走，他将袖子割断走了，后来也是这位周钟，在崇祯的葬礼前经过时，连瞅都没瞅一眼，崇祯对他，其实不薄。此人翻脸之快，让人寒心。 最可笑的是，劝进党中竟然还有成国公朱纯臣，周皇后之父周奎，这些人都是皇亲国戚，如今国破，不思如何进取复国，竟然劝仇人当皇帝，其人品卑劣，已到极至。 李自成对这些人从心眼里蔑视，这固然是他草根本性使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李自成也是信奉正统的人。对崇祯，他多少还心存畏惧，对自己“弒君”的行为在内心中也有些惴惴不安。这也怪不得他，他最初没有当皇帝的野心，等到碰上了李岩、牛金星、宋献策这些人，才开始树立起“登基”的远大理想，却没想到这么快就成功了。他的心理上还没有适应，也正因此，他把颇有些惴惴的情绪转化成了对明朝群臣的憎恶，以至于前明大臣经过面试后，二千多人只有九十二人入选，其他人全被关在了刘宗敏那里。 李自成入京之后，在经过一番考核选拔后，气象有所更新。在明朝原有六部分权的基础上，实行了大顺的官制，也开了科举考试，招读书人入朝为官，对前明官员中政绩突出为官清白者，重新任用，比如复社四公子之一侯方域的父亲原兵部尚书侯洵，就被从监狱中请了出来，接着当尚书了。李自成分封诸将，论功劳权将军刘宗敏最大，于是文武百官统一由他节制。这个决定非常不妥，在以后有所反映。不过当时，这些措施还是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的。 但在这表面焕然一新的局面里，崇祯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依然深化着。李自成在喜悦的情绪稍加降温后，就发现了一件事：崇祯曾经背负的那些债务，不知不觉间又转到了他的头上。远的是关外满清势力问题，近的则是崇祯一生也没有解决了的财政问题。李自成是过来人，但是这些年来，他想的只是如何扩张势力，其实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就如同有了万历和天启，崇祯不能对明朝的灭亡负全部责任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要求李自成能够看清这些崇祯一生都看不懂的问题。因为李自成不是张居正，更不是朱元璋，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强人，但不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不懂民事生产。其实在李自成作战的期间，有过很多非常好的机会，比如他占据襄阳，陕西，河南之时，这些根据地来之不易，如果换了朱元璋和曹操这样的君主，一定是先恢复生产，屯田耕种，恢复经济，养精蓄锐，以充实立国之根本。这个道理英明的君主全都明白。可是李自成却对此一无所知，他除了忙于建立政府，忙于扩充军队外，基本上在这方面毫无建树，他的军队挺进速度极快，作战能力极强，但攻城掠地的主要目的仍是以掠夺为主，没有稳定生产、稳定民心、建立军事根据地的概念。孙传庭对李自成的这一点看的就很准，他曾断言，李自成手中无地可用，无粮可供，用不了半年，军中必闹饥荒，一击必胜。可惜的是，孙传庭这个极正确的判断遇上了崇祯这个糊涂蛋，没有派上一点用场。
第36页 李自成是英雄，但不是能人。他是个运气好的人，因为碰上了李岩，而当他进入北京之后，他眼前全是荣华富贵，依附之徒，他一点点淡忘了李岩的作用及他曾对自己的建议，好运气在不知不觉之间开始一点点的离他而去。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多年来忽视生产的恶果之一，那就是他手中有兵无粮，有城无银，而摆在眼前的亟待解决的，就是曾经困扰过崇祯多年的军饷问题。他的军队越来越多，张口吃饭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由此派生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解决大顺王朝的财政，以确保王朝稳定。这个时候的李自成，与崇祯一样处在了关键的焦点上，也表现了和崇祯一样的弱智，他除了在人事制度上全盘照搬崇祯一朝的制度外，在财政上也延续了崇祯用过的已被历史证明了是很失败的制度——助饷！ 英雄的变化 崇祯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李自成接过了依然是这个烂摊子。明朝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虽然皇银内帑数量惊人，但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这笔钱最后归于何处。可能崇祯已经大部分转移走了，也有可能李自成未必肯全拿出来救济军队。总之为了更好的筹集军饷解决财政，李自成出于对群臣极度的厌恶，做了一个情绪化的决定，他将面试淘汰下来的官员们集中关押，允许官兵“助饷追赃。” 此令一出，天下大乱。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全无章法的招数，而且有着非常隐秘的阴暗心态和过激的情绪。表面上他体现了这样一种情绪：过去以我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备受助饷之苦，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我们再来清算你！但究其内里，却反映出帝国新的掌权人在制度建设上的低能，还不如从前的那个旧的掌权者。 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当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时候，数次使用过这个法子，这一次，他仍然想用这个速成的法子。李自成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敌视心理，固然因其确有可恨之处，但在今天看来，也可归结为一种心理类型：“仇富”。这种仇富心理发展到极致，甚为可怕。不幸的是，农民起义军中多是长年生活在贫苦中的人，有此心理者占了绝大多数，一旦放开闸门，那就必然要洪水泛滥。 其实放眼历史，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一般攻城陷地后，急于做的就是收买人心，稳定局面，巩固取得的成绩，即使偶有放纵，也会严以整之，点到为止；一统天下之后，更不会任军队和自己的情绪失控。但李自成不是政治家，也没有更高的战略眼光，相反，从他入北京的第一天起，其本身流民的局限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他陷入了一种胜利者的盲目喜悦和复仇般的快感中，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原本是“不好酒色”的人，也开始蓄养美女，沉迷声色，终日以饮酒为乐，追饷就是这种情绪下的产物。他没有意识到，对于长期生活在疾苦中的军队来说，追饷同样是一种带有复仇意味的盲目举动，其实是在助长疯狂、非理性和贪慾，这个口子放开后，等于是把人性中潜藏的恶欲发挥到了极致，也让他至少失去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是令前明臣子（还包括散失各地的军队及地方抵抗力量）彻底绝望，而事后证明，前明臣子同样仍有极大的反作用力；二是使社会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使严明的军纪、良好的军队作风和和谐的环境被彻底破坏。 助饷和追赃是分两步进行的，助饷是派饷，就是按指定的对象（将明朝的旧人分为臣子、王公、太监、豪绅四个阶层），规定了数目来进行饷银的分派，规定哪些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交纳规定的金额，不过，助饷没有多久就迅速发展成为了追赃，那就是不分对象，没有数目，无限度的追要，甚至随时追，随地追。由助饷到追赃，由尚有几分理性到全无理性，这是一个极快的过程。 追饷最早受害的人是大臣魏藻德，这个一心想为李闯王效命的前首相，官没做成，却成了刘宗敏的阶下囚，在严刑拷打下，交出十万两黄金，然而刘宗敏并不满足，仍然拷打不尽，魏藻德的儿子求刘宗敏手下留情，并说明自己的父亲有不少门生，可以从他们手中凑足款项，刘宗敏答应了。可是到了约定期限还没能交全，魏藻德求刘宗敏再给他一点时间，刘宗敏不听，结果被活活打死。接着是前内阁首辅陈演、成国公朱国纯、禁卫军头领李国祯、国丈周奎、东厂太监王之心等，明朝有头有脸的人一个也逃不了，在刘宗敏手下，个个被拷打不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除了不断的交钱，一点法子也没有。 作为大顺最重要的军事首领，刘宗敏腐化得极其迅速。这人仗着功劳极大又与李自成情同手足，强横之极，到后来，李自成也操纵不了他了。刘宗敏一到北京，就开始“挟妓”取乐，而在追饷的过程中他一定是有着深深的快感的，对于这个穷了一辈子的人来说，可以任意捕捉殴打那些以前令自己高山仰止的权贵们，还可以从他们身上榨钱，这是一个比打仗好玩多了的事。所以他成为追饷的最得力支持者，他的军队是大顺最精锐的部队，在他的影响下迅速腐化，去捉这些有钱人拷打玩弄，成了比任何军国大事都重要的事，北京城内，到处跑的都是刘宗敏的兵，“腰缠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余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明季北略》）白色恐怖时代似乎到来了。
第37页 大顺军所到之处，开始“便街提士大夫”，就是现在说的“满大街的抓人”。追饷是以大册登记姓名，每一百人为一组，由八名骑兵武装押送到各营拘禁，从早到晚，“冤号之声不绝于耳”，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下了一道命令：无论新旧翰林官，每人派饷银万两以上。二十七日又下了令，向“京中各官”派饷，规定：不论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饷，其中被起用的官员，派饷数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摊派的数目多，敢说一句“不办”的话，立即用夹棍严刑拷追。很多人被拷打至死，这里面包括“劝进”党的国丈周奎，交了五十万两黄金仍难逃一死。 刘宗敏成了追饷活动的总指挥，他命令各处兵营的士兵均可任意追饷，即使在路旁街边也可上刑，“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派饷的具体数目，按等追缴：中堂官即原明首辅、大学士一级的官，须出白银十万两，各部院、京堂、锦衣官为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官为五万、三万，翰林官多则为三万、二万，少则为一万，各部属员以下的，均以千计。至于皇室勛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已。”从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一日，追饷的活动越来越扩大，由原来的官员、勛戚、宦官，到一般地士大夫阶层、商人甚至百姓，史料记载，“各处搜求渐宏，贩鬻之家稍有赀产，则逮而夹之，老稚冤号，彻于衢路。”北京城内一片鬼哭狼嚎之声音。当时的着名文人杨士聪亲眼看见，刘宗敏所居府第有三个大院，受夹棍刑罚的每院有百人，这些人中，真正的有钱阶层只占十分之一二，大多数还是一些低级官员和小吏，还有一些商人，他们身受酷刑，惨状令人不忍目睹，而当天过后，据说这几百人无一生还。（杨士聪《甲申核真录》）用刘宗敏来完成追饷大任务，也充分体现了李自成在用人上的极为不明智，如果稍有头脑之人，对刘宗敏这样残暴而又难以驯服的傢伙都会有所提防，如果换成朱元璋，平定天下后会肯定会赏他一把屠刀，但李自成却把这样一个油水极大、极易失控的工作交给了他，可能是出于哥们义气吧，他认为刘宗敏忠心耿耿，与自己私交甚好，才委以重作，但却忘了，政治家是最不能讲个人感情的，以李自成这样的品性，当个黑老大差不多，当政治家，差之甚远。 刘宗敏的追赃活动整苦了明朝遗臣，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对于老百姓来说，依然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在金钱与残虐中寻求最大快感的大顺军，到后来已经完全失控了。他们榨完了权贵的钱，开始任意捕捉富户和平民百姓，大白天，店铺和居民经常遭受抢劫，而在刘宗敏的纵容下，抢掠变成了淫掠，强抢民女的事件也多有发生。对长期在外作战的大顺军来说，进城后掠夺美女亦是其欲望宣洩手段之一，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起了带头作用，他一进北京，就住到皇宫，将宫女集中起来，分赏给诸将和群臣，其他将领也多有此等劣迹。这里面最厉害的是刘宗敏，他占据皇亲田弘遇府第，将其中数十名女性尽数掠去，而在追饷活动中，为了保命，甚至还有明官献出妻女家小，收买农民军领导人或下属将领，军纪之坏，已经全无章法。甚至到夜间，“兵丁斩门而入，掠金银奴女，民始苦之。”（《流寇志》）大顺军领袖在追饷、抢夺美女的狂潮中，还争着攀比享受，除了李自成入居皇宫外，各将帅则“分居百官第”，如刘宗敏占都督田弘遇府第、李过占都督袁祐府第、谷可成占万驸马府、田见秀据曹驸马府、李岩占嘉定伯府等等。刘宗敏是其中行事最恶之人，“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核真录》）这是对刘宗敏治下军队最真实的写照。对北京老百姓来说，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支秋毫无犯的义军就成了左良玉的军队了，甚至还不如左良玉的军队。李自成最初曾号令军队：“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这些命令在追饷面前，都荡然无存了。 而就在这时候，本应该替李自成矫正思路的文臣们也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文臣之首牛金星做起了太平宰相的梦，每日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陶醉在被人山呼海拥、谀词滚滚的氛围中。其他众臣也认为大势已定，开始论功行赏了，包括曾经有过出众才能和极高战略眼光的谋士顾君恩，也开始腐化，每日只知挟妓取乐，不思进取。而他们忘了，占了北京并非占了天下，也并非占尽了人心，因为最根本的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有极大的威胁仍然存在，明朝还有半壁江山没有打下来，关外有清军，关内吴三桂的军队正在行进途中，江南还有左良玉高杰的军队，明朝残余势力仍在。但在复仇者的快感中沉醉，上下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在李自成治下群臣中，头脑最清醒的是李岩。在众人皆醉的时刻，他以难得的清醒和理性，给李自成上了一份“不合时宜”的奏章，对此，《明季北略》中有记载： 〖制将军李岩上疏谏贼四事，其略曰： 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俟工政府修葺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进）大内。决议登极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第38页 一、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一、吴镇（原作“各镇”，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 李岩的这份奏章，是对当时形势最清醒的认识。他提出了几个注意的事，一是大局未定，关外满清势力未除，登基之事，享乐之举，应该在清除外患的基础上再议；二是追赃影响军纪，必须停止；三是国内形势未稳，还应乘胜追击，稳定阵脚，明朝残余势力特别是左良玉的军队仍然控制着大片土地；四是对于吴三桂父子一定不能轻视，山海关城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最好以招抚为主，防止明室反扑。可惜的是，这些道理虽然完全正确，但此时的李自成已经在胜利喜悦中难以自拔，竟然视而不见，甚至认为李岩此时的提法很扫兴，于是只简单的在奏章上做了个“知道了”的批覆，并没有任何举动。由入京到被迫出走，不过一个月时间，李自成军队腐化得竟然如此之快，实属罕见。在京的时间里，李自成并没有急于称帝，但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却已经渐渐变质，渴望永远享受这样的生活了。李自成在这段时间没有拿出任何更先进的政治纲领和战略计划，即使官制也还是延续着明朝的旧制，对明朝的财政制度，他一无建树。对于李岩的建议，他不听，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次良机丧失了。 李岩上书参政，却不知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陷入困局。最大的敌人竟是他最好的朋友牛金星。牛金星是李岩举荐的，李岩待他有推荐之恩，但此时，牛金星已经将他当成了政治对手。同样不是政治家的牛金星，在宰相之位还没有坐稳之际，即开始玩起了明朝党争这一套，李岩对此可能有所察觉，但是因为李自成的缘故，竟也无法可施。而李自成这时对李岩已经不太倚重。牛金星本为李岩所荐引，此时被拜为“大祐阁大学士”，官居丞相之职，李岩和牛金星共同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大军师”，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由此可见，李岩已是位卑言轻。 在李自成追赃的官员中，不乏有清廉或是位置十分重要的人物，后者如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此时吴三桂正在山海关，拥兵自重，这时若逼反了这位将领，形势会急转直下。李岩是最早发现这一现象的，他急劝李自成，接着，文人出身的牛金星、宋献策也纷纷提出了反对的意见，李自成终于醒悟到了其中的重要性。而这时，明朝大臣的拷掠也颇见成效，该杀的杀，该抄尽的也抄尽了，李自成下令，停止追掠，释放所有关押人员。 但这时已经为时已晚。那些被放出的人终于完全明白了，他们想效忠的大顺王朝就是一群强盗，决不能抱以一点希望。这时的大顺军也确实蜕变成了一群强盗，放出关押人员后，拷掠竟还没有停止，丧心病狂的刘宗敏继续拿平民和商人开刀，军纪毁坏依然严重。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也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劝李自成多行仁义，李自成终于清醒，想起辽东劲敌满清未除，而吴三桂军威之盛，又坐踞山海关之险，不禁起了爱才之心，他令马上安抚吴襄，又命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劝他投降，再以吴襄名义给吴三桂具信一封，要他归顺。 大顺政权的领导刚刚有所平定，马上就要走上正轨，刘宗敏却在这个时候昏了头，竟然做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他到吴襄府把吴三桂宠妾陈圆圆掠来，想强占之，而又有一种说法是，李自成贪图陈圆圆美貌，命刘宗敏夺之，竟然想纳之为妃。 他们俩不论是谁做的这件事，都令历史由此改写。这个风月事件，令陈圆圆，一个不经意间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女人，让吴三桂这个原本应该在历史舞台上归于沉寂的人物，突然又卷进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浪尖，更让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等人的命运突然间发生了彻底的逆转。 第三章 多情英雄，无情世事——关宁铁骑的逆转时刻 关城里的少年英雄 就在崇祯上吊煤山、李自成京师肆虐的同时，来到山海关接受了勤王任务的吴三桂正在面临着他一生中最为艰苦的抉择。 这位二十岁就名满天下的英雄，此时已经很清楚自己正在执行着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这之前，他最敬仰的人、他的前辈，他的老师和他的上司或被皇上杀掉，或是降了清，这些人如同大浪淘沙一样的从大明帝国里被淘汰掉后，所有的包袱就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帝国已经危在旦夕，何去何从，就成了这位少年将军为之头疼的问题。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当然意识不到，用不了十几天，历史会发生改变，他个人的命运更会发生重大改变，而这个改变，不但令他全家白骨累累，自己身被骂名，由救世英雄变为千古罪人，更会令天下大势重新洗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逆转。
第39页 一六四四年，崇祯面临的是一个大败局，李自成面临的是一个大败局，而吴三桂面临的是一个大逆局。 一六四四年，崇祯、李自成、多尔衮；大明、满清、大顺，正处在历史的俄罗斯轮盘赌局里，谁也想不到的是，转了几圈后，那膛中的子弹竟然是吴三桂！ 与李自成相比，吴三桂是大明帝国新崛起的贵族阶层。这个贵族阶层不是一个世袭的荣誉，而是个人奋斗得来的。如同白手起家的暴发户一样，吴氏家庭中最早的创业者不过是一个低级的军官，但他们的后代却在乱世中硬朗生存，在兵荒马乱之中完成了最为艰难的原始积累。这个家族具有天生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阳刚的尚武情怀，以及绝对旺盛的生命力和野心勃勃的志向，这种家庭血统同样体现在了少年吴三桂的身上。 明史上说吴三桂生于江苏高邮，也说他原本祖籍安徽，今人考察，吴三桂本是辽东铁岭一带的人，但也有人考察他出生于锦州，还有人认为他本是山海卫人。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吴三桂少年时长期活动的地方是山海关外的中后所城（今辽宁省绥中县），此地距山海关不过一百二十公里，是明朝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亦是吴三桂少年时重要的活动场所。 中后所是山海关沿线的一个关口，而山海关在其中起着统摄作用。明朝自建国以来，军事上实行卫所制度，大者称卫，小者称所，山海关最初就是被称为山海卫，此关建于明朝一三八一年，是大将军徐达为抵御关外元朝的残余势力而修建。 世人常以为山海关建于明代，其实不然，山海关自古以来就存在，其地域归属频繁变迁。商代，山海关属孤竹国辖下，春秋时归属北燕，秦代则归辽西，两汉时期隶属幽州辽西郡临榆县。魏晋以后，山海关地区成为少数民族纷争迁徙之地，曾先后属于慕容、拓拔、符氏等少数民族氏族，历经北魏北齐北周等王朝，直至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才在此初置北平郡，唐以后，更名古城县。 因为地处在辽西一带，位于河北之东北部，又与辽宁接壤，因此，山海关的命运始终与民族间的融合纷争联在一起。辽金时期，山海关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运动，契丹统治者大量移民于此，也正因此，此地后又被重新命名为“迁民”镇，一个“迁”其实也恰如其分的反映了山海关在历史沿革上的独特特点，河北与东北两地文化也在这个“迁”字上尽有体现，甚至影响到了后代的民风民俗与民族性格。契丹铁蹄最后敌不过女真人的弓箭，而金人夺取北方天下后，迁民县被废，更名为镇，直至元代，划归辽阳。 迁民镇后来引起了朱元璋手下第一大将军徐达的注意。他对迁民镇的注意，其实是迫于无奈的。当此之时，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被打败，元家天下尽归于朱家天下之手，但是元朝势力仍然纵横漠北，徐达几次与元家军队决战，均未能将其扫清，山海关一带当时归属于辽阳行省（元初定行省制）的瑞州，紧连着中书省所属重地永平路的抚宁，此地处于辽西走廊要塞，归平滦府（后改为永平府）管辖，因其地理位置显要，自然成为元军攻守之要塞地。 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已登大统，为防备退居漠北的元残余势力，他採纳徐达李善长刘伯温等文臣武将之意，决定兴修长城，加强战备。徐达当时主持重修的是京北锁钥居庸关。 洪武四年，徐达上奏朝廷，要求迁移北平军马百姓，移师到永平府，这个永平府就是当年的平滦府，此时已被收复，改为永平府。明朝历史上曾有过几次移民，都是出于军事目的，这次是首开先河。永平府一带背处燕山地带，境内人烟稀少，燕山以南是一片旷野平原，需要高山险隘，边墙排布方可拒元军残部及一切外族势力，所以移民于此，建设重镇之打算就是一个为长远考虑的“大手笔”。这一建议得到朱元璋採纳，同年，十几万人的大迁移活动开始了。这是明代第一次大型的移民活动。这次移民的结果不光是增加了军事上的实力，还促进了蛮荒之地走向繁荣的变迁。 洪武六年，元军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袭击，燕山以南的抚宁县城惨遭剽掠，元军直犯瑞州、迁民镇，所至之处，血火交融，一片惨景，抚宁满目疮痍，瑞州夷为平地，迁民镇断了人烟。此种情况下，明政府不得不再次发动迁民。周边居民进入永平府的滦州，有的居于抚宁县免耳山下，这次大战使得建关之势刻不容缓。 洪武十四年，一场决定性的战争打响了，这年十一月，元平章（辅佐丞相处理军政大事的高官）完者不花与乃尔不花率数千蒙古兵入今卢龙县桃林口，进攻永平府，激战中明指挥刘广战死，千户王辂分兵在迁民镇、界岭口设下埋伏，堵截蒙古兵的归路，明军又从燕河营出兵夹击，元军退走。至迁民镇，进入明军的埋伏圈，平章完者不花被俘，乃尔不花逃遁，这是明朝连年来与元军残余势力争战中取得的一次大胜利。胜利出现在迁民镇，这一地由此引起徐达重视。 今天看来，说徐达是山海关真正的缔造者是确信无疑的事情，这位帝国当时最具备军事远见的人才，在胜利之后并没有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当他在迁民镇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之后，他开始思考军事防御方面的更长远的问题。
第40页 由至高处向下望去，在山与海之间，徐达发现迁民镇的地势特点，顿时若有所悟。 迁民镇在当时位于永平府界，横跨辽西走廊，处在汉蒙两股势力的咽喉地带，更难得的是还夹山襟海，“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岭东环，石河西绕，形势险要诚天造地设”。（《临榆县志》）这一望之下，徐达得出了上述的结论，于是果断的发出了一个命令，“发燕山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道关”，“九月甲申，卫城定名山海关。” 我们在这段描述历史中可以发现，山海关从建城到城破，都与“甲申”这个词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徐达逝去多年后的一六四四年，是为甲申三百年，山海关再次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焦点，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 徐达的苦心终于实现，此地成为军事关口后，给迁民镇带来的不只是驻守燕山的屯兵一万五千人以及一个崭新的名字，更让这个地方在以后几百年的时间一直成为关系中国政治命运的要塞。山海关一带成为了“关里”与“关外”分界线。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关里，关外是两个社会，关里是汉家文化，也就是农耕社会的世界，关外，则是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的发源地。长久以来，这两种文化的斗争与融合、争夺与取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也因此在当时，谁拥有了它，谁就抓住了中原大好山河的“死穴”。 山海关建成后，作为军事要地，不断地得到完善，军人政权在其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在山海关关外延伸处还有两座军事据点，因为比卫小，称之为所，东门外三十里是中前所城，再行三十里，是前屯卫，就是今天辽宁的前卫，前卫之前三十里，就是中后所城，也就是吴三桂少年时经常活动的地带。此地古来属广宁挟制，虽然占地不大，但位置很重要，正好处在辽西地段，西距山海关，东距当时明朝第一军事重镇宁远，地处两镇中枢。 山海关不仅作为军事重地存在，这条要道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为“朝鲜等国入贡及通辽商贾所由”，它的作用不仅仅是打仗夺权那么简单，它还是发展经济文化商贸的渠道，不光是斗争，还是民族间经济融合的产物。因此后人在研究山海关时，更要综合的看待它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多重作用，而不能一一割裂。 吴三桂就是在这座历史悠久，地处汉满两地交界的要塞中成长起来的。自小就生活在兵危马乱的地方，这对他的成长起到重要的影响，在他年少的时光里，他亲眼看见了北京的许多文官以及包括皇帝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见到的血淋淋的事实。比如着名的广宁战役，在天启年间发生的这场战役中，熊廷弼与王化贞一退几十里，把山海关外的大片土地全部丢失了，丢弃的尸体堆积如山，有人捡了几年的尸骨都没有捡完。这些事，吴三桂都拥有第一手记忆。而这场战役对明朝来说至关重要，此后多年间，满清时有侵犯，明朝再也没有缓过手来，到崇祯十三年后，明以山海关为界，在关外仅剩八城：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塔山、中前、中后、前屯。山海关一带的这些狭长战线，也成为吴三桂最初的军事启蒙教育的园地。 吴三桂也亲眼见到了与文官集团迥异的军人政权在山海关一带的成长壮大，他本人后来也成为了其中的中坚分子。他从军是受父亲吴襄的影响，但在成长为一名军事奇才的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父亲，而他的舅父——当时辽东督师袁崇焕手下第一名将祖大寿。 后人推究吴家发迹史，发现祖大寿在里面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位祖大寿虽然位在袁崇焕之下，但在辽东实力及影响似乎犹有过之。作为辽东最炙手可热的军人政权的代表，他们全家世代守护辽东，所有的男性家庭成员几乎都在宁远、山海关之间任职，到祖大寿时，已历五世。祖大寿是从最基层做起来的将军，后与袁崇焕同守宁远，获“宁锦大捷”，名动天下，升为前锋总兵，他的兄弟祖大乐、大成、大弼，子侄祖泽远、泽沛、泽盛、泽法、泽润、可法等，都上至总兵、下至副将、参将、游击的各级军官，分驻宁远、大凌河（辽宁锦县）、锦州诸城。祖氏一脉，因为颇多军事强人，终于成为辽西首屈一指的军人巨族，崇祯一生刻薄少恩，但唯独对祖家青眼有加，这也是有原因的。辽东世代征战，地处苦寒，被称为“危城”，当时朝中诸臣均以为险地，不愿驻足，祖家在这里坐镇，实属不易，故而“安抚”政策必不可少，崇祯虽愚，这层道理也还明白。 吴三桂的继母为祖大寿妹妹，这个资源对于吴家的兴衰非常重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非等闲人物，他于天启二年中武举进士，此后投奔辽东巡抚李成梁处，多年征战，战功赫赫。吴家真正的兴旺，是在吴襄投靠祖家门下以后，他长年来一直在祖大寿手下任职，后来更娶祖大寿妹妹为妻，最后累官至都指挥使，留镇宁远。崇祯四年（一六三一年）时，吴襄已是锦州总兵官，位居辽东八镇首领之一，这个职位已经是明代一个军区最高的官职，可拥兵万人以上，因为这层上下级关系与裙带关系，吴三桂早早的就得以进入军中担任要职。不光是他，吴家子弟也多数都进入军中，到最后，与祖家一样，成为而控制辽东势力最强的军人集团。
第41页 与以前的名将袁崇焕、熊廷弼、孙承宗、杨嗣昌、洪承畴等文人将领不同，吴襄早在多年前就注重培养个人的势力。因为辽东地域险恶，崇祯多年来奉行的安抚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祖、吴两家向军阀集团化的方向迈进。祖、吴两家人除了执掌皇家军队以外，还明目张胆的扩充势力，仅吴家就拥有数千家丁的私人武装，他们身边的亲戚、部属、心腹分布辽西地区各城镇，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即使皇帝，也不敢对之太过苛刻。 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皇太极率八旗兵第一次进攻明朝帝都北京，并在城外设反间计，令崇祯皇帝抓捕袁崇焕，当时祖大寿是袁的部将，他见主将被捉，激于义愤，竟然放弃勤王，率部逃离北京，掠山海关，返回宁远。这样的罪行，放在平时，早该死一千次，但是崇祯一反常态，竟然没有处罚，这固然是孙承宗力争的结果，但也看出即使是皇帝，亦对辽东望族有所顾忌，而祖大寿此举与传统士大夫“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行为迥异。这个事出在他身上，而不是出在比他职位更高的袁崇焕、孙承宗等人身上，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军人出身的新贵，身上甚少桎梏。他们倚仗拥兵自重的权力，敢行其他文臣不敢行之事，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明朝不光是祖大寿，后来的左良玉、高杰、贺人龙等都曾有过忤逆之举，左良玉更是敢直接挑战当时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公然抗命，杨嗣昌传诏他十九次居然都不来，其嚣张气焰尤见一斑，崇祯对此也没有办法。 清天聪五年（崇祯四年），皇太极发动了大凌河之役，对付的主要目标是守将祖大寿，他将该城围困起来，採取坚壁清野的战术。在重兵围困之下，守将祖大寿弹尽粮绝，不得不降，后来又用计回锦州救出家属，再次夺下该城。他投降的事，很快被辽东巡抚丘禾嘉侦知，密奏朝廷。崇祯再次容忍，表现出了极难见到的宽容。军人政权之威，在当时可以想见。吴三桂就是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的。 祖大寿数次忤逆甚至投降，朝廷都不怪罪，这个对于常年跟着舅父作战的吴三桂来说，肯定会有影响。后人提起吴三桂，常将其脸谱化和妖魔化，却不知任何事情在形成的过程中都有复杂的渐变过程，绝不可简单定性。从祖大寿身上，少年吴三桂看到了一个真理：“有枪就是草头王”。祖大寿敢如此横行，无非是他有两个实力：一是他有忠于自己的军队和势力，二是他占据了明朝最重要的军事重地，此二者缺一不可，连皇太极都知“第明国京都，倚祖大寿为保障”。“以其（祖大寿）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清太宗实录》）这种实力是挟制皇帝的重要手段。吴三桂不是孙承宗或是袁崇焕，从小读忠孝节义理论长大，他生于戎马之间，十七岁就中了武举投身军队，深知谁有实力谁能胜利的道理，再加上他从小受的教育直接来自于父亲吴襄和祖大寿，所以他一生都不放弃兵权，事事以保存个人实力为重，个人利益凌驾于一切，这种军阀作风与思维，其实从少年时起就已经建立了。 就是这种思维下，吴三桂在行武生涯中时刻不忘培植只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他手下有三千子弟兵，是他直接训练的。这些人，不忠于大明，只忠于吴姓，他们的待遇远远好于其他正规军队，用吴襄的话说：我们吃粗食，他们吃细粮，食酒肉，我们穿粗布衣裳，他们都是穿的绸缎名牌。（“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这三千死士，后来成为关宁铁骑中最重要的力量。 除了三千死士，吴家父子大量用辽东子弟，辽东人骁勇擅战，崇尚武力，经吴氏父子严格训练，为关宁铁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三桂十七岁中武举后，进入祖大寿军中成为一名游击将军，此后多次战役中表现出色，功劳累积，不断升迁，但真正令他名声大振的，还是“单骑救父”的传奇经历。 事情发生在祖大寿督军建昌的时候。当时吴襄为大寿部将，有一次出城侦察，竟与大队清军相遇，吴襄等急退，清军则採取围而不攻的态度，在后面紧紧跟随，最后直至在城下将吴襄追上，围住迫降。吴襄此人倒是很有气节，决不投降，直逃到近城处，数万清军将其围个水泄不通。 祖大寿在城上观望，虽然心急如焚，但也知后金兵势大，明军开城应战，决无胜算，如若因此城门洞开，被伏兵冲进，丢了城池，罪无可赦，所以只得静观其变，不敢妄动。 吴三桂见父亲被围，急得坐立不安，他跪在舅父面前，请求发兵，祖大寿以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不可妄开城门为由，说：“我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归！”吴三桂也知道其中利害关系，于是哭着说：“大帅不肯出兵，末将愿率家丁以死相救。”祖大寿不置可否，支吾一声，吴三桂就势得令，率家丁二十人，出城去了。 这一战以卵击石，决无胜算，吴三桂也没想着活着回来。他在左右各置一将领，自己居中，分为两翼冲过去，此举将清军吓了一跳，见明兵极少，因为疑有诈，清军竟然让开了一个缺口。吴三桂杀入清军阵营，有若虎入羊群，瞬间斩杀数名将士，一路冲杀，竟然让他找到了父亲。
第42页 这个场面在当时看来，颇有几分神助之感。祖大寿在城楼上眺望，也很激动，于是命城上明兵擂鼓助威。战鼓隆隆，杀声阵阵，吴三桂杀得性起，脸上挂满鲜血，连鼻子都被打伤了，后来一直没有好。 几乎是奇蹟一般，吴三桂以区区二十骑竟然在万马丛中将吴襄救了出来，他与关宁铁骑纵马狂奔，杀出重围。清军看他策马飞奔，竟不追赶，直至入城。吴三桂生还，似乎是因为清军疑诈才能成功，今日看来未必全是如此，更像是因为清军统帅皇太极爱才，所以下了不得追杀的将令，否则以吴三桂一人之力，怎能生还？ 吴三桂单骑救人之时，皇太极、多尔衮当时都在军中，吴三桂的骁勇一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来，明军畏战，少有良将，而吴三桂之奋不顾身，令爱才的皇太极也未免惊嘆。皇太极熟读《三国演义》，吴三桂冲进军中那一剎那，他可能想起了一个人——长坂坡单骑救主的赵云。这位后金领袖可能也被感动了，也可能在内心中他把自己当成了曹操，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好汉子！吾得此人，何忧天下？”（《清世祖实录》）爱才招抚之心，当时就已经有了。 吴三桂救父的一幕，令祖大寿等辽东军民无不侧目，而此战对吴三桂的意义重大，成为吴三桂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本。后人考察，此段历史中多有不属实之处，但救父之行为，确实存在，而吴三桂之勇猛，亦是当时明军中极为少见的。 这位少年新贵也由此走上了一条坦荡的通天大路。封建社会讲究忠孝，吴三桂的这一行为，使他在道德上无懈可击，在忠勇上更是帝国楷模，此事由随军太监高起潜（此人亦是吴家多年友好，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角色）传到宫中，崇祯亦受震撼。此后，吴三桂的名望似乎在其父之上了，他的地位与职位随名望水涨船高，才二十三岁，就提为前锋右营参将；四年以后，二十七岁的他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六年时间，吴三桂由游击升到参将，再升到副将，由副将升到总兵，成为封疆大吏，可谓一帆风顺，平步青云。 坐镇宁远，更成为他军事生涯中第一个高峰。关外八城，以锦州、宁远两城最为重要，作为宁锦防线最重要的一环，坐镇宁远的以往全是名将，袁崇焕、孙承宗、祖大寿，哪个不是威名一时的人物？吴三桂继袁崇焕、祖大寿后，驻防宁远，这个讯息让全朝野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朝廷对这位少年英雄的倚重，已超出了当时任何一个人。 历史如果到此截止，吴三桂将是一个光辉的少年英雄形象。可惜的是，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接下来发生的一场战役，令这位少年得志的英雄没有成为真正的英雄，最终走上了个人利益至上的军阀道路。 松山会战 这一战就是后来影响了明清两国军事形势的松山会战。此战是明在亡朝之前与满清发生的最后一次大战役，此战之后，明朝曾经的钢铁防线彻底崩溃。 在了解这场战争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吴三桂与朝中文武群臣的关系。 吴三桂与袁崇焕、熊廷弼、孙承宗等这些人虽然同为镇守边关的重将，但在本质上有重大区别，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培育个人实力、一心想要实现个人抱负的人，他的雄心壮志里有“公”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私”的动力。造成这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来因为他是武举人出身，尚武精神里就有“实力”决定一切的生存法则，二来他又是军人政权割据势力下的代表人物，以拥有兵权为重，所以在封建社会推崇的士大夫道德上，他相对要灵活得多，也机动的多。平心而论，吴三桂是晚明时期难得的军事人才，而做人又灵活机动、聪明绝顶。当他驻守宁远的时候，他不可能不会想起他的前辈们的下场，袁崇焕的死，孙承宗的不断被贬等等。这个时候，他当然会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不想重蹈覆辙，必然要取得内部的支持，防止背后的暗箭，这样才能便宜行事，实现自己的梦想。 吴三桂不光是军事天才，更是晚明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利用救父这个噱头，他捞取了强大的政治资本，而在接下来，他更充分的利用舅父祖大寿兄弟为后盾，不断地立功创业，寻找机会，同时他也不满足于依附祖氏一脉，在父亲吴襄的协助下，他与当时的军事强人多有接触，其中包括当时的辽东巡抚方一藻，蓟辽总督洪承畴等人。为了接近这些高官大鳄，送钱送物是必不可少的，拜为门生则更名正言顺。而难得的是，他还懂得走宫中后宫势力这条线，在宫中，他还打通了大太监高起潜的关节，拜他为义父，这位高起潜曾做过监军，无论宫中宫外，能力极大，吴三桂与之来往密切，甚至在后来，与高的关系比老谋深算的洪承畴还要好。 与强横直率的祖大寿相比，吴三桂不仅打仗厉害，搞关系学也有一套，在这里面，他父亲吴襄起的作用极大，而对吴三桂的飞黄腾达起到最大作用的人，就是被他奉为恩师的洪承畴。 洪承畴是晚明最后一位具有极高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的综合型人才。他在宦海多年，有威望，有手段，有能力，同样也是机心深沉、擅长变通的能臣，李自成起事后，几乎是逢洪必败，而清军几次入关，他也均做出了正确的军事判断。
第43页 洪承畴原任陕西三边总督，主要是与李自成农民军周旋，辽东军事时局日益紧张后，明廷调洪承畴、孙传庭回师，崇祯十二年，洪承畴成为明辽东统帅。到任后，洪承畴发现军队兵士训练不足，将领作战能力低下，犹以山海关守军为重。山海关地处要道，兵士之能力、将领之优劣对整个战局至关重要，前方敌军不时压境，因此练兵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经过多方商议，洪承畴将负责练兵的任务交给当时的辽东大将吴三桂。吴三桂奉命来到山海关整练军队，以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 这次山海关练兵对吴三桂的未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的关宁铁骑就是在这里发展壮大的。练兵包括演习刺杀、熟练使用武器，布阵、进退方法、掌握战斗号令，吴三桂与当地的监纪通判朱国梓一起，制定计划，部署操练，监督进度。这位朱国梓也非等闲人物，他父亲朱梅，是孙承宗和袁崇焕最喜爱的将领，曾任山海关总兵多年，也是祖大寿多年的战友，在当地极有威望，用他来配合行事，自然事半功倍。吴三桂的练兵计划是成功的，他练的兵不仅是山海关的，还有宁远、锦州各镇的辽兵，每日无止停，吴三练还提出了：“不独练人，尤宜练（武）器，必人与器相合，器与人相合，而后可以言练”的理论（《明清史料》），两年时间，吴三桂练兵三万，这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也是一支绝对效忠于自己的军队。关宁铁骑由此也壮大了。 古往今来，凡大军事家必重视练兵事宜，练兵不但可增强军队战斗力凝聚力，关键的是，练兵还是一个有效的洗脑、统一思想的过程，兵士最后不但练熟了各种技巧，最重要的，是还在刻苦、呆板的训练中培养了对主帅绝对效忠的情感，所练之兵，最后也大都带有私家性质。前朝勤于练兵的是戚继光，他的军队是来自他老家的江浙子弟，被称为戚家军，清朝后期也曾有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最后不但凭此夺了天下，还培养了为乱中国的北洋军阀集团，这是后话。吴三桂的练兵在性质与他们并无区别，尽管是洪承畴的安排，但这些所练之兵最后还是成了他的拥趸。 吴三桂的这支精锐部队也在后来多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任总兵后，与清军在杏山、宁锦等地展开了多次战斗，常有胜绩，这固然因为洪承畴的指导，但是吴三桂本人在这些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当时是受到肯定的。明廷多次对他提出嘉奖，甚至到后来，所获奖赏均在其他各州总兵之上，吴三桂之名压过了各镇总兵，即使皇太极、多尔衮之流亦有所耳闻。 崇祯十三年初，明朝突然遭遇了三百年未有的饥荒，民间竟出现“父子相食”的场面，而这时，在内外交困的大败局下，崇祯又冤杀了很多有才能的将领，令李自成、张献忠为领袖的农民军势力日益增大。这个时机被敏锐的皇太极捕捉到了。皇太极清醒地认识到，明朝内忧不解决，外患更无法抵挡，而在皇太极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心结，那就是关于宁锦防线。这个防线是当年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等建立的，阻挡清军北进多年，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就死于宁远之战，以至多年来，进京只能绕道而为之。此线不破，难取大业，明朝大饥荒，农民军大起义，这是天赐良机。这个时候，攻破宁锦，再直取山海关，取明天下指日可待！皇太极想明白了这一点，立刻挥师北，第一个打的就是锦州。 皇太极的决定，宣告明王朝与满清最后一个关键的战役——松山会战正式拉开序幕。 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春天，皇太极大军逼近锦州。三月，将锦州包围，一时“填壕毁堑，声援断绝”。清军围攻锦州，其目的是想占据距锦州十八里远的松山，以此为据点，将战略向前推进。当时锦州有松山、杏山、塔山三城，互为犄角环伺，而这中间，松山地势最为重要。 锦州当时的守将正是吴三桂的舅父祖大寿。由此时开始，祖大寿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坚守之战，在这位军事强人的固守下，皇太极竟然久攻不下。祖大寿也不断地向朝中告急。 崇祯十三年五月上旬，洪承畴奉命出山海关，驻军宁远，指挥各路兵马援锦。此时洪承畴的官位是“蓟辽总督”，在他上任之前，崇祯一朝的一员名将——前任督师卢象升刚刚在巨鹿贾庄血战清军而死。卢象升是与曹文诏、孙传庭齐名的名将，也是洪承畴“剿匪”多年的同事，他的死，不但让明朝又损失了一员良将，更给继任的洪承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清军几次南下，都无法攻破宁锦防线，直取山海关，只能绕道而出，卢象升就是死在这条绕过来的长城沿线之上。这次戴上了这个头衔，洪承畴知道，朝廷是把守住宁锦前线的重任全部压在自己身上了，如不全力以赴，难免不会是卢象升的下场。 抵达锦州外围后，因为松山乃军事天险，洪承畴亲自到达松山，察看清军态势。此时吴三桂等四镇总兵纷纷赶到，但洪承畴仍怕兵力不足，请求增加兵力，崇祯批准，同意增兵。于是，于是又增补了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山海关总兵马科等四员战来援锦。加上前四总兵，共为八镇总兵，最后兵力集结十三万，有明一朝的精兵强将，全在松山集结。
第44页 不过，在这名声显赫的八大将中，能用者却只有宁远总兵吴三桂、蓟镇总兵白广恩、山海关总兵马科三人，其他人竟然都不敢应战。（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这三人中，实力最强的就是吴三桂，洪承畴因此也对吴三桂格外看重，这一年，吴三桂只有二十九岁。 这个时候，祖大寿已经在锦州苦守了整整一年。这一年来，祖大寿的日子很难过，不但要对付刀枪箭雨，还要对付不断的糖衣炮弹，皇太极不断地向他发出招降的诱饵，祖大寿也真是硬汉，软硬不吃，一直挺了下来。 洪承畴抵达松山。皇太极放慢了进攻的脚步，洪承畴带了八个镇的总兵来救锦州，皇太极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锦州失陷以后，山海关将不保，而他集结全部兵力，是要摆出打总决战的架势。 但这正合了皇太极的意，他多年来围困锦州，只有一个目的，吸引明朝的全部兵力，在这里做个彻底的了结。所以，他并不急于进攻，而是不断的运送军队、粮食、武器，其中光红夷大炮就运了三十多门，小炮更是无计其数。 洪承畴明白皇太极的用意，他知道皇太极想速胜，那么他的打法，只有一个字——拖！他坚信只要打持久战，皇太极是坚持不了多久的，被围困了近一年的祖大寿也同样明白皇太极的目的，他命人出城给洪承畴传话，称城中粮足，还可抵挡半年，要洪承畴不要急于应战。 洪承畴与祖大寿与皇太极，在用兵上基本上处在一个水准，所以他们才能知己知彼。但满朝的文官却并非如此，崇祯更是一个对持久战始终抱怀疑态度之人，而此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后来因议和之事被崇祯砍了头的那位替死鬼）对当时的形势判断不准，以旷日持久，靡费粮饷为由，力主速战速决，并建议派遣兵部职郎中张若麒前往洪承畴军中商议，名为商议，其实是另一个层面的监军之意。 洪承畴从实际出发，反对速战。他的作战方针是且战且守，在松山、杏山一带打持久战，拖得久，就对己方越有利，但这个意见与陈新甲完全相左。于是，在洪承畴与清军备战之际，另一场看不见的战争同样的在明朝内部展开：在速战与持久战之间，崇祯不断摇摆，终于下了密令：要洪承畴“刻期进兵”，先挑起总决战的战火。而这时，继张若麒后，陈新甲又派了一个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到洪承畴军中，实行监视之意，再三鼓吹“我兵可战”的论断，催促洪承畴出兵。 历史到这里有着惊人的相似，十几年前，袁崇焕在北京城外与皇太极决战时实行的就是“以逸待劳”的持久战打法，崇祯不信，令其迅速出兵，结果功败垂成，再往前推，我们看发现，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的稳定战术都是在这些“主战派”恶陷下不得不放弃的，这次轮到崇祯用这招来对付洪承畴了。因为有崇祯密令在先，再有监军在旁边监视，洪承畴不敢违逆，无奈间，只得出兵。 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挥师进至松山与杏山之间，督师援助锦州，两天后他做出了下令进兵的决定，除唐通留守外，其余七镇总兵各率本部兵力集结于松山城附近，粮草囤积于杏山、塔山之间，他自己亲率六万大军抵达松山。这时清军已经先先一步到达在锦州与松山之间的乳峰山上，占据着有利的地势。到此时，皇太极终于等到了与洪承畴总决战的时刻。 忠诚的底线 崇祯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明清之间最后一次惨烈的大战松山会战拉开了序幕，双方在乳峰山附近展开激战。 在这场战斗中，明朝八大镇总兵联手出战，被围困的锦州总兵祖大寿则挥师出门配合，形成里应外合局势，居左翼的吴三桂率全部迎战，锐气一时不可阻挡，而明炮兵营亦发挥作用，与清军的红衣大炮展开了对攻，明清两方，均投入了十成的兵力，十足的精神。这一阵，打得山河失色，喊声惊天，竟然持续两天两夜，明将祖大寿、吴三桂、白广恩身先事卒，奋勇杀敌，竟然数次将清军打退，最后在己方伤员多于对方的情况下，令清军不得不退兵，首战告捷。 这场战争再次让皇太极领略了吴三桂与关宁铁骑的厉害，吴三桂此次斩首清兵十级，内有头目一人，居各镇第一，获战利品也不少。部下伤亡也比起其他各镇较轻，战斗结束后，洪承畴向朝廷呈报，将吴三桂之功居于首位。 松山之战，明军初战告捷，但清军凶悍，锦州之围仍然没有冲破。洪承畴此时并无必胜的信心，他曾作了最后努力，向朝廷请令，此时稍作喘息，等待清军粮饷接济不上，半月之后，再做总决战，定会解锦州之困。 应该承队，洪承畴在决定督师后仍採取“持久战之策”是有利的，这种连拖带打的方式，是逼清军因粮草难继而自困的稳妥打法，洪承畴出兵之前，做了充足的准备，粮食给养几乎可以供应一年，打持久战，皇太极是挺不住的。 不过，洪承畴这个正确的建议，却得不到崇祯的支持。速战的决定依然不能更改，洪承畴只能再次放弃自己的主张。 而皇太极也的确用兵如神。对他来说，速战是好事。明军刚一行动，他就亲临前线，倾全国之兵应战，他在此征战多年，对地形之熟悉不逊于明军，而对于洪承畴的算计他也瞭然于胸。八月十九日，在总决战开战不久，他的军队就先到达松山附近的戚家堡。他察看地势后，已经想出了妙策，于是指挥精兵从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向阴屯、灰窑山，至南海口一线下营，就地挖壕，仅一天工夫，就掘壕三重，每道壕深八尺，宽丈余，“断绝松山要路”，顿时切断了明军饷道，洪承畴原本想要对付皇太极的招数反被对手抢了先。洪承畴大军刚到，清军就包围上来，将明八镇兵与粮道隔开，围于松山城附近。
第45页 当时的情况，明兵为求速战，只携三日行粮，如今饷道被断，清军围而不打，粮食马上吃尽，人心惶惶。洪承畴别无选择，只求速战才能缓解压力。经过几日的苦战，八月二十一日当晚，他召集八大将，决定作战方略，要求他们：“各敕励本部力斗，予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却担心粮饷不足，主张暂回退回宁远补充给养，以图再战。在这个人心浮动的时刻，皇上派来的监军张若麒不懂兵法，竟然支持诸将的意见，这位监军是陈新甲的心腹，当然不会偏向于洪承畴，而诸将同样各怀异志，为保存自己实力着想，也同意他的看法。张若麒的意见一下子使撤军的主张占了上风，回宁远，与撤退没有两样，此仗未打，就想着撤退，岂不是胜负已定？众将议论纷纷，未有结果。虽然兵部尚书陈新甲派来的心腹张若麒支持诸将回宁远取粮饷的意见，但洪承畴深知，“大敌当前，岂有退师就饷之理”！闯出包围实非易事，但还是鼓励大家：“我们的粮食虽然接济不上，但请诸君明了，守亦死，不战亦死，如若一战或可死里求生，明日一定要苦战，或可求生，大家不要任意行动，望齐心合力。”（《明史纪事本末补遗》） 尽管战前鼓动会开得热烈，但事实并非如洪承畴想像，他擅打仗，却料不着人心。明朝自崇祯临朝以来，文武群臣的道德底线已经降至零点，军人们各怀心机，都想保存实力，国家利益视同儿戏。此时，各镇总兵见清军凶悍，已经萌生了惧意。其中，八镇总兵中的大同总兵王朴比较怯懦，他为保全性命，竟不顾军令，回营便率本部人马首先乘夜突围逃跑，其他各镇总兵官一看形势不好，谁也不愿先被消灭，于是不服将令，争先拔营，大军顿时一片混乱。吴三桂看到这种现象，他绝不想独留在这里送死。于是，曾经在战场上骁勇如虎的小吴将军，也率领本部关宁铁骑，跑了。 皇太极何等人物，早知道明军会有此举，当夜已经派人安排好了在营外截击。黑夜中，乱成一团的明兵不辨方向，互相拥挤，自相践踏，突然又掉进皇太极早就挖好的壕沟里，清军埋伏多时，此时一拥而上，刀噼斧砍，可怜八镇精兵，未曾开战已经先遭伏击，死伤累累，大批明兵无法突围，逃往山海关东的南海关口，天不助明，赶上海边涨潮，又大都葬身海底。 各路总兵中，吴三桂对这个结局是早有准备的，从洪承畴布置死战命令的当晚，他就准备好了逃跑的地形，由大路杀出，直奔杏山城。这个做法充分说明吴三桂不想陪洪承畴送死，亦不想自己的精兵为这场註定要输了的战役耗费精力。所以当晚突围，他的军队好整以暇，行动迅速，而且来势凶猛，将清军击得连连后退，竟然杀出一条血路，洪承畴十三万大军，他是第一队突出重围的。皇太极远远观望，见吴军凶悍，军纪严整，这位熟读三国的大政治家竟然又动了爱才之心，感嘆：“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清太宗实录》）继而下令，“归兵莫遇，纵之可也！”这就是放生的命令了。吴三桂不是傻子，他曾两次蒙皇太极放生，想来心知肚明，他对大清的憎恨之心，应该有别于常人。 吴三桂逃到杏山安然无恙，而他的恩师和上级洪承畴则被围在松山，八镇总兵中只有两镇未动，其他六镇都跑了，洪承畴身边的十三万大军此时仅得万余人，无粮草，也没有救援，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他曾经最倚仗并一心栽培的吴三桂此时也管不了他了，逃到杏山后吴三桂的军队再次被击败，他与一名部将只身逃往宁远。 崇祯得知情形后，极为震惊。一方面，他要洪承畴“极力死守，”一方面，责成刘应国、吴三桂、白广恩等诸将收拾残兵，联繫杏山、塔山，再图救援，可惜松山一战，清军的勇猛，皇太极的用兵之神，已经吓破了明朝各镇总兵的魂魄，崇祯的再图救援之令竟然无人肯从，洪承畴曾经一心提拔重用过的人，谁也不愿前去救援，这里面也包括洪承畴最看重的吴三桂。 想当年，袁崇焕被抓，祖大寿相救不成，竟然叛走，为袁督师鸣不平。而今日洪承畴对吴三桂之德不逊于袁崇焕对祖大寿，但两人作风迥异，人品高下自然分出。吴三桂“不战而逃”，弃恩师于荒城之上，其实只有两个目的，一是保命，二是保兵，他的兵在皇太极的放行下，损失最小，为图个人利益而放弃大局，这是吴三桂的道德底线，在他心中，实力与个人利益紧密相连，为此，他可以搞连横之术，也可以翻脸无情。 崇祯十五年三月，松山城破，在松山“死守”了近半年的洪承畴被部将夏成德出卖，被皇太极俘获。 松山会战，明廷损失巨大。清兵则大获全胜，歼灭明朝士兵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而被海水淹死的明兵“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清太宗实录》）其余溃兵散勇，逃向了宁远，都被吴三桂收留起来。八镇中由六镇总兵溃逃，最高军事统帅洪承畴被活捉，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连失，使稳固的宁锦防线处于瓦解之中。 但这并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洪承畴和祖大寿随后降了。 有明一朝，自袁崇焕后，忠心之士几近绝迹，洪承畴临危受命，威望极高，祖大寿死守孤城，海内传德；这两颗明朝最闪亮的巨星竟然相继投降，这个结果对明朝的打击，不次于宁锦防线崩溃。洪、祖两人常年率明军争战，对明朝的军事情况了如指掌，他们反水，自己人打自己人，明军再也没有能与之对抗之人。因此皇太极得洪承畴，竟喜极失态，说：“我们得洪先生，有如瞎子得了引路人，”而其后事实也证明，洪先生真的是大清王朝的一盏明灯，为灭大明立下汗马功劳。
第46页 祖大寿的降则更令群将胆寒。他与皇太极争战多年，在宁远大捷中与袁崇焕一道，击伤清太祖努尔哈赤，杀伤清军多人，实应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举城投降后，皇太极竟不杀反而重用，此举令明军军心溃散，阵脚大乱。 对侥幸逃生的吴三桂来说，恩师与舅父的投降给他的震撼是非常大的，这两位导师的忠诚尺度终于让他明白了什么是官场的终极道德标准，而皇太极对自己的爱惜，他也心知肚明。在历史的漩涡中，他自己已经没有力量抉择，只能任由这股大力将他卷进去。 世间已无袁崇焕，是崇祯的悲剧。此时，洪、祖相继投降，崇祯手上已经只剩最后一张王牌。这一次，他没有举起屠刀，而是捧上了蜜糖。四城失守，按他以往的作风，率先逃跑的六镇总兵当然斩无赦，但出乎意料的是，崇祯反而给吴三桂加升了提督职衔，并指示他“收残转败”，把各镇残兵败卒总归吴三桂集中管理。丢了城，做了逃兵，吴三桂不但没有被处罚，实力反而增加了。吴三桂明白，不是皇上变得仁慈了，而是他现在已经是明朝最后一张王牌，政治资本的最大化他已经做到了。 最后的砝码 松山会战之后，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成了崇祯最后一张王牌。崇祯这时已经无人可用了。其实关宁铁骑压根就不是崇祯的，这一点吴三桂早就知道。这支军队姓吴，这是最后的，也是最重的砝码，当年的袁督师威震八方，可是没有这道砝码的。这道砝码使吴三桂成了满清、明廷、大顺都想得到的人。 松山会战以后，崇祯把全部希望都放在吴三桂的身上。这时的吴三桂，对明廷与崇祯还是心存感激的，他想练好兵马，与皇太极决一死战。 但就在这个时候，皇太极突然停止进攻，却将招降的步伐加快了。 这个改变来自于祖大寿。因为爱才，皇太极使出一切手段，终于成功的收降了祖大寿。祖大寿降后，向围锦的清将诸王许下诺言：“我若归顺，宁远亦可得也。”对祖大寿来说，吴三桂也是他的砝码，有了吴三桂，他在清军中就会令皇太极忘记两人间那刻骨的仇恨，（宁远一战协助袁崇焕重创努尔哈赤，并导致他含恨离开人世）而成为自己保命的根本。而宁远，对皇太极来说太重要了，这是他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跌了跟头的地方，宁远之后就是山海关，山海关之后，就是大明的心脏了。有人主张血战，但皇太极却从祖大寿、洪承畴身上看到了希望，他相信，以安抚的手段不但可以省却很多的人力财力，甚至还会多一些直取中原的指路人。于是，满清突然大改态度，停止进攻，皇太极颁布了一条法令：凡在锦州的原属宁远等处的官员，一律“留养”保全，不得伤害。这是皇太级安抚政策中非常人性化、有说服力的一条，皇太级颁布此令的真实目的，还是为了吴三桂。 漫长而又充满耐心的招降工作开始了。皇太极最先是想利用祖大寿在宁远的儿子对吴三桂进行劝降，此计未成。吴三桂下令，寻找祖公子的人一律不得进城。接着，又採用汉官张存仁的计策，皇太极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吴三桂，这封信没有结果。皇太极既没有动怒也没有气馁，他又授意与吴三桂有亲属关系及个人交情最厚的人接连给他写信，力促其归降。这里面有吴三桂的挚友张存仁、其兄吴三凤、舅父祖大寿、姨夫裴国珍、表兄胡弘先（为姨母表兄弟，皆系祖大寿外甥）等等。 这么多的劝降信，吴三桂的反应默然，但是心里不会无动于衷。他的恩师、好友、兄弟都降了，明朝的状况他也知道，但是他仍然没有下决心投降，这不是道德上的压力，而是他在权衡个人的得失。如今他已经爬上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上过去站的人是袁崇焕、洪承畴、祖大寿，现在是他。降与不降，这中间的成本哪个更大，他没有想清楚，在这个事情没有清楚之前，他不会轻易做出决定。 吴三桂当时不过三十几岁年轻，但已经锻鍊成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权力动物，在他的亲属与至交都因劝降不成而深表失望的时候，他依然梦想打出最后一张好牌。 劝降进行了一年，没有结果，清崇德七年十月，初冬，皇太极准备再次远征，不过，爱才若渴的这位大政治家在出发前还是给他心中的“赵云”写了一封信，这是皇太极以个人名义给吴三桂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雠隙，而将军之亲属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清太祖录》）〗 信寄出后，祖大寿的信也接着到了，依然是劝降，但是吴三桂仍然不降。仗是非打不可了。 祖大寿劝降不成，曾经提出过一个比较高明的主意，他要皇太极拿下中后卫所，取吴三桂家属，迫使他降清。这个主意提出还没有实行，吴三桂突然来了覆信，这封信是直接给祖大寿的，当然也在第一时间内落入了皇太极的手中，信中以晚辈的名义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并言明了自己不降的决心。这封信看似平淡，但对皇太极来说，却捕捉到了吴三桂微妙的心理活动，他认为吴三桂的内心已经开始犹豫了，劝降信有了结果。 在《清太宗实录》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清太宗在阅完吴三桂回信后，又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第47页 〖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清太宗实录》）〗 这可能皇太极给吴三桂写的最后一封信吧。这个时候，吴三桂内心的犹豫是有原因的。李自成的军队已经逼近北京了，清军的厉害自己也尝过了，这时的他，何去何从，已经难以看清。在他内心深处，他当然盼着能做明臣，取得盖世功名，但是形势所迫，已经非人力能达到了。 皇太极看出了他的想法，正想再有一步行动时，非常不幸的是，常年积劳成疾终于彻底搞坏了他曾非常强壮的身体。清崇德八年（一六四三年）八月，皇太极突然病逝。这个一生善待汉人降将，欣赏忠臣烈子，并因此深爱吴三桂才华的帝王，终于没有机会亲自招降这位心仪已久的将军，就与世长辞了。 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位，称世祖，改年号顺治。因为他年龄太小，众人推举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由此进入了满清另一军事强人多尔衮专权的时代，也标志着中国历史再进入一个关键时期。 由于为皇太极办丧事，满清暂时停止了军事活动。一个月后，皇太极丧期未满，济尔哈朗、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便做出征宁远的决策，凡出征的将领大臣先除丧服，为出征做准备。 多尔衮名为征宁远，实际是攻取宁远以西至山海关之间的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三城。这一招釜底抽薪之计极为高明，他们要占领防守薄弱的前屯卫三城，从而切断了宁远与大本营山海关的联繫，把宁远变成一座孤城。 满清非常幸运，在主心骨皇太极辞世后，他们遇到的刚过三十的硕睿亲王多尔衮同样是一个不世出的军事奇才。通读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六四四年的历史属于几个青年人的角逐，其中李自成最大，三十九岁；吴三桂、崇祯、多尔衮，都在三十三四岁的年纪，几个刚过三十而立的青年，各自拥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能力和际遇。而多尔衮的参与，更让这场角逐加快了步伐。 三所的明军哪是多尔衮的对手，前后不过七八天，很快就被清军连连击败。一切如多尔衮所愿，宁远终于成了孤城，不过，唯一遗憾的是，吴三桂已经把在中后所的家属们提前转移到北京了。这让祖大寿在皇太极生前献的那条妙计，未能得逞。数年前，祖大寿曾固守锦州多年，这次轮到吴三桂了。吴三桂与宁远城的命运已经紧紧连在一起了，多尔衮的大军压到城外，他的处境和当年的祖大寿多么接近！ 就在进退两难之间，吴三桂和他的关宁铁骑迎来了一六四四年。这年春天，崇祯突然下了一道圣旨，调吴三桂回师勤王。 回师勤王的原因是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打下了山西，北京危机迫在眉睫，回师勤王的意义还有一个，那就是放弃在明朝军事史上曾占据过重要位置的重镇宁远，回师后撤，从此后，宁锦防线彻底崩溃，除了一座山海关，明朝再没有其他的屏障。 不知此时吴三桂的心情如何。他在宁远多年，放弃宁远，意味着也同样放弃大明江山在辽东的所有势力，他的父辈、叔伯辈与满清的最后较量，竟然如此告终？不过，还有一件事也在刺激着他，他以三十三岁的年纪被封为“平西伯”，位极人臣，现在是帝国的唯一的希望，只要明不亡，他就是帝国最大的功臣，但明若亡了，他也将一无所有。可是同样的，留在宁远，他也要面临着多尔衮的强大势力，去留之间，均是输赢一线。 这个时候，带着非常矛盾的心情，吴三桂准备撤出宁远。 这是一次艰难的撤离，除了他自己的四万军队，还有辽东百姓七八万人，当年四镇被破后很多人口都流动到了这里，这还不包括辽民和士兵家属。所有的人都不愿留在宁远。宁远已经是死城，等待着满清军队来接管，吴三桂也不能不为这些子民着想，只能把宁远及其附近的兵民全部迁入山海关内，但这样一来，就给撤退工作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事。 吴三桂为了这次撤离做了精心的准备。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十，他率军民号称五十万众，携带着官方文献及私人着述等多种物品，遗弃了明朝苦心经营近两百年的宁远孤城，向山海关进发。这一路上，百姓背离家乡，妇幼老少啼哭之声不绝于耳，车挤马嘶，拥挤不堪，每天行路不过五十里，速度非常缓慢。 吴三桂与军民同行，仅以部分骑兵先入关。对他来说，这个局面虽然混乱，但是并非有多么不安全，因为清军占领了中前所三城后，为保存实力，没有接着再追，多尔衮知道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抵达北京，于是他力图收下宁远，看准事态发展再伺机而动。 吴三桂的军队以每天几十公里的速度行进，当然不可能及时到达北京。吴三桂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可能想起了当年的袁崇焕，所以不愿捷足先登，他甚至宁愿让其他几路勤王军队先与农民军交战，而后坐收渔人之利，这样既保全自己实力，又能与各镇总兵分享“勤王”之功，何乐而不为？从宁远至山海关，只有两百里路程，以关宁铁骑的速度，日行最多两个白天一个夜晚就可达到，可吴三桂在路上却整整走了五天。这五天对于崇祯来说，是世上最漫长的日子，对于吴三桂来说，又何尝不是？这位年轻的帝国的希望之星，毕竟不是忠心为主的袁崇焕，也并非崇祯想像的克已为公，他是老练的政治动物，在国家利益与一己利益面前，他永远会选择后者。
第48页 农民军不等吴三桂，也不会等崇祯，三月十六日，吴三桂与宁远军民进了山海关，总兵高第接应，吴三桂将百姓分驻在山海关附近昌黎、乐亭、滦州、开平等各州县。这时的他内心极为矛盾，明知要实现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又迫于君命难违，于是他继续向北京行进。率所部继续向北京进兵。这时大顺军已经打到了家门口，崇祯急了，命人再次催促吴三桂，但吴三桂的军队却仍然行进的非常缓慢。 吴三桂的如意算盘打空了，这一次，他没想到的是，各地勤王的军队几乎是不战而降，这里面包括八大总兵里的唐通、白广恩，大顺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顺利打下了北京城。 三月十九日，城破，崇祯没等来他心中的希望，上吊自杀了。 这北京失陷的消息，很快传来。尽管明知道可能是这个结局，但是吴三桂依然非常震惊，他没想到的是，结局竟然来得这么快，而且这么彻底，没有一点后路，这个时候，“勤王”已无实际意义，他马上命部下拨转马头，回师山海关。 明朝天下亡了，最后的希望也没了。吴三桂拔兵回师，也同样是为了保持他最后的四万军队。此时对吴三桂来说，同样是一个希望破灭的时刻。当他返回山海关时，他发现自己彻底的成了一个孤魂野鬼，“多余的人”，明室江山没有了，他这个“平西伯”也变得一文不值了。 大明的亡国，对吴三桂的感觉，就如同大树没有了根，飞鸟没有了栖枝，他没有任何依靠了，但是，他还有最后的砝码，这个砝码，就是关宁铁骑和山海关。 可是这个砝码同样的令他没有一点信心和把握。他所拥有的最后一片土地，就是这曾经固若金汤的万里雄关，但是，如今，却是一个内外临敌的局，内有李自成，外有多尔衮，何去何从？他没有一个定数。 山海关在那一刻註定要凝聚历史的风云际会。李自成，多尔衮都想到了这个环节，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八大镇各将领纷纷投降，唯有最强的吴三桂势力仍然未降。而山海关外，就是更加难对付的多尔衮势力，山海关距北京仅几百路程，又跟清兵一关之隔，如果两者联手起来，大顺王朝就危险了。李自成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曾想尽早的占领山海关，以绝后患，他曾派明降将唐通、白广恩率部东攻滦州（河北滦县），作为夺取山海关的第一个步骤。李自成的这个作法是有些轻率和短视的，真的要打，应该找和吴三桂旗鼓相当的人物，李自成军中，打仗最厉害的是权将军刘宗敏，可惜的是，刘将军此时正忙着玩“追饷”，没有时间，剩下比他差一点的李过也在挟妓作乐，没有兴趣，李自成竟然让吴三桂从前的战友们担起这个重任，于公于私，唐、白都不是吴三桂的对手，于是，这次进攻失败了。 崇祯死后，吴三桂驻师山海关，按兵不动。这个时候解决山海关只有两个途径，一是用武力，二是和平招抚，对于李自成来说，他轻率出兵没有成功，本身也没有打的想法了，他更倾向于招抚。因为此时大明江山已亡，原来的明朝各镇将领纷纷投降，吴三桂即便再效忠于明室，但此时明朝的天下都没了，除了关外的满清势力，他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他生存的空间没有了，权衡利害，也一定会走上唐通、白广恩等人的道路，归顺大顺。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召见从狱中放出原职方司郎中张若麒等人。此人在明与清松山决战担任监军，因负有战败之责，被捕下狱，这时他已经表示愿意投降农民军。李自成当即授他为山海关防御史，但主要的工作是命他劝降吴三桂。因为他与吴三桂是交好多年的朋友。 接着，三月底，李自成派唐通率所部，携犒师银四万两，前去山海关赏赐辽东兵。同时，特授明降官左懋泰为兵政府左侍郎与唐通协守山海关，又派出将领与官吏各一人携白银万两、黄金千两、锦币千端赏三桂，另有敕书一通，封三桂为侯。 李自成又找了困在北京的吴襄，此时他正在受到刘宗敏的拷掠，李自成下令马上将他释放，并令他给儿子写了一封劝降信，信的全文如下： 〖“汝以皇恩特简耑阃，非真累战功历年岁也，不过为强敌在前，非有异恩激劝不足诱致英士。此管子所以行素赏之令，而汉高（祖）一见韩（信）、彭（越）而予重任也。今尔徒饰军容，巽懦观望，使李兵长驱深入，既无批亢捣虚之谋，复无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已失，天命难回，吾君已矣，尔父须臾。呜呼！识时事者可以知变计矣。昔徐元直弃汉归魏，不为不忠；子胥违楚适吴，不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为子胥难，为元直易。我为尔计，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骄愤，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僇辱，身名俱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语云：知子莫若父。吾不能为赵奢耳，尔殆有疑（赵）括。”〗 这封信后人传说是牛金星所写，吴襄奉命照抄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此信的出现对吴三桂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吴三桂的父亲及家属大小全在北京，即使为了保住他们的命，也得考虑一下投降事宜。 吴三桂没有马上做出答覆，他安顿好来使，召集诸将官商议，不过在商议之前，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意见。李自成许诺，他若降，马上封侯。平心而论，这个地位是不低的。他当年在战场上搏杀忘我，不过是为了将来功成名就，封妻荫子，成就个人事业，此时大明已亡，绝无东山再起之可能，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说他即使不降，关外的多尔衮侵犯过来，他也势必成为夹缝中挨打的那个人。
第49页 其实对于吴三桂讲，山海关也是块鸡肋，弃之可惜，但食之同样无味，因为关里与关外，两方面的势力都要比他大得多，在这种强力面前，没有了后援，关城虽险，其实已一无用处。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吴三桂的军队已经严重缺饷，急需补充，否则就会将士军心动摇，出现譁变事件也未可知。他当然还要顾虑到父母亲属生命及家产均在李自成手中，不降，一切都将化为乌有；降了，不仅保全一家生命财产，而且不失荣华富贵。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更微妙的因素。李自成虽然是弒君篡位者，但毕竟是汉人，他的天下毕竟还是汉人天下。如果非要在李自成与多尔衮中间选择一个降的人话，这个人当然还是汉人。汉家正统思想，也决定了他必须要有这样的选择。 此时，这个绝对坚信个人利益至上的军事天才，已经盘好了这步棋。 诸将猜透了他的意思，当然不能有所异议。于是，吴三桂在例行公事般的开完碰头会后，已经开始准备投降事宜。这一次，在降与不降的问题上，他不再坚持了。 一六四四年，在山海关内外，几股势力都在角逐着，多尔衮也随时关注着这方动态。此时他按兵不动，也是为了以静制动，做更大的图谋。 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桂为殉难的崇祯帝及其后妃治丧，全军缟素举哀。这是吴三桂为了朱家王朝走的一个形式，这个时候，他脑子里并没有多少崇祯的恩情，他想的不是如何聚集明朝残余势力，为崇祯复仇，而想的更多的是，如何收拾残局，把个人利益保持到最大化。政治动物，毕竟不是英雄思维。 吴三桂命使者回复李自成，愿降。李自成甚是高兴，于是马上又给另外几个军阀左良玉、高杰、刘泽清写去劝降信。这个时候，只要招降了吴三桂，其他几人应该不在话下，天下形势，对大顺王朝极为有利。 可惜的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女人的出现，把吴三桂算计好的后路全部堵死了，也让原本没有什么深刻矛盾的李自成和吴三桂顷刻间反目，并同时走上了万劫不复之路。 英雄无奈是多情 这个令吴三桂与李自成最终反目的女人，就是前文已经出现的传奇女子——陈圆圆。 有关于陈圆圆的事迹，正史上很少有记载，但是民间野史则涉猎颇多。晚明是战乱频出、腐败透顶的朝代，但同样也是一个群星闪烁、情感炽烈的年代，如陈圆圆一样的奇女子不少。有美人必有英雄，有佳人必有才子，这是中国传奇小说最喜欢的一种写法。而事实上，每逢乱世，必然也是一个英雄美人、才子佳人辈出的时代。在这方面，晚明可能是最值得文人歌颂、隐泣的年代。这个年代真的太富有传奇意味、浪漫情怀了。才子、英雄、佳人、帝王、枭雄、隐士，各色人等逐一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国历史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绝伦的大戏。 而在这些权谋机变、风云际会的背后，人们最乐于谈论，也最引人遐想的是那些关于男人与女人的故事。很巧合，在当时对立的三个政权里，都有这样精彩的故事。李自成的军中，有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满清的阵营里，有多尔衮与孝庄王妃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里，最高潮的部分，也是唯一能把所有人的命运全部联繫起来的，就是英雄美人——吴三桂与陈圆圆的故事。 有关于陈圆圆的生平事迹，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最鲜活的资料来自于两个文人——吴梅村的《圆圆曲》和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这两个人全是明朝最有名的才子，也是后来着名抗清文人组织“复社”的重要成员，被人称为复社“四大才子”中最着名的两人。他们与陈圆圆相识，相知，也曾充满艷羡之心，冒辟疆据说还曾与陈圆圆一见倾心过，他在《影梅庵忆语》中这样描述过陈圆圆的美： 〖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之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慾仙欲死。〗 冒辟疆乃当时名家，风月老手，但描写陈圆圆之气质、美艷、歌艺，不吝笔墨，艷羡之情，溢于言表，可见陈圆圆超尘脱俗之美，在当时确实冠绝一时。 不过，尽管冒辟疆与吴梅村都曾有交好之意，但最终陈圆圆选择的却不是他们，而是一个雄赳赳的武夫，也是晚明军中第一英雄吴三桂。这个选择，幸与不幸，极难明断。 在明朝两百多年的建国史上，南京是明太祖朱元璋最喜欢的城市，朱元璋登基不久，就曾经颁布过一条命令，将苏、浙、赣、闽、川、两湘、两广九个省及周围三州十五府富豪一万四千多户强迁至南京，并在全国范围内挑选能工巧匠四万余户一同随行，这个大手笔让南京脱胎换骨，从而具备了帝国之都的繁华与富足。明成祖朱棣也同样重视，他把南京列为“陪都”，在南京的建设上，明王室曾不余其力，集中体现就是在秦淮河两岸，此处遍地是钟鸣鼎食之家，来往的前是风雅高贵之士。从明朝建国至亡国，秦淮河的风韵未减分毫，秦淮河相应的产业——娼妓业便兴盛起来了。 “梨花似雪春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十里秦淮的一大绝货就是女色，每当夜晚，秦淮河两岸雕栏画槛，绮窗珠帘，奢丽繁华，更有那美娇娘争春斗妍，素手轻拔、朝歌暮弦的场面，使得江南两岸，富贵红尘，分外妖娆。
第50页 就在明朝要灭亡的最后关头，本是一片日薄西山之势，但秦淮河的香艷与浪漫竟然达到了鼎盛，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八个女人。 她们的名字是柳如是、顾横波、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寇白门、卞玉京、马湘兰，这八个人，不但艷冠当时，名动天下，被称为秦淮八艷；最重要的是她们八个人都与当时的风云人物结下情缘，开创了中国历史罕见的“英雄美人、才子佳人”的壮丽时代。 她们所结识的男性均是当世名人。其中，柳如是嫁给了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顾横波嫁给了“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复社名士龚鼎孳，卞玉京与另一位复社大才子吴梅村有过倾心之交，马湘兰也与江南才子王稚登有过钟情之爱，李香君则与当时的大名士、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上演了“桃花扇”的经典爱情大戏，而董小宛与冒辟疆的爱情故事更是传颂一时。但在这些人中，最具有传奇色彩，命运也最起伏难测的，却是陈圆圆。 陈圆圆，本为崑山歌妓，曾寓居秦淮，她原姓邢，名沅，字圆圆，又字畹芳，幼从养母陈氏，故改姓陈。她殊色秀容，花明雪艷，能歌善舞，色艺冠时，在当时秦淮八艷中，以美艷与歌艺着称，当时很多名士以见她一面为荣，这其中也包括名绝一时的复社公子吴梅村与冒辟疆。 有关陈圆圆的感情故事，单独可写成一部鸿篇巨着，尽管正史从无涉猎，但民间与明人笔记中多有记载。明朝文人陈维崧在《妇人集·姑苏女子陈圆圆》中考证，最初陈圆圆曾与冒辟疆相识并有倾心之念，不过与吴三桂相比，冒毕竟只是一个文人，虽有才华，但并无大志，故而后来两人劳燕分飞。还有一种说法也比较有趣，据明初笔记《虞初新志》记载，说是吴三桂早知陈圆圆之艷名，曾以重金求之，而陈圆圆亦对这位英雄同样有好感，可惜的是，此时她已经被国丈田弘遇买去，两人郁郁思念之情从未断绝，直至有了机会后，吴三桂第一件求田国丈之事，就是要圆圆，并终于得偿心愿。按这种说法，陈圆圆与吴三桂是早有情愫，他们的结合，是感情发展之必然。 不管有什么样的说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作为大明王朝末年最有名的英雄和最美丽的女人，吴三桂与陈圆圆对彼此的名声均早有耳闻，这是可以确信的。因此，不论在世人的眼中还是在他们自己的心中，这都是一对天作之合。陈圆圆不选择通晓风月、才情横溢的复社两位大公子，而选择了粗豪阳刚、戎马一生的吴三桂，说明这位对感情的选择是有主见的，她最后以自己的能力完成这一目的，也说明她不光是美貌，更是一位慧智心灵的奇女子。 有关于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相识，一直以来民间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是崇祯帝最宠信的田贵妃死后，为重新蒙宠，田贵妃之父、当今国丈田弘遇重金将圆圆赎身，欲献给当今圣上。这时恰逢吴三桂进京，早以对吴三桂慕名已久的陈圆圆趁机向田弘遇献计，此时应结交这位实力战将，以备不测。田弘遇问她有何方法，圆圆表示愿以歌舞献之，以此作为结交的由头。田弘遇答应了，三桂到田府后，圆圆席间出来献舞，吴一见倾心，提出只要能得到圆圆，愿保国丈全家平安，田弘遇为笼络住这位少年英雄的心，于是欣然应允。但吴三桂也没有白收这份大礼，还是送出千金以示感谢。 另一种说法是崇祯对田贵妃宠爱有加，周皇后之父周奎为替女儿争宠，花重金将陈圆圆买来，欲送宫中听命于周后，以迷惑皇帝。周后亲自见了圆圆，非常满意，遂将她送往后宫。但崇祯此时被军国大事所扰，不近女色，圆圆在宫中三个月竟然不能成事，于是，周皇后又将其送还。正好吴三桂来到周府，圆圆对这位周国丈同样说了与上一个版本一样的话，于是周国丈设宴请吴三桂，席间圆圆出来，吴表示出对圆圆倾心之意，周奎顺水推舟，将圆圆送了给他。 这两个版本都涉及到了一个事实，即陈圆圆的赎身是一次政治活动，而策划这起活动的人，是国丈甚至皇后级别的高层。陈圆圆最初无疑是预备送给皇帝的女人，当这一路数行不通时，又被转送给了高层最想结交的实力派人物。对陈圆圆来说，无心间捲入了宫廷政治斗争中，本是不幸之事，但她毕竟不是一个甘愿受人摆布的女子，她利用自己的智慧与见识，成功的为自己“洗了底”。在遇到吴三桂以前，陈圆圆其实一直在别人的控制中，但是她凭着自己的聪明与才情，成功的摆脱了别人的控制，找到了心中理想的伴侣。这个她想要得到的人，不但是一个实力派铁腕，更是一个多情男子，对她也早已倾心。 不过，陈圆圆虽然一生被政治斗争相包裹，但她却只是一个渴望爱情的平凡女子，而不是吴三桂一样的政治动物，尽管后来她没有名分，但还是心满意足，被吴三桂拥有后就没有什么更长远的想法了。当吴三桂结束北京的短暂行程，又要回到边关时，吴三桂与陈圆圆正情浓难解，如胶似漆，原本也想把她带走，但吴襄当时在京，劝他专心作战，待战事稍松时再当相聚。对此，陈圆圆没有挽留，两人只能依依惜别。吴三桂后把她安顿在父亲吴襄府中。 有的时候，历史是很微妙的，无意间的一个决定，却成了改变历史的关键，吴襄替吴三桂作的这个决定，就是如此。
第51页 虽没成为吴三桂的妻子，却差一点成为皇帝的女人，这是世人强加给陈圆圆的标籤。可惜的是，这个标籤对她未必是什么好事，以至于后来，无论是土包子出身的刘宗敏还是流民大哥李自成，都想以拥有这位皇帝的女人为荣，故而惹出许多事端。 对于陈圆圆的被掠，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李自成允许大顺兵追赃后，吴襄也不幸成为追赃对象，而负责对他追赃的，就是那位专喜欢折腾权贵的刘宗敏将军。刘宗敏不但好拷掠权贵，还好色，他来到田弘遇府，马上将田府中稍有姿色的女眷全部掠到自己营中，后来听说田府中第一美女陈圆圆尚在吴襄府中，大喜，马上刑拷吴襄，迫使其交出陈圆圆，掠到自己的府中。 还有一种说法与李自成有关，说李自成进京后，从太监处得知，先帝生前担忧国事，不好女色，后宫中鲜有佳丽，唯有陈圆圆名艷天下，绝世所希。李自成打听她在哪里，太监如实相告：今在吴襄府中。自成大喜，于是马上命人刑讯吴襄，令其交出圆圆，圆圆最后被掠到宫中，奉命服侍现任皇帝李自成。 无论是哪种说法，都隐含着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时，无论是谁，都将占有陈圆圆视为一种胜利。吴三桂如此、李自成如此、刘宗敏也如此。女人本非祸水，但那些为女人而动念头的男人，却成为祸害的根本。拥有天下，拥有天下的财富包括拥着天下的美女，这种思想体现的是政治上的极端短视，是典型的流寇思想。 对于陈圆圆被掠之事，吴三桂一开始并不知道，但是对李自成的不信任与失望却是先从父亲被拷掠开始的。 李自成为了稳住吴三桂，曾令牛金星以吴襄名义写了一封信，由吴三桂以前的同事唐通捎来，唐通还对吴三桂说，“老总兵无事，新主对之十分优待，等将军来了共图大业，将视为开国元勛。”吴三桂不疑，于是统兵出关。前行至永平（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时，派去打听的细作回来禀告，说吴襄在北京也未能幸免以难，连日被李自成追赃，还被勒索了五千两银子，此时吴襄的信也到了，这次不是牛金星代写的了。吴襄在信中把真实情况一一告诉吴三桂，吴三桂大怒，发誓一定要报父之仇。 这时的吴三桂虽怒，但并未失去理智，他也明白，真要追赃，区区五千两银子对他吴家并不算什么，他还要看一下李自成接下来会做什么。果然，李自成追赃吴襄后马上醒悟，于是，停止追赃，放了吴襄，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后稍作安息，他相信只要自己一入北京，一切都会恢复原样的。 但接下来得知的消息一下子令他失去了理智。那就是：他从北京逃出来的家丁那里得知，他最钟爱的女人陈圆圆被李自成或刘宗敏掠了去。吴三桂当时的反应是“矍然而起，拔剑掷案”，大喊：“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天下人？逆贼如此无礼，我吴三桂堂堂丈夫，岂肯降此狗子！” 吴三桂的暴怒是可以理解的，父亲被拷打，只是一时之苦，自有申明昭雪之时，但妻子被人侮辱，则是一世之耻，再难洗清，再投奔辱妻子之人做其下属，那是无论在道德还是在情感上都难以接受的。自己心爱的人竟然被几个粗鲁的流民强占了，这份耻辱，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吴三桂是个强硬人，几乎没做任何思考，就决定要与李自成血战到底，誓报此仇！他马上令军队回师，驻兵山海关。 一六四四年四月四日，吴三桂返至山海关，立刻向唐通部发动袭击。毫无准备的唐通，没想到吴三桂突然反水，被吴军杀得人仰马翻，仅带几个随从逃回北京。 这一次袭击，是吴三桂向李自成宣战的信号。 与李自成血战到底！誓报此仇！当吴三桂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心中想到的爱人被占之辱，可是，他却没有想在北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三十几口人。他这一走，一念之间，就把他们都送上了绝路。 这一怒，在历史被称为着名的“冲冠一怒”，留下这句话的人，是曾经也倾慕过陈圆圆的明末大才子吴梅村。他在《圆圆曲》中还曾写过这样几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吴梅村对于吴三桂当时的举动颇为理解和同情。不过，吴梅村看错了一件事，事实上，吴三桂实为无奈，但并非多情。其后的事态发展，更证实了他一怒之下，走的却是一条无情之路。多情并非这位铁腕人物的特点，无情才是他最后的真正面目。 第四章 多尔衮时代——大清帝国的兴盛之旅 满清的汉化之路 就在吴三桂冲冠一怒的时刻，关外的满清政府同样也面临着一个关键的转机。 一个月前，吴三桂放弃宁远后，满清当权者——摄政王多尔衮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皇兄一生未完成的基业，将于自己手中实现了。 三十三岁的多尔衮，在这个具决定性的时刻表现出远远超乎他年龄的成熟和稳定。当时，在皇太极夫人孝庄皇太后的支持下，他已经击败了政敌济尔哈朗、豪格等人，占据了绝对的权威。宁远失守，明室仅有山海关一道屏障了，这道屏障曾经阻止了他的皇兄皇太极多年。伟大的皇太极，至死没有度过这道屏障，他几次绕道进攻大明帝国，几次都无功而返。为了躲开这道屏障，皇兄表现出了与老汗王完全不同的沉稳素质，他花了很多心思，很多的时间，甚至平定了朝鲜，外蒙，就是为了选一条可以绕开这道屏障的捷径。可是，至死他也没有完成这个愿望。没有想到在皇兄死后不到一年多的时间，自己竟然可以接过这个重任了。
第52页 对于皇兄皇太极，多年来多尔衮始终怀着复杂的情绪：崇拜，仰慕，仇恨，臣服，嫉妒，恐惧……不管曾经怀着什么样的情绪，多尔衮都清楚一件事，与父汗努尔哈赤相比，皇兄那张略带温和的面貌后面，是深不可测的谋略、机心和智慧，皇兄就像一座高山，挡在他的面前，让他只有仰望的份，决无超越的可能。 但皇兄突然死去了，在他正当壮年的时候。突然间，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变得可能了。 在这关键时刻，多尔衮把所有对皇兄的复杂情绪都化成了一种情绪，那就是钦佩。五体投地的钦佩。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才明白了，如果没有皇兄多年来的深谋远虑，雄心伟略，那么今天就不会有这个机会给他，同样的，后金汗国就不会成为未来的大清帝国。 满清有皇太极，和大明有崇祯一样，对于各自的阵营，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相反的。 把他们两人放在一起比较，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都是接过了上一代的赐赏的人，只不过，一个接的是财富，一个接过的是巨债。 虽然接过的东西不同，但两样东西同样都具有杀伤力，财富太多了容易改变人的本性，很可能会走向一个与理性背离的道路，债务太多了，却反而可能催人奋进，使之为还清债务而变得勤奋肯干，精明务实。 可惜的是，那个接受了债务的人没有还清债务的能力和信心，那位继承了财富的人则更加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 提起满清，人们经常难以忘记的是老汗王努尔哈赤的赫赫武功，但是却常常忽略了二世皇太极在文治上的成绩，对于一个帝国的构建来说，后者更加重要。 任何一个王朝的成立，都要靠武力抢夺政权，也就是后来经常说的“枪桿子里出政权”的原意。武力强者引发革命，革命最后总是以推翻一个固有的政体而宣告成功，但这只是革命的初级阶段。革命后，最重要的是建设阶段，这一步走得好与坏就决定了这场革命的真正价值与内涵。可惜，在中国历史上很多革命者，他们崇尚武力，却往往忽略了在武力压倒一切以后的事情。清醒的人都知道，暴力只是手段，但不是目的，人们臣服于暴力，并不是喜欢他，只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方法可行了，暴力是人们能够承受的最后底线。如果一味的挑战人的承受极限，那么肯定会出现更加暴力的人，将前面的暴力资源占有者推翻。 皇太极对这一点看的比他父亲清楚。这位喜欢读历史的马上英雄，其实并不只是拥有强悍的外表和精准的箭法。他读过元史，当然知道元朝——这个马上游牧民族曾经的辉煌与陷落，当年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几代父子，和他们父子一样，从草原的方寸天地里起事，所向披靡，最后占领了最大的土地，可是，在他们相继死后，不过短短几十年时间，天下就归了姓朱的。原因是什么？姓朱的皇帝的子孙们不知道，可是他看得清楚，蒙古铁骑可以征服天下最锐利的军队，可是征服不了一个东西——人心。他们用暴力来治国，但最后被人们用更暴力的手段推翻。皇太极知道，征服人心，比攻城陷地更厉害，而征服人心，靠的同样是人心，只不过这里更包括着一个定量的概念。这个概念自皇太极以前，没有哪一位马上英雄搞清楚过，所以他们的武力天下无双，但如同流星一样，瞬间的闪亮后就消失在灿烂的星河里。 皇太极不会是流星，因为在他心中有这么一个定量的概念。这个概念说穿了就是四个字：大多数人。 皇太极知道，要想取得丰功伟业，必须要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元朝的蒙古英雄们并不了解这个道理，否则他们怎么会那么快的亡国？他们以武力争取天下后，把人种划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南人，汉人，把人数最多的人贬为了最低贱的种族，于是，他们等于有意识的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最大数量的敌人——当大多数人都成为你的敌人时，再强大的武装也会崩溃；因此积弱之徒的南人、汉人，最后战胜了虎狼之徒的草原雄鹰。 父亲努尔哈赤也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汉人曾经是迫害他的民族，强硬的父亲把征服汉人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开始了与汉人的誓死斗争。成功是明显的，但付出的代价同样惨重，在宁远，他们碰上了非常会打仗的袁崇焕，一生只失败过一次的父亲因此含恨离去。袁蛮子只要活着，自己就难以挺进中原一步！ 汉人不可畏惧，但又不可轻视，因为他们的人数众多，能人也众多，如果不是接连碰上几个坏皇帝，满清势力，能否跨越辽东？这些道理，皇太极一直在深思熟虑，他做出一个定量分析，是在经过了多少次的征战以后才醒悟的道理。在这个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皇太极明白了今后他的行动方向——每一步都取决于对大多数人即对汉人的态度。 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由后金国走向满清王朝，这一个转变意义重大。从秦始皇开始，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始终处在一个极度对立的姿态下，长城就是这种对立情绪的体现。用长城挡住关外人的侵入，是汉人社会的共识，而由此，引发的民族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前的匈奴、五胡、五代十国到辽金蒙古，最后到满，战争不断、仇恨不息，已经成为钢铁一样的事实。但放眼历史，关外势力从来没有够战胜汉人势力，即使有过辉煌的胜利，也极为短暂，至于一统汉人江山，更如同梦话。
第53页 汉人外表羸弱，但内里坚韧，这一切并不完全因为人数众多，还因为汉家天下的形成结构有其合理性。他们以农业为基础，以土地为疆系，形成了稳固的家庭结构。唯其稳定，才能保证人口茂盛，资源丰富，人民故土意识浓厚，家族意识强烈，这一切也是构成儒家文化的基础。汉人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和这个合理的家庭形成结构有关；相比之下，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则近于原始状态，他们流动性强，稳定性差，土地对人的束缚几乎没有，资源获取方式也全靠掠夺；他们从一生下来就桀骜不驯，崇尚武力，部落之间战争不断，反覆不息。这其实都是资源匮乏造成的。游牧民族崇尚武力，但是在文化上却相当落后，既没有一个能钳制思想的大一统的文化信念，也缺乏约定俗成的政治道德，大家都习惯了“有枪就是草头王”，过于自由散漫，缺少诚信，才会纷争不断；同样的，大家缺少规则约束，权威统治，都不按牌理出牌，也导致各自急功近利。 清晰地分析出了汉人与自己的不同后，皇太极在加强军备的同时，开始着手一个更艰巨的工作——推行汉化的步伐。 推行汉化，这一点在皇太极以前的少数民族帝王眼中是很难被认可的事情。虽然也偶然有之，但是论汉化的彻底程度和坚持的时间之长，惟皇太极第一。 推行汉化使皇太极走上了与努尔哈赤完全不同的路。前者是开疆裂土的英雄，后者则成为宏图远谋的君主，前者想的是为自己的子孙建立一块属于自己家族的土地，后者则想的是万世江山一统天下。基于这点不同，两代皇帝所前进的方向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说，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之间，建国立业的信念相同，但实行的方法与准则迥异。按现代管理学来说，两者是定性与定量的不同。前者定性，后者定量，努尔哈赤受汉人欺侮多年，对汉人的仇恨形成了他生活的动力，攻城陷地，占领更大的土地，是他建国的根本，但到了皇太极那里，开始注意到人数、文化、生产、资源等等的差异，于是，由简单的定性到了更为精细的定量，我们发现，就是在这个定量的基础上，皇太极开始改变了对汉人的态度。而这个改变是因为皇太极有更为远大的理想，虽然史书并未有太多的记载，但可以想见，他一定从元朝灭亡的基础上吸取了很多教训，同样的，从明朝的建国中也吸取了更为宝贵的经验。 皇太极与父亲的不同体现最初体现在对“民”的认识上——这个“民”指的是汉民。努尔哈赤採取的少数民族通常的方法——“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这个把“民”当成“奴”的方法，其实和元朝时没有什么两样，可是皇太极却把“民”当成了“民”而不是“奴”。在众多的少数民族君王中，皇太极可能是头一个有如此认识的人吧？他也有很多措施，比如说，对于被俘获后，不甘为奴私自逃出辽东的汉人百姓，努尔哈赤的方法是杀，皇太极则既往不咎，并颁布宽容的法令，努尔哈赤时代曾强迫汉人降民修筑工事，对他们如同奴隶一样的苛刻，惹得汉民苦不堪言，皇太极后来干脆废了这个制度。 对于君主来说，打仗需要武功，执政则是文治，两者都是一个技术活。而对执政者来说，这个技术体现在什么地方上呢？——还是制度。崇祯没有修正制度的能力，故而眼看着制度一点点溃烂，无能为力，李自成没有制定制度的能力，所以任何的行为都是盲目而无理性的，与他们相比，皇太极则有更高的技术水准。他的汉化推进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制度建设过程，这个制度建设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科学地分析形势。皇太极是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制度建设的方向的。 那么皇太极是如何建制的呢？他本着汉化的大原则，其主要的着力点有三个方向——人事、民事、军事。 任何政府在建立制度时，都要考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用人制度，安民制度，军事制度，他们解决的是三个范畴的问题：吏治，稳定，国防。其实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皇太极与崇祯一样，都面临着这三大问题，崇祯穷其一生没有解决得了，但皇太极却不同。他在这三个问题融入了汉化的进程，由此确定了满清王朝的胜利基础。 在人事上，皇太极效仿汉朝，建立了内阁制度，由以往的八个贝勒分权制改为统一的集权制。这一点是与努尔哈赤时代有极大不同的创新。能够形成这一套中央集权的制度，与他所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有关。 对于汉族知识分子，努尔哈赤始终持敌视态度，皇太极则不同。内阁制度是两个汉人帮他建立的，一位是范文程，一位是宗完我。后者的出身比较有意思，他是奴隶出身，在努尔哈赤时代为满人做奴，但皇太极发现了他的才华，将他赎身出来，参加了考试，还给予了重用。于是，宗完我后来成了皇太极手底下制度建设的最重要的臣子。而他提出的内阁制度与明制基本相似，也是分为六部，各部除尚书外，还下设承政两人，一为蒙古人，一位满人，相当于明朝的各部侍郎。但这个人员组成是多民族的，这就形成了一个互相挟挟制的体系。还有参政八人，官制与明朝比较接近，也设立了起监察作用的都察院。宗完我设立的制度虽与明廷相似，但起的作用却大相迳庭。要知道满清在皇太极以前，其人事建制还是非常原始的，努尔哈赤在朝时，朝中大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能说上话的还有八大贝勒也就是八旗之主，根本谈不上人事制度。努尔哈赤死后，也没有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他确定的是八个旗主共同议事的制度。
第54页 皇太极刚即位之时，“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于贝勒，贝勒事事擎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天聪朝臣工奏议》）从这段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出，皇太极即位之初，他的权力并不大，因为分支太多，他实际上的权力不过是一个占地盘比较大，拥着子卒比较多的旗主而已。内阁制度的完善则让他的权力一下子凝聚起来了。但这个内阁制度与明朝的有所不同，不容易产生腐化的“票拟”、“批朱”等分权制度，也没有司礼监这个中间机构，所以这就是让内阁制度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了，也让党争之祸没有了滋生的土壤。两者同为内阁制，在性质上是有差异的。而在这个重新建立的人事制度中，还有一项重大的革新，就是汉人官员比例增加了，六部的阁主虽然还是满人八旗的旗主（当时的六部的头领分别是多尔衮、德格类、萨哈廉、岳托、济尔哈朗、阿巴泰），但是每部中都有相当比例的汉族官员，这与努尔哈赤那时动不动就把汉人当成奴隶使的方法皆然不同。这些汉人官员只忠于皇太极一人，后来证明发挥的作用之大，决不在那些拥有重兵的旗主之下。 在民事制度上，皇太极走得步子更大。他把游牧民族的生产模式改变了，强调以农业为本，开始了走上了农耕化为主要生产来源的汉化之路。我们知道，任何改朝换代的时刻，其最重要的改革都是先来自于经济制度上的。皇太极就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这对于以骑马为主的满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 “专勤南亩，以重本劳”，这是皇太极提出的经济制度的方针，而在这个大方针的前提下，皇太极做的另一个了不起的事就是解放了大多数汉人奴隶。农奴制度是满清延续多年的制度，努尔哈赤时代仍然在使用，辽东的汉人对此多有不满，抵抗行为实有发生，也有很多汉人逃离土地，令田亩荒芜。皇太极即位后推行“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政策，将汉人编入民居，由汉官管理，对于稳定辽东民事，起了很积极的作用。皇太极后来又效仿汉朝制定科举制度，实行考试入选的原则，门槛放得极宽，其考生范围扩大到汉人奴隶群，有很多汉人奴隶经过考试后成功“洗底”，与满人有同等的地位，比如宗完我。皇太极执政年代，奴隶制度基本上被农业生产所取代，满清由落后的奴隶社会走向较为发达的封建社会，这是汉化的功劳。 在军事制度上，皇太极则体现了极高的战略眼光，那就是重用汉人降将，建立了八旗汉军。 面对降臣，皇太极差不多是古往今来最仁慈的君主，他一生中招降的汉人降将之多，数不胜数。这些汉人降将，在皇太极眼中，不是贰臣，而是“明灯一盏”。皇太极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们，至死不渝。这些被招降的人中，有他的仇人，有他的死对头，也有屡次欺骗他辱骂他的人，但是皇太极做到一视同仁，只要你降了，要权给权，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兵给兵，而且决无一丝疑心。祖大寿、洪承畴、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李成栋，这些人在明朝天子脚下个个都是雄踞一方的人物，降到了满清后，皇太极依靠他们建立新八旗，他们依然还是雄主，没有满人汉人、私人恩怨的界限。皇太极的这份襟怀，放眼历史只有曹操堪与一比。而降将给他们的回报同样丰厚，汉人八旗的出现，令皇太极的兵力增加了近一倍，这些汉人能将，至少在皇太极生前，为攻打明廷尽心尽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起的作用极大，而且也很少有人出现过贰心。 皇太极不光在用人上有一套，在整个战略眼光上也有一套。当他发现山海关难以攻破时，他採取“战略包围”的方式来对抗明朝的“坚壁清野”，明朝自熊廷弼开始，就坚持以退为进，防守反击的打法，后来的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都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忠实执行者。皇太极对付这一战略的方法就是先消灭周边的邻国，以形成合笼之势。于是，他利用几年的时间征服了朝鲜，令朝鲜成为其附属国，又远征蒙古，并令剽悍的蒙古林丹汗含恨死去，这样无论从北部，还是从水路，都对明朝实行了战略上的合围之势。就是在这个形势下，天聪三年也就是崇祯二年，皇太极绕过山海关，从蒙古地区的喜峰口出发，一直攻到北京城下，这一战历史上称为“入口战役”。此战的结果是，令袁崇焕措手不及，撤山海关守军仓促迎战，并令崇祯中了反间计，杀了这位卫国元勛。如果没有皇太极在战略上的远见，如果不是及早地征服了蒙古，这一战皇太极就不可能成功的逼近北京城下，不但使明朝丧失栋樑，而且给清军进攻明朝的心脏新开闢了一道战线。 皇太极在位十几年来，在人事、民事、军事等各项领域取得的成绩，是奠基性的。他用了十几年时间完成的汉化之路，其实也是将散漫的宗族势力併入制度轨道之路。这个制度的建立，不但充实了自己的国力，更重要的是征服了大多数汉人的心，所以，皇太极的定量分析是非常成功的。任何一种制度在建立的最初都有他的先进性，很幸运，在经过准确的定量分析后，皇太极成了先进位度的执行者。而这一切，不可能不会对他手下的第一能臣、也是他的族弟多尔衮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55页 对多尔衮来说，他对皇太极有种极为复杂的情绪。但所幸的是，这种情绪随着他与皇太极并肩作战的时间越来越长，并没有令他滑向一个非理性的领域里。 这里再回过头说一下多尔衮的事迹，可以令我们更好的了解满清政权内部的磨合情况。 多尔衮与皇太极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与努尔哈赤的其他儿子不同，多尔衮从小受老汗王喜爱，是因为他的母亲阿巴亥一直很得努尔哈赤的宠。不过，这位宠妃个人的品行有点问题，与努尔哈赤的二儿子代善有了极为暧昧的关系，后来一度失宠。但她也很有能力，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重新获得了老汗王的心，后来又被召回，甚至后来立为大妃。当时阿巴亥已经有了三个孩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已经步入年老色衰之列，仍能如此得宠，可见其人也非凡人。而努尔哈赤爱屋及乌，甚至有立储多尔衮之念。 不过，努尔哈赤一死，多尔衮母子的悲惨命运也就来临了。众贝勒要阿巴亥殉葬，否则将视为对父亲的不忠，这里面，带头的人就是皇太极。这个时候，多尔衮只有十四岁，既无势力，也无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生母被自己的兄弟们逼着自了尽。 阿巴亥殉葬，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谋杀，对她的嫉恨，在以皇太极为代表的众贝勒那里，已经存在已久了。对于多尔衮弟兄来说，这无疑是灭顶之灾。多尔衮从那时起就开始在艰难的环境里生活，时刻遭受冷眼与暗算，这是一个争权夺势的环境，虽然险恶，但也催人成长。在这其间，他与皇太极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并始终保持谦恭的姿态，逐步取得了皇太极的信任，他也学会了皇太极在处理事情、认识事情上的很多经验，皇太极对清室的重大贡献，除了在建国之外，就是培养了一个非常好的接班人。 但是，多尔衮长年在皇太极的身边，心情应该是非常压抑的，他不可能会忘记，就是这位给人感觉心胸宽广、温和友善的兄长，在当年逼死自己母亲时曾充当了多么冷酷无情的角色。而最让他痛苦的还是，他喜欢的女人大玉儿，现在就是皇太极的皇后。这两种压抑的情绪积压在多尔衮年轻的心中，他除了把这一腔怒火发泄在一场接着一场的战事中，可能没有别的选择。 回到前文，皇太极是伟大的君主，可惜死的太早。但他死了，清室没有死。因为他已经为清室选好了接班人，这个人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对他始终怀有复杂感情的弟弟，他成功的接过了自己的衣钵，没有因为少年受到的不公平，长期的压抑情绪而变得阴狠乖张、不可理喻，他不但学会了自己的治国方略，还拥有了其他贝勒未能拥有的责任感。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马上松了一口气，但对他来说，形势依然严峻。就在崇祯为了流民问题而烦恼时，多尔衮以极其专业的手法“做掉”了能和他竞争的济尔哈朗、阿济科等竞争对手，成为了当时满清最有势力的人。此时他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哥哥的大儿子豪格，一个在道义和实力上都完全有资格做满清皇帝的人。 多尔衮与豪格之争最后以表面上的两败俱伤告终。因为双方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问题上各不相让，各自拥有的兵力马上就要火併，于是，为顾全大局，多尔衮提出了执衷的意见，立了六岁的皇太极之子福临为新君，年号顺治，作为缓解压力之策。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招数，表面上看来，谁也没有赢，但其实赢的人是多尔衮。因为这位皇帝的母亲，是他心仪已久也对他一往情深的孝庄皇太后——大玉儿，有了这位皇后的背后支持，多尔衮其实可以行使皇帝的权力。 成为摄政王后的多尔衮，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终于站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上，只有在这时，他才会由衷的对冷漠的哥哥产生敬意，因为该做的事情哥哥都已经做了，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用一以贯之的贯彻哥哥的施政纲令，以更稳妥的方式迎接这胜利果实。 一六四四年，在多尔衮没来得及享受获取最高权力的快乐的时候，有人把果实送了过来。这个人就是吴三桂。 范文程战略 在吴三桂粉墨登场的一个月以前，形势还没有如此明朗时，多尔衮就已经做过进攻的准备了。他下令修整军器，储备粮饷、马匹，但并不急于求成，他准备四月初旬“大举进讨”明朝。此时李自成与明廷打得正凶，多尔衮深知借力打力的道理，这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了一件事，今后，清室的对手已经换人了，不是明室，而是大顺政权。 多尔衮在当时对农民军有过幻想，他还曾秘密与农民军接触，想要联合伐明，但李自成对此毫无兴趣，不过两个月时间，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逆转。李自成的百万大军行进的速度太快了，几天就进入京师，几入无人之地，明军甚至没有一次像样的抵抗，就全军覆没了。 这个消息传到渖阳时，多尔衮表现出了一个大政治家应有的姿态，他马上做的事，是召回“军中诸葛”范文程，听一听智计多端的范先生的意见。 在满清的开国史上，范文程的地位至关重要。相传他是范仲淹后代，曾中过明朝的进士，后来主动投奔了清朝，有点“弃暗投明”的意思。范文程经历努尔哈赤、皇太极两朝，均得以重用，而范文程也确实为满清王朝立下赫赫功劳，杀死袁崇焕之计就是他出的，皇太极的汉化之路，他也是主要谋臣和推动者之一。他是汉人，但其地位尊崇，不在八旗之下，皇太极死后，范文程也是託孤重臣之一，多尔衮对他恩宠有加，不逊其兄。
第56页 范文程这时在盖州养病，虽在修养中，但他时刻关心着局势变化，对于两个月以来的形势瞭然于胸。北京失守的消息，大约在三月末至四月初传到渖阳。多尔衮闻讯，迅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当接到多尔衮召见时，不用多尔衮解释，范文程就已经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范文程认为李自成并不足惧，其理由有三点：“一，逼殒其主，天怒矣；二，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三，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从这三点分析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范文程的亲自领导下，满清的情报工作非常出色，几乎如亲眼见到一样，把北京城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范文程由此推断，李自成的军队虽然强大，人数众多，但是没有任何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战略眼光。进入北京后，得志即猖狂，已经失去了天意、人心、民愿，不过是纸老虎。这个时候，要想统一全国，自然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范文程又反过来以此说明满清战略——“非安百姓不可”，得民心者得天下，此乃万世颠扑不灭之真理，崇祯不明此里，天下辄失，接替的李自成依然不明白这个道理，马上也要失去天下了，而此时得天下者，必是既明此理又能身体力行之人。 多尔衮召集诸臣开会，历时近四天，但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意见自然是范先生之言。与李自成、吴三桂、崇祯相比，多尔衮受皇太极言传身教，本身也是一个极有战略眼光的大政治家，清时历时三任首脑，均有非凡本领，此乃大幸事也，而最难得的是，他们对汉人的绝对信任，比汉政府更甚，这也是成功的必然因素。 多尔衮贊同范先生观点，在这个鼓励下，范文程再下一个奏摺，以书面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 〖夫明之劲敌，唯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为今之计，必任贤抚民，远过流寇，则近者悦而远者来，即流寇亦入而为臣矣……不然，是我国徒受其劳，而反为流寇驱民也。使举其见在者而驱之，后乃与流寇争，非计之长也。〗 这是范文程奏摺上的一段话，今人看来，其中深意，值得后世人永为借鑑，这段奏摺深刻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而对于如何巩固政权，保护胜利果实，范文程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但有已服者，亦有未服而宜抚者，当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又示以昔日得内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是抚其近而远者闻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数省可传檄而定也……（范文程奏疏全文详见《清世祖实录》）〗 这个大的战略方针，比之李自成要高明十倍不止，如果说多尔衮尚有几分迷惘的话，范文程则是在理论上行动上给多尔衮提供了最正确的方向。范文程提出的安民政策，也是皇太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说的是军风军纪，“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说的是于吏治与民事的方针，仍强调一个安字。而范文程更强调了时机的重要性，他强调这是一个大决战的时机，成则兴，败则遗恨终生，这个说法极大的推动了多尔衮的信心。范文程更明确指出，山海关在这个大决战中的重要性，而如何避开山海关，直趋北京，也是取胜之关键。 多尔衮不是崇祯，对正确的意见他完全接受。范先生的奏摺阅后，多尔衮果断决定，全国动员，徵调兵马迅速集结。这是满清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几乎是全民皆兵，后人称清朝“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 四月七日，多尔衮召集众将，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揭开了大决战的序幕。八日，只有七岁的顺治皇帝福临驾临笃恭殿，并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之最大权限，军中之赏罚之事，均允许“俱便宜从事”。并赐给黄伞、皇马褂等御用之物，以重事权。 九日，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及范文程、洪承畴等一大批满汉蒙古将领都臣服于多尔衮之下，齐聚一堂，奏乐行礼，祭天行拜。礼毕，放起了礼炮，炮声隆隆中，这个漫长的誓军仪式结束，多尔衮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与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启行。（《清世祖实录》） 从四月一日急召范文程入见，到四月九日全民皆兵杀赴前线，前后不足十天时间，由此可见，满清政府之高效、高能已达巅峰，而此次决战，全部的精英将领都出席了，这也说明多尔衮胆色过人，号召力惊人，胜负在此一举的决心同样强烈。 满清是幸运的，虽然死掉了一位政治强人，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格局并未被破坏，多尔衮在其兄皇太极死后，经过了与同族兄弟豪格的勾心斗角，终于得到了孝庄皇太后的支持，成功上位。他本人第一次独纲大梁的军事行动中，就表现得刚强勇武，颇有谋略，再加上内有孝庄皇太后坐镇，外有强兵良将，形成了高度的凝聚力。多尔衮此时名为亲王，实为皇帝，军中威势，无人能敌，尽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第57页 多尔衮的大军从渖阳出发，穿越辽河平原，因为不知山海关情况，加上对吴三桂的忌惮，部队行军速度并不快，这与多尔衮的心态也有关，毕竟这是他作为最高统帅带兵的第一场大决战。过去，他是皇太极手下第一勇将，今天，兄长已逝，千斤重担，压于一身。李自成军队在人数上又有绝对优势，他的心中也有几分惶恐。 在这次随军东征的大部队中，前明降将洪承畴也在其中，洪承畴率明军与多尔衮征战多年，他们是老对手，如今是上下级，多尔衮于是问计与这位老对手，此去一战，胜算能有几何。 自松山一战后，被皇太极称为“明灯一盏”的洪承畴其实一直没有兵权，只是一个幕僚，但地位极为尊崇。多尔衮对其只称洪先生，不敢称其名。洪先生见这位代理帝王有一问，正好把自己多年来在崇祯那里不能实施的政见说给他听。 洪承畴说，流寇兵多，但军纪涣散，我军军纪严明，上下同心，此战不用拖的太久，一战即可决胜负，唯希望攻城陷地之后，能以范先生之意见为准则，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并且转告各府州县官员，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进城秋毫无犯。即使抗拒不服，攻下城池，可杀官吏，但要保百姓安全；而对于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 洪承畴再次分析起李自成之劣势，“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他还指出了农民军“遇弱则战，遇强则遁”的作战特点。（《清世祖实录》）因而清军应在限定时日内，驱精兵速行追剿，至于攻打进京路线，他认为，避开吴三桂重兵把守的山海关，绕道蓟州、密云，则离京师最近。 洪承畴与李自成征战多年，对李自成的用兵及为人深为清楚，多尔衮问计于他，自然也是问对了人。洪承畴的意见是对范文程意见的进一步延伸，对多尔衮同样重要，原本信心不是很足的他，这一次坚定了信心，大军按洪先生意见，直奔蓟州、密云的方向前进。当然，这条前进的军事道路，也是皇太极生前以武力硬生生的开闢出来的。 范文程、洪承畴都是汉人，又都降清，在历史上均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但从全局角度看，他们之降清，固然是受其自身处境影响，有其软弱妥协一面，却也并非大恶之事。他们两人都是极具战略眼光与儒家风范的政治家，深明政治领域、王朝兴衰的得失因果，因此，两人能以百姓为重，推行“仁者之师”的理论，对清军统帅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有他们之前，清军以屠城虐杀、侵扰百姓为乐事，但自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后，清军在这方面不断有所收敛，甚至推行怀柔政策，对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来说，未尝不是好事，特别是洪承畴提出的“官吏可诛，但要保百姓安全”的说法，体现出了这位降将对明室人民仍心存悲悯。后世人受正统思想影响，多将洪承畴塑造为欺君卖国、不仁不义的大反派，这是不以历史唯物观点看问题的原因。 与范、洪两位相比，事后也降了清的吴三桂并没有这样的悲悯之心。他对百姓，对君王，甚至对爱人，极少有“实行仁义”的理论和行动，一切都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位。这并非性格迥异，而是因为成长环境不同，洪、范两人出身进士，十年寒窗苦读，受儒家正统思想薰染多年，尚有一些兼济天下的仁臣之志，也有封建臣子独有的道德底线，而吴三桂军人出身，一生奉行武力解决问题，信奉实力至上原则，其人实为军阀，而不是能臣，其道德底线要差得太多。此乃后话，且先按下不表。 受洪先生指点，多尔衮大军加快了进度，一六四四年四月十五日凌晨，突然满清军中情治机关的头子范文程秘密求见多尔衮，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令多尔衮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好消息：坐镇山海关的前明名将吴三桂派来了使者，愿意归降清军，共同对付李自成。 借兵还是投降？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被掠之辱，铁了心，要与李自成一决雌雄。 后人提起这段历史，大都认为吴三桂之降是因为陈圆圆的缘故，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种是非关头面临国事的重大抉择，其实与女人没有太大的关系。“妻子岂应关大计”，吴三桂决定宣战，还是基于个人利益，并非完全是因为一个女人的缘故。还有研究者指出：“陈圆圆被劫一事在他的感情上起了催化、激愤的作用。”（李佐亭《吴三桂大传》）虽然各种说法不一，但我们可以断定的是，陈圆圆只是一个导火索，吴三桂与李自成的矛盾，有没有陈圆圆都一样会发生。以吴三桂的个性和野心及出色的军事能力，他是不会甘于屈居李自成手下做一个奴隶的。他们之间的斗争是迟早的事情，但陈圆圆事件的出现，则令这些矛盾迅速激化，并使两人找到了交恶的理由。 李自成用兵也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他明知山海关的重要性，并没有及早提起重视，派来胁持山海关的，不过是降将唐通及屈屈八千兵马，吴三桂部还有四万人呢！而在这一点上，大将刘宗敏是当时唯一可以吴三桂抗衡的将军，但这位刘大帅一心忙于在京城追赃索银，狎妓玩乐，左拥右抱，李自成竟然也说不动他，他也没有採纳李岩之计对山海关多派兵力防范，令山海关轻易落入吴三桂手中。
第58页 吴三桂占领山海关后马上誓师，要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极为不可思议的事：他写了一封给父亲的绝交信，痛斥父亲吴襄苟且偷生，有辱前朝，并表示自此信后就此断绝父子情义，即使李自成将其千刀万剐，火烧斧噼，也不会稍动凡心，而他亦会追随前朝帝王脚步，与李自成斗争到底。这封信，措辞激烈，感情充沛，名义是针对父亲，但实际是警告李自成，表明了与大顺政权彻底决裂的决心。 这封信全文如下： 〖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已后期，可悲可恨！ 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素鞝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着英烈。我父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明季北略》）〗 这个时候吴三桂的这封信，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李自成将吴襄掠去，原本是作为人质，以要挟吴三桂的。因为吴三桂当年为尽孝，曾有过单骑救父的事迹，在世人眼中是个绝对的孝子。但没想到今天吴三桂不是孝子，却是个狠人，为个女人，连父亲都不要了。 事实上唐通一败，李自成就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他马上安抚吴襄，将其从狱中接出，好生款待，并痛斥刘宗敏，追赃之事，就此罢了。甚至李自成还有意归还陈圆圆，为此特派两名使者前往山海关，劝说吴三桂。 几日以后得来的消息竟然是两名使者全部被吴三桂杀掉。自古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吴三桂这么做，无非是想告诉大顺政权一件事，他们之间的仇恨，已经不能够化解了。 吴三桂写下告示，昭李自成恶行于天下，用语恶毒，李自成见到这些告示，勃然大怒，他虽然忌惮吴三桂勇猛，但并非惧怕，毕竟吴三桂只有数万兵马，孤城一座，想要击败他并非难事。 李自成不想再等待下去了。意图一战的另一个原因是：吴三桂所据山海关太重要了。此时李自成明白了，他真正的敌人不是吴三桂，也不是流亡的南明小朝廷，而是关外的清军，如果不拿下山海关，清军直驱北京，历史将会重演。 李自成决定出师山海关，他手下的有志之士深觉不妥，提出相反意见的还是李岩。他的意见是：“吴三桂兴兵复仇，纯属为出一口怨气，此时边关紧急，外有满清环伺，环境极为险恶，主公不必亲自出马，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早日择吉日登基才为上策，故而此时还是应该招抚吴三桂，许以父子封侯，仍以大国封明太子，奉明祭祀，休养生息，以免干戈之乱矣。”李岩直到这时，仍然坚持对吴三桂要以招降为主，不宜亲征。不过李自成对他已经明显不信任，不採纳他的意见。 因为吴三桂的不识抬举，自视颇高的李自成极为不满，打算以武力清算吴三桂，但不宜亲征这一条他也做了考虑，他指示刘宗敏率军前去山海关解决吴三桂，但刘宗敏这时已经习惯了北京的花花世界，并无斗志，一再推脱。对这位从小就跟着自己的心腹，李自成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不能有的软弱，竟然一筹莫展。其实，刘宗敏对局面的破坏，影响极大，换了朱元璋，或皇太极，即使此时不清算他，待时机成熟后也必然处理，可是李自成此时兵权尽在人手，没有更好的挟制办法，只得做出亲征的主张。 李自成要亲征的消息，令得群臣极为不安。牛金星、宋献策也纷纷劝进，矮子军师宋献策甚至明确指出：“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来于三桂不利。”这是非常精闢准确的判断，但这些意见，李自成始终不听。此时的他已经自我膨胀到极点，他一心想收复山海关，并没有把吴三桂太放在眼里，既然众将都忙于享乐，他就做出亲征的决定，强迫众将与自己前往山海关。我们可以想像众将对主帅这个决定所持的沮丧心理，刚进入北京不到一个月，花花世界刚刚开始享受，现在又要开始打仗。此时军心早已大不如从前。 李自成决策出师的当天晚上，他突然又做了一个极不高明的举动，就是开始杀人。崇祯、李自成都爱杀人。他们杀人，不是因为杀的人确实可杀，而是想通过杀人来掩饰内心的惶恐与不安。这一次，李自成杀的是前明诸大臣，包括原内阁首辅陈演等一批人当即被杀掉，一晚上，杀了六十多个部长级的大臣，从入夜一直到二更时才停止。杀人的是刘宗敏。这最后的杀人把李自成所有的希望都断绝了，北京城内，吴三桂要来攻下北京城的消息已经传出，已经有更多的前明旧臣秘制素衣，暗藏兵器，准备迎接吴三桂进城了。
第59页 外患未平，内乱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自成带着所有的兵力，离开了好不容易的拿下的北京城，前往山海关。除了刘宗敏、李过、郝摇旗等大将外，李自成还带来了崇祯的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以及三桂的父亲吴襄，这几个人是李自成手上最有价值的王牌。特别是吴襄，李自成要用他警告吴三桂，如若不降，屠刀就会落在父亲头上，而另外三王，则是要彻底断绝吴三桂之念，如若不行，一併杀之，让他的复辟计划不能实施。 李自成大军浩浩荡荡前往山海关，此时他志在必得，但是却没想到，他一走，其实是主动把军事实力暴露给了对手，北京城内一片空虚，后防几乎虚设。他也不知道，吴三桂此时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孝子，在他准备对抗自己的那一天，他就变成了世界上最无情的人，甚至连父亲的生命也不放在心上。 李自成应战而来，对吴三桂来说，其实是一件很挠头的事。吴三桂当然知道，如果硬打，他肯定不是李自成的对手，双方兵力相差太悬殊了，他手底下有三万关宁铁骑，还有两万各镇的降兵，总共五万人，如何抵挡李自成的几十万大军？ 再者，关外还有满清，此战很可能要腹背受敌，如果李自成够狠，他给满清皇帝修书一封，联合作战，自己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毕竟，李自成对抗明室，可没对抗过满清，而自己，手上却沾满了清军的鲜血。 想通了这一点，吴三桂心中一凉，他甚至开始后悔自己为何如此急躁的向李自成宣战，毕竟自己的父亲和家人还在他的手上，这个时候，要是有一支盟军就好了。联手作战，只要有人，他相信以自己之才，一定会战胜草民李自成的。 谁能联盟？满清政权！吴三桂脑子里灵光一闪，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如今形势，谁的实力最强谁才能取胜，我实力最弱，何不强强联合！ 但借清兵，意味着什么他也知道。满清不会白白帮他，此后，他就要受满清挟制，那就会有人说他是投降了满清。这些年来，他们家族的飞黄腾达与对抗清军有关，要是没有满清这个敌人，他哪能有如此成就！此次投清，不但是做了汉奸，更会令以往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乌有！ 但是即使投了降又如何？洪承畴松山大战，杀掉满清很多将领，可是如今他投降了，成了人人敬仰的洪先生，他的家人安然无恙；还有舅父祖大寿，当年宁远之战，他与袁大帅一道，用红衣大炮炸死了后金大汗努尔哈赤，那可是皇太极、多尔衮的父亲，此仇不共戴天，但满清是如何做的？他们招降了祖大寿，锦衣玉食，封妻荫子，清室对待降将，竟优待如此！吴三桂不禁想起了皇太极，此人生前极爱我之才，我若投降，后人想起前大汗之言，谁能动我？ 这些念头，在吴三桂的脑海中一掠而过，几乎是一闪念之间，他已经下了一下决定，借清兵报仇，即使最后被清军击败，有过联盟之约，谅清军不会动我！不过，借兵可以，降则不行，至少在道义上不行，我吴三桂乃乱世英雄，但并非卖国汉奸，打败李闯，我依然是明室的救国英雄，到时与多尔衮共商划分天下，此后盘踞一方势力，来日再图东山再起。明室亡，我也可称王，明室复甦，我之功勋，又有谁能比！ 机会主义者吴三桂，就在这一转念间想好了进退之策，只是他完全想的是个人如何摆脱困境再图发展，父亲的死活竟不放在心上。 吴三桂写了一封信，交由使者送往多尔衮，就是这两个使者，被范文程的部下发现，带入营中。 这是一封写得很长的信，中心议题有几个事，一是借兵，但是以“亡国孤臣”的名义，以图明朝“中兴”为大帽子，请多尔衮出兵共剿李闯；二是提出划疆而制的方针，提倡成立南北政权，清朝为“北朝”，与“我国”独立，我方不只给财物，还将“裂地”即割让领土酬谢；三是规定了清兵的进兵路线，共有两外，一处是从喜峰口、龙井口等处进入，一外是从墙子岭、密云等处入口，伏击李自成。但山海关仍由自己占领。 吴三桂的这封信颇费苦心，他在信中一再申明，此次是借兵不是投降，他自作主张划疆而制，但仍然把住山海关不放，其意图还是为着北京的，他对清军仍有忌惮之意。 吴三桂虽然在信中给自己留了后路，但多尔衮却是何等之人！吴三桂的这个决定，对他来讲当然是个好消息，但中外的政治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对多尔衮来讲，行进路程只有一条，那就是攻下山海关，直捣北京。 自明与清交战以来，多尔衮深知，因为山海关的存在，自己的先祖们数次进犯北京不得不要绕道费很多周折，也因此数次无功而返，这一切实在是因为山海关的位置太重要了。此次，洪先生、范先生的计策，也是绕道而行，说明了在这两位智囊的心中，同样认为山海关天险不可轻犯，难得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有投诚之意，此刻夺取山海关就是进攻北京的最佳捷径，不趁机下手，还待何时？ 在范文程的指导下，多尔衮早已经把这场原本的复仇之战变成了意图雄霸中原的决战，所以他很稳定。他先是安抚来使，然后派其妻弟拜然与来使郭云龙一起回山海关探视真实情况。接着，又调来了截掠来的红衣大炮，这一切准备就绪后，他集结大军，不理睬吴三桂的意见，直接向山海关进发。
第60页 由密云、喜峰口等地绕道进攻北京，到最后决定从山海关直接进入北京，多尔衮和吴三桂之间进行的是一场看不见的角逐。两个人的算盘打得都够精，一个人想的是不用自己付出主力，借清军之手包抄大顺军队，另一个则明确无误的表明，不但要打败李自成，还要接收山海关，做一统天下的前奏，而相比之下，多尔衮的谋略与眼光更胜一筹。 在行进的途中，多尔衮还给吴三桂回了一封信，这封信中採纳洪承畴与范文程等人的意见，许诺将来吴三桂投降后，一定加官晋爵，恩泽子孙，是一封安抚之信。信中招降之意，已经非常明显，这说明多尔衮已经看穿了吴三桂内心的矛盾，你要借兵，我就提招降，看你如何应付？ 多尔衮的军队行进路程并不快，他是等一个人，等他先一步到来。 这个人，就是和他一样，由北京出发直奔山海关指挥总决战的李自成。 漫长的一天 李自成的大军已经逼近山海关。从一六四四年四月十五日吴三桂暗中给多尔衮送信之后，不过四天时间，李自成的军队就到了。 吴三桂很急，因为真的打起来，他当然不可能是李自成的对手，敌人的强兵多于自己数倍，于是，他盼着多尔衮的军队快些过来夹击李自成。 这时的多尔衮，颇像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你越是着急，我越是稳定。在吴三桂寄出第二封信之前。他依然按住自己的兵马，并不前行，他知道，当吴三桂终于忍不住的时候，山海关这个底线就挺不住了。 五天后，四月二十日，这一天在吴三桂和多尔衮看来，都是漫长的一天。当吴三桂发现多尔衮的清军并无实质性的突破时，他终于陷入绝望之中了，于是他发出了第二封信：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民安，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清世祖实录》）〗 这封信的措辞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往的“残民以逞”到今天的“救民伐暴”，清军不是强盗，变成了义军！而对多尔衮来说，他要的不是这种措辞的改变，这里面最重要的话是“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我们把这封信与上一封信对照着看来，就可发现，吴三桂已经不再坚持山海关不能放弃这一原则了，他已经把山海关作为进献也是保命的礼物，拱手送给多尔衮了。 多尔衮非常激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破了山海关，北京就指日可待，而最重要的是，满清王朝的疆域历史性的开拓到了辽东以外。他开始庆幸自己的抉择，先是信了范先生的话，紧急全民总动员出兵，又信了自己的选择，坚持不走另外的路线直奔山海关，最重要的，是掌握住了节奏，该快则快，该慢则慢，现在他就是以慢制快，终于逼得吴三桂主动妥协了。 这个时候，李自成并不知道这一切端倪，与满清高明的情报本领相比，他这边迟钝的要命。此时，大顺军出动了十万兵马前往山海关，吴三桂与高弟的关宁铁骑全加上不过五万，多尔衮倾全国之兵，也不过八万人，三支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多尔衮，人数最多的是李自成，吴三桂则屈于老三，玩政治的人都明白，这个时候，谁团结到了最弱的一方，至少在人数上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可惜的是李自成虽然明白了这一点，但为时已晚。而直到此刻他依然没有搞清真正的敌人不是吴三桂，而是满清。他盲目亲征其实是强制性的把自己拉进了这个俄罗斯轮盘赌中。 清军的动作突然加快了。多尔衮下了急行军的命令，军马迅速启程，不眠不休，逆着大风沙，穿过宁远，直奔山海关。夜晚时分，突然颳起更猛的风沙，多尔衮亲自乘轻骑在前面疾驰，主帅带队，军士群情激愤，只一夜，抵达宁远，天未明时已到沙河，此处距山海关只有仅一百里左右。 多尔衮传令，就地歇息。两个时辰过去了，多尔衮下令，继续启程。这一天是一六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距崇祯上吊不过一个月时间，一个月，轮到李自成来被清算了，多尔衮一想起这个，全身都是劲。 天刚蒙蒙亮，八万大军以极快又极安静的速度行进，再进四十里，多尔衮下令，原地休息半个时辰再走。前方是中前所、前屯卫、中后所，多尔衮看着这些个地方心中一定百感交集，当年，从熊廷弼开始，满清与明朝在这几个地方发生过多少次争斗，双方又死了多少人？今天，快马掠过时多尔衮为自己的好运气而感谢上苍，从此以后，宁远、中前所、中后所、山海关，这些地方将再也不会成为大清帝国的心头之痛，大清帝国兴旺之业就要由自己手里建造！多尔衮难抑兴奋，下令起拔！烟尘隆隆中，曾经的宁锦防线被彻底的甩到了身后，这一行就是到傍晚。此时已经疾行一天一夜了，这一天一夜走了二百多里，比李自成的大顺军还要快。远方，依稀可见山海关镇东楼在夜空中岿然不动的伫立着，军士们欢呼：到了山海关了！多尔衮表情严肃，如箭在弦上。他下令停止前进，静观其变。
第61页 与多尔衮相比，吴三桂就没有那么沉着和冷静了。他登上镇东楼、澄海楼等制高点向远望，已经看见大顺的军队集结而来的烟尘。现在要孤注一掷，打好这场仗了。当天晚上，他召集所有的将领及当地士绅，开了一个战前鼓动会。 山海关已经成为孤城，关宁铁骑处境艰难，缺饷，缺粮，百姓人心惶惶，没有办法，吴三桂一直採取“捐输”的形式以资军备，他还把当地百姓武装起来，以资兵源。对于吴三桂来说，山海关里能够依靠除了自己的军队，还有另一只力量，那就是以余一元、朱国梓、马维熙、刘克礼、吕鸣章等为代表的山海关八大士绅，他们手中的民团也是抗击大顺军的主要抵抗力量。吴三桂自来山海关后，对诸位士绅一直以礼相待，如今危难，他们也都派上了用场。 当晚，吴三桂语气沉重的告诉大家，不管清军是否如约承诺，决战在所难免，关城守得住守不住，都不能放弃！ 吴三桂多年用兵，深知决战容易，部署最难。在李自成大军的行进途中，他已经做了一个先手，玩了一手“间谍情报战”。在出关向清军请兵的同时，他另外又派出手下人高选、李友松、谭邃环、刘泰临、刘台山、董镇庵等六人作为他的代表，前去李自成军营诈降。这几个人就是吴三桂派去的间谍，也是死士，为了稳住李自成，他们在三河县与李自成的军队相遇，宣称带来了吴三桂的密令，愿意投降。李自成对此将信将疑，毕竟内心深处，他还是希望招降不希望打的，于是把这六人带到军中，一边行进一边静观其变。这六人巧舌如簧，竟骗得这位大顺皇帝放松了警惕，延缓了行军速度。这个时候的李自成智商变得很低了，他自己玩了一辈子诈降的游戏，居然没有识破吴三桂的计策；他手下众将也没有什么异议。这支军队的素质，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就是这么一延缓，多尔衮的军队反而抢了先手，抢先由另一面抵达了山海关。 李自成的军队在二十日抵达山海关，山海关城内，已经全民皆兵。此时李自成尚报一丝幻想，他希望可以见到吴三桂下马受降的样子，但等待的他不是吴三桂，而是箭上弦，刀出鞘的关宁铁骑，几万关宁铁骑摆开阵势，如一面屏风，将前路全部封住，大顺军刚一靠近，箭如雨下，炮声隆隆，吴三桂向他们开了火！ 李自成一惊非同小可，急召六位间谍，得到的消息是他们跑了，李自成大怒，命军士速将六人擒来，这六人只有李友松比较幸运，逃了出去，其他几人全部抓获，就地正法！ 与李自成不同，吴三桂已经开始布兵了，正像他给多尔衮的第二封信中所报告，他已遣精锐兵马出关城，在山海关以西，即石河西岸占据战略要地。前去的部队除了关宁铁骑的精锐外，还有当地民团组织派来的乡勇和士绅们组织的地方武装，这部分人马由当年袁崇焕手下名将朱梅之子、通判朱国梓及乡绅吕鸣章等人统领，在此前已经经过了短期训练，此时全部投入战场。吴三桂把整个山海关都调动了起来，要打这场硬仗。 李自成杀了几位诈降的使者，最后一次命人送信给吴三桂，提出招降之意，但吴三桂意已坚决，宁可玉碎，决不降贼。 事已至此，李自成知道打是唯一出路。于是，他调来山海关地图，也同样做了战略部署，兵力分为两部，一部分在主力战场打阵地战，以正面进攻为主，这个主力战场被定在了石河；而另一路，则绕到关外，从九门口出发，到一片石安营，截住吴三桂向东逃窜之路。两路战场，精锐部队由他亲率，降将唐通的部队则打另一战场。 部署完比，军队集结于石河，一场决战就要在此地拉开序幕。 石河大战 “奔流一派北山隈，乱石交沖怒若雷。剩有湍澜从海去，更无舟楫渡人来。”这首诗是明朝一个叫尚絅的人写的，诗中所写的这个“乱石交沖”“无人来渡”的地方，叫做石河，在今天山海关区燕塞湖一带。 石河发源于青龙县境内燕山余脉的群山之中，古名渝水。石河发源于今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但却流经山海关。在山海关的右翼，石河冲击了一条自然形成的鸿沟，由此可由侧面进入关城。石河自古以来就是害河，经常洪水泛滥，因此形成地势上的死角，历代兵家多以此为自然屏障。 此地遍布河床，沙石堆积，但河水清澈且浅，褰裳可涉。它的下游自北面燕山山脉绵延至渤海约十余里，两岸地势开阔，是非常适合于作战的主战场。也因此争夺石河就是争夺山海关关外大门，双方都投入了主要兵力，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唐通的军马先走后，李自成又命轻骑率先到一片石与唐通汇合，力图联成一线，切断吴三桂与清军的联合。二十一日晨，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拉开了阵脚，向山海关进迫。 吴三桂率全部应战，乡勇协助列营排阵，战场自石河东岸龙王庙至西岸谭家坡，两军鳞次排列，对峙片刻，各自发令强攻，众将士闻得号令，轰然一声奋力冲杀，进入鏖战状态。 吴军先杀数十余人，但大顺军马上反击，双方以硬破硬，伤亡惨重。吴三桂的军队及以吕鸣章为首的山海关八大乡绅组成的民团作为主力，正面迎击。乡绅首脑吕鸣章还亲自驰骑入阵，督民饷士。战斗由早晨一直打到正午，众将士未有倦态反而战事愈加激烈，在大顺军的猛攻下，吴军阵营西北角渐渐不支，最后西北防线被突破。数千名大顺军骑兵飞奔至关城的西罗城北侧，在迅猛攻势下，城马上就要被攻破了，守御此处的吴军投降，大顺军正要进城时，突然从北坡鱼贯而下另一支军队，偷袭农民军，城上守兵倒戈反击，大顺军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后。
第62页 李自成又命大顺军军攻打山海关北翼城，此处防守较为薄弱，但守将却极为凶悍，大顺军几番强攻，死伤惨重，但敌人居高临下，不能攻破。李自成知道此关一破，山海关就开了一个口子，于是下令猛攻，至次日晨，大顺军凭着一股狠劲，竟然直扑城下，云梯驾上，已经有人开始强行登城，在这危急关头，吴三桂拔兵支援，又将爬上城的大批农民军击落至城下。 在这次战斗中，山海关当地的乡绅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乡绅马维熙、刘克礼、吕鸣章等十人率乡勇“总理”和“协理”东、西罗城，东罗城敌军攻势极猛，但这些乡绅居然顶住了这巨大的攻击，激战一天直至夜晚，东西罗城，竟然全都保住了。 夜晚，大顺军攻势未减，吴三桂不得不将所有兵力撤回关城。城里城外，两军以炮相攻，隆隆炮声，久久不绝，而地上尸骨累积，双方损失，都非常的大。 李自成这时也知道遇上了平生的劲敌，一个月前他由大同出发，攻下北京，一路势如破攻，但如今遭遇关宁铁骑，才发现明军这最后一支残存的力量确实非同小可。 山海关城内，吴三桂比李自成还要着急，今天的战斗，大顺军士气高涨，勇不可当，说明李自成统军治人果然深有一套，此人之能力也确实是自己生平罕见。关键的是，今天这一仗之后，吴军元气大伤，如此打下去，还能挺得几天实在是难说之极。 在这个时候，吴三桂得到的消息是，清军已经在距山海关几十里处扎营，但是却没有派兵前来支援的消息传来。他命人去清军营中请命，敦请多尔衮早日入关，多尔衮对来使颇有礼遇之态，但是并未有准确答覆。吴三桂无奈，一晚上，竟然派去了八批人马前去游说。就在十几天前，吴三桂还把山海关视为命根子，但不过数天时间，他盼清军进关已经盼得眼睛都蓝了。 多尔衮原本对吴三桂借兵之事尚有几分疑惑，不过，到了今天傍晚，他的防备之心已经全部没有了。因为今天早上，他与大顺军已经有了一次小小的交锋，这次战斗是在一片石发生的。 与石河一样，一片石也是攻打山海关外城的咽喉要道。一片石又叫九门口关，位于今天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的九门口村，它坐落在两山对峙的九江河床上，河床上上面筑有九门长城，由铸铁榫铆连接巨石而成，在城关之上，还有一座很罕见的子母台造型的点将台。此地是长城重要关口之一，同样也是通往山海关的一道天然屏障。所以李自成才命唐通带人去那里，目的是为了截断吴三桂的后路。 在一片石，遭遇上多尔衮的是那个倒霉的唐通，他的军队与多尔衮手下大将图赖相遇，被杀得大败，唐通本人都被擒获了。这次战斗，与关内石河那一战比起来，打得无声无息，赢得无惊无险，可能李自成都不知道呢。不过，多尔衮也知道，清军既然已经开始动手了，当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静观其变了，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大乱的情势，大乱，才可以乱中取胜，一战而得天下。 至下半夜，多尔衮突然命所有兵士全线挺进，黎明时，军队到达到离山海关只有四五里的欢喜岭。 欢喜岭，又叫悽惶岭，位于山海关以东四、五里之地。据《临榆县志》记载，此地以往是出征或戍人离关必经之地，因离家乡而至塞外，故而心情“悽惶”，但到达此地的人还会有另一种与之皆然相反的情绪，那就是当地的戍人由塞外返归故乡时，同样会经过此处，登上此岭，眼望山海关近在眼前，又会有举足到家的“欢喜”。此岭有两个不同的名字和含义，但内在的东西是一样的，都反映戍人痛苦而又复杂的情绪。 多尔衮来到欢喜岭上，此时他的情绪也同样复杂两极的，一面是胜利在望的欢喜，另一面，则是对未来难以把握的迷惘。不过他明白，无论是什么样的结局，天平都会倾斜在他这一面的。 在这个已经将要大获全胜的时刻，多尔衮依然保持了一贯的冷静，临决战的时刻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已经近在咫尺，但他仍然表示出一种年轻人极难出现的沉稳。他并不相信任何人，无论是吴三桂还是李自成，他命令部队驻扎欢喜岭，依然屯兵不进。在欢喜岭上，有一座威远台，原是山海关前的瞭望哨所，相传是吴三桂父子所铸，多尔衮此时登上此台，向远处望去，但见炮火隆隆，杀声震天，虽然相隔有一段距离，但仍然可预知此战的惨烈。多尔衮下令：“高张旗帜，休息士卒。”（《明季北略》）。“让他们自相残杀，我稳住不动，渔利所获最多。”这是多尔衮在此时的想法。 这时是一六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的早晨，这个早晨，多尔衮的继续按兵不动，终于让吴三桂输掉了最后一张底牌。没等到中午，吴三桂的使者到了。 在很多年以后，当年的使者之一余一元写下如此的诗句： 〖清晨王师至，驻旌威远台。平西（三桂）召我辈，出见勿迟回。冯吕暨曹程，偕余五骑来。相随谒摄政，部伍无喧豗。范（文程）公致来意，万姓莫疑猜。煌煌十数语，王言实大哉。语毕复赐茶，还辔向城隈。（《临榆县志》）〗 今人看来，此诗文法欠通，辞采欠缺，也没有什么艺术感染力，但是却真实的记录了当时的情况。由此诗中我们可以得知，吴三桂已经急得火烧了眉毛，而他派去的余一元、冯祥聘、吕鸣章、曹时敏、程邱古等五位山海关士绅代表此去得到了多尔衮的隆重接待，并由军中诸葛范文程先后向他们讲明了清军的意图，要吴三桂尽可将心放在肚子里，只要投降，马上出兵。因为时间紧迫，所以大家言语不多，但就这十数语中，双方最重要的一次会晤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效，双方的合作，或者说招降，已成定局，不会更改。
第63页 这次空前成功的会晤，使得多尔衮打消了先前的所有疑惑，他将五人送回，并派出了自己的特使——范文程去拜见吴三桂，对于吴三桂来说，范文程的到来是一个空前的规格。这可能是两人生平第一次相见，范文程的智谋即使在明朝军中，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汉人，但对付汉人的手段空前绝后，杀袁崇焕，招降洪承畴、祖大寿，帮皇太极统一皇权，为多尔衮认清方向，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人智计无双，已经天下公认。这一次他要对付的，是英雄无敌的吴三桂。 在明朝的军事重镇山海关，当今天下最有智慧的文臣，和最勇敢的军人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他们说了什么，如今已无可考，想像力丰富的文学家们，自然可以编出很多精彩的桥段。不过，此时仍然身患重病的范文程，肯定是再次成功地完成了使命，他走后，吴三桂当即做出了这个决定，马上拜谒多尔衮。 多尔衮得知这个消息，他说：“天上尽我掌中矣！”他亲自挑选了一个陪同人员，这个人对吴三桂来说，太有意义了，他是吴的老师兼老上级，洪承畴。 欢喜岭上，大明帝国的英雄吴三桂面对簇拥而来的多尔衮，低下了曾经高贵的头。不知道多尔衮此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但见到吴三桂后心里还是欣喜之情多于一切的。故兄亡前多次对此人赞誉有加，今日一见，虽然他形容憔悴，但刚勇顽强之态尽现于表。大清得此人，何事不成！ 尽管内心狂喜，但多尔衮依然表现出胜利者的倨傲之态，他很不客气的直接问了一句：“你来这里有何用意？” 面对精悍勇武、久闻大名的满清第一勇士多尔衮，吴三桂面无惧色，他果断的回答：“借大兵一用，诛杀那天杀的贼子李自成！” 多尔衮怒喝一声：“当真？” 洪承畴见形势紧迫，急忙插了一句话：“三桂是为了报君父之仇，岂得不真！” 接着，吴三桂慷慨而言，谈出自己蒙受的家国之辱，“情词恳切”、“声与泪俱下”，力请进兵。到这个时候，多尔衮也知道事情该挑明了，他说：“你们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我自当领兵前来成全这一美事。先帝（崇祯）时事，在今日不必说，也不忍心说。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你们可以通告大小官员百姓，勿须惊慌。”（《临榆县志》） 至此，这场铺垫结束，双方开始进入正题。此时，吴三桂依然没有流露出臣服的姿态，他仍然带来了他自认为能全身而退的条件，“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谀闻续笔》）他的态度很明白，一旦迎来二王，击退李闯，便划疆而治，明室与满清共分天下，效当年南宋与金的旧事。 这是吴三桂最后的底线。后人多以此次会晤后，认定吴三桂已经成为汉奸，其实不然，在这里，吴三桂提出了几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寻找到崇祯的太子，在南京重建大明政权；然后是以黄河为界，以北归清，以南归大明，两国通好，互不侵犯；这两个条件，依然有复辟的性质，并非完全的出卖主权，说吴三桂卖国，这个说法今天看来很难成立，当此情势，国已不国，其实这个国吴三桂卖与不卖，都不再重要。而这两个条件，基本还是有利于明王朝残余势力的，吴三桂此时用的是“曲线救国”的手段，降清之意，尚未明显。但维护自己道德底线的用意，却再明显不过。 对于这三个条件，多尔衮完全明白吴三桂的真实用意。从两人一打交道起，多尔衮这个大政治家就已经将吴三桂这个军事强人的内心世界看得一清二楚了，他痛快的答应了吴的要求，当然，是否能够兑现，他自己早已经心里有数了。 此时，多尔衮给吴三桂的感觉是，他对于以黄河为界，黄河之北即分给清朝，即所谓的“裂土”是非常满意的。他当然不会知道，人的欲望是水涨船高的，此时的多尔衮在胜利的大好局势面前已经想得更远了。 此事谈得很顺利，多尔衮开始进入下一轮谈判环节，他提出，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与大顺军装束甲仗相似，无法辨认，恐致误伤，要吴三桂命令其将士剃发以相区别，并要按照满族习俗，订立正式盟誓。 这个要求在此时提出来，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多尔衮的野心。他要的不是一支供他资助的明军，而一支从此后归他调遣的清军。 对多尔衮之意，吴三桂当然明白，他稍有迟疑，多尔衮立刻威胁说：此时你军与李自成军队正打在关键时刻，此事兹事体大，不可犹豫，盼今日就给个答案才好。 吴三桂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他接受了这个条件，言明并非自己懦怯，只因兵少的缘故，若能借万名骑兵，“盟誓、剃发无恨！” 一六四四年的历史演到这里终于接近尾声，吴三桂的这个举动，已经表明了他除了投降再没有别的出路了。明朝最后一个英雄降了，一个从小长在马背上，听着抗清英雄的传说长大起来的英雄终于降了，吴三桂是最后一个降清的前明重要将领，至此，大明帝国彻底走到了尽头，而随着吴三桂的投降，大清帝国的路则刚刚开始。
第64页 吴三桂做出这个承诺，即行剃发，归顺清朝。不管世人如何评说，这仍是一个无奈的举动，坦率地说，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更好的办法。国已破，仇人就在眼前来取命，除了降，没有其他的路好走。围绕吴三桂的投降，后人多有争议，但无论是褒是贬，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威远台下，按多尔衮意见，举行了正式授权的仪式，杀白马祭天，宰乌牛祭地，向天行礼，歃血订盟，斩衣折箭，仪式的主角是吴三桂，但真正的主角是多尔衮。整个城台之上，一片笑脸，可吴三桂的内心，却百感集。威远台离山海关只有数里之距，当年为了抵抗外族，徐达大将军建立此关，而后来谭纶、戚继光等人则凭藉此关，为明朝铸下几乎是钢铁一样的江山，可是，此刻，吴三桂就这样跪倒在多尔衮脚下，或者说，是跪倒在明朝屏障山海关的脚下，成为了一名大清的顺臣。 仪式举行完毕，因为时间紧迫，关宁铁骑来不及剃发，多尔衮说：“你先带人回去，我们随后就到。进关后，可令你的兵士用白布系在肩上，作为记号。不然，同是汉人，无法分辨，恐致误杀。”（《清世祖实录》） 吴三桂回到山海关，马上下令：开城门。山海关的东门开了。过去，东门面对辽东方向的清军，从来没有这样洞开过，如今，东门大开，多尔衮的军队鱼贯而入，最先进关的是两路先锋兵，左翼是英王阿济格，统万余骑兵，从北水门入；右翼是豫王多铎，统万余骑兵，从南水门入。多尔衮自率主力三万余骑兵殿后，从关中门入。而剩余的部队为安全起见，仍留在驻欢喜岭待命。（《清世祖实录》） 三门大开，清军入关。对山海关当地的士绅群众来讲，并没有什么太可怕的预想。因为对他们来说，李闯才是最可怕的。北京刑掠追赃之事，在经过一个月之后，已经传至此处，李自成军队令大明子臣无不惊心，这时虽然来的也是虎狼，但对付虎狼也只得用它的同类，此时也顾不了许多。 直至此时，山海关的父老们仍以吴将军为最高统帅，他为保住关城百姓安危，奋勇杀敌，威信奇高，相信他决不会错。 万里雄关，今遭沦陷，当清军进入的那一刻，历史将不会重演。多尔衮心情极其复杂，当年用武力无法将这里征服，今日，不费一兵一箭就已经登上了镇东楼顶，看来范先生所言极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今日如果完成夙愿，当以范先生此言为立国宗旨。 借来了清朝的强兵，吴三桂信心百倍，他当即誓师，集结五万兵众，告诉大家，明日一战，当以死相拼，以石河西为战场，配合援军，杀掉李闯。 吴三桂的想法是好的，他以为清军一来，局势马上会对自己有利。但他却低估了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他的对手李自成，而是他的盟友多尔衮，他不知道，经过明天这一仗，他就会完全落入多尔衮为他编织的网中，从明天开始，他会赢得这次战争，但也会输了自己的一切。 朱家面、李家磨，馍馍送给赵大哥 李自成并不怕吴三桂，事实上，在经历了像李自成这么多的坎坷以后的人，一般不会再轻易怕什么人了。李自成拥有着比吴三桂多出近十倍的兵力，他曾说：“我用一百人捉一人，可用靴尖踢倒！”又曾说过：“等拿下吴三桂，我再即位。”对打赢吴三桂，他是有信心的，但是昨天一战，他开始有些担心，他担心的不是吴三桂，而关外的清军。 因为对清军的忌惮，李自成希望像打崇祯一样，打一场速胜的战斗，为此，就在多尔衮等人偷偷进入山海关之前，他已集结了全部的精锐部队，在石河西岸的红瓦店做好打总决战的阵势。李自成有的军队有多少，看看他的阵势就知道，从北面的燕山到南面的渤海，他的军队排成一列绵亘二三十里，由山海关向下望去，军队旌旗招展，军马嘶鸣，一字长蛇排开，气势惊人。 李自成与随从人员及崇祯太子等，立马于一座高岗上，向下俯视。崇祯太子已经吓得话都说不出来。眼前，他老子在的时候一天也没有来过的这座雄关在万马军中显得如此的孤单，而他们的身前，燕山巍峨，渤海纵横，这秀丽的风景在宫中哪能一见？脚下那曾经害死过无数平民百姓的石河如今已经渐渐干涸，步兵、骑兵站立于清澈见底的河水之中，蓄势待发。太子知道，无论胜负，他的命运都会发生重大变化，眼前的战争是两个强人之间的对决，与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这个时候，他这位皇位合法继承人其实是真正的配角了。 李自成眺望石河，他在想什么？他来山海关之前，应该听说过有关石河的传说。石河自古就是害河，每逢雨季，水势一涨，山洪暴发，黎民百姓就遭了殃，洪水巨石滚滚而下，不知毁坏了多少民居，良田，要了多少百姓的生命？而崇祯一朝，对此河一筹莫展，当年辽东督师范志完甚至写下了《祭石河文》，求助于神灵保住石河不再泛滥。李自成不信这个邪，从他造反的第一天起，他从来不会臣服于自己的命运。当年的崇祯连一条河都治理不了，他丢天下，是他的无能，如今，他得天下，是他的强硬，石河就在他的脚下，吴三桂比石河更厉害吗？可是他李自成见过的厉害人还少吗？他会怕吗？答案当然是不！
第65页 李自成没有怕，他的想法甚至更大，他想的是，打赢了山海关，再收拾关外的清军，然后回北京做他的皇帝。直到此刻，李自成仍然没有意识到，清军也可能和吴三桂联了手。他的理论是：吴三桂与清军仇杀已久，此仇不共戴天，极难调和，而更重要的是，清军来攻打山海关，要想积齐衣粮马匹，尚要很长时间，直到此时，他依然持这种观点。此人空有英雄之志，战略眼光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在山海关关城之上，还有一双眼睛也在看着他，吴三桂的心情同样复杂，清军全部集结在山海关外，按照约定，战事一起，清军马上入关。 自己的父亲就在李自成那里，当年，父亲被多尔衮旗下军队包围，自己只带二十骑就救了他回来，从此名震天下，今天，当年的敌人成了强大的盟友，奇蹟可否重演？ 还有圆圆，此人也在李自成、刘宗敏手中，生不如死，大丈夫一生中，何能忍受此辱？为了圆圆，为了父亲，这一战，只能胜不能败！ 一想起这些恨事，吴三桂眼睛冒火，他登上将台，下令：攻！ 山海关城门大开，瞬间，一彪人马已经飞驰而至，吶喊声中，飞驰杀人石河，领头的居然是吴三桂本人。吴家军如同疯了一样，发起了第一轮强攻，李自成在高处指挥，大顺军迎头直上，名将刘宗敏也成为马上先锋，领军跑到最前面。 这是石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场血战，在吴三桂本人的亲自带动下，吴家军“以一当百”，大顺军同样的勇武不可抵挡，两军实力相当，只顷刻间就杀得血流成河，尸堆如山，瞬间，吴家军冲破了大顺军的右翼，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紧接着，如同潮水的涨退一般，大顺军又补上了这个缺口，将吴家军杀得人仰马翻。 李自成身经百战，也被这惨烈的厮杀惊出了一身冷汗，至于那位朱家太子，更吓得全身发抖。李自成命令：以合围战术拖住吴三桂，让他们无法逃出包围圈，集中歼灭。大顺军开始收紧包袱，这种正面的阵地仗，人数多的当然会占尽优势。用兵多年的吴三桂当然也知道这个道理，他带领精锐部队，凭着一股勇气硬是沖开了一个缺口，但大顺军队人数实在太多，杀了一批，又上来一批，有如海浪冲击般无穷无尽，杀到片刻，关宁铁骑死伤甚多，体力渐渐不支。 李自成命令，向吴军队中开炮，霎时间，“炮声如雷，矢集如雨。”李自成再做命令，“连营并进”，渐渐的包围圈开始缩小，吴三桂的军队已经被大顺军裹在了中间…… 吴三桂指挥诸将率部突围，此时他的心焦如焚，按照约定，多尔衮的军队已经进入关城，此时为何还不现身，解自己之围？ 多尔衮大部分军马已经进驻关城，这时山海关城内已经一片混乱，直听得杀声震天，炮声不断，百姓惊惶失措，东躲西藏，战场上的炮弹飞丸，有很多已经射进城里，打在了民居与附近的庙堂之上，百姓一片惊慌，呼喊之声不断。清军听得这阵势，群情激奋，战斗的欲望雄雄火起，不过，多尔衮自有分寸，他熟练多年兵法，当然知道“坐收渔人之利”的道理，吴三桂拼死出击，对他来讲，正好省了他的兵力，消耗了农民军的实力，他要相机而行，以逸待劳，抓住最大好的时机。 多尔衮站在城头，观看大顺军已经以合围之势将关宁铁骑包在中间，但吴三桂勇悍，竟然在这个情况下依然章法有度，作风顽强，多尔衮对身边急欲出战的诸贝勒、贝子及众将说：“吴三桂厉害，李自成更强，你们不要着急，此时躁进，未免太早，李自成军队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了他们的合围之势，大业就会成功。”（《清世祖实录》）接着，他部署兵力：命将士向南面靠海之处鳞次布列，冲击大顺军的阵尾，因为由上面看去，大顺军有如巨龙缠身，而吴三桂就在龙首处抗击，龙尾一破，大顺首尾难顾，合围之势不成，更会狂遭反噬。 清军迅速摆好阵势，只待主将令下，马上出南击，此时李自成还蒙在鼓里，竟对此没有察觉。大家等着多尔衮发令，但多尔衮却沉默起来，他要等到李自成与吴三桂的军队消耗到最后的底线再出手。 李自成当然不知道上面还有一双眼睛在环伺着自己，他见吴三桂久攻不下，也有些急了，命诸将，集合全部兵马，将吴三桂斩于阵前。 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了中午，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已经疲倦不堪，而大顺军也已鏖战半日，处于疲惫状态，但倚仗人多，合围之势终于见了效果，正在包围圈越缩越紧之时，突然，一阵狂风颳起，剎那间飞沙走石，激尘蔽空，竟然令人目不见物。 历史总是有很多偶然和难以预料的时刻，此时就是这样，这一阵狂风，对李自成来说，是天欲灭之，但对多尔衮来说，则是天助我也。狂风中，只听到喊声阵阵，人影绰绰，一时间两军方寸大乱，多尔衮马下下令：清军全线出击。 蓄锐已久的清军早就等着这一声号令，剎那间，奔腾如虎，箭矢如雨，数万铁骑分兵三路，直插入吴军右翼、大顺军阵尾和主战场之左翼。按照约定，肩上系白布者，是为友军，凡无此标志者，格杀勿论！清军骑兵、步兵、箭手齐至，刀枪并举，剑戟闪烁之间，大顺军措不及防，被打个人仰马翻。
第66页 按多尔衮部署，大顺军阵尾当即被正白旗军队冲破，此时李自成只见大风起处，隐约间自己的军队如潮水般退了回来，他不明就里，马上增援部队解围，但增援上去的部队却又遭遇一队骑兵。这支骑兵手持白旗，速度极快，如同风捲残云般，就将自己这队人马消灭，风沙中，只见一队手持白旗的军队蜂拥而来，他们所到处，但听得惨声呼呼，血肉迸射间，已经听不清是从哪一方军中发出的声音。而这队人竟然使出的是拐子马的招数。 李自成极为诧异，问左右：“这是何方军队？”但左右也都惶然，无一应答，仓促间，已经有随从开始逃跑，正在惊慌中，突然有一僧人出现，跪在他的马前，说：“执白旗的骑兵不是关宁兵，必是满洲兵，大王赶快回避。”（《平寇志》） 这个僧人突然出现，很有一些神奇色彩，此人是谁？来自何方？史上无考，甚至是否杜撰，亦无人可以做答，但在这个突然时刻，此人的一席话令李自成心中的惶恐与惊怒达到极至……他甚至连话也没有说，就引马走下高岗，已经做好撤退的准备了。而僧人飘忽之间，就不见了。这个神秘人物一走，大风沙突然停止，执白旗的人露出了真正的面目，他们全都繫着辫子，大顺军惊呼：“是鞑子兵！” 吴三桂此时终得良援，大喊一声“杀！”率军队再次杀入重围。顺军本来是合围他的，此时反被合围，满人彪悍如虎，杀人如麻，只顷刻间，战场上白骨累累，突然有人惊呼：“刘将军中箭了！”只见大将刘宗敏中箭落马，众将斗志全无，阵势顿时崩溃，再回头看，主帅李自成也不见了，于是，不等号令，竞相撤退，说撤退是好听的，其实此时就是在逃跑了。大顺军与关宁军乘胜追击，尘沙滚滚，石河成了血河，红瓦店真的是遍地红瓦，大顺军这一退就是四十里，四十里间，杀红了眼的关宁军与清军，一路杀来，竟不止歇，远望去，惨声阵阵，人头滚滚，这一战，杀得大顺军再也没有还手之力，一部分军队跑到了海口处，纷纷投海，也是他们运气不佳，海水涨潮，淹死的不计其数。 有关此战的惨烈，历史上多有记载，因为是实力之战，故而伤亡之众，在当时也极为罕见。据统计，大顺军损失最重，主帅就死了十五人，而武将之首刘宗敏亦身负重伤，吴军同样死伤不少，双方实力就此大打折扣，清军则伤亡最小。石河西的红瓦店一带是交战最为激烈的地方，几万人的尸骨留在了了这里，暴露于荒野之间，有人收了三年也没有收完。石河一带，尸体充斥田野之间，河水都被染成了红色，而被遗弃的辎重、军械，更是数不尽数。而很有趣的是，后人还把这场战争进行了演义。李自成当年站立过的那个高岗，名叫将军台，而他宣布撤军的驻脚之处，则被人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回马寨。 数年后提起此战，目击者仍然侧目惊心，直至石河大战过去二十年间，当时的山海卫掌卫印守备陈廷横还写了这样的一首诗来凭弔当时的场景：“二十年前战马来，石河两岸鼓如雷。至今河上留残血，夜夜青磷照绿苔。”（《临榆县志》）不过，这是文人的笔法，对此战，在百姓中还流传着这样一种歌谣：“朱家面、李家磨，做好了馍馍，送给对过赵大哥（指爱新觉罗氏）。” 不过，对于死去的人来讲，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但对于活着的人来说，一切才又重新开始。石河一战，彻底的告结了中国历史的又一个“三国局势”，从此，大顺王朝走上了结束之路，大明则再也没有翻身机会，大清帝国开始走上正轨。这一战，最大的赢家是多尔衮，最大的输家是李自成，而起了决定因素的是吴三桂。 石河之战结束了，但是吴三桂、李自成、多尔衮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甲申之战也没有结束，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在每个人的命运面前，都有如同被石河之战时那道突然出现的风沙一样，突然掠过后，一切渐渐清晰。对李自成来讲，崇祯走过的命运这一次轮到他的身上，他已经没有路可走了；对吴三桂来讲，他赢了这一仗，但他同样也输了一切，最后他已经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除了走下去，别无他法；对于多尔衮来讲，他一生中最值得荣光的时刻到了，但就这荣光背后，依然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和叵测的形势，这一切，要在多少年才会显现。 而决定命运的这一切时刻，要在石河之战的后一个月才会出现。 随着各路兵马的撤走，石河沉寂了，这条害河，从此后真的成了害河，谁也不愿再踏上这片地方，无论是汉人还是满人，石河成了死亡之河，在这里，留下了人们捡了几年也捡不完的尸骨。石河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惨烈的一幕，而他的命运，同样也要在很多年以后，才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第五章 大清算——谁赢了山海关？ 最后的残局 一六四四年的春天，马上就要过去了。进入四月底，天气依然没有变得更温暖的一些，但是天下的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 石河兵败后，李自成连夜逃到了永平，在这里，他第一次表现出了失败者的姿态，他接受了吴三桂的条件，交出了崇祯的太子。这个时候，李自成如同一只丧家之犬，在他身后紧紧追赶的是多尔衮与吴三桂的联军，人数大约在十五万到二十万之间，而他自己的军队已经损失过半了。吴三桂开出的条件是，交出太子，速离京师。这个条件里没有提到陈圆圆，也没有提到他的父亲吴襄，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
第67页 李自成对此的反应是，条件可以接受，但必须保证他不受阻碍的回到京师。吴三桂也接受这个条件。 这是李自成与吴三桂之间最后的一次谈判，历史如果写到这里，会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吴三桂的身后，还有英明的多尔衮。多尔衮看出了吴三桂的真实意图，拥太子在手，就等于抓住了一张非常强硬的政治王牌。和其兄皇太极一样，多尔衮也熟读《三国》，此时的局面，与《三国演义》如此相似，吴三桂想打的是曹操的那张牌，“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自己的力量，消灭强大的敌人，得到天下人的信任，再得到那张最硬的政治王牌，从此拥天下之威望，享一方之权势，此人居心之野，不可忽视。 这个时候，多尔衮不无嘲讽的想到，打着为父报仇的旗号对抗李自成的吴三桂，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反而不再把父亲、爱人的生命放到了第一位，而一心想要迎回朱家太子？他是真的忠于明室，还是仍在为自己打算？世人看不明白，我难道看不清楚？可惜的是，我多尔衮并非李自成，也不是目光短浅的明室大臣，这个局现在是由我控制，我才能决定谁出哪一张牌！ 多尔衮在这个时候是真正的出牌人，李自成不是，他已经成了别人手中的牌。交出太子，赶快回到北京是他最想完成的事情，于是他派出了原明朝降官张若麒——这位从松山之战之后一直命运不济的前监军大人作为特使，交出了太子。吴三桂顾忌到父亲还在他手中，停止追击，率师返回山海关。只一夜间，似乎天下又重新风平浪静了。 吴三桂开始做起了一个美梦：如今太子在手，接下来的事情是借多尔衮兵力攻下北京，或者拥立太子于南京，再救出父亲和情人，然后，他就是护国的功臣，真正的掌权者，如多尔衮一样，他也是明朝残余帝国的摄政王。他会成帝国的英雄，也会成为帝国最有权势的人。 这个预想如果不出意外，完全可能，因为在这个时候，吴三桂出卖山海关还不是人们眼中有失道德水准的事情，此刻拥太子回师的呼声已经日渐高涨，没人把吴三桂看成“汉奸”，没有人认为他在引清兵入关这事上是一个背叛的行为。明室的残余力量听到李自成被打败的消息后喜极而泣，各种消息不胫而走，吴三桂要复国了，吴三桂要复国了！这是人们最强烈的愿望。 多尔衮与吴三桂一道回到了山海关，在城外五里，他命令清军驻扎，他没有进城，是听了洪承畴的意见，因为多年来的挣战，中原百姓对清军非常恐惧，如今形势虽已不同，但仍保不住会出现摩擦，所以驻师城外，以免扰民。 多尔衮此举当然还有更深的原因，军队在这里小憩片刻，马上还要出发，李自成是劲敌，怎能给他喘息之机？ 这个时候，同样要做的重要事情是稳住吴三桂。石河一战，清军截获无数战利品，多尔衮全部拿出，犒劳军士。此战居功，吴三桂最高，因此获得的奖励也最大，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封他为平西王，赏赐玉带、蟒袍、貂裘、鞍马、玲珑、撒带、弓矢等物；接着马上又令三桂以下各将领及山海关城内军民尽皆剃发，从此成为清朝的顺民。（《清世祖实录》） 吴三桂没想到自己获得了这么高的职务，这个职务比崇祯给他的还要高，远远超乎他的想像。自后金建国，直到改国号大清再到入关，汉官被封为王爵的，只有四人，即恭顺王孔有德（后改封为定南王），怀顺王耿仲明（后改封为靖南王）、智顺王尚可喜（后改封为平南王），加上新封的平西王吴三桂，共为四王。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原张献忠部将孙可望降清，被封为“义王”，是为汉人第五王。（《清世祖实录》）这些王中，以吴三桂的地位最高。 吴三桂之被封王，是自皇太极开始满清统治者在用人策略上倾向汉化的集中体现。明朝自建天下始，为防权力旁落，对文武群臣始终以压制手段为主，不管功劳多大，从不给非朱姓子弟封王，但皇太极却敢于这么做，多尔衮同样也如实的贯彻了这一主张，吴三桂以献关之功获此殊荣，对汉姓官吏震动极大，一时间，投降成了一条“明路”。 多尔衮在此时给吴三桂以高官位，当然还不只是笼络人心这么简单，他接下来的命令是令吴三桂带军作为先头部队，继续围追李自成，直至攻下北京。 这个时候，吴三桂开始知道，局势并非自己想的那么美好，多尔衮要的不是河北土地，划疆而治，他要的是整个中国，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选择了。他是清朝的王公，从此后，他的主子只有一个，是清人。他已经不能再由自己来决定命运了。 四月二十三日，多尔衮下出了命令，第二轮战役开始，所有清军全部出发，乘胜追击，直取北京。为立军威，多尔衮先斩了因去劝说吴三桂投降而的被捕获的王则尧——李自成的兵部尚书。然后给吴三桂马步兵一万，作为先锋，追击农民军。于是，带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吴三桂的军队又开拔了，这一次是他失信于李自成，他是来解决李自成的，但对他来讲，无疑同样面临着灭顶之灾。 出征之前，多尔衮再次会晤范文程、洪承畴两位汉人文臣。他们提出两条中肯意见：一、彻底打垮李自成，决不能姑息，否则以他们的流民本质，百死不僵，如星星之火，很可能会死灰复燃，不能犯崇祯曾经犯过的错误了；二、严明军纪，无论攻下何关何城，均要以安定为中心，不可再做烧杀抢掠之事。
第68页 多尔衮採纳了这些意见，于是，兵马未动，安民告示就由范文程亲自起草：“此次出师，所以除暴安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多尔衮规定，此次征战以“救民”为宗旨，不得无故杀人，所有降者全部赦免，除剃发外，不得伤人身体，旗人亦严格遵守此令，有犯者当即斩首，随从为奴，财产籍没充军。 这个安民告示的出现，与李自成进入北京前的宣传攻略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起到了安定民心、兵不血刃的目的，可惜的是，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没有遵守此诺，所以很快的，就失了民心，失了天下。 李自成此时仍在永平，他集结军队，正准备回师北京，传来的消息是吴三桂的军队又杀来了，李自成的军队勉强应战，一战之下，溃败如山倒，李自成马不停蹄地日夜兼程逃往北京。这时的他，不但兵败，还失去了太子这个重要的砝码，他的心中屈辱、愤怒、悔恨的情绪兼而有之，而这一切，都化成了对吴三桂的极大愤怒，甚至远远超过了对清军的愤怒。于是，他终于做了一条不给自己留一点后路的事，他在永平城西二十里的范家庄，下令将吴襄斩首，用竹竿将吴襄的头颅挑起来，示众以镇军威。（《庭闻录》） 北京城内，多尔衮的安民告示和吴三桂的事迹已经传遍大街小巷，此时，人心浮动，前明遗老纷纷出来，准备迎接勤王之师，官吏士绅阶层亦活动积极，甚至往墙上贴上了标语，准备“拥戴新主，恢复前朝。”也有人暗中准备兵器，欲图里应外合。 四月二十六日，北京遗老们没有迎来吴三桂，迎来了李自成。李自成已经疲倦不堪，在这个时候，他的手下牛金星正忙着为他准备登极大典，没想到迎来的是一个因打了败仗而惶惶不可终日的主帅，而李自成此时最想做的事就是，放弃北京，回到关中陕西老家去。 对于北京，李自成没有什么感情，更没有意思在此久留，这是从他一开始出征之前，就已经有的感觉。在李自成的心中，始终认为，关中地带才真的是自己的老巢，自己在那里起事，成功，自然应该以那里为大后方，在他心中，陕西一带，胜过燕京十倍！此时，吴三桂的军队已经集结北京城外，他无力，也无心在为了守住北京而耗费实力。 不愿以北京为都，这是李自成流民本性的体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对北京，只当成路过，从来没有想过合理的利用和控制，致使军纪松弛，终成败局。 李自成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牛金星的认可。而这时吴三桂的军队已经攻到城下，李自成曾准备迎战，但终因军心不稳加上李自成自己的问题而作罢，此时，北京城内，迎吴的呼声极高，形势对大顺军极为不利，牛金星趁机劝李自成“登基”，李自成并不同意，他说：“这种时候，危机重重，安能做此事情？”但牛金星的理论是：“若不此时登上大位，将来退守关中，就难以正名了。”刘宗敏也附和牛金星的意见。李自成想了想，终于答应登基。 在攻吴三桂之前，李自成已有登基之意，他当时的想法是，打下山海关，绝了后患再来做皇帝也不迟，此时兵败如山倒，还要做皇帝，多少就有点赌一口气的意思了。要想成为一名合法的皇帝，必须在合法的地点进行合法的仪式，才能够算数。李自成这时原本无当皇帝的意思，但此时军心大乱，登天子之位以稳定军心，号令天下，实在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此一想，他同意了。 登基前一天，吴三桂的军队来到了城下，要发起总攻，李自成想出一个绝招，他把吴氏家人三十多口全绑了起来，然后将这些人押上城头喊话，要吴三桂退兵。 在这里关于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有了一个不同的说法。明史上称，吴襄此时已经死在了永平府的范家庄，但是还有一种很深入人心的说法是，此时吴襄作为李自成手上的最后一张王牌还苟活着，按照第二种说法，历史上非常戏剧的一幕上演了。 与当年的楚汉争霸一样，项羽曾经将刘邦的父亲押了城门，以威胁刘邦，此时，李自成也做了同样的事，世人都传说吴三桂以孝为重，当年曾有过单骑救父的义名，此时，父亲就在城头上绑着，不由得他不就范。 但是没想到的是，吴三桂的反应却是命军士向城上放箭。 以孝名闻天下的吴三桂，此时竟置自己父亲及家人的生命于不顾？！这个举动，不但李自成，连关宁军都大为吃惊，没人能够猜的出吴三桂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但有人能够猜得出，那就是多尔衮。当他把“平西王”的高帽送给吴三桂的时候，他已经猜得出吴三桂本质是什么样的货色了，在个人利益面前，他会牺牲一切，他是凶猛的没有人性的狼子虎豹，多尔衮则是驾驭他的猎人！ 这一箭把李自成和吴三桂最后的退路全部堵死了。李自成发怒了！他开始杀人，从吴襄开始，吴家一门三十多口，全部问斩。四月二十七日，屠杀开始，被杀的人中有吴三桂的继母祖氏、弟弟、妹妹及其族人共三十四口，尸体丢在王府二条胡同。昔日的望族此次遭到了灭顶之灾，除了吴三桂和他的一个哥哥吴三凤外，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了。复社名士吴梅村后来曾有诗写过这一惨景：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圆圆曲》）
第69页 这是第二种说法的结论，但不管今人我们持哪一种说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李自成在北京杀死了吴三桂所有的家人，同样的也把他自己和吴三桂共同的逼上了绝路。 李自成不是楚霸王，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楚霸王虽无帝王之才，但还有英雄之德。李自成到了这个时候，不但不是英雄，甚至沦为了下九流的盗匪。他此时做出的这个极不理智的决定，完全出于泄个人私愤，已经没有一点理性的成分存在了。这个事情，皇太极是永远不会做的，当年祖大寿借假投降之机袭击皇太极，使清军损失惨重，后来皇太极劫掠其家人，始终礼待有加，终于感动的祖大寿弃城投降。这份胸怀与气度，与李自成、崇祯之流相比，有天壤云泥之别，如今，李自成的这个做法，是更进一步帮助多尔衮藉助汉人消灭自己，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之路。 而这一场大战的结果是，吴三桂赢了，但他赔上了全家人的性命。 没有历史资料证明吴三桂对此的反应是怎样的，也许他心里在哭泣吧，但是他的脸上已经麻木，没有了泪，只有眼中的寒光，令人心悸而恐惧。从那天起，吴三桂变成了一头猛兽，他的攻势就越来越猛，对李自成穷追猛打直至其身死，而这些战斗中他始终没有输过一仗，吴三桂成了李自成梦中的恶魔，他们之间的仇恨再也难以弥合。 而在这一场大屠杀中，陈圆圆却幸免于难了。 此时的陈圆圆，就在李自成的宫中，这位让吴大将军冲冠一怒的人物，竟然与世隔绝般的苟活于敌人的阵营里，也算一件奇事。吴三桂的到来给她恐惧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希望，但是，她也知道，在暴怒的李自成面前，自己随时会成为刀下鬼，于是，当她得知了吴襄被杀后，这个外表极为孱弱的女子却表现出了极为稳定的心理状态和智谋，她劝说李自成不要杀死自己，并让自己随军前行，理由是自己可以成为挟制吴三桂的一张救命牌，李自成答应了她的要求。也许面对如此美女，他也下不了手吧，陈圆圆竟然在这个极为危险的时刻，用自己的智慧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这也说明，除了美貌，她身上更有许多难得的品质。 在一片惶恐的情绪下，李自成登基了。一个月前，崇祯在这里上了吊，一个月后，紫禁城迎来了新的皇帝李自成，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登极，一天后，这位皇帝下的第一道诏令就是马上撤出北京。 而这时，一种挫败感让这个只做了一天皇帝、曾以宽厚闻名天下的李闯王变得性情大变，他开始再次允许军士在北京城内杀人放火，以做最后的疯狂。牛金星揣摸其意，又出了一个极馊的主意：“大内（指皇宫）金银搜刮已尽，但皇居壮丽，焉肯弃掷他人！不如付之一炬，以作咸阳故事（指西楚霸王项羽焚咸阳）。即使后世议我辈者，亦不失为楚霸王之英豪。”（《明季北略》） 这位牛金星，与清室中的洪承畴、范文程相比，实乃混蛋之极的人物，他出的这个主意，令北京城再次遭受浩劫，也令李自成不但成不了楚霸王的英豪，反而在失败之路走得更快了。李自成应允了他的要求，接着，发出通告，令百姓出城。夜里十时，开始放火，一把大火，烧光了北京的富丽皇宫，宫城九门雉楼及大部分宫殿笼罩在火海之中。城外草场也被点燃，东交民巷一带的民居也被殃及，火光熊熊中，听得人声鼎沸，马声嘶鸣，北京城内，一片混乱。 这就是流民作乱的特点，一旦事败，往往以破坏作为泄愤的手段，这既是一种愤怒的情绪，也是一种无能的宣洩，只是苦了京城的百姓，短短数月间，几次遭遇了大的动乱。 这天的凌晨，在宫中大火的熊熊燃烧中，李自成逃出齐化门，刘宗敏等继其后，撤出北京，在齐化门外，竟又遭到了吴三桂军队的伏击，死伤无数。但李自成等人还是安全逃出了北京这个伤心地。李自成由入京到离京，只有四十一天时间，但在这四十一天中，北京人却觉得世界整个都要颠倒过来了。 北京城内，明朝前臣们欢呼雀跃，他们等待心目中的大英雄吴三桂到来，城门大开，一队军马进来，但这些人却不是吴三桂，而是多尔衮，清军占领了北京城，并在以后的几百年时间里一直成为北京的新主人。 大清算 吴三桂并没有赢得这场战争，他得了一个平西王的尊号，但是，北京一战，他失去了全家人的性命，也并没有得到陈圆圆，而最惨的是，他并不能进入北京，享受那帝国英雄的殊荣。 就在李自成逃走之后，多尔衮立刻下了一道命令，命吴三桂继续带兵追踪，而进入北京城的工作，则由他来完成了。 多尔衮不让吴三桂进城，其目的非常明显，北京的新主人，从此是大清的了，吴三桂想在北京重新拥立大明太子为皇帝，这当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事情。吴三桂何许人也，在大明遗臣眼里他是英雄，在大清皇帝眼们，他不过是一降将而已，所以，真正有资格接管北京的人，是他多尔衮而绝不是吴三桂。 多尔衮不是李自成，他当然知道，北京对中原百姓意味着什么，这是中枢也是心脏，中枢一断、心脏一停，无论是大明还是大顺，命脉就全断了。 吴三桂来之前，已经发下公告，要求京城百姓做好迎接太朱慈烺子的准备，摆香案、穿素衣，为崇祯发丧。然后再立太子为新君。前明旧官也都纷纷出来维持社会秩序，在朝阳门预备法驾，迎接太子朱慈烺。但是当多尔衮一进关时，所有的人都大失所望，“臣民相顾失色”，多尔衮所辖满洲正白旗兵已大步流星的入了城，满城尽插白旗。
第70页 北京城内刚经大火洗礼，已经是一片疮痍，不过对多尔衮来说，北京就是再破，在他眼中依然是充满了祥瑞的，从这一天起，大清帝国的时代到了，而这个时代是由他一手开创的。多尔衮随众人来到北京紫禁城下，一个月前，这里是大明王朝，随后是大顺王朝，现在是大清王朝，成功来得太快也太容易了，站在北京晴朗的天空下，多尔衮不禁有些飘飘然起来。 多尔衮进入北京后，採用洪承畴、范文程的计策，以安抚为主，他颁布了一条政策：“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所过州县能削发投顺开诚纳款者，即予爵禄，世守富贵，如违抗不遵，大兵一到尽行屠戮……”多尔衮允许明朝臣民为崇祯挂孝哭临三日，并按国君之礼下葬，并一再强调，此次清军破关进京，是为明复仇。崇祯一生做了不少恶事，但是他的尸身却未遭屠戮，他死后，两位接替者对他都保持了足够的尊敬，此人地下有知，也应该无憾了。 多尔衮打着为崇祯报仇的由头接管北京，既是为了安定民心，也是为显示与李自成的区别，很奇怪的是，李自成一个月前来时也曾对崇祯的尸身说过：“吾是来与你共分天下”的话，他们似乎都不想与崇祯为敌，但事实上，正是他们间接的联手打败了强大的崇祯王朝。不管是共分天下也好，为明复仇也好，都是不同的政治策略，要是有人因此当真，那真是令人笑掉大牙了。 北京城内，迅速平静，对于百姓来说，改朝换代，只要无伤身家性命，也未必是什么太大的事情，群臣则表现的比李自成入京时还要合作，纷纷投到多尔衮门下，晚明一朝，臣子的道德水准之低，已创下记录。对此多尔衮倒不是像李自成那样对这些人嫌恶之极，他基本上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凡投诚者均给予了承诺上应有的待遇。所有人对多尔衮感恩戴德，在他们心中，多尔衮与贪婪凶恶的李自成相比简直是个圣人。他们却不知，其实真正救他们一命的不是大清最高统治者，而是汉人降臣范文程、洪承畴，还有那位此时已经作古了的伟大帝王皇太极，如果没有他们，等待北京人的将是屠城的命运，这些人不但官做不上，脑袋也定会不保。 多尔衮平定了北京，做好一切准备，迎接顺治皇帝回京，接管这汉人的大好江山。而北京城外，他的弟弟多铎、阿济格与吴三桂等人还在追捕着已经穷途末路的李自成，这个时候，大局已定，多尔衮知道，梦想已经取代了现实，今后他和他的接任者所要面对的是如何坐稳这座江山，不要再犯崇祯、李自成曾经犯过的错误。 历史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飞速发展着。只一个月时间，所有的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有些人则要被清算，彻底淘汰出历史舞台。 第一个被清算的人是李自成。从北京出来以后，吴三桂成了他梦中的魔星。李自成在与吴三桂的交锋中没有打赢过一场仗。从四月底到五月间，李自成无论逃到哪里，身后始终有吴三桂追击着，他一败于定州，再败于真定，损兵折将，连自己也带了箭伤。李自成这时发现自己面对的，除了吴三桂，还有明朝在民间很强大的士绅民团势力。这个士绅势力的力量，其实他也已经领教过了，当年在山海关，八大乡绅的民团就给了大顺军以惨痛的打击。 李自成最后终于逃到了西安，但他最后发现，这个根据地已经没有了。流民做战，机动灵活，但流民同样有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并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根据地。在西安，他们与清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曾经一度重创过清朝名将多铎，但最后，还是兵败于多铎、阿济格、吴三桂的联军，而前明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明朝着名将领袁崇焕引进、曾经用来对抗过清军的“红衣大炮”这次对准了大顺军队，在剧烈的几次激战后，在李自成心中比北京坚固十倍的陕西，也落入了大清的势力之中，他只能继续逃亡。 在逃亡的过程中，失望至极的李自成纵容自己的军队烧杀抢掠，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这一切，对他来说，并不是最大的罪行，这其间他还做了一件永远不能被后人原谅的事，那就是他杀死了忠心耿耿的李岩。 李岩是大顺军中最有谋略和最有亲和力的人，也是流民中一个最高贵的人，他当年提出的奇谋良策，帮助李自成夺得了天下，但后来，那些同样的良策奇谋，不被李自成採纳，又使李自成失去了天下。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落在多尔衮的手中，可能是又一个范文程，但是，他面对的是流民领袖李自成，就如同袁崇焕面对的是崇祯一样，他们选错了尽忠的主子，也自然逃不脱悲惨的命运。 李岩是死在自己推荐的朋友牛金星的手里的，但真正想杀他的人还是李自成。李自成在位时，他多次劝告李自成不要杀人，採取安民政策，李自成不听，并对他开始嫌恶，但李岩对李自成始终忠心耿耿，到后来，牛金星和宋献策的地位都比他高的多，他也从无怨言。李自成兵败之时，李岩一直跟随着他，不离不弃，但是李自成对他早就失去了信任。所以在定州大败时，当他向李自成提出愿率一支军队收复河南时，李自成对他的动机产生了怀疑。
第71页 中国历史上多英雄才子，但更多的是小人，有英雄存在，必有小人阴伏。牛金星就是这样一个小人，他已经看出了李自成对李岩的不满，于是，趁机进了谗言：“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这是一个非常阴毒的建议，十八子得天下，本来是李岩与宋献策等人给李自成出的主意，但李岩在当时忘了他也姓李，而“老李”在经过北京事变后已经不是那个可以一起喝酒吃肉的大哥了。如果李岩是大政治家，当知道为尊者讳的道理，他若能及时改名，还可有一救，可惜的是，李岩哪会想到这些？本来就怀疑李岩的李自成完全相信了这个仔细推敲起来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假设，于是，他命牛金星将李岩引来，李岩此时尚不知自己的朋友已经成了杀手，当他来到牛金星府上时，被埋伏的兵士拿下，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杀了。 李自成杀李岩，如同崇祯杀袁崇焕一样，都是在“自毁长城”，历史惊人的相似，他们的这一次杀戮，同样也把自己推上了众叛亲离的祭坛。宋献策和刘宗敏对此深有不满，宋献策选择的是悄悄地离去，刘宗敏则带着军队去了河南——李岩的故乡。在河南，至今还传颂着仗义疏财的李公子的事迹，但他被打着“救民于水火”旗号的李闯王杀了，此事产生的恶果难以估计：李岩的妻子红娘子已经拉起了队伍，要和李自成决一死战，为李岩报仇；起义军内部土崩瓦解，闯王的军队开始出现逃兵，越来越多，闯王身边的将领也越来越少，不是阵亡，就是逃走了，最后，一场大败仗后，那位长伴左右深知朕意的牛金星也带着儿子跑路了。 如果有心理学家进行分析，会发现，这个时候李自成杀李岩，其心理状态与崇祯极为相似。李自成本来是一个宽厚的人，并因其随和大度而在军中被兵士们爱称为“老李”，但他在最失意的时候却终于变成了和崇祯一样的人。在不断的挫败感面前李自成也成了偏执狂，这两个偏执狂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见不得自己的失败，容不了那些比自己更高明的下属，即使他们明知自己错了，也同样不会正视错误，只能用野蛮粗暴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无能。这些人，心智都不成熟，哪能成就大事？世人常说牛金星害了李岩，其实真正起了杀心，还是李自成。 四月下旬，在清军一次进攻中，刘宗敏被俘，旋即被杀。这位李自成手下的第一勇将，做了一个多月的富贵梦，人生路就走到了头。宋献策及李自成的叔父，也被抓获。接着又传来牛金星投降的消息，这些个打击对李自成和大顺军是巨大的，从此后，李自成已经再也没有力量重新收拾自己残破的山河了。 一六四四年五月初，李自成逃到湖北。这时李自成手下只有几万人了，他还幻想着在能够在此地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对手除了清军还有当地的民团。就在湖北通山县境内的九宫山，身边只有二十名随从的李自成，不幸与民团相遇，于是，曾经经历过无数风浪的这位流民英雄，被当场杀死。 李自成的死宣告着大顺王朝的彻底终结，也宣告着吴三桂复仇之战的彻底胜利。从山海关的石河到湖北的九宫山，前后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李自成死在了远离家乡的地方，在他之前，和他并肩作战的人大都死了，他的死是一个必然的事情，一个如他一样四面楚敌的人，又面对着虎狼一样的吴三桂军队，很难苟活下来，他的死对于中国历史来说，不是一个终结，而一个开始。 李自成死了，这一年他只有三十九岁。他死的时候，军队已经被打散，亲信已经走了多一半，但是军心并没有完全丧失，仍然有无数人怀念当年同甘共苦的“老李”，崇拜他的人们不相信他的死，于是，关于李自成的死出现了很多个版本。 关于李自成在九宫山遇难，《明史》的结论是，自成已死，尸朽莫辨。但明史上还有一种说法，说李自成是自杀的，因为他手下的二十几名随从无法抵挡蜂拥而上的地方武装。但是在李自成的家乡陕西米脂，人们更愿意相信一个说法，李自成其实未死，这只是他为了脱身而使出的一个缓兵之计。这个解释很难让人心服，因为李自成这时候还有军队，如果他当时未死，为何事后不见他的军队有何动作？ 文人们更倾向于一种说法：李自成未死，在九宫山死的是替身。他对无休止的争杀感到了厌倦，于是出了家。他出家的地方名叫做夹山寺，他后来做了方丈，法名叫奉天玉大和尚。这个说法一直深入人心，近年来香港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两次在他的作品中再现过这个传说，一次是在《雪山飞狐》中，另一次是在着名的《鹿鼎记》，在后者中，金庸还让李自成复活，与吴三桂为了陈圆圆来了一场生死对决。 不管李自成死与未死，他都无法改变局势了。他的“滑铁卢”之战在石河，这地方他一生只来过一次，也就在这里摔得最重。如果他真的出了家，我们设想一下，他是否还会来到石河凭弔那些为他而死的军士？是否还会登上将军台、回马寨，回首一下曾经逝去的荣光岁月？历史没有假设，即使有，此时天大下势已定，“三国”一统，笑到最后的，是满清。
第72页 李自成的事迹后来经常作为反面教材供人借鑑，在波澜起伏的晚明历史中，李自成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在于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胜利者，他的胜利里存在着太多他个人无法控制的元素。他是一个运气不错又运气太坏的人，他打了一场他不该打赢的战争，输了一场他最不该输掉的战争，近代明史研究者吴蔚评价：李自成的悲剧不在于他输了，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这是一个非常中肯和准确的评价，对于腐烂的晚明王朝来说，李自成是一个革命者，是一道洪水，他冲垮了阻碍历史前进的障碍，但随之，他自己也成了另一道障碍，他革了崇祯的命，最后也成了被人革命的人。在这个过程中，自身的局限性，使他不断的犯错误，而当他杀掉了李岩时，他的错误终于犯到了头，他与崇祯成了一种人。 李自成死的这一年，有一个人很欣慰的看到了这个结果。这个人，就是与他反覆离合互相倾轧了一辈子的“同志”张献忠，这时张献忠，已经在四川称帝，建立大西政权。 在他称王的两年多时间里，四川人民过上了地狱一样的生活。这个残暴、冷血、狡诈、无情的匪首，几乎任性的将四川一省人全都杀光了。他在称帝期间，杀人是他最频繁也是最有创意的活动，他杀对手、杀百姓、杀下属、杀亲人，无人不可杀，无时不杀人。他还在四川留下了一句着名的名言：“天下之人皆可杀！”在这个恶毒的诅咒中，他很快乐地看着曾经的战友李自成被清军和吴三桂穷追猛打，直至身死他乡。李自成在最危难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去找他，当然，他也不会为这个昔日的战友提供一丝一毫的帮助。 李自成死了，对他来说，可能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事，但是他忘了，下一个轮到这命运的人，就是他自己。一六四六年，这时已经是顺治三年，吴三桂和豪格进入四川，对他的清算开始了。战争打了一年，张献忠兵败，不得不撤出成都，转战陕西西安，这里也曾经是李自成的故乡。在西安凤凰山上，一支冷箭射在他的头上，令他“痛极而亡”。在极度的疼痛中，不知张献忠可曾看见那些曾被他用诡计清算过的人，他们都是前明的一代名将，熊文灿，杨嗣昌父子，陈奇瑜，曹文诏，左良玉等等，这个擅于算计别人的疼死在凤凰山下。他死后，他的干儿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相继走了或是降清或是投明的不同道路，还要在历史舞台上再起风云之势多年，但这些他已经不能再看到了。随着张献忠的死，崇祯一生没有解决的流民之祸结束了，在清朝后来几百年的统治中，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流民之乱。 在历史的车轮面前，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此时的胜利者，可能在下一个时刻就会失败的更惨。比如崇祯，十几年前，他清算了魏忠贤，成为复兴大明帝国的希望，十几年后，他被李自成革命，自己成了孤魂野鬼，再比如李自成，他要了崇祯的命，几乎拥有了天下，但一夜间，他比崇祯死得更惨。 历史就是这样，笑声永远属于后来者，但其实没有人能够笑到最后，因为谁也无法预料到以后的事情。 李自成死后，南明王朝进行了艰苦的抵抗，相继解体，清朝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天下的大统，但接下来遭到清算的人，竟然是大功臣多尔衮。 一六四四年，对于多尔衮来说，他打赢了两场战争，一场战争是对外的战争，他打败了李自成、南明，统一了天下，另一场战争是对内的战争，他打败了和自己争夺权势的哥哥豪格，并终于成功的将他杀死在狱中，将他的党羽全部消灭，巩固了自己绝对的权力。 任何人，在拥有了多尔衮这样的成功都难免会变得极度的骄傲，而多尔衮还有一样比别人更强的是，他还拥着了爱情，他与皇太极的孝庄皇太后大玉儿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没有人可以干涉的地步。 多尔衮从小就在争权夺势的环境里长大，对他来讲，身边的兄弟不但没有丝毫手足之情，反而都是最强的敌人。他的母亲阿巴亥就是被他的兄弟们逼死的，而后他的地位非常低下，随时有被废除的危机，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上长大的多尔衮，每天都生活在勾心斗角中，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长期侍于皇太极左右，眼看着自己喜欢的大玉儿被长兄占有，其心态应该是非常压抑的，而今，当他掌了权后，他童年时所失去的一切，全部都回来了，于是，他也开始转变了，曾经雄才大略、善听人言的摄政王，在拥有了一切以后，日愈骄横、腐化，无所顾忌。 多尔衮开始在个人生活中日益奢靡，他建豪宅，蓄美女，而且专权独断，与皇帝无二，他与孝庄的关系也日渐明朗化，来往于宫廷之间，再也不用理会别人的风言风语。 多尔衮数年间执掌大权，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强人，没有更大的野心，对于孝庄生下来的顺治，他一手扶植，有一种近于亲子般的爱心。他终其一生，为清朝壮大而不余其力，没想过取而代之，但却没有料到，自己的大权独揽，及与孝庄的非正常关系，在内向、忧郁的少年顺治心中，已经埋下了巨大的阴影。 多尔衮对外以强硬着称，但他的身体其实很差，从松山大战之后，过度的劳累已经在他身体种下病根，此后的多次战争更让他费尽心力，甚至病及脑部，今天看来，多尔衮患的是脑血管疾病，最严重的一次发病是在顺治五年（一六五○年），在一次骑马打猎时，多尔衮突然从马上坠了下来，从此一病不起，迅速死去，终年三十九岁。历史惊人的巧合，六年前，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岁数。
第73页 过早的死去对多尔衮是一个极大的坏事。但是一开始，没人发现这一点。在他死后，顺治帝下令，以皇帝规格下葬，葬于北京东直门外，葬礼极为隆重，多尔衮甚至被封为“成宗义皇帝”。 但就在他下葬后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对他的清算活动突然开始，一直对他极为不满的顺治发力了。他宣称多尔衮犯有独擅威权、妄自尊大、图谋篡位、挟制皇上、阴结私党等数条大罪，所有的罪名中，最大的罪是图谋篡位，这是杀头之罪，但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罪是完全莫须有的，以多尔衮之能，他想图谋篡位，顺治就有十个脑袋，也早就篡成了。其实在顺治心中，还应该给多尔衮加上一个罪吧，那就是秽乱宫廷，多尔衮与顺治母亲大玉儿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顺治对他不满的一个最直接的导火索。 多尔衮在死后的命运比他的对手崇祯、李自成要惨的太多，他的家产被全部没收，所有的荣誉全部收回，王位被剥夺，子女或被杀或被充军，连给他申辩的人，也都被流放充军了。顺治还不罢休，竟然掘开了他的墓穴，鞭打他的尸体。他的对手在死后都没有遭到过这样的侮辱。这时候的顺治，不像是一个孱弱的十四岁少年，更像是一个疯子。 在很多民间文学中，大肆渲染顺治与董鄂妃的爱情故事，把顺治描写了一个多情的皇帝，其实，顺治的性格和人品是值得警惕的，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和崇祯有些相像，至少在他对多尔衮这件事上，天性凉薄到令人发指。多尔衮虽然专横，但他是对清室有巨大贡献的人，且从没有过取代顺治之意，顺治以个人喜好这样对他，实非人道。不禁令人想起明朝的万历皇帝，他就曾经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过自己的恩师张居正，顺治受汉人影响极大，在阴鸷整人方面也“受益匪浅”。 多尔衮的死，并不能影响大局，丝毫无损清朝的统一大业。只是，历史对他非常地不公平，直到一百年后，干隆皇帝在位时，才给他翻了案。干隆是比较喜欢给人翻案的皇帝，他翻案的人除了多尔衮，还有熊廷弼、袁崇焕，这几个当年的死对头居然都要靠几百年后清朝的现任皇帝翻案，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多尔衮死了，在他短暂的一生里，他改变了历史的格局，他也是一个幸运儿，没有山海关之战，就没有他辉煌的历史，但同样，也不会种下巨大的祸根。他死后，面对疯狂的不讲一点理性的顺治，没有人敢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只有孝庄皇太后知道真相，她对顺治极为不满，甚至母子两人到了多年不说话的地步。顺治后来最宠爱的妃子董鄂妃据说也是死于孝庄之手。董鄂妃的死直接导致了顺治退出历史舞台，一说他因此伤心病死，一说他出了家，但这两个结局无论哪个是真的，都与董鄂妃之死有关，害死了多尔衮的顺治，同样也没有得到更好的下场。 吴三桂比李自成、多尔衮活得要长得多，他是最后一个被清算的人。 在被清算之前，吴三桂得到了一切，甚至包括陈圆圆。 陈圆圆，这个中国历史着名的美人，凭着她的美貌和智慧，不但在乱世中活了下来，而且终于等到了她心目中的爱人。 有关于陈圆圆与吴三桂重逢的故事，胜过了后人编的很多爱情小说、影视作品。他们的重逢有多种说法，有说是在山海关战后，陈圆圆去找到的吴三桂；也有说是吴三桂在驻师山西绛州，渡河时得之；还有说吴三桂后来入北京，在宫中得到的，但其中最权威的说法，来自于曾因倾慕陈圆圆而写出《圆圆曲》的复社大才子吴梅村，他考证说是得之于战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山海关之战后的短短的一个月间，吴三桂就救出了陈圆圆，虽然这种重逢的场面没有人言明真相如何，但种种情事，足够引人无尽遐想。 英雄美人的故事到此应该结束，但是没有，接下来的故事就不那么美好了。英雄终于变得不再像是英雄，直至令美人彻底绝望。 吴三桂在得到陈圆圆之后并没有停止他杀戮的步伐，也许这个时候在陈圆圆的眼中，吴三桂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少了几分柔情，而变得更加铁血无情。可能是因为父亲和整个家族灭亡的影响吧，吴三桂对李自成的追杀行动从没有停止过。对此，陈圆圆的内心应该感到分外的恐惧，毕竟李自成没有毁伤她的性命。 能在乱世中苟活下来，是陈圆圆的智慧起了作用，还是李自成在最后关头的怜香惜玉，无人能够说清，但是这些素材足够后人编出很多暧昧不明的情感传说了。 李自成死后，吴三桂突然间丧失了一个最大的生活目标，这时的他，已经如同一条被拴上了链子的狗，走上了为满清卖命的路。其实从出卖山海关开始，吴三桂在人们心目的英雄形象并没有打折扣，连史可法都对他贊声不已，寄予厚望，但接下来的事情大出人们的意料，一心想要恢复大明的吴三桂突然间再也不提这个事了，相反，追杀南明残余势力成了他后期所要做的主要工作。那些明朝的遗老们这时才明白，吴三桂并不是来帮他们复辟的，他真正要帮的人是满清。 在吴三桂与南明残余势力长达十几年的较量中，他得到了满清皇朝给予一个汉人军官的最高荣誉，但同时，平西王吴三桂在道德上的声誉日渐破坏，随着他军功越来越大，杀掉的南明的臣子越来越多，在道德上他已经成了一个完全妖魔化的人物。在这个时候，他内心的痛苦没有人能了解，即使陈圆圆也不能，在众人眼中，这位当年蒙受崇祯大恩的将军已经完全的丧心病狂了。
第74页 明朝并不是一下子就灭亡的，在北京失落以后，历经了福王、鲁王、唐王监国的各个时期后，桂王朱由榔走上了政治舞台，一六四六年，他在广东的肇庆称帝，史称永历王朝，这个王朝倚仗着地理上的优势，竟然存着了十六年之久。 永历王朝只是一个过渡期间的产物，十六年间，为了一个智商不高、品德低下情商更低下的朱由榔，明朝包括史可法在内的最后一批精英丢掉了生命，而负责围剿这位明朝最后一位王孙的，就是吴三桂。在吴三桂的步步紧逼下，明朝最后的一个有势力的军阀也是张献忠的干儿子之一的李定国也被打败了，穷途末路的朱由榔逃到了缅甸，一个远离中土的异邦国家，但这并不能保他的命。一六六一年，在吴三桂的请求下，清政府批准他出征缅甸。同年三月，吴三桂与缅甸王做了幕后的交易，缅甸王族出卖了朱由榔，这一年十二月朱由榔被正式交到吴三桂的手中。 当年吴三桂为了要朱家太子宁可放弃自己的父亲和情人，可是那几个倒霉的太子爷最后不知落在了谁的手里，如今，明朝最后一个铁桿王孙就在他的手上，但此时的朱由榔和当年的朱家三太子不可同日而论。第二年（一六六二年）四月份，在没有得到清政府高层许可的情况下，吴三桂擅作主张，用弓弦将朱由榔和他的儿子全部绞杀了。朱家天子最后血脉，就这样断送到了他的手里。 吴三桂绞杀桂王的行为激怒了所有的汉人士大夫阶层，包括当初对他深表同情的人。吴梅村也站了起来，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对吴三桂的不满与讥讽，此后，吴三桂之恶行被传遍天下，从帝国的英雄到帝国最大的恶人，吴三桂用了整整十六年的时间，十六年间，他依靠满清政府，得到了人臣最高的荣誉和地位，但同时，他也失去了作为人最重要的东西，他失去了亲人，也失去了来之不易的好名声。而很可能的是，他也从此失去了陈圆圆的爱情。 从石河到永历被杀，中国的起伏动荡的命运终于安静下来了。这个代价是巨大的，死了无数的人，毁坏了数不清的土地，但对老百姓来讲，战争能够结束，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在战争终于结束后，人们开始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曾经发生过的事，于是，对吴三桂的评价开始重新定位了，人们发现，从出卖山海关的那一天起，吴三桂一直在玩弄着不为人的阴谋，他其实是和满清一直站到一条线上的，而杀死明朝皇帝，不过是他真面目的最后暴露，于是“倒吴”之声大起，吴三桂成为了人民公敌，也成为中国历史最为声名狼藉的人物。 这个声名狼藉的人物，因为满清的原因，在后来的岁月里活得极为风光。他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军阀，远离他曾经作战了大半生的辽西地带，坐镇云南，在这里，人们并不介意可能也并不知道他的坏名声，吴三桂成为后来清时着名的“三藩之首”，这三藩全是明朝的降将，其他两人是耿精忠、尚可喜，都为清朝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 吴三桂在云南过上了皇帝一样的生活，他修建了不逊于皇宫的宅府，拥着七万多人的私人军队，并且可以自己任命官吏，徵收关税，甚至还垄断了盐铁、铜矿，自己能够制造兵器和钱币。他少年时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满清政府对他的功劳给予了极大的回报，他成了云贵地区的王，他成功了。 但是，人生总不能是十全十美的，在巨大的成功面前，他也有遗憾，陈圆圆离开了他，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成为传说，再也不会回来。 吴梅村写了着名的《圆圆曲》，曲折的表达了他对陈圆圆的理解爱护和对吴三桂的厌憎，但吴三桂却没有留下一字一句给陈圆圆，不知道他此时对陈圆圆是什么样的感情？这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陈圆圆的容貌也应该变得衰老了，不知道他对陈圆圆是否还会一如既往？也许，这感情已经变淡，也许虽然浓烈如酒，但已经无法再走上从前的路了。 也许，吴三桂已经无暇想得太多了，成为云贵之王，远比他当个宁远总兵，什么平西伯尊贵的多，他的关宁铁骑还在，人数更多，装备更精，战斗力更强，他已经有好几个儿子，还有了几个孙子，虽然全家除他外都被杀掉了，但他吴家的香火依然兴旺，望族地位依然没变，这个时候应该享受生活了，所以他开始大建宫殿，开始娶妾，并且开始日渐骄奢。 在这期间，吴三桂眼见着中国又发生了无数的事情，他见到了多尔衮的死，这个当年挟制了他的铁腕也死了，而且死后比李自成还要惨，连尸体都被挖出来鞭打！他当时想的会是什么？他应该窃喜，他没有留在北京，没有陪着皇帝，所以现在他成了云南王，成了皇帝之外的皇帝。他活得比多尔衮自在。 成为皇帝，在陈圆圆不在的日子里，这一定是吴三桂用来排遣寂寞的最好的良药。他发现自己完全可以成为皇帝，他的才能，他的勇武，他作为领袖的魅力，将帅的威势，还有那永远不会被打败的关宁铁骑，更重要的，从出卖了山海关以后，就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好运气，他这样的人，凭什么成不了皇帝？ 一六七三年，清算吴三桂的日子到了。这一年，顺治的儿子，十八岁的康熙皇帝下了“削藩令”，想结束云南王的独立王国地位，吴三桂开始动手了。他联合三藩，举全部兵力，意图谋反，自己来做皇帝。这个时机他等了很多年，他相信眼前的这个对手，不过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毛孩子，他不是多尔衮，也不是早期干得有声有色的顺治，他不过是孩子，和朱慈琅、朱由榔有什么不同，而对付这种富家公子哥，正是自己的拿手好戏。
第75页 但是这一次，吴三桂的好运气终于没了。因为他面对的人，不是朱家太子，也不是多尔衮，更不是李自成，而是比多尔衮、李自成还要强出百倍的千古一帝康熙。当吴三桂将战火蔓延到中国的大半个地方的时候，康熙仍然很稳健，他是皇太极的后人，他的父辈同样个个都是英雄，所以他有皇太极的胸怀，有多尔衮的勇敢，也有顺治的细腻，他看出了吴三桂最本质的问题，这个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出现的人，在政治战略上闹了一个大大的笑话。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什么复明的英雄，他其实是叛明的败类，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军阀，而不是什么英雄，对付军阀，同样要用军阀而对付，他採取了对各路叛军分化瓦解的招数，拉拢利用，逐个击破。 吴三桂打错了一个算盘，他忘记了自己在道德上已经是一个被人抛弃的人，当他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起事时，反而起到了反作用，人们马上想起了他曾经出卖山海关，曾经绞死永历皇帝的罪行，于是，关宁铁骑的好运气没了。在这场和一六四四年的战争一样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他发现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败在了十八岁少年的手下，当他终于明白了这个孩子不是朱家那个弱智时，一切已经太晚了。 康熙与吴三桂的战争打了五年，五年的时间，吴三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军队、地盘、亲人不断的失去，这五年是对他最后的煎熬，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他的军队被打退到了衡州，这一年，他已经六十七岁了，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于是也急忙称帝了。他的国号名为“大周”，但是这个名字以后从来也没有在人们的嘴里提起过，与李自成的“大顺”相比，他这个大周的生命力更短，名气更差，在即位典礼后的几个月，大周皇帝吴三桂在“窃号自娱”的自欺欺人心态中病倒了。在病中不知他可曾想过陈圆圆，不过，直到死，陈圆圆没有再出现过。 在病床折腾了一段时间后，吴三桂死了。他死了，他的军队马上完了，没有人有过替他复仇的念头。三年以后，清军攻破了昆明，拆毁了他的坟墓，他的儿子和家人被杀掉、放逐，望族吴家彻底灭绝了。 吴三桂死了，他死在李自成、多尔衮之后，三强之中，他活得最长，可是内心的痛苦未必会少，大时代面前，没有强人，强人亦有无尽之泪。李自成错过，但他的优良之处，世人仍会时常提起，多尔衮错过，但他的文治武功，同样也在多年后得以平反，吴三桂也错了，不过，没有人会为他平反，在中国历史上，他是复杂的个案，但同样的，也是最不为人同情的个案。 今天再看历史，我们会发现，吴三桂是历史上最值得玩味的人物之一，任何简单的二元方法分析他都是不准确的。吴三桂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他生在了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这是他的可悲之处，他没有成为英雄，最后成为军阀，一切种种，并非全是他的责任，还要归结于晚明社会的问题。病魔其实早由心生。 笔者始终坚信，即使没有陈圆圆，吴三桂也会降清的，肯定还是会有另外的原因让他走这一步。他与李自成，包括他与多尔衮之间，都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因为在他心中，个人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在那被世人赞颂的伟大爱情的后面，却是那无法隐藏的私慾，所以他才会捨弃一家三十几口的性命，换一个平西王的高帽。也正因此，他在如愿以偿的成为云南王后，才仍然还会谋反，想做皇帝。 吴三桂终其生只是一个军阀而不是英雄，是一个强人而不是贤人，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强人，但更需要的是贤人与义士。在晚明几十年的黑暗历史中，更多的是像吴三桂这样的以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强人，这已成为晚明的社会风气了。晚明的最后一点光芒，早就因为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等人的被杀而告终，政治的腐败导致道德的羞耻感被降到近乎零，导致个人利益成为人最后的道德底线，这是晚明的悲哀，也是中国的悲哀。 最后一个要说的是陈圆圆，在那么多的大人物相继被清算之后，她很平静的生活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她没有被清算，甚至没有背上红颜祸水的骂名。 在很多年以后，还有许多人在想着他，痴情而又多情的吴梅村公子、有心而又无力的冒辟疆公子，还有李香君、柳如是、顾横波等秦淮八艷的姐妹，但是，没有人再见过陈圆圆，再离开了吴三桂以后，她后半生的下落成了谜。 有关陈圆圆的最深入人心的说法是：顺治年间，吴三桂晋爵云南王，欲将圆圆立为正妃，圆圆因自己的出身问题，託故辞退，吴三桂于是娶了别的女人，没想到娶的这个女人极为悍妒，对吴的爱姬多加陷害冤杀，为怕受到迫害，圆圆遂独居别院。圆圆失宠后对吴渐渐离心，吴三桂曾阴谋杀她，圆圆得悉后，遂削发为尼，从此在五华山华国寺长斋绣佛。 后来吴三桂在云南宣布独立，康熙帝出兵云南，一六八一年冬昆明城破，吴三桂死后，陈圆圆亦自沉于寺外莲花池，死后葬于池侧。 另一个说法则与上一个不同：说是陈圆圆与吴三桂相聚会一度想成为他的妻子，但是吴三桂却因为她出身青楼，又落在李自成等流寇手中的缘故，不能下这个决心，后来吴三桂又娶了别的人女人，再加上杀死永历太子等事情，终于令得陈圆圆对他彻底绝望，最后她悄然远去，在云南某处出家，终老一生，不为人知。
第76页 不管是什么样的说法，在陈圆圆的生活历程中，她也曾经如愿以偿的和吴三桂在一起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日子，从北京到云南，虽然没有什么正式的名分，但这也许是她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吧？在北京李自成或是刘宗敏的行宫里，当她知道吴三桂为她冲冠一怒时，她在感动之余，也一定享受到了女人最高的幸福，可是，是什么让这个女人最后离开了她曾深切盼望的男人？这是一个谜，但并不是一个猜不出的谜。 陈圆圆可能终其一生没有来过山海关，但是山海关却为她的出现而转变，山海关没有陈圆圆的庙宇，她的庙宇据说在昆明。这个世界上，陈圆圆有如一阵风，轻轻地吹过，历史因她而翻开了一页。而她，在吹了一下后，又悄悄地走了，如同没有来过。 本书由派派小说论坛（.paipaitxt）发书人 once918 搜集整理上传 谁赢了山海关？ 崇祯、李自成、多尔衮、吴三桂，在一六四四年的风云变幻之后，如走马灯一样逐个退出了历史舞台。 他们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最有能力的人，但是他们毕其生也没有做成一件事，这个事最后让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做成了。 这个人是雄才大略、智商过人的清康熙皇帝玄烨。而他做成的是这件事概括起来只有四个字：“天下太平。” 历史进入了大清王朝。今天，人们提起清朝常常会想到的是丧权辱国的条约，被列强欺辱的历史，但是却经常忘记了，就在几百年前，康熙时代的大清王朝经历着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时刻，它的版图之大，前所未有。 但对于千千万万在连年战火中惨遭荼毒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些文治武功并没什么用处，人们只懂一个硬道理，那就是人民是否安居乐业、天下太平！ 有明一朝，除朱元璋执掌天下的那些年外，几乎每任皇帝都没有给人民安居乐业的梦想，相反，残民以逞的君王却一个又一个的层出不穷，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崇祯年间不曾改变，但却由康熙手中大得改观。 清初康熙、雍正、干隆三朝，统治一百三十多年，当得起一个“国泰民安”的评价，这一百多年间，没有大的战争，没有残酷的特务机构四处活动残害人民，（有文字狱，但主要针对的是知识分子），也没有地主豪强明目张胆的兼併土地，而且，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中唯一没有“徭役制”的朝代，在明朝高压统治下喘息呻吟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民，这时才能稍为痛快的长出了一口气。 清朝没有出现大的流民事件。李自成这样的人物在康雍干三朝绝迹了。流民问题，是明朝自建朝起就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但清朝初期的几个帝王成功的解决了这一问题。特别是雍正推出的“摊丁入亩”政策，是中国农业生产重要的改革措施，土地定量，具细分明，令人民安于土地，抑制豪强兼併，各种手段的运用，使三位君主执掌其间，人丁兴盛，物丰民安，流民之乱似乎一去不返。而民间真正强有力的人物，要在他们死后一百多年以后才有机会露头出现。 明朝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统治的封建王朝，但汉人对它，感情未必有多深。知识分子、明朝遗老，反清活动一直持续到清中叶，但始终没有形成气候，到后来，“反清复明”成了一句流行语，但真正身体力行的人，没有几个，吴三桂也最后“反清复明”，可他建国的国号为“周”，与明何干？ 清王朝的钢铁江山要持续几百年，后来在西方列强的外力而不是内部的作用下才会发生崩溃，这说明一个道理：清之对民，其实是远远好过明的，所以明亡，亡于流民，清亡，亡于老大帝国的腐朽。 明朝建立了自认为坚不可摧的长城，但最后仍然来逃不了灭亡的命运，明朝灭亡后，一切百废待兴。而这时，如何看待曾经阻碍了清朝多年的山海关，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多尔衮进入北京后，山海关成为一座彻底的废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在清朝以后，山海关再也没有了最初的作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汉室天下最大的梦想，“胡人”、“异族”、“鞑子”，在这些称号里，是民族间不能融合甚至势不两立的梦魇。长久以来，为了结束这个梦魇，汉人统治者在所有可以进入的地方都修建了坚固的城墙，这些城墙，不是用于作战，而是用做屏障，这些屏障里，最有名的，最实用的，也是最重要的屏障之一，就是山海关，而今天，孤城山海关，再也没有了作用。就像一首摇滚乐歌曲唱的：“听够了人们，听够了人们笑，这一次让我睡个好觉。”山海关彻底平静了。 平静了的山海关，落在了它当年抵抗过的异族手中，这个由徐达、戚继光、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吴三桂等几代人修建起来的雄关，原本是为了防止他们进入才修建的。但如今如一堆废物，堆在脚下，可以任由征服者践踏。 但大清的王子王孙们，却没有这样做，由多尔衮起，他们没有人破坏过山海关，相反，清朝还曾经几次修过山海关，对这个曾经让他们流过血、流过泪的地方，他们表现出的是极大的尊敬。可以这样说，与其是他们尊重这座构思精妙的关城，倒不如说，他们尊重的是历史的那一刻凝重，在这里，曾经有过他们几辈人的梦想，而最难得的是，他们对对手也同样表示出了尊敬。
第77页 明朝皇帝哪一任都没有放弃过对山海关的监督，但是很好笑的，历史上没有记载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曾经来过这里，相反，在山海关没有什么作用的时候，清朝皇帝成了来这里最多的人，特别是最负盛名的三个英明的君主，康熙、雍正、干隆，都不止一次地来过这里。 在这些皇帝的眼中，曾经血腥味十足的山海关如今成了可供玩味的历史陈迹。山海关精巧的建筑，还有海天一色的壮丽场景，让这些习惯了草原生活的北汉子同样找到了新鲜的况味。山海关，这个明皇帝建立的屏障，却成为清皇帝们怀古抚今、附庸风雅甚至祭祀慰祖的场所，明朝皇帝如崇祯之流地下有知，又作何感想？ 不管怎么说，山海关睡了很多年的好觉。他的保存、他的繁衍，他最后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胜地，这与清朝皇帝对他的珍爱有关。清朝皇帝可能有很多自身的问题，但是与明朝皇帝相比，他们身上人性化的东西更多一些，山海关沉沦了，但没有沉没，这是人性化的清朝皇帝所带来的贡献。 康熙三次到过山海关，三次都是在巡视全国的过程中。这三次，也是康熙心情最好的三个时刻，第一次是他在剷除了大权臣鰲拜以后，他去盛京祭陵，在山海关驻脚。第二次对他来讲，意义更大，那是在一六八二年他平定三藩之乱之后，他东巡全国时经过此处，距第一次来这里整整过了十一年，对于康熙来说，这一次他是一定要来山海关的，因为这个地方对于被他打败的吴三桂来说太重要了，当年他就是这里迎接了自己的先辈入关。从那一天起，吴三桂就是大清王朝的一块心病，他有功于大清，但为祸则更甚之，今天，康熙为大清剔除了这块心病，当他站在镇东楼上眺望关城的风景时，他的心情会是怎样的？设想一下，也是有趣的事。 康熙最后一次来山海关是在他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这是清朝为巩固边防打的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与沙俄政府最初的一次较量，当时准噶尔部受沙俄操纵。在这次大战中，康熙创造了一个记录，他在马上攻战三天没有下鞍，最后全歼准噶尔部，平定边疆。这一次他又在巡游时来到了山海关，这一年是一六九九年十一月，距上一次来，又相隔了十六年，十六年来，天下由大乱到大治，这段路程委实走的艰难，于是康熙留下了这样的诗： 〖长城尽处海山奇，守险勿劳百万师。 寰宇苍生归历数，当年指顾定鸿基。〗 在康熙之后，勤于政事的雍正也曾来过山海关，雍正一生，多办实事，很少附庸风雅，但是在山海关，他也留下了很多的诗，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观海登楼日未斜，晴空万里净云霞。 才经一阵风过槛，倏起千堆雪浪花。 贝阙螯峰如可接，鹏津鲛室岂终遐。 诡词未许张融赋，到此方知语不亏。〗 与康熙相比，雍正更多的是不是开疆裂土的壮志，而是治理国家的雄心。来过山海关最多的是清朝历史上最浪漫的皇帝干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文学也写诗最多的皇帝，曾四次来过山海关，每次都登上了山海关老龙头的澄海楼，并且留下了了最多的诗篇。澄海楼当年由孙承宗等人建立，孙承宗在这里还留下手迹，上书“雄襟万里”四字。干隆好争这口气，也题了四个字：“元气混茫。” 山海关是幸运的，在经历了数年的刀枪炮火之后，他落在了几个懂得珍惜的皇帝手上，竟然安然无恙。而那些曾经占有了他的人，却基本上死于非命，一个个被清算了。山海关并没有和他们一样被清算掉，却在康熙和干隆等人的笔下摇曳生辉，成了一个吸引人们来这里游览观光的地方。已经作古的关城建设者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吧。 江山有恙，人有恙，但关城留了下来。这笔人类历史上珍贵的物质财富，在经过刀噼斧凿以后，以旺盛的生命力，比那些占有他的人活得更长。 睡了很多好觉的山海关，见证了历史上仍然繁衍延续着的故事：英明的君主康熙，完成了千古难为的大业后，体面的死去了；能干的君主雍正，在完成了清朝历史上最艰难的实干工作后，不明不白的死去了；浪漫的君主干隆，创造了清朝最盛世的时代，却又在退休状态下的几年时间里，重用奸臣，奢侈无度，亲手毁掉了这个盛世，这个过程，和他写诗一样容易；然后历史开始变得又相似起来，阴鸷的嘉庆，犹豫的道光，荒淫的咸丰，到倒霉的同治，无奈的光绪，不明世事的溥仪，大清王朝走上了大明王朝最后几十年的道路。只不过，这一次他们面临的局势更险恶，不光是枪炮，还有无法抵挡的工业文明。在轰隆隆的炮声中，在西方文明的洪水猛兽面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康熙几代人建立的大清王朝，轰的一声倒塌了。 除了帝王外，这中间还曾经有很多人物，仍然走着一六四四年间以前人走过的路，仍然在同样的怪圈里浮沉。这里有洪秀全，民间崛起的另一个强人，他拥有了比李自成还要大的地盘，创造了比李自成更要辉煌的基业，但是，他也犯着李自成的错误，同样成为了一个悲剧人物；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清朝最后出现的能臣，和当年的范文程、洪承畴、孙承宗、袁崇焕又有什么不同？他们也没有一个人成功，所有的人都败下阵来，一一被清算。虽然他们面对的君主更人道，他们的命运要好得多，但是最终的结果没有什么不同。
第78页 这一切却与山海关无关了。山海关已经见证了太多的历史，也见到了太多的人死去，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是一个个的沙砾，有些沙砾已经没入湖底，有些还在岸上闪着耀眼的光辉，但这与山海关无关了，人们只在干隆的诗中记起它。在干隆的诗中，有被平反的袁崇焕、熊廷弼、多尔衮，同样也有沉睡的山海关。 山海关这一睡，就是二百多年。 二百多年后，历史走到一九三三年的一月一日，一声枪响突然吓醒了山海关的梦。榆关抗战暴发了，这是影响深远的长城抗战的第一枪，打枪的人名叫何柱国，是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手下的一名旅长。由此，长城抗战开始了。这是一场民族间的战争，但这又不单单是一场民族间的战争，这还是一场人类的理性、公道与正义，与邪恶、强权和野蛮而斗争的战争。 山海关重新被捲入战火，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荼毒，与二百多年前相比，这次的武器杀伤力要大得太多，还没有在沉睡中明白过来，枪炮就已经摧毁了山海关的城墙，击倒了存在百年的房屋，子弹将坚不可摧的城墙射出了密密麻麻的弹孔，保持了二百多年的长城，这一次，又在日本人的手里，被蹂躏得一塌糊涂。 历史很相似，但历史却总因为其微小的不同，而充满了魅力。由榆关抗战开始，战火蔓延到了很多地方，从东北到华北，再到西北到河南。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更多的吴三桂似的人物跑了出来，历史变得简单了，人们用不着再做那些改朝换代的梦想，人们开始相信，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天然屏障，也不能靠什么明主良君，只有一个事情是正确的，靠自己，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世上没有钢铁长城，没有良将铁骑，只有精神和信仰，才是最大的力量！ 中国开始打起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战争。没有文臣武将、指挥倜傥、英明君主、谋略大局，没有什么诡谲形势，一线生机，此时是全民皆兵，空前团结。在这种气氛中，经过了长达八年的风雨飘摇、血色浪漫，残破的山海关一度被凶残的日本人占领，但是随着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它也昂首进入理性的现代社会。 这场战争使人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历史，并诞生了一篇在中国文论史上极为重要的作品——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一年，在历史上同样是甲申年，距明亡已经三百年整了。六十一甲子，弹指一挥间，这篇文章把当年山海关事件中的风雨变故再次展现，其本身赋予的时代意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第一部深刻剖析一六四四年历史的鉴诫之作，一篇解读历史的史论，它吸引着后来的领导人从中吸引血的教训与经验，也得到了史学界、文学界的高度的评价。 柳亚子曾经以诗歌的形式高度评价了郭沫若的这篇文章： 〖陈迹煤山三百年，高文我佩鼎堂贤。 吠尧桀犬浑多事，喘月吴牛苦问天。 由检师心终覆国，自成失计遂捐燕。 昌言张李如能拜，破虏恢辽指顾间。〗 在郭沫若的笔下，甲申的历史在鲜活生动的同时，又有了深刻的内涵。这个内涵，在很多年以后，在人们不断解读下，不断地对后来人产生着新的启迪。 后记 我父亲是山海关人，他毕业于山海关一所很古老的中学——山海关一中，这里原来叫山海关中学，是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人物——山东督军田中玉出资修建的。 田中玉的公馆现还在山海关城里，但已经破败。公馆和山海关的一所学校现在都在一个院里，我在担任大学讲师的那几年里，曾经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去那所学校讲过课。我的教室就在田公馆前面，每天讲完课后都会很晚，当来到公馆旁的公厕方便时，夜风吹过，一片漆黑中，公馆的玻璃有时会响，令人有不寒而慄的感觉。 山海关不是我的家乡，但是我的父辈几乎都在这里成长。我后来有了很多教育界的朋友，其中一个就在山海关一中上学，我经常去那里找他，发现这真是一个很雄伟的学校，因为它的外墙就是山海关的长城。而由学校的操场往上看，山海关镇东楼看得非常清楚，傍晚时分，晚霞满天时，镇东楼伫立在草色烟光里，偶尔有白云间或的飘过，那种历史的沧桑味很到位！ 屠格涅夫说过：“故乡就是不断召唤我回家的声音。”但是很多年以来，父亲很少和我提起过山海关的旧事，我所有的山海关的记忆，大都是从书本上看到的。对于很多老山海关人来说，他们不大愿意提起这些旧事，我有时想，是不是因为这些旧事太沉重，太残酷，有太多令人不高兴的人和事？ 但事实远非如此，当真正接触到山海关的故事时你会发现，这个城市的历史与故事，远远胜过那些编出来的影视作品，而其中涉及到的人物、情感及时代特色，更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所以我开始有了动笔的念头。很可笑，我的念头来自于从父亲身上揣摸出来的故乡情结，这不是我的故乡，但是，我把他当成了我的故乡。当我动笔的时候，我不断地听到了有人召唤我回家的声音。 古往今来，以一座城镇记载历史，山海关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是一座苦难重重的城镇，经历了数不尽的刀噼斧凿，血光之灾，如今终于能够睡个好觉。人们对他的兴趣从未减少，从明末一六四四年开始，中国就有很多历史学家、文人墨客把触角伸向了山海关，这是一座在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关城，同样的，当年的风云际会在封建王朝的兴衰史上，亦具典型的意义。
第79页 在我开始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城里正在发生着一场更大的变革，当地政府斥资十几个亿，要恢复山海关的形象。自二〇〇三年七月开始，启动这一宏伟工程，澳门、香港、北京、黑龙江及河北的多家开发商参与了投资。 其实从五十年代开始，对山海关的修复工作就没有停止过。一九五二年，曾写过《甲申三百年祭》的郭沫若时任中国文教委员会主任，他来到山海关后就提出了修建山海关的主意，此后多年来，在修建长城这一事宜上，郑振铎、王冶秋、罗哲文等文物工作者都曾付出过艰辛的努力。 “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这是人们对于山海关的评价。如今，距离“锁钥”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今天人们来到这里，仍然会从已经物是人非的土地上，找到一丝当年的端倪。 曾让李自成惨败的石河和九门口如今都成了风景区，石河在为害当地百姓多年以后，如今已经成为一座大型的石库，它衔山含水，湖面隐含于峡谷之间，狭长曲折，峰回路转，而两岸奇峰怪石林立，树木怱郁，水面如镜，碧波荡漾，国画大师吴作人曾在留下了这样的诗句：“人胜天工，燕山胜翠洪。坝头倾万斛，湖上立千峰。” 石河即今天的燕塞湖，也是我与朋友们夏天经常去露营的佳地。如今人们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已经忘记了他当年曾经发生过那么惨烈的战事，更多的是，成为外地人来此游玩的场所。 九门口一样也成为景区，作为横跨辽宁、河北两地的长城要塞，每年它接待的最多的是来自各地的游人。当年曾经发生过剧烈战事的红瓦店、将军台、回马寨等地方现在都还存在，人们只能从这些名字里再找到一些当年的回忆了。 历史已经落下帷幕，但对于在这里生长的人说，重新见证历史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还原当年的一景一物，只不过，有些还原的东西可以用物质手段、政府行为来实现，但还有一些，则要靠后人用文字的传递和接力，于是，随着隆隆的机器开工的声音，我开始动笔了，当历史与现实深度契合时，在我笔下的那个变局时代的人与事，化作最后一股余温，与这座古城融为一体，温暖了我，也温暖这个城市几百年的历史。 刘剑　2007年1月 （本文在完成的过程中，得到挚友周雪峰、徐树春等人的无私帮助，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图片，表示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