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勛传》 第1页 习仲勛传 作者：习仲勛传编委会【完结】 《习仲勛传》全书(上、下卷)自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编撰时间达20年，约94万字，基本上是以时间为线索，凸出重点事件，平实记录了传主生平。 《习仲勛传》主要内容是关于传主习仲勛的生平描述、介绍。《习仲勛传》上卷，是在反映习仲勛作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的革命经历和卓越贡献的同时，清晰地展现了传主的革命征程。 [5] 《习仲勛传》下卷，是在真实记录和反映了传主习仲勛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呕心沥血，顽强奋斗的革命历程上，同时体现其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上卷 第01章 志存高远 第02章 人生新历程 第03章 “兵运”两年间 第04章 渭北烽火赤子情 第05章 在照金苏区 第06章 转战陕甘边 第07章 遭遇错误肃反 第08章 两下关中 第09章 反磨擦斗争 第10章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第11章 守卫边区北大门 第12章 在抗战胜利前夕 第13章 人民的重託 第14章 鏖战西北 第15章 战争中的土地改革 第16章 一切为了胜利 后记 下卷 第17章 当好西北人民的勤务员 第18章 努力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上) 第19章 努力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下) 第20章 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上) 第21章 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下) 第22章 倾心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 第23章 出任中宣部部长和国务院秘书长 第24章 坚持真理报实情 第25章 永葆劳动人民本色 第26章 飞来的横祸 第27章 “文革”遭劫 第28章 坚持与期待 第29章 把守祖国南大门 第30章 实现广东工作重点的转移 第31章 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第32章 致力新时期党的建设 第33章 开创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 第34章 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 第35章 家庭生活与家风 第36章 晚年生活 后记 附：本作品来自网际网路，本站不做任何负责，版权归原文作者!如侵权，请邮件联繫。 上卷 第01章 志存高远 还是在延安时代和共和国成立初期，已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勛，常常在餐桌上高声吟咏反映农民军训生活的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围坐四周的孩子们也稚气地和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习仲勛，这位由农家后代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祖国和人民，尤其对中国农民怀有特殊而深沉的感情。党经历了七十余年的不懈奋斗进入人生深秋的时候，他仍时常吐露心声：我是农民的儿子。 习仲勛与黄土地的历史情缘，要从比他的年龄更久远的年代计起。 ●家世沧桑 在陕西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衔接地带、八百里秦川中部，有一个享有“关中名邑”美誉的古老县城，叫富平县。在富平县南端有一条自西北流向东南的河流，因河床沙石冲击，人称石川河。涨潮季节，河水掀起波浪，洪峰湍流，萦回富平境内数十里。“岭南鹳鹊别封疆，历历相传岁月长。漆沮流来还祋诩，山崖断处是频阳。峰峦耸翠依天秀，桃杏飞红带雨香。极目登清情不厌，几回骚首自徜徉。”古人的诗句，生动地反映了石川河流域的自然风光。在石川河中游川道南岸上，坐落着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农庄，名谓习家庄(今属富平县淡村乡中合村)。1913年10月15日(农历9月16日)，习仲勛就出生在庄上的一所农舍。 富平，因其秀美的自然环境和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故渠“富蔗太平”之意而得名。据富平《古县志》载：“邑有山川，物阜财丰，富称沃壤，利甲关中。”县境位于渭水以北，北枕桥山余脉，群峰竞秀，盘亘绵延;南襟渭河平原，连接秦川腹地，据古城西安仅六十公里之遥;东带温泉河与蒲城、渭南接壤;西萦漆沮水和三厡、耀县相邻;中部川原相间，起伏和缓，适合农、林、牧、副业生产和粮、棉种植。地下蕴藏丰富，质地优良。富平从置县起已有两千四百余年悠久历史。早在西周时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前七七一年，这里属京畿之地。秦历共二十一年(公元前四五六年)始设县治。因位处频阳山之南，频水之北，故名频阳。汉至宋代，境内先后设立土门、怀德、美原县治。西晋时自彭原界(今庆阳地区西南)徒富平县治于怀德城(今富平县怀阳城)与频阳县并存。元朝至元元年(公元一二六四年)美原县併入富平县，自此富平县名一直沿用至今。 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创造了颇具特色的文化传说，形成了淳朴而强悍的民风民俗培育了众多的有功于社会进步的杰出人物，秦统一六国的大将王翦、王贲父子;东汉检校刑部尚书李彦温;明吏部尚书张忱，嘉靖河南道御史杨爵，四朝元老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孙丕扬;清翰林院检讨关中三李之一李因笃、广东陆路提督、鸦片战争中抗敌英雄张青云等，成为其中的优秀代表。记录富平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名胜古蹟散布于城乡各地。仅汉、唐、周、魏帝王陵墓十余处。诸如唐中宗定陵、代宗元陵、顺宗丰陵、文宗章陵、懿宗简陵及秦王翦墓、清李因笃墓等。另有盘龙湾、窑桥寨及仓廒、寺庙、碑刻等古文化遗址和众多的文物，历来为当地群众所珍视。【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家庄位于富平县城西南十五华里处，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家乡三原县相接;正北二十里处的庄里镇，是近代着名爱国将领胡景翼的故居和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以赵宋皇帝定名的赵氏河绕习家庄的西北方流过，汇入石川河。庄子东南是荆山，“荆山，一名断原，即荆山脉尽处。自三原迤逦而来，至富平、临潼两县之交，为漆、沮水沖断，因名断原”。山之东麓系汉太上皇刘执嘉的陵寝所在，五十余座无名陪葬墓横列东西。周秦汉唐时，这里草木葱翠蔚然深秀，是文人学士览胜之地。一条古驿道由县城横跨石川河，从习家庄仅东侧穿过，通至三原，到达省城西安。二十世纪初，这条驿道已成为人往车来，物粮运转，信邮传递的交通大道。星换斗移，岁月悠悠。多少年来，它给道旁这个小小农庄带来了多彩的海内外传闻和思想文化信息，习仲勛从启蒙时代起就成长于这秀美的山川和优良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吮吸着黄土地香醇丰富的乳汁，接受中国农民传统道德风尚的薰陶。这里的草本风情、人文景观，在他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习家庄，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零零年)习姓一家迁居落脚这里后才有的新庄，故以习姓冠以庄名。它是庄上主人数百年间辗转迁徙沧桑岁月中的又一个归宿。
第2页 习姓渊源久远。传说在春秋时有诸侯国(今贵州习水一带)，国灭后，即以国名习为姓氏。后习姓人聚居于襄阳郡，相当于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且名人辈出，多慷慨忠烈之士。晋书记载：“习族诸氏，乃为荆土豪族。”近代襄阳侯习郁和着有《汉晋春秋》五十四卷的东晋史学家学习凿齿，便是习姓氏族的着名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襄阳习族人居住地亦多有迁移。江西省临江府新淦县(金新干县)华成门村之习姓，即此习姓氏族的后裔。据《习氏家族谱》记载，习氏始太祖习思敬配夫人赵氏。明代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朝政大乱，连年久旱无雨，庄稼歉收习思敬因生活窘迫，携家带口逃荒到河南省南阳府邓县(今邓州市)西堰子老营(大习营村)定居落户，以农为业，繁衍生息。习思敬夫妇均在七十多岁过世，后代人丁兴旺，因老营人口拥挤，又分出西户、北户、南户，另僻村落居住。 据《习氏家谱.后代世系》记载，习仲勛为该族西户习魁之后第九代人。西户居小习营村。习仲勛曾祖父习玉策生子三人：习永盛、习永山、习永厚。习仲勛祖父习永盛为长，配夫人张氏，生三子一女。清光绪四年(公元一八七八年)，习永盛第一个儿子出生，因是农历戊寅年，故取小名老虎。这个幼小生命是否还再有其他名字，已无人知晓，但是在二十多年后，他对习姓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却起过重要的作用。清光绪六年(公元一八八零年)，习永盛夫妇又生一女孩，乳名大女。一双儿女降临人间，似乎没有给这个家庭增添多少喜悦，接踵而来的却是又一次跨省举家迁徙。 清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河南南阳一带在历经战乱兵患和连年干旱之后，又遇水涝和蝗虫灾害，加之沉重的粮钱税赋封建盘剥，乱疟并生，人心慌乱。饥民纷纷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出外逃荒。习永盛肩挑一双儿女，与身背行李的妻子张氏一道，步履艰难地行走在飢饿逃荒的人群中，他们经陕西丹凤、商县、翻过秦岭，沿途乞讨，终在富平县淡村附近的南保子一个黎姓人家暂时栖息下来，这家人也是从河南逃荒过来的，他乡遇故知，共同的遭遇，使穷人之间更多了同情和援助。 然而，他们千里奔波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富平县自光绪四年起，连续三年干旱，六料无收，正在招引外地灾民垦田复耕。据《富平县志》记载：“大灾后，地旷人稀，全县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县府招募客民开垦，四川、湖北籍客民纷纷而来，计口授田，与本地人同等对待。”几年后，习永盛次子即习仲勛的父亲习宗德、三子宗仁相继出生。漂泊流离的生活使习永盛非常憧憬有一个长久的安身之地，他用意很深地给次子宗德取小名长儿，三子宗仁取小名久儿。但因人口增加，生活更加窘迫。为了生计，习永盛除佃租种地外，还挑起货郎担，跟集转乡，卖些针头线脑、烟圈、糖果之类的小商品，换回些零用钱，维持全家生活花费。但是，终在一次转至富平县城西一座刻有“释伽如来第十六索真身舍利宝塔”的圣佛寺塔下时，因病饿交加，猝然死去。旋被当地群众发现后掩埋于塔东沟内，习永盛的妻子张氏身体硬朗，善理家事，日织夜纺，以土布易面换米，聊补家计不足，在儿女尚未成年时，长子老虎即应募当兵吃粮，次子宗德被送往三原县一家水烟行做学徒，女儿及幼子也早事织纺家务，下田耕作收种。一九零零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八国侵略联军攻占北京城。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于十月二十六日至西安。时值陕西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地方衙门、贪官污吏以“恭办皇差、筹办回銮”为名，横徵暴敛，滥增税捐，同时趁机中饱私囊，搜刮民财。天灾人祸，严酷的社会现实，使陕西人民特别是关中地区的老百姓几乎濒临绝境。 挣扎在飢饿线上的习氏一家，在困境中终于盼来了一丝福音，习仲勛的大伯老虎，在当兵离家好几年后突然回到富平。原来他所在的队伍是早年着名回民起义首领董福祥的军队。董福祥起事之处，号称十万之众，活动于甘肃、宁夏地区，后被左宗棠收编。一八九七年，董福祥在任甘肃提督时调防北京，其部编入荣碌所辖武卫后军。慈禧西逃，董福祥充当随扈大臣率部抵陕。习老虎此时已在董部渐次晋升为“廷卫”(下级军官)。这次他顺道回到家中，并留下六十两银子，再走以后就音讯全无了。习仲勛对自己的这位老虎大伯怀有敬重之情。他曾对人说：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我大伯随董福祥在东交民巷与外敌作战。他很勇敢，后来耳朵也被大炮震聋了。习仲勛的祖母和父亲、叔父用这笔钱置了几十亩薄田，并在谈村西刘堡南面二三里地选了一块宅基，先在平地开挖住人用的地窨子，结果没有挖成就发生塌方。近一个世纪岁月过去，这个塌陷土坑依然存在，成为习仲勛家庭早年苦难生活的见证。后来又在塌窖的东侧先后盖起九间房屋，大门朝东，三间门房是土木结构的麦草房，习仲勛的祖母在内居住。院中南北各有三间厦房。由于人口不断增多，这所小小的庭院渐显拥挤。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陕西同盟会和陕西新军也发动起义，省城“八月十五杀鞑子”之说很盛，俗称该年为反正年。这一年习宗德与小自己八岁的都村姑娘柴菜花结婚。柴姓家族祖籍河南省淅川县，与习家祖籍邓县相邻，同属南阳府管辖。柴家人也是逃荒要饭到富平后定居都村的。共同的命运和经历，加上同为异乡客户，因而使这桩婚事更多了几分亲情。兵荒马乱岁月，柴氏因为家穷，结婚成亲时连当地乡间同行的一双上轿鞋也做不起，只好借了人家一双上轿鞋才成了亲，习宗德夫妇婚后共生子女七人：长子仲勛、长女秋英、次子小名导儿(夭折)，二女东英、三子仲凯、三女夏英、小女雁英。按照《习氏家谱?三门新谱》人名“国玉永宗、中正明通、继述乘显、尊守从容”的顺序，男孩入谱应取名中字辈。粗识文墨的习宗德，即为长子取名中勛。他还请学校的老师从《三字经》中为仲勛取小名相近，仲凯取小名相良。数十年后，习仲勛谈到自己小名时曾说：“父亲给我取的相近小名，冠以习姓时，就成了习相近，恰好与《三字经》中性相近、习相远词义相反。结果上学时，不少同学都说我怎么叫了这么个名字?这是因为我在兄弟排行中为长，即取了相近，我的堂弟仲辉排行为二，却取了相远。也许父亲当时还有其他更深的寓意。到了一九二六年，习仲勛就读于立诚公学高小部时，级任老师严木三先生认为“中勛”含有中国的元勛之意，隧给“中”字旁加了个“人”字，取意为人中正，处事公道。学校另一位深通韵律的封至模先生也说“中勛”读起来不上口，还是叫“仲勛”好。 ●童年梦 习仲勛的童年，是在中国社会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国家经济衰败、革命风潮迭起、社会剧烈震荡的年代度过的。 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胜利果实何况被北洋军阀所窃取。曾是响应武昌起义最早省份之一的陕西省，复处于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三秦大地民生凋敝，哀鸿遍野。绰号为“陆屠夫”的袁世凯的亲信陆建章督陕后，即废弃一切新政措施，残酷镇压异己，引起革命党人强烈反抗。一九一六年后，屡次发韧于习仲勛家乡富平和邻县白水、三原的护国护法武装斗争不啻长空惊雷，在陕西乃至全国产生了强烈震动和深远影响。一九一六年三月十四日，郭坚、耿直、曹式英、高峻等厡陕西民军首领在白水树起“护国军”的旗帜，通电逐陆。是年五月七日，陕西陈树藩旅游击营营长胡景翼，与革命党人张义安、邓宝珊等在富平县举行兵变反陆。经过一夜激战，全歼陆建章之子陆承武的“中坚团”，俘获陆承武。兵变始举，城内外群众自动助战，演出了一场以少胜多、活捉“陆儿子”的历史话剧，此次兵变的首领胡景翼、张义安皆为富平县人，分别出生于侯家堡和到贤乡槐园堡。
第3页 继而反对军阀陈树藩的武装起义连续爆发，逐步形成了进步的陕西靖国军武装力量。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陈树藩部骑兵团团长高峻，首先在富平以北的白水县起义倒陈，并受孙中山委任，以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宣布独立。同月十日，陈部陕西警备军统领耿直在西安起义，与援军郭坚部会合后，成立陕西靖国军。翌年一月二十五日，胡景翼、张义安在紧邻富平西南的三原县起义。八月八日，三原籍老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从上海回三原，与张鍅联合通电就任陕西靖国军正副司令。三原、富平、蒲城、白水、澄城、高陵、径阳、同官等十余县即为陕西靖国均管辖。一些有益于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方略在辖区得以推行。老百姓耳闻目睹、甚至直接或者间接参加了发生在当地的诸多重大事件。他们对朝廷腐败、社会黑暗、税政泛滥、民生穷困有切肤之痛。他们嚮往和欢迎反抗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进行社会变革。街谈巷议的话题离不了黄花岗暴动、武昌起义、陕西光复、袁世凯复辟称帝、讨袁逐陆、驱陈伐段等。特别是发生在当地的蒲城学潮、胡景翼活捉“陆儿子”、张义安三原起义历史事件，被演绎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生动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影响深远。 奔走于三原、富平之间的习仲勛的父亲习宗德，也常给孩子们讲述自己的见闻。这些在幼年习仲勛纯净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他憎恨黑暗、嚮往光明、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性格从此开始形成。尤其同乡几位着名民主主义革命人士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张义安的奋斗精神，给他以深刻影响和重要人生启迪。以致在七十余年以后，他谈到胡景翼时，敬重之情仍溢于言表：“胡景翼将军赤诚爱国，胸怀大志，献身革命，功劳卓着。他整军经武，有智有勇，知人善用，将士归心。他思想开明，追求进步，热心公益，造福人民。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谦恭礼让，平易近人。将军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高尚品德会永放光芒，他的光辉业绩会永垂史册。” 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化，神奇生动的历史传说和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故事，使处于启蒙时期的习仲勛受到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营养滋润。在他的故乡方圆几十里每一个河川山岭都有内容各异的美好传说。而当它由劳动人民口中讲述出来的时候，就富有更多的抑恶扬善、打富济贫、针砭朝弊、为民请命的内容。天资聪颖、生性活泼的习仲勛，对眼前陌生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梦幻。村头乡野农夫们谈天说地，家中父母叔婶讲述的趣事笑语，以及小伙伴们嬉戏中的话题，尽管对一个稚气未消的幼童来说近似天书，但习仲勛听到这些故事时，却显得特别专注和投入。他超常的记忆力和悟性在幼时就显现出来。 “黄巢荆山练兵”、“苗训退隐裔沟”等当地许多有名的传说，他几乎过耳不忘，有的故事情节还可以讲述个大概。在习家庄东南兀立的荆山原上，传说唐末黄巢曾在这里募兵习武，举义反唐。时曹州冤句(今山东省荷泽县)人黄巢，赴京城长安赶考武状元，因出身寒微和考风不正而落第。其怒写反诗，怕遭官府追捕逃至荆山藏梅寺，在这里与一批落第武举和青年志士相聚，遂招募兵马、扩充实力，共图义举。一年之内，兵马逾千，在荆山练兵习武，赵氏河饮马。并以此为根据地，举起义旗。经十多年艰苦征战，发展到百万大军，进而攻入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是为“黄巢荆山练兵”的故事。“苗训退隐裔沟”是说在荆山之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长沟，相传宋太祖赵匡胤的军师苗训和他的后裔住在这里，故称苗裔沟。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一些权重职显的元勛的职务。一次假装醉酒杀死郑子明，后又谎称酒醒后失悔，怪罪军师苗训不谏阻自己，即将苗训革职为民，发配到富平县苗裔沟。此后苗训即深居乡野，过起悠闲的田园生活。他常吟陶渊明“迷途者其未远。知来者之可追，身出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句，敬佩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德，以自己曾逢迎官场、趋炎附势的经历为悔，由此厌淡政事，终老林泉。 乡间这些褒贬分明，优美动人的故事，如丝丝春雨，在幼年习仲勛稚嫩的心灵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他的想像力得到的启迪，童年梦更加多彩。一些自己喜爱的人物形象和引起共鸣的故事情节，时常跃然脑际，习仲勛豪爽、睿智、机敏、勇敢品格和个性的形成，是与受这一特定文化氛围的影响和薰染分不开的。一位叫胡大有的老人谈起儿童时代的习仲勛时说，仲勛的天分和聪明在孩童时代就显得与众不同，他特别爱听《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讲道劝善、阴阳说书，占卜问卦，他也要挤在大人中间，饶有兴趣地去听个究竟。他小小年纪就崇拜侠肝义胆的英雄人物，常常模仿三国桃园三结义、水浒梁山伯聚义等一些故事情节做游戏。受此影响，以致他参加革命以后，还利用结拜异姓兄弟的方法，团结进步势力，开展革命斗争。 习仲勛童年时代的家庭经济尚宽裕，一日三餐，粗衣淡饭。祖母健在，父亲、叔父合家生活，妯娌和睦相处，纺织耕稼，勤俭治家。随着弟妹、堂弟妹的出生，逐渐成为一个拥有十几口人和谐温馨的大家庭。习仲勛的姑母因早年丧夫，携带一双儿女寡居娘家，父母亲以传统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教育和影响着下一代人。 父亲习宗德身材较高，大脸盘，性格宽厚而又刚直，他信奉“严是爱，宠是害”的教子格言，时常在慈祥和蔼的面容中透射出几分严厉。他总是教育孩子们：要尊老爱幼，不要打架，不要骂人。常常孩子们吵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父亲一声咳嗽，家里顿时就静了下来，年已八十岁的习仲勛胞妹习冬英，回忆起父亲时说：“我伯没上过学，终生为农，在人家水平烟铺子做过工，但他经历较广，知书达理。他期望子女们以农为本，织耕传家，做勤劳正直的人。因而对孩子们管得很严，我们都怕他。哥哥、弟弟刚五六岁时，他就带到田间去做一些拔草之类的简单农活，给我买来一架纺车，让跟着妈妈学纺线织布。”习仲勛的母亲生性贤良，为人勤朴。它精心侍奉婆母，相夫教子，又为一家十几口穿衣吃饭操劳。由于生育较多，强健的身体过早地受到了损伤，但仍起早熬夜，劳作不息，在她病逝时，各种染色的土布和做好的衣衫、鞋袜就装满了一板柜。 生活于一个勤劳和谐家庭中的习仲勛，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谈举止，效仿先辈为人处事的风范，感悟甚多，受益匪浅。劳动人民忠厚、友善、勤劳、忍让、负重的优良品德，深深影响了这位正值人之初岁的儿童。若干年以后，习仲勛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常常深情地谈起父母亲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我的父亲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农民，他总是对我们说，‘长大了不要做官，也不要经商，当官的欺压老百姓;商人唯利是图，为人狡诈。如果有了学问，就做一名教书先生，用自己的本事传书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种庄稼，做个本分的农民’。”“我的母亲勤劳贤惠，对婆婆特别孝敬，婆婆患病时，他把精心做的莲子汤送到床前。而自己却省吃俭用，直至终老，没享过人间一天清福。”
第4页 ●少年纪学 一九二二年春节过后，已满九岁的习仲勛结束了孩提时代无拘无束的生活，父亲送他到庄子以东只二里地的度村小学上学。 都村，离县城十五华里，当时还算得上一个小镇点，镇上有两三家小店铺和饭馆。都村小学就坐落在通往县城道路的西侧。学校清砖砌墙、白灰抹缝的中山形门楼坐北向南拱状门洞，朱红色大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乡村有这样的建筑，的确显得典雅别致。尤其是中山形屋顶设计，更多了几分民主色彩。门内左右各有一间小屋，是老师的居室。朝里走，穿过一个药王洞，后面是一座破旧的庙宇殿堂隔成的两个教室。周围十五个堡子、两个村庄的学生集中在这里上学。 学校有两位老师，一个叫郭培生，是三原县武字区长坳的一位老先生，在都村教学时间很久，有的人家父子两代人都成为他的学生，他严于执教，诲人不倦，深受学生爱戴和乡人敬重。另一位是习仲勛姑母的儿子、长他十多岁的表兄唐铸九。习仲勛对自己启蒙时代的母校和老师怀有深沉的感情。此后数十年间，他时常谈起郭培生先生对自己的教育和影响，言谈中充满崇敬怀念之情。全国解放初期，习仲勛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时，还把郭先生接到西北局短住，并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和老人一起吃饭叙旧，一九五八年九月，已是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勛在陕西检查工作时，还驱车来到都村小学，看望在校的师生。 习仲勛入学读书之时，正是古老的中国大地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年代。 半年之前，一件开天闢地的大事在中国上海发生，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尽管这一消息还难以很快传到远隔千山万水的陕西渭北农村，当地中共组织的建立也是几年以后才有的事情，但是当地的中共组织的建立也是几年以后才有的事情，但是共产主义的幽灵也已在这里徘徊，进步民主的浪潮开始涌动在西北大地。一批在外地的知识分子举办刊物向家乡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后来，一些已参加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回到陕西，通过社会实践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曾被选为全陕学生联合会副评议长的富平籍学生邹均在北京上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利用暑假回到家乡，开展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活动。一九二一年夏，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总指挥胡景翼也在陕西靖国均重要活动区域三原、富平一带，散发石印本《李宁主义》(即列宁主义)小册子，宣传苏联十月革命。一九二二年后，三原几所中等学校学生组成宣传队赴富平等渭北各县，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华盛顿会议瓜分割裂中国的宣传。省立第三师范学生张波在富平宣传时，当众咬破手指，以昭明爱国之志，引起强烈反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当地的群众斗争结合了起来，县北曹村、雷村一带的农民，用鸡毛传帖的形成组织发动起来，拥向县城向当局开展“交农”斗争。刚刚进入学龄阶段的习仲勛，对听到的宣传和眼前发生的一切尽管还是朦胧的，但这无疑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起点。 习仲勛上学时，小学教育由“四三”制改为“四二”制，即学制由初小四年、高小三年，改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初小课程分为正课和副课，正课国文(后改国语)、算术、社会、自然，副课为唱歌、体操、图画、手工等。但还须熟背《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的蒙学经典，逐日临习大、小楷书帖，交老师注重身教，为人师表。每天天不亮，他就上到门楼太前，监督学生按时到校，早读自习。对违犯校规、不认真学习者，按当时校规常施以打板子、下跪、顶砖等方法体罚。习仲勛在这里上学，他外婆家就住在学校东侧，中间只隔一条大路，他可以就近吃、住，这就少了一天往返几次回家时间的浪费。同时，外婆还特别叮嘱他帮助小他一岁低一年级的表弟柴国栋上学。他们既是表兄弟小伙伴，又是一对帮学的“小师生”。 习仲勛从一入小学起，就表现出聪颖的天资和渴求知识的浓厚兴趣。他喜欢国语学习，尤其长于对古文的背诵。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他背得滚瓜烂熟;先生布置的背诵课文和作业，他总是完成得又快又好，因而深得老师的赏识和同学们的赞扬。他小学时期的同学田绍西回忆说：“我和仲勛在一个板凳坐了四年，读完初小，又一起上了高小。他小时头脑反应特快，记忆力特强，又勤学好问。老师每天布置一大堆背书任务，我们一听就头脑发胀，许多学生因为背不过书而挨板子。但他好像不很费力气就熟背如流，考试老是第一。 郭培生先生偏重传统的死记硬背注入式的教学方法，但也时常採用一些启发式的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贴堂”就是他常用的一种。他将学生的完成得好的作文、大小楷和其他作业，张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用以表扬优秀，激励上进，同学们称之“贴堂”。初小四年间，习仲勛是“贴堂”最多的一位。半个多世纪以后，他回忆小学生生活时说：“郭先生对我的启蒙教育，印象极深，他人品好，书也教得好。我上学第一次考试考了全级第二十七名，此后就一直是第一名这与郭先生这位严师的悉心教诲是分不开的。 生性活泼的习仲勛，非常喜欢上体育课和做课外游戏。只有在这时候，他才觉得从书本中解脱出来，像出笼的小鸟，尽情展翅飞翔。老师常组织一种叫跑旗的体育活动，很受学生欢迎和喜爱。跑旗类似今天的接力赛，只不过是以小旗当做接力棒。即将学生分为人数相等的两组，持旗人跑完一段距离后将旗依次下传，旗最先到达终点者为优胜。习仲勛跑棋速度快，接传小旗敏捷，每次跑旗时，同学们都希望和他编在一组。都村村子西边有一个涝池，平时蓄水不多，池岸宽阔。这里是都村小学的孩子们嬉戏玩耍、尽情展示天性的地方。多数时间放学后，以习仲勛为首领的都村附近孩子们和聂家庄周围的学生总要在这里摆下“战场”，进行作战游戏。一声“开火”，双方就投掷土块，开始“远射”，进而步步逼近，直到扭成一团，打个交手仗，方才宣布“停战”。每当此时，习仲勛总是显得特别机智勇敢，指挥有方。他先找个竹笼往自己头上一套作为头盔，既能从缝中辨别方向，又能掩护自己，高喊“沖呀”，身先士卒，攻入“敌阵”。时间一长，小伙伴觉得他灵活机敏，都愿受他指挥，亲昵地称他为“习司令”。 一九二五年春，十二岁的习仲勛参加了两次当地具有政治性的活动，对他的思想影响颇深。三月十二日，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四月十日，着名爱国将领胡景翼在开封逝世，陕西西安、三原等地纷纷召开追悼会表示悼念。富平县庄里镇是胡景翼将军的故乡，已有共青团员活动的庄里立城公学，也先后为孙中山和胡景翼举行追悼会，并吸收周围乡村的学校师生和群众参加。都村小学的师生两次徒步赶赴庄里参加大会。会场摆着輓联和不同风格的輓词，哀乐低回，主祭人致辞悼念，气氛庄重肃穆。习仲勛深深为会议情绪所感染，在这里，他初次了解了孙中山先生和胡景翼将军的革命经历和民主主义思想，增添了更多仰慕之情。
第5页 是年底，习仲勛初小毕业。同级近三十名学生中途停学和因其他原因失学，考上高小的只有习仲勛、宋杰生、周齐、程孔昭、刘相、田绍西等七八名同学。当时有两所高小可以选择，一是设立在县城内的县立第一高级小学，距离家乡十五里远;二是设立在庄里镇的立城公学高小部，比第一高小远十里。习仲勛说：我们干脆到庄里上立城公学，立城牌子亮，名气大。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贊同。这些刚刚走出初级小学校门的孩子作出的决定，不仅仅是对一所学校的嚮往，还包含着对自己心目中的爱国英雄的崇拜和对新文化、新知识的追求。 第02章 人生新历程 ●“都村三杰” 一九二六年春，习仲勛进入立诚公学高小部上学。他因为升学考试成绩优异，成为该校少数由校方供给的公费生之一。 立诚公学，是胡景翼将军一九二0年在原靖国军阵亡将士子女学校基础上创办的一所完全小学。一九一八年陕西靖国军进驻庄里，胡景翼深怀对阵亡将士感念之情，将二十多名烈士遗孤集中起来，聘请了两位教师管理授课，全部费用由靖国军军费开支，使这些孩子有读书学习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随后又聘请了校长，并用部分军费和各方人士捐款正式建校。一九二一年学校初步建成，胡景翼出席开学典礼，并为学校书写了：“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理想的人格，创造健全的社会”的二十一字校训，作为办学宗旨。“立城”校名，胡景翼也颇费心思，于一九二二年正式选定命名。语出儒家经典《大学》：“立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强，国强而后天下平。”以此作为校名，其寓意是深刻的。 学校建于庄里镇中心地段，坐北朝南，对面是华佗庙。校门上额有胡景翼书写的“立诚学校”校牌和“文化”二字的门匾。进入门内，迎面而立的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藏书楼，楼檐四角翘起，呈飞展之士。楼中上方嵌有“书库”二字，亦为胡景翼将军亲笔所题。藏书楼两侧是排列整齐、建筑风格独特的东洋式教室，水磨青砖墙壁、白灰细线勾缝、拱形屋顶，半圆形门窗。再向后走是一座称为“十三间楼”的两层楼楼房，东西两边各有一座以天桥与主楼相连接修建精緻的三层角落，楼正面镶挂二十一字校训。楼北是学校大操场。校园内柏树四季常青，春夏杨柳图絮，花草溢芳，校园环境优美而宁静。立诚学校教学设备先进，师资力量雄厚，在当时渭北地区是屈指可数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正是革命风雷激荡的时代，这所具有浓厚民主进步色彩的学校，加上优越的教学条件，自然吸引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来此受聘任教，三原、耀县、临潼等邻县的学生也纷纷慕名报考。立诚学校由鼓吹民主思想的阵地进而发展成为渭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点之一。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富平县早期组织也先后在这里建立，成为富平县中央党团组织的发祥地。 习仲勛的人人生历程，在立诚学校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 一九二五年春，毕业于三原省立第三师范的共青团员严木三受聘到立诚学校任校长。严先生有意将自己收藏的《中国青年》半月刊在学生中传看，并引导学生阅读其他进步书刊，传播马克思主义。同一时期，以三原中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为主体的渭北青年社成立，并设有立诚、富平青年社。“渭北青年社，其大本营在离西安九十里之三原，现人数已达二百人。分社有临潼、富平等二三处，分子极为纯洁勇敢。”立诚青年社，在富平县立诚中学内，社员三十余，皆能实地工作者。富平青年社四十余人，在富平县高小内者为多。”立诚青年社的建立，成为当地中央党团建立和发展的组织基础。是年秋，严木三根据共青团三原特支的指示，在立诚发展唐玉怀、宋光龙、白振江、惠忠德、师守约、贺廷璋、赵承琨等十多名青年社社员为共青团员，并成立立诚学校团小组。一九二六年一月，共青团富平特支在立诚学校成立。三月，刚入学不久的习仲勛加入立诚青年社。五月，习仲勛由送文梅、武子镇介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其时，他还不到十三岁。 这是他七十余年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革命生涯的开端。【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立诚学校一年间，习仲勛因学习成绩优异和小小年纪参加革命斗争，与程建文和高一级的学生宋文梅，并称为“都村三杰”。然而这些开始投身于共同事业的热血青年，在以后岁月中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书写了不同的个人历史。这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人生道路的真实缩影。 宋文梅、又名若暻、金斗，都村西凤凰堡人，一九二七年入党，曾任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团支部书记。一九三0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期间因中共地下党组织遭破坏而回到西安，后在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一九三六年，任西安缓靖公署特务营营长，深得杨虎城将军信任和器重。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中，承担拘留国民党中央大员、看押蒋介石任务。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当局以“劫持统帅罪”逮捕关押，后由中共组织营救出狱。党和人民政府没有忘记这位对历史有功的人。建国初期，已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勛，安排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工作，一九五五年一月又担任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副处长，是年不幸患病去世，年仅四十五岁。 程建文，字怀璞，又名程侠，后改名陈建中，都村以东的洼里村人，离习仲勛家相距不到十里地。学生时代是一位激进的小知识分子，曾任中共渭北特委委员、陕西省委组织部秘书等职。一九三三年四月，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后脱离革命阵营。一九四九年随蒋军去台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评议委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缓和两岸敌对情绪的主张。富有传奇性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两位效力于不同政治营垒的人，在经历了近六十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之后，又有幸再次相会。一九九0年十月十三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陈建中先生以私人身份访问大陆，并殷切期望其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立诚学校主要开设有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理科、国音、农业和副科唱歌、体操、图画、手工等。带国文课的老师是三原县一位叫戴博轩的老先生，其学识好，特别重视学生的写作练习。一次，他出了一个叫《可憎的蚊子》作文题，让同学以自己的观察和体会作文，然后又进行文章讲评，引导学生由自然界的现象联想社会上真善假恶现象自由讨论，以增加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这件事给习仲勛和许多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习仲勛同班的学生还有胡景翼将军之子胡希仲及其胞弟胡景。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与胡景铎叔侄之间就交情甚笃，以致发展到在解放战争中促成了成千上万名国民党官兵的起义。
第6页 在繁多的课业学习中，习仲勛各科成绩始终是名列前茅的。庄里镇一位当年常为立诚学校书写文告的同学回忆说：“每次考试发榜。仲勛各科成绩总是名列榜首。” 然而，他在这里更多的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并作为共青团组织的一员，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斗争。这首先得益于已是共青团富平特支书记的严木三先生。严先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採取的一个方式，就是把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着名共产党人发表的文章和进步报纸杂志的重要观点，自己先背下来，然后在课堂内外给学生复述和讲解。同时他还注意收集同学们不同的思想反应，把一些为学生喜闻乐见的书刊介绍给大家阅读，在进步学生中发现积极分子，吸收加入团组织。一九二六年春，在渭南县渭阳中学担任训育主任的共产党员方仲如，带领几名学生到立诚学校巡回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採取作报告、开座谈会等形式，讲述国际国内形式，历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罪行，并结合当地实际，动员学生行动起来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十三岁的习仲勛开始接触到一些粗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逐渐了解到在课堂以外还有更广阔的知识天地，从而催发了他探求新文化、新思想的浓厚兴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习仲勛对这些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仍记忆犹新：“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和立诚学校是渭北的两个革命据点。在立诚时，严木三先生曾是我的级任老师，他小心谨慎，在教学中宣传进步思想，引导许多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方仲如来立诚作报告时神采飞扬，很有鼓动性和感召力，他的讲话使人一下子开阔了眼界，深受师生的欢迎。” 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共立诚学校小组成立，即在学校发展党员，并利用课余时间，有组织地到庄里北边的董家庄、景家窑、三条沟、石窠等地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捐、反霸斗争。习仲勛便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常受党团组织指派拿上用黑麻纸写的传单、插上鸡毛送到农民手中，以鸡毛传贴形式进行串连。传贴上写着某月某日在某地方有要紧的活动等语。一次在上官村大庙集中了五十多名农民，习仲勛和几名学生随严木三作宣传演讲，号召农民行动起来，抗粮抗捐，反对土豪劣绅，读书识字，学习文化，一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庄里镇有一个恶霸保正叫张积德，向群众乱摊滥派，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立诚学校党团组织决定，举行清算斗争张积德集会，并以此推动农民运动。此举得到中共三原特别支部的支持。七月，斗争大会在庄里镇东关五岳庙举行。庄里镇、黄家窑、景家窑等村庄农民群众赶来参加大会。以党团员为骨干的立诚学校师生一百多人拍着队、唱着歌，呼喊着口号进入会场。群众情绪极为激愤，高呼“把张积德抓起来”、“和张积德算帐”等口号，会后举行游行示威。习仲勛、白镇江、惠永枚等部分学生和三条沟农民刘维汉等，砸碎了张积德家大门上的“名重梓里”的金字匾，并组织受害群众联名告状，迫使当局关押了张积德，清算出四百大洋赃款，交由立诚学校充作办学经费。此次斗争拉开了富平农民运动的序幕。 这是习仲勛第一次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在实践中，他逐渐明白了农民只要组织起来，就具有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强大力量。同时，他少年有志、勇敢无畏的气质特徵和斗争精神也开始显露出来。 是年冬，习仲勛参加了学生党员宋光龙、白振江组织发动的驱逐校长郗敬斋的学潮。学生从清查学校帐目入手，揭露了郗敬斋的种种劣迹，迫使其辞职离校。在立诚学校一年间，习仲勛还参与了当地开明士绅、民团和群众、学生联合发起的驱逐反动军阀麻振武势力的活动。他随学生进行街头演讲，演活报剧《北伐》刷写张贴“打到军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标语，焚烧外来的洋菸洋货。这位刚刚加入组织的共青团员，在频繁的革命活动中经受了锻鍊和考验。 立诚学校革命风潮的兴起，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惊慌和仇视。一九二六年秋，立诚学校校董胡景铨找藉口提前解聘了严木三先生。后学生党员宋光龙、白振江等因身份可能暴露，根据组织决定也离开学校。尽管该校中央党团组织仍然存在，但由于形式的压力和一些党团骨干的陆续离校，活动受到一定影响和限制。 鑑于政治形式和学习环境的变化，习仲勛等决定转入富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上学。他们中途转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知离开立诚学校后，在富平县北乡一带搞农民运动的严木三先生已受聘担任县立第一高小校长。 ●在县立第一高小 富平县公立第一高等小学，位于县城东南隅富厚仓故址。第一高小的前身是清末设立的“湖山书院”，院内有一座建于同治年间的阁楼，名为“望湖楼”，后毁于战事，一九二三年重建为砖木结构的三层阁楼。第一层门额石匾题“礼堂”二字：第二层北门石匾题“建义”，南门题“望湖”;第三层南墙正中匾题“藏书”，北面镶匾题“尊德”;落款均署：“壬戌(一九二二年)年冬书于郑州军次胡景翼。”登上望湖楼可以俯瞰富平县城全景，一九八四年春，习仲勛在会见富平县委的同志时，还深情回忆起当年登临楼顶时收入眼底的四景风光：“南门外望湖水稻子莲花，北门外水长流桥上桥下，西门外圣佛寺一座宝塔，东门外窦村堡千家万家。” 富平第一高小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在陕西护国运动高湖中，这里爆发了一场“讨袁逐陆”的重要斗争。一九一六年陕西督军陆建章令其子陆承武率精锐一团“中坚团”巡防渭北，端午节当天陆到富平，团部驻扎第一高小(时名湖山书院)院内。当日午夜时分，在“活捉陆儿子”的喊声中，胡景翼部突袭陆承武驻地，并将陆生擒，以此迫使陆建章交出陕西督军大印。逃离陕境。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富平县活动的重要地点之一。一九二五年春，中共党员王佛宗应聘到第一高小任教，他以课堂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年冬，王联合教师武景轩等，发动了以改革教育、解聘腐败教员、驱逐反动校长为目的的学潮，得到旅京、旅省学生的支持，北京出版的《共进》杂志曾发表评论予以声援。迫于各方压力，当局不得不把县知事和教育局长、第一高小校长撤职。 一九二七年春节过后，习仲勛与宋杰生等一批立诚学校的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转入县城第一高小上学。 在此之前，刚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帮助建立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的全省代表大会的严木三回到富平，建立起国民党富平县党部。严木三以国民党员公开身份被推选为主任委员，继而担任富平县立第一高小校长。严木三是中共富平特支书记兼共青团特支书记，他主要活动在第一高小，因而这里就成为中共富平县党团组织领导中心和培养发展革命骨干的阵地。
第7页 严木三在一高聘请共产党员和一批进步青年教师任教。当时流行的一首打油诗，足以说明一高教师中的党员情况：“木栅之中石麟吼，俊仙微嗔雪亭走，资英若松舞秋泉，媪婆淑心穿夹裤。”诗以第一高小十一名教师名字的谐音作成，除郭雪亭、武秋泉外，其他九位皆为中共党员。一时进步力量云集这所学校，革命斗争出现高涨形势。习仲勛进入第一高小上学，由原来的公费生改为每周一次从十五里外的家中取干粮馒头，吃上六天，生活较为艰苦。但是，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学习环境深深吸引了他。他除刻苦地功学课业以外，还以极高的热情投入较前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革命斗争之中。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革命出现急剧转折的一年，政治风云的起伏变幻，在富平县也产生了震动。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国民革命。陕西的共产党、国民党组织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一致行动，组织了以农民和学生为主体的反蒋讨蒋群众大运动。是月底，富平县各界召开声讨蒋介石群众大会，四月二十八日，中共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等遭奉系军阀杀害，噩耗传到富平，许多学校举行罢课，召开追悼会，发表演说，散发传单，抗议军阀反动行径。五月十一日，驻户县新军阀经纬制造屠杀农民运动骨干和农协会员多人的惨案，富平县农协筹备处根据省农协筹备处通告，举行群众集会，声援户县人民反对何经纬的斗争。五月，富平县党组织根据中共陕甘区委印发的纪念红五月活动的宣传大纲，组织学校师生及农民群众，于“五一”、“五四”、“五九”、“五卅”展开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当时的报刊对富平县及第一高小活动情形作了详细报导：“富平五九国耻纪念大会规模宏大，参加者热烈，为从来所未有。当时到会有组织的民众共三四千人，妇女、商人、及旁观者共计五六千人。开会前，由一高新戏团表演新剧三幕，即正式开会，并举行工、农、商、学、兵联欢仪式。闭幕后，立城、一高新剧团演剧数幕。当时会场旗帜招展，戈矛森布，各界群众感情融洽，革命空气甚为高涨。”“富平各界于二十九日，在第一高小大礼堂举行追悼李守常(即李大钊)等同志及援助户县农民大会。到会者有各界代表及一高全体学生，历时约四个小时之久，除由各界指定报告李同志死难情形、履历及户县惨案经过外，另有二师代表张同志及县党部代表同志等演讲。当场又一致决议通电各处及第二集团军总部、驻陕总部，请求严厉惩办惨杀农民、摧残党务的新军阀何经纬，并请求努力于最短期间打倒‘四二八’惨案刽子手张作霖。各界代表誓愿以全县民众作后盾，一时革命空气瀰漫全场。” 习仲勛在中共特支和团组织领导下随一高师生参加了这一系列的活动。他还多次和其他团员一起在离学校不远的彭村塔等地开会，讨论共青团员在斗争中担负的任务、斗争方式和纪律，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习仲勛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他在游行队伍中总是活跃的一位，手持小旗呼喊口号，散发传单。他们还自编活报剧，在附近的迤山庙集会上演出，进行街头演讲，宣传群众拥护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一时使富平的大革命运动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局面。 鑑于习仲勛在革命活动中的突出表现，中共富平县特支郑重讨论 他的入党问题。会议在一高学校中院东边的一所房间召开，由于特支一些成员对严木三持有不同意见，认为习仲勛是严先生由立城学校带来的学生，再加上习仲勛年龄尚不足十四岁，即以年龄太小、转学来时间太短为由没有通过。但是，从这件事不难看出，习仲勛在现实革命斗争中已逐步向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迈进。 不久，国内政治形势迅速发生逆转。率师东征的冯玉祥，先是同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等举行“郑州会议”，后与南京的蒋介石等又举行了“徐州会议”。遂屡电在西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石敬亭实行“清共”，通缉拘捕共产党人，解散革命团体，并以石敬亭为主席组织起陕西省政府，解散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陕西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渭北地区晴朗的上空也出现了乌云。以中央党员为骨干，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国民党富平县党部被彻底改组，倾向革命的进步县长刘麟阁被撤换。七月初，离习仲勛家乡不远的三原武字区农民协会遭反动军队包围，并被强令解散，农协负责人被逮捕。七月三十日，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政治保卫师师长的共产党员史可轩，在拒绝冯玉祥调其入豫电令后，率部向渭北山区进发，途经富平县美原镇时，遭国民党新军阀、陕军南路军师长田生春杀害。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共富平特支根据陕甘区委採取“退守政策”和“整顿组织”的方针，党团组织转入地下秘密活动。集中了数十名党团员的富平县第一高小，虽然公开的宣传集会暂时停了下来，表面上趋于平静，但是，组织活动并没有间断，他们从发生在眼皮底下的血腥惨案中看出了当局的反动本质，更增添了对蒋介石集团和反动军阀的仇恨。习仲勛多次参加团员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在新的形势下，他们决定今后团员之间只发生纵的关系，不进行横向联繫，对外严守秘密，不暴露身份。 昔日还是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转瞬之间，兵戎相向，残酷镇压，年轻的习仲勛一时感到迷恾不解。他苦苦地思索，求教于自己信赖的老师和同学。在团员开会时，他仔细听取别人的发言，并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逐渐明白了劳动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革命，寄希望于国民党、军阀是靠不住的，只有在共产党的旗帜下，依靠劳动人民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 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消息，从中国的南方传到这个遥远的陕西关中小县城，中共富平特支迅速把这一喜讯传达给党团员。九月二十六日，成立仅两个月的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红埠街九号密码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曾在北京创办《共进》杂志的李子洲，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会议作出《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及组织、军事、国民党问题等九个决议案。特别指出：“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党在陕西特要任务。”“党到农村去”、“党到军队中去”、“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必要时亦可上山，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十月八日，中共陕西省委以第一号通告，向各级党组织通报了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情况，要求在其精神指导下开展各项工作。十月十二日，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发动的清涧起义爆发，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封建军阀统治的第一枪。它如漫漫长夜中一声春雷，强烈震撼着三秦大地。习仲勛和同学们谈论着时局的变化，笼罩在心头的阴云慢慢散去，由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名字嵌入了他的脑际。他领悟到，当蒋介石举起屠刀的时候，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压倒，被屈服，而是在滚滚寒流中酝酿着更理智、更英勇的斗争。他看到了年轻政党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前程。
第8页 这年冬天，中共富平特支组织和发动的驱逐县教育局长樊益三的斗争在第一高小发起，党组织决定利用选举之机，推选在一高学校任教的共产党员石林侯代替樊益三任教育局长。后选举未完全如愿，但将樊益三赶下了台。习仲勛积极投入驱樊斗争。他们揭露樊任内的劣迹，进行宣传演说，形成了富平县一次较大的革命学潮。 年底，习仲勛高小修业期满。这时，已在省立第三师范上学的好友宋文梅，极力鼓动他报考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在后来的升学考试中，习仲勛即以优异的成绩被省立第三师范录取。 然而，他的师范生学习生活是短暂的，一场厄运突然降临到这位刚刚走出家乡的少年身上。 ●“三师”学潮 1928年农历正月初的一天，习仲勛和富平县十多位同学来到三原县内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报到。尽管隆冬季节的寒风仍一阵紧似一阵，但在这里已感触到了春天的气息。 陕西省立第三师范设立在距省城西安五十公里的三原县城内城隍庙街“大公馆”，这是一个地居渭北要冲有“小北京”之称的关中重镇。东北邻临潼、富平，东南接高陵，西连泾阳。因境内有侯原、丰原、白鹿原而取名三原，是渭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京、津沪、蓉、渝及甘、宁、青等地交往频繁。四川的大盐商要在这里歇息，甘肃的牛羊、青海的药材、关中的粮棉要在这里集散交易。交通贸易的发达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使进步思想和国内外新闻信息在这里得以迅速传播，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也自发开展起来。仅靖国军以三原为根据地的数年间，三原的小学校，即由原有的一所县立高级小学增加到七所;中学由原由的一所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改为第三职业学校)，增加到有省立渭北中学、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和县立三原女子中学、三原初级中学等五所中等学校。五四以来，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募捐赎回胶济铁路、抵制日货等较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活动接连不断。学生运动、农民运动深入发展。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三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领导着泾阳、三原、富平、蒲城四个县五个特别支部，三个支部，有党员四十七名。一时三原成为渭北党团组织的重要活动据点和领导中心。 习仲勛报考第三师范，与其说是对学校的选择，不如说是对自己心中理想的嚮往和追求。他的老师严木三就毕业于这所学校，他从严先生和好友宋文梅那里对这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有了更多的了解。 陕西省立第三师范诞生于五四运动的潮流之中，于右任、胡景翼等民主主义革命家和一批留学生，把许多新鲜的教育内容和先进的办学方式带给了这所学校。在这些革命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这所学校从一成立就具有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拥护孙中山护法运动的进步思潮。第三师范实行两种学制，一种是四年制，课程设置较多，称为“完全科”;另一种是两年制，课程相对简单，称“速成科”。当时开设讲授瞿秋白、蔡和森编写的《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一九二四年初，正在该校读书的蒲克敏、严木三、梁益堂、亢心栽等人受《共进》杂志宣传的影响，组织建立了有社员二十余人的“青年同志共进社”。是年冬，受共青团中央委託，由上海大学回乡组建团组织的李子健，了解到“青年同志共进社”的情况以后，即倡议成立了“渭北青年社”，社章以共青团章程为蓝本，发展组织，出刊《渭北青年》杂志。这一组织迅速辐射到三原各学校和邻近各县，习仲勛就曾经是立诚分社的社员。 一九二六年三月，第三师范学生为开展纪念巴黎公社活动，爆发了一场轰动渭北达四个月之久的学潮。三月三十日，共青团三原地委在第三师范成立。三师又成为团地委机关的所在地。团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直接发送这里，进而又变成团地委的精神，传达到基层团组织及团员青年。一九二七年七月，陕西政治形势发生逆转以后，共青团三原地委随地方党组织的变化改为共青团三原县委，机关移至三原北城。但是三师党团支部仍然健全，活动从未停止。三元县城内近十所学校互相影响，团员青年各种形式的活动显得异常活跃。 四十年后，习仲勛对初入三师的情况记忆犹新：“一九三八年一月下旬，我考入三原第三师范读书，当时学校党的负责人是李文华、宋若璟。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宋若璟即另名宋文梅的直接联繫下，我们进行校内的学生运动和校外的革命活动，对外主要是每天晚上外出散发标语传单，採取各种方式对工农兵学商进行宣传，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习仲勛同在第三师范上学的另两位富平籍学生董子平、华岳重对这段斗争也有着深刻的记忆：当时学校宋文梅是团支书、学生会会长是杨树荣。在三月十二日以前，宋文梅叫我们到东关武延俊家中去，和三中、三职的两个同学写标语。之后，学校及街巷的墙上就贴满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标语。我们十多位团员曾在三原县东关清河沿上的公共体育场秘密举行会议，我还通知过人。会议由宋文梅召集，主要分析形势，布置如何做好宣传，加强组织活动等问题。还经常书写张贴标语，散发传单。 在白色恐怖下，三原学生运动自然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他们派一些反动骨干到学校担任校长、训育主任等职，加强对学生的监视和控制。这样就使得反动当局实施黑暗管教与中共党团组织领导学生进行反黑暗统治的斗争日益尖锐。在三师则具体表现为中共党团组织与校长王藩臣、训育主任魏海争取学校大多数师生的斗争。王藩臣，陕西咸阳人，出身大地主家庭，曾参加进化社，专与中共领导的共进社作对，其任三师校长后又拉拢一些人，打击进步师生。魏海，又名魏博如，为人骄横，目中无人，对学生行动严加限制，动辄用教鞭抽打体罚学生，上课时有时就一屁股坐在了讲台上，同学们对其尤为愤恨，送以“吝虫”绰号。一次上课时，因其打骂学生，引起众怒，学生齐声高喊“撵出去”。但真正引起矛盾激化，是缘于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活动一事。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周年。学校当局准备开展纪念活动，进步师生出于对王、魏不满，即提出不参加校方组织的活动，以表示抗议。十二日晨，由学生会会长杨树荣出面召集学生开会，宣布不参加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活动。但是，部分学生又反对学生会的意见，而引起争吵。这时，住在教室隔壁的训育主任魏海听到吵声后，即质问杨树荣：“为什么不让参加纪念活动?” 杨回答说：“是大多数学生的意见。” 魏又问：“都是谁?”并让取来纸张，杨树荣说一个名字，魏自己在纸上记上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杨树荣一连说出了刘继锷、高天作、刘全中、惠贞祥、王秉衡、李彦仓、华岳重、董子平、习仲勛等九位共青团员的名字。然而，就是杨树荣的这一随意行为，造成了日后九名学生四个多月身陷囹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9页 此后，学生们和魏海的矛盾冲突升级。为了应对这一事态变化，党团组织开会研究新的斗争方式和策略。 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一系列指示的传达和省立渭北中学的学潮，促使第三师范党团组织作出了除掉训育主任魏海的决定，并得到上级党组织的同意。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翌年一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多次接到中央关于发动农民暴动夺取政权的指示函件，并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月召开第二次省委全会，修改了第一次全会《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将“准备总暴动”修改为“组织农民在农民协会旗帜下发动抗税抗粮的部分暴动，以至总暴动”。三原渭北中学党团组织，据此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杨少农的学潮。十二月十九日，中共陕西省委就渭北中学学潮特别指示三原县委：“在三原城应用赤色恐怖以抵制白色恐怖，渭北中学学潮要坚决的领导，作积极的斗争，对杨某应指定同志以非常的手段对付之，愈速愈好。”省委指示传达后，渭北中学学生将杨少农驱赶出校。 三师训育主任魏海记进步学生黑名单之事，引起中共三原县委高度重视。县委学生运动负责人武延俊在东关操场召集宋文梅、习仲勛、程建文开会，研究对策。他们即以省委对三原县委指示信精神，作出採取非常手段除掉魏海的决定，同时提出了採用炸药炸或放火烧死魏海的方法，报请上级组织批准。后来他们反覆考虑，如果使用炸药，可能出现炸不了对方，反而炸伤自己的情况;放火烧房，极有可能引发大火，烧毁学校，造成大的损失和伤害，对大多数学生更为不利。遂请求党组织改变计划，採取投毒的方法毒杀魏海。行动方案得到了县委负责人的同意，并指定由程建文执行。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程建文将一种叫“人缘巴豆”的毒药投入三师教师灶的稀饭锅内，部分教师餐后呕吐腹泻，轻微中毒。毒杀魏海未达到目的，反而行动暴露。地方反动当局当即派人追查。三师“毒杀案”在渭北以至全陕西地区反响强烈。习仲勛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因此受到审查，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说明。 “三师毒案”从它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可能性和现实性、动机和目的，似乎长期不为人民所理解，特别是对採取给教师饭锅投放毒药的斗争方式，还多有微词。然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当事人的思想行为也受其年龄、经历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和局限。如果把这一事件放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血腥镇压革命，疯狂毒杀共产党人的严酷形势下去考察;如果透过发生在北方县城的这一小事，看到年轻的政党曾受“左”倾盲动主义严重影响，提出的革命方针就是全国暴动，武装夺取政权，一时以红色恐怖对抗白色恐怖的口号连天，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与争取革命胜利的急性病相互交织，革命的英雄主义和冒险盲动情绪同时进发;如果穿越近七十年的历史烟尘，看到事件的行为于仅是一群刚刚步入初级师范的十三四岁的热血少年，人们就难以苛求他们做出更为周密、更为成熟、更为准确的举动。相反，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和果决的英雄壮举，却令人肃然起敬。 ●系狱 已是清明时节，渭北高原的春季乍暖还寒。 “三师毒案”发生后，三原城头乌云翻滚，阴风阵阵。 先是被省立渭北中学驱赶出校的杨少农，勾结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带地方武装包围了渭北中学，逮捕了共产党员八名，共青团员三名，进步学生十余名。继而反动当局向第三师范发动“围剿”。 “三师毒案”发生后第三天早晨，学生刚刚起床，有的已开始吃早饭。悽厉的警笛声、吵闹声在学校周围响起，国民党三原县县长带军警特务一百余人将三师团团包围。学生只许进入，不许走出校门一步。接着将全校师生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习仲勛从其他同学传说中得知，这是当局追查“毒杀案”，他转而又想，党团组织负责人宋文梅已经逃离学校，执行者程建文亦外出躲藏，因而心里较为平静地和同学们一起进入教师。几名警察满脸杀气地站在室内和门口，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王藩臣板起面孔训话：“我谆谆告诫，苦苦忠告你们要安心上课，不要胡闹，但有的人居然给先生锅里下毒，幸而中毒较轻，都已抢救过来了。” 县长马润昌用恐吓的口气说道：“学校有坏分子捣乱，这里的人都不许动，谁动就对谁不客气。我们要叫几位同学去县府，把这件事研究研究。”说完即按魏海三月十二日记下的名单，将习仲勛和李彦仓、王秉衡、董子平(易正)、华岳重(西峰)、刘继锷、高天作、刘全中、惠贞祥(得林)带到国民党县政府。此时，已躲进三原民治高小的程建文也被三原当局逮捕，同时还带走了民治学校学生数十人。第二天早饭时，中共三原县委学运负责人武延俊也被捕押。 霎时间，三原城内岗哨林立，商市停歇，人心慌乱，一派阴森恐怖气氛。 习仲勛等被带入三原县政府的当天，县长马润昌即在县政府二堂西厢房内亲自对九人轮流审讯。马润昌审讯习仲勛时绕过毒杀案一事，用套供的方法问：年龄多大?什么地方人?几时投考第三师范?习仲勛一一作了回答。马润昌又问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河道巷会议参加了没有? 习仲勛回答：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加什么会议。 马又诈问：“前面被审同学都已供认，你还狡赖?” 习仲勛提出可以和供认的同学当面对证。在审讯无结果的情况下，马润昌又以有嫌疑需要调查为由，将九人押入看守所。这是习仲勛一生三次系狱中的第一次。 三原反动当局对逮捕的民治小学的数十位小学生审讯后，便由该校校长出面担保释放，只讲程建文一人在县政府后院单独关押，后送往西安模范监狱。他们将习仲勛等第三师范的学生视为共产党重大嫌疑犯，给他们戴上脚镣，押入县看守所内，严加看管。在给习仲勛戴脚镣时，一位押在同院内的马鸿宾部逃兵，看到习仲勛年纪小，刑具沉重，就从自己裤子上撕下一块布将铁镣裹上，使习仲勛极为感动。 武延俊被押入看守所后来，便成为组织指导狱中斗争的核心。他鼓励大家说：“不要怕，当局没有抓住我们任何证据，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一天，他单独和习仲勛谈话，郑重宣布习仲勛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说仍保留团籍，作为跨党分子参加活动。从此，习仲勛的人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三十九年后，在古城西安身受造反派围攻的习仲勛，以朴素的语言和复杂的心情，说出了当年执着追求革命的心情：“我在狱中的一切行动，都听武延俊的指示，他分配我干什么，如何干，我都坚决地按他的吩咐执行。我那时只是对旧社会不满，并不懂得共产主义为何物，仅凭个人热情闹革命，完全靠自己的一股勇气，而真正懂得一些革命道理，还是在狱中由于武延俊的帮助才取得的。”为了有利于团结斗争，保守秘密，他们成立了一个党团员秘密小组，由武延俊负责单线联繫，习仲勛、刘全中、高天作、王秉衡、李彦仓等参加。
第10页 在三原看守所两个月内，他们主要进行了三项活动和斗争：一是学习知识，统一思想认识。武延俊和外面保持秘密联繫，让人送进了一些如《社会进化史》之类的理论和进步文艺读物，武还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宣传和讲解。当时，个别同学流露出动摇和消极埋怨情绪，为了防止敌人分化瓦解，暴露组织和身份，秘密小组鼓励大家要团结一致，保持革命气节，决不出卖同志。华岳重回忆说：“习仲勛当时年小，但很有主见，有魄力，说话有威慑力。他说，到了这一步，谁也不许胡说，谁出卖了别人，我们大家也叫他不能活着出去。”二是进行了以改善伙食为目的的绝食斗争。看守所内伙食极差，饭菜变质，不能食用，是常有的事。为此，武延俊带领九名学生和看守长进行说理斗争，并提出当局如不解决问题，即宣布绝食。情况反映到国民党三原县政府后，县长被迫答应了条件，不再供应霉烂变质食品，改发每人四串钱，从外购饭。但是钱只发在押的学生，其他人不在此列，目的没有完全达到。武延俊和大家研究后，认为绝食应当适可而止，遂停止了改善伙食的斗争。三是对看守所关押的马鸿宾部逃兵进行宣传和串连，提高他们对反动当局和军队本质的认识。同时还把每人发的四串钱分给他们一半，以改善他们的伙食，争取士兵觉悟。他们还以孩子们特有的方式和看守警察作斗争，有时，游戏似地在看守所高声大笑，继而又哭又叫，使得当局对他们无可奈何。这些斗争方式尽管受到所处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取得的成效甚微，但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渭北上空之时，这些尚未出校门的少年所表现出的革命精神和斗争智慧，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六月初，关中已进入麦收大忙季节。国民党三原县县长换成了一位姓沈的，接着又换上了一位姓孟的，县长三易其人，但三师学生被关押一事仍没有最后结果。孟姓县长上任伊始，即答应尽快了结此案，释放学生，后又怕担当责任，决定将此事移送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处理。 一天，武延俊、习仲勛等十人，由马鸿宾部派士兵押解，分坐两辆牛车，走上了通往省城西安的道路。 天空骄阳似火，车轮下黄尘滚滚。牛喘着粗气，“囚车”摇摇摆摆地艰难前行。车上戴着脚镣的习仲勛等十名学生，因为遭受两个多月的牢狱之苦，衣衫脏乱，头发篷长，面色憔悴，长途颠簸已使他们焦渴难忍，昏昏欲睡。这群少年第一次进省城，就是沉重的戴镣行。孤单的牛车，年少的“囚犯”，更多了几分凄凉的悲怆。 习仲勛等被押抵西安后，即交由位于北大街西华门的军事裁判处关押。 这个军事裁判处，是属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管辖的一个军法机构。大革命失败以后被陕西当局逮捕的所谓政治犯多在这里囚禁审讯。其名为军法处，实为反动当局专门捕捉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暴力工具。这所监狱实行所谓“内宽外严”的管理方法：高墙、岗楼，戒备森严，谓之“外严”;对待“人犯”“温和”，有时看守人员和“囚犯”还可以开“说笑话会”，谓之“内宽”。实则以此笼络人心，瓦解政治斗志。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教育家和民主运动的活动家杨明轩先生，于当年1月被军政当局逮捕，也关押在这里，直至一九二九年八月才得以释放。中共陕西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卓越的组织活动家和教育家李子洲，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被捕后亦关押在军事裁判处，其间遭受酷刑摧残，致使病情恶化，不幸在狱中逝世。还有潘自力、刘继曾、李大章、李子健等陕西早期中共党员也先后被囚禁于此地。最多时，关押人数达百余人。许多年后，习仲勛对当时的情形仍有深刻的记忆。他说，我与杨明轩同一个监狱。当局慑于杨先生的社会声望和广泛影响，还在狱中单独给他设置了一间较为宽松的“优待室”。我在他之前获释。他在狱中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三师学生被关入军事裁判后，再不是三原时的十人一室，而是分别关押在小号房内。习仲勛和华岳重、王秉衡同囚一小屋。白天看管较松，可以相互交谈。晚上小房上锁，不能串号。第二天，他们按狱方要求填写了“犯人登记表”。在分别隔离的情况下，习仲勛仍然保持着和武延俊的密切联繫，一有放风或其他机会，就和武延俊接触，听取武的意见，诸如允许和哪些人接近，如何应付审讯以及斗争方式的变换等。习仲勛只与同狱的原三原党团组织负责人李子健、王鸿俊两人接触和交谈，同其他人皆保持距离，不单独接触和谈话。习仲勛曾回忆说，这里和我接触最多的是李子健和王鸿俊，特别是李子健，当时只要有机会，就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和党的基本知识。一个月后，习仲勛被叫去受审。主、陪审者两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留有长须;一个瘦高个，面色较白，三十岁上下。留须者问道：“哪里人?”习答：“富平人。”又问：“多大年龄?”习说：“十四岁。”“参加过共青团没有?三原第三师范的毒杀事参加了没有?三原河道巷会议参加了没有?”习仲勛均以事先统一的口供或“不知道”或“没有参加”作了回答。瘦高个是陪审，不时地在一旁帮腔威胁，但习仲勛仍从容应对，不为其气势所动。审问者一无所获，在二十分钟内就结束了审讯。接着又以同样的程式和内容，对其他九人轮流审讯了一遍，未使用刑罚，未进行逼供，以后再也未过问此案。 当局的“宽容”，并不说明他们对革命者仁慈和手软，只是因为没有掌握到任何证据而无可奈何，特别是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还没有被他们视为真正要剷除的共产党人。而一旦被认定是真正共产党人时，则以残酷手段镇压和迫害。就在六月十七日下午，反动当局将同押于军事裁判处的徐九龄、方鉴昭、任?、李嘉谟、校明济等九名共产党员活埋于西安市北郊，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六一七”血案。 军事裁判处处长叫箫振瀛，他主张实行一套“外严内宽”的看守管理办法。监狱一位张姓看守长，常到狱中游转察看，并对习仲勛等人散布说：“箫处长非常关心青年学生，你们如果再看到处长来时，就当面哀求，处长会设法释放你们的。”学生们听了这些话以后，开始认为是狱方策反，要他们向反动当局屈膝求饶。后经过研究，认为不妨一试。一天早饭时，箫振瀛进入高墙内察看了一圈。习仲勛告诉同屋的文秉衡、华岳重说，在箫振瀛转近时，趁机提出释放要求。箫振瀛看见习仲勛等人围在饭盆前既不吃饭，又不起立，便问道：“为什么蹲着不吃饭呢?” 华岳重首先回答说：“我们都是从学校里抓来的学生，至今还不知道犯了什么发。关了这么久，既不判又不放，家里父母担惊受怕，我们也吃不下饭。” 习仲勛、王秉衡也接着说：“我们到底有什么罪?不明不白关了这么长时间，父母一直不知道消息，谁家的父母不操心儿子?再不处理，我们就不吃饭。”其他囚号的学生也跟着喊了起来。
第11页 箫振瀛看着这些衣衫破烂、形体瘦肉的孩子，兴许是动了恻隐之心，当即答覆说：“你们不要着急，待我给宋主席报告后，就释放你们。” 武延俊、习仲勛从箫的话意分析，感到国民党陕西当局对第三师范学生已无意深究，可望较快获释。 八月的一天，看守长来到狱中告诉说：箫处长准备亲自带领你们去见宋主席，见了宋主席，你们就苦苦哀告，宋主席会释放你们的。稍后一天清晨，狱方给武延俊以外的九名三师学生下了脚镣，并带到了箫振瀛的住处，由箫带领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面见宋哲元。箫在行前说：“你们见了宋主席后，他问到你们有无保人，你们就说有，回来后，我就释放你们。”说完箫振瀛先去省府，两名法警带习仲勛等人来到新城宋哲元办公处门外等候。 宋哲元出来后先看了看每个人的手掌，然后高声说道，过去总司令把路走错了，以致使后来的青年误入歧途，现在只能回头是岸。又说，共产党煽动无知的青年学生捣乱，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年龄这么小，不在学校好好读书，闹什么学潮?苏联过去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害我们，还留下共产党胡闹。我们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把我们国家建设好。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给国家做事。接着又问道，你们有保人没有? 同学们回说，有。 宋哲元最后说，好几个月了，你们的父母日夜盼望你们回来。现在就可以回去安慰安慰家里人了。说完摆了摆手，转身走进了办公室。宋哲元对第三师范学潮案处理如此宽容还有一个内部传言。据说，那天宋哲元推门进入办公室时，一阵风吹来，把摆放在案头的一沓公文吹落在地。他捡起一看，见是关于三原省立第三师范的呈文。颇有些迷信的宋哲元，便认为此案“一风吹”是天意使然，因而即刻下令释放学生。 这是习仲勛第一次见到国民党的大人物。此刻，他们之间是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一个“阶下囚”的瞬间唔面。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曾奉命捕杀共产党人、围剿革命武装的宋哲元，当民族危难之际，出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率部转战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等省，在长征抗战中坚持夜战、近战、血战，屡战屡胜。七七事变爆发之时，二十九军守卫平津一线，宋不为日军最后通牒所动，命令所部将士坚决抗日。军事裁判处处长箫振瀛也在抗战初期出任天津市市长，由此成为有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当宋哲元一九四0年病逝于四川绵阳之时，习仲勛已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担任陕甘宁边区分区书记，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援前线和后方建设。 习仲勛等人被带回军事裁判处，早饭后又由监狱司书领到所谓“优待室”东边的大房内。房中的桌上已放好了纸砚笔墨，司书说，每人必须写一份保证书，方可以回去。几位同学商量后，即用统一口径写下：“我们年幼无知，一心嚮往师范，日后毕了业，可以当小学教员，牌子亮，挣钱多，不料因学潮而引起嫌疑，坐了几个月监狱，以后再不念书，永为农夫。” 但是，当局并未履行无条件释放的诺言，过了十几天时间，仍没有释放的信息。习仲勛等即与看守长交涉，看守长回答说，箫振瀛代表宋哲元去郑州开会，走时没有交代此事，因此他们不能做主放人。待箫返回西安后，又把无条件放人的承诺变成了具保释放。习仲勛叔父习宗仁闻讯专门从富平来到西安，寻到一家赵姓的同乡以商辅具保。但是，在办理出狱手续时，狱方又提出必须有两家以上商辅担保，只好由赵姓同乡刻了一个假商号的图章，作为连环保，才算办齐了出狱手续。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习宗仁还特地买了三个大西瓜，送给了监狱的守员。 出狱前，习仲勛再次与尚不能立即获释的武延俊交谈，听取武对日后活动的意见。武延俊告诉习仲勛说，我的案子还未判决，三原近期的情况也不清楚。但我们在三原看守索的情况以及我介绍你入党和作为跨党分子的事情，宋文梅是了解的。出去以后可以与宋文梅直接联繫。习仲勛望着这位介绍自己入党的人和狱中斗争的“主心骨”，心中掠过一阵酸楚。 不料，他们此次狱中分手竟成为最后诀别。武延俊出狱后患严重精神病，在上海治病时投江身亡。几十年后，习仲勛谈起西安出狱时的情况曾说：“我们十个人在三原被捕同狱，而武在三原狱内又是我们九人公认的领导人，我们九人相继出狱，只留他一人的案情还未判决，当时还不知道前途如何，我们也不能多说什么，就出狱了。”对武延俊的感念之情，可窥一斑。 ●历练中的抉择 古城西安的早秋仍是热浪袭人。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习仲勛正式获释，随叔父回到了家中。 此后的一年间，是习仲勛家中灾祸迭起、横遭不幸的日子。 因第三师范学潮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的学生中有五位富平籍学生，故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特别是对中共富平党团组织内部和学生家庭造成很大压力。有个别学生的家长因不明原因，甚至找到在第一高小任校长的严木三，质问严给学生都讲了些什么，并施压说，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能安全释放，就没个完等。复杂的形势也使党组织内一些同志认识产生了一些分歧。受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影响极深、安分守己的习仲勛父亲习宗德，则认为自己年少的儿子入狱，有悖于耕读治家的门风，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加之四个多月中，舐犊情深，思儿心切，整日抑郁不欢，终积郁成疾。习仲勛回到家时，父亲的病一下好像轻了许多。心中由原来的愤懑埋怨情绪转为理解和贊同。习仲勛回忆说：“我父亲是个老实农民，我被捕出狱后，当时还怕他指责我，他不但没有怪怨我，还对我说，你还小呢，等你长大了再当共产党的代表，为广大穷人办事就好了。一个农民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很不简单了。”但是，这位正直的农民父亲未能逃脱病魔的吞噬，于是年农历十一月逝世，时年四十三岁。 正当壮年的习宗德突然病逝，对这样一个十几口人的家庭，犹如晴空霹雳。习仲勛的父亲是全家当家人，他去世后，留下了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六个年幼的子女。习仲勛年龄最大，仅十四岁。小女儿雁英才三个多月，尚在襁褓之中。还有同家生活的习宗仁夫妇及四个子女。习宗仁平时只是下地做农活，从未照料过家事。习仲勛的姑母也因早年丧夫，携孤寄住娘家，同时帮助照料一家大小的衣食生活。【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关中一带将幼年丧父视作人生的一大不幸。父亲的早逝，使一家人的生活和精神陷入极端困难和痛苦的境地，也使习仲勛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从此，他过早担负了主管家政和抚养弟妹的义务。 回到家中，习仲勛还有一桩更为急切的心事，就是能够尽快地找到党组织，听到党的指示。但是由于在狱中时屋内潮湿，不见阳光，他患上了严重的湿疹疔疮，回家后疮面发炎，出现脓肿，遂引发久烧不退。他不能下炕走路，有时下地只能爬行。病痛交加，久日不愈，使他非常焦虑和痛苦，特别是失去组织联繫，更感到像漂泊于远方的游子一样寂寞和孤独。
第12页 一天，习仲勛的好友宋文梅来到家中，告诉习仲勛说，党组织决定派一批人去学习军事，准备日后搞武装斗争。并说明自己要考陆军大学，约习仲勛同去报考。习仲勛望着这位对革命充满信心和热情的挚友，既兴奋又难过。兴奋的是听到了党组织的声音和信息，看到与自己生死相依并肩战斗的同志又要踏上新的征程;难过的是自己处于病痛之中，不但不能赴外地投考军校，甚至行动已颇为不便。习仲勛郑重地表示：“我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接转，武延俊在三原狱中介绍我入党一事还得不到证明，即使我身体允许，恐怕要经组织同意和介绍，才能同你一起走。”宋文梅为习仲勛的真诚所感动，严肃地回答说：“你在三原狱中的情形和由武延俊介绍入党及作为跨党分子一事，我在三原时已从杨树荣那里知道了，这次我从省上回来，也知道你们相继出狱。我去县上时，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党组织。你现在还不能走动，我还要找胡希仲等人，以后我还可以和你一同去县上谈情况。” 宋文梅离开以后，再没有与习仲勛相会，后即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走过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待他们再次会面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当年英姿勃发的少年，已届不惑之年。 习仲勛病癒后，即专程到富平县城找到了自己在第一高小上学时的老师陈叔馨。陈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一九二七年四月接替严木三担任共青团富平特别支部书记。习仲勛在一高上学时，经常在陈先生的指导下开展革命活动。但是，此时富平县的政治形势逆转，中共组织活动受到极大限制。曾参加了渭华起义的中共富平县委书记马文彦，遭到反动当局通缉。秋，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亲自主持召开富平党团代表会议，改选了县委，并由冯异生继任中共富平县委书记。县委机关也由县城的第一高小迁往美原镇的县立第二高级小学。国民党富平县当局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制发“异党分子登记表”，威逼共产党员填表自首。同时，国民党三原党务指导委员会派员来到富平，在教育局内设立“三原兼办富平国民党员临时登记处”，在登记国民党党员的同时，办理共产党员自首手续。因干旱，麦子未能播种，饥荒已现端倪，富平当局即以不加入国民党不予聘用相要挟，不少人迫于生计而加入国民党。个别中共党员也先后“悔过”自首，退出中共组织加入国民党。陈叔馨对习仲勛说，你先住在家里，能做什么就做些什么，以后还可以联繫。习仲勛得知党组织面临的严重困难和形势后，为避免暴露或失密，故暂未冒昧与其他人联繫。 此时，习仲勛对自己日后的人生道路颇费心思。他希望仍有继续上学深造的机会，“想选择一所学校再读几年书，以充实自己的知识”。但是，当他走了几所学校以后，“都因为我是以共产党嫌疑而坐过狱的人，就像挂了号一样，凡知道这个情况的学校，谁也不敢收我这个学生，使我大失所望”。过去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甚至过去共同参加革命活动交情甚深的党团员，也不愿接近他。一位和他从小要好的邻村同学的父亲，多次拒绝习仲勛与他的儿子来往，，像似惧怕瘟疫传染一样，使习仲勛受到很大刺激，一度对眼前的现象困惑不解，几度陷入沉思和痛苦之中。但是，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中，他还是选择了“出外干革命的决心”。 一九二九年，一场空前惨烈的天灾人祸，挡住了习仲勛走出家门出外干革命的路途。 这一年，是关中历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年馑”。年馑发端于头年二三月间，始为春荒，夏无收成，秋禾种上。又干旱无雨，麦未能下种。饥民“皆赖草根树皮油渣糠秕度日”。再后“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是以饿者日死，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俯通衢，流离逃亡更难以数计”。继而旱、风霜、冻、病疫不断，连续四五年之久。据《富平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夏，“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小麦干旱无法下种，秋禾无收，斗麦涨价至银币六元。乡民哀鸿嗷嗷之声，瀰漫全境，稍堪充飢者，无不挖剥净尽。全县每日饿死七十四人，多则二百一十八人。是年因灾荒饿死者四千余人。背井离乡外出逃亡者八千余人。农村十室九空，一片凄凉，为历史上所罕见，后称‘十八年年馑’”。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大雪连降数日，积雪尺许，寒云密布，朔风怒号，气候严寒，积雪成冰，直至来年二月始融。田野树木，冻死大半，时适年馑，乡民饥寒交迫，死者约七千余名。”“民国十九年六月，富平狂风为灾。”“民国十九年，县境蝗虫为害，庄稼多被食尽，一、二、五区灾情特重。”“民国二十一年夏季，虎疫(即虎烈拉，属一种急性霍乱)流行。病初发，其势迅猛，不数日间蔓延县境，患者达四万二千二百九十一人，死亡一万四千零九十七人。入秋后始缓。” 年馑春荒，日子格外难熬。习仲勛一家十几口人的吃饭成了大事，无米面下锅，停炊断顿的现象日渐增多。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小小年纪的习仲勛和堂弟，加入了饥民驮盐进山换粮的人群之中。盐滩位于富平县刘集乡、施家乡、张桥镇一带，面积达一百二十多顷，盛产锅板盐。他们先从县东四五十里的盐滩将盐驮回，又到百余里以外的旬邑县马栏一带，换些包谷之类的粗粮回来，勉强维持一家食不果腹的生活。 但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习仲勛悲痛欲绝，五内俱焚。这就是他慈爱的母亲逝世。习仲勛的母亲在丈夫逝世后，由于极度悲伤和生活的重负，终使这位中年妇女心力交瘁，遂引起肺病复发，整日咳嗽不止，后发展到大口咯血。重病中她还要哺乳出生不到九个月的幼女。 春夏之交，富平气候奇异，黑霜、黄雾、暴风、冰雹接踵而至。 在一个黑云蔽日的早晨，习仲勛的母亲眼睛、鼻孔突然流血不止。习仲勛、习秋英、习冬英兄妹拥扶着母亲坐在炕头，他们还想听母亲说些什么。但是母亲眼看着一群儿女，就没有了气息。 当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离去时，顿时哭作一团。他们跑到四五里以外的都村，叫来外婆料理后事。但是，这时习仲勛家中已无经济能力埋葬亲人了。无奈之下只好按当地通行的办法，在门房内厝了起来，天热时尸味浓烈呛人，孩子们有时也吓得不敢进屋。直至两年以后，还是买不起棺木，只好用棉被缠裹掩埋。谁知祸不单行，就在习仲勛的母亲病逝后，家中唯一的成年劳力、习仲勛的叔父习宗仁因承受不了接二连三的灾祸袭击，也患急病，既不能下地耕作，还须人照顾吃喝。接着习仲勛的叔母又患病身亡。短短时间，三人殁世，一人重病，习仲勛一家几乎濒临绝境。严酷的现实给习仲勛稚嫩的心灵带来终生难以弥合的创伤。他趴在父亲墓前哭呀喊呀，鼻孔中都哭出了血。幸而，习仲勛的姑母除料理家务外，还经常安慰孩子们咬紧牙关，苦日子总会有个头。外婆也将习仲勛的小妹雁英接到自己家中抚养，并时常给予习仲勛兄妹生活上的照应。两位老人一时成为孩子们精神上的依託。此后，在延续五年之久的灾荒年馑中，习仲勛的大妹秋英和三妹夏英，又先后患肺结核和白喉病，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第13页 双亲离世和异常艰难的家境遭际，给习仲勛带来精神的痛苦和思想负担，长时间难以排解，加之又和党组织失去联繫一时不能恢复，以后的路怎么走?他再次陷入迷惘和徘徊之中。此刻他愈发感到自己像一只失群的孤雁，无力展翅，前程茫然。这时，他想起了在小学和第三师范上学期间非常喜欢的一本名为《少年漂泊者》的书。他又一次打开书卷，便被书中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所深深吸引。后来，习仲勛曾多次对自己的孩子说过，当时认识到社会这么黑暗，旧的剥削制度要推翻，主要就是受《少年漂泊者》影响极深。 《少年漂泊者》，是现代着名诗人和小说家蒋光慈于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写了一位名为汪中的主人公传奇漂泊幻颠的生活经历。主人公因父母被地主所害而成为一个孤儿流浪异乡。后来又当过没有成功的土匪、乞丐、盗贼、学徒、流浪者、茶房、工人、囚犯，经历了各种坎坷遭际，最后走向革命，为大众的事业牺牲在战场上。他不懈地追求幸福，反抗不幸的遭遇，对革命抱有坚定的希望和信心。他企望自己做“一位不怕死的好汉”，有一定的革命气概。小说展现了从“五四”到“二七”惨案以后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力图表现由个人奋斗到参加集体斗争的全过程。郭沫若称它是“革命时代的前矛”。这部小说，适应了革命斗争形势的要求，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尤其需要反映工人农民生活，反映革命人民英勇斗争的作品，以教育鼓舞推动革命者再次投入新的斗争。《少年漂泊者》作者自称这部作品是为革命在“花呀、月呀”声中“粗暴的叫喊”。 习仲勛再一次阅读这本书时，心情开始是郁闷的。但是当他打开小说第一页，就深深为作者情绪高昂、宏朗奔放的《怀拜伦》题诗所感染： “拜伦呀! 你是黑暗的反抗者， 你是上帝的不肖子， 你是自由的歌者， 你是强暴的劲敌。 飘零啊，毁谤啊…… 这是你的命运罢， 仰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习仲勛在读到第二章时，思想感情与书中主人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感到主人公的遭遇和自己的经历又是何等惊人地相似。 “……在丛集土堆的夹道中，又添葬了一座新坟。寥寥几个送葬的人将坟堆好了，大家都回去了，只剩下一个戴孝的约十五六岁的小学生，他的眼哭得如樱桃一样红肿，等到一切人都走了，他更抚着新坟痛哭，或者他的泪潮已将新坟涌得透湿了。 他很从容地对着新坟中的人说： ‘我可怜的爸爸!我可怜的妈妈!你俩今死了，你俩永远抛下这一弱苦的孩子，无依无靠的我。’ ‘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你俩现在可以终古平安地卧着，人世间的恶魔再不能来扰害你俩了。这里有同等的邻居——你们生前或同你俩一样地受苦，他们现在当然可以做你俩和睦的伴侣。这里有野外的雨露——你俩生前受了许多耻辱，但是这些雨露或可以把你俩的耻辱洗去。这里有野外明月——你俩生前虽然一世过着黑暗的生活，但是现在你俩可以细细领略明月的光辉。’ ‘爸爸!妈妈!平安地卧着罢!你俩从今再不会尝受人世间虐待了!’ ‘但是，你俩倒好了，你俩所抛下一个年幼的儿子——我将怎么办呢?我将到何处去?我将到何处去?……’” 习仲勛读着这些文字，泪水潸然流下，仿佛是自己跪倒在双亲墓前，向他们诉说衷情。 “民国四年，我乡不幸天旱，一直到五月底，秧禾还没有栽齐。是年秋收甚劣，不过三四成。当佃户的倘若把课租缴齐与主人，就要一点儿也不剩，一定要饿死。” 书中这些情节，和眼前正在发生的灾情，和穷人的遭遇，又是何等的相似。 “当晚从新坟回来之后，一个人，此时我家里只剩下我一人了——睡在床上，又冷静，又沉寂，又悲哀，又悽惨，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梦。想想这里，想想那里，想想过去，想想将来，不知怎么办才好。继续读书罢，当然没有希望了。耕田罢，我年纪轻了，不行。帮人家放牛罢，喂，又要不知如何受主人的虐待。投靠亲属罢，喂，哪个愿意管我的事?自杀罢，这个恐怕不十分太好受。那末，到底怎么办呢?走什么路?向何处去?……我当时胡思乱想的结果，得着了一条路，决定向着这一路上走。我生性爱反抗，爱抱不平……” 习仲勛读者读着，完全同书中主人公的命运融在了一起，几乎是同喜、同怒、同悲、同乐。他觉得这正是自己真实情感的反映。眼前只有反抗，只有斗争才是正确的道路。他反覆读完这部小说，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 这时，从与富平县相邻的三原县武字区传来中共组织开展“筹赈”的消息，使习仲勛精神为之一振。中共武字区委为了解决灾民断炊饥馑问题，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于五月成立了公开的农民组织——武字区地方筹委员会，选举黄子文为主任，唐玉怀为副主任。黄子文在大会上宣布“筹赈期间，停止地方行政人员的一切行政权力”，自报出粮七石。不到一个月，共筹赈粮八十余石，分配给了三千七百多名饥民，解决了临时吃饭危机。 在武字区筹赈行动的影响下，习仲勛家乡的淡村周围也先后四次筹粮三万多斤，分给了无粮群众。习仲勛积极投入了筹赈活动，他多次往返武字区和唐玉怀、黄子文进行联繫。唐玉怀是习仲勛在立城学校时的同学，此时担任中共武字区委的宣传委员。习仲勛真诚地向这位挚友述说了自己被捕和出狱后的境况，希望能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黄子文，三原县甘涝池村人。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入党，一九二七年三月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军事，十一月担任中共三原县委委员，并被指派到武字区开展革命工作。他和曾在杨虎城部任过中校团副的胞兄黄子祥，同为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当地群众尊称“黄氏兄弟”。习仲勛和黄氏兄弟的友谊由这里开始，并保持了数十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习仲勛还致信中共三原县委，称赞：“子文同志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楷模，是陕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牺牲。” 习仲勛在中共武字区委领导下，积极在乡间的青年伙伴中进行串连和宣传工作，先后动员发展了周冬至、胡振清(又名胡小有)、姚铭路、刘铭世等人入党。周冬至参加革命后曾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于一九三三年冬在照金革命根据地失守后，被国民党武装逮捕杀害。胡振清参加了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一九三三年夏，在陕西耀县照金龙家寨战斗中光荣牺牲。习仲勛曾说：“我在一九三二年冬，所以能够带少数武装回到富平西区我的家乡一带，发动群众搞分粮斗争和开展游击活动，就是靠我一九二九年在家乡的一些活动而站住脚的。”
第14页 一九二九年冬季，天气奇寒，人畜、树木皆有冻死。腊月十八起，大雪成灾，大批灾民死于饥寒交迫之中。 在日益严重的灾情面前，中共陕西省委提出了抗粮、抗款、抗捐、抗税、抗债和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口号，把领导灾民斗争作为中心工作任务。国民党地方当局一面玩弄“赈济”骗术，一面却加紧了对灾民的剥削和掠夺。淡村反动民团团长张长庆乘机讹诈勒索，欺压乡邻。在群众生活难以为继之时，他还要乡民每晚轮流替民团“坐墩”(值夜)，稍有不从，便动辄处罚。当地群众苦不堪言。淡村农民协会决定仿照武字区黄子文镇压民团团长的办法，给张长庆以武装打击。习仲勛参与了这一行动的策划，他还动员了自己的姨父党正学参加武装行动，收缴民团枪枝。农民协会首先草拟了张长庆二十条罪状，随后利用一天黑夜，由郭效曾、秦悦文带党正学、李泗堂、冉四川、党德谦、石汉杰、常拴子等十多位农民，手执大刀长矛，以去值夜坐墩为名，迅速登上了民团盘踞的石家堡城门楼子，收缴了民团的长短枪二十多支。继而直奔张长庆宅地，将张缚绑，关押在堡子城门楼上，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张长庆的罪状。在应群众要求准备将其处死时，遇到士绅求情。缺乏斗争经验的农民首领一时犹豫不决，致使张长庆乘隙逃脱。 国民党富平县政府遂派民团镇压农民武装。党正学与之进行说理斗争，愤怒斥责当局卑鄙无耻，欺压百姓的行径。民团将党正学无理扣押，关在城门楼上。习仲勛得知情况后即带一盘麻绳接近城门楼下，准备相机将绳递上楼去，营救党正学从楼上顺绳熘下脱离险境。但是由于民团看守严密，未能得手。后党正学被反动当局枪杀。许多年后，习仲勛还深为没有救出这位农民运动骨干而感到十分遗憾。 习仲勛从党正学惨遭杀害的事件中，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对人民群众残酷镇压的反动本质。《少年漂泊者》中的主人公汪中的影子又活跃在他的脑际。他决心要离开家庭，投身到更广阔的革命斗争中去。他把自己要走的想法告诉了年龄较大的两位妹妹。他说：“我们没有了父母，你们要互相照顾，还要管好弟妹，不能让叔父作难。”但是，他这次与胞妹秋英和夏英的生离，竟成为最后诀别。习仲勛义无反顾地走上职业革命道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叔父习宗仁病体迅速康复，并开始操持家务，他才卸下了全家十几口人的生活重担。 第03章 “兵运”两年间 一九三o年的春节，陕西关中地区的老百姓是在冻寒饥馑中度过的。 “每逢佳节倍思亲。”习仲勛家庭因在不长时间内三位亲人先后病逝，虽遇具有喜庆色彩的民族传统佳节，但是全家人还是难以从对亡亲的思念中摆脱出来。数日里，小小农舍瀰漫着悲怆沉重的气息。【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正月初八(公历二月六日)，是习仲勛泪别故乡的日子。此前，他已得到中共武字区组织的指示，决定派他去数百互里以外的一支国民党杂牌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 开展土兵运动，是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o年七月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的“中心策略”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陕西地区组织发动的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以及麟游、淳化起义和一系列农民围城“交农”斗争，相继归于失败。国民党陕西当局和地方反动势力大肆进行反攻倒算，进一步强化在陕西的统治。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遭国民党破坏，党团省委书记等十余名主要领导干部被捕，省委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态。面临严峻的斗争形势，几位幸未被捕的省委委员相互联繫，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临时省委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加强党组织的群众基础，实现党员职业化，深入社会，联繫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和工作路线。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根据陕西临时省委代表团的学习和讨论作出《陕西问题的决议案》，指出： “注意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利用他招兵，办军官学校，拉夫拉差的机会，派同志进去接近士兵群众。” “加紧土匪中的工作，因目前大批的灾民都投入土匪中去，党要深人群众中去，获得群众，使之变成农村的武装”。一九三o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中又指出：“组织兵变是党在目前军阀继续战争中实现失败主义之中心的策略。现时党的一切兵运策略与兵士工作都要向着实现这一中心策略进行。”“在上述主要策略下，反帝运动，反军阀战争的加紧是联繫一切主要斗争的骨干……必须深入到一切乡村及敌人军队中。”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多次开会讨论，提出了贯彻意见。四月四日，临时省委《给军支函》指出：“主要的策略，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四月七日，临时省委又在《省委通告第九号》中指出：“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应立即有计划地发展，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中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开展兵运工作的总目的是，把所在的武装逐步改造为公开的武装，壮大红军力量。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指示陆续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打人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武装，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成熟时，发动兵变或暴动。 这一天，习仲勛早早出了家门，转身回望从小居住的茅屋瓦舍，环视曾耕种过的土地和眼前的树木河流，心潮一时难以平静。他想到失去父母而年纪幼小的弟妹，想到大病初癒又担负起全家生活的叔父，凄怅而又难捨之情油然而生，以致久久不忍举步。更使他心中不安和内疚的是，一直没有将自己远行法告诉叔父，他怕叔父经受不住意外的刺激而引起旧病复发，更担心叔父会阻挡他离家远行。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他还是毅然迈出西行的脚步。盈眶的泪水，簌簌滴洒在乡间的小道上。 年仅十六岁的习仲勛，带着少年时代坎坷经历的沉重回忆，带着对改变中国农民悲惨命运、实现人类共同幸福的美好憧憬，离开了习家庄这方土地，投身于更为广阔更为艰苦的斗争之中。数十年后，他曾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我之所以能在这时去敌军搞革命活动，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狱之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 习仲勛离开家乡的当天，即来到了三原县武字区郭明效家中，他们将按照党组织指示，利用关系，一起打人驻长武县的反冯(玉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该部一位支队长王德修他们早已熟识。王德修，三原县大程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队学习，毕业后留总部政治部工作，此间担任过由中共组织办的“廿书报社”主任。一九二九年，陕西全省大旱，灾民四起，全省形成反抗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潮流，王德修将他附近的乡邻、生活困难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打击土豪劣绅。而后，又与共产党员李秉荣在三原、旬邑、彬县、干县、礼泉一带扩充力量，逐步发展成为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时受已竖起反冯民军旗帜的毕梅轩统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人在三原、富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成立起“渭北灾民自救队”之时，曾把王德修部编人“渭北灾民自救队”序列，王德修、李秉荣分别任第一大队长和政委，但实际未参加渭北灾民自救队活动。后这支武装归属屡有变易。一九三o年六月，原国民军联军师长甄寿珊，因不满冯玉祥军队统辖，招收旧部和地方武装，正式成立了西北民军，甄被推为总司令。王德修支队又被编为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王德修任第二支队司令。
第15页 习仲勛和郭明效经过三四天时间长途跋涉，来到了三百多里以外的长武县王德修支队。此时，该部正在扩充力量，他们便以与王德修同乡关系名义，与王顺利会面，并被暂时安排留在支队部待命。这时，已有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 习仲勛初到时，认为王德修参加过共青团组织，住过中山军事学校，又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工作过，因而在该支队开展兵运工作基础较好，对王德修抱有希望。但是他很快发现王德修胆小怕事，对革命已失去信心，态度比较消极。真正要开展兵运工作，只有在队伍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形成骨干力量，进而启发士兵觉悟，等待时机，举行起义。 ●从见习官到特务长 长武县地处陕西省西北边缘，南、北、西三面与甘肃省的泾川、宁县、正宁、灵台相邻，是一个较为贫穷的山区小县。时序已进入早春季节，这里仍寒意料峭，山风捲起尘沙，天地间飘洒着昏蒙蒙的黄雾。 驻扎在这里的王德修支队，因为是地方杂牌武装，所以武器装备落后，物资供应短缺，生活待遇低下。枪枝大多数是陕西当地造的破旧产品，只有连长背个盒子枪，排长扛的是老套筒，弹药更是极为缺乏。被服不能按时发放，甚至个别士兵没有鞋穿，赤脚操课训练的现象也常有所见，军官剋扣军饷、伙食费更是司空见惯。士兵的生活十分困苦。 习仲勛在支队部停留月余时间，没有正式职务，只是帮助理些日常琐事。其实王德修心中有数。他看到习仲勛年龄小，机警干练，加之又是同乡故旧，便有意让习仲勛担任支队通讯排长，留在自己身边听用。这时，省委对开展兵运工作已有具体肯示。要求党员尽量设法下连任职。习仲勛比王德修小，不了几岁，又是同乡朋友，说话比较随便，就说：“我不能一天跟着别人的尻子转，通讯排长我干不了，你还是让我下连去。”于是王德修亲自写了个条子，命令习仲勛任二连见习官。其主要职责是承担全连粮油副食的採买和给养供应。该连连长唐万寿，又名唐福亭，富平县唐家河人，行伍出身，不问政治，能打仗。他对这位来自家乡的年轻见习官还是颇为欢迎的。 长武县西门外有一座古庙，叫药王洞。这里除了逢年过节上香祭祀的人外，平时人员来往不多，是一处不引人注意、较为清静的地方。三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勛和李秉荣、李特生相约，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三人党小组会，并推定党小组由李秉荣 负责。他们根据省委指示议定，党员一律不担任连以上职务，已担任的设法下连任职，以便掌握实际权力，发动和领导士兵斗争，并决定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兵运工作。注意稳定地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争取全支队成为党所完全控制的力量。嗣后，已任少校团副的李秉荣即辞去该职，改任三连副连长。 不久，党小组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在队伍中发展组织问题，并决定派在支队部任军需文书的中共党员刘书林赴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四月，刘书林到西安大湘子庙街杜斌丞公馆，见到了陕西临时省委书记杜衡等人。刘汇报了王德修支队党的工作情况，省委同意在该队建立党的组织，并让刘书林带去一些党内文件。习仲勛、李秉荣等根据省委指示和眼前士兵生活异常困苦的实际情况，确定今后兵运工作的方针是：从关心士兵生活人手，利用同乡同里关系，联络感情，也可以採取乡间结拜兄弟的方式，建立更乏紧密的私人关系，以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进而进行反对国目民党黑暗统治的宣传，逐步提高士兵觉悟。在进步士兵中培养骨干，发展秘密党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七月，习仲勛随二连移驻长武县以东的亭口镇。亭口镇有一个骡马店，店主人叫王子轩。此人好结交，讲义气。习仲勛为了便于联繫，常以骡马店为开会接头地点。由开始生活中的交往，发展到结拜成异姓兄弟，甚至把连长唐万寿也拉了进来。唐年龄最大为大哥，亭口镇的刘士荣、小学校长刘警天和王子轩、习仲勛依年龄排列顺序，长者为兄，小者为弟。他们还效仿古人做法，对天起誓：“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庞涓挂双靴。”以这种重私情、讲义气的方法结交各方朋友，以掩护党的活动。他们在发展个人关系的同时，特别重视启发这些人的阶级觉悟，使之成为同情、支持革命的进步力量，有的还发展成党员。王子轩在习仲勛的影响教育下，为掩护党组织开展兵运，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他曾冒着风险，以自己的骡马店作为党组织活动的联络据点，并时常管吃管住，给予生活物质上的资助。两当兵暴失败后，一批革命同志还在这里养伤和躲藏。王子轩本人也投入了革命阵营，解放后还担任县乡基层领导职务。 一九三〇年秋冬之交，陕西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杨虎城参加蒋军一方作战，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四月，杨虎城率部入关，赶走了冯(玉祥)军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掌握了陕西军政大权。陕西由于长期处于外省籍军阀势力的统治之下，战祸连年，匪乱不休。特别是“十八年年馑”，更使得三秦大地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因而，能有一个陕籍人士主政陕西，企苏民团，成为当时士绅阶层乃至一般民众的共同愿望。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又有拥护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的经历而较孚众望。因而他的返陕，顺应了民心和时代潮流。杨虎城坚持了较为开明的政治态度，他以“大西北主义”相号召，不仅接纳贤明士绅，大胆任用青年进步人士，而且注重经济发展，以工代赈，兴修水利，颇得民心。在军事上，他大量收编各种地方武装，凡不归顺者，则坚决剿灭。这样，就很快把陕西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统归到第十七路军的统领之下，之后，又基本上统一了陕甘两省，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军事势力。 杨虎城在收编地方杂牌武装中，以召集讨逆军各将领开会为名，将西北民军总司令甄寿珊(时已被南京政府军政部编为陕西讨逆军，甄为第一路总指挥)拘押枪杀，又命孙蔚如师剿办甄部，迫使西北民军大部西逃甘肃、宁夏一带。以王德修为司令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被杨虎城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旅长苏雨生，三团团长孙策轩。王德修再任二营营长。习仲勛升任二营二连特务长，仍负责该连地下党的工作。改编后，二营营地东移，驻防彬县。 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为党在该部的兵运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机会。中共陕西省委审时度势，及时地向该部派遣人员，发出指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形成有力的反蒋势力，省委拟组织起一支规模较大的联合武装，该旅被列为争取联合的三支武装之一。按照省委部署和要求，习仲勛、李秉荣、李特生等经过一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使该部二营党的组织得到一定发展，全营已有党员三十余人，一、二、三连建立起士兵支部，成立了党的营委会。李秉荣被推选为营委书记。不久，营委书记由一连特务长李特生继任。
第16页 一九三一年春，第三骑兵旅参加与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作战。战前，习仲勛和其他党员分析认为，这是军阀之间的势力争夺，只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使众多的士兵遭受无谓的流血牺牲。党组织决定，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并向上司提议坚决不主张打仗。开战后，党组织又提出了“力求少牺牲，不替军阀流血”的口号，在士兵中发生了较大影响。尽管这时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活动是秘密的，但这些决定和党员的言行，在队伍中已显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担任二连特务长的习仲勛，利用自己职务上的方便，处处关心士兵的疾苦，体贴士兵的冷暖，把党组织的意图灵活地灌输给士兵群众，因而尤受士兵拥戴。 同年四月，习仲勛所在二营的去向又面临一次艰难的选择。该营的中共组织在关键时刻再一次发挥了核心作用。事情起因于骑兵第三旅旅长苏雨生对杨虎城的叛变。 苏雨生属宁夏地方军阀，出身土匪，原为冯玉祥军骑兵第四师师长，长期盘踞于陕北三边一带。杨虎城主政陕西后，苏雨生接受改编为陕西警备骑兵第三旅，奉命进驻彬县。一九三o年初，谢子长、刘志丹曾一度进入该部，分别以旅长、副团长身份开展兵运工作。翌年春，刘志丹再次进入苏雨生部，担任该部补充团团长，因被当地豪绅指控有共产党嫌疑，而遭苏雨生拘捕，时关押于彬县。后经南汉宸、杜斌丞等多方营救，苏在叛冯逃跑前，才将刘志丹予以释放。 刘志丹被关押后，习仲勛与仍在苏部运输队做兵运工作、后担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秘密会见，商量在该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去向问题。王世泰提出：这支队伍中还有近二十名党员。大家对苏雨生缴我们的枪和关押刘志丹异常气愤，提出设法搞些武器，拉出去再干。习仲勛沉思后分析说：苏雨生被杨虎城收编，是被迫而为之，实际上同杨貌合神离，甚为戒备，因而对部队武器装备控制很严，夺枪不易得手，且这里地处西兰交通要道，即使有了枪，部队也很难拉出去。这样保存我们的力量，也就困难了。王世泰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习仲勛会面。他讲的话很有说服力，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虽然只有十八九岁，但显得比较成熟。 杨虎城得知苏雨生叛变后，即派其四十九旅杨子恒部，开至彬县境内，向苏旅发起进攻。苏雨生率部仓皇出逃，彬县城内仅留该旅第一团协同王德修营守护城防。苏雨生逃跑时，王德修也有随苏逃跑之意。习仲勛、李特生、李秉荣急召党员骨干商议对策。党内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应放弃彬县防守，随苏雨生逃跑;二是考虑到队伍地位的巩固和党组织进一步的活动，如果跑来跑去，势必削弱部队实力和党的力量，不利于兵运工作的开展，主张二营脱离苏旅，继续留在杨虎城部。习仲勛力主后一种意见。营委最后决定，通过党员向广大士兵宣传：坚决不跟苏雨生外逃，走到哪里都是给军阀卖命。并提出了“消灭第一团，投靠杨虎城”，的口号。这一主张也得到了营长王德修贊同。二营官兵在中共组织的发动下，乘一团毫无准备之机，迅速发起猛袭，将一团全部缴械。待杨子恒进入彬县城内，二营已结束战斗。 此后，王德修营又被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旅长唐嗣桐，又名唐子封，黄埔军校学生，政治上反动，后被红军杀于陕西户县。二团团长曹润华，曾任过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是一个贪贪婪套残暴、作恶多端的老牌政客，曾连续三个月扣发士兵军饷，不给士兵买鞋，强迫赤脚操课。他还以整饬军纪为名，当众枪毙违纪的排长，以杀一儆百。士兵对其极为不满。改编后的二团一营营长仍为王德修。 队伍接受改编后，营委认为，队伍归属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党的组织和任务并未变化，应当根据当前现状，变换策略，进一步加深新编部队和基本部队之间的矛盾，达到利用矛盾、发展组织、扩大宣传的目的，造成有利于举行兵暴的局面。他们适时地提出了反对压迫杂牌军，要求待遇平等的口号。很快在队伍中出现了反对歧视受编部队，要求与基本部队物质条件一样对待的情绪，甚至要求官兵经济平等。习仲勛回忆说：“这时我们的工作也是有错误的，坚持士兵路线，对官长就一概反对。如对已任机枪连连长的中共党员李秉荣，士兵也提出要算伙食帐，要求经济公开。”但是，由此事不难看出，当时党在该营中的组织和活动还是注意策略、严守秘密的。 ●兵暴中的营委书记 一九三一年五月，隶属陕西警备第三旅的王德修营，奉命向西南方向二百余里的凤翔县转移，并在新驻地进行集中整训。一营到达凤翔县后驻防北仓。我驻地离旅、团部较远，附近又无友邻相扰，十分便利工作。“全营党的工作有了加强，四个连党的士兵支部都有二十几名党员，日常斗争发动得很广泛，如反对官长打骂、体罚士兵，要求改善士兵生活等，都取得了胜利。士兵情绪很高涨。”此时，不满十八岁的习仲勛继李特生任中共营委书记，挑起了领导全营党的工作的重担。 初冬，习仲勛意外遇到一次政治风险，他的身份引起旅长唐嗣桐的怀疑和密查。事情的起因经过是：习仲勛的家乡有一个叫刘玉琪的民团头子，与唐嗣桐关系甚密，时任旅部的高级参谋。一天他突然来到一营二连，只是见了见习仲勛便转身离去。不久，习仲勛和省委派来凤翔巡视工作、暂住王德修营任书记官的李艮被传到旅部谈话。唐嗣桐不露声色，故弄玄虚地讲起了侦探学和着装法。其实，讲侦探学是暗示习仲勛要态度诚实，不说假话;讲着装法是文明搜查，边讲边把习仲勛的衣服拉来扯去。最后，煞有介事地问道：“为什么要出来在军队里干事?” “农村环境不好，容易染上坏习气，到正规军队干事，过有纪律的生活，使自己有所进取。”习仲勛从容回答。 唐听后说：“您的情形我知道。”便让他们离开。 当晚，唐嗣桐下达密令，要求全旅严防“反动”分子在该部活动。后来才知道，是刘玉琪向唐嗣桐密告了习仲勛曾因闹学潮被当局关押之事。唐所说的“你的情形我知道”，即由此而来。 一九三一年冬，川军邓锡侯、黄隐师由甘南进占陇南一线，杨虎城命陕西警备第一师马青苑部攻于」川军，誊三旅二四也奉命向南行军二百余里，到达处于陕甘边界的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王德修营就地驻扎。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县城，二连驻双石铺，三连驻甘肃省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王德修营就地驻扎。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县城，二连驻双石铺， 三连驻甘肃省两当县。 习仲勛进入王德修营两年间，这支武装由西北民牟改编为警备骑兵旅，又编入陕西警备第三旅，三次易帜;防地由长武移驻彬县，又到凤翔、凤县，辗转千余里。但是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坚持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艰苦细緻、扎实有效的工作，使该营的兵运出现了高涨局势，举行兵暴拉出队伍、走向光明的条件日趋成熟。
第17页 全营的中共地下组织不断加强和发展，并起到掌握和控制部队的中枢作用。以习仲勛为书记的营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活动经常，形成有力的核心。班排长职务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一连吕剑人、张子敬任排长，李特生任特务长，吴彦俊、魏明山、萧颂才、张民修等中共党员分别担任班长、副班长;二连高祥生、吴进才任排长，习仲勛任特务长;三连许天洁、左文辉任排长，王清栋任特务长。营部刘书林任军需文书，郭立三任营部副官。李秉荣、张克勤分别任二团团部军械官和上士。该营进驻凤县后，又以收编的部分土匪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机枪连。怎样及时掌握和控制这个成分复杂的连队，营委书记习仲勛颇费心思。刘书林回忆说：“习仲勛告诉我，母亲说了，我们一定要在机枪连发展党员，开始可以先同他们交朋友，工作逐步深入。于是，习仲勛和我对机枪连的两个排长和一个特务长有意接近，表示亲热。后来为联络感情，方便工作，习仲勛、我和风县文官模范小学的教员刘希贤与他们结拜兄弟，并拍了‘金兰照，。这张照片，刘希贤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两年间，还有一批中共党员，如田光烈、李艮、陈策、郭凤鸣、刘铭世、郭明效等分别在该营开展过工作，又因不同原因先后离开。这些为举行兵暴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适时活跃的宣传鼓动工作，唤起了广大士兵脱离旧营垒、投身革命的觉悟和决心。营委和连支部要求党员以个别谈话形式，对士兵群众进行深入宣传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加深对党的了解，向士兵讲述劳苦大众为什么穷，共产党就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地主老财为什么富，国民党及其军队就是保护富人的利益，从根本上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党组织还针对该部士兵多数是在关中大早年馑时入伍吃粮的农民，到部队后生活又极为困苦的实际，让士兵明白官长是如何喝兵血、扣军饷、吃空名字，实行压迫剥削，鼓动士兵对长官开展日常斗争，要求算伙食帐，改善士兵生活。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习仲勛等及时在士兵中宣传抗日救亡，揭露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主义，大大激发了士兵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还特意传播中央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加深士兵对红军的了解。有时也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营造声势。宣传教育的实践，也考验提高了党员素质，密切了党员与士兵的关系。习仲勛特别善于和士兵交朋友，常常为伤员求医间药、送病号饭，在士兵中享有威信。李秉荣也重视与士兵的感情联络，他由机枪连连长调任时，多数人恋恋不捨，有的还流下泪来。这些为日后举行士兵暴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组织还特别注意该营官兵与驻地群众的关系，坚决杜绝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要求党员带头并教育士兵不打骂群众，不抢劫老百姓东西。有时还帮助农民收种庄稼，维持地方治安。这支队伍几次移防，因驻地回民较多，他们就特别注意尊重民族习惯，对清真寺从不侵犯。使党的兵运工作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群众的支持。【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等人在一营的兵运工作，自始至终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省委不仅有计划地派出党员打进该部，而且经常派巡视员来一营传递文件，了解情况，视察指导工作。第五伯昌、陈云樵、朱立凯、周凯等曾受党组织派遣，作为巡视员先后到一营巡视工作。 省委特别重视和关心兵运工作的发展，酝酿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暴动。队伍驻扎彬县时，省委委员焦仲鸣(焦维炽)曾到彬县与一营地下党组织讨论举行起义问题，后分析外界条件.不具备，特别是无可靠力量配合，只好作罢。警备第三旅进驻凤翔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又来到一营，秘密召开了三天营委会议。李杰夫提出一营立即举行兵暴，拉出队伍，奔赴苏区。习仲勛等认为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兵暴后，兵力更为孤单，无外部配合接应，极有被消灭的可能。因而没有採纳和执行李杰夫的意见。 一营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该部上层军官的注意。团长曹润华採取掺沙子的办法安插自己的亲信。该营四个连长，被换了三个。一连连长张远信，被曹润华挤走，调来国民党宝鸡县党务指导员韩生信当连长;三连连长也同时易人。机枪连连长李秉荣，被调入团部任军械官。一九三二年春节刚过，曹润华又作出一、二营互换防地的决定，即将一营再向西南山区移动一百余里，进驻甘肃省徽县、成县一带。但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次换防却成为一营兵暴的引定点。 已是阳春三月，但陕西西部山区，冰雪未化，寒气逼人。冷风中一营士兵的衣衫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连鞋袜还没有穿上。当他们听说队伍要拉出陕境，开往徽县、成县，并得知那里更是山大沟深，气候严寒时，一股抵制换防的情绪迅速在全营蔓延开来。此时，党组织能否掌握队伍，避免分散，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习仲勛急在凤县西门外召开营委会，商议对策。他认为，党组织基本可以控制队伍，士兵政治觉悟提高，嚮往光明。特别是换防的消息传出，全营出现了强烈的对抗情绪，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他进而分析，一营驻防地远离团部，周围驻军又少。虽然驻甘肃省徽县、成县的本团二营受团长节制较紧，但二营营长杜子材曾在中共党员许权中部任职，在军中时间长，能打仗，有一定的进步性。因而，利用换防举行兵暴，拉出队伍，是极好时机。习仲勛的意见得到了大家一致贊同，并决定派刘书林、张克勤速去西安，就举行兵暴问题向中共陕西省委报 中共陕西省委同意了一营委意见，并决定立即发动兵暴，兵暴后将队伍带到陕甘边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扩大红军力量。为加强领导，省委决定派遣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随张克勤一起赶赴凤县，以省委特派员身份直接指挥此次兵暴。刘林圃，陕西省耀县人，一九o九年生，一九二九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学习军事，其文化程度较高，才华出众，多谋善战。省委选派刘林圃指指挥一营兵暴，显然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不幸的是在当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刘林圃被国民党当局在西安习武园枪杀，其时年仅二十六日，刘林圃被国民党当局在西安习武园枪杀，其时年仅二十三岁。他就义时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大义凛然，面无惧食色。一生少有遗墨的刘志丹，为这位烈士题写了“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的輓联。 四月初，曹润华下达了一、二营换防的命令。 习仲勛和李特生等人以期待的心情迎接刘林圃的到来。刘林圃到达凤县二连驻地双石铺，即与习仲勛等人见面，并向营委的同志郑重宣布了省委关于立即举行兵暴的决定。习仲勛等表示坚决执行省委指示，迅速做好兵暴准备。考虑到刘林圃的安全和保守秘密的需要，刘隐蔽在双石铺北面孤山上的一个古庙内，由他对行动方案和日后的行军路线作出具体部署。同时约定，在队伍移防经过此地时，通知他在双石铺街旁等候，乘机插入队列，以便直接指挥队伍行动。
第18页 兵暴发动的当天早晨，王德修带一营营部和一连、机枪连从凤县出发，途经双石铺，二连即跟随营主力出发。天黑不久抵达两当县城，与三连会合后宿营。营部驻妻政府西侧一个地主宅院，三连驻县政府内和西街，一连驻北街南端警戒东门，机枪连驻北街，警戒北门，二连驻南街。 晚九时左右，刘林圃、习仲勛、李特生在北街一个骡马店内主持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吸收担任排长职务的党员参加。刘林圃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省委关于举行兵暴的决定。他在讲了全国和陕西的革命形势抬，特别提出，举行兵暴的时机和地，点是在两当进行，还是到达徽县、成县后进行，和大家商议。习仲勛等认为，还是在两当举行有利，避免夜长梦多，发生变故。营委遂决定兵暴在当夜十二时举行。具体分工是：一、二、三连连长，兵暴时由各连就地予以捕杀;非中共党员的排长，收缴武器后，带随队伍行动，待后处理。机枪连没有党员，由一连负责收缴其枪械;营部和县政府由三连负责解除。武装。行动结束后，在北门外集结，统一撤离。会议决定刘林圃担任军事指挥，营委书记习仲勛参与组织领导全营行动。 十二时许，兵暴一声令下，三个连同时行动，迅速将原任连长分别击毙，并按命令收缴了一些排长的枪枝;三连排长许天洁在击毙该连连长张遇时时，将同屋内一位营部副官一併处死。 午夜枪声，迅速在两当县城引起震动。营长王德修听到枪声，即带警卫班翻墙而出，又反身朝凤县方向逃去，待起义士兵赶到时，已人去房空。吕剑人带一连士兵包围了机枪连，因该连已有防备，并在房门口和房顶上架起机枪，一连士兵连续进攻未果。已到鸡叫时分，集合号响起，各连按规定到县北门外集合。当日，该营三个整连和机枪连部分兵力约三百多人被带了出来，兵暴初步成功。为了避免意外变故，营委决定兵暴队伍趁天未亮时撤离两当，因而只简单作了动员，队伍就顺着一条小河向北疾速进发。 ●北进失利 在习仲勛等一批共产党人置身于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发动兵暴之时，全国革命形势正发生着重大变化，特别是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已进入了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崭新阶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共中央作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向非苏区的陕西等八个省提出“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区域，集中力量发动那里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的任务。十一月二十五日，又致信陕西省委，指示加强发动农民斗争，建立红军，以发展到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轨道上。十二月五日到七日，省委常委讨论了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作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按照省委决议，党组织在渭北、陕北、陕甘边等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闢新的苏区，创建革命武装。特别是刘志丹在陕甘边一带领导的农民武装，到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发展到三百余人，组成南梁游击队。同时，中共山西省委领导建立的晋西游击队，在国民党军队的进剿下，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也发展到三百余人，改称陕北游击支队。一九三一年十月，这两支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林锦庙会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支以中国工农红军冠名的红军游击队，此时正艰苦征战于渭北地区。谚厢当兵暴发动之时，刘志丹已得到省委指令，带陕甘游击队一部进抵陕西礼泉、干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勛等领导的两当兵暴队伍。 习仲勛、刘林圃等率两当兵暴队伍，于第二天中午到达两当县以北的太阳寺，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和作战，已十分疲惫，即传令就地休息，埋灶做饭。 饭后，习仲勛召集营委开会，讨论部队改编、干部配备和行军方向问题。会议决定，将暴动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进才任支队长，刘林圃任支队政治委员，习仲勛任中共支队队委书记。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下编三个连：一连连长吕剑人，二连连长高祥生，三：连连长许天洁、副连长左文辉。会上还补充任命了几位排长。由于许天洁参加过渭华起义，懂军事，会打仗，不日即接替吴进才任支队长一职。 尽管一开始就确定兵暴成功后即将队伍开到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会合，但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下，仍不免出现思想和认识上的分歧。若干年后，习仲勛曾谈到当时的复杂情况：“兵暴后，在队伍往哪里去的问题上发生了两种意见，一是主张解决驻在甘肃省徽县的二团团部后再去打游击;二是认为这是冒险计划，主张到陕西省麟游一带打游击。后来又有同志思想动摇，提出依存于军阀刘文伯休息整顿。但多数同志却认为，我们既然脱离杨虎城，再去投刘文伯，那又何必兵变呢?主张向长武亭口方向移动，最后与陕甘游击队会合。如果联繫不上，就开到三原县武字区，配合农民运动。” 按照预定计划，这支脱离国民党军阀统辖的武装，在两当县北的太阳寺举行了改编大会，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正式成立和干部任命。刘林圃站在一个石磨盘上高声发表讲话，他说，两当兵暴后，我们已成为革命的军队。我们要开往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合，编为红军。大家要遵守红军纪律，不准抢劫，不准侮辱妇女，打仗要勇敢，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消灭沿途阻击我们的敌人。他的讲话，得到了支队官兵的一致响应。 暴动成功了，但这支队伍日后的行军和作战是异常艰苦的。数日内行走于终南山、北山的荒野梢林之中，常常阴云蔽日，气候异常，有时连方向也难以分辨。支队政治委员刘林圃，只是用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简易地图，指挥着三百多人的行动，对沿途的敌情更是一无所知，这些也为最后部队的失利埋下了阴影。 据以后当事人实地考察，新成立的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在渡过渭河，再经通洞峪、赤沙、香泉、草碧、高崖、蔡家河、麟游北部页岭、崔木附近，后到岳御寺。一路行程数百里，作战十余次。到达渭河边时，河水浪湍流急，冰寒透骨，官兵手拉手，互相搀扶，涉水过河。过河后前进十余里，在赤沙、香泉遭土寨内匪团袭击，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为避免损失，主动撤出战斗。又绕道前行三十余里，在一个卜四周被密密的树林包裹叫通洞峪的山村宿营。。次日晨，发现中敌埋伏，接火后战斗异常激烈。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官兵顽强抵抗，冲出重围。几天后，过了千阳、陇县之间的高崖镇，再向东北方向前进国民党驻甘肃灵台县正规军一个连，突然在蔡家河东梁卡住山道，截断第五支队北去通路。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决定发起攻击，歼灭蔡家河东梁之敌，夺道北进。由于敌占领制高点，又有土围子，数次进攻受挫，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第19页 习仲勛当即在沟底蔡家河堡子召集队委开会决定：一、停止攻击蔡家河东梁，绕道麟游北部的页岭东进。二、由习仲勛、左文辉先去长武县亭口镇找关系，准备渡泾河的船只。三、由刘林圃、吕剑人拉社会关系同刘文伯谈判，佯装接受改编，争取时间做好渡河准备。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由许天洁、李特生带领，经页岭、崔木，抵达岳御寺待命。 会后，习仲勛、左文辉没有停留，即迅速向长武亭口进发。左文辉曾回忆说：我们换上了学生装，沿着西兰公路朝泾阳、三原方向走去。到了陕西省礼泉县境内时，遇到了国民党人员的盘查，间我们是否参加了两当兵暴。习仲勛冷静回答说，我们是小学教员，回家中去，即化险为夷。 根据队委会议决定，第五支队随即撤离战场，连夜向岳御寺前进。因为白天作战，晚上又行走百余里，待到目的地时已是次日清晨。支队官兵疲惫不堪，各连自行休息，安排吃饭。但是，他们没有料到，支队的宿营地正是大土匪王结子的老巢。王结子本人就住在岳御寺附近卧牛山北边的底角沟，各村都安有坐探。十时左右，许天洁发现支队已被二三百步骑兵包围，即紧急指挥各连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进攻，并迅速占领了北面的土岭阵地。接火后，敌凭藉兵力武器优势，步步逼近，激战数小时后，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失去战斗能力。最后，除少数人跑出外，其余均被缴械。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等几经辗转，返回西安，旋被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刘林圃英勇就义。至此，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北进苏区，未能到达目的地而归于失败。 习仲勛、左文辉赶到六十多里以外的亭口镇，利用当初在这里结拜兄弟建立的关系，“弄清了当地敌情，选定了渡泾河的地点，并准备在部队到达后，再打一批土豪，补充一批物资，以解决部队的困难，保证把部队拉到淳化、旬邑一带后，立即与刘、谢部靠近”。三天后，习仲勛、左文辉便得知队伍北进失利的消息。习仲勛心情非常沉重，深为历经数年，呕心沥血，艰苦工作，而最终没有把这支队伍带到苏区而抱憾不已。以后的数十年间，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兵暴的经验和教训：“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 兵暴失败的教训也是沉痛的。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必要的联合，有时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及时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第04章 渭北烽火赤子情 ●路漫漫 两当兵暴最终归于失败。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三百余名官兵，在一夜之间被击溃，被遣散，遭“全军覆没”。 严峻的现实，对年龄还不足十九岁的队委书记习仲勛来说，精神上的负荷是沉重的，加之十多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使他体力极度消耗，心力交瘁，身卧病榻。 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搜捕，习仲勛只好暂时藏身于王子轩骡马店中的一个拐窑内，一边养病，一边等候党组织的讯息。店内饭食较好，王子轩对这位困境中的异姓兄弟照顾挺周到，因而习仲勛身体恢复较快。习仲勛白天在窑内看看书，晚上出去在镇子里走走，打听打听风声，有时还硬撑着病体，帮助饭馆拉拉风箱或做些挑水之类的杂活。但是他内心如潮水涌动，急切地期待着失散了的战友们的消息，盼望能早日回到已颇具规模的渭北苏区。 芒种刚过，赤日炎炎，麦浪飘香。陕西关中地区进入夏收大忙季节。 六月上旬，习仲勛由长武亭口镇秘密回到富平县。因为情况不明，他没有直接回自己的家，而是在离习家庄十多里地的线家原其表姐家中先住了下来。这家后院有一个堆放麦衣子的土窑洞，习仲勛便经常在这里藏身。在这里他与过去自己发展的共产党员胡振清、柴国栋取得了联繫，并了解到国民党陕西当局在西安逮捕了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之后，正在通缉两当兵暴的其他领导人，习仲勛的名字也被列在其中。他曾回忆说：“在线家原暂住时，约来胡振清和柴国栋问清情况，知道敌方正在通缉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既不能久待，也不好乱动，只好就近去富平县城找到组织，再设法到谢子长、刘志丹游击队工作。” 不久，习仲勛由线家原转移到都村他的外祖母家中暂住避风，并秘密与家在凤凰堡的好友宋杰生约定，一同赴县城寻找自己的老师，以求通过他们与中共富平县组织取得联繫。 七月初的一天，习仲勛、宋杰生趁天色未亮步行十五里路，赶到富平县城南关。他们原打算在夜幕未退时进入县城，却不料这天城门紧闭，直到太阳升高仍无开城门的迹象，这时城外却已是车来人往，商店也开门营业。习仲勛估计城内可能发生变故，为了弄清情况，预防不测，他将头上戴的大草帽往下一拉，走近城门口向一个陌生人问道： “怎么还不开城门?” 那人只是“唔”了一声，没有回答，显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习仲勛预感到情况不妙，就给宋杰生使了个眼色，示意迅速离开。他们折身往回走了几里路，来到一个西瓜园，买了一个大西瓜，一边吃，一边向园主打探消息。话刚开了个头，一排全副武装的士兵向瓜园走来。习仲勛灵机一动，告诉宋杰生说：“你赶快离开这里，如果我被这些人带走，你就去县教育局找石仲伟老师，请他快想办法。” 习仲勛让找石仲伟是有缘由的。因为石仲伟是他在第一高小上学时的老师，富平县美原镇人，曾入黄埔军校，“四一二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受中共组织委派以国民党富平县教育局局长公开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开展对国民党驻军的统战工作。 宋杰生离开后，这群士兵盘问习仲勛：“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在外面做生意的，刚回来想寻我的老师，想当个小学教员，不愿再经商了，今天进城时，因为城门不开，所以在这儿等候。“习仲勛回答说。 习仲勛从容答道：“我姓焦，本县教场人，离这里不远。”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习仲勛被士兵带入县城的军队营部审问。审问人为了证实习仲勛说话的真实性，要他给石仲伟写一封信。习仲勛即提笔写了以下几句话：石仲伟老师，我从外面经商回来，现在觉得回来还是当个小学教师好，知道老师是教育局长，能否给我寻个职业。 这封信很快送到了石仲伟手中。 其时，杨虎城部四十二师一个营正驻防富平县城。营长鲍从汉是一位颇具民主进步思想的青年军人。他曾对石仲伟戏笑说：我也是穷人出身，就改名为鲍穷汉吧!石仲伟因为专事对该部的统战工作，故与鲍从汉等国民党驻军军官过从甚密。原来，这天富平县城内气氛紧张，城门紧闭，是因为该营在中共组织的策动下，发生了士兵譁变。中共渭北特委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日写给省委的报告中曾对这一事件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四十二师鲍营曾向武字区袭击了一次，我们的政治影响到士兵群众。他们在一排长领导下，准备进行革命的兵变，在县城找我们党，但富平党得到了这个消息，不敢公开和他们见面，直接领导‘围剿’苏区的白军的譁变，仅站在第三者地位劝告他们出去，也没有给他们以政治的任务，怎样结合武字区群众。他们准备有两连的发动，但怕机密被泄露，该排长与发动土兵均被捕。”习仲勛被巡查人员带去审问，是怀疑他也是参加譁变士兵而引起误会。【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20页 宋杰生找到教育局时，恰巧鲍从汉正在石仲伟处落座。石仲伟即当面质问这位营长：“怎么搞的，你的队伍为啥把我一个学生押走了?”鲍愣了一下说： “简直是胡闹!”遂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名片，让石仲伟派人拿着他的名片要求放人。 习仲勛被放出后到了县教育局。石仲伟告诉他说：中共富平区委书记张祝三和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宋光涛等都在抗日救国会住，你可和他们联繫。习仲勛按照石仲伟的吩咐在县抗日救国会暂住下来，并向中共富平区委负责人表达了自己寻找陕甘游击队的迫切愿望。直到一九八三年，石仲伟还谈起这件尘封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往事：“习仲勛的获释，居然在‘文革’ 中成了造反派罗织的一项罪名。当时专案组的人多次找我，反覆质问说，既然当局下了通缉令，习仲勛为什么能随便获释?办了什么手续?我说，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是士兵们抓错了人，我们说了话就放了，还要什么手续?” 数日后，习仲勛在县立第一高小与受省委派遣视察渭北地区工作的程建文相遇。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倾吐了自己从三原学潮、西安系狱、开展士兵运动，一直到发动两当兵暴失败的经历。他说：“这下可好了，我终于见到省委的人了。我希望能尽快回到苏区，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正好程建文要去武字区巡视工作，便决定与习仲勛同行。 当天日头将落的时候，习仲勛和程建文每人戴了一顶大草帽，作了简单化装后悄悄出了富平县城，夜宿洼里村程建文家。次日又赶往三原县武字区长坳村，见到了中共三原总支委员唐玉怀。习仲勛几经辗转，终于踏上了渭北苏区的土地，他觉得犹如一阵清风扑面，长时间抑郁的心情一下爽朗了许多。离开渭北两年多的日子里，他深深眷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日夜思念着家乡的父老亲人。但是，当他回到这方熟悉的土地时，却难以抑制对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嚮往之情。 他诚恳地向唐玉怀表示：能尽快去陕甘游击队工作，是自己迫切的心愿。 习仲勛寻找陕甘游击队，得到了与他同村的贫苦农民周老四的热心帮助。周老四名叫周明德，是习仲勛在家乡发展的党员后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的叔父。习仲勛与周冬至又以干兄弟相称，习、周两家交往甚密。关中“民国十八年年馑”时，周冬至随父母逃荒到照金山区的老爷岭定居，靠租种一些田地勉强餬口度日。其叔父周明德仍留在富平老家，时常驮运些食盐到照金一带兑换粮食回来，用以维持生计。由于他往返于北部山区，了解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活动情况，便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渴望找到陕甘游击队的习仲勛，并提出以驮盐换粮为掩护，带习仲勛奔赴照金，寻找刘志丹、谢子长，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了个艷阳高照、热风灼人的秋日，一辆装满锅板盐的人力刘志丹、谢子长，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一个艷阳高照、热风灼人的秋日，一辆装满锅板盐的力人力独轮车在通往耀县北山的土道上艰难地前行着。后面推车的是周明德，在前面拉车的是习仲勛。他们饿了啃口干馍，口渴了喝口河水，终于来到百余里以外的耀县照金山区老爷岭，在周冬至家中暂时住了下来。 ●追随刘志丹、谢子长 当习仲勛历尽艰辛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之时，这支刚刚成立不久的工农武装正经受着曲折斗争和艰苦征战的严峻考验。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随后在总指挥谢子长带领下向陕西渭北地区的三原、蒲城、富平、耀县一带进击。十三日，攻占旬邑县职田镇，击溃国民党地方民团，继而又在该县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袭击耀县照金民团。四月十八日，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指责陕甘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错误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并将原来的四个大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刘志丹、阎红彦分别任支队长。此间，“志丹同志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带队伍到礼泉、干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勛等人带领的两当兵暴的队伍。只因兵暴队伍被土匪打散，接应未果。五月，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恢复，刘志丹出任总指挥。游击队在富平、洛川、中部、宜君作战九十余次，歼敌一千四百余名。五月底，陕甘游击队先后在甘泉临镇和东进韩城作战中失利，又转入陇东地区活动。六月底，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即在甘肃省正宁县湫头、南邑一带休整队伍。此间，受中共陕省委委派任陕甘游击队政委的李艮，又搞起了一场解决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的风波。在游击队内部受到错误主张严重干扰时，国民党军驻正宁县山河镇的一个团队，突然向游击队实施军事“围剿”。李艮提出了“死守五顷原”的口号，游击队官兵虽英勇作战，终因指挥失误而连吃败仗，伤亡惨重，给游击队造成了严重后果。游击队撤至旬邑县马栏镇，召开军人大会，批评了李艮的错误。八月三十日，中共陕西省委命令谢子长返回游击队，再任总指挥。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率领下就地进行休整后，遂转入陕西耀县照金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习仲勛打听到谢子长在照金镇以西四五里路的杨柳坪驻扎的消息，急忙从老爷岭赶来和谢子长会面。几天后，又在杨柳坪以北十多里外的金刚庙见到了刘志丹。习仲勛如此执着和痴心地追寻刘志丹，是出自于长期以来对这位群众领袖由衷的景仰和信赖。 刘志丹，原名景桂，一九o三年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早年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一九二四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五月，参与组织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后又担任中共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一九三六年春，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率部东征，在指挥晋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称颂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谢子长，又名德元，号浩如，一八九七年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月，组织领导了清涧武装起义。翌年五月，又与刘志丹、唐澍等领导发动渭华起义。后历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中共中央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等职。一九三四年八月在清涧县河口战斗中负重伤，于次年二月二十一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毛泽东结束长徵到达陕北后，曾多次题词悼念谢子长，其中一联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表达了对这位中共西北地区领导人的敬重之情。
第21页 刘志丹、谢子长同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 习仲勛见到两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群众领袖，特别听到周围的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们“老刘”、“老谢”时，因两当兵暴失败的郁闷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诉说，但一时竟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刘志丹看出了习仲勛复杂的心情，紧紧地拉着他的手，鼓励地说道：“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 真诚而坦率的态度，亲切质朴的话语，使他们的心如有一块磁石似地紧紧地吸引到了一起。 习仲勛望着刘志丹清瘦的脸庞，高高的鼻樑，深邃而温和的目光，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谈话顿时活跃了起来。习仲勛详细叙述了自己搞学生运动坐牢，两当兵暴失败，搞农民运动也屡受挫折的情况，感到内心很沉重。刘志丹说，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两当兵暴时你还是队委书记。他又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託，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谢子长也叮嘱习仲勛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从关中逃难过来的饥民多，你在这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枝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刘志丹、谢子长第一次与习仲勛的会见和谈话，给习仲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把这次会见和谈话视为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发生深刻影响的重要经历而屡屡提起：“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在传说中，常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菸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这不仅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几年来，志丹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那种坚忍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刘志丹、谢子长指挥的陕甘游击队初到照金，就从抓获的侦探口中得知，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保卫团副总指挥党谢芳、耀县保卫团团长马希哲和耀县小丘区团长柴子发，带三四百兵力向照金尖坪一带发动“围剿”刘志丹、谢子长随即指挥游击队连夜向东转移，绕至照金北山埋伏于密林之中。九月十二日拂晓，游击队凭藉浓雾掩护，将围剿民团反包围后，突然开火，当场击毙党谢芳，活捉马希哲、柴子发。战斗胜利后，刘、谢决定率陕甘游击队乘胜向南游击，筹粮筹款，徵集冬衣，而后北上安定、保安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 谢子长临行前给习仲勛交代了任务：“你留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七支队。”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时，习仲勛特意赶到金刚庙向刘志丹道别，刘志丹殷切地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闢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刘志丹还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并授意习仲勛参与领导这支武装;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游击斗争。 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队长程双印，是陕西省旬邑县郝村人，曾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共组织领导的旬邑武装起义中担任连长。起义失败后，程双印等带领部分起义人员转入县北区活动，组织起旬邑县游击队，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他政治坚定，很能打仗。第五伯昌是旬邑县张洪镇人，也参加了旬邑武装起义，军事知识和群众工作经验较为丰富。战事频仍、军务繁忙的刘志丹如此周密的部署安排，可以看出他对建立照金革命根据地用心深远。但是，特务队的活动出人意料地很快发生了曲折。 刘志丹、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出发后不久，留在照金的特务队便发生了中队长陈克敏带队叛变，给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带来了严重危害。陈克敏，又名陈连升，河南省泌阳县人，土匪出身，生性凶残。其参加陕甘游击队后仍匪性不改，在游击队主力离开后即以国民党地方民团名义驻扎东坪、龙家寨一带，与工农武装为敌。特务队队长程双印觉范察到陈克敏叛变预谋后，便带人赶到该中队驻地碌碡坪欲制止叛乱发生。不料抖，当他刚踏进一孔窑门时，便被隐藏在窑内的叛匪开枪打死，特务队一时出现混乱。 陈克敏叛变事件发生后，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勛即与第五伯昌商量对策，决定由习仲勛任特务队指导员，第五伯昌代理队长，将特务队迅速撤离照金地区，向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进发。 ●再返渭北苏区 渭北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地处关中腹地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止县的交界地段，东至富平县的老户沟、淡村、都村、石桥、觅冬薴地，西到淳化县的夕阳、固贤、石桥一带，南接三原白鹿原、天齐原南畔，北连耀县的华里坊、东牛、让牛、小丘等村镇，西南方向一直延伸到泾阳县的安吴、老庄、口镇等地，总面积约七百五十平方公里，约四万多人口。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是陕西农民沄动活跃地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中共党员乔国祯，就开始在武字区宣传组织群众，普遍建立起区、村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武装组织，广泛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减少田赋粮款、解散民团等锋芒直指反动政权的斗争。习仲勛参加的一九二八年三月省立第三师范的学潮、一九二九年抗粮抗捐打击土豪的斗争，就是渭北革命根据地准备时期的重要活动。 渭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几经曲折。到了一九三一年五月以后，随着中共武字区委的恢复和周围地方农民委员会、穷人会的广泛建立，渭北革命根据地进入建立和发展时期。翌年三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决议建立中共渭北特委，并决定由省委书记杜衡兼渭北特委书记。这一决议当时未能完全实施，渭北特委也没有建立起来，然而，一支有四十余人、武器装备较好的武字区游击队却应运而生。其先后活动于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县的石川河及耀县西原、南原地区。八月，中共渭北特委誉导的渭北游击队成立，有队员六十余人，枪三十多支。同时，以黄子祥为主席、唐玉怀为副主席的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渭北革命斗争迅速得到发展。
第22页 在渭北革命斗争出现高涨形势之际，习仲勛带领着刘志丹留下的处境艰难的特务队向武字区方向前进。 当天，习仲勛指挥队伍避敌阻截，穿越密林峻岭，来到耀县照金南端的老牛坡下，在这里找到了一位名叫鱼得水的农民为特务队带路，半夜时分到达渭北苏区管辖的让牛村。为应付敌人盘查，特务队还从让牛村抓了一名豪绅随队伍一起行动。他们连夜涉过陈家河、牛村河，天明时分到达离武字区十多里地的华里坊。 当特务队终于到达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胜利会合的时候，习仲勛觉得如释重负。一个多月前，他寻找刘志丹、谢子长历尽艰辛，从渭北到照金;为了实现刘志丹的嘱託，保存革命的武装力量，他又带队伍回到渭北，联想到数年间艰难曲折的经历，一种胜利的喜悦从心底升起。 刚刚成立不久的渭北游击队也因为特务队的编入而发展壮大起来。习仲勛高兴地见到了欢迎他们的游击队指挥黄子文，当他们谈到为了根据地的建设又要战斗在一起时，心情格外激动，坚持斗争的信心倍增。半个世纪后，习仲勛曾意味深长地说：“我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时工作时间不长，但对开创这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黄子文，却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他是真正的渭北革命群众的领袖。他入党早，经验丰富，看问题全面而且很有见地。早在一九二八年，他就在渭北开始搞武装斗争。黄氏兄弟在渭北一带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他们的历史地位应该承认。” 习仲勛带的特务队到达武字区后，即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程国玺任支队长，习仲勛任政治指导员。同时，将武字区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马志舟兼支队长，金天华兼政治指导员。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又称武字区后区游击队，经常驻扎在黄子文的家乡甘涝池村，主要活动于三原、富平、耀县一带边界地区。 随着渭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一领导，于十月初正式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共青团渭北特委也在武字区同时宣告成立。团特委领导武字区、心字区两个团区委，有二十余名共青团员。刚刚到达渭北地的习仲勛担任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 新成立的中共渭北特委专门设立军委，以加强对军事工作和游击队的领导。习仲勛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甘涝池驻扎时，“当时渭北特委军委书记汪锋和参谋第五伯昌曾来这里检查工作。汪锋还给游击队讲了话”。 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后，领导根据地军民更广泛地开展了分粮分地的群众斗争和抗日救亡活动。武字区、心字区农民被发动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粮食，并分配给生活困难的贫苦群众。农民联合会迅速发展到六百余人，农民武装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群众斗争情绪似火一样燃烧起来。仅十月份一个月内，渭北特委先后五次作出决定和召开联席会议、代表会议，学习讨论苏维埃土地法，研究讨论分配土地问题，使许多贫苦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根据地还通过组织“教育促进会”，举行群众集会等形式，开展了以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揭露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为内容的抗日宣传活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忱和革命觉悟。游击队坚决地打击地主武装，开展肃清反动势力的斗争，维护根据地社会秩序的安定。“因为游击队的扩大，所以群众斗争也急剧地开展起来，游击运动的呼声也深入到渭北各地群众斗争中……”。 十月上旬，渭北游击队根据特委指示到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县都村、淡村，耀县的西原、华里坊、让牛村一带游击。习仲勛率第二支队到武字区后区周围开展武装斗争，杀豪绅、驱逐催粮要款的差人，使得国民党政权不敢在那里收粮收款。游击队在“高三槐分麦三天，共分麦三百余石，参加群众三百余人”。此间国民党地方当局派密探混入分粮群众，破坏分粮斗争，因慑于高涨的群众情绪未敢造次。游击队驻尚村时遭敌突袭，损失长枪四支、短枪一支，被迫转入南原整编。习仲勛一再鼓励游击队员，只有坚定革命信念，坚持苏区武装斗争，才是劳苦群众的根本出路，从而巩固和加强了队伍。游击队所到之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广大群众热诚欢迎，积极支援游击队活动。 然而，当时在党内对形势和上级包括临时中央的指示的认识是不尽一致的。习仲勛对渭北革命根据地历史就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见解。他曾说，渭北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分配土地，成立工、农、妇等群众团体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在农民联合会里不仅有僱农、贫农、中农，也有富农，妇女联合会中富农家庭的妇女也屡见不鲜。但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直接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他们举起屠刀，要扼杀人民汹涌而起的斗争。这时陕西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左”的路线的推行，给渭北苏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十月六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渭北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来纪念十月革命，发起广大群众的纪念大会与示威，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党应立刻积极地准备这一工作。”翌日，省委又专门发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的决议》。十月八日、九日，渭北特委召开三原、富平、蒲城、耀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研究讨论省委十月六日《决议》和根据地政权组织问题。十月三十日，中共渭北革委会党团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贯彻省委决议，在十一月六日、七日、八日连续三天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隆重纪念十月革命节。 十一月六日，根据地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万人大会在武字区举行。习仲勛率第二支队参加大会。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致开幕词后，中共三原县委、农民联合会、妇联会、赤卫队、游击队、少先队和学生代表先后发表讲话，并通过通电五则。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以习仲勛带领的全副武装的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为先导，第一支队担任后卫，数千名群众参加的游行队伍，步行到武字区以北十多里地以外的马额镇示威游行。次日，参加集会的人数骤然增加，群众情绪更加高涨。习仲勛再次率第二支队走在前列，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南行近二十里从三原县以东的西阳镇穿过，再经富平县的瓦窑头、淡村，当日又返回武字区。十月八日，纪念大会进入第三天，团渭北特委组织演出化装新剧，举行游艺会，并刷写标语、散发传单七千余份。 然而，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根据地军民未曾料到，战争的阴云已密布渭北上空。反动武装磨刀霍霍，“围剿”根据地呈一触即发之势。 十一月九日，在三原和耀县小丘、富平庄里地区的国民党驻军与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六个县的民团纠集在一起，突然将武字区四面包围，进行武装“清剿”。犯敌在攻占武字区以后，又连续三天“先搜原，后搜沟，然后沟原一起搜”，到处捕人，杀人。第二支队驻地甘涝池村三十多人被抓，群众衣物被褥被抢劫一空，甚至连打麦场上的石碌碡也被推入井底，黄子文家中十余间房屋萑被烧，牲口农具被抢。在不长时间内，又连续四次对武字区“围剿”洗劫。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骨干被冲散，工作陷入瘫痪状态。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死于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之下。
第23页 在装备精良、枪弹充足，数十倍于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围敌突袭之时，渭北游击队在难以实行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被迫分散行动。习仲勛和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带第二支队急向西南方向的心字区转移。转移途中，为了保证粮食补给，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还抓了几名地主豪绅作为人质带在队伍中。【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转移后，尚立足未稳，敌人又来心字区“清剿”，游击队无法集中活动，遂决定支队长程国玺和第五伯昌带支队到旬邑一带打游击，习仲勛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敌人在照金还是到处捕人杀人，他们又回到心字区。游击队离开时，留下了两支短枪，两支长枪和两支老套筒。由于敌人残酷地捕杀根据地领导骨干和游击队队员，习仲勛和李杰夫在心字区附近一个水洞内潜藏了十多天时间。后来地方民团搜寻到这里，只是把押在洞口的几个豪绅带走，而藏在水洞深处的习仲勛和李杰夫未被发觉，幸免于难。 过后，李杰夫提出要离开渭北，返回省委。习仲勛便送他离开了心字区。他们以后再未能晤面。这位在中共陕西党的早期活动中有过不凡经历的渭北特委书记，最后却滑入政治歧途，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李杰夫，原名高维翰，陕西省长安县人，早年在苏联中山大学与蒋经国同窗，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政委、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等职，后在江苏省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自首，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经国的秘书。全国解放前夕随蒋军去了台湾，曾任国民党党务顾问和台北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在台北病逝。 习仲勛与李杰夫分手后，秘密回到富平西区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习仲勛当时对渭北苏区这次失败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十二年后，他在《关于渭北苏区》一文中，客观而求实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革命运动蓬蓬勃勃，这样就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敌人发动了六县民团‘围剿’。另一方面，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他们发动万余群众在三原附近的马路上游行示威。在敌人‘围剿’时，则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 ●富平西区的斗争 陕西省富平县西部地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武字区纪念十月革命节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对富平县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先是石桥一带的群众带长矛、大刀直接赴武字区参加庆祝大会和游行示威。接着，中共富平县党组织又发动和领导了较大规模的“交农”和驱逐国民党县长米森若的斗争。他们动员数千名群众包围县城，要求减免苛捐杂税，驱逐反动县长离开富平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很大震动。反动武装在“围剿”洗劫武字区的同时，派出四个民团驻扎在淡村、觅子、尚家等村镇，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富平西区也充满紧张恐怖气氛。 习仲勛携带枪枝来到离习家庄不远的唐家堡，在幼时的好友岳强明家住了下来。他向这位知心的伙伴叙说了自己几年间痴心不改追求革命的曲折经历和渭北根据地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说，失败和困难是暂时的，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争取翻身自由的斗争最终会实现的。他热情地鼓励说：“强明，我这里有枪，咱们一起再干吧!” 但是岳强明一时还鼓不起勇气，仍不解地说：“你干得好，怎么连自己的家也不肯回，跑到我家来了?” 习仲勛听了岳强明的话后，便从自己家庭和广大农民贫困不堪的生活说起，耐心地讲了许多关于阶级、阶级压迫及反抗地主封建剥削的道理，说明青年人只有投身于现实的革命斗争才有出路和前途。岳强明在习仲勛的引导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习仲勛根据他的表现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岳强明入党后，除掩护习仲勛的安全外，还将姚万忠等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串连在一起，有组织地开展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在实践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曾被国民党富平县当局关押五年之久，先后七次受老虎凳、夹指头等酷刑逼供，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出狱后又参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由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在习仲勛的引导下，还有一批当地青年投身革命，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不同战线上的领导骨干，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习仲勛在岳强明家召集姚万忠、刘鸣凤、岳强明等人开会，成立了中共淡村支部，姚万忠担任支部书记。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壮大了富平县党团组织。接着以党团员为骨干建立起一支有二十人的富平县淡村游击队，由岳强明、刘鸣凤负责。 由于关中一带的大年馑刚过，农民吃粮极为困难，因而在当时解决好群众的吃饭问题就成为燃眉之急。习仲勛和党支部研究，决定以淡村游击队为主力，带领群众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分粮斗争。开始群众心存疑虑，只有少数人参加行动。这时，武字区前区游击队队长康尚武带队伍来到淡村一带开闢工作。习仲勛即担任该队政治委员。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游击队活动与群众分粮斗争结合起来，使当地形势迅速出现了转机。 十二月的一个晚上，习仲勛指挥游击队和数百名群众包围了习家庄北面的西刘堡，强制收缴和分配大地主刘本初、民团团长刘玉琪囤积的粮食和财物。二刘闻讯后逃跑。但是，这两家高墙壁垒，数道门窗已完全堵死，并派有家丁守护。群众放火烧了两家的门楼，解除了家丁的武装，向附近饥民平分了粮食和财物。接着，又动员起千余人的分粮队伍到庄里镇以南大地主贾成芳家，分了其粮食和财物。在分粮斗争中，他们还根据群众请求，将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田顺子、党玉升等人处死。 习仲勛在富平西区的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昼伏夜出，灵活机动，演绎出了不少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其实，习仲勛这段生活是异常艰苦的。他曾回忆说：“那时，我们几个人白天藏在一个坟墓里休息和开会，晚上出去活动。尽管离家不过几里地，但是为了避免暴露，还得过这样的‘地下生活’。敌人的报纸也宣传说谁谁是土匪，弄得一时人心恐慌，甚至由耀县通往三原到西安的大路上的行人都改走南塬。我们在墓洞中，有时为了提精神，就拼命地抽捲菸，把我都叫旱菸抽醉了。” 习仲勛数日内辗转于家乡周围的村庄，更勾起了他对脚下黄土地的无限情思。他常常透过浓浓夜色，遥望着远处那个熟悉的小农庄和孤单的房舍，陷人了深深的遐想之中。他思念长眠在这里早逝的父母，更牵挂几位尚未成年的弟妹。六十四年以后，年已七十八岁的习冬英谈起了家中这段久远的往事：“那是我十二岁的时候，一天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他告诉我说，你大哥回来了，很想见你。我就跟着这位来人，到了线家原我表姐家，在后院一孔放麦衣的窑里才兄妹相见。我对大哥说，我们一起回去吧，咱家缺人。他打断我的话说，以后再不要说让我回去的话，你们和三叔好好在家里过，我要走得很远很远。我当时还天真地问大哥，你们怎么把人家刘本初家的房烧了，粮也分了?大哥说，地主嘛!”
第24页 中共富平西区组织及其游击队的活动，很快遭到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残酷镇压。一九三三年年初，淡村游击队负责人岳强明由耀县返回唐家窑唐开礼家召集会议时，国民党富平县保卫团团长李宏才闻讯带团丁搜捕。岳强明与唐开礼一家仓促躲入地窖。李宏才即点燃卷着辣椒的被子熏烧，致使岳强明、唐开礼等三人昏迷后被团丁带走，唐开礼妻儿一家四口被活活熏死。民团团丁又将岳强明家挖地三尺，财物洗劫一空，还枪杀了岳强明十七岁的小弟岳强隆。一九八六年，七十三岁的习仲勛还与胞弟习仲凯谈起了当时分粮斗争的情景：“那晚，分粮群众沖入西刘堡时，我在城门楼下烤火，房上一个叫赵老八的家丁看见了我，说那不是带的人来了。后来，因为这次我们烧了地主家的房子，地主们扬言也要烧咱家的房报复。但是，他们胆怯。刘玉琪就既恨又怕地叫骂说，那是个狼，他要在，就要吃人的，最终还是没有敢对咱家下手。” 富平西区的武装斗争，在习仲勛漫长的革命经历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他的记忆中却是深刻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纪念十月革命节活动失败月余后，我与李豫章到富平西区都村一带开展游击运动，半月后分粮群众发展到几千人，成立了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五县民团‘围剿’，这一区域又遭到破坏。留下来的人，一部分去照金活动，一部分参加渭北游击队。” ●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当习仲勛领导富平西区群众分粮斗争深入发展时，中共渭北特委成员在富平县城内举行了一次事关渭北根据地前途命运的紧急会议。会后，渭北地区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为恢复根据地又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在此之前，中共陕西省委得知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向渭北根据地发动“清剿”并占据武字区消息后，立即派遣省委委员贾拓夫以渭北特派员身份到该地区视察工作。当贾拓夫到达武字区时，这里还处于国民党军事“围剿”的白色恐怖之中，特委的同志已被冲散，无法联繫工作。贾拓夫遂转赴富平县找到渭北特委委员李沖霄、曾楚川、郑彦青和富平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先后两次召开紧急特委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渭北工作的决议，检讨了武字区被“围剿”前后的工作，宣布撤销李杰夫中共渭北特委书记职务，决定组成以李沖霄为书记的新的渭北特委。不久，中共陕西省省委委员杜衡在武字区特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省委指示，宣布渭北特委由七名正式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金理科为书记。十二月中旬，渭北特委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撤销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勛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 同时，共青团渭北特委改建为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勛任组织委员，二月，继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主要管辖武字区、心字区团区委会，机关开始设在县城南关，后移至省立第三中学。习仲勛任书记后不久，又迁回武字区。 习仲勛对于团中心县委书记的任职，开始不很乐意。他觉得自己在第三师范上学时，因闹学潮被捕关押，并由此失学，加之一些当事人还在三原，很不利于开展工作。但是，他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在团中心县委“主要搞学运和兵运工作，在省立第三中学和驻三原的王泰吉部发展了一批党员”。习仲勛还在党的中心县委分工联繫富平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有时也去富平巡视。 一九八六年七月，原中顾委委员、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张邦英老人曾兴奋地谈起当初和这位年轻的团中心县委书记一次会见的情形：“一九三三年初，我从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回到耀县家乡。党组织指示我将情况向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习仲勛通报。我来到三原职业学校，一位姓曹的党内同志给我交代了会面地点和联络暗号。我按照他的安排来到县城东关的运动场。只见一位个头较高、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在场上踱来踱去，经过联繫知道他就是习仲勛。我们便在一个鞦韆旁开始了交谈。我谈了耀县党团组织的情况和如何发展游击队的问题。习仲勛简单介绍了渭北的形势和当前任务。他话不多，但显得非常利索干练，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此我们便开始了六十多年战斗友谊。”习仲勛也对这次他们的秘密会面记忆犹新，时常向人谈起。 习仲勛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对他思想产生更大影响的是一位叫康和熙的人。 康和熙，是赵伯平的化名。赵伯平，一九o二年生于陕西省蓝田县，少年时代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蓝田特别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省委巡视员、省委候补委员等职。一九三o年秋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开闢游击战争，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等职务，于一九九三年五月逝世。其时，习仲勛曾以《一身正气，满腹经纶》为题撰文称赞赵伯平：知难而不退，临危而不惧;遇险而不惊，蒙冤而不怨。 质朴的语言，是他对这位革命长者六十年漫长革命岁月感情沉淀的迸发。 一九三三年二月，赵伯平受省委派遣接替汪锋(时化名汪烈)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管组织工作，不久任中心县委书记，化名周中开展工作。赵伯平颇为喜欢这位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团中心县委书记，并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听取和吸纳习仲勛的意见和建议。习仲勛记得，赵伯平工作很有个性特点，尤其重视对党内同志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文化教育。其任职伊始就把自己深入学习和具体运用过的党中央下发的一些文件，如《古田会议决议》、《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经常抽出时间向党内作传达和宣讲，逐渐形成了惯例，几乎每天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他还结合渭北革命斗争的实际，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党在南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术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以及“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工作要领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简要法规等。 习仲勛对这种学习和讨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参加革命斗争七年中，他还没有这样集中时间系统学习过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每次学习和讨论，心头总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赵伯平约习仲勛一起登上了县城东关的城墙。在春寒料峭的微风中，他们畅开心扉，交谈了很久，话题一直从渭北特委时期的工作情形，谈到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下各地方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党的力量情况。他们特别认真地回顾总结了开展游击战争、人民反封建等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赵伯平深有感悟地说道，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今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要注意克服甚至抵制“左”倾方针、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武装工作方面的一些干扰。赵伯平深刻而富有远见的话语，给习仲勛以深刻启迪，以至在经历了五十年沧桑岁月之后，他还深情地回忆道：“赵伯平对我帮助影响很大，他经常给我讲马列主义基本知识，讲中国革命的历史。那次在三原城墙上和我说话的神态，就像刚发生在眼前，令人久久难忘。”
第25页 三月，中共陕西省委调习仲勛回省委分配工作，派李尚勤接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习仲勛离开三原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逐步恢复健全了党和政权组织，重新组建了渭北游击队，成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继续开展打土豪、分田分粮革命斗争。八月，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革命根据地再次遭国民党重兵“围剿”，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等人遭敌逮捕。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烽火暂时熄灭了。 渭北革命根据地距离国民党渭北统治中心三原县城仅三十里地远，离省城西安也只有一百里之遥，完全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域之中。红军游击队既无精良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在地理条件上又无高山大川和天然险阻以抵御反动武装进剿和袭击。加之当时党的临时中央出现了严重“左”的错误，“左”倾冒险路线和错误主张在党内得以推行，给革命事业已造成了全局性的危害，因而，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失败也就在必然之中。 习仲勛调离渭北时，这里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他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最后结局。他同渭北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时值青春年华，对革命前途怀有美好的理想和憧憬，在实际斗争中又充满了炽烈的热情和牺牲精神，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阅历不可能使他们对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有更为清楚的认识和准确判断，特别是当“左”的路线以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决议形式加以推行的时候，作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个人是不容易做到公开反对或抵制的。随着事物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思想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若干年后，习仲勛写过一些文章，字里行间除充满对渭北革命根据地深情回忆外，更多的是对这段历史经验冷静的审视和理性的思考。 “一九三三年初，渭北苏区由于西面成立的泾阳游击队(苗家祥部)、耀县南三堡由张仲良同志领导的农民斗争发展了游击运动，而又恢复起来。这时从红二十六军也来了张秀山等几个坚强的干部，加强了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开展了积极进攻的游击战争，并直接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行动，经过半年就壮大成为红四团。而这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杜衡来过一次，强调分土地，反对苏区同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当时遭到了同志们在实际行动中的反对。到了同年夏天，在敌人六面‘围剿’之下又失败了。此后渭北苏区再没有恢复起来。” “渭北地区是陕甘第一个苏区，渭北的武字区、心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渭北苏区的开闢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 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渭北苏区长期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渭北苏区位处平原上，四面都受敌人包围，对敌斗争要採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而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坚持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苏区同志的‘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 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证明是失败的路线。” 第05章 在照金苏区 ●奉调 当渭北地区军民浴血奋战之时，在百余里以外的照金地区革命斗争正呈潮汹浪涌之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和艰难征战中不断巩固和壮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以照金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为了加强对陕甘边苏区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选派一批领导干部到照金工作。习仲勛便是被选派者之一。 照金地区是桥山山脉南端一个突出地带，位于陕西省耀县西北部。周围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接壤。南倚子午岭，北连渭北高原，东临咸榆大道，西接陕甘边腹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交错，梢林密布，河溪纵横。中心地带更是奇峰峻岭，悬崖峭壁，地形极为复杂而险要。其攻可截断咸榆公路，出击渭北平原;守可隐蔽深山，退守子午岭密林，便于机动周旋，开展游击战争。 这一带的土地绝大多数集中在大地主和当地的香山寺院手中。广大农民备受苛捐杂税、兵祸匪患的压榨剥削，困苦不堪。加之连年的灾荒，又使山东、河南、四川和关中地区所谓“三省十二县”饥民到这里逃荒落户，更加剧了照金地区的贫困。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苦农民，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要求。特别是陕甘游击队深入照金开展游击战争以及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和辐射，使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日渐深入人心，一些农民武装和其他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这里地域偏僻，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照金地区特殊的地理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乃至中共中央的重视。 早在陕甘游击队以甘肃省正宁县寺村原为活动中心开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作出了《关于陕甘游击队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批准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六省委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强调北方党的基本任务是创造与发展陕甘新苏区，正式组建红二十六军并锻鍊成一支强有力的红军。同时决定时为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此后，中共陕西省委分别在六月初和八月二十五日作出了《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决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三大任务，要求创造红二十六军，并立即建立一个团。【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十二月二十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县)召开陕甘游击队党员会议，宣布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及杜衡担任军政委的任命。二十二日，召开党员大会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二十四日，在旬邑县转角镇举行改编授旗仪式。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由此，这支仅有二百余人的年轻工农武装，肩负着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重任，踏上了新的征程。 习仲勛这时正在富平西区一带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斗争，他对这些情况的详细了解，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 一九三三年三月初，习仲勛奉调由三原回到西安，在东关的三八旅社住了下来。他与居住在附近另一家旅社的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周凤鸣夫妇取得了联繫。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孟坚先后两次到习仲勛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就派习仲勛去红二十六军工作问题作出了具体安排。习仲勛对这位初次见面的省委书记印象颇佳。
第26页 孟坚，又名孟用潜，河北省深县人。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上海受党中央委派接替杜衡任陕西省委书记，时改名为曹长青。孟坚参加过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一定的地下工作经验，遇事较为稳重，又能听取不同意见，在对形势的认识和工作指导上比较符合实际。但他在省委的工作受到了杜衡等人的排斥打击，于次年四月离开陕西回到上海。孟坚在全国解放后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长期关押，一九八五年病故。习仲勛曾回忆说：“孟坚当时还叫曹铁夫，我们称他老曹。他个儿不高，说话办事挺稳重，解放后还在一个对外研究单位工作。老曹当时给我谈话说，省委决定让你立即去红二十六军工作。他还问我有路费没有，我说有，什么也不要。” 习仲勛得到省委指示后，即乘坐一辆畜力轿车当日到达三原，夜宿东城。第二天午后，步行经三原以北的鲁桥镇五官方，天黑时翻过瓦头坡，进入富平县党家堡，在这里遇上了一位姓张的熟人。此人惊奇地问道：“你怎么回来啦?你们村子里都住满了民团，淡村附近也有民团，到处都说要抓你呢!你可千万不要回去。” 习仲勛只好取道线家原在其表姐家住下。次日，他身穿长袍，头戴礼帽，化装成商人模样继续北行，过了老户沟，找到了设在武字区附近一个秘密联络站。恰好，兼任红二团政委的杜衡离开部队回省委途中也在联络站暂住。 此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东进同官攻占金锁关之后，又乘胜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于心字区北原西马道两旁设伏，歼灭敌驻侯家堡一个骑兵排。习仲勛得知消息后即随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行动，任红二团少年先锋队指导员。 红二团南下在三原、泾阳交界地带，袭击泾惠渠吊儿嘴国民党地方民团后，由西凤山过泾河，翻越一座大山到淳化县南村堡附近宿营。这时驻扎在南村堡子里的民团突然向红二团开火。刘志丹指挥部队将民团一举歼灭。接着又沿途在旬邑县土桥镇、彬县龙马、高村歼灭国民党河工队三十余人和民团股匪后，返回照金。 习仲勛在随红二十六军作战行动中，逐步了解到在创建照金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过程中党内发生的矛盾和激烈斗争。特别是杜衡在此期间的活动引起了他的警惕和深思。 杜衡，又名励君，陕西省佳县人，一九二四年在绥德师范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西安地委第二部委员会书记、中共陕甘区委候补委员、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三年七月在西安被捕叛变，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写了政治观点极为反动的《陕西共党沿革》一文，供认了他所知道的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全部情况。全国解放前夕，随国民党逃至台湾。 习仲勛从红二团领导口中得知，杜衡在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时，就武断地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并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命谢、阎速赴中央“受训”。后在红二团官兵的强烈要求下，杜衡才同意刘志丹和杨重远继续留在部队，分别担任红二团政治处处长和参谋处长。正是有了刘志丹的留任，才使这支队伍免遭被杜衡最后断送的厄运。 习仲勛没有参加红二十六军的改编过程，然而他作为一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担任过边区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者之一，在四十多年以后撰写了一篇文章，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深刻而中肯地评述了这段历史： “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上，和当时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也是充满斗争的。刘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对一些还不理解的同志说，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当时有的人只是知道按省委指示办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 红二十六军成立时，中央派来杜衡担任政委。杜衡是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他把刘志丹等一批同志看做眼中钉，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 ‘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而杜衡自己却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一千多名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少。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部队来到合水县的黑慕原时，杜衡给后方照金根据地来了一封信，要到陕北创造苏区并且要发展骑兵，要打通国际路线。我们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不大妥当，党和红军在陕甘苏区影响很大，这里还有广大群众。杜衡听不进去，碰了钉子又返回来。再后来又一次导致红二团兵败南山，宣布了杜衡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最后破产，不久他本人也被捕投敌，做了可耻叛徒。” ●边区特委军委书记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耀县照金镇土儿梁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勛任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六月，金理科调回省委，秦武山继任特委书记。边区特委成立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积极培养和发展有觉悟的贫僱农入党，逐步建立起一批农村党支部和区委会，并领导着中共旬邑县委和耀县县委的工作，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坚强核心。 习仲勛到照金后，便以主要精力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他“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由于这一带自一九二九年大旱之后还没有恢复过来，分粮斗争很快发展到句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也随着扩大起来”。 三月七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陕甘边区游击队迅速发展的形势发出指示：“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 李妙斋，原名王玉玺，生于一九o三年五月，山西省汾西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国民党驻陕北高双成队伍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任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的警卫营营长。一九三二年十月，与中共党员李艮一起组织发动了“蒿店兵变”，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任支队长。兵变失败后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一九三二年秋，留照金芋园一带发动群众，开闢地方工作，组织起一支四十余人的芋园游击队。一九三三年九月，在薛家寨战斗中光荣牺牲，是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
第27页 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建立，虽然有了编制序列和组织形式，但是很难对数十支游击队实行统一领导。特别是由于“游击运动发展很快，不少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游击队领导也出现过违犯群众纪律方面的问题，对游击队的军纪产生了消极影响。 四月，红二十六军党委决定，改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调整李妙斋的职务。任命黄子文为总指挥，习仲勛为政委。五月，李妙斋继黄子文再任总指挥。 新的指挥机构立即对二十多支游击队进行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彻底整顿。习仲勛作为党在游击队中的代表，在整顿中发挥了有力的指导作用。他们坚决地遣散了一批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在游击队的带动下，群众武装工作也广泛开展起来，以贫苦农民和少年儿童为骨干的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在站岗放哨、肃特反霸、维护秩序、保卫斗争成果、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环境险恶、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习仲勛为建设薛家寨更是呕心沥血。 薛家寨因为传说薛刚反唐时曾屯兵于此而得名。这里石峰干仞，拔地而起，三面悬崖，人莫能攀。仅西北角和土儿梁山岭相接，直通桥山主脉。寨东为黑田峪，寨西是绣房沟，四周灌木丛生，十分隐蔽，登上悬崖吊桥，再过两道石门，内有天然石洞五孔，每孔可容纳数十人至二三百人住宿，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兵家要地。 习仲勛随陕甘边党政领导机关进驻薛家寨后，首先动员群众加固了前后哨门，构筑碉堡，增设火力网点;又在党家山、鸡儿架等处设立哨卡，周围布设地雷、滚石垒，挖掘战壕、暗道等防御工事。他们还根据战争需要改造山寨，整修岩洞，储备粮食物资。同时，在寨内设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和关押地主豪绅的临时监狱。形成一个防守严密、补给较为充足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 随着陕甘边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里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三月十五日，陕西省委致信红二十六军，要求“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边区革命委员会”，“彻底摧毁当地反革命的政府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应该从当地群众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加强陕甘边苏区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四月五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土儿梁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僱农周冬至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勛为副主席。革委会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经济委员。此后，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曲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基层政权组织相继建立。一大批有觉悟、有威信的农民成为红色政权的领导骨干，一套新的革命秩序逐步建立。 习仲勛和金理科、周冬至等陕甘边区负责人在建立苏维埃政权过程中，经常深入山寨，吃住在群众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掀起了边区土地革命斗争高潮。他们贯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令，按照家庭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分配土地，贫僱农优先，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革命委员会还明令宣布：废除地主佃租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土地分配运动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密切了党、军队、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经过建立政权和土地分配，照金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其幅员扩大到东至胡家巷、高山槐，西到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连断头川、伍房川，南止桃曲原、高尔原、老牛坡，跨越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方圆近百里的广大地区。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在六十五年后曾评论说：“仲勛是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的政委，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他又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他去做。革命委员会主席虽然是周冬至，他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选出一位僱农来担任主席的，人老实又没有文化，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勛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勛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为照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 ●负伤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展和巩固，红二十六军及游击队连续作战取得的胜利，使苏区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但也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恐慌。四月下旬，陕西当局再次调集四个正规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六县民团，以在杨虎城部任骑兵团团长的王泰吉为总指挥，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 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红二十六军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特委书记金理科和军委书记习仲勛等领导成员随特委、革委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留在照金地区，领导群众和游击队坚持苏区斗争;红二十六军插入敌后，在外线相机歼敌。总的方针是：内外结合，採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同时要求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准备迎接更恶劣更残酷形势的到来。 红二十六军转入外线作战以后，习仲勛与金理科等特委、革委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及时下定决心，实施正确指挥，始终坚持以薛家寨为中心，军民同仇敌忾，利用有利地形突袭伏击，有效抗击了来犯之敌。但是在敌重兵压境之时，出没于根据地附近的几股土匪武装却与革命政权和游击队作对，时常袭扰骚乱。这几股武装分别以其头领姓氏命名，称为钟队、罗队、郭队，其反动性尤以从陕甘游击队叛变出去的陈克敏民团为最。陈克敏股匪驻扎照金龙家寨内，仅隔一条绣房沟与薛家寨对峙，给游击队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 五月底的一天，习仲勛与黄子文由薛家寨来到党家山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驻地。他们研究决定带政治保卫队到薛家寨东南十多里外的北梁开会，并顺便在附近徵收驮运粮草。次日清晨，习仲勛、黄子文带政治保卫队二十余人由党家山出发到了房村，刚吃早饭时，发现在房村以东陈家坡南边的高樑上有四五个人形迹可疑。 陈家坡是一面东南走向的陡坡，正东是深沟，两侧梢林密布，是通往北梁、金盆、胡家巷、高山槐等村庄的必经之地。习仲勛看到情况有异，即紧急集合队伍，作了简短动员。他特别讲道：大家要高度警惕，防中敌人埋伏，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要加强尖兵，注意听从指挥。 队伍按战斗队形编成两路：习仲勛、黄子文带一队直上陈家坡;保卫队队长王金宝带一队绕到陈家坡北面进入村内，同时派出三名尖兵组，指定了联络兵负责两队之间联繫。
第28页 当队伍行至半坡时，埋伏在坡顶上的民团和匪徒突然开火。尖兵组面对居高临下之敌，未能还击便退了下来。指挥队伍前进的习仲勛见中敌埋伏，且情况不明，地形又对游击队极为不利，遂果断决定，黄子文带队伍迅速撤离现场。并命令一班长金启明道：一班随我留下将敌人压住，其余人跟黄子文行动。但这时一些游击队员要求习仲勛也一起撤离，以致行动迟缓。 习仲勛焦急地对黄子文说：“情况紧急，没有时间推让，你赶快带队伍走。” 黄子文刚刚离开，国民党地方民团已逼近到距离游击队七八米远的土崖上，并再次开枪射击。 突然，习仲勛觉得头上“嗡”的一响，像被闷棍打了似的，倒了下去，鲜血顿时染红了衣衫。这时，担任尖兵的游击队员黄金荣看见习仲勛负伤，疾步跑了过来，要搀扶他撤退。习仲勛厉声回绝：“不要管我，你们赶快钻梢林。” 习仲勛感到一阵眩晕，四肢无力。但他仍清醒地意识到处境危险，必须迅速指挥游击队员冲出包围，脱离险境。国民党地方民团已将他们团团围住，并叫喊着：“交枪!交枪!”习仲勛向周围扫视了一眼，发现四五位队员多数也已负伤。他着急地用眼色暗示大家赶快冲到坡旁边的梢林中去，谁知这些队员未能领会他的真实意图，一时显得束手无策，结果被俘。五十多年以后，习仲勛回忆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能怪他们。他们都是农村的放牛娃才来到游击队，既没有经过训练，又没有参加过战斗，况且是筹粮开会去的，又带有驮骡牲口，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遭民团伏击的。但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却抓住这件事不放，硬说游击队是交枪投降。为此，我给不少人写过证明材料，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 习仲勛还回忆说：“我负伤后，血流不止，周身酸困无力，当时被民团一位叫周致祥的小头目押着走。他好奇地问我，我看你是个大官。我说，我是一个百姓，政府派的粮款逼得没办法，才来当红军。他又说，不，你是个大官。你姓什么?哪里人?我说，我姓焦，富平人。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六块银元给他。他又退给我三块说，我知道你是大官，我放你跑。听了这话，还不知道是真是假，便硬鼓起劲朝沟外跑去。刚经过陈家坡村子，后面又出来了几十个人，连珠炮似地边放枪，边高喊，抓活的!抓活的!跑到前面是一条大沟坡，我就顺着坡势滚了下去，结果被一棵树挡住了，这阵儿我才觉得伤口疼痛，匪徒们乱打了一阵枪后，吹起了集合号，我才慢慢顺着梢林爬了下去。”在习仲勛的记忆中，这位曾为革命做过好事的周致祥给他留下了不坏的印象。他在后来讲述这段历史时说出了箇中原因。他说：周致祥当时虽然是国民党民团的人，但他给我们写信要投靠共产党。我们因为没有把他的来信核实清楚，所以没有给他答覆。这样他仍留在民团，但对红军有同情心，嚮往革命。 习仲勛负伤后因流血过多难以正常行走，只好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支撑着身躯，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艰难地爬行。到了下午，西斜的太阳把山沟照射得异常燥热。他感到饥渴难忍，嗓子眼像火烧一样焦灼，这是受伤流血过多出现的生理反应。他爬到一条小河边，用手掬着喝了几口河水，洗净了手上的血迹，勉强站了起来，趔趄着身子慢慢顺着河道向前走去。 在河道沟口有一个名为柳林的小山庄，庄子西边住着一户贫苦农民叫郑老四。游击队的不少人对他都非常熟悉，亲切地称他郑四哥。习仲勛拖着沉重的双腿来到郑老四家，受到了这位农民和他妻子的细心照管。他们用土方为他消疼止血，又擀面条、做菜汤调理饭食。但是，伤口仍血流不止，并开始溃烂引起发烧，症状明显加重。习仲勛回忆说：“这天晚上，他郑老四)就把我送到了南边四五里的一个地方。由于一路上我两手捂着流血的伤口，在河里喝了些冷水，近十天时间大便不下来，头比碌碡还大，那时多亏年轻，要不就没命了。” 习仲勛被送到的地方叫庵子村。这时，黄子文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兼乡长王满堂及被敌民团冲散的游击队员已经在庵子村会合，五六名伤员已经得到安置。参加过这次战斗的常生春许多年后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政治保卫队遭匪徒伏击，被掠走了六七支枪和一头骡子，但大家还是心向革命队伍。我受伤后与几名游击队员钻在梢林里，藏到天黑时听到班长金启明喊，敌人走了，保卫队的人在庵子村集合。结果保卫队除一名叫李文治的队员逃跑以外，其余人都回到了革命队伍。”【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重伤中的习仲勛望着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战友，听到绝大多数游击队员已经归队的消息，心中感到欣慰。 几天以后，习仲勛由黄子文、周冬至组织群众用担架送回薛家寨营地，在第二道寨子一孔石窑住下，开始医治枪伤。 习仲勛的伤情牵动着边区领导和不少群众的心。特委指定红军医院一位叫陈守印的医生专门为他疗伤。刘志丹返回照金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望习仲勛，并关切地叮嘱他，先不要多想事，好好养伤。许多游击队员和老百姓也热心地为他寻医问药。习仲勛总是鼓励看望他的人：“打仗负伤是常有的事，只要大伙在，我们还可以再干嘛!” 一天，被裹胁在陈克敏民团当兵的习仲勛的表弟柴国栋趁机逃出了龙家寨，特地赶来看望表哥。他详细叙述了此次土匪伏击游击队的经过。原来陈克敏和罗、郭几股土匪武装，是在头一天晚上驻扎到庵子、金盆、北梁、卧牛槽一带的。政治保卫队进房儿村吃饭时被土匪哨兵发现，陈克敏得到报告后立即布置埋伏，分工陈克敏队在坡顶正面堵截，罗、郭两股匪徒分别埋伏于陈家坡两侧高崖和密林之中，以数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发起突袭，使游击队完全陷入被动境地。在习仲勛的病榻前，兄弟俩还有一段颇有趣味的对话。 习仲勛问柴：“那天打仗时，我听出你喊‘打呀!打呀!’你是要打我们呀!” 柴愧疚地说：“陈克敏跟在后面，用枪逼着叫我喊，不喊不行呀!” ●多事之秋 一九三三年，对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来说，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年份。 据《耀县县志》记载：“开春群狼伤人，时有所闻。三月十三日起，狂风怒号，冷似严冬。十五六日既降黑霜，又遭火雾。二十五日降雹如卵，禾苗毁损严重。二十八日，漆沮二河暴涨，西岸滩地大部被淹。五月，狂风频作，麦豆多枯。七八月间，‘虎列拉’(霍乱)流行，全县染病七千六百余人，死亡三千一百人。”严重的自然灾害，对内有“左”的路线干扰，外遭重兵“围剿”的根据地军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与恶劣的自然灾害相比，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中共陕西省委内部出现的突然变故，使根据地面临的政治形势更为严峻。
第29页 这一切都发生在习仲勛在薛家寨养伤的日子里。 四月中旬，红二十六军在旬邑、宁县、长武、淳化等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地方连续出击，结束了外线作战的任务之后返回照金。 四月十七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发展红二十六军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会上以杜衡与刘志丹各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意见展开激烈争论。杜衡是在国民党军队对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时由西安返回部队的。他在困难形势面前完全丧失了信心。他认为，这里群众基础薄弱，敌人力量大，部队天天忙于打游击，根据地很难扩大。因而主张放弃照金，南下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根据地。并提出四条理由：渭南、华县一带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红四方面军已进入川北，开闢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南下可以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以刘志丹和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为代表的多数同志，坚决反对红二十六军南下，主张坚持以桥山中段为依託，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习仲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会议在距离薛家寨十里以外的北梁村举行，正在养伤的习仲勛起身行走困难，不便出席。但是，他身负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主席重责，仍旗帜鲜明地向特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以后他曾回忆说：“当时我就认为红军不能离开边区，远离苏区有了伤兵都没有办法。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我的意见全告诉了金理科，由他带到会上。”习仲勛负伤后，继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张秀山后来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等人反对南下，贊成刘志丹的意见。习仲勛未参加会，但他委託金理科在会上转达他坚持陕甘边斗争的意见。” 遗憾的是，多数人据理力争终未能阻止机会主义者的武断专行。杜衡凭藉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权力，在会上粗暴地打断了刘志丹的讲话，并无理地给刘志丹等人扣上“一贯右倾”的帽子，硬性通过了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的错误主张。 病榻上的习仲勛听到了北梁会议刘志丹等多数人的正确意见被否定的消息时，感到十分气愤和茫然。他反覆在想，此举事关红二十六军的前途命运，草率从事，会造成难以弥补的大错。当然，他还不能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南下的危害性，也不可能预料到南下的最后失败。当时只是担心红军主动离开陕甘边区，会直接危害到这块根据地的安全。但是，当会议已作出决定，习仲勛尽管心中焦急不安，疑虑重重，也不好再说出来。 此次联席会后不久，金理科调回陕西省委工作，秦武山接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 六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三百余名官兵由照金北梁挥师南下，当日到达陕西淳化县桃曲原，歼灭偷袭的国民党淳化县保安队八十余人。翌日，又行军一百余里抵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领导的渭北游击队会合。渭北游击队的负责同志力劝红二团不要冒此风险，盲目南下。但杜衡仍一意孤行，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 以主观和客观相脱离，认识和实践相分裂，用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辞藻掩盖其隐晦自私的心理和诡谲行为，是机会主义者品格低下的一个共同特徵。实际上，杜衡对部队南下的艰苦性心里是清楚的。他在前一天还眉飞色舞地侈谈南下的如何正确，如何有利，次日却从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红二团要了一头毛驴和一笔现款，以向省委汇报为名脱离了部队，绕道去了三原。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南、华县、洛南一带后，很快遭敌重兵围追堵截，苦战月余而终遭失败。一百余名红军官兵血洒疆场，饮恨南山。待刘志丹、王世泰等少数幸存者历尽艰险返回照金时，已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红二团兵败南山的消息传到照金苏区，酷热季节的深山犹如突然降了一场暴风雪，给人们的心头蒙上了阴冷的气息。 伤病中的习仲勛更是难以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好像未愈的伤口又撒了一把盐似的，备受煎熬。他为一百余名红军兄弟殒命终南山扼腕长嘆，痛惜不已。他更担忧刘志丹等战友们的行踪安危，万分焦虑地思考着日后根据地的巩固和斗争。 与此同时，又从省城西安传来更为危急的信息，一个大的政治阴云瞬息间又笼罩在根据地军民的心头。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在西安东大街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侦探探知。省委书记袁岳栋和脱离部队的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被捕。当晚，袁岳栋叛变，带国民党警特把省委全部文件搜抄而去，次日又在大街上盯梢捕捉共产党人。不久前还喊着动听口号的杜衡先是在报纸上发表叛党公开信，供认他在“庙湾芋园战斗后，就动摇了，没有信心了”。继而又带领国民党军警到三原城内外和渭北各地疯狂捕捉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彻底暴露了其卑劣的政治品质。在此之前，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也被捕叛变，省委交通处和妇委机关遭到破坏。这些叛徒组织起所谓肃反委员会，向各地派遣肃反专员，致使党、团省委遭到完全破坏，西安和关中、陕南地区的中共组织几乎破坏殆尽，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人士惨遭杀害。 陕西地区的革命又一次转入低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遇到了空前危机。 早在红二团南下失败之时，陕西省委为了保留这支红军队伍建制，决定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任命黄子祥为团长、杨森为政委，并以红四团为主力，坚持在三原、富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根据地。八月，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下，为了保存实力，红四团撤退到照金根据地。 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与上级中断了联繫。习仲勛和特委的其他成员一起，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承担起了独立领导陕甘边苏区斗争的重任。习仲勛在回忆当时的困难情况时曾写道： “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我们困难极了。红二团南下时把地方游击队的几支枪也调走了，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个人，枪不满三十支，子弹也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发动进攻，我们失掉了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也成了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定信心，坚持斗争，我们的方针是保存力量，以游击战保卫苏区。在淳化、旬邑、耀县一带及薛家寨的周围，我们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等待有利时机。” 王世泰也曾撰文回忆说： “一九三三年夏，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受挫，王泰吉起义失利，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渭北根据地陷入敌手，陕甘边根据地上空笼罩着阴霾，经受了种种磨难。习仲勛听到红二团被敌人打垮的消息后，一直为志丹和我等人的安全而揪心，他曾给我说过，两个多月里，不但听不到我们的消息，反而传来了不少谣言。所以他整日盼望我们能安全回来。在革命趋于低潮的形势下，陕甘边特委和边区人民几经曲折，付出巨大损失之后，在刘志丹等同志领导下，排除艰难险阻，以无比的献身精神从挫折和失败中走向胜利。”
第30页 泰吉同志，欢迎你! 七月的关中大地，是天气最为炎热而变化无常的季节，晴朗的天空，转瞬间就会乌云翻滚，闪电夹杂震耳的惊雷，又是一阵狂风骤雨。 几乎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省委机关和各地党团组织遭到空前破坏的同时，在三个月前还担任“围剿”陕甘边根据地总指挥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 习仲勛热情地称赞这一壮举说： “犹如石破天惊，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它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嚣张气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对于后来加强壮大西北红军、巩固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习仲勛对王泰吉相知甚深是有缘由的。两人家乡富平县淡村和临潼县北田镇相距不过五六十里远。习仲勛很早就对这位长自己七岁的革命者怀有仰慕之情，并得知王泰吉少年时随父亲王新斋在西安学习，“在学生时期就追求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四年，他受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西北党组织的创建者魏野畴的薰陶，立志革命，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在陕军甄寿珊部任教导团一营营长。一九二八年春，率部发动了麟游起义，打算在陕甘边界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因遭反动武装阻击而失败。同年五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他与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一起，参加领导了渭华起义，被任命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后，他只身到河南省南召县给富农打工，因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被敌人逮捕，押解到南京监狱，和党失去了联繫。后经杨虎城将军具保营救出狱，暂时栖身于杨的麾下，任骑兵团长。在这段时间里，他孤身求索，一度离开了革命洪流”。但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当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的时候，他报国之情甚切，要求奔赴抗日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由于有悖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得不奉命做出与自己愿望相反的行动。 王泰吉在四月间指挥四个正规团及六个县民团向照金苏区发动进攻时，习仲勛已身任边区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之职，和特委其他同志一道组织指挥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抗击来犯之敌。王泰吉在此次“围剿”中策军缓行，虚与应付，始终与转战中的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游击队保持一定距离，有时双方干脆佯装不知，相安无事，使这次“围剿”草草收场。 习仲勛和刘志丹等得知此情况后，对王泰吉身处敌营，对党忠贞不二，历经曲折，以特殊方式保护根据地斗争和红军力量所做的努力，深为敬佩。他们热切地期望这位革命志士尽快脱离国民党军队，回到党的怀抱。 王泰吉终于顺应了历史潮流，带领部队走上了光明道路。 初夏，王泰吉主动派人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联繫，表示要率部起义，投身于抗日斗争。他的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的重视和批准。七月二十一日，王泰吉带领骑兵团两千人在耀县宣布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本人也随即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部队起义后迅速解除了国民党驻耀县城内全部武装;打开监狱，释放了关押的人犯;组织宣传队，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发动贫苦农民进行分粮斗争和游击运动;处决镇压了一批反动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义勇军採取的一系列革命措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短暂停留后，即向三原进发，欲争取驻防三原的杨竹荪团参加起义。但行至辘轳把村时，突遭国民党军孙友仁特务团袭击，战斗失利，人员大部溃散。王泰吉面对挫折，毫不动摇，果断率余部向照金撤退。 王泰吉作战受挫向照金转移的消息迅速传到了照金根据地。习仲勛和张秀山、李妙斋等人心情异常焦急。习仲勛伤口未愈，仍不顾别人劝阻，坚持要亲赴三原迎接王泰吉进入苏区。他带领特务队和耀西、淳化、旬邑三支游击队南行二十多里，准备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所辖的让牛村与王泰吉会合，途中遇到溃散士兵，方知王泰吉率领义勇军余部已取道西路奔向照金。习仲勛急令部队迅速返回。 夕阳的余晖把大地涂抹得一片金黄，薛家寨下的绣房沟内层层林海，道道山嶂，更是五光十色，生机盎然。 傍晚时分，王泰吉带部队来到了绣房沟。习仲勛老远看见由于连日行军面容显得憔悴的王泰吉时，就疾步迎上前去，紧紧拉住了王泰吉的双手。王泰吉回到了根据地，望着面前站立着欢迎他的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和游击队，一股暖流从心头涌起，布满征尘的面庞透出了红光，一时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习仲勛声音洪亮地说道：“泰吉同志，欢迎你!党和同志们都欢迎你和抗日义勇军!” “是啊!不容易，今天我总算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了!”王泰吉摇动着双手，眼角涌出了泪花。 习仲勛接着说：“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你率部起义，难能可贵，意义很大。” 王泰吉回转过身子指着正在休息的义勇军士兵，充满内疚和自责地说：“你们看，我才带来这么一点儿人!” 习仲勛深为王泰吉在初次见面时诚恳坦荡的态度和严于责己的精神所感动，宽慰他说：“兵不在多而在精。现在比起义时，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高了。想跑的跑了，坚决革命的都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以后就好大发展了。” 当天，习仲勛、张秀山、李妙斋等安排义勇军在薛家寨山脚下宿营休整，并落实了粮食物资供应和弹药补给具体事宜后，与王泰吉和义勇军党代表刘映胜一起回到薛家寨。在习仲勛养伤窑洞里的油灯下，他们俩推心置腹，倾心交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王泰吉对于辘轳把的失败很痛心。他说：“原想带出来两三千人，可是手下有些人，过去是很好的朋友，到了紧要关头就叛变了。” 习仲勛分析说：“你们过去的关系都建立在私人感情上，没有革命的思想政治基础。你起义为的是抗日救国，干革命。那些人跟着你干是想发财。他们搞到了一笔钱，银元、元宝、大烟土，腰里装得满满的，哪里有心思跟你去拼命?” 王泰吉听后，长长地“嗨”了一声，说：“我现在才明白了!” 他们一起仔细地探讨起义失败的原因，分析部队的现状，研究确定了整编和以后的行动方案。次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革委会和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新任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和习仲勛、张秀山、李妙斋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王泰吉和全体起义官兵加入红军行列。【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王泰吉率部进入照金，为根据地带来一百挺没有安装的手提式机枪和几门迫击炮，还有不少在当时较为先进的轻重武器装备。不久，中共耀县县委领导的耀县游击队七八十人和黄子祥、杨森指挥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也相继进入照金。这些队伍成分大多数是经过战火锻鍊的贫苦农民，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革命意志坚定，又有较好的党的工作基础。三支革命武装相继进入照金，缓解了苏区的危急局势，清除了隐忧外患，是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充分表明了在革命接连遭受挫折的形势下，照金苏区成为陕甘地区当时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抗衡、聚集革命力量、复兴苏维埃运动的坚强阵地。
第31页 王泰吉进入根据地后，以坚实的步伐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八个月历程。 在此期间，王泰吉的优秀品格和卓越才干赢得了边区特委的信赖和根据地军民的热爱。他担任边区红军重要领导职务并胜利组织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后在奉命赴豫陕边境执行说服山东人民军武装头领刘桂堂(刘黑七)易帜抗日任务途中，被国民党民团扣押，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在西安惨遭杀害，年仅二十八岁。 习仲勛长期以来深切怀念这位忠贞的革命烈士。在王泰吉英勇就义五十周年时，习仲勛奋笔写下了《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的纪念文章。他引用烈士临刑前的《绝命诗》和《绝命词》，以寄託哀思，激励后来人。文中写道： “崤函振鼓山河动， 萧关频翻宇宙红。 繫念袍泽千里外， 梦魂应知寄愁容。 为圆寂， 将门儿掩， 谁也不见， 学秃陀参禅; 将孔孟抛在天边， 劳什子，吓破几许英雄胆， 咱从来不说奈何天。 这头颅任你割断， 这肉体任你踏践， 一切听自然。 王泰吉这种为革命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勇于献身的精神，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王泰吉从学生时代就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在那风雨如晦、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毅然宣布自己革命的目的在于‘求解放’、‘红旗飞’、‘宇宙红’。麟游起义失败后，他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男儿以身贡献社会，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后来，在敌人监狱里，他以‘不期大名垂宇宙’、‘功名不必自我成’的诗句，表明自己投身革命没有任何功名、利禄的追求。相反的，他乐于用自己的生命为革命开路，把一切献给人类最壮丽的解放事业。这种崇高的毫不利己的革命情操和纯洁品质，永远是每一个革命者学习的榜样。 王泰吉和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一样，在一生的征途中，有过缺点，也犯过错误。但是他能够认识错误。每次遭受挫折后，他都能回过头来冷静地反省自己，检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当起义失败后，他为革命事业‘摧折零落’、‘毛羽萎败’而自责。检讨自己‘愧无良平智量深’。在失掉和党的联繫暂寄杨虎城部下时，他观察形势，寻找时机，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耀县起义，把国民党的武装带入革命的营垒，用行动展示了急于回到母亲怀抱的赤子之心。当他被马云从出卖，身陷囹圄时，痛定思痛，呼出了‘狐鸦结交吾有愧’的悔恨之声。王泰吉同志这种严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是十分珍贵的。 王泰吉是早期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学生时代，他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即立志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始终不放松学习。他向书本学，向群众学，向实践学，使他从‘屡经起义与愿违’的失败中，很快地总结经验，增长才干，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巧打张洪镇，奇袭合水城，毛家沟门力挽狂澜，转败为胜，都表现出他善于学习，善于集中群众智慧，善于从实际出发，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在紧张的军事行动中，他还写诗言志，鼓舞士气。他的诗词，为无产阶级文化园地增添了一束绚丽的光彩。” ●主持陈家坡会议 在不长时间内，几支革命武装汇集照金，发展壮大了陕甘边区的军事力量，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但是，由于这里地处高山密林深处，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数百人的吃饭问题一下成为突出困难。在粮食奇缺的情况下，部队“吃得最多的是当地群众只磨不筛的麦子面饼和包谷糁粥等，加之住处潮湿，许多士兵出现腹痛、腹泻等肠胃疾病，影响了部队战斗力”。 习仲勛、王泰吉等陕甘边区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根据敌我力量的变化和面临的现实情况，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掉盘踞在后沟寨子的国民党民团，既能解决根据地严重缺粮的燃眉之急，又可以拔掉这一反动武装据点，消除其对根据地的军事威胁和骚扰。 后沟寨子位于照金一个沟道内，上是高山，下临石崖，中间修有寨墙，地形极为特殊而险峻。寨内有房屋、窑洞，藏粮丰富。当地不少土豪士绅躲藏在这里，是国民党地主民团一个顽固堡垒。游击队几次欲进攻这个土围子，只因兵力和武器装备不足，终未行动。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按照特委统一部署，在王泰吉率领下经四平接近后沟寨子附近，将寨子包围起来，然后用迫击炮和游击队自造的“麻辫炸弹”发起猛烈轰击，同时进行战场喊话，发动政治攻势，迫使民团停止抵抗，打开寨门向游击队投降。 义勇军和游击队进入后沟寨内，一面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胜利;一面开仓放粮，赈济饥民。部队和群众身挑肩扛，川流不息，及时补充了部队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还设法从周围其他地方徵集粮草，解决了根据地人员吃饭和生活给养问题。 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度艰苦虽然给根据地建设和发展造成严重困难，但如何实施对几支武装的统一领导，尽快恢复发展红军主力，避免部队分散活动而被分割围歼的危险，如何坚持发展根据地则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习仲勛回忆说：“照金根据地的游击队发展到一、三、五、七、九、十一等支队，还有淳化、旬邑等十二支游击队。扩展根据地的游击运动在耀县、淳化、旬邑都开展了起来。在地方游击队发展壮大，需要成立新的红军主力的形势下，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重点讨论成立不成立新的红军主力，要不要恢复红军二十六军的问题，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八月十四日下午四时左右，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在薛家寨以东的陈家坡村召开，时称陈家坡会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负责人秦武山、习仲勛、张秀山以及受陕西省委派遣来到照金担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政委的高岗，红四团、耀县游击支队的领导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习仲勛和秦武山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主持会议。 习仲勛和特委其他领导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问题，正确地分析研究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结合实际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切实对策。 但是，会议进行当中，在对义勇军、红四团和游击队三支武装要不要实行统一指挥领导，是集中行动还是分散活动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争论得非常激烈。多数人认为，应当将义勇军、红四团和耀县游击队统一编制，组成主力红军部队，使相对分散和弱小的游击队集中统一行动，以形成有力的拳头，打击反动武装的薄弱部位，扩大边区的游击战争。这些同志提出，在当前国民党当局加紧“围剿”苏区，游击队分散活动一再失利，面临可能被敌分割围歼的危险情况下，只有迅速建立起统一指挥的主力红军，才能顶住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陕西党组织、红二十六军和苏区接连受挫，国民党军队攻势凶猛，组建主力部队目标过大，而且在当前形势下也很难行得通。他们主张已到达照金的各支武装仍回原地，分散开展游击活动。持此种意见者以来自渭北苏区红四团的同志更为坚决。
第32页 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红四团团长黄子祥就找到习仲勛表示了坚持分散活动的意见，并要求习仲勛予以支持。习仲勛表示：“况我不晓得，究竟怎样决定，开会再商量。” 会议开到天黑仍争论不休，接着又开了整整一个通宵。 习仲勛作为会议的执行主席之一，在仔细听取各种意见后，明确表示贊同多数同志的意见，要“继续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就必须把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多个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他认为，红军武装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战胜敌人，扩大苏区。如果再分散回原地游击，不仅不能坚持陕甘边斗争，还极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否定了分散行动的意见，并对少数人的消极情绪展开了批评，统一了思想认识。会议的另一位执行主席秦武山，在自己写的《我的自传》中也对会议情况有详细记述： “这次会议上，对三支部队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黄子祥、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统一行动，主张回各地打游击。这种主张遭到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反对这种主张的有习仲勛、秦武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等同志。第二个问题是总指挥人选问题。大家都主张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第三个争论问题是高岗任政委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高岗为总指挥部政委，但黄、王反对。会上我们批评了黄、王的失败情绪，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时才结束，最后正确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 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并推举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治委员。在作出这一重要决定之时，习仲勛和其他与会同志仍然惦记着身负众望而又南下未归的刘志丹同志，决定刘志丹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在刘志丹未归之前暂不宣布。 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耀县游击队等各支游击队。同时，宣布撤销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将义勇军改编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隶属的一个大队。 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区红军主力在特委的直接领导和临时总指挥部率领下，以崭新的战斗阵容展开游击战争，首先歼灭驻让牛村、庙湾的雷天一、夏玉山民团各一部;继而突袭柳林民团，首开胜利纪录，迫使苏区周围反动民团纷纷后撤。九月中旬，红军主力转入外线歼敌。二十五日在旬邑县底庙地区歼国民党地方民团一部，该民团中共地下党员宋飞率部分团丁参加了红军。旋智取旬邑县城张洪镇，击毙民团团总，处决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及一批恶绅。次日，返回照金休整。 红军主力作战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证明：陈家坡会议是一次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会议，它为日后西北红军主力的重建和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张策回忆说：“我到照金后夜宿在一个叫陈家坡的村子，第三天，陕甘边特委在这里召开会议，我在巷道里听到会场争论得十分激烈。但争论的什么问题，当时我毫无所知，也不便打听。后来才知道，在红二团南下失败的情况下，会议决定建立新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以统一各红军武装的行动。这个决定十分重要，它及时建立了红军指挥机关，巩固和保证了部队的稳定和正确的作战行动”。 习仲勛在五十年后也撰文写道： “陈家坡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撤离照金 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屡犯照金苏区，遭到根据地军民奋力还击而使其图谋落空，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震惊和恼怒。蒋介石多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苏区，限期攻克薛家寨。9月中下旬，当红军主力出击外线，游击队在高山槐、老爷岭一线作战之时，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调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重兵逼近陕甘边中心基地薛家寨，并从后沟方向发起进攻。此时薛家寨仅有边区革委会保卫队留守，兵寡力孤，情势危急。 重兵压境，形势严峻。习仲勛紧急动员山寨所有人员严阵以待，做好战斗准备。政治保卫队和修械所、红军医院、被服厂的工人、医护人员也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用自制的“麻辫炸弹”、土地雷等一次次打退敌人进攻。李妙斋、张秀山率游击队歼灭绣房沟阻敌后，便冒雨登上薛家寨，布置部队立即进入防御工事，加强抗击火力，经过激战，彻底击溃进攻之敌，取得了保卫薛家寨第一次战斗的胜利。但不幸的是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在率队追击溃敌时，中敌埋伏，英勇牺牲。习仲勛深为在苏区困难之际失去了这位智勇兼备的战友而感到悲痛和惋惜。 不久，吴岱峰继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职务。 十月四日，农历八月十五，是象徵喜庆和团圆的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中秋节。 这是一个在习仲勛人生经历中留下美好记忆的日子。 晚上，满圆的月亮穿过薄薄云雾，将大地照得光明如昼，秋风轻轻掠过山寨，战争的硝烟和喧嚣随落日离去，照金根据地一片静谧。 “志丹回来了!”“志丹回来了!”突然间激动人心的喊声响起，欢笑声、鼓掌声、奔走相告声，犹如卷过一阵狂飙久久回响在薛家寨的夜空。 刘志丹和王世泰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照金。他们刚一踏进薛家寨山门，就被激动的人群围了起来。 习仲勛自从知道红二团南下失败的消息后，他和许多同志一样，昼夜担心刘志丹等人的安全，四处打听他们的下落，尤其在困难之时，更是盼望刘志丹早日归来。这一天终于盼到了，他觉得喜从天降。习仲勛、秦武山等领导同志快步来到寨前，迎接这位日夜思念的群众领袖回到根据地。在此前后，吴岱峰、高锦纯、王兆相、黄罗斌、康健民等二十多名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指挥员，先后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下，辗转回到了照金。 战友们在朝思暮想后重逢了，激动的心情难以言状，他们紧握着双手，眼里涌出了泪花。习仲勛望着刘志丹，从内心感到：“经过这场磨难，刘志丹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儿灰心丧气的样子。” 刘志丹关切地问习仲勛：“你的伤好了吗?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 习仲勛向刘志丹汇报了召开陈家坡会议以及会后红军主力、游击队发生的变化。刘志丹兴奋地说：“这下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排除了错误的主张，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33页 刘志丹回照金后，即承担起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的重任。八天以后，他又参与指挥陕甘边红军主力，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十月十二日，红军主力离开照金，再次转入外线歼敌。这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察觉到国民党有进攻根据地迹象后作出的决定。其时，红军主力仅四百余人，敌我力量对比过分悬殊。为了避敌锋芒，才决定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陕北一支队转入外线作战，牵制围敌，减轻苏区压力。同时决定习仲勛、张秀山、吴岱峰等带领照金各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 红军主力于十八日深夜突袭甘肃省合水县城，歼灭守敌及地方民团数十人。二十七日，在甘肃省庆阳县的三十里舖消灭国民党地方军阀谭世麟部四十余人。二十八日，又在该县毛家沟门击溃国民党军赵文治团，毙俘二百余人，缴枪二百多支。 陕甘边红军主力出动后不久，国民党陕西当局在做了较长时间准备以后，又一次对照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当时出版的《西京日报》公开发布了“蒋(介石)再电邵(力子)杨(虎城)肃清薛家寨残匪”的消息。接着，国民党军队以杨子恒为总指挥，带四个正规团及周围各县民团向苏区发起号称六干人的大规模进攻。杨子恒的兵力部署是：以孙友仁特务团附属炮兵营和三原、淳化、旬邑、同官、耀县、宜君县民团分路直攻照金苏区;冯钦哉师一个团在中(部)、宜(君)一带堵截;何高侯团在旬邑、淳化地区阻击;陇东赵文治团追击主力红军。在进攻之前，国民党政权拉夫派差，修路架桥，将大炮等重兵器运往照金土儿樑上，准备以薛家寨为目标，实施炮火轰击。陈克敏叛匪和张彦宁民团也倾巢出动，带国民党孙友仁特务团在照金坟滩、绣房沟一带驻扎，对薛家寨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困。瞬时，照金上空乌云滚滚，寒气逼人。 面对敌情新变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勛与游击队总指挥部成员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付时局和保卫薛家寨的方略。其时，照金苏区仅有一、五、七、九、十一游击支队，除在附近开展游击活动的以外，多数兵力集中于薛家寨。会议根据面临的危机和军事态势，调整了兵力部署，提出了保卫薛家寨的具体防御方案。 秦武山在会上还特地问总指挥部政委张秀山：咱们的队伍守寨究竟能守多久?我们要从最困难的情况着想，必须当机立断，作出决定。 张秀山回答说：顶多能守半个月时间。 遗憾的是，这次会议对半个月以后再怎么办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讨论撤退问题。会上还有人提出，能否调主力部队回来，参加反“围剿”战斗?由于这一提议脱离实际，没有实现可能而未被採纳。六十多年后，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张秀山深有感触地回忆说：“这次会议有缺点。现在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死守薛家寨是下策。正确的作战原则是不应当株守一地，死打硬拼，而是尽量保存有生力量，大量歼灭敌人，在游击战中不断开闢根据地，扩大根据地。至于要调转战中的红军主力部队回来，不仅不可能，就是回来了，也是不可能取胜的。” 十月十三日，国民党军开始由土儿梁隔绣房沟向薛家寨发起炮火攻击。几门大炮轮番发射炮弹，但未击中寨内工事和重要目标，特别是由绣房沟通往山寨陡峭坡道上修筑的“石门工事”，更是毫发无损。敌军遂变换战术，步兵分队在炮火支援下，几次试图登山攻击，遭到游击队前沿阵地布设的地雷、土炸弹有效杀伤又退回原地。薛家寨内的边区领导和红军官兵，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五六天内，游击队防御作战仍士气旺盛，屡打胜仗。 习仲勛看到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坚持防守，困难更大，便向特委“建议部队全部撤退，来个空城计，我们不能死守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慎重考虑了习仲勛等人的意见并作出决定：习仲勛先撤离寨子，在适当地带做好部队撤退和转移的准备。 根据特委决定，习仲勛秘密离开山寨，在附近农村隐蔽下来，相机开展群众工作和接应撤离队伍工作。 国民党军在强攻薛家寨不成的情况下，又变换战术，实施偷袭方案。 十五日夜晚，叛匪陈克敏带国民党军特务团一百余人，利用夜色掩护，由薛家寨“石门工事”和后山崾岘阵地之结合部一条陡峭石缝攀登而上，进入寨内埋伏。拂晓，犯敌向游击队阵地发起攻击。同时，一股国民党军又从后山冲出。游击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边区党政军领导果断作出决定：保存实力，分路突围。 张秀山、吴岱峰率游击队主力首先撤出阵地，且战且退，在党家山作短暂停留后，又向照金以北七界石一带进发，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三十余天，于十一月下旬离开照金北上，与主力部队会合。 设立在寨内岩洞的陕甘边区特委机关和后勤人员，在敌沖向前沿阵地时，即由秦武山、惠子俊和刘约三率领，向薛家寨以东的黑田峪方向突围成功。当国民党军追兵赶到堵截之时，队伍已脱离险境，北赴甘肃省合水、华池县境寻找红军主力。 国民党军占据薛家寨后，在寨内及周围地区纵兵数日，劫掠群众财物，屠杀革命群众;反动民团和逃亡地主也疯狂进行反攻倒算，残杀未来得及转移的伤病员。国民党反动势力得意忘形，甚至编唱反动歌谣： “八月二十三/粮来了好几千/有大炮、有机关/打了薛家寨/占了党家山。”以此宣洩其仇视革命的情绪。 习仲勛在红军和游击队主力撤离根据地、白色恐怖严重的形势下，“仍留在照金搞革命活动。他有群众基础，白天藏入密林，晚上出来坚持做群众工作”。在这段时间内，习仲勛受到了一位王姓农民老大娘的掩护和悉心照料。习仲勛曾回忆说：“她半夜里把我从山林中叫回来，在她家里给我吃米饭，做猪耳朵肉，有时还把白糖也给我送来。”他十分感激老大娘的体贴照顾，亲切地称她为“干妈”。但是，由于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加紧搜捕和“围剿”，形势异常险恶，工作实在无法开展，习仲勛决定离开这里。他化装成商人模样，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身背藏有手枪和子弹的褡裢袋，来到照金以北数十里外的旬邑县七界石与张秀山、吴岱峰、刘约三等人率领的游击队会合。相会时，习仲勛还将一支驳壳枪作为劫后相逢的见面礼送给张秀山。 不久，阻击游击队的国民党军何高侯团跟踪追杀过来。当天，习仲勛随张秀山等带队伍退至甘肃省正宁县三甲原宿营。次日又与外号叫杨谋子的土匪发生遭遇，交火后将匪徒击溃。在这里习仲勛突患严重伤寒病，难以继续行军，遂转至宜君县小石崖村养病一个多月。病未痊癒，又随同来此的南梁保安队队长郭锡山一起到达合水县太白镇莲花寺。习仲勛回忆说，在这里“住在豹子沟李老五家里，因这一带也有敌人活动，李老五白天把我送到山里，晚上又接回来吃饭。在这里又养了一段病”。
第34页 就在习仲勛患病的日子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新的斗争在召唤着病中的习仲勛。 照金苏区暂时失守，然而这里的革命烽火併没有熄灭，一些领导骨干和游击队仍坚持以不同的斗争形式，打击盘踞在照金的反动势力。是年冬天，党组织在陈克敏民团中成功地发动了士兵暴动，彻底摧毁了这支反动武装。次年春夏，红军和游击队主力经常返回照金地区开展活动。这里又成为陕甘边根据地南区的中心区域。在此期间，坚持斗争在照金地区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王满堂、王万亮和不少群众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岁月匆匆，情思悠悠。经过了五十年历史烟云，习仲勛充满深情地撰文回忆和评述了照金根据地斗争历史。文中写道： “照金根据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生长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照金失守后，下层党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游击队也没有受到损失。到了冬天，淳化、耀县一带的游击运动大大发展了起来。同时成立了平子游击队。这一切使我们领会到了只有建立了根据地，把党和红军与群众进一步联繫起来，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从而使我们进一步领会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它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但是照金毕竟还是距国民党统治中心太近，它的活动回旋余地不够广大，作为长期巩固的支撑革命的后方基地还是困难的。” 第06章 转战陕甘边 ●南梁曙光 陇东的冬季异常寒冷而漫长。当这里还是冰天覆盖大地、寒风疯狂怒号肆虐之际，春天已回到人间。 一九三四年春节前夕，习仲勛久病初愈，便急忙从豹子沟赶到十多里外甘肃华池县北部的二将川。这时，刘志丹领导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主力正在南梁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创建和开闢新的苏区。习仲勛病癒归队，受到了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杨琪、政委高岗的欢迎。他根据组织安排，担任中共队委书记，以后兼任义勇军指导员。在二将川，他与在撤离照金时分开的吴岱峰、刘约三等战友重逢。从大家热情的话语中，更能详细地听到了陕甘边区红军近几个月的艰难征战和开闢南梁苏区的斗争经历。 南梁地区，是指以葫芦河为发源地的各支流川道，包括平定川、豹子川、林锦庙川、二将川、荔园堡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方圆约百余里的广大山区。位于桥山山脉中的大梁山南麓，是甘肃省庆阳、合水，陕西省保安、甘泉四县的交界地段。由于这一地区中心是庆阳县的南梁堡(今属甘肃省华池县管辖)，故称南梁地区。南梁境内重峦叠嶂，梢林密布，地形复杂。 北宋时，这里是与西夏接壤的的边境，常受到外敌袭扰，宋庆历元年至二年(公元一〇四一——一〇四二年)范仲俺任环庆路略副师时，曾来此地修筑了荔园堡、大顺城于数座城寨，积极防御，巩固边防。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范仲俺着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已是这里自然风光的生动写照。词中的“孤城”，当地有名研究者认为指的是离南梁堡不远的大顺城。 南梁地广人稀而又远离陕、甘、宁三省国民党统治中心，地方地主武装力量弱小，在当时被称为“三不管”的地方。它旋余地方大，进可以直取关中，退可以扼守山林。当地农民群众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生活极端贫困，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和不畏强暴、勇敢斗争的传统，因而长期以来武装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加之刘志丹、谢子长多次在这里开展兵运和游击活动，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这些主客观条件都非常有利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早在薛家寨失守、陕甘边区领导机关和红军面临无立足之地的严重现实之际，就引发习仲勛和许多同志对陕甘边区革命前途的思考：在哪里建立一个更有利于发动群众，发挥游击作战的特点，不断巩固和壮大红军力量的根据地?当大家苦无良策之时，转战途中的刘志丹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在乔山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主张。他郑重建议红军临时总指挥立即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队党的行动方向和创建根据地等重大战略问题。这一主张得到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负责人的一致贊成。 随军北上的陕甘边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日至五日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以往开展武装斗争及创建革命根据地等重大问题。包家寨联席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将义勇军和耀县支队合编为四十二师第三团;将第四团改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协同步兵作战的需要。会议还仿照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决定划分为三个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一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向南、北发展，开闢和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十一月八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全师共五百余人，战马二百多匹。翌年一月，第二、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也相继成立。新的红军主力和游击队按照包家寨会议的既定方针，在陕甘边区更广阔的战场上开展了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 习仲勛因为留守照金，继而又身患重病，没有参加包家寨会议。当他知道会议採纳了刘志丹的意见，做出了正确的决议并使陕甘边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时，不由想起第一次与刘志丹相见时的情景。刘志丹那时就语重心长地说过，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託，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创建根据地，但是，由于“左”倾路线干扰，他长期以来想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愿望一直难以实现。包家寨会议决议及其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了刘志丹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军事才干。习仲勛从内心更加敬佩这位在革命战火中锻鍊出来的群众领袖，同时也为陕甘边区革命出现的大好形势感到欣慰。 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地区以后，便兵分两路，师部带红三团向东游击，骑兵团向西发展。先后在荔园堡、闫家洼子、赵家沟门一带肃清了小股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拔掉一些据点，为迅速建立南梁根据地打开了局面。刘志丹和四十二师领导，要求部队利用战斗间隙，以连、排为单位协同地方干部广泛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建立和巩固第二游击队工作。同时决定，在南梁一带建立地方机关和师后方留守分队，安排伤病员到平安川、豹子川治疗休养。
第35页 习仲勛和红四十二师特派员张策一起，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闢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带领游击队扫清了闫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后，“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组织健全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义正川、五堡川、白马川等地农民组织。派出吴岱峰、刘约三等去组织保安游击队，王子良整顿合水游击队，吴亚雄去建立安塞游击队，杨丕胜组织义勇军”。张策谈起当时和习仲勛在一起工作的情形是很兴奋地说：“我到南梁以后，就在当地群众中活动，村村开会，逢人演讲。习仲勛来后，我们同时在南梁郑大爷家里过完春节。经过一春的工作，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农团、僱农会等在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 随着群众武装的广泛建立和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初步形成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到一九三四年春，陕甘边红色区域迅速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宜君和中部等十四个县的大部分地区。 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红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边区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勛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为副主席。选举决定了土地、劳动、财政、粮食、军事、肃反委员。同时组建了政治保卫大队。 习仲勛这年还不满二十一岁。 经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人们发出由衷的感嘆：真是来之不易啊!这是毛主席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中共四十二师委员会、陕甘边特委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的结果。 习仲勛也以热情洋溢的文字描述过当时情景： “一九三三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当地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的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年的红军哥哥回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託的红军游击战争，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了起来。” 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曙光照亮了葫芦河两岸。 ●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党内“左”的错误严重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发生危机、又与上级党组织完全中断了联繫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创建和不断扩大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当蒋介石完成对中央苏区包围之时，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会议仍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谁胜的问题”。并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左”倾冒险主义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失败、而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严重恶果。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陕南各地党组织遭受空前破坏之后，在一段时间内，曾五次成立起陕西临时省委或其他领导机构，但又屡遭破坏。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苏区建设和红二十六军的责任。它表明刘志丹、习仲勛等一批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思想政治上的逐步成熟、组织原则上的团结一致和高度自觉。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照金苏区的失守，曾一度使中共陕甘边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在包家寨会后受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派遣赴西安寻找省委恢复关系未果，特委其他成员亦分散在党政军组织中活动，很难形成统一健全的领导制度。因而在这段时间内，红四十二师党委实际代行陕甘边特委的职权。随着南梁根据地的创建和党的武装力量的壮大，恢复健全中共陕甘边特委就显的特别紧迫。【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曾说过，那时“我们盼上级和中央领导，像盼命一样，一次派人、二次派人去找中央，元宝就给了不少，但还没有找到中央和上级领导”。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渴望与上级取得联繫和健全党的统一领导的急切心情。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恢复和健全了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习仲勛继续担任特委委员。 七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作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陕甘边区“已经进入到新红军和新苏区的创造阶段”。 七月下旬，习仲勛和刘志丹、张秀山等陕甘边领导，在闫家洼子迎来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及其率领的陕北游击队和赤卫队。闫家洼子是陕甘边区红军重要的落脚地，位于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的三岔路口，离荔园堡仅三四里地之距，当时在红军曾流传说：陕甘边区红军武装“上上上下下下，上下不离闫家洼子”。 刘志丹、习仲勛与谢子长是在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前后分手的，这次老战友在自己的根据地久别重逢，叙旧言欢，更是激动不已。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专门召开欢迎大会，杀猪宰羊，慰劳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他们还邀请了陕北游击队参观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民主建设和部队管理经验，进行军事技术战术演习等。陕北游击队也介绍了自己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和群众工作情况，派人慰问看望陕甘边伤病员，体现了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月底，陕甘边区与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在闫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三十多人参加会议，习仲勛“是主席团成员之一”。 会议总结讨论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根据地工作和任务的同时，决定红四十二师政委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由谢子长兼红四十二师政委;红三团随谢子长由南梁地区出发北上，与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进一步推动陕北游击斗争发展。联席会议上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通过陕北特委转交陕甘边区的两封指示信。这两封信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梢山主义”、“枪桿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习仲勛于刘志丹针对上述观点作了必要的说理和申辩。刘志丹说：有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建立一个根据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实行梢山主义。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去开展新的进攻呢?
第36页 两封信和个别人的发言，给本来团结融洽的会议气氛蒙上了阴影。 习仲勛和许多与会同志认为，闫家洼子会议积极因素是主要的，特别是红三团北上，对于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们对于边区没有直接联繫上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驻北方代表两封信不能理解，尤其对扣在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头上五顶吓人的帽子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和诸多疑虑。习仲勛反覆思考：自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在完全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繫的情况下，以高度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坚持从实际出发，致力于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绩。批评者掌握的情况来自于何人?依据何在?他感到十分委屈和奇怪。习仲勛在当时情况下还没有意识到根子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作祟，尽管憋了一肚子气，但还是觉得这些无理批评只是发些空洞议论而已，因而，还是从大局出发，以主要精力投入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之中。会后陕甘边区特委在自身给养困难的情况下，仍给陕北游击队提供了百余支枪、弹药和数百银元的经费援助。闫家洼子会议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即根据特委在《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决议提出的“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繫;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正式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着手准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以实现工农兵临时政权机构向政权机关——苏维埃政府的转变。身为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习仲勛承担了筹备大会的主要责任。 习仲勛意识到，要开好工农兵代表大会，首要的问题是做好选举出席大会代表工作。他就此大会代表的产生广泛徵求各方面的意见的建议。刘志丹提出代表选举要从基层做起，用投票的方法选举产生代表。但是有的同志却认为根据地文化落后，交通不便，这种民主选举能行的通吗?习仲勛解释说：“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革命委员会採纳了刘志丹的意见，确定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的办法，即：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委员。其明显区别原来革命委员会机构和领导成员由群众团体推选的办法。而受到群众的欢迎，纷纷赞扬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 近两个月时间内，习仲勛与刘志丹、吴岱峰和蔡子伟在荔园堡、豹子川，经常开会研究筹备代表会议的有关事宜，有计划有分工的开展准备工作。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习仲勛和蔡子伟等执笔起草了财政、土地、粮食等决议案以及其他一些文件。 十一月一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会议在荔园堡大庙内正式举行。 荔园堡是地处玉皇庙川、二将川交界处的一个古城寨，始建于宋治平年间(公元一〇六四年——一〇六七)。堡子四周筑有寨墙，内有一个古庙宇群，庙宇的对面是一个旧式戏台，庙宇于戏台之间是一块宽大的场地。陕甘边区特委和政府经常在这里举行群众集会，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连续七天时间内，来自各界的一百多名代表聚集在荔园堡古庙内一个大殿里，讨论根据地建设许多重大问题。习仲勛作为大会正式代表和主持人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 代表们认真审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大会经过充分酝酿讨论，採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勛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蔡子伟当选为政治秘书长兼管《红色西北报》。大会还决定了政府下设的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文化、工农监察、妇女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选。 十一月七日，适逢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蔚蓝色的天空飘动着朵朵白云，格外明媚的阳光给初冬的陇东高原带来了阵阵暖意，荔园堡洋溢着喜庆、欢快、热烈的节日气氛。 清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在荔园堡大场内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除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正式代表以外，还有在南梁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和周围数十里以外赶来的老百姓共三四千人。大戏台上方中央悬挂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红色会标，主席台下汇集着红军队伍和工农群众。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怀庆这开天闢地当家做主的日子。大场四周镰刀斧头红旗于各色各样的彩旗交相辉映，迎风招展，锣鼓声、口号声冲破云霄，在山谷中回响。 习仲勛在热烈的掌声中，继刘志丹后发表了施政讲话。他庄重地接过刘志丹代表边区军民颁发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印章，以洪亮高昂的声音代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的高潮，争取更大的胜利。 会后，在荔园堡一河之隔的开阔地上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式。边区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全副武装，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通过主席台前接受检阅，展示了人民武装的高昂斗志和勇往直前、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此刻，咱在阅兵台上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勛心潮起伏，难抑自抑。他注目于主席台的数千双饱含深情的眼睛中，真正体会到根据地军民对新生苏维埃政府权的信任和期望，从而更感觉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他的眼眶湿润了。 ●为苏区经济文化建设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党在这一地区领导个名单中进入新的阶段。但是，习仲勛思想并不轻松。他努力思考：诞生于战争环境的红色政权，如何行使职能，如何担负起组织领导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和更好保障游击战争胜利的重任。 习仲勛自一九三三年春开始，连续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直至被选举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此间，它的主要精力由军事工作转到地方政权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来，从而使他在实践中不断地吸取积累经验，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努力，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习仲勛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真诚拥护。刘志丹等边区领导人更是身体力行，给习仲勛以积极地支持和鼓励。刘志丹多次对习仲勛说：“民众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拥护，是革命政府有威信。” 一次，习仲勛路过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正在操场上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当看到习仲勛来时，便喊“立正”口令，并举行敬礼报告，请习仲勛检阅部队。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习仲勛一时手足无措。刘志丹事后对习仲勛说，你是边区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因该接受和尊重党和政府的领导。“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不在乎了。”习仲勛曾回忆这件事曾说：“他的行动真的有感召力，我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我见他们更要尊敬，对年老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更融洽了。志丹还不断鼓励我，‘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了。’”
第37页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治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勛等政府领导带都执行等用品，均为财政委员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最低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刘志丹特别向习仲勛说：“群众最痛恨的是反动政权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将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据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一个法令：凡一切党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依次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的案件发生。对于负责任的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的处分。“高岗犯过纪律，就曾受过撤职处分。” 苏维埃政府在注重自身建设的同时，有效地行使了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为保障根据地人民有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支援游击战争提供必要的物资基础。习仲勛主要制定并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颁发一系列政策法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工作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他们发行了边区政治货币，建立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经济，极大的推动根据地的建设。 为了加快培养红军干部，还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勛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马文瑞、蔡子伟兼教员。学校学员。学校主要成员是部队中下层干部，也有少数干部参加，先后参加干部三期，月三百余人。 边区苏维埃政府首先在何家门办起第一所列宁小学。教材有自己编写，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受乡村儿童欢迎。现在南梁地区一些老人还能清晰的记得政治教材上开头的那两句话：“马克思、恩科斯，世界革命两导师。”不久，很多村庄办起了列宁小学和成年识字班。习仲勛经常走村串户，深入到群众中间，了解政府政策的法令贯彻执行情况。时任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勛和我们几个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文明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 习仲勛还非常重视研究和解决政府的行政措施和法令在贯彻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提出较为明晰的处理各种矛盾和策略。这些最初的政府实践以及严谨细緻的工作作风，对他以后工作的地方、中央局和国家领导职务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已知数十年后，他仍对当时根据地许多重大政策法令记忆犹新。一九八六年八月，习仲勛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的文章中详细记述了南梁苏区实行的十大政策，从中看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对社会实际的深入了解和新生政权规章制度的周密和健全。它对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正确的经济、文化、统战政策，特别是密切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繫，指导农村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鑑意义。这是大政策是： 一、土地政策。没收富农部分出租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区分土地。田、苗一起分，当边境地区变成中心地区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僱农、贫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红军家属分好土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 二、财经粮食政策。鼓励农民生产，使之发展;成立牧场，养猪餵养;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反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考收买粮供给军队;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成立集市，便利群众交易，保护小商人，允许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苏区钞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 三、军事政策。自愿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建制编入红军队伍。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的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在赤卫队的基础上广泛的成立游击小组;奖励群众买武器，买到新武器则给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部队的军政干部;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军政做情报工作;对牺牲战士和赤卫队员付给买葬费和抚恤费。 四、对民政政策。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助关系或互不侵犯;对极端反对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他们向我们靠拢。 五、对土匪政策。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坚决消灭;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如杨谋子之类也与彻底消灭;除此而外一些土匪则採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如对郭宝珊、梁占奎、贾德功就是这样的。 六、各种社会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都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布置接触面干涉;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採取争取政策。苏区内这类活动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颁发并宣传禁菸、禁赌、房租等条例，引导群众搞好生产;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家残疾，发动群众救济，政府也想些办法。 七、肃反政策。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意保，不杀亦不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採取杀掉的办法，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对反人区分主犯和从犯;处决犯人要通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执行。 八、对政策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分配适当工作。 九、对白军俘虏政策。採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红二十六军的连、排长很多是从白军中来的。 十、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新办学校，推动农村青年教育。 ●反围剿 陕甘边各级苏维埃政府政权的建立于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红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向反动武装的频繁出击，打击和动摇着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的反动统治。根据地周围的反动豪绅和恶霸地主更是惊恐万状，四处乞求陕甘军阀“进剿”红军和根据地。其实，早在照金苏区失守、根据地中心向南梁地区转移之际，国民党军的“围剿”重点也由南向北转移，次举兵进攻南梁苏区。 面对严峻的形势，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抗击来犯之敌，开展大规模的反“围剿”斗争，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根据地，成为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更重要的任务。习仲勛自始至终参与组织指挥了边区反“围剿”斗争和后方生产建设事业。 一九三四年二月，南梁苏区初具规模，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刚刚建立，国民党当局即向陕甘边区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其兵力部署是：驻守庆阳一线仇良、王子义团和民团团总谭世麟部，以南梁地区红军为攻击目标分兵“进剿”;驻三边的陕西警备第二、三团、耀县特务团、旬邑的何高侯团、洛川的冯钦部所属一个团即延安张瑞卢团严守防地相机围追堵截红军队伍。
第38页 刘志丹等红军领导根据地敌我态势，确定了以第三路游击队 总指挥部牵制和抗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主力战力转入外线歼敌的作战方针。根据这一部署，红军主力相继在耀县瑶曲、宜君石板、五里镇、中部店头等地打击敌人，接着进入保安县蔺家砭，歼敌一个营;突击庆阳县高桥、赵梁子民团获胜。四月二日，又抓住有利战机，在合水县西华池消灭“围剿”主力王子义团两个营一个机炮连，歼敌七百余人。此后，四十二师主力南下支援第三游击队总指挥部作战，连胜三原里、和尚原、瓦子川战斗胜利。 陕甘边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根据地纵深地带兵力空虚。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习仲勛仍留在南梁，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后方“围剿”斗争。 五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国民党军仇良民团一个骑兵营于谭世麟地方保安队相配合窜入豹子川一线，向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的荔园堡寨子湾方向进犯，并行成合围之势，妄图一举消灭边去指挥机关。习仲勛等领导人得到敌情报告后，立即集合游击队和后方留守人员主动向二将川撤退，同时动员和组织附近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人员迅速进入深山密林中隐蔽。国民党军占据南梁后，到处烧杀抢夺，烧毁房屋四十余间，毁坏窑洞数百孔，将群众未来得及转移的粮食、牛羊牲口洗劫一空。在闫家洼、牛望台、九眼泉、金岔沟、二将川等村庄捕捉乡村苏维埃政权干部、共产党三十多人，将金岔沟农民联合会白杨珍等数十人枪杀活埋。之后，有沿河川向上窜到保安县芦子沟，穷凶极恶地抄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志丹家的祖坟，疯狂进行阶级报复。但由红军主力外线作战连续取胜，根据地军民灵活机动地于敌周转，迫使占据南梁的国民党军狼狈退出苏区。 习仲勛知道刘志丹的妻女和父亲刘培基老先生被迫躲进深山的情况后，心急如焚，即和刘志丹商量说：“还是把伯父和嫂子、孩子接来苏区。” “要带家属来，这个头我不能来起。”刘志丹表示不同意。 习仲勛诚恳地说：“他们不是一般的家属，因为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很难生存。” 不久，习仲勛还是派人将刘志丹的父亲、妻子和女儿秘密接到南梁住了下来。 但是，刘志丹忙于工作，竟顾不上看望一眼。习仲勛还以为他和父亲在赌气，就开玩笑地劝慰说：“刘老先生现在变成赤贫了。再说还有刘嫂和孩子，你还是去看看他们吧!” 刘志丹说：“军务实在是太忙了，待有空时一定去。”【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一到南梁，就承担起了为根据地同志缝补浆洗等项日常事务，大家都亲切地称为“刘嫂”。同桂荣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全身心地致力于中国的妇女儿童事业。她亲手为毛泽东做过棉鞋，为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接生助产。进城后毛泽东仍然感念系之，专门邀请他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她走完人生九十四个丰硕春秋后，安详地在西安居所辞世。在外在修养的习仲勛除发电唁电志哀外，还派自己的子女，到西安向这位永远的“刘嫂”做最后的道别。 十月至于一月，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国民党军又一次发动对根据地新的“围剿”。地兵分六路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临时决定：红军主力再次转入敌后，歼其一路或两路，打乱敌“围剿”计划;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留守根据地，于敌周旋。习仲勛仍留在南梁，担负起组织领导保卫根据地和筹集粮草物资支援前线的重任。 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先在保安县吴堡川伏击作战获胜，十一月十六日又长途奔袭环县曲子镇，在庆阳游击队的配合下，击毙国民党去长朱文成，俘民团团长李泰恒及以下人员近百名，缴获战马多匹，长短枪五六十支和物资弹药一批。接着红军部队攻打楼坊坪、奇袭长武城连连得手。在红军和游击队不断的打击下，迫使国民党其他各路为敌撤退，“清剿”苏区计划破产。 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部队和游击队时常进出于南梁，进行短暂休整和补给，因而解决军粮供应和医治伤病员，就成为习仲勛担负的一项极为繁重而艰巨的工作。为此，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的瓦房院专门设立粮台，专事军粮徵购、加工、发放事宜。瓦房院是老爷庙的后台，隐蔽在浓密的独李叔、杨树林之中。当时发给部队食品主要是“炒面”，即将糜子放在炒锅内炒熟晒干，然后放在石碾上碾成细面，装在长布条袋，在队伍出发时，每人背一袋，已被食用。由于部队及后方人员众多，军粮供应就显得特别困难和窘迫。为了保证军粮供应，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採取得力措施和严格纪律来保障部队及后方人员吃饭问题。 至今在荔园堡还流传着习仲勛处罚粮台工作人员的故事。当时粮台有一位管理员叫李银海、对粮食对粮食出现库损问题负有责任，按照苏维埃政府法令要以贪污罪处以死刑。习仲勛即命令保卫队立即执行，但当地群众却拦挡在粮台门口，坚决不让保卫队入内抓人。保卫队见状一边鸣枪示警，一边反覆说服群众离开。习仲勛看到这么多群众一致请求赦免，便觉得其中另有缘由，便是尊重大家的意见。就说：“看来这人群众威信蛮高的，就给他一次悔过立功的机会。”李银海在以后工作记取了教训，做出了成绩。 进入一九三五年春，国民党当局调集陕、豫、晋、宁、甘五省军阀，即四万兵力在此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打“围剿”，时程第二次“围剿”。蒋介石电令其三十五师马鸿宾：“赤匪在陕甘边庆阳县，属南梁堡已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荔园堡设有红军军事委员会，任家堡设有红军军事学校，该师于令到即移防陇东地区，并指挥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协同驻陕北之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慈指挥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队，相机进剿，已绝根除。” 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和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决定了将两块根据地联合起来，实行统一指挥领导，共同作战，已经十分必要。二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同志、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于在赤源县水晶沟灯盏湾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及反“围剿”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二月五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区、陕北两块苏区党政军组织。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习仲勛任工委委员。 新成立的西北工委决定，集中红军优势兵力，首先打破敌八十四师高桂慈防线，向南向西方展，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四十二师第五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第一团在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六十一师;第二团对马鸿宾部实施阻击，向甘肃省环县、陕北三边(即定边、靖边、安边)发展;骑兵团相继东进陕西省宜川，积极向韩(城)、合(阳)地区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武装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洛河川一带转移。
第39页 二月，国民党“围剿”南梁根据地的计划加紧实施。据时任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的马培清回忆：“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马鸿宾到庆阳西三十里舖部署部队，分兵向庆阳以山北推进，总目标为南梁堡，推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令二〇九团至柔远堡继续向豹子川前进;二〇五团、二〇六团先后占领老爷岭、太阳坡等高地，向二将川搜索;骑兵团由正宁出发，经东华池直趋豹子川，堵截红军。马鸿宾亲临前线指挥。敌军完成部署后，其二〇六团首先沖入南梁，不料红军以事先转移到陕北地区，进攻部队完全扑空。”敌军虽然在进攻中採取了堡垒战术，沿途构筑碉堡，建立“战略村”，但仍遭到了边区特委和政府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顽强抵抗。 习仲勛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在老爷岭上搭设毡帐篷，竖立红旗，晚上满山点燃篝火，并派出小分队袭扰，以疑兵之计迷惑对方，使敌在老爷岭以西滞留月余，未敢妄动。 在国民党军重兵逼近的形势下，习仲勛和政府工作人员以前按照中共西北工委“暂时撤离南梁”的指示，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将根据地的粮食、农具、生活用具予以埋藏，把牛羊牲口全部赶进山林隐蔽，积极做好撤离南梁的准备。 四月十三日，正是农历三月十一日荔园堡逢集的日子。这一天，马鸿宾部突然进至荔园堡。习仲勛带领工作人员和保卫队、庆阳游击队百余人，迅速撤离驻地寨子湾，向移动方向的洛河川转移。马部发现边区政府机关转移，即派出五百兵力尾随追击。四月十四日，习仲勛率后方机关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处的白岔岭被追敌包围。赤卫军参谋长梅生贵指挥队伍阻击敌人，且战且退，掩护政府机关转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待再退到十里以外的乔子川时，才摆脱敌人追击。梅生贵右腿负伤，但仍将身上既有的五发子弹射向敌群，后被俘遭敌杀害。 习仲勛及政府工作人员在乔子川、大东沟隐蔽数日，被敌探知，马鸿宾纠交集数十倍的兵力包抄过来，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习仲勛果断分散突围。他骑一匹白马，冲出重围，但马部骑兵仍紧追不捨，习仲勛情急之下又连连加鞭，催马疾驰。脱离险境后，又集合起分散突围出来的百余人，在严家湾暂时立足休整。 习仲勛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双脚被马蹬磨出两个血洞，催马疾行留下的条条鞭痕竟把白色战马染红。刘志丹知道这件事后，曾拍着白马风趣地说：“好一匹飞身救主的白龙马!”习仲勛对这次突围经历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当年激烈的战斗场景常常在以后的梦中出现，“嗒!嗒!嗒!”战马奔驰声曾无数次将他从酣睡中惊醒。 由于苏维埃政府从边区撤退时，有组织的坚壁清野，躲藏隐蔽，致使国民党军占据南梁后，既找不到人，也没有粮食，甚至连做饭用的锅也无法找到。他们便气急败环搜山、烧山，向山林开炮，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南梁堡、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的房屋全部烧毁，是所有村庄变成一片废墟。国民党军队还严刑拷打被迫走出山林的群众，追问红军、游击队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去向。敌军猖狂的贴出告示，悬赏捉拿习仲勛等陕甘区政府领导成员。声称：抓住习仲勛，赏洋两千块，马两匹;抓住贾生秀，赏洋一千块，马一匹。 在陕甘边政府机关主动撤离南梁转到洛川时，红军主力接连取得了反“围剿”战斗的胜利。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在华池县田崾岘消灭国民党军三十五师骑兵团一个连后于陕北红军协同作战，在意刘志丹为首的前敌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大小十余战，连战皆捷，俘敌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三千余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解放了延长、安塞、安定、靖边、保安六座县城，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万，在二十多个县的扩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是游击区扩大到三十多个县，主力军发展到五千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四千多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第07章 遭遇错误肃反 ●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在刘志丹同统一指挥下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是西北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从而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和出发点。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了陕北。根据地上空笼罩上沉重和不祥的阴云。 习仲勛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摆脱敌军追击后驻安塞县严家湾时，中共陕甘边特委也撤至王家湾，军事委员驻曲沟坪，经济委员会驻桥扶峪。一九三五年五月，陕甘边区的党政军机关以驻甘泉县洛河川下寺湾一带，习仲勛随边区苏维埃政府驻义子沟。 在此前后，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发生了一些变化。惠子俊调任中共西北工委书记，李生华继任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刘志丹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继任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李生华去了陕北学习，实际特委书记工作是由习仲勛兼着。政府主席仍是习仲勛”。 习仲勛在洛河川仅六个多月，但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是一段刻骨铭心而异常艰难的时日。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铸成了陕甘边区和红军二十六军的大批领导骨干被捕关押或惨遭杀害的历史悲剧。习仲勛也在此次肃反之中身陷囹圄。这是他第二次坐牢，于前不同的却被关进了根据地自己设立的监狱。 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根据地军民刚刚粉碎了国民军第二次“围剿”之际，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的七个师、宁夏马鸿宾的三个骑兵团连同原参加“围剿”军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重点“清剿”陕北苏区。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苏区军民奋力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此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朱理治受原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派，以“中代”派驻西北代表名义到达陕北。不久，由上海临时驻中央局派出代表聂洪钧也在北方局交通带领下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 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且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同志。 朱理治曾用名朱铭勛、王刚、李讯。一九0七年七月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九二七年三月入党，并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京市候补委员等职，一九二八年七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坚持狱中斗争。全国解放后，担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日在北京逝世。 聂洪钧，一九0五年十一月生于湖北省咸宁市。一九二五年十月入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曾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中共咸宁特委书记，参加过反击叛军夏斗寅的战斗。建国后任粮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逝世。
第40页 郭洪涛，又名郭洪恩、郭惠卿，化名孙耀祖。陕西省米脂县人，一九0九年十一月生，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中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军逮捕，任中共狱中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全国解放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的长篇指示信和军事指令。指示信中称“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机会取消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军事指令上提出“全面反击”，提出“苏区政策是查田”等等。会议还作出一个完全脱离实际被与会同志批评为“连东西南北弄不清楚”的反三次“围剿”决议案。这次会议精神传达到了陕甘边特委，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一场所谓的“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很快开展起来。 习仲勛等陕甘边区领导在此次酝酿已经的政治风波中，经历一个又不认识到逐渐认识再到抵制的过程。习仲勛曾回忆说：“当时那个会议我也是参加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有劲。革命不积极的，有错误思想的分子因该反对，有什么不好?以后看反的程度不对了，一些正确的人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但口里还是不敢讲，要积极变现，心里很苦闷。” 八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曾派李景林 、惠碧海、鲁笨等人带来了一些工作人员，前去陕甘帮助工作。李景林到后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他们不顾边区地方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的实际，组织其由惠碧海带领的土改工作团在下寺湾桥扶峪採取一些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分派土地群众运动。习仲勛曾现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当时出现的问题：“惠碧海要没收富裕中农，把富农分完了，赶他们上山吃草。”“今天斗争这个，明天斗争那个，又把贫农当成豪绅地主，要处分他，公开在群众中宣布。”“李景林更是这样，说张三是富农，他边说斗争去，又说李四是富农，又斗争去。这样怎么能领导群众斗争，搞好政权和党的工作”。“陕甘边土地问题上，造成群众一时的恐慌。我在洛川时，水涨了一丈多深，一些农民想疯了一样浮水过来，看到杨玉亭财经委员会的钱，也要没收。我们说这是公款，他们也以一定要没收，把群众领导到随便那东西的程度怎么行呢?我是政府主席，就要拍桌子，骂这是土匪意识，这样搞法不行，群众要造反了”，“我很生气，把一个赤卫队营长叫来说，‘你们这不是土匪行为吗?’这就是他们所谓‘骂群众是土匪’唯一根据。” 刘景范也回忆说：“搞查田运动，把地主扫地出门，当时叫‘打生产’(即劳动改造)，对一些不是地主也搞成了地主，把边区的物资也分派了。” 习仲勛看到这些“左”的做法对 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严重危害，即于刘景范一道奋起和抵制。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习仲勛明确提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派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销惠碧海的职务。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李景林等少数人反对，两种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立即停止土地革命，撤销惠碧海的职务。 习仲勛在党内斗争日益复杂、政治气氛压抑的情况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健全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他们在王家坪建立起军事学校，为红军主力培训军事干部。“习仲勛曾说，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党校。”习仲勛好採纳一些同志的建议，批准被称为“洛川的王忠秀及王大有、王殿武分别去洛川、保安北部和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方向建立发展游击队。习仲勛还像在南梁时一样特别重视粮食、布匹、物资供应问题;坚持开办列宁小学，编印课本，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八月一日，习仲勛在史家河滩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会上报告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形势，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同志还举行了阅兵和军事表演，四千多名红军战士和赤卫军接受了检阅。下旬，习仲勛主持审议通过了政府关于动员一千六百人参加红军决议案，并下发速去各地执行。 ●洛河川受诬 进入九月，陕北高原秋意显得特别浓重。山风起风飞的黄土落叶，荒野上空迷雾蒙蒙，一派萧瑟。 此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派军队正在长征中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一十万重兵加紧对西北苏区军事“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彻底摧毁全国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九月九日，中共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徐东海、程子华率领下，进过艰苦转战越过子午岭进入陕西保安县豹子川，在永宁山与地方组织取得联繫。习仲勛、刘景范知悉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时，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委，并于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文华一起带保安分队和交通员去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到来。“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向红二十五军写了欢迎信。习仲勛主持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徐东海、戴季英到会。红二十五军两位代表讲了话，还演出眉户剧。徐东海看后连声说，‘好戏!好戏!’”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三人组成中共红军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九月十七日，在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鳄豫陕省委主要领导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工委书记惠子俊，委员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鳄豫陕省委代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和鄂豫陕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等。会议决定撤掉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简称“中共陕甘晋省委”)，有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统编为红十五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兼参谋长;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有聂洪钧任主席。 “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错误地提出：向西南发展，争取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在连接新疆、青海的革命运动，推动全国革命斗争。之后，有专门研究所谓的“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中，从而使错误的肃反和干部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教主义、主观主义纠缠在一起。 九月二十一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和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接着就是就开始在永坪镇捕人，并使用残酷的肉刑和指名逼供的手段确定肃反名单，而根据这些写肃反名单不断的扩大肃反范围。
第41页 开始时，肃反主持者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勛的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再已于逮捕。习仲勛曾谈到肃反最初的情形是说：“开来了三十多人的名单，我，刘景范都参加会的。哪里有副主席、通讯员、秘书长，都是右派。我说不对头。先把几个来路不明的人逮捕起来。所以第一次才逮捕九个人，其余的人是我硬担硬保的，如果他们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我。越到后就越到处捕人。那时候要拿我的名字写信要把那些人调回来，不然调不回来。所以很多人是经过我调回来的，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生了很大的恐慌。”时任边区秘书长张文华，在四十八年后仍对当年摆布的情形记忆犹新：“一九三五年九月某日，省政府主席习仲勛令我、杨玉亭上西北工委汇报工作，并参观陕北省工作，吸取经验。到永坪知道张庆孚已被捕。同时看到文件上写有‘暗藏在内的蔡子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代表王岗(朱理治别名)正确领导下’等。我被捕后在酷刑下，承认自己是右派。” 习仲勛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不眠，已至身体也出现不良反应，每听到有人被捕的时候，就周身不适，频繁腹泻。不久他身边人员甚至连警卫员也被关押，他隐约也感觉到自己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的对习仲勛说，还是暂离此地，躲一躲。习仲勛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后来的我怎么能走呢?” 其实，西北苏区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如何粉碎国民党军已持续了三个月的第三次“围剿”，解除异常严峻的军事危机。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一0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三千七百人，击毙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然。十月二十五日，又在榆林桥歼东北军一0七师一个团，活捉团长高福元。两次战斗胜利，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鼓舞了苏区军民革命意识。与此同时，错误的肃反又在加紧进行。正如习仲勛在四十三年后的撰文所述：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和无一幸免。”【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其实，当刘志丹等一批红军将领在劳山前线浴血奋战之时，肃反主持者的逮捕计划就已形成。 许多年后，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记述决定扣押刘志丹。习仲勛等人细节： “经过反覆商量，最后确定，分开刘志丹、高岗，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以防变乱，并便考查。不想，刘一到后方就被捕。尔后，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责下，我和程子华都感到，事已到此，刘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採取行动，就会发生事故的危险。随即，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勛、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此后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陕北延中的肃反事件就此铸成。” 习仲勛、刘景范在刘志丹等人被捕后，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一天，红二十五军团特务科长朱仰新来到下寺湾，叫习仲勛到十多里以外的王家坪谈话。来人带有一封前方领导人写的亲笔信。信中说：“仲勛同志，你对此次肃反，态度暧昧，非无产阶级意识，有跟你谈话的必要。 习仲勛已感到自己可能被捕，便把随声带的一支手枪、两块银元和钢笔交给了刚才从赤源县回到洛河川的老战友张策，并要张策以看望刘志丹的名义一同驻扎王家坪的红二十五军团军团部，后考虑到这样可能会一起被捕，又决定张策在义子沟边区政府驻地等候，并告诉张悦，如果我能回来，咱们就一同返回特委;如果回不来，就说明我已被捕。 习仲勛到了位于下寺湾东南二三十里的王家坪，刚进军团部就被押了起来。聂洪钧给习仲勛罗列罪状说：“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改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张策回忆说“快到黄昏的时候，我见习仲勛由军团部出来了，但是他身后跟着专门负责捕人的红二十五军特务科长朱仰新。我一看就明白了。习仲勛此时已失去同我说话的自由。我只好骑马回到下寺湾。此时，我的脑子乱成一团，茫然不知所措，深感等着我的也是被捕的命运。” 习仲勛被押后，最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扛两桿长枪。习仲勛后来常向人谈起去瓦窑堡路上发生的事情：“晚上睡觉时也将人困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到了真武洞，一位同时被关押的人让我给他松绑，我们互相松开绳子。到了第二天我报告说，昨晚翻身时，把绳子翻松了。不然他们会议逃跑为名抽打体罚的。” 习仲勛回忆说：“被押到瓦窑堡后，”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还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开始说我是取消主义，后来说成右派，并说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去的书记。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当时张秀山上的刑更厉害，给鼻孔灌辣椒面，吊起来拷打。张秀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哭诉道，‘我死不要紧，二十六军创造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二十六军，这里了干部全是好的’。” 在苏区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和审讯之时，在执行作战的前方，错误的肃反已开始用活埋的方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坟，做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派的准备。 其实只有六岁的刘志丹的女人回忆说：“父亲和习仲勛等人关押在一起。母亲想法设法带着我找到那里。我拼命哭喊着”爸爸，爸爸“但听到的只是窑洞内的咳嗽声，前面的窗户堵死了。 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勛、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干部，红二十六军营长以上、陕甘边区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于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福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上岸军区副秘书长杨浩等二百多名优秀干部，致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消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
第42页 习仲勛身下囹圄，但看到昔日并肩战斗的的战友被关押、被毒打、被活埋，死于自己人之手时，心如刀绞。他在四十多年后以沉重的心情回忆说：“白匪军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害。” “‘围剿’还未能粉碎，也就是这这段时间内，后方的瓦窑堡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随后开展的前方，在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并且杀错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的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一九三五年九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已达到甘肃南部地区。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及其领导的西北苏区，并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过了岷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在洮河右岸哈达铺一个圩场小憩。几位中央领导兴趣颇高地翻阅着警卫战士刚刚搜集到的一张国民党地方报纸。报纸刊登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深深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出报告指出：“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在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不久，毛泽东又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毛泽东以革命家兼诗人的情怀对西北苏区寄予希望。但是，他没有料到，这里正进行一场空前的政治劫难。他所期待见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勛等根据地领导人此时身带镣铐，处于焦虑和期盼的煎熬之中。 十月十九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达到陕甘边区吴起镇，并得知肃反的情况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于李维汉同行，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贾拓夫是与一九三四年一月代表陕西省委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六届五中全会后留守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的，十月又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并担任总政白军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贾拓夫在下寺湾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证实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西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勛等领导干部以拘捕的消息无误，并将情况立即报告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下令：停止被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十一月二日，党中央、毛泽东等来到下寺湾。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和西北军委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分析了西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中央领导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李维汉率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西北苏区中心的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同时指定王首道等先期赴瓦窑堡调查处理错误肃反问题。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迎击第三次“围剿”陕北苏区的国民党军队。 时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在五十年以后曾回忆说：“由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一次干部会议上，语重心长对我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错杀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这时，习仲勛还在狱中。他不可能立即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已极度虚弱的身体仍坚强受着恣意的体罚和生活管理的虐待。后来他从看守的言行和生活的改善中渐渐察觉到形势发生了变化。与习仲勛同被关押的张策在《我的历史回顾》中详细描述了雨中情景： “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商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手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一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的睡不着觉。吃不饱不算，谁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容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睡觉的地方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同志(解放后担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一次因套在我脖子上的绳子长满了虱子，我那下来捉一捉虱子，不料被站岗的发现了，就用刀背狠狠地砸了我一顿，打时还说，‘我打你就和蒋介石一样。’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身边的铺草中，有的尿在自己的饭碗里，早晨放风时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把我们这批人埋掉。在这所人间地狱里，哪里还有人道可言，只有等死而已。谁也没有想到党中央、毛泽东会那样快的赶到陕甘地区。毛泽东一到吴起镇，就发现肃反是严重的错案，立即停止肃反、等待处理的命令。这才给我们每人发了铺盖，虐待行为也告停止。” 十一月七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董必武、李维汉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即着力解决陕北错误肃反问题。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秦邦宪指导下有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先期到达瓦窑堡的王首道、刘向三等人通过访问群众，调阅案卷，与当事人谈话等形式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事实和证据后，确认错误肃反加强给刘志丹、高岗、习仲勛等人的是“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口供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取的，纯属不实之词，理应予以推倒。经过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后，习仲勛同刘志丹、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等十八位同志首批释放，接着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续获释。 刚刚解除关押的习仲勛，在瓦窑堡与红军总政治局副主任杨尚昆相遇，两人曾有一段风趣对话。杨尚昆高兴地告诉习仲勛说：我们长徵到达哈达铺时，先后看到一张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和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红军传单上印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原来，这个中心城市是瓦窑堡。杨尚昆接着就以开玩笑的口吻问：“瓦窑堡就这么一点点大，还算什么中心城市啊?”习仲勛笑着回答：“瓦窑堡在陕北也算个很大的地方了。这里了早有‘米脂的女子，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当然是很有名气的地方!”杨尚昆听后说：“当时。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见了这份材料的的确很高兴，因为这说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
第43页 十一月十八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查陕北苏区肃反中错误。指出：“错铺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求纠正肃反中错误。后来，毛泽东又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 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富县直罗镇歼敌一0九师全部，击毙师长牛元峰，又在追击中歼敌一0六师一个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十一月十六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十一月三十日，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同日，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和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出席会议。会上，宣布以上两个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勛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予以释放，并予以分配工作。刘志丹代表被释放的同志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时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道奋斗。” 习仲勛看到从苏区自己的监狱中走出的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战友，想起近期根据地发生的种种怪现象，特别是得知昔日在战火中和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的众多同志被活埋、被枪杀时，更是愤懑不已。他觉得有满腹话语要向党中央倾诉，一时因过分激动和悲愤而说不出话来所有遭受迫害的同志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党中央严肃查处错误肃反的主持者，但在听了刘志丹的真诚的话语，激愤的情绪平静了许多。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会后，习仲勛两次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文中写道：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出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至高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起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位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生理发展的情况，有回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由中央红军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党，西北苏区又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刘志丹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被释放了!’‘陕北根据地有救了!’中央红军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毁掉，中央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了。’” 习仲勛平反后，即进入董必武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训练班第三班班主任。其他两个班主任是成仿吾和冯雪峰。中央党校前身是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所中央红军长徵到达陕北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瓦窑堡恢复并更名为中共中央党校。小直射在安定县第二完小。十二月中央党校开始招生，根据抗日发展需要，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第一期主要训练陕北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以便通过他们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传达和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次年二月，红军东征后，中央党校暂停招生。 在此期间，习仲勛经介绍参加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第一次见到景仰已久的毛泽东，并聆听了毛泽东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实继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之后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治路线的纠正。它是正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重要文献，纠正了党内在很长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其他中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习仲勛对这次会议留下深刻记忆。他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却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 习仲勛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见到另一位使他“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脑海之中”历史伟人——周恩来。在日后的数十年风雨历程，他经常受到周恩来的关心、教诲和伟大的人格薰陶。习仲勛在《永远难忘的怀念》一文中，曾深情回忆初见周恩来的情景： “中央红军到陕北不久，我参加瓦窑堡举行的一个会议，听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远远看见一个人穿着红军的黑布棉军服，胸前飘着长长的鬍子，两道剑眉下面是炯炯两眼，那指挥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肃然起敬。他就是周恩来同志。那时，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陕甘宁一带有不少关于周恩来同志神话般的传说。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一些革命事迹，内心十分仰慕。这次因为听报告，没有机会和他接触。” 陕甘边苏区斗争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岗位退下来的习仲勛，认真回顾和思考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历史经验教训，并作了客观科学的分析和理论上的研究。他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写道： “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北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陕甘边根据地是怎样坚持下来，它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呢!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成为它能够一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更强大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首先，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大革命失败以后，陕西党组织把主力及时转移到农村，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先发动了渭南暴动、旬邑暴动、两当兵变、创造了渭北苏区、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北苏区，是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陕北。虽然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统治地位，他们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热衷于城市斗争，主张军事冒险主义，使陕西党组织在创建红军、开展土改革命、创建根据地斗争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影响，带来曲折和失败教训，但是曲折和失败，从反面是我们更加坚定了贯彻工农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思想。
第44页 第二，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桿子万能并不是错误的。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只要枪桿子拿在农民手里，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把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是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于三分(地、粮、财务)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权，打开局面。 第三，‘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出狱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与敌人有利，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理有根据地开拓和发展。虽然少了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坏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闢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根据地的建设，我们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极和扩大统一起来。 第四，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狗热枕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了个好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丕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有些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来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游击队了。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多方面的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五，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战斗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的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干扰，经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繫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陕甘实际相结合，正确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绩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有益贡献。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说：‘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这并不只是对刘志丹本人崇高评价，也是对创造陕甘边的先烈们，广大革命战士以及无数劳苦大众的英雄斗争和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经验的高度赞扬!” 第08章 两下关中 ●周恩来的叮嘱 陕北高原的隆冬，朔风凛冽，寒气刺骨。但是新年刚刚过后，冰封雪凝的山坎土峁间却泛出丝丝暖意。 中共中央和中共红军到达陕北近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西北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及时处理了使西北党组织和红军濒临绝境的错误肃反问题，克服了日渐严重的政治危机，一个相对安定和稳固的局面在根据地出现。 从劫难中走出的习仲勛为之感动到兴奋。他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而是以更坚定的信念和高昂的斗志去迎接新的斗争考验。 也正是在这时，中国整个时局发生重大变化。 日本侵略者强占东北三省，又制造了华北事变，策划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野心勃勃地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速上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月，在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抗日学生运动，并迅速席捲全国大中城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为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与之相应的全局性的政治路线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重大转折时期中共中央所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的制定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民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同时，也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发动，做了直接准备。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即决定政治局率红一方面东征山西。习仲勛深知，这是中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作出“在发展中求巩固”的重大决定。他回忆说：“陕甘根据地危机克服之后，当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慈，西有甘肃、宁夏国民党军，南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根据第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反攻倒算，群众遭到残酷杀戮。国民党又在这些地方复辟了反动统治，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 基于以上原因，毛泽东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採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下定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扎稳打，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在各路红军奉命东征之时，习仲勛得到上级通知，决定派他赴关中特区中作。 关中特区是党中央初到陕北时决定设立的一个行政区。其实，中央撤销了陕甘晋省委，又以下寺湾为界把西北苏区以南划分为陕甘省，已北划分为陕北省，并设立了三边、神府。关中三个地区。关中特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五县，以上新设县治包括了陕甘两省接壤的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宁县所属的部分平原和广大山区。这里人口较为稠密，经济条件、文化教育和群众生活条件较好。因为地处西北苏区的最南端，连接以“八百里秦川”着称的大关中，离陕西省省会西安仅一百余华里，所以关中特区当时被称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鑑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央在设立关中特区的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关中特委。据《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料》记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派贾拓夫等人到达关中，在原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关中特委机关驻新正县(今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的南邑村、下辖淳耀、赤水、永红和甘肃省境内的新正、新宁等五个县委。”
第45页 习仲勛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回关中党史时说道，南区区委改称关中特委的时间还要早一些。“一九三五年十月间，成立了关中特委，书记鲁笨，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当时领导有淳耀、赤水、新正、永红、新宁等五个县苏维埃政府。所有基干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同时各县县委也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关中的革命运动正处在高潮。但是由于错误的肃反，捕杀了关中许多干部，加之群众恐慌，使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致趋于停止的阶段。” 习仲勛在走不间关中前夕，日里万机的中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瓦窑堡住地专门约他和张仲良谈话，对分派他们去关中特区工作寄予厚望。周恩来从国内国际形势和苏区面临的敌情谈起，细緻入微地指出了工作任务和需要注意问题。周恩来亲切而严肃地说：党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这是习仲勛第一次亲耳聆听周副主席的指示，他专注地望着周恩来清癯而又慈祥的面孔，就得周副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拨动心弦，以致在许多年以后谈起此事时仍激动不已。他回忆说：“第一次和恩来同志正式接触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党派我去关中苏区去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恩来同志对敌情了如指掌，高瞻远曙地制定战略部署，他那卓越的军事才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当习仲勛奉命即将启程赴关中之时，与准备率部抗日东征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和军政委宋任穷在从安定回瓦窑堡的路上相遇。昔日并肩战斗并一起经历错误肃反劫难的战友，即将分赴不同的战场，自然更多了几分留恋之情。刘志丹、宋任穷看到习仲勛时，便老远打着招呼，赶忙勒住缰绳，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刘志丹紧紧握住习仲勛的手语重心长的叮嘱：“仲勛，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泽东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派，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好地方工作。”习仲勛以后回忆：“我和他依依不捨的分了手。他上前线后，一路旗开得胜，捷报飞传，顺利地打过了黄河。” 但是，他们谁也没想到，瓦窑堡匆匆一别，竟成永诀。 四月十四日，刘志丹在东征山西前线指挥攻打中阳县三交镇阵地上中弹牺牲。当习仲勛得知刘志丹牺牲的消息时，他已经随西方野战军西徵到达甘肃省环县。突如其来的噩耗使他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与刘志丹临别时的话语和许多往事一下子浮现在眼前。他为失去这位总忘所归的领袖同志和战友而万分悲痛，以致成为数十年间绵绵不尽的思念。一九七九年十月，习仲勛在《人民日报》撰文写道; “我们敬爱的刘志丹为国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在隆冬环县工作，噩耗传来，万分悲痛，许多同志都哭出了声。同志们告诉我，志丹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两个菸头。他们又给后代留下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仲勛当面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后，来从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金维映那里拿到了一份正式的组织关系介绍信，随即带十月人从瓦窑堡向关中苏区进发。路程虽不过七八百里，但是由于沿途多是国民党统治区，要通过无数道路封锁线，大陆不能走，只能走羊肠小道，过了甘泉后又连续在人烟稀少的梢林中穿行了三天。习仲勛一行经过十多天的艰难奔波终于到达中共关中特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正县(今甘肃正宁县)南邑村。 此时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江华和唐洪澄、张邦英等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同志已先期在这里开展工作。习仲勛等一批干部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力量。 其实特委的中心任务就是迅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增强坚持武装斗争，巩固根据地，建立发展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的信心。 习仲勛到关中后，又进行另一项工作，即根据地当地实际情况和中央精神，纠正执行土地政策问题上的偏差。“当时由于土地政策上侵犯了中农利益，在经济政策上没收了商人的一些东西，以及‘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政策，造成了关中苏区群众的相当恐慌，对外形成赤白对立。党中央到陕北后，即进行对错误政策的纠正。由于干部不能很好的掌握政策，在土地政策上又犯了右的倾向，把以没收的地主土地退回给地主。分到土地的僱农和贫农感到地权的不稳定，对革命发生了怀疑。于是又进行第三次的土地重新调整，按人口与劳动力混合原则，进行平均分配土地。但又引起人口少而已经多分了土地的贫农不满。中农因为自己原有土地，而又得不到分配的土地，同样对革命发生怀疑。因此这时争取中农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政策也没有彻底在关中苏区实行，只是在新正、赤水、淳耀、新宁等县进行了一部分调整。” 四月，国民党东北军以十一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关中苏区发动全面“围剿”，并出动飞机轰炸。近一个月时间内，关中特区五个县几乎全被国民党侵占，所有中心区域敌人都设立武装据点，只有新宁的一个乡的平道川没有敌人骚扰。国民加紧进行请查户口，编制保甲，收买利诱中共党员和干部叛变。加之关中红军主力第一团及一、二、三独立营离开关中苏区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合，是这一地区武装力量受到消弱，所辖五个县的苏维埃政权被摧毁。 “这时，关中的革命运动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如何地善于退却，如何地保存积蓄革命力量，是当时关中党的严重任务。”中共关中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凡外来干部以及和群众关系不是很密切的人员，立即分撒撤退。据此，贾拓夫、江华等党政军领导干部随率大部分武装转移到瓦窑堡，关中特区撤销。另“由习仲勛、唐洪澄、汪峰等组成关中工委。坚持关中游击战争(洪澄同志不日坚决要求回中央了)在军事上划关中为连个作战区域，成立南北两路指挥部”习仲勛在另一份手稿中曾记述说：“三月，关中苏区遭敌人大举进攻，我主力部队和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于四月撤出关中苏区，撤出前经特委决定成立关中工委，我任书记，坚持苏区工作。” 后来的斗争更为艰难和残酷，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等被国民党军杀害，个别游击队譁变投敌。“可是群众的革命热情没有被敌人镇压下去，而是始终站在革命方面。军事上则是灵活的游击行动，避实就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绝对不和敌人硬仗。可是当时的军事负责人同志则犯了军事上的冒险行动，把游击队一般的力量并掉。”
第46页 五月，习仲勛接中共中央来信。信中说中央决定调其回陕甘宁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习仲勛离开关中后，汪峰和张凤歧等人在旬邑县花家洞建立了中共中央临时特委，继续领导当地武装斗争和恢复党组织工作。 ●随军西征前后 习仲勛被调回陕甘宁省委，是因为红军胜利完成东征作战后，中共中央又根据新的形势决定发动西征战役，同时要求陕甘宁省委派出大批干部随军进入新解放地区，开闢工作，以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习仲勛匆匆赶回陕甘宁省委常驻地吴起镇，征尘未洗，又踏上了随军西进的漫漫征途。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的形势是：蒋介石趁红一方面军东征回陕北未来得及休整补给之际，即以蒋军嫡系、陕北地方军、宁夏二马、东北军、晋军共一百五十四个团二十五万余人的兵力。围攻陕甘苏区。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红军进入甘肃、宁夏地区进行外线作战。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征战役，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以“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攻。消灭宁夏二马。扩大苏区，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路线，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初夏的陇东高原，白天还是赤日炎炎，一入夜晚却寒风阵阵，温差较大。 习仲勛五月二十八日随集结于吴起镇的西方野战军左路军红一军团向甘肃省东部的曲子、环县开进。对他来说，这是一次艰苦而有意义的行程。为了隐蔽迅速到达预订地区，部队只能坚持昼伏夜行的强行军。一路上只见起伏的山丘，荒凉的原野，长角的羚羊，群飞的野鸡，很少看到村落和人烟。习仲勛虽然从小投身革命，又长期组织领导地方游击战争，但随大兵团行军还是第一次，置身于红军主力部队中的喜悦和新鲜见闻沖刷着连续行军带来的疲劳的睏乏，是他兴奋不已。 五月三十日，习仲勛随部队到达甘肃省东部的元城特区特机，执行毛泽东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以与东北军正式作战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的指示。曲子镇是当时国民党曲子县(后归环县县治)县政府所在地，处于甘肃庆阳通往宁夏的要隘。曲子镇方圆约一公里左右，四周筑有两丈多高的土城墙，设有碉堡，垣外有环城壕沟深达仗许。国民党军三十五师第一0五旅旅长冶成章带三百多名骑兵驻兵守土城内。冶成章暴力骄横，外号“野骡子”。由于曲子镇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左路军西进必须夺取的第一军事目标。六月一日，第一师进至曲子以北，对木钵方向警戒;第二师向冶成章及其所率之特务连发动进攻。经短时间激战和政治攻击后，迫使冶成章等一百五十余人投降。战斗结束，左路军留第四师控制曲子、阜城，第一、二师乘胜北上，于四日攻占环县。五日进驻环县以北的洪德城。 曲子被西方野战军解放后，中共环曲工委即告成立，习仲勛任书记。习仲勛在曲子停留非常短暂，但他对这人生旅程中的短暂一瞬记忆颇深：“六月，随西征野战军到曲子镇，先担任曲环工委书记，后改任环县县委书记。陕甘宁省委书记为李富春。”“打开曲子，把马鸿逵部最能打仗的骑兵旅旅长‘野骡子’(冶成章)活捉了。冶成章是个大个子，带伤以后，给予优待，从河连湾用乐队迎送，由老百姓用担架抬回宁夏。他此后便脱了马家军，对党在回民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习仲勛在半个世纪以后的回忆，与党中央当时处理这一问题的情况是一致的。冶成章被抓次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即电示左权、聂荣臻。邓小平：“要特别优待冶成章旅长，治好伤后，送后方一行，谈后即送其回宁夏。俘虏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给以优待。其余大多数则训练数天，妥送吴起镇，交萧劲光派队送后方，沿途布置欢迎。” 西方野战军解放环县后继续挥师西进。习仲勛即由曲子镇赶赴洪德城，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 新成立的环县县委机关设在洪德城的杏儿铺，因为处于战争环境，驻地时有变动。县委下辖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工会、青年部、妇女部。同时，环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刘占奎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这里地以南土十里地的河连湾是陕甘宁省委驻地。习仲勛及县委的工作随时能得到李富春等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县委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壮大中共基层组织，建立地方政权。据《环县志》记载：“在省委领导下，当时之环县、曲子、固北县靠陕甘苏区，和部队党自上而下迅速建立起县委、区委。时中共曲、环两县委积极发展党员。环县由县委书记习仲勛介绍和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有狄荣昌、狄荣华、杨满川、杨福川、陈汉帮、张德仁、张德录、张应孝。稍后，环县建立了六个区党委，三十九个乡支部。” 习仲勛在环县工作仅两个月，便打开了局面。他深入到南湫乡一带向农民群众宣传的抗日救国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军当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罪行，发动农民团结意识组织起来，废除保甲制度，建立新政权，没收地主恶霸土地财产，分给劳苦大众。 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是习仲勛在环县工作期间的中心任务。环县因为处于甘肃和宁县两省交界地带，故社情十分复杂。当时有土匪、哥老会等十几股数百人的反动势力与国民党地方武装相勾结，时常骚扰破坏新生政权的正常活动。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习仲勛以大量精力投入群众武装的组织和领导。他要求加强县委军事部、县政府保卫局的力量，设立了警卫队;组建起环县、洪德、胡家洞子三个区游击队，发展队员四十多人，配备长短枪三十余支。多数乡、村还成立起自卫军、赤卫队，从而有效地遏止和打击了反动势力，保卫了人民民主政权。 密切联繫群众是习仲勛一生优良作风，这一特点在他早期革命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当时洪德街上有一位药铺掌柜叫梁松山，为人忠厚正直，有结交广泛。习仲勛和这位店掌柜很快建立联繫，使其借行医卖药之便，为县委、县政府收集情报。据当时在环县县委妇女部工作的郝明珠回忆：那时由于大军西进，环县的形势异常严峻复杂。仅县委就被哥老会包围过好几次。有时我们白天在洪德城工作，晚上就钻进梢林。当时可靠的还是群众。县委领导同志住的窑洞，群众常常自觉给站岗放哨。 习仲勛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陕甘宁省委的充分肯定。七月二十日，李富春在《陕甘宁苏区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中表扬了环县、庆阳、苏安。豫固四县完成了初步赤工作。“完成赤化的标志是：(一)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斗争，消灭封建剥削与分配土地;(二)普遍地建立群众的武装，以发展游击战争，肃清苏区之内的一切反动武装;(三)注意解决群众的困难，流通苏区的金融，初步改善群众生活;(四)高度地把群众斗争积极开展起来，普遍建立政权及党的和群众组织的基础;(五)从正确地运用我们的策略中，使苏区的人民极少数民族，消灭了对苏维埃与红军的一切怀疑，乐意地在苏区安居乐业。”
第47页 八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勛去河连湾向省委汇报工作。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正式同他谈话说，中央决定他回保安县(今志丹县，时党中央已由瓦窑堡移驻这里)，另外分配工作。习仲勛接受任务后回到县委交代工作，便离开了两个多月的县委书记工作岗位，匆匆启程返回陕北。 习仲勛此次工作的变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认为对这批错误肃反出狱的干部存在使用不公的问题。时任中央组织部的李维汉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曾记述了这一历史真相： “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工作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干部的工作分配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我对陕甘宁干部一个也不认识，但我出席了省委会议，所以对地方干部不大合理分配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习仲勛就此事评贊李维汉说：“罗迈自我批评精神好得很。他到陕北去就一直讲‘那阵我不了解情况，听他们的意见多了，特别是对习仲勛同志不公道，派他到哪里去作县委书记’。罗迈就是李维汉嘛! ●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习仲勛随军西进陇东之时，国民党东北军于六月中旬以左、中、右三路向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推进。据此，党中央、毛泽东决定：“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心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利用目前新安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高双成部乘虚袭击瓦窑堡。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撤出，七月中旬到达保安县。保安由此成为党中央长徵到达陕北后有一个立足地。 环县距保安不过三百华里，但是由于 高山阻隔，沟壑纵横，习仲勛返回保安还是饶了不少弯路，费了许多时日。当他一回到保安，即意外地得到一个通知，中央决定他参加近日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会议于九月十五日在保安城一孔土窑洞内召开，十七日结束，共开了三天。这次会议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同时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当局几乎无路可退可寻，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对日政策;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也相应有大的转变，从而完成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过程的形势下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报告和回忆总结。毛泽东、周恩来和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会议。习仲勛记得当时只有他和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两个地方干部列席了会议。据会议记录记载，列席会议的还有刚刚由关中地区回到中央的关中临时特委书记汪峰。 这是习仲勛平生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因而他的心情即为兴奋和激动。毛泽东看到刚刚二十出头、年轻英俊的习仲勛来到会场，高兴的拉住他的手，亲切地叫着他的名字：习仲勛，习仲勛。 使习仲勛终身难以难忘的是，在这里见到了众多仰慕已久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他曾回忆：“记得那次参加会议的又李克农、叶剑英、罗瑞卿、林老，还有博古，博古弄了许多书。”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题使讨论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出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名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毛泽东分析了客观形势的变化，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习仲勛仔细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反覆思考和回味着每一句话的含义。他尤其对毛泽东批评中央苏区在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问题是的神态和话语留下深刻记忆。他在一九八六年一次谈话时说：“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严肃指出，对罗明路线，对萧劲光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让瞿秋白随军长征也是部队的。什么叫罗明路线?凡是游击区都是罗明路线，是部分土地嘛!不分配土地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中心区就没有罗明主义?” 习仲勛还是对张闻天作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联蒋抗日的发言感触颇深，引发了他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许多思考。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另一位革命长者、后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林伯渠入情入理的发言和平易宽厚的风范使他受益匪浅。五十年后，在纪念林伯渠百年诞辰时，习仲勛撰写了《革命长着和良师益友》的文章，深情回忆这段久远的往事： “林老经常说，一个领导者要有团结人的广阔胸怀。他就是这样的好榜样。一九三六年九月，林老和我都出席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老在发言中完全贊同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同意中央‘重提国共合作’，将建立‘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共同抗日。对犯错误的同志，林老的态度是严肃的，又是亲切的。他没有斥责他们，而是着重指出，这是过去的错误。我们要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我们党要讲求团结，才能克服困难，才能夺取抗日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称赞林老的讲话是顾大局的，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暖和了。犯错的同志感受到党和同志的信任，激励了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解放事业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中央决定让习仲勛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当时看来时“破格”的，但是它反映了中央领导人对青年干部的悉心培养和高瞻远署。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中央已经考虑到让习仲勛担负更重要的工作责任。 首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习仲勛思想认识的提高和精神鼓舞是很大的，以致在他数十年的革命征程中发着重要影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红日照亮了陕北高原》的文章，记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发展，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泽东在保安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两个地方干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毛泽东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他还是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指出不应当把项英等在南方，因为他们同当地群众没有多大联繫，留下他们，势必害了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我收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他们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自然是错误，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自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同时思想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48页 ●在守边去南大门 习仲勛曾说过，他一生两次受伤中央之命镇守南大门：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二下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第二次是他四十二年后衔命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担负起建设、发展、保卫祖国南大门的重要领导责任。 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在自己住的一孔窑洞约见习仲勛到关中特区任党的特委书记的决定，继而叮嘱说：“你去先试一试，凡是民团团长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包括保甲长、联保主任。”行前，细心的周恩来副主席又特意会见习仲勛等人，交代说，你们要路经的地区，敌人正在扫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要多加小心。 事实确实如此，此次行军除了走山路、钻梢林外，还因为沿途有国民党设卡搜查而艰险异常。习仲勛曾回忆说，第二次下关中，和我同行的有曾在陕北和陕甘边区工作过的郭炳坤、张策、陈学鼎、黄罗武及牛汉山、于建军、赵子修、贾生才等十余人。途中每天都会遇到敌人，要经过敌人封锁线。是在下关中的路上过的八月十五。同行的张策在六十年后写的《我的历史回顾》中也生动描述了他们在赴关中途中发生的险情和趣事。他写道： “我们一行十余人，大部分时间夜行昼宿。一天夜晚，行至连家砭的山上时，我与交通队的负责人再走那条路上发生分歧。他说连家砭可能有敌人，要沿山岭西行。我想敌人是活动的，昨天在，今天可能不在，而且我们是夜行，如果真是有敌人，我们即退回去也不迟，估计无大危险。后来争得异常激烈，他把枪都掏出来了，但最终还是按照我的意见走。到了连家砭，果然没有敌人，这一下少走许多冤枉路。次日，我们到了宁县一个山沟村子里休息吃饭，突然闯进来数十名徒手的国名党军。我们判定，敌人就在附近，为了脱离险境，饭不能吃了，当即决定进山。正在此时，对面的塬畔上出现了数百名国民党军，潮涌般向我们冲来，我们迅速钻进山林，敌人无可奈何退了回去。我们在沟内深处遇到一独户农民，吃了一顿羊肉糊汤，有向南前进。后半夜，我走到了正宁县五倾原子休息，天快明时又听到周围山上有人说话和走动。 大家有赶紧转移，从村的后山腰绕过去。我与习仲勛等人一直撤到石底子村。可郭炳坤等走在后面就和敌人叫上了火，第二天才在刘家店与我们会合。又经过一个夜晚的路程，我们到了旬邑县的七界石子村。总算到达了目的地。这次历时七八天，行程五六百里，由于思想上有准备，终于安全完成，沿途的老百姓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十月初，习仲勛一行到达关中旬邑县境内的七界石，与留守中共关中临时特委组织部部长张凤歧取得联繫，并在深山中的桐树庄石门关开会交换情况。张凤歧向习仲勛报告了关中临时特委近半年的工作情况。张凤歧特别说，由于东北军进攻边区，这里碉堡林立，戒备森严，形势严紧。但是我们还是恢复了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开展一些秘密活动。习仲勛简要介绍了自己随西方野战军西徵到环县工作的经过后说，现在中央派我担任关中特委书记，主持关中特区工作。特委分工张凤歧负责组织，张策负责宣传、统战，郭炳坤负责军事，陈学鼎身体多病随习仲勛活动。习仲勛强调说：无论组织、宣传、统战都要围绕战争活动进行。关中工作分南线、北线。派张策到南线，张凤歧到北线开展工作。 此时，国民党地方当局也变化了进攻策略，开始以军事缓和、政治控制为主，不断加强保甲训练，对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民主政权内部进行瓦解破坏。为了应付这一特殊形式，十月中旬，习仲勛在七界石主持召开了有三十多人参加的关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坚持于恢复关中苏区和游击队战争问题。会议决定： 一、县为单位整理于扩大游击队，行动上以“集中打仗，分散活动”为原则。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指挥郭炳坤，政委习仲勛兼，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二、尽可能地进行统战工作，争取进去、中间的民团、保甲，打击最反动的少数分子如郭相堂、雷同春、雷天一灯等。三、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等的组织生活。四、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人后方开闢新苏区。 习仲勛主持下的关中特委工作的有效开展，立即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和恐慌。他们意识到革命力量没有被“围剿”消灭掉，反而更加活跃起来，于是有变换反共策略，在沿山一带实行“搜剿”于“并村”的反动政策，妄图再次扑灭革命烈火。但是，国民党当局的反动行径遭到关中党组织领导的人民群众更强烈的反抗和斗争。六年后，习仲勛曾撰文记述道： “关中党坚决地执行了九月会议的决议，到了四月间，既有了相当大的开展，对关中的民团保甲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开展。军事战斗上又有新正马原、淳耀让牛村、赤水郭家掌等地的胜利。地方政权及党的组织都有相当部分恢复，泾阳三区淳耀小乔、同宜耀香山等地建立了新的苏区，并肃清了关中苏区的大股土匪，武装了革命队伍。 在我们工作的新形势下，敌人有採取了死守据点的政策，不像以前那样骚扰了。于是我们开展对敌人士兵的政治工作，尽量扩大游击队。这是赤水即有四个支队，淳耀有两个及第十九支队，新正四个大队，新宁第一、二、三支队，计十四个支队，近五百之众。革命的新潮有向上高涨了。 双十二事变后，党发表了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因为关中交通不便，没有及时接到中央指示。为了不失时机，即决定各地以县为单位的红军、游击队向外出击，扩大恢复苏区，争取民团、保甲自动交枪。于是在十天之内，整个关中苏区都恢复了，建立了淳耀、赤水、新正、新宁等四个县苏维埃政权，全部恢复了党的工作。到中央红军南下，传达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之后，关中党才停止了扩大苏区和消灭国民党部队的行动。”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习仲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中再次回忆起关中苏区的斗争生活，他写道： “关中地区包括苏区新设的新宁、新正和赤水、淳耀等县，像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我们的游击队只能隐蔽在深山里，活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歌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这样到了西安事变时，关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也壮大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 ●建立发展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时令已进入深冬季节，北风怒号，冰封大地。但是在古都西安一个突发的政治事件，犹如惊雷响彻天际，强烈震撼着神州大地。这就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以“兵谏”形式发动的西安事变。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经过多方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建立国内和平、实现全民族抗战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在抗日的前提下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第49页 关中特区离陕西县城并不遥远，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习仲勛当时还不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这时他正深入乡村农户，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恢复和扩大关中苏区。然而周围出现的一些特别现象也引起他的注意：当地一些国民党驻军一声不响地撤走了。时而也听到从西安方向传来的枪声和飞机的轰鸣声。他意识到形势发生变化，但是到西安事变发生的确实消息和中共中央关于事变政策的传达，已经是十多天以后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集结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地区，准备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迎击国民党亲日派可能发动的进攻。以彭德怀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进驻陕西省泾阳县云阳地区。 红军主力南下关中地区，给处于艰难环境中的习仲勛和关中特委的同志带来了喜悦和信心。他们认为发展苏区的大好时期到了，应当加紧向国民党统治区拓展工作，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搜集枪枝，抓捕豪绅恶霸，瓦解国民党政权。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当时他们对于友区、友军的观念是模糊的，还缺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准备。一天，习仲勛接到从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传来的信息，彭德怀要约见关中特委的同志并传达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张策曾撰文回忆这一情节说：“我和习仲勛同志去安吴堡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提醒我们要注意尊重友区友军。我们接受了彭总得指示，理清了自己的模糊观念。然后习仲勛同志回特委，决定我留在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待命。” 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重大政治方针的转变，为地方党的工作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中特委也同样面临新的斗争和任务，身为特委书记的习仲勛不能不由此引发更多的思考。他同特委的同志一起分析关中形势说：“我们大部分区乡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了解不正确，一方面认识不足，以为革命成功了，忽视统一战线中的斗争一面;另一方面则对统战对象仍怀着阶级仇恨，不愿做统战工作，不与友方联合。”他进而指出：“国内和平统一了，党的工作因该是：第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二，整理内部组织;第三，扩大红军，加强整训;第四，大量发展党的组织。”习仲勛对形势和任务的意见得到了特委同志的一致贊同。关中特委即从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中心，重点开展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苏区与友区的区域谈判。当时在关中苏区以东为梢林，以西及西南均为统一战线区，苏区之内还有小块的统一战线区。所辖四县：新宁县苏区占全县五分之四，新正苏区占五分之三和耀县一角，赤水县包括旬邑、淳化个一部分和彬县一小块地方。人口约五万多，完全是农村。而这些地方只要市镇则在友区，关中苏区绝大部分县是西安事变后恢复的地区，友军虽然撤退，各县行政机关仍然存在，为了使苏区与友军保持和平共处，双方行政系统互不干涉，减少以致避免发生纷争，因而及时划定苏区和友区行政区域就显得较为迫切和必要。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中共陕西省委、陕甘省抗日救国政府作出《关于苏区与邻近各县友区行政关系之原则》的决定，作为苏区政府与友区各县政府交涉个根据。决定指出，除关中各县由关中各县特区负责外，其他各县由省抗日救国政府直接派代表(或帮助各县政府)进行。以习仲勛为书记的关中特委迅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使划界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 为了保证新正县划界谈判顺利进行，根据“当时关中四个县，赤水、新宁、淳耀三县划分了，新正县没有划清”的实际情况，习仲勛指示时任新宁县委书记的郭延藩为首席谈判代表，关中特委秘书长再泉协助，与国民党甘肃省正宁县县长朱门在该县城山河镇谈判。驻防正宁县的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邓华作为评判代表参加了谈判。在维护抗日大局、有利国共合作、避免纷争的前提下。划定了苏区和友区的行政区域界限。 区域划界解决了特区统一战线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过去到友区筹捐筹款、把游击队拉到友区活动等问题得到了纠正，苏区与友区的关系日趋正常和密切。中共关中特委还在友区淳化、旬邑设立了两个红军募补处，主要从事党的地方工作。 二、争取民团。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大多数国民党地方民团和党领导的游击队结怨较深。但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经过习仲勛和关中特委其他同志艰苦细緻的工作，是一些过去有统战关系的民团进一步与特区政权靠近。如宁县的刘铁山、宜君的沙秉炎，与关中特区武装订立了互不侵犯的条约。大多数民团团丁发生动摇，或表示要抗日，或表示要扔枪不干。赤水县的土桥民团团总令去打抗日救国会，团丁不但不执行命令反而携枪投奔了苏区。为了做好民团工作，关中特委採取的对策是：(一)停止让民团譁变的办法，确定民团留在友区行政机关指挥之下，争取民团在政治上变成抗日队伍，而不强求名义上的改变。对于已有觉悟的团丁，教育他们留在民团内工作，指导他们採取恰当的工作方式和斗争策略。(二)对民团上层分子即使没有诚意，但只要有抗日表示，也要利用，还可以在给养、防地等方面予以让步和帮助。(三)发动民团驻地的群众和党组织去参加争取民团的工作。四、通过红军的政治机关帮助县长办理民团训练搬班，开展民团中的政治教育工作。 三、加强对友区的群众工作。关中各县根据西安事变后党的工作纲领，虽然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但多数只有徒有空名。城镇工人附属于商人的抗日救国会，乡村中联保主任和保甲长兼救国会主任，而真正的群众抗日救国会并没有建立了起来。据此，中共关中特委提出的策略是：首先，利用这些空头组织名义，组织起各业各界救国会与下层的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然后民主选举全县总机关，并将国民党县长选举到委员会中来，淳化县首先採取了这一形式，推动了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其次，利用旧政权组织与救国会合一的形式，先争取群众一般的民主自由，随着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的曾长，进而以救国会控制保甲或代替保甲政权。再次，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允许富农参加，即使某些地主豪绅分子，如果贊成贊成抗日救国也可以加入抗日组织，以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四，关中特区四县的抗日救国会与友区合併起来，建立统一的抗日救国联合团体。第五，改善群众生活，克服工作方法上“左”，加强党组织工作，发挥组织在群众斗争中的核心作用。 习仲勛好十分重视关中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新正县龙嘴子、孟家河、西渠一带是回汉民族杂居地区。习仲勛主张回汉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回民民族习惯，积极发动和引导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四0年三月下旬，关中回民抗日救国分会在新正县胡家湾成立，习仲勛到会并发表讲话。他高度评价回民群众为抗日工作所作的贡献，鼓励回民抗日救国分会进一步搞好民族团结，为抗日救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习仲勛还特意让关中剧团为救国会演出，以表示祝贺。
第50页 后来，习仲勛在回忆毛泽东缔造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历史时，曾这样阐述关中特委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繫。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枝弹药。” 习仲勛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首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採取的机会主义立场，粉碎了国民党的摩擦、蚕食等破坏阴谋，使根据地日益巩固。同时还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延安成为革命的大本营和闻名中外的革命圣地。” ●罗迈的到来 在恢复关中苏区的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习仲勛的生活中出现了两件事，给他带了精神的愉悦和心理上的慰藉。 一九三六年十月，他的长女在党中央驻地的保安县马锡五家中的一孔窑洞内出生。一个多月后，这个婴儿在党的地下交通员的背篓中穿过层层封锁线，来到父亲身边。初为人夫的习仲勛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常常抱起襁褓中的女儿，目光中饱含着深情和慈爱。此时正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实现，置身于民族解决战争之中的习仲勛，寓意深远地给女儿取名“和平”，把人间一个美好的希冀寄託于自己的下一代身上。 另一件事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习仲勛在关关中特委驻地的淳耀县桃渠河，迎来了一位堪称“诚挚热情，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大家亲切地称他“罗迈同志”。 罗迈，即李维汉，湖南省上沙人。五四运动前即于毛泽东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一九二二年六月与周恩来等共同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四届中央执委、五届中央政治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城工部部长等职。一九四八年底任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次任期达十七年之久，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上成就卓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四年八年在北京逝世。【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李维汉赴关中特区，是他担任新成立的陕甘省委书记之后受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的嘱託而来的。此间，习仲勛得知陕甘省委即将成立，曾请求中央指示新的省委对关中特委实施直接领导。据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洛浦致周恩来、博古电称：“关中特委习仲勛要求指示，望省委急速与之发生直接关系。最近他们派了交通员来中央。在陕西省委未接收前，他们为新成立的陕甘省委指挥。”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大会，正式决定成立中央陕甘省委，李维汉为书记，张邦英、习仲勛等十三人为委员，以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力量，发动西安四周农村的群众，并把他们武装起来。如内战再起，即利用机会把苏区向南退进。为此，一月三日中央特别电示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关中区划归陕甘省委管辖。陕甘省委注意向同心城、固原、还原、西峰、正宁、环县发展，与关中地区发生关系。”同日，张闻天又致电周恩来、博古：“中央决定组织陕甘省(委)，以罗迈为书记(他明日动身)，并决定经陕甘省到关中，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请从关中动员一百个以上的革命学生，给他们分配群众工作。渭北各县群众运动的开展，对配合西安方面有极大的意义。但决不应减弱陕甘省委对关中及渭北各县工作的注意。” 李维汉在关中特委工作了近两个月时间，直至三月中旬决定陕甘省委结束才离开。当时，他刚过不惑之年。在这里他以严谨求实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经验指导了关中特委工作。他身体力行，言行身教，给关中特区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习仲勛每当面对这位年长自己十七岁、身材魁梧、面额宽阔的忠厚长者时，一种发自你内心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李维汉在关中期间，习仲勛多次主持特委开会汇报、交流、讨论关中以及周围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和统一战线工作。在李维汉的具体指导下，特委对关中地区的许多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特委开会讨论认为，关中环境在西安事变后起了根本变化，以前的游击战争环境结束了，而变为国内的平的局面。关中地区党的工作的总方针应当是：(一)扩大统一战线工作，为和平而斗争。(二)把刚从游击战中跳出来的苏区变成巩固抗日根据地。特委还认为，关中党组织在新的环境下，不但要提出新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而在新的策略和工作方式上都要重新审查与改变。 西安事变虽然得到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的局面还是很不稳定。为了防止突发事变，习仲勛积极协助李维汉与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政治部一起商定了应付时局变化、将苏区向南发展的计划。同时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系列主张，切实解决干部群众中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当时许多干部群众对释放蒋介石的做法特别不理解，说：蒋介石十年内战杀了我们都少党员，欠下人民多少血债，既然把这个人民公敌抓住了，为什么不杀还要放?昨天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政权、发动武装一夜之间就成了友区、友军?李维汉这些思想反映，利用各种场合耐心细緻地做解释工作。他说：抓蒋是为人族大计，放蒋也还是为了抗日大局嘛!要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不放蒋介石，抗日问题咋解决?统一战线怎么形成?如果不实现国共合作，不联合各种力量，包括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和武装共同战争，民族解放的大业单靠一个政党是难以完成的、李维汉入情入理的话语，如春风化雨，使笼罩在关中特区军民心头的迷雾逐渐消散。 一天，李维汉见到了正在吃奶的习仲勛的女儿和平，目光顿时为之一亮，人间一种最本能。最纯洁、最伟大的父爱在他的心头涌动。这时他想起了与小和平同龄的儿子及众多孩子也生活在随军转移的艰苦环境之中。随之他又考虑到他们的父辈们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不得不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做出妥当的安排。他关切而诚恳地对习仲勛说：要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抚养。现在我们还处于战争中，随时可能要打仗，要转移，为了他们的未来，暂时还是离开父母好。习仲勛接受了李维汉的意见，便把女儿送到耀县杨家河，託付关中特委秘书杨再泉的兄嫂抚养。
第51页 李维汉住关中特委近两个月时间，对于加强处于国内政治形势重大转折时期关中特委的领导，正确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的方针政策，顺利开展的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使关中特区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五月十五日，习仲勛与张策等人作为关中特区的代表，出席了在延安城内二道街礼堂举行的陕甘宁特区的第一次代笔大会。他又一次聆听了毛泽东关于边区工作的重要讲话。毛泽东要求：“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革命斗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制得模范区域。”习仲勛深感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为做好特区工作指明了方向。代表大会选举了由执委十七人、候补执委六人组成的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届委员会。习仲勛当选执委。这是一次民主团结大会。在大会上，习仲勛和神府特委书记张秀山等你多数代表，对陕甘宁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过去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但代表们还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继续选举他担任特区党委书记。习仲勛与李维汉在关中特委相处时间不长，但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后数十年中，这种革命情谊更是历久弥深。李维汉对关中特委尤其是对年轻特委书记习仲勛的影响颇佳。他在离开关中一个月后就写了题为《关中工作的一些总结》的文章，发表在中央出版的第三十期《党的工作》杂志上。文中对习仲勛及其主持的关中特委工作给予较高评价，称誉“在我经过的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得一块苏区”。“关中的党是从斗争中锻鍊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有许多群众真正爱戴的领袖，如习仲勛同志、张邦英同志。”“关中从志丹同志等那时起，是经过了长期的游击战争，许多同志如刘景范同志、习仲勛同志、张邦英同志、高岗同志等都参加过。前年冬季到去年春季，正式建立苏维埃及分配土地，但计划未完成，‘围剿’又开始了。在关中主力部队调走后，关中党在那里是坚持了胜利的游击战争，游击队扩大了，游击队和群众是表示了无限的英勇。在去年‘围剿’中，关中在游击战争中是模范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已年逾八旬、体弱力衰的李维汉在病中写的回忆录中，还以生动朴实省委笔调记述了此次关中之行及与习仲勛的交谈。他回忆说：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我从保安出发。到延安后，郭洪涛要我缓去省委，先和张邦英率两支游击队间道去关中特委，在哪里同特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商量向南发展计划。张邦英是红二十六军的干部，对桥山山脉的山路很熟悉。沿途保安团受西安事变的影响，张邦英打个招呼，相互戒备，互不侵犯，就过去了。一路很顺利，很快到达关中特委驻地耀县桃曲河，见到特委书记习仲勛。 住在特委期间，上午我自己看书学习，下午同习仲勛、张邦英、张策及特委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工作，交谈情况。主要谈了特委所属各县的情况和陕甘苏区的历史变迁，也谈了陕北错误肃反和纠正肃反以后的问题。主要是他们谈，我只提问题，从无知到有知。有时我们也谈些他们关心的红军长征的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我们还去过正宁。宁县两个县委，同县委的同志谈过话。在关中特委住了约半个月，得到任弼时(前敌总政治部主任)的通知，约我去前方接洽。我和张策在淳化县城见了他。他告诉我们，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局面还是不稳定。我们一起商定了向南发展计划。我当天即回特委，又同特委进一步商量了一些具体问题，耽搁了一些日子，才动身去省委。出门走不到一里路，通讯员就赶着送来中央给我的电报，说两党谈判有进展，总的和平局面已定。省委结束，人员回延安。我回去同习仲勛谈了，请他按新的形势部署工作之后，扔向省委驻地点头镇前进。” 习仲勛对李维汉十分敬仰和关心。一九八四年夏，李维汉病重住院，习仲勛好几次去医院探望。他很想和李维汉长谈，但为了不影响李维汉的健康，使他静心养病，有不得不早点儿默默离开病房。八月十一日，李维汉不幸逝世。一个多月后的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勛在《人民日报》发表《深切悼念李维汉同志》一文，他神情地写道： “敬爱的李维汉同志与我们永别已有一个多月了。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诚挚热情、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每当我想起他时，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现在全国各民族正在迎接中华人名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到来这光辉节日，越临近时，越加激起我对他的深切悼念。” 一九八六年四月，李维汉生前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出版，习仲勛又欣然为之作序。序中说： “维汉同志是我们党建党时期的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德高望重的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毕生精力，投生于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各民族的团结，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同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史联繫在一起。 维汉同志生前，曾向我谈过他撰写回忆录的几条原则：一是以集体为主，着重写集体生活，适当联繫自己，反对突出个人、突出自己，正确处理个人同党、同群众、同所在单位集体领导的关系;二是实事求是，真实第一，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目;三是重视总结经验，包括正确的有益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需要引以为鑑戒的经验;四是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在这个回忆录里都充分体现出来了，这也是这个回忆录的鲜明特色。尤其可贵的是，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讳，并勇于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我身为敬佩。”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陕甘省委结束。四月，中共关中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移驻新正县(今陕西省旬邑县)马家堡。特委新设立常委会。以强自修、张策、霍维德、张仲良为常委，习仲勛仍为书记，并以习仲勛、强自修、张策等十一人组成执委会。特为各工作部门也逐步健全。同时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抗日救国政府。原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霍维德调任关中特区抗日救国政府主席建党团书记，封正宝任副主席。关中特区司令部武装力量扩大，所辖淳耀第六。八、九、第十支队和赤水第十二、第十三支队、永红保卫队新宁第二十支队等游击队、张仲良、金道松分任正副司令员，习仲勛兼任关中特区司令部政治委员。 第09章 反磨擦斗争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日了里 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地处子午岭南麓下的新正县马家堡，由于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苏维埃政府的进驻，使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顿时热闹了起来。 马家堡位于旬邑县城以东二十公里处，东北两面都筑有土城墙，西南两面环沟，由北向南呈缓坡形，是一个即易防守有利用撤退的小村寨。马家堡以东一里许的职田镇，是国民党镇公所和地方武装驻地。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成，两村镇间时常有人员往返，双方相安无事。习仲勛同关中党政军机关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第52页 七月，已是酷暑季节，但关中特区大部分分山区因被乔木林覆盖，温带季节气候特徵非常明显，常常天上出现云朵，地面就有间断阵雨。当然，平常大多仍为晴朗的天气。七月上旬的一天，在数千里之外发生了重大历史事件。消息传来，立即在习仲勛和关中广大军民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腥风骤起卢沟畔，血雨横飞华夏天。”七月七日晚十时，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演习，已有一名士兵失踪为藉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继而又无理要求中国卢沟桥宛平驻军撤出防地。我二十九军已举兵抗击，誓与城共存忘。七七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七月八日晚，中共中央发表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民族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由此屡遭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 全国出现的抗战形势和中共中央抗日宣言的发表，使关中苏区的军民受到极大鼓舞。习仲勛紧急动员全区部队和群众，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加紧军政训练，大力发展生产，时刻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 以此同时，在关中腹地泾阳县云阳镇的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内更是一派繁忙紧张景象。伟大的红军时代快要结束了，根据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为联合抗日的四条保证中的第二条：“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给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红军在七月下旬开始按国民党革命军序列改编。七月下旬，红军前总在云阳召开团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的意义和当前工作。红军前总决定关中特区选派一批兵员，补充改编后的贺龙一二0师，直接开赴华北前线杀敌。习仲勛接到通知后，立即布置在关中部队和游击队中进行兵员选调工作。经过层层动员，精心挑选，确定了五百名政治军事素质过硬的红军和游击队战士编成一个补充团，由特委宣传部部长郭炳坤带到富平县红二方面军(后改编为八路军一二0师)驻地。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底，八路军总部和所辖三个主力师四万余名八路将士由陕西省泾阳、富平地区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在此之前，习仲勛还就关中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兵员选调问题专程拜会了即将出任八路军一二0师师长的贺龙，以致在五十年后印象仍极为深刻，他回忆说： “我第一次见到贺总是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那是我任关中特委书记，还是一个青年，对贺龙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领袖、南昌起义总指挥，赫赫有名的红军领导将领仰慕已久。我同他会面时，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关向应、甘泗淇也在那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贺总那堂堂的仪表、潇洒的气度、如火的豪情和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几度在贺总的领导下工作，有段时间曾随他之后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长期的相处，和总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深受教育。” 此时，中国政治时局不断朝着有利于全面抗日方向发展。九月二十二日，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抗日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特区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二十五日，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出发先期到达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歼灭日军坂恒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一千余人，击毁汽车一百余辆。消息传到关中地区，习仲勛和广大军民无不欢喜鼓舞，更加坚定了支援前线抗战到底的信心。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将改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十月，习仲勛等在马家堡主持召开中共关中分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五十多人，代表了关中分区七百多名党员。代表大会着重“检查过去党的工作，讨论开展关中统一战线以及苏区转变为边区问题”。会议产生了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选举习仲勛、郭炳坤、张仲良、霍维德等同志为关中分委委员。习仲勛仍当选为书记。新的关中分委除管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个县委外还领导着专做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的旬邑、淳化县两个八路军办事处。关中特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习仲勛兼政治委员。 习仲勛曾回忆说：“以后的工作主要是巩固内部，加强边区民主建设，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由于处在一个较为和平的环境里，习仲勛以主要精力领导关中分区自下而上的民主普选区、县、边区参议会和政府领导人，动员青年群众参加八路军和边区抗日武装，大力的抗日救国要求，结成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建立起了关中分区工会、分区青年救国联合会、分区妇女联合会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中共关中分委还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而又不让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指示，积极而慎重地在工人、僱工、青年学生和战士中吸收了一批党员，是分区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正确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维护关中分区民主政权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习仲勛还为做好周边地区国民党武装的统战工作花费了很大心血。他常常对干部们将对于边区周围的国民党民团要下大力气做好工作，要减少和阻止他们对边区侵袭骚扰，我们才能集中精力建设民主根据地。他亲自与正宁县民团的王大牙、寺村民团的萧恩多、彬县民团的李仰止、旬邑县民团的郭相堂、太峪镇民团的文干卿、宁县民团的庞铭胜，同官民团的夏玉山等民团头目，多次通信或谈话，进行宣传、分化、瓦解工作。在新的形势下，这些民团头目除顽固分子外，都为抗日工作起到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减少了边区压力。旬邑县驻职田镇民团头目马洪德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习仲勛的多方争取下给关中分区送来长短枪二十五支，装备了分区部队。国民党驻吴家堡保安团一个班长扛着一挺机枪奔关中分区，习仲勛亲自同他谈话，并勉励说：“这样的好事你做得越多越好。你这是为中华民族做好事。” 习仲勛还特别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安排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任职，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此间先后将赤水县的士绅景田玉安排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新正县雷庄的老中医张志平、旬邑县的萧芝葆被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蒋家坪村有一位叫蒋德宽的财主，有抗日热情，但一些同志说这些人靠不住。习仲勛分析说：“事物是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我们要具体人具体分析，不同事不同对待。蒋德宽虽然是地主，但他支持儿子当红军，又在物质上积极帮助我抗日，像这样的地主就应当团结争取他们。”习仲勛和关中分委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各个村落，走家串户，调查了解社会现状和群众情绪，深入细緻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一次，他同分委秘书杨再泉到另外一个村落看望群众，当他得知该村有位叫穆润身的在国民党任职时，便主动到穆家登门造访。他诚恳地对穆的父亲说：“国共两党的仇恨，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就一笔勾销了。你的儿子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只要我们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你儿子回家，我们还欢迎他，也保证他来去自由。家中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尽量帮助解决。”一席话使这位老人身为感动，表示一定要为抗日出力。这一时期，习仲勛还结交了如刘岗、李树兵、张德英、刘孝宽、张臣武、何永福、赵德华、焦家训等数十名各界人士，他们在抗日工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做了有益工作，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53页 习仲勛后来在回忆在抗战时期的关中工作时曾说过，那是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工作是按中央和边区党委的指示，循序去做的。”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平静和平团结抗日的气氛很快蒙上了阴云，继之而来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摩擦的斗争。这一斗争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更是愈演愈烈。 ●旬邑事件前后 摩擦于反摩擦的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变化的必然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斗争的特殊形式。这种矛盾从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就存在着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早在西安事变之前，陕甘宁根据地红军就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七七事变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敌后作战，边区仅留少数留守部队，军事力量对比明显处于劣势。加之日军已侵占黄河东岸的南起风陵渡、北至大同一线，不时炮击西岸河防阵地，威胁陕甘宁边区安全。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既要固守千里河防，阻止日军西犯，又要对付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包围侵扰。因而从抗战一开始，陕甘宁边区就一直处于险恶环境和强敌围困威胁之下。 从关中苏区位于陕甘宁边区最南端，是反磨擦斗争的风口浪尖。从延安到关中，要通过中部、店头一带很长一段狭窄地带，陕甘宁边区军民形象地比之为为“葫芦把”，把关中苏区戏称“宝葫芦”。国民党顽固派对这个“宝葫芦”早已垂涎三尺，把它作为首军事目标，进而侵吐整个边区。为此目的他们对关中分区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破坏活动从未停止。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以习仲勛为书记的关中分委担负着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斗争的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由于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当时关中分区兵力较少，开始只有保安独立一营、二营及几个县大队。后因摩擦不断升级，才调保安独立三营到关中分区。而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二十万正规军。兵力对比之悬殊、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习仲勛在一九三四年曾讲过：“山雨欲来之风满楼”的形势：阶级敌人是不放弃反共斗争的，随着全国的反共高潮出现，关中周围的友方对我们也不列外，开始限制我们在友区的群众工作，驱逐我们各县办事处，继之向我们进行破坏暗杀工作。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反共斗争更加积极了。 事实正是如此，胡宗南藉口西安事变前关中一带是东北军的防地，应再由国民党军队驻守为由，不断向关中分区袭扰挑衅。据粗略统计，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0年六月，国民党军武装进攻关中分区达六十四起。在此之前的一九三八年五月间，首先发生了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公开枪杀我方工作人员张科科事件。在关中的周边一带土匪武装也活动频繁，对苏区社会秩序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十月十八日，习仲勛至函郭洪涛转陕甘边区党委，就关中近年匪情向边区作出报告。这是现存档案中最早以习仲勛名义给上级党委的文字报告。报告称： “关中近来土匪的活动又呈活跃，这虽不在苏区内，而已危机苏区边境。如中宜之双柳树一带，突窜来股匪扰害，有人、枪三十余，后又他窜，今尚不详其窜往何处;宁县也与本月十月前突由山后槐树庄窜来一股，人二十余，枪十九支，遂经当地自卫军竭力追剿，匪又窜匿山林;在方镇附近之宋村亦匿有匪众数十人，多带短枪，常散居，且说有无线电台等物。又如在礼泉境之董三四等，近不仅在泾河畔一带扰乱，并有计划地派人到苏区活动，企图再组织更大的叛乱。除驱旬之际曾破坏一机关外，其他均多不敢动作。特别在苏区，近来自卫军更加活跃，而苏区人民近受匪的扰害，还算没有。我们现在已拟定剿匪计划，动员和我们关系好的友军及各县基干自卫军、保卫队，作严密清剿，特别是深入中宜以西之大山里。作彻底搜查，已绝匪患。” 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苏区的武装进犯更加猖狂，军事摩匿迭起。 一九三八年十月，抗日战争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也将其政策重点由消极抗日逐渐转向反共反人民上来。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设立“反共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办法。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动日益严重。在陕甘宁边区，继陇东分区的镇原。宁县事件后在关中分区有制造了震惊国人的旬邑事件。 一九三九年初，因河防吃紧，八路军原先设在黄河边上的荣校(残废院)奉命转移到陕西旬邑县城南的土桥镇。一月下旬，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张中堂及国民党彬县专员张明经调集保安队二三千人，武装围攻八路荣校。习仲勛得到消息后，审时度势，及时指示荣校撤离土桥，推驻旬邑县成以北数十里处的看花宫，从而避免了可能遭受的伤亡。五月二十五日，八路军荣校一工作人员出城採购，突然遭该县保安队枪杀。荣校伤残人员闻讯，群情激怒，遂派代表前往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该县长未问事情曲折，反而指挥保安队开枪镇压，当场打死伤残人员代表九名。随后张中堂又率领大队人马，向驻旬邑县成的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一营进攻。同时还调集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配合国民党保安六团一营日夜围攻关中分区部队。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七天八夜，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推出县城。旬邑县城被顽军占据。出城时，有十七名重残人员掉队被俘，后全部惨遭顽固军队杀害。【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密切关注着发生在眼前的这场战争。五月下旬，正在延安向西北局汇报工作的习仲勛得知国民党顽固派以优势兵力向驻守旬邑县城的关中分区独立一营发动进攻时，心急如焚，日夜兼程赶回马家堡，即派分委宣传部长郭炳坤、组织部长张凤歧进入旬邑县城，以加强该营的组织指挥和正职工作。郭、张未进入城内，关中分区独立一营已迫于兵力悬殊，撤离县城。 习仲勛主持分委紧急开会，分析研究面临的形势，做出了新的行动部署。分委认为，分区独立营坚守县城数日，顽强抗击来犯之敌，精神可贵，仗得打也是好的，只是推出县城仓促了些。鑑于敌人开始向马家堡等地发动进攻，分区党政军机关暂时撤出马家堡，到北边十多里外的长舌头驻扎。 国民党顽固派无视抗日统一战线大局，须以制造旬邑惨案，在关中分区军民中激起极大义愤。 习仲勛当时得知这些在抗日战场上虎口余生的伤残人员回到抗日后方竟死于“友军”之手时，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概。撤出县城的分区保安独立一营的官兵更是义愤填膺，纷纷请战，要求上级曾兵还击顽固派，夺回失地。习仲勛一方面向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报告情况，一方面按中央的精神耐心细緻地做分区部队和群众的思想工作。他分析说，事情是顽固派挑起来的，他们杀了人，夺了地，我们自卫还击，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仔细一想，以武力还击，还是利少弊多，一则，敌众我寡的态度未变，我们又不可能大举曾兵，要打，吃亏更大;二则，顽固派正是想要我们动武为藉口，而制造更大的摩擦事件。我们一定要按党中央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的指示办，保持克制冷静态度，等待上级解决。
第54页 同时，习仲勛和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张仲良致信国民党保九团尤奉山，晓以民族大义。信中说：你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军人，又是指挥官，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为前提。而后方少数顽固分子，无端造谣，祸起萧墙，日寇高兴，汉奸窃喜。你因该明察实情，悬崖勒马。尤奉山看信后，深有感悟，回信说：我作为中国军人在民族存亡之际，不能去打日本鬼子，实在惭愧。但我可以保证，在我的防区，绝不再向贵区前进一步。 随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即根据关中分区报告和党中央的方针，急电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并蒋介石、程潜，要求当局派员处理此案。电文称：“查敝军残废员兵，以抗敌余生，息养后方，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惟念国家处此危急存亡之际，袍泽之间，纵有差错，总宜容忍。” 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国民党当局杀人理亏，不得不派人调查处理。从而揭露了顽固派破环团结、残杀抗日伤残人员的罪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 习仲勛和关中分区的同志从这一事件处理过程中，对党中央方针政策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在以后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地同顽固派作斗争提供了借鑑，积累了经验。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担负起组织团结全分区党员群众迎接更艰巨复杂的斗争的重任，九月上旬，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在新正县上墙村召开了分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习仲勛再次连任分委书记。习仲勛曾回忆这次会议说： “七月间关中党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五十多人，代表党员四千多人。在会议中检查了两年来的工作，讨论了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央指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决定关中党在统战工作中是必须进行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必然规律。” 大会最后选出习仲勛、张仲良、郭炳坤、张凤歧等十三名分委委员组成关中党的领导机关。九月五月，习仲勛、张仲良、郭炳坤等新当选分委领导成员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为中共关中分区历史记录了一个正规瞬间。 十一月十三日，习仲勛出席了在安塞县徐家沟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陕甘边区摩擦迭起、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已难以避免的形势下召开的。十四日，习仲勛和与全体代表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说：中国缺两样东西，一是独立，，一是民主。而要独立又必须首先要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陕甘宁边区因该成为全国的一个民主的样本。中国多了两样东西，一是帝国主义势力，一是封建势力。现在陕甘宁边区存在着四种矛盾。外部的有两种，一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同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内部的矛盾也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的生长，二是封建残余的存在。这四种矛盾内外相通，以外部为主。他还特别讲道：“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掉了，还将什么团结?”“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就会有团结。”习仲勛对这一深入浅出、风趣易懂而又富有哲理的讲话感受极为深刻。他特别感到毛泽东讲话对于正确认识形势，指导对敌斗争和工作实际，非常及时和亲切。 习仲勛在这次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委员。 ●摩擦迭起 进入一九三九年冬，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方针，并制定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由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更是极力分裂统一战线，武装摩擦日益猖獗。他们在边区周围设立秘密据点，派遣特务、土匪，绑架和杀害我边区党、政、军工作人员，制造事端，并在短时间内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四个区、七个乡、一百三十一个村庄。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曾生动描述了边区当时的形势：“谋我者处心积虑，计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日益严重的形势，是身处反摩擦浅显的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政委习仲勛，深感焦虑和责任重大。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基本原则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领导分区军民有理、有利、有节地同顽固派进行斗争，保卫边区南大门的安全。习仲勛还亲自调查研究，掌握敌情变化，适时提出斗争对策。 一九四0年一月二十一日，习仲勛以关中分区专员名义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写了《关于关中分区反摩擦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关中所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开展反摩擦斗争的行动方案。报告写道： “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后，顽固派袭占了八路军驻防的宁县和镇原县，由此关中分区的环境日趋恶化。在军事上，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国民党部队，除原驻淳化、旬邑县城及职田、马栏的，又在其他地方曾加了许多新的队伍。陕西第七行政督察区保安队所编成之第四保安支队(一千余人)，现已全部分驻干县、永寿、彬县、长武及更接近边区之用洛(一个中队)、张洪(一个中队)、师店(一个中队)等镇。耀县新曾一保安旅(一千五六百人)，分驻小丘一个连(一百一十人)。正宁(山河)城内集中二百余保安队据守。新宁县已遭保安队的两次袭击，第二区区政府驻地襄炉镇的合作社被抢劫。后在我三八五旅警七团一营协助之下，已将早胜镇之反动武装、保甲全部摧毁。现双方相持。从表面看，顽固派属防御，实际上是准备力量图作再次进攻，我当然亦从各方面准备。除上述军队增防调动外，对方在淳化、旬邑、宁县一带之各市镇，大肆构筑工事，修补城垛，亩者，即勒逼买枪枝，增其所谓防共力量。” 习仲勛详细报告了敌人在军事上的准备情况后，有列举了顽军在政治上有组织、有计划地配合其军事进攻的三个特点：一是特务机关有了增强和扩大密布之势。二是由特务机关加强，顽固派对我方在特务工作上的进攻亦大为活跃，致使关中分区目前处在特务工作之层层包围之中。三是我内部坏分子的叛变，更助长了对方特务工作的猖獗。他进而分析了顽固派尚未发动大举进攻的原因：首先对方的军事还为就绪，仅以现在所有兵力尚不足以“荡平”关中分区，因此还需要再走准备。其次特务工作随较前活跃，但仍未有根深蒂固之基础，所以在配合方面还不得力。再次顽固派本身存在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如士兵的逃跑，简直使其整天手忙脚乱。习仲勛在强敌压境、条件极为艰苦复杂的形势下，对顽固派军事政治情况的掌握和判断如此详细、准确、心中有数，实属不易，同时，他还能做到知彼知己，对关中分区自身存在的不利条件和困难有着清醒认识和估计，亦是难能可贵的。他分析说：一是关中“在地理上是一个突出部位，与陕甘宁边区其他地方是隔离而无联繫的，容易受包围”。其次是历史上形成的不利因素。在关中自有群众斗争以来，革命是发展老是沿山伸张，一些大据点至今仍在对方手中。三是“我方兵力单薄，工作还有弱点”。
第55页 习仲勛在对敌我双方基本情况作出分析判断后，在报告提出了关中分区反摩擦斗争的策略依据： “根据上述情况，摆正关中分区党政军面前的战斗任务，是用尽一切力量，争取时间准备战争，应付突变事变。我们主要策略依据下面三点： 第一，在任何情况中，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因为我们坚持反摩擦斗争，就是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 第二，反摩擦斗争，目前仍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准备战争是在自卫的原则下进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仍应当做基础准绳。 第三，此次对方的进攻是整个计划与组织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与之过去伦比。如对方突然向我袭击，或占我某一地区，我则一定派出兵力深入到其后的有利地区活动，为的是打垮反动基础与扶植进步的力量，已达到保卫边区、保卫关中分区的目的。” 报告最后就是关中分区目前中心工作任务作出四项安排： “第一，巩固自己。首先从党政军三方面做起，先由组织上、思想上和政治上巩固起来，然后再从各种工作中活跃下层，打下最巩固的、能够战斗的基础。 第二，扩大自己。在武装力量方面，先完成扩兵计划。在财务准备上，先完成征粮工作。在统一战线方面(外部)，先尽一切可能争取同情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力量粉碎反动分子、顽固分子取消陕甘宁边区的企图。 第三，动员群众，首先是自卫军的动员。每个区都得准备一部分坚强的基干自卫军，，能在突然事变中随时调动，集中行动，保护该地区人民利益，并坚持游击战争。当地政府就着该部分队伍行动。其次则是在全体老百姓中，进行及广泛、及深入的政治动员，把老百姓动员起来，成为坚持斗争中坚强的力量。再其次是各种群众工作，以目前党的新的任务与方针，明确地确定自己的工作的内容，以深入乡村的精神，把群众组织活跃起来与巩固来起。最后就是动员老百姓把一些必要的据点构筑巩固，以抵御对方小的袭击。还有一些没有安全保障的粮食仓库也要动员老百姓分散保存粮食。总之，在动员群众方面，不仅要深入，而且要妥善。 第四，加强锄奸保卫工作。首先配备强的干部到锄奸保卫战线上去。其次是从组织上动员全党同志、全体群众，调高警觉性，进行锄奸工作。最主要的是把力量放到外面去，摧毁他们的特务基础，同时巩固自己内部。” 二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在关中周围再次大量增兵，对边区安全形成极大危险。其将驻旬邑县保九团扩编为陕西保安第三旅，进行集中训练;配有迫击炮、重机枪的新编中央预备第三师以七个团的兵力驻近旬邑、彬县、长武等地，十五、十六两日，其中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开驻职田镇和距马家堡仅十五里远的点头，兵力达一千余人。国民党陕西保安第四支队第二大队接替第九团一部驻进淳化。十四日晚九时和次日四时，驻职田镇顽固派两次派出数十人进入关中分委驻地马家堡北门外捞池畔图谋滋事。被我哨兵发现后，提出抗议退回职田。习仲勛根据敌情变化，一面指令分区部队、民兵积极备战，提高警惕，坚决粉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一面通过写信、派人迎送“友军”换防的方式，对上层军官进行统战工作。二月十六日，习仲勛顽固势力增兵和分区统战工作再次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作了书面报告。这时，他已强烈地预感到，同国民党顽固派一场摩擦与反摩擦的武装较量已不可避免。 三月一日至十七日，习仲勛赴延安出席陕甘宁边区党政联繫会议。这是一次由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联合召集，有各分区书记、专员和各县委书记、县长、保安科长等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总结边区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征粮和扩军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讨论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所号召的经济建设工作。三月四日，毛泽东莅临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先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指出民主主义有三种。英、美、法是老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度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二、边区问题。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边区有十大好处，即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发国难财的、没有吃摩擦饭的等是全国模范，是取消不了的。三、宪政问题。要揭破国民党顽固分子搞假宪政的阴谋，我们要搞真宪政、真民主。四、摩擦问题共产党对任何国民党军队不放第一枪，但你放第一枪，我们就放第二枪，现在国共之间是大和小打，大团结小摩擦，还不是放着日本不打到处反共的那个时候。毛泽东的讲话，对于刚从反摩擦斗争前线归来的习仲勛来说，感受格外深刻和亲切。这时，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理论的探索和创造，再次之前不久，他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已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发表。习仲勛及时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演讲，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发展前途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从切身的革命实践中感到：毛泽东深入浅出地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人耳目为之一新，他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作出了如此系统而清晰地说明，使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纷繁的社会现象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而易于理解。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局势，习仲勛顿时觉得心明眼亮，有了方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渐成熟。年轻的工人阶级政党经过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和艰苦探索，树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所指望”，“知所趋赴” 三月五日，习仲勛在联席会议上就关中分区工作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扩军征粮工作总结;二、在扩征中联繫做其他工作;三、扩征任务完成后的工作中心方向。从报告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出，关中分区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和重重围困之下，仍圆满地完成了九千九百五十二石三斗四升，超过了四百五十二石三斗四升，今已入库九千九百四十八石三斗四升，还有四石多未入库。扩兵原定两百人，完成六百四十二人，超过四百四十二人。这些也还好，有一百零七个党员，一百零五个乡级干部，八个区级干部，还有几个小学教员。” 三月下旬，习仲勛在会议结束后即返回关中，此时，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更是不断加剧，“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国民党部队对我关中分区的进攻。由以前的偏重于政治方面，转向了主要的军事进攻。关中分区的摩擦斗争进入了一个新形势。” 几乎在习仲勛回到关中的同时，他得到一个令人颇为震惊的消息，“淳化事件”发生。当时，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二营驻淳化县城南关，国民党军驻地势较高的北关，相距两百米左右。国民党军由时常向我哨位投掷石块，继而发展到摸岗哨、烧哨所、打冷枪。三月下旬，胡宗南派其四十二师突然围攻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二营，独立二营奋力抗击。双方对持两天后，在平时与分区有统战关系较为密切的国民党保九团一个营严守中立的情况下，独立二营始得顺利撤出淳化城，回驻马家堡。
第56页 四月十二日下午，淳耀县三区乡乡长姚学礼赴友区小邱镇赶集返回中被顽固派分子劫走。五月八日，顽固派以千余人分三路进攻关中分区部队新正县六区，分区东、西牛坡头自卫军即组织抗击，终因众寡悬殊而未能阻敌深入。顽固派军进抵敌庙城下，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三个小时后主动撤出。顽固派占据六区后，即编制保甲，印发反动宣传，并与九、十两日在东西、西牛家坡劫群众财务，强姦妇女，第三乡一位十六岁的少女眼见自己的母亲和嫂子被奸，便以死相拼跑出跳下悬崖身亡。五月十六日下午四时，顽固派一个连占据新正县四区的赵庄、景家村，是日夜，遭新正县四区游击队突袭后仓皇退出。十八日晨，顽固派又以一个团兵力进攻甘家店、埝桥子等关中分区村落。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两日，毙敌十余人，伤四十多人。 国民党军在较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将目标指向了关中分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马家堡。早在三月三十日下午，关中分区军民在马家堡举行反汪拥蒋大会时，驻职田镇之国民党军预三师补充团一营突然用火炮和重机枪轰击马家堡，同时向新正县四区看花宫一带开进。习仲勛即令停止开会，分区部队紧急出动，击退来犯之敌。鑑于顽固派有发动大举之势，习仲勛召集军政领导研究决定，分区各机关及大部分工作人员转移至距马家堡以北十余里的长舌头。五月十六日，职田镇顽军又以猛烈火力为掩护，向马家堡进攻，习仲勛令分区部队坚决将其击退。五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顽军在职田镇以火炮机枪重火器向马家堡发动袭击，以牵制关中分区首脑和部队活动，炸死我驻军通讯员一名，致使群众死伤多人。面对新的形势，习仲勛和分委同志分析认为，顽军步步逼近，武装挑衅频繁，固守马家堡，以不利于反磨擦斗争。为了争取主动，决定分区机关和部队主动撤离马家堡，深入敌后寻机歼敌。遂于当日夜习仲勛率分区领导机关和部队推出驻扎了三年多的马家堡，先驻长舌头，有转刘家店，六月中旬又转至马家堡一辈的阳坡头，这里又成为关中分区领导新的驻地。 阳坡头是位于马家堡东北方向二十五公里钩弯处的小村寨，居有十多户人家，四周筑有土墙，周围地势较为平坦，是由旬邑方向通北部山区的必经之路，易于防御驻职田镇的顽军北犯，但是，由于地形原因，吃水、烧柴存粮均较为困难，关中分区机关移驻此地后，行政专署和保安司令部阳坡头城内;习仲勛随关中分委、关中报社驻扎阳坡头以南二里地的雷庄。 五月二十日，国民党军预备三师两个营及正宁保安队二百余人向新正县一区进攻，习仲勛指示关中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牛书申率部抗敌，激战一整天，至黄昏时牛书申率队冲出重围。其时，国民党顽固派在分区之淳耀县、赤水县、新宁县也增兵千余人，不断向边区边境袭扰。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摩擦事件。仅在关中地区先后侵占正宁、宁县、旬邑、淳化四座县城和五个区四十多个乡。据一九四0年六月七日《新中华报》称：“关中顽固分子四路大兵围攻新正县，姦淫劫掠实行恐怖政策，炮击马家堡民众惨遭死伤，五月八日以千余人进攻新正六区，十六日进攻四区，十八日以一个团进攻新正四区甘家埝子，同独立营激战二日。十八日攻，二十日占马家堡。十九日驻山河两营，配合正宁保安队二百人进攻新政一区，齐家庄等均被占领，新正六区东牛家坡居民万西焦被抢法币八百元，去团部要求偿还，被枪毙。六区被抢走步二百余匹，合作社被抢劫一空，救国公粮被抢去七石一斗，东西牛坡妇女全被强姦……”以上足见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迎击顽固派的进攻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连续武装进攻分区的行径，习仲勛始终保持者清醒的认识，他除亲自调查了解敌情，向是上级报告外，还根据实际领导分区军民开展针锋相对的反摩擦的斗争。他分析说：顽军这一时期的整个军事进攻计划，是在将宁县、旬邑县以西的平原地带割成若干块，然后再将由马栏门子、旬邑之线打通，筑成碉堡封锁线，分兵把守，紧缩分区武装活动地区，割断与延安交通;再次是打通他们某些必要联络线，如淳化、旬邑之线，以便易于联络配合，是我某些地区不易驻守。 为了粉碎顽固派的反动图谋，习仲勛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和留守兵团的领导和支持配合下，组织边区军民进行了大小数十次反摩擦战斗，并取得了胜利。五月十五日，关中分区驻店头之独立三营，出其不意，将顽固派驻马栏之保三旅一个营击溃，并缴枪七十余支。五月十八日，分区即派出警卫队和工作组进驻马栏，进行选举和建设巩固民主政权。五月二十九日，习仲勛提出关中分区部队行动的总方针：即派部队深入敌战区侧后予以严重之打击与阻挡，以策应赤水。 六月八日，国民党保四支队郭相堂、旬邑县保安团团长李养之两部侵占关中分区赤水县井村。六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关中分区独立三营配合警备八团一部经三日血战，将侵占井村的郭相堂、李养之部全部击溃，郭带残部逃脱，李养之被击毙。六月十七日，我马兰新区又被顽固派侵占，重新收复马栏。七月底，有将侵占关中分区庙湾、柳林的国民党保二旅击溃。八月十四日，关中分区部队消灭侵占新正六区东牛坡堡的国米党保四支队三大队李树铭中队，歼敌二十人，俘一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六十六支，炸弹两百枚。九月十七日晚，有歼灭驻底庙的顽军一个中队，击毙第十名，俘中队长以下人员四十八名，缴获步枪六十七支，子弹三千二百发，手榴弹两百枚，并将该区失地全部收复。自三月以来，关中分区先后进行反摩擦战斗九十余次，缴获顽军长短枪四百十一支，子弹八千一百三十四发，俘敌二百四十八名。坚决的军事斗争使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振奋了全分区军民争取自卫军战争胜利的信心。【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对分区军民反摩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感到高兴。他评价这些战斗业绩时说：“顽军进攻的第一期计划基本上为我所打垮，井村之役打垮了其打通淳(化)、旬(邑)线，进占赤水三区的企图，同时消灭了顽固派进攻关中的急先锋;马栏之役毁灭了他们打通从马栏到旬邑的路线与建立碉堡封锁线，分兵把守，紧缩我活动地区的企图，同时还使了我们部队与群众反顽固派斗争的情绪与胜利的信心。其次也振奋了周围友区的扩大群众，动摇了某些士绅对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再次是打击了地方的反动势力，并且还加深了地方保安队与预备第三师的矛盾，如井村战役预三师没有很好的援助郭、李二土匪部。最后是巩固了我们的后方，是我们有了进可以攻、推可以守的阵地。”习仲勛进而指出：“当然这期间的进攻计划仅只是基本上的打垮，还没有完全击溃与粉碎，如我们的新正四、六区及一、三区的各一部仍为收回。” 在反摩擦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之时，作为关中分区党、政、军主要领导的习仲勛，适时地提出了对形势和任务的意见，他指出，关中目前的形势，在玩股票则是重新布置其进攻计划，在我们则是争取时间动员一切力量，继续进行反顽固派斗争的新局面。顽军因为受到军事打击，会有直接的大规模进攻而转向採取欺骗和作出新的军事进攻的布置，我们要利用这一时机，首先发动群众争取时间夏收，现除新正尚未全部收完外，其他县份多已收完。其次为了补充新兵二百二十名。
第57页 七月二十二日，习仲勛在阳坡头主持召开了关中分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 总结一年多来的反磨擦斗争经验，布置开展新的工作以迎击顽固派的新进攻。习仲勛具体分析了各县所面临的形势，指出：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本身仍旧是急剧地发展着和转变着，并未因之而消沉和停止。如最近新正斗争的胶着状态，一方面是由于顽固派军队为了首先巩固利肃清所占区域、建筑碉堡工事打好基础，以作新的进攻之故。总之，顽固派对我关中分区之进攻并未放松一刻，且在战略上是集中兵力分区进剿，在战术上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节节逼近，企图迫我于牢笼之地，已达到其一举消灭之险恶目的。根据以上分析，他提出：为了开展和坚持相当长期的反顽固派的艰苦斗争，为了完成自卫军的反磨擦斗争的战略任务，必须建立我们的新阵地，必须建立坚强巩固的后方，大好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良好基础。要进一步团结和扩大进步势力，开展新区工作。 为了击退顽固的武装进攻，夺取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习仲勛殚精竭虑，运筹帷幄，为之投入了很大的心血。仅一九四0年一年中不完全统计，他以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名义写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反磨擦斗争报告达二十七份，十万字之多。一场错综复杂、艰苦卓绝而旷日持久的斗争，对年轻的分委书记的革命意志、斗争艺术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锻鍊。他一生经历过许多惊涛骇浪，但这段经历在他记忆中尤为深刻。他在调离关中分区后回顾党史曾深情地说： “一九四0年国民党反共摩擦更加严重，二十八师、预三师向我进攻。三月间，预三师袭击看花宫。五月间，国民党保安第四支队郭相堂占领新正六区底庙村，随之四区亦被占领。及至七月，井村战斗后，才予反共部队严重打击。在集中主力主动打击进攻边区的反共军队，敌人局部进攻，我则局部游击，敌全面进攻，我则全面游击的政策下，一九四0年九月间，我们先后占领了柳林、庙湾、姚曲、马栏四个区，成立了同宜耀县。一九四一年二月又夺回新宁的盘客区。在一年的反摩擦斗争中，我们基本胜利了，边区更加扩大了。顽固分子转向对边区进行碉堡封锁政策，蚕食边区，建立特务点线，组织破坏瓦解工作。” ●政策和策略的启迪 关中分区的反摩擦斗争，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指导下进行的。习仲勛及分区其他领导同志在斗争实践中，对“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至理名言，更是有着切身的体会。 必须在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的前提下，坚决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必须研究正确的斗争策略，分析和区别对待顽固势力、中间势力和进步势力，从而赢得反摩擦斗争的不断胜利。一九四0年五月九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回函习仲勛，讨论当时斗争的策略问题。信虽不长，但可以看出他们对反摩擦斗争策略的准确理解和工作布置的细緻入微。信中说：“关于摩擦事件，时紧时松，成了一个规律，有时闹得满城风雨，有时平风息浪。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随时地能应付自如，不为一时满城风雨而慌张，不因一时平风息浪又失掉警惕。同时在任何紧张情况下，坚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他的来势汹汹，我即有备无患。在政治上先用劝告，礼节对付。一次劝告还不听，则再次劝告。正面劝告不听，侧选择对方最弱的一点，予以有力的还击。但任何时候都不与对方的中下级翻脸。” 习仲勛及其关中分委正是这一系列策略方针的实践者。他们对边区周围有进步倾向或持中间立场的地方武装头目、士绅，尽量争取和团结他们，对如张中堂、郭相堂、李养之等顽固分子则坚决予以打击，直至全歼。关中分区部队进行的井村、底庙、马栏、柳林等数十人反摩擦战斗，就是在劝说、警告无效，无法忍让的情况才去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正义行动。 但是，在一些具体事件的处理中，也要注意维护团结和统一战线这个大局。一九四0年八月十日，驻小邱国民党军六名士兵譁变，携枪投归分区淳耀县三区自卫军。习仲勛得知情况后，既让该县权劝说譁变士兵将枪送回原部。事后他即向林伯渠、高自立写信报告了此事处理经过。信中说： “查小邱驻军平素与我方关系尚好，而此事又不能秘密往下，为顾权统一战线，以便团结起见，职已饬令该县，叫把枪送还该军，对来归之士兵以团结大义，着回原部或他往，实则留下分配工作或者往受训，因为若送回去，恐被杀害，影响不好。至于那活动譁变的自卫军连长，不懂目前党的政策，着于纠正与教育，并藉以教育其他同志。” 必须坚持军事打击和政治争斗并重。“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习仲勛深知，关中分区几乎四面处于国民党的包围之中，我们军事力量与顽固派相比处于劣势。要掌握反摩擦斗争的主动权，必须开展针锋的政治斗争，宣传感化、孤立瓦解顽固势力，一九四0年习仲勛在写给陕甘边区的二十多份报告，大都提到了与顽固派进行政治斗争的情况。他指示《关中报》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敌报导，印刷传单标语，普遍张贴散发;他还亲自给顽固派头目写信、谈判和交换双方被俘人员，对于教育启发顽固派下层官兵觉悟，消弱其战斗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一九三九年秋，关中分区在驻地马家堡举行有分区部队和中学生参加的纪念“九一八”大会，会上习仲勛同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开展一场唇枪舌剑的说理斗争。习仲勛首先讲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后说：在全民抗战连接取得胜利之时，却有人挂羊头卖狗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这时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手提文明棍的国民党旬邑县县长站起来、阴阳怪气地向坐在会场前面的部队战士发问：“你们是拥护南京政府(汪伪政权)，还是拥护重庆政府?”战士们不解其意，即随口回答说：南京政府。该县长抓住这句话不放，高声说：“究竟谁在挂羊头卖狗肉，你们还拥护汪精卫。共产党嘴上喊全面抗战，这岂不是在片面抗战!”习仲勛愤怒驳斥道：“当前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但我们派到旬邑县城的抗敌后援会被捣乱得不能活动。我独立一营也遭友军武装进攻而撤出县城。而国民党县政府却分成两个，驻扎在边区做点线工作，破坏抗日民主运动。今后，我们对反磨擦做点线的人也要礼送处境。” 习仲勛讲话以是理论、掷地有声，博得全场贊同。 国民党县长虽不服气，但还是软了下来。最后无可奈何笛地说道：“今天我不走了，就住马家堡，看看谁是真抗日。”当时目睹了斗争场景的张西民回忆说：“习仲勛口才流利，讲话逻辑性强，好像国民党县长也不松火。” 习仲勛善于演讲，讲话富有激情和号召力，其时年仅二十多岁，潇洒利落，英姿勃发，讲话时常引起轰动相应。一次陕北公学和当地学校几千名学生在看花宫听习仲勛作报告。陕北工学许多外地籍的女学生争着以报告台为背景照相，引得主持会议的李维汉风趣地插话：请同学们好好听演讲，习书记几经结婚。全场立即响起一阵掌声和笑声。
第58页 一九四0年六月二十二日，习仲勛特地给新正县三科科长杨辛程写了一封信要求揭露顽固派的罪恶的信，其对政治斗争之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信中说：“辛程同志，当你走时，忘了一件事，就是对方侵略崔家河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兵力夺回，又不能以谈判交我，剩下的一步路只有抓紧将顽固派的罪恶公诸国人。请你就便写一通讯，送《新中华报》披露至要。 习仲勛意识到这场特殊斗争必须坚持原则性的同时也将灵活性，注意斗争艺术。发生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摩擦与反摩擦斗争，是但是阶级矛盾在局部地区的特殊表现，曲折复杂，此起彼伏，因而同顽固派的斗争，必须在不损害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情况下、仍然坚持要具体对待，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既要坚持有利有节，灵活有度，适可而止。当顽固派残杀八路军伤残元、强占旬邑县城之时，习仲勛和关中分委的同志们适时地向分区军民陈明利害，从抗日大局出发，不意气用事，必要时请求上级出面进行交涉，是事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从而避免了盲目进兵动武，引起更大冲突，损害统一战线大局的事情发生。当顽固派武装侵占关中分区地域，组织保甲，与分区政权相对峙时，习仲勛明确提出对顽固派保甲组织的策略是：在其有武装驻守之区，暗中发动人民，保证将好的群众选入保甲中，保障人民已得利益，维护干部和抗工利益和财产无损，并暗中为我工作。在无武装驻守区，则严格不让其保甲成立，使其每成立后，我即派武装或以别种形式将保甲赶跑，使其无巩固之法。这些灵活多变的策略和诸多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措施，应对了当时许多突变的复杂事件，为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在一九四0年夏稍平静了一段时间，然而暂时的平静掩藏着更大的风暴。当年冬，抗日阵营内出现了严重的投降危机，国民党又加紧推行其反共政策。于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发动了第二次全国范围的反共高潮。此次反共高潮重心虽在皖南，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遥想呼应，以四十万之众的兵力加紧了军事包围，又将关中这个“宝葫芦”作为第一步夺取的目标。为了应对胡宗南可能发动的进攻，中央军委令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全部进入关中分区。后警一旅兼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文年生任司令员，习仲勛兼政治委员。 警一旅下关中后即同关中分区部队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夙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何国民党保安旅激战三天，将他们赶回夙王山以南;接着又攻打收复柳林、土桥镇和正宁县部分地区，至此南线的反摩擦斗争才基本平息了下来。 在严酷而复杂的反摩擦斗争岁月里，习仲勛的二女儿干平和长子富平相隔三年降生。这对于正在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紧张工作的习仲勛夫妇来说。生活的艰辛和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战时的特殊环境，容不得他们有更多的儿女情长，只好将一双儿女送给当地群众抚养。后来儿子富平因为妈妈的乳汁不够吃，身体瘦弱，就从群众家抱了回来。但是二女儿干平则因为关中分区首付马家堡被国民党军占据失去了联繫，而这一分别，就是九年。待她再回到父母身边时，陕西省全境即将解放，西安已经回到人民手中。 第10章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边区第二师范首任校长 救救孩子的呼声，喊在二十年前。 教育孩子的责任，落在我们双肩。 嗨!我们，我们，我们第二师范的青年。 当日寇的炮火响在黄河边， 当将士们战斗在前线， 要艰苦的学习，艰苦地锻鍊! 才有健康的乳汁，去哺育孩子们。 他们是我们民族的明天! 这是成仿吾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写作的校歌歌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这嘹亮的歌声伴随着一批又一批革命青年追求知识和理想的脚步打破了关中川山、马栏河畔百年沉寂，为陕甘宁边区中等教育的奠祭和发展带来了生机。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简称“二师”，是应边区当时所面临的战争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诞生的一所新型的中等师范专科学校。习仲勛就是第二师范的创建者之一，併兼任该校首任校长。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在关中分区新正县看花宫设立陕北公学，陕甘宁边区也将鲁迅师范由延长县迁至关中分区领导机关驻地马家堡。这两所学校在关中期间，习仲勛和分区领导给予很大支持。在陕北公学和鲁迅师范先后撤离关中后，一九三九年九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在关中分区和三边分区分别成立第二、第三师范学校，并明确规定办学校宗旨是：“培养地方文教干部。”习仲勛后来回忆说：二师的教育方针，一开始就确定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才能的青年为宗旨。一切从边区实际出发，培养边区建设中迫切需要的人才。第二师范存续十年间，又相继更名为关中师范、联合中学，在国民党军封锁、包围不断侵扰的环境中七进七出马栏，辗转陕甘晋，搬迁十多次，在数千里征途上留下了二师师生艰苦船创业、不懈追求的足迹和汗水。 一九三九年十月初，领导关中分区军民进行反摩擦斗争的习仲勛在马家堡驻地迎来刘端棻、王伯勛、安已未等人。他们一行是受边区教育厅委派，来关中筹建第二师范，并帮助指导分区开展各学校教育的。习仲勛主持召开会议，并发表讲话： “一九三八年，关中分区有鲁迅师范，还有陕北公学，对发展边区党政的群众是十分留恋他们的。今天成立地方性的师范学校，这对分区来说，是一项重大建设。” 他还宣布筹建小组的人员分工，在筹备学校的同时，结合分区冬学为二师招生。二师选定在马家堡西边沟畔上鲁迅师范旧址建校，同时置备了图书教育，调派教育员工。结合冬学招生六十九名，编为师范队和预备队，按军事建制编为一个大队。习仲勛兼任校长，刘端棻任副校长。下设教务、生活指导、事物三个处。学校有党支部、学生会。 一九四0年三月十五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在马家堡校园内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关中分区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工、青、妇各界代表莅临大会，表示祝贺。二师在范摩擦斗争中诞生了!习仲勛此时正在延安出席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但他对二师的顺利建成併兼任二师校长高兴和欣慰，因为在他的少年时代毕竟有一段不寻常的师范生经历。尽管他担负分区党政军主要领导重任，战事频仍，公务繁忙，但仍以极高的热忱为二师乃至全分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三月三十日，第二师范师生在参加分区召开的反王拥蒋大会时，因遭顽固派炮火袭击返回学校。习仲勛等分区领导在决定分区党政机关撤出马家堡的同时，也首先考虑到二师师生的安全，遂指示二师向新正县二区三甲原的索罗村转移。次日晨，二师师生及附小高年级学生安全到达目的地。建校初期处于战争环境，习仲勛非常关心二师的建设和发展。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巩固学校、保卫关中”的口号。巩固学校，即增强干部团结，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千方百计把学校办好;保卫关中，即学校要积极协助党政军动员群众参加反摩擦斗争。这一口号的提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效果。习仲勛还特别叮嘱二师领导同志说：“学校要依靠群众，依靠地方党支部的乡政权，要和驻地群众保持密切联繫，这是学校安全的重要保证。”为了解决学校在生产劳动中工具问题，习仲勛提出学校是收拾与群众变工互助，即学校派学生给群众锄一天地，群众帮学校犁一天地，即解决了学校的困难，锻鍊了学生，有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繫
第59页 五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分区的武装摩擦，二师的安全受到威胁。习仲勛找刘瑞棻说：“顽军要进攻分区，逼迫我们退到山里去。二师在三甲原不安全，可以迁到新正县去。再不行，还可以迁到南梁老家去。”他还特别说：“今天二师的任务是保障学校一百多名师生的安全，好要准备接受分区顽军侵占区教师，担负保存干部的任务。学校要学会在反摩擦斗争中办学。”五月下旬，三甲原群众用二十多头牲口托驮着图书、教育和日用品送二师到二百多公里外的新正县二区傅家山。 八月下旬，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取得了胜利，关中分区形势也相对平静了一些。习仲勛指示二师又搬回了离分区领导机关驻地较劲的新正县后掌村，十一月下旬，形势有趋紧张，习仲勛以关中分区党委常委会名义指示二师：一、学校要加强集中领导;二、学校组织要简单灵便;三、学校要实行办军事化;四、学校党组织要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党员要起核心作用，去巩固学生情绪。指示下达不久，顽军有进犯边区，二师遂从原上的后掌村迅速转移到东山沟的马栏川悟空洞。翌年十月，鑑于分区党政军机关要迁往马栏，习仲勛建议二师搬迁到马兰镇以西八里地的黑牛窝。至一九四三年处，又与关中警备区司令部调换，移址马兰镇。 第二师范诞生于国民党顽固派向边区发动武装进攻炮火之中，短短时间内就经历了七次建校，六次搬迁。如何适应特殊的历史环境，如何在飢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一新的校风，保证吃饭、住宿和教学不间断进行，成为习仲勛和其他校领导考虑和解决的首要问题。他们提出“白手起家，艰苦办学”的方针。每迁徒到一地，师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建校园，解决衣、食、住、教问题。一九四一年十月，学校迁至黑牛窝后，即开展了“十月劳动建校节”活动，一个月内就打成窑洞八孔，整修旧窑洞十二孔，基本满足了住宿、教学、办公及生产生活需要。有时在搬迁的过程中，走到哪就在那里教学。没有教师就利用牛窑或露天上课;没有教材，教师自己编写;为了节省灯油、纸张，还採取晚上上音乐课，改写书面试卷为课堂问答、沙盘练字、演算等，因地制宜、因陋就间地坚持教学工作，并逐步建立了符合实际和自己特点的教学秩序。到一九四二年底共招收学生五个队，举办了小学教师集训会、冬学教师训练班各一次。 习仲勛曾回忆和评价说：“二师有不少时间游居在山村群众的土窑洞里，有时在旷野、林间以至行军途中坚持教育和上课。当时学校流行这么几句顺口熘：‘庙宇是学校，大地是课堂，借日月星光，读大块文章。’没教材。老师自编自选，没有黑板，借用群众的门板;没有粉笔，用黏土快制作土粉笔;没有纸，利用桦树皮和旧书报;没桌凳，做的是砖头石块，膝盖当课桌。自己打柴烧木炭，开荒种粮种菜，采野菜，防棉线，白天上课，晚上放哨，还过军事训练和演习。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始终紧紧地结合在结合在一起”。“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特定历史年代里，二师培养出数以千计的人才，分布在党、政、军和、建、教、新闻、文艺、出版、医疗以及工、青、妇等各个方面、各条战线。” 习仲勛兼任二师校长两年多，以很大精力进行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九四0年九月下旬，学校在后掌村召开了一次师生员工民主大会，习仲勛自适自终参加会议。学校领导认为，这次大会。首创了集思广益的民主方法，是二师创建以来所没有过的，他充分发扬了民主，增强了团结，总结了经验，改进了工作，使我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学会了如何在学校发扬民主，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次会议的缺点是对民主的理解有片面性，过分强调民主，搞极端民主化，有人甚至认为学生会与行政领导是平行的。习仲勛对此次大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这样的民主大会以后要特别慎重。在全校大会上学生面对面批评教师，这不见得妥当。”习仲勛讲话后，类似问题及时得到纠正。 一九四一年六月下旬，德国法西斯统治集团向社会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二师师生对这一重大国际政治事件认识不一，议论纷纷。六月二十七日，习仲勛带《关中报》主编胡炎骑马感到悟空洞，在校门沟前口的大树下为师生们作专场实时报告。他概述了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式，论述了苏德战争性质与前景。他以浓重的关中口音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年来，战火越烧越旺，战争越大越升级。这次希特勒倾巢出动，入侵苏联，标志着战争规模的空前空大，战争的性质也起了根本行变化。在此之前，除了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外，主要是德、意、日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此后，即转变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侵略奴役的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反抗侵略奴役的民族保卫与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性质的战争。德国入侵苏联与日本侵略中国都是非正义的战争，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奋起反抗都是正义的卫国战争。正义战争是人民直接参加的战争，必将取得胜利;非正义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战争，必将遭到包括包括本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以失败告终。当前的任务是要动员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组成国际反法西斯同意战线，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习仲勛的报告澄清了二师师生一些模糊认识，对于正确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和前途有很大的启示作用。【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还注意和教师、学生交朋友，耐心细緻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原二师学生张西民曾回忆起习仲勛五十八年前对自己的一次深刻的教诲：“一九四0年，彬县一位叫何治中的学生对我说，彬县师范条件好，第二师范师资好。二师流动性大，还要打柴、帮灶，吃黄米多，条件的确艰苦，当时我的思想上有些动摇，想到彬县师范上学。我的想法被指导员石大康知道了，他又报告刘端棻副校长。那是石大康同志每周要来一次二师，给学生做时事报告，将抗日局势，鼓励学生不要怕艰苦，刻苦学习。一次他来学校后，让人找我。我心里嘀咕，这么大的官找一个学生干啥?我去了以后，刘端棻老师介绍说，这是要去彬县师范的张西民。仲勛同志亲切地拉起我的手，笑着说，你这个‘小反动分子’，怎么想离开这里?他还问了我父亲的名字和家中情况，又拉家常似地启发说，我们今天吃苦，是为了明天的幸福。红军长征多艰苦，有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为了什么?再说，现在不光学生苦，老师也苦，陕甘宁边区的干部群众都很苦，但一定会苦去甘来。以后他又连续叫了我七八次，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最后一次，他问我，你这个‘小反动分子’转变过来了没有?我说，转过来了。他才满意地笑了。”
第60页 一九四一年春节前后，全校九十多名师生患伤寒，刘端棻副校长也卧床不起。习仲勛得知情况后，立即请来雷家庄老中医张质平到学校为师生治病，他还把自己保存的两支针剂送到学校，用于危重病好。后来张质平精心治疗下，病员们恢复了健康。 一九四二年三月，刘端棻奉调延安到陕甘宁边区师范(延安师范)工作，刘对二师怀有感情，留恋不舍。习仲勛也对这位创建二师付出心血并在艰苦紧张的工作环境中，已建立了浓厚的友谊，建立了历史性的感情，因而不愿分离。但是我们都是革命队伍中一员，要听从党的安排，服从组织的调动。要做好交代工作，主要是工作交代，要总结二师的工作，并把总结交代给学校新的领导人。三月十七日和二十四日，习仲勛带分区宣传部等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二师召开的校务扩大会议，在刘端棻总结二师总结后，习仲勛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二师两年来工作所得的成绩，确认了将一九四二年定为“二师建设年”的工作设想和正在实施的六项任务，即：精简机构和行政人员，曾产节约勤俭办校;贯彻《师范学校规程》，提高教学质量;建立常规制度，开展工作研究;减少学生繁多的劳动负担;加强学校环保卫生;添置校产，改善物质条件。这一年，在全校师生的努力下，“建设年”的六项任务基本得以实现。 是年夏，二师一班二十九名学生学生毕业，学校为他们颁发了由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副厅长贺连城和校长习仲勛、副校长邹锦城署名的毕业证书。二十九名同学留校工作五名。在此之前，一百多名同学因革命斗争需要提前离校，已工作在不同岗位。 习仲勛兼任二师校长，只是他负责全局工作的一个方面，但他对这段经历极为珍视。四十八年后，但他得知在编写二师校史时，编写下了一段关于二师的文字，感情之深，溢于笔端： “我离开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将近半个世纪了。回忆起当时在那里开办边区第二师范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听说陕西省人民政府已在关中分区所在地马栏镇树立纪念革命旧址石碑，原二师在马栏的校史，这些都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欣慰。 陕甘宁边区长期处在国民党军包围封锁的环境里，箇中等学校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谈不上有什么设备，大致是按抗战初期延安的陕北公学之类的办学路子进行的。特别是二师，常因国民党对关中分区的不断袭扰，因难频添，不能按正规化的要求办学，不受旧教育框框的束缚，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从实际出发，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辗转陕甘，依託农村，因陋就简，因材施教，坚持办学。以后历届的校长也是这么做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写自炮火和硝烟的自传 习仲勛守护党中央驻地的南大门六年间，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屡次挫败了国民党制造的摩擦、蚕食等破坏活动，巩固和加强了边区党、政权和武装组织，同时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发作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的物资、粮食和兵员。 “习仲勛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繫。”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党组织对习仲勛作的鑑定中的一句话。事实确实如此，这位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地方领导干部，始终把自己根植于劳动人民之中，以炽热的赤子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 一九四0年六月，观众分区还燃烧着反磨擦斗阵的战火，顽固派武装进攻的炮声时紧时松。在紧张的战争间隙，习仲勛回忆与思考的思绪不断拨动着他感情的波澜，因为这时党中央有一个要求，即规定各级领导干部个人《自传》。他想到生育自己的那方土地和黄土地的人民，包括父亲、母亲和家人;他想到了自己学生时代对知识真理的痴心追求;他想到了投生革命十五年来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和许多在此期间倒下的先烈和战友。曾有好几天他时而低头踱步，时而凝神沉思，辗转反侧，夜难成眠。六月十九日，习仲勛在阳坡头关中分委地一普通的土窑洞，写成一份《自传》。 《自传》首先谈到了自己的家世和童年; “我出身贫苦，当我幼年时，家境不大好，我记得除自耕中别人田地。当民国八九年时才算中农。父母俱以农为业，全家生活都是靠种田维持。斯时，已有天地百亩，耕牛三头，房子六间，我不欠人债，人也不向我借贷，全年自己劳动收穫，除交纳粮捐款税外，以将就过活，但每年很少剩余。民国十七年，因我被捕入狱，双亲患疾亡故。斯年后陕西大旱，整两年未收，吃用短少，东挪西借，竟累得一个小康之家一变而为贫穷不堪，后经家族艰苦经营十年多，家道又有好转。” 他在简述了家庭后来的经济状况和自己的小学经历后，特别写到了在立城学校时革命形势对自己的影响： “我这时的处境是非常好的，一方面是中国大革命时代的到来，一方面这个学校我县最进步的革命堡垒，所以不仅在教师中有不少的革命指导者，而且全校学生早就结成一支有力的革命队伍参加在这一革命洪流中，我思想上进步正是由于当时这种革命环境给予我以极大推动，因而我除了校内活动外，也开始走进农村活动，每逢革命节日及星期日我们都分队下乡工作。而主要的是广泛地宣传与组织农村，发动运动起来反对封建压迫与地主剥削，是学生与农村运动结合起来，整齐步调，共同奋斗。我就是在时加入青年社(民国十五年春)。同年春又经宋春梅、武之镇介绍加入共产党主义青年团。由斯时起，我就过着有斗争意义的生活。当时革命环境允许有各种革命书报阅读，但可惜我自修能力太差，多读而多不能领会。惟有半公开的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但不懂，年龄太小，而记忆的总是一知半解，甚至还不懂共产主义如何正确解释。总之，我这时认识共产党好，反正要干他到低。” 习仲勛在这份《自传》中，回顾了自己因参加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潮，因遭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在狱中入党，领导士兵暴动，渭北陕甘宁边边时期的革命斗争以及在错误肃反中蒙冤受屈，随西方野战军西征等经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劳动人民深深的爱。这份《自传》给人以重要启示，就是一个革命者必须在群众斗争的风浪中锤鍊意志、曾长才干，要经得起严酷环境和个人荣辱得失的考验。从《自传》可以看出，他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把个人的苦乐忧患同劳苦大众的利益和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以忠实地群众做好每件事情的具体行动，不断地磨砺自己的思想品格。 习仲勛这份写于炮火与硝烟中的《自传》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赤子之心，在他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和印证。 习仲勛主政关中分区之时，因为处于战争环境，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但是，发展生产、保证军粮供应和解决好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也成为萦绕在习仲勛脑际的重大问题。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农民负担，支援长期抗战，习仲勛在关中分区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实行“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原则，党政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一九三九年起，分区机关首先在新庄窝开办农场，乡区机关及各县也办起了农场、合作社，以解决分区工作人员吃粮和物资贸易问题。习仲勛兼任县长的新正县政府在西牛庄开办农场，每年产粮八十于石，基本上达到了粮食自给，据当时对分委驻地的杨坡头村三十六户典型调查，原来的十五户贫僱农，三户便分别达到中农或接近中农水平。同时该县还成立了消费合作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工商贸易单位，拥有股金二十一万元，其中县政府投股金五万元。纺织厂年纺纱四百五十四斤，织布九百十五丈，解决了全区三三分之一人口的穿衣问题。完成救国公粮三千八百九十六石，超额二十六石;完成公草二十六万五千四百九十六石，超额三千七百三十七斤。此外，群众还自主给政府余粮八千石，购买支援边区建设公债券七点七二万元。六百二十四人参加了八路军和边区警备部队，一百五十五人参加地方游击队。
第61页 一九四一年，关中因旱灾夏粮收成不好，秋作物又不能按时下种，对此习仲勛提出每人种二亩荞麦，当年二十万亩荞麦收穫四万石。秋种时，习仲勛又要求每人多种一亩小麦，并提出不误农时、适时下种、多种多收、随收随打的口号。次年夏粮丰稔，群众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习仲勛尊奉的一个人生信条。在关中地区的广大农村的当年在关中分区工作过的老同志中还流传着习仲勛体贴爱护干部、关心群众的许多佳话。 关中分委驻马家堡时，农民马团儿妻子生小孩时发生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勛知道后，即派警卫员庚申给请来大夫，买来了药，使婴儿顺利生产，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坚持让习仲勛给小孩了名字。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的家中，房东的妻子嫌弃聋哑人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勛知道这一情况后，除了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外，还特别叮咛分委机关饲养员说：“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这件事在群众中传开后，都称赞说：共产党的分委书记真是为老百姓操尽了心!” 有一段时间，新正县龙嘴子回民地区传染流行病，日渐严重和蔓延。习仲勛得知情况后，意识到少数民族兄弟生命安危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一方稳定团结全局大事。他即派专人赴延安华药厂买药，并安排分区有关部门请来医生进行治疗和预防，从而迅速控制了疫情，治癒了染病的回民群众。 习仲勛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本色，以其模范的行动和影响着身边的人员。由于条件的限制，观众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三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经常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大弯一带去。每当此时，习仲勛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去，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松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习仲勛按规定有匹马，但每去农场劳动和其他活动，他总是让马给同志们托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谈笑风生。一次有位同志问：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提倡新生活运动，让人们走路靠右走，那左边让谁走呀!习仲勛乐呵呵地对大家说：我们搞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目的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行人走路只是一种行为规则。但蒋介石搞的那套新的生活运动，和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都是对立的。 一次赤水县一位姓杨的老大爷来分委驻地看望习仲勛，同时带来了十颗鸡蛋。习仲勛亲手将鸡蛋送到机关伙食房，让给病人补充营养。大师傅激动地说：群众送给你的鸡蛋，他连尝不尝一口，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呀!最后，习仲勛还是将面条给房东老大爷吃了。 关中山区的冬日，天气特别寒冷，考虑到领导同志工作特点，分区机关给部门以上的领导每人缝制一件棉大衣。习仲勛知道后，并找到管理员张桂德说：我的大衣旧了点，但还可以穿几年，就不须在做了。你看看其他通知衣被鞋袜是否需要添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嘛! 习仲勛特别注重党政机关和部队的自重建设，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严守群众纪律。一九四0年四月三日，在分区领导机关即将撤离马家堡时，习仲勛以关中分区专员人员名义就保护群众林木问题致信林伯渠、高自立。信中说： “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树甚至群众私树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颗，价值三千余元，八团在东区伐的公树、苗树亦属不少。这样对关中的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别设法予以制止为盼。” 习仲勛还十分关心优抚工作，包括对俘虏政策的落实。十一月十二日和十二月三日，习仲勛两次报告高岗、林伯渠、高自立，在关中面临严重困难情况下，请求边去党委、政府帮助解决游击队活动和遣返俘虏经费，以及伤残死亡人员抚恤问题。他认为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政治上有利，特别是对于俘虏，“发给他们路费，护送出境，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并可以替我们做许多宣传工作”。 习仲勛视人民群众如父母，为之奉献出一腔痴情，群众也衷心地拥戴和关爱着这位年轻领导者。在习仲勛的档案中存有一份西北局高干回忆期间党组织当时对他作的鑑定，其中一段文字生动反映了他同群众的鱼水深情： “习仲勛是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专员及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关中的党政军民，坚持保卫边区和建设新关中，曾获得显着成绩。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小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通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表示亲热和热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仲勛走的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头说：轻一点，仲勛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 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作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 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的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替他们设想，设想咋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咋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勛去。碧如群众对自己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仲勛同志的官位大，使他们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他谦虚地接待他们，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们总是把仲勛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 他过去领导群众斗阵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慰劳他，就是友区的人民，也纷纷打听他的病况。他的和蔼性格，就是一个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次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对方原来是一个敌视者，在和他见面以后，竟能改变或减轻原有的成分，但是仲勛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 由于这一切，使得仲勛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习仲勛在关中分区的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和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的肯定。但是，他却因为一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案引起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特别调查，而习仲勛当时对此事是不知道的。当时受命调查此事的边区保安一局局长师哲回忆说：“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任弼时同志要我到关中去查清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中有老有习仲勛的名字。他说，我们对习仲勛并不怀疑，但要调查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到关中之后，在截获的电报中看到仍有习仲勛的名字，但此时习仲勛以调赴绥德地委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调查，疑点集中到了家在边区而人在旬邑县职田镇的国民党特务专员杨红超身上。于是我们组织了一次秘密突袭，将该杨捕捉，押回边去境内。经审讯证实他给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的全是编造的假情报，习仲勛的名字也是他随意写上的。他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只是为了领些赏钱而已。从此以后，特务机关情报再也没有出现过习仲勛同志的名字。西安国民党情报机关给蒋介石的密电还很遗憾地称，中共袭击了我们，使我们损失了一个重要专员，言之令人痛心云云。”
第62页 一九四二七月，习仲勛经历八年多艰苦而紧张的战斗生活后，奉调出任西北党校校长。在此之前，关中分区隶属由西北局委划归陕西省委。习仲勛任陕西省委委员、常委。是年初，关中分区和陕西省委领导机关也先后移驻马栏镇。马栏由此开始到解散前夕一直是关中首付驻地。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地处子午岭的马栏镇四周的群山密林一片翠绿。蓊郁葱茏，在阵阵微风中发出轻轻声响，马栏河蜿蜒西流，汇入经水之中。习仲勛同送行的关中分区领导和群众道别后策马启程，他回望这里的山山水水，依依不捨之情悠然而生。马栏河西坡上有分区机关干部自己动手挖掘的三万多孔窑洞，机关、部队、学校、商店、疗养院、剧团分布在这个风光宜人的小镇周围。他虽然在这里住了近半年的时间，但眼前的景象却勾起了更远的回忆。从一九三六年开始，他两下关中，他同关中分区领导机关从旬邑到姚曲河，到马家堡，又到阳坡头、马栏等地，足迹遍及这里广大乡村;他同这里的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在革命烽火岁月里，他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最长，因而对这方黄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出席西北局高干会议 一九四二春，全党的普遍整风运动开始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重大现实意义的普遍的马克思注意教育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风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风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在党政军系统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中迅速发动起来。四月二十一日，任弼时在延安边区参加会议大礼堂有两千多名干部参加的整风运动大会上作动员讲话，对整风学习、讨论。总结、考核等作出了部署。至当年秋，参加边区整风的党员干部通过文件学习，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兴起了理论联繫实际、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通过检查工作，反省自己，纠正错误，增强了团结，改进了工作。 为了彻底清除王明路线在边区的影响，加强边区党的建设，从十月十九日开始，中共西北局中啊开了一次为期八十八天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被毛泽东称之为“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的重要会议，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为了保证会议顺利进行，任弼时受党中央委託从杨家岭住到了西北局机关“蹲会”。朱德、刘少奇、陈云、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也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参加这次回忆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二百零九人列席了会议。习仲勛作为西北局党校校长出席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会议议题是：痛过整党、整政、整军、整财经、整党政军民关系，建立党的一天元化领导;澄清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明确当前工作方针，转变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树立新风。代表党中央指导会议的任弼时说：“这次大会也可以说是一次党性测验的大会。” 习仲勛认识到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去的很大进展的基础上召开如此规模很大的会议，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他对会议的安排极为贊成和拥护。发生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尽管已过去了七年时间，但是数百名没有牺牲与战场、而是倒在“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刀下之口的党政军优秀干部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他的脑际，不少为革命出生入死、从错误肃反的牢狱中侥幸生还的同志仍受不公平待遇，许多同志对当年在审查错误肃反的决议中一些结论长期不能接受，争论激烈。习仲勛认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三十年代前期出现的错误肃反历史问题，是在我们党还没有脱离幼年时代、而又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当时负责检查和处理此项工作的党务会在纠正错误肃反时，党中央还没有提出和清算王明“左”倾路线，只是要求尽快释放刘志丹等大批被捕同志，迅速结束错误肃反，以澄清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对于彻底肃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尤为重要。 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凤凰山麓的边区参加会大礼堂开幕。习仲勛和出席大会的四百多名同志一起聆听了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讲话开宗明义：这次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是达到统一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合乎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这就包含着很大的斗争，好的保留，坏的整掉，就是斗争。一个人也如此，去掉坏的思想，保存建设好的思想。后来，毛泽东又用两天时间结合，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史达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成为大会的指导思想，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习仲勛参加了由西北局常委陈正人负责的整党整学专员会的学习讨论，半天阅读材料，半天进行小会或大会讨论，以“思之不得，梦寐以求”的正逢精神揭摆事实，开展批评，做自我检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十一月五日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原西北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及陕北)的历史问题阶段，接连十一天的会议紧张严肃，思想斗争身为激烈。其实，在这次之前几年间围绕一九三五年秋季错误肃反和对这段历史的结论，就一直存在着严重争论和准备工作。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面对错误肃反造成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十一月，党中央及党务委员会对这段历史作出初步结论，由于中央对遵义会议前占全党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的讨论，因此在所的结论决定中对错误肃反的性质的认识，还是有一定局限性，个别提法甚至是不正确的。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检讨历史上的政治路线，认为陕北的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提出要重新加以审查。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受内战时期肃反总结委员会的委託，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研究，并由委员会代中央起草重新审查的决定草案，列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之一。 冬日的延安，气温很低，但是正是在召开的西北高干会议却在热烈、紧张而又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着。会议本着“是就是，非是非”的求是精神，核对事实，讨论陕北错误肃反的性质、危害，进一步澄清政治是非和主要政治责任，为刘志丹等坚持正确路线和立场、遭受打击和错捕的同志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与会同志的情绪很高，有好几次大会一直开到晚上八时才告结束。 十一月十一日，习仲勛在大会上发言。他一开始就风趣地说，我也是当时戴了狗头帽子的一个，所以我的发言也是根据这次整党的报告，只想讲一点，关于陕甘边党内一些历史问题的问题。我觉得，关于党内许多历史上的思想斗争问题，不是仅仅地讲肃反问题就可以讲清楚，它完全是两条路线一个长期的很剧烈的斗争。
第63页 习仲勛接着结合自己的亲自经历，讲述了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发展过程中陈家坡会议，红二团南下失败和阎家洼会议等重要历史事件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思想斗争。他列举事实说明，根据地建设一旦受到“左”倾路线极其执行者干扰时，就出现挫折，就遭受损失，甚至全军覆没。他严词批判杜衡推行王明路线给苏区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春，正是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的时候，在这时红二十六军是由以后当了叛徒的杜衡领导的，当时他在红二十六军当政委。这时虽然部队正式改编了，所谓一个团，实际上兵不满三百，枪不足二百。杜衡当时的领导就是十足的机会主义，所以他未来红二十六军前，就口头上喊陕甘工农游击队是逃跑主义，不能再陕甘边一带领导群众斗争。事实上他来以后，以他口头上的所谓正确领导，执行一条“左”倾路线。他为了提高自己，中间回过一次西安，和陕西省委作斗争。第二次回来时，杜衡的思想变得相当坏了，眼看着就要离开革命队伍。他从合水的黑幕原给后方写了一封信(那时后方就是现在的照金)，他要到陕北创造苏区，并且要发展骑兵，要打通国际路线。当时我也是非常简单的，懂得的非常少，确实是在那里摸索。我觉得这不大妥当。陕甘边苏区虽然不大，但是党和红军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没有和巩固的根据地，但那些地方还有广大的群众，我们说，离开陕甘边苏区不发展，另外又要创造什么新苏区，这大概不大妥当，当时我们写了个意见信，也没有引起杜衡的重视。后来，打陕北创造新苏区的计划行不通，就来了南下，即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那时整个路线是不正确的。这时开了一个南下会议，这个会议我没参加，据说当时会场的情景，就是杜衡一再坚持要打到南山区，创造谓华苏区。强调谓华那里有过去群众暴动的基础，那里地形也好，在物资补充方面也比较容易。他最主要的是提出和四方面军呼应，和鄂豫陕苏区取得联繫，地形是“一夫当关，万夫难敌”。所以在这样的煽动情形下就南下了。当时杜衡的领导，完全是对党内採取个人统治的办法，不仅同志军队，而且统治了地方党，一切是个人说了算。这次会议没让王世泰参加，王世泰是当时的二团团长。他不知道这件事，一直到过了渭河经过灞桥，王世泰说则么办呢?一股劲向南走，这才知道是南下。二团一南下，就全军覆没了。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给我们的血的教训。 他接着说，由于陈家坡会议坚持从实际出发，排除了错误思想干扰，继而又提出了新的整军计划，南下失败后的红二十六军才逐步恢复和壮大起来，，把几十个游击队编到红二十六军部队，在三原武字区、照金苏区，还有合水的北部、庆阳的南梁、保安一带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所以从这里以后，在总的政治路线上，仍以创造陕甘边苏区革命运动的形势，恐怕另外是一个情形，红二十六军也不会重新建立起来。不到处开展游击战争，不组织领导群众，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习仲勛讲的第二个问题是陕甘边党内在各政策上的争论和斗争。他指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苏维埃运动和游击运动正处于巩固和扩大时期，外部国民党武装加紧了军事“围剿”。边区还缺乏大批经过斗争的中下层干部，加之又长期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繫，因而在这个情形下，要想非常坚固、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 习仲勛讲的第三个问题是陕甘边区、陕北苏区肃反和肃反带来的恶果及革命遭到的损失。他严肃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强加给陕北边区党委和红二十六军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取消主义”、“逃跑主义”、“稍山主义”、“枪桿子万能”、“浓重的土匪色彩”等种种罪名。他引用刘志丹的话说：“有稍山主义不错呀!没有稍山主义就不行，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开展新的进攻呢!”他说，“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指责陕甘边区党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者刘志丹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窜山林主义，枪桿子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以根据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稍山主义。他风趣生动的话语博得与会同志一阵笑声。 习仲勛在发言中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是在肃反开始之前，组织了小代表团，我是小代表团之一，那时上有大代表团，下有小代表团，我是洛河川的小代表团。反右倾机会主义这时便开始了。他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即分清是非，有团结同志，对在肃反中严重错误的人提出批评，主张这些同志首先敢于“亮丑”，敢于承认错误，才能有利于找准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改正错误，轻装前进。他形象地说，几位同志发言中都说到要人家帮助他“脱裤子”，把问题搞清楚。脱裤子变成脱帽子，露出一个光头来，什么具体错误事实也没有，只是笼统地承认错误，这就不利于分清是非，好像疯子打架一样找不出个原因来。如果是这样子，怎么能改正错误呢!这个大会重要的是要把陕甘边区党的历史的问题搞清楚，是我们党今后更加一致，更加统一，更加一元化。如果过去历史上的问题不搞清楚，这就会使得边区党在今后的建设上受到很大损失。今天要使全党同志进步，特别是犯了错误在今天还表现不诚恳，不坦白的同志，因在这次大会上老老实实下决心诚恳地承认错误，纠正错误。这样才是我们个人之幸，全党之幸，! 在习仲勛发言前后，围绕西北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等方面的问题，徐向前、王振、高岗、马文瑞、祝理治、郭洪涛等七十多人在会议上发了言。 十一月十七日致十八日，高岗在大会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的报告，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做了结论。毛泽东肯定这个结论说哦，你们作了一个西北结论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呢?要的。七大要作这个结论。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十二条经验的报告。毛泽东生动地指出，要借马克思主义之“箭”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之“的”。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刚从山东回到延安的刘少奇也向会议作了报告，叶剑英、贺龙。彭真等也在会议后期分别作了报告。这些讲话和报告对于习仲勛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理解和领会当前的形势及任务，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一月八日，习仲勛以《关于党史简述》为题发表长篇讲话。他首先从大革命时期在关中旬邑县前义村建立的农村支部谈起。分析了在此期间发生的农民暴动失败的原因。接着又谈到刘志丹领导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举起了苏维埃的旗帜，以及在五倾塬、照金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留下的深刻教训。他特别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前后，关中地区党组织开展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以及反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制造反共磨擦的情形。他概括关中党的历史经验说：(一)关中党是经过了三个时期的斗争(大革命、苏维埃、统一战线)，它具有公开的、秘密的、武装的丰富斗争经验，领导着关中广大群众，并和他们密切地结合着，进行了保卫关中、保卫边区的各种残酷斗争。(二)关中党的产生，始于大革命时代，但它的发展壮大，是在红军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红二十六军的直接帮助与指导，给关中党发展存在以有力的支持。(三)关中党的发展，其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从它的历史全过程看，没有一天是离开了武装斗争的。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特点，同样是表现在关中的党里。
第64页 一月七日至九日，任弼时向大会作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的长篇报告。任弼时的报告在与会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习仲勛也深深感到，这一报告极全面、准确、深刻地总结了大会的成绩，不是泛泛地检查工作，规定任务，而是深入到各种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里，克服了党内一些思想上的分歧观点和认识，在思想上奠定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基础。 任弼时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郑重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它比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目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了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中央认为原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在陕北肃反中执行的就是这种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央重新审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决议后，认为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对错误的肃反应负“最主要的责任”。鑑于当时政治路线的错误并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对他们的错误“还只能作为一种党内错误的性质来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中央决定给他们以严重警告处分。任弼时在讲话最后感慨地说：如果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恐怕也是会损失掉了的。 会议还在进行之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委託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 未经过严冬的人，体味不到阳光的温暖。当习仲勛等一大批从错误肃反的九死一生的炼狱中走出的人，听到任弼时讲话和中央决定的传达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长期郁结心头的疑虑、困惑和沉痛终于得到排解，多年来笼罩于心头的迷雾终被拨散。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在这次会议认真负责的总结和检讨中得以廓清。 值得提及的是，四十年后，中共中央重申了这一历史结论。提出，一九四二年中央直接领导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正确分清了路线是非。指出刘志丹等同志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莅临会议作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会议另一项重要议程是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着的王震、习仲勛等二十二人予以奖励。习仲勛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从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手中接过奖状和毛毯。毛泽东为二十二名获奖者的奖状逐一题词，给习仲勛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三十五年后，习仲勛曾深情回忆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勛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他还回忆说，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召开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正确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 历时八十八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之时正是农历马年岁末，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癸未年春节快步到了人间，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敲起锣鼓，扭起秧歌，呈现出一派辞旧迎新的欢庆气氛。此时，习仲勛接到了西北局通知，决定他出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第11章 守卫边区北大门 ●初到绥德 一九四三年农历年刚过，延安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人民领袖毛泽东情致颇高，他热情地称赞：“边区高干会(党政军民三百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前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得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里，会见了即将去绥德赴任的习仲勛，听取了习仲勛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毛泽东热情地鼓励说：绥德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鍊嘛!亲切的话语给习仲勛以莫大的精神鼓励。 习仲勛还清晰记得：一九三六年，自己两次赴关中工作之前，党中央领导周恩来、张闻天也先后找自己谈话，也同样给予了许多鼓励和支持。这次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亲自约见，听取意见，指示工作，慈祥可亲的笑容、真挚殷切的话语，寄託了无限希望，从而增加了他克服困难、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二月中旬，习仲勛移交了西北党校的工作，离开延安到绥德赴任。 绥德地处陕北重镇榆林以南，无定河与大理河在县城交汇向东注入黄河。自北朝西魏时期，取“绥民以德”之意而得名，古有绥州、上州之称，被誉为“天下名州”，陕北“旱码头”。绥德城在古时就处于陕、蒙、甘、宁等省区的交通要道，商贾云集，经济较为发达。历史上昭君出塞、文姬归汉、汉武巡边都从这里经过。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陕西早期中共党员、革命先驱李子洲等均出于此地。在县城东疏属山上和城西马鞍山下，有秦始皇长子扶苏和秦名将蒙恬之墓。城西北存有汉太守李广寨;城南“一步岩”处修有纪念韩世忠的蕲王庙;城西合龙山上有明万历年间兴建的十八处剎宇和仿木结构九级砖塔，列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千狮桥”与“龙凤大桥”遥相呼应，构成了陕北石雕工艺和桥樑建筑完美结合的独特景观，记录着当地历史的悠久和传统的文明。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绥德三十里舖村， 四妹子和了个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叫一声凤英你不要哭， 三哥哥走了回来哩! 有什么话儿你对我说， 心里不要害急。 三十里舖来遇大路， 戏楼子拆了修马路，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 咱们二人没盛够。 …… 诞生于此地的这首浑厚、淳朴而又粗犷悠扬、传唱不衰的陕北民歌，生动道出了绥德一带特有的黄土风情，反映了当地民间深厚的文化蕴藏和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精神风貌。
第65页 由于绥德人口众多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对陕甘宁边区全局发生着重要影响，所以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将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工作富有成效的习仲勛调至北大门主持工作，足见用意深远。 习仲勛到达绥德后即到地委机关驻地的九贞观和同志们见面。 九贞观位于县城西门内的雕阳山，是明清时代一座道观，分为前后院。习仲勛被安排在后院一孔朝南的窑洞里住了下来，既作宿舍，也是办公室。习仲勛特地把毛泽东写在漂白布上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挂在墙上，以时刻鞭策自己。习仲勛的到来受到了春节前到职的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自治民等领导同志的欢迎。地委的同志还在九贞观大院的墙壁上贴上了红绿色的标语，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勛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等语，表达了对这位青年领导者的信赖与拥戴。 在习仲勛来绥德前，八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接替绥德警备司令部防务，同时受中共绥德地委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习仲勛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兼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三月中旬，以徐向前、何长工为正副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的抗大总校从河北省邢台县浆镇迁至绥德西山寺。一些从前方回来的军事干部即留在抗大学习。同时，中央还在绥德设立青年干部学校。一时众多的高级干部云集绥德，无疑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力量。当时，中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对于任地委书记的习仲勛来说，既要兼顾全局，抓好全盘，又要做好各方的组织协调工作。 习仲勛通过走访调查，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包括地方士绅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很快对绥德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有了全面的了解，尤其对抗战以来该区复杂的政治状况与斗争形势做到了心中有数。 早在苏维埃运动时期，绥德就是严重的赤白对立地方之一。一九三七年冬，当日本侵略军进逼黄河东岸，妄图西犯之时，中共中央就十分关注陕甘宁边区北大门——绥德地区的安全。经国共双方商定，特划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为绥德警备区。毛泽东电令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陈奇涵任警备区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警备区建立秘密的中共绥德特委，机关设在绥德警备司令部内，对外以警备司令部民运科发生关系。特委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个县委。为了巩固河防，边区政府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于绥德界首村设立河防县，管辖吴堡、清涧、绥德各一部分区域，同时成立中共河防县委，隶属绥德特委领导。 但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在绥德地区却委派了一个第二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加剧，何绍南利用自己与侵华日军坂垣师团长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而又颇得蒋介石器重的关系，便成为一个政治上极端反动、蓄意制造磨擦的反共专家。他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兵力四百余名，又收买兵痞、土匪等，合编成五个保安队，分驻各县，制造磨擦。其在绥德两年，多次绑架、暗杀共产党工作人员，公开袭击八路军官兵，贪污侵吞群众钱财和救灾赈款，制造了大量磨擦事件。中共绥德特委领导警备区军民同何绍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彻底粉碎何绍南制造的反共磨擦，加强河防，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从抗日前线调回绥德，接替陈奇涵防务。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兼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翌年二月，何绍南畏罪逃离绥德，陕甘宁边区领导下的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王震兼任专员直至一九四三年一月。此后，警备区五县党的组织开始公开活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中共特委机关公开对外办公。【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认识到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何绍南的反动统治，加之国民党连续对边区发动武装磨擦和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干部成分比较复杂，思想认识比较模糊，许多群众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觉悟较低，还有人幻想反动军阀何绍南捲土重来。据此，习仲勛根据西北局高干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结合形势和任务及绥德实际提出：深入调查研究，扩大党的宣传，用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宣传教育干部群众，同时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鑑于绥德当时由中央和各根据地调来干部较多，又有当地干部和一些旧职员教师等实际情况，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彼此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对于留在机关、学校中的旧职员，也要着眼于他们身上的积极因素，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政权和其他社会事业服务。 后来的实践证明，习仲勛提出的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符合实际的，对于调动全地区军民抗日热情，团结各方人士，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时的习仲勛还不足三十岁，但已担负起领导陕甘宁边区三分之一人口的地区的历史重任。 ●郝家桥调查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实行了严酷的军事、经济封锁政策，加之各地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了战胜敌人，保障供给，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开始，就领导陕甘宁边区军民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掀起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一九三九年一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首先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又提出了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据此决定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方针是：“生产第一，教育第二。”一九四三年元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宣布：一九四三年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而发展生产尤为中心的中心。 为了使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迅速开展，习仲勛提出，机关干部不仅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且要深入农村，推动大生产运动。他决定由自己带一个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进行蹲点调查，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工作。 习仲勛选调的调查组人员是：中共绥德县县委书记宋养初、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邹文宣、《抗战报》主编梅行、地区妇联干部张力、《解放日报》驻绥德记者田方等。临行前，习仲勛在自己住所召集调查组的同志开会，一起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他介绍说，绥德在陕甘宁边区来说，是刚从国民党何绍南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新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边区政府在这里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农民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但是，广大贫农阶级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所以边区政府号召这里的贫苦农民南下，去开发那里大片肥沃的土地，去开创他们幸福的新生活。习仲勛特别讲了移民问题。他说，陕甘宁边区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移民运动，实际上已把移民工作作为大生产运动中的重要内容，作为加强军民团结、巩固边防的双重战略措施。但是，移民工作中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有些贫苦农民不愿意南下，发动移民的对象主要是哪些人，都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他还就调查的方式方法等问题作了具体安排。
第66页 清明过后，万物复甦，时令虽已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但陕北高原的寒意还迟迟没有退去。四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勛带调查组的同志迎着料峭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土道来到了绥德以西二十里外的郝家桥村，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 郝家桥地处深山之中，是沙滩坪区一乡的一个行政村，因为村子前修有一座碎石桥，村里又多为郝姓人家，故称郝家桥。过了前桥就是侯家坪，对面是刘家渠，后面是庙沟。郝家桥在几个自然村之间，处居中位置，所以沙滩坪区一乡乡政府就设在这里。 习仲勛将调查组同志按照几个自然村进行分工包村，确定了各自调查内容和重点。他要求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各选择生活状况和生产条件不同的上、中、下各两个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从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他还倡导在各村召开“好劳动人会”，评选劳动英雄。郝家桥群众一致推选刘玉厚为劳动英雄。习仲勛通过调查了解到，刚四十岁出头的刘玉厚，既是新政权的村主任，又是乡参议员，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该村的减租会的检查委员，积极宣传贯彻党的减租政策。近年中，他同自己一家人通过终年不息的辛勤劳动，带动了全村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生产，使这个佃户村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圆满完成了减租保佃、徵收救国公粮等各项任务。当时的《解放日报》评价说：“刘玉厚以身作则，积极奉公，以及‘和人家商量行事’的民主精神，获得了人们的信仰和尊敬。” 习仲勛到郝家桥后，即邀请刘玉厚和该村村支书到自己住处叙谈。一见面他就拉住刘玉厚的手问道：“是党员不?” “咱是。”刘玉厚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和方言回答说。 刘玉厚问：“呃!你是住在九贞观地委的习书记?夜黑里你们来时咱一满没知道，刚从地里回来，人家就催咱来开会了。” “好!好党员，好同志，现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党员，咱的党就更有办法!”习仲勛拍着刘玉厚宽阔的肩膀，然后又紧握住刘玉厚粗大的双手，对这位长自己十多岁的农民兄弟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咱什么也解不下，只解下受苦，党要咱努力生产，那是容易事嘛!”刘玉厚朴实而坚决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习仲勛详细询问了刘玉厚当年的生产计划。刘玉厚回答说：今年打算在五十二垧土地上深耕七次，每垧(谷地除外)上粪十五六布袋，锄草三四次，谷子地要改撒种为耧种。要熘崖掏畔，坚决完成增产五石粗粮目标。他还说：今年婆姨(妻子)要学会织布，使一家人自穿自织，犁铧要换新的，鸡娃羊羔多下几只。自己还背了两冬的石头，准备请匠工把新窑砌起来。 习仲勛听着刘玉厚的生产计划，内心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他想，我们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不就是为了使这些劳苦群众过上好日子吗! 调查组的同志还发现，由于当地医疗卫生情况差，群众中脓疮、头癣、红眼等传染病流行较广。习仲勛便指示派人从地委领来来苏、碘酒、红丹和眼药等，调查组的同志亲自动手为群众擦洗疮口、滴眼药水，帮助孩子们洗澡、理发，进行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宣传工作。 习仲勛通过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佃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认为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习仲勛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郝家桥村。蹲点调查结束后，习仲勛还批准了调查组根据郝家桥的经验制定的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使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一时对提倡自力更生、劳动光荣和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厉行节约、度过难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典型村经验的引导下，全地区各级组织制定了发展生产计划，农村建立了变工队组织，积极提倡革新农业耕作技术，使摇崖、拍畔、打坝、挖窖、按种、深耕、锄草、施肥、翻秋地、旱耕等农作方法得到广泛推广，同时发展副业(城镇发展商业)及开展劳动竞赛活动。至当年年底，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五十二万人口吃饭问题。仅警备司令部在一九四三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就开垦荒地七百余块，产粮九百余石，收菜一百二十余万斤，养猪近二千头，纺毛线八点六万斤，棉纱六点四五万斤。军工厂年产棉布四千八百匹，棉衣四千套，单衣四点七六四万套，皮衣一千三百五十件，军帽四千顶，鞋子一点五八万双，毯子一千八百床，绑腿三千副，满足了该部官兵被服装备的需要。全年生产总值折合小米四万余石，解决了部队大部分粮食供应，尔后又达到了全部自给。 秋收以后，刘玉厚来到地委兴奋地告诉习仲勛说： “一年下来自己家里收成不错，收了谷子五石五斗，高粱三石五斗，黑豆五石五斗，麦子四石，豌豆一石，扁豆一石，糜子六斗，绿豆一石，芝麻一斗，洋芋二十五袋，南瓜四百多个，棉花二十五斤，除去四石三斗租子和缴公粮外，足够全家一年吃穿用了。”他还说，原来由他三弟给别人家揽的十七只山羊，已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七只绵羊、五只山羊。今年还开粉房，又餵了一头母猪、三头肥猪、七个猪娃，还有五只鸡，今年又受奖得一头牛。由于吃的用的宽裕，还给三弟定了婚，决定明年二月为其娶亲。习仲勛耐心听着这位靠自己辛勤劳动过上丰衣足食生活的农民数说家珍，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习仲勛的倡导和郝家桥经验及刘玉厚事迹的鼓舞下，绥德地区又涌现出许多典型区、乡村和模范先进人物，如工人郝玉亮，吉镇的王德彪、刘金英，四十里舖的汪丕应，佳县的阎开增，吴堡的任逢华等。习仲勛非常关心这些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劳动英雄的进步和生活，及时通过他们了解农村和社会实际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改进机关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繫。 在大生产运动中，绥德地委和专员公署还号召机关干部厉行节约，勤俭办事，走出机关，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农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习仲勛在地委干部会上动员说，我们要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方针，大家动手，搞好生产。只搞机关工作不参加生产劳动的干部，是轻视体力劳动、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他在会上宣布了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同勤务员合作种棉花、白菜;每天捻一小时毛线;办公用品节约三分之二;一年内的棉衣、单衣、单鞋、棉鞋、被褥等，不要公家补充;冬天睡冷床，只烧炉子不烧炕，提早停火半个月;注意身体健康，争取不用公家医药费。在习仲勛等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干部纷纷走出机关，参加农村劳动，同时也按规定完成个人的生产、纺线任务，使党政机关的生活办公费用达到了自给自足。
第67页 郝家桥减租减息的经验，对全绥德地区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调动和激发了农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大部分土地还为地主富农所有，因而对广大农民剥削甚为严重。根据这一特殊情况，习仲勛十分注意在减租减息中将一般的号召变成一场有组织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农村成立起农会、减租会，组织发动农民减租减息。据一九四三年十至十二月统计，绥德县六个区、米脂县三个区、子洲县五个区、清涧三个半乡及佳县个别村，除按条例减租外，勾欠三万一千七百三十二点八二石，退租一千八百四十二点七三石，并抽约换约同时进行土地回赎。至一九四三年后，绥德地区地主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卖给了农民，极大地改善了广大贫僱农的生产生活条件。 郝家桥移民经验也在全地区范围内得以迅速推广。习仲勛指示党政军机关反覆宣传边区政府鼓励移民南下的决定：无地、少地的移民开垦国有荒地，就取得对土地的所有权;开荒耕种三年免缴公粮;垦区政府千方百计解决移民的土地、住窑、粮食、农具等困难。在当地党委、政府周密安排组织下，一批批移民自愿离开家乡，结队南下。一九四四年春，佳县农民李增正带百多人的移民大队，步行二百五十多公里南下延安，途经绥德，地委、公署领导为之举行了热烈欢送晚会。这些农民一路高唱自己编写的民歌，抒发内心对党的移民政策的拥护之情。歌词唱道： 佳县移民走延安， 一定要垦南劳山， 不过几年你来看， 呼儿咳哟! 尽是一片米粮川! 叫老乡，仔细听， 移民开荒真光荣， 各州府县来欢迎， 呼儿咳哟! 送了好多慰问品! 习仲勛从在郝家桥蹲点调查开始，就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尤其是与刘玉厚这位农民朋友数十年的亲密交往和友谊更是感人至深。刘玉厚的事迹在陕甘宁边区传播后，即被树为全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解放战争中，他作为支前担架队成员参加“三战三捷”和陇东战役，后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营教导员、后勤保管员等职。一九四九年九月，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并被推选为会议八十九名主席团成员之一，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是。十月一日，参加了开国大典。一九五〇年，作为全国特等劳模出席第一次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习仲勛、王震、刘景范等领导同志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繫。一九九五年秋，刘玉厚逝世。习仲勛闻知后写下了“刘玉厚同志是陕甘宁边区着名农业劳动英雄，优秀共产党员”的题词，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 ●从整风审干到抢救运动 当习仲勛致力于绥德地区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整风运动也遵照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在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深入进行着。身负一个地方领导责任的习仲勛仍一如既往地忠实贯彻和执行上级的指示，维护大局。当出现曲折复杂的局面时，他注重调查研究冷静思考，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方向，谨慎决策，力求减少失误。 习仲勛在郝家桥调查之时，地委已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以一年为期，完成全党的整风，目标是纠正干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当时延安各机关已结束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开始分期分批进入审查干部的新阶段。 中央作出审查干部和清查内奸的决定，是基于当时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手段重点由屠杀变为策动自首和派遣特务政策，延安、榆林等地的特务机关分股袭扰边区的事屡有发生。因而中央在决定审干的同时，把清查内奸作为一项重要而极严肃的任务。然而，由于对敌情的估计过分严重，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政治情况看得过于复杂，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偏差。特别是时任社会部长的康生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在中央决定下达前的一个晚上已拘捕了二百六十多名干部，一时造成人心恐慌。当时，中央在书记处领导下成立了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要求在五、六、七三个月内，对干部进行防奸教育和阶级教育，恢复了由康生主持的中央总学委会。同时责成各机关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肃清内奸，教育干部，重证据，不要轻信口供，审讯时不要动刑。 但是，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却置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于不顾，致使整风审干工作严重走偏了方向。他认为“特务如麻”，“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问题”。他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用逼供手段制造了一个张克勤“坦白”典型。污衊甘肃的地下党是“红旗党”，河南省委是假党、“红皮萝蔔”，进而说大后方的党组织靠不住，是被国民党收买的“红旗党”。七月十五日，康生又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会后，各机关掀起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原来比较谨慎的边区政府系统也接连开了三次“抢救”大会。“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回忆：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余人，比例是很大的。其中约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保安处;五十余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仅延安就审查出两千多人。当时也有人当面向康生提出疑问，但康生颐指气使，以势压人，致使许多人不敢说话。在这样的气氛下，绥德地委的整风审干工作出现偏差和曲折就在所难免了。 当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一系列文件传送绥德的时候，绥德地委还是按照上级的部署和统一口径向党政机关、学校等作了传达。习仲勛主持召开了地委机关的动员会。应当说，从习仲勛等地委领导到普通的党员干部，他们或长或短地接受党的教育多年，无论是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义务，还是党性原则修养，都不可能对来自党中央的声音持怀疑观望态度，他们都是抱着满腔的热情和“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因而对党发动的每一次运动都抱有良好的愿望，都期望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由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绥德地区复杂的政治情况，习仲勛在整风转入审干时还是小心谨慎的。这时绥德来了一大批干部和外地知识分子，如韩天石到了佳县，冯文彬到了米脂县，作家柳青也在绥德县当乡文书。较为知名的还有马洪等人也到了绥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深入到米脂县杨家沟进行农村调查研究。由于处于战争时期，环境较为封闭，对大批来自各地的干部怎么审查，对于通过统一战线留下来的旧职人员如何对待，还有参加到人民政权中的民主人士作何处理等，一时成为摆在地委面前较为困难的一项工作。习仲勛经过反覆考虑，决定派地委秘书长安志文到延安向西北局请示汇报整风审干工作。不料安志文到达延安后，延安的抢救运动已搞得很紧张了。西北局领导即请来了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一起听取汇报。安志文近六十年后回忆说：仲勛同志对绥德审查干部考虑较多，态度也很慎重。他派我去西北局汇报。我向西北局领导传达了仲勛的意见，特别强调了绥德是个新区，政治较为复杂，干部又来自四面八方，究竟怎样进行审干，地委请求上级给予指示。谁知同时听取汇报的康生反倒批评起绥德地区对敌情重视不够，强调要反对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说我们有些地方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红旗党”、“水萝蔔党”，“外红内白”等等，并责成绥德地区也要像延安一样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
第68页 在康生的错误指导下，“抢救失足者”运动像瘟疫一样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蔓延开来。绥德地区的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和其他单位的审干很短时间即演变成了一场肃反运动，而且发展得日益严重起来。恰在此时绥德师范发生了在校内墙上秘密贴出恐吓信和暗中用石头打人的事件，引起了地委特别重视，遂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生到绥师蹲点，习仲勛也到绥师作了动员报告。 随着审干和清查内奸运动的深入和延安抢救运动的影响，绥德师范气氛愈加紧张。学校门口站上了岗，被严密封锁。绥师被看成是一个特务窝点，其推理逻辑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国民党省立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这个系统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范围在绥德的本地学生中间。更为离奇的是，还查出了一个所谓的“特务美人计”组织。说这个组织的领导是一位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特务”的口号是：“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床上。”而且按年纪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一个叫刘国秀的女学生写了一篇《我的堕落史》，登在了地委《抗战报》上，由此引起许多十一二岁的“小特务”踊跃投稿。事情发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时在绥师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的齐心回忆说：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笼罩在绥师的上空。有的被视为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师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 习仲勛十分关注绥德师范运动情况，他的认识也随着事态的变化而逐步加深，开始“坦白”出一些案件时，他与许多同志一样，相信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是可能存在的、真实的，只有通过审干才能达到纯洁干部队伍的目的，以利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但是当这些“坦白”愈来愈变得荒谬离奇，众多师生受到伤害时，他的心情沉重了起来。眼前许多现象使他疑惑不解。他曾对人说：“这么小的女学生，又没有出去过，怎么会当了特务呢?” 历史的经验证明，当党内一种倾向如潮涌来时，靠个别人的力量，靠地方或部门的力量是很难挡得住的。在整风审干出现的严重偏差面前，习仲勛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当他对问题严重性有了一定认识时，便尽其所能避免错误的发展和损失的扩大。他决定把绥师作为地委的重点来抓。为加强学校党的领导，地委决定调绥德县县委书记宋养初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他还亲自找学校的师生代表谈话，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以取得指导运动的主动权。 但是，“抢救运动”由于没有在源头上得到遏制，个别地方领导也开始不冷静起来，“抢救运动”还是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于是，开斗争大会，先是斗争原来曾在国民党政权供职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的人。这些人大部分被打成了“特务”。后来运动又指向了外来干部，指向许多不远万里投奔革命的青年。第一次“坦白”会在绥师召开。一位从四川来延安的大学生首先“坦白”自己是特务，有暗藏的手枪。继而就有人得出结论说：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发现了，要追查到底。【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地委机关的运动，是由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诵”自己的历史。自己每讲一段，其他就提出“问题”询问，以此判断他在什么样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有一位从上海投奔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只是说了家庭历史，就被诬为特务。他在广众之下，竟说自己的母亲是妓女……对此，一位部门负责人还嫌温度不够，又介绍“当前反特斗争的形势”说：现在延安党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再回到共产党内，去“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被捕过又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无例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会把你变成特务。这一番报告，对一些为共产主义而坐过牢的人又是沉重一击。 这场已走偏方向的“抢救运动”上下贯通，相互影响，愈演愈烈。进入十月以后，驻绥德西山寺的抗大的整风审干也进入了“全面突破特务嫌疑分子”的阶段。其方法仍然是“即席坦白”、“五分钟劝说”、“作报告”、“开大会”等，同时还发明了一种“照相”的方法，即开会时一批一批站在台上，以脸色神态变化来决定是否嫌疑分子。抗大总校当时有排以上干部一千零五十二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多达六百零二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绥德警备司令部及各团也集中起有问题或认为可疑的干部四百二十五人，对他们进行“抓特务”，“抓假党员”，体罚逼供，还将其中五人正式逮捕，关进绥德专署监狱。 经历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习仲勛，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鼓譟起来的狂热给革命队伍造成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他从眼前抢救运动的混乱现象中仿佛看到了一九三五年陕甘苏区错误肃反时同室操戈的情景，当前的不正常现象，使他感到心头一阵强烈震颤和焦虑不安。他利用作报告和个别谈话等方式，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谁要是乱说，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同时，他还打报告给党中央和西北局，如实反映绥德地区发生的情况，建议中央及时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种敢说真话的精神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 ●甄别纠错 “抢救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后果极为严重，这不能不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中共中央曾开会指出：审干中有逼供信的毛病，把思想问题弄成政治问题的，一定要平反，恢复弄错者的名誉。毛泽东也曾说，“抢救”，我有怀疑，乱子就出在此，以后不可再用。并指示要收集甄别工作的经验，召开边区各分区甄别工作会议。 绥德的整风审干运动也同样引起了身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关注。七月，他在枣园约请绥德分区专员袁任远谈话，首先询问了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反覆强调说：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不久，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写下如下批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各地整风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同时指出：延安查出的两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甄别工作。指出：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许多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
第69页 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审干工作的重要指示传达到绥德，对习仲勛等地区领导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进而搞好甄别工作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习仲勛决定，先从“抢救运动”情况较重、问题较多的绥德师范学校开始，找一些党员骨干、学生代表到地委谈话，帮助总结运动中出现偏差的经验教训。再由这些骨干分头对审查对象做深入细緻的思想工作，实事求是地对待已出现的问题，共同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 为了挽回由于“抢救运动”在学生家长和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习仲勛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一面徵求意见，一面宣传党的政策，做安抚人心工作。他还召集了有学生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三千人大会，进一步宣讲毛泽东关于审干的九条基本原则和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精神，特别强调“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此后绥师的运动逐步走上正轨，对全地区的审干整风运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他还主动作自我批评，向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时为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白治民回忆说：那时我们领导同志头脑也发热，保安处的一位同志就说：鬼头鬼脑，鬼鬼祟祟，这么大的娃娃也被特务拉了过去。一次习仲勛同志主持会议，把西北局干部科一个科员审得也“坦白”了。当时还怀疑一位教师有问题，以后都给予平反，习仲勛诚恳地对这些同志说，他有责任。 进入甄别阶段以后，习仲勛更是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废寝忘食，竭尽心力。他说：“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他亲自找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谈话，帮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时为《解放日报》驻绥德通讯处记者、后任习仲勛秘书的田方回忆说：当绥德的整风学习进入审干阶段的时候，我们通讯处的负责人海燕、林坚夫妇慑于延安“抢救运动”出现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便私自出走，离开边区。边区保安处即下令通缉。当时通讯处三人党小组，只剩下我一人，也引起有关方面的怀疑，因而心情非常紧张，唯恐大祸降临，说不清楚。为此，习仲勛到通讯处同我谈话，做调查研究。他听了我的汇报表示，你和他夫妇俩只是工作关系。他们的逃跑与你无关，你要安心工作，并协助党组织继续查明他们的问题。那时，通讯处在国民党退役旅长、民主人士刘杰三的小别墅内办公。习仲勛说，可不能随便占用人家的私房呀!即让我搬回地委宣传部办公，并安排我代理《抗战报》主编和抗敌书店经理职务，从而使我逃过被“抢救”的劫难。全国解放后曾在光明日报社担任领导职务的殷参回忆：习仲勛在绥德时，我在地区文协工作。整风审干之时，我被作为“抢救”对象写材料交代问题，不知写了多少遍总是过不了关。后来又将我隔离审查好几个月，最后在威逼之下只好写了一份假坦白材料。这样才成了“坦白从宽”的失足者，恢复了自由。在此前后，习仲勛两次找我谈话。第一次他说，你的历史经历，总是可以搞清楚的。你有政治问题，一定要向组织讲清楚，如果没有，切不可乱说。后来他知道我“坦白”了，便非常严肃地说，假坦白不好，一骗组织，二害自己。你不该假坦白。他的两次谈话，表达了一种善意的提醒和真挚的对干部爱护之情。后来，在他关心下，我的问题得以彻底澄清。 为了彻底地搞好甄别工作，经习仲勛提议，绥德地委举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参加者主要是二三十名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同时在学习班下设立了一个甄别小组。习仲勛到学习班作了动员讲话。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和必要的内查外调，为每一个审查对象作出了符合实际的结论。为作了假坦白的人公开平反。地委《抗战报》主编欧阳正是由重庆进入延安的知识分子。他在“抢救运动”中“坦白” 自己是特务的同时，又写了一封“习仲勛转毛主席”的信，信中说：“毛主席，习仲勛决定我是特务，我不是特务。”习仲勛看后把原信照转毛泽东，同时指示甄别小组说：一定要实事求是搞好甄别工作，千万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甄别小组通过向曾担任南方局领导的博古发函调查，得到了欧阳正“由于搞地下工作无法在重庆立足，是由党组织派赴延安的”答覆。习仲勛当即决定，为欧阳正作出不是特务的初步结论，并建议将该同志调回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后来中央组织部通过调查，为其彻底平反，建国后还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部主任等职。 习仲勛还坚持为另一位假坦白的女青年作了彻底平反，她的名字叫聂眉初，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主任。聂眉初十六岁跟随舅父钱维人到了延安。抢救运动中钱维人被康生诬为特务，遭到逮捕。受其舅父株连，远在绥德的聂眉初也在坦白大会承认了自己是“特务”。习仲勛不相信她的坦白，便指示甄别小组向康生写信调查。但康生只是在钱维人的旁证材料上写了一句“仅供参考”几个字便一推了之。地委在研究为聂眉初平反时，有的人主张不能平反，因为她是第一个上台“坦白”的。习仲勛态度鲜明地说：问题不在于是第一个、第二个，关键在于有没有搞错，搞错了就得给人家平反。 当时的运动也波及部队，习仲勛还陪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一起到绥德警备司令部做部队甄别平反工作，出席甄别平反干部会并发表讲话。 绥德地区在“抢救运动”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暂挂了一段时间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在甄别平反工作结束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绥德地区高级干部学习小组，由习仲勛、徐向前负责。参加学习的有地委、专署、抗大和警备司令部的负责同志李井泉、何长工、王尚荣、白治民等。学习联繫大革命失败后三次“左”的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对苏区和白区工作所造成的危害，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大家认真阅读了由中央编印的题为《两条路线》的历史文献读本。徐向前、何长工、习仲勛等同志分别介绍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各地苏区的影响和危害。习仲勛着重介绍了刘志丹、谢子长在创立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过程中艰苦斗争的经历。习仲勛也是这些苏区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但是他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很谦虚地说：我们是在多次失败的教训中，才懂得了要在桥山中段以南梁为中心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那时只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在实践中才懂得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性。但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却认为这是“梢山主义”、“右倾逃跑路线”，于一九三五年秋将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当成所谓“反革命”予以逮捕，数百名革命同志惨遭杀害。直到党中央、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才解除了错误肃反造成的严重危机，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第70页 原中顾委委员、时任绥德地委秘书长的安志文回忆此次学习会时说：“习仲勛同志的发言，都是从路线上总结历史教训出发，从中汲取对现实斗争有用的经验。他虽然也遭逮捕，坐了牢，受过刑，但他没有计较个人恩怨。这种宽广的胸怀和严于律己的精神，使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青年人受到了深刻教育。直至五十年后，我在南方看望他谈起往事时，他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凡出现大的失误，主要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干扰，这一教训是永远值得记取的。” 一九四三年冬，习仲勛的家庭生活发生了重要变化，因与郝明珠性格不合、感情破裂而离婚。 ●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 “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是习仲勛在绥德工作期间经常用来告诫自己、告诫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文化教育战线同志的一句话。 他把建设具有能够适合抗日战争的需要、真正为全区人民服务又能兼顾各界利益的抗日民主政权，作为地委工作的头等大事常抓不懈，以保证边区政府政令畅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顺利推进。 绥德地区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三三制”政权政策试行地区之一。早在一九四〇年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这里就通过人民直接选举，建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县乡政权。当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绥德临时参议会召开。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绥德的安文钦、刘绍庭、霍子乐、张哲卿，米脂的李鼎铭、姬伯雄、杜瑞兰，佳县的任文林，清涧的师道成、惠仁齐，吴堡的樊一平、王国宏等当选为参议员，安文钦为副议长。后安文钦、刘绍庭还分别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和参议员。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习仲勛经常提醒各级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同党外人士交朋友，注意听取他们对中共组织和政权机关的建议，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每逢参议会开会，他和参议员一起讨论，广泛听取意见。他还请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来，让他们对全区的工作建言献策。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和习仲勛的努力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绥德县士绅刘杰三，连任边区三届参议会议员。他将自己三个女儿都送往边区和八路军剧团当了演员，一时“姐妹三人同登台，宣传抗日齐向前”在边区传为佳话。该县籍另一位议员刘绍庭，原为国民党二十二军和邓宝珊将军的高级参议，他经常向该部通报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传递对方信息，对有效开展该部的统战工作，保持良好的友邻关系，促成最后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米脂县的边区参议员姬伯雄在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的鼓舞及绥德地委的支持下，办了有百余名工人的新华纺织厂，产品不但支援了前线，而且缓解了全地区布匹奇缺的困难。 习仲勛重视统战工作，也善于从历史典故中汲取教益，启发干部，推动工作。一次晚饭后，他同地委几位领导和延安鲁艺派来的同志聊天，他问大家：“三国时诸葛亮明知关羽重义气，会放走曹操，为什么还要派他去断守华容道呢?”大家听后不解其意，一时没有答出。习仲勛自揭谜底回答说：“这就有一个统一战线问题，当时如果杀了曹操，东吴就会把刘备吃掉。刘备其时刚取荆州，并无多少兵将可用。”他接着又说：“为什么刘备最后会败呢?是因为他搞宗派主义，只相信他的结拜兄弟，五虎上将除了马超、黄忠都是他的结拜兄弟，后来也只培养了一个姜维，后继无人，以致最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历史故事，让他道出了富有新意的政策话题，博得了大家一阵称赞的笑声。 一九四三年六月，习仲勛在绥德会见了即将赴重庆开会的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将军。邓宝珊取道绥德是另有隐情的。当时国民党中央电召驻榆林的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晋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赴重庆开会，并明令邓宝珊“绕道宁夏赴渝”，以防邓路经延安与共产党人接触。邓宝珊对此令十分反感，仍决定经延安赴渝。习仲勛得知邓从榆林起程后，即在绥德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一天沿无定河畔的数里大道旁站满了欢迎的群众。习仲勛和抗大总校校长徐向前等领导同志策马到远郊，迎接邓宝珊将军到来，并盛情为之举行了欢迎会。 习仲勛悉心地将邓宝珊安排在城内开明士绅刘绍庭家中下榻，在这里他们作了一次倾心交谈。邓宝珊向习仲勛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当他了解到习仲勛是富平县人与胡景翼同乡时，深深表示了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之情和对正在延安治病的续范亭的惦念。习仲勛仔细听取邓宝珊的每一句话，为这位深明民族大义的民主革命前辈的精神和品质所感动，由此开始了他们数十年的友好交往。邓宝珊由绥德到延安后又特意在延停留七天。六月十七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和交际处两次款待邓宝珊将军，表达了中共领导人对爱国人士的真诚情意。 习仲勛为民主政权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要求新生政权的工作人员时刻不要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要忘记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一九四四年秋，绥德地区召开司法会议，习仲勛在会上发表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他说：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旧司法机关的屁股就不是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的，是坐在少数统治者的怀里。我们的司法工作的方针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越是能使老百姓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钱，不误工，安心生产，这个司法工作就越算做得好。过去检讨警备区司法工作，曾有个别司法人员硬搬《六法全书》，侵害老百姓不少的利益，值得我们所有司法工作者大大地警惕。二、不当“官”和“老爷”。我们司法工作者，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中国这个社会，老百姓怕“官”，怕“老爷”，是见惯了的(“官”和“老爷”，也喜欢老百姓怕他们)。但在我们这里，假如有一个司法人员，仍然是“断官司”、“过堂”板起面孔，摆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司法工作，如果不是从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方面着眼，只会“断官司”、“写判决书”的话，即使官司断得清楚，判决书写得漂亮(实际上不可能办到)，这个“断官司”和“判决书”的本身仍将是失败的。因为他和多数人民的利益相差很远。千百件事件整天发生在人民中，最适当的解决办法，也就在人民中。只有通过人民才会解决得最快、最正确。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实不然，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四、有出息和没出息。我们个别司法干部，认为做司法工作进步慢，没出息。这种认识是极不正确的。我们司法干部首先应该着重于想问题，在业务上多下功夫，刻苦钻研。宋朝有位法官包拯，说会过阴，其实还不是盖着被儿想问题。其次在工作中，应订出自己经常的学习计划，从学习业务、学习文化、学习历史、学习社会常识各方面，不断提高自己。再其次应加强自己品质上的修养，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给他人做表率。果真如此做去，还说进步慢，没出息的话，是没有的事。
第71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四三年夏，边区政府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即为抗日战争和边区人民服务，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习仲勛结合绥德地区实际提出：文化教育事业要为全区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地区召开全区文教会议，根据边区确定的教育方针和绥德教育事业的现状，进一步提出按照教育与劳动结合、教育与社会结合、教育与政府结合、教育与家庭结合的办学方向进行改革。这一创新之举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说，教育上的问题不少，怎样解决，绥德现在提出了几个结合，是不错的，这是个方向问题。现在教育就要改革，怎样改革?现在主要是要和政治结合，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小学、民办小学、冬学、识字组、黑板报等多种形式来办学。我国古代孔夫子办学就是从小学到大学一起抓的。 为了解决全区群众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习仲勛极力提倡因地制宜，大办冬学。仅一九四三年，全区办起冬学九百零五所，参加学习的人数达七万零七百一十五人。其中三百二十二个乡办起冬学六百四十四所;五十个区，每区平均一所，使冬学成为普及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阵地。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一日《解放日报》以《绥德国民教育大革新》为题，全面报导和推广绥德教育工作的经验。五月初，习仲勛召集地区领导开会，专题研究教育工作，确定了当前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既重视长远，又注意当前。重视理论教育、学校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艺术的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接班人。重视群众的办学力量，开展民办公助。重视社会教育和成人教育，宣传时事政治，提倡消灭文盲和推行新文字运动。办好民办小学、冬学、业余学校、夜校和短期训练班。搞好读报组、读书会、黑板报、幻灯、连环画、漫画、秧歌队、说书、讲演会、快板等多种形式的教育。至当年秋，全区已有完全小学二百六十所，中小二十一所，普小一百五十所，共有学生一万一千四百余人。同时还办有民校二十二处。 冬初，习仲勛对子洲县周家圪崂办冬学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出了《开展冬学运动应掌握的方针》一文。十一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刊载了此文。习仲勛的文章指出：一、坚决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必须经过群众，把群众自觉自愿的积极性发动起来，才能把冬学办得好。二、冬学运动首先要和群众的冬季生产相结合。三、不能抄袭一套旧的教学方法，必须学用一致。四、冬学运动，要和冬季训练、闹秧歌、医药、卫生、组织妇纺、植树等取得有机联繫。五、在开展冬学运动中，注意团结农村参加冬学运动的部分积极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六、训练冬学教员应採取开会形式，研究典型，交换经验，不要採取一般灌注式。七、在开展冬学运动中，必须普遍地建立若干个重点，而不是平均地分散力量。这一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对全边区教育工作特别是开展冬学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习仲勛非常重视全区文学艺术事业和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注意发挥文艺为抗日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服务的作用。他热情地关心、支持和指导绥德文工团的组建和发展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称道。 绥德地区原有一个由文协主管的民众剧社，是一个以演秦腔地方剧目为主的文艺团体。出生于关中腹地的习仲勛非常喜欢秦腔，因而对民众剧社给予较多的关爱和支持。但是，他觉得秦腔形式过分单调、呆板，不能充分发挥宣传、教育、鼓舞群众的作用。恰好在一九四三年冬，延安鲁迅艺术文工团带着《兄妹开荒》、《血泪仇》等新编秧歌剧到绥德地区巡回演出，其优秀的剧目和新颖的演出形式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文工团每转换一地，立即会有许多群众翻山越岭、成群结队赶来观看。习仲勛从鲁艺文工团的演出中得到了启示，遂决定成立绥德地区文工团，并从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抽调十多位学生随鲁迅艺术文工团学习培训。鲁艺文工团四个多月巡回演出结束，习仲勛在欢送晚会上，同随文工团培训的学生一起座谈说：你们的学习任务完成得很好，学习了政治，还学会了演戏、写剧本、作曲。鲁艺的同志不但为我们送来了好戏，也为我们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我们要成立地区文工团，大家就是我们文工团的骨干力量。 一九四四年春，由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生兼任团长的绥德文工团成立。六十多名文工团员中既有农民群众喜爱的原“民众剧社”的秦腔名角，也有由鲁艺培训出来的艺术新秀。为了加强文工团的思想政治工作，习仲勛指示将吴堡县委宣传部长黎智调文工团任政治指导员。他还以地委名义从延安鲁艺请来了四位专业文艺工作者，帮助文工团排练节目，提高演出水平。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批准为文工团购置了道具、剧装等。 文工团成立伊始，习仲勛即参加了由地委宣传部主持召开的文工团领导和业务骨干会议。他开宗明义地指出：绥德文工团就是要为全地区六县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他进而说道，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的文化生活还是相对落后的，群众有逛庙会的习惯，而庙会又常常被旧戏曲和其他艺术形式所占领。文工团的活动要利用群众逛庙会的习惯，到庙会上开展宣传演出，用积极向上的新文艺、新剧目占领和改造庙会。我们现在的队伍，既有经验丰富的老艺人，也有很多青年学生，剧目有《空城计》等好的历史剧，又有《血泪仇》那样的现代剧和《二流子变英雄》、《李兰英翻身》等新秧歌，只要大家团结互助，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绥德文工团一定会在以文艺形式鼓舞人民坚持抗战、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中做出贡献。 习仲勛在繁忙的工作中，对文艺界人士、演职人员的政治进步和生活情况极为关心。时为文工团导演的干学伟回忆说：文工团刚下乡时忙着赶台口，三天换一个庙会，一天演三场戏，还要创作、排练新节目，又紧张，又劳累，我感到很不适应，心理负担也重。习仲勛见我又黑又瘦，便指示说延安用小米培育的干部不容易，怎么到了我们这里才几个月就变瘦呢?他患过肺结核，要增加营养，熬羊骨头汤喝。我知道此事之后非常感动。女演员杜锦玉也回忆说：当时文工团全部实行供给制。我们年轻人走路、练功时间多，一双鞋穿不了一星期就“狮子大张口”了，大家戏称是“礼拜鞋”。一次习仲勛同志看我们排练时，发现演员的鞋帮和鞋底分了家，就指示总务处说，文工团的演员们练功演出走路多，给他们要多发几双鞋。以后我们的鞋袜便成了特殊供应，从而保证了下乡演出的顺利进行。 在以后的岁月中，绥德文工团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坚持为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足迹踏遍了绥德的村村寨寨，创作演出了许多优秀节目，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热爱。随着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绥德文工团改编为西北第二文工团，嗣后名称几经变化，在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不同历史时期，为革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72页 绥德因为处于延安与其他敌后根据地人员往来的必经之地，党的重要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刘少奇、彭德怀、陈毅、滕代远等往返前方和延安时都在绥德短住，还有数以千计的干部包括党的七大代表赴延安开会、学习来回经过这里，习仲勛均给予周到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了他们安全顺利通行。任弼时曾表扬说：凡路过绥德的同志都说，习仲勛同志是一位好的地委书记。 第12章 在抗战胜利前夕 ●革命伴侣“两地书”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一个普通的周末，春风送爽，和煦的阳光给陕北大地披上了层层金辉。这一天，从绥德地委驻地的九贞观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古老的院落洋溢着青春和欢乐的气氛。 习仲勛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特意换上一套整洁的服装，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在人生经历中喜庆的日子，他与在绥德师范担任校党总支委员的调干生齐心的婚礼，今天在这里举行。 齐心，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齐厚之，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先在北平当中学语文教员，又在孙岳将军部任军法处长，后历任河北省大成县、阜平县县长，山西省政府科长，黎城、长治县县长及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部参议。他为人极富正义感，北平和平解放时追随傅作义将军起义，任西北高等法院研究室研究员。随后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齐心的母亲邓耀珍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女性。抗战初期，当三个孩子参加革命后，于一九四〇年从北平沦陷区来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被传誉为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齐心从小受父母爱国思想和优良品德的薰陶，然而，对她人生选择影响更大并称得上革命引路人的是她的姐姐齐云。齐云早在抗战前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上高中时，就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师大附中中共地下组织的党员发展对象，并担任学生会主席。她生性活泼，口里总是咏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等抗日救亡歌曲。这些激荡着爱国热情的旋律，在齐心稚嫩的心灵中时常泛起革命的浪花和对未来的遐想。 在七七事变前，齐心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当她看到榜上自己被录取的名字而正在高兴时，便听到卢沟桥事变的隆隆炮声。此后她耳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英勇杀敌的事迹，并目睹了北平市民在南长街口堆满沙袋，准备巷战的情景。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沦陷。日寇的铁蹄践踏了北平城。齐心亲眼看到日寇的坦克在街头开过，骄狂的日寇士兵胸绕花环，骑着洋马，流露出侵略者的狰狞。齐心看在眼中，恨在心头，暗暗发誓：立志抗日救国，坚决不当亡国奴。八月，齐心随姐姐齐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编入第十二批平津流亡学生疏散队伍撤离北平，经天津、烟臺、青岛、济南，到了太原平民中学读书。后被赋闲在晋东南的父亲接回阳城县家中。在阳城居住时，八路军已在该县建立了抗日政权，她和姐姐与抗日政权的同志经常联繫。在此期间，齐心阅读了《毛泽东印象记》、《二万五千里长征》等革命书籍，参加革命队伍的愿望更加迫切。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十五岁的齐心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工作的姐姐齐云的带领下，到山西屯留县岗上村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女生队学习，成为一位八路军女战士。同年七月，参加了反击日寇“大扫荡”战斗，虽然她还不到入党的年龄，但因为在反“扫荡”中担任队部通信员，表现勇敢，经上级党委特别批准，‘于八月十四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候补党员。当年冬，她从抗大五期毕业，分配到长治县干校妇干队任指导员、队长，日寇“扫荡”时编入县政府战地工作团，经历了西火镇、荫城突围的考验，翌年春调回抗大。先后在抗大一分校留守处、抗大总校总务处、卫生处任文书，在参加一九四〇年秋季的反“扫荡”中提前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一九四〇年冬，抗大总校决定齐心等四位女同志赴延安学习，被编入以八路军前方总部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为政委、一二九师旅长尹先炳为司令员的赴延安队伍。这支队伍主要是派赴延安军政学院学习的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及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日军战俘，其余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及北方局抽调的干部。他们在作战部队的掩护下，历经四十余日艰苦行军，通过同蒲路、汾河和白普公路封锁线，经过游击区和日寇正在“扫荡”的晋绥抗日根据地，进入陕甘宁地区，到达延安。 一九四一年二月，齐心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同年秋，作为中央党校陇东征粮工作总团团员，分配到陇东曲子县征粮，后参加合水县征粮扫尾工作。一九四二年返回延安，进入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先后任班学生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一九四三年四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延大中学部抽调一批骨干力量派赴绥德师范、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做学生工作。齐心是选调生之一，并担任选调学生党支部书记和主要带队人。齐心到绥德师范后，被分配在秋三四级学习并担任该班党支部书记，后调整到三二级毕业班任党总支委员。 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延安。正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才使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并作为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习仲勛和在太行山抗日烽火中参军入党的革命青年齐心有缘相识、相爱，继而心心相印，结为革命伴侣。 富有情趣的是，齐心最初知道习仲勛，还是由墙上标语“牵线搭桥”的。 齐心到达绥德的时间比习仲勛晚一个多月。她刚到绥德去地委转党组织关系时，便看见九贞观墙上“欢迎习仲勛同志来绥德地委主持工作”的标语还未褪色，从这时起习仲勛的名字便留在了她的记忆里。当时陕甘宁边区正在开展防奸运动。不久，绥德师范接连发生了“贴黑头帖子”(即匿名恐吓信)和“打石头”(教员杨典被石头打伤)案件。这两件事引起了地委的重视，遂决定以绥师为重点，开展防奸整风审干运动，并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到绥师蹲点，调原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到绥师任党总支书记。习仲勛也来校亲自作动员报告，宣讲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一次在习仲勛作报告时，恰好齐心担任会议记录。因为座位离得很近，习仲勛看到齐心记录认真，字也写得好。此时，齐心年方十九岁，举止文雅，给习仲勛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正是在这次报告会上，齐心第一次见到了地委书记习仲勛。一个星期天，习仲勛在绥师党总支委员、级任老师杨滨处交谈完工作后，从山坡上走下来时，与齐心迎面相遇。齐心向习仲勛行了一个军礼。习仲勛微笑地点头而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匆匆的相遇，却成了他们感情萌动的开始。
第73页 由于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在延安将正常的整风审干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致使绥德师范运动偏离了正确方向，在学生中一时出现了“假坦白”现象，形成草木皆兵和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在数百名十几岁的学生中也搞起了“抢救运动”，不让学生回家，学生家长很有意见，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对此，习仲勛极为重视，亲自过问案件的审理，找学生党员代表谈话了解情况，深入调查研究。有时绥师开大会，习仲勛也亲临指导。齐心作为学生代表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出席会议。在接触中，习仲勛对这位积极向上、工作干练的青年有了较多了解。齐心也从校领导和杨滨老师的谈话中，逐渐知道了习仲勛的革命经历，了解到他是一位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威望，深受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领导器重的年轻领导干部。一次，习仲勛在自己办公的窑洞里约绥师几位学生党员代表谈话。当齐心汇报了绥师的混乱局面时，习仲勛提醒说，你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照这样下去，连自己也会被怀疑。你们要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协助党组织扭转混乱局面。齐心仔细听着习仲勛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谈话，困惑苦闷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她眼望窑洞墙上挂的毛主席为之题写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对习仲勛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习仲勛亲自领导绥师防奸运动，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检验，他毅然宣布“所有加在师生头上的不实之词一律撤销，予以平反”。一九四四年初，西北局从延安调来一位名叫布鲁的同志担任绥德分区保安处副处长，他是习仲勛在关中分区任书记时就熟悉的老同志，被称为“红色福尔摩斯”。习仲勛决定派布鲁调查核实发生在绥师的“黑头帖子”和“打石头”问题。布鲁经过一个月调查了解，很快弄清两起事件都是学校教师杨典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自己搞的假案，从而澄清了事实，消除了不良影响，使绥德师范教学秩序转入正常。 齐心曾回忆说，绥德分区是一九四〇年才解放的新区，因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的统治，留下了不少反共遗毒。抗战初期，绥德师范又受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干扰，学生中对国共两党认识不清，反动宣传造成的影响也未完全消除，经过整风审干运动才彻底肃清了反动流毒，排除了右的和“左”的干扰，贯彻了边区政府的教育方针，学生树立了良好的学习风气，使绥师成为陕甘宁边区培养干部的学校。有过这段经历的绥师同学，都会自然地回忆起整风前后绥师发生的根本变化，以及习仲勛和绥德地委採取有力措施纠正编差，领导运动健康发展的历史。 齐心也正是在一场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运动实践中，一步步地走近了习仲勛。 为了安定民心，习仲勛和地委决定让绥师党组织把分散在各县的学生家长请到学校来，同自己的孩子一起住几天，让他们亲眼看到学生们正常地生活和学习，从而相信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习仲勛认真总结了绥师运动的经验，并积极稳妥地指导了全区的整风审干工作。当时，地委只办了一个干部整风学习班，习仲勛在干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时，提出大家要正确对待审查，不要说假话，否则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在讨论一位受家族问题株连而被怀疑的干部时，他说，她的家里人出了汉奸，她革命有什么不好呢? 习仲勛数十年前说过的许多话，齐心谈起来时还感到犹如警钟在耳，时常回响。她回忆说：习仲勛常讲，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习仲勛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下，保护了大批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整风班，复查平反了“假坦白”的人，只短期挂了一位干部，不久也被党中央平反。我亲身参加过地委召开的扩大积极分子会议，听了习仲勛给西北局发电报要求制止逼供信错误等正确建议的传达，更令我对他崇敬不已。 这时，习仲勛和齐心在工作中，互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齐心回忆这一经历时说，我和仲勛的恋爱，主要是通过书信表达的。早在绥师开展防奸运动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写的信。他开始谈的都是工作，后来的信中谈到他是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年轻的一个，来信还谈到今后他可能去延安学习等等。一开始我觉得很神秘，也很有吸引力，因为从未有人这样信任和关注我。我感到很荣幸，但也隐隐约约感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已超出一般同志关系。于是我就回了一封信，问他说：“你为什么老给我写信?”没想到他竟覆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解决好。”此时，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知道这是让我考虑我们的婚姻问题了……他这种真情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习仲勛为了进一步了解齐心，还特地要齐心写了一份自传给他。齐心说自己正如姐姐齐云送她到抗大介绍时所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所以自传写得十分简单。这时，得知此事的抗大总校副校长兼教育长何长工也写信给习仲勛介绍了齐心本人及家庭情况，信中特别提到：“她是到延安才长大的，我认识她的姐姐，见过她的父亲……” 这年冬天，在绥师蹲点的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和校党总支书记宋养初作为介绍人，积极撮合他们的婚姻大事。习仲勛选择终身伴侣竟像选配干部、处理工作一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特别看重齐心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场上受过锻鍊这一经历。当他看到齐心自传中写有自己为了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两次从家中偷偷跑出，又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不由得笑了，说，我年轻时也和你一样。 经过近一年的接触和了解，习仲勛和齐心虽然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但两颗爱慕的心在一步一步地靠近，感情在一步一步地加深，后经西北局批准，终于结成伴侣。 这天上午，在绥德的党政军的大多数领导同志都莅临习仲勛、齐心婚礼，向他们表示祝贺。抗大总校副校长何长工、政治委员李井泉、绥德警备司令兼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员袁任远、地委副书记白治民等热情为两位新人祝福!在大家的祝贺和谈笑声中，几位领导和习仲勛、齐心同桌用餐，便算完成了一个朴素而又庄重的婚礼。 婚后，习仲勛平静地对妻子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们不能陷在小圈子里。”革命夫妻的心是相通的，齐心对丈夫的这一番衷言深有同感。 是年夏，齐心从绥师毕业，即去了农村做基层工作，由此开始了他们很长时间离多聚少的家庭生活。不多的鸿雁传书连接他们的感情。齐心先是在绥德地委和县委确定的重点乡——沙滩坪区第一乡当乡政府文书，后来又在义合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延安北关区委副书记。她经常以一个乡或村为单位进行重点调研，总结经验给报社投稿，成为《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
第74页 习仲勛经常写信鼓励齐心安心基层，联繫群众，做好工作。他在信中叮嘱，农村是一个大学校，那里有学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他还以自己过去开闢陕甘苏区时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妻子重视实践和基层经验，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信中嘱咐要尊重乡村领导，并举例说在苏维埃时期，边区政府给群众东西，向群众要东西，都要经过乡村政权同意和执行。 齐心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婚后，我除了在延安中央党校六部短时间学习外，就在农村做基层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后，才被调到西北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回想起来，一生中有两段经历使我受益匪浅。一是在前方抗日根据地两年，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抗大熔炉艰苦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二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做基层工作八年，在劳动人民的哺育下，和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特别是在轰轰烈烈的土改等群众工作实践中经受风雨，锻鍊成长，使我终身难忘。那时，虽说我们经常相距几百里之遥，但我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一位战友看了仲勛给我的信后笑着说：“这哪里是普通的家信呢?完全是革命的两地书啊!” 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南方休息的习仲勛给北京家中的齐心打长途电话，问道：“我们结婚多少年啦?”齐心回答说：“五十五年了!”习仲勛又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齐心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呀!”习仲勛一听急了，说：“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事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电话两端的老人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出席七大前后 进入一九四五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我党已拥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接近一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于五月八日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乘胜向日本本土进逼。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处于胜利的前夜，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也指日可待。 在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习仲勛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 为了召开七大，党中央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这次大会距党的六大已过去十七年之久，是历史跨度最长的一次大会。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过要召开七大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召开七大的决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二十五人准备委员会。一九三八年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要“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准备”召开七大的决议，各根据地即选举了出席大会的代表。此后即有代表从各地启程赴延安准备参加七大。陕甘宁边区七大代表和候补代表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在安塞县徐家沟召开的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习仲勛当选七大代表时，还在关中分委担任书记。 在七大召开之前，习仲勛和绥德副专员杨和亭带全地区劳动英雄和模范代表，即从绥德到了延安，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会议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次年一月十四日共开了二十四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重要报告。朱德讲话说，几年来，我们靠着“血和汗”坚持抗战，建设边区，获得了举世称赞。我们要提倡节约，建立长远的革命家业，积蓄力量，完成抗战大业。 会议期间，习仲勛得到通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要同出席会议的地委书记和专员们谈话。 冬日延安气温较低，山风顺着川道呼啸而过，顿使人感到阵阵彻骨的寒意。但是坐落于城西北十多里的枣园，在阳光照耀下，却是春意盎然。毛泽东的住所在园内东北面山坡上的一排五孔窑洞内。山坡下有一条被群众称为“幸福渠”的小溪缓缓流过，这里有着一种陕北地方特有的古朴和幽静。一天早饭后，习仲勛和杨和亭顺着去三边方向的道路快步来到了枣园。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门前同大家一一握手，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谈话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开始。毛泽东没有让大家一一作汇报，而是以提出问题，请同志们共同思考和回答的特有方式开始了座谈。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来自地方工作的同志，你们的工作哪些群众贊成?哪些不贊成? 习仲勛听了毛泽东的问话，觉得已准备好的汇报内容用不上了，便根据自己在整风、大生产运动中的切身体会作了回答。其他同志也你一条我一条说了起来，既讲了真话，又显得轻松活泼不落俗套。毛泽东仔细听了大家发言后概括说：群众表示贊成的，恐怕有那么十多条，比如干部经过整风，作风民主了;搞了大生产运动，减轻了群众负担，没有要饭的了;禁止抽大烟，禁止赌博，改造二流子，社会风气好了;婚姻自主，废除了买卖婚姻;消灭了土匪，群众能安居乐业等。不满意的是，个别干部深入群众差，工作方法简单片面;有些问题群众还未接受，宣传搞得不那么好;有的地方还有懒汉，要求改造二流子。毛泽东讲到这里话锋一转，又启发道：群众不满意，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到家，如果按政策办，给群众交代清楚，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习仲勛深为党的领袖在运筹帷幄之中对农村实际有如此全面准确的了解和精闢的见解而感动。特别是毛泽东对地方同志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没有简单地责备和批评，而是在和风细雨的循循引导中总结得失教训，教给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习仲勛面对面地接受了一次现实而生动的群众路线和政策观念的教育。 习仲勛和杨和亭等根据工作实际，谈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大生产运动和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时，毛泽东插话说：第一条是带头作用，第二条是骨干作用，第三条是桥樑作用。毛泽东还就“三三制”政权建设和搞好统一战线工作问题，提醒大家说：在我们党的周围，党外人士总是多数，党员人数总是少数。因此，很多工作要靠党外人士去做，不能光靠党员包办。搞“清一色”倒容易，但“清一色”不容易成功啊!毛泽东重点讲了生产建设，他说：我们搞经济建设，我们的想法和做法，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这就是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大家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要坚持战斗，对付荒年。一切部队和机关都要参加生产。
第75页 讲者风趣幽默，侃侃而谈。听者聚精会神，饶有兴趣。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毛泽东热情招呼大家，今天就不走了，一起在这里用餐。习仲勛及参加座谈的同志和毛泽东共同吃了一顿红烧肉加大米饭。下午又接着座谈了教育、文化、扫盲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一直到了掌灯时分，他们才离开枣园。 枣园一天，在习仲勛的脑海中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感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能用一整天的时间和大家座谈讨论，并以他渊博的理论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特的语言方式，指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向，启迪深刻，受益匪浅。 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开过不久，中共七大召开的日子临近了。习仲勛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正式代表到延安出席会议。 陕甘宁边区因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所以代表团在出席七大的八个代表团中，人数最多，共一百四十三人，下分好几个小组。代表团团长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担任，副团长是林伯渠、贺龙。习仲勛和其他代表安排在西北局院内住宿。西北局在城南的杜甫川口，离大会会址杨家岭较远，西北局机关的同志便在一辆卡车上装了一个篷子，在上面摆放几条木板凳，代表们参加大会时就乘这辆改装的“吉普”车往返。 四月二十三日，明媚的春光照耀下的延安城周围山山岭岭泛起了翠绿，清澈见底的延河水欢快地哗哗流过，这里充溢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即将在这里隆重举行。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七大召开的前一天，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柏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胜利，对于正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随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早早到了杨家岭。进入眼帘的是：为召开七大专门修建的中央大礼堂格外庄严肃穆，会场内主席台正中竖立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史达林的画像分别悬挂两侧;主席台上方红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会场后面的墙壁上挂着毛泽东“同心同德”的题词。周围的墙壁上还设置了不少象徵胜利的v形木盒，盒内插着小红旗，于庄重、简朴中显现出大会团结胜利的政治基调。眼前的情景使习仲勛思绪翻飞，浮想联翩。十七年前，当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之时，自己因为组织参加学潮而被国民党陕西当局关押狱中，也就是在此间经受了组织考验，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革命形势因大革命失败而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经过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十多年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已由那时十三万党员发展为一百二十多万党员，成为领导有近一亿人口的十九块革命根据地、肩负着民族希望的政党;自己也由一个刚入党不久的党员成长为党代表大会代表。由此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必将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 下午，习仲勛和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聚集在中央大礼堂内，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大会开幕。习仲勛的注意力被毛泽东洪亮有力、言简意赅的开幕词所吸引。毛泽东讲道：“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他把这重大的命题提到大会代表面前，又坚定不移地作了回答。他说：“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随后大会还听取了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还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同志作了大会发言。 习仲勛积极参加了在西北局住地进行的小组讨论。他对几个主要报告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多次发言，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他认为，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一般纲领、具体纲领和政策，还提出了工业问题、农民问题等，从而在重大转折时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航程。 六月九日、十日两天，大会选出了四十四名正式中央委员和三十三名候补中央委员。习仲勛当选为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一日，历时五十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十九日下午，习仲勛出席在杨家岭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了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五名中央书记处书记。 七大刚刚落幕，习仲勛又参加了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在朱德、任弼时、陈云的指导下召开的，从六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日共开了三十八天。七月十一日，习仲勛在座谈会上发言。他的发言在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斗争历史后，更侧重于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党组织活动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指导当前和今后的革命斗争。 习仲勛在发言中首先讲道：历史最贵真实，知道的不完全不要紧，不知道也不要紧，最有害的是曲解和捏造历史。党史是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历史，如果丢开党和人民来谈历史，那就失掉了历史的真实。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果只强调个人的作用，夸耀个人的功绩，这是不合乎真理，或是不完全合乎真理的。 他接着回顾历史说：“在大革命时期，陕西的党和革命运动，都有很大发展。后期，由于没有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做充分的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使得党和革命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在陕西党的另一方面，又有以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为代表，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到兵营去，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历史证明这一路线是正确的。而坐在洋楼上，只指挥学生斗争，空喊斗争，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最后都斗到监狱里去了。孤立自己，减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力量。”“大革命之后，革命的星星之火，又逐渐燃遍了整个的陕甘。在一九二八年四月燃起了渭华暴动，同年收麦时又燃起了旬邑暴动。前者以兵暴为主配合农暴，由于当时政治上的盲动，军事上的保守，又不懂得游击战争，而致失败。后者以农暴为主，群众起来烧了衙门，杀了县长，建立苏维埃政权。由于当时在政治上没有及时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收缴地主武装，武装农民打游击，深入农民斗争，坚持党的领导，反而把没收下的粮食交地主给农民分配，以致当时暴动的领导者许才升同志就被地主以请客名义暗杀了，这次暴动也失败了。虽然这两次暴动都失败了，但对推动陕甘革命运动，是起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启示作用。就是说告诉了西北群众，可以拿起武器反对统治阶级，推翻统治者的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广州暴动在全国的意义是一样的。但革命的火焰，并没有被统治阶级所扑灭，而是熊熊燃烧起来，如一九二九年在渭北成立了灾民自救军(实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一九三一年成立了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前身，一九三二年春的两当兵变，渭北苏区的创建，—九三三年陕甘边新苏区的建立(照金根据地)，一九三三年秋…后到一九三五年发展到南梁堡，并有计划地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其后南北打通，建立陕甘宁整块的边区。”
第76页 他接着详细介绍了两当兵变、渭北苏区的创造和红四团的成立、照金苏区的建立与恢复红二十六军、陕甘边苏区的发展与“左”倾路线的肃反情况。他在发言最后深有感悟地说道：从以上这一连串的历史看来，我有这样一些感想，第一，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桿子万能并不全是错误的，只要枪桿子拿在农民手里，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万能”的，我们边区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第二，“梢山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即使在抗战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平原主义”，还不是在太行山、五台山、大青山建立根据地?第三，真正的领袖是在不脱离群众斗争的同志中产生的，决不会在没有经过斗争锻鍊的人身上体现出正确路线。第四，理论与实际结合是革命事业成就的主要因素，盲目与靠书本知识都不能成事。红二十六军的一套，是适合革命需要的，是把实际经验提到理论原则上的。自然，真正的领导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去领导，不仅仅是组织上的领导。第五，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党内思想问题。“左”倾机会主义是错误的路线，是由不自觉到自觉，由错误到正确，而正确路线也是由不完备走上完全，形成一整套。第六，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当然这种统一战线还是小范围的，还不像中央来以后那样广泛。 当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还在进行之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一纸命令，将习仲勛召到了陕甘宁边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事磨擦的爷台山前线。 ●首战爷台山 爷台山，位于陕甘宁边区淳耀县(今陕西淳化县)东部，乔山山脉的南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连绵起伏的青山，层层叠叠的谷岭，茂密的森林和升腾而起的云雾，将爷台山主峰围在其中。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八路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习仲勛参与组织指挥了此次战斗。 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法西斯阵线已全面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后反攻阶段，日本侵略军已到覆灭境地。国民党军队为了独吞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制造磨擦，调兵遣将，企图夺取关中地区，钳制边区八路军开赴前线向日军反攻，进而发动全面内战。 国民党军制造藉口的起因，一是由于同陕甘宁边区南部防线对峙的国民党军陕西省彬洛区保安二团团长刘文华及一部分士兵不满当局反动政策和法西斯统治而发生譁变，向边区警一旅投诚;二是发生了淳化县方里镇碉堡内国民党地方武装一个排士兵起义，即所谓“淳化事件”。胡宗南集团诬称这一切是由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策动所致。并藉此从七月十五日起，将河南黄河防线和驻西安等地国民党军西调，在淳化、耀县、同官(今铜川)、旬邑等地集中了九个师的兵力。七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军暂编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突然向关中地区淳耀县境内的爷台山等地陕甘宁边区部队防地发起攻击。关中分区警一旅及新四旅一部英勇自卫。二十三日，国民党军预备第三师投入进攻。边区部队坚守七天，终因寡不敌众，于七月二十七日奉命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的四十一个村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边区宽一百里、纵深二十多里的地方，企图继续北犯。 针对国民党军的公然进犯，中共中央书记处于七月二十三日开会，讨论如何打退胡宗南对爷台山的进攻。毛泽东说：胡宗南他们已经战役展开，问题是大打还是小打，要准备他们打到延安。毛泽东要求西北局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全力组织好这次战斗。同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警告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利团结抗日。二十五日，毛泽东写的关于爷台山战事扩大的新闻稿由新华社发表。新闻稿说，爷台山战事扩大，蒋军正面攻击部队，除暂五十九师外又增加了一个师，并配有许多新式武器。“爷台山为一重要据点，蒋军志在必得，然后深入关中分区，据为向北进攻之有利阵地。但我军士气高涨，决不让任何反动派轻易窜人，屠杀边区人民。关中全区民众已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守军作战，送茶水，抬伤员，热烈异常，对于战胜这些反动派，具有充分的信心。”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再次指出：胡宗南军此次进攻分为四路，共侵占八路军防地四十四个村。东面第一路侵入陕甘宁边区三十四里，中间第二路侵入边区二十四里，中间第三路侵入边区十二里，西面第四路侵入边区十里，东西两端顽军相距四十五里。如彼方全部撤退，我方保证不超出边区原有防地一步。如爷台山不撤，难免一战，我方已调集相当兵力待命。此间，贺龙、徐向前、萧劲光、关向应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淳化事件真相。《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新华社播发大量消息，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赢得了全国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政治上争取了主动。 七月下旬，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并特别选调长期在关中分区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熟悉地方情况的习仲勛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王世泰、王近山、黄新廷，副政委谭政，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临时指挥部设在关中地委、专署驻地马栏。新编第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三五八旅共八个团为参战部队。 习仲勛接到命令后，即星夜兼程赶赴马栏临时指挥部，参与组织指挥作战。在此前后，作战部队已到达淳化凤凰山、耀县照金、旬邑的马栏一带集结待命。 张宗逊、习仲勛等临时指挥部首长实地勘察地形和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决心趁顽军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全歼爷台山守敌，以彻底挫败国民党军侵犯边区的阴谋。张、习决定：新四旅五个营配山炮一门为主攻部队，警备第一旅第三团配合，消灭爷台山、老庄、宋家洼之敌，尔后扩大战果，收复全部被侵占的村庄;三五八旅为第二梯队，集结于凤凰山、照金地区机动，必要时可以越境作战，但不宜突击太远，得手后迅速撤回，准备打击反攻之敌;教导第一、第二旅集结在岭湾、上畛子地区，为战役预备队，并严密监视东、西两面之敌，保障我军后方安全。 反击战役决心定下后，临时指挥部即召开作战部队营以上干部动员会。习仲勛在政治动员中指出：这些年来，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经常以“打野外”、“抓逃兵”为藉口，肆意制造磨擦，姦淫妇女，无所不为。为团结抗日，我们一忍再忍。但是，反动派狼子野心不死，这次又调遣了九个师，侵占了我爷台山阵地及周围四十一个村庄。其用心在于夺取我关中分区，钳制陕甘宁边区部队对日寇的全面进攻，进而挑起新的内战。如果我们不及时予以坚决有力的回击，不仅关中分区的民愤不能平息，而且国民党必然会得寸进尺，内战危机就要加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为了取得此役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胜利，必须严格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做到一不放跑一个敌人，二不越过防线一步。张宗逊司令员主要强调了参战部队作战意图和战役战术方面要注意的问题，要求各部队之间密切协同，隐蔽接敌，速战速决。
第77页 习仲勛在关中分区工作了六年之久，深谙当地的地理人情，又和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作为战役政治指挥员，他深知离开了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要取得作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与关中地委的同志共同商定了拥军支前的方案，并以地委名义向各县委发出《关于保卫关中制止内战的紧急指示》。指示要求：一、立即在干部群众中进行深入动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关中地区、发动内战的阴谋。二、立即整理自卫军，组织游击小组，动员民兵参战。三、立即封锁边境要道，清查户口、山林，捕捉敌探奸细。四、立即清查仓库，注意仓库安全及供给需要。五、立即转变工作作风，抓紧战争动员。六、立即加强机关警戒，防止敌人袭击。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指导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关中分区人民迅速动员起来，响亮提出“部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需要多少就送多少”的支前口号，民兵踊跃参军参战，群众积极支援前线。仅赤水县就动员支前队员一千四百多人，出动担架四百多副，筹措军粮万余斤，送军鞋一万多双。 八月七日，部队向预定作战区域开进。习仲勛、张宗逊等随临时指挥部进至距爷台山仅二十里的凤凰山下兔鹿村靠前指挥。 海拔一千三百多米高的爷台山已显现在张、习首长和作战部队的视野之中。胡宗南暂编五十九师占据爷台山后，大肆抓民夫，抢修了大小十多座碉堡和众多掩体、堑壕等工事，尤以主峰的碉堡最大，工事最多。国民党军还在耀县、淳化、彬县、中部、石堡、兴平、西安等地集结重兵，作为战役预备队，企图再次扩大进攻。 八月八日黄昏后，气候异常闷热，临时指挥部内张、习首长神情严肃，豆粒大的汗珠不时从额头沁出，这里出现了战前特有的宁静。 突然，狂风大作，暴雨骤降。张、习命令作战部队迅速向敌前沿运动，进入冲击出发阵地。午夜二十三时，临时指挥部发出总攻击开始命令，几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各部队全线出击，向爷台山守敌展开猛烈进攻。爷台山守敌依託工事，凭险据守，负隅顽抗。战斗至九日四时，只新四旅七七一团攻占孟户原、熊家山两阵地，歼敌一部。其他部队发起攻击尚未奏效。为了迅速解决战斗，张宗逊、习仲勛即令三五八旅投入战斗。该旅接受任务后，即令第八团投入战斗，并集中全旅山炮三门，两个团的迫击炮八门，集中火力压制敌人。九日上午十时，第八团二营六连在炮兵火力支援下，迅速冲进敌碉堡的外壕，其他连队及新四旅十六团一营紧紧跟进，与敌展开手榴弹战和拼刺刀，经反覆冲杀，至下午两点全歼爷台山守敌。第八团三营和警三团同时攻克老庄子、宋家洼等五个碉堡群。其他部队也乘胜扩大战果并收复其他被占村庄，残敌逃出边区以外。十日，战斗结束，收复爷台山周围全部失地，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五个连及一个营部，毙伤敌一百余名，俘敌营长以下三十六名，缴获轻重机枪十九挺及大批弹药。 战斗结束后，张宗逊、习仲勛即命作战部队仍严守阵地，以防国民党军队新的进犯。八月十二日，美军调查组为了寻找口实，替国民党军开脱罪责，便以“中间人”身份到爷台山进行所谓“现地调查”，习仲勛命警一旅三团团长刘懋功、新四旅十六团团长程悦长带调查组到阵地实地察看，阵地上残留的国民党军印有美制英文字母的弹壳和弹药箱，以及我作战部队缴获的美式武器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使得美军调查组窘态毕露，无趣而归。 爷台山反击战是一曲军民团结的胜利凯歌。一九九九年六月，已从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职位上离休的刘懋功战地重游，与当年一位受习仲勛委派为其传送书信的交通员赵春喜不期而遇，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开始了一段对昔日战斗情景的深情回顾。赵春喜说：“那是张宗逊当司令员、习仲勛当政委的时候。习仲勛叫我给警三团送信，当时是雨季，我怀里揣着习仲勛政委的信，为了绕过敌人的地盘，蹚过了数十道水，总算是把信送到了三团。”刘懋功问：“信送给谁?”赵说：“刘团长，刘懋功。”刘又问：“你看我是谁?”老人端详了许久，一时认不出来。当他得知眼前站的就是刘懋功时，便急切地问道：“刘团长，你还记得那年的事吗?你住在西沟，我在那里找到你!”“是习仲勛政委亲笔写给我的命令，叫我们团一定要顶住十里原、通润和铁王一线的敌人，为打爷台山作准备。”刘懋功还回忆说：那时仲勛同志就常告诫我们，这里的群众不仅哺育了我们，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支援了我们。我们的每一个胜利包含着他们的功劳。这也是我们指战员的共同心声。 八月十四日，临时指挥部命令部队打扫战场，习仲勛参加了烈士追悼会和军民联欢会后，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即奉命撤销。 翌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习仲勛和所有抗日军民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当爷台山的硝烟刚刚散去之时，习仲勛受中共中央之命，回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两个月后，他又履任新职。 第13章 人民的重託 ●出任西北局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在时局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及时分析了形势併科学地预测了时局发展方向，提出了关于争取和平和准备革命战争的方针，确定了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策略，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战略上“向南防御，向北发展”。陕甘宁解放区即成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重要后方。边区军民承担着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战争的历史重任。同时，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包括西北局书记高岗在内的边区党政军机关及各分区万余名干部调赴全国其他解放区，其中一半人被派往东北建立根据地。在这一重要时刻，习仲勛受命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任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 由于全国各根据地急需干部，当时，中央对习仲勛的工作曾有过两种考虑：一是考虑让他同高岗一起去东北工作，以建立和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二是随陈毅一起到华东根据地工作。但是，党中央最后还是决定把西北局领导工作的重任交给了他。习仲勛回忆当时情形时说：一九四五年冬，党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从陕北调出一批干部。我被调到西北局机关工作。我对毛主席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以胜任。毛主席热情地鼓励说：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鞭策着我努力做好工作。 习仲勛从地委书记岗位直接调到中央局主持工作，反映了党中央、毛泽东对他在地方工作的肯定和信任，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大的转变和考验。习仲勛还是尽快缩短从担负局部领导到指导全局工作之间的距离，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十二月，到任不久的习仲勛即在西北局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就一九四六年陕甘宁边区任务和工作方针提出意见。
第78页 习仲勛说：关于一九四六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方针是什么?我们陕甘宁边区明年做什么呢?首先我们估计明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国内就是一个民主势力和反民主势力斗争的形势。国民党要搞内战，它不给我们民主，不给老百姓民主，不给全国人民和平，而在那打共产党、八路军，我们就要反对这个内战，进行自卫战争。全国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如果这个斗争在明年春季一、二、三月之内，时局没有新的变化，自卫战争是很紧张的。国民党现在动员了五十四个军，光津浦路就有十八个军，要进行内战，当然最近以来和平因素增加了一些，但是会不会因为有了目前的和平因素改变这个局面?我认为这是很困难的。 习仲勛联繫国际形势进一步分析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玩弄“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要求解放区军民必须保持警惕，准备自卫战争，在战争中争取和平。他指出：我们陕甘宁边区，还是全国的指导中心。这一点日本投降后，有些同志说，陕甘宁边区的指导作用减轻了。我们说没有减轻，因为党中央还在这里，中央的政策要从这里发出去，战争的指令要从延安发出去，所以我们这里在对推动全国民主运动特别对推动西北民主运动仍是一个重要阵地。在大范围讲，它是一个首席边区，人口虽然没有别的地方多，但这块地方的重要性很大，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战几个时期，现在又处于战争的威胁下，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精神上的准备。陕甘宁边区目前总的方针是，一切从长远打算，进一步巩固边区、建设边区和保卫边区。 习仲勛接着逐条讲解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六年的十条方针，即：粉碎一切新的进攻;开展高树勛运动;练兵提高我们的战斗力;继续发展生产;财政问题;要救济受难的群众;开展拥军爱民、拥军优属活动;爱护干部;减租;作持久打算。【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根据中央的精神和西北地区的实际，习仲勛提出了一九四六年陕甘宁边区的五大任务。第一，继续发展生产，整顿财政。他特别提出仍要坚持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中心，尽量发展农业，现在要把开荒放在第一位变为改良农业耕作法、推广选择品种、积肥施肥、消除病害、深耕细作等生产经验。工业除了公营的纸厂、兵工厂、毛织厂外，可以发展家庭纺织工业为主，实行自种、自纺、自织、自用的方针。同时要整顿合作社，防灾济荒，精简机关人数，健全经济制度。第二，加紧练兵。明年要至少完成半年时间练兵任务，以加强部队的干部教育，彻底纠正部队涣散、疲沓现象和严重违法现象。练兵中老兵要继续提高技术、战术水平;新兵训练要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第三，开展文教工作。各分区要办好中学，各县要办好完全小学。加强对报纸工作的领导。同时注意团结文艺工作者，改善他们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加强医药卫生工作，关心人民群众疾苦。第四，发展民主政权建设。他强调了两点，一是认真总结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以采政权建设方面的经验，倾听老百姓中间的各种意见;二是要诚恳同党外人士合作，团结一致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第五，整顿党务，转变作风。习仲勛对作风问题讲得时间较长，态度也较为严肃。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边区政策也有，方针也定了不少，为什么有时不能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作风还不那么对头，还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他还列举一些同志有骄傲自满情绪，比地位比待遇，脱离群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后说：我们在下面做工作，如果老百姓不自觉，不愿意，你硬要他那样搞，你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有了主观武断，命令主义形式主义也就都来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好地注意，无论什么问题，自己想通了，不要以为老百姓也想通了。在农村里，就有这样一个特点，老百姓他亲身体验过了，才能心甘情愿地去执行。否则，不会高兴参加这些运动的。我们应当注意这个特点，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在此前后，陕甘宁边区军民遵照党中央“和平、 民主、团结”的方针和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部署，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以选举、减租、生产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习仲勛主持西北局工作之时，中央安排的第一个全国范围内(包括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自下而上的普选工作开始进行。《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要求陕甘宁边区的普选，“在全国人民面前做出好的榜样”，“普选不仅是边区人民的一件大事，而且对于全国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也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习仲勛对此次普选作了周密部署和精心指导，在试点试选、广泛宣传动员的基础上，分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普选和县、分区政权的选举工作，顺利选出了出席边区参议会的正式议员一百三十五名，候补议员三十五名。习仲勛在关中分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参议员。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因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准备内战而推迟到次年四月召开。习仲勛在此次会上当选为常驻议员。 习仲勛主持西北局工作后，根据边区的实际，要求各分区“研究历年减租情况，继续进行查减，并整理租佃关系”。他还根据自己长期在地方工作掌握的情况，具体提出：在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关中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为主;在安边除切实依照租佃条例进行退租、勾欠、换约、保佃，达到彻底减租外，同时应根据其具体情况适当照顾各阶层利益。 习仲勛在悉心抓紧普选、减租、查租的同时，仍把边区的物质生产当成解放区建设的基础来抓。十二月二十四日，习仲勛主持了由西北局召集举办的农业科技人员和劳动模范座谈会，专门讨论改进农业技术问题。习仲勛在座谈会上特别指出：必须认识改良农业技术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必须採取有领导有计划的群众路线，一方面反对对此採取不闻不问的错误思想和态度，一方面又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根据当地群众的具体情况，一步一步地做，切忌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翌年三月，西北局又召开地委书记、专员座谈会，专门讨论春耕生产。习仲勛再次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上级对下级，下级对群众，能经常具体指导，具体解决问题”，把一九四六年的春耕生产搞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这一年全边区六百万亩冬小麦、三十五万六千亩棉花取得了较好收成，从而推动了全边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春节刚刚过去八天，习仲勛主持西北局记者招待会，向新闻记者通报工作。他再次强调了改变各级领导作风问题。他说：八年来边区工作有很大的进步，不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之工作，都已打下了基础。但我们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榜样，就不能以现有的成绩为满足。相反，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我们把历年的工作仔细检查起来，可以看出我们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对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发生偏向，这主要是由于各级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存在着缺点。过去对区乡干部的责备很多，但应该说，县以上的领导机关的作风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县级对区乡缺乏具体的领导，办法提得少，没有很好地去研究下面的干部问题，并很好地去帮助解决，或做出示范，启发下面。今年转变工作作风的关键在县级。分区及边区一级的领导机关，也应先检讨并很快很好地转变作风。
第79页 习仲勛在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后，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监督问题，特别是发挥报纸的作用，欢迎新闻监督。他说：党报的任务，就是要发扬优良的工作作风与批评坏的工作作风。过去党报表扬好的典型事迹这是对的，以后还应更切实地去做。但另一方面，过去党报对于我们工作中缺点的批评似乎不够，特别是对于县级以上的干部的工作作风的缺点批评很少。希望党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对领导干部的缺点提出严正的善意的和实事求是的批评。必须纠正某些干部只愿听说好话，不愿听批评的偏向。 习仲勛既讲成绩，又讲缺点错误，既找出问题根源和提出改进措施，也热诚欢迎新闻界监督批评的讲话，给人以新风扑面之感，立即在与会记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在习仲勛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后不久，先后作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的《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已出满百期。习仲勛为之写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说： “《边区群众报》出满整百期了，值得大大庆贺。这个报纸是陕甘宁边区群众公认的好报纸，谁也喜欢它，谁也爱护它。为什么好?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这个光荣的称号。它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这样做。 六年以来，这个报纸对边区人民尽了最大的组织和指导作用的。它告诉边区群众和干部团结抗战、生产建设的任务，当边区的喇叭筒;而且教边区群众和干部怎样工作，来动员、来生产、来完成这些任务。日本打败了，边区较前巩固了，《边区群众报》是有很大功劳的。 这个报纸要好好办下去。现在中国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这个报纸按照什么方针来办呢?边区的方针是继续紧紧团结，好好生产，和一切反民主势力作斗争，建设一个更繁荣的、更巩固的边区。这个报纸的方针也应该这样……” 三月八日，习仲勛在陕甘宁边区妇联召开的延安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满怀喜悦地说：今年这个三八节，是中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三八节，又是国内和平后的第一个三八节。大家很兴奋，要我讲话，我就讲一点关于和平以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怎样做的问题。我们妇女工作的方向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动手，发展经济，做到丰衣足食。这是一九四二年底高干会所规定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妇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不同时期的历史功绩，提出了如何贯彻这一正确方针，最后讲道：边区妇女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和边区妇女在一起创造了苏区;抗战时期，我们又和边区的妇女在一起，巩固边区，支援前线，赢得了抗战胜利。今后同样还要和边区妇女一起，共同为进一步建设边区而努力。边区一百五十万人，里面就有七十五万妇女，离开妇女，边区建设不可能搞好。我们把边区妇女都组织起来，共同把边区建设得更好，做出榜样，这也就是援助了全国的妇女运动。 四月二十日，习仲勛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我们的先驱》文章，深切悼念因飞机失事死难的“四八”烈士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志。 这是一篇充满对革命先驱深情厚谊的祭文，文字质朴，情真意切，读来发人深思，催人奋进。文章写道： “想写篇追忆若飞、博古、叶挺、邓发几位同志的文章，然而手沉重得难于提笔。失去这十几位敬爱的同志和朋友，悲痛是无法自已的。” 他在简述了几位烈士的生平事迹，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的经历后又写道： “既已献身于人民，死生原置度外。但若飞同志他们的死，对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损失实在太大。 近百年来，历史充满无数人民重叠淤积的凝血，这二十年间，我们也亲见我们志不断流洒的鲜血。我们知道这些鲜血为什么而流。我们就是在这些先烈们的血泊中奋然前行。 专制者以为流血会把人民吓退。然而人民流的血，人民战士们流的血，会把那些吃血者们淹没的。中国人民已经走上胜利的道路，人民的战士仍将前仆后继，把悲痛变成勇气，变成力量。人民的军队是无敌的。 我们知道若飞同志是为什么而死的。 边区人民和工作者，就以自己更加紧张的工作，更加亲密的团结，更高的勇气，更炽烈的斗争热情来纪念我们的先驱者。” 四月底至五月中旬，习仲勛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四月二十八日，习仲勛在预备会上发表讲话，主要说明了会议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即财经问题、复员问题、保卫工作、边防和武装问题。五月二日，习仲勛以《告诉一个时局的消息》为题，向与会同志通报了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他在讲到国际形势时说：这两三天来时局越发展越严重了，国际方面目前从各方面情况看来，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反共高潮。最近在巴黎开四国外长会议，报纸上看，争论很多，斗争很尖锐，比如各国和约的问题等。从最近的材料看，在美国国内有一部分人民起来反对美国，有一部分人想在中国做生意。这些人不希望中国打仗，希望中国和平民主。他说，苏联从东北撤兵以来，最近态度强硬，差不多每天在莫斯科广播反对反动派消息，不管是对中国问题、西欧问题，还是日本问题都是持强硬态度。所以这样看来，国际形势今天不是反共高潮，但反共高潮也不是完全没有。他接着讲道：这样一个国际形势下，中国现在怎么样?东北大打，蒋介石把队伍不断向东北运。四平街现在我们还没有丢掉。估计到四平街可能打大仗。最后国民党分四路进攻东北，一路进攻本溪，一路向着渖阳、安东……这样来巩固它的后方阵地，向四周发展。因此东北还要打大战。我们一定要准备。在关内白崇禧二十九号飞西安，后来到开封、郑州，到处布置打内战。蒋介石三十号飞到西安，飞得很快。他是从成都到了重庆，从重庆到武汉，又从武汉到西安。最近的中心要搞中原(五师)。蒋介石已完成了对中原的封锁线，那里常驻有七万多人。他的包围不是一线，而是纵深(修筑碉堡)有好几道，所以五师很危险。中原的战争搞起来是全国性的问题。他接着讲道：关中也是他们计划之内的，准备在这一次内战中把关中搞掉。所以目前的形势发展得很严重。我们的方针不管今天再怎么样，还是坚持和平、争取和平、巩固和平的方针。习仲勛最后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对这些问题，在思想上多做些准备，要好好研究一下。目前边区一方面要突击搞好春耕，特别是陇东、关中，另一方面应积极备战，一切为了战争，为了做战争准备，不这样做就不得了。我们的工作要准备两套，即和平来了怎么办?战争来了怎么办? 五月十三日，为期十五天的边区高干会议结束，习仲勛在会上作总结报告。报告共分为六部分：(一)继续发展经济，解决财政问题。(二)复员问题。(三)整军与加强地方武装问题。(四)保卫工作。(五)继续发动群众，解决租佃与地权问题。(六)党的领导问题。他在总结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六项重要措施：一、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要实事求是，从现有条件出发，要有远景规划，就是要看得远一点。二、发展农业为第一，对于农业的要求，就是增产粮食。一、坚持发展农村家织业，发展手工业。四、边区的畜牧业也要发展。五、合作社问题。六、发展工业、建设工业问题。
第80页 几个月来，习仲勛或多次参加西北局和边区重要会议并发表讲话，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其内容深刻体现了在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方针指示下，边区军民努力进行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的主线。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也有了全面的发展。但是和平之中仍孕育着战争，正如习仲勛在高干会结束时所言：我们这个会开了十五天，正是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策动内战最严重的时候，最近关中、陇东的情况都很紧张，南面的内战也威胁得很厉害，所以我们这个会再不能拖下去了，许多同志要回去，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局面。 但是，解放区军民追求和平与民主的愿望并未最后实现，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日子也极为短暂，内战的乌云迅即密布中国上空。 ●毛泽东九次来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从来就没有停止。只是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民主潮流的推动和人民武装奋起自卫面前，其夺取华北、独占东北、分割压缩解放区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却有了很大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到二十八万，八路军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军区建立了三支野战军，新四军调整部署建立了津浦前线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中原军区在江淮河汉间建立。特别是上党、邯郸、绥远和津浦路几次战役，共歼国民党军十一万多人。解放区的面积达到二百三十九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一亿四千万，中小城市五百零六座。 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又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进入一九四六年，国共两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两件事，一时给中国局势带来了生机。一是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签订;二是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中共中央委託周恩来在文本上签字。一月三十一日，政协会议闭幕。习仲勛为和平谈判和政协会议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他曾以《政协会的成就及我们的任务》为题向陕甘宁边区军民作了关于改组政府、关于宪草原则、关于国民大会、关于三人军事小组、关于政协会议成功的原因，以及新情况下应採取的和平方针的报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热切期望中国由此走向和平、民主、光明的道路。但是，由于蒋介石逆历史潮流而动，战后中国的现实并没有实现和平。一月十四日，即根据停战协定，国共双方颁发停战令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又暗中命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继续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彻底撕毁一切停战协议，全面发动内战，中国人民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也正是从六月间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开始的。 中原解放区地跨鄂豫皖三省，南临武汉三镇，北迄陇海路南的许昌、洛阳，东接合肥、安庆，西连湖北襄樊和河南的南阳。一年多前，以王震为司令员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部队带着党中央“到南方去画一张红色的地图”的重託，由延安出发进军湘粤赣，后转战到达中原地区，同豫西南下的部队和新四军五师会合，成立中原军区，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王震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于这一地区是国民党军队出川的大门，所以蒋介石从一九四五年冬起，就调集四个战区二十六个师共三十万人，在刘峙指挥下，沿平汉路南犯，企图把中原军区一分为二，进而分区“围剿”。至停战令下达前，中原部队数万人已被压缩在鄂东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域，“财经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六月中旬，国民党军三十多万兵力再次缩小包围圈，妄图一举歼灭中原部队主力。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复电中原局，同意中原军区部队“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六月二十六日拂晓，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八个整编师零两个旅，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的直接支援下，向中原部队不足百里的集结地发动进攻。中原部队按照预定部署分两路向西突围。北路突围部队于二十九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防线，越过平汉铁路，于七月底和八月初分别进至陕南和鄂西北地区，与中共商洛工委领导的巩德芳游击队会合，胜利实现中原突围。李先念等率部与陕南地方武装合编，创建豫鄂陕根据地。王震率三五九旅和干部旅杀出一条血路，攻占镇安县城后，遭受胡宗南集团重兵围追。三五九旅转战数日，难以立足。八月十五日，中央军委批准三五九旅夺路北上，返回陕甘宁边区。 中原部队在被围困的险恶环境中，坚持艰难斗争近一年间，拖住了国民党军三十万兵力，对华北、华东和东北各解放区起到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做好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时问。远在延安的党中央、毛泽东时刻牵挂这支战功卓绝部队的安危。在一个多月之内，毛泽东先后多次亲笔致信习仲勛，就中原部队突围后豫鄂陕边区的建设和迎接王震部北返行动作出周密部署。 毛泽东为什么把组织指挥接应王震部北返延安的重任交给了习仲勛?这是因为习仲勛当时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此时在晋绥前线指挥作战，中央军委任命王世泰为代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隶属中央军委和西北局双重领导。因而由习仲勛担当此任，有利于统一各级党政军的行动，特别是便于指挥联防军各部和地方武装协同作战。 七月二十六日，当中原部队冲破五道防线，行程近两千里到达陕南时，习仲勛接到毛泽东当日写的亲笔信： “仲勛同志： 陕南来报五份请查阅。李、王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为七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于柞水、镇安及其以西地区。这一带西北局是否可派干部前去协助?因该区尚无像巩德芳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习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此外，郑位三、陈大姐、戴季英三同志及其他大批离军干部，如何秘密接引来边区(需十分秘密)，亦请考虑办法。……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六日” 信尾又用小字特别写道： “请考虑派一二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两部，如汪锋及其他适当之人。” 习仲勛接信后，即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决策，作出周密安排。 八月十日，毛泽东于一天之内两次提笔致信习仲勛，就西北局派部队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豫鄂陕根据地问题作了具体指示。信中写道： “仲勛同志： 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武工队性质)，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一)麟游为中心一支，约三至五个连。其中三分之二(两个至三个连)以班或以排为单位，分散于泾渭之间、陕甘之间十余县，只要有党的地方，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就放下一班或一排，完全地方化;如穿军衣不便，则穿便衣;如一班、一排目标太大，给养困难，则更加分散，每地(例如一区)三五支枪，总以广泛分布于泾渭间十余县，作为当地人民武装斗争之骨干为目的。其余三分之一(一个至两个连)，则集中公开行动，但须取当地人民自卫队或人民游击队名义，或其他地方性名义;无论分散的，集中的，在一年内一律由边区供给经费，不从民间筹款;派出之前须加以训练;须配备政治工作人员;须有强的领导;须有本地干部率领，队员都要陕甘人(或杂以少数外地有经验者);要自愿肯干;要准备吃苦。(二)两当、徽县为中心一支，约二个至三个连;办法同上。(三)此外，尚请考虑可否以海原、固原为中心派出一支，以静宁、庄浪为中心派出一支，每支约二百人左右。
第81页 以上方针是否可行?估计派出后是否有站稳脚跟之把握?或先派麟游、两当二支，每支数目较小?请你召集有关同志讨论见复。此外，蒲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日” 毛泽东写完这封信后，觉得意犹未尽，提笔又致书习仲勛道： “仲勛同志： 十七军八十四师现开陕南佛坪堵击我王震部。八十四师内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盼! 毛泽东 八月十日” 习仲勛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决定，派出时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的汪锋等赴豫鄂陕边区工作。八月十日，汪锋从陕西工委驻地马栏出发，通过关中党的地下交通线，于九月十八日秘密到达商洛中原局驻地主持豫鄂陕边区工作，出任边区党委书记、豫鄂陕军区政治委员。在此之前，西北局指派刘庚等一批干部已先期到达陕南，同陕南游击队指挥部指挥巩德芳“商讨豫鄂陕边区的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八月十一日，习仲勛在接毛泽东信的次日，即对接应王震部作出周密安排。他致电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及警备第三旅旅长黄罗斌、郭炳坤：(一)为配合创建豫鄂陕边根据地，决定你们共同组织一百五六十人的武装(内干部四十余人，均由三旅调出)，向陇南地区活动。干部有计划地分散隐蔽在有党的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的地区，作为发动与领导群众的骨干。其余武装部队则公开活动，并与发动起来的各部武装取得呼应，争取成为领导这些武装的核心，创造陇南广大游击区。(二)陇南敌统治较弱，目前五师进入陕东南正是在此地区发动武装斗争的时机，宜争取半月内能派出活动。你们应抓紧时间积极准备，如挑选干部，准备服装，探好几条线等。西北局派张仲良等同志后日起程专门前来布置。(三)由你们负责布置派若干武工队性质的武装(中间须配备较坚强的干部)向海原、固原、静宁、庄浪一带活动，发动与领导群众武装斗争。(四)以上只限你们五人知道，由你们指定有关同志筹划，必须共守秘密，不得泄露。【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同时，中共西府工委和西府游击支队成立。习仲勛指示由西北局抽调干部和关中警一旅的两个加强连共三百余人组成游击支队，赵伯经任司令员兼政委。西府游击支队成立后，即奉命越过国民党军封锁线，奔赴麟游山区开展游击活动，牵制胡宗南军队对中原突围部队三五九旅的压力。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再次致信习仲勛： “仲勛同志： 王震行进甚速，拟以十一天到达宁镇或旬正地区。王来两电请阅，并摘要转告关中、陇东。关于准备三个强的团位于适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震，此事请于日内准备好，并即速出动于边境附近，待命策应为要。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同日晚十时，习仲勛即同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联名电令警一旅、警三旅和新四旅首长：一、陕南王震部于十六日到江口镇(留坝以北)，取捷径计划通过宝鸡、凤县公路，抢渡渭河、陇海、平凉路入边区，预计八月二十七日可接近镇、宁、正、旬地带。二、我军奉命组织三个精锐团出击迎接王部。新四旅全部及三旅七团，在两日内做好战斗准备(以轻装做准备)，待命行动。三、阎、张考虑武工队早组织好，利用出击机会与王部会合，以中原部队名义达预定地区活动。四、通知电台随时注意联络。 八月二十日二十二时，习仲勛、王世泰等向作战部队发布出击电令：(一)中原王震部十九日通过宝凤路刻继续前进中。(二)我迎接部队编组如下：甲、以新四旅全部配属山炮一连为左翼部队，于二十五日前集结于金村、庙原、九岘原地带，担任长武、彬县间缺口突破出迎任务。乙、以警三旅七团全部、五团一部配旅之工兵侦察部队为右翼部队，于二十五日集结于驿马关、西华池之后方隐蔽地带，担任平凉、泾川缺口出迎任务。丙、警一旅应组织数小股游击队昼伏夜出，活动于淳化、旬邑地带，以达到麻痹钳制敌人，辅助出迎部队顺利完成任务。(三)四旅到达集结地点后，即配合前沿我守备部队完成正面之详细侦察工作，一俟王部到达适当地境，待令扫清封锁道路，展开攻势，争取主动，以达到与我归来部队夹击之任务。(四)中原部队之进入边区，将引起国民党对边区积极进攻之形势，我各部之备战工作务期继续贯彻，尤其民兵爆破训练等，前示任务又须认真进行，以期战局扩大而立于必胜之地位。(五)出击部队原驻地生产家务，留少数体弱人员看管，勿致任务归来后产生困难。(六)本部组织医疗队随四旅行动，协作出迎与归来部队之救护医疗工作。(七)新四旅遗防由教导旅独立团富县之营接任，富县防务由教导旅一团派部队接充。 二十二日，习仲勛根据毛泽东指示，致电在陇东地区指导工作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张仲良、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等：(一)派出的三支武装立即出动，不要迟延。(二)派出的武装应轻装，不要累赘，人员要精干，非战斗员尽量减少。(三)派出部队经费拓夫即有电批发，但财物不要一次带得太多，以带两个月为宜。(四)王震部今日已入陇县境，二十六日即可到西兰路附近。你们要做的事赶快做，一切都要配合这个情况。(五)派出去各地区的组织与人士均同意你们的配备。但周仁山一时间不能调来。(六)边境即需派出数股小部队以连为单位在碉堡线附近活动。 当日晚，心系三五九旅官兵安危的毛泽东夜难成眠，又给习仲勛写一信： “仲勛同志： 长武、那县、平凉、隆德、静宁、正宁、宁县、西峰、镇原、固原等处共有多少敌军驻防及其分布情形，请即告。 毛泽东 八月二十二日夜” 八月二十三日，以习仲勛任代政治委员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起南线出击。以一部兵力组成左冀兵团由长武、邠县间突破;另以右翼兵团由平凉、泾川间突破。同时地方游击队分散活动于旬邑地区，牵制迷惑敌人。同一天，党中央、毛泽东和边区领导日夜牵挂和准备接应的三五九旅杀出重围后，在宝鸡、凤县之间通过川陕公路，强渡渭河，穿越陇海线，在陇县以南之小底村与胡宗南部激战后，西折马鹿镇。胡宗南部三十二师又转至瓦亭一带堵截。王震率部绕道陇县，以日行七十余公里速度向北疾进。当天，习仲勛即将南线出击战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接报后随即复函： “仲勛同志： 来信悉，布置甚好，已告王震。 陕西边境仍以保持平静为宜，请告关中分区，旬邑以东不去扰击;宁县、正宁及陇东分区各部则照计划办理。 今晨附上之电报阅后请退还。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习仲勛在对关中分区传达毛泽东指示的同时，又致电张仲良等：王震部现已进至陇靖交界，拟继续北上，亟需沿陕甘交界及泾、渭之间地方武装配合，并进行有力策应，你们拟派出之武装和人员，千万迅即派出，以免坐失良机。并告前进及当地同志，设法与王联繫并尽力协助之。
第82页 同日，习仲勛、王世泰等联防军首长再次向警一、三旅和新四旅发出电令，指出：王震部昨日在陇县南大底村、小底村与敌激战后，二十四日向陇县、清水间之温家梁、昌口河方向转进。顽敌四三一团落后尾追，平凉三十六师之独立骑兵团二十三日急开陇县堵击，骑七师张绍成亦同日派兵三连向化平、张家川方向开进。电令提出：我军此次出击主要任务为迎接王震部安全进入边区，故对追堵之敌必须奋勇排除，打击与消灭之。王部归来后，为对付国民党军向全边区之进攻，我军仍以内线作战为有利，故对无妨伤害执行此任务之坚固据点，勿作无把握之攻坚。应在掩护王部安全通过之后，徐徐收束攻势，撤回边区，无十分必要勿渡泾河，以防涨水失去联络。 习仲勛受毛泽东之命组织边区部队接应三五九旅的消息通过电台传到横越千山万水、冲破敌军堵截、屡经战斗的将士中时，部队情绪高涨，勇气倍增。当王震率部行至西兰公路瓦云寺附近时，再次陷入敌重围，三五九旅将士浴血奋战，终于在长武、泾川间越过西兰路，涉渡泾河。八月二十九日，在镇原县屯子镇与南下的警备第三旅会师。党中央获悉这一消息，立即致电慰问。当天，毛泽东以喜悦的心情写信给习仲勛： “仲勛同志： 王震部主力已到边边，即在陇东休整，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在王震率部到陇东地区后，三五九旅右纵队七一七团，经过连续三十天的艰苦行军和十多次战斗，穿越徽县、两当、六盘山等地，从平凉以西跨过西兰路，由马渠进入陕甘宁边区，九月八日抵达庆阳与该旅主力会合。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代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保安司令部赶赴庆阳迎接三五九旅官兵胜利北返，陇东地委隆重举行了欢迎大会。当地群众唱起了欢快的歌谣，表达人民对南下健儿的深情厚谊。歌词为： 为啥喜鹊尽飞翔? 为啥环江闹嚷嚷? 原是天外传喜讯， 王震将军到庆阳。 五千健儿两条腿， 南征北战两万里。 不是天上神仙兵， 就是钢铁铸成的。 当三五九旅回到庆阳休整之时，习仲勛的心里并没有完全放松下来，他仍然密切注视着尾追其后的国民党军，及时调整兵力部署，保卫边区。九月一日、二日，毛泽东又接连给习仲勛写了两封信。九月一日的信写道： “仲勛同志： (一)胡宗南似有向陇东进攻之计划，我们如何应付，请加筹划，并见告。 (二)我军出至封锁线外占领多少地方，消灭多少敌人，缴枪多少，正宁、宁县、镇原一线碉堡线是否已完全攻破，或尚余多少，请饬人绘图附说送我为盼。 毛泽东 九月一日” 习仲勛接函后即将边区敌我形势及我方作战方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并特别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张文舟：指定专人按照毛泽东要求内容绘制地图和文字说明上报。次日，毛泽东再致书习仲勛： “仲勛同志： 来信收到。即照所定方针去做。作战时，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如来信所说，集中六至七个团，歼敌一个团。得手后看形势，如我损伤不大，又有好打之敌时，可接着打第二仗，再歼敌一个团;如不好打，则撤回休整，待机再打。此外，须准备三千人左右补充作战部队的消耗，请早为准备。最好先期交付各旅训练，临时可迅速补充。 毛泽东 九月二日” 九月四日，习仲勛、王世泰等分别向警一旅、警三旅、新四旅和教导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副政委饶正锡发出电令，电令指示一、三、四旅：(一)今日三旅与胡顽一旅一团激战于太平北，我以六个连击溃其四个营，遗尸三十余具，缴获在清查中。(二)四旅接电即取隐蔽道路，转移至驿马关、唐家原地带，由仲良统一指挥与三旅主力配合消灭前进之敌。(三)一旅派队在山河、平子地带向敌展开积极活动，迷惑敌之注意。同日，电令罗元发、饶正锡：(一)为集中主力打击进攻陇东之敌，决定抽你旅一团参加战斗。(二)二团三营可电调南下固临至富县双龙镇防务，由你们讨论布置电告。(三)一团于十四日到达庆阳。罗布置后来延面谈情况与任务。 九月二十日，就在习仲勛组织领导加紧备战之时，尾追突围部队三五九旅的国民党整编九十师十一旅一部，向驻刘家山的边区部队警备第三旅五团二连猛烈进攻，又以两个营兵力向枣林之警备第三旅七团迂回。警三旅按照西北局和联防军作战计划，奋起反击，彻底将国民党军击退。至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南线出击，歼敌一千三百余人，不仅胜利接应了三五九旅返回边区，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之麟游山区开展了群众工作，扩大了党和军队的影响。 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离开延安两年间，深入粤北，又北渡长江进至鄂东，抗击日本侵略军和汉奸武装，行程一万一千公里，历尽艰险，战功卓着。从中原起到回到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月中，转战于鄂、豫、陕、甘地区，行程二千二百五十多公里，历经大小战斗八十六次，粉碎了大于自己二十余倍的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这一壮举，调动和分散了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打乱了胡宗南集团进攻陕甘宁边区计划，为边区对付全面内战赢得了时间。九月十七日，当三五九旅将士回到延安时，习仲勛同其他边区领导和延安各界群众一起夹道欢迎南下支队胜利归来。九月二十九日，习仲勛随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出席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的欢迎大会。他望着精神抖擞、士气高昂的三五九旅将士，听着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回忆起受命组织指挥接应这支部队北返边区的日日夜夜，不觉心头一股热浪涌动，发出由衷赞嘆：王震劲旅，胜利归来。 三十二年后，习仲勛回忆当年在毛泽东指示下接应王震部队时曾深情写道：“毛主席既放手让干部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蒋介石撕掉和平伪装，发动全面内战，集中重兵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王震率领下，于六月底胜利突破国民党三十万军队的包围。王震同志率领一支队伍向陕甘宁边区转移。毛主席把我叫去，问我路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我派人接应。这期间，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时间就写了九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接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这些都具体反映了毛主席对革命的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策动领导横山起义 一九四六年之夏，一个干燥而特别炎热的季节。 与自然界现象相似的是，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的气温也日渐升高，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驻地延安遭到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形势日趋严峻。习仲勛在奉命组织领导南线出击、接应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边区之时，对周边地区的政治环境和军事态势有了更深入、更详细的了解。
第83页 陕甘宁边区南面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集团二十万军队;西面驻有马鸿逵两个骑兵师;北面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晋陕绥边区总部及其所属的二十二军和保九团;东临滔滔黄河，与晋绥解放区隔岸相望。当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习仲勛等领导下发起南线出击之时，驻横山、榆林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等频繁袭扰边区。中央军委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动榆横战役，以打击袭扰之敌，保证边区北线安全，减轻我军后顾之忧，并策应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相机进行反内战起义，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习仲勛再次承担了此次行动的组织领导重任。 六月，习仲勛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召见。毛泽东要习仲勛谈谈陕甘宁边区备战情况，尤其想听听习仲勛对边区北线方面的看法和设想。在习仲勛作了汇报后，毛泽东指示说：胡宗南已在调兵遣将，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并且命令榆林的国民党部队一致行动，对我实行南北夹攻。现在胡宗南还没有採取大的动作，顾不上进犯边区。你们要抓住这个时机，集中精力，组织北线战役，策动横山起义，解放榆横地区，使我们获得较大的回旋余地，以便对付胡宗南的进攻。最后又叮嘱说，保卫延安、保卫边区必须加强统战工作，争取榆林地区国民党部队起义，以扩大保卫延安战争的战场。 七月初，习仲勛在延安花石砭西北局机关驻地主持召开西北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和党中央的北线作战意图。习仲勛分析形势说：国民党军队的人数和装备都比边区要强。但是我们的队伍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有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的武装必定能够战胜反人民的武装。我们必须在胡宗南大举进攻边区之前，集中力量解决北线问题。一方面要对北线国民党军队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官兵站到我们一边，另一方面要抓紧北线战役准备，用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办法，解放榆横地区，为我方在反击胡宗南的自卫战争中取得更大回旋余地。扩大会议认为：策动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胡景铎率部起义，从政治上讲，证明人民是要和平的，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从军事上看，陕甘宁边区洛川以南为胡宗南主力盘踞，随时可能进攻延安;北线驻榆横国民党二十二军和保安团队，虽然力量薄弱，但如与南线呼应，势必对我后方造成威胁。特别是横山境内的石湾、高镇、武镇三地，像三把利刃直插边区，不仅平时阻我绥德通往三边要道，到战时也缺少回旋余地。因而争取胡景铎率部起义，对于边区北线安全和进行自卫战争是有重要意义的。扩大会议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立即进行北线战役准备;派曾在国民党三十八军长期从事兵运工作的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范明进入绥德地区，随时同胡景铎直接接触，具体商定起义事宜。【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北线作战，绥德分区首当其冲。七月上旬，紧连北线榆林、横山的绥德分区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北线备战工作。七月八日，习仲勛在会上发表《陕甘宁形势及加强备战问题》的报告。他以提问的口气，形象而生动地讲了四个问题： (一)要不要备战?在全国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形势下，陕甘宁边区处在不打不和的局面下，这就是一种相对和平局面。但今后这种情况不一定原样不变，如果全国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蒋介石下了“讨伐令”，或者中原部队突围的影响牵连到边区，边区是可能发生战争的。蒋介石在军事上加强防御，调兵遣将，无论正规军、地方军、自卫军都这样做。在政治上发动反共宣传，为进攻边区制造舆论。在经济上则运输弹药，囤积粮草，在各地恢复补给囤粮区域。表面看来是防御，而实际上却是准备进攻。倘若我们不能深刻认识此点，就会吃大亏的。因之，“争取时间，积极备战”已成为当前我们的紧急任务。 (二)有没有时间备战?敌人还没有按其计划布置就绪，兵力不足，北线不巩固。北线需要胡宗南增派军队，但胡始终抽不出队伍来。抗战以来，北线曾数易长官，但均不得逞而走。而傅作义在今天还没有力量增加实力。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全国内战没有大规模爆发之前，敌人尚不可能冒险进攻。敌人知道陕甘宁边区是块难啃的骨头，搞不好，就会碰掉自己的牙齿的。因之，我觉得在两三个月内不致发生大规模战争，只要大家清楚认识这些，紧急动员起来，我们还是有时间来准备自卫的一切力量。只要准备好了，什么严重情况到来都不怕。反之，睡两三个月的觉，那我们就会受到不可挽救的损失。 (三)什么是当前备战中心?(1)用一切力量争取今年生产成绩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经济是胜利之本”，搞好生产，经济上有了基础，才能完成其他一切准备工作。(2)利用一切空隙反覆练兵。要能一个顶一个，甚至一个打几个，没有苦练的功夫，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特别是政治上练兵，更为重要。(3)加强训练民兵。为迎接新的形势，我们要精练三万民兵，才能有力配合正规军作战。因此我们要有中心的动员和精心的组织工作。还要教育干部群众，克服悲观情绪，提倡高树勛运动、曹又参运动。欢迎国民党部队中不愿打内战的官兵起义参加革命。 (四)边区的前途。陕甘宁边区是老根据地，是党中央所在地，有经济基础，群众有斗争经验，群众和党有深厚的感情，这样的一块土地是不允许敌人占领的，也不会轻易放弃的，除非在中国没有了八路军和共产党。只要我们还存在一人一枪，就要战斗到最后。这个道理要给全边区群众讲清楚。边区是不会在敌人进攻之下越打越小的，而将是越打越强，最坏的前途也不过是“得此失彼”，是小换防，而不是大换防。只要大家努力，边区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 习仲勛为什么以胡景铎为策动起义的对象呢?这是有一定的历史和政治原因的。当时国民党在榆林驻军中有胡景通、胡景铎、胡希仲叔侄三人分别担任重要职务，胡景通、胡景铎同为着名爱国将领、旧民主主义革命知名人士胡景翼的胞弟，胡希仲则是胡景翼之子。此时，胡景通任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官，胡景铎为副指挥官。胡希仲任晋陕绥司令部参议。由于他们的经历和地位不同，其政治态度和对共产党的认识亦有差异。胡希仲、胡景铎受其父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较深，从小就追求进步，嚮往革命。虽身在国民党军中，但早有投奔革命阵营的意向。且他们都是习仲勛在立诚学校时的同学，交情颇深，虽然身处不同阵营，但一直保持着长期的秘密统战关系。而胡景通尽管也走上了率部起义的道路，并在全国解放后长期担任政协陕西省副主席，但当时思想局限性较大，顾虑较多。当中共组织派人做其工作时，他表示说：邓宝珊为我大哥(胡景翼)拉了一辈子长工，我也要为邓先生拉一辈子长工。意即不背弃自己上司，并且对其弟胡景铎的义举极力阻挠。 在此之前，习仲勛为争取胡景铎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特意将与胡景铎、胡希仲为同乡同学关系的师源由关中分区调到绥德地委任统战部副部长，专门从事对胡部的统战工作。师源先后两次进入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驻地，同胡景铎接谈，转达了习仲勛对起义的意见。同时，习仲勛又派出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和绥德地委副书记刘文蔚一起赴榆林同胡希仲会面，了解掌握驻榆林国民党军上层人士情况。胡希仲让转告习仲勛，八十六师是二十二军的主要力量，新任师长徐之佳是军统特务，受蒋介石指派监视邓宝珊的活动;邓宝珊对国共纷争持观望态度，尚无公开反蒋迹象;胡景通听命于邓宝珊。现在举行起义条件尚不成熟。胡景铎则表明了坚决反蒋立场，又在部队发展了一批进步骨干分子，可策动其率部起义。不久，根据胡景铎的请求，由习仲勛介绍，中共中央特别批准胡景铎加入中国共产党(无候补期)。习仲勛主持西北局会议讨论了由胡景铎提出的在该部的党员发展名单，批准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岐、李振英、杨汉云、吴凤德、魏茂臣等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习仲勛指示由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抽调四十余名党政军干部，进入驻波罗堡、石湾等地的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由该部党组织以合法身份安排到不同岗位，秘密进行组织宣传工作，从而使胡景铎率部举行反内战武装起义有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第84页 为了动员边区军民认清形势，从舆论上战胜胡宗南集团的反动宣传，八月二十八日，习仲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提高警惕，保卫边区》的文章。文章指出：“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和其他解放区军民一样，渴望和平，热爱和平。但是当蒋介石不惜破坏和平，悍然进攻的时候，边区军民也一定会像其他解放区军民一样，给予坚决有力的回击。”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四个方面的有利条件：第一，陕甘宁边区有悠久的光荣的革命历史。边区军民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园地，他们有能力保卫自己自由劳作的成果。去年七月关中军民在爷台山消灭进犯蒋军就是一个例证。第二，蒋介石放在西北的反共将军胡宗南，十余年来已和西北人民结下了深仇。可以预言，蒋军如敢于进犯边区，他的后方犹如火山一样，是有爆发危险的。第三，由于一贯的反共反人民教育，胡宗南部队军民关系恶劣，士气衰落，战斗力下降。第四，陕甘宁边区为全国人民希望所寄託的一座灯塔，保卫这座灯塔的力量，不仅有边区一百五十万军民的努力，不仅有解放区一万万四千万人民的拥护，而且还有全国人民的声援。让我们更紧张的工作，使边区成为不可战胜的和平民主的堡垒。 在加强政治宣传的同时，北线战役军事部署亦在加紧进行。习仲勛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政治部主任徐立清等研究制定北线战役作战方案。成立了以王世泰为总指挥、张仲良为政治委员的北线作战指挥部。 八月底，毛泽东召见习仲勛、王世泰谈话，就北线战役问题，向他们介绍了粟裕、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十八个兵团，在苏中七战七捷的战例，强调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原则的重要性。 九月中旬，习仲勛指示已到绥德的范明持他写给胡景铎的密信，即赴横山县波罗堡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面见胡景铎。范明向胡景铎传达了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同意其起义的决定，一起商定了起义计划和行动方案。范明返回延安后，习仲勛仔细审查了起义行动方案并一起到枣园，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习仲勛、王世泰说，这个起义可以搞了。他要求联防军集中六个团的兵力于北线，做好接应胡景铎起义的准备，解放无定河以南的大片土地。 十月十一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北线战役指挥部进至横山县响水堡以南地区，同中共绥德地委领导会合。决定王世泰、张仲良指挥教导一团、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三旅八团、新编第十一旅二团一部和绥德、西乌审、三边军分区等地方部队一万余人，配合胡景铎部起义。 十月十三日凌晨，北线战役作战部队发起攻击，战斗从榆林与横山之间的武镇和镇川堡打响。同时，胡景铎率国民党保安第九团五个大队二千一百余名官兵，分别在波罗堡、石湾、高镇等地举行武装起义，并迎接范明带领的接应部队进入波罗堡。北线作战部队相继攻占薛家寨、镇川城西北角、吴家园子、麒麟沟、石湾等地，至二十四日，攻克国民党军残部占据的最后据点——响水堡，歼敌两个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取消攻占榆林作战计划，北线战役胜利结束。是役，国民党军五千余人起义，一千余人被俘或投降，解放了无定河以南三十多个城镇、十二万人口、五千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中共榆横特别委员会和榆横政务委员会先后成立。习仲勛听到胡景铎起义成功的消息后即同马明方等联名致电祝贺： “将军举反内战之大旗，率部起义，谨致慰问之忱!当此蒋介石一面召开其一手包办的伪国大，一面积极布置进攻延安之际，陕甘宁边区军民誓为抗击蒋胡进攻，保卫民主和平而斗争，深愿团结一致，共谋西北人民之安宁，以慰三秦父老之期望。” 胡景铎率部起义后，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后又任榆横政务委员会主任。十二月中旬，骑兵第六师奉命调驻延安。习仲勛陪同毛泽东、朱德接见起义官兵。毛泽东拉着胡景铎的手风趣地说：胡景铎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勛的船，你选择的这个道路是正确的。你们的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在场的习仲勛和其他领导同志被毛泽东诙谐幽默而极富鼓舞力的话语惹得笑出声来。 已在延安的辛亥革命老人续范亭听到横山起义的消息后，还特为胡景铎赋诗祝贺： 关中豪杰胡景铎， 意志如钢最坚决。 革命诚无愧乃兄， 义旗高揭横山缺。 不久，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骑兵第六师党委委员和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习仲勛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骑兵第六师移防甘泉县清泉沟继续整训，同时加紧军事训练，准备参加边区自卫战争。他特别要求师党委选拔一批干部到联防军去学习，再派一部分干部到兄弟部队参观，以提高他们的军事政治素质。 习仲勛后来回忆说：从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看，横山起义的规模不算大，但它的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个起义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部战线上，发生在直接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中，发生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敌人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发生在一些同志和朋友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感到忧虑的时候。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胡景铎响应党的号召，率领数千名官兵高举正义的旗帜，义无反顾地投向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这就不能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就在胡景铎率部起义之时，陕甘宁边区形势又日益趋紧。胡宗南空运其二十八旅八十三团到榆林监督八十六师等进攻解放区。马鸿逵的第八师和第八十一师，亦相继在宁夏银南东渡黄河，侵犯边区的西北属地，以配合从晋南西渡黄河的胡宗南第一师和第九十师再次闪击延安。 洞察战争风云的毛泽东思考着如何应对当前局势问题。十一月六日夜，他寐不安席，便提笔给习仲勛写信，对边区备战作出部署。信中写道： “仲勛同志： 胡宗南第一军第九十军已开始由禹门口渡河西进，有直攻延安模样。请立即作下列处置： (一)即日起封锁边区; (二)要路民众粮食速即隐藏; (三)集中最大兵力于富甘地区准备作战; (四)必要疏散事项应即开始; (五)动员民众准备打敌。 联司注意侦察。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夜” 十一月十三日，习仲勛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召开的干部动员会上发表讲话。号召边区全体军民动员起来，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把敢于侵犯的国民党军坚决赶出去。要求把所有人力、物力组织起来，服从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同时成立了边区政府总动员委员会，以加强对战备工作的领导，延安的战备疏散工作开始有计划地进行。 十一月二十一日，习仲勛、王世泰等联防军首长发布《关于阻敌进攻延安》的命令：甲、蒋介石决心进攻我陕甘宁边区，已由晋南调三个师入陕，向我边沿宜洛开进中。乙、我军决心保卫我党中央所在地之陕甘宁边区，初期作战以运动防御之方针，阻敌于甘泉、南泥湾、金盆湾、临真之线以南，争取时间，待我大军到达，歼敌于延安东南地区。丙、新四旅张旅长、黄副政委指挥所部及警三旅之七团，教导旅之独立团(缺一个营)任富县至劳山地区之守备，沿咸榆路两侧组织防御，分构太合山、富县、交道、牛武、榆林桥(含)及榆林桥(不含)至甘泉与劳山三个防御地带，阻敌北进。独立团(缺一个营)归七团刘团长、刘政委指挥。教导旅(缺独立团团部及两个营，一团一个营)任临真、金盆湾地区之守备。阻敌由宜川向延安前进。两旅作战界线为旧县槓树樑、南阳府之线。线上属张、黄。丁、通讯卫生另令规定。戊、联司设指挥所于南泥湾。
第85页 十二月十一日，为了进一步加强战备工作，习仲勛由延安起程，随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一起，赴山西省离石县高家沟，参与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和晋冀鲁豫的太岳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十六日，会议举行，贺龙、陈赓、李井泉、王震等出席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粉碎国民党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企图，做好战备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了加强统一领导，黄河东西两个解放区的联防部署和密切配合作战，开闢吕梁军区问题。彭德怀、习仲勛此次东渡，还为前方带去五千万元法币，以补给军需供应。 在紧张的备战气氛之中，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和延安军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举行了一个颇不寻常隆重而热烈的六秩生日祝寿活动。从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延安全城悬旗三天，党、政、军、农、工、商、学各界，纷纷举行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发表了祝词，毛泽东题写了“朱德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贺辞。习仲勛和边区军民的心情一样，在这一严峻而特殊的历史时刻为自己的总司令祝寿，即把朱德的名字同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联繫在一起，祈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十二月一日晚，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交际处礼堂为朱德举行了庆贺会，习仲勛等领导同志分别向朱总司令敬酒。他怀着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写下了《祝贺朱总司令六十寿辰》的祝词和“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同寿”的题词，发表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上。祝词写道： “敬爱的总司令： 边区老百姓和边区同志满怀欢喜地向您贺寿，敬祝您万寿无疆! 边区老百姓深深知道，谁领导他们翻了身，谁领导他们争得民主自由，争得丰衣足食，谁领导着他们争得祖祖宗宗从没有过的日子。他们感谢您，感谢毛主席和您领导下的党。 边区老百姓和边区同志一定永远团结在毛主席和您的大旗下前进。 您说，边区要继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让老百姓彻底翻身，一个个都站起来!是的，我们一定这样做。 您说，边区要向前发展生产，让老百姓过得更好，让边区富强起来。是的，我们一定这样做。 您说，边区要好好练兵，让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都认真练好。练武艺;学政治，兵强马壮，军民一家保卫边区。是的，我们一定这样做。 您说，大家齐心，不怕蒋介石、胡宗南，反动派猪嘴敢闯进来，就把他消灭掉!是的，我们一定这样做。 您六十年的奋斗生活，就给了我们无限力量。我们充满勇气，充满信心。我们和老百姓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我们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边区同志务必时刻向您学习，学习您一心一意为了人民利益，不问个人得失;学习您一往无前，百折不回，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学习您钢铁般的原则立场，大海般的气概度量;学习您密切联繫群众，信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边区同志务必克服存在着的不深入群众甚至脱离群众的不好作风，不断努力，继续前进。 边区军民只有用实际工作的进步，用自卫战争的胜利，来作为向您祝寿的礼物，祝您永远健康!” 第14章 鏖战西北 ●出击西华池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根据国内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中共中央指示迅速传达到全党。身处党中央驻地、肩负保卫延安领导重任的习仲勛，对这一指示，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注意到，作为战略家、军事家的毛泽东，在指出了蒋介石要打延安问题之时，不同寻常地用“人民解放战争”代替了一个时期的“自卫战争”概念。这不仅是一个名称概念的变换，而是客观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国内和平的实现已没有可能，只有用战争手段来解决中国问题，这就是人民解放战争。 在此之前，蒋介石、胡宗南集团先后发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和闪击延安的计划搁浅后，又在彬县、旬邑、同官、宜君、麟游地区集结十六万兵力，企图首先夺取被称之为囊形地带的关中分区，以打开其进攻延安的突破口。习仲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首长，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指挥联防军和关中分区武装，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至九日，十二月三十日，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不同方向击退了犯敌进攻。胡宗南部又以七个旅十五个团五万之众的兵力，在五架飞机的配合下，兵分五路从东、西、南三面向关中分区进攻。习仲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首长指挥新四旅、警备第三旅在大量杀伤敌军后，掩护关中分区党政机关于十九日主动撤离分区首府马栏，向延安靠拢。在两个多月的关中分区争夺战中，边区部队先后进行了旬邑、金池、龙高、黄甫、白子头、方里镇等攻坚战，并取得了诱歼敌于梁王地区的胜利，歼敌一千六百一十三人，其中俘一千二百二十五人，起义七十三人。【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就在关中分区战斗紧张进行之时，一项新的使命落到了习仲勛的肩上。一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根据陕甘宁边区军事形势的需要，决定组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并点将习仲勛出任集团军政治委员。当天，中央军委致电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边区各旅及一纵队组织一野战集团，以张宗逊、王世泰为正、副司令，习仲勛、廖汉生为正副政委，二月底完成一切战斗准备。”二月十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正式发布了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和张宗逊、习仲勛任职的命令。二月十四日，习仲勛同王世泰、王维舟、阎揆要、张仲良联名发出通令称：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命令，为统一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行动，着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组织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同志为司令员，习仲勛同志为政委，王世泰同志为副司令员，廖汉生同志为副政委，阎揆要同志为参谋长，王绍南同志为副参谋长，徐立清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冼恒汉同志为副主任。 习仲勛对这一任命是勇于承当并充满信心的。这是因为担任野战集团军司令员的张宗逊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秋收起义、长征，历任红军师长、军长、八路军旅长，是久经沙场的人民军队优秀将领。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们俩曾分任爷台山反击战军政主官，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此次又同担重任，并肩战斗，他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另外，在他的军事斗争经历中，这是第一次担任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职务，因而对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参与组织指挥大规模的战役、战斗，有着嚮往之情。
第86页 二月二十四日，习仲勛、张宗逊即接到中央军委关于反击胡宗南集团进攻的部署电报。电报在通报了敌情之后，指示张宗逊、习仲勛：(一)教导旅在敌攻延时，利用交道、茶坊、牛武、临真第一线坚固阵地及榆林桥、道佐铺、清泉沟、九龙泉、南泥湾、金盆湾有利地形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半月，尽量吸引敌人于自己面消耗疲惫之，以利主力出击。(二)边区主力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全部，警一旅、警三旅各一部，隐蔽集结张村驿以西及其西南地区。待敌主力进攻我教导旅时，向南突击收复关中，夺取中部、宜君、同官、白水，或歼击可能由洛川以西向张村驿前进敌之暴露侧翼，看当时情况再决。但须做各种准备，如侦察地形、准备干粮、如何克服宿营困难等。(三)如敌进占关中，至三月十日还无进攻延安迹象时，我应于西峰、宁县、正宁、中部、马栏地区寻求歼灭敌人一团一营机会，抑留胡军主力于大关中，以便晋南陈王集团歼敌。张宗逊、习仲勛即根据军委电示加紧了对敌情侦察和战斗部署。二十五日，习仲勛在彬县大佛寺召集关中党政军负责同志开会，对关中分区坚持游击战争以及配合主力作战作了讨论和布置。军事仍由警一旅旅长兼政委高锦纯统一领导。其一、三团休整后配合野战部队在关中周围作战。其他地方武装，包括游击队、武工队坚持在关中斗争，伺机向外发展。会后，习仲勛随野战集团军司令部进至关中分区以北的新宁县盘克原东北武氏村。 同日，野战集团军司令部侦悉：胡宗南部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及一四四旅旅部、四三〇团向陇东肖金镇前进，二十四旅于二十五日向宁县前进。张、习判明七十六师也有向我陇东进攻之企图，即决心歼灭之。令独一旅于二十七日集结古城川，三五八旅于二十八日集结盘克附近。当日，张宗逊、习仲勛将以上情况电告中央军委。 二十六日，中央军委电示张宗逊、习仲勛：敌向西转移，准备进攻陇东，我军不要出动得太早，让敌深入，弄清情况，以逸待劳。待敌进至于我有利地区，准备连续几个战斗消灭敌一两个旅，如过早暴露，恐打不好。切戒急躁。同日，张宗逊、习仲勛报告中央军委：一、侵入我关中之敌现正在构筑工事，进行清剿，除二十四旅及七十六师之指挥部已判明西移宁县、肖金外，其他各旅尚无转移之确息，唯西撤传闻较多。据传闻情况估计，敌于控制关中之后，可能继续进攻陇东，执行过去之攻延计划，企图侵占关中、陇东之后，从南、西、北三面攻延，目前似无直接攻延可能。二、据上述情况，我们因为在关中区北线作战，山沟狭窄，大的兵力不易展开，决遵军委二十四日电示，转到新宁以北，准备全部歼灭陇东之敌，或于敌人进攻准备未完成之前，创造机会歼敌一部。如判明敌已开始攻延，我们于四日之内，即可转到张村驿附近向东出击。此间将向东南出击之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张宗逊、习仲勛对敌情的掌握和判断是正确的。二月二十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指挥第四十八、二十四、一四四旅和新编第一旅、骑兵第一旅，在青海马步芳集团第八十二师的配合下，分三路向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庆阳、合水进攻，以吸引边区主力部队西调，达到乘虚突袭延安的目的。 中央军委认为，胡宗南集团兵进陇东，是其大举进攻延安的前奏。因而决心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主力在陇东歼敌。毛泽东特别指示，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这样，不仅可以推迟和打乱敌进攻延安的计划，而且可以相机出击关中，威胁进攻延安国民党军之侧背，歼灭其有生力量，打乱其部署。张宗逊、习仲勛决定，以教导旅和警备第三旅七团及延属分区独立团组成防御兵团，在延安以南东起临真、金盆湾，西到牛武、茶坊地带，依既设阵地防御，保障延安的安全;以警备第一旅坚持收复关中分区斗争;已到达陇东地区的张宗逊、习仲勛率野司及第一纵队和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三旅(缺七、八团)继续西进，进行陇东作战一次。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称此役为延安保卫战序战，此时已迫在眉睫。 三月二日，张宗逊、习仲勛即接到中央军委关于敌情通报和我军作战方案的电报，电文称：第一，一日敌四十八旅占板桥，二十四旅占庆阳，一四四旅占郭家崾岘三十里舖，新一旅占孟坝、三岔。第二，敌一六五旅、四十七旅开洛川，十二旅之一团开洛川接替七十八旅防，一二三旅主力开洛川以东，均限三日到达目的地。第三，敌九十师开洛川，第一师开宜、洛之旧城，何时到达不明。关中留十二旅、一二三旅各一团及两个保安团共四团守备。根据以上敌之调度，似以九十师由宜川犯临真、金盆湾，第一师由牛武犯九龙泉、南泥湾，一六五旅、四十七旅犯交道、富县、甘泉。新一旅担任庆、合守备，四十八旅、一四四旅可能由庆阳东犯，进攻延安之战可能三月七八日开始。第四，我们作战方案有三：(一)迅速消灭四十八旅，我主力转向关中，歼击守备之敌。(二)我主力迅集张村驿、直罗镇线，准备歼击北进或东进之一路(几个战斗)。(三)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军委在电文后还特别要求张宗逊、习仲勛对作战方案选择认真考虑，并说明理由电告军委。 张宗逊、习仲勛率部进击陇东，胡宗南便认为其调动我边区主力部队的企图已经实现，遂命侵入陇东的整编第七十六师经宁县开至黄陵附近集结，以增加进攻延安的兵力。据此，中央军委于三月二日再次电示张宗逊、习仲勛：望乘敌南撤中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即可推迟敌进攻延安计划。 二日傍晚，张宗逊、习仲勛得悉：敌四十八旅一四二团于上午十二时进占合水，该旅旅长何奇带一四三团两个营驻板桥，另一营驻赤城镇。张、习遂决定于三日晚以三五八旅向板桥之敌进击，独一旅于板桥、合水之间，伏击合水、西峰镇之敌。三日十时，张、习二人致电中央军委：根据我军集结位置与当前敌情，决遵第三方案执行，今晚先击板桥再打合水歼灭四十八旅(如四十八旅待命令撤退，我仍决击板桥求得消灭其一个团到一个旅)，然后转入敌后收复关中。当日，作战部队三五八旅、独一旅均已到达指定位置。但是，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这两股敌人又相继撤出。侵占合水县城的敌四十八旅从合水县城出来，向西华池回缩。这时，隐蔽于山上的野战集团军三五八旅请求伏击该敌。旅长王新亭报告，敌军就在山下沟里通过，是否发起攻击歼敌。野司考虑到战斗全局没有同意，仍决心于当晚围歼在西华池宿营之敌。具体部署：“以新四旅、三五八旅和独一旅一个团进攻西华池;独一旅一个团对板桥防御;警备三旅五团向赤城防御。” 晚十一时，我三五八旅八团进至三里店以南西华池北侧地区。四月三日凌晨三时，向西华池发起冲击，很快突破街内和山上敌军部分阵地。后因地形不熟，敌情不明，又遭敌强火力阻击，不能继续向前发展。拂晓，二五八旅七一五团三营向敌西侧突击，攻占两处房院后受阻，旋转入巩固阵地。七时，第八团三营攻占新街北端大庙，并击退敌连续反攻。同时，新编第四旅十六团从西华池东南方向突入镇内，攻占城南一高地后，继续发展受阻。次日，敌四十八旅在飞机轰炸、大炮炮火支援下猛烈反击，并加构工事固守待援。双方打成对峙。
第87页 张宗逊、习仲勛分析了战场形势，重新调整部署：“四日晚，集团军第三五八旅、新四旅和独一旅一部向西华池发动总攻。独一旅和警三旅各一部担任警戒，阻敌援兵，务求在当夜全歼守敌。”但是战至五日拂晓前，仍未取得较大进展。此时，野战集团军指挥所气氛显得异常严肃，张宗逊、习仲勛、廖汉生围在一张军事地图前研究战场形势，作出新的行动部署。习仲勛分析说，此次在西华池作战，时间过分仓促，缺乏战前充分准备，仗打得很艰苦。但是，现在敌人已陷我军包围，我们就坚决地吃掉它，消灭它。于是决定派副政委廖汉生到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到新四旅，分头了解战斗进展情况，督促尽快解决战斗。 但是，当廖、徐到达阵地时，集团军司令部已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其时，旅团指挥员不了解上级意图，认为只要坚持战斗，便可以彻底取胜。这种高昂的战斗情绪和求胜的信念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战场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据守镇子南端几处房院和南门碉楼内的顽敌仍以密集火力反击扫射，野战集团军作战部队出现较多伤亡;特别是敌第二十四旅增援迫近，再战于集团军不利，所以张、习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是役共歼敌第四十八旅一千五百余人，击毙其少将旅长何奇。 战斗结束后，习仲勛还特意找来了新华社随军记者田方，叮嘱说：这次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志大才疏的胡宗南部属也个个刚愎自用。他们出于反动本性，在打仗时对老百姓的暴行令人发指。你可以去战场作一次採访，用事实揭露胡宗南军队的兽行，以激发解放区军民对反动派的仇恨。田方曾回忆说：我按照习仲勛的吩咐到了镇子，眼前的情景惨不忍睹。原来，敌四十八旅副旅长万又麟见到何奇被击毙、旅部被打垮时，便残暴地命令用两门美式迫击炮连续发射一百多发炮弹，致使许多无辜商民、民夫、伤员包括一些国民党军官兵惨死，成片的民房被烧毁，顿时火光烛天，人喊马嘶。 西华池战斗，尽管作战部队勇猛坚决实施进攻，迅速突入西华池镇内，并且在敌有飞机和炮火配合支援连续反冲击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给进犯的敌四十八旅以歼灭性打击，基本上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是，令野战集团军首长遗憾的是，由于战术指挥上的缺陷，以优于敌四倍兵力作战，竟未全歼该敌。就在结束战斗的当天下午，张宗逊、习仲勛、王世泰、廖汉生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对未达预期歼敌目的的经过和原因作了检讨。电文称： “军委： 我军于三日将四十八旅包围于西华池地区，原决先歼灭街内之旅部及一四三团，然后再歼街外各村之一四二团，以期完全歼灭该敌，破坏敌攻延计划。经一天两夜之激战，敌占街市房屋及我军旧筑工事顽抗，非死不缴械。敌虽死伤近千，受到致命打击，只因未能歼灭其主力，以至今日晨敌援赶到，我遂放弃歼敌决心。我共俘敌官兵百余人，缴获武器、弹药、骡马一部，我伤亡待查清再告。 此次未达歼敌目的经过检讨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敌反动教育很深，较为顽固，长于守备，且占房屋据以顽抗，我在巷战中炮兵使用受到限制。(二)我指挥机关及各旅刚合起六个机构，不灵便，协同不密切，对情况调查不确。原了解敌驻于板桥、西华池以北地区，实敌全旅集结于西华池以及附近张家庄、七里店一线。庆阳、赤城亦未查清。因此部署有错误，将重点置于北面(一、八旅)，新四旅在南面，且受城外敌人钳制，将大部兵力对付城外敌人，减弱突击力量。另地形不熟，地区窄小，对机动受到不小限制。思想上出发于保卫延安的政治目的，急于歼敌，以破坏敌人攻延计划，对战斗组织、后勤工作、政治工作等考虑均差。同时情况变动很快，形成仓促作战。 现除警三旅转庆阳以南地区外，一、八旅、四旅均集结于西华池以东地区，拟休息三日，如敌情无多大变化，即转新宁地区，向关中或新正与宁县之间进行作战，以围敌打援或寻求敌人弱点，各个歼灭敌人，钳制向延安进攻之敌。” 第二天，中央军委即复电张宗逊、习仲勛，肯定了“西华池战斗给了四十八旅以严重打击，何奇毙命”。 三月十一日，习仲勛、张宗逊奉军委命令率部“从西线转到南线布防，在富县茶坊召开了战斗总结会，检讨未能全歼敌四十八旅的教训，进一步动员打好延安保卫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营以上干部参加会议。在南泥湾、金盆湾、茶坊一线检查防务的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到会讲话，他报告并分析了全国各解放区的形势，强调了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大意义。习仲勛对这次会议留下了深刻记忆。他在三十多年后曾回忆说：一九四七年初春，边区集团军在甘肃东部的西华池和胡宗南部队恶战一场。战后，彭总在富县和我们一道总结此次战斗。这一仗，虽予敌以重创，击毙敌四十八旅旅长何奇，可是这是一次消耗战。为此身为边区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的我，深感不安，以为会受到彭总的严厉责备。可是他却亲切地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作战。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我们大家一直在听着你们的消息。没打好，部队有伤亡，不要紧。打了这一仗，把敌人的底摸一摸，这对今后作战大有好处。也算是实战演习嘛!这一席话，对我和其他同志鼓舞极大。 其实彭德怀这位以严于治军着称的杰出将帅，何尝不知道此役失误之所在呢?他在严肃而宽厚地要求部下之时，更严于责己，承担责任，以致在他长期蒙冤受屈之时，还反思自己，不无遗憾地写道：“西华池序战没有打好，伤亡了一千二百人左右。” ●延安保卫战七昼夜 当习仲勛等率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出击陇东、激战西华池之际，国民党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从三月起，集中了九十四个旅，向解放区东西两翼——山东、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早在二月上旬，蒋介石就在南京召见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设想。二十八日，蒋又飞至西安，确定了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蒋发狠地要求部属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以摧毁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并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或逼迫中共领导机关和部队东渡黄河，进而达到将人民武装力量各个击破的目的。国民党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共三十四个整编旅，二十五万人。其战略企图是：以装备精良的第一战区胡宗南集团二十个旅十七万人从南线正面突破，迅速占领延安;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集团、马鸿逵集团十二个旅六万九千人和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集团两个旅一万二千人，从西、北两面围攻，配合胡宗南集团寻找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如不能消灭，则驱赶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西北人民解放军东渡黄河。当时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只有六个旅二万六千余人，面对九倍于己、装备精良、补给充足的国民党军队，形势是异常严峻的。
第88页 为了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在中央军委和西北局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进行了紧急动员和充分的备战工作。中央军委提出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利用有利的群众条件，运用“蘑菇战术”疲惫消耗敌人，尔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削弱敌人有生力量，钳制胡宗南于西北战场，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中央军委分析认为：胡宗南集团主力开始向洛川、宜川一线集结，预计三月十日集结完毕，十五日向延安发动进攻，遂作出部署。当时，习仲勛、张宗逊率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转战陇东地区，便连续接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准备延安保卫战的电令。 三月六日，即西华池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央军委电示张宗逊、习仲勛：今后任务是内外线配合，坚决保卫边区，保卫延安(陈谢、王震、王三纵在外线配合)，独一旅、新四旅、八旅、警七团八日由现地东进，限十日隐蔽集结张村驿附近地区，准备内线机动;警一旅五团在原地集结休整数日，待廖昂主力转至中部、洛川线时，在关中、陇东地区寻求小歼灭战，每次消灭敌一连一营，我武工队、游击队、独立营等在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土地利益的口号下，应深入封锁线外，配合主力作战，加强翻车、破路、割线、炸桥、袭夺辎重的战斗。 三月七日，习仲勛、张宗逊再次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调整保卫延安作战部署的电报。电文称：要取得外线有效配合，内线防御须有二十天坚决抗击才能粉碎敌人，保卫延安。如此持久防御，教导旅正面太宽，拟重新区分如下：第一，交道、茶坊、富县、榆林桥，仍由警七团接替，该团须于十一日到达富县城附近，休息三天，接受守备任务。第二，教导旅之第二团守备临真、金盆湾线不变。第三，劳山与三十里舖间，南泥湾与三十里舖及其以东构筑第三道防御阵地，十一日派张参谋长侦察动员民力构筑，限二十日以前完成。第四，十一日在榆林桥或茶坊开一次团长政委以上干部会，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留队指挥，会后进行两三天的地形侦察，因此部队中战斗准备须预先计划好。 三月八日，中央军委又一次电示张宗逊、习仲勛： “胡敌九十师全部已于七日到达秋林附近。你部除警七团开富县接替交道、茶坊守备任务外，其余主力请全部集结张村驿及其以东至羊泉镇间。” 张宗逊、习仲勛即按军委部署，指挥部队迅速进入防御阵地。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从西安发回的一份秘密情报中获悉，胡宗南已在西安集结伞兵千余人，待命起飞，袭击延安。三月十日上午十时许，毛泽东即以军委名义急令已进抵富县的习仲勛、张宗逊、王世泰、廖汉生：“望着新四旅立即开延安，以两天行程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延安为要。”军情紧急，张宗逊、习仲勛即命新四旅星夜疾驰延安。 就在习仲勛接到毛泽东电令当日晚，胡宗南亲自到洛川召开作战会议，宣布进攻延安计划，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整编第一、二十七、二十九师共七个旅组成右兵团，从宜川、龙泉镇地区出发，在攻占临真、金盆湾等地后，沿金(盆湾)延(安)大道及两侧地区向延安攻击前进;以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第十七、三十六、七十六师及第十五师一三五旅、第三十八师五十五旅组成左兵团，从洛川出发，沿咸榆公路及两侧地区向延安进攻。同时在洛川设立以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兼主任的前进指挥所。另以马步芳、马鸿逵集团整编第十八师三个旅组成宁夏兵团向三边分区进攻;以整编第八十一师两个旅组成海固兵团，向陇东环县进攻;以整编八十二师等五个旅组成陇东兵团，向庆阳、合水地区进攻;以邓宝珊集团在北线钳制配合。 十一日，中央军委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正面防御作战于我不利和我军作战目的是钳制胡宗南集团于西北战场的实际出发，作出了主动放弃延安的重要决策。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与敌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和缺粮困境后，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中央军委决定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序列。同时命令晋冀鲁豫第四纵队暂缓渡河，在晋西南发动攻势，以策应陕北作战。 十二日，彭德怀检查南线防务后回到延安，向刚刚由枣园搬住王家坪的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主动请缨担当指挥边区部队反击国民党重点围攻陕甘宁边区重担。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他也考虑面对危急的情势，应当尽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指挥机构，需要有一位能孚众望、坚强有力的指挥员来统帅边区部队。由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出任此职，当然是难得的人选。但是还需要有一位熟悉当地地理民情，便于协调边区党政军民关系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协同彭德怀指挥作战，以更好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毛泽东想到了比彭德怀小十五岁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勛。 三月十三日，胡宗南集团发起了全线进攻，延安保卫战打响。为配合地面作战，国民党军调集作战飞机九十四架，从西安、郑州、太原等地起飞，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疯狂轰炸。胡宗南集团第一线攻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以密集队形多路蜂拥攻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防御部队教导旅、警备第七团，在宽五十多公里的正面，依託第一、第二防御地带野战工事，交替掩护，节节抗击。当地民兵、游击队埋设地雷、破坏道路、开展游击战，与主力部队密切配合，致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当代价。经三日激战，予敌重大杀伤，并阻其于麻子街、马坊一线。当年身在防御前线的习仲勛后来曾回忆说：在南线进攻的胡宗南部，有十四五万之众，兵分几路直扑延安。枪炮声震耳欲聋，敌机轮番不息地轰炸延安，遍地烟火升腾。 三月十四日，即延安保卫战打响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就当前敌情和新的部署电示张宗逊、习仲勛：一、敌进攻延安部署大体分四路：(一)九十师、二十七师由宜川云岩向临真、金盆湾。(二)第一师由龙泉镇向金盆湾。(三)三十六师旧城向牛武、九龙泉、南泥湾。(四)七十六师向茶坊、甘泉，十三日晨开始攻击，十四日午占我茶坊、牛武。二、王震两旅十五日从延水关西渡向甘谷驿集中。张纵队(一、八两旅缺一营)准备向甘泉及以北集结，新四旅在延安集结。主力准备在内线各个歼敌，得电须立即准备五至七天干粮在原地待命。三、习仲勛同志即回延安与彭德怀同志一处主持边区全局，王世泰即去关中指挥中央警备团及关中、陇东两军分区，廖汉生即去关中仍与张一处指挥一、八两旅。这是中央军委发给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最后一份电报，电报还对集团军领导干部另行作了安排。至此，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奉命结束。习仲勛即疾驰延安接受新的任命。 三月十六日，习仲勛由南线回到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住地。因为敌机不断轰炸，他心中非常牵挂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刚一下马就直奔毛泽东的窑洞。他见到毛泽东、周恩来还在从容不迫地谈话，便急忙说道：胡宗南重兵推进，敌情危急，请毛主席、周副主席赶快离开延安!毛泽东、周恩来镇定地说：这里群众基础好，地形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群众坚持战斗，我们要和群众在一起。这时，彭德怀看到一身征尘的习仲勛，没顾上问候，便将手中电文递了过来。习仲勛翻开一看，原来是当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命令指出：“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由独一旅、三五八旅、警备第三旅七团组成右翼兵团，归张宗逊、廖汉生指挥，在道佐铺、甘泉、大小劳山、清泉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教导旅和第二纵队组成左翼兵团，归王震、罗元发指挥。教导旅在南泥湾、金盆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战斗;新编第四旅为中央兵团兼延安卫戍，以不少于四个营的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舖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持抗击由南泥湾向延安前进之敌，旅属炮兵应加强庙尔梁阵地，余为预备队，位置延安，兼防敌伞兵控制机场。各防御兵团“应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小部”。同时要求“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命令电抄件最后写道：“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勛同志指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89页 对于新的任命，习仲勛深感责任重大，因为陕北战场的形势与党中央的安危、同全国的战局变化，紧密相连，息息相关。但是，他对战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数十年后，他在回忆这场“威武雄壮的战争奇观”时，很少谈到自己，而是高度评价了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当时与他同时受命的彭德怀发挥的作用，这也许是当时信心的源泉。他说：“彭总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杰出将帅。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上，他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在十倍于我之敌面前，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决贯彻中央的战略决策，依靠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依靠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依靠他钢铁般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奇蹟似的克敌制胜，为中国革命战争史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以习仲勛为书记的西北局及各级党政机关实行了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中共中央西北局分别设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后方工作委员会。前线工委由习仲勛、张宗逊、王世泰、廖汉生、阎揆要、徐立清组成，随西北野战军总部活动，开展军队的地方工作和群众工作;后方工委以马明方为书记，和边区政府一起转移，领导边区中心和支前工作。 彭德怀、习仲勛受命后，迅速调整了抗击胡宗南集团进攻的战术，即前线部队白天以少量兵力守备要点，适时组织反冲击;天黑以后发挥夜战的特长，袭击敌人。又经过三天激战，敌军仍被我阻于临真、金盆湾一线。 三月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部分成员在王家坪毛泽东窑洞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和西北野战兵团作战问题。当时“敌机又来轰炸，有些炸弹就落到了附近。于是大家转移到王家坪一个防空的石洞里继续开会。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总等，大家都席地而坐。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又讲了全国战争形势，陕甘宁边区目前的情况，还特别要求注意向那些对撤出延安想不通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多做工作”。会后，彭德怀、习仲勛再三催促毛泽东赶快离开延安。习仲勛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尽管给大家讲主动放弃延安的意义，但是，他们也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在告别居住了十年之久的延安时，不免还是依依不捨。直到黄昏，胡宗南集团进攻延安的枪炮声愈加迫近激烈，毛泽东得知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学校及群众已安全转移疏散完毕，才走出窑洞。彭德怀、习仲勛等一直送到了延河边，深情地望着他们上了汽车向东驶去。习仲勛对这次送别记忆尤深，毛泽东离开延安时殷切嘱咐的话语时常回响在耳际：“延安我们不守，让敌人把这个包袱背上，把几十万敌人拖到边区，一直到把它拖垮。只要一个月能消灭一个团，保证三年收复延安。” 彭德怀、习仲勛送走毛泽东、周恩来返回王家坪时，胡宗南部已进至延安城七里舖。“炮声隆隆，处处吃紧，战争形势，至为严重。”但是习仲勛同彭德怀一起除派人继续检查了解延安机关和群众的转移情况外，还亲自到西北局、联防军司令部驻地及杨家岭等处检查疏散情况。二十一时回到王家坪，又对部队行动作了部署。除派一支部队在延安西北的安塞方向吸引敌人之外，主力部队向延安东北六七十里的青化砭地区集结，相机歼敌。深夜时分，枪炮声更加迫近，延安城东的机场和大路屡遭炮弹袭击。在场的同志焦急催促彭、习赶快撤退。彭德怀却镇静地说：“你们不要催，看到敌人进了延安城我才走。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才撤退，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直至十九日拂晓，彭、习把一切安排停当后才沿王家坪北山一条小路向东北方向离去。 当日上午，边区部队在完成阻击任务后有序撤离延安。延安保卫战胜利结束。 二十日上午，彭德怀、习仲勛率野战兵团、指挥机关人员抵青化砭西北的梁村，在这里召开会议，正式成立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四月二日，中央军委任命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刘景范为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员。 二十一日，习仲勛和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敌占延(安)后动向尚未判明。我各兵团力求隐蔽，自二十二日起暂休七天。边区全面部署今晚请中央批示后再发各区。这是彭德怀、习仲勛联名发出的第一份电报。在以后转战陕北期间，他们联名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中央、中央军委拍发彭、习或彭、贺、习的电报达百余份之多。由此，彭德怀、贺龙、习仲勛的名字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浴血奋战一起记人了史册。 ●青化砭歼敌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五十余里处一条四十多里长南北走向的蟠龙川中。一条通往瓦窑堡的大路穿过青化砭沿川而上，道路两侧是连绵的山地沟壑，便于部队设伏隐蔽，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彭德怀、习仲勛的前线指挥所就设在青化砭西边的梁村。 节令已到春分，陕北高原的山地尚未解冻，春寒料峭，冷风飕飕，眼前一派荒凉、凋零和沉寂，人们很难想到，一场血与火交织的战斗即将在这里打响。 事情还须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出延安说起。 三月十九日下午，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师进占延安空城。趾高气扬的胡宗南得意忘形，吹嘘取得了“俘敌五万众，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的所谓“辉煌战果”。二十一日，蒋介石致电嘉奖胡：“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并授以二等大绶云麾勋章。其实，当胡宗南踏入延安头脑发昏、恣意妄为之日，也就是其背上沉重包袱陷入四处碰壁之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密切关注着战争风云的变幻，适时而正确地调整军事部署。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经延川、子长到了清涧，在清涧枣林沟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了：中共中央重大分工，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託的工作。随后，又以叶剑英、杨尚昆为正副书记，率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此前，毛泽东在子长县任家山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留在陕北，对参与指挥边区野战部队作战的习仲勛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他感到中央军委、毛泽东直接领导西北战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夺取西北战场的胜利就有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但是，他也深知党中央、毛泽东在转战陕北中的绝对安全，事关全局，责任重大，因而他无论对敌情形势的判断分析、地形地物的勘察、战役战斗决心的定下，还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对敌工作、群众工作的开展，甚至每一份电文、报告、指示、命令的起草，都极为严谨细緻，一丝不苟。他常说，军中无戏言，指挥机关和指挥员的一言一行，都与战士的流血牺牲、战斗胜败连在一起。时任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曾回忆说：仲勛同志在野战军行军作战紧张环境中，除了协助彭总指挥作战外，不顾疲劳，随时随地同边区人民保持密切联繫。他每到一个地方，不是找当地干部座谈，就是向群众做调查研究，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坚持生产、克服困难、参加支前、战胜敌人。
第90页 彭德怀、习仲勛撤离延安时，按照中央军委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指示，将野战兵团主力集结于甘谷驿、青化砭地区，以第一纵队独一旅二团二营在延安西北同敌保持接触，佯作掩护主力撤退之势，诱敌主力深入安塞。 果然，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后，将西北野战兵团的主动撤退误认为是“仓皇北窜”，随即将其前进指挥所由洛川移至延安，急于寻找西野主力作战。二十一日，胡宗南部为西野第一纵队一部的佯动所惑，误以为西野主力，遂令整编第一军第一师、九十师共五个旅的兵力向西急进，二十四日占领安塞。为保证其主力的侧翼安全，另以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欠九十一团)由临真向青化砭前进，建立据点。当晚，西野电台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调动三十一旅的电报。为了不失战机，彭德怀、习仲勛和张文舟一起连夜察看地图，分析研究敌情。在判明敌军意图后，彭、习当即定下决心，採用伏击战术，在青化砭地区坚决歼灭侧翼之敌三十一旅。 同日，彭德怀、习仲勛还获知：董钊军部率一师、九十师之四十七旅集结延安附近，四十八旅一四三团守备鄜县，新三十一旅和另一旅守备临真、金盆湾线，三十六师、七十六师各一部守备金盆湾至甘泉线，并各就驻地二十里内担任清剿。胡宗南二十二日来延安。据此，彭德怀、习仲勛对部队作如下部署：教导旅集结青化砭以东之何家山附近地区，新四旅在青化砭附近地区集结，一个营在拐峁十里舖警戒。上述各兵团力求隐蔽，警戒部队伪装民兵。一纵八旅在安塞、茶坊间，一旅在高桥准备转移至茶坊，各以一营在枣园、蓝家坪警戒。 二十二日凌晨二时许，彭德怀、习仲勛根据敌情变化，同时向作战部队和中央军委拍发两份电报。命令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我准备伏击该敌(三十一旅)。着第一纵队主力经安塞开至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石家沟、白家沟之线。八旅(缺一营)限二十三日晚到达，留蓝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独一旅开高桥很不妥，应即尾八旅开安塞以东之主家庄、丁家庄、枚家庄之线，限二十四日到达，不得迟误，行动时须特别注意隐蔽。”命令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教导旅长兼政委罗元发：我军拟以伏击或乘其立足未稳彻底歼灭敌三十一旅。“我第二纵队、教导旅统归王震指挥，隐蔽集结于青化砭以东之阎罗寺、郝家河、胡家河之线，限二十二日晚集结完毕，二十三日看好地形，化装民兵，切实封锁消息。”“王、罗看好地形后定出由东南进攻青化砭、截敌归路、警戒拐峁之详细计划。”同时，令其他各旅于二十三日前按指定位置集结。彭德怀、习仲勛将敌情和野战兵团兵力部署，于凌晨专电报告了中央军委。上午，彭、习再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围歼敌三十一旅决心及兵力部署，请求指示。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初战必胜，彭德怀、习仲勛于二十三日上午在延安东北方向的梁村前线指挥所召开了有纵队、旅以上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并带领他们到青化砭四周察看地形，现场下达战斗任务，具体部署兵力，确定抢占要点及攻击要点。习仲勛伫立山头，俯视未来战场，一个布置严密的“口袋阵”展现眼前：作战部队主要隐蔽于青化砭蟠龙川东西两侧及以北地区。第一纵队在川之西山设伏，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在川之东山待命，新四旅在青化砭东北警戒，对着沿咸榆公路北进敌军的“口袋”已经张开，待其后尾通过房家桥后即紧束“袋口”，断敌退路，伏击歼敌。此时，站立在他身边的彭德怀，右手托着下颌，若有所思。从他舒展开的眉宇间可以看出此役已胜券在握。 二十三日，彭德怀、习仲勛在青化砭西北高地指挥所向作战部队发出歼敌命令，指出：本军决于明二十四日以待伏动作消灭敌三十一旅全部之。要求“各兵团务于三月二十四日六时半以前部署完毕，部署时须注意隐蔽于敌侧卫搜索线以外，勿使敌过早发现”。命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坚决勇敢的精神、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和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光荣传统，坚决消灭敌第三十一旅。 二十四日拂晓前，野战军作战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各旅官兵在冰雪未融的山地卧伏竟日，未见国民党军踪影，预定歼敌计划未能实现。前指即命各部于下午六时撤出阵地待命。彭德怀、习仲勛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报告：敌三十一旅二十四日到达拐峁，停止前进，可能是待补粮食。我们明(二十五日)仍按原计划部署待伏三十一旅。这时部队出现的思想情绪反映到了前线指挥所，引起了习仲勛的重视。这些思想情绪一是担心，担心战场离延安这么近，会不会走漏消息;二是怀疑情报是否可靠。彭德怀、习仲勛要求各旅切实加强思想工作，坚信边区群众的觉悟和上级伏击歼敌的决心。二十五日拂晓前，向各纵队、旅发出电令：“按二十四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必须耐心认真布置，勿因敌一二次不来而松懈战斗准备。”习仲勛还记得在大家急切等待中，彭德怀说了一句极富感情的话：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得很。大家要坚信，根据地里的群众，是不会向敌人告密的。 二十五日凌晨四时许，大地还在沉睡，夜幕笼罩着青化砭周围的山峁川道。西北野战军主力再次进入设伏阵地。约六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一旅由川口、拐峁出发，并配以空中侦察和地面火力搜索，向青化砭前进。彭德怀、习仲勛得到报告后立即带张文舟、徐立清进入前线指挥所。十时左右，敌三十一旅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附近，本队进至石绵羊沟一带，后卫过了房家桥，全部进入彭德怀、习仲勛设置的“口袋”之中。此时，信号弹在空中升起，空寂无声的山野间顿时枪声大作，伏兵四起。担任断尾任务的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在石绵羊沟紧紧扎住“袋口”;埋伏于青化砭东北的新编第四旅突然跃出，阻敌前进;东西两侧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杀下来，猛烈夹击敌人，迅速将胡宗南第三十一旅压至不到七公里长、只有二三百米宽的川沟之内。敌军首尾不能相顾，兵力尚未展开就完全丧失指挥，顿时乱作一团。经过一小时四十七分钟激战，即将三十一旅旅部及第九十二团二千九百余人全部歼灭。俘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和第九十二团上校团长谢养民，缴获子弹近三十万发。西北野战兵团伤亡仅二百六十五人，取得了西北野战兵团组建后首战胜利。这次胜利，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的斗志，增强了边区军民胜利的信心。 战斗打响之时，习仲勛站在青化砭西北的一个山头上，手持望远镜，观察战斗进展情况。但闻枪炮声震耳欲聋，杀声四起，尘土飞扬，我作战部队从四面向敌人发起冲击，不觉就结束了战斗。他兴奋地对彭德怀说：“没有想到结束得这么快，我觉得战斗好像只打了十几分钟。”彭总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笑着说：“打了还不到两个小时啊!敌人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个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压倒了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噢!”
第91页 战后，彭德怀、习仲勛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今日歼灭之敌军为三十一旅直属队与九十二团全部，旅长李纪云以下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 三月二十六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勛电报，祝贺青化砭战斗的胜利。电文称： “彭、习： (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二)一三五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三十一旅，望准备打第二仗。 (三)毛于昨日已与中央各同志会合。 军委 寅宥午” ●再战羊马河 彭德怀、习仲勛指挥的青化砭伏击战，给了因进攻延安取得“胜利”而欣喜若狂的蒋介石、胡宗南当头一棒，使其不得不从头脑昏热中冷静一些，总结教训。他们认为，其三十一旅被歼的前车之鑑是兵力分散。于是变换为所谓“方形战术”，即队伍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进，缩小间隔，互相策应的宽正面集团式的“滚筒”前进。要求队伍行进时白天走山窜岭，轻易不下山沟，夜宿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进。 青化砭战斗结束的当天，胡宗南即令整编第一、二十九军主力共十一个旅，由安塞、延安及金盆湾、临真地区分三路经青化砭、甘谷驿及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开进，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作战。 彭德怀、习仲勛判明敌企图后，便顺势诱敌向东， “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位置于青化砭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果然，胡宗南听从调动，其近十万军队在延安.以北千山万壑之间，武装大游行二百余公里，占据了延川、清涧、子长几座空城，非但未找到野战兵团主力，反而使自己疲惫不堪，给养发生困难。 四月二日晚九时，彭德怀、习仲勛就青化砭战斗后敌军战术变化和野战兵团作战方针给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拍发了一份，电报，陈述了对毛泽东最近一项指示的不同意见。此前，毛泽东电示彭德怀、习仲勛：我军歼灭敌军必须採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毛泽东还提出了在瓦窑堡、清涧之间或永坪附近设伏歼敌方案。彭德怀、习仲勛认真考虑了毛泽东的意见。鑑于胡宗南集团已改变战法，採取重兵集团密集行动，如以不足三万的兵力，对挤成一团的八万敌军，既难包围，也难分割，因而野战兵团也需要根据实际变换战术。彭、习商量后，即致电毛泽东阐明观点。电文说：“敌自青化砭之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磙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睏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目前敌军甚疲劳，掉队落伍逃亡日渐增加。为对付敌人此种强大集团战法，拟分散三四个营兵力，以一连至两连为一股(现群众游击战未开始)，派得力指挥员在敌前后左右四面袭扰，断敌交通，将敌疲睏，使敌不能不分散部分守备交通，以创造打击分散与打援敌之机会。”彭德怀、习仲勛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称赞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是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决断。四月三日晨七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习仲勛电：敌十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你们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正当胡宗南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士气沮丧之际，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晋南展开强大攻势，夺取了秦晋咽喉禹门口，割断了阎锡山集团同胡宗南集团的联繫;陕甘宁边区南线部队也在关中分区频频出击，严重威胁到胡宗南部的后方安全，使其不得不改变其北进计划，以整编七十六师守备延川、清涧，以第一三五旅留守瓦窑堡，主力于四月五日南下蟠龙、青化砭休整补充。 四月六日，彭德怀、习仲勛部署野战兵团设伏于永坪西北之大小寨地区，以打击经永坪南下的刘戡之整编第二十九军，由于敌军迅速抢占阵地、我方尚未部署就绪之故，仅歼敌六百余名即撤出战斗，继续待机。这时，胡宗南判断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集结于蟠龙、青化砭地区，即令整编第一、二十九军主力向青化砭西北方向推进;又令驻清涧的整编第七十六师七十二团开向瓦窑堡，接替一三五旅防务，而调第一三五旅南下策应，妄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于瓦窑堡以南地区。 四月十日，彭德怀、习仲勛在子长县云山寺主持召开野战兵团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永坪歼敌经验教训，讨论今后作战方针，强调整顿部队纪律。习仲勛特别批评了军队中出现的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提出要建立纪律检查制度。他说，军民亲密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基础，团结愈好，胜利愈大。彭德怀也严肃地指出：非把群众纪律搞好不可。同日，彭德怀、习仲勛致电陈赓、谢富治，通报了陕北战场敌军分布情况，特别说到敌“兵力疲劳，逃亡、病甚严重”，“边区主力正尽力吸引胡军，使你放手歼敌”。 四月十一日晨，中央军委收到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发来的一份情报：清涧敌第二十四旅一个团于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后，一三五旅可能调动。当日深夜十一时，毛泽东将这一情报以“本早密息”电告彭德怀、习仲勛：敌一三五旅“或往安塞或往蟠龙，望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 四月十二日，西北野战兵团发现董钊、刘戡两个整编军主力已开始向西北方向移动。彭德怀、习仲勛分析判断认为：敌一三五旅可能南下向其整编第二十九军靠拢。必须抓住该旅同二十九军会合前之有利战机，将其彻底歼灭。彭德怀、习仲勛分析，一三五旅南调有三条道路可取，即：“(一)沿瓦市、安定以南山地向安塞前进。(二)沿瓦市东南高地向永坪或清涧前进。(三)沿蟠瓦大道以东或西山地南进，目前此种可能极大。我必须乘敌一三五旅移动中歼灭之，得手后准备歼击其他部分。”考虑到敌一三五旅行军路程短，距敌主力又近，易于会合，影响歼敌，彭德怀、习仲勛部署第一纵队的三五八旅及新编第四旅一部坚决阻董钊、刘戡部八个旅于蟠龙西北的牡丹川、云山寺一线，迟滞其北进，以第二纵队与教导旅由东向西、新编第四旅由西向东夹击第一三五旅。据当日敌军主力前进态势判明，敌一三五旅南下必经瓦窑堡、蟠龙大道。彭、习当即决定，吸引进犯之敌主力到蟠龙以西地区，在瓦窑堡以南地区坚决歼灭一三五旅。为了不暴露作战意图，又命令伏击部队让出敌一三五旅可能经过的高地，务必诱其进入伏击地。是日二十时，彭德怀、习仲勛向各纵、旅下达了作战命令。【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四月十三日，彭德怀、习仲勛在子长县西南的后回湾野战兵团司令部的一孔土窑洞里主持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分析敌军态势，具体落实作战方案。特别强调：坚决阻住南线敌军主力北进与一三五旅会合;速战速决;各作战部队密切配合，务必全歼一三五旅。彭德怀指着地图，在羊马河周围画了一个圈，风趣地说：“胡宗南部游行了十多天，认为已找到我军主力，便急匆匆扑了过来。我们正好在这里来个虎口夺食。”话一落音，便引起了习仲勛和与会人员会意的笑声。习仲勛接着就作战中的宣传动员、思想教育、瓦解敌军、俘虏政策及伤病员收治等作了详细布置。
第92页 已是半夜时分，彭德怀、习仲勛还在苦苦思索，不能成眠。他们觉得有必要亲自了解阻击阵地的实际情况，于是便走出窑门，翻身上马，带王政柱副参谋长等直奔第一纵队独一旅阵地。当日，敌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我独一旅附警备第七团阻击在云山寺、元子沟地区，一部进至羊马河以南，距羊马河仅一山之隔，但被我顽强阻击，不能前行。在听取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汇报后，彭、习再三叮嘱：如果能把敌二十九军阻在羊马河以南，歼灭一三五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只要坚持抗击到下午两点钟，就取得了胜利。他们还风趣地用手比画着说：“把董钊、刘戡的牛鼻子牵得越长越死，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当听到王尚荣表示再大的困难也要完成任务后，他们才离开了阵地。 四月十四日八时，敌第一三五旅离开瓦窑堡，沿蟠龙到子长大道两侧高地逐山跃进，十时左右，与西北野战兵团担任诱敌之小分队首先接火。胡军且战且进，当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时，埋伏在岭湾、黑山寺地区的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及埋伏在李家川、安家嘴一线的新编第四旅，迅速缩小包围圈，形成了以四个旅的绝对优势围敌一个旅，致敌进退不能，急电向胡宗南求援。此时，董钊、刘戡所率主力虽与第一三五旅仅数里之隔，但在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的抗击下，寸步难行，救援不及。 下午二时左右，习仲勛随彭德怀进入前沿指挥所，观察战斗进展情况。只见我伏击部队的炮弹、手榴弹在敌群中到处开花，密集的枪声和战士们的喊杀声震动着山野。敌一三五旅队伍溃不成军，到处鼠窜，很快缴了枪，当了俘虏。此刻，彭德怀、习仲勛和全体将士心情一样，连声称赞：打得好!打得好!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下午四时，羊马河战斗结束，全歼胡宗南集团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人，俘敌少将代旅长麦宗禹，首创全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当晚十时，彭德怀、习仲勛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了歼敌一三五旅的经过。习仲勛曾回忆这段历史说，在我军青化砭初战告捷后，“接着按照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牵着十余万敌人的鼻子，让它在千山万壑之间‘大游行’，等到敌人飢饿、疲劳和晕头转向之时，我军猛扑上去，打了羊马河一仗，歼近五千人，活捉敌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等。虽然敌之接应部队的重兵就在跟前，但彭总巧妙地让我军一部分把敌人主力九个多旅吸引到战场以西。因此，敌主力在我军数里之遥的山头上，眼看我军缴枪、捉俘虏，也无可奈何。这一仗，离青化砭之捷不到二十天。” 四月十五日中午，彭德怀、习仲勛就羊马河歼敌后我军的行动致电王震并报中央军委说：一三五旅被歼后胡宗南将开始慌乱，四月下半月我还须争取打一至两仗，求得再歼敌一至两个旅，破坏敌增援山西计划。当日，中共中央接彭、习报告后，即向全国各战略区发出通报，指出：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望对全军将士传令嘉奖，并通令全边区军民开庆祝会，鼓励民心士气，继续歼敌。 同日，毛泽东又特别致电彭德怀、习仲勛并朱德、刘少奇，指出：“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攻坚蟠龙 就在羊马河战斗刚刚过去二十天时间，彭德怀、习仲勛又胜利指挥了被称之为“三战三捷”的第三仗——蟠龙镇攻坚战。 蟠龙是位于延安东北方向约九十里地的一个村镇。镇子四周筑有土寨墙，坐落于群山环抱的小盆地之中。胡宗南集团利用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的特点，存放了大量军用物资，使之成为敌军集散的枢纽和前方补给地。胡军在每次“武装大游行”或消耗战后，就到这里补给。守敌是蒋介石嫡系整编第一师的主力旅，装备精良，又配有地方反动武装陕西人民自卫军第三总队，兵力近七千人。蟠龙守敌利用周围高地，构筑了密集的大小地堡，组成了密集的地堡群和交叉火力网，环绕地堡群挖有宽深六七米的外壕。其东山主阵地集玉峁，更是设有密集的明碉暗堡、铁丝网、地雷阵，守备极为严密，形成了以蟠龙镇为中心方圆五公里纵深的防御阵地。 彭德怀、习仲勛决心攻打蟠龙镇，是基于胡宗南集团的战役企图变化和陕北战场的形势决定的。 羊马河战斗之后，国民党军像瞎子、聋子一样在子长、清涧一带爬山越岭，盲目“游行”，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作战，但结果却是“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此时，由于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及太岳军区在晋南地区的胜利作战，使胡宗南集团侧翼受到严重威胁，只得命其主力撤至永坪、蟠龙地区休整。彭德怀、习仲勛指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乘机攻歼敌南下整编二十九军一部二千余人，随后集结于永坪东北地区待机。习仲勛要求部队在休息期间讨论战时政治工作，即如何动员党的支部，使每个党员在不同情况下(战斗发起前、进行中与结束后)明白自己任务;如何领导党员起积极的模范作用，党的基础组织被破坏时如何立即恢复，如何选举战斗英雄，建立各种互助小组，如何指挥每个炊事员、饲养员行动，并使伤员得到温暖及安慰;如何迅速争取解放战士补充部队等。强调要总结每一次战斗中军事、政治工作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 此时，恰好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机关的部分人员向山西转移。国民党军队空中侦察看到绥德、米脂以东黄河渡口船只集中，并有多路小分队向黄河岸边移动，便以为“中共中央及共军主力已开始东渡黄河”。蒋介石据此急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榆公路北进，又令榆林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南下策应，妄图南北夹击，将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消灭于佳县、吴堡地区，或逼迫其东渡黄河。胡宗南即命刘戡、董钊率九个旅，于四月二十六日十四时左右从蟠龙、永坪分左右两路向北进犯，先头部队抵新岔河西。 当日，彭德怀、习仲勛根据敌军行动判断：明(二十七日)有继续北进瓦市接该城之七十二团，再东向清涧收缩，七十六师师部、二十四旅于延川、延长，准备抽出主力南调，或者不顾一切继续北犯;或者董、刘两军向北佯动，迷惑我军，使瓦市敌向东逃窜。遂对西北野战兵团灵活歼敌作出部署，要求“各兵团力求隐蔽，勿使敌发现，才有可能打到敌人”。二十七日十九时，彭德怀、习仲勛致电毛泽东：“董、刘两军二十七日未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样。蟠龙留一六七旅直及四九九团守备，似有粮弹未发完。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得手后再围歼甘谷驿、桥沟八十四旅之二五一团，并彻底破坏永延段公路。”毛泽东于二十八日七时复电彭德怀、习仲勛：“二十七日酉时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第93页 为了实现这一战役计划，加深胡军朝绥德方向寻找野战兵团主力的错觉，诱敌深入，彭德怀、习仲勛调整部署：以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一部为主，并抽调少数兵力，配合地方部队，作出主力撤退的假象，节节抗击敌人，并沿途丢弃一些符号、衣物等军用物资，吸引敌军加快北进。 董钊、刘戡部被调动后，即以纵横几十里的行军方阵向北开进。习仲勛曾撰文回忆说：“蟠龙镇战斗之前，敌主力部队摆成长宽几十里的方阵，铺天盖地向北扑去。而我野战军指挥机关就驻扎在这方阵当中一个小山沟里。我们周围山头四面八方都有狂呼乱叫的敌人，大家都很紧张，人人持枪在手。侦察员和参谋们不断送来十万火急的报告，我焦灼地在窑洞里来回走动。而彭总却若无其事地躺在我身边的炕上，聚精会神地思考着马上就要进行的战斗如何打。敌人刚从头顶上过去，他立刻跳下炕去，说敌人向北，咱们向南，各办各的事噢!率领我们向蟠龙镇扑去。”习仲勛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了攻打蟠龙，我三五九旅诱敌北进绥德。董钊、刘戡率领的九个半旅排成纵横几十里的方阵，从我军隐蔽集结的地区通过。当时西野指挥机关就驻在一个叫新庄的小山村，敌人在山脚像放羊似的搜索前进了三四个小时，却丝毫没有察觉。 恰在此时，平时干旱少雨的陕北下起雨来，泥泞不堪的道路致敌行军困难，一直走了七天才到绥德。董钊、刘戡自以得计，给胡宗南发报说：共军溃不成军，我全部兵力南北夹击，一举歼灭之。 当北调后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得意忘形之时，他们未曾料到，其蟠龙补给地已成了一孤点。彭德怀、习仲勛指挥经过休整补充的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逼近蟠龙。彭德怀、习仲勛分析认为：蟠龙镇战斗与青化砭、羊马河两仗有很大不同，前两仗是伏击战，是捡了两块肥肉，而此役则是一次攻坚战，犹如啃骨头，难度较大，而且时间紧，必须抢在敌军主力可能回援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这时，装备精良、防御严密的蟠龙守军在其主力北上后，又冒雨加修工事，调整部署，加紧防御准备。情况表明，即将进行的将是一场硬仗。 二十九日二十时，彭德怀、习仲勛发出围歼蟠龙之敌的作战命令：以第一纵队由核桃坪、孙家台线南高地自西向东攻击蟠龙镇、窑坪线之敌;第二纵队之独四旅由向家峁子、郭家庄之线向北攻击蟠龙线之敌，教导旅主力位于青化砭以北地区机动，一部肃清青化砭及其以南之反动组织，彻底破坏青化砭南北公路;新四旅由谢家嘴、刘家坪向纸坊坪、蟠龙线之敌攻击。三十日上午，彭德怀、习仲勛同张文舟带纵、旅指挥员到蟠龙东北高地察看地形、掌握敌情，午后在薛家沟附近具体区分了攻击区域和任务。 三十日，西北野战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蟠龙镇，并完成了进攻准备，决心于五月一日发起攻击。然而就在这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习仲勛电，提出：“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蟠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部队加紧休整，以逸待劳”。毛泽东在蟠龙镇战斗即将打响之前提出了一个足以改变战役决心的意见，是打还是不打，自然引起了彭德怀和习仲勛的高度重视。他们在对敌情分析判断、地形地物勘察了解、兵力的部署以及採用的战术技术等各个环节反覆研究后，仍坚持战役决心不变。 此时，天气骤变，突下大雨，整日无停，部队行动不便，攻击计划推迟。五月一日九时，彭德怀、习仲勛致电中央军委：“原准备一日拂晓攻击蟠龙，因天雨路滑停止，待雨停后二日攻击。胡军为避免消灭，现工事技能已达最高点;清瓦以南至延川所有山头村庄，均有相当强固野战工事;蟠龙工事已完成外壕、鹿砦、铁丝网，平毁甚不易。该军所到之处，木器木板大部烧光，牲畜杀光，一切工具均损坏，壮丁抓走亦不少，与日本‘三光’政策同。人民损失五年难以恢复。” 二日，正是北犯的国民党军占据绥德之时，天气转晴。黄昏时分，西北野战兵团作战部队首先扫除了周围一些小据点，迫近主阵地，接着发起冲击，并迅速向前发展。于三日拂晓前，夺取了第一线阵地，俘虏保安队六百余人，击落敌机一架。但由于野战兵团缺少攻坚火炮，而靠土工作业和爆破来摧毁敌坚固的工事，在发起总攻后，外壕未能通过，几次攻击亦难以奏效。时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的廖汉生回忆说：“敌主阵地为高大的核心堡或土寨子，我军攻坚缺少重炮，只能靠人工把粉状炸药装入干粮袋捣实，在敌军火力扫射下进行对壕作业，一步步贴近敌碉堡，再把炸药袋挂到碉堡上爆破。战士们称之为‘膏药战术’。”由此可见蟠龙镇这块骨头的坚硬程度。 时刻关注瞬息万变战场形势的彭德怀、习仲勛见状后，即下令停止攻击，并于三日九时致电纵队首长和中央军委：“已令二纵、新四旅各一部巩固已得阵地，进行土工近迫作业，破坏敌外壕、鹿砦，我山炮与迫炮转移至阵前最近距离，准备猛烈射击(注意使用迫炮)，主力在适当地点休息，开十分钟连排班干部会、班的战士会，讨论如何夺取主要阵地。”一个颇具特色的“火线诸葛亮会”在各个阵地召开。这是彭德怀、习仲勛在战斗间隙实行军事民主的一个创造。广大指战员提出了利用外壕作业逼近铁丝网和敌堡、以爆破扫除障碍开闢冲锋通路、攻击部队轮番佯攻消耗敌人火力等建议。当日下午，我攻击部队迅速消灭了集玉峁守敌，即以集玉峁之制高点为依託，向蟠龙以东敌团指挥所和炮兵阵地攻击。彭德怀、习仲勛要求各纵、旅，要坚决围歼逃跑之敌，必须堵击、截击、追击，务求彻底消灭，不使一人漏网。十五时，彭德怀、习仲勛致电毛泽东：“今拂晓攻击，敌保安队守备第一线，我攻占第一线后，即已天明，故停止攻击，共俘保安队六百余人，我主力均已接近敌阵地，伤亡甚小，本日黄昏后决心再攻。” 四日上午，独立旅攻击部队完成对壕作业后，十二时发起冲击，突破铁丝网，十六时将敌大部消灭，完全占领了蟠龙东山敌军阵地。第一纵队攻击部队攻占蟠龙北山，随后堵击歼灭了向西方向突围之敌一千余人;第一纵队二、八团拔掉了敌军磨盘山据点，从南面打开了攻击蟠龙的大门。黄昏后，各攻击部队从四面居高临下向蟠龙镇敌人发起猛攻，战至二十四时，蟠龙镇攻坚战胜利结束。全歼一六七旅六千七百余人，俘少将旅长李昆岗，缴获军服四万套，面粉一万余袋，子弹百万余发，以及大量药品，给西北野战兵团以很大补充。五日，彭德怀、习仲勛即电报中央军委：蟠龙镇(延安以北八十里)战斗自二日晚起，克服敌强大纵深堡垒、无数层铁丝网、布满地雷、深宽一丈五尺外壕的防御，至五日三时全部解决。中央军委接电后，即将蟠龙战况通报给朱德、刘少奇、叶剑英、杨尚昆和全国各战略区首长。几天后，当如梦初醒的胡宗南调集疲惫不堪的主力放弃绥德回援蟠龙之时，镇子已是空无一人。新华社记者在《评蟠龙大捷》一文中写了一首打油诗，辛辣地讽刺了胡宗南军连吃败仗的情景：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第94页 彭德怀、习仲勛在指挥蟠龙战斗中调动指战员集体智慧、献计献策、实行军事民主的做法，对夺取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重视并在全军推广。一九四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文中写道：“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不久，他还在一个批示中写道：“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出延安一个半月内，彭德怀、习仲勛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一万四千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妄想摧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首脑机关、三个月解决西北问题的企图，稳定了陕北战局，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同时，也策应了晋南人民解放军的反攻作战。毛泽东对西北野战兵团“三战三捷”给予高度评价，他在日后一个电文中指出：“我彭习军(只有六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三十一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将胡军锐气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而骄狂一时的胡宗南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发出哀嘆，他在一份给蒋介石的报告中称：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 五月九日七时至十日五时，彭德怀、习仲勛两次报告毛泽东，提议部队休息十天，准备开全军祝捷大会。十日十五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习仲勛：恩来、定一今日动身去真武洞和你们商量作战方针，并参加祝捷大会。在祝捷大会上请代我及朱总司令慰问全军将士。 五月十四日，位于延安以北延河源头的安塞县城颇不寻常地热闹了起来。蟠龙战役之后，集结于安塞周围地区的西北野战兵团要在这里隆重举行祝捷大会。因为要防空袭，大会决定在天黑以后开始。夜色刚刚降临，在县城以北高高石崖下被称为真武洞的山坡上坐满了满怀胜利喜悦的西北野战兵团指战员、民兵和四乡农民群众五万余人。数百火把映红了夜空，从胡宗南军手中缴获的大炮成为庆祝胜利的礼炮鸣放七响，炮声如春雷震荡神州，响彻寰宇。从百余里外赶来的周恩来副主席在边区军民激荡群山的欢呼声中发表讲话说：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同时欢迎解放战士，共同战胜民族的、和平的、民主的敌人。他宣布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留在陕北，领导边区军民共同奋斗。他号召全边区一百六十万人民及解放军，下定决心将卖国的蒋家军全部消灭，消灭全部胡宗南军，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在彭德怀发表讲话之后，习仲勛也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 习仲勛说：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争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月，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除了消灭胡宗南的三个旅之外，边区各地人民的自卫斗争、游击战争都大大小小地得到许多胜利。今天的祝捷大会，就是我们两个月胜利的总结大会。这两个月的胜利是全体指战员的功劳，是全边区人民的功劳，是全边区军民共同努力取得的。接着，习仲勛愤怒斥责了蒋胡集团对陕甘宁边区人民犯下的罪行。他说：“胡宗南匪军侵入边区，破坏了边区的和平生活，使边区人民遭到空前的劫难。胡军所到之处，姦淫烧杀，无所不为。他们完全像野兽一样，经过胡军蹂躏的地方，一片悽惨，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习仲勛还特别强调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我们的仗，很快就要打到敌占区去了，对敌占区的人民，我们一定要很好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群众工作做好。只有打人民战争，才能争取战争的胜利。我们还要注意俘虏政策，争取俘虏。”他号召“全边区人民紧张地动员起来，参加到游击队去，参加到人民解放军去，拿起枪桿、炸弹，去和胡宗南斗争，直至彻底消灭他。拿出过去创建陕甘宁边区的精神来，保卫自己，保卫自己的边区，保卫边区自由幸福的生活!”他在讲话最后振臂领呼口号：“消灭胡宗南!保卫边区!西北人民解放军万岁!边区自卫战争胜利万岁!” 在参加大会的队伍中有一位不为人们注意的年轻女子，神采焕发的面容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她就是随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为团长的陕甘宁边区慰问团参加祝捷大会的齐心同志。边区自卫战争开始后，习仲勛在前线作战，齐心仍在后方工作，夫妻一直没有团聚。未料慰问团一到马家沟西北野战兵团驻地，习仲勛看见自己的妻子也在其中时，便惊讶而严肃地问齐心道：战争这么严酷，环境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后来习仲勛又说：战士们都在流血牺牲，他们哪能与家人团聚?如果战争还要进行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齐心后来回忆说：“虽然他当众批评了我，但我能理解他是一位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便更从内心敬佩他，愉快地接受了批评。” ●进军陇东、三边地区 彭德怀、习仲勛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下一步作战行动如何进行?如何更有效地歼灭蒋胡集团的有生力量，扭转陕北战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思考这个问题，身为野战兵团指挥员的彭德怀、习仲勛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早在五月五日深夜十一时，蟠龙战役还在激烈进行之际，毛泽东就电示彭德怀、习仲勛：蟠龙之敌解决后，“部队如甚疲劳，可移至安塞以西隐蔽休整一时期，再出关中、陇东，似较稳妥。”毛泽东为什么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呢?显然西北战场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西北野战兵团与胡宗南集团鏖战之时，国民党西北行辕之马步芳(陇东兵团)、马鸿逵(宁夏兵团)、马鸿宾(海固兵团)趁火打劫，先后侵占了陕甘宁边区三边、陇东分区部分城镇，并进行“清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恣意妄为，甚至将捉到的干部、民兵、战士割头破肚，残暴异常。国民党军统帅部决定，胡宗南集团主力于延安地区待命，以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向东逐步紧缩包围圈，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于安塞、志丹地区。 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陆定一于真武洞祝捷大会之前，在马家沟西野司令部同彭德怀、习仲勛连续三天开会，分析西北战场局势，共同研究作战计划。他们认为：鑑于陇东、三边形势趋紧，而胡宗南集团主力集结休整，不易寻找歼敌战机，加之野战兵团在延安东北地区作战已出现粮食供应困难，与其坐等战机，不如主动出击青、宁二马。遂决定野战兵团主力在安塞地区休整后，于六月西出陇东，歼击马步芳、马鸿逵集团有生力量，收复庆阳、合水，尔后相机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以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相机歼敌。 五月十四日九时，周恩来、陆定一、彭德怀、习仲勛共同署名致电毛泽东，报告开会内容及西北野战兵团六月作战方针。同日十七时，毛泽东复电周、陆、彭、习：完全同意六月作战方针，除留警七团于现地外，全军出陇东，先打新一旅，再打一百旅或其他顽部。
第95页 十九日，彭德怀、习仲勛判明：董钊、刘戡两军鑑于历次扑空与被歼，近集中蟠龙、青化砭、拐峁地区休整;宁夏马鸿逵五个旅分驻环县、洪德城、羊圈山、盐池、定边、安边数百里之弧线上作近距离之骚扰抢掠;陇东有青海马步芳部在宁县、盘克、庆阳城、合水、曲子、悦乐、阜城、元城等地活动。据此，彭德怀、习仲勛发布作战命令：“本野战集团军决消灭侵占陇东敌八十师及骑二旅全部，收复庆阳，夺取西峰、平凉，进逼咸阳，扩大陇东、关中解放区。”命令对各兵团序战任务与行军区分作了部署后，特别要求：“各兵团均于五月二十二日由现地出发，五月二十九日隐蔽进至攻击准备位置，五月三十日晨各兵团向指定之敌进行歼灭攻击，迅速解决战斗，完成序战任务，以便扩大战果。”命令强调：“各兵团须特别注意隐蔽封锁消息，防止逃亡泄密。攻击准备位置须选定离敌二十里至三十里处。完全封锁消息、保守秘密是争取这次行动全部胜利的重要关键。”这一命令同时上报中央军委。二十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习仲勛：二十二日向陇东出动，计划甚好。彭德怀、习仲勛考虑到野战兵团主力出动，可能会引起胡宗南集团的注意，为麻痹迷惑敌军，同日九时又致电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阎揆要：“野战军主力于二十二日向预定方向行动。你们两个团即到甘谷驿附近，今后两个团均移至安塞境内，向延安、蟠龙线敌人活动，在未转移前，可否先向拐峁、青化砭、永坪线敌人进行一次袭扰，迷惑敌人，望自酌定。” 五月二十日，习仲勛在政治部驻地的杜沟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讨论群众纪律，解放战士工作，行动中的政治工作，提出在今后一个时期政治工作中心为解放战士工作。 二十二日凌晨三时，彭德怀、习仲勛率西北野战兵团离开安塞地区，按照预定计划向西隐蔽开进。部队分为左、右、右中、左中四路。第一纵队为右纵队，以消灭曲子、元城子敌人为作战目标，并向庆阳以北推进;第二纵队为左纵队(包括教导旅)，消灭合水之敌，并准备歼击由西华池、盘克、宁县方向增援之敌;新四旅为右中纵队，以消灭悦乐、阜城并攻击庆阳之敌;彭德怀、习仲勛率野战兵团指挥机关和直属队为左中纵队，实施靠前指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出击陇东行军时间较长，加之气候变化无常，山道难行，但是全军信念坚定，士气旺盛。时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的王恩茂在日记中记下当时的情景：五月二十三日，阎家湾(甘泉)。行程百里。完全走的梢林地带，两边是山，有着茂盛的森林，浓密成荫，花草喷香，颳风没有尘土，清爽适人，敌机找不到目标，极好防空，今日行军，有着旅行的快乐。“五月二十五日，大东沟，行程九十里。昨夜狂雷暴雨，今早又雾气满天，担心路上下雨，尤其今天没有房子住，但天尚佑人，没有下雨，又是一个很好的晴天。走了一天的山路，一路都是密密的森林，没有人家，下到大东沟，才有稀疏的几家老百姓，部队都是露营。” 二十六日，彭德怀、习仲勛在行军途中接到毛泽东电报：你们到达陇东攻击准备位置后，望照蟠龙攻击范例，事先进行两天至三天之详细侦察，确有把握然后攻击;如无把握，则宁可改换攻击目标，不要勉强攻击预定之敌。彭德怀、习仲勛率西北野战兵团昼夜兼程，翻越荆棘丛生、梢林密布的子午岭山区，进入陇东地区华池县境内。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曾经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习仲勛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他详细地把这些情况介绍给彭德怀司令员，以帮他定下决心。 西野总部进抵甘肃境内后，很快侦获国民党军在陇东分布情况并对野战兵团作战作出部署。二十八日十三时，彭德怀、习仲勛致电中央军委：陇东作战，拟于三十日开始。新四旅歼击悦、沙之骑三团。一纵队五个团(八千人)歼击将台之一七九团。二纵队、教导旅(共一万三千人)歼击合水骑兵四个连。得手后定会引起二马调动，再集中兵力作战。 五月三十日零时，三颗红色的信号弹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陇东战役首先在悦乐、将台打响。 四路纵队按照预定方案和彭、习二十八日部署，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并投入战斗。从右路开进的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后来回忆：第一纵队在五月三十日向敌军据点发起攻击，全歼守敌第八十一师六十旅的第一七九团，活捉上校团长马奠邦。我军中路部队也攻下了悦乐，消灭了敌骑兵第二旅第三团;左路部队围攻合水，给守敌以杀伤，并击溃了从庆阳来支援的敌八十二师。我军突破了敌人经营数月的一百六十多里防线，为向北发展打开了缺口。但是，由于左纵队提前仓促向合水守敌发起攻击，后又遭敌反冲击和多路敌兵增援，故主动撤出战斗，夺取庆阳、西峰的计划未能实现。 在紧张的战争间隙，习仲勛对在悦乐、将台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官兵作了一次简短讲话。他指出：蒋介石集团的反动内战是没有出路的。你们现在如果不能或不愿意脱离原来部队，我们保证去留自由，但相信今后我们还会见面的，希望那时你们枪口对的应当是反动派。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三十日九时，进驻悦乐镇以东张方原的彭德怀、习仲勛根据合水战况，决定集中西野主力歼国民党军新编八十一师，并致电毛泽东：青马之八十二师甚顽强，夺取合水东二坨山阵地及城南阵地，全部击毙，无一生俘。三十日击溃援敌千余，获战马三百匹，击毙战马二百余，亦无生俘。并以不住民房住帐篷，以“蒋毛争天下与民无关”欺骗人民。捉获民兵及我干部士兵割头破嵴开肚，异常残暴，是一支劲旅，不可轻视。须经过放伤兵、困、拖过程，使之发生困难再打。拟集中主力先歼灭八十一师，再打八十二师。同日十一时、十五时，彭、习接连电示各纵、旅并报军委：一纵队、新四旅均于三十一日向曲子镇前进，乘敌尚未集中前，迅速各个歼灭马鸿宾主力与白海风残部;二纵队、教导旅三十一日休息，准备六月一日围歼固城、西华池之敌。“总之，在内线消灭敌人愈多，对转至外线作战愈为有利。”三十一日十一时，彭德怀、习仲勛致电陈赓、谢富治，通报了陇东作战取得的初步战果。 这时，彭德怀、习仲勛从面临的敌情和扩大战果考虑，决定向环县进攻，围城打援，歼灭宁马第八十一师。六月二日、三日、四日，彭、习将此设想报告了中央军委并通知纵、旅首长。四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彭德怀、习仲勛电：“提议先打八十一师，再打十八师，即专打马鸿逵，暂时不打青马，亦不向南。”“目前数日内如环县敌未跑，则打环县之敌(应以两天至三天时间进行详细侦察及充分准备);如环县之敌已跑，则休整数日为宜。”五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习仲勛：你们集中全力(六个旅)准备打环县甚好，惟王震部损失较大，似宜令其与一纵、新四旅全军会合后多休息几天，鼓励士气，并作充分准备，然后攻击较为适宜。
第96页 九日，彭德怀、习仲勛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电示作出部署，指挥各纵、旅由曲子地区出发，于十二日进抵环县城周围地区。第一纵队由城东北到城东南，新四旅由城西南到城西北围攻环县;第二纵队在城东南和西南协助攻城并打援;以教导旅在环县以西准备打击增援的国民党军独立骑兵第五团;陇东分区独立团在三岔和驿马关进行游击活动;陇东骑兵营对洪德方向警戒。十四日九时，彭德怀、习仲勛致电中央军委，决定十五日先歼灭环县以西胡家湾、魏家河之敌后再围城。当日，第一纵队在环县西北配合新四旅击毁向环县赶运物资的十几辆敌军汽车。十五日向龟缩于环县城内的马鸿宾第八十一师发起总攻。第一纵队三五八旅在第二纵队独四旅的配合下，经过一昼夜的激烈争夺战，于十六日上午攻占了位于城西的王家原敌主阵地，新四旅同时攻占了玉皇山。下午一时，环县城内守敌全线动摇，丢弃了山炮、野战炮、平射炮等重型武器和装备物资，从我第一、二纵结合部城东塬逃跑。第二纵队三五九旅直追至洪德城附近，截歼残敌三百余人。环县战斗歼敌第八十一师一千一百余人，使马鸿宾亏了苦心经营多年的血本。当天十三时、十五时，彭德怀、习仲勛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战斗进展和攻克环县情况。 在环县城内西野指挥部里，习仲勛同彭德怀一起与在将台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军新编八十一师一七九团上校团长马奠邦有过一次不寻常的谈话。这是因为马奠邦是马鸿英侄女婿，优待这个俘虏对做好马鸿宾的统战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彭德怀、习仲勛仔细听了马奠邦关于国民党第八战区兵力部署及装备情况的介绍后，彭德怀先说：“马子寅(马鸿宾字)是个好人。我们长徵到同心县时，当地老百姓就说他是个好人。”彭德怀与习仲勛交换了一下目光，接着道：我们准备马上释放此役所俘贵方军官。但有一封信要请你带给马鸿宾先生，等到解放兰州后，你们可以起义。另外，在你们中宁县军部还关押着我们十八个人，让马鸿宾先生能予放回。”习仲勛特别叮嘱其向马鸿宾问候，并安排带足路费，派专人和马匹护送马奠邦返回宁夏中卫县驻地。这一事件对马鸿宾触动很大，便于次日释放了他所关押的被俘人员。一九四九年九月，马鸿宾父子率部起义，建国后担任宁夏、甘肃省副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为祖国的和平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彭德怀、习仲勛指挥陇东战役持续了十九天之久。是役共消灭国民党军步、骑两个整团，予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一师以歼灭性打击，歼敌四千三百余人。收复了环县、曲子及庆阳、合水以西广大地区，突破了国民党军八十公里的防线，为日后向北发展打开了缺口。十七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习仲勛：攻克环县，甚慰。 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陇东战役的胜利，使胡宗南极为震惊，急调其主力部队加强固原防御，同时以正在进行“清剿”的整编第二十九军控制宜君以西地区，防止我军出击关中和陇西。根据当时形势，中央军委提出收复三边地区，六月十七日即致电彭德怀、习仲勛：“目前宜打分散与较弱之敌，不宜打集中与强大之敌。”“我军下一步行动可从打宁马十八师，收复定(边)、盐(池);或打延安、洛川间守备之敌，断敌后路，二者择一。”彭德怀、习仲勛决心趁雨季和暑期到来之前收复三边地区。二十一日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歼击三边敌人计划，电文特别提到：环县战斗证实，宁马军装备、战斗力并不比胡军弱，士气、身体强健，善走比胡军强。二十二日二十时，中央军委复电彭、习：三边敌人强大，请注意各个击破，每次集中全力歼其一两个团，以一个月以上时间完成任务。 三边分区是位于陕甘宁边区西北部的一个分区，其定边、安边、靖边、盐池坐落在古长城脚下，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沿。在胡宗南进攻延安之时，马鸿逵集团倾巢进犯，占据三边分区，并企图长期统治这一地区。三边地区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也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斗争信心受到影响。六月二十五日，彭德怀、习仲勛率野战兵团从环县向三边地区隐蔽进发。这是一次艰苦的行军。塞上酷暑季节，头顶是炎炎烈日，脚下是发烫的沙漠，人烟稀少，干旱少水，由于极度干渴，战士出现鼻孔流血、嘴唇干裂甚至中暑休克现象。习仲勛看到一现象心急如焚，除让想方设法寻找水源外，还亲自给战士端水喝、送马骑，要求干部关爱战士，官兵一致，克服困难。 二十九日，部队越过荒漠苦水地区，进入定边南山。三十日，彭德怀、习仲勛指挥第一纵队和新四旅迅速向定边发起进攻;教导旅进至定边西南截击可能向西逃跑之敌;第二纵队消灭砖井堡、安边之敌并截断砖井堡以东之敌西撤退路。当日正午时分，野战兵团主力接近定边城郊，守敌骑兵第十旅第二团弃城逃跑;第二纵队占领砖井堡。 七月二日，第二纵队独四旅攻占安边。为了收复盐池，彭德怀、习仲勛作了详细实地勘察后得知：盐池守敌有固守待援可能;盐池粮草均缺，城郊十里内有水，十里外没水。同日指示作战部队在定边收集大车准备运草驮粮，准备油篓盛水驮送;练习沙地行军、防空、射击、自动火器与炮须备油布等铺在地面上发射，须防飞沙吸进枪膛内。七月七日，第一纵队继续西进，攻占盐池城，歼灭敌骑兵第二十团一个连。至此，三边分区全境收复，战役结束。 ●小河会议前后 当彭德怀、习仲勛指挥西北野战兵团收复三边之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这时转战陕北途中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精心筹划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也开始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号角已经吹响。为了总结人民解放战争一年来的经验和部署战略反攻计划，研究确定全国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毛泽东对召开这次会议考虑了较长时间，并多次徵求过彭德怀、习仲勛意见。确定会议的最初主题是：讨论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纵队到陕北战场配合作战问题。因为在西北野战兵团取得三战三捷之后，中共中央曾作出决定，陈谢纵队在结束晋南反攻战役后现地待命，准备西渡黄河至陕北，受彭德怀、习仲勛指挥，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六月二十日，毛泽东电告陈赓：纵队暂由谢富治、韩钧指挥，陈赓于二十五日动身来中央，商量作战方针。同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一份关于边区野战兵团和陈谢纵队作战方针的电文中又提到了开会问题，指出“榆林、三边两役完成之后，准备向南出击之前，似宜开会一次，讨论作战及补给等事，届时当请你们及陈赓来中央集会”。七月四日，彭德怀、习仲勛在刚刚结束了收复定边战斗后，便接到了毛泽东于当日凌晨四时发出的电报，徵求对夺取大西北的方案。这时，山东战场的局势发生了变化。鑑于刘邓大军控制了黄河南岸的广阔地区，与陈粟野战军形成夹运河相互呼应作战态势，中央军委对于整个战略部署又有了新的考虑，于是毛泽东即电示彭德怀、习仲勛：“关于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有两个方案仍然值得考虑：(一)陈谢纵队照原议来边区，从内线歼灭其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边区集团直接协力完成任务。(二)估计到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颇为浩繁;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及平汉以西、汉水以北、渭水以南广大地区敌力空虚;又估计到假如使用陈纵于该区，必然要吸引胡部一个军(五个到八个旅)使用于该方面，而如果胡部有一个军出该方面，则边区敌力大减，利于边区集团各个歼敌;又估计到刘邓十二万人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若陈纵到鄂豫陕边开闢新战场，对刘邓亦有帮助，但陈纵基本任务是协同边区集团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不变更。以上两案究以何者较为适宜，请予考虑。”“你们二位是否可于盐池收复后，令部队在现地休整一时期，自己来小河会商一次。如若你们贊成开会，则我们拟电约贺龙同志亦来开会，时间大约可定在十三日。”其间，毛泽东还派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专程到张家畔野司驻地，向彭德怀、习仲勛送交他的亲笔信。
第97页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有点纳闷儿，同彭德怀那里电报是通的，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派我专程去送信?原来彭德怀、习仲勛指挥的部队已赶走了马鸿逵的骑兵，收复了三边地区，司令部就设在三边的张家畔。那里已经是古长城外了，我带了十一个人，骑马走了五天。每人身上背着装水的葫芦，像是八仙里的“铁拐李”。信的主要内容是决定由彭德怀在前线管打仗，由贺龙统管后方。当时彭德怀看后说了一句话：“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催促彭德怀、习仲勛：陈赓十九日到小河，请你们于此时到达或提早数日先来。十六日，彭德怀、习仲勛安排好部队由定边东移宁条梁一带短期休整后，便策马扬鞭离开张家畔野战兵团司令部驻地，前往靖边县小河村出席会议。 小河村坐落在靖边县城以东约三十公里一条南北走向的沟壑内。两侧是陡峭的红胶泥崖，谷底深处是茂密的杨树、柳树、槐树。小河村就掩映在东侧半山腰的树林之中。但是，特殊的年代使这个本应平静的小山村也笼罩上了战争的烟云。在一个多月之前，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曾冒着大雨从安塞县王家湾转移到这里。由于国民党军队闻讯赶来，情势危急，两天后，又不得不撤离。六月十七日，形势稍见缓和，毛泽东率中央机关第二次进驻小河村。中共中央在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人们便习惯称之为小河会议。 习仲勛同彭德怀向小河进发之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正以急切的心情等待他们的到来。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的阎长林回忆，当彭老总、习仲勛等西野首长来到小河时，十七八位领导都围了过来。毛主席、周副主席看到一身征尘的彭、习时，亲切地拉着他们的手说：撤离延安后这几仗，你们打得好啊! 因为时间紧迫，会议还没有等得及陕甘宁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赶来，便一起研究陈谢纵队使用方向的两个方案。中央领导还特别向彭、习介绍说：为了确定陈赓纵队使用方向这个战略性问题，毛泽东派出调查组在农村了解到群众存粮极少，难以供应众多的兵力在陕北打仗。同时还召见绥德分区的负责干部商讨筹粮问题，绥德分区的同志表示，要二万兵不成问题，要二万石粮可是个大问题。所以中央根据全国战局的变化和陕北实际，决心改变在陕北打大仗的计划，决定陈赓纵队由原定西渡黄河来陕北腹地直接参战，改为南渡黄河出豫西，从相反方向牵制敌人，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击破胡宗南集团进攻。彭德怀和习仲勛表示拥护中央决策，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十八日、十九日，贺龙、陈赓先后抵达小河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们通报上述研究的内容和中央决策。十九日，中央军委就中央领导同彭德怀、习仲勛、贺龙、陈赓所研究的议题作出决定，并电告刘伯承、邓小平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局和在晋南待命的谢富治、韩钧：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定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习序列不变，同时仍属晋冀鲁豫建制。 经过几天的酝酿和准备，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于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正式举行。会场就设在毛泽东窑洞前院子里一棵粗大的槐树下，因为烈日炎炎，工作人员还特意在树上搭架了枝叶和草蓆遮阳。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杨尚昆，西北局、西北野战兵团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负责人彭德怀、习仲勛、贺龙、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以及从晋南前线赶来的陈赓。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能将这样多的负责同志集中到偏僻的小河村开会是不易的。仅从出席会议的十四人中西北党、政、军、财方面负责人就到了八位人数来看，足见西北战场问题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 习仲勛回忆说：会议开始当天，毛泽东首先讲话。他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原来计划把陈赓纵队调到陕北来，同西北部队集中作战，前天中央几个同志同彭总、仲勛、贺龙、陈赓在一起又作了研究，考虑到西北的粮食困难，又考虑到陈赓率部南进豫西、陕南更有利于从外线钳制胡宗南军和配合刘邓军出中原，因此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作战。这样一来，陕北战场只能依靠彭总独力作战，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主要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了，所以决定晋绥、陕甘宁两区合併，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资格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毛泽东还首次提出了对蒋介石的战争用五年来解决的设想。接着周恩来就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绩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 二十二日，习仲勛、彭德怀、贺龙及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等，围绕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和西北局工作及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后勤供应分别作了发言。习仲勛特别对边区土改中出现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对土改中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打、抓“化形地主”等偏向应该纠正，否则对战争和发展经济都不利。习仲勛对把晋绥和陕甘宁边区合在一起，统一后方，表示坚决拥护。以至在后来谈起此事时还说：“不合，仗难打胜。没有这个会议，前方后方不能一体化。会后就一体化了。前方打仗，俘虏带回来也有了地方。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靠晋绥。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一年又一个月就收复延安的胜利。” 在习仲勛等发言中，毛泽东还插话说西北局的领导应增加魄力，对错误採取严肃的态度，加强具体领导，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他还说：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名干部。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许多好的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 小河会议决定了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习仲勛再次担当重任。会议决定将晋绥军区重新併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勛任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同意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勛、张宗逊、王震、刘景范五同志组成，彭德怀为书记，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勛为副政委;决定西北局回后方工作。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等中央工委的同志，通报了以上情况：中央已召集彭、贺、习、马、贾诸同志开会三天，检讨工作，决定河东、河西统一后方工作由贺龙负责，西北局回后方主持;野战军自打合水、曲子、环县歼灭八十一师及骑二旅大部后，三边敌人逃回宁夏，收复三边;现决定向榆林行动，给该方之敌一个打击，相机夺取榆林，吸引胡军北援，以利陈纵队行动;决定陈纵不来边区，八月底向豫西出动。
第98页 习仲勛对小河会议记忆是深刻的。他在八十一岁高龄时，还撰写专文深情记述了会议经过及其历史功绩。文章写道： “小河会议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处在伟大时刻召开的，这次会议形成的指导人民解放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发展战略进攻的正确方针和加强西北战场的重要措施，反映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于把中央的决心与前线指挥员的见解有机结合起来的战争指导艺术。对我军在陕北战场迅速转入战略进攻，解放大西北，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会后不久，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西北野战军于八月中旬在沙家店战役中，一举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六千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将西北野战军消灭于陕北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成为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第15章 战争中的土地改革 ●心系前线 习仲勛曾说：由于小河会议确定组成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西北局回后方主持工作，会后，我即和彭总分开，与贺龙同志一起前往绥德，统筹后方工作，全力支援野战军作战。 七月二十四日，即小河会议结束后第二天，习仲勛同彭德怀一起由小河村进至石湾以西十五里的一个村庄，二十六日回到米脂县背坬西北野战军总部。二十九日，习仲勛和贺龙参加了彭德怀在马蹄沟主持召开的野战军第一、二纵队旅以上，新四旅、教导旅团以上干部会议，通报了各战略区情况，及晋绥与陕甘宁统一和榆林战役等问题。在彭德怀、贺龙讲话后，因为要离开前线，习仲勛着重对即将发起的榆林战役发表了意见。他分析介绍说，榆林是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其西与宁马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形成犄角之势，北与绥远傅作义集团相依，为国民党军在陕北的重要据点。榆林城西侧有榆溪河，西北面均为广阔沙漠，东南是丘陵与沟壑，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和高度重视敌军特点，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和彭总的战役决心，诱敌深入，拖住胡宗南主力深入榆林，以利于陈赓纵队南进和发展，也利于我西北野战军今后行动。八月三日，习仲勛在已移至小理河口枣林坪的西北野战军总部，同彭德怀、贺龙再次研究了攻打榆林的部署，统筹安排了前方和后方的工作后，即离开了作战前线。 习仲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离延安之际，临危受命，协同彭德怀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驰骋陕甘宁广大地区，在四个多月时间内历经较大战役、战斗八次，歼灭国民党军四个旅部，十三个团及两个保安队，毙伤敌一万一千余人，俘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初步改变了西北战场形势。尽管时间不长，却是习仲勛革命经历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是他作为党和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秀领导人担负起参与指挥战略区域作战重任，并取得卓越胜利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四个月中，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名义发给彭德怀、习仲勛，和彭德怀、习仲勛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达九十六份之多。这些电文起始称谓或文尾署名，皆以彭习并列。毛泽东还在电文中称西北人民解放军为“彭习军”。正当西北解放战争正在深入向前推进之时，习仲勛奉命离开前线，回后方主持工作。他的心情颇不平静。 在四个多月戎马倥偬中，他同年长自己十五岁的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商讨战局，筹谋军机，爬山越岭，栉风沐雨，行军打仗，风餐露宿，度过一百多个日日夜夜，常常因为环境所限挤在一个土炕上睡觉，他们在硝烟战火和枪林弹雨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们密切配合，相得益彰;他们相互尊重，真诚相待;他们正确指挥，出奇制胜，带动了全野战军紧密团结，通力歼敌，也在广大指战员中传为佳话。时任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将军五十年后回忆彭、习在西北战场往事时曾说：转战陕北开始时，党中央任命西北局书记习仲勛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任命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为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彭总对他们十分尊重，从不称呼他们“副政委”、“后勤司令”等军队兼职职务，总是以“习书记”、“刘副主席”称之。我经常看到，彭总制订的作战计划，在交付讨论之前，总要先同仲勛交换意见;彭总草拟的命令、指示，在送电台发出之前，总要让仲勛再作推敲和修改;收到中央重要文电，彭总看后立即同仲勛一起商量贯彻意见。彭总不但自己尊重、关心仲勛和景范同志，而且经常对我们说，要向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学习。在战场上许多次危险时刻，他们互相关心，争先向前的情景更是感人至深。有时，敌机狂轰滥炸，流弹横飞，彭德怀为了准确无误地实施指挥，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冲出阵地，察看地形和敌情。当习仲勛等劝他注意安全，甚至强行将他拉下阵地时，彭总说：不到前面去，光靠电话和地图是打不了胜仗的。但是当习仲勛等要靠前指挥时，他却说：还是让我去，你不要冒险，何必多付出牺牲呢?革命还是多留下一些人好嘛!他们不畏牺牲，争先走向炮火激烈的方，使前线官兵受到巨大鼓舞，从而产生了无敌的力量。 习仲勛对陕北前线四个月战斗生活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尤其是对和彭德怀“共同闯过无数艰难险阻，也共同分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在陕北千山万水的行军途中，在长城内外的宿营地里，在战火纷飞的生死搏斗的战场上，战斗的情谊更加深厚而难忘”。以至到了一九八〇年初，刚刚从长达十六年政治劫难中走出的习仲勛，就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题为《彭总在西北战场》的纪念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写道：“每当想起彭德怀元帅艰苦征战的一生，我便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文章以较长篇幅记述了指挥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他称彭德怀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杰出将帅，是为中国革命战争史写下极其光辉篇章、创造了‘威武战争奇观’的英雄，是具有崇高品质的学习楷模，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他在文中还写道：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在恢复延安，解放西安、兰州和祖国西北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肃清敌人残余势力和建立西北各省人民政权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严师益友的彭总，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巨大鼓舞。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一九八八年四月，为纪念党中央转战陕北四十周年，习仲勛又专门撰写了《英明的决策，伟大的胜利》一文，对彭总由衷的怀念和敬重仰慕之情，跃然纸上。文章写道：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同志，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忠心耿耿，竭诚尽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他深入前线，掌握敌情，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机动灵活地进行指挥，为夺取转战陕北的胜利立下了卓着功勋，在边区人民心目中筑起了一座流芳千古的丰碑。
第99页 习仲勛是怀着对陕北战场高度关注和对前线将士的深厚感情回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的。此时，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又是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和中共西野前委委员。尽管后方党、政、军、民、财政、经济、土改、支前等方面的工作极为复杂而繁重，但他仍心系前线，参与西北野战军军机大事、重要决策。此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来电报的形式也有了一些变化。通常以“贺习”并称或冠以“彭并转贺习”，有关后方工作的电文也以“贺习”或“贺林习”(林指林伯渠)署名报出。彭德怀仍将西北野战军重要活动的一些文电在上报中央军委同时转送贺龙、习仲勛。 八月十日，习仲勛同贺龙出席了绥德地区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了小河会议精神，讨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的三项具体措施： 一是统一生产建设和金融贸易，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经济体系; 二是加强对支前工作的领导，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为前方服务; 三是搞好土改，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 习仲勛从与会人员的发言和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中，敏锐地感到，边区后方机构仍然庞大重叠，人员冗杂众多，缺乏管理，工作忙乱无序。他提出，后方机关要精兵简政，把多余人员组织起来搞生产，将节约下来的物资送到前方去。他觉得只是一般地讲一下还不够，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必须进行认真整顿才行。这是他回后方主持工作后第一项有力举措。 八月十一日，即绥德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习仲勛签署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名义发出的《关于整顿后方的决定》。决定提出： 一、所有后方机关部队迅即厉行精简，裁减不必要的单位和人员，以提高效率，增强统一，并收节约之效。 二、后方重伤医院、荣誉军人院、工厂、中学、俘官教导处及边区一级各单位和野战军家属老弱暂移河东。 三、延属、关中、陇东各分区后方东来人员，除部分不适宜回原地者外，其余应陆续转回原地工作，家属亦分别转回安置。 八月十二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勛：为迷惑敌人，掩护西野主力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防止刘戡、董钊进占绥德，“我无定河、黄河间各后方机关必须迅速移至黄河以东，望贺、习立即部署移动”。贺龙、习仲勛即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率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狂风暴雨，沿螅蜊峪大川向东开进，并于十八日渡过黄河，在山西省临县、离石县驻扎下来。不料，习仲勛到西北局临时驻地下马后，竟两腿一软，蹲了下去，一时难以站立起来。原来是由于长时间骑马，又被大雨浇淋，突发急性关节炎，后经一段时间治疗和调养才好了起来。 习仲勛和贺龙率部东渡黄河的行动，果然调动了胡宗南军追击到了黄河西岸。彭德怀立即抓住有利战机，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于二十日向沙家店、常高山之敌发起攻击。战至黄昏前歼灭胡宗南集团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一二三旅，毙伤俘敌军六千余人。至此，国民党军在陕北的重点进攻被彻底粉碎，西北野战军开始转入内线反攻。身在黄河东岸密切关注西北前线战局变化的习仲勛听到这一胜利喜讯，感到十分欣慰，并致电前线官兵表示祝贺。三十多年后，他还以优美的文字记述了自己离开前线后，西北野战军所取得的沙家店大捷。文章写道： “收复陇东和三边地区之后，彭总根据党中央新的意图，率领我军越过沙漠，驰驱千里，突然包围了陕甘宁最北边的榆林城，要再一次调动敌主力部队北上，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特别是为陈赓兵团进击豫西造成良好战机。果然蒋介石以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飞到延安亲自指挥，要与我军决一死战。于是，十万敌军疯狂向榆林方向逼近，还在高喊一战‘结束陕北战争’。当时，我军在长城内外沙漠地区连续行军，连续作战，十分艰苦，没有粮食，只能以野菜和宰杀战马充飢。党中央和我全部野战军都处于敌重兵包围之中，情况至为险恶。可是彭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运筹帷幄，从容自如。首先击溃了西来增援的马鸿逵部数万之众，接着又瞅准机会，反手一击，风驰电掣般地消灭了西北战场上敌‘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三十六师。此即我军战史上着名的‘沙家店之役’。这一仗，不仅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而且把整个陕北战局完全扭转了。与此同时，陈赓兵团挺进豫西，潼关吃紧，中原震动。骄横一时的胡宗南集团全线退却，溃不成军。” 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亲临中共西野前委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向作战部队祝贺胜利。毛泽东发表讲话称赞此役“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八月二十四日，情系前线的习仲勛便收到了一份毛泽东致贺、习电报。电文称：“昨日我到前委参加会议，彭及各首长对于继续在现地歼敌信心甚高，部队士气高涨，均愿在现地歼敌，然后南下。”并要求贺龙、习仲勛派几批得力人员动员粮食，以完成作战计划。 ●土改疑云 习仲勛回到后方主持工作后，以极大精力投入对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调查研究和组织领导之中。他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边区实际相结合，适时提出和制定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及时地纠正“左”的偏差，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些正确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为其他各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土地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习仲勛出身于农民家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农村土地、农民生产生活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体验。陕甘宁边区是生产力较为落后、经济比较贫穷的地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连年干旱，灾害频仍，耕地面积不过八百余万亩，仅占可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稍多一点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陕甘宁边区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边区农村实际，适时提出了“减租减息”政策，并使之在边区各地逐步深入进行。减租减息减轻了农民受剥削程度，削弱了地主经济，在农村出现的阶级结构变化中，中农成为乡村中的主要成分，这是陕甘宁边区农村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 习仲勛在实际工作中非常重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习仲勛去关中分区进行徵购并分配地主超额土地的试点，亲身调查体验和处理农村的粮食、土地问题，有针对性地通过清算、减租、减息、献地等方法，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同时，对一般地主的土地还採用发行土地公债的办法进行徵购，然后分配给农民。这一系列政策使陕甘宁边区农村的减租运动向前稳步推进，不少地方的农民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清算地主，有的地方地主主动向人民政府献地。但由于国民党军进犯陕甘宁边区，致使一场变革农村土地关系的群众斗争暂时停了下来。
第100页 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后又连克米脂、佳县，到十月中旬，包括绥德、清涧、瓦窑堡在内整个绥德分区全部收复。习仲勛和贺龙、林伯渠即率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西渡黄河，驻扎绥德县义合镇一带。在回河西之前，习仲勛同贺龙、林伯渠一起来到晋绥边区首府蔡家崖，举行了陕甘宁、晋绥两边区领导人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了两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 义合镇位于绥德县以东六十多里的地方，再向北拐另一道沟内的薛家渠，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驻地。在西侧沟畔的平台上有一个农家小院，普通的门楼两侧的砖墙上镌刻一副对联，上联是：阳和先到读书院，下联是：福曜常临翰墨家。门额为：树德务滋。习仲勛和西北局秘书长曹力如、宣传部长李卓然就住这个院内。贺龙随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驻扎在薛家渠以北的刘家村，林伯渠同边区政府住在东边的雷家沟。习仲勛的窑洞是同贺龙、林伯渠等边区主要领导谈话和开会的地方。此时，《中国土地法大纲》下发到了西北局。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的政策，代替过去“徵购地主土地”的政策。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 十一月一日，会议在薛家渠对面的阳湾大场内正式召开，时称义合会议。与会九百二十二名地委及陕甘宁边区机关一级干部都自带板凳露天而坐，前面几张木桌后坐着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负责同志，便是主席台。 一次严肃而影响很大的会议，就在这个露天会场如期举行。深秋初冬时节，寒风凛冽，但人们仍聚精会神地听取报告，讨论问题。习仲勛、贺龙、林伯渠等分别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关于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传达，以较多时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了各种妨碍争取战争胜利的、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批判了那些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不相信革命力量，不坚决对敌斗争，不做群众工作，不关心解决群众问题等右的倾向，检讨了那些对党的政策、对党统一领导的不严肃态度，反对了干部中工作不负责任、失职、违法、腐化以至贪污和部队中军阀主义毛病”。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勛联合签署发了布告。 义合会议期间，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同时，一些不很正常的情绪也逐渐露头。会议没有把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在反对右时防“左”不够。这些异常情况，使习仲勛疑窦顿生，忧心忡忡。他在后来遗憾地说，“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在土地工作问题上未能具体地分析边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方针;未能作出划分阶级的规定和禁止用肉刑。特别是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土改中搞的让“贫僱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的做法，成为系统经验也在会上得以流传。致使会议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延属地委书记白清江回忆说：在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就讲了许多“左”的东西，提出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还以晋绥地区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烂作为典型事例宣扬。会议气氛也非常紧张，将吴岱峰、高峰、周兴等一批分区党政军领导干部拉到台上进行批判，稍有分辩和不满，就被拉了下来。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也觉得接受不了，但不能说，不敢说，只好顺着大流走。我也注意到，会议主持之一的习仲勛，也说话较少，神情郁闷。 二十三日，习仲勛代表西北局向会议作了总结报告。他说，义合会议是在边区战争进行了八个月、许多重大方针问题需要解决、以便动员全边区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由于八个月战争中暴露了边区党和政府、军队组织上、工作上许多严重问题，必须加以揭发、批判和纠正;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已颁布，边区需要依据这个土地法大纲，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进行整党工作。总结报告中将会议收穫主要归纳为，决定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进行整党工作;初步整顿了党的领导队伍，使得干部阶级观点提高了，对敌斗争意志增强了;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打掉了许多;对党的政策、对党的统一领导，进一步重视了，使各项工作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并随时改正各项错误，循正确道路前进。 义合会议结束以后，各分区、各县也召开了会议，依照会议精神积极开展了大规模土地改革和以整党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但是，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一些地方蔓延开来，在个别地方发展到严重程度。 习仲勛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富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部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习仲勛在会后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僱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家中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的马夫起来斗争马夫班长，也叫贫僱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的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习仲勛对边区一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并呈蔓延滋长的趋势是始料未及的。当一些同志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要仔细谈谈在运动中的防“左”纠偏情况，并再三叮嘱工作中要讲政策、讲纪律，切莫头脑发热。当他了解到安文钦先生也被“扫地出门”时，便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指示要坚决予以纠正。尽管习仲勛做了一定努力，但对有效遏制“左”的思潮还是有限的。他苦苦思索着应对这一新形势的妙计良策。
第101页 正在这时候，习仲勛接到了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使他兴奋的是有关土地改革方针政策的确定，被列为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教诲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杨家沟是党中央转战陕北时的最后一个驻地，也是居住环境最好和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就有七十二户地主，集中占有了周围四五个县十八万亩土地。坐落于西边山腰间的扶风寨，在高高碉墙围着的院子内，一字儿排列着特别宽敞高大仿日式风格的窑洞，把传统式的拱形窑和现代式的平房窑融为一体。细石砌成的窑面八个石雕的龙头托着飞檐。这里住着人民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已由“九支队”改为“亚洲部”的中央纵队驻扎在扶风寨周围。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易于保密，因此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参加人数较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因为是十二月在杨家沟召开，人们习惯地称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 习仲勛是骑马赶赴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义合镇和杨家沟分属绥德、米脂两县，路程不算很远，但要绕过几道沟岔。此时，正值陕北最寒冷的季节，带着尖尖哨音的穿山风捲起漫天的黄尘落叶迎面扑来，使人感到刺骨的寒意。加之山道弯弯，崎岖不平，一天的路程走得颇为艰辛。 杨家沟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为准备阶段，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为正式会议。会议准备阶段分为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进行讨论，习仲勛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讨论集中围绕土改政策特别是正确分析阶级问题进行。习仲勛、李井泉等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特别讲了陕甘宁和晋绥地区土改的情况。由此引起了参加土改小组讨论的叶剑英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语。他说：“内战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政策，把自己孤立了。赤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被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形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地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起草好会议的主题报告，逐一同参加会议的同志谈话，调查研究，听取意见。习仲勛应约到毛泽东在扶风寨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来让习仲勛回答，谈话结束时还特别勉励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有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现在就要抓紧理论知识的学习。你一年读这么薄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嘛!毛泽东接着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稿印发给与会同志讨论。习仲勛曾回忆说：毛主席的教诲，像一团火，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里亮堂了。 二十五日，会议正式开幕，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他着重讲了目前敌我形势、统一战线和英美苏关系三个问题。二十七日，任弼时在会上发言，对纠正土改运动中“左”倾错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议闭幕时作结论说，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习仲勛从毛泽东深入浅出的讲话中受到深刻启迪。他尤其感到这次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是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一个纲领性文件，它回答了怎样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怎样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大课题。 中央扩大会议正在进行之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在义合逝世。习仲勛由此想到了土改中出现冲击民主人士问题，即与林伯渠一起向毛泽东建议，李鼎铭追悼会要有党外人士参加，特别要请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当即表示贊成，并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要做好安文钦、霍子乐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美国记者在延安时说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今后，这位记者如果再要问起安文钦先生时，我们怎么交待? 杨家沟会议结束后，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习仲勛返回绥德义合西北局驻地，无意静下心来欢庆一九四八年元旦佳节，便带工作组到绥德、米脂县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边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一月二日，仲勛同志在绥德召集分区党、政、军、土改工作团员干部二百余人，以整日时间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习仲勛在会上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分析是非，认清时局，积极工作。他特别提出要在土地改革中注意划分阶级与救灾问题。他说：“只有正确地分析阶级，才能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我们一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满足贫僱农要求，以贫僱农为骨干，坚决团结中农，才能胜利完成土改。但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定成富农的过‘左’偏向。因此我们在放手发动贫僱农热烈讨论、严格划分阶级界限时，应以生产手段(在农村主要是土地)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为根据，并随时发现偏向，随时纠正，使土改运动正确前进。”习仲勛在讲到救灾工作时提出：“我们必须把救灾和土地改革密切结合。灾荒严重地区，即可停止土改，当地党政机关和工作团要全力进行救灾。”他在最后对每个党员干部在救灾中应持有的态度，提出严格要求说：“目前的灾荒，对我们又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每个党员干部都有义务去做好救灾工作。家庭富裕的有余粮的党员干部，应该慷慨捐粮救灾。我们相信，在全体党员干部和劳苦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灾荒是定能战胜的。”会后，习仲勛接连召集工作团负责同志详细研究、逐条领会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听取各工作团的汇报，阅读各种资料，具体分析土改运动出现的问题。在全面了解情况基础上，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决定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写信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
第102页 时任绥德专员的杨和亭回忆说：“杨家沟会议后，习仲勛没有回西北局，就直接到了绥德地委纠偏。他和我住在一个房间，向我详细了解绥德地区土改情况。第二天一早，义合延家川几个农村向我反映说：义合和延家川两个地方土改斗死了八十多人。我回去当即向习仲勛作了汇报。他听罢即给西北局写了纠偏电报。” 一月四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勛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一)毛泽东报告发表后，获得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干部都觉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认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务。 (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区成分一般定得高，群众不满意。其次中农多，贫僱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不利，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问题。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三)绥德分区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这还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 (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 (五)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此，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和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他在信中特别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时刻关注全国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发展的毛泽东，看到习仲勛这封反映农村实际又颇具真知灼见的信后，心情十分欣慰，即于一月九日发来电报： “贺龙、习仲勛及西北局各同志： (一)习仲勛同志一月四日给西北局及中央关于边区(老区)进行土改工作的信业已阅悉。 (二)我完全同意仲勛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三)提议仲勛同志巡视绥属各县(带一电台联繫各地委)，明方同志巡视延属各县，每县只住几天，不要耽搁太久，并请考虑派文瑞同志(和他将问题说清楚)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一月五日，习仲勛从绥德到子洲县检查工作。七八日两天，连续同延属地委的负责同志李景膺、李景林谈话。九日，又约三边分区的同志了解土改运动进展情况，同时参加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在杨家沟小学举行，而身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前委委员的习仲勛未能与会，他正奉毛泽东之命，为纠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而在紧张奔波中。 习仲勛在子洲县停留了九天，通过与各地领导座谈和从群众中调查访问了解到，各县普遍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但是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特别是在已开展起来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人为了浑水摸鱼大抓一把而鼓动起来的自发斗争，如子长县栾家坪那里的斗争简直是干部党员的斗争。涧峪岔附近的四朴塔斗一个反动旧保长，竟逼其妻剖腹自杀。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斗，杀羊宰鸡，每日三餐，早上米饭，中晚馍馍面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顿。八日，习仲勛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子洲县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九种不良现象：一是把中农甚至错把贫农定成富农进行斗争，只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斗争的对象。二是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和拷打，用刑很惨，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烧，这是破坏党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坚决废除，任何共产党员不得违犯，否则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制裁。三是凡定为地主富农者，个个必斗，斗必打，打必拷，“大锅里头煮牛头”，把大量时间放在逼要地、富的底财上，将他们扫地出门。四是不艰苦地深入发动群众，而是被搞所谓斗争沖昏了头脑。五是在贫农和中农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贫农团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确对待老党员老干部。七是曲解土地法关于暴力手段没收土地的含义，认为就是要多弔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来贯彻土地法令。八是凡搞斗争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风，既不利于救灾，又浪费了胜利果实。九是在土改运动中干部包办代替多，没有形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创造党内一种新作风。习仲勛在信的最后一段特别谈到了报纸对土改工作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边区群众报》的确进步了，望坚持下来，力求改进。各地同志反映都觉得能过瘾，对他们有帮助，能起指导工作上的作用，我觉得更应以土改中的实际经验，更有意识地解决运动中发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望能很好地总结和报导，成为西北局很好的指示。关于救灾问题，报纸要多写文章和通讯，这是当前一件大事，群众都眼望着共产党到底怎样办。篇幅尽量维持四版，满足干部要求。请卓然同志尽最大力量办好报纸。写完信后，习仲勛想起还有一件事要特别叮嘱，又提笔写道：“各地土改中斗出之白洋元宝，可允许各县有计划地从敌区换粮食，这比定价收回、政府处理更便利，更有积极意义，绥、米已这样办了。又及。”一月十日，西北局将习仲勛这份调查报告转报中共中央。当时中央正在致力于纠正全国土改中的偏差，这份来自基层、事实充分、观点明确、分析透彻的材料对中央正确地指导工作无疑是十分及时和宝贵的。当时已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的刘少奇看后批示：“留交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 十四日晚，习仲勛经过近半月调查研究后回到义合驻地，十五、十六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进一步传达和讨论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统一领导的思想认识，进而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把中央决定的各项政策具体化，提出使土地改革循正轨进行的步骤和办法。十七日，又召开了有六百四十多人参加的边区级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习仲勛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有了毛主席的报告，天下大事一切都定了下来。特别在全国各解放区正普遍进行土改运动，在全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到进攻形势下，这个报告非常重要，没有它，中国革命还可能走一些弯路;有了它，就不会走弯路，更促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快的胜利。由现在的胜利到全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现在一切方针-都有了，这就是毛主席的报告。”接着他联繫陕甘宁边区实际，讲了八个方面问题。边区干部会议后，习仲勛又召开了参加绥德延家川、义合两区土改工作的工作团会议，同九十名与会干部一起总结检讨工作，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方针政策。同时，由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组织部长马文瑞带队，分别去三边、陇东、关中等地检查指导土地改革和救灾工作。为了克服各级领导中的官僚主义，树立踏实朴素的工作作风，西北局特通知各分区、县负责同志经常深入农村，到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坐在机关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第103页 十九日，习仲勛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由于晋绥土改“左”的影响和义合会议潜伏的不良情绪，边区土改强调“贫僱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他在电报中提出边区土改中九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 (一)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勤苦劳动、热爱边区的，但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与劳动致富方针不符，对党对人民是莫大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 (二)在土地革命地区中农占优势，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减租减息地区，也发生了基本变化，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劳动在七年以上。应按现在的情形妥善对待，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 (三)老区有些乡村贫僱农很少。有的是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如由这些人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在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四)不要再算老帐，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帐，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则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对我不利。 (五)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敌分子，均採取感化争取政策。 (六)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不能扩大化，特别不能株连其家人亲属。 (七)老区土地应以调剂为主。 (八)边区土改要首先解决好人民生计，要同生产救灾结合起来。 (九)救灾中要形成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解决问题的新作风。 习仲勛的这份报告产生于他半个月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掌握了大量的翔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加上对各类材料、数据的分析研究、归纳梳理精心写成的。他不仅客观地反映土改运动真实情况，而且提出极富创见性和普遍指导性的真知灼见。 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第二天，即二十日复电习仲勛： (一)十九日来信完全同意。 (二)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 (三)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 毛泽东又将习仲勛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勛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 而误解为不动。” 一月十九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勛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凡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及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 习仲勛的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更多思考。二月六日，他又致电习仲勛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问题，徵求他们的意见。电文最后写道：“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勛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习仲勛经过深思熟虑后，即于二月八日复电毛泽东，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即：“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他进而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遇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习仲勛的意见再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勛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勛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工作组，从老区实际出发，採取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方式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僱农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勛即以西北局名义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中共中央肯定了黄家川经验的普遍意义。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将黄家川经验同晋察冀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三个典型在全国推广。习仲勛还写了《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若干领导问题》等多篇文章，适时地总结经验，指导边区土地改革工作。他一再要求：“为了及时指导运动的健康进行，在领导方法上，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在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习仲勛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採纳，不仅在当时，以至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鑑和指导作用。这些表现出他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 正是由于习仲勛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约六十万人口)的地区中，调剂土地九十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第16章 一切为了胜利 ●全力配合前方作战 当习仲勛集中精力领导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时候，西北战场局势发生着转折性的变化。自沙家店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乘胡宗南集团慌忙南撤之机连续发起岔口、关庄追击战，和黄龙、延(长)清(涧)、第二次进攻榆林战役、战斗，消灭了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恢复了陕甘宁边区被敌人侵占的大部分失地，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继而西北野战军在一九四八年冬季整训中，通过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十一个旅六万兵力围城打援，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近三万人，创造了西北战场上的一个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发生根本改观。接着又挥师南下，攻洛川、宜川，解放黄陵、宜君，收复甘泉、白水、富县、黄龙山麓。在撤离延安一年间，共歼国民党军九万九千多人，其中毙伤三万五千人，生俘六万三千多人，起义三百二十人，收复与解放县城二十二座，将战争从陕北引向了渭河以北关中国民党统治区。
第104页 为了争取野战军前方作战的胜利，以习仲勛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贺龙为司令员、习仲勛为政委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职责不同，但是他们“虽分不见分，比合还要亲”，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指挥地方部队、民兵开展游击战争，袭扰敌人，配合作战，或整顿财政，发展生产，解决军需民食，或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军用设施，或抬担架，搞运输，担负各种战场勤务。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一百五十多万群众迅速转入战争状态，一切服从战争，男女老少都为战争服务，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习仲勛为此更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每当西北野战军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作战之时，他即指示当地党的地下组织全力配合，尽最大可能搜集情报，做好瓦解国民党军和基层政权工作，採取不同形式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 早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当西北野战军进行第一次榆林战役、沙家店战役之际，习仲勛即以联防军政委名义和贺龙司令员向各分区、地方部队发出关于配合野战军作战的指示，提出： (一)各分区各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应根据分区当前情况，积极地打击敌军，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可能歼灭的反动武装，摧毁反动政权，策应北线主力作战及准备配合主力反攻。 (二)延属分区除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彻底破毁咸榆公路外，目前乘敌空虚组成较大的游击队，有计划、有重点地歼灭本分区的反共团、还乡团等反动武装，摧毁各县反动政权，收复广大地区，并在积极进攻战斗中锻鍊和壮大自己的游击队，争取逐渐发展成有战斗力的地方兵团。 (三)陇东、三边的党和军民应以反清剿为中心任务，应竭力整顿内部组织，肃清内奸，艰苦地进行群众工作。要发展边沿区的游击战争，支持内地区的斗争，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避免与敌主力作战，不打硬仗，不打被动仗，要多打有把握的小巧仗，以巩固部队，提高群众胜利信心。 (四)关中分区所有地方武装应归司令员王世泰指挥，缩小敌占区，放手发动游击战争，有步骤地开闢新解放区，力求发展和壮大游击队，并解决人力、物力的困难。 (五)绥德分区目前一切力量服从前总指挥，配合主力作战。在敌后交通线上，发动各分区和武装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并尽可能地动员分区人力物力，解决野战军之担架、运输、粮食、军鞋等困难，并将已集中之新兵迅速补充野战军。 这一指示是由山西省临县发出的。指示最后强调：奉军委指示，边区机关已安全转到河东来，各分区首长应发扬高度的自觉性和机动性，对党对战争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在党中央正确的政策和战略方针下，依据当前的情况去布置今后的工作，完成自己所负的战斗任务，为党为人民立功而奋斗。 各分区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在联防军司令部的指挥下，积极主动地开展武装斗争，机动灵活地袭扰犯敌，在野战军屡次胜利歼敌战斗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沙家店战役和两次进攻榆林，联防军和地方部队均在一个方向担任作战任务。此间，贺龙、习仲勛还根据军委电示，令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率警一、二旅直出长武、邠州，攻占泾河以南、渭河以北诸县，后又向宜君、同官、耀县发起进攻，发动黄龙山战役，一度解放白水、黄龙，后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群众日报》报导：陕甘宁地方军和民兵，在毛主席、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联防军首长的正确指挥下，广大群众、全体指战员勇敢坚决对敌斗争，积极配合野战军作战，打退了蒋胡军的进攻，保卫了边区人民的利益，获得了光辉战绩。地方军作战三千三百二十三次，毙伤敌人五千五百六十五名，生俘八千九百五十一名，投诚八百五十名，共计歼敌一万五千三百六十六名;缴获步枪五千零四十五支，短枪二百二十六支，枪榴筒三个，轻机枪一百八十一挺，重机枪十八挺，手提机枪及司登枪、卡宾枪五十八支，山炮一门，火箭炮一门，迫击炮十门，六〇炮十六门，掷弹筒七十四具;缴获机步枪弹五十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五发，炮弹一千四百二十六发，掷弹一百六十三颗，手榴弹八千九百五十二颗，枪榴弹一千四百七十六颗;缴获战马三千三百六十四匹，牲口一千四百九十五头，电台三部，报话机一部，电话机二十九部，电线四千零七十斤，望远镜七具，粮食二千零九十九石，布二百零三匹;收复甘泉、安塞两城，击落敌机二架，击毁汽车二十九辆。民兵作战九百四十七次，毙伤敌九百名，俘敌及特务一千六百二十三名(内有敌团长萧伯廉)，共计歼敌二千五百二十三名。缴获步枪三百七十六支，短枪四支，轻机枪十九挺，司登机枪四支，卡宾枪二支，子弹十六万四千六百三十发，炮弹一百五十五发，手榴弹一千二百六十六颗，枪榴弹一百九十八颗，战马二十二匹，牲口九十四头，报话机一部，电话机六部，粮食一百四十五石，电线七百九十斤，望远镜一具;毁敌碉堡一千零四十八座，破敌城寨二十一座。 在西北战场，能否保证前线官兵的粮食供应，成为能否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也成为摆在习仲勛、贺龙、林伯渠等陕甘宁边区领导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当时西北野战军共有兵力约六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二万人。八万余人每月需粮一万六千多石。而陕甘宁、晋绥边区人口仅四百余万，且土地贫瘠，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产量很低，加之连年缺雨，旱灾严重，粮食只收到丰年的四五成。国民党军队入侵陕北后，“胡祸”横行，大片土地荒芜绝收，供给出现异常困难。但是，自古以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方将士的军粮供应时刻令贺龙、习仲勛等牵挂于心。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彭德怀仅半年多时间发给贺龙、习仲勛急切要求补充前线军粮供应的电报达二十多份。沙家店战役后，毛泽东在四日之内两次致电贺龙、习仲勛，要求解决前方粮食问题。八月二十四日电报提出：请你们派几批得力人员分赴各县大力动员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二十七日，毛泽东又以军委名义急电贺龙、习仲勛：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属)两地区沿途筹粮。宜川大捷后中央军委发给贺龙、习仲勛急电：宜川、延长一带粮食奇缺，伤员及俘虏甚多，半年内新的伤员及俘虏均须向该区后送，新兵则经该区前送，一个半月后还可能移军打延安，因此从河东筹运三万至四万石粮食至延长、固临、宜川地区极为必要，此事请贺、习酌办。彭德怀从前线发出的类似电报更多，如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在夺取洛川前夕急切地致电贺龙、习仲勛：惟打延安需要一万二千石，须河东从小船窝、马斗关运输五千石，山西筹一千石。盼贺、习考虑速复。仅以上电文便可看出军粮供应困难是极为严重的。时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龙曾感慨地说：河东承担的抗勤任务曾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总和。【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105页 在严峻的经济困难面前，习仲勛同贺龙、林伯渠等党政军领导人一起，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首先成立了以贺龙为主任的西北财经办事处，迅速实现了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使两区银行、贸易公司合併，成立了统一的贸易公司和西北农民银行，晋绥联防军供给实行财供合一，统筹统支。西北局为了保障军粮供应和做好生产救灾工作，还专门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组织运粮救灾工作大纲》，成立了运粮救灾指挥部，习仲勛任政治委员。同时还指示陕甘宁边区各地成立兵站，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工作，使野战军进军所到之处军粮能及时得到供应。据统计，一九四七年全陕甘宁边区动员缴纳公粮二十四万六千石，较一九四六年的十六万三千石增加了八万三千石。在榆林战斗中，晋绥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三个乡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妇女占三十二万人次，投入到送粮的队伍中。习仲勛回忆这段经历时曾深情地说：广大群众宁肯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自己的军队。一九四七年十月间，我在绥德、米脂、清涧一带，亲眼看到许多乡亲把还未完全成熟的高梁、豇豆採收回来，连夜炒干交给部队。清涧县东区直川山，有个闹红时期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树叶干面，难受得热泪直流，把坚壁在后山的五升麦种、三升豌豆种取回，连夜磨成面，擀成杂面条，托人送给毛主席。 西北野战军在与多出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艰苦而紧张的长期作战中，其消耗是很大的，因而适时筹措补充各种军需物资、武器弹药、兵员经费也是摆在习仲勛、贺龙等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们在联防军内部精简机关，充实作战部队;在老区动员归队，组织游击队，扩大地方兵团。同时，多次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名义发出《关于扩大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决定》、《参军动员令》等文件，许多县、乡领导、劳动英雄带头参军参战，一时掀起参军热潮。一年间，全边区四万二千青年参军，其中绥德分区二万人，延属分区一万人。一九四七年冬季来临之时，彭德怀急电贺龙、习仲勛，请求尽快补充部队越冬被服、装具和经费。但是后方灾情严重，农业减收，财政经济极为困难。习仲勛、贺龙、林伯渠议定将陕甘宁、晋绥边区的土特产通过商人贩往国民党统治区出售，换取一定的钱物以供军需。时任绥蒙军区副政委的张达志奉贺龙、习仲勛之命，以陕甘宁晋绥游击队司令员身份带两个骑兵团，既不游击，又不打仗，而是专为部队做买卖，筹措钱财。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一份习仲勛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写给西北贸易公司经理兼西北农民银行行长喻杰、副经理兼副行长刘卓甫、监委兼政治处主任史唯然等人的批条，可以看出战争年代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批条写道：“准予以肥皂作外汇在内地主要据点交换进口物资，但务须按规定章程办事，以免流行内地，妨碍缉私。” 在西北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边区军民紧密团结、浴血奋战、不断取得胜利的捷报声中，人们感觉到，西北战场决战的步伐加快了。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习仲勛：“联防军的全名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简称‘联防军区’，下辖晋绥军区及陕甘宁各直辖军分区。”贺龙为联防军区司令员，习仲勛为政治委员。 三月十日，边区各界举行了一个万人参加的庆祝宜川大捷及纪念“三八”节大会。习仲勛充满胜利的喜悦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回忆去年今日，我们曾在延安开会，动员全边区人民起来保卫边区。经过一年来全体军民不屈不挠英勇奋斗，我们不仅打退了蒋胡匪军的进攻，而且使自己转入进攻。宜川大捷证明：光复全边区，解放大西北已为期不远了。习仲勛的预言，不久便变成了现实。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局势迅速发展。一年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的山峁沟岔间“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指挥着全国各路大军奋勇作战，战场迅速向长江北岸推进，国民党军除了在大别山和淮北地区还有一定主动外，其余一切战场“全是被动挨打”。为了能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全国的战略决战，毛泽东决定率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即将离开生活和战斗了十三年的陕北时，殷切地电告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陕甘全局，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由你们独力担任。”习仲勛深切感到，这不仅仅是给彭老总一人的电报，而是对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嘱託。回想起党中央、毛泽东初到陕北之时，陕甘苏区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濒临最后丧失的严重危机，自己和一大批领导骨干，也正是在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才走出“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牢门。转眼十多年过去，陕甘宁边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在迎接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此刻，对党中央、毛泽东由衷的敬仰、爱戴和依依不捨之情萦绕心头。 在习仲勛三月十日讲话预言收复全边区为期不远一个多月后，延安又回到了人民手中。随着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深入国统区胜利作战，四月二十一日，据守延安的胡宗南、何文鼎部，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弃城逃跑。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属军分区部队和游击队进入延安市区。我军主动放弃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后延安宣告光复。 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勛、林伯渠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祝贺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二十五日，西北局发布庆祝延安光复的通告。五月四日，延安各界举行庆祝光复延安胜利万人大会，并通过了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 习仲勛没有出席当天的会议，但是他的心情是极为欣慰的，尤其是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及时提出：各地方兵团、游击队、民兵，应更加积极地围击少数残余据点之敌，肃清反动团匪，并勇猛追击敌人;延安光复后老区担负的责任更重，不但必须大力进行生产和各项恢复工作，而且必须继续努力支援前线;要使边区广大干部群众认清目前形势与任务，鼓舞胜利的信心，克服任何松懈情绪，我们到达最后胜利已为期不远。 四月中旬，联防军区绥德分区部队奉贺龙、习仲勛令，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鸡儿圪歼敌二千余人;三边分区部队在宁条梁歼敌近二百人。贺龙、习仲勛电令嘉奖，勉励全体指战员继续发扬新式整军原则与新的领导作风，大踏步进退，主动各个歼敌。 为了粉碎蒋介石、胡宗南集团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习仲勛或协同彭德怀在前方指挥作战，或与贺龙、林伯渠一起经略后方，全力支前，经历了近四百个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他谈起这段经历时总要引用毛泽东一句名言：“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转战陕北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在过了四十年后，他撰文热情讴歌了边区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卓越贡献，文章写道：蒋胡军进攻延安前后，全边区共组织了两万余人的游击队和十多万民兵，活跃在整个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打敌据点，伏击车队，缉查敌特，配合主力作战，搞得敌人昼夜不宁。仅延安游击队十三个月就同敌作战一百二十八次，歼敌七百三十一人，缴获各种武器五百九十支(件)，击毁汽车两辆，破敌电线二十多公里，以至拔除了敌长官部设在枣园的特务机关。南泥湾垦区游击队，在敌人攻占该区后一个多月，就在延(安)宜(川)公路两侧七战七捷，毙俘胡军二百七十人，缴获面粉九百九十一袋，临真区政府很快恢复了工作。延川游击队在一九四七年四月至六月，共捕捉敌侦探和逃兵五百二十人，逮捕国民党保长十八人，完全摧毁了敌刚刚搞起的保甲统治。沙家店大捷后，敌七个旅南逃，沿途民兵和游击队设置路障，连续出击，使敌十五日内行程不足二百公里，我追击部队迂回敌前，击溃四个整编旅，歼敌四千一百余人。在敌后游击战中，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功臣模范，许多同志光荣献身，他们被边区人民永远敬仰。
第106页 边区的男女老少都紧急动员起来，勇敢地参加担架运输、供应粮草、挑水送饭、做鞋洗衣、带路送信、救护伤员、站岗放哨、坚壁清野等支前活动。据一年间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参加抬担架、当嚮导、后勤运输、看押俘虏、修筑工事的民兵民工达二百一十八万多人次，做军鞋九十二万九千双，筹送粮食一百二十万余担，柴草一亿二千万多斤，动员了四万二千名青年参军。 边区一百六十万群众都是人民军队的耳目，自动探听敌情，传递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了如指掌;而对敌人却严密封锁消息，守口如瓶，使敌人像瞎子一样乱撞乱窜，不是跳进我伏击圈，就是被我小部队牵上到处“游行”。 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有全边区人民的竭诚至亲地拥护我军，无私无畏地支援我军，必然使敌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灭亡。 ●开闢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收复延安之日，正是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乘宜川大捷之声威，挥师南下，鏖战西府之时。黄龙山战役中，由于洛川久围不克，彭德怀决心以一部兵力围攻洛川，钳制裴昌会兵团外，野战军主力直插胡宗南兵力空虚的泾、渭河之间以凤翔为中心的西府地区，相机攻占宝鸡，开闢麟游山、陇山新根据地，调动裴昌会兵团及延安、洛川守敌于运动中歼灭之，以巩固我军后方和黄龙新解放区。西北野战军主力从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连克长武、麟游、凤翔、扶风等十二座城镇，二十六日攻克胡宗南后方补给地宝鸡。后又转向陇东，预定各个歼灭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二师的计划未能实现，于五月十二日撤至老解放区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休整。 随着西北野战军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解放区不断扩大，如何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巩固维护新区的社会秩序，组织指挥地方军队、民兵配合作战，支援前线等诸多新的问题，提上了习仲勛等领导人的日程。 习仲勛在西北局会议上提出当前的方针仍然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开展新区。”其实他对新区的工作已考虑得很多并做过积极的准备。 当西北野战军南下黄龙地区作战之时，习仲勛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专题研究了地方党组织配合行动和搞好支前工作问题。宜川大捷后，他又提出迅速恢复边区是开闢支援新区的重要条件。应该集中一切力量从事生产，重建被敌人破坏了的家园，恢复十年经营的幸福生活，更加巩固地建立起美满的陕甘宁边区。要发扬“天下农民是一家，全边区人民是一家”的美德，在团结的基础上，不懈怠地努力生产，多打一升粮，多收一斤花(棉花)，就是增加恢复边区与支援前线的一份力量。党政军民学，均需在本身岗位上，以战斗精神动员起来，从思想上提高一步，学习政策，时刻联繫群众，以迎接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当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之时，习仲勛同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首长名义向各分区发出军事行动指示，为有力配合野战军作战，歼灭胡马集团，扩展我军胜利，顺利发展西北： (一)各地方兵团、独立营、游击队，一致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密切结合，提高部队阶级觉悟与战斗积极性。已形成之地方兵团，力求克服地方之散漫性。新区发展的武装，应注意政治质量，纯洁成分，加强领导与政治教育，在斗争中工作中注意发展党员，以加强党的核心作用。 (二)一分区所属三个团，迅速伸到合阳、中、宜地区，协同三纵、关中部队;配合主力作战。其余地方武装，迅速肃清羊泉、黑水寺一线之敌，担任巩固后方交通治安工作，并随时准备参加主力。 (三)二分区部队应以积极战斗行动，有计划地断敌榆包交通运输，主动寻机歼敌，以达到逐渐削弱孤立榆林敌人，巩固和发展伊盟，造成将来解放榆林之有利条件。 (四)三、四分区主力，由郭、徐、王统一指挥，以三分区为基础部队，迅速由曲子环县南进，追击南退之独立五团，相机收复庆、合，截断小部阻击之敌。并在庆、合以南曲、环以西之镇原、固原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扩大地方武装，收复失地和发展新区。主动地牵制马敌行动，以策应主力作战为原则。三边暂以地方武装加强边沿地区和敌区之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牵制宁马一部兵力。各部应提高警惕，加强情报侦察工作，严密警戒，防敌袭击。 (五)五、六分区部队，目前中心任务，应以全力直接配合野战军作战，巩固后方交通，发展新区的游击战争，以及支援前线工作。利用时间，採取轮流方式，整训部队和建设新区工作。 五月二日，习仲勛同贺龙、王维舟、张经武等联防军区首长报告中央军委并向各军分区发出通报：第三纵队在军区部队配合下，在白水至洛川公路的追击战斗中，共俘敌一千五百余人，另俘敌逃散兵数百，毙伤敌一千余人，敌损失至少在四千人以上，缴获野炮八门，日造十二厘米榴弹炮十门，六〇炮十门，重机枪十七挺，轻机枪十挺，汽车十八辆(十六辆完好)，坦克五辆，解救被敌胁迫群众二千余人。 此间，联防军区首长为支援野战军南下作战，派人一次送去农币三百五十亿元，银元十万元，黄金一千六百两，敌币四亿多元，粮食三万石。动员战勤民工一百二十万人(次)，付出工日三百七十三万个，运输牲畜一百一十万头，畜工二百六十二万个。 当西北野战军在国统区作战时，习仲勛虽身在后方，但仍参与野战军的重要决策，出席西野前委许多重要会议，协助彭德怀开展部队思想政治工作。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习仲勛同贺龙、林伯渠、王维舟等边区党政军领导专程由延安到洛川出席会议。西北野战军在挺进西府转战陇东的一个月里，行程一千五百余里，取得了重大胜利，也受到挫折并暴露出部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此次前委扩大会议主题检讨总结西府战役的经验教训。素以严于治军着称的彭德怀主持会议并作春季攻势概况总结讲话，又有这么多的领导和纵、旅首长全员出席，会议气氛特别严肃。 彭德怀在肯定了出击西府的成绩和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后，坦率而认真地承认在战役指导上犯了若干错误，“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他也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造成战役被动局面的纵、旅首长给予严厉批评。他怒不可遏地历数了个别指挥员一件件失职行动后说：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是要砍脑壳的。习仲勛到土基镇后，认真听取了野战军首长关于战役经过的介绍，并广泛同纵、旅的军政领导进行了交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在林伯渠、贺龙讲话之后，他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彭德怀在会议开幕时作的报告和林伯渠、贺龙的讲话。他认为：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作战，战役是成功的，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野战军出击西府，震动西安，使胡宗南军不得不完全撤出洛川以北地区，扩大和巩固了陕甘宁解放区，特别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收复，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由于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影响，减轻了老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创造了继续胜利进军的条件;粉碎了国民党军预谋歼灭西北野战军于西府地区的梦想。同时，进一步钳制了胡宗南的兵力，有力支援了中原和其他战场解放军作战。习仲勛在分析了战役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之后，严肃地对在此次作战中存在严重的自由主义，对干部放任迁就，执行命令不积极、不坚决，甚至贻误战机的纵队干部提出批评。习仲勛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的贊同。六月一日，彭德怀在会议闭幕讲话时特别提到：“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林伯渠、贺龙、习仲勛、王维舟诸同志的讲话，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启示，将使全军在思想领导上，掌握组织原则上，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提高一步。”时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的廖汉生回忆这次会议说：散会以后，彭总把一纵的同志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林伯渠、贺龙、习仲勛等领导同志也都参加了。几位首长给我们开了个小会，严肃地批评，一纵仗打得不错，工作有成绩，作风纪律也比较好，连着受了表扬，就骄傲，就听不进批评。林伯渠还语重心长地评价彭老总说，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呀!
第107页 习仲勛在参加前委扩大会议期间，对新解放的黄龙地区的情况作了一些调查。他了解到：这一地区反动武装大部肃清，特务组织已打垮，但是秘密活动在宜川等一些地方还较为严重，土匪盘踞暗杀干部的问题还时有发生。韩城、合阳、澄县边沿地带常有战斗。群众中还存在许多思想顾虑。习仲勛感到，这些情况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是不相适应的，特别是野战军连续作战之后，十分疲劳，要在黄龙地区完成整训，在整训同时还有作战任务。因而黄龙地区要尽快建立必要的组织和秩序，使工作走上轨道。因此，他同其他领导商量后，决定召开一次黄龙分区干部会议，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六月三日，即前委扩大会议结束的第三天，习仲勛出席黄龙分区干部会议，并发表讲话。他首先肯定了黄龙分区党的工作有着十多年的历史，现在又有三千多名党员，又先后从老区派来了五百多名干部，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但是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忙、乱、慢、散的问题，必须切实加以克服。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做好的五项工作： (一)发动群众是当前工作的根本环节，其内容包括：减租减息、清算恶霸、清算特务、合理负担等项。在清算斗争中，必须将政治和经济分开，分别处理，克服“左”和右的倾向。应该是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放手发动群众，对地主及恶霸富农的旧租旧债一律废除。使群众斗争的形式适合斗争内容。 (二)合理负担问题。全分区要完成夏征公粮十二万石任务，并掌握三项原则。一是要比国民党的负担轻，公粮徵收不超过应徵户收穫量的百分之十五，连同其他的负担，总计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十。二是要尽量就地解决军需供应，不能依靠老区。三是贯彻阶级路线和政策，适当减轻贫僱农的负担。要广泛宣传，向群众讲清道理，反覆地解释，使群众了解，现在和过去的负担，性质完全不同，过去是国民党政权徵集民财，现在是支援人民自己的军队打胜仗，保护人民自己的利益。 (三)武装工作。民主政府如不抓紧武装工作，群众利益便无保障。第一，要组建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和自卫队，为保护群众利益和以后扩大武装打好基础。第二，对现有的游击队集中整训，使其成为地方兵团。第三，以地方部队二十二、二十三两团，改编四旅，充实到野战军，扩大主力。 (四)财经贸易问题。贸易公司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平抑物价，稳定金融，解决财政，使其在经济上获得更利于翻身的条件。要发给小摊贩小宗贷款，低价批发货物，给以外汇便利，以供给农村需要;实行贸易管理，禁止粮食棉花出口，敌币、白洋予以严禁，加强缉私。坚持自愿原则，发展合作经济。习仲勛在讲话最后，特别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严格要求，他强调说：各级领导要高度发扬执行政策的责任心与积极性，提倡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扫除一切拖拉疲沓现象。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正确估计自己的能力。我们今天是处于新的环境，过去的工作经验与工作方式，已不适用于目前的具体情况，必须深入群众，实事求是，重新学起，充实知识，适应工作要求，时刻警惕，力求进步，抓紧政策学习，有效地组织与使用人力，发挥人力，走出机关，走出城市，深入下层，发动群众。只有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办法。 习仲勛提出：分区应即成立支前委员会，使党政机关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有领导、有分工、有重点、有检查地进行工作。领导机关必须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具体组织力量，实现党的政策，必须深刻记取，政治路线正确，如无正确的组织路线，也是不能实现的，也会犯错误的。 习仲勛针对黄龙实际情况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意见，对新解放区的工作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这是他长时间调查思考并经西北局领导集体研究讨论后逐步确定和完善的。在此之前，他同贺龙、林伯渠等连续三次召开西北局会议，并吸收黄龙地委的同志参加，认真讨论制定新区的生产、财政、金融、贸易、支前问题，并派出大批干部去新区工作。 习仲勛认为：在老区我们已有完整的一套，干部有经验，群众也有经验。但是“陕甘宁边区党对新区情况生疏，思想上又缺乏充分的准备，过去所获的各种观念，到今天实际中竟全部皆非。如何把中央的路线、政策在全党同志中搞清楚，搞一致，适当地解决新区各种问题，成为做好新区工作的关键”。 习仲勛根据新区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西北局集体讨论的意见，于七月十四日致电毛泽东，就新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提出了建议，请求中央指示。报告分为五个部分： (一)坚决贯彻中央政策是顺利建设新区的重要条件。蒋管区的广大人民，包括一些中上层分子对我党我军的态度是好的，都是愿我少犯错误，迅速推进革命胜利。普遍的顾虑，是我们能不能照宣布的政策办事到底，故要求再不犯政策错误。 (二)抗战期间，陕甘两省农村生产未遭大的破坏，蒋管区的农民生活并不像我们过去想像的那样无法活下去。一些地方中农户数占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小农经济较为发展。故我军进出这些地区，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策，群众纪律也要十分严明。 (三)新区解放后，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宣布解散一切反动特务组织，有计划地转入发动群众，进行社会改革。(1)新区土改不应过早提出。(2)解放县城后，要统一管理城市，宣传纪律，加强发展生产，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3)新区政权初期不宜过急实行民主选举。故新区建政，可发动党组织临时推选或指派，如我军过后不能巩固者，还可暂时利用旧的保甲。(4)对敌特、警匪武装，採取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对起义者改造，缴械者从宽，有功者奖励，罪大恶极者法办，顽抗者坚决消灭。(5)新区财政是我们最不熟悉的工作。税收应一律维持原状，由原税收机关按原规定向民主政府交款，俟我有力管理时，再去接收。(6)新区学校应採取坚决保护政策，初解放时，一律维持现状。(7)对统一战线政策，许多地方有所忽视。要注意敌人阵营内发生了很大变化，把中上层分子中的蒋党团派、地方派、在野派区分开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四)派出去到新区的近千名干部理论水平不足，执行政策不谨慎，照搬老区工作经验。要开展一次普遍的学习运动来克服上述缺点，创造适应新区环境的工作作风。 (五)党的队伍、党内思想、党的政策，已为各级党委所重视，工作也有了很大转变，但仍有自以为是、各自为政无组织无政府现象存在，必须坚决克服。习仲勛在电报最后提出拟于七月十七日召开西北局干部会议，对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传阅了这一报告，并给予高度评价。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复电习仲勛，电文称：
第108页 “仲勛同志并转西北局： 午寒电悉，报告内容很好。所提各项问题的意见都很重要很正确。望提交西北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再加讨论。我们已将此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参考。” 同日，中央在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批转习仲勛报告时，加了以下按语：西北局习仲勛同志七月十四日给毛主席报告转各地参考，中央已复电同意报告中所采各项方针。 习仲勛在报告中提到的要在七月十七日召开的西北局干部会议，即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是总结边区自义合会议后的土改整党和工作，提出后半年以至下年度春耕前工作任务的一个重要会议。因为当时：一是西北野战军暂时在黄龙地区进行休整，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间。二是客观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统一思想，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据此，习仲勛和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这样一个规模较大的各级干部会议。 会议原定十五日召开，因为准备仓促，故推迟到十九日召开。会议共开了十七天，于八月四日结束。习仲勛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作了报告。贺龙就军事财经问题作了报告，林伯渠、马明方、王维舟、李卓然、贾拓夫、马文瑞等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习仲勛的讲话是会议的主题报告，他全面地分析回顾过去的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方针政策。报告经过与会同志十多天时间的讨论，获得一致通过。 习仲勛首先对去冬以来的工作作了客观评价和估计：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党内干部思想作风进行了整顿，完全改变了战争初期那些混乱状态;在对敌斗争、支援前线、生产、救灾和开展新区工作上，均有显着成绩，因而有效地帮助了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解放黄龙，并继续将战争推进到蒋管区去。同时在基本区六十万人口的地区，发动了群众，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他在深刻检查了工作中出现的“左”右偏差和存在问题，剖析了其原因后，指出：正因为这错误得到纠正，并将全部工作基本纳入正轨，我们才获得了解决老区、半老区土地问题的丰富经验。正因为有这些进步，今天就有更便利的条件，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基本区发土地证，确定地权，普遍整顿农村支部，恢复与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加强新区工作，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纪律、无政府倾向，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他在讲到土改问题时对陕甘宁边区现状，提出了新的概念，即基本区、接敌区和新区三种地区。接敌区和新区应以对敌作军事斗争为中心任务，今年不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基本区包括老区、半老区的大部分，封建的土地制度已基本消灭，不论过去是否调剂了土地，不再提土地改革问题，而以确定地权发土地证为中心，将工作方向转入团结农村一切人民、准备和发动明年大生产运动这个基本任务上去。他还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发放土地证、确定地权以及阶级成分划分等，提出了具体政策要求。 在谈到农村整党问题时，他要求：秋冬两季，必须在基本区完成党支部整顿工作，以纯洁党的组织，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繫，提高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把农村工作推向前进。要採取党员和党外群众代表结合开会的方法，审查干部和党员。在处理干部和党员时必须採取谨慎严肃态度：对那些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应坚决清除出党;对个别作风极坏、为大多数群众憎恨的分子，亦应开除党籍;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和党员给予应有的公平处理，一般不要处罚过多和过重。这样整党的结果，务使所有干部和党员的问题得到彻底的正确的解决，迅速提高觉悟，真正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增加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党外群众受教育，加强干部、党员和群众之间的团结。 习仲勛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任务概括为生产和支前。其目标，首先是恢复战前的耕地面积，并继续恢复农村各项副业、家庭纺织和手工业，在此基础上恢复城镇商业、运输业等。秋冬两季完成对明年大生产运动的一切准备工作。主要是：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标准;灾荒和病疫尚未完全过去的地区，继续认真救灾治病;组织在自愿和等价交换两项原则基础上的变工队和各种互助合作;绥德地区继续组织移民到地广人稀地区开荒生产，移民区则应切实安置移民。他特别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亲自下去，具体帮助区、乡干部，细心准备，依据实际情况，拟好明年生产计划，循此努力，求其实现，并把工业生产摆到适当位置上，加以重视。 对于新解放区的工作，习仲勛讲得比较详细。他说，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队。新区的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执行正确的政策，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认真研究，十分严肃、十分谨慎地按照当地实际情况，正确实现之。他认为，为了新区发展的需要，必须大批准备干部。各级党的组织部门应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到有计划地大批培养干部上去。共产党员应把到新区工作作为自己的光荣岗位。同时新区各级领导要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本地干部，培养劳动人民中间的积极分子和教育改造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建立新区工作的有力础。 习仲勛严肃地指出了党内存在的疲沓散漫、责任心不强、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闹独立性、不愿去新区工作等错误现象，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危害，有必要进行一个深入的学习运动。这个运动必须在领导干部负责、理论与实际结合、提高觉悟、改进工作的方针下，正确地开展起来。提倡认真读书、反覆钻研文件、多思考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改正错误的风气。 七月中旬，陕甘宁边区青年团和青年联合会同时开会。习仲勛和马明方出席会议。他提出：边区青年运动的方针，应是组织边区广大青年积极支援革命战争，支援蒋区青年群众的爱国运动，消灭胡匪，解放西北。青年干部要抓紧学习文化、科学、政策，学习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要踏踏实实、活活泼泼、紧紧张张、遵守纪律，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使得团的组织成为党的，坚强的后备力量和推动工作的有力助手。 习仲勛的报告送到中央新华总社，于九月九日播出。经毛泽东、周恩来批改后，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仲勛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和交通送来的结论提纲，均已阅悉。中央基本同意这两个文件的内容。 西北局干部会议结束后，习仲勛的报告迅速传达到基层，会议提出的工作任务逐步在边区、新区和解放区得到贯彻落实。 当习仲勛、贺龙等以主要精力主持召开西北局干部会议之时，经过一个多月政治、军事整训的西北野战军正在酝酿新的作战行动，即在渭北打胡。七月十九日，彭德怀就粉碎胡宗南对黄龙山区的进攻致电中央军委，随即发动黄龙南线战役。八月八日至十日又在澄城县以北冯原镇、王庄镇地区给敌整编第三十六师歼灭性打击，歼敌近万人，收复了韩城、合阳、澄城，扩大了黄龙分区。澄合战役后，又于十月、十一月胜利进行荔北战役和冬季战役。
第109页 七月二十一日，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歼击进犯黄龙之敌，习仲勛和贺龙电令各分区：黄龙全体党政军民立即动员起采，准备迎击犯敌，直接配合主力作战。令关中、西府部队主要活动于敌之侧后，关中部队必须与四纵联繫，应有计划、有组织地尾追敌一师;令陇东主力与骑旅于庆北曲环地区加强活动。三边、绥德酌情集中一部游击队配合分散的民兵，积极抗击近日出扰抢粮之敌。各分区必须用一切可能手段加强对当面敌情的侦察，积极开展政治宣传瓦解工作。 八月六日，在澄合战役即将打响前夕，习仲勛、贺龙联名致电彭德怀、张宗逊，对战役计划提出重要建议：因敌三十六师集结冯原镇周围二十余里，正面狭窄，我们建议在战术上似应正面(西)攻入敌阵，採取小包围，有重点将其分割，打敌之指挥机关，求得一营一团的聚而歼灭之，尔后再以足够的预备队逐步扩张战果。如果歼灭其大部，再依情况乘胜连续夺敌侧后弱点而歼击三十八师或十七师，以打开南线敌我对比的状态。这一建议，对于彭德怀及时调整作战部署，夺取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决策作用。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给彭德怀、贺龙、习仲勛发来贺电，称赞：这一胜利，正粉碎了胡匪在西府战役曾获得胜利的胡说，并继续使胡匪陷于被动，便于我开展关中的胜利局面。 十月五日、二十八日，习仲勛、贺龙联名先后向各军分区、旅发布作战命令，以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发起的秋季作战和冬季作战。在十月五日的电令中要求：为配合南线西野主力发动秋季攻势和华北第三兵团向西进展，各部队在十、十一两个月期间应积极作战。警备四旅、黄龙、关中、西府部队直接受野司指挥，所属部队整训练兵工作暂时停止，均须配合南北我主力攻势作战，并须与保卫秋收作战配合起来，只有消灭了敌人，就是配合了主力行动。十月二十八日，习仲勛与贺龙以联防军区司令部名义电令关中分区：今冬作战任务，主要是积极主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与配合主力作战。以渭北总队及二十一团放在淳、耀、三、泾方面。必须强调部队执行政策，严肃纪律，深入群众工作，争取瓦解敌军，适时扩大部队。 习仲勛在领导新区工作中，还十分重视保护文物、剿灭土匪和组织农业生产，以巩固和发展新解放区政权和经济文化。他对部队和到新区去的同志常叮嘱说：西北是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历代文物古蹟甚多，凡我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均应负起保护文物遗产的责任。早在三月二十六日，当西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之时，习仲勛和林伯渠、贺龙联合署名发出《保护各地文物古蹟布告》：在我军到达新解放区时，应由军队政治机关训令部队切实遵守保护古蹟文物的法令。其中特别贵重的应开具清单派人护送西北局宣传部统一保管。其种类为：古版书籍、宗教经典、地方志、风土志、贵重图书资料、包括外文书刊、专科书籍及各种调查图表;古代钱币、铜铁钟鼎、陶瓷器皿、古字画、碑雕刻及照版等。凡老区、新区的古蹟名胜如碑塔、陵墓、雕刻、塑像、古树木、寺院、庙宇及其他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均需一律保护，必要时指定专人保管移交，以免损坏。后来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蹟损毁极少，并以它不可替代的特点为社会的进步和精神文明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与习仲勛等在战争年代的远见卓识和採取的保护措施是分不开的。 习仲勛还注意到，在新解放区，匪患活动对政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干扰极大。他亲自调查了解匪情社情动态，摸索总结土匪活动规律，正确领导剿匪斗争。黄龙分区在消灭匪患中取得了胜利，并提出了“起义者改造，缴械者从宽，有功者奖，罪大恶极者杀，顽固抗拒者坚决消灭”的五项原则。习仲勛觉得很有借鑑作用，便对黄龙分区的剿匪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这些经验包括：首先武装打击，使其走投无路，放弃对蒋胡军的幻想;其次在武装打击的基础上，宣传政策，分化瓦解;再次军队与政府间、区、乡政府间、军队彼此之间相互联繫，统一组织行动;第四要注意对缴械之后的匪徒妥善安置，防止这些人再逃入敌区等。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勛和贺龙等联名将黄龙剿匪经验上报中央军委。周恩来批示军委一局择要通报全军。 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勛、贺龙等向分区(旅)首长发出指示，指出：秋收时间已到，为保卫秋收，保卫人民利益，支援战争，各地方兵团、独立营，各县游击队、武工队、全体民兵自卫军，应坚决地协同党政民一齐行动起来，有计划、有组织地划分任务，坚决打击抢粮之敌。指示对驻防于不同区域的部队、武工队以及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任务、职责和活动方式都作了详细规定。周恩来批示了这一指示。翻开这段历史档案，每逢耕种、管理、收穫、阴雨干旱农时季节，西北局、边区政府、联防军区都适时发出不同内容的计划、指示等，从中可以看出习仲勛等西北局、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对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重视和关心，也体现他们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繫。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时序也到了一九四八年岁末。为了总结全边区和新区党的建设和其他工作，提出新时期任务，西北局于十二月上旬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四日，习仲勛在会上着重就若干领导问题发表了颇有新意的讲话。他为什么要强调领导问题呢?因为他了解到，一些同志“常常喜欢争执鼻子尖下的小事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长那短，并不去想千百万人的大事情。有些领导机关也还不能通盘考虑问题，从远处大处着眼，考虑哪些是自己所管理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如何去安排这些问题，仍然是在琐屑事务中间纠缠”。“许多党的领导代替了群众组织，代替了政府机关，代替了事务部门的事情。这实际是降低了党的领导水平，减弱了党的领导作用。” 因而，他在讲话开始时，简明扼要、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做工作必须看清局势的发展，一切从发展的情况出发，紧紧把握时机，做好准备。准备什么?首要的两件即干部和政策，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为此。 他严肃批评了一些地方没有把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像小炉匠一样，一件一件零做”，致使各地工作进度很慢，裹足不前。他认为这是由于领导方法存在问题而产生的，是领导同志对土改、建政和明年大生产这一系列工作的中心和其间的关系缺乏确切的了解造成的。他掷地有声地说：今年秋冬两季进行这一工作为的是什么?一句话，发动和团结农村劳动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他论述说：错误的领导方法，实际上就是不相信群众，不懂得群众发动起来了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懂得群众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这种思想方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只孤立看问题，没有找出各种问题中间的联繫;只看见现在，没有看到将来，只求形式上完成任务，没有想到更重要的是为工作前进打好基础。其根源又是经验主义作怪。
第110页 他在报告最后提出改善工作领导的观点。要迅速扭转上述思想方法，加强党的政治和组织工作，检查工作应以群众发动的程度如何、农民群众中各种问题解决的程度如何为准绳。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 习仲勛的这篇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新华社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全文予以播发。发表前刘少奇对文章清样仔细作了修改订正，并批示道：此件很好。可以发表。但各地在解决群众的问题(土改和整党是关涉群众最多的问题)时，在取得典型经验后，很少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来加以推广，这是一个缺点。请以后注意此点。 ●迎接大西北的黎明 一九四九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巨轮即将开始新航程的一年。人民解放军在相继进行了辽渖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战略大决战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用以维持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被歼灭，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经济急剧趋于崩溃，从而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西北大地也和全国一样，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夺取革命胜利的前夜，习仲勛的工作更为艰苦、紧张和繁忙，生活的节奏也明显加快。其时，他正当盛年，对未来充满着战斗的豪情和胜利的喜悦。延安收复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又由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进入原解放军总部驻地王家坪办公。习仲勛就住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这里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陕西省澄城县北部的武庄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一百一十三人，其中地方代表十六人。习仲勛是在年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到彭德怀通知他和贺龙关于开会的电报的，电报说：全军党代会、前委预备会、营团(干部)训练班毕业，希望你们讲话与出席会议。改变军队番号、部队编制、后勤工作、新区与城市工作等各项亟待面商，请于一月五日前来前方一行。 习仲勛和贺龙由延安出发，及时赶到了武庄，参加了会前重要文件的讨论和准备工作。十二日，贺龙在代表会议上传达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十四日，彭德怀作关于一九四八年几项基本工作的总结和一九四九年任务的报告，并传达了中央关于今年要解放湘、鄂、赣、闽、浙、苏、皖、陕、甘等省，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精神。甘泗淇、张宗逊、张德生分别就提高部队自觉纪律、加强党委制、地方工作问题讲了话。十七日，习仲勛作《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指出：这次党代表会议，把如何接管新解放的城市问题提出来讨论，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他在回顾和总结了一年来解放和接管一些城市的成绩和问题后讲道：“我们已经解放的一切城市，均是人民的或将是人民的城市，必须严格保护，不许破坏。”同时，提出了关于接收管理城市工作的具体政策，即旧的反动政治机构，如各级政府机关、保甲、军队、警察、法庭以及反动党派组织，必须彻底粉碎，不能利用，而代之以人民的政治机构;但其设备则要保护和保存，接收过来。对一般政府公务员也不是一律排斥，而是经过必要的改造后，可以酌量使用。这叫做“拆散机构，利用材料”。对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制度，必须适当地改组，使之适合人民的需要，对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则必须保护。对工厂、企业、银行、邮电、铁路、医院等，不但其设备要利用，而且其机构都不能“粉碎”，必须保存起来，好好利用。对一切国民党的、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不要打乱，不要忙于去改组，更不能“粉碎”，而是要它继续生产。他说：是不是要改革?从官僚资本手中转入人民手中就是一个革命。原有官僚制度必须废除。旧的企业组织也要改革，但不要急，一定要慎重。首先了解、熟悉、精通以后，才根据一定可能的条件，逐渐合理地去改革。这就是我们接管城市的基本方针。 他提出进城之初要做好三大工作，即：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要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健全并发挥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的作用，依靠工人、职员、学生和各种劳动人民的组织，作为城市革命政权的可靠群众基础，还要从工人、职员和其他劳动群众中选拔一大批优秀分子来做管理城市、工厂、企业的干部。他提出接收的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要区别两种情况，即官僚资本企业，应由人民政府接收;国民党员私人经营的工商业，除重要反动首领经西北局或前委批准没收其所有财产外，其余的要允许和保护其所有权。 对城市社会秩序稳定问题，习仲勛提出，一进城市必须採取有效步骤，尽力缩短混乱时间，安定市面，恢复人民正常生活，收容散兵，处理俘虏，布置城防。具体做法是，首先收缴反动武装，肃清持枪抵抗和进行破坏的反动分子。其次邮电、铁路、工厂、库房及所有公共设施要派部队看守。三是要调配足够兵力的卫戍部队，迅速建立城市治安机关。四是立即逮捕有武装抵抗或破坏行为的反革命分子、战争罪犯和特务分子，其他敌方人员均令其到人民政府登记。五是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党派组织及国民党中统、军统等反动特务组织一律解散，并没收其产业、设备、档案和信函等，其人员必须向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登记。他特别讲道：要迅速解决粮食、煤炭的需要，组织粮食，组织市场，适当处理城乡间粮价物价，务使供应不断。 对恢复城市经济生活，习仲勛提出，先准备足够货币，供给市场需要，迅速禁止敌币使用。要严格保护工商业，又必须严格取缔奸商投机操纵，囤积居奇，违者法办。他还对学校教学、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出版、涉外事务、少数民族问题等作了细緻的安排和部署。 他提出：所有城市解放后，都必须实行军事管制，以达到有效地完成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的任务。这个军事管制机关即军事管制委员会，是军管时期的统一领导机关。他在报告最后要求，“一切到城市工作的干部，必须高度自觉地提高责任心，积极奉公，勇敢而谨慎地进行工作，必须虚心学习，善于向各方面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管理和建设城市的各种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必须更加团结，密切联繫人民群众”，“各级党的组织经常有系统地检查自己和所有党员干部的工作，加强纪律性，就是保持党在城市的领导的严肃性的保证。” 同日，毛泽东来电：二三月间拟开二中全会，希望彭德怀、贺龙、习仲勛均能到会。并望张宗逊、王震二同志中能来一人。 二十四日，习仲勛和贺龙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令，决定西北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纵队改为军，旅改为师，暂不成立兵团，自二月一日起启用新番号。与此同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贺龙仍为司令员，习仲勛为政治委员。
第111页 二月八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暨晋绥代表联席会议在延安召开，习仲勛被推选为边区参议会代理议长。边区参议会，用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的话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商量，因为边区是民主革命根据地，要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由此来推动全国民主化。习仲勛代议长在会议开始时发表了讲话。他首先报告了第二次参议会议后一年的工作，然后提出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一)继续并更加大力支持人民解放军作战，直至解放全西北，配合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继续恢复并提高生产与各项建设。 (三)准备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广大新区。他特别提出这种准备就是准备政策和干部。过去我们在城市和农村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还要系统地确定，并切实贯彻下去。今后更应有计划地抽调干部，集中训练，准备派到新区去。 他说，还有一个议题是，为适应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要把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构和人事作一适当调整。需要我们这次会议作出决定。从他的经历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习仲勛一些民主政治思想观点和认识从这时起就逐步积累和形成，以至他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度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为我国人大工作和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贡献。马文瑞曾评价说：仲勛同志在参议会和民主政权建设中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保证了中央方针的实现。他以身作则，善于与人团结，推心相与，共同合作，受到民主人士的敬服。他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和民主人士讨论问题，以开诚布公的合作方式和他们交朋友。【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十七日，习仲勛、贺龙和由前线回到延安的彭德怀、王震东渡黄河，一同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议从三月五日开始，十三日结束。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这次会议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习仲勛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的讲话，并结合西北的实际认真参加对会议精神的讨论，对如何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和如何建设新中国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留下的警世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月二十三日，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又是一个阳春三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分乘一百辆大卡车和二十辆吉普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此时，坐在其中一辆吉普车上的习仲勛更是思绪纷飞：由延安到西柏坡，今天要进北平，多么大的历史变化呀!三年三个三月，记载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不凡进程。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把一座空城让给胡宗南，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岁月。一年后的三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离开陕北，转移到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今天，又是三月，中央机关要进入北平，中国人民革命已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车队经过两天的行军到涿县宿营。中央决定三月二十五日在西苑机场会见群众代表和举行阅兵式。这一天，习仲勛随中央首长坐火车进入北平，乘汽车巡城观光后，住北京饭店。 在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习仲勛生活中出现了两件事，使他感到高兴和快慰。三月一日，他与齐心结婚六年后第一个孩子在延安桥儿沟的中央医院出生。秘书黄植将这一喜讯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的习仲勛，祝贺他得了一个“千金”。因为是在桥儿沟出生，齐心的母亲给孩子取名“桥桥”。二是习仲勛在北京饭店同齐心的父亲和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的齐心姐姐齐云等见了面。习仲勛回延安时，还带回了姐姐写给齐心的家信，信中兴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特别告诉妹妹说：我见到了年轻有为的习仲勛同志…… 当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西北战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野战军发动春季攻势，解放和收复了铜川等十座县城，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在澄城县北的平城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王震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的报告。习仲勛在扩大会结束时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南京的解放震撼着整个国民党反动阵营。有人认为被我们打得焦头烂额的胡宗南集团可能会老实一点，这是天真的想法。从我们长期与他打交道的经验证明，胡宗南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不到黄河不死心。现在他把手中的几个军撤到陇东、泾阳、高陵、临潼，背靠秦岭组成保卫西安的新防线，妄图固守西安，同时又在秦岭以南准备了退路。狡兔尚有三窟，何况这位上将呢!中央已决定第十八、十九兵团由华北入陕。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草，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 “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习仲勛在这一时期以很大精力投入这一工作。在此之前的四月十二日，习仲勛对全边区公安保卫工作发出指示：正由于我们将要取得全国胜利，大西北将要全部解放，今后的保卫工作不是减弱，而是加强。到六月以后，将是数十万野战军在西北作战，陕、甘、宁、青、新等省的大块地区和西安、宝鸡、天水、平凉、兰州等城市，将迅速解放。这些城市，人口集中，情况复杂，我们在这些城市中，要与隐蔽的敌人作斗争。如果没有充分准备，将不能应付这样复杂的局面。他还对老区、新区的中心区和边沿区的工作以及反特斗争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要加强学习，培养干部，改进领导，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及党的各项具体政策，也要学习文化。学习是领导工作的灵魂，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了，事情就好办了。 四月二十八日，习仲勛在西北军区后勤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在西北，大规模的战争还在后面，后勤工作要加强。第一，在新的形势下要足够认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没有后勤工作，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要完成政治任务是不可能的。第二，后勤部队政治工作干部也要善于做政治工作，善于用政治工作去指导动员、教育具体工作。政治工作要根据工作对象的不同性质，採取不同方法针对专门业务部门的具体情况进行。第三，要做好支部工作。支部工作做好了，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才有保障做好。 五月十日，习仲勛出席西北局在延安桃林广场举行的进军西安干部动员大会并发表讲话。他指出：干部工作队进驻西安，是协助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保护和建设西安市，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使其成为生产与农村经济相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城市。他说：我们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个政策呢?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把城市管理好和建设好。他强调说：必须保持严格的纪律，密切联繫群众，才能胜利地完成接管和建设西安市的任务。一切要按政策办事，不许违反政策，所有重要工作事项，都要事前请示、事后报告，发现问题时，先请示上级再去处理，不许自作主张、先斩后奏。到西安去的各个部门、单位及全体干部，必须完全服从军管会的领导。他要求全体干部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学习，对于管理和建设城市的知识，必须从做小学生起。我们不怕不懂，只怕不学。只要我们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我们就可以当大学生;反之，怕当小学生，就永远是个小学生。
第112页 这时，习仲勛领导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即西北军区和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的和平谈判正进入艰难曲折阶段。五月五日，习仲勛在延安会见第二十二军派来谈判的四名代表，阐明了党的统战政策，并告诫他们：机不可失，起义不能再迟疑。十二日，习仲勛亲笔致信榆林分区领导： 一、榆林问题已接近最后协议，二十二军仅先就左协中可控制的整编一个师，余俟将来再说，其地方团队不在该师整编之内，统归榆林分区接收处理。 二、地方团队经郝、雷进行工作，争取主动改编极为重要，其编制原则，以我军为基干编组消化，而不是原建制不动或单独编一支队伍，其军官选择好的留用，坏人资遣，其他集训，予以改造，务希妥为安置。其士兵老弱残废及有嗜好传染病者，或个别地富反动分子，统予遣散，其中罪恶重大者务须向人民悔过并交回地方人民监督转变，其坚决不愿干者准予解甲归田。编制时间不宜过早，俟榆林代表归后再动，如此，则他们互相挟制，更对我解决问题有利。否则，该团队可能提出过高要求，或以早起义来抬高价钱。总之，榆林问题已接近最后解决，务须妥善掌握。在习仲勛等的具体指导和推动下，国民党第二十二军接受和平改编条件，榆林宣告解放。 五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发起陕中战役。二十日，解放陕西省会西安，历史悠久而成为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十一朝古都回到了人民手中。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至六月初，二十三座县城解放。身在延安的习仲勛获悉西安解放的消息心情极为兴奋。早在二月二十八日，为了迎接西安解放，顺利做好接收工作，习仲勛就主持召开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情况，研究政策，草拟各种条令、条例。五月十八日，习仲勛签发西北局转中央军委关于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电报。电报特别指出：在贺龙同志回来以前，由贾拓夫主持军管会及准备筹划所有接管西安市工作。五月二十四日，以贺龙为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为副主任的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并开始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等也开始准备由延安向西安转移。同日，习仲勛签发西北局关于中共西安市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 五月底，习仲勛离开延安时，在王家坪宣布西北局决定，中共陕北区委、陕北区行署和陕北军区成立，领导陕北老解放区工作。随后与边区党政军其他领导乘吉普车向西安进发。天下小雨，山路泥泞，汽车不时出现故障，行程艰难，当天夜宿洛川。他连夜开会并看望伤病员，第二天又在咸阳住下，进一步了解西安的情况和研究进城事宜。进入西安城内，暂住原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新城大院。后习仲勛、马明方等几位领导搬至建国路原国民党西安市市长王友直公馆住宿和办公。 六月四日，刚刚在西安出版的《群众日报》(西安版)发布重要消息：西北人民领袖、党政军负责同志，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勛，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兼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贺龙和马明方、刘景范、赵寿山等均已抵达西安。他们对于长期在蒋胡集团压迫下的全市工人、学生及各界人民的生活极表关切。全市人民闻悉自己的领袖到达西安，并将第一次与市民会面，万分兴奋。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解放大西北的任务，为了统一西北党政军的领导，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彭德怀、贺龙分任第一、二书记，习仲勛任第三书记。由于彭德怀正在指挥第一野战军向甘、宁、青、新广大地区进军，军务繁忙;贺龙不久即筹备率军入川与第二野战军会合作战事宜，习仲勛分工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 ●胜利前夜 习仲勛到西安后很快了解到，回到人民手中的古城，所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纠集了十一个师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反扑。西安城内国民党特务乘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时任习仲勛警卫员的岳玉峰曾讲述了当年，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足见西安刚解放时敌情的复杂、秩序的混乱和形势的严峻。他说：“我们进城后，先住新城院内。一天早晨，我正在打开水时，遭到了敌特分子冷枪袭击。一颗子弹打穿了我手提的开水壶，开水顿时漏了一地，幸好没有烫伤身子。有关方面考虑到领导同志的安全，就安排我们搬到了北院门又到了建国路。”根据军队和党政机关所面临的特殊情况，习仲勛和贺龙及军管会的同志要求守备部队展开积极防御，制造人民解放军十八、十九兵团已由华北到陕的舆论，使敌不敢轻举妄动，加紧接管，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特务分子。同时千方百计地调运十万石粮食进城，以解粮食供应不足和备战需要。 五月二十九日，习仲勛综合马明方、贾拓夫、张经武报告致电中央，报告西安情况： (一)经几天努力，市内治安逐渐好转，敌特大的活动已停止，已破获最新电台一座，已发现未处理的高级电台尚有十几座。银行成立后二十六日商店半数开门。但由于迟到一步，工作被动，进展不快，如潜伏敌特势力基本上未搞清，收集散兵游勇刚开始。仍有零星抢劫案发生，谣言很多，市民恐怖心理未完全去掉。二十六日晚曾专作讨论，决定在几天内，以肃清敌特，巩固革命秩序，完成接管工作为中心，迅速建立和加强公安警司工作，统一野战军及地下党力量，有步骤地推进群众工作，打下比较坚实的工作基础。 (二)南山有敌军地方武装时出骚扰，六军拟抽出大部力量进行清剿。 (三)西总除十六大队外，均已陆续到达。 (四)房产管理干部未到，登记管理工作尚未进行，提议边区机关待各方面工作准备就绪，再有计划有秩序地进城。 (五)军大招生搞得不好，已决定暂停招生，待西北局决定公布后再办。 进入六月，华北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相继进抵陕西，编入第一野战军序列，使一野兵力由十五万人增加到三十五万人，改变了西北战场长期以来我军在兵力对比上的劣势。第一野战军在眉县、咸阳、礼泉地区给胡宗南部一六五师和青海马继援部以惨重打击，粉碎了胡、马反扑西安的图谋，继而又胜利发动了扶眉战役、兰州战役，并追歼残敌，解放青海、宁夏、甘肃河西走廊和陕南、陇南。六月十九日晚，习仲勛出席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野战军前委在西安市建国公园召开的紧急会议，集中讨论了击南击北(即打胡打马)问题。七月六日，他出席第一野战军前委在咸阳召开的第七次扩大会议，确定了“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同时与贺龙发出指示，要求地方大力配合与支援野战军主力作战。在扶眉战役中仅关中新区就支援粮食一亿九千五百万斤，送军鞋五十五万双，出动担架九千三百副，大车二千七百辆，保证了作战部队的需要。兰州战役之前，大批作战物资运至宝鸡、陇县，因道路泥泞受阻。习仲勛指示地方部队和政府，克服一切困难，将十八万套冬衣和大批粮食、弹药、军鞋送往前线。
第113页 八月二十八日，他又同贺龙等赶往刚刚解放的兰州，出席彭德怀在前线主持的西北局常委会议。习仲勛一行乘坐一辆美式吉普车自西安向兰州进发。秋雨霏霏，道路泥泞，已经使用很久的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上艰难行驶。但在快到陕西彬县时，车子抛锚熄火，司机王玉忠急得一边抹泪，一边修车，但还是无济于事。他们临时决定在附近群众家借宿修车。习仲勛关照大家休息后，对警卫员岳玉峰说：“群众家的铺盖不够，你把车上带的被子拿下来，我们合铺睡觉。你们年轻人瞌睡虫多，要睡好，明天还要赶路呢!”许多年后，年已七十五岁的岳玉峰还深情地回忆起他在赴兰州途中与首长合盖一床被子的往事。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贯彻执行毛泽东八月六日关于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指示，以及如何进军四川、新疆等重大问题。会后，习仲勛检查了解了甘肃省支前和稳定市场物价工作，并针对有同志提出利用政府和部队掌握的交通工具对石油、食盐、药材，皮毛等实行专卖，以限制私人从事此类经营活动的建议，强调说：这种专卖的办法估计没有什么好处，不要去试验它，否则会吃很大的亏，划不来。习仲勛于九月三日离开兰州回陕。 习仲勛一行西赴兰州，行色匆匆，但他们的心情是极为愉快和宽慰的，因为这座城市已经是人民当家作主了。当时随行的西北局常委、西安军管会副主任贾拓夫赋诗《奔入兰州》(一九四九年兰州解放第三日，我随贺龙、习仲勛等同志到兰州)一首，记录了他们共同的心情。诗曰：“方从西线传捷音，又看红旗卷西风。黄河奔腾逐沙浪，兰州古城庆新生。此地陇右为重镇，一战可定甘宁青。奔波千里无倦意，入城所见皆笑容。”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习仲勛长期以来牵挂的一件心事有了着落，这为他紧张而繁忙的工作生活节奏添加了一个舒缓快乐的音符。七月的一天，已经失散十余年的二女儿干平由西北局工作人员和陕西省干县县委的同志带领回到了他的身边。女儿望着陌生的父亲不敢相认，爸爸抚摸着身体瘦弱的女儿更是百感交集。这时，西安刚刚解放，夫人齐心和其他子女还在延安没有起程南行，而分离多年的女儿的到来，便成为习仲勛进城后与之相会的第一位亲人，他感受到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半个多世纪后，已经退休在家的习干平深情讲述了早已尘封的往事：我是抗战初期出生于关中分区首府所在地马家堡，那个时候，国民党连续掀起反共高潮。父母亲投身于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他们要打仗，要工作，游击不定，就把我寄养在堡子上一户没有子女的农民家中。后来奶妈带着我离开了马家堡，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干县贺家窑村，后又改嫁到屈家村。这里也就成了我离开爸妈后的第三个家。那个时候我的奶妈尽管过得非常艰难，但是还把我拉扯了十余年。其实那时爸爸也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寻找我。记得一次我正在院子里同小伙伴们玩耍，有两个牵马的人来到这里询问我的情况。奶妈一看着急了，就赶忙把我拉回屋里，用被子把我盖得严严实实的，让我躺在炕上装病，担心被来人看到。类似的事情还有过几次。西安一解放，县上的同志就领我去见爸爸。我离开干县农村时，奶妈还特地为我缝了一件新衣服。我当时身体非常瘦弱，胳膊细细的，来到爸爸身边不长时间，胳膊就胖得从袖口伸不出去了。 在此期间，习仲勛等领导的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广大城乡接管工作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各项民主改革和恢复建设初步展开。八月四日，习仲勛对西安解放后两个多月来关中地区的工作归纳为：第一，迅速和比较有秩序地、自上而下地接管了几十个城市和广大乡村，保护了铁路、邮电和工厂等国家财产，积极努力地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笫二，消灭和收编了地方反动团队和土匪将近两万人枪，初步开展了肃特工作，使境内成股的反动武装已近绝迹，零散土匪和潜伏敌特更加孤立。与此同时，各地积极努力地建立了人民武装。第三，全力支援前线，夺取了第一野战军扶眉战役的胜利和迅速西进，造成了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有利形势。习仲勛还领导和支持西安市军管会接收国民党旧政权的军事、行政、公安、财政、金融、交通、电讯、农林、文教机构和企业二百四十个，人员二万五千六百七十五人。接管过程中，邮电基本通畅，电力交通迅速恢复，铁路陕西段很快通车，革命秩序初步建立，稳定了金融，平抑了物价，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 进城伊始，百废待兴，一个成熟并富有远见的领导者，是在事物的不断变化中，把握其本质，预见其发展方向，在已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习仲勛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突出表现了这一特点。 在夺取全国胜利的特殊历史时期，关于大西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金融、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报告请示接连不断地汇集到了他的案头，亟待他作出决断和批示，许多前所未遇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他作出及时处理。八月三日，习仲勛仔细审阅了西安市军管会呈送的关于金融管理问题的报告后，即亲笔致信军管会后勤处处长陈希云，对贯彻这一办法作出了具体指示。信中说：希云同志，管理银洋办法，除个别字句已作修改外，还有如下意见：(一)对违法行使、倒贩银洋者之罚款、判处等，必须明确规定由某级政府或某一专门机关处理。不然，下边会因争得奖金而搞乱。(二)对违法行使银洋犯之处罚，须区别初犯、屡犯、一般贫苦群众或投机商人等情况，分别对待。请慎重考虑后再加修改，在政府会议通过后颁布。 八九月间，他连续主持召开或出席新解放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西安市各界代表会议、西北工会工作会议暨公营企业联席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关于城市和乡村工作，他认为：接管城乡工作已经完成，应当把工作的重心转向乡村，同时兼顾城市。他提出乡村工作主要抓好以下工作： (一)正确掌握政策，实行合理负担，用大力支援前线。力求公平合理，节省民力，尽可能做到战争和生产两利。 (二)积极建立人民武装，继续肃清反动武装。 (三)开展普遍的群众斗争，反对恶霸，反对土匪，反对特务。 (四)摧毁保甲，清理国民党人员，初步建立乡村人民政权，让农民当政。 (五)组织农会，建党、建团。 关于城市工作，他首先提出了“建设人民的新西安”的口号。他说：“必须团结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阶层各阶级，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全市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少数民族等，都应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建设人民的新西安。”他说：今天西安市基本上还不是一个生产的城市，而是一个消费的城市，还不能以大量的生产品供给乡村，乡村农民还没有力量购买消费城市的生产品。希望城市中的工作人员、青年学生等，大批地到农村去工作，只有与建设城市同时积极进行农村民主改革，才能更有条件地为建设和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而努力。
第114页 九月二十三日，离新中国成立只有七天时间，习仲勛及时提出西北经济建设问题。他说：战争结束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在建设事业中又是以工业建设为中心，以便经过一定时期，将西北由一个在经济上散漫、落后的农牧区，改变为工业经济起领导作用的先进地区。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步骤。恢复与发展现有的公私企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大规模的工业，这种新的大工业经济，必须是用最新式技术装备起来的，其中又以重工业为主。他指出了企业管理和工会工作存在的一些缺点，提出：我们要争取在明年五一前后，把全西北的工人群众基本上组织起来，召开全西北职工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西北总工会。这样使工人阶级真正成为有组织的队伍，在恢复与发展生产中，起积极领导作用。我们的眼睛要常常往前看，望着那些新的发展着的东西，我们工作就永远是胜利的。 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五十六名委员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仲勛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在第二天诞生。 这一天，习仲勛工作到深夜，仍无一丝倦意。他投身革命二十余年，矢志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但是，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民主、自由和幸福，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有的甚至倒在了胜利前夜;许多熟悉的同志和战友也没有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这一天到来。他望着床上熟睡的孩子，想到一个时代已经过去，新的一天、新的纪元开始了。 历史在这里转折，新的希望在古老的中国大地延伸…… 后记 《习仲勛传》是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由中共陕西省委牵头，协同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广东省(区)和中央档案馆编撰的丛书之一。在完成本书新中国建立前部分(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写作和送审后，考虑到建国后部分的研究和写作还有较繁重的工作要做，尚须一段时间，经各方协商一致，按照丛书统一规划，决定将写成部分作为《习仲勛传》(上卷)先行出版。 本书资料和事实依据，主要选自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陕西省及甘、宁、青、新省(区)档案馆保存的习仲勛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稿、书信、电报、讲话记录等，也包括发表在书籍、报纸杂志以及内部印刷品上的各类消息、通讯、图片和言论等。同时，走访了百余名与习仲勛一起，工作过、战斗过、生活过的老同志、老战友、亲属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参考了他们的谈话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出版的《习仲勛文选》、《习仲勛革命生涯》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为本书资料的核实、选用提供了相应佐证。正因为如此，才使本书写作有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也才使本书能够作为一部信史而付梓。【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编写工作是在习仲勛丛书编委会主持下进行的。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编委会主任张勃兴亲自主持会议，听取汇报，解决问题，审稿定稿。按照丛书编写分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抽调专人承担编写任务。王中新、吴崇信领导协调了编写工作，并分别审读了书稿。贾巨川承担了拟订纲目、徵集资料、综合信息、图片选配、修改订正等项工作，执笔撰写了全部书稿。赵俊忠、贾喜学、李彬、毛西康、张培林等分别参与了部分工作。中央统战部、中办秘书局、中央档案馆、深圳市接待办，甘、宁、青、新、粤等省(区)党史研究室，张蒙纳、张志功、范民新、俞惠煜、陈建国以及其他关心本书的各界人士，均在不同方面给予了积极支持和帮助，在此一併表示谢忱! 深感遗憾的是，作为传主的习仲勛同志，在审阅了大部书稿后，终未看到书的出版，便离开了我们。担任本书顾问和编委会成员并给予较多帮助的马文瑞、王恩茂、汪锋、冯文彬及刘荣惠等老同志也在此期间逝世。值本书问世之际，深表追思怀念之情。 写出一部能够经得起时间和读者检验的传记精品，是本书的初衷和追求。毋庸讳言，书中难免错讹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习仲勛传》编委会 2005年12月1日 下卷 第17章 当好西北人民的勤务员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国家获得独立，民族获得解放，人民获得当家做主的权力。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三十六岁的习仲勛从年轻有为的革命者成为主持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炉火纯青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习仲勛为西北地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统一战线，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实现了他“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和“人民的长工”的诺言。 ■主持西北局工作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延安迁至西安，在城内东南角雍村办公。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于六月八日决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彭德怀、贺龙、习仲勛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马明方、马文瑞、贾拓夫、李井泉、王维舟、刘景范等为常委。当时西北广大地区还未解放，彭德怀在前线指挥第一野战军挺进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贺龙奉中央之命，负责筹备率军入川事宜，翌年初调离中共中央西北局，习仲勛担任第二书记。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实际上由习仲勛主持全盘工作。在复杂的形势下，他主持完成了接管旧政权、安定社会秩序、支援西北前线等各项工作。 十月一日，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即宣布成立。下午三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消息，通过广播、报纸等形式传到西安，古城顿时沸腾起来，爆竹声、锣鼓声、欢呼声响彻云霄。 这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贺龙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而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此时正指挥部队驰骋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场上。已在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习仲勛，在西安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开国大典的盛况。此时的他，激情难捺，心潮起伏。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然而这时他思考更多的是：一个革命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怎样承担起新的历史重任，作为人民公僕，“人民的长工”，如何向人民交好“进城赶考”的历史答卷。他想起了三月间在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的情景，耳边响起了毛泽东语重心长的一段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深感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第115页 西安各界要在十月二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由于这一天也是纪念国际和平与民主自由斗争日的第一个纪念日，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两项活动一併举行。 十月二日，蒙蒙雨雾中的古城西安，披上了节日盛装，位于市中心的钟楼上矗立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天一明，即像新年一样全城响彻了鞭炮声。早饭以后，宣传队、秧歌队、宣传车就不停地在这家家悬国旗、户户贴对联的西安街头不断地活跃，锣鼓声、秧歌声、口号声、欢笑声、鼓掌声，整天荡漾全城。天虽然下着绵绵不断的淫雨，却丝毫也没有阻碍着人们的欢欣鼓舞。”人们纷纷拥上街头，以不同方式表达着心中的喜悦。习仲勛满怀激情，同西安六十万人民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及国际和平与民主自由斗争日，同时庆祝青海、宁夏、新疆获得解放。 下午四时，西安二十万各界群众冒雨从四面八方聚集到革命公园广场，举行西北历史上空前隆币的盛大集会。庆祝大会在四十八响隆隆的礼炮声中开幕，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鲜艷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习仲勛英姿勃发，庄重地走到麦克风前，作了题为《建设新中国，争取世界和平，团结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前进》的演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勛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讲话。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在会场上空回荡： 今天是十月二日，是伟大的国际和平斗争日。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在今天都起来向反动派示威。今天，我们也全体动员起来检阅自己的力量，以新中国人民解放胜利的队伍，参加为国际和平而斗争的行列。我们向全世界说：我们中国人也站起来了。我们和苏联、各民主主义国家及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阴谋;我们要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我们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前仆后继，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斗争，现在胜利了。我们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国内外的压迫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从此有了人民自己的国家，我们有了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主席，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 我们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可以骄傲的日子。我们中国人民受尽了苦难，受尽了折磨，终于站起来了。我们中华民族再也不是可以被人欺侮的了。如果有胆敢破坏我们民族独立和自由的，一定要受到严重的打击! 习仲勛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观点，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国内各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大团结，这是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就是要团结除反动分子、潜伏特务分子以外的一切人。他提出：要珍惜每一个有用的人才，尽快经过各界代表会议及其他适当组织形式，实现西北人民的大团结，共同担负起解放与建设大西北的伟大使命。他还指出：人民民主专政要时刻警惕国内外反动派的破坏阴谋，警告一切残余的反动分子和暗藏的特务分子，如果还不向人民悔过赎罪，定要捉拿法办;但凡及早坦白向善者，将会得到人民的宽大。他充满信心地讲道： 我们西北地区，蕴藏极其丰富，人民极其勤劳，只是因为被封建主义和反动政府统治的结果，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了。但我们确实相信：这种情况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改变。一经开发，将是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广大的富源，一个重要的工业区和农牧区，一个坚强的国防堡垒。 我们就要动手工作，在乡村，有步骤地实行乡村改革，发动农民;在城市，依靠工人，并使所有城乡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和各民主阶级，一致团结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迎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高潮。 习仲勛的讲话，是代表西北军民坚决拥护和执行《共同纲领》的宣言，是一篇声讨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捍卫世界和平的檄文，是一幅建设大西北的宏伟蓝图。它充分表达了西北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也反映了包括习仲勛在内的西北党政军领导人在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举之际，对恢复和开拓发展西北经济和社会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习仲勛讲话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刘景范、西安市军管会副主任兼市长贾拓夫和陕西民主人士张翔初、工人代表杜自强等也先后在庆祝大会上发言。大会通过了《致世界拥护和平大会》、《致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和《致第一野战军》等项通电。庆祝大会在群众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中结束。“当主席宣布散会后，秧歌队的锣鼓声立即响起来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起来了，秧歌扭起来了，熊熊的火炬也燃起来了，愈下愈大的雨点，淋不熄这熊熊的火炬，火炬却愈燃愈多，愈燃愈大，二十万人怀着极度兴奋欢愉的情绪立即又转入巨大的游行示威，投入红星灿烂红旗翻舞的大街中。” 按照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西北各地已解放的城乡都先后举行庆祝大会，革命圣地延安也召开了庆祝大会。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九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举行之时，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起度过了十三年艰苦岁月的延安社会各界，向毛泽东发去了致敬电。十月二十六日，习仲勛收到了毛泽东的复电。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习仲勛十分兴奋，即要求西北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地学习和落实复电精神。他逐字逐句反覆诵读复电，体会着毛主席对延安人民乃至西北人民的深厚感情。他认为毛泽东的复电，言简意赅，寓意深远，既是对各级干部的及时提醒，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警示。在中国共产党由领导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情况下，毛泽东及时而又严肃地对党领导的新生政权提出了怎样才能继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重大问题，并对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恳切提出了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的要求。习仲勛身体力行，把复电精神贯彻到工作之中，始终保持在延安时期形成的那样一种工作作风。第二年春天，按照习仲勛的指示，《群众日报》以《牢记毛主席的嘱咐，永远保持艰苦作风》为题，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复电，鞭策西北地区各级党政军工作人员落实复电精神，把西北的各项工作做好。
第116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虽然青海、宁夏两省境内马步芳、马鸿逵的反动武装已被全部消灭，新疆和平解放，辽阔的西北地区基本回到人民手中，但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去，进军新疆的任务没有最后完成，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和匪患还没有完全剿灭，陕西南部、甘肃陇南的几个县仍被国民党胡宗南部盘踞着。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中共中央西北局一方面要在已解放地区建立新政权，组织力量配合解放军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方土匪;另一方面要在接管的城市和地方组织人民群众，全面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同时还要拿出一定精力来做好军事行动的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习仲勛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以非凡的气魄和智慧推动着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早在九月二十七日，正在筹划进军新疆的彭德怀从兰州向习仲勛发来电报称：“人新部队经费无着。祁连山及西宁周围山上最近已全部降雪，棉衣运不到，冻病者不少。西北除汉中外算是全部宣布解放，因此各项工作须有一个全盘(五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十月十日和十七日，习仲勛又先后接到彭德怀从甘肃酒泉发来的电报，分别称：“新疆和平解决已经大体成功。第三军拟于十月二十日后南移到天水附近集结……”“以现有汽车严冬前运兵南疆甚为困难。如严冬前我军不能到达目的地，今冬即不可能筹备来春生产。为克服困难，兰州、西安须尽可能集中较好的车子带汽油来酒泉。”面对西安、兰州等地经济困顿、灾情严重的实际情况，习仲勛组织和动员各方面力量，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筹集军需供给，确保了支前任务的完成。 担负进军新疆任务的是具有光荣传统的第一野战军第二、第六两个军。习仲勛虽然身在西安，但时时牵挂着进军新疆的情况。此时，部队正经受着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严峻考验。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军第五师十五团行进到阿克苏时，当地的国民党军残余分子与特务等反动势力勾结，企图在和田策划武装叛乱，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怀司令员立即命令第二军第五师十五团，“迅速进军和田，稳定和田局势”。前线指战员迎风雪，战严寒，穿过胡杨林，越过干涸湖泊，十八天行军七百九十多公里，及时抵达和田，一举粉碎了敌特的叛乱阴谋，稳定了局势，新疆省人民政府于十二月十七日顺利宣告成立。习仲勛十分高兴，二十五日，他同彭德怀联名致电第十五团全体指战员，称赞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 习仲勛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彭德怀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做出了一系列筹划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决策，使西北地区的形势平稳向前发展。 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习仲勛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让人民当家做主 新中国的建立，使世世代代饱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变成了国家主人。然而，怎样从政治制度上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确保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这是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前无古人的大事，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选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总结十几年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又参照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设想。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在北平市(后改为北京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莅临会议并向全国发出号召，期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繫，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初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也指示：“初期实行军事管制，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另一方面，还要依靠群众，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才有根。用什么方式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呢?用组织的方式，普选。没有普选的地区，便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政工作，应以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及逐渐经过协商推选各级人民政府为中心。”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如此重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因为它关系到要建立一个与新中国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制度，关系到要创建一个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体。习仲勛在工作实践中也思考和探索着这一重大问题。他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首先选择了陕西省长安县作为建政工作的试点，探索路子，总结经验。 长安县位于西安市南郊，直属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领导，工作基础较好，开好这个县农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指导陕西和整个西北地区有着重要意义。经过半个多月筹备，长安县通过五十多万农民选举投票，选出近三百名代表参加农民代表大会。这种形式，对“把农民的意见集中起来变成农民自己的行动”，“迅速发展与组织农村积极分子，团结广大农民领导农民群众进行乡村改革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 十月八日上午，长安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市群众日报社礼堂举行开幕式，习仲勛出席并发表讲话。他说：长安县农代会今天能在西安城举行，这是一件大事，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是劳动人民斗争的胜利。我们应该庆祝、爱护这个胜利，并使其巩固起来。我们破坏了旧的统治以后，要建设一个新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今天开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必须依靠所有的共产党人与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努力，共同创造。他分析了长安县农村的具体情况，指出：“封建势力未被打倒，恶霸依然存在，零散土匪在某些地方时出时没，特务分子利用农村群众没有组织起来的空隙，逃潜在乡下农村。农村的部分群众，还未完全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政策，还抱观望态度。”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不熟悉农村情况，“常常不懂得事情应该如何处理，甚至把有些事情处理得不合政策、原则，结果脱离了群众”，更增加了群众对党的政策的隔膜。甚至有些旧乡保人员、坏分子混进政权，处处违反政策法令，也妨碍了农民群众很快地靠近党和政府。他强调：“以上种种，都必须很快纠正。除过我们上边注意检查克服外，还必须有群众的监督批评。只有这样‘上下夹攻’，这些毛病才能迅速改正。”他特别提醒各级干部，“一定应该懂得我们是人民的长工，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听从掌柜(群众)的管教。只有这样，才可以从群众那里学得宝贵知识，才可以反过来当群众的先生”。他要求：在农村掀起一个广泛的宣传组织热潮，“将我们的农民大军，完全组织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政策指导之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反封建的斗争。”
第117页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长安县《农民协会简章(草案)》和《减租减息的暂行办法》;从全县二十五个区五十名候选人中选举出二十五名委员、九名常委组成“长安县农会临时委员会”，作为领导农村土地改革的权力机构;从出席会议的二百七十七名代表中选出了一百七十九名代表，准备出席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还通过了《告全县农民书》。 长安县的这次会议，是由农民“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实行人民民主权利，讨论农民自己的事情的民主盛会”。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开始在西北创立。一位农民代表说：“老百姓能开会商量自己的事情，这是我们几十辈子都没有的事。” 十月十二日，长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习仲勛再次到会讲话。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政权来自人民，我们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政府的协议机关，可以说这是人民的初步政权，初步的权力机关。习仲勛又谈到农民问题： 前几天，这里开的农民代表会，可以说是今天会 议的准备会议。没有那个会，这个会便开不好。因为农民问题是农村一切问题的关键。不首先团结农民，动员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农村的很多建设工作便不能前进。因此，前几天的农代会就是讨论在农村如何建设并推选出席各界人民代表会的代表。消灭地主阶级，不是杀地主的头，而是废除农村封建的土地制度，把不劳而食又拥有多量土地的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农村只要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农民的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农村生产力才能得到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发挥起来。如果没有全国农民起来，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并使这个胜利巩固与发展。所以我们要帮助农民，领导农民，把农村很快地建设起来。 第二天，习仲勛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这是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汇报上海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后，“极为欣慰”而转发给各中央局负责人的，并特别指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又转发了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毛泽东还针对一些地方存在关门主义的问题，强调指出：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多则无力，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实际上，习仲勛在毛泽东来电之前，就已悉心按照《共同纲领》精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结合西北地区的实际，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进行建立人民政权的开拓性工作。他深入到许多市、县农村，调查研究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的问题，认为刚刚转入建设时期的很多干部对所面临的情况不熟悉，特别是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同群众联繫较少(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干部占相当数量)，要去团结各界人民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遇到的困难很多。如果有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经过会议代表们去向广大群众宣传政策。各界会议的代表一般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相当威望的代表人物，他们说的话群众愿意听，又很相信;同时，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又可以在会上倾听代表们的意见，来丰富领导知识和经验。而被选为代表的人，也真正感到自己对国家事务有发言权，当家做了主，又会激发出他们的极大政治热情，努力协助政府工作，这实际等于使每个县增加了几百名干部。因此，习仲勛对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反覆强调说：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是当前进行农村工作的最好组织形式。他除两次参加长安县的代表会议外，又先后参加了西安市第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西安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西安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将代行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听取与审查市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市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与通过市人民政府的预决算，选举市人民政府的市长、副市长和委员，组成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等。这就在西北地区开始了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政治制度，掀起了西北地区民主建政的高潮。 然而，万事开头难。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的。习仲勛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许多地方的领导不能正确认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重要性，虽经过反覆督促而陆续召开了会议，但多数仍然准备不足，或人数太少，或代表面太小，或开会做冗长报告，而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不善于运用民主的形式，不善于和各方面人士协商，甚至个别地方仍然把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当做一种形式。一九五。年一月十八日，习仲勛在向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专题汇报了西北地区召开各级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特别总结检查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改进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建议。他提出：没有召开会议的地方，必须在月内召开;已经开过一次的也要准备开第二次，并在召开第三或第四次代表会议时，宣布代行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各省各界代表会议也要在年内召开。他强调：这种会议，就是要把各民族和各民主阶层的统一战线在组织上确定下来，这样做益处很大，需要抓紧做好。【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和督促下，西北地区的人民民主建政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至一九五一年底，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省及西安市都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除新疆外，其他都代行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所属的二百九十七个县(市)级单位中，二百七十四个县(市)级单位召开了一至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五十八个单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在经过土地改革的陕、甘两省，有二千七百一十四个乡农民代表会议代行了乡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人民参加民主政权工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宁夏的群众说：“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办事的政府，咱们可得好好地选举好人替咱们办事，不敢马马虎虎不关心!” 习仲勛在西北工作期间，之所以有政绩，群众影响好，同他重视和坚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制度的建立，顺应民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调动了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的各族人民积极参加与行使人民政权的工作，使得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普遍地建立起来，因而巩固了人民民主的政权，推动了人民政府的各种工作。”“凡召开了上述会议的地方，都有好的效果，使各级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扎了根，经过这个会议，确实‘上下通气了”’，“各阶层人民的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检查和对干部作风的检讨，是较为严肃和尖锐的”，“特别是在领导人报告上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形及勇于正确地接受批评和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的时候，对代表们的教育启发作用就大”。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制度，西北新生的人民政权才得以巩固和发展。
第118页 ■任职西北军政委员会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前所未有的统一。如何组织和建立廉洁高效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是中共中央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按照地域原则，首先组建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这是基于当时全国不同地区的政治形势，从实际出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全国各地区的情况存在着很大差别：有老解放区，有新解放区，还有军事行动仍在进行的地区。为便于领导，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历史和经济联繫的现状，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其中几个是在原解放区基础上建立的，内部已有一套行之有效而又适应当时形势的行政建制，且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作出了贡献。东北解放最早，已建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华北人民政府也建立较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成立时，有关部门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相关机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政务院各单位正式办公的同时撤销了华北人民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政务院华北事务部”专门负责联繫并指导华北五省及京、津两市的工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四大行政区基本是新的解放区，由于战事甫定，形势还未完全稳定，需要建立军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区是从原陕甘宁边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也就自然地建立在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基础之上。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开始考虑并与彭德怀、贺龙、习仲勛等磋商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事宜。这期第十七章当好西北人民的勤务员间，中央做出一个重要的军事部署和人事安排，调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帮龙率部人川，进军西南。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存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勛的电报中指示：贺龙来京一次，不但参加政协，还有和邓小平商量人川任务及带张治中、邓宝珊一道去西北之必要。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西北局：“张治中可待十一月我军开始前进时，来兰州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已与贺谈过，就边区政府基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会，是指拟于十一月下旬在兰州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问题。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中央西北局并彭德怀的电报，就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指示：“贺(龙)在京事毕，明日或后日动身回西北。他到西安后，请彭(德怀)决定在兰州或酒泉或西安开一次西北局扩大会议，讨论各项问题包括贺龙及十八兵团离开西北进入四川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及各省政府名单的最后确定问题等。” 这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还在甘肃酒泉，紧张运筹进军新疆事宜。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贺龙在北京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正筹划率部人川的军事行动，直到十一月三日才离开北京经临汾回到西安。习仲勛具体负责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的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 十月三十一日，习仲勛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办公会议，研究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的各项筹备事宜。十一月二日，他再次召开会议，初步把会议的时间定在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由他同贾拓夫、马文瑞等决定;同时通知驻兰州附近的第一野战军各军军长、政委出席会议;初步拟定了会议议程。十一月十日，习仲勛第三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办公会议，经过讨论提出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拟设民政、财政、工业、农林、商业、交通、畜牧、水利、银行、司法、公安、劳动、民族事务、教育、文化、卫生等委、部、局、厅和检察分院、法分院，另外成立财经、文教委员会和军分会、司令部等部门。同时，提出军政委员会要配备若干党外人士，各省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应占到三分之一。初步决定军政委员会由三十五名委员组成。习仲勛还特别建议，民主人士马悖靖可参加宁夏省政府的工作，马鸿宾可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在兰州举行。会议由彭德怀主持，议程是：一、由贺龙传达中央有关意见;二、彭德怀作工作报告;三、通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四、讨论支援解放西南问题。习仲勛在会上作了讲话。 贺龙向会议传达了九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和周恩来在大会上的报告。他着重说明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和提出的《共同纲领》及政协委员名单，并传达了中央关于西北军政委员会组成的意见，决定以彭德怀为主席，习仲勛、张治中为副主席，领导西北军政工作。 十八日，彭德怀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他首先介绍了进军新疆的情况。他说：部队从陕西咸阳出发到达新疆库车，仅用了四个月时间，这样的进军速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接着，他安排部署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冬季部队训练。二、群众工作。军队要解决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问题;民族自治，不能说是民族自决;要政教分开，实行贸易自由和信教自由。三、肃清土匪。四、干部学习，主要学习《共同纲领》、有关理论和政策。五、生产准备工作。最后，彭德怀提出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区的工业生产和交通建设计划，强调：“五年至十年之内要特别注意节约，在数年之内不另建房屋。” 十九日，习仲勛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上午，他主持讨论通过了西北军政委员会人员组成名单。下午，主持讨论支援西南进军四川的问题。 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兰州扩大会议决议》，有七项内容： 一、关于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为适应目前新形势的需要，决议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代表机关，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的职权，统一领导西北五省一市的军政工作。委员会应包括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代表人物在内，拟以三十九人组成之，所提名单待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即行成立。其内部组织机构和人事配备另行决定。 二、关于部队冬季整训工作。一野自扶眉战役后，连续前进千余里至数千里，未能很好休整，决定今年冬季整训。以政治整训为主，军事整训为辅，总结战斗经验，确立建设正规国防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永远为人民服务”的坚定思想，普遍深入进行诉苦与反省，展开集体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提高全军的政治质量。并依驻地具体情况，加紧剿匪，积极参加地方群众工作和做好明年生产准备工作。 三、关于地方工作。在西北有三种地区，在老区(原陕甘宁边区)当前中心是发展生产，恢复战争创伤;半老区(黄龙地区)是发动群众完成土改;在新区，除注意做好城市工作外，须将工作重心放在乡村，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民主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进一步发展城市工业创造条件。在新区农村民主改革应分剿匪反霸、减租和土改两个步骤，以逐步削弱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其中须要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在封建势力越强大地区策略的运用越要灵活，在各民族杂居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须採取更稳妥的步骤。
第119页 四、关于民族政策。西北是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间存在着复杂关系，必须广泛宣传并坚决执行《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平等政策，准备经过长期艰苦工作，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各民族人民间互助友爱合作的新关系，以利巩固我们的胜利和建设新西北的伟大事业。 五、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政策是党在领导民主革命中带决定意义的政策，没有统一战线政策就不会取得今天的胜利，不坚持统一战线政策也就不能巩固我们的胜利。党必须联合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自反动阶级阵营分化出来的一切愿与我们合作的人物，哪怕是暂时动摇的同路人。我们必须在各级政府中吸收一定数量的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担任职务，作为联合和领导这些阶级的必须条件。目前必须从各方面检讨这一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不正确思想，结合学习文件教育干部，学会争取和提高党外人士以及同他们相处合作的艺术，切实展开统一战线工作。 六、关于财经建设工作。经济建设即将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但西北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周密的计划经济须要逐步地去做。一九五〇年除由国家投资，大力发展玉门油矿和修通天水至兰州段铁路外，西北地方生产事业，仍应以农业为主，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公私工矿业以恢复为主，有些部门(如纺织)应力求改进与发展，畜牧业要引起重视。具体计划由西北局财委会详加研究，提出通盘计划纲要，呈请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批准后实行。 七、关于干部教育。由于新干部成分大大增加，党的领导责任更加重大，必须将干部教育提到最重要位置，由西北局和前委制定一九五。年干部教育计划。其中一般干部着重政策学习，高级干部须认真学习理论，有些干部须进行文化学习。学习必须联繫实际。同实际结合，着重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只要我们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会永远的胜利前进。二十二日下午，习仲勛同彭德怀、贺龙前往兰州机场，迎接由北京飞抵兰州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民党爱国将领张治中和着名民主人士邢肇棠。他们是根据毛泽东指示来参加“建设新的人民的大西北”的。二十三日晚，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西北大厦为他们举办欢迎晚会。 为了统一军政领导，适应大规模军事行动业已基本结束的形势，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野战军前委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请示中央军委：兰州西北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併，以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勛为军区政委，张宗逊兼军区副司令员，甘泗淇为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三十日，中央军委复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一野前委，同意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併，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勛任政委。 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工作任务，对于做好西北地区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仲勛十分重视并花费了很大精力抓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十二月十六日，习仲勛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及西安市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精神。十七日和二十三日，他又分别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关中各地委书记会议和陕西新解放区地委书记会议。在这几个会议的讲话中，他对西北的政权组织、部队整训、地方工作、民族政策、统一战线、经济建设、干部作风和干部教育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把党的政策与当前实际工作紧密联繫起来，教育引导各级十部更好地掌握政策，稳步推进各项建设。根据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他要求加强新老干部间的团结和学习，提出对新干部要进行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基本教育，选定几本书，熟读精研，要作为思想武器，系统地批判旧思想，确立革命人生观。 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西北各省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一九五。年一月十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在西安群众堂举行。马明方任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邦英、韩兆鹗任副主席。习仲勛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指出：今天陕西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这对统一领导陕西人民加速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生产等工作有重大意义。现在我们最感重要的，就是在全西北、在各省、在各个地方加强并巩固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西北的事情，是包括占全区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的公事，不是任何一民族、一阶级、一党派的私事，只有团结大家的力量，才能办好。所以我们共产党把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统一战线定为党的基本政策，而且这个合作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陕西省人民政府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它包括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人物。习仲勛满。际信心地说：“我们大家都站在为人民办事的立场上，抱一样的态度，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我们的事情就一定会办好。”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这 是西北区各省市高一级的地方军政领导机关，并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当日举行主席、副主席就职典礼。彭德怀主席，习仲勛、张治中副主席分别讲话。习仲勛在讲话中明确阐释了新生政权的施政理念，表状了当好人民忠实勤务员的决心。他说：“西北解放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西北有三百三十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汉、回、维、藏、蒙等十余个兄弟民族二千三百五十万人口，有广大的农、牧业和一定的工矿业基础，有丰富的地下蕴藏，这些都是建设新西北的极好条件。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困难也很大，但依靠我们各族、各界人民的大团结，依靠我们正确地执行各项政策，依靠我们艰苦奋斗，我们就完全能够克服当前的各种困难，有步骤地进人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新西北。” 习仲勛诚恳地说： 我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普通的为人民办事的勤务员，这次蒙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本会副主席职务，深感责任重大。当一本过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全党同志一起，和各民族、各界党外人士一起，彼此共策共勉，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本会彭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和张副主席以及全体委员共同努力，我们深信建设新的大西北的光荣事业是一定会成功的。 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在陕、甘、宁三省局部地区执政十四年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即行撤销。 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主题是“本共同纲领原则，依据西北地区实际情况，提出西北地区目前工作任务”。彭德怀作了《关于目前西北地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习仲勛作了《关于协商军政委员会各委、部、局、厅组织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意见》的报告，贾拓夫作了《关于西北地区一九五〇年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结果》的报告。
第120页 会议按地区分五个小组对三个报告进行讨论，通过了西北新区农村减租、清理旧债等暂行办法，各省和西安市人民政府报告了工作。这是人民民主联合政权在西北地区的具体体现，代表和反映了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的意愿。“会议的民主精神表现很好，在讨论问题时，各委员及列席代表均表现认真负责诚恳率直的态度，大体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期望，正如委员中有些老先生所说：‘会议中人人说话，对的意见都採纳，不对的反覆研讨解释清楚后取消，这才是民主的真精神”’。“各不同民族委员间充分表现了互相尊重与团结友爱精神，凡涉及少数民族的问题，特别重视各少数民族委员的意见，大会不轻易付表决”。凡有不同意见，经分组、大会反覆研究协商，让全体少数民族委员一致同意后才作决定。 习仲勛主持二十六日的大会讨论。委员们和列席代表在讨论习仲勛关于西北军政委员会机构设置的报告时，集中讨论了“行政人员是否兼职监察委员”的问题。这个问题，当时法律上没有规定，但有些省的许多监委是由行政首长兼任的，军政委员会下设的人民监察委员会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对此，委员有不同意见。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民主人士邢肇棠发言说：行政首长兼任监委，有检查工作之便，没有坏处。今天的行政与监察是统一的，严格划分似无必要，但也不能太多。有的委员认为，监委不宜由行政人员兼任，监委的工作一方面要对行政积极从事帮助，一方面还要在“消极”上纠举弹劾，监委要专业化。习仲勛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行政人员还是尽可能的不加人监委会好，他们加人监委不能专心把工作做好;同时行政与监察明确划分开来，在群众中会起好的作用。所以，我意根据中央监委情形，少数行政人员加人也不要紧，但以非行政人员做这项工作较宜。同时还要看我们提出的这些监委人选是否适当。”习仲勛的意见得到了委员们的赞许，大家发言讨论更加积极，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使监委会制度更加完善。 会议于二十七日一致通过了彭德怀、习仲勛和贾拓夫的报告，针对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明确的规定了各种不同地区的工作方针及工作中心和步骤，指出了今后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建设应以农牧业为主，确定了一九五。年农业生产的具体任务及恢复与发展工业、交通事业的方向和重点，特别指出春荒的严重性，必须大力组织生产救灾，做到不饿死一个人”。由此，西北地区恢复经济和开发建设以及社会改革各项工作全面铺开。 这次会议卓有成效。正如张治中副主席在闭幕词中所指出：“这次会议是一个胜利的、圆满的、成功的会议;这是由于西北五省人民对于这次会议殷切的期望和鼓励，彭主席的民主作风和民主领导，习副主席主持会议筹备工作的慎重周到，各位委员的态度谦虚和论事客观等主要因素所达成的伟大胜利。” 像这样发扬民主、富有成效的高层次会议，在习仲勛实际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先后举行过六次。一九五一年春，在第三次军政委员会闭幕会议上，习仲勛兴奋地说：“这次会议上，我们深深感到，没有一个人不在进步，并且进步很大、很快，不论老年人青年人都在进步，很多党外人士的进步，并不比共产党人差。如果过去有些党外人士还有某些做客态度，那么现在很多人都挑起担子来了。我们有了共产党员与非党人士的巩固团结，做好一切工作就有了保证。”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军政委员会会议一年开三次到四次太多，一次又太少，像西北每年召开两次较为合适。每次会议都应当邀请各民族、各界、各民主党派人士列席，人数可以相当委员数的两倍到三倍，这样好处很多。经过这种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会议形式，使各方面的人体验到真心参与政事，并从此得到教育，和我党联繫密切了，也就起扩大党的影响，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效果。各族、各界人士，凡参加过会议的都有进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习仲勛的意见，称赞他送来的报告“很好”，其中所提几个问题的方针都是对的。此时，习仲勛已代理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那还是在一九五。年三月，彭德怀要去北京开会时，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上对自己去北京后的工作安排提出意见：“我去北京后，政府职务由习(仲勛)代，对内对外，出命令也叫代主席。”彭德怀放心地把西北党政军工作的领导重任交给习仲勛，表明彭德怀和习仲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相互信任，紧密团结，革命情谊是极其深厚的。此后，凡彭德怀离开西北期间，都由习仲勛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身份履行职责。一九五o年十月以后，彭德怀离开西北指挥抗美援朝战争，西北党政军领导工作的重担就完全落在了习仲勛肩上。 ■痛悼杨虎城 就在习仲勛紧张地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操劳忙碌之际，一个特大噩耗由西南重镇重庆传到西安，使他十分震惊和悲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一天，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同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杨虎城将军的部下赵寿山神情凝重地来到习仲勛的办公室，把两封来自重庆的电报递到习仲勛手中。其中一封是高桂滋等陕西驻渝同乡会人员发来的，一封是原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前身为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驻渝办事处人员发来的。两封电报说的是同一件事，即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实施大屠杀，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及其眷属、秘书、副官等数人惨遭杀害，要求陕西派人赴渝主持丧事。习仲勛看完电报，心情沉重，悲愤交集。他青年时就十分敬仰杨虎城，特别是杨虎城同张学良一道，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了全民族抗战。对这位有功于国家和民族的同乡，他一直都惦念着，期盼着杨虎城挣脱蒋介石的长期囚禁，重获自由，现在等来的却是噩耗，悲伤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安慰杨拯民说，杨将军遇难，这不仅仅是你家中的不幸，也是国家的大事，需要报告中央作出安排。他吩咐秘书陈煦立即给中央发电报请示，同时对陕西方面丧事活动作出安排，即派杨拯民赴重庆接杨虎城灵柩;由于从重庆回陕西必须路经武汉，他又亲笔写信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中央西南局负责人，介绍杨拯民的情况，请求给予支持;决定由赵寿山负责西安方面的工作，立即筹组治丧委员会，安排办理丧事。杨拯民回忆：“这两件事是在一个小时内办妥的，而且都是他亲自动手，草拟的电稿还和我们再三商酌。当晚中央即回电并电告中南局和西南局，使我感到仲勛同志办事效率非常高。” 周恩来接到习仲勛的电报后，很快从北京打来电话，对杨虎城的治丧活动提出具体要求。他特别指示由杨拯民立即赶赴重庆接灵回陕，并请习仲勛转告杨拯民：“这不是私事，是党交给的任务。要通过办理杨虎城将军的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并说他已关照沿途各地有关领导，要求对杨将军移灵事宜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第121页 杨虎城在重庆惨遭杀害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各地，陕西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纷纷以不同形式开展悼念活动。十二月二十四日，杨虎城治丧委员会暨西安各界举行公祭大会，习仲勛担任主祭，杨明轩等十五人陪祭，赵寿山、杨明轩及杨虎城胞弟杨茂山等先后致词哀悼。 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日，杨虎城的灵柩到达西安火车站。习仲勛与刚开完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的彭德怀、张治中等及各界代表二百余人一起参加迎灵仪式。习仲勛主祭，杨明轩致悼词。之后，杨虎城的灵柩在新城广场停放七日，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公祭。 二月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安各界四万余人，在新城广场隆重举行杨虎城追悼大会。习仲勛、张治中、张宗逊、赵寿山、邓宝珊、张凤翔、邢肇棠和杨子廉及杨虎城生前好友等参加祭悼。习仲勛主持追悼仪式，赵寿山介绍杨虎城、宋绮云诸烈士的生平及遇难经过，烈士亲属代表杨拯民致词，彭德怀送了輓联。习仲勛致悼词说：杨虎城与张学良一起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是有重大意义的。此举，加速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加速了全面的抗战，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说：现在的两北已经不同于往昔了，西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压迫人民的黑暗统治一去不复返了。西北各族各界人民，要紧密地团结起来，加紧建设新西北，以此来追念杨虎城将军。 第18章 努力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上) 刚刚解放的西北地区，匪患严重，经济萧条，民族矛盾突出。面对满目疮痍的严峻局面，如何着手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人紧密团结，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开展统一战线、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党的建设等项工作，使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在短期内发生了深刻变化。 ■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西北地区有五省一市，其中四个省是民族或多民族地区，有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东乡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约七百万。各个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也有较大差异，加上国民党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挑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隔阂。习仲勛熟知西北的状况，他说：“现在我们面对的已不是过去的小天地，而是广大的西北五省，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的情况，是比过去复杂得多了。”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统一战线特别是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西北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十分重视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习仲勛是创造性地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杰出领导人。他不管是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还是担任陕甘边区参议会驻会议员和议长，都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善于团结同志，谦逊宽厚，坦诚待人，同民主人士广交朋友，合作共事，受到大家的敬佩，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新中国建立后，还要不要继续扩大统一战线，要不要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同民主人士特别是各民族上层人士合作，成为新生政权建设的关键之一。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党政主要负责人认识是十分清醒的，在工作中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坚持统一战线方针，先后邀请了许多声望高、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参加人民政权。张治中、张凤翔、韩兆鹗、邓宝珊、黄正清、孙蔚如、陶峙岳、邢肇棠等一大批知名民主人士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不少人参加了各省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有的还担任了省政府主席或副主席。各地区和各市县，也吸收了一批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 习仲勛以他的丰富经验，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大显身手。他十分注意同宗教领袖、上层人士交朋友，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广大少数民族的干部群众，使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得以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习仲勛非常重视和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总结经验。他在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间的几次讲话中，反覆强调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有成绩，群众已开始相信我们确实与国民党不同，但这些地区的干部普遍存在着主观急躁情绪，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习仲勛思索着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正在这个时候，中共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紧接着又召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陈叔通、沈钧儒等分别作了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和法院方面工作的报告。特别是政协会议，不但有全国政协委员、省市各界代表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各省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列席，还有意识地邀请了爱国人士列席会议。各界、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衷共济、集思广益、谏言献策的气氛十分热烈，使大家深受感动。毛泽东在闭幕会的讲话中，要求“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要採用这种方法”召开会议。习仲勛和彭德怀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为会议的形式和气氛所感染，特别是毛泽东的讲话使他们受到很大启发。 习仲勛和彭德怀研究确定，于七月中旬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习仲勛为开好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他提出：“这次会议，我们学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经验，有意识地吸收各方面人物参加：有各省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各少数民族人士将占正式参加会议人数一半以上;有各省、市行政首长及协商委员会的代表;有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还有各起义部队的将领等，连旁听的共有四百余人之多。这样，就使通过联合政权所接触联繫和团结各方面群众的范围，比较上次会议广泛得多了。”关于开会的方法，习仲勛说：“就是将我们的工作状况，我们准备解决各种问题的方针、政策、计划、方案等，拿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明了、研究考虑，经过反覆酝酿，广泛地交换意见，充分协商而后决定。经过这样的工作，将我们懂得的东西变为大家都懂得的东西，将党的决定变为人民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的基本方法。”他强调：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而不是我们一党包办，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或共产党专政。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经过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来实现的，这就是要承认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在政权中大家有份，善于在和大家合作共事中，提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正确主张，获得大家的真诚拥护，而将大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果我们只把党外人士摆样子，不认真同人家一块讨论工作，研究问题，让人家发表意见，并虚心听取人家的意见，而只是将我们已懂得的东西或我们的决议，拿出去叫人家同意，签名或画行，那人家就不高兴，就同我们貌合神离，是形式上合作，而实际上不合作，形式上领导人家，实际上没有发挥领导作用。
第122页 为了统一党内干部的思想认识，切实开好这次军政委员会会议，中共中央西北局于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会议要解决的事项。习仲勛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作了题为《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的总结讲话，强调了统一战线、民族工作及土地改革、财经工作等问题。 七月七日，习仲勛又召集准备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中共党员干部开会，作了《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讲话，他告诫各级党员干部，要克服过去在情况比较单纯的“小天地”中养成的比较狭隘的宗派主义作风，适应变化了的工作环境，把现已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起来。他说：个人的某些习惯和作风必须服从党的原则和工作需要;团结党外人士不等于不提意见，提意见也不等于不团结。“要做到实际的真正的团结，首要一条就是使人家能够愿意讲出自己的意见。我们这次邀请了许多人来参加会，就是为的要他们将满腹牢骚当我们面前发泄出来，要他们将各种意见都向我们提出来”。他强调在同党外人士合作中，“必须採取诚恳谦虚的态度，检讨工作既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既要讲好的，也要讲坏的;正确估量和实事求是，主动地进行自我批评”，要“有负责精神，重言诺，能办到的才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将来可以办而暂时办不到的就讲清道理”。他说：“对党外人士光奉承不批评，是迁就主义;光斗争不团结，是关门主义。我们要摒弃这两种偏向，採取正确态度。”“我们的原则是一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事无大小，都应当做政治问题看待，力求做好。” 他最后叮嘱党员干部要按时到会，按时散会，这点党外人士很重视。 在习仲勛和彭德怀等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的悉心指导下，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七月十日在西安群众堂隆重开幕。会议以“继续巩固各族人民民主专政，发展反封建统一战线”等为指针，特别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三十四人和各民族代表及各部门、各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人一百三十六人，特约旁听者一百六十八人，“共计四百一十五人，其中回、蒙、藏、维、哈、撒(撒拉族)、乌(乌孜别克族)、土(土族)、柯(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约占五分之一。这种广泛代表性的会议，为西北历来所没有，因此会议的情绪也显得更为紧张热烈”。 大会本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肯定五个月来工作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检讨这一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彭德怀、习仲勛和西北各省、各部领导人在会议的报告中，都主动地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检讨和自我批评，对今后工作提出改进意见，使与会的民主人士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勇于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确是为了做好工作”。“会议进行的方法是先提出报告，再进行分组讨论(小组讨论为主要的方式，占了七天会议的一半时间)，然后把意见集中到大会讨论，做出决议”。为了启发和鼓励党外人士充分发表意见，会前将甘肃省兰州市民主人士杨慎之写给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一封信，原原本本地印发给各委员及列席人员。这封信反映了中共基层干部在认购公债、徵税等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时称“万言书”，其中不乏激愤之词。此信的印发“减除了许多人讲话的顾虑”。由第十八章努力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上)于这些举措，会议气氛十分民主。“有的意见大都讲出来了，有些人会前存在的一些疑虑也消释了，一致认为会议开得很民主，问题解决得很具体，领导人虚心诚恳。有的人说：‘七天会议顶上几个月学校。” 这次会议取得了极大成功，真正开成了一个实行统一战线、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基本实现了习仲勛在会前的设想。特别是与会代表根据各地区存在的突出问题所提出的二十一件提案，反响很大。西北军政委员会及各部门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和研究落实这些提案，使各项工作大大前进了一步。 会上提出的二十一件提案有四件涉及工商业中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问题，习仲勛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十分重视，列为重点提案认真研究，八月初下发了落实意见，饬令各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抓好落实。陕西等省根据提案建议，广泛开展职工业余教育，开办了十六个职工业余学校，参加学习的职工达三千六百余人，还成立了劳资协商会议，订立集体合同，召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对劳资双方进行教育，“基本上扭转了部分工人片面要求福利的观点，端正了‘面向生产’的新劳动态度，教育纠正了某些资方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怀疑顾虑态度，使劳资关系基本上纳入正轨”。甘肃省按照提案建议，“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在各行业中展开广泛的学习运动”，向工商业者及工人、店员和学徒进行广泛深人的宣传，“普遍提高了劳资双方的政治觉悟，更由于工会的教育说服，纠正了部分工人的盲目翻身、单纯福利观点及报复心理。资方解除了很多顾虑，如怕清算、怕斗争、怕加税、怕没收，及由此而产生的消极、忧虑、装窘，不敢拿出资本投向生产的情绪。劳资双方对政府的‘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后，资方谅解，劳方觉悟，化猜忌而为团结，双方步调逐渐趋于一致，都认识到了唯有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才对双方有利”。兰州市半年多时间解决大小劳资纠纷二百九十余件，纠正了公私关系上存在的矛盾，确定了公私经营范围、地区范围、零售范围，并通过加工订货、贷款、组织联运联销等办法，具体扶助私营企业，稳定了社会各阶层。 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最重要的首先是民族问题，这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人当时的共识。刚一解放，中共中央西北局就讨论制定了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一九五〇年七月，习仲勛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次扩大会议的讲话和传达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时，都强调了这一问题。他说：“我要特别说到民族问题。这在西北地区来说是最大的实际问题。这也是我们这里多出的一项任务”，“因为西北是多民族的地区，必须重视民族问题，如果丢开民族问题，就是脱离西北眼前最重要的实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细节，都不应认为是技术问题，而要看做政治问题以严肃态度对待”。他指出：在民族工作中，必须使各民族都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并有意识地照顾人数较少的民族;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各省要有计划地办好民族干部学校;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切实尊重各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一切工作中都要照顾民族特点，“不要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阶级矛盾，否则就是民族矛盾”。他颇有远见地说：“全世界有三亿人信仰伊斯兰教，我们工作做好了，在东方亚洲影响很大。总之，民族工作不要急”，“谨慎稳进的方针是唯一主要的方针。”
第123页 基于这种认识，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于七月二十一日召开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出席各族委员二十七人，各族列席者七十五人，西安各机关干部及民主党派列席者七十五人，与会委员和列席人士多为各族过去的当权者和宗教职业家(王公、贵族、千百户、阿訇、活佛、教主、起义军官、地主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占极少数。”彭德怀、习仲勛直接领导了这次会议，“多次接见各族委员和人士，几次莅会讲话”。习仲勛在开幕讲话中指出：随着西北各地的解放，西北各民族过去相互仇杀的历史已经转变为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历史，我们应该珍爱这一翻天覆地的各民族新历史的开端。 会议初步检讨了解放以来的民族工作，广泛宣传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政策，确定了西北民族工作的方针、步骤和任务，使到会的各民族人士和干部了解了工作情况，明确了如何进一步开展民族工作的任务，并适当批评了某些不正确的观点，奠定了开展民族工作的基础。会议对重大问题採取“有计划的个别深谈方式，多则谈过七八次”，“在小组会上着重届发他们发言，对正确的意见予以採纳，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及时解释，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动地进行了检讨”，“基本上消除了与会者各种疑虑，他们在开会之前疑虑很多，甚至恐惧，思想非常庞杂，但参加会议过程中，各种疑虑逐渐消释或大为减少，敢于大胆发言，积极提议案，并认为在大会讲话是政治地位，因而争先讲话”，“对区域自治，联合政权，宗教等主要政策都在大体上得到比较明确的一致认识。” 七月二十七日，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习仲勛在闭幕会上讲话。他再次强调民族团结问题，指出：由各民族人士来商讨各民族的大事，是解决各民族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民族团结是一切之本，希望到会的各民族人士把西北各民族的事业办好。为了促进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实际上是带有西北各民族代表会议性质的会议，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每半年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习仲勛在西北工作期间，先后开了三次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一九五二年春召开第三次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全体委员还列席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三次会议，习仲勛都出席并作了讲话，还分别与委员谈话，有的还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他经常就民族工作做出指示，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民委协同各业务部门对民族工作定期检查指导。 当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干部还没有培养起来，党的影响还比较薄弱，群众觉悟也不高;相反，由于历史原因和宗教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王公、贵族、千百户和活佛等上层人士在群众中的影响还很大。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民族地区的各级干部，主动团结上层分子，在阻力较小的条件下开展群众工作。习仲勛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应过早强调阶级矛盾和社会改革”。按照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和任务，各级政府一方面在政治上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筹政策，一方面在组织上安置有影响的民族上层人士，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各民族的关系日益融洽。 为了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习仲勛还亲自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这期间，他与许多民族民主人士交往频繁，成为朋友，与他们讲形势，谈工作，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其中，他与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几十年的友谊堪称楷模。 黄正清，四川顺化(今理塘)人，在藏族群众中有极大的影响。一九二。年春，他随甘肃拉卜楞寺第五世活佛嘉木样(黄正清的二弟)迁至拉卜楞寺(今甘肃省夏河县境内)，后任拉卜楞寺保安司令、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一九四九年八月率部起义。他同彭德怀、贺龙、习仲勛等由相识到相知。黄正清说：“彭总、贺龙和习仲勛的高雅举止，侃侃而谈，热情友好的气氛，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对比之下使我看到国民党大长官盛气凌人和我受到的鄙夷和凌辱，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特别是满口陕西关中话的习仲勛，使他更深切地感到了一种格外亲切的大西北乡情。在工作中，习仲勛对黄正清充分信任，总是给以热情鼓励，黄正清随时都能到习仲勛那里汇报工作，交流思想。习仲勛也在大的任务来临之时，当面徵求黄正清的意见，并鼓励他大胆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黄正清把习仲勛看做是“藏胞心目中的亲人”，直至习仲勛到北京工作，两人仍然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四十年后，黄正清撰文回忆他同习仲勛这段交往时，激动地说：“回想起在西安、甘肃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一段时间，无时不得到他的关怀，每个重大工作环节无不得到他的支持、帮助和鼓励，我真感到荣幸和快乐。工作之余，我是他家的常客，时常一起谈论形势，谈祖国建设和统一事业，也谈党的领导和工作方法，有时谈天说地，聊人生追求和家庭趣事。谈到高兴时候，我们一块儿欢笑同乐;有时我给他讲藏族人民对抗马家军阀暴虐的斗争史。当汇报藏区农牧业生产、人民生活、民族宗教工作等情况时，他是那样地认真倾听，时而还记笔记。每每说到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贫穷落后的时候，他深情地说：‘是啊!共产党要民族平等，团结统一，各民族共同过好日子，民族地区太落后了，这就需要我们加快那里的经济建设。”’【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和党外民族民主人士肝胆相照，以诚相见，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怀。除黄正清外，他还结交了许多党内外朋友和知名人士，如新疆的包尔汉、赛福鼎·艾则孜，青海的尧西·古公才旦、喜饶嘉措，内蒙古阿拉善旗的达理扎雅亲王，宁夏的马震武、马腾霭、邢肇棠，陕西的杨明轩、赵寿山，甘肃的邓宝珊、马鸿宾，还有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贊和张治中等。“他们都是在习书记的关心帮助下，为党为民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邓宝珊一次同毛泽东谈到习仲勛时说：“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毛泽东非常贊同地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 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重要一环是争取广大少数民族的基本群众。习仲勛在一九五。年底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稳住各民族，把关系搞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深入各民族劳动群众中，建立直接联繫，逐渐把他们发动起来。”他们认为，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主要是在政治上广泛争取和安置，对下层群众则需多从经济上想办法，“大的社会改革仍不能急，但必须着手一点一滴地帮助群众去解决需要和可能解决的切身问题。经过这些具体工作和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各民族劳动群众中积极分子出来参加工作。这一步更艰苦，时间也长，并且绝不能放松”。毛泽东很贊同他们的意见，很快把这份报告转发给各大区负责人参考。
第124页 针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积极帮助民族地区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畜牧业生产，大力开展自由贸易，在甘、宁、青、新四省陆续建立了贸易专业机构二百一十一个，先后组织了约六百五十个各种形式的流动贸易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贸易活动。这些贸易机构和小组，以比较高的价格收购当地群众的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以比较低的价格向他们大量出售茶叶、布匹等日用生活必需品，使少数民族地区工农牧产品交换比率发生了极大变化。如新疆小麦换卡叽布的比率，一九五一年比一九四九年提高到百分之四百，“青海皮、毛价格较解放前提高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宁夏蒙旗今年(一九五一年——编者注)五月统计驼毛换小麦的比率，较解放前增加了三十八倍!阿拉善旗的蒙民出售二斤驼毛，就可以换得一身单衣，出售二十斤驼毛，就可以换取一人全年所需的粮食”。西宁的藏族群众在解放前，用一百斤羊毛换一块砖茶;解放后，群众用同样多的羊毛可以换回十五块砖茶。藏族群众高兴地说：“毛泽东来了，羊毛值钱了!”“在他们看来，羊毛有销路，价钱高，就是政治好。发展生产，是最实际和最有内容的群众工作。”西北地区的这些做法，极大地争取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各族人民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是“既光明又温暖的太阳”! 西北军政委员会还多次组织慰问团，分赴新疆和青海的果洛，甘肃的甘南、平凉等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放映电影、免费巡回医疗等形式慰问少数民族群众。习仲勛亲自率团到少数民族地区慰问，还多次深人到青海、甘肃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 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极为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办公地址就由西安迁到兰州，以便更好地就近为各少数民族服务，并筹建了西北民族学院。每遇学院开学和学员毕业，习仲勛都要亲临并讲话。在一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他指出：大量培养民族干部，是为各少数民族的彻底解放，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创造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迫切任务，是西北民族学院长期的奋斗目标。他强调：“在民族工作方面，没有别的事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了。”在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重视和关心下，大家都很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政府也拨出相当多的经费在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中、小学校，学习本民族语言。政府还多次组织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到北京、天津等地参观，利用各种形式和机会介绍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所有这些，使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都感到共产党及人民政府是真心诚意帮助他们的，真正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也为剿匪反霸和开展土地改革等各项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领导剿匪反霸斗争 新中国建立后，国民党潜藏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不断与各地土匪、恶霸地主勾结，乘机组织武装叛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西北地区匪患历来比较严重，此时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残余分子，勾结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利用当地残余土匪势力，散布谣言，挑拨民族关系，抢劫群众牲畜和财物，组织武装暴乱，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剿灭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区的首要工作，习仲勛以极大的精力组织领导了这场斗争。 习仲勛堪称“老西北”，对西北地区匪情比较了解，加上深入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掌握了土匪的详细情况及活动规律。当时，西北地区有较大的股匪四百七十多个，达十三万人，裹胁群众约九万人。这些股匪主要分布在陕西的陕南、关中，甘肃的临夏、陇东、陇南及河西，青海的大通、门源、贵德，宁夏的贺兰山区和新疆的北疆及青甘、甘川交界地区。他们自恃有一定力量，盘踞一隅，与人民为敌。这些股匪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土匪，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一类是惯匪，以抢劫钱财为目的，称霸一方。两类股匪都有国民党特务把持和操纵，既相互勾结利用，也有矛盾和争斗，情况十分复杂。 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习仲勛就提出大西北的剿匪斗争任务和战略战术。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陕西关中新解放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指出：“首先有步骤地开展反霸、剿匪、肃特等反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打倒农村里的主要敌人，树立农民的优势力量”，其中“剿匪是当务之急。剿匪要有重点地追剿股匪，普遍清剿散匪，收缴反动武装，两者结合进行。剿匪要讲究战术，不要打击溃战，而要打歼灭战。要严密侦察，充分准备，长途奔袭，包围聚歼，已击溃者，要追歼搜捕，务求消灭干净。同时剿匪还必须军政结合，剿抚兼施，并与发动广大群众反霸反匪反特的斗争结合起来”。 习仲勛十分关注人民政权建立后的剿匪斗争动态，及时指导各地工作。一九四九年底，他在总结检查关中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剿匪为中心，结合有重点地开展反恶霸”的方针。他说：“为什么新区农村工作在一定时期内必须以剿匪为中心呢?这就因为不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仍然阴谋捣乱，农村封建恶霸势力仍然未曾摧毁，广大群众没有组织起来，而且散匪仍然继续潜伏活动，匪患仍然是新区农村的严重问题。”他认为：前一时期，陕西採取以军事清剿为主，结合政治争取瓦解和收编改造，已消灭了大股土匪。下一步要以发动群众、政治争取改造为主，配合军事清剿，肃清散匪，教育改造大批流散匪众、胁从分子，进而组织民兵，宝行自卫，巩固农村革命秩序，为进一步普遍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他特别重视在剿匪中要发动群众，强调：只有老老实实把群众工作做好，匪患方可从根本上肃清。 这一时期，甘、宁、青、新等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剿匪斗争。一九五〇年春夏之交，甘肃平凉、宁夏固原等地的匪特分子(大多是国民党撤退时潜伏人员)，利用回汉民族的历史隔阂和当地干部执行政策中的缺点，挑拨民族关系，于五月八日组织武装暴动，抢劫商民，破坏治安，致使当地居民无法正常生活和进行生产活动，有四五万人逃往绥西地区。西北军政委员会即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匪情，提出清剿措施。习仲勛在会上说：这次暴乱，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当地匪徒有计划的破坏活动，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所有各级干部必须有明确的敌情观念，决不能轻视这些敌人，任何麻痹疏忽都会招致祸患。他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立即作出具体部署，加强肃清匪特工作，同时利用各种有效办法，如慰问团、团结会等方式，深入宣传，平息骚动事件。加强民族团结，特别应注意做好干部整训工作，克服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不久，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在剿匪问题上，任何性质的土匪，包括特务领导的武装暴动在内，都要当做群众问题看待。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处理问题的谨慎态度和策略思想，而防止发生错误。对土匪要坚决消灭，这是原则。但应当採取怎样的步骤和办法才为正确，必须研究，否则不能达到消灭之目的。”“在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对任何土匪事件都要先防御、后进攻，先分化、后打击，先争取、后进剿，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实行剿抚结合的办法。”
第125页 在平息平凉、固原匪患的过程中，根据中共中央和习仲勛的有关指示，西北军政委员会及时派出慰问团慰问群众，发放救灾款，派医疗队给群众疗伤治病。同时，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和平凉专署具体拟定了剿匪的政策和策略，首先在回汉群众中揭露匪特，解释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实行先在汉族地区剿匪，公开镇压挑拨民族仇杀的汉族匪特头子;在回民地区暂以防御为主，缓和民族矛盾，改善回汉民族关系，把群众和土匪严格区分开来，坚决保护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实行剿抚结合。在工作中，区分不同性质的问题，对官僚主义造成的问题，不要同土匪特务问题混为一谈，主动争取和团结一切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包括地主、阿訇、喇嘛、王公、千百户等等，甚至争取已经脱离敌人组织、今天不再反对我们的敌特人员。当时所採取的这些措施，紧紧围绕着民族问题这个核心，把复杂的矛盾层层解开，集中打击了一小撮匪特。当地政府又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大力发扬民主，诚恳地徵求回汉各界人民的意见，纠正与改进过去一切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与缺点，加强和群众联繫，整顿干部作风”，迅速稳定了形势，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与此同时，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的剿匪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八月二十七日，西北军区司令部致电彭德怀、习仲助，报告青海军区剿匪部队所取得的胜利。正在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的彭德怀、习仲勛十分高兴，立即复电：“我一军一部追剿恶匪马虎臣、马文英、马祯、冶青祥等，已歼其大部，甚快甚慰!该匪是互助、门源、祁连、民乐、永昌间祁连山南端最大一股政治土匪，并望一、三两军进剿部队继续努力，克服困难(进山部队带皮衣棉衣)，彻底干净、一个不留的捕捉散匪。” 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地区的剿匪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几百支大的股匪已基本消灭，只有少数漏网匪首和惯匪还在甘青新、甘青川和甘青交界的山区活动。这些土匪的匪首多是马步芳部的旧军官，同台湾国民党保持着联繫，其中有的为匪数十年，杀人成性;有的是部落头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既得利益，继续为匪作恶。他们挑唆民族关系，裹胁群众，与人民政府为敌。习仲勛对继续解决这部分政治土匪十分重视，西北军区有关匪情的电报，他每报必读，对一些重要的都及时作出指示，提出要求，转有关部门落实，有的还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对西吉事件和阿木去乎问题，他处置果断，措施得力，使事件尽快得以平息。 甘肃的西吉、海原、固原和隆德四个县(四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回汉民族聚居地，数百年来民族纠纷不断。一九五〇年春平凉叛乱平息后，以马国瑗(西吉沙沟教主之于)、马国琏(隆德新店教主之子)和杨枝云(海原韭菜坪教主)为首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受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煽动，网罗了三百多名地主、恶霸、惯匪和国民党残留军政人员，以道堂、寺院为基地，打着“保回保教”的旗号，提出“依靠地主，团结富农，不管中农，打倒贫农”的主张，叫嚣“前方细菌战(指韩战)，后方斧头干”。一九五二年四月初，他们再次煽动数千人叛乱，波及四个县的六十六个乡，裹胁群众上万人，攻打区乡政府和西吉县城，抢劫公粮一百多万斤，破坏电桿电线八十多里。 叛乱发生后，习仲勛和张治中立即指示平凉军分区和地委、专署负责人深入各县，具体领导防匪剿匪工作，在军事进剿的同时争取群众、孤立匪首。西北军政委员会再次派出慰问团，慰问在叛乱中受伤害的回汉群众，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和群众大会，“传达军政委员会对他们的关怀与慰问”，“讲明平息匪乱的各项政策与有关救济、医疗的原则，以及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等”，迅速发放救济款，帮助群众恢复生产。习仲勛还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和中共甘肃省委及时“驳斥敌人，揭穿敌人的叛乱阴谋，用向匪区发传单及召开群众会的办法宣传之”。 武装叛乱的主力被剿匪部队击溃后，匪首马国瑗、杨枝云等带着少数残匪继续流窜，企图东山再起。少数阿訇及地主也在暗中活动，秘密开会，制造谣言，散布“大爷再有口唤，还不得不去”的言论，恫吓威胁群众。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勛指示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作用来平息匪乱。他在几十年后回忆说：当时单凭“武的不行。甘肃有个大教主叫马震武，他一句话可以煽动回族群众起来叛乱，一句话也可以把这个叛乱平息下去。他能起到我们一个党员所起不到的作用”。习仲勛亲赴兰州，分别找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和马震武谈话，指出：“对叛乱的民族上层分子，‘只看现在，不问过去。哪怕他昨天还拿枪和我们对抗，只要今天放下武器，投向人民，就可以宽大处理’的‘来降免死’政策。”之后，马震武同孙作宾深人西吉滩，“用党的宽大政策招降了马国瑗，其他大小匪首也随之全部投降。至此，西吉叛乱始告平息”。 在甘青川边界的剿匪中，习仲勛注意发挥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的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马步芳、马鸿逵的残部马良、马元祥等人，聚集在甘青川交界处夏河县南部的藏族部落阿木去乎，企图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把这一地区变成所谓“陆上台湾”，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国民党台湾当局还委任马良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一〇三路司令”，马元祥为“第一〇二路司令”，十多次为他们空投特务和武器弹药。一九五二年四月中旬，这股反动武装纠集千余人，围攻地方政府，煽动藏民部落叛乱。 当时，许多部落头人受马良、马元祥的矇骗和收买，与人民政府为敌。阿木去乎地域辽阔，多是树林和草原，匪特凭藉这些条件猖獗活动。习仲勛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先进行政治争取，即组成甘南藏区访问团，由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任总剧长，前往阿木去乎开展宣传和政治争取工作。有些人对任用黄正清顾虑重重，而习仲勛对黄正清充分信任，多方做解释工作。访问团临行前，习仲勛关切地对黄正清说：“你是总团长，任务繁重，相信你会圆满完成任务的!希望你大胆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随时给我打招呼。”黄正清没有辜负习仲勛的期望，“按照习书记交待的办法”，深入甘南藏区，向头人、宗教人士和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团结教育工作，使大部分藏族部落疏远了马良和马元祥。之后，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进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进剿，成立甘青剿匪指挥部，任命黄正清为第三副司令员。出发前，习仲勛为黄正清饯行，并送他一支小手枪，叮嘱说：“带上它好护身，组织相信你能完成任务”，同时授受他应对国民党特务拉拢的策略。黄正清十分感激习仲勛的关怀和信任，在剿匪中不辱使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方法得当，策略正确，阿木去乎叛乱很快得以平息。
第126页 到一九五三年底，西北地区共消灭各类匪特近九万人，平息武装叛乱多次，盘踞在甘青两省的马家军残部被打垮，匪患基本肃清，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收服项谦 收服昂拉部落千户项谦，是习仲勛领导剿匪斗争的成功之举，体现了他“炉火纯青”的领导才略，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昂拉部落生活在青海省西宁市东南贵德县尖扎滩地区(今尖扎县)，距西宁一百五十余公里，有藏民千余户，三千七百余人。这里西边和北边有黄河峡谷天险，东边和南边高山环绕，易守难攻。项谦是昂拉部落的千户，解放初还同人民政府有联繫。一九五〇年八月，他再次到西宁向人民政府表示归顺和悔悟，但回到昂拉后又背信弃义。贵德、化隆、循化等地匪特及马步芳残部先后逃至尖扎滩一带，他们相互勾结，企图武装叛乱。在马步芳残匪和国民党特务挑唆下，项谦公开与人民为敌，组织“反共救国军”第二军，自任军长，武装侵扰当地和邻县人民政府与群众，甚至袭击人民解放军。他自恃拥有两千余武装，地形又十分有利，认为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拿他没有办法。十世班禅、喜饶嘉措曾两次写信和派人争取，都没有效果，中共青海省委和省军区领导人对争取项谦也失去耐心。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和七日，中共青海省委和西北军区分别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请示，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项谦问题。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电示习仲勛和中共青海省委：“应该推迟进剿时间，而加紧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二十一日，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多次电示中共青海省委后，又一次发电指示，要求省委、省政府领导人张仲良和赵寿山继续说服项谦，同时组织藏族上层人士给项谦写信，加强政治争取工作。但中共青海省委和省政府仍坚持军事进剿的意见，于二十五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和中共中央，详细陈述军事进剿的理由。 收到电报后，习仲勛心情焦急，经过审慎思考，于三十日致电中共青海省委，严肃地指出： 九月二十五日电悉。请务必按照中央九月十八日电示：首先做好政治进攻工作。赵(赵寿山)张 (张仲良)信件是否写好发去?其他藏族人士写信是否也办好了?中央指示此项办法必须补做;做了，而未曾做得很好，必须重新做好。 现时争取和平解决于我政治上甚有利，万一和平解决不成，这样做好了才给军事进剿造成必要的条件。喜饶嘉措还主张继续争取，这点很值得注意。我们以为还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徵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和如何提出适当条件，以及如何驳斥项谦无理的意见。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还有其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这次政治进攻办得更好。对昂拉问题，西北局一直主张政治瓦解，无效之后应当军事进剿，只是考虑到怎样才对我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利。慎重考虑问题并不等于不打项谦，而是打不打，怎样打才对我完全有利，急躁情绪是要时刻防止的。我们对牧区藏族各部工作，应当说并非已经做好了，说我们已经站稳脚也似乎过早，不但川、康(西康)、甘、青边境藏区许多地方，就是青海各地藏民部落我们也还有不少未曾走进去，甚至未拉上手的。我们顾虑的就是对这些庞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工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令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诸多不好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我们在严格警惕防范、积极准备进剿之外，从以上方面再加考虑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如果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项谦等即使嚣张一下，恰恰使他们更加孤立。 习仲勛对项谦问题的考虑，并不是单纯局限在争取昂拉一个部落上，而是着眼于广大藏区的工作。中共青海省委仍然坚特原来的想法，十月五日又再次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军事讲剿。习仲勛立即给张仲良打电话，说：“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同时把中共青海省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前后四封电报一併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完全同意习仲勛的意见，指出：“青海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电对昂拉部落不提中央九月十八日指示电所强调的进一步採取政治斗争的办法，而只要求立即实行军事进攻，是与中央指示电的精神不符合的”，“中央同意西北局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七日复电。望青海省委即与喜饶嘉措等商定适当条件。第一步先将紧张局面缓和下来。”西北军区也于十月六日指示进剿部队：“对青海贵德昂拉区之进剿，根据西北局电示及气候关系，同意今年不进行军事进剿。”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中共青海省委派统战部部长周仁山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及许多藏族部落头人到昂拉，多次与项谦谈判，但项谦一意孤行。一九五二年春，叛匪到处抢劫，不断袭击人民解放军，致使附近地区形势混乱，一些藏族部落头人产生动摇，带着武装前往昂拉，事态日益严重，军事进剿时机成熟。四月九日，中共青海省委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我们认为过去坚持争取是正确的，但在动员各族上层争取了十七次，依然无效，且使匪势渐大的今天，应速围剿比拖有利。” 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审时度势，反覆权衡，同意了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省军区于四月下旬军事进剿的意见，并于十一日上报中央。当时习仲勛设想“一打之下，青海藏族上层右翼分子中可能有震动，黑水、阿坝等甘、青、川、康边地也可能有震动，对西藏还可能有些影响”。为此，他提出进剿时应该注意做好的工作：一、在剿土匪名义下去打，项谦如被俘，带在西宁好好相待，对项谦等昂拉部落上层人物的财产一概不动;二、进剿同时召开青海协商委员会，召集各族各方面人士，“说明我们多次争取经过，解释政策外，还要对我们过去在统战工作上、牧区工作上的一些缺点，主动做自我检讨，使他们心服，安定下来”;三、进剿前后，不但要做好当地周围群众工作，而且必须做好争取上层的工作，应争取以前几次去昂拉谈判的头人随军进去工作。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于二十二日和二十五日两次致电中共青海省委，叮嘱做好各方面工作，指示：“在进剿中仍应力争项谦与其他特务土匪分化，只要项谦到时能转守中立，就力争他中立，这样更有利。目前继续积极经过多方面进行政治争取，仍很必要，不可放松。”习仲勛的这些指示，为争取项谦奠定了思想基础。【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同意，进剿昂拉匪部的战斗于五月二日清晨六点半按计划打响，四个小时的战斗将各路匪徒基本击溃，项谦带少数人逃人尖扎西南七十里的深山密林。中共青海省委按照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成立昂拉安置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贯彻党的宽大政策，释放被俘匪首。青海省人民政府向尖扎地区拨发救济款两亿元(旧币)、救济粮八万斤，抽调大批医疗、文教、贸易、民族等方面的干部组成工作队，带着大量布匹、食盐、茶叶、药品、电影及藏文宣传品，前往昂拉部落慰问，还为两千多藏族群众疗伤治病。在军事进剿中，人民解放军模范遵守纪律，充分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严格保护僧人寺院，还给卧病在床的项谦的母亲治好了病。
第127页 在军事进剿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继续作出指示，要求中共青海省委坚持争取项谦归来的方针。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收到尖扎地区工委和中共青海省委几个报告后，认为争取项谦工作的力度不够，即指示他们：“争取项谦归来，不但利于迅速安定昂拉及其周围地区，更重要的是确实地表现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争取团结青海各少数民族部落以至对进入果洛区工作和开展甘青川康边工作，打击傅秉勛等匪部都很有益。目前应当首先不动摇地耐心地坚持这条方针。”“我们过去十七次争取项谦，以至以后进剿项谦和现在又继续尽力争取项谦，都不是因项谦一人，而是为的争取更多更多的藏族头领，也就是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部落。” 在党和政府的感召下，经多方共同努力，项谦终于在七月十一日回到昂拉，向人民政府投诚。远在新疆的习仲勛得到消息后，当即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青海省委：“也许项谦顾虑很大，用回来试探我们，不管真诚与否，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我想总会收到效果的。但必须知道项谦已成惊弓之鸟，稍一不慎，即有跑掉可能，不管他在什么情况下採取何种形式逃跑，我都应提高警惕，准备再纵再擒，总要做到他完全信服了我们为之。部队不可全撤，务必留下足够的防守兵力，以防意外。”第二天，习仲勛接到中共青海省委的汇报电后，又指示：“项谦已经争取回来，这对安定藏区秩序及开展藏区工作均有重大意义，请青海省委十分妥善的稳定项谦情绪，并从多方面消除顾虑，争取长期靠我。项如目前怕去西宁，可不必勉强，就让住昂拉家中，一切听其自愿，这样也许会早点出来。喜饶嘉措、周仁山等可早去一见项谦。总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的打消他的疑惑，不是增加他的顾虑，望严加注意。”中共中央西北局于二十一日致电中共青海省委：“请切实执行习仲勛同志七月十七日电示各点。务请喜饶嘉措副主席和周仁山等同志早去一见项谦，从多方面消除项的顾虑，争取他长期靠过来。” 中共青海省委切实执行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终于感动项谦，使他解除了顾虑j七月三十一日，项谦到达西宁，受到青海省政府主席赵寿山和副主席张仲良的接见。项谦说：“此次我回来并非是两个佛爷他二人将我争取回来，主要是政府之政策实现了，同时对我的家庭财产人口一点没有受到损失，政府并多加照顾，因此感动了我。”八月五日，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各族各界代表座谈会商讨尖扎地区工作，项谦在会上发表了感想，他说：“我现在已经完全宽心，毫无顾虑了!”同时在《青海日报》撰文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伟大政策感召下，我受到感动，从而认识了匪徒们的真正面貌，便下决心回头请罪，不再跟匪徒做危害人民的事情。 今后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报答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典。”青海省人民政府仍然委任项谦担任昂拉千户。 八月上旬，习仲勛从新疆抵达兰州，项谦要求谒见。习仲勛高兴地接见他，并设宴款待。席间，项谦向习仲勛深深地表示忏悔，“并对人民政府长期内多次争取的宽大精神深表感激”。习仲勛向他重申了人民政府对待少数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勉励他在青海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做好建设尖扎区的各项工作。项谦一直牢记着习仲勛的鼓励，努力工作，直到一九五八年去世。 这件事如习仲勛所料，在藏族地区头人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三十多年后，习仲勛在与胞弟习仲凯谈话时，还提到了当年收服项谦的往事。他说：对于青海项谦的问题，那时张仲良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能打。项谦是游牧部落的头人，你来了他就跑了，你走了他又来了，他的整个部落又都是骑兵。张仲良说要用五个团的兵力来解决问题，我说五个团也解决不了。后来叫喜饶嘉措去做工作，历史上有七擒孟获嘛，我是八九次。后来毛主席见了我说：“仲勛，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一九五二年七月，习仲勛还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新疆正确处理了乌斯满事件。一九五一年春，以乌斯满为首的叛匪残余势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处到处抢劫掳杀，破坏民族团结，情况相当严重。加上这时新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不恰当的做法，使问题更加复杂，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习仲勛抵达新疆后，坚持以政治争取为主，辅之以军事打击的政策，打击顽固不化的匪首，妥善安置流窜群众，迅速平息了乌斯满叛乱。他提出：在牧区镇压反革命，只在有现行活动和叛乱的首要分子中进行;对于实行武装叛乱的部落头人，要先以最大力量进行耐心的政治争取，在争取确实无效时再组织武装进剿。他要求，首先要在牧区安定社会秩序，团结上层，再通过上层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团结牧区全体人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有领导地组织牧民与牧主双方协商，订立自愿两利合同，逐渐实行改革，适当改善牧民生活;保护和发展畜牧业，不要轻率地发动牧民抛弃畜牧业而转向农业。习仲勛的这些意见符合当地实际，得到了群众拥护，为解决乌斯满事件提供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当地政府认真贯彻习仲勛的意见，使乌斯满事件得以顺利解决，局势很快稳定下来。 ■镇压反革命 人民政权建立后，针对大批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活动，一九五。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次年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反运动打击的重点对象是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中央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已逮捕的及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根据掌握的材料，经过审慎的研究，分别加以处理。对于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当杀者，应即处以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予以改造。对于较轻而又愿意悔改的一般特务分子和自动坦白分子及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有所贡献的分子，应予以宽大的待遇，或予以适当奖励。西北地区的情况和全国一样，虽然在剿匪反霸斗争中清除了一批潜藏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但隐藏较深的国民党潜伏特务、散匪、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继续与人民为敌，抢劫物资、破坏机器、纵火、爆炸、盗窃、暗杀、窃取国家机密，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极大危害，影响着西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一九五〇年六月韩战爆发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獗。 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十分重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中央通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并且取得初步成效。据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七日《群众日报》报导，一年来，西北各地共摧毁国民党特务组织站、组、队二百零五个，破获特务案件三百六十八件(内含反革命阴谋暴动案五十件)。经过镇压，西北地区的反革命活动转向隐蔽，主要表现：一是美蒋特务勾结各地惯匪、蒋匪残余、反动军官、土豪恶霸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封建残余势力，阴谋暴动叛乱，袭击区、乡人民政府，暗杀干部，劫掠居民商旅，破坏社会秩序。二是利用西北民族复杂，和历代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民族隔阂与仇视，勾结各兄弟民族内部的少数反革命分子，挑拨离间，造谣惑众，极力制造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三是利用西北地区落后贫困现象，制造谣言，破坏中苏友好关系，侮辱革命领袖，攻击民主人士，破坏统一战线，挑拨党、政、军、民关系，阻挠人民政府各项收策的顺利执行，并配合美帝侵略朝鲜作反动宣传，扰乱人心，造成混乱。四是反革命特务、间谍分子有计划、有重点地打入机关、部队、工厂、学校，长期潜伏，搜集情报，盗窃机密，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进行破坏。同时，在镇反的过程中很多地方片面地理解“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出现了“宽大无边”的问题，致使一些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打击。
第128页 中央指示下发后，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认真总结前一段镇反工作中的成绩和经验，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三个方面加强工作。首先，提高广大干部对镇反工作的认识，着重纠正“宽大无边”的倾向。在各级干部及各族各界广大人民中，广泛深人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各种形式向干部群众宣传：镇压反革命是人民民主专政最重要的手段，对反革命不进行镇压，人民的生命财产就无法保障，人民政权就无法巩固;坚决彻底肃清反革命不会削弱统一战线，反而会使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更加巩固;一切对反革命的宽容姑息和袖手旁观，实际上是违反《共同纲领》的，是对人民不利的，是极其错误的;镇压反革命是抗美援朝的主要内容之一，肃清美蒋特务、匪徒及其他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实际上就是斩断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魔手，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实际行动;镇压反革命是保证土地改革、生产建设顺利进行的关键。在宣传中还集中驳斥了有意无意替反革命做掩护的言论，使干部群众对镇反运动有了深刻认识。同时，要求干部群众特别是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指示，领会精神，认真纠正“宽大无边”的倾向。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领导思想上把‘宽大无边’的偏向，大体纠正过来了”。 其次，广泛地发动群众。习仲勛认为，镇压反革命，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并不是做得很好了。虽然领导思想上把“宽大无边”的偏向大体纠正过来了，但是工作还不深人，尤其是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发动广大群众起来镇压反革命，还做得不够。他要求，必须总结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採取展览会、座谈会、控诉与坦白相结合的办法，动员大家一起动手，掀起一个普遍的、深入的镇压反革命活动的群众运动。凡是反革命活动已遭到打击的地方，他们的活动也愈加隐蔽和疯狂，如果那里群众发动不足，那里就可能成为他们的防空洞，因此必须把群众广泛地发动起来。由于西北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深入细緻的工作，广大人民群众迅速行动起来了，积极检举揭发和协助政府追捕反革命分子。 再次，正确执行政策。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比较复杂，正确掌握政策十分重要。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实际出发，正确贯彻“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收到很好的效果。习仲勛说：“只要我们在领导思想上贯彻两条就可不犯错误。一条是严厉镇压，坚决执行惩治反革命条例，没有这一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就推动不开;再一条是严格控制，没有这一条就会搞错、搞乱。也只有这两条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才可以把镇压反革命工作做好。”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按照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要求，正确掌握政策，把杀、关、管具体化：只要敢于和人民为敌，破坏人民政权，破坏人民资财，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怙恶不悛，都应受到镇压;“自动向人民政府真诚自首悔改者”、“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确非志愿者”、“在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组织断绝来往者”都可宽大处理，需要管制的由人民群众监督管制。对被管制的也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以反革命罪恶大小、主次、立功大小、自首悔过是否真诚等为尺度来确定。 习仲勛历来主张少杀人、慎杀人，特别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他反覆强调要严格掌握政策，反对过火的行为和做法。有两件事在干部群众中很有影响：一件是陕西省旬邑县的姚春桂，解放前曾任旬邑县国民党民团团长，但被共产党争取过来，经常为党组织传送情报，使中共关中特委对旬邑县职田镇一带国民党人员的动态、兵力部署掌握得一清二楚。由于姚春桂为共产党做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镇反中姚春桂被旬邑县人民政府逮捕，并决定将其镇压，当时公审的布告也已经写好。习仲勛了解姚春桂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得知后指示刀下留人，保护了为党和人民做过有益工作的姚春桂。另一件是宁夏的王含章，早年留学日本，获得博士学位。一九四九年在国共和谈时，他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和谈破裂后他联络西北籍国民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十余人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解放后经董必武介绍回到宁夏参加工作。镇反运动中，宁夏省未经请示错判错杀了王含章。习仲勛得知后，十分生气，认为这是违反统战政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要求予以追究，宁夏省受到通报批评，直接责任人受到党纪处分。为了弥补错杀王含章的过错，习仲勛关心、安排王含章的女儿王权华到大连工学院学习，并多次帮助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由于西北地区在镇反中严格把握政策界限，杀人相对较少，感化了一批反动分子主动向人民政府投诚。据《群众日报》报导，一九五一年三月至五月仅两个多月时间，西安、迪化(今乌鲁木齐)、西宁、银川等地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在人民政府政策的感召下，自动交出长短枪一百二十九支，子弹三千一百三十五发，手榴弹八枚，证件四百六十三本，反动书籍一百八十三册，电话机八部，收发报机九部及其他炮弹、军用佩剑等武器。 在镇反中，习仲勛还正确处理了一些重大事件，对稳定西北地区的社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西安大华纱厂是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企业，职工三千多人，主要生产“雁塔牌”白布。西安解放前夕，大华纱厂资方的高管南逃时有意大幅提高了工人薪酬，导致企业成本急剧增加，生产难以为继。解放后，军管会接管该厂，为了尽快恢复企业正常生产，採取了适当减少工人薪酬、降低生产成本等措施。潜伏的敌特分子乘机煽动工人闹事，围困军管会，抢夺枪枝，向人民政府施压。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武力平息事态，习仲勛得知后指示军管会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绝不能向工人动武，要耐心做工人群众的工作。按照习仲勛的指示，军管会人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讲政策，讲明原委，使工人明白了道理，事态得以平息。之后，群众很快发动起来，挖出了潜藏的敌特分子，教育了资方和职工群众，生产秩序迅速得到恢复。 在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正确领导下，西北地区镇反工作深入开展，收效明显。到一九五一年五月，破获“中国新社会革命党”、“冀豫陕民族正义军”等反革命阴谋叛乱案件数百起，搜捕了美帝武装间谍乌斯满、乌拉孜伯、李鹏飞及皮革命地下军正副司令、总指挥等匪徒数千名，并开始大力清理积案，先后处决了一批首恶分子，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西安及洋县破获反革命阴谋暴动案三起，捕获首犯及匪特一百四十九名。西安、黄龙、朝邑等地公安机关，相互协同破获了反革命潜伏组织“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秦晋豫边区指挥部”，逮捕指挥孔庆兆等四十七名匪特，收缴多种武器。洋县，破获了“西安绥靖公署爱国复兴总队”案，捕获总队长胡彦云等案犯七十六名，缴获各种武器、弹药、证件等。华县破获了“忠义军独立第一师”阴谋暴动案，逮捕匪首王尊道等土匪残部七十余名。
第129页 一九五二年底，西北地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镇反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恢复经济扫除了障碍。 第19章 努力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下) 在习仲勛主持下，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成效显着，剿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正在有序进行。与此同时，各级中共组织也得到发展和壮大。 ■实事求是地领导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为工业化建设开闢道路。西北地区同全国一样，从一九五。年冬至一九五三年，也分期分批完成了土地改革。在这里，土地问题同民族问题联繫在一起，数量很大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同农耕区情况截然不同，因而土地改革的任务极为艰巨，更为复杂。作为西北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习仲勛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当时主要是围绕争取革命战争胜利而开展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目的是围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彻底摧毁封建制度而进行的。不同时期的两次土地改革既有区别，又有联繫。习仲勛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全过程地参与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他在解放后领导西北的土地改革中，驾轻就熟，实事求是，防“左”纠偏，坚持了正确方向。 一九四九年冬，习仲勛接到中共中央徵求开展土地改革时间安排意见的电报后，即对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做了初步设想和筹划：计划一九五。年秋后，先在陕西大部分地区，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和青海个别地区进行;一九五二年春耕前完成陕甘宁三省，基本完成青海省土地改革工作。这个计划得到中央批准。 一九五〇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着手进行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七月十日至十七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题，习仲勛作关于土地改革计划的报告，提出一九五〇年秋后在陕西省关中四十一个县、榆林部分新解放区、西安郊区、甘肃省庆阳新解放区和宁夏省盐池等地，计七百三十一万人口的汉族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并对若干具体政策作了说明。他指出：各级干部必须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深入发动群众，做好充分的工作准备，“注意解决群众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剿匪、减租、重点反恶霸和发展农会会员等工作。他强调：“在新区农村中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发动群众反封建斗争是一个整体的过程，这个斗争从解放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由低级发展到高级，中间经过剿匪、反特务、反恶霸、减租直到土地改革，都是属于发动群众开展反封建斗争的互相衔接的这个整体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因此，许多事要在土改前逐步做好，土改时便不会拖时过长。”就是说，在“做好剿匪、反特务、反恶霸、减租等工作中，发动了群众，进入土地改革，而不是等到土地改革时才去发动群众。”，七月十七日，会议通过了习仲勛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秋，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按计划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搞得成功不成功，关键在于贯彻和执行正确的路线与政策。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特别要求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及人民团体，掌握好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尤其是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年前实行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一九五〇年春，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已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在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相应地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的问题，徵询各地意见。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习仲勛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中立富农”的政策。六月上旬，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听取各地意见的基础上，把土地改革总路线调整为：“依靠贫农、僱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一改变，主要是为了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孤立地主阶级，组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农业生产。革命战争期间，人民力量处于相对劣势，富农则倾向地主阶级和国民党统治者一边，反对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形势不同了，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富农的政治态度有了改变，一般是能够争取他们在政治上中立的。同时，不动富农土地还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农，消除他们在发展生产中的顾虑。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讨论这一问题时，习仲勛以自己对农村工作的深入了解，深有体会地说：“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不仅为了孤立地主，更重要的是为了稳定和保护中农。保护中农的积极生产情绪，使中农的生产情绪不因土地改革而降低，使全体农民的生产情绪都因经过土地改革而提高。”他认为：这一点在中农占百分之四十多的陕西地区显得更为重要，而且这还可以防止产生乱打乱杀现象，对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一定好处。他强调：要使成千上万的土地改革工作组懂得这一点，才能把土地改革搞好。八月七日，彭德怀也在陕西省首届农民代表大会上，着重对这一政策作了说明。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仲勛被推选为由二十五人组成的西北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土地改革工作。 一九五〇年冬，在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精心组织领导下，陕、甘、宁部分地区七百余万人口首批土地改革工作顺利完成。还在首批土地改革进行的时候，习仲勛就指示进行土地改革的各县利用春节对工作进行总结，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习仲勛深入各地了解情况后，认为从各地一般情形看，土地改革是遵循正确轨道向前发展的，没有发生大的偏差，步骤是稳当的，执行政策是谨慎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对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罪恶认识得更深了。他要求基层干部进一步认识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他说，由于长期的反动统治，农村中的恶霸统治暗无天日，掠夺财产，无恶不作。现在虽然解放了，群众仍然不敢抬头，不敢参加农会，东西不敢要，地主威权之大，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推想，如不进行土地改革将他们打倒，就不能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农村的贫困和落后就永远无法改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把当时土地改革的状况归纳为三种类型，即做得好的 、中间状态的和很不好的。其中，“好的和很不好的占少数，中间状态的占多数。如关中八百二十四个乡内，第一类型地区占百分之三十，第二类型地区占百分之六十，很不好的占百分之十。”他认为，第一类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扩大了农会组织，树立了贫僱农核心骨干地位，中贫农团结一致，地主的威风被彻底打垮，农民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有了当主人翁的态度，能够按照政策自己办自己的事，生产积极性也增强了，“农村确实有了新的气象和面貌”。第二类基本发动了群众，也一般完成了各项工作，没有大的偏差，但对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分子镇压得不够彻底，部分群众尚站在运动外面，农村领导核心初步形成，某些问题尚待继续解决。第三类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干部包办代替多，地主阶级威风没有打垮，农会和政权不纯，群众不满意。这次总结，对所有参加土地改革的干部，实际上是一次整顿教育和提高。
第130页 为了推动工作，巩固土地改革的成果，习仲勛与土地改革委员会成员，分头下到基层调查研究，帮助各地干部“在发动群众进行春耕生产中，巩固与提高第一二类型地区与重新做好第三类型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 陕西省长安县，是习仲勛经常去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的地方，这里许多工作都走在全省前列。长安县在春节前召开有千余人参加的第一期土地改革总结大会，会上一些衣着不同的外地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的“北京教授土地改革参观团”的成员，其中有朱光潜、吴景超、雷海宗等十三位着名教授及民主人士。参观团二月十一日到西安，第三天参加了长安县土地改革总结大会后，即分赴长安县五星区的几个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他们在长安县农村工作了一个月，目睹了土地改革后的巨大变化，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 从群众运动中和农民通感情，由袖手旁观到伸手，以至动手参加，打破了超阶级观点，从实践中才深刻了解了政策，感到我们的干部是好的，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认识本身不足，尤其是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和深厚感情，对他们感动更大，觉悟只有和群众站在一起才有出路。他们说：解放前常说人家共产党，昨天还说你们共产党，现在要说咱们共产党了。 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看到这些人思想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十分高兴，特地邀请他们给西安各界民主人士、中小学教员和干部做报告，到各大学演讲，“反映都很好，对一般知识分子作用更大”。在此之前，西北军政委员会已组织了西北大学的一些教授和学生参加土地改革，对转变他们的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月十三日，就“北京教授土地改革参观团”的活动情况，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向中共中央作了专题汇报。十八日，毛泽东即把报告批给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和习仲勛，并指示：“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习仲勛在随后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就参观团这种形式做了系统的说明，并提出了新的要求。接着，他在总结第一期土地改革经验时，又强调了这个问题： 要争取各方面的配合。特别是要在城市的工人、学生、职员、工商业界及各民主党派中，广泛解释农村反封建斗争的必要性与正义性，使他们了解、同情农民，帮助农民。自农村反封建斗争开展起来以后，城市里边有我们的宣传工作，也有“地主之音”，有许多朋友住在城里，和乡下农民不接近，没有熟人，却往往有一批地主家庭或接近地主家庭的熟人，他们常说乡下农民运动的坏话，由于听一面话，不明白真相，有了很多疑虑。大行政区曾经组织了各民主党派和一些民主人士，到乡下去参加和参观了实际的农民运动，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听一听他们的话，和他们建立了感情，很多问题都自然而然地获得解决，并更加确信封建剥削制度的极端黑暗，极不合理，必须彻底改革，对群众运动中存在的缺点，也能够提出正确意见。这是个成功的经验，各省、市、县都可照此去办。 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勛的要求，新疆、青海和甘肃等省都组织了这样的参观团，团结了各界人士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 习仲勛掌握着西北土地改革的动态，随时注意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他对此有个形象的说法：“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就好像一渠河水放下来，必须紧张地注意着两旁堤岸，随时随地堵塞漏洞，勿使决口，才能保证河水向着正确的方向奔流。” 一九五〇年底，习仲勛在甘肃检查土地改革时，发现这里过分强调“深人发动贫僱农”，放松了中农的工作，“使中农一时在情绪上受到了某些影响”。同时，他在阅读甘肃庆阳地区的土地改革减租报告时，也感到其中所说的“农会领导权掌握在中农手中，贫僱农没有当家”的说法不对。他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会在实际工作中产生忽视团结中农的毛病，应该是农民当家，而不是贫僱农当家。至于农会领导成分，应以贫僱农为骨干，同时必须吸收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中农参加是对的;仅强调‘贫僱农当家’是不对的”，“否则会使人误解为贫僱农要发动，中农不鬚发动。” 习仲勛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第四次会议上讲到土地改革时，都分析说明了这个问题，指出：“必须用大力把贫僱农发动起来，但同时不能放弃对中农的团结。”他对甘肃省在土地改革中做好贫僱农工作给予了肯定，批评了有些人认为贫僱农没有能力、没有文化，而忽视贫僱农的说法。他说：“不如此，就有可能出现和平土改，就有可能使地主阶级不能达到彻底消灭”的目的。他又说：不能因为要做贫僱农的工作就把中农放在一边，如果等贫僱农核心骨干力量形成后，再慢慢地去做团结中农的工作，也是不对的。他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的乡村农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这里所说的农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会“没有疑问是包括中农在内的”，从土改开始到终结，都要“对贫雇中农一齐发动。‘一齐发动’并不否定对贫僱农多做工作，同样多做贫僱农工作，并不等于停止对中农做工作。中农埋怨贫僱农为什么把他们叫‘花羊’?他们也有苦，他们也要参加对地主的斗争，为什么不让他们来?中农这些要求和批评是正当的，我们要及时倾听。因此，首先要教育贫僱农，中农也是农民，对中农要‘细心体贴’，不要对他们增加无谓的刺激，农民刺激农民没有好处。其次，贫僱农开会可邀请中农派代表参加;乡村政权、农会中的干部，中农成份应占三分之一;原来中农成份多者可加选贫僱农，使贫僱农数目相对增多，不要用简单的排斥办法，特别在处理一切有关全体农民利益的大小问题时，更要和中农紧密地团结，并一致地行动起来”。习仲勛的这一思想，是根据西北地区地广人稀，中农比例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对全面发动群众，顺利推进土地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各地土地改革中出现了一些乱打、乱捆地主的现象，也引起了习仲勛的注意。他在弄清情况后要求各地认真对待，用法律和政策来处理。他指示：所有土地改革干部要认真说服农民，不要随意对地主採用变相的肉刑，要把人民法庭这一重要武器拿起来，“对于地主阶级中罪行的大小、多少，历史罪与现行罪，违法者与守法者，必须加以区别对待，不加区别是不对的”。要向地主讲明人民政府的政策，说明“消灭地主阶级，不是消灭地主中每一个人，只要他们回心向善，有重新做人的决心，经过劳动改造满五年者，地主阶级成份是可以改变的”。
第131页 一九五一年秋，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把土地改革工作力量集中到回汉杂居、少数民族较多、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的甘肃和青海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的土地改革比第一批难度更大。八月二十二日，习仲勛参加了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会议，并作了《动员一切力量，为完成甘肃全省土地改革而斗争》的报告。他指出：今天党的土地改革的路线和政策，较之任何时候都更加完备，也已被领导机关所掌握，“我们对完成全省土地改革的总任务，是完全有信心的”。但他又提醒大家，“对完成每一地区的土地改革，斗倒每一具体的敌人，则不可轻视。必须全党动员，各方配合，充分准备”。习仲勛要求甘肃各级干部，切实贯彻党和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说“这是一条完整的路线，不能加以割裂”，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可能产生的偏向。 对少数民族杂居区或聚居区的土地改革，习仲勛格外谨慎，进行了周密的思考和精心的部署。他指出：“在这些地区进行土改，必须要以民族团结为基础，以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为前提，要有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要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去向本民族的地主进行斗争”，“必须首先争取和团结各民族各方面的人士贊助土地改革，只有团结各族各界民主人士，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各族上层领袖人物和各教派中的一切贊成土改的人士，才能使农民声势更加壮大，地主阶级更加孤立。”他特别指出：甘肃的临夏地区是“历史上回、汉冲突最尖锐的地区”，“一定要和其他地区的做法有所区别”，即在工作的步骤和方法上要更加谨慎，更加细緻，耐心地做好教育群众的工作，一切都要按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反对简单急躁和包办代替的做法。他说：临夏的土地改革“就其全过程说，仍然是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的，这是不能变的。又必须是以促进和加强民族团结为前提的，这也是不能变的。是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去开展反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又从深入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中，去提高回、汉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以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派出了一百多人的土地改革工作队，专程前往临夏地区帮助工作。 为了减少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的阻力，习仲勛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观点，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 所谓“联合封建反封建”，就是先做好争取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然后再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习仲勛说：民族地区的改革，毫无疑问地是要依靠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行动和当地民族干部，“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去发动群众，不可颠倒过来”。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上层，“联合封建反封建”是由那里矛盾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要对民族上层人士採取宽大的让步政策，争取各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方面的人物出来贊助土地改革，至少要保持中立，“用贊助土改或不反对土改来换取‘改得和平些’，以及在宗教方面、在关系他们自身的某些方面与我们的某种妥协。我们呢，就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协去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 四月十日，习仲勛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三月份的工作情况，重点报告了土地改革的工作方针，其中对甘肃临夏地区的土地改革特别提出建议：“办法上可组织回民中上层人物回去参加领导;政策上可以对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妥善加以照顾。凡不抗拒土地改革的地主，一律放宽对待，把打击面缩小到最小限度，甚至不妨带点和平分地的味道。这样分地时，似乎和平一点，而农民分得土地之后，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农民势力也就盛了，就会斗争了，而且一定能胜利。” 中共中央肯定了这一做法，批覆给习仲勛：“你四月十日送来三月份综合报告，很好。其中所提三个问题的方针，都是对的”，“均可照你所拟定的计划办理。”临夏地区按照习仲勛提出的方针和政策开展工作，“土改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很好成果”。习仲勛还要求进行土地改革的各省对各民族、各教派的领袖人物排出名单，在土地改革中予以适当保护。甘肃省保护了马全钦等人，青海省保护了马辅臣等人，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得以稳妥推进。 一九五一年底，习仲勛视察了青海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在塔尔寺附近的农村，他询问农牧民群众愿意不愿意进行土地改革，得到的回答是不愿意。一位长者反映说：几千藏民在塔尔寺所属的土地上耕种放牧，收穫的麦草供寺院烧火做饭，现在土地分到一家一户，寺院就收不上麦草了，烧火做饭成了问题，请求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习仲勛弄清这些情况后，便以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名义做出决定：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实行土地改革。广大僧众非常感激，青海人民群众也非常满意。 从一九五一年冬到一九五二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甘肃、青海、宁夏等省的一百零六个县、八个市、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完成了第二批土地改革;一九五二年冬到一九五三年春，在新疆的六十二个县、四百万人口的农耕区顺利完成第三批土地改革。到一九五三年底，西北地区土地改革全部完成。 经过土地改革这一伟大的群众运动，消除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广大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翻了身，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大批农民参加了生产互助组，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提高了农业产量。甘肃省一九五二年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到一九五四年底，粮食产量由二百六十七万吨增加到三百一十七万吨;财政收入由一亿一千一百万元增加到一亿四千三百多万元。陕西省在土地改革中，不但满足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要求，还收缴了地主大量的枪枝弹药，彻底摧毁了封建政权及其武装力量，稳定了社会局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这一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西北地区土地改革整体是成功的，习仲勛的功绩不可抹杀，个别地方出现工作粗糙和不彻底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人指责“西北土改不彻底”、“右倾”，是不切实际、没有道理的。 ■从实际出发开展“三反”、“五反” 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对贪污腐败现象发动了大规模的猛烈进攻。习仲勛用较大的精力领导了西北地区的这一运动。 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一年多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把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随着战争的持续，军费相应增加，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一九五一年国家军费支出较一九五〇年增加一倍以上，财政赤字达百分之十一点五。一一九百一年十月下旬，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十一目下旬，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明确工作任务，落实工作措施。习仲勛在闭幕会上作了《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奋斗》的总结报告，阐述了开展运动的重要意义，明确了工作要求。他指出：“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运动，我们热烈响应这个号召，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这个运动开展了，必将给同家积累大量财富，增加国防力量，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获得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也必然会大大推进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增产节约并不是解决某种困难的临时手段，而是建设我们国家的根本方法，是我们国家建设中一个经常性重要性的政策。”习仲勛提出了六条措施：一是把注意力转到领导工业生产及经济事业上，管好现有企业;二是重点发展农业，增产粮食，发展畜牧业、林业生产;三是金融贸易必须紧紧地与生产结合，为生产服务;四是加强财政工作，保证公粮、税收任务的完成;五是调整机构，提高工作效能;六是厉行节约，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强调：这次会议后，各地要继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学习运动，“结合检查工作，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优点，纠正缺点，解决突出的问题，以提高干部思想，严肃国家法纪，改进作风，推动工作”。《人民日报》对这次会议作了重点报导，全文刊登了习仲勛的讲话。
第132页 就在这个时候，东北和华北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来大强量的贪污、浪费现象，特别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老革命、高级干部也发生了贪污腐化问题，印证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预见的，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这使毛泽东非常震惊，深感不制止这种现象，党就会被严重腐蚀，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的任务就有落空的危险。于是，中共中央又在十二月一日和四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全国“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中心任务，必须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坚决斗争”。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判大会，果断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向全国人民表达了反对贪污腐化的决心。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于十月二月七日召开增产节约动员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和灞西安市各直属机关的党员干部一千四百余人参加大会。习仲勛月作了动员报告。他指出：“为开展这一运动，必须首先进行一次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这是当前全体干部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只有在开展这个运动中间，在开展这个运动的思想基础上，才能很有成效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他批评了有些人对增产节约运动的不正确认识，提出了在工农业生产和商业、金融贸易各行业应该採取的措施，并针对有人认为西北地区贪污不严重的说法，列举典型事例予以驳斥。他说：“贪污案件的不断发生，是国民党作风和资产阶级思想在侵蚀我们的肌体，相当数量的干部在蜕化的道路上葬送了自己的前程。这说明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强调：“这一切情况，说明了虽然我们去年曾进行了反官僚主义、反铺张浪费的整风运动并得到了很大成效。但今天仍需要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开闢道路。”他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检查总结工作，以民主的方法，在短期内集中力量进行这一整风运动，为明年的增产节约运动打好思想基础。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指导运动，习仲勛于第二天召集有西北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署、法院、财委及人事部负责干部参加的座谈会，用一整天的时间听取汇报，研究解决办法。会上反映的大量问题，使习仲勛感到震惊： 贪污现象是极其严重的，也是很惊人的。检查署、法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单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贪污案件，共损失国家财产八十余亿元(旧币)。其中陕西五个专区的材料即达三十四亿元(旧币)。这只是很明显的已经暴露出来的案件，估计只占实有贪污案件的半数或三分之一。财经系统、公安、司法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贪污现象较严重。各地基本建设工程中，驻北京、天津、上海等处办事机关中，都有不少问题。税务、贸易机关中问题也很多。仓库保管干部偷卖粮食、出卖粮证事件，已发现多起，有内外勾结偷粮一二十次之多者。银行系统也有漏洞。……一般党政机关的总务部门也有不少问题。甚至陕西省保育院发面粉都每袋偷出几斤。区乡干部中敲诈勒索现象发展了。……凡大一点的贪污案件都牵涉颇广，且多半与奸商勾结。集体贪污在贪污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数量。贪污行为已经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年半来共处理了犯贪污蜕化错误的党员一千四百余人。 习仲勛深深感到：“党内享乐腐化思想确实增长起来，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他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说：“这是由于在胜利的和平环境下，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社会的传统恶习，猛烈地侵袭我们。在实行大量招收和包下来的两项办法中，有不少贪污腐化分子混入党、政、军机关，尚未被清洗或改造。老干部数量少，经验不足。其中有一部分经不住新的考验，发生了变化，自己放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被拿着糖弹的敌人所征服。贪污分子中，旧人员和新招收来的分子占大多数。凡旧人员和新招收人员越多的地区和部门，贪污现象也就越严重。这是大胜利、大发展局面下必然会有的一个阴暗面，二中全会早已指出这个危险。”他从严重的问题中感到：七届二中全会的预见和所规定的防止腐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检查西北地区两年来的工作，习仲勛认为：“过去还很难抽出时间和力量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斗争，半年来我们也处理了一些贪污案件，并处决严重贪污分子十六人。因宣传不够，作用不大。” 习仲勛忧心忡忡地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坚定地表示：“今天，可说已到紧急关头，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斗争。准备抛弃，步数蜕化分子，挽救多数犯错误分子，并在党内、外进行普遍教育，为今后加强经济工作打下思想基础。如果再迟了，就必然会毁坏更大数量的干部，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并汇报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的安排部署：“我们计划于十二月下旬开始整风，各地都集中力量，在短时期内进行，最迟于明年二月中旬结束，准备即由开展反贪污斗争开头;紧接着检查各种浪费现象;最后联繫具体实例，检查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习仲勛这个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报告，再次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四点，通宵工作的毛泽东向各大区书记转发了习仲勛的报告，并向习仲勛指示：“我认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见，都是正确的。你于十二月八日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开得极好。只开一天会，已使你了解情况，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以后动员群众，开展斗争，即将迎刃而解。”毛泽东批示各大区负责人：“仲勛同志的报告，请你们转发到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各级军区去，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毛泽东对习仲勛的赞赏跃然纸上。 习仲勛从毛泽东的指示中得到极大鼓舞，更加坚定了抓好这项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他主持召开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十二次行政会议，成立了以马文瑞为主任的增产节约委员会，专门领导运动的开展。之后，他又用两周时间深入甘肃、青海等地，检查运动进展情况。甘肃、青海两省暴露出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事件，惊醒了那些思想麻痹，以为“甘肃、青海地区落后，生活艰苦，不会有贪污、浪费情形’的干部，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了，但有些机关还没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对甘肃、青海的干部说：“贪污和浪费现象在西北一样是严重的”，“要开展运动，最主要的是领导干部要有决心，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要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广大群众中造成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的憎恨心理。发动群众上下检查，互相监督，表扬好的，检查坏的。”他要求“认真地领导这一运动，不仅要做到消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并且要使每个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受一次很好的教育，树立起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为了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他还提出了对彻底坦白者“重罪轻处，轻罪免处”的政策原则。
第133页 习仲勛时刻关注着各地运动的发展，严格掌握政策，防止了“左”的偏差，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开展。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西安市在革命公园举行宣判贪污罪犯大会，西北区、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军各单位工作人员以及群众七万余人参加，会上宣判了十四名犯罪分子。习仲勛在办公室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大会实况，发现宣判的十四名罪犯中有七名是事先审核过的，另有七名未报经批准，而且定刑过重。大会结束后，他把大会主席团负责人找来研究，指出问题，严肃地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教育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起来清洗这些污毒，肃清贪污、严禁浪费、纠正官僚主义，提高干部，挽救干部，改进工作，建立优良的社会风气。因此要发动大家进行大胆的检举和真诚的坦白，坚决贯彻坦白者重罪轻办、轻罪免办的方针，只有对那些罪恶重大又坚不坦白改悔者才严厉惩办。”“如果定刑过重，就违背了这一方针，就使群众不能正确了解政策，并会给贪污犯法的人增加顾虑，而阻塞真诚坦白和大胆检举的道路，对整风运动的开展是有妨害的。”他强调：“我们不要以为运动来了，办重一点不要紧，这是对政策不严肃的表现，正因为运动来了，更应正确地掌握政策。才能顺利地把运动推向前去。”习仲勛这一番话，“得到大会主席团诸负责同志的热烈拥护”，使大家受到教育。当天有关方面对七名定刑过重的罪犯作了覆审，减轻了他们的刑罚。 一月六日，西北区召开区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大会。习仲勛作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讲话，再次进行动员。他根据已揭露出来的问题，对贪污浪费现象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大贪污不少，小贪污更多。许多大贪污都是从小贪污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坐视我们队伍里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他批驳了“贪污有罪，浪费无妨”的错误思想，严肃指出：“贪污可耻，浪费也可耻;贪污有罪，浪费也有罪。”“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之母。官僚主义分子，常常就是浪费行为的倡导者、批准者，是贪污行为的掩护者、纵容者。”“在反贪污、反浪费的同时，必须痛击官僚主义。”他强调指出： 必须认清，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会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军队及一切财经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许多干部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就有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 他号召机关全体干部：“坚决地把侵蚀到我们肌体中的政治微生物来一次大清除、大洗涤，让阳光普晒一遍吧!这是一次巩固与加强共产党的战斗力，密切人民政府、每个革命干部与群众间联繫的有历史意义的运动。让我们大家努力，把革创的队伍整顿得更坚强，更有战斗力!”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习仲勛就把贪污、浪费和官僚主现象看成是事关亡国、亡党、亡头的大事，是十分有远见的。 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各种方式强力推进和引导运硼的发展。一方面严厉批评那些认识不足、指挥不力、不带头检讨以及阻挠压制民主运动的负责干部，一方面宣布由各单位首长负责，限期十天做好工作的命令，使群众斗争和民主检查运动真正地像毛泽东要求的那样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一月二十日，习仲勛再次召开西北区机关、陕西省和西安市三级负责干部会议，在会上作了《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再推进一步》的报告，详细分析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一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下一步工作作了具体安排。这时，西北地区“各机关的群众，由干部到勤杂人员以及家属等都普遍的发动起来，消除了顾虑，敢于提意见、批评、质问、揭发和检举;除在本机关大会和小会上面对面的揭发问题外，光西北区一级机关增产节约委员会就已收到六千七百余件检举材料”。习仲勛对他收到的四十多封检举信件“一一批阅、批转各有关机关负责查处。凡是问题比较严重、而被检举人员在西安市者，即派干部前往有关机关共同调查处理”。二十五日，习仲勛通过《群众日报》，向所有给他来信的人致谢，说明所有信件都已交付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西北人民监察委员会或其他有关机关认真查办，并“希望各地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都能够以认真的负责的态度去处理群众的检举信件，多多听取群众的意见，使广大人民得以经过各种方式参加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来”。 一九五二年初，“三反”运动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到春节前，西北地区各个单位把贪污案件大体清理出来，贪污款额达四十五亿元(旧币)，浪费款额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亿元(旧币)。 二月上旬，西北地区的“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阶段。在毛泽东强有力的督促下，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打虎”声，各省区按照中央要求，普遍下达了“打虎”任务。尽管如此，习仲勛在具体工作中仍然保持着一贯的沉稳作风。在“打虎”运动的高潮中，他及时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和西安市的三级高干会议，反覆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第一要正确掌握方向，第二要抓住重点，第三方法、步骤要对头，克服群众中出现的简单急躁情绪和蛮干做法。对不同贪污对象要採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并提出“密切指导，严密控制，坚持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力图把群众运动起来后可能产生的“左”的偏向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他把这些想法也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肯定他“提得很好”，“在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 为了在运动中稳定多数，孤立少数，及时适当处理揭发和坦白出来有问题的人员，按照中央有关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结合实际情况，于一月十九日和二月二日先后制定了严格处理贪污分子手续的有关规定和《关于“三反”运动中若干问题的处理规定(草案)》，受到中共中央肯定，并转发全国，通知“各地均可採用”。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人开展，各地各部门清查出一些机关内部人员同社会上的不法资本家内外勾结，侵吞国家资产的案例。于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中央决定在开展“三反’的同时，在工商界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开展城市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指示，要求从二月开始，在西安、兰州、迪化、西宁、银川、宝鸡、南郑、天水、伊犁、喀什等城市工商业界开展“五反”运动。
第134页 习仲勛一直注意正确引导“五反”运动的发展。在西北地区“五反”运动刚开始时，各地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习仲勛都及时予以纠正，特别是对出现的一些右的和“左”的做法，都採取具体措施予以解决。他指示在西安、兰州、迪化、西宁、宝鸡、南郑等城市已经开始进行的“五反”， 由各省省委掌握，其他分区以下的县城市镇一般都暂不进行“五反”，何时进行以后再定。较大城市如三原、咸阳、天水等地内部“三反”已很紧张，不宜同时开展“五反”，需要提早进行的，必须经省委批准并缜密计划后再开始。他认为这些市镇是城乡交流集散之地，与农村群众生活关系很大，搞不好会使整个经济生活，包括农村生产在内，受到重大损失。他还通过各种大会和报纸严厉驳斥“五反”是“反商人”、“反一切剥削”、“消灭资本家”，“五反”是“不要统一战线”筹谣言。经过“五反”运动，严厉打击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毒”，孤立了少数严重违法与完全违法户，保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正当经营，调动了工人和店员的积极性，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习仲勛特别注意对一些重要案件的处理，引导运动健康发展。西安、青海、甘肃等地在处理不法工商业者时惩处偏重，习仲勛向有关负责人说明政策，讲清对工商业者退补过重“必将过分损害资本家的积极性，对生产不利”的道理，使这些地方对处理过重的问题及时作了纠正。他还明确指示：“要主动的照顾和帮助与我们在解放后一直合作共事很好的上层人士过关，这对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是大为有利的。”这些做法，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人，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败分子，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场习气得到扭转，“保证了西北的干部在广大的区域中，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风气正，作风硬，为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打击了才法工商业分子，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运动。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室和位于西安市仁舞巷的民委礼堂，晚上经常灯火通明。习仲勛同中共中央西北届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大多在这两个地方研究“三反”“五反”运动的工作，特别在运动后期进人处理阶段时，对鑫一个案件都研究得十分仔细，工作格外紧张，往往通宵达旦。习仲勛严格执行政策，实事求是地处理大案要案，展现了他一贯求实稳健的工作作风。 张治中与习仲勛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共事中“相知深，感情融洽”，从习仲勛身上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革命几十年.聚集全国四方的精锐，人才济济，车载斗量。“二十多年的在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 ■加强党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积极分子被吸收到党内来，其中许多人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这些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下决心从培养教育干部人手，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早在延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关怀下，中共西北中央局就逐步形成了注重党的建设和干部培养与教育的光荣传统。习仲勛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他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併兼任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组织兴办了行政学院、民族学院和农业学校、职业学校、医药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等多个专业学校，培养了大批行政干部、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为解放后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准备了组织人才基础。 刚刚解放的西北地区特别是新解放区，适应建立党组织和人民政权的需要，大批干部进入党内或参加政府机关工作。据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马文瑞回忆，陕西省一九四九年有基层党组织二千九百四十七个，一九五三年已达到六千七百九十七个，增长一点二八倍;一九四九年有党员六万四千八百六十一人，一九五三年达到十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人，增长百分之七十六;干部人数由一九四九年的六万三千四百七十九人，增长到十二万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增长近一倍。一九五三年西北各省基本实现了乡乡建有党支部，区、镇有党委。 习仲勛在工作中发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政策措施在一些地方往往不能很好地贯彻。对此，他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主要问题在干部。当时，新解放区的新干部占百分之九十，他们生活在旧社会，留有旧社会的生活习惯和思想作风，由于缺乏革命锻鍊，又没有受到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一时难以适应革命工作的要求。老干部只占百分之十，一般表现很好，但也因没有抓紧学习，不少人没有起到骨干作用，个别人还受旧社会习气的影响，发生了腐化堕落问题。在新老干部之间，根据地来的党员和当地地下党员之间，各个根据地党员之间，还存在不团结现象，有的已严重影响到工作。习仲勛深感“必须重视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习仲勛指出：“解决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努力学习。”他要求：“每个地区的一切工作干部，都首先要主动地互相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做好工作。”在干部关系上，要求根据地的老干部负主要责任，主动地团结地下党员和一切新干部。对所有新干部要採取团结教育的方针，足够估计他们的工作成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他们的缺点，採取与人为善、热情帮助的态度使他们克服不足，尽快提高。习仲勛强调：所有干部都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活动。 习仲勛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他说：“学习问题是党、政、军全体干部共同的迫切问题”，各级党委“要有正常的学习生活，学习是领导工作的灵魂，必须放在领导工作的主要位置”，“列为经常的中心工作之一”。他要求在一九五。年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学习运动，以提高老干部，培养新干部。他说，干部学习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每个县的领导干部都要亲自下乡，主持一区一乡的工作，每做完一项工作或发现新的问题，都要和大家一起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全体干部。要表扬好的，批评坏的，对不可救药者坚决清理。“另一个方面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基本教育，这对于新干部特别重要。”他号召县以上干部都要扎扎实实地系统地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点是学好毛泽东，号召学习的十二本《干部必读》。他要求新干部选定几本书。熟读精研，作为思想武器，系统地批判旧思想，建立新思想，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他指示：各地干部学校要加大对现有干部轮训的力度，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
第135页 按照习仲勛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学习制度，把干部分别编为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组、机关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组和文化知识理论学习组，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要求，具体实施学习培训。中共中央西北局把地委以上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组作为重点，按干部的具体情况制订学习计划，强调自学为主，分段实施，创办《自学通报》，刊登干部读书笔记，促进交流提高，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西北区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报告》，“并望其他各中央局研究这些经验提出自己解决高级干部理论学习问题的意见”。机关在职部的学习，主要是通过业余政治学校进行的，配备专职学习辅导员，坚持每星期学习并讨论一次，许多干部“开始体会到学习是工作的灵魂这一深刻的启示，因而有了比较浓厚的学习空气”。对于区级以上初小文化程度的广大工农干部，则以提高文化水平为主组织学习，收到明显效果。《西北局关于提高区级以上工农干部文化水平的指示》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并向全国批转。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解放初期形成的学习理论气氛，许多老同志至今难以忘怀。他们回忆说：“在这种严格要求下，西北的许多干部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习仲勛还特别注重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领导方法。他说：“做好这一条才能使干部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并经常保持饱满的情绪”，“领导机关重视并真正做好了提高干部思想政治水平的工作，可以说，我们的任务就解决了十分之九了。”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造成干部工作方法简单急躁、强迫命令作风普遍的原因，不只是下面干部的问题，“根源还是在领导上”，由于上面布置任务多，交待办法少，形成上边决定任务、中间要任务、下边交任务的一种应付工作的局面。他强调指出： 注意解决工作方法问题，是领导机关重要的任务。……完成任何任务，都不仅是把任务交给下边，而且要给干部讲道理、教方法。不仅开始时要讲、要教，更重要的，是在工作进行过程中，不断地讲、不断地教。这就是实际的政策、策略教育，就是最有效能的思想政治工作。这里，基本一环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克服经验主义思想，多多研究和吸收新的东西，才有东西讲、有东西教。新的东西不仅是有了，而且很多很多，等待我们去发现出来，加以提炼，用以丰富自己的领导经验。这是要下苦功夫的，认真地硼开动思想机器，克服懒惰习气，才能做到的。取得知镧识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这是习仲勛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多年做领导工作的基本方法。西北地区的许多干部都是在习仲勛的关怀和教导下成长起来的。 习仲勛抓干部教育，特别强调树立“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习仲勛在讲到司法工作时，就提出过一个非常朴实的口号，即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他说：我们“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中国这个社会，老百姓怕‘官’，怕‘老爷’”但在我们这里，假如有一个司法人员，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号召党的各级干走出“衙门”，深人乡村，把所进行的工作同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结合起来。他说：搞好工作的办法就在人民中。只有通过人民，我们的任务才会解决得最快、最好。“我们不要以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实不然，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习仲勛以身作则，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联繫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把群众放在心上，一心一意为群众谋福利，感动着他周围的人，战友们说他是“农民老汉老婆们的干儿子”。一九五〇年初，《群众日报》以《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为题，报导了习仲勛在西北二十多年同人民在一起的奋斗经历，记述了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时时刻刻和群众紧密联繫，习惯地关心群众，熟悉群众，和群众如鱼离不了水一样”的，生动事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新中国建立和掌握全国政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继续保持党在战争年代的那些优良传统和作风，牢记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提的“两个务必”的警示，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严峻任务。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针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严格整顿全党作风和干部作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勛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西北地区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开展了以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在此之前，习仲勛收到西北民族大学一名学员反映其家乡基层干部违反政策、胡作非为的信件，十分重视，当即作出批示：“这虽是一个地方、一个同志的反映，但这种现象在目前是很普遍的，应将这件材料有意识地进行处理，以便引起各地注意检讨和纠正。”三月一日和七日，彭德怀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第六次行政会议上，连续提出政府工作人员要厉行廉洁朴素的工作作风，严格防止和纠正官僚主义习气，并发出“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腐化”的号召。西北地区党、政、军各机关、团体、单位随即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对贪污腐化等不良倾向的运动。五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又“展开反官僚主义，事实上已开始整顿干部思想作风”。中共中央提出整风后，中中共央西北局“更明确、更有计划、更普遍”地进行了党内整风运动。 五月二十日，是西安解放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市举行庆祝大会，习仲勛在会上作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讲话：总结了西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腐化运动两个月以来的情况，尖锐地指出：“无数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使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铺张浪费等不良倾向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正是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使国家财产、公私经济、群众生产蒙受重大损失的。也是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下级机关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领导群众将反对不良倾向运动，继续普遍地开展起来，深入下去，并引导运动向着开展全面检查工作、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方向发展。”他列举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在工作中的各种表现，特别批评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贷放棉籽不负责任，部分棉籽霉烂、致使大面积棉田出苗率达不到要求，给国家和农民造成重大损失的官僚主义行为。指出这种干部缺乏对人民事业负责的精神，党性不强，不深入下层，不接触实际，靠报告了解情况，靠发指示决定布置工作，这样下去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习仲勛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要“好好考虑一番，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一致行动起来”，“克服缺点，向胜利前途迈进”。他最后强调：“现在到了提起全党警惕的时候了!我们已经有一切必要条件来着手清除这些现象了!而且不能再迟了!”他这番具有针对性的精彩讲话，在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第136页 五月三十日，根据习仲勛的讲话，中共中央西北局又一次发出了《关于整顿干部作风的指示》。六月二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全文转载这个指示。与此同时，新华社广播了习仲勛的讲话。中共中央就此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委、各大军区发出通知，指出： 今日新华社广播习仲勛同志《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一文。此文对于西北党内的官僚主义命今主义的倾向作了具体生动的分析，可以作为西北整党整干的主要学习材料。中央希望各中央局各省市委负责人在各地整党运动开始时都能作这样一篇讲演或论文，分析该区领导机关与下级人员工作作风中的主要缺点，举出足为典型的实例，公开发表，作为该区整党的主要学习材料，以便学习者用来做学习一般性文件和反省自己工作的桥樑。【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和各省市按照计划，先后于六月中旬和七月上旬普遍开始了整风运动。“各省、市均採取总结工作的方法，办整风训练班和开三级干部会，整训县、区、乡干部”。“甘肃和陕西各地，除已召开过一次三级干部会进行整顿外，并均在省的党代表会上检讨领导作风和讨论整风问题”。“宁夏省七月中旬召开党代表会，检查省委领导，结合去年征粮工作，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检讨”。青海省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进行初步整顿的基础上，省委又举办了有县、区级干部九十余人参加的整风班，开展反省和批评，之后受训干部回到县、区领导整风工作。经过初步整顿，“各系统各部门普遍地暴露了不少问题，引起了各级领导干部对许多严重问题的认识，并认识了整风的重要”，八月份集中解决暴露出来的较为重大的问题。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机关还派出干部到各省、市检查整风，帮助工作。 “这样由上而下整顿领导，然后结合由下而上检查工作”，领导带头，发动新、老干部用民主的方法教育改造自己，并引导群众开展全面检查工作，深入揭发和纠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违法乱纪等恶劣现象的整风运动，使西北干部队伍的素质得到提高，干部作风进一步改进。 为了巩固整风运动的成果，习仲勛又于年底提出“一九五一年全党必须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做好群众工作”的要求。他认为：“目前我们最弱的一环还是群众工作。解放初期主要是继续支援战争和搭架子，时间力量来不及。但今天再忽视群众工作必铸大错。我们确定今冬明春集中一切力量做好群众工作。现在架子已经搭起，有些搭得很大，大家忙在机关里面，是轻重倒置的。机关一部必须精简，不急之务不办，可以缓办的留待以后办，把人力抽出来下去帮助群众工作。”“今年整风运动收到很大成绩，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大大减少了;但如不使大多数干部都经过群众工作锻鍊，则整风成绩仍不会巩固。”中共中央西北局按照习仲勛的指示精神，向西北地区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必须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做好群众工作，必须抓住这一转变工作的中心环节，全力促其实现。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配发了《为什么要用百分之九十力量做好群众工作?》的社论，从而在西北地区党内形成了做好群众工作的良好气氛。 第20章 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上) 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和金、银、铅、铝、钒等稀有金属资源，发展经济得天独厚。解放前西北地区经济极端落后，到一九四九年，全西北地区交通、电力、煤炭、机械、纺织等在全国经济发展总量中仅各占百分之一二。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经过艰苦的努力，国民党统治期间持续了十多年的通货膨胀很快得以治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好转。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了解放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在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习仲勛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展示了他领导经济工作的卓越才能。 ■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刚刚解放的西北地区，经济十分困难。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主任贾拓夫是这样描述的：“旧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的国家，而旧西北则是这个国家中经济上最落后的一部分。交通闭塞、工业微弱、商业萧条、农业破产、粮食不足、棉花减产、畜牧衰退、土产滞销、灾荒频仍、物价高涨、负担奇重、民不聊生。”这个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的局面.加上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又严重破坏了重要的经济设施，西北地区经济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局面。 彭德怀、习仲勛等共产党人毫不畏惧，满怀信心，迎难而上。习仲勛在西北首届交通会议讲话中说：“今天，我们在全国胜利了!在西北胜利了!因而我们的工作重心，进入了一个新环境，负起了一个新的任务，已由结束战争转人和平建设新时期。”“当责任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把那件事情办好，也就一定会办好。” 当时，有许多人在看中国共产党人的笑话。他们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卓越成绩，让这种看法彻底破产了。同样，已拥有在陕北局部执政十多年经验的习仲勛等领导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使西北地区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勛等在完成接管、初步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有重点地开展了恢复工作。主要是：恢复工业生产，活跃贸易市场，调剂金融，平稳物价，整理财政，以及整顿学校，巩固治安，教育和组织群众等”。其实这个时候西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并未完全结束，清剿匪患的任务仍然很重，但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勛审时度势，做出清醒的抉择，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习仲勛在多次会议上反覆强调：“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们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胜利，还必须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像西安这样的城市，只有在经济战线上获得大踏步地前进，才有可能根本改变自己的面貌。各阶层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在经济战线上打胜仗!这就是我们新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向。”他告诫各级干部说：多想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或放松的中心工作。离开经济，离开群众生产活动的抽象政治，我们有很多人确实是谈得太多了。从那些抽象政治空谈中解放出来，面向经济，把生产事业办得更好一点，把关系群众生活的事情办得更好一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努力做到的。 这时，西北地区同全国一样，首先面对的是市场严重不稳，物价剧烈波动的严峻形势。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〇年三月，以上海、天津为先导，西北、华中继起跟进，已先后两次出现物价上涨风潮，投机商人趁机囤积居奇，扰乱市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西安、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物价比七月底平均上涨三点七倍;一九五。年二月下旬，西安市六十种商品的平均物价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又上涨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三，其中十四种食品的平均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三百八十一。这种情况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正常秩序，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障碍。
第137页 为了击退经济战线上的这股恶浪，中共中央西北局按照中央的部署，从河南、安徽和陇海路沿线的城市调集粮食、棉布等物资，在西北各地集中抛售，使物价迅速回落并保持了平稳态势。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还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收入，紧缩通货。一九五。年一月，成立了“西北五省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习仲勛担任主任，委员“包括各界民主人士、党政军及财政贸易银行等负责人，文教及工青妇代表、各省市主席及市长”，下设推销发行、宣传动员和债券债款出纳三个委员会。一月九日，习仲勛同委员会副主任杨明轩、西北财经委主任贾拓夫联名给西北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各省、市、县迅速成立推销公债委员会并开展工作，“推销对象主要应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和城乡殷实富户及富有的退职文武官员，机关部队及工人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号召带头”。这项工作对解决政府财政赤字，减少物价波动和筹措恢复经济资金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建立初的几次物价上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建国初期国家财政困难，货币发行过多而造成的。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继续，军费开支浩大，加上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人员採取包下来的政策，连同国家政府军政人员的开支在内，使国家财政支出较大。这时城市的税收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营企业也正在恢复之中，上交利税很少，财政问题比较突出。当时，各大区仍然沿用根据地时期自收自支的财政政策，公粮、税收基本掌握在各省、市政府手中，中央财政只统一支出而未统一收入，财力分散，人不敷出，庞大的支出主要依靠货币发行来解决，致使物价多次上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二月中下旬召开财经令议，形成《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结束以往财经管理上的分散局面，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洞度和现金管理，把国家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克服财政困难，稳定金融物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经工作方面採取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措施。 中共中央西北局敏锐地认识到《决定》的重要性。为了坚决贯彻中央决定，彭德怀向西北地区各级干部提出厉行廉洁朴素作风的号召。三月七日下午，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群众堂举行第六次行政会议扩大会议，彭德怀、贾拓夫等分别讲话和传达政务院《决定》，号召大家禁止浪费，节衣缩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习仲勛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群众日报》发表重要谈话，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照这一决定指示的方针，立即行动起来，以最高的党性忠实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保证迅速全部实现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 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用七天时间召开了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财经负责人会议，传达全国财经会议精神，就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作具体部署。会议採取“先打通思想，然后来算细帐，用打通思想来作精打细算的基础”的方法，“自始至终发扬民主，大胆揭发缺点，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求得大家思想和步调一致”。这次会议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会议闭幕时各省同志表示‘这七天上了一大课”’。 习仲勛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在开幕式上作了《为统一匡家财政经济工作而斗争》的讲话，会议结束时还作了总结讨话。在讲话中，他首先阐述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重大意义.指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任何李业，离开这个主题都是走不通的。过去我们长期处于分散的研境中，收人支出形成‘各自为政’、‘独立国’，这在那个时假是需要的，否则就不能存在。但在今天全国已经统一，新的刚期已经到来的形势下，如果仍然继续搞‘各自为政’、‘独立国’，就要犯严重错误。‘经济是政治的实际内容’，财政经济不统一，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真正的统一，已获得的胜利也勃不可能真正地巩固起来。” 就西北地区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习仲勛提出重要意见。他指出：政务院这个《决定》的基本精神是“增加收入，缩减开支，统一领导”，因此，“贯彻中央《决定》的基本方向，就是多收一点，少支一点，统一起来，而且还要把事情办好”。他强调：第一，必须整编机构，核实人数，实事求是地设立工作机构和配备人员。他说：“正如一部机器一样，必须合理地配置零件。不必要的庞大机构，人浮于事的现象，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一个人全年须开支四千多斤小米，有些单位减少人员不报告，这是集体贪污，假如把这项开支移到建设方面就会起很大作用。第二，必须进行普遍深入的物资清理调查工作，凡是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财产，都要重新进行清理调查，同时检查管理经营制度和工作作风。第三，必须从多方而着手，厉行节约，省人省钱，严惩贪污。“提倡精打细算，反对大少爷作风。拿钱和泥，不算本领。我们负责给人民办事，所要求的是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成绩。”第四，必须扩大税源，完成今年税收任务。第五，遵循政务院的《决定》，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各方面的制度，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要克服本位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思想，坚决确立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的思想，不要强调自己地区和单位的特殊性。习仲勛针对有些同志忽视财经工作的倾向指出：“所有的党政工作，全是为着发展财政经济而服务的，做革命工作，不过问生产，就是想当革命队伍内的‘二流子” 紧接着，又以彭德怀、习仲勛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先后发出《关于贯彻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为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的决定的通令》和《为贯彻政务院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中共中央西北局还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贯彻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全力实现军政委员会的《决定》，要用一定的时问，“让财经部门负责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目的是为了认真、精密的研究讨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求得及时的彻底解决”，“政府各级部门工作中的党员首先必须完全自觉并严格的无条件的执行”，从组织上保证了《决定》的贯彻落实。 由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採取一系列的正确措施，西北地区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各项税收显着增加。一九五。年一至三月，西北地区税收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六，四月份完成百分之八十五，五月份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三财政工作开始进人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的轨道，由于建立严格国库等一系列制度，财政收支逐渐接近平衡，货币发行量大大减少，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西北地区六十种商品的平均价格三月份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四月份较二月下旬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二，其中十四种食品价格跌落了百分之六十二，五月初物价转入平稳状态，之后一年多物价控制在涨落百分之几的范围内，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得到彻底扭转，使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物价的“盆地”。这一时期形成的良好经济环境，对稳定人民生活和发展公私生产十分有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旧中国经济改组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开始”。陈云就全国所指出的“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国内市场的性质已经改变，官僚资本操纵下的以投机和破坏国民经济为目的的市场，已经基本上改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以服务于人民生活和恢复及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市场”的状况，完全符合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随着西北地区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和物价趋于平稳，市场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国民党统治时期畸形发展起来的工商业病态开始暴露出来，“表现为销路呆滞、周转失灵、减产歇业、失业骤增”。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把经济工作重点调整到工商业和进行工厂的民主改革上来。
第138页 首先，按照《共同纲领》中确立的国家经济居于领导地位的基本原则调整公私关系。利用国家庞大的购买力，通过加工订货方式，把资金投向若干主要的私营企业，使之按照国民经济需要进行生产，并给予私人资本一定的合法利润。西安市十个政府单位在全市各主要行业加工订货，共付出加工费约二百三十亿元(旧币)，使大部分私营企业渡过了难关。国营贸易机构充分发挥调剂供求和调整物价的作用，保持各种商品的适当牌价，使合理合法经营的工商业者取得正当利润。组织收购各种土特产品，让农民保持一定的购买力，进一步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 其次，调整产销关系，也就是“克服生产中的盲目性，使生产与消费在互相平衡下，求得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西北地区原有的工业，基本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产品质次价高，但因没有其他地区的产品的竞争而垄断着西北市场，凭藉着通货膨胀和虚假的购买力取得销路和超额利润。一九五〇年初，陇海铁路恢复通车，特别是三月全国财经统一后，“战时工商业所孕育着的病态充分暴露出来了”。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因而使工商业界感到很大痛苦”。针对这种形势，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财经委员会于五月召开第一届工业会议，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制定了整顿与改造旧企业的方针与办法，根据市场与资源条件，审定了事业计划，确定了发展扩大、缩小合併、停办缓办与维持生产现状的方针。重点地发展了电力、纺织，主动地停办了十一个小工厂，合併了五个工厂”。之后，又分别“召开了西北区面粉、纺织、火柴、煤矿等专业会议，克服了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使产销相对地、初步地带有计划性”。经济平稳地发展起来。 再次，加强国营企业民主管理和调整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在这方面，习仲勛下了较大的气力，他经过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会议解决问题。一九四九年十月，习仲勛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公营企业联席会议，研究部署保持和恢复原有工厂的生产秩序。一九五〇年三四月间，他又主持召开西北首届交通、电业、纺织等专业会议及西北首届工业会议，讨论经营企业化和管理民主化，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克服本地产品垄断地位丧失后所遇到困难的问题。按照这些会议精神，“西北国营厂矿普遍进行了整编、精简、清理仓库、建立制度等工作”并“开始实行管理民主化，普遍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吸收职工参加生产管理，发动与提高职工的觉悟与劳动热情;同时学习东北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经验，试行定额管理与责任制，改进与建立成本会计制度;并组织工作组到几个大厂具体帮助，培养典型，吸取经验”，使西北地区“国营厂矿基本上得到改造，生产上有了比较显着进步，渡过了全国经济改组期间的困难。许多厂矿由前半年的亏本转为后半年赚钱，在完成上缴任务外，还有盈余”。 为了进一步动员和依靠工人阶级，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首届工人代表大会，习仲勛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肯定和赞扬工人群众解放初期在保护工厂机器、恢复生产等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提出新的希望，要求公私企业中的工人运动，把“团结全体工人职员，努力搞好生产”作为今后工作的方针，强调在公营企业中工人就是主人，要负起搞好生产的全部责任;在私营企业中，工人也要负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责任。他说： 我们工人要靠自己的劳动发展生产，在这个基础上去解决自己的困难和维护自己的生活福利，争取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寸，这样也就克服了目前整个工业生产中发生的困难，也就是工人阶级全体人民的利益。……实行经营企业化，是我们公营企业能否发展的关键。在公营企业中要认真执行管理民主化，逐步贯彻经济核算制……工人必须参加各种管理改进的工作。 习仲勛对私营企业的工人说： 在私营企业中要经过劳资协商会议签订集体合同，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起来，共同努力，搞好生产。一方面资本家不能再随便打骂、虐待、开除工人，另一方面工人也不要再採用罢工、怠工等办法对付资本家，使劳资关系成为民主、平等、两利，这样资本家就会有信心、有兴趣，拿出更多资本投入生产事业，减少工人失业，增加生产。如何使资本家对搞生产事业有兴趣愿意搞，我觉得这是今天最大的一个 问题，我们工人今天要提意见搞斗争，也就是从这个问题出发，不是斗争使得资本家不敢开门，不敢搞工业，而是敢于搞、乐于搞，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我们工人同志必须懂得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一个一个解决。 习仲勛的这些主张有利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符合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实际，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 由于抓住了企业民主改革的三大关键环节，西北地区工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在西北工人第一届代表大会号召面向生产以后，广大职工群众的努力，实行了整编、精简、清理资产、反浪费运动，开展生产竞赛，实行了民主管理，建立了各种制度等工作，更促进了广大职工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生产数量增加，质量改进，成本减低，因此，绝大多数的公营厂矿不仅在设备简陋，技术条件差的情况下不为外来产品挤垮与渡过对了去春的困难，并在完成上缴的折旧利润任务外，还有盈余。”电业成本显着下降，西安电厂十月份成本比一月份降低百分之五十九。纺织出纱量比一九四九年提高百分之六十一七点多。煤业、水泥、面粉、毛纺和皮革等行业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 为了进一步深化企业民主改革，中共中央西北局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日召开了西北第二届工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两北五省工业厅厅长及西北工业部所属公司、局，厂矿的厂长、经理、技术专家和工人代表一百五十余人。会议集中讨论了加强指导，促进私营工矿企业与手工业发展，进而生产更多的生活日用品满足广大人民需要的问题。 习仲勛在会上作了《依靠职工，把工业提高一步》的讲活。他在强调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作用，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指出：一九五一年的工业建设是在继续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加强建设国防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全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是有条件的重点投资，也就是重点建设的方针。西北地区也同样如此，国家的投资只限于几个部门，但这并不等于其他部门就无事可做了，而是要把事情做得更好。“有一个钱就办一个钱的事。但必须确实办好，并且争取多办事。”他总结概括了一年多来工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保护了旧的企业，恢复了生产，而且还接近和达到战前水平，有的还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并指出：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但吃一堑长一智，这也是收穫。习仲勛在这里特别强调：各级干部和企业管理者都要重视学习。他说：
第139页 学习新的科学技术是我们经济工作干部现在的主垂任务，搞工业的干部要专业化，少兼职，不兼职，集中精力学习管理工业的知识。现在必须懂技术，技术是决定一切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学习管理生产的理论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现在的环境同过去截然不同，耍有一套新的管理方针与办法。我们现在学到了一些，摸到了一些规矩，所以工作有了成绩，但这是很少很少一点。我们要创造的和要学的还很多很多。【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他指出：“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取得成绩靠两条，一条是学习，一条是依靠职工群众。这两条又是统一的，即我们向广大职工群众学习，依靠职工群众搞好生产。”我们的民主管理要前进一大步，必须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让他们不但努力生产，而且让他们当主人，积极想办法、出主意。“我们必须十分关心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问题。哪怕是一些小问题，也要十分关心的去解决，一时不可能解决的，务必充分说明理由，好好解释。”为人民负责，就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准备不成熟的缓办，无把握的宁可不办，要办就办到底，办好。 习仲勛还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做好工作。他说：工业方面的干部是团结的，党与非党同志是团结的，新干部和老干部、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都是团结的。“有了这个团结，我们才有上述的成绩。我们还要继续团结，而且团结得更好。”他要大家注意两点：一是要在共同进步的基础上团结;一是在非原则问题上要善于合作。共产党员特别要克服简单作风，虚心倾听和考虑党外同志的每一个意见，贊成和支持党外同志每一个有益的建议，并坦诚接受党外同志的批评，严格改正自己的缺点。习仲勛说团结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并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反覆强调这个问题，从而使党内党外同志团结一致，合作共事，使公私企业协调一致，共同发展。半个世纪后，许多曾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那个年代，环境是艰苦的，但人与人之间融洽的关系却又使苦变成乐。这种局面，与习仲勛强调团结，善于做团结工作是分不开的。 一九五〇年十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西北地区同全国一样，不分民族、职业、信仰，广泛地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给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强大动力。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按照习仲勛的提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代表团给与会代表作了抗美援朝的报告，之后代表团分赴西北各地先后作报告数十场，并逐级传达，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广大群众。至五月，西北“全区普遍形成了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游行示威的城乡人民在一千万人以上，边远的南疆参加集会和示威的人民亦达九十七万多占全区人口三分之一”。经过爱国主义运动的教育，“各地人民增产竞赛、自动参军、集体纳税、热烈捐献、优待烈军属等工作，不断地在蓬勃顺利的进行和发展着”，“截至七月底统计，已捐献飞机一〇八架，大炮九门，高射炮七门，坦克一辆”。全区形成了学习马恒昌的高潮，“工矿业中的马恒昌式的竞赛小组达一千二百余个”，调动了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好转。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习仲勛关心支持香玉剧社义演的事至今被传为佳话。 常香玉是着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在西安领导着一个民营的香玉剧社。全国声势浩大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捐献运动，深深地鼓舞了她，她“决定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为抗美援朝尽力作出贡献”。习仲勛得知后，积极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香玉剧社从八月上旬开始前往开封、郑州、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巡回演出，受到各地广泛的欢迎，也使常香玉“深深地感到了作为一个新中国主人的光荣”。九月二十八日，正值纪念第三个国庆节前夕，她写信给习仲勛汇报了义演的情况，激动地说：“这些光荣，都是党和你教育和帮助我的结果，当此国庆节的前夕，我特向你致诚恳的感谢，并向你保证我们一定加倍努力，完成我们光荣的捐献任务，争取使‘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早日飞临朝鲜前线，把美国侵略强盗消灭干净!” 香玉剧社在半年多时间里，演出一百八十多场，用演出的收入购买了一架战斗机，提前完成了捐献任务。一九五二年二月，他们回到西安，受到习仲勛亲切接见。习仲勛对常香玉说：“你和你的剧社，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 经过两年多努力工作，西北地区国民经济在迅速恢复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的各项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以几项重要的国营企业来说，以一九四九年为基期，石油生产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电业设备增加百分之八十五，发电量增加百分之四十四，售电量增加百分之九十六，机器工业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纺织工业布产量增加百分之十八点三，纱产量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纱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四十五，布提高百分之六十二点三。一九五一年国家在西北工业建设上的投资已超过西北现有国营企业资金的总值。私营企业亦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一九五二年又有新的较大的发展，粮食、棉花等产量普遍恢复和超过解放前的水平。至此，西北地区国民经济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已经完成，为下一步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描绘西北建设蓝图 在集中精力抓好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人也在擘划着名西北经济建设发展的蓝图。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们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有很多设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习仲勛在西北工会工作会议暨公营企业联席会议上就描述过西北经济发展的图景。他说：“战争结束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在建设事业中又是以工业建设为重心，以便经过一定时期，将西北由一个在经济上散漫、落后的农牧区，改变为工业经济起领导作用的先进地区。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步骤。恢复与发展现有的公私企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大规模的工业，这种新的大工业经济，必须是用最新式技术装备建立起来的，其中又以重工业为主。”九月二十七日，正在兰州运筹向新疆进军的彭德怀致电习仲勛说：“各项工作须有一个全盘(五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使生产、运、销逐渐走上比较计划性。” 经过解放初期一段工作的实践，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勛把解决最突出的吃饭问题放在首位考虑，并着手探索西北地区进一步发展的路径。 西北地区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里民族众多，人烟稀少，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农牧业虽然占的比重很大，但生产水平极为落后。当时，在西北地区的经济总量中农业占百分之七十五，畜牧业占百分之二十多，工业及手工业占不到百分之五。一九四九年秋，西北许多地方遭受严重的旱涝等灾害，五十多力人的生活发生困难，加之国民党撤退前的横徵暴敛，广大群众处于极端贫困状态。西北五省相继解放后，一方面接收了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另一方面又组建了新的各级人民政权，军政人员总数达到百万人以上，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五。此外，还有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公共事业也将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人员大幅度增长。这时，粮食和吃匀问题突出起来，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活日用必需品供需的矛卮变得十分尖锐。
第140页 面对严峻的粮食形势，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提出和制定了以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建型方针。彭德怀在《关于目前西北地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应以农业和畜难业为主。在农业方面，必须提高农民生产热情，改良种子和农作法，恢复和发展水利，并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护与培植，医治灾害”，“甘、宁、青、新等省畜牧生产不应低于一九四了年的水平”。同时也对恢复和发展工业作了部署。在工业和交通方面，主要是建筑和整修铁路，恢复玉门等地的石油业和增加动力，发展棉毛纺织皮革工业。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会按照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制定了《一九五〇年西北经济建设初步计划草案》。提出“一九五。年的经济建设，应以农牧业为第一，以增产粮棉为中心”，其他只在某些个别经济部门如铁路、动力等“拟稍加发展”。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要求，西北地区各级政府用了很大的精力抓农牧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很短时间内使粮食和畜产品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粮食和吃饭问题的矛盾得以缓解。 中国共产党人是以把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为先进的工业国作为重要任务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人在抓紧农牧业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考虑制定西北经济发展的规划。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西北三年经济建设计划，决定今后三年在经济建设方面以“铁路、石油、煤、电、纺织五项为重点”，并认为，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做好大规模的勘测，需要大量的管理和技术干部，必须把一批干部由行政工作改为经济管理人员。 根据这次会议研究确定的方针，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西北区经济建设三年计划草案提要》(195l一1953年)。《提要》开宗明义指出：“西北地理环境和经济资源，决定了它是我国最巩固的最有希望的国防建设和工业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接着，分析了西北的经济现状，指出旧中国在西北留下的工业极其薄弱，全西北公私电厂发电能力仅一万七千千瓦，占全国百分之一点零一;公私机器厂共有各种母机一千二百余台，占全国百分之二点零六;公私较大煤矿年产煤约六十三万余吨，占全国百分之一点四;公私纺织厂共有九万五千余纱锭，占全国百分之一点九，布机一千三百余台，占全国百分之一点八;公私面粉业年产一千万袋，占全国百分之七点八;公私火柴厂年产量四万六千余箱，占全国百分之二点七。“只有玉门油矿算是西北唯一可观的一项，但是比起西北油藏量和全国需要量来说，也还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今后西北工矿生产的重点不是恢复而是新建，这是和东北及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提要》根据西北经济的实际，提出了三年内石油、煤炭、电力、纺织、交通等行业的具体目标，石油计划在甘肃、陕北钻深井和浅探井五十口，玉门油矿钻生产井二十口，并增建必要的採油、输油、储油设备等;煤炭在陕、甘两省选择重点，大量採掘，并勘测兰州到青海、宁夏一带的煤田;发电以西安、兰州和迪化火力发电为重点，并在兰州展水力发电，以供大量炼油之用;纺织在现有基础上，主要展陕西关中的纺织，除在各大厂增装纱锭外，拟在西安、新目新建纺织厂，并在兰州、西宁重点建设毛纺织业;此外，还!进行勘查和筹备建设钢铁、轮胎、硫酸、皮革、造纸等二矿业。 《提要》全面规划了西北地区三年的经济发展计划，描绘出鼓舞人心的发展蓝图。石油勘探和生产显然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根据西北经济建设计划，西北石油管理局集中精力用近一年时间对西北地区的石油储藏情况进行了勘测，一九五一年夏，基本弄清了甘、宁、青的石油储量，并继续勘察陕西石油储藏情况。习仲勛十分关注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在看到西北地区石油储量的勘察资料后，十分兴奋，于五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中央财经委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致信，建议中央把开发西北石油的方针早日确定下来。他在信中说： 在中央正确方针领导下，经过一年来石油地质的勘测，仅就甘、宁、青油田之已知部分，经过比较精密计算，肯定蕴藏量有十六亿吨。如以达到年产一千五百万吨原油的标准计算，也可开採一百年以上，实际我国年需量目前仅五十万吨(中央贸易部估计)，而我们的开採量在一九五〇年尚不及十万吨。此外，除陕北四郎庙、枣园等已发现之油田不计外，仅延长储量亦达九百五十万吨，从而对我国发展石油业的方针和道路提供了可贵的科学根据。这是国防工业建设中的一项大事，提议中央把开发的方针首先确定下来， 指定专门机关具体设计开发计划。 他向中央详细陈述了开发西北石油的设想：“在以上广大油田中，现已就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详测了十一个储油构造，其储量约有二亿五千万吨。西北石油管理局就此已知的构造，做了一个开发计划：从一九五三年起开矿及建厂，计划在一九五五年底开始出油，年产原油六百万桶(超过目前全国年需量，每桶以五十加仑计，下同)。并在兰州设日炼原油两万桶的炼厂，年产高级航空汽油一百零二万桶，车用汽油一百五十万桶，煤油、柴油各三十万桶，润滑油九十四万桶，燃料油七十二万桶，沥青三十六万桶。此外，为了适应目前急需，首先从今年着手准备，明年在延长油区大量打生产井，并建炼厂，争取早日较大量出油。估计一九五四年底，可以达到年产原油一百二十万桶。这个计划如能实现，国内需油量虽然日增，也可得到大部解决，若继续发展，争取全国全部自给的条件是存在的。”习仲勛还从交通运输、投资和技术方面，具体分析了实行上述计划的可能条件，最后“提议集中资金、人力开发西北天然石油，以期五年左右大部自给”，“望中央早日决定开发石油的方针，责成有关部门专责研究，拟出计划，以利早日着手筹办。如需详陈，请面询康世恩同志为盼”。为了促成这一计划的实现，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西北石油管理局负责人康世恩专赴北京同燃料工业部研究这一计划。 就石油开发问题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习仲勛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他这种着眼于大局的远见卓识，深深感动了陈云、薄一波和李富春等。六月五日，他们联名覆信习仲魁并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现中财委计划局及中央燃料部正集中已有材料从事研究，并决定八月讨论明年生产计划时，提出西北油田开发的方针与计划，然后再报中央批准，以便于明年起即能从事石油工业的发展。康世恩同志来京，中央燃料部，及中财委自当与之详细研究。”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勛的大力争取下，西北石油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得到长足发展，并成为带动西北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 ■注重发展畜牧业
第141页 西北牧区约占全区总面积的半数以上，畜牧业收人占农业总收人的三分之一左右，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依靠畜牧业为生。但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连年战乱等原因，解放前这里的畜牧业发展极为缓慢，甚至出现倒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青海省牲畜数量减少百分之四十，宁夏马匹减少百分之七十，牛和骆驼减少百分之五十，甘肃、新疆也呈减少趋势。 习仲勛十分重视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在筹备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时，他就提出了设立西北畜牧部的意见。之后各省市县都相继设立了畜牧业管理机构。习仲勛对干部说：“这个机构除内蒙古外，其他大行政区是没有的。而西北大行政区再一成立，畜牧这个机构就占了很重要的部分，这说明西北各地畜牧事业在人民生活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九五〇年七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少数民族委员达理扎雅等提出发展畜牧业，设立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的提案。会后，习仲勛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及有关部门认真办理达理扎雅的提案，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很快设立了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并组建了兽疫巡回防治队。 一九五一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畜牧兽医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九五〇年畜牧业工作，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明确了发展方向和任务。习仲勛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关于这样的会议在西北来讲是第一次，过去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专门开会来研究畜牧业。西北有好几个民族的广大人民都是以畜牧业为生的，因而要发展经济必须在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同时，注重发展畜牧业。人民政府要把发展畜牧业作为重点，要“人旺畜旺”、“人财两旺”、“牛羊成群”、“槽头兴旺”。 习仲勛在谈到政府工作任务时指出：人民政府最大的一项政治工作就是给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像怎样养羊、怎样养鸡、怎样养牛、怎样使羊多产羔，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的政治任务。要为老百姓多打算，使人民财富增加，生活逐渐改善。光种粮食，生活不可能提得很高，必须与其他副业结合。在青海就是要多收购牧民的羊毛，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欢迎你。这是政治问题，也是群众问题。他列举了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的情况说：没有把握的事宁可不做，没有准备好的事宁可缓做，因为做不好会出乱子。给群众办好事也要说服群众，不能用强迫的办法，粗枝大叶的作风更要不得。对群众的经济问题，决不能採取强力制伏，这是一条原则，叫列宇原则。列宁曾说：“对农民的经济问题，特别是个体的小农经济决不能强迫，违犯了这一条就是犯法”，违反了这一条原则，就是违反了列宁原则。领导群众是很大的一个艺术。农民就是靠经验办事，当他没有搞清楚时，对他有好处也不愿意干，所以我们要做好畜牧工作，必须弄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 习仲勛针对牲畜疫情频发的实际，要求制订周密切实的详划，做典型调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迅速在牧区普遍建立畜牧兽医预防机构。他还提出要建立西北兽医协会，为农牧民更好地服务，促进畜牧业发展。 就在这个时候，青海、陕西、宁夏等地出现大面积口蹄疫。习仲勛立即决定成立“西北口蹄疫防治委员会”，以贾拓夫为主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部长霍子乐等为副主任委员，统一指挥口蹄疫防治工作。并要求：“各省设分会，以省主席或副主席为主任委员，主管厅厅长为副主任委员，指挥全省防治工作;必要时在口蹄疫发生的县，设立支会，以县长或副县长为主任委员，受分会直接领导。”习仲勛还以他和彭德怀、张治中的名义，发出《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防治口蹄疫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省必须重视这一工作，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利用口头、文字、漫画、集会等方式，提高群众对口蹄疫的认识和警惕;并划分疫区实施封锁管制，设立检疫防治站，做好隔离、消毒、检查等工作，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之后，习仲勛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採取有效措施，防止疫情复发。七月十日，他在宁夏关于羊只死亡问题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召集有关方面座谈有效办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并将此件通报各省市人民政府注意，也检查一次畜牧工作情况”。 一九五二年六月初，习仲勛主持召开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七十五次行政会议，再次研究畜牧工作。会议形成的决议指出：“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目的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今后畜牧下作必须注意和其他生产工作密切联繫，互相适应。目前畜牧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深人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进行重点的调查研究，做好典型试办，摸出规律，推动全局。” 按照决议精神，各省迅速行动，组织干部和畜牧技术人员深入牧区展开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发现典型，总结经验。牧区普遍加强了对基层畜牧技术人员的培训，普及了疾病防疫基本知识和草原管理技能;制订了划区轮牧、延迟放牧规划;实行了储备冬草、修筑土围风障等技术措施。同时，有的地区还成立了草原管理委员会、保畜委员会，把劳动模范、种畜户、中兽医、羊把式以及牧民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加强饲养管理、牲畜繁育和群防群治工作。据统计，陕、甘、宁、青四省成立县、区、乡保畜委员会一千三百九十九个，村保畜小组七千二百四十一个。 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西北地区畜牧业有了新的发展，畜牧管理饲养落后的状况有所改善，部分草原被严重破坏的状况得到遏制，牲畜大批死亡的现象大为减少。当年，西北地区畜产品普遍丰收，牧区经济日渐繁荣，“改变了牧民以往饥寒交迫的穷苦日子”。位于帕米尔高原的新疆乌恰县柯尔制孜族的牧区，“每个帐篷的牧民都添置了新衣，吃上面粉，因此他们流行着这样的歌曲：‘毛主席啊，您的眼睛看到了帕米尔高原，我们的生活一年好一年，您带给我们的是‘人畜两旺’，我们报答您的是‘爱国增产’!” 第21章 恢复和发展西北国民经济(下) 习仲勛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致力恢复西北地区国民经济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做好农业生产、铁路建设、林业绿化等基础性的工作，为西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做了准备。 ■精心抓好农业生产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习仲勛在西北工作期间的重点之一。他除精心指导新区的土地改革和减租减息工作外，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的工作措施。 西北五省除陕甘宁边区外，绝大多数是新解放区。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新区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存有疑虑，不敢大胆生产，怕定高阶级成分和加重税收。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勛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认为，“贯彻政策，是做好农业生产工作的首要环节”。为此，西北军政委员会在一九五。年三月中旬发出指示，要求“大力宣传‘生产发家’，‘劳动致富’，‘谁种谁收’等政策，打破农民的一切顾虑，积极生产”，并“及时颁布与贯彻执行了‘谁种谁收’，‘自由僱工’，‘自由借贷’，‘合理负担’，‘棉麦比价’等奖励生产提倡劳动的政策法令”。根据这些指示，西北各省的多数县份“先后召开农业生产会议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逐级传达和讨论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方针和任务，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生产计划，布置实施”。新区广大农民“对于人民政府奖励生产的政策，渐有较深刻的认识，怕多生产。多负担，怕提高成分的顾虑已逐渐减少，因而生产情绪已普遍稳定”。
第142页 四月下旬，习仲勛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十三次行政会议，检查总结春耕工作，提出下一步应该注意的问题。会后，习仲勛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五月五日再次发布命令，要求各地政府组织工作组，派干部下乡，“必须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春耕生产的组织和领导”，抓紧播种棉花和早秋作物，扩大宣传党和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的政策，把政府的计划变成群众自己的计划和实际行动。 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区小麦长势良好。为了保证做好夏收工作，按照习仲勛的指示，以彭德怀、习仲勛、张治中名义，于五月二十一日发出西北军政委员会令，指示各地“夏收为一切工作的中心”，“组织群众，抓紧时间，快收净割，速晒细碾，做到迅速‘麦人仓，草上堆’，避免风雹灾害，并注意割低麦茬，拾净麦穗，不使浪费麦草”，“组织选种工作，凡经群众亲身经验证明的优良品种，应即单割单收，保证纯净，提倡农户相互调剂品种”。要求各地组织“检查团或工作组下乡，直接帮助夏收，切实解决群众中的困难问题，特别注意解决裂、军、工属及鳏、寡无劳力者的困难”，“提倡亲帮亲，邻帮邻，‘赶麦场’，揽短工”，“把所有可能从事生产的男女老幼，都组织到夏收工作中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抓农业生产之细緻，由此可见一斑。但不仅仅如此，从他处理一九五一年六七月出现的旱情和随后出现的“饱”雨，更能见其工作的细緻人微。六月后，西北地区出现了较大面积的旱情，七月二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即发出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抗旱防灾工作。不久，陕西、甘肃及青海等地又普降“饱”雨，习仲勛亲自修改下发《关于加紧雨后抢种及锄草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即抓紧时间，领导农民，发动变工队，突击抢种晚秋作物(谷子、糜子、荞麦、小豆和秋菜等)，已种早秋土地，因灾、旱缺苗者应即进行补种”，强调：“这是当前农业生产工作的重点，务须集中力量，切实执行，并帮助农民解决种子、劳畜力等具体困难，争取迅速下种，不误天时。”他还要求：“部分沿河低洼地带，尚须注意修堤防洪，开沟排水，以免水灾。” 习仲勛在领导农业生产过程中，还根据自己多年在农村生括的经验，十分注意解决农业生产资金信贷问题。他深知，许多贫苦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在春荒不接和遇到天灾、疾病时，发展生产会遇到困难，需要资金支持和群众的互相帮助。因此，在他领导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三年中，每年春耕前，都会及时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三位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发出《关于农业生产贷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成立“农贷委员会”，“由同级的行政首长亲自负责，各有关部门必须依照规定职权，明确各自应尽的责任，密切配合”，用国家宝贵的资金“有重点有计划的扶助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增产粮棉繁殖牲畜”。他强调：“贷款必须以生产积极而资金困难的农牧民为主要对象”，“专款专用”，“有借有还”，“倡导自由借贷，组织群众自己的力量，实行互相调剂资金及解决部分生产资料的需要，以配合农贷更多的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问题。” 由于习仲勛正确细緻的领导，农村工作政策和措施落实得比较扎实，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农业生产任务超额完成。一九五。年粮食产量较一九四九年增产十二亿斤，提高百分之十，战胜了解放后第一年出现的严重灾荒。“通过领导生产，党和政府进一步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爱戴与拥护，从生产上更加促进与巩固了民族团结。并且，经过一年农业生产的实践，进一步熟悉了情况，取得了经验，教育提高了干部。”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下旬，陕西省召开农业生产会议。习仲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这一年在战争刚刚结束，社会秩序还未完全安定的情况下，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如兴修水利，活跃借贷，改良种子，防虫防旱等，“更重要的是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群众参加到生产战线上来。而群众对我们最满意的也是这一件事，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看不到的，而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见过的，我们今天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主要的原因也就在这里。革命就是要办好群众的生产事业，而领导群众生产又是最实际最具体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他对来年的农业世生产形势进行了分析展望，认为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条件会更好，要求各级领导做好充分的生产准备，切实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广大干部要用说服鼓励和典型示范的办法，“发动广大农民由过去‘没心劲’好好生产，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努力生产”，“培养劳模，推动生产”，“续活跃借贷，保证有借有还”和“组织自愿变工，开展合作运动”。之后，习仲勛主持召开了西北地区农业生产会议，全面总结一九五〇年农业生产工作，提出九五一年粮棉增产任务和工作措施。 为了顺利完成一九五一年的农业生产任务及各项工作，按照习仲勛的指示，二月十四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西北区一九五一年农业生产的指示》，强调了做好农业生产特别是春耕生产的重要性，重申了几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要求各级政府抽派主要负责同志和得力干部，深入农村，切实指导和推动春耕生产。 习仲勛在领导农业生产中，特别重视让农民群众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他在多次会议上号召农业技术人员要深入下去，到农民群众中去普及优良品种和先进耕作方法。他关心农业科技的发展，为此专程到武功县杨陵的西北农学院视察工作。 西北农学院位于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陕西杨陵。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后稷，就在这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开创了农耕文明的先河。一九三四年，着名爱国人士于右任和杨虎城在这里选址创立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来发展成为西北农学院，是中国西部地区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源地。西北农业生产会议刚一结束，习仲勛就来到这里，同农学院的学生亲切交谈，向师生介绍国内情况和韩战的形势，介绍西北地区建设取得的成就和今后的方针任务。他说，一九五一年西北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先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再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工业，繁荣经济;继一续巩固财政与物价的稳定，发展国内市场;正确地有步骤地发展合作事业，搞好城乡物资交流，特别是收购和运销农村土产。他勉励同学们努力学好农业科学知识，说：“西北是广大的农业地区，将来要很大发展，其正确方向就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就要依靠我们的农学院来解决。”他强调：科学技术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人民群众需要它。科学技术要实现它的伟大作用，又必须与群众结合，交给群众，经过群众的实践去实现它、证明它、充实它、发展它。因此，科学技术人员与群众结合，是坚定不移的方向。他要求同学们学习时就要注意这个结合，如到农村帮助群众选种、除害，吸取群众中的生产经验等;将来到实际工作中去，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习仲勛还关心农业战线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学院看望和慰问了长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专家教授。
第143页 习仲勛还运用典型带动和组织群众的办法，在西北农业战线开展了爱国主义农业生产竞赛运动。他支持陕西省兴平县张明亮等四十七个互助组，向西北和全国小麦产区各农业互助组提出夏收、夏选(选留小麦良种)的挑战竞赛。国家农业部对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号召全国小麦产区：“应予以高度重视，在总结春耕生产的基础上组织互助组应战。”响应农业部的号召，陕西有三千三百个互助组，全国有八千五百个互助组积极应战。此外，西北地区还开展了棉花爱国丰产竞赛，造林、水利和畜牧的劳动竞赛，这些活动“大大地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爱国热情，有力地推动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各种主要作物的丰产纪录和全国小麦的最高丰产纪录”。 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区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陕西增长了百分之十五。为了表彰农业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一九五二年新年刚过，按照习仲勛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西北首届农林、水利、畜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西北五省一市，包括九个民族在内的农业、水利、畜牧业的先进人物及部分工人、荣誉军人和机关代表等数百人，聚集一堂，交流农业等生产方面的经验。陕西小麦丰产能手史安福、陕北小型水利模范鲁宗明寺在会上介绍经验。 习仲勛在会议开幕式上作了《为争取今年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而斗争》的讲话。他指出：这次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就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西北来说是第一次。过去陕甘宁边区曾经开过几次这样的会议，对于建设边区，发展生产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从来没有能够像这次这样，聚集了这么多民族和各方面的代表，开这样一个盛大的会议。“今后这样的会，还要召开，各省、市一直到区、乡都要普遍召开”，“通过这样的会议，交流并推广好的生产经验，检查寻们的生产情况，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为今年的大生产运动创造有利的条件”。他希望随着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各行各业涌现更多的劳动模范。 习仲勛在讲话中，对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做出全面部署他指出：要更多的增加粮食，各方面都应集中力量围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开展工作。有效方法就是增施肥料，用各种方法积肥，特别注意多养猪、羊和大牲畜，注意解决农具、耕畜鲁问题。青海、甘肃、陕南等地农具奇缺，要继续採取增加贷款、群众互相调剂和相互合作的办法去解决。他还指出：“西北多山地区，特别应该重视小型水利”，有计划有重点地修建蓄水池。还要积极防治病虫害，继续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推广优良品种，确保粮棉增产目标的实现。 一月五日会议闭幕，习仲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会上提出了依据群众自愿互利原则，大力提倡组织农村合作互助运动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十月，全国第一次农业生产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随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全国逐步兴起。西北地区也同全国一样，一批农业互助合作组和互助合作社发展起来。一九五二年春陕西省米脂县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社六十三个，子洲县发展二十三个。到六月，西北全区已组织起互助合作组六十二万多个，其中有一百二十九个生产合作社，六百多万农业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有互助合作历史的陕北老区一些县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 习仲勛十分关注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为了使运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一九五二年六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西北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会议，分析运动发展的形势，总结经验，检查存在的问题，提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任务。六月六日会议结束时，习仲勛作了《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的总结报告。 习仲勛认为：土地改革后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是必然趋势。他说：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农民生产的主要条件，即土地和一部分主要的生产资料，但并没有解决农民生产上的全部问题。许多贫僱农甚至中农缺少牲口、大车和水车等主要生产农具，因此，“组织互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已经成为农民的迫切需要”。陕西的一些事例也证明，组织起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能较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习仲勛根据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多次指示和列宁、史达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道路的经典论述指出：“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或者任其自流发展，乃是两条道路的问题。”习仲勛继续说：但农业社会化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那些不愿花“工夫”不愿做“细心的工作”，不准备通过较长时间去逐步吸引农民参加集体化的人，是不了解农民，必然脱离农民群众。他依据自己对农民的认识和深刻了解说：“群众哪里是可以去命令的呢?农民们说：‘秋后看’。要看事实，要经过他们自已切身的经验。很明白，对于农民只能‘逐步’‘吸引’。”习仲勛指出：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都要“以个体经济为基础”是“不破坏个体的私有的财产基础的”，“离开个体经济基础它们也就不可能吸引农民过渡到集体化去。不照顾个体经济过高过急地去要求农民，甚至粗暴地侵犯农民个体利益，当烈是错误的。” 习仲勛进一步分析形势说：到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就叄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后，必须将农村的全部工作集中到发展慈业生产和农村副业上。西北地区目前的农业生产状况还很蒲后，有些条件在短期内很难有大的改变，必须努力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组织起来的力量，再加上其他必要和司能的帮助，农村现有的生产能力就会得到提高，自身条件也会逐渐改善。只要确实把农村的全部精力用在这方面，四五年内使农业生产水平大体提高百分之五十是完全可能的。为此，农业互助合作应在两三年内，争取一般农业地区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劳动力确实组织起来;在互助组中，常年互助组争取占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农业生产合作社则基本控制在试办范围内，每县试办一个到两个。他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无疑是将来由小农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基本形式或主要形式，“但是，发展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群众在生产中的需要、互助运动的基础、领导的骨干、群众的积极性、并有充分的酝酿等”。 习仲勛强调：在今后两三年内，应首先积极地、大量地在所有农村推广目前在互助组中占百分之八九十的小型的、简单的劳动互助组。“这是一种最初级的形式，但是适合农民原有的互助习惯，结合方便，也适应农民当前迫切需要，可以解决劳力或牲口或农具不够的困难，可以应急赶时耕种、锄草、灭虫或收割等等，也可以拿出一些劳动力去从事其他生产。事实已经证明，这样做大有好处，因此容易被最大多数的农民接受，便利大量发展。看不起这种互助组是不对的。”他要求，各级干部对这种互助组应“不怕麻烦、不怕反覆地每年、每季都用很大的力量去进行工作，帮助它们解决各种困难。如果普遍地、确实地而不是形式地在两三年内做到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都组织到这种互助组来，就会给我们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继续前进打好基础”。习仲勛在讲话中还提出了应注意的具体政策。
第144页 新中国农业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经过几十年岁月沧桑，重读习仲勛的这一段话，除了某些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之外，还是会深深地为他对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所折服。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坚持这些原则，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许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 一九五二年，西北地区农业生产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点八，棉花产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年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三。由于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囤垦边疆，参加农业生产建设，西北地区农业劳动力剧增，开垦荒地二百多万亩，增修及恢复水利灌溉面积三百七十万亩，对农业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开始显现出来。 ■建设交通大动脉 建设便利的交通，特别是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是发展现代工业、繁荣经济的先决条件。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发展交通尤为重要。解放前西北交通十分落后，“只有潼关到宝鸡四百四十四公里可用的铁路，和宝鸡至(甘肃)天水一百五十四公里不堪用的铁路，两项合计只占全国铁路百分之二点八四”，其余三省区没有铁路。一九五。年初，西北公路只有“国道共计四千八百零七公里，省道一千一百三十五公里，占全国公路的百分之二点三七”。由于交通的制约，需要的物资运不进来，大量的矿产和土特产品运不出去，直接影响着西北经济的发展。彭德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新疆地区辽阔，交通运输困难，运一石粮到新疆要十余石军费”，就很能说明当时交通的困难状况。 鑑于这种情况，彭德怀、习仲勛一开始就把发展交通事业，主要是修筑铁路作为发展西北经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彭德怀在向毛泽多报告一九五。年西北地区生产交通建设的初步安排时，提出除整修天(水)宝(鸡)铁路外，还应“在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帮助下修筑天(水)兰(州)铁路”。这一计划得到毛泽东的贊同。因此，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明确提出：“交通是关乎整个西北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重要的先决的关键。今年着重铁路及公路国道之恢复改善与修建工作。” 九月下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研究三年经济建设计划时初步提出了西北铁路建设的规划和实施步骤：“在五年到十年内首应把天水到兰州再由兰州经酒泉到新疆的西北铁路大千线完成(如分段修五年左右可成，如一段修则须十年左右)，同时应计划修成兰州经西宁再至西藏和兰州经宁夏而达包头及天水人川而达成都三条铁路干线，这四条铁路干线如能完成，则西北内部各省之间，西北与各大行政区及中苏之间的交通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但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西北铁路建设的重点还是完成宝天段整修和天兰段建筑工程，并积极向酒泉修筑。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应完成宝天段整修工程，一九五一年底天兰段工程应修通至陇西，一九五二年应修通至兰州。” 这个规划的提出，与彭德怀两次到新疆视察和指导工作，并亲自踏上青藏高原实地勘察是分不开的。习仲勛全力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以自己对西北地区的深刻认识，也为这一规划的提出付出了辛劳，贡献了智慧。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完善这个规划的时候，毛泽东也作出西北铁路要修到迪化(今乌鲁木开)，不超过十年，愈快愈好的指示。彭德怀、习仲勛看到他川的主张符合毛泽东的意图，更加坚定了构筑西北铁路网的信心。之后，中共中央西北局把铁路建设提到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重中之重，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工作。 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彭德怀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次行政会议，研究设立天水铁路委员会问题，并决定西北葺政委员会实行每星期五集体办公制度。在三月十日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集体办公会上，按照彭德怀提议决定，成童建筑工程局，派军队九万人修筑宝天、天兰铁路。 为了推动铁路建设，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三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召开西北首届交通会议，西北五省铁路、公路等方面的干部一百三十余人参加会议。彭德怀、习仲勛分别作了讲话，阐释交通事业在西北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习仲勛在讲话中说：“就西北地区具体情况看，地面辽阔，经济状况比其他各区都要落后，将来必须大力发展。而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办好交通。”他要求交通事业部门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工作，领导要经常深人群众，研究路局与沿线广大农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繫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共产党办事情，都离不了发动群众这一条。要做好交通部门的工作，必须发动全体员工积极努力。在补修路基、桥樑、护路、养路等各项工作中，要吸收沿线广大农民参加。 这次会议确定：“为完成宝天、天兰段的工程，特组织工程委员会，领导工作，并依靠一野抽调十万大军担任土石方工程。”经过反覆酝酿考虑并报经政务院批准，中共中央西北局组建了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简称西干局)，领导宝天、天兰铁路改造和兴建工作，五月一日正式成立办公。 五月二十四日，习仲勛主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议，专题研究铁路工程有关问题，中央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中央铁道部苏联总顾问出席会议。会议确定西干局受中央铁部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双重领导，“大体分工为：中央铁道部责解决该局工程业务技术指导及人员的配备，材料与财政审筹给等事项。西北军政委员会负责政治和党委工作的领导、针、政策指导、政治干部之调补以及当地劳力、器材(西不能解决的器材由铁道部筹拨)和土地的组织与使用”。会还决定：“由中央铁道部调派铁道兵团二、四、三支队前来加”。 按照这一协议，在以后的两年内，双方既有分工又密切系，高效地组织了宝天、天兰铁路的建设施工。习仲勛协调北军政委员会有关部门，抽调政工人员四十四名，分配到宝铁路沿线施工单位工作，并组织西安各界人士慰问修筑宝铁路的部队。 在修筑铁路的过程中，不少地方的干部群众思想认识不位，没有引起普遍重视，各方面对建筑铁路工作的配合和帮也不够，有些医务部门甚至不接收筑路受伤的战士。为此，共中央西北局于九月四日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加强西北建铁路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克服存在的问是“保证按计划完成宝天路全部改进工程及天兰路通车的艰巨务，同时用大力争取早日修通西北干线”。《指示》还要习各级党委必须广泛地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认识修铁路工作的重要性及其与人民经济生活的关系，积极予以各种必要的协助。农林部门要注意木料(枕木)的开发和供给，各地要注意协助解决人力、畜力及修路部队食宿供应问题。党委宣传部门和报社都要有计划有系统地报导铁路建设中的英雄模范事例，并拍制影片，以教育群众和鼓舞筑路人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145页 宝天铁路整修和天兰铁路建设工程进展顺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近十万人参加修筑工程，他们在十分困难条件下，艰苦努力，奋不顾身，对整个工程起了巨大作用”。“几个月来，各项主要工程已获相当成绩”。到一九五〇年底。西北原有的铁路均已修复通车。宝天铁路的整修和天兰铁路的建设进展顺利，当年分别完成土石方工程的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五十。 十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参加筑路的部队奉命休整，准备赴朝作战，施工力量成为突出问题。 十一月十五日，习仲勛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十八次行政会议，听取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关于铁路干线修筑工程的报告，批准了“召集陕、甘两省沿西北铁路干线的专员、县长会商有关民工动员组织工作的提议”。动员组织民工的工作十分艰巨，习仲勛主动挑起这一重担。随即他同彭德怀、张治中联名致电陕西、甘肃省政府主席、西安市市长和陕南行者王任。电报说： 为提早完成天兰铁路工程，本会特决定十二月一日召开会议，希陕、甘两省主席、甘肃省王世泰副主席到会，西安市长、陕南行署民政处吴处长，陕西之渭南、商洛、成阳、宝鸡、绥德，甘肃之天水、平凉、庆阳、定西等专员及陕西之长安、咸阳等县 (市)长(正副只来一人)，务于本月二十九日到达本会，并带如下材料：(一)你区之人口及劳动力统计。(二)按劳动力抽调百分之五，服工一年，是否 ’会影响农业生产，希调查带来一个典型乡或一个行政村的材料。(三)了解你区一个普通长工一年的实物 一.工资。(四)根据以上任务，採取什么方法进行组织动员。 二十日，习仲勛又致电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委甘泗淇，甘肃省主席邓宝珊等，称：“为商讨修筑天兰铁路及动员民工等问题，请王副主席(王世泰)偕同王国瑞同志，务于二十五日(星期六)乘机来陕。前经甘副政委面允给西干工程局抽派卫生处处长或副处长一人，亦请王副主席就近商决派妥为盼。” 习仲勛採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同陕、甘两省有关负责人面对面地研究组织动员民工的办法和方案。这时，他正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酝酿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二兵团政委，原西北根据地的老干部王世泰出任西干局局长兼政委。 西干局成立后，由一野参谋长阎揆要任局长，白如冰任政委，他们都因原工作离不开而未到职，西干局一直由副局长高登榜负责工作。鑑于宝天、天兰铁路动员民工的任务艰巨，加之这时“中央已决定把铁路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北，准备用大力进行西北铁路干线工程”，争取一九五二年年底天兰路全部通车，西北军政委员会经过反覆考虑，最后决定由王世泰出任西干局局长兼政委。王世泰欣然受命，他在十二月三日给邓宝珊主席和马鸿宾副主席的电报中说：“因赶修西北铁路，军政委员会已决定通过由我负责，此已不能变动。政府工作有各位多费些精力，则绝能顺利完满推行，我虽兼职但工作重点放在铁路上。”实践证明，对王世泰的这个任命是正确的。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覆磋商，动员民工方案终于确定下来。九日，习仲勛在陕、甘两省专员县长动员民工大会的总结讲话中说： 修铁路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天兰路，现在要动员民工代替军队修筑，动员民工比动员军队修路更难。我们要有意识地准备把动员民工变成为长期的铁路员工，更主要的藉此动员民工机会，把这批民工训练成农村的骨干，要动员民工五万人，三年任务，两年完成。……时间三月开工，三月以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工地的调查，工具的准备，干部的集中训练，民工的动员组织，供应的准备，动员区域在沿铁路附近，由近及远，即甘肃天水、定西，陕西宝鸡、咸阳、渭南、商洛，其他分区不动员，集中开展，集中动员。动员民工要将道理讲清，不能平均分配摊活，要做到自觉自愿。 他要求每个民工大队要配备得力干部，“由西北局通知商办。大队以下一般干部要吸收农村的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并抽调一部分民大训练的学员参加”。 由于习仲勛的重视和具体细緻的工作，各级领导“认识了动员民工的重要性，一致表示了信心和能完成任务”，并“在解决具体问题，在照顾国家财政和照顾民工生活原则下。也与路局取得一致意见，使问题获得解决”。二十六日，习仲勛又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十一次行政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动员民工修建铁路实施方案》。 一九五一年春天，有关专区和县在动员的基础上分别把参加修铁路的民工组成支队、大队和中队，支队有专员或地委部长一人担任支队长或政委，大队有县长或县委部长一人担任大队长或政委，中队有区长或区委书记一人担任中队长或指导员。由于组织有序，管理严密，大大提高了工程进度和质量。陕西组织了一万六千名民工，“于一九五一年承修宝天、天兰两线工程，三至四月先后开工，在全体干部、民工的一致努力下，原预计七个月的工程任务，四个月完成了”。同时，各队爱护公共财物，节俭开支，使“原需工程等费四百七十五亿四千三百万元(旧币)，结果共计支出三百九十四亿七百万元(旧币)，为国家省出八十一亿三千六百万元(旧币)”。 王世泰后来回忆说：筑路部队入朝参战后，解决施工力量的问题十分突出：“我们经过反覆研究，决定依靠地方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解决施工力量。”“这一决定得到西北局和两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很快就满足了我们的要求。由手梁有组织的行动，所以使得四千多人的队伍，施工起来井体有条。”“为了管理好这支民工队伍，我们还建议在西干局枯守民工部，作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协助我们的工作。西北局同意我们的意见，并任命吴志渊、王国瑞任正、副部长。这一机构的设立，把民工组织纳入到正规化管理的范围，协调解决了许多棘手问题，为加快天兰路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习仲勛极力支持西干局的工作，经常听取汇报，为他们排忧解难。王世泰到西干局工作后，深人工地现场，开展调查研究。他发现施工中实行的包商体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层层转包，设计、施工“两张皮”，质量达不到要求;有的包商严重盘剥工人，打骂、体罚工人，工人劳动生产情绪低落。他提出废除包商制，结果遭到不法包商的反对和威胁，甚至煽动工人企图闹事。王世泰把情况汇报给习仲勛，得到他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支持和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一个连的兵力保护西干局的领导，维护生产秩序。西干局很快遣散了所有包商，重新组建施工队伍，实行民主化管理，调动了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保证了工程的进度和质量。 一九五〇年九月四日，习仲勛指示下发了《西北局关于加强西北修建铁路的指示》，决定抽调有能力的干部到工程局工作。指示要求：“工程局亦可成立铁路人员训练所，有计划的培养中下级技术干部，在条件成熟时，再成立西北铁路学校，以培养各级铁路干部。”西干局遵照习仲勛和中共中当西北局的指示，在天水创办了“铁路干部培训所”，王世泰主任校长，“主要培养对象是技工、初级技术员和具有中学、大学学历的青年，教师主要从一些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老工程技术人员中选调。每期学员二三百人，开始时每期三个月，以后半年一期”，为修建铁路造就了大批人才，适应了当时建设的需要。后改为兰州铁路技术专科学校，有几十个专业，数千名学员。该校先后培养出五万余名各类技术人员，活跃在全国各条铁路建设工程。
第146页 天兰线原计划一九五三年六月底完工。一九五一年底，宝天铁路改进工程顺利完成后，西干局提出争取天兰线提前通车，并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就此事作了专题报告受到习仲勛和与会同志的热烈支持。提前通车的意见得到中央铁道部批准后，习仲勛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当即致电西干局全体职工：“我们听了王世泰局长的发言，知道你们在爱国主义的实践中，积极努力改进工作，获得很大成绩，并提出争取在一九五二年内通车兰州的计划，我们感到十分愉快和兴奋，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与慰问。希望你们在增产节约的总方针下，高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如期胜利完成你们的计划而努力奋斗。” 为了确保天兰线提前通车计划的实现，习仲勛深人施工第一线，了解情况，当看到工程组织得很好，工人干劲很大时，他非常高兴。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十四次行政会议上说：“天兰路工程进行得很好，工人的积极性很高，现正热烈进行‘三反’运动，在去年的工作成绩和‘三反’运动的胜利基础上，今年底通车兰州，是确有保证的。” “在铁道部、西北局、甘肃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天兰路终千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九时，全线贯通，比原计划提前了十个月铺轨到达兰州。”十月一日，天兰铁路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远在朝鲜战场的彭德怀发来贺电。习仲勛兴奋地题写了贺词：“庆祝修成天兰铁路的伟大胜利!西北各族人民多年的愿望，解放后三年就实现了，这是一件大喜事，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为完成西北铁路干线及一切必须修筑的铁路工程而斗争。” 西北铁路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公路建设也很有起色。一儿五〇年一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对修复被破坏的主要公路干线作出安排，四五月间又作出了修筑青藏公路的决定，组织以军队为主的施工队伍参加筑路。中国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和藏族同胞一起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历经艰险，在世界屋嵴上初步修筑了青藏公路的部分路段，为后来修通青藏公路打下了基础。 ■提出和实施绿化西北的伟大工程 西北地区是我国风沙源头之一，由于干旱少雨，植被覆盖率低，风沙严重，给当地人民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危害。习仲勛生在陕西，长期在西北工作，对西北地区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深感绿化对西北建设和发展之重要。解放后，他十分重视绿化工作，倡导植树造林运动，促进西北生态建设发展。到一九五二年，西北地区先后共植树九千余万株，扭转了数百年来西北森林乱砍滥伐的势头，并初步开始了西北防护林建设工程。 一九五〇年一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护与培植。”在实际工作中，习仲勛坚持这一方针，组织完成了一九五〇年植树造林二千八百七十万株的任务，推动了绿化大西北植树造林运动的发展。 这时要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首先要保护好现有的森林。只有剎住乱砍滥伐之风，保护好现有森林，才能调动广大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地方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安定，一些人乘机乱砍滥伐树木。“一九五〇年前半年，陕西秦岭、马栏，甘肃小陇山、洮河、兴隆山、祁连山，新疆天山等林区，曾继续遭到严重的破坏”，甚至在西安城南太乙宫一带、华山等风景区也发生了严重的毁林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大部由于社会上一般人存在着传统的轻林思想，一些机关部队从局部或本位利益出发，以伐木樵採或垦荒为便宜的生产对象，或由于解决建筑木材需要，盲目採伐，加以木商牟利，竞伐、滥伐、盗伐事情到处发生。‘拔大毛’、‘剃光头’，造成森林加剧破坏的严重现象。”为了制止这种现象，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五月六日发出护林通令，指出：“近有少数机关部队、群众团体，滥伐森林，造成不少损失。此种行为应即严加纠正。”《通令》严格规定：“一、凡防风、防沙、护堤、护路、涵养水源等保安林及名胜古蹟、风景林木与土地硗薄、山势险峻不易造林地区之现有林木，一律严禁砍伐。二、上列林木以外之森林，各机关、团体、人民亦有保护义务，不得擅自滥伐。三、个别地区驻扎部队，如确因自用木材无法购得必须採伐时，须经当地省级以上政府或林业主管机资核准并派员指导在指定地区内作修枝、择伐或疏伐。”《通今》还规定了择伐或疏伐的具体原则，及群众需要的柴山和放牧地区的管理原则，要求：“各地区、乡人民政府应指导当地群众，组织护林小组，订立护林公约，经常进行护林工作”，“凡护林有功者分别奖励，违法毁林者予以惩处。” 七月四日，习仲勛批示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宣传教育组织群众保护铁路沿线林木的指示》，指出：“铁路沿线树木，关系巩固路堤，防止水患，调节气候，直接间接对于农林水利都有裨益。”但仍有部分居民对爱护路树重视不够，时常发生折枝、掘根、砍伐、剥皮、拔苗等事情，亟须注意防止。铁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要向居民作广泛宣传教育，禁止任总破坏，并应切实协助铁路工作人员分段养护，凡对于保护路树有功者呈报奖励，破坏者定予严惩。 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及各省人民政府遵照《通令》指不，严禁滥伐滥垦，“普遍进行宣传，并逐步建立与健全林区管理机构。在行政领导配合技术指导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护林运动”。到一九五。年底，“全区已建立林管站三十二个，组织群众护林小组三百一十二个”。仅秦岭林区一处，先后捌立八个管理站，一百八十一个护林小组，订立民主护林公约爝参加护林群众达二千四百九十五人。有些社会治安不好的地方，还组织了部队武装护林和民兵巡山。“在森林残败，护棚较有基础地区更进一步开始了封山育林。如宁夏省在全省林业会议及各界代表会议上，通过自一九五一年起封育罗山与贺兰山东侧提案，新疆省在迪化及哈密山区封山三万余亩。”由于坚决执行护林政策，“在秦岭北坡毁林最严重地区的破坏行为被停止”，“秦岭南坡，甘肃洮河、祁连山及青海、宁夏大规模的破坏也基本上停止了”。 “这可说是西北森林有史以来，从滥伐破坏走向护育的转折点，为西北林业工作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群众普遍反映道：‘如今世事不一样了，公家来管树，我们也有心劲栽树了’，因而激发了他们植树造林的积极性。”西北军政委员会因势利导，组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这一年“西北区共造林植树三千七百零九万株，超过原定计划八百三十六万株”。同时经过一年的工作，“比较精确地了解了林业情况，并积累了一些经验，给今后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147页 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习仲勛进一步加大对植树造林工作的领导。一九五一年一开春，按照习仲勛的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发出《展开大规模春季植树造林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年“完成造林五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亩，植树二千六百七十六万株的任务，把西北林业工作推进一步”。并指出：西北林业“应以培植防护风沙、涵养水源的保安林为主，同时提倡栽植薪炭林以解决燃料问题，并注意栽培有经济价值的果木树及道路和城市树木。”强调：“各级政府要深入宣传动员，利用各种方式方法进行活动，讲解植树造林的重要性，掀起春季植树运动，广泛地发动与组织群众和机关、学校、部队人员进行植树，彻底纠正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轻视林业的思想”，注意解决植树造林中的具体困难。《指示》提出群众与公家合作造林，“按照自愿两利原则，有苗出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地出地，等价算股，按股分红等条件共同造林”的新政策。 由于政策措施对头，群众积极性高涨，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区“植树造林工作的成绩很好”，尤其是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出现了国家同群众“合作造林”的新局面，这种方式“与群众利益密切结合，林权划分清楚，栽植效率大，也易保护，因此大部成绩很好。”六十年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习仲勛和西北北军政委员会的这一政策，与今天所推行的林权制度改革何其相似!由此我们不能不敬佩他们当年的远见和胆略。 四月十七日，习仲勛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十一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北区森林管理暂行办法》，共七章三十四条。二十三日，习仲勛以他和张治中的名义发布了实施暂行办法的通令。《暂行办法》明确划定了国有林、合作林、团体林和私有林的界限，再次重申古蹟名胜、少数民族寺院、卫生、教育及其他特殊效用之保安林，生于悬崖陡坡及未达採伐树龄和封山育林区内之林木，一律严禁砍伐，还具体规定麓管理保护、採伐利用和奖惩抚恤条例。 根据《暂行办法》，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和有关部门矧后召开了木材会议和农林生产会议，规定了统一採伐办法，明确了地方政府的护林责任。就在这个时候，政务院作出捌《关于适当的处理林权、明确管理保护责任的指示》，习仲瑚以他同彭德怀、张治中的名义转发了这个指示，要求各地结刽正在实施的《西北区森林管理暂行办法》和各省的实际情滴认真贯彻执行。 西北地区的植树造林运动起步比较早，对政务院林业部捌出的“全面护林、重点造林、合理利用”方针也贯彻得比较好，“各大中小城市都发动了较大规模的团体造林和群众植树运动”。一九五一年，西北地区林业与农业一样取得了好成绩，涌现出许多造林防沙的先进地区和个人。年底在召开的西北首届农林、水利、畜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表彰了林业方面的模范人物和典型地区。习仲勛在会上就植树造林运动又提出新要求，号召一九五二年继续开展大规模的植树运动：“提倡每人一年一株树运动，一年三千万株，经过十年二十年之后，就可以使我们西北所有铁道旁、公路旁、河畔、秃山逐渐绿化起来。” 一九五二年春节刚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即在二月六日召开了第六十五次行政会议，再次强调：“植树造林工作在西北特别重要”，初步规划了东起陕北府谷，中经宁夏，西到甘肃河西走廊的三千里防沙林蓝图。这是西北林业建设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根据会议要求，开始勘测设计，筹划部署这一巨大工程。 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在西北兴起之后，苗木供给不足成为突出的问题。六月八日，习仲勛批示发出了《关于育苗採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高度重视，“特别是在营造防风防沙林、水源林、护岸林及铁路、公路两旁护路林地区的当地政府，更应切实加强育苗採种工作”，为来年的植树造林运动顺利进行提供保证。 七月间，习仲勛代表中共中央赴新疆迪化参加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此时正值盛夏，习仲勛在新疆工作了一个月，看到大片戈壁沙漠，深感绿化工作必须加快，对绿化西北也产生了新的想法。一回到西安，他就立即指示筹备召开西北地区首届林业工作会议。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日，西北地区首届林业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陕、甘、宁、青、新及西安市林业方面的负责人，各林场场长、各森林管理处主任、西北农学院林业教授。会议历时十天，总结了前三年西北林业工作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会议结束时，习仲勛作了《为绿化西北而努力》的讲话。这是他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认真思考后，站在全局的高度，从长远发展的要求出发，所作的一篇卓有远见的讲话。他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地区林业工作取得的成绩，进一步论述了开展西北植树造林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指出：“在我们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已经根本好转的今天，林业工作，应该是我们即将进人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今后林业工作的具体任务就是绿化西北。”他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不仅要认识中国，而且要改造中国，建设一个更好更美丽的中国。西北的林业工作者，不仅要认识西北的自然环境，还要用森林做武器来改造西北的自然环境，把荒沙地变成森林，使没有树的地方能长起树来。林业工作是全国经济建设中一项重要任务，在西北，更有它特殊重大的意义。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风沙之害来源于西北，而甘肃、陕西的风沙又来源西北的西北。西北是黄河之源，也是黄灾之源。过去的西北是五年一大旱，三年一小旱，这些水旱风沙的灾害为什么会这样逞凶呢?难道缺乏森林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吗?千百万劳动人民正盼望我们去领导他们征服这些凶恶的敌人。过去我们是向统治我们的阶级敌人进行革命，今后我们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向自然灾害进行革命了。 他根据这次去新疆所了解到的情况，指出：现在流沙逐z向内地侵袭，情况十分严重。宁夏阿拉善旗东部的流沙穿过兰山和狼山的缺口，正向东侵犯到平罗、磴口、中卫等地。沙越过贺兰山、穿过长城，甚至侵犯到甘肃的景泰、民勤、武威、永登等县。那里每年都有上千亩的良田被埋没。绥远伊克盟的大流沙，直到陕北榆林，成为“八百里金沙滩”。流侵袭到内地，每年被风沙埋没的土地也是惊人的。榆林市周围全部被荒沙包围，甚至侵袭到米脂、绥德。在新疆和甘肃西部都有一望无际的大戈壁。他还说：根据河南陕县水文站的记录，每年自黄河上游流下去的泥土就有四亿七千九百万立方米。游农田被沖坏，下游农田就要被淹没。所以征服黄灾不仅是西北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黄河下游千百万人民都注视着我们西北，中央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我们现在要订出计划，不仅是一个五年计划，还要订出几个五年计划。我们的目标是正本清源，不仅要治理黄河，对于泾河、渭河、洛河、无定河等几个大支流也要治理好。【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148页 习仲勛在总结前两年植树造林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西北地区植树造林的目标。他说： 考查上述一切灾害的成因，主要是由于草原和森林的破坏。要消灭这一切灾害，就要恢复并且逐步发展森林。经验证明：哪里植树造林哪里就能制伏风沙的侵袭，同时也能防止水土的流失。所以各级人民政府及林业工作者应该多动脑筋考虑这个重要问题，依靠广大的劳动群众，在西北地区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逐年发展的植树造林运动。我们应该在三年来“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採伐”的基础上，结合西北情况，把造林和护林并重起来。什么时候能造，就什么时候造：什么地方能造，就什么地方造。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防风林、水源林、护堤护岸护路林。 他充满憧憬地指出：“我们要在数千里的流沙线上，建造森林长城，要在滚滚河流的两岸和红土山上，到处种起树来。这样，我们的西北地区，就会变成绿荫遍地、青山绿水、气候良好，水旱风沙的灾害就会被我们逐渐征服。” 习仲勛在讲话中，还以华夏祖先创造青山绿水，留下汉桂、唐槐和汉柏等故事来说明中华民族历来是喜欢种树的，希望林业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秀传统，在应该造林的地方瑚植起森林。他最后强调：林业工作要贯彻群众路线，切实做捌“一人一把种”，“一户一畦苗”，“家家育苗”，“人人种树”镧使群众懂得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的道理，由群众自己来打下酬年大计的基础。他还提出：在农村日益发展的各种形式的劳制互助组织里，要增加採种育苗、植树造林这项任务。 西北地区的绿化工作，在解放初的几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需要数十年长期不懈的努力，而不是短期就能收到明显成效的。遗憾的是后来的“大跃进”糊动和“文化大革命”，使绿化大西北工程受到严重挫折，森林植被遭受极大破坏。直到一九九八年八月，江泽民在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考察延安的报告上作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批示后，绿化大西北工程又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发展阶段。 第22章 倾心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 “民族问题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实际问题”。这是习仲勛对西北地区区情的基本认识，也是他主持和领导西北工作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不仅因为青海、甘肃、宁夏和新疆这四省民族问题复杂，而且藏族人数众多，大部分地区又与西藏接壤，联繫密切，互相影响。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许多政策的制订和贯彻执行，不仅对团结西北各少数民族有决定性影响，而且对做好西藏工作，争取西藏和平解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习仲勛与彭德怀一起，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为稳定西北局势，争取西藏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迎送十世班禅 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清朝政府国力孱弱，对两藏地方的统治效能降到最低点。中华民国建立后，对西藏的管理逐渐有所恢复。但由于内地一直处于不安定的战争状态，加上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挑唆，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时，西藏上层集团在拉萨发动“驱汉事件，限令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在两周内离开拉萨”，并派出“亲善使团”出使印度，准备前往英、美、法等国游说，谋求“西藏独立”。这时，美国直接插手，派出人员同西藏上层人士频繁接触。西藏面临着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危险。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决策。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勛、张宗逊：“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对保护十世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藏民，作了周密安排，彭德怀还在此前到班禅驻地塔尔寺访问，了解情况。 按照中央的指示和意图，习仲勛和彭德怀十分重视对十世班禅的统战工作，指定由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具体负责。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十世班禅及其随行人员由香日德返回西宁，同中央人民政府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十世班禅致电毛泽东和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最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考虑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来承担。后来由于西北地区解放战争结束较早等原因，毛泽东又一度准备改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来担负。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两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羽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派人调查了解了经青海人藏的前路情况，并向毛泽东汇报说：“由青海、新疆人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最终毛泽东权衡利弊，于一九五〇年初将进军西藏的主要战略方向由西北转向西南，作出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由中共中央西南局担负主要责任，中共中央西北局配合的决定。据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分别作出由西康、云南、青海和新疆多路同时向西藏进军，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努力开展和平争取工作的部署。 经过充分准备，西北军区于六月和八月分别从青海、新疆派出部队，向后藏和阿里地区进军，支援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将于十月初发起的昌都战役。与此同时，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加强对十世班禅的团结争取工作。 西藏民主改革前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宗教在其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受到西藏人民的高度信仰。这里的阶级矛盾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民族之间的隔阂又和祖国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西藏问题极其特殊的复杂性。因此，解放西藏，处理好宗教问题是一个关键。 这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贺龙，正主持研究进军西藏问题。他认为：国民党在康藏所以失败，是由于对西藏内部宗教问题处理得不好;而英国的势力所以能够伸张进去，也是从宗教问题着手的。因此，对现驻在青海的十世班禅的统战工作，就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重点。 达赖和班禅，是在西藏宗教中占统治地位的黄教始祖宗喀巴的两个弟子。几百年来，各有其地位和统治地区，其中达赖的实力和影响占优势;班禅则主要在后藏日喀则等三大寺院地区有影响，并比较多地倾向于中央政府。以后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挑唆，达赖和班禅两位宗教领袖失和。一九二三年，九世班禅因惧怕达赖噶厦的加害而出走内地，十世班禅即位后仍未回到西藏。在这种情况下，做好对十世班禅的统战工作，有利于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实现祖国统一。
第149页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就积极争取十世班禅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南局，指示：班禅既已表示拥护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我应积极争取之。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在实际工作的策略上，应採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这时，在中央分管民族和统战工作的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维汉，也建议中央：“由于历史关系及班禅集团的关系，由西北向西藏可以进行许多工作，建议中央正式通知西北局在这方面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进行工作。”十月二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央西北局并中共青海省委，指示：“关于班禅集团的各项事务，中央酉冬电已授权彭(德怀)习(仲勛)负责处理，望西北局即作通盘筹划，分别执行，青海省委应负的责任与工作，亦请西北局加以规定。” 十月昌都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又向中共中央建议：西北局除承担进军后藏和阿里的军事任务外，还要承担这两个地区的政治任务，以便解决经济和运输补给方面的困难。中共中央接受这一建议，于十一月九日电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两南局：“因在解放西藏的整个作战中，西北人民解放军担负讲军后藏和阿里地区的任务，又因后藏为班禅集团历史关系最深而现在仍保有相当影响的地区，而班禅的工作则属于西北局，故刘伯承同志提议由西北局同时担负接管后藏和阿里地区的政治任务。为此，西北局应即积极进行各种有关准备工作，如政策、人员、统战工作等。”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先后多次召开会议，认真讨论贯彻中央指示，决定组建专门机构，加强对十世班禅方面的团结争取工作。并确定由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任驻班禅行辕代表，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牙含章“协助担任联络及领导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央后，中央即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复电同意。 这时，十世班禅已派代表计晋美同中共中央就其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等问题进行协商。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就十世班禅进藏已商定的事项电告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南局。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又将周恩来与计晋美谈话的内容告知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便做必要的准备工作。谈话的主要内容：(一)中央同班禅间的合作是建立在互相信任与互相依靠的基础上;(二)必须尽一切可能争取达赖，主要是为了宗教关系与西藏内部的团结;(三)解放拉萨的进军还有一段时间，在此时间内大家积极做必要的准备，十世班禅方面主要是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帮助下努力训练干部。进军西藏、护送十世班禅进藏的准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在解放西藏的工作实施之初，十世班禅回藏的时机并不成熟。李维汉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南局徵求意见。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仔细分析形势后，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致电李维汉等，陈述他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意见。习仲勛说：“班禅集团进藏心切这是很自然的”，但“在目前情况下，班禅集团只有在全藏解放后或我中央政府与达赖政府谈判协议成立后，回藏才正合时机，过早对我解放西藏决策及团结全藏的方针都会有影响。这种精神已托汪锋同志赴兰(州)向他们就便反覆说明，要他们等待时机并将人藏工作进行充分准备。”并说：“以往中央指示各项已分别拟订具体步骤帮助积极进行。” 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意见，与周恩来同计晋美谈话精神是一致的。当计晋美返回西宁时，周恩来叮嘱他路过西安时要“与仲勛同志详谈”。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再次讨论了护送十世班禅入藏问题，形成若干实施意见并决定 成立中共西北西藏工委，派专人去北京向中共中央汇报和请示有关问题。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和范明、牙含章到达北京，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汇报工作。李维汉就护送十世班禅返藏、做好统战工作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筹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他们一起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西北地区进藏的任务、路线、部队隶属关系、进藏物资准备和十部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 二月十三日，中央军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发出《关于西北方面参加解放西藏的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今年必须全部解放西藏，西北人藏工作必须于三月底以前完成一切必要准备，不得延误”，初步确定西北进藏人员数量：中共西北西藏工委一千五百人，家属一千人，班禅方面一千五百人。《通知》还强调：“所有中央允许班禅集团之条件，必须迅速尉满地予以实现，给班禅卫队配备干部及配备一个医务所和电台等，责成西北军区迅速解决。”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勛进一步加强进军西藏、护送十世班禅的各项准备工作。二月二十七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正式任命范明为驻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助理代表。三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接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丁两南只能提供一千人进藏给养的电报后，又召开临时会议，专门研究进藏问题，决定压缩西北进藏人员，中共西北西藏工委为七百人，班禅方面为八百人，总计一千五百人。其中五百八的给养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供给。 三月十九日，范明在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扎西旺喜的陪同下，赴塔尔寺班禅行辕履行职务。班禅方面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之后，护送十世班禅进藏的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二十七日，十世班禅致电毛泽东，希望“人藏前到北京谒见毛主席”。他表示：“最近西北军政委员会派员协助本辕积极准备人藏事宜，深信西藏人民解放与班禅光荣人藏，不久即可实现”，“今后誓愿在主席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效忠祖国，解放西藏，团结全藏人民，为彻底肃清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巩固祖国西南国防，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而努力”，“并拟于短期内赴京致敬，面耽训诲。”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加紧调配了一千一百余人的进藏干部、工作人员、勤杂人员以及警卫分队，筹集了大批物资，并在陕、甘、宁、青各省购买和租用了一大批牲口，作为驮运物资之用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十世班禅进京，并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妥人妥为护送”。昌都战役的重大胜利，引起西藏上层人士的极大震动，达赖集团几经权衡，决定派出和谈代表赴北京谈判。中央“估计达赖集团的和谈代表四月下旬可到京，如班禅亦于是时前后抵达，或有利于我们促进前后藏的团结” 四月十五日，习仲勛致电范明，要求做好十世班禅进京的各项工作：“班禅到兰(州)时，兰市党政军民机关应派代表前赴机场欢迎”，“班禅代表益喜楚臣所提各项要求，均可同意”。范明遵照习仲勛的指示，对班禅率领堪布会议厅各负责官员一行十五人的赴京活动，作了周密安排，于二十二日由兰州乘专机飞抵西安。他们在途经西宁和兰州时，都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区及青海、甘肃负责人的热情欢迎和招待。
第150页 对在西安迎送十世班禅，习仲勛作了精心安排。十世班禅抵达时，习仲勛率有关方面负责人赴机场欢迎。习仲勛后来撰文回忆第一次与班禅会面的情景时说：“我第一次与班禅大师见面是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那时他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赴京途经西安，我代表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到机场迎接。当他走下飞机时，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飞机舷梯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心情激动地对我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口转达给毛主席。”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宴会，欢迎十世班禅。习仲勛主持并致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 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及随行官员，赴京谒见毛泽东，路过西安，我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特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慰问。你们是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遭到反动派的迫害而离开西藏的。几十年来，你们是一贯为反对外国侵略，为祖国的团结和统一而奋斗的。 西藏是中国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不能让任何帝国主义强盗侵占和蹂躏。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早已决心解放西藏，要援助西藏同胞回到祖国怀抱中来，要援助藏族人民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让西藏人民也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现在，西藏快要解放了，你们也快要回到西藏和西藏人民欢聚一处了，这是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最高兴的一件事。祝贺你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团结西藏各方面的人士，为藏族人民的解放和发展而奋斗，为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祖国而奋斗。 习仲勛讲话后，十世班禅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奋斗。 从此以后，习仲勛和十世班禅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成为知心朋友，合作共事近四十个春秋。 二十五日下午，十世班禅一行与专程前来迎接他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特派代表杨静仁，一起由西安启程前往北京。一下飞机，就受到朱德、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等领导人和首都干部、群众及喇嘛六百多人的欢迎。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十世班禅，希望他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 五月二十三日，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等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多次谈判，在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的响应和努力下，终于签订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又称《十七条协议》)。协议明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在《协议》签字仪式上，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和十世班禅讲了话。阿沛-阿旺晋美在讲话中，谈到自己在来京的路上，“亲眼目睹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团结政策区域自治的事实与初步成绩”，“所以，我们衷心地热烈拥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团结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的正确方针”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领导之下，与全国各兄弟族团结合作”，“回到我们自己平等、友爱、互助、团结的国大家庭里来!”十世班禅也为《协议》签订而向十四世赖发了贺电，表示：“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班禅和达赖终于在失和二十九年后开始恢复联繫，西藏民族团结出现了新的局面，促进了祖国统一。 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大陆实现了基本统一。六月二十一日，十世班禅在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后，返回青海塔尔寺。途经西安时，习仲勛再次欢宴十世班禅，进一步增进了了解和友谊。十世班禅回到塔尔寺后致信习仲勛说：“此次来陕，晋谒崇阶，面聆教诲，蒙您特加青睐，热烈招待，既荷礼遇有加，复蒙惠赠厚贶，隆情雅谊，无微不至。返青时又蒙派员沿途照料，仰见关怀之殷切，益增衷诚之感谢”，“今后敬以至诚，愿在毛主席和您的领导下，为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而努力。” ■中央人民政府特命代表 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快了进军西藏的速度，西北方面进军西藏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 一九五一年六月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范明为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他所带领的部队编人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独立支队序列。七月，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也正式成立，计晋美任主任委员。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范明率十八军独立支队及西北工作人员率先进藏，牙含章继续留班禅处工作，班禅行辕可派少数人员随范明先行人藏。中共中央并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注意对班禅处工作的领导”。八月十二日，在范明的率领下，西北人藏部队与班禅行辕计晋美等一千三百人，作为先遣队从西宁出发，向拉萨开进。 与此同时，护送十世班禅人藏返回扎什伦布寺的工作，也开始实施。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和职权。”为此，中央决定在时机成熟时护送十世班禅返藏。【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自九世班禅于一九二三年离开西藏后，扎什伦布寺及其所属百姓一直由达赖噶厦政府管理，按照《协议》规定，应交回班禅堪布会议厅接管。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但对十世班禅返藏的时机选择，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经过认真考虑后，认为宜选在十四世达赖表示欢迎之后，这样能更好地贯彻《协议》，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 九月十九日，十四世达赖终于通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致电十世班禅，欢迎他“即速起程回寺”，并表示在其进人西藏后，沿途各地派乌拉做好运输工作。十世班禅进藏的时机业已成熟。之后，几经磋商，十世班禅返藏时间定于道路封冻之前的十二月内 十一月四日，十四世达赖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欣闻班禅仁普亲拟于公历十二月内自塔尔寺启程回藏，至为欣慰。除已令班禅喇章立即派员前往迎接，西藏地方政府已指派堪穷、代本各一人及哲蚌、色拉、噶丹三大寺堪布总代表等即日出发前往迎接外”，“谨请您——伟大的人民领袖，赐予维护帮助，使班禅仁普亲得以迅速启程返藏。”实际上，十四世达赖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派代表欢送班禅的请求。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达赖的请求。十一月十一日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并转中共青海省委：“对班禅人藏事宜，请你们负责检查督促，帮助其克服困难，不可疏忽”，“请仲勛同志于班禅起程前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前去向班禅致欢送之意并向随同人藏的藏汉人员讲解政策。”这一决定，说明中央和毛泽东对班禅返藏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中央对习仲勛处理民族事务的认可和信赖。
第151页 习仲勛高度重视十世班禅的返藏和欢送工作。为此，他“多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就有关的准备事宜进行细緻周密的部署。他要求有关人员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从维护祖国统一的高度来认识和完成好这一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要看到有利条件，更要看到困难，要把困难估计充分”。 十二月十二日，习仲勛乘飞机从西安前往兰州。这时正是两北的隆冬季节，天气变化无常，西安还是晴天，兰州却乌云密布。习仲勛乘坐的中苏民航飞机，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两时才起飞，下午四时到达兰州东郊机场。当晚，习仲勛住在老战方、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在省委机关的住所。 第二天上午八时，习仲勛乘汽车前往青海。由于简易公路路况很差，坎坷不平，直到下午五时才抵达西宁。习仲勛第一次到青海，受到了西宁各族人民群众和省属机关干部的热情欢迎，省属机关干部还为习仲勛一行举行了欢迎晚会。 十四日，习仲勛在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和甘南藏族首领黄正清的陪同下，前往塔尔寺拜会十世班禅。 塔尔寺是青海省藏传佛教的第一大寺院，坐落在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南隅的莲花山山坳中，距西宁市二十六公里，是藏传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为藏区黄教六大寺院之一。 欢迎的僧俗群众队伍从山腰寺院蜿蜒至河滩，排成二三里的长龙，习仲勛一行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走过，藏族群众躬躯张臂垂首致敬，有的老媪还双膝跪地叩首膜拜。当他们行至寺院山麓时，鼓乐齐鸣，号音震谷，寺院僧人列队以礼相迎。习仲勛气宇轩昂，神态自若，面带微笑，踏着铺盖红毡的石阶，健步来到十世班禅的庭院。 习仲勛在十世班禅和他带领的几位寺院高僧迎接下，进入金碧辉煌的客厅。宾主分席入座后，习仲勛首先向十世班禅致意，诚恳地说道：“我此次来西宁，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欢送佛爷返回西藏的。” “谢谢，谢谢!”十世班禅连声致谢，并激动地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我们是回不了西藏的。” 习仲勛与十世班禅进行了亲切交谈，就返藏事宜再次徵求意见，并作了叮嘱。随后，十世班禅陪同习仲勛参观了塔尔寺。习仲勛“不时地赞嘆寺院的精美雕塑和建筑艺术，向陪同高僧询问着佛典经文”。塔尔寺三千多喇嘛排列寺外，奏乐欢迎。该寺法台、活佛和僧官等代表全寺喇嘛向习仲勛敬献哈达，感谢人民政府实行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感谢人民政府对塔尔寺僧众的关怀和照顾。习仲勛与僧院负责人一起座谈，了解情况，徵询他们对政府的意见。 之后，十世班禅设宴招待习仲勛，酒菜饭食、佳肴美馔，均系汉族风味。习仲勛举杯：“庆祝西藏和平解放”，“祝班禅额尔德尼一路顺风，胜利返回西藏”，“希望班禅活佛与达赖喇嘛闭结合作，为建设新西藏作出重大贡献。”习仲勛与十世班弹及他的随行人员频频举杯，互相祝福，深切交谈，气氛热烈。宴会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直到夜色苍茫，习仲勛一行才驱车返回西宁。 十五日下午三时，十世班禅按照卜算的吉日，在堪布会议厅要员的陪同下，自塔尔寺出发到达西宁。他们在这里停留三天后前往香日德，再从香日德出发前往拉萨。在西宁，十世班禅向习仲勛和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廖汉生赠送礼品，并举行辞别座谈。座谈中，堪布会议厅的要员们提出，拨给他们一定数量的枪枝和银元，并要求带一辆小员车到日喀则供班禅使用。习仲勛爽快地说：“佛爷的要求，我们可以完全满足。明日即全部兑现”，并就轿车如何运抵日喀则作出具体安排。十世班禅一行非常满意。 习仲勛对十世班禅很尊重，言必称“佛爷”，随行人员很不理解。习仲勛向他们解释说：“这是民族政策嘛。” 十六日晚七时，青海省各民族和各界人民一千多人，在省政府礼堂隆重举行欢送十世班禅回藏大会。会场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四壁张贴着欢送十世班禅回藏的红绿色标语，气氛十分热烈。班禅堪布会议厅也派出喇嘛仪仗队参加欢送仪式，更增添了大会的气氛。大会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主持，习仲勛致欢送词。他说：我奉毛泽东主席命令，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并西北军政委员会，前来欢送班禅额尔德尼先生返回西藏。他在阐述十世班禅回藏的重要性后，强调指出： 西藏领土是祖国锦绣山河不可割裂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祖国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西藏人民开始摆脱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我希望并且相信，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回藏后，一定能够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同达赖喇嘛更加紧密团结，并在人民解放军协助下，忠实地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全部规定，为根除帝国主义影响，为巩固祖国边防，为促进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不断获得发展和进步，为建设一个辉煌灿烂的新西藏而奋斗! 习仲勛祝愿十世班禅一行一路平安，祝愿班禅额尔德尼身体健康!随后，十世班禅致答谢词，感谢中央人民政府，感谢毛主席和各位首长。他说：习副主席在百忙中不远千里，前来为我们送行，不胜感激。他激动地说：“我们流离内地近三十年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中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重返两藏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后来，习仲勛回忆说：“班禅大师这段话情真意切。他的前世即第九世班禅曲吉尼玛，由于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被迫离开西藏，长期流落内地达二十六年，直到圆寂时也没能回到西藏。如今，返藏回寺的愿望终于由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贊实现了。他高兴、激动是很自然的。” 十七日中午，习仲勛又与十世班禅及其几位重要随员恳切谈心，再一次嘱咐十世班禅回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做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十世班禅后来回忆说：习仲勛向他介绍了西藏内部的形势，全面讲解了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中心问题是要认真贯彻执行协议，主动搞好同达赖和噶厦官员的团结，要估计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执行协议也要一步一步地去做。班禅说：“那时他才十三岁，有些话的意思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是习仲勛同志给他谈话时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反覆耐心地解释问题，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永远难忘。后来他在西藏工作中遇到困难时，特别是刚刚回到西藏的头几年，在执行协议的问题上，在处理堪厅同噶厦之间的历史悬案的问题上，一下子遇到一大堆难题，他立即想起了习仲勛同志的话，觉得是那样深刻，那样符合实际，从而真正理解了那些话的意义，于是有了想办法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第152页 十八日，习仲勛还在中共青海省委的小会议室里，“用一天时间，向行辕人员和随班禅人藏的汉族干部三百余人作了一次报告，以彻底实现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为题，并提到入藏后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在会上，护送班禅进藏干部工作队负责人牙含章汇报了进藏工作干部的组成和装备等情况。习仲勛关切地询问工作队人员的思想状况和对进藏工作的认识，牙含章逐一作了回答。习仲勛肯定了他们的工作，但又感到“这次随班禅人藏的干部，从领导同志起，多数人都有过急过高的要求，总认为人家落后，殊不知人家就是一个封建集团，是一个反帝爱国和贊成共同纲领的封建集团，但又是我们必须联合而又可能推动其前进的一个封建集团。”为“防止他们和班禅集团搞不融洽，而妨害我们工作的进展”，习仲勛向牙含章和几位负责人反覆地阐明这个道理，叮嘱他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做好工作。 针对入藏干部的思想状况，习仲勛按照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对护送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他指出： 在西藏做工作，要採取“稳进慎重”方针，不能犯急性病。所谓“稳进”不是不进，而是多用思想，多考虑，应办不应办?办了以后，后果如何?这样做，办一步就有一步成绩，并且可以巩固起来。这是搞好西藏工作的方针。在西藏有些事情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怕慢，只要搞对，否则反而要走弯路。 西藏目前主要应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以我们为主体，首先搞好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团结，然后搞民族之间的，宗教界的上层和下层，喇嘛和俗人，农民和牧人之间的团结，组成一个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爱祖国、反帝国主义，这是西藏搞统一战线的基础。搞这个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开展反帝斗争，在斗争中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在西藏反封建目前还为时过早。要争取达赖、班禅到反帝统一战线中来。这一点要在干部中讲清楚，思想上搞通，否则下边会出毛病(如不尊重风俗习惯，急欲改革，不愿与封建势力接近等)。 习仲勛要求进藏干部要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和熟悉西藏方面的各种情况，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和历史等。要造成一种风气，这就是学习。应多开代表会、座谈会、联谊会等，多让各地区的上层分子上来，讲解政策，建立关系。要採取访问团、调查团、救济组、医疗队等多种方式深入到各地去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对十世班禅要多帮助，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在合作中帮助他们进步。对他们落后的方面不要要求太高，只要“大同”就可以，“小异”是要有的。有“小异”又有大同，这就是统一战线。遇到重要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要争，要马虎，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习仲勛还特别强调西北去的干部要和西南干部团结一致，不要有丝毫隔阂，要特别亲密、特别团结。随班禅进藏的青海藏民也要注意，到日喀则后应与西藏藏民团结一致，要谦虚而不要骄傲，不要在西藏人民中产生不良印象。 习仲勛在讲话中提出的这些原则，贯彻了毛泽东对西藏工作“慎重稳进”的方针，也凝聚了他几年来对少数民族工作的经验总结。牙含章到拉萨后，向中共西藏工委的张国华和张经武原原本本传达了习仲勛的指示。他们认为习仲勛讲得非场正确，即把这些指示印发给昌都、三十九旅、波密、日喀则、江孜等所有人藏的干部和战士学习，要求他们“在工作中切实注意” 十二月十六日，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全体人员和班禅行辕工作队到达拉萨，先后向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发来两封电报。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的电报说：“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行军，越过了千山万水，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进军任务，同西南兄弟部队胜利会师。现正值我们准备胜利会师大会之际，全体同志莫不万分高兴。我们一致向你保证，绝对遵照你的指示，在干部与战士中继续进行深入的团结教育，坚决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同十八军兄弟部队亲密团结，彻底实现和平解放两藏的协议，共同为建设人民的新西藏而奋斗。”十八日，班禅行辕工作队的计晋美和纳旺金巴也以感激的心情，致电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电报说，我们班禅行辕工作队，胜利地到达了拉萨，“我们深知这个胜利是你和光荣的党——共产党给予我们的，使我们真是感激不尽。我们谨以至诚向你保证，一定要同西藏政府地方官员亲密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而团结全体西藏僧俗人民，坚决彻底全部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同为建设繁荣幸福的人民的新西藏而奋斗!” 这两封电报，给习仲勛带来了莫大的欣慰。自从范明支队于八月下旬从西宁出发后，几乎每天都有电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及西南军区。百忙之中的习仲勛每电必看，时时牵挂着他们，这两封电报终于让他放心了。 十世班禅进藏的工作已安排就绪。十二月十九日，十世班禅及随行人员由西宁启程返藏。西宁机关干部、学校师生、汉回群众和从周围牧区赶来的藏族农牧民群众近万人，为十世班禅送行。狭窄的西宁市西郊道路两旁挤满了群众。习仲勛和张仲良、廖汉生、赵寿山、喜饶嘉措、黄正清等，站在送行台上，恭迎十世班禅的到来。 十一时许，十世班禅率队来到送行台前，向习仲勛等躬身拜别，献上洁白的哈达。习仲勛紧紧地握住十世班禅的手，动怕地说：“祝佛爷一路顺风，胜利到达。”十世班禅一行在武装队的护送下缓缓离去。习仲勛望着十世班禅渐渐远去的身影，深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策的正确，默默祝福十世班禅顺利到达拉萨，实现宏愿。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十世班禅一行经过千辛万蝴历经四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顺利到达拉萨。当天，十世班禅调会见十四世达赖，虽然也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情况，但毕竟绸束了二十九年前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失和的状况，为实现谓藏民族团结开创了新的局面。 ■执行中央指示妥善处理新疆问题 新疆解放后，在以王震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的努力下，各项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王震、陶峙岳和包尔汉先后发言，介绍新疆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与会者以极大鼓舞。 根据与会代表的提议，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发出慰问电，热情慰问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欣悉你们两年来，除和新疆各族人民亲密团结，巩固地捍卫着祖国的边疆外，同时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忘我地进行着大规模的劳动生产，为祖国创造和积蓄了大量财富，你们和新疆的人民一道正在为新疆的未来的经济建设开闢着光辉的道路。本会议全体与会人员，对你们的英勇精神和伟大成绩，感到异常兴奋，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与慰问。希望你们不骄不躁继续努力前进，为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而不断奋斗”
第153页 但是，在牧区改革问题上，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同中共中央而北局却产生了分歧，也引起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在听取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汇报后，决定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讨论解决新疆土地改革包括牧区改革问题，刘少奇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会议批评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在牧区改革上所犯的错误，指出“把农业区的经验机械地搬到牧区是错误的”，同时提出新疆土地改革、宗教工作应当注意的问题，强调在新疆实行民主改革应当执行慎重稳进的方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勛的意见与中央是完全一致的。这次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由王恩茂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政委、新疆财委主任;徐立清任第二书记，张邦英任第三书记，赛福鼎·艾则孜任第四书记。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于七月十五日至八月五日召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使新疆的各级干部理解中央的政策精神，习仲勛受中共中央委派，于七月四日乘飞机抵达迪化。他广泛接触新疆各方面的干部，深入了解情况。 毛泽东高度重视新疆问题的妥善处理。在习仲勛启程去新疆的前两天，他对新疆送来的关于农业区土地改革和牧区工作阳两个决议稿作出批示：“此两件请周总理即阅，明三日或四日至迟五日由尚昆派人乘飞机送迪化交习仲勛、王恩茂二同志收，分于七月六日或七日送到勿误。原件应抄存一份。”两个决议稿是准备提交新疆党代表会议讨论的，一个是《关于在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草案)，一个是《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草案)。前一个决议草案指出：根据新疆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在农业区必须坚决地实行土地改革，同时对土地改革又必须採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为了保证土地改革胜利，决议对组织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正确地划分阶级、有分别地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不断地教育农民群众等问题，以及保护宗教土地、保护畜牧业和外侨土地等具体政策作出了规定。后一个决议草案在肯定新疆解放以来牧区工作成绩的前提下，着重指出了牧区工作中所犯的一些原则性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是：企图在牧区划分阶级，宣传社会改革，准备消灭地牧主经济;不顾牧民的觉悟程度和是否自愿，企图组织畜牧合作社;对于匪特煽动的群众性的叛乱着重军事清剿，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做得不够;在镇反中捕人太多，打击面过宽。总之对牧区工作不是採取慎重稳进的方针，而是企图实行一种危险的冒险政策;不是根据畜牧经济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去规定若干可能的改良，而是机械地搬用农业区土地改革的办法去改革畜牧经济。决议确定了牧区工作的总方针是：安定社会秩序，保护与发展畜牧业，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地改善牧工和穷苦牧民的生活。并在此总方针下实行一系列政策，包括“广泛地开展牧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包括部落头目、宗教首领及牧主)，只打击那些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坚决保存牧主经济，对牧主经济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实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逐步取消牧主封建特权，鼓励牧主的生产积极性，使牧主经济逐渐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等等。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两个草案。此后，这两个草案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讨论通过。【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七月八日，习仲勛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扩大会议，吸收党代表会议的核心分子四五十人参加，传达中共中央的精神，组织分组讨论。经过五天会议，大家检讨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初步统一了思想，为党代表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实际的准备”。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正式开幕，习仲勛代表中共中央率中共中央西北局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向大会作了报告。第二天，习仲勛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的具体议程和内容。他设想：“会议进行到后期，斟酌情形，我准备就土改问题和领导工作问题再讲一次，着重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帮助分局同志胜利的结束会议。会后，再定出具体办法，在新疆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传达，停止和扭转各方面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布置土地改革工作。”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收到习仲勛的报告后指示：“你于七月十六日晚写的报告今天收到，阅悉。我们认为你对新疆情况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即照此去做。”毛泽东还将习仲勛的报告，批示送给已经回国、仍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阅示。 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习仲勛就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出现的偏差作了几次重要讲话。他从提高党的干部思想政策水平出发，从汲取经验教训和改进工作方法的角度提出意见，并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处理意见。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几位领导和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就民族宗教问题作了报告。“分局几位同志又都带头作了检讨，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展开了”。会议还成立了由贾拓夫领导的财经工作组和张宗逊领导的军事工作组，以及清理积案工作、检察宣传教育工作和研究干部工作三个委员会，准备更系统地了解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强外来干部与本地民族干部团结的问题和土地改革工作，通过了《关于防止和克服大民族主义倾向的决定》和《关于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 习仲勛在报告和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牧区改革工作的政策和策略。他指出：“中央和西北局对牧区工作是坚持慎重稳进方针，规定在目前以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工作任务是：肃清土匪，镇压反革命现行犯，安定社会秩序，保护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医疗、贸易工作，培养当地干部，逐步建设民主政权，团结和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人们，努力发展畜牧业。”他认为：必须重视占牧区畜牧业百分之六七十的牧主经济，这是一种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即其政治上的残酷压榨牧民是封建的，其对畜牧业的经营方法，则是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我们的政策，是逐步取消牧主在政治上的封建特权，但又坚决保护其牧主经济，并鼓励其发展，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性质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牧主阶级一般是我们联合的对象而不是打击的对象。“对于牧区政权，不论是旧有的千百户制，或新设的县、区、乡制，都必须吸收当地有势力的和较好的部落头人参加，使其有适当地位，并逐渐增加各级政权机关的民主性。”牧区镇压反革命的对象，必须严格控制在现行反革命活动和武装叛乱首要分子的界限内。对于武装割据的部落头人，依据青海省争取昂拉区项谦千户的经验，首先用最大力量讲行耐心的政治争取，确实争取无效而仍武装顽抗时，才组织军事进剿。但在进剿中与进剿后，均不放松政治争取工作。
第154页 “只要仍有一线机会，都必须坚持政治争取工作。” 习仲勛在报告和讲话中说：“在开展牧区工作的步骤上，是首先抓紧安定秩序，开展医疗、贸易工作，培养干部三项基本任务，其他各项工作则依据情况，逐渐推进。”这就廓清了在牧区工作上的政策界限。他强调要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处理党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他说：“有很多事情，明天办是好事，今天办就是坏事。如定居比游牧好，但在今天尚无定牧的条件下，组织牧民定居，便害了牧民，害了畜牧业。所以‘一切决定时间、地点和条件’，离开具体环境去观察和解决任何问题，都是没有准的。”他认为，一些领导干部在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即“只看到顺利情况的一面，忽视了困难情况的一面;只看到阶级关系的一面，忽视了民族关系的一面;又不是从各少数民族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而是搬用汉族地区的工作经验去看那里的阶级关系;对于封建阶级和上层分子，只看到他们残酷地压迫、剥削群众的一面，忽视了他们多数人尚与群众有某些联繫、有共同民族情感的一面;夸大了他们与群众对立的共同性，忽视了这种对立有程度不同的差别性;对于牧主阶级，只看到它在政治上封建落后的一面，否认了它在经济上尚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对于劳动群众，又只是看到少数先进分子的一面，忽视了真正广大群众的一面;只看到了甚至是夸张了群众要求进步的一面，却忽视了群众尚被许多传统的落后影响所束缚的一面;对极复杂的宗教问题，也只看到它在少数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衰退的一面，而忽视它的渗透群众生活的诸多方面。这样，便不能了解各少数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全貌，不懂得必须在巩固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反封建阶级的斗争，不能领会在反封建阶级的斗争中，上层分子和分化敌人营垒的特殊重要性” 习仲勛还针对一些干部在工作中，有时把宗教和封建制度混同起来的倾向，依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之起源》一书中的分析，着重说明不能把宗教当做封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道理。他指出：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便已有了朴素的宗教观念，宗教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是群众面对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不可抗衡的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而求助于神秘现象的表现。封建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不是由他们制造了宗教。因此，宗教不会随着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灭。由此，他强调说明统一战线在新疆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党在新疆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组织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与汉族地区比较，新疆的统一战线工作更加广泛，除开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以外，各民族的各个阶级、阶层、集团、重要人物和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士绅，都是我们团结的对象。“而团结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区的部落头人、知识分子，在目前时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八月五日，习仲勛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闭幕会议上讲话，对这次会议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次会议的特点，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用耐心说服方法解决思想问题，不仅是讲求方法，更重要的是讲求效果。这次会议的效果很好。关内来的干部和本地干部都毫无拘束地讲了话，大家都把事实摆出来，大家都开动脑筋，分析问题，辨别是非。”“这样，问题弄清楚了，基本政策思想都一致了，结论也就容易做出来了，大家都提高了。” 会后，习仲勛专门就这次会议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习仲勛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习仲勛同志的报告很好。” 随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精神的贯彻，新疆牧区出现了新的局面。由于政策对头和积极争取，阿山地区的谢尔德曼、胡尔曼两股匪部五十二人向人民政府请降。一九五三年夏，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出调查小组，在四个月的调查后写出的《新疆牧区调查报告》，也证实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后“牧区社会秩序空前安定”的情况。报告以一个县为例，说：“新疆情况最复杂的地区是富蕴及其周围数县，尤以富蕴最甚。我们在这个县住了月半有余，大部时间又住在游牧部落。据知该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牧民曾经跟乌斯满，去年八月前又有谢尔德曼、胡尔曼等叛乱，致生产停顿，牲畜减少，牧民生活困难，人心不安。解放后，尤其是去年分局党代表会议端正牧区政策后，叛乱停止，秩序安定，大家都能安心生产。今秋和去年八月前相比，该县人口从九千余增至一万九千余，牲畜从三万余增至十万余(不完全是繁殖大部是从外地搬回)，农田由大部荒废到不仅全部恢复而且又扩大一倍。县城商民由不足七十户增至二百余户，由高价买不到面粉、油、盐等日常必需品，到基本上可以供应，并且价格降低一倍以上。去年八月前一市斤面粉两万四千元(旧币)还买不到，现在降至五千元一斤。牧民安定后，扩大生产，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去年至今春该县对贫苦牧民又作了三次救济。牧民享受这种安定生活，无不感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新疆》一书，对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是这样评价的：“从以后新疆历史的发展来看，这次会议就牧区工作所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会议提出在新疆工作中，应充分注意民族特点，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对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年轻有为”到“炉火纯青”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及时了解全国各地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中央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情况，毛泽东要求各大区、各部门领导每两个月至迟一个季度写一次综合报告。习仲勛模范遵循这一制度，每次报告都十分认真，亲自动手，把中共中央西北局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的情况，及时如实地汇报给中央。他写的报告实事求是、简明扼要，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具体事例和数字，经常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并常常转发各大区参考。从三年近二十份工作报告中，毛泽东对习仲勛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据薄一波回忆，一九五二年初的一天，他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汇报工作。这时，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勛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问题，内容丰富，论述精闢，为中央了解西北情况，制定政治和社会改革各项工作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毛泽东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勛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脱口而出：“年轻有为。”薄一波一直十分赞赏习仲勛，在延安时，他就听到过毛泽东用这样的话赞誉习仲勛。 那还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劝。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一九四五年十月，习仲勛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併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这一年，他刚刚三十二岁。
第155页 物换星移，从那时起转眼又过了七年。习仲勛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任上又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率军赴朝后，习仲勛实际上担负起西北地区党政军主要领导者的重任，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工作。他看问题全面、客观、深刻、稳重，具有前瞻性，对同志宽容大度，所有这些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听了薄一波对习仲勛的评价，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确实，在解放后的几年中，习仲勛在主持西北工作期间，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切从西北实出发，顺利完成了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镇反、剿匪反霸、支援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妥善处理了西北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培养了大批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和发展了西北地区的国民经济，走在了全国前列。他统揽全局，得心应手，表现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领导魄力，深受西北地区广大干部和各族群众的称赞。 经常同毛泽东晤谈、与习仲勛一起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共事的张治中先生，“每谈到习仲勛时，对他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政策水平之高，处理大政方针的果断，为人处事作风的谦虚、谨慎、细緻、全面，赞不绝口，内心倾服”。 “炉火纯青”四个字，是毛泽东对习仲勛在西北这几年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同样，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其他各大区、各条战线，也都汇聚了像习仲勛这样一批优秀的高级干部。正是这批干部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在解放后短短的三年时间，治癒了战争的创伤，胜利地进行了各项社会改革，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为全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中央决定习仲勛和几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调中央工作。 这时，习仲勛还在迪化处理新疆问题。之后，他和刘格平等路经兰州，考察了西北民族学院，接见和设宴招待了已归顺的项谦。十四日，习仲勛回到西安。新疆之行，前后整整四十天时间。一路劳顿，对年轻的他来说，当然算不上什么，但即将离开桑梓之地的心情却难以平静。由于工作繁忙，他没有时间考虑这件事情，当务之急仍然是处理这些天积压的工作。 二十日，习仲勛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八十一次行政会议，讨论批准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关于改造与整顿西北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习仲勛在讨论中肯定了三年来的司法工作，针对司法队伍存在的问题指出：“进行司法改革，就是要坚决清除资产阶级的旧法观点以及贪赃枉法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现象，树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思想的法律观点。对于那些违法乱纪、恶习甚深、民愤很大的分子，必须坚决清除，使思想改造和组织整顿相结合，以提高人民司法工作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为今后长期的进行思想改造和建设人民司法工作打下基础。”他要求各省市人民政府必须切实负责，有计划、有领导、有重点地开展这一工作。按照习仲勛的指示，西北区司法改革工作有步骤地深入开展。九月一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西北的司法改革工作，中共中央将《西北局关于司法改革工作的报告》转发全国。 在即将离开西北紧张工作的日子中，习仲勛除在九月三日主持召开了全区林业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长篇讲话外，还抓了西北的卫生工作。九月六日，他在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普遍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广播词，强调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广泛开展，普遍深人，长期巩固，消灭死角，建立和健全群众卫生组织和卫生工作制度。经常由上而下又结合群众由下而上地检查督促，把成绩巩固下来继续发展提高。他要求在九月前半个月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突击工作，掀起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争取做到“家家卫生，人人清洁”。十四日，他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八十四次行政会议，总结半个月来卫生运动的进展情况，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并决定召开西北地区第一届爱国卫生模范代表大会。 西北地区，尤其是陕西，历史悠久，文物遗存很多。习仲勛一直关心着文物保护工作。刚一解放，经他提议，在新组建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下面设立文物处，负责重要文物机构的接管以及保护和发掘工作，敦煌、碑林、麦积山、炳灵寺等着名文物遗存，就是这个时候接收和保护下来的。当时陕西的碑林，地方很小，收集的很多文物难以展出，在习仲勛的支持下，把相邻的孔庙交给碑林使用，东西两边的厢房闢作展室，使碑林成为初具规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搬到西安南郊的新址。着名画家赵望云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非常了解习仲勛关心保护文物的情况。他的儿子赵振川回忆说：当年父亲经常讲起习仲勛关心文物的事例，说习仲勛很注意听取和採纳专家的意见，为保护陕西的文物做了大量工作。他记得小时候，父亲在碑林办公，那里的房子年久失修，几乎成了危房，对文物造成很大威胁。父亲反映后，立即得到习仲勛的重视。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国家非常困难，用钱的地方很多，财政十分紧张，习仲勛却专门为此作出批示，拨出专款，用于碑林博物馆的全面维修，所有危房都换了屋顶，使文物得以保护和展出。习仲勛还关心石鲁、赵望云、何海霞等一批画家的成长，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支持他们创作，使“长安画派”在发展中形成，蜚声海内外。4在去北京赴任前的十一月下旬，为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习仲勛结合大区机构的改变，在西安主持召开了为期十天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十二月七日和八日，又主持召开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习仲勛在这两次会议的讲话中，总结了三年来工作的经验教训，对西北地区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全盘部署，“并着重研究了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领导作风问题”。他阐明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有关干部配备工作的原则。他说：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宣布了军事管制时期的结束，标志着建设工作的开始。这次机构改变不是减轻了我们的责任，而是加强了我们的责任，以后的工作要做得更好更细緻。他着重强调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说： 全党三年来着重完成社会改革任务，一般地习惯于“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而不习惯于“精雕细刻”的工作作风，但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领导思想上必须来个转变。……尤其是在过去看不出是毛病的，但在搞计划经济的时候就漏洞百出，特别在党内有一部分人满足于过去的成绩，看不见工作的缺点，更意识不到今后建设任务的繁重和艰苦，这是很危险的。目前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形式主义很多，追求数量，不讲质量，计划性很差，粗打冒算，盲目办事，形成到处紧张，疲惫不堪，浪费很大。……虽然经过“三反”运动，但下面的官僚主义现象仍相当严重.这种情况如不加改变，就将造成今后发展中的很大困难。为此，今后必须明确中心任务，不是进入建设时期什么都办，而是要有重点，有主要次要，有先后缓急地去办。今后一个最基本的中心任务就是经济建设，即城市以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建设为主，农村以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为主，并须稳步前进，讲究质量。其他一切工作都围绕这个中心，并为这个中心服务。明年的计划必须根据可能与需要，务求切实，，不能太大，要有控制，做了一步再前进一步，不要平均主义地事事都办，齐头并进，而要集中主要力量用到必要的地方去。
第156页 习仲勛特别强调要照顾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他说：西北名为大区，地方很大，但是很穷，财力不如别的大区。陕西还比较好一点，关中老百姓一年还可以盖上一床被子，一年换一套棉衣;甘肃有些老百姓就三年换不了一套，有些几十年穿一套，被子一辈子盖不上的也有，这是个实际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抓紧发展生产，抓紧组织农民，抓紧农村合作运动，改良技术，注意施肥，要从保持水土、抢修水利设施各方面着手，和天灾、虫祸作斗争，求得多打粮食，同时照顾群众生活。西北群众生活是有了改善，但不是很大的改善，今后必须想更多更好的办法，加紧进行增产节约，才能使人民生活大大改善。 习仲勛还告诫各级干部要注意克服官僚主义，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繫。他说，经过“三反”运动，干部的作风比过去好多了。但似乎又有另一种形式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即很多事情不徵求群众意见，不和群众商量;对问题不做具体研究，就发号施令。这种现象发现的相当多，可见，“三反”运动虽然成绩很大，但是必须继续贯彻下去，经常注意检查纠正。 十一月八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至此，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使命宣告结束，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习仲勛改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当晚，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各位领导和各省负责人，在西安青年路的止园，为习仲勛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欢送会。 据当时做会议记录的马松林回忆，在欢送座谈会上，大家对习仲勛离开西北都恋恋不捨。习仲勛动情地说：从内心讲，我和西北人民是有深厚感情的，确实不想离开西北人民，不想离开多年相处相知的你们。我理解毛主席要我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锻鍊，希望同志们特别是五省的人民能谅解我，我一定按毛主席的教导虚心向内行学习，争取尽快熟悉新的工作。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忘西北五省的特点，要联繫多民族地区的实际，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各民族和宗教头领搞好关系，实事求是，坦诚相见;尊重民主人士，爱护他们，搞好团结，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使他们感到有职有权。习仲勛深情地对大家说：我们是多年的战友，你们都了解我，我是一个直人，不会转弯，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都是实事求是，坦诚相见，相互之间心中有什么话都可以讲，我有错误你批评，你有错误我批评，这就是我和大家相处的原则。 习仲勛怀着依依不捨的心情，离开了养育他的西北故土，路上了新的征程! 第23章 出任中宣部部长和国务院秘书长 在习仲勛的主持领导下，西北地区的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正在酝酿之际，习仲勛奉调中央工作。从一九五二年八月起，到一九六二年被错误审查，他在北京工作十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在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期间，实现了宣传思想工作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之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习仲勛参与了国家大政方针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制订了一系列规范国家机关活动的规章制度，为加强国家机关建设做了大量细緻的工作，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被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 ■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一九五一年八月，在基本完成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改革和恢复经济的任务以后，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调各大区主要领导人到中央工作。邓小平由中共中央西南局调回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由中共中央东北局调回北京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由中共中央华东局调回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从中共中央中南局调回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勛从中共中央西北局调回北京，接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这就是当时盛传一时的“五马进京”。习仲勛时年三十九岁，是五人中最年轻的，比年龄最长的邓子恢小十七岁，比年龄较轻的高岗也小八岁。 党中央任命习仲勛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时，原部长陆定一改任副部长。据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林默涵回忆：有一次，他同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在中南海划船，看见毛泽东一家人坐在岸上。胡乔木便将船划了过去，向毛泽东问候。这时候，毛泽东对胡乔木说，中宣部的班子要动一动，现在派一个人来接替中宣部部长。是谁呢?就是习仲勛同志。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很善于做这个工作。因此调他来做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改任副部长。毛泽东的这个安排，体现了他对习仲勛的高度信任。【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时接任陆定一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併兼任党组书记，又是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二十四个干事之一。一年后，习仲勛任政务院秘书长。 对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习仲勛是有思想顾虑的。他深知陆定一在大革命时期就曾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历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宣传部部长，党的七大以前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党的老宣传了。他非常尊重陆定一，让这位老部长改任副部长，当自己的助手，总觉得不那么妥当。另外，他感到自己只有中等师范文化程度，又没有做宣传工作的经历，担心难以胜任。习仲勛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不安。他说，自己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文教委员会方面，中宣部的工作仍然以陆定一为主来做。毛泽东则给他讲了一个耍蛇人的故事。毛泽东说，蛇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它在耍蛇人的手里就非常驯服。这是因为耍蛇人掌握了蛇的活动规律。你没有做过宣传工作，做上一段，掌握了宣传工作的规律，不就可以当了嘛!而且还能够做得好。 一九五一年九月，毛泽东初步提出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进而不断完善，到一九五三年八月，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错误。”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习仲勛领导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宣传提纲得到中央的肯定，毛泽东两次亲自修改和补充后下发全国贯彻执行，由此开始了对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期间中宣部还加强了对报纸的改进和农村的宣传工作，加强了对文化艺术的领导，推动了科学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157页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三日，习仲勛应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周扬之邀，到正在举行的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习仲勛从国际国内形势谈起，最后落脚到文艺创作问题上。 习仲勛首先强调了提高作家和领导者政治责任心的问题，并用西北地区作家的情况加以说明。他说，不少作家进城后写出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是，有些作家挨批评就泄气，这和有些领导人批评不当也有关系，比如怎样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怎样通过县区基层干部联繫群众，怎样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帮助作家解决思想问题，乃至具体帮助怎样写作的问题。他举例说明陕西作家柳青在创作小说《创业史》和《铜墙铁壁》过程中，党是怎样给予无微不至关心和帮助的。他指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而是写作技巧上的问题，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加以“枪毙”。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一个标准。任何一个作品，不能要求作家一气呵成，总要给以耐心帮助，反覆修改，而不是乱找茬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向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总要给予充分的时间。 习仲勛在谈到文艺批评时说，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善于运用批评武器，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皿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并不是作家难以领导，而是批评者要懂得批评的方法和目的。批评尖锐也要实事求是，不是越尖锐越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批评家要像园丁培植果树那样，细心耐心，认真负责，把批评的动机和效果求得一致，才能达到批评的目的。我们要用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反对那种夸大缺点、乱找茬子的文艺批评家。要从作家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不仅批评作品中的缺点，更要鼓励作品中哪怕是百分之十的正确的部分。任何最好的作品，也要指出其中百分之十的缺点，但不是泼冷水，而是要鼓动作家旺盛的士气，激发作家创作的热情。只要我们领导方法对头，我们新中国的文艺战线一定能够创作出新的更好的作品来。 这是习仲勛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文教委领导职务后第一次在中央机关公众场合发表的讲话。习仲勛这次讲话在与会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对当时正确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繁荣文化事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对以后党领导文艺工作有宝贵的借鑑意义。 一九五四年五月，为了进一步整顿和改进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党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党在农村和城市中的各级宣传机构、宣传网，开展经常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活动，经中宣部的精心组织和筹备，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五月七日习仲勛作《党的宣传工作为贯彻党的总路线和四中全会决议而斗争》的报告，全面总结了一九五一年五月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以来宣传工作取得的成绩。他说：我们通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及其他各项民主的社会改革运动，向人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深刻的政治教育，普遍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我们努力开展了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史、毛泽东选集等，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并开始建立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制度;逐步加强了对国家文化教育部门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在指导和推动各项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改革和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成为党对文化教育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一个有力助手;从中央到县，各级宣传部门陆续配备了干部，进行了组织建设，并创造了不少新的工作经验。可以说，这几年来，我们党在思想路线上进行了如此规模广大而内容丰富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强调说：一九五三年是我国进人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为党的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指出了党的统一和团结的重大意义。党的宣传工作在目前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而斗争。党的宣传工作必须为贯彻党的总路线而斗争，党关于总路线的宣传首先要使全党的思想在新的水平上统一起来，使全体党员对自己的工作得到新的出发点。他说，要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管理，加强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提高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水平，加强党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加强党对人民群众政治鼓动工作的管理，大力培养宣传工作干部，改善党的宣传部门的工作。五月二十七日，习仲勛作大会总结。他说，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确实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我们根据四中全会的精神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发扬了民主。会议的主要收穫是：第一，解决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第二，对我们宣传工作的思想作风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检查和整顿;第三，依靠集体经验和智慧，充实和修改了两个决议草案和总报告。他还实事求是地说，这个会议还有很大缺点，就是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充分;有意识地总结一些下层工作的经验，也做得不够。 这次会议总结了一九五一年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三年来的经验，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全党和人民群众，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讨论通过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 习仲勛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教育工作顺利实现了第一次重大转变，即由过去着重于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方针政策的宣传，配合各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转向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宣传教育全国人民，统一了思想，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领导岗位上 当时，在全国经济恢复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从一九五三年起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即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阶段。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是相辅而行的两个轮子，文化教育工作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日程上。为此，中央决定加强文化教育委员会的领导力量，习仲勛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协助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领导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的工作。这对于不熟悉宣传文教工作的习仲勛来说，担子无疑是很重的。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任和鼓励下，他毅然担当起了这个重任。
第158页 习仲勛刚刚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时，正值国家教育部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而拟定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他参与了这项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教育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紧密结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开始，按照“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全国各地高校分期分批进行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的工作。调整的原则：一是对许多大学的文、理、法学院或系合併，调整和加强综合性大学;二是将各大学的工学院和工科各系实行合併，组建多科性工学院，或独立出来专门成立工学院，基本形成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等主要专业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习仲勛参与领导了这项工作，还具体指导了一些大学的调整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党组书记胡锡奎就调整问题致信政务院文教委，习仲勛十分重视，请示周恩来后于十一月十六日覆信胡锡奎：关于人民大学办学方针问题，经请示周总理，提出以下意见，即以现有财经、政法系科为基础，再求巩固和发展，暂不办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部分，本此制订一九五三年的工作计划;以后，财经学院可考虑并人人民大学;至于是否与北京大学合併，需等两三年后看情况再定。中国人民大学按照习仲勛覆信的意见，对院系和专业设置作了调整，成为一所以马列主义师资和财经、政法干部为招生对象的综合性大学，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习仲勛主持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工作后，面对文化教育整体落后、观念陈旧、不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甚至与经济建设脱节的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基本理顺思路后，他建议中央召开一次全国大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会议。这个建议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并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召开了这个会议。 一月十三日，习仲勛在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九五三年文教工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全部文教工作必须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并很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总的方针是：“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新一年文教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整顿和办好高等教育与中等专业新育，适应培养经济建设人才的需要;继续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研究改进公费医疗卫生工作中的缺点，加强城市、工厂、交通线、农林种植场的医疗卫生机构工作队;调整和加强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工作者队伍，密切科学研究工作与经济建设的联繫，发展有关国家工业农业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勘测研究工作;提高劳动人民、特别是工矿区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和文化水平;大力整顿和充实文教基层组织，控制数量，提高质量，克服混乱和不巩固现象;加强对外宣传及联络工作;继续进行文教工作人员的改造运动;加强文教工作中的政治思想领导，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这次会议，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明确了文化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安排部署了一九五三年文化教育工作的任务，使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文化教育工作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紧接着，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在中央一级文教机关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通过自上而下的检查，机关工作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如文教委发出的有些决议和指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往往从主观愿望出发，要求过急过高，贪多图快，好大喜功。以扫盲工作为例，要求几年内完成全国扫盲任务，这个意图一传达下去，使不少地方计划指标定得很高，在教学方法上把部队的一套搬进工厂，搬到农村，固定四十人编一班，教学安排上以二百五十至三百个学时为限，突击完成任务，由此出现了假编班、假毕业的问题，有人为此患了神经病，甚至自杀。高等学校教学改革方面要求过急，有的学校试图以四年时间学完苏联五年制的课程，每周教学时间多达七十至九十小时，翻译力量跟不上，教授体力支持不了，学生也消化不了，师生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急于把小学全部包揽下来，脱离实际地推行“五年一贯制”。戏剧改革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简单急躁和违法乱纪现象。 习仲勛认为，存在这些问题，都是由于领导机关不重视了解全面的真实情况，不是严格地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往往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仅布置多，检查少，而且很多事情只有布置，没有检查，只交任务不教办法，只问完成多少数目，不问这些数目是如何完成的。这样形成一种不好的风气，许多方面贪多、图快，到处铺摊子，好大喜功，不讲究实际工作的效果。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迫使下面发生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甚至把许多好事办成坏事。针对这些情况，习仲勛指出，整顿文教摊子，必须先有妥善的解决办法，然后再办，以免发生新的偏差。要调整组织机构和人员，如文教委员会下设的几个委员会，长期没有工作，党外人士意见很多，应加以整顿。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进落后的工作方法，减少会议，抽出更多的时间和人力，帮助下面工作和钻研更大的问题。文教机关党外人士特别多，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在习仲勛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中央文化教育系统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顺利、稳妥地进行，也保证了文化教育各项任务的落实。 三月二日，习仲勛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汇报了文化教育系统反官僚主义的进展情况，提出五点意见： 第一，要把反官僚主义与当前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不採取“暴风骤雨”的方式，而是採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除对个别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必须严肃处理外，对一般的官僚主义作风，都採取检查工作、教育提高的办法。方法应是自上而下，先从领导上检查起，再自下而上开展群众性的批评。时间要抓紧，但不作硬性规定，也不需天天开会，每周开一两次会议即可。争取三月二十日前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内把检查官僚主义告一段落，然后抽出力量分批到下面检查和帮助工作。 第二，要正确认识官僚主义的实际，加以分析，对具体事、具体人，抓住关键问题，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避免轰轰烈烈而又空空洞洞地乱戴帽子、乱找岔子，或“眉毛鬍子一把抓”的做法，这样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重点放在党内。党员干部应多做检讨，不要将做错事的责任推在别人身上。党外人士听其自愿。只学习文件，不作当众检讨，特别不去组织他们进行检讨。对他们不能要求过高，只要他们能够参加学习就好了。但是他们之中有些人要求进行自我检讨，亦应表示欢迎，并帮助其提高认识。 第四，一面反对官僚主义，一面提倡和推行钻研实际、联繫群众的工作作风。并注意实行合理分工，树立领导核心，建立必要的和考虑成熟的工作制度等。我们的一切工作如果缺乏正确的领导方法和科学的工作制度，是决然做不好的。 第五，目前在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内应是集中力量反对官僚主义。不能在反官僚主义的同时，提出很多口号，提出很多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办不到的。如卫生部反对官僚主义走在前面，有些经验也是好的，但他们要把反对自由主义与检查医疗事故和反官僚主义平列提出，则是不妥当的。
第159页 三日，中共中央将习仲勛的报告批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参考。 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习仲勛对文化教育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深感很多工作仅靠文化教育委员会本身是难以解决的，需要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他于五月十三日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央召开文教工作讨论会，并送给毛泽东和中央几位领导六份文件：一、《一九五三年全国文教工作计划》;二、《关于高等教育的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三、《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检讨官僚主义和对今后普通教育方针的报告》;四、《关于整顿小学教育的决议(草案)》;五、《关于中、小学教育中几个问题的资料》;六、《关于扫除文盲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习仲勛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此次送去的文件虽多了些，但为了集中地反映情况，使中央能够了解文教工作的全貌，似又不可减少。其中(二)、(三)、(四)、(六)是主要文件，可详审，其余仅供参考。我觉得这些文件还好看，不大费力，只需占中央一次会议时间就够了;其中很多方针问题，都已写在文件上，如经中央审核同意，只办一下批准手续就行了。” 毛泽东非常重视习仲勛的信，审阅了送来的报告和文件并批发全国各地和中央部门参阅执行。 在做好文教委员会工作的同时，习仲勛开始参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领导下的经济工作。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七日和二十三日，他两次参加周恩来召集的有朱德、曾山、贾拓夫和有关部长、国家计委委员与各局局长出席的会议，讨论苏联国家计委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所提的意见，同意将五年计划中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年度计划则根据实际可能情况再定为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保证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六月九日，他参加周恩来召集的有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二波、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出席的会议，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有关事宜。之后，习仲勛成为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的成员，小组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陈云(主持)、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勛、陈伯达、贾拓夫组成的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八人小组，并开始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习仲勛付出了辛勤劳动。 ■在周恩来总理身边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习仲勛接替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根据周恩来的提名通过国务院组成人选，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为副总理，习仲勛为国务院秘书长。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习仲勛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继续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在此期间，他与同恩来朝夕相处，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十分信任习仲勛，支持他放手工作，多次对他说：“我们是好朋友。”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刚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勛即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总理和副总理分工问题。十月十五日，习仲勛出席了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研究提出在原政务院机构的基础上建立国务院，设立政法、文教、重工业、轻工业、财金贸、通、农林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八个办公室，由罗瑞卿林枫、薄一波、贾拓夫、李先念、王首道、邓子恢、李维汉分任办公室主任，协助总理领导有关部门工作。三十一日，周恩来主持第二次国务院全体会议，宣布成立八个办公室，也等于八个“口子”，并决定不属于这些“口子”的部门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分工领导，习仲勛分管总理和副总理分工以外的其余十二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还提出，为加强国务院的集中领导，大事要集中到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有些事情集中到他和陈云、陈毅、习仲勛处。之后，周恩来要去广东工作二十天时间，临行前的十一月一日，他向陈毅、习仲勛当面交待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习仲勛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决定习仲勛担任以贺龙为主任的编制工资委会(原名编制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要求编制工资委员会争取在三年内，有步骤地将政府系统中应该退休和转到企业、投考学校的各种人员，分别妥善处理完毕，初步做到在政府中定员定额。习仲勛与贺龙一起，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緻的工作，明确和落实了政府系统的定员定额，在废除工资分制的同时实行了薪金制，妥善解决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的员补贴和工作安置问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五月十日，习仲勛参加周恩来召集的国务院汇报会议，商议周恩来、陈云、陈毅和习仲勛在国务院的分工问题，决定不归各办管辖的国务院各直属机构及其他例行工作，由习仲勛负责处理。周恩来要求：“各主管的同志能够解决的，就可以直接批办，不必传阅;不能解决的再由周(恩来)、陈(云)、陈(毅)、习(仲勛)共同处理和请示中央解决。凡带有综合性的事情，则由习(仲勛)根据分工范围分别批送各分管同志解决。”这就使习仲勛在整个国务院工作运转中处于中枢地位。习仲勛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在以后工作中敢于负责，竭尽心力，受到各方面的好评，被大家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 在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秘书长初期，习仲勛同周恩来都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周恩来日理万机，常常忙到深夜，睡眠时间很少，第二天还要很早起来投入工作。作为秘书长的习仲勛，具体事务很多，一会儿开会，一会儿来人请示汇报工作，人员来往比较多。习仲勛毅然从西花厅搬到与之一墙之隔的工序厅北院，和几位副秘书长挤在一起办公。他宁愿自己办公条件差一点，多跑些路，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工作而影响到周恩来的工作和休息。 习仲勛日常工作十分繁忙。小到会议活动安排，重要出访代表团成员名单审定，大到国务院部门体制的设置，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重要的外事活动等等，几乎凡是国务院的活动，都有习仲勛的身影。仅从《周恩来年谱》中撷取的零星资料就能看出习仲勛在国务院工作的情况：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批示将《每日汇报表》中记载的本日彭真召集各省、市负责人谈知识分子问题后，要求各地提供关于知识分子五个方面材料的记录，列印出来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五、邓小平、陈毅、习仲勛、胡乔木审阅;一九五六年四月三十日，习仲勛参加周恩来召集的有李富春、李先念、邓子恢、薄一波、罗瑞卿等出席的会议，商谈国务院新增部委的有关问题;五月十五日，周恩来主持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二十八次全体会议，就召开国务院体制会议作出安排，这次会议决定成立财政、计划、工业、事业、基本建设、政法、综合七个研究体制问题小组，周恩来要求七个小组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可分别请示李先念、李富春、贾拓夫、王首道、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勛解决;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习仲勛参加周恩来召集的有陈云、李先念、薄一波、钱俊瑞等出席的会议，着重研究讨论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习仲勛、彭德怀陪同周恩来到郑州市郊区燕庄关虎屯农业社察看小麦长势，了解生产和社员的生活情况;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家档案局就党政档案的统一管理的报告批给杨尚昆、习仲勛处理，等等。
第160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习仲勛在谈起这段工作时，还深情地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十年代初期，那时我接任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同志的职务，接着又做国务院的秘书长，总理把好多事情交给我做。” 习仲勛在过去多年地方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善于学习，熟悉工作情况，周恩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事先听取他的意见。譬如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约请习仲勛、齐燕铭谈国务院机关的整风问题;十一月二十六日，约请安子文、习仲勛研究干部下放问题;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向习仲勛、马文瑞了解北京市郊区的规划问题;十二月十八日听取陈毅、习仲勛、陈正人关于国务院组织机构问题的意见;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九日，与薄一波、习仲勛、程子华、韩哲一姚依林等谈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八月三十一日，与贺龙、习仲勛、阿沛阿旺晋美谈西藏评叛和内部的民主改革问题;十月十三日，约习仲勛、万里、刘澜波等谈潮白河引水工程问题;十二月九日，约请习仲勛、杨秀峰、张际春等谈文教问题，等等。 由于习仲勛对民族、宗教工作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周恩来在处理西藏问题时，都要徵求习仲勛的意见。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周恩来委託李维汉、习仲勛同十世班禅交换意见，共同研究制定了《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草案)》、《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草案)》、《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草案)》、《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草案)》等四个文件，为解决西藏平叛后有关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期间，习仲勛同班禅这位已相识十余年的朋友进行了诚挚的谈话，帮他分析西藏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习仲勛指出：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中央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发生的缺点、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经过评叛改革工作，我们对西藏工作已经初步地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说，两个月来制定的四个文件，工作做得好，并对李维汉、习仲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习仲勛在工作中常常有话直说，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唯唯诺诺。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家计划在首都建设十大建筑，筹建部门曾经计划建造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看到设计图纸，徵求习仲勛的意见，习仲勛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都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1周恩来当机立断把同务院办公大楼这项建筑计划砍掉了。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习仲勛还亲自处理了一件重要工作，那就是防治血吸虫病。那是在一九五三年，着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在一次大病后到江南休养。在休养期间，他了解到一些农村血吸虫病比较普遍，严重危害着群众的健康，影响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他回到北京后，就给毛泽东写信，并附送了材料。毛泽东当即把这件事批示交给习仲勛处理，并函复沈钧儒说：“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勛同志负责处理。”习仲勛立即组织有关方面人员研究处理这一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南方各省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五八年，毛主席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送瘟神》的诗。” ■建立健全国务院机关规章制度 政务院建立后，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已经陆续形成了一些规章制度。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机构设置的变化，对机关的运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习仲勛担任政务院秘书长、特别是国务院秘书长后，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和国务院机关工作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国家机关活动的规章制度，确保了机关的有效运转。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习仲勛主持召开国务院秘书长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关办公制度，确定每周五召开秘书长办公会议;设立机要办公室，负责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秘书长电报文件收发、分办、传阅立卷及列印事宜。从第一次秘书长会议开始到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七日，习仲勛先后主持召开三十五次秘书长会议，对国务院秘书厅、机关事务管理局、外国专家局、法制局、档案局、广播局、人事局、宗教事务局、计量局、测绘局、参事室、文史馆、机要交通局、对外文化联络局、文字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编制工资委员会办公室、出国工人管理局等十多个单位的职能范围、机构编制、干部配备、工作计划、检查与总结等，做出了切实可行的规定，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从而使国务院机关日常工作得以严谨高效、紧张有序地运转。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例，这一时期相继颁发的《高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的供给和生活照顾问题的通知》、《关于节省中央级国家机关、党派、团体行政经费的几项规定》、《中央行政机关固定资产管理试行办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组织简则》、《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住用公家宿舍收租暂行办法》、《国务院直属机构基本建设工程设计和预算文件审核批准试行办法》、《关于中央国家机关汽车配备办法》、《中央国家机关行政经费的开支暂行标准》、《接待外宾须知》等各项规定和制度，都是在习仲勛主持下经过秘书长会议认真讨论修改后通过的，不少是习仲勛亲自修改、反覆斟酌定稿的。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的高登榜回忆说，在习仲勛的领导和主持下，“国管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基础建设，设机构、定编制，加强组织建设，并且颁发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使管理局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程序化、制度化”，“习仲勛工作细緻严谨”，“对于国管局编写的每份简报，阅读得十分仔细，提出许多具体意见。他时常鼓励我们放手工作，敢于开拓、敢于创新，对一些不够成熟的设想和方案，他也不急于求成，而是提出让办法和措施在实践中检验一下，看能不能行得通，再全面推广”。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四日第十三次秘书长会议上，通过了秘书厅“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时，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与总理办公室、秘书厅有关工作联繫事项的规定”，协调了三个办公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次会议上，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以习仲勛、齐燕铭为正副书记的国务院机关党组，党组成员还包括常黎夫、张策、龚子荣、陶希晋、曾一凡、杨放之、刘墉如、李琦等。习仲勛要求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厅必须适应国家行政机关工作的发展，逐步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能，採取定期电话联繫，健全报告制度，主动联繫来京的正副省、市长，加强接待工作，为来京人员提供方便等措施，加强和省、市、自治区政府的联繫，为基层服务，克服官僚主义。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习仲勛还十分关心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括。三年困难时期，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机关食堂建立了生产基地，让干部职工自己动手，种地、养猪、磨豆腐，机关干部职工生活很快得到改善，受到大家的称赞。这个办法也迅速堆广到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机关，对帮助机关渡过三年经济困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161页 第24章 坚持真理报实情 为了适应中国人民求强求富的强烈愿望，中共中央、毛泽东酝酿并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在这个过程中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运动的发展中，出现了“左”的“冒进”错误，以致国民经济失衡，加上自然灾害严重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习仲勛心繫人民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敢于坚持真理，向党中央多次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为中央纠“左”和制订克服困难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西北考察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同时，提出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要求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由此，“大跃进”运动开始并很快进入高潮。由于指导思想严重脱离实际，导致全国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确定了钢铁当年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的高指标，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几千万人参加，“以钢为纲”带动了各个行业的“大跃进”。 当时，人们只看到“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的一面，还没有认识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为了了解真实情况，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指示习仲勛带领考察组到西北地区考察，看看情况究竟如何。习仲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即组织了一个十多人的调查组，成员有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丁乃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还有总理办公室几位秘书等。九月，调查组先后到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五省区考察调研。习仲勛一行所到之处，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和“大跃进”场面，同时，也发现不少问题，引起了他的深思。 习仲勛一行在陕西，到礼泉县烽火公社调研。他们来到一块小麦丰产田前，只见整片地布满小土堆，习仲勛好奇地问：“这是十什么?”当地负责人回答说，这是根据北京一位科学家的“发明”，实施一种新的农作物栽培方法，目的是要增大土地接受阳光照射面，从而提高产量。习仲勛怀疑地蹲在地上，用手扒开土堆，只见禾苗的根系十分纤弱，便说：“你们看这土堆的表面似乎扩大了面积，但底下的根根仍然只集中在一小块，有了阳光，而土壤和肥料有限，怎能增产?”这里的人还设想把棉花接种在紫荆花的树上，以免年年种植棉花的辛劳。所见所闻，使习仲勛心情沉重。在公社食堂吃饭时，又看到一张大方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餚，他感到十分不安。在和人们的交谈中，习仲勛不时听到“人民公社将很快实现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的议论，他皱着眉头暗自说道：“哪能这样快呀!” 由于调查日程安排得比较紧，习仲勛一行连夜乘火车从西安前往兰州。西安到宝鸡的铁路沿线，到处火光沖天，人来人往，都在大炼钢铁。习仲勛是陕西关中人，知道这里缺乏铁矿资源，不具备大炼钢铁的条件，即使有一些废钢铁，也不可能满足如此多炼铁、炼钢炉的需求。面对这种场景，他心情忧虑。 到达兰州后，习仲勛没有休息，就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坐着羊皮筏子考察黄河岸边水车抽水灌溉良田的情况。随后又到白银铜矿、阿干镇煤矿、新建的兰州炼油厂调研。习仲勛一行了解了“大跃进’’工程“引洮上山”项目后，感到震惊。据介绍，这个工程要把洮河水从陇南山区的岷县引到陇东黄土高原的庆阳地区，渠道全长一千多公里，目的是要把庆阳的旱地变成水浇地，同时要利用落差发电，还要在山上行船，开发航运，使其成为超过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山上运河。习仲勛一行看到，工地上数万名精壮农民，用镢头挖土，身背肩挑，独轮小车来来往往，唯一先进的工具就是利用高低落差架设的铁索轱辘，而且还是依靠人力摇动来运沙送料，晚上还要打着灯笼火把夜战。习仲勛心想，农民真好啊!老百姓埋头苦干，实在令人感动。他进一步了解到，由于大批劳力集中到工程上，农事受到极大影响。当年甘肃年成不错，丰产却难以丰收，损失极为严重，结果还谎报增产粮食三十亿斤，更引起了他的深思。习仲勛与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是老战友因而直言相告：“这样搞法不行呀!将来老百姓是要吃亏的!” 在甘肃敦煌县，习仲勛一行听到这个县实行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等十包的全供给制的分配制度，对此表示质疑，但省里的领导仍然固执己见，听不进不同意见。对此，他感到困惑和无奈。 后来的事实证明，习仲勛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第二年春天，甘肃就发生了粮荒，青黄不接，粮库变空，老百姓没有饭吃，甚至出现饿死人的问题，“引洮工程”也被迫下马。中央得知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习仲勛立即召集粮食部、内务部、铁道部、交通部领导人开会，安排从陕西、四川、宁夏几路紧急调运粮食支援甘肃。 在青海、宁夏、内蒙古，习仲勛一行也了解到类似陕西、甘肃出现的问题。 这次调研，习仲勛看到群众积极参加“大跃进”运动热情高涨的一面，但也敏锐地察觉到运动中出现忽视甚至违背经济规律、违背科学的问题。一些领导对经济发展基本形势认识不清，滋长了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有的地方“五风”严重，而且这些问题还在进一步发展。习仲勛回到北京后，把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向中央一些领导作了汇报。后来在中央的几次会议上，他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一九五八年十一二月间，习仲勛在武昌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讨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他根据西北考察情况发言。他认为，人民公社所谓“一大二公”，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达到全包全供，也不能说由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更不能说从社会主义跳到共产主义。最大最公，也不能用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生产关系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其结果只能破坏生产等等。习仲勛敢于讲真话，务实的作风和此次考察西北的报告以及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一九五九年三月，习仲勛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检查和讨论人民公社整顿中的问题，为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准备。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会议对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指标作了调整。
第162页 习仲勛到达上海的当天，即三月三十一日傍晚，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来到习仲勛的住处，把《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草案)》送给习仲勛徵求意见。《方案(草案)》中提名习仲勛为副总理人选，习仲勛看后当即对赖祖烈表示，转请中央考虑更为合适的人选，自己还是把现任的工作做好更为有利。赖祖烈离开后，习仲勛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给中央写信，表达自己的想法。他迅即起草了给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信，几经推敲，反覆修改后，整整齐齐地誊抄出来。信中写道： 昨晚收到《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草案)》，看到新提副总理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反覆考虑，心情颇为不安。回忆几年来在国务院秘书长任职期内，工作没有做得很好，主要还在于自己有毛病，并不因职务关系而妨碍工作。因而内心十分歉疚，我仍乐意在下届国务院谨守原来的工作岗位，多做些工作，做得更好些。这样，于工作无损，对自己可能更有好处。特恳请中央考虑，在新提的副总理名单中把我除名，另提别的同志为新增的副总理。 这封信并不是习仲勛的谦虚推让之词，而确是他的真实想法。 四月五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文件，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方案》。 十八日至二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 二十八日，刘少奇签署国家主席令：任命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习仲勛为国务院副总理，任命习仲勛兼国务院秘书长。但是，习仲勛在这个岗位上仅仅工作了不到三年半时间，就因小说《刘志丹》遭到诬陷，在没有履行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工作权利，长达十六年之久。 ■在庐山会议上 一九五九年秋，中国共产党在庐山举行了两个颇有影响的会议，即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最初设想，是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若干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任务。但是后来却开成了一个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会议。这一党内斗争的重大失误，造成了严重后果，留下了深刻教训。 习仲勛出席了这次会议。在此之前，他赴河南、陕西等地调查研究，对“大跃进”中的工业和农业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习仲勛的调研一共有三次，除按周恩来指示在陕、甘、宁、青和内蒙古调研外，还有两次赴河南调查研究，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和彭德怀陪同周恩来到河南调查研究，了解“大跃进”运动中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情况和问题。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五六月间，习仲勛担任副总理一个月之后又一次到河南调研。当时“大跃进”的问题已明显暴露出来，周恩来要求各位副总理分别到一个地方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习仲勛再次被安排到河南和陕西。 五月下旬，习仲勛到河南着重了解生铁的产量和质量问题。六月十八日，习仲勛由河南到陕西，检查了周至、户县、铜川、临潼、渭南等县的工作，与中共陕西省委进行了两次座谈，给省局级以上干部作了报告，召开了民主人士座谈会。习仲勛此次调查研究及一九五八年在西北的考察，使他对钢铁生产及其农村的情况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回京后，国务院秘书厅又把群众来信来访情况加以汇总，给他提供了许多情况，主要是：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看，现在办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发展太急太猛;吃饭不要钱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全民炼钢”的口号不对，可以不搞“小土群”，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指标可以不提，这是领导主观主义的意志，要算政治帐，也应算经济帐，全民大炼钢铁赔的钱可以买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政治也会影响不好;“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习仲勛觉得这些问题，与他在河南和西北地区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一致的，便让秘书厅的同志整理了一份材料，准备带上庐山，以备会议使用。 六月三十日，习仲勛从九江乘车登上庐山。上到半山，在一个转弯的开阔处，看到前边的一辆小轿车戛然停下，走下车的正是彭德怀，习仲勛也赶忙停下车来，上前和彭德怀握手问候。两位老战友在这里相遇，一边眺望山川景致，一边交换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心情一样忧心忡忡。【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刚上庐山，参加会议的人员分住各处，白天观光游览，晚上观看毛泽东所点的《思凡》、《惊梦》、《悟空借扇》等赣剧剧目，颇有神仙会的味道。 七月二日上午，会议传达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现在天下太平，四方无事，这次请大家上庐山来开个神仙会，半天开会，半天游山玩水，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还传达了毛泽东早有准备的包括读书、形势、任务、宣传、综合平衡、体制、协作关系、公共食堂、学会过日子、三定政策、恢复农村初级市场、团结等十九个问题的意见，以及他所概括的“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基本估计。 会议按大区分组，彭德怀和习仲勛同在西北组。会议开得轻松活泼，问题讨论得广泛深入，并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中央主要领导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在各组会上发言。彭德怀在西北组会上作过几次发言。他当时受到毛泽东号召讲真话、学习海瑞精神的鼓舞，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高了，但是脑子也发热了一点。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他还认为人民公社办得早了些，农业产量有浮夸成分，全民办工业值得怀疑，大炼钢铁出了不少问题。他指出：“对待错误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责任人人都有，包括毛泽东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他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要让人敢于讲话，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不能由个人决定。不搞集体领导，只由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习仲勛把国务院秘书厅整理的材料，呈送给周恩来并转报毛泽东，大会作为简报印发。习仲勛让随行的秘书把这个消息通过电话告诉国务院秘书厅的同志，他们非常高兴，很受鼓舞。当时会内外都认为这次可以纠正“左”的错误了。
第163页 会议原定开半个月，但时间到了，却还没有要闭幕的迹象。当时庐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多数中央委员身在庐山却不识“真面目”。习仲勛从周恩来的秘书那里知道一点情况，隐隐约约感到有些不正常的气氛。 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十六日，毛泽东加註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全会。彭德怀是一个性情耿直的人，他在会议没有解决原定纠“左”问题的情况下，便把自己的调查研究结果和意见整理成文字材料，送毛泽东参阅。在信中，他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了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他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一是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当与会同志从简报中看到这封信时，不少人认为虽然有些语言欠妥，但整个意见还是积极的。这时，毛泽东要大家好好读读战国时期楚国宋玉所作的《风赋》，庐山的空气开始紧张起来。二十一日，张闻天作长篇发言，他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其中提到“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这样，一些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人便心有余悸。二十六日，毛泽东又在一封信中批示说，现在已经出现了党内党外右倾有组织猖狂进攻之势。这样一来，庐山形势突变，会议逆向而转，人人表态，与彭德怀、张闻天等划清界限。 这时，要不要批判彭德怀?习仲勛感到非常为难。他从内心深处认为彭德怀的信没有错，许多观点自己也是贊成的，但又不得不与毛泽东保持一致。他想写一篇表态性发言稿，想来想去却无从下笔，找不出批判彭德怀的理由。他颇为作难地高诉秘书说：算了，不写了，到时根据情况我讲几句就行了! 八月二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召开。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信中藉助汉代文学家枚乘的辞赋名篇《七发》为张闻天“治病”。林彪、康生等人在全会上更是火上浇油，上纲上线，把彭德怀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康生把彭德怀、张闻天比作布哈林，，说他们企图改换中央委员会、改换主席。大会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使人感到喘不过气来。经过几次紧张的集中批判，全会定下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军事俱乐部成员的“种种罪行”。十六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这次全会原定以纠“左”为主调，而中途转向它的反面，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倾”斗争席捲全国。 八月十七日，全体与会人员下山到九江机场，每十五分钟一次航班飞返北京。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在微山湖西侧上空，一场暴风雨袭来，几个架次的飞机临时改降济南机场。中午在济南一个宾馆就餐，整个餐厅桌桌满座，唯独彭德怀孤零零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竞没有人敢与他同桌。据习仲勛秘书田方回忆，习仲勛在庐山会议期间，对批判彭德怀心情复杂，非常为难，因而情绪低沉。 历史终于拨开了迷雾。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彭德怀冤案也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彭德怀的名誉。习仲勛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长葛调查 “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已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钢产量持续下降，农业减产，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紧张，群众普遍吃不饱饭，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这些都影响到轻工业发展，重工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制约。此时，中苏关系恶化，不仅给中国的政治带来很大影响，而且使原本十分困难的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当时，毛泽东虽然也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郑州会议开始注意纠“左”，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加上庐山会议突然转向“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观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对经济建设带来的损失也越来越大。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决定採取积极措施，克服困难，战胜灾荒，扭转这一局面。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一九六一年三月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主要是纠正“共产风”，恢复农村经济。为了及时了解两个指示贯彻落实情况，中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将一九六一年确定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当年三月，毛泽东组织身边工作人员，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调查研究之风在全国迅速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都分头带领调查组深入基层，中央和各中央局，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也纷纷深入到县、社、队进行重点调查。 四月上旬，习仲勛率领有国务院副秘书长和部分直属局正、副局长十多人参加的工作队，到河南省长葛县开展典型调查。 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到基层工作，按规定是严格保密的。习仲勛在长葛调查时，工作人员理所当然地请他遵守这一规定。由于他身材魁梧，气质特别，平易近人，加上一口纯正的陕西关中口音，虽然衣着朴素，仍不免为当地群众所注目，人们纷纷打听他是从哪里来的，是哪一级的领导。他带着工作队走村串户，到群众中嘘寒问暖，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疑问。习仲勛得知后，便给工作人员说，我的身份对群众不用保密，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这样才能体现党中央对人群众的关心，我们来这里是帮助工作的，把身份告诉群众有何不好呢?有个社员曾当面问他：“你来过长葛没有?你们是参观团吗?你们是不是从北京来的?过去汽车一来都得去欢迎不去还要硬叫去。你们不像过去的参观团。”习仲勛耐心向群众作了解释，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信任。习仲勛感到这里群众很朴实，对党有感情。 习仲勛在调查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根据掌握的情况，四月二十三日和五月九日，两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党中央作了详细的书面报告。报告中他以河南长葛县和尚桥公社为例，对农村形势作出如下分析： (一)农村形势。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以来，形势急骤好转。群众歌颂十二条指示说：“毛主席派来了天兵天将，捉去了妖魔鬼怪，灵符降服了邪气，要回盗走的财宝。”外流的劳动力大部分已经回来，生产大队纷纷添购农具、牲畜、架子车等。广大农民都积极起来了，不光出勤率很高，干活质量也好。社员对自留地普遍感到满意，种得特别好。餵猪、餵鸡、养羊的人家正在逐日增多。有些干部害怕群众的这种积极性，这不对。在最近几年之内，有意识地让群众在“小自由”方面多生产些东西，只有好处，并无害处，何怕之有。更可喜的是群众的政治热情逐渐提高，民主空气开始发扬。群众发动好的地方，到处可以听到群众议论一些政策问题，批评起“五风”来话更长。
第164页 但是，当前农村在生产和生活上也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河南今年又遭大旱，夏粮肯定减产，春荒尚未完全渡过，夏荒接踵又来。从长葛情况来看，整风搞得比较粗糙，十二条指示的贯彻也还不够深入，两个平均主义没有认真解决，群众思想仍有顾虑，“怕政策再变”，加上人的体力很弱，牲口减少，农具缺乏等等，因之群众的热情还不稳定，生产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无论社员和干部，听了《六十条》都异常兴奋。一个老大娘说：“开这样的会，一点也不瞌睡，赶明天再开，俺和俺老汉都去。”有的说：“毛主席都知道了，这一下下了决心了。”樊楼大队第四生产队的干部自动讨论分配方法上的“三七开”、“二八开”，直到深夜两点钟。可以预料，《六十条》实施以后，群众的生产情绪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高涨。宗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只要你们不变，不再出点子，老老实实地搞下去，今年可以缓过气来，明年就可以恢复到以前的好光景。” (二)公共食堂问题。这是目前农村广大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和尚桥公社的食堂大部分已经在三月初散伙。据了解，长葛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食堂也都相继停办。余下的一小部分食堂，群众都在观察等待，只要干部一松口，马上也会停办。近一两年来，在粮食少、菜不足的情况下，群众在食堂的生活确实过得不好，对食堂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有些干部担心食堂散伙以后会影响出勤，实际情形恰恰相反。社员利用早晚时间推磨，并没有占去干活的时间，有辅助劳力的，连在家做饭的时间也不占，大大改善了过去在食堂排队打饭和经常吃不到热饭热菜的现象。同时让社员在家做饭，就可以把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劳力从食堂节省下来，全部投入农业生产。食堂散伙以后。燃料和运输力量也不那么紧张了。宗寨大队十四个食堂平均每人每天烧煤一斤半，散伙以后，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家拾柴烧饭，不再买煤，其余烧煤的也比;.过去节省了许多。更重要的是食堂散伙以后，由于伙食供给制取消了，剩下的只有粮食半供给制，这就大j大地增加了工资部分，在食堂方面所存在的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现象也就克服掉了。社员还感到满意的是，在家做饭能够吃够口粮标准。过去吃食堂，一天两顿就把粮吃完了，现在一天吃三顿饭，再掺上些野菜，比过去吃得稠，吃得饱，而且又熟又热，干净卫生。我们所在的三个大队，自从食堂散伙以来，浮肿病人显着减少。宗寨大队在食堂停办前，有浮肿病人一百四十五个，现在只剩下二十七个了。小孩的面色也好看了许多。大人干活也有劲了。 在过去一段时间，食堂问题所以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主要是把办食堂的道理强调过分了，结果束缚了群众和干部的思想。群众和干部在实践中碰了钉子，吃了苦头，但是谁要反映真实情况，对食堂提出不同的意见，就被戴上“损害大集体，反对社会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和打击。有些干部说贫僱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中农、上中农不贊成办食堂，其买这都是假象。我们在樊楼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四十九户人家中，除了三户地富分子外，逐户做了调查，不论贫农、中农，男女老少都不贊成再办食堂，只有几个第二十四章坚持真理报实情“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实际调查证明，上述说法其实也是一种抽象的阶级观点。 停办食堂一定要慎重从事，不要一闹而散，即使群众要求停办，也要让群众做好充分准备，把炊具、燃料等安排妥当以后，再停办。食堂停办以后，一定耍妥善处理善后工作。原来平调社员的房屋、家具、炊具等应当退回去，帮助社员解决在家做饭以后的一些困难。食堂本身购置的家具、炊具，修盖的房屋要妥加保管维护，以备将来使用。食堂的菜地由生产队经营，生产的菜可以按人口分配给社员吃，也可以作为商品菜出售给社员，出售所得归生产队所有，作为本队的积累，或者在以后分配给社员。伙食委员会应当扩大改组为生活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它的任务是安排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问题，并继续担任每月发口粮、发菜的工作。 个别食堂有条件办得好的，并且群众也真正自愿继续办的，应当继续办下去;单身汉和在家做饭有困难的一些户，如果要求办食堂，干部应当帮助他们继续办，并且积极办好。今后办食堂可以搞小型的，多样的，而且一定要搞企业化，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宗寨大队办的敬老院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组织老人种莱，养家禽家畜，所得的钱，不仅能够自给自足，一年内还上交给大队一千余元。 总之，从当前情况看，在低标准和办食堂非企业化的条件下，食堂不宜再办，还是把粮食分到户，这是便利群众，有利生产，争取更快地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一个有效措施。 (三)劳动保护问题。最近农村外流和外调的劳动力已经陆续归队。我们所在的三个大队共外流了三百多人，已回来了一百五十多人，从县、社企业中也压回来了一部分。农业中学，初中一二年级和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也都半日或短期放假回家生产。目前农村劳动力，从数量上说，已经基本上够用了。问题是人的体质普遍衰弱。由于口粮标准低，群众体力的恢复很慢。 但是，目前农村的劳动却非常紧张，抗旱浇麦，春播种菜，十分忙碌。由于最近两三年来牲口大量死亡(一般死掉百分之五十)，就更加重了人力的负。担。十几个人拉一辆大车，五六个人推一辆水车，人?拉犁、人推磨的很多。春忙以来，有些社、队得浮肿j病的多是壮年劳力，与去冬是老年的情况不同。因此，从长期着眼，在当前必须坚持劳逸结合，要强调、少劳多逸，给群众足够的休息时间，以便休养生息。 (四)多劳多吃问题。长葛县最近普遍搞多劳多吃，办法有两种：第一种是有储备粮的社、队，从储备粮中拿出一部分，实行“工分带粮”，多增加了群’众的口粮。有些社、队採取以劳动底分为标准，超过者才能多得的做法，缺点很大。实际上多数人超不过劳动底分，只有少数劳力强的才能多吃，而且人们为了超过劳动底分，就过分劳累，影响了身体健康。第二种是没有储备粮的社、队，从有劳动能力的人(老、幼、残疾除外)的口粮标准中，扣出百分之十，作为多劳多吃的奖励粮食，这样做实在不好。更不好的是，按人口扣出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口粮，第二十四章坚持真理报实情作为奖励粮。这种办法，实际上是降低了一般有劳力知无劳力的口粮标准，挖他们的口粮，去奖励他们，也。是用自己的拳头打自己的眼睛，群众对此非常反威，有的生产队连讨论也没有讨论，并且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扣了百分之十的粮食，引起群众很大波动。樊楼大队第三生产队，十五天为一期，有的户就被扣了六斤多，有的户三四斤、二三斤不等。在实行口粮低标准的情况下，再扣几斤，群众哪能不慌?我们发现这些情况，在电话上商得吴芝圃同志的同意，已经作了纠正。
第165页 通过十几天的调查了解，除了食堂和粮食问题外，还有“三七开”、评工记分、“三包一奖”、“三定”、调整社队规模、经营管理和一二类社队整风等几个问题，都是群众和干部最关心的，也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几个重要问题。 五月九日，习仲勛写出了第二份调查报告，向中共中央并邓小平报告了从四月二十四日起，在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对粮食问题和“三包一奖”、分配、耕畜问题的调查情况。报告中写道： (一)农村的情况和群众情绪越来越好。根据观察，凡是党的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群众生活安排妥善的地方，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心情是真正舒畅的，干劲也很大。接触过的干部和群众，都是有说有笑，十分亲切。村子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闲人，能够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也都参加了生产。社员白天在地里生产，晚上还披星戴月在自留地上劳动。这是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多种些地、多打些粮食的一种反映。这种情绪是好的，如果群众连这点兴趣也没有，就更谈不上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了。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出现了这样好的情况，如果今后再把《六十条》坚决地贯彻下去，把干部的工作作风好好转变一下，农村的情况将会更好，群众和干部的心情就会更加舒畅，生产积极性将会更加高涨。这种趋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二)退赔问题是中央十二条指示的中心内容，也是彻底根除“五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政策。只有彻底退赔，才能取信于民。这里退赔工作搞得很不彻底，如县直机关、工厂、学校和公社、生产队都占了许多土地和房屋，尚有一部分没有退，有的退了小部分，留了大部分。退赔的现金多，实物少。王庄大队一共退赔了三次，在退赔总额中，现金占百分之九十五点三，实物占百分之四点七。作价也不合理。三间草房实际价值一百四十五元，退赔时只作价三十到四十五元，低于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七十。 退赔所以不彻底，首先是因为干部对退赔的决心不大，公社以上机关更差，他们就是捨不得退。最主要的原因是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王庄大队最近发动群众大搞了一下退赔，效果很好，两三天内从社办工厂和附近的机关、学校、商店中，清理出大批的平调实物，退给了群众，群众情绪大为振奋。前几天召集群众开会，是干部等群众，现在开会是群众叫干部，他们纷纷表示坚决搞好生产，报答党和毛主席。退赔工作肯定要搞彻底，但是目前夏收即将到来，普遍搞有困难，可以在夏收之后，结合整风整社抓紧进行，一二类社、队要把退赔作为主要内容。这对贯彻《六十条》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在生产队的权限问题上，许多群众和干部提出了不少意见和要求。中央十二条指示和《六十条》都规定了生产队的种植权，可是由于现在包产包工的办法，是按农作物逐项逐亩的包，麦子种多少，谷子、高粱、大豆等种多少，一一都规定死了，所以生产队的这项权利实际上并未落实。在研究“三包一奖”时，干部和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做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的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讨论“四固定”时，生产队干部和社员都要求把牲畜所有权下放给生产队。过去牲畜归生产队使用，可是又归大队所有，还规定了保本保质等一套清规戒律。有些牲口老了，生产队无权处理，想用骡子换几头牛也不准，生下幼畜大队还要提成。生产队干部和社员心里很不踏实，常怕大队把好的牲口调走，这一切都影响了对牲畜的爱护和使用，影响了牲畜的繁殖和发展，不利于生产。有的社员说得好：“牛是种地用，地要俺种，工要俺派，牛归俺使，倒说不归俺有。”牲畜归生产队所有，至少有四条好处：(1)可以促进干部和社员爱畜保畜的积极性;(2)对繁殖幼畜有利;(3)可以鼓励生产队多买牲畜;(4)可以根据生产需要调换牲畜。从调查情况看来，把牲畜归生产队所有是必要的，这对迅速发展牲畜有很大好处，特别在最近几年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群众对粮食保管和分配之权也有很大意见。过去在食堂吃饭，口粮不归群众自己支配，非常憋气。最近食堂已经散伙，群众要求：口粮不出队，指标分到户，大队、小队两把锁，群众监督，一月一发。对于超产粮的分配，干部和群众都主张：除了大队提成部。分，余下的全部归生产队保管，一部分发给社员做口粮，一部分以工分带粮实行多劳多吃，一部分作为生产队的储备。 群众还要求休假权利得到保证。随着“三包一奖”的实行，生产队的“三权”落实，最近群众要求把休假权利交给生产队掌握。这个要求是合理的。种植计划，农活安排由生产队做主后，只有生产队才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放假的时间。再过一二年，经营管理制度搞好、生产秩序正常后，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有忙有闲，成了十分自然的规律，劳逸结合的问题也就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总之，生产队的权利越落实，就可以更加促进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的巩固，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有利。害怕生产队权利过多，会影响大队所有制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 (四)从最近这一段的调查当中十分清楚地看到，公社问题最根本的是个按劳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在大刮“五风”、什么都大办的情况下，由于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把高级社时期行之有效的一套制度弃置不用，结果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宗寨大队在高级社时期，粮食和工资都是按工分配，实行多劳多得的政策。那时工分分值很高，一个工分值一角二分钱，一个劳力做十个工分就收入一块多钱。这几年供给制部分太大造成了工分不值钱，一个工分合八厘，一天做十个工分才八分钱。群众说：“劳动一天，还不如母鸡下一个蛋。”“干不干两块半(指每月总工分值)。”大家对种地不感兴趣了，在农村呆不住了。很多农民去搞副业，大量青壮年往城里跑。超龄学生也增加了。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还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使人们无心过日子。中央十二条指示下达以后，实行了“三七开”，这种情况已有改变，但是还不彻底。在讨论分配问题时，多数群众都倾向于实行除了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以外，一律按工分分配的办法。 (五)农村一切工作归根到底是一个“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群众说得好：“十二条，六十条，七十二条，千条万条，都还不是为了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在过去大刮“五风”的情况下，不可能落实，现在有了这七十二条后，情形就不同了。有的干部说：“六十条加上四十条正好一百条，这就彻底解决了农业生产的问题。”因此，每个社、队都应当在整风整社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情况，制定执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具体规划，争取粮食早日过关。从长葛还看出了。水利是搞好农业、保证多打粮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全县有一百多万亩耕地，水浇地只有二十多万亩，如果三年之内把水浇地增加到全部耕地的一半，至少每人平均有一亩水浇地，就是天再旱，也能够基本上保住口粮。因此，必须把农田水利工作经常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不能稍有松懈。大跃进以来，在水利方面确实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需要几年的时间来消化它。要下决心在今后一定时期不搞大的水利工程，而是踏踏实实地搞群众性的小型农田水利，主要是打土井，整修渠道，平整土地，增添排灌机械等，做到参加水利工程的劳力不出社，有的甚至不出队。只要把这项工作经常抓，抓到底，就给农业生产打下。了牢靠的物质基础。
第166页 (六)干部作风问题。从这里的情况来看，经过整风整社，“五风”被狠狠地打击了一下，干部的作风确有很大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还很不彻底，很不巩固。不好的作风破了，新的作风未立。许多干部工作方法一般化，靠打电话、听汇报、发指示、统计数字来指挥工作。有点像蜻蜓点水一样，飘浮得很，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寻求真理。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倾听群众意见。任务来了，就由上往下布置，很少跟群众商量，不走群众路线。目前公社实行的派干部驻队、分片包干的办法，看来很有问题。一个驻队干部权力很大，什么事情都由他一个人包办，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党委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都被他破坏了，队干部也难于提高，学不下独立工作的能力。现在一二类社、队的问题反比三类社、队的问题多，群众的情绪也较差。对这两类社、队的整风绝不能忽视，而且越早进行越有利。在过去的“民主补课”和整风整社当中，有一批干部被搬掉了，换来的一批干部多数未经过整风教育，工作作风也不够纯，有的甚至很坏，至今社、队领导核心还没有真正形成。因此，在各级组织，特别是领导核心都需要无例外地进行一次严格的整风，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才能把干部的作风彻底转变过来，从而把工作大大推向前进。 习仲勛在长葛调查中强调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告诫调查工作队成员，要密切联繫群众，向干部群众虚心学习。首先要依靠县社干部，没有他们当嚮导，我们两眼一抹黑，就不知道怎样工作。有了他们的配合，就可以更好地接近群众，和群众没有了隔阂，就容易深入了解真实情况。 在调查中，习仲勛十分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在长葛时，他对一件事情印象极深。当时长葛由于在“大跃进”运动中深翻地出了名，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表扬。前任县委书记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脑袋发热，独断专行，铺摊子、摆阔气的浮夸风很严重。在县城搬迁过程中，新建设的县城仿照北京东西长安街设计建筑，有像北京人民大会堂那样的礼堂，县委县人委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等分列在宽阔的马路两旁，占用了大量农田。为此强迫农民拆迁，甚至动用民兵武装强制推行，基层干部中强迫命令、打人骂人之风相当普遍。中央十二条和六十条下达后，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但由于贯彻不力，问题仍很严重。 “五风”虽被遏制，干部中新的好的作风仍未建立起来。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群众生活标准很低，甚至主要依靠红薯干度日，加之刮“共产风”后退赔很不彻底，群众颇有不满情绪。习仲勛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你们县级机关的基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只有好处。难道旧县城里还住不了县级机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没有什么建筑，也办了大事，做了许多工作。延安是革命圣地，毛主席在那里领导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你们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他郑重地建议长葛县要把所有犯的“五风”错误编印成册，每年都拿出来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意!这样振聋发聩的批评，是很少见的，使在座的干部很震惊，受到了极大教育。 但是，长葛也有人在私下议论说，长葛县的干部是见过世面的，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多数都来过，中央部长级干部来过的不少，甚至有好几个国家元首都来参观过，别把我们长葛的工作说得那么坏。过去中央冶金部部长高扬文把我们的小高炉大炼钢铁说得一无是处，后来我们搜集了他的言行，向中央打了个报告，结果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这些议论传到习仲勛那里后，他理直气壮地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这也是实事求是。他们做错了的事，难道还要表扬他们?这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诬陷，根本不要理他!习仲勛坚持真理、直言不讳、心繫人民群众的品格，受到了干部群众的赞赏。 在长葛县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习仲勛与当地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长葛人民一直惦记着他。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长葛县城关公社八七村(即原和尚桥公社宗寨大队)的党支部全体成员及干部群众，给已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勛写信，汇报了宗寨村从一九六一年由富变穷，二十四年后又由穷变富的发展过程。 十月二十日，习仲勛正在出席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百忙中抽出时间覆信长葛县八七村干部群众： 看到你们九月十二日写给我的信，不胜欣慰之至。回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长葛县调查研究时的所见所闻，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时你们大队由一个好端端的富队变成了一个响噹噹的穷队，我们如实地向中央作了反映。现在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结果使广大干部群众吃了很大的苦头。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啊!时至今日，你们那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由穷变富的康庄大道，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我衷心地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今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这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议。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和领会这次全会的精神，并结合农村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同时，也希望你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消除隔阂，团结一致，在治穷致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途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第25章 永葆劳动人民本色 习仲勛的职位高了，责任大了，却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不放弃一切机会联繫群众。他十分注意畅通国务院领导和人民群众联繫的渠道，解决基层反映的实际问题，并经常和干部职工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得到大家的拥护和爱戴。 ■畅通联繫群众的渠道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习仲勛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认岁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倾听群众呼声，了解实际情况，掌握民意，密切联繫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他担任国务院秘书书后，要求国务院秘书厅认真地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畅通联繫群众的渠道。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习仲勛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联合召开的全国来信来访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首先严肃批评了从中央到地方对这一工作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照抄照转、错抄错办、草率推诿的现象。他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全国胜利、进城以后，很多领导干部和群众离得远了，群众观点减弱了，对群众生活疾苦淡漠了”。他说，我们坐在办公室，不了解下情，所以有些人认为来信来访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额外负担”，认为“告状的没有好人”。国家测绘局在西安要修一建筑，用推土机一下推了五十八亩快要成熟的麦子。对此，习仲勛说，即使是花钱买地，但这种做法，老百姓也很有意见，甚至骂“共产党是什么党?”他深刻地指出，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前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但在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而突出出来。信访工作反映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不是小事，是大事，不是一般工作，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他要求各级领导恢复和发扬密切联繫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做好人民信访工作。习仲勛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第167页 (一)各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必须各有一位书记和省长分管信访工作，要求在六月底以前把分管负责人的名单分别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 (二)处理问题要争取主动，摆脱被动。主要是掌握政策，按原则切实解决问题;同时，把千百万人民来信来访所反映的问题，分门别类，综合研究，从中找出规律，及时解决其中带普遍性的问题或突出的问题。 (三)实行专职机构和大家动手相结合的办法。要求机关干部的一些负责人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其事。 (四)按信访反映的问题的性质，分别交由中央或地方各级机关负责处理，避免照抄照转。 (五)清理积案。利用当时各机关整编的过程，抽调部分干部，突击清理尚未转出去的积案和已转出去后尚未结案的积案。 (六)按干部管理权限处理所涉及的干部。 他希望信访工作者继续积极热情、耐心细緻地做好这项工作，成为优秀的模范的群众工作者。 习仲勛不但这样要求信访干部，而且亲自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刚开始，国务院秘书厅承担处理来信和接待来访的工作，十分繁忙，接待室有四十多个干部，仍不敷使用。习仲勛为了直接了解和掌握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实际情况，常常让自己的秘书到接待室帮助处理来信，有时星期天一整天都在接待室工作，接待来访者。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习仲勛根据西北地区来信来访反映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个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反映了当时统购统销方面食油和煤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供应商品中搭配购货的现象;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中存在急躁情绪、强迫命令作风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陕西农民在棉花丰收后因“反正要参加合作社了”而大手大脚购买非生活必需品、大吃大喝，唯恐低价入社而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等问题，还列举三原县一个投机商运去三十口棺材，很快被抢购一空作说明。报告中专门写到农民对强迫储蓄有牴触情绪，个别农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甚至发生因此投水自尽几乎致死等情况，说明当时农村问题的严重性。 在草拟这个报告时，习仲勛要求秘书田方议事要言之有物，有理有据，把人民群众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的真实事例和真实语言写进去。他认为这是农民敢于向人民政府讲真话、说实话的表现，说明人民群众对党、对自己政府的信赖。当秘书将起草好的报告送到他手中时，习仲勛皱起了眉头，问为什么没有把群众对食油供应紧张不满的实例反映出来。秘书为难地说。例子中有些话说得比较粗俗，是否可以不一一列举?习仲勛坚持“要把真实情况报告毛泽东”，让秘书原汁原味地把群众的意见在材料上反映出来。 原来，群众在来信中反映了两件事。一件是，有人认为，现在食油比旧社会还紧张，因而讲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另一件是，有人反映说，一位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轴因没有油润滑而发出吱吱响声，气得这位赶车的农民叫骂说：“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呢!”说完就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以此来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 还有的群众来信反映，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干部面前苦苦哀求，个别地方甚至还发生无力购买国债而投井自杀的情况。习仲勛看后拍案而起，气愤地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教训正在于此。 习仲勛说，这几封来信内容虽有欠妥之处，但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有一定说服力，还是加上好。报告最后经过习仲勛修改上报，引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批示有关方面加以解决。 一九五七年冬，人民接待室收到一封来自贫困地区甘肃省高台县农村干部的信，反映当地干部强迫命令，破坏生产，造成人民飢饿，发生浮肿病乃至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并说他是冲破地方阻拦，又遇路费失窃，沿途乞讨，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北京的。阅读了这封来信，习仲勛心情沉重，认为事关重大，立即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报告，同时打电话给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要他切实负责地查处此事。一九五八年九月，习仲勛西北考察到甘肃时，还专门到高台县听取汇报，检查落实情况。 习仲勛还通过来信来访，了解实际情况，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三年困难期间，国务院秘书厅收到了一封某省群众反应生活困难的来信，同时寄来一包老百姓用来充飢的东西。工作人员拿去向习仲勛汇报，他仔细阅读了信件，并打开包裹，把群众吃的黑黢黢的东西放在手上，仔细观察，但不知是什么东西，便干脆掰下一块放到嘴里咀嚼起来。工作人员来不及阻拦，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习仲勛已费力地吞咽了下去，他难过地向工作人员说，群众确实困难，就吃这些东西，“这哪里是人吃的!”他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周恩来，立即派出调查组，弄清情况，组织展开了调运粮食的救灾工作，使重灾区的群众得到救济，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 ■爱劳动勤节俭始终如一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五日，北京天气异常炎热，烈日高照，没有一朵云，也没有一丝风。一大早，习仲勛随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带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三百多名干部，又一次来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十三陵水库，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为解决北京市及其附近地区用水问题而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工程採取发动群众参加义务劳动的方式进行。为了水库的早日建成，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多次到这里参加义务劳动。这一天，习仲勛身穿白衬衣，头戴草帽，脚蹬圆口布鞋，一下车就忙活起来。工地上的群众看到中央领导便激动地齐声喊道：欢迎首长莅临工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向大家招手致意。习仲勛对围上来的群众说，我们是来参加劳动的，都是普通劳动者。 劳动开始前，按照工地要求对参加劳动的人员进行了编组和分工。习仲勛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说，今天到这里来的没有总理、副总理、部长、司局长职务，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劳动要精神饱满，互相照顾，量力而行。之后，周恩来首先推起一辆独轮小车，大家迅速铲土装车，当周恩来推车费力向前行进时，习仲勛赶忙跑过去给周恩来说，独轮车要掌握好平衡，不然容易翻倒。干脆咱俩搭对，我来推，您在前边拉。说完他就老练地推起车来，周恩来在前面使劲地拉车前行。人们看到他俩配合默契、干劲十足的情景时，连连发出赞嘆。 劳动间隙，习仲勛被人们围了起来，他饶有兴趣地从推小车谈起，讲述了自己的劳动经历。他说，推车技术是生活逼出来的。早年父母先后病逝，叔父患重病不能劳动，因此我从小就学会干农活，犁、耧、耙、耱样样都会。我曾经一次摇耧种过四十亩小麦。农闲时常用独轮小车把当地产的锅巴盐推到数百里以外的照金山区换成玉米等粮食，解决一家人吃饭，推独轮小车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
第168页 在国务院期间，凡是机关组织的义务劳动，只要没有重要会议，习仲勛都要参加。他和机关干部一起坐大轿子车，到劳动工，地一块儿出力流汗。他干活得心应手，往往干得比别人还多。劳动休息的时候，他和大家一起坐在地上，吃着自带的馒头、黄瓜和咸菜，边吃边聊，不时地有干部还和他开个玩笑，气氛十分活跃。【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出身农家，热爱劳动，参加革命后始终保持着爱劳动的农民本色。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任关中地委书记时居住和办公的两孔窑洞，就是他自己打出来的。到北京后，他住的四合院里有一块空地，就和工作人员一起把它开垦出来种蔬菜，掏粪施肥，担水浇地，常常累得浑身是汗，腰酸背痛，但他乐在其中。他深知稼穑艰辛，养成了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他生活简朴，穿衣吃饭从不讲究，仅有的几套毛料中山装，也只是在会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时穿一下，平时身着布衣布鞋，夏天就是一件老头衫。衣服破了，捨不得扔掉，补了再穿。吃饭保持着陕西人的习惯，以面食素菜为主，饭菜只求可口，桌上很少见到鱼虾海鲜。所住的房子年代长了，他坚持不让粉刷维修;家具、沙发、地毯旧了，也不让更新。几十年如一日，过着平平淡淡、朴实无华的生活。这一时期，习仲勛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工资一样都是三级，每月四百零四元八角钱，收入开支都由秘书张志功经管，每一笔开支哪怕是几分钱都要记帐。他经常叮嘱子女要节俭过日子，不要乱花钱，可是对朋友却十分慷慨。和习仲勛熟悉的西北根据地的一些老红军、老战友、老房东经常到北京看望他，习仲勛都热情接待，请吃饭，安排参观游览，临走时让秘书给他们买火车票，生活困难的还给予资助，这方面的开支就占去了他工资很大一部分。由于他性格直爽、谦和，战友们都把他当做亲人看待，敢在他面前讲真话，反映实情。 ■保护西安古城墙 西安古城墙，是明代洪武年间的一三七〇年在原隋唐长安城皇城墙的遗存上扩建而成的，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垣建筑，一九六一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是闻名世界的历史古都和国际旅游城市，世界各国的政要和大批游客来到西安，一看到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古城墙，无不为之惊嘆，陕西人也引以为豪。但习仲勛尊重专家意见，倾听群众呼声，在这座古城垣免遭拆除并得以保护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却鲜为人知。 一九五〇年，西安在恢复城市建设时，为了加快工业建设，修理水路，就曾经提出拆除古城墙的计划。当时，由于长期战乱，西安古城墙遭到严重破坏，多处坍塌，城砖被人随意搬走。四月七日，习仲勛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集体办公会议，把拆除城墙问题列为议题。讨论时，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他认为当时并没有大的工业建设，仅仅为了修理水路，没有必要拆除城墙，强调指出：“一动就会乱。”大家贊同他，的意见，最后形成决定，不但不能拆除城墙，而且要予以保护。随之，西北军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勛、张治中的名义发出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这一决定，使西安古城墙逃过一劫。 习仲勛到北京工作后，又先后两次指示保护西安古城墙。 第一次是再次制止了对西安古城墙的拆除。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席捲中国大地，狂热的“左”倾冒进之风愈演愈烈。许多地方为了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开始拆除旧城墙。北京的明城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拆除的。这股风也刮到西安，不少人向政府建议拆除西安古城墙。六月中旬，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召集有市委文教部、市政协、文史馆、参事室、文化局、公安局、教育局、房地局、历史博物馆、西北工业设计院等单位的负责人和相关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讨论西安城墙拆除问题。在讨论会上，大家议论纷纷纷，各抒己见，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拆除，一种主张保留。“拆除派”认为城墙是封建社会的城堡，主要起防卫作用，现在进入原子时代，国防价值已经不大，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并且城墙古老，缺乏排水设备，遇雨水沖刷，很多地方容易发生危险，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如果要作为古蹟长期保存，势必还需要一大笔维修费用。反之，如果将城墙拆除，不但可以节约大量资金，而且拆下的城砖、城土还可加以利用。此外，城墙拆除后，可以扩大建设用地。也可以清除城乡界限，便利交通。如果从保存文物古蹟着想，只需把城楼留下就行了。“保留派”认为西安城墙是闻名的古建筑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央规定有三百年历史的古蹟都应该保留。两安城墙目前及将来对城市建设并无多大妨碍，保留下来，还可研究和观赏。两派中，拆除的意见占多数。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西安市委向中共陕西省委报送了拆除西安城墙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经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党组研究，并经市委常委会议讨论，认为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为了便于人民以后瞻仰，只保存几个城门楼。但目前可将需要拆除的地方和危险的地方先予以拆除，暂不组织大量的人力全面集中搞。今后将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结合义务劳动，逐步予以拆除。”十月二十五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批覆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原则同意你会关于拆除西安城墙的意见。拆除工作应该作出计划，逐步进行。目前首先拆除建设发展需要和有倒塌危险的部分。对城门楼阁应严加保护，不予拆除。”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市人委根据安市建设局拆除城墙的计划意见书，作出了拆除城墙的决定。之后，城墙垛口的砖几乎被拆尽，南城墙西段外包砖全部被拆走。 拆除西安古城墙，引起了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文物工作者和部分专家学者的关注和不满。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武伯纶先生为首，陕西省文物工作者王翰章、贺梓城、范绍武、王世昌等五人，即向西安市领导反映，要求停止拆除城墙，但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他们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反映情况，恳请国务院领导予以干预。 一九五九年春夏之交，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勛看到来自西安的电报，认为这五位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是正确的，保留保护西安古城墙意义重大，遂让办公室致电陕西省和西安市，要求立即停止拆除城墙。此举对保留西安古城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之后，习仲勛又指示文化部研究保护西安古城墙的问题。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议保护西安城墙的建议》。建议指出：“据我部了解，在西安城市建设过程中，西安城墙已有部分拆除。西安城墙具有悠久的历史，宋、金、元各代均因隋唐旧城故址筑城，据志书记载：‘隆庆二年巡抚张祉瓮以砖’、‘崇祯末巡抚孙传庭筑四郭城’城墙东西长七里余，南北长五里，周二十五里，高三丈四尺基厚六丈，顶宽三丈，旧有四门，并保存有城楼、箭楼、角楼等。建筑雄伟，规模宏大，是我国现存保存最完整而规模较大的一座封建社会城市的城墙，也是研究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军事历史的实物例证和研究古代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据了解，西安城墙在现在都市规划中，可以不妨碍工业建设的发展。因此我部认为应该保存，并加以保护。”
第169页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请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办理。”九月二十六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把国务院的通知转发给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希即根据通知精神研究具体办法，对西安城墙妥为保护。中共西安市委和西安市人民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开始採取有效措施保护西安城墙，并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发布公告：“自即日起严禁拆取城砖、挖取城土以及其他破坏城墙的行为。” 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古城墙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次是进一步保护西安古城墙。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二八五二期刊载了新华社记者卜昭文撰写的《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遇到严重破坏》一文，反映西安古城墙遭受破坏的情况。文中在列举了西安古城墙遭破坏的情况后，从两个方面指出存在的问题：一、没有把保护文物古蹟作为“保护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如四个城门的瓮城被机关单位和居民长期占用的事，已经喊了十几年，迟迟得不到解决。解放后，国家曾投资数十万元修缮的南城门，被市人防办占用;现在对外宾开放的西门瓮城被市消防队占有，并在瓮城内盖了一座三层楼房，与古建筑风格极不协调。城门洞成了车库，瓮城内是消防车辆的停车场。这里还修建了各种生活和工作用房，瓮城几乎没有空间，而且卫生情况极糟。更为严重的是，消防队修建了与城墙等高的两处烟囱，彩绘一新的城楼，被黑烟日夜熏蚀，变得非常陈旧。到西城门的国内外游客无不惊讶和嘆息。西安市人民政府早就作出了搬过的决定，但占用的状况长期没有改变。二、与管理城墙有关的单位相互扯皮、制约，各行其是，使保护城墙的工作不能落实。环城公园的建设由市园林局负责;环城路的建设由市政建设局负责;护城河的管理由市环保局负责;城墙内侧的违章建筑由市城建局管理;沿城墙的土地所有权由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登记。由于没有统一协调的机构，城墙管理所无法管理，上述单位各搞各的，侵占城墙内外的空地。有关部门建议，西安市城墙管理所应该成为一个协调机构，成为一个有实权的单位。城墙应由文物部门统一管理。 习仲勛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非常着急，立即让秘书给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打电话，让他们查证。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按照习仲勛的批示，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形成了《请加强西安城墙保护工作的意见》，致函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三项措施：一是希望按照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精神，责成西安市人民政府切实做好保管工作。要划出必要的保护范围，竖立保护标志与说明，并且建立科学记录档案，设置专门的文物保管机构。二是应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方案，制定维修保护办法。所有的占用单位要限期迁出。今后城墙的保护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并将保护维修纳入城市规划建设之中。三是以政府名义公布保护城墙的命令或条例。自命令公布之日起，严禁乱拆城砖，乱挖墙角的破坏行为。如有故犯者，不论大小机关、公私人等，均应依法惩处，为首者应予严惩。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请加强西安城墙保护工作的意见》以送阅件下发。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告》。一九八三年二月，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成立，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工作从此走上正轨。 一九八三年以后，按照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和历届省市主要领导的要求，陕西省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对西安古城墙进行大规模修缮，清理了占用瓮城的单位和居民，修复了东门、北门箭楼，补建了南门闸楼、吊桥，并建成环城公园，从而使这座当今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古城墙重放光彩，和护城河、环城公园、环城路四位一体，成为西安一大旅游景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的负责人先后两次看望习仲勛，向他汇报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和建设情况。当时西安古城墙除了西安火车站广场处没有修补连接外，其余全部整修完毕。习仲勛非常高兴，要看望他的负责人代他向战斗在一线的文物工作者问好，鼓励文物工作者继续做好城墙的保护工作。他说，城市的历史要延续下去，应该留下一些历史符号，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空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一定要把老祖先留下来的东西保护好，不然人家外国人不相信你是文明古国，因为你没有实物。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也可以对人民群众进行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给子孙们留下教育的实物。要把剩下的那些豁口都连起来，不连起来就不算完整，连起来才能叫完整的城墙，再过两百年也是文物嘛!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西安古城墙最后一个豁口即西安火车站广场处通过桥型城墙连接起来，习仲勛的心愿得以实现。 首页返回目录导航 读书369 >> 名人传记 >> 习仲勛传>>正文 第26章 飞来的横祸 ?微信听名着 读书qq群 正当习仲勛为国民经济调整日夜操劳而紧张工作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却悄悄向他袭来。一九六二年初，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和恢复农业生产政策所存在的不同意见凸显出来。毛泽东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眼光来观察问题，在七八月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使全国的政治形势逐步向着“左”的方向发展。习仲勛成为这场“左”的斗争最早的受害者之一，被加上“习仲勛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等种种莫须有罪名，批判审查长达十六年之久，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蒙受不白之冤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又在北京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全会召开之前，还召开了二十九天的预备会议。所以，毛泽东在全会第一天的讲话中说，这次会议实际上已开了两个月。北戴河会议，是在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五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採取比较实事求是、各方面都退够的调整方针，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之时召开的。这时，党内对年初以来恢复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分歧意见依然没有消除。 北戴河会议按大区编为六个组，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粮食、财贸、商业和国家支持农业，包括包产到户等问题。重点是讨论和修改中央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商业体制的决定(初稿)》、《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以及关于市场和物价问题等文件。
第170页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华东、华中组会议上开始吹风。六日，毛泽东即正式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接着又在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和二十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或插话，继续阐发他在八月六日讲话的观点。他把党内认识上的一些分歧，当做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他不同意而实际上又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由此，会议即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这个题目也就必然成了九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主题。 习仲勛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在此期间他受周恩来委託，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周恩来还特别关照习仲勛，让他在座谈会结束后去北戴河休息一段日子。 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的，于七月三十日开始，八月二十四日结束。八月七日，周恩来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分析了城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解决的办法“首先是恢复正常生产”，只有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有效地支持了农业和市场以后，人民生活才会改善。会议结束时，讨论通过了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代拟稿。 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结束后，习仲勛即到北戴河休息。同一天，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 这时，习仲勛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政治厄运已降临到他的头上。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已开始给习仲勛罗织罪名，并把他与庐山会议受到批判的彭德怀联繫在一起，以“翻案风”的罪名加以批判。 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遭到了错误批判处理而在后来贯彻调整政策，为“反右倾”中被错误批判打打击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的过程中，彭德怀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平反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还重提所谓彭怀“里通外国”。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当他知道在会上再次受到批判后，拍案而起，怒不可遏，连声喊道：“诬衊!诬衊!”他不得不对强加给自己“里通外国”的这一险恶罪名进行辩解和申诉。四月十六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在这封信中，他不承认自己有“阴谋篡党”的问题，不承认存在“彭德怀、高岗联盟问题”，不承认存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不承认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抓军队建设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论。八月二十二日，即北戴河会议结束的前两天，彭德怀再次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重申不存在所谓“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这两封信，被认为是彭德怀利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和国内发生的困难而闹翻案，是向党新的进攻。 会议开到第十二天，即八月五日，毛泽东在讲话中点名批评彭德怀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十三日，他又针对对彭德怀的信说，我们只坚决反对背后搞鬼的，不怕搞阳谋的。特别是彭德怀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二封信发出以后，一此人认为，这是逼着中央全会来讨论他的问题，是向中央挑战。由此引发出一场其气势不亚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长达两个月的对彭德怀“翻案风”的激烈批判。 在八月二十四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自命为“理论权威”的康生，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觉，利用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公然诬陷习仲勛“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并说习仲勛是“翻案风”中的又一个“挂帅人物”。当天，康生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并要求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 由此，习仲勛的人生开始了一段坎坷漫长的审查、批斗、下放、关押和监护的岁月。 ■小说《刘志丹》冤案 八月二十六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仲勛在北戴河仅休息了两天，便赶回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紧张忙碌后的短暂放松，使他心情非常愉快。对于康生在北戴河会议上将矛头对准自己的情况及其险恶用心，他还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前期，重点讨论关于农村问题的两个文件，并批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所谓的“单干风”。接着，会议又讨论国际形势和《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件。九月六日、七日，分组讨论转入批判彭德怀“翻案风”。八日，康生借小说《刘志丹》在西南组会议上提出“现在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康生的发言刊登在全会“总七十二号简报”上，引起爆炸性轰动。习仲勛成为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另一个活靶子。 从九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判彭德怀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随着批判的不断升温，习仲勛、贾拓夫和刘景范等也被打成“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被说成是他们的反党纲领，进而诬陷习仲勛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勛)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在这场不正常的批判中，性格刚直的习仲勛郑重地向党中央写信，说明自己与小说《刘志丹》的关系。 事情还要追溯到一九五六年前后。当时工人出版社约李建彤创作一部记述刘志丹革命生平的长篇小说。李建彤是刘志丹胞弟刘景范的妻子，也是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时担任国务院监察部第二司中级监察专员。因为小说的 第27章 “文革”遭劫 习仲勛到洛阳之初，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日子。然而，准也没有料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习仲勛再次被捲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之中。 ■暴风雨袭来的时候 在习仲勛去洛阳之前，“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已经在北京颳起。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篇文章对北京市副市长、着名历史学家吴晗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不久，又有文章把《海瑞罢官》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联繫起来。康生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鸣不平。毛泽东又一次支持了这一说法，并在小范围内谈话说：“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分量。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这一批判已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大批判运动。
第171页 这时，批判《海瑞罢官》尽管没有触及习仲勛，但是，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使关心他的人和企图整他的人都不能不联想到他与彭德怀的关系。随着局势的发展，习仲勛被康生点名批判，关心他的人们则为他的处境担忧。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并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这两次中央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 就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写信，表明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从而使红卫兵运动席捲全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大串连走向高潮。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狂潮下，一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大动乱，迅速在全国城乡蔓延开来。各地红卫兵冲击文化教育界和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大字报铺天盖地。在“破旧”、“立新”、清除所谓“封、资、修”的口号声中，文化设施和文物古蹟遭到严重破坏，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和党政机关的大小领导几乎都被揪斗，有的甚至受到侮辱和殴打，不少人还被抄家，以至游街示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洛阳也陷入混乱之中。高音喇叭的喧嚣声，游行集会的口号声不绝于耳，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小字报、传单和标语贴满大街小巷。新闻媒体传播着歌颂“文化大革命”、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左”的观点和主张。这时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尽管也受到了大气候的冲击和影响，但作为一个大型生产企业，工厂生产和工作秩序仍然比较正常，广大工人群众对一些“左”的做法抱有很大的怀疑和反感。这年春天，洛阳矿山机器厂接受了国务院一机部下达的四百套大锅锥和七十一台火箭生产任务，并动员部分职工到农村支援抗旱，挑水灌溉麦田。五六月间，洛阳矿山机器厂先后自行设计、成功制造出我国第一台钻头直径为一百九十毫米的(zl一1型)牙轮钻机，完成了国家重点产品七百钳式行星轧机。七月，圆满顺利举行了第四届第四次职工代表会议。习仲勛对厂里安定团结的形势、紧张有序的生产和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感到高兴和欣慰，因为这其中包含了自己作为普通劳动者所付出的心血，也使他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抱有良好愿望的习仲勛产生了用群众的革命热情来促进生产发展的想法，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共识。“文化大革命”初期，习仲勛是通过内部传达文件、听广播看报纸了解“文化大革命”动态的，缘于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信赖，因而对前景还抱有良好的愿望。他期望能够通过“文化大革命”，彻底革除党和国家内部的各种积弊，整肃党员、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和作风，焕发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推动祖国建设大业。那时他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胜利，实在鼓舞人心，使我十分振奋，更使我下定决心，在这场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中，把自己改造过来。”他还在写给子女的信中说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什么时候才能烧到我卷的身上”，期望能在运动中得到洗礼和进步。 一次厂里召开党委扩大会，休息时习仲勛和厂《矿机报》的负责人有过一段简短的谈话，很能说明他是从有利改进工作的积极意义去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他说：“这是一场文化方面的大革命，谁也没经历过，既然是一场革命，那就要革去旧的东西，树立新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怕，在精神和思想上要做好各种准备，积极投入到这场大革命中去。对于群众在大字报中提出的意见要持正确态度。这和我们过去延安整风一样，也像毛主席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文化大革命业是一场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起来了是好事，要支持，要正确对待，不能泼冷水，更不能有敌对情绪。” 但是，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并没有像习仲勛想像的那样，大量的事实使他对这场运动产生了怀疑，认识也开始发生变化。他看到社会上一些人以“破四旧”为名，把商店许多烟、酒、衣物当街焚毁时，忧虑地说，这怎么能行呢?商品是国家、人民的财产，烧了多可惜呀!他还告诉厂里领导说：“你们向上面反映反映，这样搞怎么说也不是革命行为。”八月，他看到红卫兵随意给一些人挂牌上街游行时说： “运动搞得过火了，这样下去会搞乱的。”他还出面劝过一些年轻人说，搞文化革命不要损坏国家财产，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不料这些人不仅不听劝阻，还声言这是“革命行动”，指责他“多管闲事”，有的还要查他的身份，批斗他。 习仲勛非常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时常上街看大字报，听群众的议论。一次，他看到大字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共青团中央的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时，他对身边的人和许多工人群众说：“这样随意点名批判中央领导同志是不妥当的。胡耀邦等同志，我了解，他们都不是坏人。” 有人问邓拓是不是叛徒，他回答说：“邓拓过去在晋察冀搞报纸工作，解放后在人民日报社当副社长、副总编辑，坐过监狱，我没有听说有叛变行为。”又有人追问邓拓的根子是不是彭真，习仲勛肯定地回答说：“不会是。一九五九年研究邓拓工作时，我参加了，在北京经常见面。” 在此期间，洛阳矿山机器厂党委政治部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号召，要求全厂职工以焦裕禄为榜样，为建设大庆式的洛阳矿山机器厂而奋斗。焦裕禄曾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过八年，在厂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习仲勛认为，在当时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工厂生产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大力提倡焦裕禄精神是非常适时的。习仲勛无论是在车间劳动还是开会，或与大家闲聊，都大力宣传焦裕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要职工群众坚守生产岗位，排除无政府主义思潮干扰，当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 十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批判了所谓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开始流行，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始终没有忘记诋毁习仲勛，多次在不同场合诬衊他，说小说《刘志丹》反党，为高岗翻案，大肆煽风点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洛阳的学生和职工群众也相继卷人，纷纷成立红卫兵、战斗队等造反组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批、揪斗现象随处可见。洛阳矿山机器厂尽管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但厂区也贴满了大字报，不时召开批判会、辩论会。此时，关于习仲勛“反党罪行”的流言蜚语，也传得沸沸扬扬。【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172页 这时，习仲勛除了开会、学习和阅读文件外，很少到厂部办公。他分管的安全技术科和动力生产科有事时，常常找到车问和他商谈。他目睹工厂生产日渐滑坡，工人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的情况，愈来愈感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并不是自己想像中的那样正确和有序，而是无政府主义日益泛滥，社会明显陷入动乱，一时陷人费解和迷惑之中。特别是听到有人把小说《刘志丹》与“文化大革命”联繫在一起时，他又一次陷人了深思。 十二月，洛阳矿山机器厂党委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洛阳矿山机器厂“文化大革命”开始，领导干部被造反派任意戴高帽子游街，人身权利受到侵犯，工厂生产处于停顿状态。对此，习仲勛表现出“缄默”的态度，但内心却十分焦虑不安。他一改往日工作生活的习惯，几乎足不出户，不接待来访，不发表评论。由真诚的拥护到困惑怀疑，再到保持“缄默”，反映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以冷静理智的观察和思考，关注着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 习仲勛在洛阳矿山机器厂挂职锻鍊共一年零二十七天。在半年后尽管遇到“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对这段经历的记忆却是深刻的。一九八六年四月，他撰写了《我在洛阳矿山机器厂的一年》，反映出他对这段劳动锻鍊的态度和收穫：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到洛矿担任副厂长，大约一个年头，尽管时间不长，这里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回忆起来，犹感振奋不已。我在洛矿的一年，也是我在生活征途中度过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要时刻珍惜它，藉以砥砺自己。 我在洛矿的一年，实际上是上了一年的工业大学。我走出厂部，直接下到车间，与工人在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与工程师、技术员打交道，学习求教，这使我的眼界大开，增长了许多工业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同时，我在工人师傅的帮助指导下，还学会掌握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技术，用自己的双手参加产品的组装。通过与工人的共同劳动和交往，更使我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他们维护团结，遵守纪律，热情豪爽，坦率真诚，说实话，干实事，肯钻研，讲效率。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是他们给我上了必要的一课。 洛矿自建厂以来，在各级领导和全体职工的努力下，积极发挥了大型骨干企业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所以如此，关键在这个厂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同心同德，团结合作，工作做得扎实而有成效。我突出地感到有几点：一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除了政工干部的努力外，主要依靠工人自己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二是既抓生产，又抓安全，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三是积极办好技工学校和业余学校，大力培训技工人才。四是抓好集体福利工作，活跃群众文化。现在尽管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过去不同，但是上述的基本经验还是需要好好总结提高，并把它推广运用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日月之中。 ■身陷囹圄 一九六七年新年伊始，中国的政治气候持续升温，“文化大革命”发生急剧变化，席捲全国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整个社会更加动荡和无序。 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以格外引人注目的措词，向全国传达了非同寻常的信号：“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刊登了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长篇文章，三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公开点名批判周扬和小说《刘志丹》，不点名地诬陷习仲勛等，说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他亲自接见写这本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文章旧事重提，又一次把未出版的小说《刘志丹》拿出来作为“罪证”，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把毛泽东“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的话用来说明所谓“斗争”的严重性。之后，上海掀起“一月风暴”，造反派向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夺权，以“全面夺权”为标志的政治风暴迅速在全国颳起。 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公然发表攻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言论，蛊惑群众，一夜之间，“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标语贴满北京的大街小巷。六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编造刘少奇女儿出车祸的谎言，将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骗出中南海，由于警卫保护，刘少奇得以脱身，王光美则在清华大学受到批斗。随后，大批红卫兵和造反派在中南海门前集会，发表演说，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刷写标语，要求“揪出”和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早已被贬职的习仲勛也在劫难逃。 一月四日晚，喧闹了一天的洛阳矿山机器厂逐渐平静下来。当大多数人家熄灯就寝时，习仲勛宿舍的灯还亮着，他尚未休息，正在读书学习。十一点时，一帮人突然猛敲习仲勛宿舍的房门。秘书范民新刚打开门，十几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人就一拥而进，冲到习仲勛面前。面对不速之客，习仲勛先是一愣，但马上镇静下来。一个领头的指着习仲勛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西北大学的红卫兵，你是“反党野心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在西北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要把你揪回西安批斗。你要向西北人民低头认罪。原来，这些人是西北大学“文化大革命临时委员会”的红卫兵，专程来洛阳揪习仲勛回西安批斗，以壮大自己组织的声势。此时，习仲勛意识到问题复杂了，预感将会失去人身自由，等待他的可能是更大的磨难。但对去陕西，他不安的心情还有几分慰藉。毕竟他在那里生活工作过三十九个春秋，那里又是养育他的桑梓之地，有许多战争年代生死相依的战友和群众。习仲勛几十年后对子女说：“那时西安的造反派批斗我，我要是往照金或武字区、心字区等地一跑，他们就会找不到我的。那里的老百姓和我们是鱼水相依呀!” 习仲勛对来人说：“能否向厂里汇报一下，做些准备，天明再走?”红卫兵蛮横地说：“现在就走!”
第173页 “你们问我什么东西都可以，要拉我走，不行，那得中央说话。中央不说话，我不能走。”习仲勛也提高了嗓门。 范民新看到眼前的情景，出于责任和感情，即出面与红卫兵交涉，要求先报告中央，待中央同意后再走。但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任何正义、理性的声音都显得微弱乏力，只要一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就可以成为少数人肆意践踏法制、为所欲为的“通行证”。红卫兵拒绝了范民新的要求，执意要带走习仲勛。 习仲勛一看没有回旋余地，表示愿意去西安接受群众批判。他从容地拿起一个手提布包，装上一双布鞋和老花镜，披上来洛阳时穿的黑呢子大衣，回过头来叮嘱范民新说，我走后你即向厂里和中央报告。 红卫兵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口罩给习仲勛戴上，推拥着他的一举一动。 西安，这座凝聚了千年历史烟云的古城，高高的城门楼、厚厚的城墙，刻下时代嬗变的缕缕印痕。尽管“文化大革命”闹得乌烟瘴气，但古城仍迎着凛冽的寒风傲然屹立。 习仲勛对这座城市太熟悉了。早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腥风血雨中，年仅十四岁的共青团员习仲勛，因参加学潮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在西安北大街西华门的“军事裁判处”在那里，他和九名战友与敌人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在狱中加人了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习仲勛率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进驻西安，接管政权。这时，他已是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继而又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实际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在这里，他参与组织指挥了解放大西北的伟大斗争，领导了西北地区新生政权建设、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他不敢相信在离开十五年后，竟然被一群红卫兵“押解”回来。在关押的房间，他看着阴暗的墙壁和门外游来转去的红卫兵“管教”，一阵孤独、悲愤、无奈的隋绪袭上心头。 但是，习仲勛像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在数十年的革命经历中，对毛泽东始终十分信任，相信毛泽东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即使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是毛泽东的初衷，并相信一切错误最终会得到毛泽东纠正。因而他想得更多的是检讨自己。习仲勛思绪万千，有千万端心曲要向家乡人民诉说。然而，这时的他已失去了一切自由，等待着他的是批斗和摧残。十六年后，习仲勛对金日成说：“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西安的红卫兵把我揪到西安去批斗，我那时已是‘死老虎’，但还是照样批斗。” ■被游街示众 习仲勛被揪到西安时，上海掀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先是《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夺权”“接管”。随即，上海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的大会，强行夺取上海市所有的党政大权。由于这种做法符合毛泽东“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主张，所以“一月风暴”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在上海的影响下，陕西省的造反派也紧随其后，掀起席捲全省的夺权恶浪。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西安地区大专院校造反组织统一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夺权问题。接着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革命烈火战斗团”、“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和“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游击队”也组成“夺权小组”，夺了省委书记处的领导权。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第二书记李瑞山、书记章泽、萧纯等被迫交代问题，省委领导机构全面瘫痪。与此同时，各地、市、县委以及各地区专员公署，市、县人委也相继被夺权，停止工作，党员停止组织生活。 一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极为寒冷的日子。西安地区工矿企业文革联合会、革命农民文革总会、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首都“红三司”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西安联络站等十九个造反派组织，在西安市人民体育场召开 “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澜涛大会”。习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刘澜涛、王林、赵守一、李启明、严克伦、舒同等胸前挂着“反党分子”的大木牌，被押入会场，并排站在搭建的台子上。他们的双臂被身穿黄绿色军服、腰扎皮带、臂戴“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扭向身后，并强迫他们低头弯腰。高音喇叭不断鼓譟着，数万名狂热的人群不停地呼喊：“打倒彭、高、习!”“打倒刘澜涛!”“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各大造反派组织代表发言声讨。批判会后，造反派又将他们分别押在十几辆卡车上游街示众。习仲勛在游街时受到“优待”，允许穿着那件黑呢子大衣。其他人则一律翻穿军用大衣，白里朝外。红卫兵还别出心裁地给舒同戴上纸做的官帽。他们要用这种恶作剧方式贬损批斗对象，却使游斗显得十分滑稽和荒唐。游行车辆行驶在西安大街上，凛冽的寒风把车上人的脸颊刺得阵阵发疼，车头上高音喇叭的吵闹声，像要击破耳膜似地呼叫个不停。造反派不时地把习仲勛等人的头往下压。就是在这次批判和游斗后，习仲勛开始头昏脑涨，两耳嗡嗡作响，右耳听力下降，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在一次批斗会上，习仲勛碰到陕西省原省长赵伯平。他非常敬仰赵伯平的为人，心情一时难以平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赵伯平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习仲勛则是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那时习仲勛受到赵伯平的教导和栽培。赵伯平满腹经纶、能诗善文、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习仲勛的西北组会上，赵伯平不见风使舵，坚持认为“仲勛是个好同志”，不揭、不批、不表态，因此而受到株连。习仲勛想不到他们却在挨批斗这样的场合不期而遇。这时赵伯平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习仲勛望着这位良师益友，一时说不出话来。赵伯平看着习仲勛，无奈地嘆了口气，惆怅地说：“哎，想不到老了老了还招了这个祸。” 二月十七日，习仲勛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并转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信中，他谈了自己近期的思想活动情况，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请求中央批准让自己“早些回到原工作单位(指洛阳矿山机器厂——编者注)，劳动锻鍊，继续改造自己。”同时，他坦陈心迹，说出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做法的看法：“现在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发展下去，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在历尽劫波的十多年后，他谈起写这封信的缘由时说：“在那‘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日子里，曾经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几十年戎马生活的老战士，横遭林彪一伙的摧残，百般凌辱，甚至朝不保夕，我不能不讲出心里话。”在此前后，习仲勛还两次向毛泽东写信，谈他对“文化大革命”一些做法的看法。
第174页 陕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习仲勛在西安的境况，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二月十三日和十六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西安地区两派造反派组织代表时批评说：“打、砸、抢的口号是错误的”，要求停止辩论，停止一切攻击，宣传车不要上街;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沖人国防工厂。当周恩来看到习仲勛在西安被批斗的照片后，严厉批评说：“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勛抓到西安?”他拿起照片气愤地责问：“这样，文化革命就变成武化革命，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看到周恩来一脸怒容，语气坚定，造反派怕难以收场，便问周恩来该怎么处理。周恩来态度更为严肃地说：“你们抓住一个习仲勛，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 习仲勛得知周恩来关于他的谈话后，心潮起伏，桩桩往事浮现在眼前：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他刚从错误肃反的关押中释放出来，参加毛泽东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时，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由此开始，数十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备受他的关怀和爱护。周恩来这次谈话以及一语双关的用意，坚定了习仲勛坚持真理，度过困境的勇气和信心。 习仲勛一九七九年回忆起在西安思念周恩来的情景说，林彪、“四人帮”“把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搞得乌烟瘴气，万马齐喑，大搞逼供信，制造许多冤案、错案和假案，多少元帅副总理和革命老干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乌云翻滚，暗无天日。林彪、陈伯达和江青一伙攻击的目标，实际也是对着恩来同志的。他们千方百计想从我身上捞到整恩来同志的材料提出了许多乌七八糟莫须有的问题，都被我顶了回去。我在西安十分暗念总理，十分担心他的安危。如果在报上看到总理的消息特别是登出他的照片，心里就得到无上的安慰和巨大的鼓舞”。 三月十九日，陕西省军区遵照周恩来的命令，宣布对习仲勛实行军事管制。习仲勛即由西北大学的住所，被转移到省军区机关看管，这实质上是在军管的名义下採取的一项保护措施但是，习仲勛还是没能摆脱来自各地造反派无休止的外调、审问和大会小会的批斗。康生等人还唆使红卫兵，将习仲勛揪到延安、兰州等地批斗。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出面制止，才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西北大学被看押期间，习仲勛感化和影响了负责看守他的红卫兵。当时与习仲勛同住一室、负责监管他的红卫兵孟德强回忆说，习仲勛经常和他用闲谈来打发漫长的时间，开始时海阔天空，漫无边际，渐渐地谈话就有了一定的范围，谈国家的形势，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习仲勛不改初衷，实话实说，还教导孟德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能参加武斗，不能参与‘打砸抢’”，使孟德强深受感动，他们两人也由“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变成了能够交谈的朋友。习仲勛在西北大学被关押期间，在北京的夫人齐心和孩子们还收到了由西安寄来的一册精装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封信。当时两北大学几个负责看守习仲勛的红卫兵，经过观察，认为习仲勛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是一位好人，因而给习仲勛家里寄出语录和信件，表示他们会尽力对习仲勛予以特殊保护。寄出的这封信虽然没有署名，但还是被人知道了，这几个红卫兵因同情亲近“走资派”而受到追查。 ■遭受无休止批斗 习仲勛在开始被军管的一些日子里，生活还比较平静，而这种平静却极为短暂。 由于要时常答覆造反派交代问题的“勒令”，应付名目繁多的内查外调，习仲勛不得不经常回忆往事，反覆写“检查”和各种证明材料。他曾说：“对每件来问，只要是我知道的，都尽力地表达确切，交代清楚。有时因记忆关系，也常常出些偏差，但只要一回忆起来，我即马上更正。除以上时间外，我以全力学习毛主席着作，力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 习仲勛在写“检查交代”材料的过程中，许多被岁月湮没而淡忘的往事又浮现在脑际，民国十八年大饥馑前后，父母弟妹一家数口死于病饿的悲惨情景;四十年投身革命东奔西走、捨生忘死、艰难曲折的历程;多少位“壮志未酬身先死”战友们的音容笑貌，等等，挥之不去，他的眼睛湿润了。习仲勛仔细地审视着自己，检讨着在革命经历中做的与人民利益相悖的事情，哪怕一点点细微之处也不放过。但是，他却很难自己过去一时工作中的过失与“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繫起来，更难以接受把自己说成是“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难以抑制激动而委屈的心情，觉得有满腹话语需要倾吐，这时又想到了周恩来。 四月五日，习仲勛给周恩来写信，讲述他在西安的境况和近来的思想：我虽有被批斗和每天都有接待来访，要我交代问题，但是还没有大的批斗，也确实没有揭发出多少问题。即使揭发出来的，也是一些老问题。“我离开西安已十五个年头了，即就是过去遗留的坏影响，到现在也不会那么多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和“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提出自己的问题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已作过交代和处理。他请求中央“最好让我早些回去，在原单位劳动锻鍊，继续彻底改造自己”。这封信寄出后，是被造反派扣押，还是到了周恩来手中，不得而知，但习仲勛要求回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心愿终未实现。 实行军管，目的是要保护习仲勛，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再度加剧的时候，军管也不再风平浪静。此时处境维艰的周恩来要保护习仲勛，也鞭长莫及。 一九六七年的夏季，“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又一次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六月以后的两个多月里，习仲勛被“群众批斗大会十余次，小会提问十余次”。 八月五日，造反派勒令习仲勛揭发“刘、邓黑司令部”问题。他写了一份材料，以工作联繫较少搪塞造反派，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八月九日、十日，习仲勛又被迫向造反派递交了两份所谓“检查”材料，篇幅长达九千余字。这两份材料也是按照造反派的追逼提问，着重谈了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以及与高岗、彭德怀的关系问题、一九六二年小说《刘志丹》问题和在西北工作的问题。他特别指出：“中央的领导，始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占统治地位。”他在写到同高岗的关系时据理辩解说：“我们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有长期的工作关系，这中间虽然有过几次支持高岗的事实，但在那时来说是一种正常的工作关系，而不是一种反党活动。如果把这种同志之间的历史关系，不以党的正确原则来对待，就会得出宗派主义的认识结论。”他写道：“解放战争时期和彭德怀在一起几年，有过工作上的争论，但还是正常的同志关系。”在八月十日写的材料中，习仲勛简要描述了他从一九三二年组织两当起义到一九五二年在西北的工作经历，实事求是地对这个时期的工作做了回顾，在“这个时期里，在革命战火的岁月中，我虽然有过工作的错误，但基本上还是一心一意地为革命事业而艰苦奋斗。西北解放后这一段时间里，主要是民主改革阶段，在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所制定的各项革命政策和革命策略情况下，西北地区虽然情况很复杂，在甘、青、新发生过多次土匪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暴乱，但很快平定了下去，取得了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一九五二年以前的西北地区，应当肯定地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在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统一战线以及少数民族工作上，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胜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西北地区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他写道：“至于当时在实际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如关中地区土改不彻底，统一战线工作中某些右的偏向，少数民族工作中的偏差等，这些都是由于未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以及自己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而产生的结果，其责任完全在我身上，应该由我负责。”同时再次搪塞了“刘、邓司令部”问题，几乎与前次“交代”一字不差。
第175页 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习仲勛在这两份材料中不得不给自己加上了一些空洞的罪名，但是他充分肯定党在西北地区的正确领导，肯定正确路线对西北地区工作的指引。他身处逆境，能够将“许多罪责”揽于自身，从而避免了使更多的同志遭受牵连和迫害，正直无私的品格感人至深。【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八月十七、十八两日，习仲勛又写成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我的交代》、《我的履历》两份材料。在《我的交代》中，他全面回顾了从新中国建立到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所经历的许多重要事件，特别是对自己所负责过的工作，处理过的人和事，作了系统的说明，并以高度自责的精神检讨了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我的履历》简要记述了他参加革命四十多年的经历，人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习仲勛是怎样由一个农家子弟逐渐成长为一位成熟的革命家的曲折经历，看到他的心路历程。 二十四日晚，造反派再次召开批判斗争习仲勛大会。面对造反派荒唐的提问，习仲勛或应付作答，或沉默不语。造反派说他不老实，抗拒交代，以各种方式“严厉惩罚”他。批判会无法进行下去，造反派便“勒令”习仲勛，限期交代一九四二年绥德师范锄奸反特，一九四七年绥德、米脂地区土改和一九五一年前后处理青海项谦问题的罪行，特别要他检查当晚的抗拒态度。九月九日、十日，习仲勛分别以《关于八月二十四日晚大会对我勒令的交代》、《对几个问题的交代》为题作了回答。他在材料的开头写了这样一段话：“对于你们在斗争大会上下给我的勒令，由于途中出了事故，以后又忙于接待外来单位的调查，故致延误限期。”可见即使在军管期间，习仲勛仍然被造反派反覆纠缠。 特殊的年代必然产生特殊的语言，“文化大革命”中流行语“拼刺刀”就是其中之一。这本是军事上表达短兵相接的一个术语，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造反派审讯批判和摧残领导干部的一种手段，“拼刺刀”往往要“刺刀见红”，刑讯逼供和各种体罚司空见惯，使当时的批斗会更为激烈，更有“火药”味。 九月十六日，陕西师范大学八一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在西安医学院与习仲勛“拼刺刀”。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安志文和习仲勛原任秘书、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的陈煦被押到会场陪斗。“拼刺刀”在一片狂乱的“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三反分子习仲勛”的口号声中开始。造反派不可一世地指着习仲勛，提出问题勒令他回答，然后再由陪斗者当场质证。被批斗者如稍有迟疑，就被指为“狡猬抵赖”、“不老实交代”，并给以体罚，目的是从精神和身体上折磨被批斗者，使其难以准确地回答问题，无法为自己辩解。这次“拼刺刀”，造反派仍然围绕习仲勛与高岗、彭德怀的关系和小说《刘志丹》问题，还涉及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纠“左”时的问题，要他承认罪责。批斗会上习仲勛和造反派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你在什么地方蹲过点? 答：去北京后，一九六一年四月至五月，在河南长葛带了一个工作组，主要调查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 问：在长葛讲了些什么黑话? 答：主要是反五风，给中央写了报告，食堂不能. 办;炼钢铁浪费劳力、燃料。 问：说你放的毒! 答：我说过大炼钢铁，摊子铺得太大，不爱护群众积极性，对人民生命不爱惜。还说过我亲眼看见一家秤上没有秤锤和秤钩，群众说，都拿出去炼钢了，把耕犁的铁铧也炼了钢。 问：你怎样支持农村的自发势力? 答：我贊成自留地。 从对话中，不难看出习仲勛宁折不弯、坚持真理的刚性格。 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习仲勛又被拉到陕西日报社批斗。会场设在报社礼堂，陕西日报社“红激流战斗队”和西安出版界造反派三百多人参加批斗会，习仲勛原秘书、陕西日报副总编辑田方陪斗。批斗会前，造反派向习仲勛发出“勒令”，要他交代在小说《刘志丹》和一些问题上的“罪行”。由于时间太紧，他没来得及写出交代材料，因此批斗一开始气氛就非常紧张。造反派冲着习仲勛问为什么没有写出交代材料，他据实回答，天天出去，没有时间写。会议主持者粗暴地不让习仲勛说话，指责习仲勛是顽抗。接着便是接二连三的发言批判和责问。批斗会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像这样的批斗会，几乎天天都有。 ■故乡迤山受批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纪念日。 失去人身自由的习仲勛，不免又回忆起发生在这个节日里的许多往事。他记得十八年前的这一天，当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西安时，他和西北人民是多么的高兴;他想起以后多次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庆节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三军将士，同首都人民分享节日喜悦的情景。但十八年后的这一天，陕西省富平县“炮打司令部统一指挥部”的造反派，与西安冶金学院的造反派联繫，并经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同意，却将习仲勛押回到他的家乡准备批斗。习仲勛十分伤感。 十月二日，富平县造反派在迤山中学操场举行批斗习仲勛大会，陕西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兼中共富平县委书记周敦陪斗。 迤山中学坐落在富平县城北，建于一九四一年，因学校设立在迤山庙址而得名。迤山有个美好的传说，在习仲勛少年时就留下深刻的记忆。迤山庙门前有一块约二三吨重的巨石，形如两座山峰相连，石面上有手印和身背肩挑的痕迹。民间传说这是二郎神杨戬挑石追赶太阳，途经富平歇脚时，顺手抖了抖鞋中的尘土和沙粒，尘土变成了凤凰山和金阜山，小沙粒变成这块巨石。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追求光明的大力神，就在这块巨石后面修建了一座二郎庙，称为迤山庙。 在迤山中学的东北角，是占地二十亩的陕西着名爱国将领张义安的墓地。墓地四周翠柏成林，幽静肃穆。墓前立着胡景翼将军一九二。年冬书写的“黄狗红羊劫未阑，阵云萧瑟月华寒。龙城飞将今何在，每饭难忘张义安”的诗刻石碑。 一九二七年，还在县立第一高小上学的习仲勛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里经常参加中共党团组织召开的秘密会议，商讨对敌斗争方略。那时，他崇拜神话中的太阳神，也敬佩陕西辛亥革命先驱张义安。一九五八年九月六日，习仲勛受周恩来委派在西北调查时，从蒲城到富平中途停车，特意到迤山中学张义安墓园拜谒。一九八四年，当他得知张义安坟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后，又叮嘱富平县的同志说：“坟平了不要再堆那么大了，但是胡景翼题词、于右任书写的碑子要保护下来，柏树林要保护起来。张义安是搞辛亥革命的，很能打仗，是反袁倒曹的，训练过干部，和陈树藩打仗时阵亡了，要纪念他。”
第176页 正午时分，当习仲勛被押上临时搭建的批斗台时，数千双眼睛都朝他望去，尽管带领呼口号的人声嘶力竭，但响应的声音却是七零八落。参加批斗会的除有打着写有各自组织名称的红色旗帜的造反派外，更多的是从乡下赶来的农民群众，他们不是来批斗的，而是要目睹一下这位传奇人物。许多人看到年过半百、善良慈祥的习仲勛时，都摇头嘆息，不相信他会“反党反社会主义”，随后便纷纷离开会场。 习仲勛和周敦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分别站在台前左右两角。由于天气闷热，习仲勛不时地擦着脸上的汗水。批斗会开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周敦问造反派说：“习仲勛这样的人物，怎么能让我陪斗，怕不够格吧?”造反派回答：“你是习仲勛的黑爪牙。”周敦又说：“如果是爪和牙，都不应只有一个。你看牙齿上下有多少个?两只手有多少个爪子，你们怎么只揪了我一个?”话音一落，台下紧绷着脸的人们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造反派的代表依次发言批判，也都是念一些从报刊和传单上抄来的空洞词句。有一个人发言时，习仲勛打断他的话说，你们要讲事实，弄得这个造反派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上面有人领着呼口号，下面多数人只举拳头不出声，更有一些人在口号声中发出不满的议论。他们面向台上的人不满地说，你们喊什么，一九六二年闹春荒时，不是他说了话，放开政策让老百姓到陕北驮粮自救，还不知道饿死多少人呢! 三十年后，周敦回忆说：“我当时和他分别站在台子的一角，多年不见了，我很想走过去问候他，但是造反派不允许。我只能时不时地望上一眼，他低着头，头发明显变白了，脸上的汗水流下时，他拿出手帕擦一擦，手又放了下来。让人不觉内心一阵酸楚。”一九八九年二月，习仲勛在西安人民大厦见到周敦时，高兴地向随行人员介绍说：“这是我的小老乡，一九六七年曾跟我一起受批斗。”他接着问：“周敦，那年在富平挨批判时，你都想了些什么?”周敦回答说：“开始站在台子前叫人批，觉得丢人，后来习惯了，就无所谓了。”习仲勛说：“我当时想，只要把我批不死就行。” 故乡的山水哺育了习仲勛，身处逆境中的他，在踏上故土的时候，还是感到了缕缕乡情。他后来回忆说：“在迤山中学批斗我，因为天热，怕把我晒昏了，还有人给我打了一把伞。会后，我告诉他们说，我回来了，你们要让我吃上顿家乡饭。他们就给做了扁豆沫糊、红豆面条等风味小吃。” 十月十日下午三时，陕西师范大学“八一”战斗队和河南“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再次与习仲勛“拼刺刀”。造反派遣逼他交代一九五九年河南、陕西调查研究和参加庐山会议的情况。习仲勛据实回答，许多观点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远见卓识，现在读来犹觉是铮铮忠言。他在谈到纠正“大跃进”问题时说：“我讲过，现在对农民小自由太少，没有小自由，自留地没有了。路子要越走越宽，农民是路越走越窄，越走越死。干部比农民自由多一点，农民自由太少了。我认为，有小自由不怕，在大自由领导下，有些小自由也不怕，如果有危险，可以控制它。”“我们现在农村粮食紧，共产党有崇高威信，群众会原谅我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会闹乱子，农民就会用扁担砸我们。”在谈到庐山会议时，他坦率地说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和彭德怀是相同的，认为高指标、共产风是“左”的东西，“左”比右更危险。在他说这些话时，造反派不时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以施加精神压力。批判结束时，造反派又向他发出继续交代问题的“勒令”。十一月七日下午，这两个造反派组织又举行了一次“拼刺刀”大会，再次追问习仲勛的历史问题。 在这期间，咸阳造反派还把习仲勛拉到国棉一厂、二厂、西北橡胶厂、西藏民族学院批斗。不管造反派怎样批斗他、侮辱他，他始终不发火，不和群众对立 在这种无休止的批斗会、“拼刺刀”的折磨下，习仲勛感到自己“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了”，便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于十月三十一日和十一月初两次写信，一封是写给毛泽东的，一封是写给周恩来并毛泽东、林彪和中央常委的。 周恩来得知习仲勛在西安的处境后，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对习仲勛实行监护，採取特殊方式予以保护。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周恩来派飞机把习仲勛接回北京，结束了他整整一年被批斗的日子，开始了漫长的监护生活。 第28章 坚持与期待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年。从这年年初到一九七八年初，整整十年。期间，习仲勛先是在北京卫戊区被“监护”，之后又被下放到洛阳监管，过着既无党的组织生活，又无具体工作、监外监护的“流放生活”。在孤独的岁月中，他依然笃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以顽强的意志，认真学习理论，坚持锻鍊身体，相信自己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公正解决。 ■监护岁月 一九六七年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地方各级党政负责人绝大多数被打成“走资派”，受到冲击“靠边站”，无政府主义泛滥，一些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野心家和坏分子，乘机煽动操纵群众组织，致使“派性”膨胀，派仗不息，武斗迭起，全国混乱局面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原来预计三年结束，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毛泽东又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没有想到过”当时，毛泽东的内心是矛盾的，他想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但事情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由于无政府主义泛滥，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社论。社论提出，要在新的一年中实现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同时，指出要打倒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 对习仲勛实行“监护”，是周恩来深思熟虑採取的特殊保护措施，他用这个办法保护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在此前的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间，周恩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年算一次吧，已经是相当长了，就够我们锻鍊的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年发动，两年胜利，三年扫尾。基于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周恩来觉得必须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制止造反派组织对所谓“走资派”的任意批斗和擅自“定性”，以结束许多老同志人身遭受摧残、安全得不到起码保证的状况。一九六八年前后，几乎与习仲勛同时被监护的许多老同志对此都有切身的体会。万里曾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幸亏总理把我“监护”起来，否则，早就被斗死了。
第177页 然而，周恩来的努力是有限的，“监护”仍难以使习仲勛习摆脱被林彪、“四人帮”操纵的专案审查、非法审讯和政治迫害。 习仲勛在“监护”期间度过了一段漫长而又难熬的日子。他被关押在北京北新桥交通干校，住在一间狭窄的小屋里。除监护人员送饭和有事来找外，很少能见到其他人，几乎与世隔绝。这里还住了些什么人，习仲勛一无所知。他仍然要接受专案人员的审查讯问，无休止地写交代材料。所幸的是，监护所为他每天送来《人民日报》，可以了解一些情况，有时还可以在指定地点散散步，洗洗澡。习仲勛后来与人交谈时说：“监护所内的浴室也很特殊，每个喷头都用木板隔成单间，高达三米多，但下面却离地面约一尺，使洗澡者互不见面，防止‘串联’和相互通气。洗澡时只能看见小腿和脚，这种被监护人员的特殊‘见面’，谁也不知对方是谁。”为了锻鍊身体，习仲勛就在小屋里转圈子，一边转，一边数，常常转到好几千圈，又倒回来。这七八年来，小屋成了他磨鍊意志的小天地。 在监护期间，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以及他们直接操纵的专案组加紧对习仲勛的审讯和“定案”。习仲勛回忆说：“监护中悠长的岁月也是不容易度过的，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还不放过我，想方设法折磨我。”有一次，专案人员找习仲勛谈话，指责他写的材料不真实，交代问题态度不老实，并诬衊他和台湾某人有联繫，是里通外国分子。这两句用心险恶的话，引起了习仲勛的高度警惕。在那个特殊年代，如果被认定有里通外国问题，是完全可能被置于死地的。他意识到，这是有预谋的政治陷害，顿时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愤而为自己辩护说，这纯属诬陷。 专案人员在审讯时透露出其中原委。原来他们出于给习仲勛定上“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罪名的目的，从敌特报刊和所谓群众揭发中搜罗到两件很正常的工作上的事情，有意无限上岗，欲置习仲勛于死地。【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一件事是，习仲勛少年时代的同学陈建中(原名程建文)，一九四九年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担任了国民党评议委员，曾在台湾电台发表过策反讲话。陈建中与习仲勛既是同学又是同乡，早年一起参加革命，后来陈建中投靠国民党，两人分道扬镳，彻底决裂。“四人帮”、康生控制的专案组却借题发挥，逼迫习仲勛承认与陈建中有联繫，搞特务活动。习仲勛义正词严地说，过去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无法改变。对敌特报刊的挑拨离间，不加分析就予以相信，这正好上了敌人的当。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随朱德和习仲勛到东欧访问的一个工作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习仲勛在民主德国参观柏林围墙时，想越墙叛国投敌。专案组抓住这子虚乌有的事情，要习仲勛“老实交代”。习仲勛对这天方夜谭般的政治诬陷怒不可遏。他回忆了代表团访问的经过，连声说道：纯属无中生有!代表团的活动，完全受所在国政府的安排和保护，有众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陪同，这怎么可能呢?简直荒谬绝伦! 习仲勛对这两件诬陷他的事，义正词严，据理力争，专案人员只好不了了之。 在漫长监护的日子里，习仲勛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他思念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志和战友，也十分惦念妻子和儿女。然而，他没有和他们见面的自由，只能望墙兴嘆。他回忆访说：“我独处斗室，断绝了和一切人往来，连直系亲属也看不到，更不知道外边的真实情况。” 八年过去了，他没有妻子和孩子们的任何音讯，更不知道他们的境况，上次见面还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那时正在北京郊区参加“四清”运动的妻子齐心，在习仲勛赴洛阳前专门请了一天假看望他，此后两人再没见面。他惦念着齐心，齐心也挂念着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齐心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与习仲勛没有“划清界限”，被康生列人五百人黑名单之中受到审查，在“五七”干校劳动长达七年之久。当时四个孩子都尚未成年。三个稍大一点的孩子，桥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鍊，安安到山西省运城地区临猗县临晋公社云沖大队插队，近平到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小儿子远平和妈妈在一起，去了“五七”干校上“五七”中学，初中毕业后，就被剥夺了继续升学的权利，到工厂当车工学徒。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齐心于一九七二年冬给周恩来写信，请求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希望能与习仲勛见面。她在信中说，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没有见到仲勛了，请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我们在北京已无住处，请组织解决住房问题;存款也早已冻结，希望能解冻一部分维持生活。周恩来很快做出批示，要求有关方面予以落实。 之后不久，习仲勛被专案组带到北京城里的一个地方，齐心和孩子早已等候在那里。见到习仲勛，孩子们一下子围了上来，亲热地叫着：爸爸、爸爸。他八年没有见过孩子了，顿时热泪盈眶。面对两个女儿，他已经分不出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看着两个长大了的儿子，竟然完全不认识了。习仲勛离开家时，近平十一岁，远平八岁，这时已分别是十九岁和十六岁的大小伙子了。此时此景使他想起唐朝诗人贺知章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中描写的是离乡老人回家时的感慨，这时他却是因为长时间未见孩子而不认识了。二十五年后，习近平颇为感慨地谈起了这次相见时的情景：“他看见我们就哭了，我赶忙给他递了一支烟，也同时给自己点燃了一支。他就问我，你怎么也抽菸了?我说，‘思想上苦闷，这些年，我们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抽菸我批准了’。到第二次再见到我时，他竟然把自己用的一个菸斗给了我，并说：‘我知道你没有条件抽纸菸，回去以后就用这个菸斗抽旱菸。’这是他在困难境地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孩子们关切地问这问那，还问到他在西安遭受批斗的情况，习仲勛破涕为笑，只说了一句话：“斗得不轻，但我的待遇最好。” 临别时，齐心特别告诉习仲勛说，这次能见你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和安排的。一九七九年春，习仲勛谈到当时听完这句话后的心情说：“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簌簌流下了泪珠。恩来同志处境困难，日理万机，却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在监护中的革命老干部，让我和久别的家人相见。”同时，“也爱护年轻一代，让他们在困难的环境里茁壮成长，这对在监护中的我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舞啊!” 习仲勛在被监护期间，除了接受专案组审查、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外，还要为其他人的“外调”提供证言。这些外调材料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负责人，也包括历史上和他有过某种关系的人。习仲勛在写证言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一些无理要求，他或严词拒绝，或干脆缄口不语。有人要他提供整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材料，他看出这些人的险恶用心，坚决顶了回去。他对来自地方和基层信函调查的回覆，更是一丝不苟，实话实说，决不见风使舵，不为政治压力所屈服。身陷囹圄的习仲勛，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先后四次为富平县委副书记常生春写“证言”，其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正直的人格令人感佩。
第178页 常生春，陕西富平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陕甘边游击队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经济员。是年初夏，在照金苏区陈家坡战斗中负伤。“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硬说他负伤被俘投敌。为此，多次来人来函要习仲勛作证明。一九六七年九月和十二月，还在西安被军管的习仲勛，两次写材料详细说明陈家坡战斗的情况和常生春参加革命及加入团组织的经过，证明常生春没有什么问题。时过六年之后，造反派仍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再次要求他写证明材料。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和八日，习仲勛又写了两份证明材料。在十一月一日的证明中写道：“陈家坡战斗发生在一九三三年初夏。当时我和黄子文率领游击队前往耀县白区打土豪，行到陈家坡中敌埋伏，战斗一开始，黄即先行撤退，直到我负伤被俘和最后跳崖脱险，这一时刻中，未见到常生春，后来才知道他钻进梢林撤走了。常生春在陈家坡战斗中没有问题，不久就派到妇女游击队担任领导工作。”在十一月八日的证明末尾还补充写了一段话：“常生春一九三三年在照金苏区与敌作战中确曾负过伤(右臂或左臂)。这次战斗除有负伤人员外，没有阵亡的，也没有失踪的。所谓被俘的四五人，都仅半个小时就脱离了敌人，这说明这些人中没有投敌叛变的。当时在敌人队伍中，还有我们的党团员，所有这些情况，都能够随时得到他们的证明。因此，常在这次战斗中是没有问题的。即使他被俘过，也无投敌之嫌，否则，我不会和他谈话并分配工作。对被俘回来的战士，当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案作出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但是，康生对毛泽东的批示，採取了消极拖延的态度。 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后，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条战线全面整顿，许多老干部被解放出来，全国出现了一派生机。三月，重病中的周恩来，在接受第三次手术前想到许多亟待处理的积案，他和秘书一起清理出来，并提出具体意见，嘱咐秘书抓紧办理。在此之前，周恩来审查阅改汪东兴、纪登奎写给党中央的《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时提出，由中央专案所管的六百七十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整体查清”，“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这样，长期遭到监禁的彭真、安子文、薄一波、杨尚昆和黄克诚等人陆续被释放。 习仲勛多次要求给毛泽东写信，却每每被专案人员无理拒绝。一九七五年春节后，迫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专案组突然通知习仲勛说，可向毛泽东写一封简讯。并说：“最多不能超过四页，越少越好。”专案组还特别指明了要写的几个问题。当天，习仲勛就把给毛泽东的信写好交给专案组转呈。他在信中汇报了“文化大革命”中经受锻鍊和考验的情况，认为自己“总算随着时代的进程熬过来了”，“使我真心接触到改造自己思想的实际，提高了想问题和看书学习的自觉性，特别是自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认真地读了一些马列着作和毛主席着作，懂得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下决心坚持下去。” 事隔两天，专案组负责人到监护所向习仲勛宣布：你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还特别对他说，你“犯有严重错误，所谓严重错误，就是写《刘志丹》那本书是反党性质的错误”。来人接着说，根据以上结论，可以解除监护，但是中央决定让你“换一个环境，休息养病”。 十三年漫长的审查、批斗和监护，仍然没有摘去“反党”性质的帽子。此时，习仲勛虽感茫然和悲伤，但仍然坚信冤屈终有洗雪之日。 ■流放洛阳 “换一个环境，休息养病”，与其说是八年“监护”的结束，还不如说是异地流放。专案组给习仲勛选择的“休息养病”地点还是洛阳。之后，习仲勛在这里又度过了三个春秋。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晚，习仲勛离开监护所的第五天，还来不及与儿女们见上一面，便由河南省公安部门两位处长陪护乘火车到了洛阳。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让夫人齐心与他同去，以照顾生活。当晚，他们住在洛阳市区的一个旅社。习仲勛提出最好住到离市区较远而又靠近农村的地方，以便接触工农群众，还想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去。 习仲勛这次到洛阳，由于问题的性质同上次不同，没有让他去洛阳矿山机器厂，而是将他“安置在矿山机器厂附近的耐火材料厂里，同工人住在一起，交给一个造反派头头管制，仍继续监视行动，但总算有了一定的自由”。从此，他继续过起“既不是党员，又没有工作”的生活。 洛阳耐火材料厂位于洛阳矿山机器厂南侧，中州西路从这两个厂中间穿过。这个厂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发展冶金工业而自行设计、自行建设的我国第一座大型耐火材料生产企业。一九五八年建厂投产，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生产工艺比较先进、设备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颇具规模的中、高档耐火材料生产基地。“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企业是“重灾区”。一九六七年六月因武斗全面停产，持续一年多时间，一九六八年恢复生产后又出现严重亏损。此后，厂里派仗不断，斗争激烈，生产一度陷入瘫痪，只能完成国家下达任务的百分之二十几。 习仲勛对这个厂是熟悉的，他曾于一九六o年五月到这里考察工作，并对当时正在修建的厂办公楼提出过建议。 习仲勛夫妇被安置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生活区，住在一栋住宅楼的二层西房，面积仅有二十四平方米。房内南侧隔出了一问卧室，外面半间是过厅兼厨房，西面墙上有一个窗户。夏季。由于西晒室内温度特别高，习仲勛身体较胖，本来就怕热，因而格外难熬;严冬，室内温度很低，靠蜂窝煤炉取暖做饭，屋里充满烟油味，十分呛人。特别是窗外不远的电桿上架着的高音喇叭，整天响个不停，使他难以正常休息，心神非常烦躁。这一时期，习仲勛的工资已被停发，每月从厂里借二百元生活费，和其他工人一样，从粮站买回每人每月供给的二十九斤标准粮和五两食油。对习仲勛的这种不公待遇，厂里一些工人群众愤愤不平，而他却笑着说：“我看这就不错了，总比监护时住监狱好多了。” 与习仲勛相邻的民兵连长、电工师傅刘学忠，是习仲勛家的常客，有空也帮着干些活。但是，他还负有一项“特殊使命”，就是按照厂里的布置，监视习仲勛的日常活动，发现情况随时向厂组织部报告。许多年后，刘学忠说：“那时也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是厂里的基干民兵，要听从指挥，服从领导。但是，我很快发现这位邻居是个好老头。他关心工人生活，平易近人，说话办事都在理上。虽然遭受了十多年磨难，却从没听见他发过一句怨言。时间长了，我对他的感情也深了，从心底里同情他，热爱他，因而就难以履行监视职责了。”其实，真正负责监管习仲勛的是洛阳耐火材料厂党委副书记郭永太。郭永太原是厂里的一个普通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成了群众组织头头，后又当上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开始他对习仲勛态度傲慢，说话打官腔，不时流露出造反派习气。习仲勛很看不惯这一套作风，经常给他讲道理，教育他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之后，郭永太对习仲勛敬畏起来，遇事常向他讨教。在习仲勛的教育和影响下，郭永太立场逐步发生变化，很快与造反派分道扬镳。一次，习仲勛问郭永太：“如果林彪集团上了台，我要上山打游击，我要你给我带路，你带吗?”郭说：“我带。”习仲勛又说：“你如果报告上去，也不过把我押起来，一下子还杀不了头。而你顶多只能做这个厂的一把手，再也上不去。上去了，你也没有这个本事，你说对不对?”郭永太连声说道：对，对。习仲勛把监管他的人教育成好朋友的事，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流传至今。一九七八年六月，郭永太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而被免除职务。但是，已恢复工作的习仲勛没有嫌弃这位犯有错误的人，很长时间还与他保持着联繫。当组织调查郭永太在监管习仲勛期间的表现时，习仲勛肯定了他的进步，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179页 “流放”的日子是漫长而难熬的。习仲勛热爱革命事业热爱工作，也热爱自由幸福的生活。然而，此时他失去了享有这些的权利，但“没有想到的是，这段时间是仲勛感到最多为舒畅的日子。因为他又有了和广大工农群众在一起的机会。虽然深受冤屈，仲勛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温暖，他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他的夫人齐心这样描述习仲勛这段生活的感受。 这时的习仲勛，由于被关押近八年，身体已不如以前，“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尽管这里的环境有些压抑，厂里有时气氛还有些诡谲，但他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和直率开朗的性格，每天生活内容主要有散步、读书看报和洗澡三件事。清晨，他起得很早，到附近的南村堤坝散步，锻鍊身体。他步履矫健，走得很快，有些年轻人也跟不上。早饭后，到厂区职工澡堂洗澡，回来时顺便到厂宣传部借上一些书报在家阅读，路上遇见工人或农民群众便打打招呼，聊聊天。天天如此，周而复始。他这样有规律的生活，是基于两点考虑的。读书看报，关注国内外大事，使自己的思想不致在形势的变化中落伍;散步锻鍊，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一则免得在困境中受病痛之苦，给他人增添麻烦，二则他想到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相信沉冤终有洗雪之日，只有保持健康的身体，将来才有可能更好地担负起工作重任。一九八二年，习仲勛年届七旬，仍体格健朗，精力充沛。他谈起在“流放”时锻鍊身体的体会时说，那时虽然被下放到工厂，但还“可以和工人农民接触，同他们交朋友，说心里话，没有精神负担，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然后散步到七点半，每次走十八华里，风雨无阻。现在身体之所以好和健康，就是那时坚持锻鍊的效果。恢复工作以后，就没有条件坚持这样做了”。 齐心由衷地佩服习仲勛超人的毅力。几十年后她回忆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每日早上，他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每每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一九七五年八月底，习仲勛专案组派人到洛阳，就拟好的一份审查结论草稿徵求习仲勛的意见。结论说：习仲勛问题恢短“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而这个结论仍然维持习仲勛犯有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严重错误的定性。看到审查了十几年仍然回到以前的结论时，习仲勛尽管内心非常不满，又觉得没有再增加新的罪名，便表示基本同意。但是，他要求对结论中两段不符合事实、完全凭空主观推断的话作出实事求是的修改，并明确表示：我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反对。在这两段话没有修改之前，我拒绝在审查结论上签字。两段话，一段是说小说《刘志丹》是在他授意下写的，一段是说小说《刘志丹》是反党性质的错误。专案组人员仍坚持要习仲勛写出书面意见，表明基本同意审查结论草稿最后的结论，才肯带走。他们还特别说明，结论草稿待中央研究后再来洛阳徵求意见。 遗憾的是，不久中国的政治形势又一次出现逆转，一场经毛泽东同意而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不得人心。它否定了邓小平在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批判和打击了一批坚持整顿政策的领导干部，使刚刚出现的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习仲勛的审查结论和他的反对意见，自然无人顾及，再一次冤沉海底。 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这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 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九日晨，寒风凛冽，云雾蒙蒙。刚从南村大坝上锻鍊回来的习仲勛，被低沉的哀乐声所震惊，一个撕心裂肺的噩耗传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他顿时泪流满面，心情极其悲痛，回屋坐下后一时难以站立起来，好像天要塌、地要陷，大厦将要倾。七月六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逝世。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八个月时间里，三位巨星陨落，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这段时间里，对领袖怀有深深崇敬之情的习仲勛更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播出的那一天，他沉痛地给周恩来治丧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发出唁电，并转邓颖超：“惊闻噩耗，不胜悲痛至极，不能亲临悼念，深为终生憾事。”当时一些人劝他不要这样写，他说，不这样写，老干部不会理解。除非把我关起来，不悼念总理心里过不去呀! 习仲勛是一位性格坚强、“有泪不轻弹”的人，洛阳耐火材料厂的职工却都知道他三次哭悼周恩来的事。一次是周恩来刚逝世后的一天中午，工人们听见习仲勛屋里传出哭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人们推门进去时，只见他面对周恩来的遗像失声痛哭。一次是厂里职工自发地在俱乐部设灵堂悼念周恩来，习仲勛和工人们一起默哀悼念，他泪流不止，泣不成声。还有一次是习仲勛经过厂门口，看到橱窗里周恩来的照片，边看你边流泪。有张是他和周恩来在十三陵水库劳动的照片。他给周围的工人讲述说，周总理在前边拉车，我在后面推车，这张照片把我抹掉了。为什么要抹掉呢?这是历史呀!他一时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 习仲勛对周恩来的感情极为深厚。三年后的一九七九年他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十分动隋地说道：“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在这三年多里，想起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日子，想起总理为革命和建设建树的丰功伟绩，想起总理通宵达旦地为人民操劳，我就深切怀念，心潮澎湃。我总觉得总理没有离开我们，总理的革命精神，总理的崇高品质，总理的音容笑貌，总理的光辉形象，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朱德逝世后，习仲勛回忆起和朱德在一起的情景，给工人们讲述朱德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质。他说：朱老总心地善良，为人宽厚，经常教诲我们要抓紧时间学习，注意锻鍊身体，才能做好工作，为社会主义贡献更多力量。他感嘆朱总司令这些亲切的话语再也听不到了。毛泽东逝世后，他独自到南村的山上采了一束小花戴在胸前，默默肃立良久。厂里开追悼会没有通知他参加，他却胸戴白花主动地站在人群中，和大家一起深情悼念。 这一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四月上旬，他们把悼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的天安门“四五”革命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因此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发生大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极其惨重的损失。天灾人祸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习仲勛忧心如焚。 从年初开始，洛阳耐火材料厂和全国一样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无政府主义又一次泛滥，生产再次陷于瘫痪状态，当年产量下跌到二点八四万吨，亏损三百二十八点七九万元。习仲勛对一些厂领导和工人说：搞运动，可千万不能放松生产，国家的企业不发展生产，严重亏损怎么行，这样让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就会削弱呀!
第180页 四月七日晚，习仲勛在楼下一个工人家里，通过收音机收听到天安门发生了所谓的“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他顿时控制不住情绪，猛地起身拍桌子说：“胡说，简直是胡说，人民悼念总理有什么错?邓小平这个人我了解，毛主席都说他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唉，中央又发生了什么事?”他像是在问别人，又好像是在问自己，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十月六日，在北京发生了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一消息，习仲勛最早是从女儿桥桥由北京写给他的信中知道的，当时这件事还没有公开，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接到信的第二天便将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与他同去洗澡的一位工人： “女儿给我来信了，有大事，你看看。”这位工人对看别人的家信一时感到为难，习仲勛便催着说：“叫你看，你就看。中央把‘四人帮’逮起来了。不过你先不要外传，中央很快会公布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十月十四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诸于世，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次日，习仲勛致信华国锋，热烈祝贺中巾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他在信中表示：“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团结在，托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尾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勛”。 十月二十二日，洛阳市党政军民四十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那天晚上，很少动手做饭的习仲勛亲自操刀掌勺和大家一块儿做了一桌饭菜，请来了邻居、朋友共同分享 从这一刻起，习仲勛像变了个人似的，更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厂里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建设。洛阳耐火材料厂要召开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运输科一位职工担心自己的批判稿写不好，习仲勛知道后鼓励说：我来帮你修改，应该深揭、狠批这些人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其影响。他接过稿子，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包括改正错别字。当他看到稿中将粉碎“四人帮”，为民平愤的“愤”字写成“奋”字的时候，迅即改过来，解释说“愤”是愤怒的意思，“奋”是奋斗、勤奋的意思，虽然音同，但义不同，不能混用。这位工人至今一直珍藏着习仲勛精心修改过的这篇批判稿。 ■走出苦难 “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粉碎，使中国又一次走出了苦难，历史航船沿着正确航道前进了。习仲勛和亿万人民群众一样由衷地希望饱受动乱之苦的国家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生活秩序，当然也渴望自己的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 十年动乱，中国积累的问题太多了，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平反“文化大革命”制造的冤假错案，为无辜受迫害的干部恢复工作。 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在书面讲话中提出：应该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王震在会上也提出同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客观冷静地思考过去的辉煌和失误，以极大的勇气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长期被封锁的思想政治和理论禁区开始突破。习仲勛在得知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后，心情极为兴奋。这时有人建议他向中央申诉，但他却想得更远，在和别人谈话中说：现在中央的任务重呀，要清查“四人帮”的帮派势力，重建党组织的正常生活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建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统一战线、经济工作和文化事业等都有很多事要做。这些工作都非常迫切，我个人的事情还顾不上，但相信中央总是会解决的。 这时，家人和亲友也纷纷到洛阳看望习仲勛，劝他“赶紧快到北京，向中央申诉自己的问题”。习仲勛说：“我相信党中央会弄清我的问题的。你要我去北京活动，买上一张火车票，去讨饭，这样合适吗?我才不呢。” 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恢复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同时决定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清理。当全会公报通过电波传向全国时，正在收听广播的习仲勛兴奋地对周围的工人连声说道：“邓小平是人才，难得的人才，我们国家有希望了。”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上下要求邓小平出来的呼声很高，当时有人问习仲勛对邓小平的看法，他毫无忌讳地回答说：毛主席早有定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一九七四年初西沙群岛军民对南越军队侵犯我领海、领空，强占我岛屿，打死打伤我渔民的自卫还击作战，就是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决定进行的，这一仗打得好，捍卫了国家主权。习仲勛在“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时，就直抒胸臆，道出人们心中的共同愿望，说明习仲勛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也表明了他对邓小平的敬慕之情。在以后的二十年里，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以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胆略和才干，坚持改革开放，把中国不断引向繁荣和进步的事实，使洛阳耐火材料厂的人们体会到了习仲勛当时的话是多么深刻和有远见。 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总结了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的经历，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修改了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十九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时，习仲勛感到自己向中央陈述问题的时机到了，便于二十二日分别致信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讲述自己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特别是被监护以后的情况，对自己的问题提出申诉，请求党中央认真审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早日恢复组织生活。二十四日，习仲勛又致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党中央，热烈祝贺中共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再次请求中央查清自己的问题，表示“一切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并说：“我今年六十四岁、余年不多了，但我的身体已近康复，还可以为党做点儿事情”，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再为党做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粉碎“四人帮”快一年了，但习仲勛问题还未解决。这不免使家人十分着急。齐心在女儿桥桥的陪同下找到王震，询问对习仲勛致信的处理情况。王震这时刚刚做过手术，正在住院治疗，热情接待了她们，并表示很快将情况向中央反映，督促问题尽快解决。
第181页 十二月，齐心又找到刚刚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胡耀邦此时身兼数职，主持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日常事务异常繁忙。当齐心来访时，他放下手头工作，耐心听取齐心的意见。胡耀邦非常关切地询问了习仲勛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非常同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当即表示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胡耀邦说：习仲勛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并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思想水平和个人声望等方面公正地对习仲勛作了评价。叶剑英等也坚决支持让习仲勛尽快出来工中作。当齐心把王震、胡耀邦等人的话告诉他时，习仲勛感到莫大安慰，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习仲勛自一九六二年从中国政坛消失后，人们并没有忘记他，许多与他生死相依的战友和交往至深的故旧仍惦记着他。当人们得知他流放于洛阳耐火材料厂时，希望能去探望或带去一声问候。当时闲居洛阳的王兆相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兆相，陕西神木县人，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神府苏区的创始人之一，与习仲勛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并肩战斗，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被以“走资派”罪名，贬到洛阳工程兵干休所“休闲”。一九七七年十月，当他得知习仲勛的情况时，便约请来洛阳检查工作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武汉军区工程兵司令员王辉一同到洛阳耐火材料厂探望习仲勛。不巧这天习仲勛不在家，王兆相便在门口的报纸上留言，称习仲勛为同志，并希望下次能见到他。转身离去时，王兆相不觉心中一阵凄楚。他对王辉说：我在工程兵学院时也受批斗，但是比习仲勛同志好过多了，他被抓到西安等地批斗挨打，饭吃不好，睡在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这十几年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 二十多年后，九十三岁的王兆相将军回忆说：后来我和仲勛同志在出席五届政协一次会议时相遇，仲勛同志说，那次你给我的留条称仲勛同志，我看了感到真亲切，真高兴啊! 一九七八年元旦前后，着名歌剧演员王玉珍随剧团到洛阳为驻军慰问演出，当得知六十年代就熟识的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勛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时，便专程到住处看望。当王玉珍离开洛阳耐火材料厂时，工人们热情地把她包围起来，鼓掌请她唱一首《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儿再走。习仲勛赶忙出来为王玉珍解围，他乐呵呵地劝大家说：让玉珍同志先走，她还有任务。要唱我给大家唱。一句话逗笑了大家，人们便用热烈的掌声欢送王玉珍。 一九七八年，是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一年，虽然还在深冬，但人们已感到了浓浓春意。 一月一日，习仲勛再次致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对原来专案组的“审查结论”提出申诉。 春节期间，人们有闹花灯的习惯，这一年洛阳的花灯闹的格外热闹，习仲勛心情也特别愉快。他来到市中心观灯赏月，和群众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人生命运也悄然发生着重大变化。 二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中共河南省委，责成由一名省委领导负责，迅速将习仲勛接回省委并护送到北京。 习仲勛要离开洛阳耐火材料厂的消息不胫而走，虽然很多人还不知道中央调他回京干什么工作，但他的住处突然变得热闹起来。洛阳市委的人，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人，厂里的负责人都匆匆赶来为他送行。习仲勛喜欢这里的工人、农民，但他不习惯这样的场面，也不愿看到一些人趋炎附势的面孔，就躲在一个工人家中逃避这样的送行。 中共河南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派人到洛阳专程接回习仲 勛。二月二十二日，习仲勛乘坐的火车到达郑州车站，省委书记王辉在站台迎候，他一下车就和王辉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地说：“这是我十六年来第一次和人拥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王辉告诉习仲勛：“按照中央通知，晚上回北京的火车票已经订好了，白天先安排在市区的中州宾馆休息。” 习仲勛说：“我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已多年了，今天就让我在市区走一走，转一转，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好吗?” 王辉干脆地答应了习仲勛的要求，并陪同他到郑州市中心拜谒“二七”大罢工纪念塔。当习仲勛登上塔顶时心潮起伏，眺望四周，十分感慨地说，“二七”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接着，又到劳动公园祭拜长眠在这里的烈士。习仲勛动情地说，这里过去叫碧沙岗，劳动公园是冯玉祥为阵亡烈士修建的，安葬着不少进步人士，也有没有留下姓名的共产党员，他们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习仲勛经受了十六年磨难，刚刚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就来凭弔烈士，既有对昔日战斗生活的无限追忆，也有对革命先烈的无尽思念。 习仲勛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流放”时，关心工人和农民群众，以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信赖和爱戴。二十多年后，这里的职工群众一提起习仲勛，仍有不少的话题。当时他每月只有二百元的生活费，却常常拿出钱来接济生活困难的职工。一位长葛籍职工，母亲有病需要注射庆大霉素，但一时买不起。习仲勛知道后，便用自己的生活费托人把药买回来送给他。习仲勛关心职工的事很多，其中有一件事令洛阳耐火材料厂的职工至今难以忘怀。事情是这样的：那时习仲勛看到职工上下班乘公交车困难，便不顾自己的处境，挤上公共汽车到市委反映问题。在市委门前，当他向值班人员提出要见市委领导被搪塞推诿时，便直言说：我是习仲勛，要向市委领导反映问题。就这样硬是见到了市委书记，说明情况，要求增加车辆，解决职工上下班乘车难的问题。由于他出面“为民请命”.使问题很快得以解决。洛阳耐火材料厂职工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亲切地称他为“倔老头”、“好老头”。 厂里的职工和街坊邻居，也很关心习仲勛的生活。厂党委书记展棠是一位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习仲勛简陋狭小的住宿条件使他深为不安，多次要厂里有关部门给习仲勛调整住房，却遭到消极抵制，无奈之下发脾气说：“再不解决，就把我的房子腾出让他住。”这样才给习仲勛调换了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的三室住房。厂里一些年轻小伙子经常帮助习仲勛买面粉、打蜂窝煤，理发师傅定期为他理发，医生也主动送医送药上门。习仲勛和工人打成一片，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每到逢年过节，很多工人都请他到家里吃饭，习仲勛也把工人请到他家里吃饭拉家常。齐桥桥后来回忆说：“过年时请客的人家多了，我们和父母只好分头去参加。我父亲也常请客还人情，我记得我们子女来探亲时，家中做饭的人手多了，有时我们会整天在厨房忙碌。” 恢复工作后，习仲勛先后两次给洛阳耐火材料厂工人丁根喜写信，充分反映了他与工人群众的血肉联繫。
第182页 离开洛阳耐火材料厂半年后，已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勛，致信丁根喜，叙说别后思念之情。 丁根喜同志： 您好!工作忙吧? 我二月匆匆离开洛阳，又于四月初离京来穗，来后忙得连给您写一封信的时间都没有，很对不起，想您定能见谅。 兹趁农机学院胡世厚同志回洛阳之便，捎此信给您，我的详细情况由他面谈，这里不赘。您有什么事，只管来信，如有机会来此出差，定当热情接待，顺祝安好。并向智大姐及丁俊、丁敏、丁红小孩问好，忘记了大姐名字，请谅。 深知您是雪里送炭的好同志，绝非锦上添花的人，盼于百忙中来信见告近况，又及。 敬礼 习伸勛 一九七八年十月九日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九日，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勛，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又给丁根喜写信说： 多日不见，甚念。您托李金海带来的十斤灵宝红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谢谢!请以后再不要让人带任何东西，这样花费不好，也使我不安。希牢记。 丁红、丁敏、丁俊他们学习和工作都好吧?他们都是聪明能干、上进心很强的青少年。祝他们健康成长，工作学习顺利!祝您和智荣花同志幸福安乐。 洛阳矿山机器厂和洛阳耐火材料厂的工人不但经常给习仲勛写信，而且出差到北京都要去看望他，跟他说说心里话。洛阳耐火材料厂给他理过发的师傅，到北京找到中南海要看习仲勛，却被工作人员以“习书记很忙没时间接见”为由挡在门外，习仲勛知道后批评了工作人员，严厉地说：“对群众千万不要烦!”之后，习仲勛硬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了这位师傅，让他带去对所以工人的问候。自此以后，凡事到北京来看望习仲勛的基层干部和群众，都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 离开洛阳二十多年后，齐心回忆起那段日子时充满感情地说：“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地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第29章 把守祖国南大门 一九七八年四月，习仲勛返回北京后不久，就奉命去广东“把守祖国的南大门”。在这里，年逾六旬的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努力工作，要把失去的十六年时间补回来。他团结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革委会(后改为省人民政府)一班人，率领广东人民，开展整风运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面纠正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创了广东工作的新局面。 ■主政广东 春节后的首都北京，虽然天气寒冷，但已透出春天的气息。习仲勛怀着对首都的深情眷恋和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心，从河南洛阳再度回到北京。这次中央召习仲勛回京，是为了要他参加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八日，习仲勛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习仲勛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时，那些熟悉他的同志和战友们，都十分惊喜。对他们来说，历经劫难，九死一生，今日能得以相聚，实在是一大幸事。这次会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勛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同时举行。习仲勛列席这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还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会议期间，叶剑英亲切接见了习仲勛。他一见到习仲勛不禁愣住了，惊讶地说：“仲勛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习仲勛激动地望着年逾八旬的叶剑英，由衷地感谢他在百忙中接见自己，简要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习仲勛十分敬佩叶剑英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同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一起，坚决果敢地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他认为这些领导人在中华民族危难时刻所起的巨大作用，将永载史册。 习仲勛和叶剑英在延安时就相识，他对叶剑英渊博的军事知识、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十分钦佩也很仰慕叶剑英的为人。习仲勛后来回忆说：“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见我身体很好，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他那宽广的胸怀，恢宏的气度，对同志亲切、谦和、真挚和深情厚谊，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叶剑英接见习仲勛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习仲勛被错误审查关押十六年后刚刚恢复工作，另一方面是他希望习仲第勛，刮广东去工作。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身兼数职，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这时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在北京的政务和军务十分繁忙，广东省的工作实际上难以兼顾。而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那里的问题又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因此，分管广东工作的叶剑英就想到了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习仲勛，考虑让他南下广州，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叶剑英同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于四月初决定习仲勛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尽管这一职务同他当年曾经担任过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人和国务院副总理的级别相差甚远，但对饱经忧患、被错误处理、关押十六年之后的习仲勛来说，能重返政坛，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已经感到责任很重大了! 习仲勛很快得到组织分配他到广东“把守南大门”的通知。在动身去广东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等都接见了他，对习仲勛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习仲勛以充分的信任和热情鼓励，使他深为感动，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时隔多年后，他回忆说： 我已有十六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接着，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在京约请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谈话，宣布中央的决定，并对他们说：“中央决定让习仲勛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是叶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的。”由于韦国清要赶回广州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便把习仲勛赴广东的事情交给了吴南生办理。吴南生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找到习仲勛，商量确定了他赴粤的具体事宜。
第183页 习仲勛从河南回到北京后，因家中住房拥挤，暂时住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昔日的同事和战友，听说习仲勛回到北京都到这里来探望他。由于人很多，又南下在即，时间很紧，他便不得不把每天的接待时间延续到凌晨四五点钟。 四月五日，习仲勛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一到住地就投人紧张的工作。 四月六日上午，习仲勛出席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韦国清首先介绍习仲勛和代表见面，大家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热烈欢迎习仲勛来广东工作。习仲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这次党中央分配我到广东工作，感到担子很重。我决心和同志们一起，在省委的集体领导下，努力做好工作。”他强调做好广东工作的重大意义，指出当前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必须努力学习，大力宣传党的十一大路线和五届全国人大会议精神;必须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抓紧、抓好，把被“四人帮”败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对敌斗争政策，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各项政策;必须赏罚严明，伸张正气，打击歪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广东全省真正掀起一个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习仲勛在讲话中感情真挚地说，北方水土养育了他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他的讲话言语不多，但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要和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溢于言表，感人至深，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时任中共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回忆：“他不像很多人那样，讲话都用稿，他讲话没有稿子。再者他的话语很朴实。他在讲话中还讲到自己的不足，说自己刚到广东，对这里的具体情况还不熟，可能会犯一些错，希望大家指正，这让我们感觉到他和我们很交心。” 六日下午，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韦国清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勛当选为第二书记。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任命习仲勛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十二月任主任)。会后不久韦国清返回北京，广东的工作由习仲勛主持。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省委的工作上，省革委会的日常工作则放手由刘田夫负责。 这时，习仲勛身体虽然还好，但毕竟六十多岁了。广东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创伤累累，百废待兴，百乱待理，局面纷繁复杂，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正像他所说：“我到广东前，已经十多年没有工作了，一下子到位置重要而情况又比较复杂的地方工作，在当时难度毕竟是比较大的。”面对这种情况，习仲勛义无反顾地“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革命胆略、远见卓识、大无畏气魄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既沉着面对，又雷厉风行，团结省委一班人，稳住大局，励精图治” 习仲勛上任不久，叶剑英就到广东视察工作和休息。叶剑英在听取了习仲勛关于广东工作初步设想的汇报后，以六句话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习仲勛在广东工作期间，一直把这六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一九八〇年一月，习仲勛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在革命战争年代，习仲勛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与军队中许多老帅、老将军有着密切的关系。善于协调军地双方的关系，是他的突出特点。他在广东工作期间，十分关心广州军区的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把部队建设作为省委一项重要工作，注意动员地方各方面大力支持国防建设，有效地保障了队在广东的生产生活和训练需要，使部队建设进一步发展。同时，习仲勛十分注意把部队建设与地方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发挥军队优势，使部队在保卫国防和抗灾抢险等重大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广东人民的拥戴。这一时习期，广东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关系团结融洽，“双拥”工作在全国前列。 ■从整风入手拨乱反正 十年“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在广东培植死党，安插亲信，干了许多祸国殃民的坏事。从政治上揭批“四人帮”和在组织上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方面，有很大进展，但从思想理论上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在弄清路线是非方面，却不够有力，人们的思想还比较混乱。 正在这时，习仲勛来到广东。他以饱满的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一方面大量地阅读相关资料，一方面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广东的情况有了基本认识。习仲勛认为，广东省的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班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少干部对很多重大问题认识不清，中央的路线方针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有的干部受过去“反地方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后期批修正主义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工作积极性不高;有些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依旧，群众意见很大;有些干部因“海外关系”受到排斥而感到不公，心气不顺。 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不解决干部队伍的这种思想状态，就谈不上开创广东工作的新局面，必须用整风的方式，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按照习仲勛的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借鑑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做法，“把林彪和‘四人帮’连在一起批”;领导带头整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整风作为抓纲治粤、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动员全省干部、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骨干通过整风弄清思想，统一认识，解决问题。 广东整风运动的开展有一个发展过程。六月初，习仲勛主持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并研究农业发展问题。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时，参加会议的干部对省委个别常委在路线斗争、农业生产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强烈要求省委常委首先解决好路线是非问题，把全省的农业和其他各项工作搞上去。鑑于这种情况，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研究决定，因势利导，及时把地、市委书记会议改为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以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开展省委常委整风。省委领导王首道、刘田夫、李坚真、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分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在习仲勛主持下，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发扬当年延安整风精神，初步冲破了林彪、“四人帮”强加在人们思想上的精神束缚。会议坚持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坚持“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针，“一方面，放手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另一方面，在对人对事的分析和处理上，坚持实事求是，治病救人”。开始时，有的同志担心把矛盾揭开，捅出乱子。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但没有乱，而且安定团结的局面更加巩固，干部、群众的信心也不断增强”。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又採取会内会外和上下结合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各自主动承担责任，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参加整风的干部把积压在心里的话都敢于讲出来，使党内生活沉闷的空气为之一变。“经过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重大的路线和政策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增强了团结”。习仲勛在后来向中央汇报广东工作时说：“抓纲整风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分清路线是非，肃清流毒的好形式。”因为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思想认识问题，採用整风的方法，可以广泛发动干部起来，联繫实际，自己教育自己，统一思想、团结一致。“这样就冲破了一些禁区，干部、群众的精神状态起了变化。”
第184页 六月三十日，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结束，习仲勛在讲话中扼要地总结了省委常委整风的情况，指出：“这次会议，既帮助了省委常委整风，也教育了大家。”会议“按延安整风的精神，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中心突出，方向明确，方法对头，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的确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抓纲治粤、拔乱反正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全省各级党委整风说来，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习仲勛总结会议成果，集中讲了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动员全省力量集中解决广东农业落后的问题，这也是省委常委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广东的农业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七年，粮食每年平均只递增百分之二点三，低于全国的增长水平。习仲勛指出：“农业上不去，一切问题都谈不上。因为首先要解决一个吃饭的问题。”他进一步说：“广东农业上不去，带来一系列问题。作为祖国的南大门，就势必拖全国的后腿，对内对外影响都不好。鱼米之乡没鱼吃，水果之城没水果，群众议论纷纷，有些地方甚至怨声载道。现在的确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他提出要通过这次全省整风，实实在在地促进全省农业的发展。 习仲勛在讲话中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广东农业生产的问题做了全面的揭发批判，他以养鸭为例来说明“四人帮”奉行的农村经济政策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他说，有的生产队竟然规定农民个人养鸭子不能成群，养两只是社会主义，养三只就成了资本主义。他指出，要彻底改变广东农业落后的状况，关键还是要拨乱反正，找到一条适合广东实际情况的农业发展路子。他要求，要认真贯彻中央连续发出的三十七、四十二和四十七号文件精神，坚决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各级党委抓农业就是要抓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搞好经营管理，坚持按劳分配，减轻生产队负担，发展多种经营，保护正当的家庭副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特别要通过整风，改变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瞎指挥和强迫命令作风，“树立起深入群众，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把中央的政策和地方的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作风，促进广东农业的发展”。 习仲勛还举例教育干部要分清路线是非和政策界限。他说，罗定县有一个搞编织的老人有技术，但生产队只给他一般的报酬，他不愿意干就往外跑。为此，这位老人在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中受到批斗，说是“搞副业单干”、“搞资本主义”，并进行了处理。老人的女儿给他写信反映这个问题。习仲勛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农村很多东西本来是好的，却被他们当做资本主义批了，或者砍掉了。你说这究竟是谁在违犯政策呢?前些时，我请荣昌同志亲自到那里处理这件事，落实了政策，反映很好。”他要求“从省委起，各级党委、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重视农业.要抓‘农、轻、重’方针的贯彻执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抓农业科研，搞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发展速度。” 习仲勛在会议总结中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进行大揭发、大批判。会议揭批了林彪、“四人帮”在广东的党羽制造的大批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比如按“四人帮”“审理广东地下党”的黑指示，揪所谓的“南方判徒网”，搜集整理诬陷周恩来、叶剑英的黑材料，在海丰制造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迫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大量触目惊心严重事件的揭露，把广东省揭批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斗争大大推进了一步，广大干部的思想又一次得到解放，民主空气大为活跃。习仲勛指出：“要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处理这些事件，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展开大讨论、大批判，联繫实际，揭露矛盾。一方面教育各级党委，从这些事件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分清路线是非。同时，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要把清查工作做到底。”会上揭发的问题和提出的处理意见，对全省上下震动很大，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关注。 习仲勛讲的第三个问题，是通过整风对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团结广大干部。他说，“四人帮”颠倒敌我，分裂干部对伍，挑动派性，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省委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对各种人加以正确处理，合理安排，恰当使用。他指出，广东的各级领导班子，“总的说是好的，但在一部分干部中，思想有点僵化，有一种‘老大思想’，缺乏朝气，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有的同志自己思想不解放，还处处卡别人，使得一些本来可以并且应当早日办成的事，也一拖再拖，落实不了”，这就容易导致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他告诫干部：“我们究竟是当官做老爷，还是做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的共产党员?不少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整风中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是不容易解决的司题。” 习仲勛在讲话中指出：“广东工作要上去，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要整顿好领导班子，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入领导班子的领导干部要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做实事求是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脱离群众。”他还提出要重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正确处理好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自觉维护干部队伍的团结。他再次强调：“整顿作风，刻不容缓。” 省委常委的这次整风，抓住了广东省问题的关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方苞回忆说：“省委扩大会议开得好。这个会议抓住了广东工作上不去的要害问题。习仲勛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很高，有党性、有革命毅力，来广东才两个月，就抓住了广东上不去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路线问题，一个班子问题。” 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之后，广东省直机关普遍开展了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整风。在整顿中，整顿作风，分清思想、理论、路线是非;整顿机关，精简撤併机构，改变党政不分的现象，加强革委会的作用;精简不必要的会议和文件，干部深入基层，倾听群众意见，和群众打成一片;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各地市也积极响应，领导之间交心通气，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误解和分歧，自觉接受群众监督，领导班子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地市开展整风最早的是湛江地委，接着广州市委、海南区党委和各地委相继进行。为了加强领导，省委领导分别带领工作组赴各地检查指导整风。 习仲勛高度重视中共广州市委的整风，委託省委书记吴南生参加和领导广州市的整风工作。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中共广州市委召开为期半个月的常委扩大会议集中整风。省委有关领导和市委领导干部近四百人参加了十四日的动员大会，习仲勛出席并讲话说，广州市是广东的心脏，工作的好坏，对全省乃至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一定要把广州市的工作搞好。之后他多次参加中共广州市委的整风会议。十月五日，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举行市委整风第三次大会，习仲勛再次出席并讲话，肯定了广州市整风运动所取得的成绩，要求加紧做好整改工作，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大干快上。
第185页 习仲勛还十分关心基层的整风工作。夏日的南粤大地，烈日炎炎。习仲勛冒着酷暑，到梅县、汕头和惠阳地区检查工作。七月三十一日，他参加汕头地委整风会议，在讲话中指出，汕头地区整风，要抓林彪、“四人帮”在海丰所制造的大反彭湃事件这个大是大非问题，这既是汕头地区的问题，也是全省的问题，是全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强调各级干部“要跟上形势，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善于学习”，“各级领导班子的作风要来一个大转变”“不搞主观主义，一切问题都要经过调查研究，搞清情况才怍处理”。他鼓励汕头地区的干部要团结一心，工作先走一步。 在中共广东省委和习仲勛的正确领导下，广东的整风运动区得了明显成效，于一九七八年底基本结束。这次整风，彻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使广东思想混乱的局面得到改变，对于把全省工作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各个部门普遍加强了领导班子建设，密切了干群关系。通过整风，恢复了党在农村的正确路线，落实了中央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农业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各项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干部群众普遍反映，从整风中看到了省委的决心，增强了信心和干劲。年底，习仲勛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向中央汇报广东的工作时，也把整风运动的做法和收穫作了全面汇报。 对于这次整风，也有不同的声音。整风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些人的发言讲话还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烙印，往往上纲上线，言词有些过火。这样就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有人甚至把“状”告到了中央。中央经过研究后，于一九七八年八月由叶剑英委託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勛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们说：“仲勛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勛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勛同志谈。”对此，习仲勛在省委的会议上说，从来信可知，不光是叶副主席一个人支持，是说“我们”支持;不是支持他个人，是支持整个广东的党员和群众放手干，只要干得对，中央就支持。叶剑英转告的这几句话，对刚恢复工作没多久的习仲勛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励和鞭策。 ■旗帜鲜明地支持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粉碎“四人帮”两年来，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逐步展开，但在涉及指导思想方面的根本问题上，几乎都同“两个凡是”的方针发生尖锐冲突。经过政治上批判和组织上清理，社会政治形势逐步稳定。现实向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是继续沿着“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路线和政策前进，还是在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闢新的发展道路，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央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等一方面在逐步谨慎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一方面在总体上还试图继续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特别是当时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影响了正常政治生活的恢复这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的抵制和强烈反对。 中国社会发展处在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两种主张的激烈交锋最终引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一九七八年初夏，在胡耀邦的组织下，先于五月十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事”的错误观点，揭开了催生新时期发展的大讨论的序幕。【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经过“文化大革命”前后十多年磨难的习仲勛，虽然对毛泽东充满崇敬，但他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义无反顾地坚定站在真理的一边，是全国最早一批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张的省级领导人。 《光明日报》五月十一日的文章发表后，《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分别于十二日和十三日予以转载。对这篇文章，各厅面还存在着不同认识和意见分歧，有的认为文章非常好，切中时弊;有的则认为是“砍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由此逐步形成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在这种党内思想极不统一的情况下，邓小平于六月二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六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报》又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从理论上回答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和疑问，堪称是《实践标准》一文的姊妹篇。 习仲勛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深刻地认识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密切关注着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展情况。六月三十日，习仲勛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公议的总结讲话中，强调指出：“最近报纸上有些文章要好好地读，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理论要与实践结合起来，理论要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丰富这个理论，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 习仲勛说的确实如此，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早已论述清楚了的问题。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盛行，使这一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了当时关系全局发展的重大问题，不认真对待，正确解决，许多事情都无法继续向前迈进。当时正在召开的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六月底七月初，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会批判教育战线上“左”的错误，就海南“屯昌教育革命经验”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个从一九七四年开始在广东省推广的教育革命经验，自觉不自觉地贯彻“左”的错误，提出要等学生“读书务农”，要“把学校办成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歪曲了学校的性质和任务。尤其是提出“一批二干出人才”的错误观点，所谓“批”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线，“干”就是大办农场、搞劳动，其实质是以“两个估计”为出发点，曲解毛泽东关于主学与兼学的关系，与党历来提倡的教育方针是相悖的。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经毛泽东圈阅过的，由“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就无法改变，屯昌经验仍然只能说是“正确”的。
第186页 会上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七月四日，习仲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客观分析了“屯昌教育经验”，指出这是“左”的错误思想的产物，同时认为“屯昌经验”与“四人帮”搞的“朝农经验”不同，不能说是黑样板，但其实质是以“两个估计”为出发点的，所以是错误的。不是说今后学校一点劳动都不搞。必要的时候也要到农村、工厂去劳动，但不能把学校搞成农场，搞成生产队。那样，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就学不好，就会影响人才的培养，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他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推广屯昌经验的后果来看，也是不好的”，“屯昌教育革命经验是省委总结、推广的，责任在省委，不在屯昌的同志。”习仲勛一切从实际出发，既分清是非、又主动承担责任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广东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后来，习仲勛在回顾这一段工作时说：“开展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当时没有部署基层也开展讨论，但对省委领导来说，是进一步解放了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用实践来检验，使我们在重大决策、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等方面，都有了进步，作用是很人的。” 九月上旬，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连续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省委常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参加。习仲勛在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马列和毛泽东的经典着作中，都有过明确论述。现在，弄清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针对性很强的问题。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对于我们肃清林彪、 “四人帮”的流毒，冲破他们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拔乱反正;对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理论的巨大指导作用;对于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习仲勛和与会者一起，联繫广东的实际，用实践标准总结新中国成立一十九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前，广东省农业发展比较快，粮食增长速度和人均粮食产量都比较高，鱼肉禽蛋、水果和其他副食品供应比较充裕，主要是坚持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贯彻执行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保留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工副业，注重关心群众的生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上学猖獗，动辄给干部群众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到处鼓吹要“剷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将广大农民当做“小生产者”对待，肆意侵犯和损害农民利益，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广东农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大家指出，现在干部群众对广东农业上不去议论很多，迫切要求打翻身仗。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改进作风，就能加快广东农业发展的步伐”。 这次学习讨论会，“带动了全省陆续开展了讨论，对解放全省干部、群众思想，实事求是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人民日报》九月二十日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前进步伐》为题，报导了习仲勛主持召开的这次学习会。导语说，广东召开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学习会，联繫实际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习仲勛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要实践意义的问题。这是见诸于报端的公开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第三位省级领导人。 这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不太明朗”，《红旗》杂志迟迟没有表态。习仲勛后来说： 那一段大家心有余悸，我也心有余悸。人家早给你透过风，那些漏风也是从北京方面来的……北京有同志见到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我表态早点，我们也进行了讨论.当时也发了通知，要下面讨论。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跟“两个凡是”对着干的。党内有同志讲，凡是毛主席决定了的，凡是毛主席说了的，或者毛主席划了圈圈的，今后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也不能改动，这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发展了。毛主席健在的时候经常教导我们，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按“两个凡是”办，毛泽东思想不就停止了吗?就像林彪所说的到了 “顶峰”了吗?没有的，还是要发展的。如果不发展毛泽东思想，用静止的形上学的观点看待毛泽东思想，那我们就不是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 习仲勛这段话，说明了当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交锋中，习仲勛尽管恢复工作不久，但他还是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在原则问题上坚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坚持真理，直言不讳，显示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畏气概。 这次学习讨论会后，习仲勛要求广东各地联繫实际，广泛开展真理标准的学习讨论活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随即召开理论学习座谈会，部署全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月，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先后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十月五日，习仲勛参加了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强调：“当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意义十分重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冲破禁区，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也打不好，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就肃清不了，更谈不上探讨新的问题，也谈不上安定团结，大干快上。” 在习仲勛的领导下，广东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由理论界扩大到地、市、县领导机关。各级领导班子结合整风，联繫如何把农业搞上去的问题，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总结经验教训结合整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习仲勛不久后指出：“我们在这方面表态早点，不但表态，而且组织大家讨论，不仅省委讨论、省常委讨论，而且下面的干部、群众也参加讨论。”这样，广东就较好地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出现了思想比较活跃的局面。 中共中山县委十月份召开了两天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会，县委常委和部、委、办、公社、镇党委的六十余位负责人参加。县委常委带头发言，与会者思想活跃。会后，这种讨论会很快推广到公社及生产大队，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全县共开各种讨论会五百九十八次，有近六万人参加。通过讨论，干部解放了思想，不但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更重要的是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的框框，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大胆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还为六十多个被批判的所谓“暴发户”、“庄园主”和“黑旗手”平了反，支持了一部分人在辛勤劳动的基础上先富起来。当时，像中山这样的例子在广东还有很多。
第187页 当然，学习讨论的发展也不完全平衡。由于“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少数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和模糊认识，甚至有牴触情绪。也有些单位对这个讨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与己无关，没有用处。 一九七九年春，习仲勛在传达贯彻四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针对这种情况明确提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许多地方还要补上这一课。”各级党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加深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自觉地、坚决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不仅领导机关要搞，基层也要搞，讨论一定要结合实际，不要泛泛而谈，才能讨论得生动、深入，真正有所收穫。他还指示《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海南日报》等党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或社论，阐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他反覆强调，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管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一定要敢于突破“两个凡是”的禁区，这样，我们才能敢于独立思考，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敢想、敢说、敢做，才能生气勃勃。 这次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活动，取得了很好成效。习仲勛还领导广东省委把这一活动引人到全省的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和全省农田基本建设等会议中，要求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端正思想路线，解放思想，落实各项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他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必须和深入实践统一起来，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意见。究竟谁的对，谁的不对，光在机关、会议上争论，是不能真正统一起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在实践中辨明是非，统一认识。”这场学习讨论和补课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的改革开放。习仲勛后来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我们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解决了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使我们各项工作重新走上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这是一场意义极为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我们端正思想路线，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繫实际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对于促进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王全国等广东省委领导人，对习仲勛当年领导广东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印象十分深刻。他们回忆说，以习仲勛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积极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广东干部群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的问题、广东的问题。广东省经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摆脱了“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解放了思想，分清了路线是非，端正了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大力平反冤假错案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逐步深人，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纷纷要求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习仲勛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使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尽快平反。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给广东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此之前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也形成许多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因此，有步骤地解决这些问题，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任务。在习仲勛来广东之前，中共广东省委已按照中央指示，开始进行这一工作。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还处于起步阶段，广东省平反冤假错案的步子还不大。 习仲勛到广东上任之后，在“就职演说”中公开表明：“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等。广大蒙冤受屈者也对习仲勛寄予厚望，认为他本身就是“左”的错误的受害者，能够体谅和理解受害者的处境和遭遇。因此，一封封申诉书寄到省委，一宗宗骇人听闻的案件提了出来。这一时期，平反冤假错案成为省委工作的重点之一。 习仲勛首先组织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和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省法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学习中央有关落实政策的一系列文件，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提出的落实干部政策的要求开展工作。其次，他具体深入了解统战部、政协、宗教和侨务等方面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同时，依靠省纪委进行案件复查，逐一解决，加大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力度。 习仲勛不满足于阅看省委信访办公室送来的信件。他指示秘书贾延岩经常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在接待室倾听来访者的申诉，外出抄写要求平反的大字报。贾延岩回忆说：“一九七八年是‘文革’刚结束的第二年，社会上民众最强烈的要求莫过于平反冤假错案。根据习书记的明确要求，在那个时期我去过最多的省委部门是信访办，外出最多的工作是抄写大字报。” 那时广州市中山三路、四路和整条北京路街道两旁，贴满了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一天，在北京路路口，正准备抄写大字报的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的群众刚贴出的大字报吸引住了。大字报说的是一件事关人命的血案。贾延岩看了后，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悄悄给这些人出主意，让他们到省委信访接待室直接申诉，并指点去省委的路线。他的做法受到了同事的批评，说他是感情用事，领导的秘书怎么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呢!习仲勛听了贾延岩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 五月二十九日，习仲勛系统地听取了省委统战部关于全省统战工作的汇报，并指示他们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六月十八日，习仲勛和省委有关负责人又专门听取关于海丰问题和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党问题的汇报。这两个冤假错案是“四人帮”的爪牙在广东“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的典型案例。 海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着名的革命家彭湃的故乡。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彭湃在海陆丰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有“农民运动大王”之称。“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为了反对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海丰大反彭湃，诬陷彭湃是“叛徒”，残酷迫害彭湃的母亲及其亲属，大肆诋毁海陆丰农民运动，那些维护革命烈士英名的干部和群众也受到打击和迫害。同时，在湛江等地大揪“叛徒网”，把在抗战期间隶属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广东南路党组织打成“叛徒党”。习仲勛对这两个案件极为重视。不久，他在深入汕头的调查研究中，进一步实地了解这两个冤案的情况，督促有关部门加快纠错平反。
第188页 六月三十日，习仲勛还安排省委书记、省委纪委书记李坚真就落实干部政策问题，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专题发言。李坚真在发言中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冤假错案的坚决平反，凡属应纠正的坚决纠正，错多少纠多少。会后，按照习仲勛的指示，省委批转了李坚真的发言，要求全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 七月十一日，习仲勛再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统战工作的汇报，专门就落实政策作出指示。他说，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最大，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要知道这种情况，他们被查抄的财物、被挤占的私人房屋，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该退赔的就要退赔;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要坚决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民族工作，要认真解决海南、韶关等地的国营农林场与少数民族社的山林土地纠纷问题。他要求，把国家拨给少数民族地区的款项专款专用，说这样“能办许多事，几年就可以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搞起来”。习仲勛重视政协工作，提出统战部要通过政协这个组织，做好联繫各方面群众和人士的工作。他要求，要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老人和老干部安排到政协去工作，不要老说他们的缺点，要多看他们的成绩;对党外老知识分子，不要再提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直接称“党外老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要统战部门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分布情况搞清楚，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并指示做好宗教工作，按宪法办事，有信教的自由，也有宣传科学道理和无神论的自由。关于侨务工作，他要求统战部也要管侨务政策的落实。他还要求列席会议的省委组织部、省计委、省公安局、省财政局、省侨务办、广州市委统战部的负责人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协助落实好各项统战工作政策。 习仲勛注意抓了一些影响大的案件的平反昭雪。在他的督促下，庄辛辛冤案得以平反，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誉。一九七六年四月初，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广州人民以各种方式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其中突出的一个是广州半导体材料厂的青年工人庄辛辛。他于四月七日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公开写信说：“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们的心中!”“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不要阉割的马克思主义!”庄辛辛因此遭到逮捕和批斗，按“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四日，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习议研究庄辛辛案件，决定为其彻底平反。习仲勛参加会议并讲话说：“‘文化大革命’时，庄辛辛还是个小孩子，他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我们比不比得上他?我就比不上他。像这样的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这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不简单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当天，中共广州市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五千人参加的大会，省委书记李坚真受习仲勛的委派出席大会，宣布为庄辛辛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广东省为庄辛辛案件公开平反，在全国处理同类案件中是较早的。 一九七八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的冤案平反，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平反，对“二月逆流”、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冤案平反，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地落实政策的工作，使广东彻底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的决心更加坚定。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会上，习仲勛对全省各项工作做出安排部署的同时，集中讲了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他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广东的“一·二二”夺权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宣布因这些问题受到迫害、株连的人和事予以彻底平反。他还代表省委对广东历史上的重要案件和遗留问题表明态度。 习仲勛说，“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等人秉承江青一伙的旨意，在广东成立专门机构，“审理广东地下党”，揪“南方叛徒网”，目的就是要反对和否定周恩来。他郑重地宣布，因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志都应当平反昭雪;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南方叛徒网”本身就是一个冤案，应该彻底平反;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队伍，都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把广东人民武装称为“土匪部队”，完全是诬衊之词，必须彻底平反;海丰发生的反彭湃事件，矛头也是指向周恩来和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现在这一冤案已得到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党的历史要重新恢复过来，对在这一事件中疯狂进行阶级报复、残酷杀害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洪桂文和其他几个民愤极大的凶手，交专政机关依法严惩。【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还再次强调了处理反右派斗争和“四清”运动中遗留问题的政策。他说，对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已发文件，明确指出凡是属于搞错了的，必须改正。广东省应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错多少纠正多少，全部错了的全部纠正，不留尾巴。对在“四清”运动中有些同志处分偏重和处分错了的，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改正。凡是在“四清”运动中补定的阶级成分，都不算数，应以土地改革时划定的阶级成分为准。 习仲勛还特别对处理广东所谓的海外关系“黑六条”问题提出要求。他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张春桥就诬衊过去的“侨务政策都是反动的”，对归侨、侨眷大加迫害。在极左路线横行之下，一九七。年省革委会出台了《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在顺德、台山等地试点后在全省推行。“黑六条”搞得人心惶惶。侨眷、归侨、港澳同胞的亲属和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同海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繫，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海外亲人汇来的养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海外关系”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一批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和侨眷、归侨被当做“特务”，横遭打击和迫害，制造了一批骇人听闻的政治假案，在海内外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强调，广东是着名的侨乡，华侨和侨眷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华侨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黑六条”是反动的，应该彻底加以批判，凡因“黑六条”受到迫害的人，都要平反昭雪。 同时，习仲勛对解决农村基层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处理的问题也提出要求。他说，由于极左思想的指导，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打击面过宽、处分偏重的情况，伤害了一些同志。对这些问题，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各地、市、县的一些重大案件，一律由各地、市、县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两退一插”等运动中的遗留问题，也要一一加以解决。
第189页 习仲勛的讲话引起了强烈反响，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认识和开展工作的决心，大得人心，博得了与会同志的阵阵掌声。 会议期间，广东省党、政、军和各界代表隆重举行仪式，深切悼念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革命战士陶铸，习仲勛和省里的领导人出席。习仲勛在讲话中高度评价陶铸的一生，号召大家学习他的崇高品质。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充分说明，在陶铸的领导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各项工作中，是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许多干部诬衊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陶铸死党’、‘陶赵死党’等等，这完全是恶毒的诬衊和陷害，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的。今天，我在这里郑重宣布：凡是这类诬衊不实之词，均应推倒。” 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地和各条战线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一月二十七日，习仲勛又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进一步抓紧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会议指出：“当前要加强省委清查办和落实干部政策的机构和力量。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工作，由省委统战部管起来。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的工作要抓紧。省委纪检委可多安排一些老干部，既要处理案子，又要抓党风。省委组织部要安排分批召开小型的退职离休老红军老干部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省委统战部可分组召开会议，听取爱国人士的意见。” 在习仲勛领导下，省委和各级党委先后发出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各项政策的文件，切实加强落实政策的机构和力量，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步伐，一件件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还先后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林锵云、朱光、周小舟、邓文钊、冯桑、饶彰风等省级领导平反昭雪，隆重举行追悼会，对他们革命的一生给予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习仲勛还主持了为中共广东省委原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半反，恢复了其名誉和省委书记职务。 三月二十日，中共广东省委再次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和意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领导，真正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抓紧抓好，力争在今年上半年基本完成这项任务，国庆前圆满结束这项工作。之后，省委从省、地、县机关抽调二千四百多名干部，组成联合工作组，分赴各地检查验收。工作组共召开了三百四十七次各种座谈会，抽查审阅了二万五千多宗案件，并接待和处理了大批群众来信来访，加快了各项政策的落实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习仲勛坚决贯彻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亲自处理了一些重大案件，其中最突出的是“李一哲”案件和“反地方主义”问题。 “李一哲”案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广东乃至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件”。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张贴在广州闹市区的北京路路口i大字报写了六十七页白报纸，长达二万六千余字，署名为“李一哲”。 这份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公开揭露林彪集团破坏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反覆辟”、“反回潮”的一系列罪行，并联繫这些反常现象，分析我国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 大字报贴出后，广州为之震动，观者川流不息。不久，它便流传到内地，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其他地区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说，这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王洪文则扬言要组织一百万人进行批判。广东省和广州市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立即在机关、学校和工厂组织批判这张大字报的运动，先后组织了一百多场批判会和辩论会，其中不少是万余人的批判大会。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事件”。 按道理说，在粉碎“四人帮”后，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李一哲”应当平反释放。但在清查“四人帮”的过程中，他们的问题却反而升级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 习仲勛来到广东不久，就注意到这个案件。而关押在监狱中的李正天，听说习仲勛到广东后，便两次给习仲勛写信申诉。他知道习仲勛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而蒙冤十六年，刚刚平反出来工作，能够理解他的处境，否则也不敢“这么冒险”。他的同伴也认为“习仲勛是个好人”，对习仲勛寄予很大信任。 习仲勛确实对这一案件十分重视。从一九七八年的八九月开始，他多次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李一哲”案件，并数次报告党中央。十二月二十九日，省委常委又一次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第二天，李正天等便从监狱释放出来。习仲勛并指定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负责处理这件事，吴南生多次接见“李一哲”成员，和他们谈话。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习仲勛和吴南生等省委领导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四人，与他们谈话。习仲勛在听取他们的意见后，表示尊重他们的意见，并提醒他们注意冷静，防止被极少数人利用、钻空子，要把不正确的观点顶回去。习仲勛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的路还长，希望你们把路子走对，健康地成长。”当时正值春节前夕，习仲勛和省委还对他们过好春节做了安排。 这次谈话后，习仲勛感到李正天等人仍有怨气，有必要同他们再谈一次。春节过后，他同吴南生等省委领导再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耐心细緻地做思想工作。他说，最初定你们写的东西为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为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还要对上届省委负责，因为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但我也要承担责任。他对李正天等人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当时那样处理不对;第二，要谅解当时的情况，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习仲勛诚恳地对他们说，两次谈话都是交心的，你们的问题是历史问题，但现在解决这个问题要当现实问题来对待，处理这个问题的意义主要是为了问后。我们的思想要解放，你们的思想也要解放。你们受这么多罪，要控诉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这种错误路线我也反对，但对你们也是个锻鍊，要高姿态。我坐过多次监狱，坐共产党的监狱就有两次!我戴了脚镣，还绑了很多绳子，你们没有吧?现在有了民主，要正确使用民主权利，要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
第190页 习仲勛和吴南生还同他们商量了二月五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的事情。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多小时，习仲勛主动承担了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当天下午，习仲勛又根据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批覆，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召开平反大会的问题。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郭鸿志、李正天和王希哲三人给省委、习仲勛和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原定的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二是希望习仲勛参加平反大会;三是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案件的所有成员。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二月三日晚，习仲勛开完省委一个会议后，于十一点半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三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谈话直至二月四日凌晨二点半。习仲勛批评说，你们的紧急信，“好像文化革命时给党委的紧急通令”。他苦口婆心地解释和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项问题，说明要搞民主集中制，这件事情是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的，他要赶到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大会，实在抽不出时间。他说：“我和你们多次谈话，我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我已经是六十六岁的人，连续四个晚上连澡都没有洗，你们要谅解老同志。”对他们提出接见“李一哲”案件所有成员和有牵连人的要求，习仲勛当即答应，说明天可以找一个时间见一见。郭鸿志等对习仲勛为这一案件所做的大量而细緻的工作深为感动，基本同意省委的意见。 四日下午，习仲勛兑现诺言，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接见了“李一哲”案的所有成员三十人。习仲勛与他们一一握手，并说，大家都受了一点苦头，这也不足为奇，历史上这一段很乱。平反会，我就不参加了，广东人多，五千五百万人口中有一千万人的口粮在三十斤保护线以下，不解决不行，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要很快搞上去。我不是官僚主义者，同李正天他们谈了三次话，昨天晚上谈到凌晨两点多，一连三个小时。不要说全世界，就是中国也很少吧! 但是，这些人却仍坚持他们的意见，要求在中山纪念堂开平反大会，坚持要求习仲勛出席大会并讲话。习仲勛严肃批评他们没有按诺言办事。经过他反覆做工作，终于说服他们同意省委的安排，按计划召开平反大会。 二月六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案平反。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话，肯定他们当时提出的民主法制方面的问题是正确的，并用一大段话阐述了省委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应该吸取的教训。李正天等三人也分别发言，一致拥护省委对于处理这一案件的决定和吴南生的讲话。会场气氛活跃。“李一哲”案件的公开平反，广大干部和群众反映强烈。许多人说，省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并由省委承担责任，公开检查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大得人心的。 会后，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在报告中，习仲勛和省委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首先要继续开展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做错了，都要纠正。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才能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根本立场，民主生活才能活跃起来，才能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第三，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决不允许把人民当阶级敌人对待。要学会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去激化矛盾。共产党人採取这样的态度，就会团结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结成浩浩荡荡的大军。 对广东“地方主义”的平反，习仲勛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广东反地方主义先后有过两次，涉及面很大，伤害的干部相当多，影响了干部的积极性。第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当时，广东省的负责人因为广东情况特殊，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要求开展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广东解放后，在土地改革中“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并认为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第二书记冯白驹、第三书记方方等分别做了检讨，方方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改任为第五书记。翌年，方方再次受到批判，并受到撤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的处分，一大批地方干部也受到处分和牵连。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一九五七年底。在整风反右期间，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冯白驹和古大存因对五十年代初的“反地方主义”提出质疑，受到批判。由此有了广东的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加之有人建议在组建海南区党委班子时过多地提名海南籍干部，被主观地认为存在着一个“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于是省委于当年十二月作出《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报经中央批准，撤销冯白驹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撤销古大存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第二年，又以古大存对其错误处分不做任何检讨，对处分不服为由，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常委、副省长职务的处分。 这两次“反地方主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尤其是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紧接着的反右派斗争之后进行的，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搞错了，有的处分偏重。广东的同志一直对两次“反地方主义”有意见，多次提出要重新审查古大存和冯白驹的问题。 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决定对这两次“反地方主意，讲行复查，并希望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都要正确对待历史的遗留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解决“反地方主义”问题遇到了省委几位领导的极力反对，但习仲勛还是坚持复查这一一历史积案。当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心存疑虑地问及此事时，习仲勛坚决地回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向全省发出《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
第191页 但是，由于两次“反地方主义”牵涉面广，历时时间长，复查起来非常困难和复杂。习仲勛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然关注这一案件。直到一九八三年，在陈云、黄克诚和习仲勛等人的关心过问下，中共中央于这年二月九日发出《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撤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这一案件复查后，一大批因古大存、冯白驹错案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也先后恢复名誉，全省撤销了原定处分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其中属于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一百二十六人。同时，复查纠正了所谓“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陈恩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蓬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案件。后来，经过复查，中共中央撤销了对方方的处分，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这宗历时三十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错案，终于得以彻底平反。 对习仲勛在为“反地方主义”这一错案的平反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吴南生有这样的评价：“习仲勛来到广东以后，依靠省委做了大量工作，对‘反地方主义’斗争进行复查。没有习仲勛，我们当时很多话都不好说，也就没法把平反‘地方主义’工作做好。”“习仲勛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复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没有他，广东平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就不会这样有成就。实践证明，习仲勛的做法是正确的，维护和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广东局势的稳定和团结。” 第30章 实现广东工作重点的转移 经过半年多的整风、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尤其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逐步恢复和发扬，过去发展生产中许多卓有成效的政策和做法得到重新明确和运用。邓小平在总结全国这一段工作时所说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的一段话，正是广东当时情况的写照。也就在这个时候，习仲勛又率领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谋划广东发展的新思路，在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开始探索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 ■谋划发展新思路 习仲勛在多年领导工作中，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到广东工作后他仍然坚持这一传统，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南粤大地。四月到广东，五月就到二十三个县了解熟悉情况，之后先后就许多专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思考和谋划了广东发展的新思路。 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整风会议总结。上，习仲勛就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指出：“大家多下去跑跑，把先进经验，包括一些教训总结出来，不要光坐在机关开会，听汇报，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他以身作则，省委整风会议一结束，就驱车到广东最南端、毗邻香港的宝安县调查研究。 七月的南国，骄阳似火，加上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更增加了路途的劳顿。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习仲勛，原本是很怕热的，但此时急切了解下情的他不顾酷暑和劳顿，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和《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七座的白色面包车，向宝安驶去。 习仲勛之所以选择乘坐面包车，而不是小轿车或越野车，一是为了不脱离群众，不使群众与自己产生距离感;二是方便，坐的人多，他可以和地、县委书记坐在一起，听取工作汇报，了解情况。这辆面包车一直伴随着习仲勛，直到他离开广东。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领导下乡调研也都使用这种车型。 习仲勛一行进入宝安县，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很多耕地撂荒。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人、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在劳作。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到了宝安县的深圳，更给人一种穷困的感觉。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两万多人口，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看到此情此景，习仲勛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宝安县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边陲小镇深圳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宝安的偷渡外逃人数居广东省首位。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这里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六万二千三百零五人次，其中逃出的有四万零五百九十八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点七，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三。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给边防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习仲勛到达深圳后，没有急于听取宝安县委的工作汇报，而是要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陪同他到农村看看。习仲勛一行先到宝安东路的罗芳、莲塘、沙头角等地考察，沿深圳河边走边看。方苞向习仲勛介绍说，在香港那边有几千亩土地属于宝安县，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问不允许劳力过境耕作，不准群众过境探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虽然恢复了部分政策，批准一些人过去种粮食，但粮食收割后要靠人挑回来，不准在香港出售。这样，劳动力严重不足，香港那边的很多田地都荒芜了。 在沙头角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上，习仲勛看见竖在街中间的石墩，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显得一派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老百姓都跑到那边去买东西。看到这些，习仲勛心里很难受，与方苞等人交谈了很久。 方苞向习仲勛介绍了很多情况，特别提到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这里曾组织小额贸易出口，将获得的外汇收人部分用以购买副食品帮助群众渡过困难的做法，建议继续搞，希望省里支持宝安发展小额贸易。习仲勛了解情况后对方苞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二干部，对这些问题要“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在当时的情况下，习仲勛讲出的这样一番话，使周围的人非常吃惊。
第192页 那一天，习仲勛一行回到县城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收容站主要收容了大批偷渡外逃时被抓回的人员。在那里，他问外逃人员：“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僕，受人剥削?”有人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方苞告诉习仲勛，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一两年家里人就可以盖 起新房。这对习仲勛触动很大。 第二天，习仲勛一行从县城出发，驱车前往皇岗。在边防部队的嘹望哨所，习仲勛用望远镜观看了对面香港九龙新界和麻坑等地的情况，併到水围大队走访了“渔农村”群众。第三天，习仲勛在蛇口渔业一大队视察。这个大队有五对渔船，最大的一百五十吨，有二百多个劳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习仲勛高兴了起来。 习仲勛在宝安县还考察了两家来料加工厂，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一家是沙头角的塑料花厂，另一家是皇岗的假发厂。习仲勛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这次宝安之行，习仲勛接触了基层各方面的人员，了解了很多新情况，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他感触很深，也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 在听取方苞工作汇报后，习仲勛指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宝安，总的印象是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要在全党统一认识，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逐步缩小和香港的差距。你们反映在英界那边有七千多亩的土地，但是大部分都丢荒了。这些土地还是要很好地经营。因为这是我们边境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我们边境地区逐渐繁荣起来的可以利用的一个重要资源。” 他特别强调说：“沙头角怎么搞上去，你们要优先考虑。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当习然，全县其他地方也要加快发展、促进平衡，但是要优先意沙头角。”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破除“左”的思想，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说：“我看主要还是政策问题，只要政策搞对头了，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他还明确答覆方苞等人：“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他还说：“你们提出要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省委原则上同意，具体减多少，我们回去再仔细研究。边防地区可以不交粮食给省，农民口粮自己解决，然后出口挣外汇。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习仲勛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是要宝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规划、来运作。 这次宝安之行，深深震撼着习仲勛。他在想，香港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广东却不行?同时，他经过深入农村实地调查，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谈话，就如何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和制止外逃等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这对他进一步认识和考虑解决广东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方苞等人提出的过境耕作和开展小额贸易等问题，习仲勛雷厉风行，指示省委和省革委会尽快落实。七月中旬，省革委会便批覆同意宝安提出的过境耕作问题。随后，省委派出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帮助搞外贸基地建设。不久，省革委会又批准宝安县过境兴办养鸡场，并允许鸡场人员在香港居住。除此之外，宝安的小额贸易也在逐步扩大。 这月中旬，习仲勛回广州处理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后，又到粤东三个地区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 广东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粤东主要是山地，有梅县、汕头、惠阳三个地区，以农业为主。习仲勛到粤东主要是就如何加快广东农业发展问题进行考察。 七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习仲勛首先到梅县。他冒着酷暑高温，翻山越岭，深入到兴宁、蕉岭、大埔等县的农村、工厂，在田问地头、养猪场、炼铁炉旁，与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交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他听取地、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情况汇报，仔细询问揭批“四人帮”和落实政策的情况，了解夏收夏种、农田基本建设、山区建设、科学种田、发展多种经营和养猪等情况。习仲勛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对悔县加强山区建设，打农业翻身仗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仲勛反覆强调，梅县地区山多人多地少，要充分利用山区的条件，发展梅县地区的建设。他指出这里的山区有巨大潜力，山多田少，表面上看是不利条件，但是如果能够把山区建设好，做到靠山吃山，吃山养山，物产就会越来越丰富，就会变成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鼓励大家多在山上造林，种经济林、用材林，发展油茶、茶叶、水果，发展养羊、养牛、养兔、养蜂，发展编织业，採摘各种林业副产品，利用山区的水库、水塘发展养鱼，这样就可以壮大集体经济和大大增加社员的收入。他还强调，农业要上去，就要搞好科学种田，应把县农场、农科所作为全县农业科学研究的中心，搞综合性科学研究，包括种子、土壤、植保、栽培技术等。要充分发挥各级农业技术人员的作用，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 习仲勛还强调，地、县和社队领导干部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多和群众商量办事，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用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农业要大上，干部要大下。各级干部都要深入实际，从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不要搞一刀切，要把那些被“四人帮”破坏了的各项政策尽快恢复起来。 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四日，习仲勛来到汕头。汕头紧邻大海，水天一色。久在北方工作的习仲勛，被这里的壮美景色所吸引，连声称赞汕头是个好地方。他在汕头十二天时间里，先后到饶平、汕头、南澳、潮安、揭阳、揭西、普宁、潮阳、惠来、陆丰和海丰等县(市)实地考察，听取了地委、汕头市委和各县县委的工作汇报。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座谈，并深人到饶平县新丰公社、潮安县黄厝尾大队、揭阳县三担大队、华清大队，和干部群众座谈，了解农业生产情况。 习仲勛根据汕头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打好农业翻身仗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他说，汕头地区是人多地少，但需要具体分析，平原是人多地少，山区则是地多人少，要实事求是地解决各自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充分挖掘各个地区的生产潜力。潮安县黄厝尾大队，“每人平均只有五分多地，他们实行水旱轮作和经济作物轮作，全年粮食亩产达二千六百多斤，经济作物也获得高产。”习仲勛充分肯定了黄厝尾大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抓科学种田，抓平衡增产的经验，称赞他们是潮汕平原的一面旗帜。在饶平县，习仲勛听了县委关于开发山区，实行林、粮间作，“一手抓了两条鱼”的汇报时，兴奋地说，这样做很对，汕头地区有一千一百多万亩山地，这个潜力大得很。这几年山区建设是个薄弱环节，今后要重视治山，把山区开发起来。要把山地划分好，规划好，合理开发。平原地方也可以组织专业队，参与山区的开发建设。
第193页 习仲勛还特别重视农村的沼气建设和计划生育工作，他要求地、县要切实加强领导，把这两件事办好。他在汕头超声电子仪器厂和潮安县枫溪陶瓷公司等企业，同干部群众座谈，了解工业生产情况。他认为，工业生产方面的问题不比农业少，存在着各自为政，各搞各的，缺乏统一规划的全局观念。 习仲勛根据了解到的新情况，提出汕头地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努力发展轻工业和加工工业，逐步把汕头建成外贸出口基地。他还提出缺少煤、电、原材料的汕头地区，要和资源丰富的梅县地区搞经济协作区。 八月四日以后，习仲勛在惠阳地区调查研究。在这里，他先后到了宝安、河源、龙川、惠东、惠阳、惠州、博罗等七个县、市。七日，习仲勛在惠州市主持召开了惠阳地委、惠阳县和惠州市领导干部座谈会，对二十多天的“东三区”之行做总结 通过这次调查研究，习仲勛总的感觉是“形势很好，问题不少”。他看到省委整风后，下面的干部群众感到有希望了，干部作风开始转变，下去调查研究的多了，思想比以前解放了，工作初见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一个是农业发展不快，有的还极端落后。在普宁县，他看到三个人拉一张犁耕地，非常难过。他说：“解放二十九年了，还是刀耕火种时代的耕作水平!当然这是极个别地区的现象，但牛力不足，拖拉机质量很差，维修费用很高，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习仲勛深深感到农业上的问题确实不少，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把很多问题搞乱了：一是破坏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总方针;二是破坏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三是搞乱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破坏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四是破坏了党领导农业生产的优良作风，搞什么“割尾巴”、“铲土壤”，限制社员养几只鸭、几只鸡，超过了就要批等等。所以，要扭转广东农业落后的被动局面，关键还是要搞消楚路线是非。 习仲勛深深认识到，近十年来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饭，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必须迅速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为此，他提出： 首先要重新认识农业问题，对“农”字要解放思想，放宽眼界。他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对农业理解得很片面，只知搞粮食生产，生产布局不当，不能因地制宜，这是个极其深刻的教训。今后一定要按照农、林、牧、副、渔五业同时并举，五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同时并举，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特别要把畜牧业和渔业提到重要位置上来，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国家的出口。 其次在生产布局上，要大胆发挥广东的特点，广辟生产门路，把经济工作做活做好。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要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如中央同意这个设想，就能动员全省人民做出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三是要坚决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坚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两大政策，必须用各种办法保证实施，当务之急是适当减少生产队的负担。 四是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要按照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迅速作出管理体制的相应改变，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严格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如果中央能给广东地方处理问题一定的机动余地，允许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买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另一方面在接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解决农具制造所需的钢材，建立强有力的支农工业。并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开闢新的生产门路。 习仲勛的这些工作思路，在随后召开的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上得到广泛贊同。会后，有些工作便立即开展起来，如在引进香港的资金和技术方面，到年底时已达到几十个项目，资金近四千万美元。其中，同一位港商合作生产电子表项目，四十天内就建成投产，成为最初引进工作中的突出事例。这些做法，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成为热议的话题。习仲勛的这些新想法，也成为广东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先走一步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这次调查研究中，习仲勛还强调要改进工作作风，领导干部要倾听群众意见。他在粤东调查结束时说，我们这次出来要过梅县、汕头和惠阳地区，共二十一个县、市。虽说是走马看花，但看总比不看好，下去总比不下去好。由此，他再次提议各级领导干部要多接触实际，多了解下情，多找一些同志谈谈，好处很多。他说： 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坐在机关里做决定，往往是主观主义的。……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作为“班长”或领导者，也要注意多创造条件，让下级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什么顾虑。在领导身边，有几个喜欢提意见的人，爱“挑刺”的人，很有好处。不要你一说，他就说是、是、是，对、对、对，而是能动脑筋思考，想一想，到底对不对，并提出建议，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少犯错误。我们领导干部就是要有几个敢提意见的好朋友。有句古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意见。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不然的话，就会脱离群众，跟群众对立，同群众就想不到一块，就不会关心群众的疾苦。……我们领导机关的作风要来一个大转变，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使人民群众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办事的。 习仲勛实实在在、朴实无华的语言，教育了各级干部，也习为广东广大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 习仲勛在调查中，还感到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许多干部在相当大程度上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听不得相反意见，只能听顺耳话和好听话，严重影响决策的正确性。为此，习仲勛要求各地干部，要听得进不同意见，“要有几个敢提意见的好朋友”。不久，习仲勛自己在这方面也遇到了一次考验。 九月二十五日，惠阳地区检察分院的一名叫麦子灿的干部给习仲勛写了一封十分尖锐的批评信，说习仲勛“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理由就是习仲勛在惠阳地区调查时，赞扬了惠阳地委的治水工程。麦子灿认为这是习仲勛仅凭听取惠阳地委汇报得来的结论，而没有真正听取群众意见。他认为惠阳地委搞的治理淡澳河工程，把附近几个公社的生产队搞得倾家荡产，实际上是颳了“共产风”。他建议“目前是救民要紧，不要搞那些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大工程”。他批评习仲勛“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个漂亮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督促。”麦子灿的信最后说：“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第194页 秘书收到这封信后，出了一头冷汗，开始不敢给习仲勛看，却又不敢隐瞒。没想到，习仲勛看完信后非常重视却又十分坦然。他在省革委会主任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并称赞：“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他给麦子灿覆信：“你九月二十五日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他还委託前去惠阳帮助地委整风的刘田夫，同麦子灿面谈，请刘田夫帮助地委切实解决麦子灿所反映的问题。 为了活跃党内民主生活，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习仲勛同省委常委研究后，把这封批评信印发给各地、市委和县委，并附上他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单位负责人的信。他在信中指出：“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警醒过来。”“希望各级党委在讨论时联繫实际，看看在实事求是、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和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等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应当採取哪些有力的措施，纠正缺点，改进作风，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习仲勛给麦子灿的覆信和致全省领导干部的信连同麦子灿的信公开见报后，在全省特别是惠阳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普遍认为，习仲勛同志对群众的批评意见採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使群众增强了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讲真话的勇气。只要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真正这样去做，充分发扬民主，活跃党内生活，各项工作就大有希望了”。惠阳地委组织干部认真学习讨论了习仲勛和麦子灿的信，对照检查了住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实事求是地修改了原来治理淡澳河工程的计划。 习仲勛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在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中，一时传为佳话。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叶剑英讲到发扬民主时专门提到这件事。他说： 这里，我还要提一下习仲勛同志。同志们从报上大概都看到了广东惠阳地区一位基层干部写给习仲勛的信和习仲勛同志的覆信。习仲勛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我们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们好好看看习仲勛同志的覆信，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 ■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共广东省委接到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主持省委工作的习仲勛和分管工业和农业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勛十分重视，一是他已多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了，二是最近调研中形成的关于广东发展的新思路，也要借这个机会向中央汇报，以取得支持。为此，他主持召开了四次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起草向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材料。十一月九日，习仲勛等赴京参加会议。 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同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一样，按地区划分为六个组，每组指定四个召集人，轮流主持会议。习仲勛这次随广东省被划到中南组参加会议，召集人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组的成员有邓颖超、廖承志、程子华等中南五省区和广州军区、武汉军区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地点在第十四会议室。据王全国回忆，习仲勛、薛光军和他都是会议上的活跃分子，中南组也是比较活跃的一个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会议开幕式上讲了会议的主要议题，即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商定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并提出，会议在讨论这三项议题之前，用两三天时间先讨论从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华国锋在讲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时说，西方和日本各国有一种强烈的动向，就是极力要同我们加强联繫，积极要求发展和我们的贸易，想在中国打开市场。“他们在广东搞了机械化养鸡厂、手錶厂、电厂。国际形势现在是很好的。正因为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 华国锋在这里提到了广东已开始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问题，对习仲勛和王全国等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会上，习仲勛联繫广东省的实际做了发言。他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的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认为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当前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确实到时候了。国际形势对我们也非常有利，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大好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加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从十一月十四日开始，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转人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两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主持起草的。文件提交会议讨论后，绝大多数与会代表都不满意。对农业生产具有丰富经验的习仲勛，就这个问题做了多次发言。 十四日下午，习仲勛在发言中指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总的感觉写得太散，没有很好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有的部分“都是几句口号，情况没有讲明，问题没有讲透”，发下去以后解决不了问题。如《决定》中说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巨大意义”。对此，习仲勛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段部符合实际，不要这么写。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不是经受了种种考验?过去，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体现的不是那么大，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和合作化时差不多，有些还不如合作化的时候。”他反思说，成立人民公社如果“推迟二三年再搞，要好些。现在很有必要把过去二十多年的农业情况做个基本的估 计”他还针对文件中的说法，强调指出：“以农业为基础，不单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从历史上来看，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后来修改文件时，接受了他的意见。
第195页 十六日上午，习仲勛又就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做了系统发言。他说： 在农业问题上，一定要揭露矛盾，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下最大力气把农业搞上去。我们党领导农民从事革命和生产，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我们是从农村工作起家的。但现在农业问题却成了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严重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定要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提高自觉性，抓好农业这个基础。我感到《决定》草稿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和揭露矛盾。要面对现实，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绩必须肯定。但农业发展的速度不够快，还摆脱不了八亿人口搞饭吃的局面，并且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解放后我国农业的发展是迅速的，但这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对农业破坏很严重，加上我们工作方面的问题，农业发展缓慢。现在，“四人帮”垮台了，有可能、也应当认真揭露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不破不立，要把农业搞上去，一定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对农业的破坏，拔乱反正，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半年来，我们通过整风，抓住广东农业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揭露矛盾，分清是非，就是动员全党来解决这个问题。 习仲勛贊成《决定》草稿中提出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建议，并提出省、地、县都应设立这个机构，加强对农业的领导。他回到广东后，就立即在广东建立了这个机构，并亲自兼任农委主任。他还建议农业部“可建立一些必要的专业总公司”，“农业的投资也需要增加”。 习仲勛就如何把广东农业搞上去，谈了他在广东前一段提出的四点意见，并着重提出，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改变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希望中央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他强调，广东农业要大干快上，除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恢复元气上，同时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开闢新的生产门路。要发挥广东的特点，多搞海水养殖业、海洋捕鱼业和牧业，多搞甘蔗等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为人民群众提供较多的食物，为国家建设和外贸出口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还建议国家把开发海南岛作为发展农业的重点地区之一。他说，海南岛是个宝岛，要大力发展橡胶、剑麻等热带作物，“要搞几个大型的现代化的谷物农场，多生产粮食，为大规模开发海南创造条件”。 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成员，大多数是像习仲勛这样经历过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其中相当多的又经过“文化大革命”而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有许多反思。这次会议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于是与会成员畅所欲言，敢讲真话，都从各自所孰悉的领域，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经验教训。大家对于过去那种政治运动不断，一抓生产和经济就被批为“唯年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在发展生产中，又不讲究经济效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在国家统一计划经济中，对地方经济统得过死，对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利用不够;对农轻重发展次序，说起来是农、轻、重，做起来是重、轻、农;以及片面强调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再也不能这样继续搞下去了。 在总结和反思这些经验教训中，自然就联繫和涉及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案件。如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如应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平反，为陶铸、王鹤寿等冤案平反，要肯定彭德怀对党和革命的贡献很大，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批判康生的严重错误，等等。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得到与会成员的热烈拥护，也说出了习仲勛的心里话。 中央政治局常委认真讨论和研究了与会代表提出的意见，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由华国锋代表中央对这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决定：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一伙对几位老帅的诬陷;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的冤案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平反，并指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康生、谢富治的罪行应当揭发和批判;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加以处理，有错必纠。 习仲勛和与会代表对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接受大家提出的意见，感到满意。二十七日上午，习仲勛在中南组会上发言，认为对天安门事件和彭德怀等其他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解决得很好，这对今后工作将起重要作用，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很大动力。他认为自己的老战友彭德怀功大于过，建议中央在提到其错误的措词时应更轻一些。他还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第一次开得这样好的会议。大家畅所欲言，敢讲心里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颇为激动地说：“我十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会了，参加这次会议心情非常舒畅，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他针对会上许多老干部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尚有意见时，说：“我们经受了很大锻鍊，不要计较个人，要多为党做工作。老干部的特色就是老，要老的很革命，把毛主席为我们党培育的好传统、好作风，传给下一代。”他根据华国锋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扔然没有就实践标准问题明确表态，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次会议上不讲两句，恐怕不好。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外界议论也很多。是非不搞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希望华主席最后讲一下。”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勛、王全国和薛光军三人缺实非常活跃。十二月三日，在许多同志的发言都转到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和酝酿增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等问题时，王全国除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认识外，并宣读了习仲勛和他及薛光军三人写给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再次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要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他们对中央领导核心层中的个别领导人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表示不放心，担心会影响全国的安定团结。 王全国读完他们三人的信后，得到中南组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参加会议的二十九人中有二十四人在信上签名。于是，这封信在上报中央政治局的同时，也全文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这无疑对会议讨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习仲勛还在会上提出设立中央秘书长的建议。
第196页 十二月十日晚，会议通知各组酝酿讨论增补陈云、邓颖超、王震、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习仲勛等九位同志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等人事问题。大家在讨论中，一致同意这些同志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认为是众望所归。但也有个别代表认为进入政治局的这几位同志，除胡耀邦外，年龄都有些偏大，力不从心了。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有的同志提出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建议。 习仲勛在十一日上午的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设立中央书记处协助常委、政治局处理日常事务，使中央政治局、常委真正虑一些决策的大事。如果一下子搞不起来，也可以先考虑成立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班子，设一个秘书长，由胡耀邦任秘书长，再设几个副秘书长。有了这个工作班子，就能够把中央的日常工作全部承担起来，使政治局、常委，特别是常委完全摆脱日常事务。希望这次中央全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习仲勛的这一建议，“许多同志鼓掌表示同意”。后来，中央採纳了这一建议，任命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那些坚持“两个凡是”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认识不足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核心层中的个别人，对这两个问题也逐渐有所认识。之后，会议转入讨论李先念在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今后两年的经济计划问题。 十二月九日，王全国代表习仲勛和薛光军发表系统意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些问题的看法还是首次提出。 他们首先谈到安定团结的问题。认为安定团结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绝对必要前提，“没有安定团结，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十分珍惜、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此，对于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虽然作为全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可以结束了，但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还很艰巨，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对各方面人的政策落实，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时，必须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从中央郑州局到各级党委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把各级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抓紧制定必要的法律、制度，保证人民的民主。要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要先改善农民的生活，切实解决城市工矿职工的生活供应和住房等问题。他们还在深刻总结这十多年来社会发展的沉痛教训基础上，特别提出了涉及社会主义时期安定团结的重大理论问题，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在过去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于旧社会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阶级斗争还存在，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种动乱局面，并非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必然规律”，至于说党内出现了多少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更是“四人帮”一伙的捏造。由此，他 们提出“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从理论上讲清这些问题，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有利于巩固发展安定团结”。这实际上是比较早地对毛泽东提出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质疑。 其次，他们对关于经济工作必须实行的三个转变问题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国家计委在文件中提出的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三个转变，讲得很好，但在论述第二个转变中，建议加上“用行政办法转变为採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统收统交，统得过死，转到统一计划下实行分级管理，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的体制上来”。国家计委后来在修改文件中，吸收了他们的意见，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文件稿中加上了这一思想。 第三，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两年计划安排的问题，他们认为：“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形势很好。但是，‘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并未完全转变过来。现在比例失调情况概括起来是四短两长。四短：一是农业这个基础太薄弱，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的需要;二是燃料动力建筑材料不足，不能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三是交通运输能力不足;四是人民生活上欠帐很多。两长：一是基建战线太长，全国铺开的五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十二万四千个;二是有些工业生产加工能力长了，缺电缺燃料和原材料。” 他们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全国经济形势后提出：“面对国民经济这样比例失调的情况，应当採取调整的方针，下大力量加强短线，压缩长线，尤其要突出地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加强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不能修修补补。”为此，建议採取三大措施：一是多进口几百万吨粮食，让农民有个休养生息机会，以调整农业布局，发展多种经济和林牧副渔;二是利用大好时机，更多地利用外国资金，对农业、燃料、电力和交通运输多投点资，步子加快一些;三是在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和煤炭、木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步子迈得再大点，对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上也要给以充分的重视和安排。 第四，他们强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是个大问题。他们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统一由中央统收统支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对于这方面的弊病，这次会上多数同志都看到了，体制不改革，想快也快不了。“希望在改革时，从战略上讲，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冲破小农经济和原来学习苏联的那一套。当然在实行步骤上要稳妥点，工作要做细些”。现在讨论的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比过去进了一步，但还不够放手，不敢多分些职权给地方，扩大企业的权益也比较抽象。中国这样大，一个省就等于一个西欧大国，希望体制改革这次一定要解决。建议中央成立个体制改革小组，吸收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参加，搞出个办法来。 第五，关于加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经济管理中的混乱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一方面是因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工作做得不好。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抓好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离开了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就不可能有持久的高速度。希望国家计委多花些力量下去搞调查研究，加强国民经济大的综合平衡工作，同时，要给地方统筹安排国民经济的权力，有了省、市、自治区的平衡，国家的综合平衡才能搞好。要加强物价工作，重视利用价值规律，在价格政策方面给省、市更大的权力。 最后，王全国代表习仲勛和薛光军提出了有关广东经济建设的一些具体问题，进一步强调要利用广东的特点，加快经济建设的步子。他们说，广东地处热带亚热带，四季常青，雨量充沛，有广阔的海洋，发展农业生产的潜力很大，特别适宜发展热带亚热带作物。有些轻工业产品和工艺美术也占全国第一位。同时，广东毗邻港澳，有八百万华侨，对于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旅游，争取侨汇，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他们殷切“希望中央考虑如何利用广东的优势，特别是利用发展外贸的有利条件，给地方以必要的支持，给地方在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以更大的权力，使广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大家都说，广东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大有作为，但如果体制上政策上不给地方更大权力，我们也是不能大有作为的。当前我们感到被捆得死死的，不能有所作为，希望这个问题能解决”。
第197页 习仲勛等三人的发言，得到许多人的贊同，特别是他们关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分析，为形势的发展所印证。 这次会上，与会人员都迫切希望在粉碎“四人帮”后这两年恢复工作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着名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指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争论的重要现实意义，明确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在讲话中宣布了要实行“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就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人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人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讲话，对与会人员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习仲勛等人兴奋不已。 十二月十五日，会议结束。长达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十二月十八日晚八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二十二日晚七时三十分胜利闭幕。习仲勛列席了这次会议。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有关人事安排，基本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进行了增选和补选。习仲勛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只开了五天，但由于中央工作会习议为之做了充分准备，指导思想明确，因此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成果。这次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闢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这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会议，对广东进一步全面拨乱反正，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广东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向中央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习仲勛为能够参加这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而感到十分荣幸，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也说明党对他是充分信任的。尤其是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提到习仲勛的民主作风，对他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将要结束前夕，中共中央对中共广东省委的人事问题作出进一步调整，决定习仲勛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习仲勛就去北京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看望将要赴任的杨尚昆。 杨尚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他俩可以说是老相识，在习仲勛任国务院秘书长十年期间，他们在许多工作中互相配合，联繫很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他们同为“左”倾错误的受害者，有许多共同语言。习仲勛向杨尚昆介绍了广东的情况，研究了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等问题。不久后，杨尚昆便抵达广东，他们同心协力，为广东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着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习仲勛赶回广东，先在省级领导干部中传达，随即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至二十五日，习仲勛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学习和发扬了中央两个会议的好会风，民主空气活跃，打破了一些过去不敢碰的“禁区”，围绕工作重点转移、解放思想、发展农业生产、干部作风等问题进行了深人讨论。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广东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揭露了干部思想和作风以及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许多矛盾，并指名道姓地开展了批评，敢讲话，讲真话，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习仲勛在讲话中，要求大家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迅速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认识要统一，要有共同语言，思想要跟上去”，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鼓干劲，分秒必争，尽快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举行闭幕式，杨尚昆主持会议，习仲勛做总结讲话。他进一步阐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强调广东一定要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在农业上来一个大的突破，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也要紧紧跟上，要冲破旧的条条框框，採取新的措施。他说：“我省毗邻港澳，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已有明确指示，我们要坚决搞，大胆搞，放手搞，以此来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王全国也提出，广东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下，应当做得更活些、更放手些，应当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作出规划，报告中央，要求中央给广东做些特殊规定，放给更大权力。习仲勛和省委其他常委都贊同这个建议，并决定由王全国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向省委写出报告。 习仲勛在总结讲话中，要求按照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展农业的精神，把广东的农业尽快搞上去。他指出：“省委领导的主要精力要集中到农业上来”，“省委成立农业委员会，解决农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农业委员会由我自己先兼主任，同时加强农口干部的配备，加强农业的领导力量。地、县委第一把手要亲自抓农业，并以主要的力量分管农业。要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各行各业组织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四月二十一日，省委正式成立省农业委员会，习仲勛兼任党组书记和主任，充分显示了广东省委和习仲勛对农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把农业搞上去的决心。
第198页 会后，省委常委除少数留在机关外，其余都下到基层去帮助指导工作。习仲勛、杨尚昆、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分别带领八个工作组，共三百多人，分赴肇庆、佛山、韶关、汕头等八个地区和所属的七十多个县、市，参加地、县召开的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理清思路，制定规划，同时帮助组织春耕生产。由此，拉开了广东农村体制改革的序幕。 习仲勛带领的工作组，二月五日晚一抵达肇庆就开始工作，听取地委工作汇报，与地委和各县、市委书记座谈。七日，习仲勛参加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与会同志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个会议精神，把工作做好。要拨乱反正，要把好党风重新恢复过来。他鼓励地方干部要大胆地干，“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对集体经济有利，为什么不可以办!现在不管你是什么人讲，不管你来自哪方面，只要不对都给他顶回去”，“胆子大一点”。 二月九日至十七日，习仲勛一行前往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和云浮等县调查，同正在参加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座谈，又同一百三十多个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与他们讨论方针政策问题、干部思想作风问题以及山区以林为纲、全面发展的问题。习仲勛向大家说：“这次各县的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开得好，归功于中央工作会议与三中全会”，“我们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们要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就要让人民当家做主，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反映出来，集中起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央贯彻执行，离开了这条就没有什么方针政策了。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离不开这条。这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他说：“今年起，我们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要抓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要集中力量打好农业翻身仗，把农业搞上去。”他指出：“要搞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搞好农业生产，还要把政策搞对头。首先是干部政策、人的政策的落实，经济政策也要认真落实。政策不落实，就不可能安定团结，人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他还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坚持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各项政策，保护好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二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省委向全省各级党委印发了习仲勛在肇庆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对习仲勛等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基层，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了专题报导。 八个工作组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后，习仲勛召开汇报会，听取汇报，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问题，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认识，认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仍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障碍，要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必须继续批判极左路线，从思想上弄清是非，拨乱反正。思想转不好，工作重点也转不好。 思想的统一，推动了工作上的突破，全省农村开始恢复和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时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但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对“一大二公”的旧体制发起挑战，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广东有的社队就开始恢复六十年代初曾经实行的“包产到组”，相继实行“三定一奖”(即定工、定产、定成本、超额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不少社队还实行了定额计分和按时计分的办法。一九七八年冬，省委在全省冬种生产中普遍推广“三定一奖”责任制，《南方日报》也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宣传各地落实“三定一奖”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经验。由于省委的提倡和推行，这年冬种全省实行“三定一奖”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加强了田问管理，各种作物长势良好，经济收人大都有明显增加，干部群众反应很好。同时，也出现了个别生产队分队和包产到户的情况。这年年底，省委提出实行“五定一奖” (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并广泛徵求各地、市、县的意见。 习仲勛对广东各地出现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一九七九年一月，他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切实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要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繫产量计算芳动报酬。有些生产队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对促进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认真试点并由点到面推行”。 二月四日，中共广东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建立“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提出各地大田生产可以普遍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意见》指出：“实践证明，联繫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中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把社员的劳动同产量联繫起来”，“解决了只顾数量挣工分，不顾工作质量这个矛盾”。“产量联繫到作业组，看得见，摸得着，算得出。联繫产量，超产奖励，把劳动成果和个人利益直接联繫起来，使劳动者产生了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想办法把生产搞好。这种法，不是后退，而是前进，提高了群众觉悟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是改变原核算单位，削弱了集体经济，而是更加巩固了核算单位，巩固了集体经济。”由此，对作业组实行“五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在全省推开。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项有力措施——关于广东农村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调查》，对广东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给予肯定。广东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当时在全国也是早的。中共广东省委的文件和《人民日报》的报导，受到全省广大农民的拥护。 但是，中共广东省委在推行“三定一奖”和“五定一奖”时，明确指出联产责任制只能到组，不能到户，作业组内仍旧存在着平均主义。有的地方，尤其是一些贫困落后的乡村，已经悄悄打破这一规定，开始进行“包产到户”。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杨应彬后来回忆说，一天晚上，习仲勛刚从从化调研回来，就把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和他叫到办公室，给他们说，他在从化看了两个大队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的试验，效果很好，问是否可以推广。杨应彬和薛光军汇报了“洲心经验”的历史遭遇。一九六二年，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但当时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有“两个不许”(即“不许包干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名”中，洲心公社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仲勛同志听后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习仲勛知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中有“两个不许”的规定，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发[1979]31号文件也有“三不许”2的规定，也知道从化两个大队实行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这些规定，但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作出了支持他们大胆试验的决定。
第199页 广东省农村的最初改革，还体现在从“以粮为纲”转变到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广东农村同全国一样，长期强调“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结果导致多种经营生产萎缩，市场商品供应短缺。习仲勛等广东省的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探索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子。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勛就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开 拓视野，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意见。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 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勛又提出：“要改进农业生产的计划管理。今后生产队只要保证完成国家下认的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计划，就可以因地制宜安排种植计划。”习仲勛指出：各地、县在保证完成粮食计划产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于是，广东各地、县开始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下半年，习仲勛到新设立的深圳市宝安区视察时，专门了解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放苞后来回忆说，过去粮食种植面积多少是死的，只能多种不能少种，粮食上调也是死命令，只能多给不能少给，农民粮食徵购任务过重过死，其他难以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善。习仲勛来到广东后，调整农业生产布局，生产结构得到了合理调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为了满足香港市场的需要，省委批准宝安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将五万亩稻田改为塘鱼等鲜活商品生产基地，鲜活商品发展起来了，满足了香港市场的需要，也使群众增加了收入。 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了全省农业的发展。一九七九年广东虽然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灾害，水稻种植面积比上年减少，但是全省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三百四十斤，比上年增产十五亿斤;花生、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有较大增长;社队企业、家庭副业都有较大发展;社员口粮和现金分配收入明显增长。 广东省在农村实行的“五定一奖”责任制，虽然克服了“打大捞”的现象，却无法解决“打小捞”的问题，包产到户由个别地方逐渐扩展起来。习仲勛和省委一方面强调要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的精神;另一方面提出，要切实帮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克服困难，不能粗暴指责，更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批判。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使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在继续增加。 一九八〇年春，习仲勛和省委、省政府在组织工作组进行春耕生产大检查中，了解到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粮田都大幅增产，解决了吃饭问题。于是，在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习仲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等问题。会议认为，一些穷困地区的部分“三靠队”，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解决暂时困难，可以允许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但是要向干部说清楚，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同时，要坚决制止分田单干。 根据这次常委会议的精神，中共广东省委于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在会议的讨论中，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有的县委书记认为可以支持，有的则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争论得很激烈。二十七日，习仲勛在总结讲话中说：“解决这个问题，领导上既要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又要善于因势利导，讲究工作方法。不能用压制方法，不要同群众顶牛。”“一是坚决反对分田单干。第二是包产到户同分田单干有原则区别，但它很容易滑向单干。一些特殊困难的社、队，已经出现了包产到户，并且农民群众一时还不愿意改为实行联繫产量到组或实行定额管理和评比奖励的，可以允许继续实行。但一定要讲清楚，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他提出，省直机关要抽人组成调查组下去，和当地党委一起调查农民生产、生活的真实状况，倾听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认真负责地解决好这些问题。会后，按照习仲勛的意见，省直机关抽调二百多名干部，分赴十六个县调查研究。 这时，全国也正在为集体“阳关道”与个体“独木桥”展开激烈争辩。许多领导干部贊成清除“左”的思想错误，却激烈地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体制改革，有些省份甚至仍然用政治办法去强力阻止农民实行包产到户。广东的做法，尽管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能够允许贫困社队搞包产到户，已经是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冒了很大的风险。 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的这一谈话，如拨云见日，给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吃了定心丸。 习仲勛根据调查组在农村实地调查所反映出的问题，联繫广东的实际，指出：“一些生产队一时找不到克服困难的其他办法，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应当允许，不要因此去指责基层干部和党员，不要去硬扭。各级党委的主要责任在于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已经分田单干或者正在闹分田单干的，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用包产到户的办法去取代它，是可以的。”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对包产到户的看法，随着实践慢慢地转变，决策也更加符合实际，广东“便形成了粤东粤粤西试验，粤中粤北看一两年的‘中间不动两头包’的情况”。 九月，习仲勛来到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闹得沸沸扬扬的湛江地区视察。在徐闻县，他在县、社干部会议上做了讲话，指出： 事物是变化的，一成不变不可能。三中全会讨论过的两个农业文件，规定过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规定了不能不执行，但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提高，也发生了变化。允许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单干还是不准的。这就说明，经过实践，慢慢地人的认识更符合客观实际……从总结经验教训来说，有些地方出现较多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主要是经营管理没 有搞好，责任制没有搞好，生产力水平低，集体经济十分单薄，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造成很大的危害，从这点来说，有些地方搞单干，对我们是一种惩罚。我们搞几十年，搞了一个穷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花了很大的代价，花了许多钱财物质。现在粉碎“四人帮”已经四年了，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适应形势的需要，避免主观片面性，力争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就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群众的正确意见，把正确的东西集中起来，又坚持下去，实行正确的领导。 习仲勛的这一段话，语重心长，引人深思，是他这个“老农村”对自己这几十年农村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从一九五二年六月作《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的长篇讲话以来，他的思想随着党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变化而发展，其间也走过了难以言说的历程。但有一点习仲勛始终坚持着，这就是尊重群众的实践，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唯其如此，他在广东虽然对包产到户经历了逐渐认识的过程，但他对群众不批不压，没有硬扭，没有重犯党的历史上几次把包产到户强压下去的错误。
第200页 这年九月，中共中央发出《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予以肯定。十月十八日，中共广东省委随即发出贯彻执行中央这一文件的通知。在中央和省委文件精神的鼓舞下，过去“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纷纷由暗变明，过去想搞的也很快搞了起来，到一九八〇年底，广东省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上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年，全省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十一亿斤，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五十一元，达到二百七十四元。农村出现了盖新房子多、购置耕牛农具多、重视科学种田多的“三多”新气象。有些地区尽管遭受了自然灾害，但粮食仍然增产，农民大多吃饱了肚子，农村出现了新的生机。 在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的艰苦努力下，广东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农村改革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吃饭问题，为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31章 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深入基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半年来谋划广东新发展的实践，深深感到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认为要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此，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勛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了“要权”进而“先走一步”的要求。中央这时正在考虑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广东的这一建议和要求与中央不谋而合。中央同意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实行同内地不同的政策，在全国最先迈开了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对我国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先走一步 中共广东省委在一九七九年二月派出八个调查组深人调查之后，开始了农村体制改革，同时也形成了新的认识：在改革开放中要先走一步，必须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 实际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从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开始，中央就考虑如何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逐步进入国际市场，以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一九七八年春夏，中央先后派出三个考察组去境外考察。其中一个是由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的经济贸易考察组，在香港和澳门的工厂、农场、港口、建筑工地、农产品市场及一些商店实地考察，探求与内地特别是广东合作发展的可能性。考察组回到广州后，向习仲勛等广东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情况，建议广东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派出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使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开闢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化娱乐场所等。考察组介绍的情况和建议，与广东省领导的想法产生了共鸣。 习仲勛等广东省领导人由此进一步打开思路，向考察组提出了在毗邻港澳的地方建立试验区的大胆建议。之后，广东省开始积极收集对外开放可供借鑑的资料并加以研究，重点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经验，准备借鑑他们的做法，放手大干。【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国家计委和外贸部考察组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借鑑港澳经验，把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等听取考察组汇报后，肯定了这一建议，指示：“总的同意”，“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迅速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由此开始创办经济特区的历程。为了开拓各级领导干部的视野，习仲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省委常委王全国参加由谷牧率领的国务院考察团出访西欧五国的情况汇报，并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干部大会，向广东省、广州市处以上干部传达，使大家受到强烈震撼，思想豁然开朗。“有些同志说，只要改革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利用广东沿海的有利条件，广东的现代化建设一定可以高速度前进。” 六月二十日晚，习仲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建设问题。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落实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的指示合中央政治局听取赴日本经济代表团、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汇报时的指示，一致认为，党中央对广东十分关心，给予了很大支持，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抓紧落实，切实搞好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希望。决定组织一个班子，在省委和地委统一领导下，研究制定这两个县建设的规划。会议责成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负责，主持召集省级有关单位研究，提出加强这两县建设的方案。 李建安雷厉风行，第二天下午就与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一起召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如何抓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问题。六月二十三日，两人联名向省委写出《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提出了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建立农副产品出口基地、进出口物资、工业交通建设、来料加工、引进生产线、搞好城镇建设和发展旅游业等问题的意见，初步勾画出两县发展的雏形。习仲勛和省委基本同意他们的意见。 七月上旬，习仲勛再一次到宝安视察，进一步感受到加快建设宝安的迫切性。回广州后，他即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做进一步调查研究。工作组很快送上调研报告，提出要在三至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兴的边防城市。省委和省革委会听取汇报后，遂在领导层形成共识，之后又对举办出口加工区进行了反覆论证。十月，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提出建设目标和政策措施。这时，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也同意国家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宝安蛇口投资建立加工工业区的提议，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正式提出在宝安蛇口建立工业区，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结合利用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促进宝安城市工业建设和广东省的建设。
第201页 这样，在习仲勛的主持下，广东根据本省特点，并借鑑亚洲“四小龙”经验，开始着手筹建大规模的出口基地。中共广东省委和省革委会负责人多次到深圳、珠海察看地形、地貌，同有关人员研究出口商品基地和市政规划的问题。同时，习仲勛在与省委领导认真研究后，分别与张勋甫、吴健民谈话，决定由他们分别负责筹备组建宝安、珠海县改省辖市的领导班子。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张勋甫任深圳市委书记，吴健民任珠海市委书记。三月五日，国务院同意两县改县为省辖市。此前，国务院还批覆同意《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及在蛇口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并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 这时，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随即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给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以很大鼓舞，更坚定了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决心和信心。 习仲勛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 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为我们展现了广阔的前景，同时又促使我们认真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广东的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如何充分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优势，使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当时广东省委的同志分头到各地去调查研究，深感三中全会精神传达贯彻后，农村形势一片大好，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稳定，高兴，充满希望”——这就是当时形势的概括。从调查研究中，我们又深感广东的经济有它的长处和优势，又有它的短处和弱点。我们的农业不论从农、林、牧、副、渔五业来说，还是从农业内部的粮食和经济作物来说，都是门类众多，潜力很大。但是，我们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比全国更突出，平均每人只有八分多耕地，六分多粮田，而且自然灾害也多，所以粮食问题很尖锐，牵制了农业各业的发展。我们的加工工业有一定的基础，潜力也很大，但我们缺乏自己的基础工业，能源、交通问题十分突出。我们的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定的基础，加上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搞外贸和引进，条件比国内哪一个省都好。但是由于旧的经济体制把我们的手脚捆得紧紧的，使我们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同时也无力克服自己的短处和弱点，困难很多。因此，广东的经济究竟应当怎样搞?应‘-3搞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怎样才能发挥广东的优势，怎样才能克服或避开广东的弱点?我们调整经济应当往哪里使劲?所有这些，都必须很好加以解决。我和杨尚昆同志以及省委其他同志经过认真讨论，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 四月一日、二日，中共广东省委连续两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准备材料。习仲勛参加，杨尚昆主持，讨论由杨应彬组织起草的《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和王全国组织起草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专题报 告》。两个材料根据广东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向中央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建议：一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给地方多一些权限;二是外汇收入扩大地方分成比例;三是充分利用外资，搞综合补偿等形式，解决广东电力、燃料、交通等薄弱环节;四是划定贸易合作区，吸收外商来广东投资设厂，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将宝安、珠海和汕头市磐石、达濠三地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五是解决资金、材料、劳动力等的供应渠道;六是建立广东驻港澳专办业务的机构;七是尽快制定有关规章制度和法律，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八是建议地方外汇进口物资权限下放到省。 中共广东省委一致的意见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大家在讨论中建议，要向中央“讲清广东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先让地方松动一些，将来中央拿的外汇可能更多一些;广东市场长期紧张，不给我们一定的权力和外汇，这个现实问题就解决不了。要讲清我们的要求和大的措施，争取中央同意我们先走一步;否则，能解决几个具体问题也好”。 在讨论中，大家对出口工业区提出了几个名称，难以确定。叫“出口加工区”，与台湾的出口工业区叫法一样，不合适;叫“自由贸易区”，怕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也不行;叫“贸易出口区”，又与实际不相符。经过大家反覆推敲，最后暂定为“贸易合作区”。习仲勛认为，这个名称富有创意，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做口头汇报。 这次常委会形成的向中央汇报的材料，是以习仲勛为班长的中共广东省委，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敢想敢干的产物;也是习仲勛带领“一班人”解放思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成果。会议作出的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后改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为广东乃至全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时，叶剑英正在广州视察工作。习仲勛和吴南生前去看望叶帅，向他汇报了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的情况和省委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表示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四月三日，习仲勛和王全国带着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五千六百万人民的殷切希望，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讨论经济调整问题。习仲勛担任中南组召集人。 四月五日，会议开幕，首先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代表中央讲话。他在讲话中，分析了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发展的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调整，整顿，改革，稳步前进”的方针，强调“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 四月七日上午，习仲勛主持中南组讨论。王全国代表中共广东省委首先发言，谈到了广东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习仲勛发言说：“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四月八日下午，继续分组讨论李先念的报告。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勛作了系统发言。他说，中央提出集中三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学外国，只是借鑑人家的经验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前段有一阵风，好像外国什么都好，他们什么都愿意帮我们的忙。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还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基础出发，不能买一个个现代化，也不能照搬一个现代化。”他认为，“这次调整比六十年代初那一次调整困难要大，主要就是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内伤、外伤太严重了，人民生活方面欠帐太多了，问题成堆。但只要方针正确，措施得力，办法切合实际，困难一定可以克服，我们一定可以边调整边前进。”“农业内部的失调，主要是没有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搞不好。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因地制宜，一个省有一个省的因地制宜。如何按照各地的不同条件，发挥其长处，克服其短处，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大学问。这就有分工，有协作，使地区、省和合同的因地制宜能够衔接起来。像广东可以多搞糖、黄麻、蚕丝，海南岛可以多搞橡胶，为国家多做贡献。”当然，“农业的布局要一下子调整好有困难，但一定要逐步调整，才能促进农业的大发展”。
第202页 习仲勛直截了当地对中央计划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在计划问题上揭露矛盾不够”，“计划上有缺口也不是不知道，但没有引起重视，或者不敢正视现实。不是留有余地，而是留有缺口，盲目干。还是怕讲缺点，不实事求是。并且还搞了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东西，比如参观多，会议多，省里经常要有一两个书记、常委来应付开会的事情”。 习仲勛还特别提出权利过于集中的问题。认为李先念的讲话，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利过于集中”的说法后退了，只是“一般地讲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且强调要集中统一”。他说：“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当前的主要倾向是什么，应明确。从实际工作来看，我认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统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这个问题，光讲原则也不行，还要具体化一些。希望这次会上能够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定出若干条，以便有所遵循。” 接着，习仲勛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经济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习仲勛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习仲勛讲出“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真是石破天惊，反映了广东要求中央扩大地方自主权急迫而强烈的愿望。 习仲勛的发言内容实在，分量重，受到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的高度重视。 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汇报各组讨论情况，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谷牧等参加。习仲勛首先汇报了广东的情况，谈到体制机构、环境污染、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旅游事业等问题，并汇报了“去年已与香港接洽一百五十一项，签约一亿五千万美元，今年一季度四千多万美元”的情况。他再次郑重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他说，我们省委讨论过，希望中央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他又一次讲道：“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他的提议。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勛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邓小平还说：广东“只要不出大槓槓，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一千至二千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 华国锋就习仲勛提出的希望中央“给点权”问题时说：“仲勛同志讲，广东如果是一个国家，早就搞上去了。统死了，影响速度，经过两年认识，更深刻了”，“要进行大的体制改革，如广东要有一个新的体制”。他对谷牧说：“小平同志提的问题，会后谷牧同志去广东、福建，还有上海，研究一下如何发展。有关税收、民航、交通、通讯、利润、法律问题，外汇能不能拿走，这些问题不解决，无法发展。还有劳务法”等，“珠海、宝安要研究搞加工贸易区”，“加工区通过香港商业网销售，产品不受配额限制”。 会议期间的一天下午，习仲勛在怀仁堂向邓小平做了专题汇报，再次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贊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敏锐地感到这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勛对此事印象十分深刻。一九九九年，当大型电视理论宣传片《春风绿南粤——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摄制组採访时，他激动地说： 一九七九年我们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时，就包括了办特区的内容，这也是借鑑国外的经验。我当时说过，如果广东是个“独立国”，可能几年就上去了。……我当时说“独立国”，是借用的话，我的意思是，广东有许多有利条件，就是缺少政策和体制的支持。小平同志很同意我的思路。当时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变资本主义，小平同志回答得很明确，很中肯，他说我们赚的钱是不会落在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的，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小平同志说，“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在给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办特区这样一个大政策出台的思路方面，小平同志与广东的干部群众的想法是不谋而合。一方面，广东有这样的要求，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大的思路也在这个方面想，并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和福建省的提议，并作出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中央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具体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文件。 这一决定，极大地鼓舞了与会的习仲勛和王全国。习仲勛要随从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
第203页 会议一结束，习仲勛赶回广东，立即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在传达中，他“特别强调广东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又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他要求说：“谷牧来，我们要做好汇报。到底怎么搞，要好好准备，把大的盘子定下来。这也是从全局出发，二十多个省、市也总要有先有后的上。我们挑的担子很重，但很光荣。要好好搞。” 五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习仲勛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先走一步的要求。他强调：“这个问题对我们广东来说，是关系重大的事。我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我们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条件，发挥广东的优势，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很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怎样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担心的。但是，党中央这样关心和支持我们，这就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谦虚谨慎，大胆探索，千方百计把事情办好，就一定能够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我们团结战斗，就总会有办法。” 五月十一日，谷牧率领中央工作组抵达广州。五月十四日，习仲勛、杨尚昆和刘田夫等按照事先准备的《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向中央工作组做了详细汇报。谷牧听取汇报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前要给广东解决的具体问题讲了意见，要求“广东也要改革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五月二十日，谷牧和中央工作组的成员与习仲勛、杨尚昆、刘田夫等人进一步就起草向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交换了意见。六月六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包括以下内容：一、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二、初步规划设想;三、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四、试办出口特区;五、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报告中，还希望中央帮助广东解决化肥、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困难。六月九日，中共福建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报告。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报告，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外汇收人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文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经中央批准的广东省委报告还提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报告也明确特区的管理原则是“既要维护我国的主权，执行中国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国的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是对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理论正确理解和发展的结果，受到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是一个支点，撬动了中国旧体制的巨石。 对于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叶剑英深表贊成和支持。他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于六月在接见参加广东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时高兴地说：“同志们反映，广东省委的负责人是可以信赖的，地委书记也是可以信赖的，关键在于领导。”他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地方的同志要求经济体制要改变一下，下放一些权力。究竟下放多少，改变多大，没有把握。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习仲勛向叶剑英表示，一定要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搞好，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给广东的任务。 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迅即决定成立由刘田夫、王全国和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中发[1979]50号文件的落实;建立广东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具体协调。“从汶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踏上了光荣而又艰难的历程”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标本兼治解决“偷渡外逃” 正在广东省实施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时候，另一个历史难题——“偷渡外逃”又一次突出起来。在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过程中，习仲勛和广东省委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加快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偷渡外逃问题。 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是一个历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特殊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前，边防管理松懈，实际上有边无防，粤港澳三地居民自由出人。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设立边防线，加强管理。建国初的七年间，香港居民经常到广东寻找工作。后来，由于我们实行一系列“左”的政策，加上三年困难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广东连续发生偷渡外逃到香港和澳门的事件。其中严重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十一万七千九百多人次，逃出三万九千七百多人;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出现了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习仲勛到广东履职后，就遇到了这个棘手的老大难问题。 对这次新的偷渡外逃风，中共广东省委十分重视。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韦国清、王首道等在向到广州视察工作的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当前广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靠近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当即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指示要认真清理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这番话，是邓小平对当时中国社会深刻认识和反思的结果，是有远见卓识的。
第204页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广东偷渡外逃又严重起来。七月初，习仲勛到地市县考察，就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他指出，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为了尽快遏制偷渡外逃风潮，根据习仲勛指示，中共广东省委于九月发出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电报通知。十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谈会在汕头市召开，提出必须切实加强对反偷渡外逃斗争的领导，积极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要求严格边防管理，加强堵截工作。由于人心浮动，有人闻风铤而走险，偷渡外逃反而愈演愈烈。为此，十一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再次召开有关地、县委负责人紧急会议，并在边防地区组织了一次有近万名干部、民兵和驻军配合的反偷渡外逃统一行动，到十二月偷渡外逃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一九七九年春节前后，粤港澳人员交流频繁，边防地区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顺口熘。事实也是如此，一九七八年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一百三十四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人均年收入却高达一万三千元港币，相差达四十多倍。再加上受海内外“边境开放”、“广东要放一百万人去港”等谣言的影响，偷渡外逃在春节之后又一次出现高潮。 当时对抓住的外逃人员採取收容的办法。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工作也带来极大困难。是年一月至六月初，深圳收容站收容的人已超过十万人(包括港英当局一月至六月初遣送回的三万三千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一倍。各收容站人满为患，生活设施无法适应，卫生条件极差，又值夏天，使人难以忍受，有的收容站还发生了没饭吃、饮水难、伤病者得不到及时医治的现象。这时，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求深圳视察，看到收容站的这种情况，当即给宝安县提出意见，回到广州后又向习仲勛反映了收容站存在的问题。 习仲勛很重视，立即与有关人员研究偷渡外逃和收容站的问题。他愧疚地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对于他的意见，当时很多人不接受。习仲勛反覆说明和引导，使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据齐心回忆，当时“有人反映习仲勛对反外逃不重视，实际上，他不是不重视外逃的问题，而是反对以‘左’的方法处理外逃问题，认为把偷渡的人一律当成犯人对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令他深思的是这种沿用以往‘左’的观点、方法和措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的，必须清理‘左’的遗毒，採取标本兼治的积极态度，从源头抓起，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 习仲勛按照这样的原则和思路来处理偷渡外逃问题，也经过了一些曲折。按照他的指示，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前往深圳，贯彻落实反偷渡外逃的政策。经过黄静波反覆做工作，来自惠阳、东莞、宝安八十多个乡镇的七万群众听信谣传，误以为开放边境，纷纷涌现边境前沿，强沖边防。由于深圳市委事前作了准备，动员大批人员和边防部队一起全力进行劝阻和教育，事态才得以平息。这次偷渡外逃风潮，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港英当局动用军警堵截偷渡外逃者，并向我方施加舆论压力。 习仲勛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做了认真反思，认为在没有做好防范措施的情况下，仓促地做出统统放人的决定是不太妥当的。为此，他在省委常委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六月十日，在省委召开的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习仲勛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整顿社会治安，制止偷渡外逃，创造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这股风一定要剎住。”有关地市县遵照习仲勛的指示，进一步加强了这项工作。 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同年六月十日至十三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军区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紧急研究制止偷渡外逃的措施。十三日下午，李先念、余秋里和王震等国家领导人在国务院南会议室，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寇庆延的汇报。李先念强调，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宣传教育;二是政策上要给点压力，不能一出去就有优待;三是根本一条发展生产。要把这个工作摆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书记要下去做工作。当前解放军要上去，把口堵住。李先念强调指出，到七月五日，即华国锋访问英国前，广东要基本剎住偷渡外逃风。六月十四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 习仲勛对中央的这一指示极为重视，同时也感到压力很大。六月十七八日，他连续两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指示，部署反外逃工作，决心当做一场大的战役来打，六月底剎住偷渡风。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反偷渡外逃十人领导小组，习仲勛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广东省委常委寇庆延任副组长。会后，习仲勛、寇庆延到惠阳。吴南生到汕头，坐镇指挥反偷渡外逃工作。 六月二十一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南方日报》刊发《布告》全文，配发了题为《坚决执行布告，制止偷渡外逃》的社论，号召全省人民、特别是边防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要坚决拥护和模范地执行《布告》，立即行动起来，同偷渡外逃活动作斗争。 习仲勛和寇庆延赶到惠州，出席惠阳地委召开的反偷渡外逃工作会议。习仲勛在会上指出，坚决制止偷渡外逃，是当前全省的一件大事，特别是靠近港澳的地区和市县，更是一件重要工作，要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紧急的政治任务来抓。他说，从前一段来看，偷渡外逃已到了堵不胜堵的严重地步。这股外逃风已造成严重后果，它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严重影响生产和危害边防地区的社会治安，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大量外逃的主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失去信心。他强调，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只要生产上去了，收人增加了，就可以大大减少外逃。他还列举了深圳福田公社和沙头角镇近一年来发展经济取得的成功经验加以说明。治标，就是要在边防大力搞好堵截和收容工作，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大力开展宣传攻势，大造舆论，全力以赴，把偷渡外逃制止下来，剎住歪风。他要求，以县为单位，节节设防，分工把口，把堵截工作做好。
第205页 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习仲勛等人又赶往深圳检查工作。接着又到珠海市参加珠江三角洲反偷渡工作会议。在会议讨论中，习仲勛强调说，反偷渡工作要依靠群众，这是根本的。因为多数人民群众是不贊成铤而走险去闯边境、搞外逃的，偷渡的是少数，反偷渡的是多数。他再次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和正确执行对待外逃者的政策。他说，要准确地严惩组织偷渡的团伙和首恶。收容站要加强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多的县，要派人到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和虐待外逃者。偷渡问题，目前已成为破坏安定团结的重要因素，我们要坚决做好工作，相信这种现象是能够制止的。 习仲勛最担心的是深圳一带的偷渡外逃。在珠海部署完工作后便立即再回到深圳。此时，深圳市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有二百多个外逃严重公社的党委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的学习班。习仲勛在这里与二十多个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习仲勛问他们，我给你们粮食，能不能把人留住?他们说不行，留不住。这对习仲勛震动很大，使他再次深刻体会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 七月七日晚，习仲勛就关于制止广东群众偷渡外逃问题，用电报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慕华并中央做了简要报告。报告中说：这次反偷渡外逃，省委确定採取治标治本并举的方针，从总的趋势来看，去年底以来发生的这股偷渡外逃风，已经得到遏制，港英当局对此也表示满意。但是，要根本制止住偷渡外逃，任务仍很艰巨。他还提出要改进收容工作，不能把外逃人员当做犯人对待。 中共中央二十一日复电中共广东省委，对中共广东省委和习仲勛贯彻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指示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及时总结经验，继续做好防范和堵截工作，防止出现反覆。 七月三十一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印发习仲勛同志在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上的讲话要点的通知》。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偷渡外逃问题，还要继续治本，要做大量的艰苦细緻的工作，特别是要把偷渡外逃严重地区的生产建设搞好，把党风和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好，把思想教育工作抓好。八月二十七日，中共广东省委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反偷渡外逃工作的指示》，再次要求各级党委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贯彻治本治标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切实改进收容遣送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存在的困难。 十二月七日，习仲勛访问澳大利亚后顺访香港，同港英署理总督姬达就内地居民非法来港等问题进行会谈。习仲勛重申了中方的一贯政策，说明外逃问题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今后随着内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个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因此要更加积极发展双方的经济合作。姬达提出双方今后最好能就此经常交换意见，相互配合。 十二月十八日晚，习仲勛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再次研究反偷渡外逃问题。会议决定继续加强反偷渡外逃的斗争，调整和加强了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要大造舆论，尽快颁布《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採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反偷渡外逃的专项斗争。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改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习仲勛当选省长，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等当选副省长。一九八〇年一月八日，广东省政府颁布了《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反偷渡外逃斗争从此有了操作性比较强的法律依据。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偷渡外逃的势头得到遏制。 在反偷渡外逃的斗争中，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深切地感到要最终解决偷渡外逃问题，根本是要靠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随之，採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推动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特区建设。 一九七九年八月，省委决定由刘田夫主持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之后即开始工作，研究制定贯彻中发[1979]50号文件的具体措施，制定经济体制改革、各项经济政策、扩大出口贸易和旅游事业的规划，拟订对外经济活动的方案、法律和条例等;吴南生主要负责对外经济活动，侧重抓章程条例的制订、经济体制改革和旅游工作。 九月二十一日，习仲勛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就贯彻中发『1979]50号文件问题发表讲话。他在向与会者说明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由来后说，这一政策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更是中央从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所作出的一个重要决策。他指出，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是苏联的那一套模式，用行政办法搞经济，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实践证明不改革不行。“所以我们一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很快就表态同意。这件事情的实质，就是中国如何搞好体制改革，以适应四化的需要。如果我们广东不提，中央也会提出来。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他满怀信心地说： 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我们是干革命的，现在搞四化就是革命，要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那股拼命精神。同志们要团结起来，振作起来，工作要抓紧抓细。一方面，要有闯劲，要当孙悟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只要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大胆试验，不要等。……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扎扎实实的作风，要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多商量，多动脑筋，不要毛毛草草。当我们开步走的时候，困难会很多，阻力会很大，甚至还可能挨一点骂，要有这个精神准备。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迅速行动起来，要抢时间，时间就是速度。……我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努力工作，50号文件一定能贯彻执行好，我们一定会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中，走出一条路子来。 就在这个时候，谷牧陪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乘专机由广西桂林抵达广州。当天，习仲勛就向谷牧汇报贯彻执行中发【11979】50号文件的情况，提出了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体。九月二十二日，谷牧在与习仲勛、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仲勛同志提到的，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问题。我看不能有第二个方针，只能下决心大搞快搞”。“中央就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非得快马加鞭不可，要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广东除了要把本身的经济很快搞上去之外，还负有创造经验、闯路子的任务。”关于特区怎么搞法的问题，谷牧指出，一个是要立法，要组织力量突击搞出来，北京派专家来帮助;第二是要有实际行动，搞几个样板，通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地充实，要拿样板来说话。谷牧还要求广东的三人小组要形成拳头，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请示的问题，三五天就要得到解决。他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勛当场就对吴南生说：“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随后，省委即决定由吴南生负责广东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第206页 二十五日，刘田夫主持召开广东省经济工作小组第一次办公会议，讨论深圳市和珠海市的经济建设问题。会议决定：(一)为适应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需要，原则上同意深圳市、珠海市的政治经济工作，由省里直接抓，经济计划单列;(二)适当下放对外经济活动的若干权限，两市有权审批一百万美元的来料加工装配项目;(三)省有关部门应结合业务情况，迅速就设立特区的有关事项提出具体措施和办法，由省里统一制定管理细则和办法，以适应对外经济活动发展的需要。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习仲勛和杨尚昆等人赴京参加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之后，习仲勛又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十月三日，习仲勛向中央汇报广东工作，中央领导一致支持广东放手搞。会议期间，习仲勛和杨尚昆还向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做了重要的指示。习仲勛在向广东干部传达这两个会议精神时，把邓小平的原话做了重点传达。习仲勛说，小平同志“要我们放手搞，不要小手小脚，只要不丧权辱国，能够把经济快点搞上去，就放手搞。他还说深圳、珠海划两块地方，就叫特区好。”邓小平还说，将来台湾回来，香港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 邓小平的指示，给广东增添了新的巨大力量。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又通过调查研究，对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规划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召开了深圳、珠海和汕头特区工作座谈会，研究细化特区的有关方针政策和工作的具体做法。在此基础上，形成广东省《关于建立出口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十二月十七日，谷牧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两省负责特区工作的领导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吴南生代表广东省做汇报。在汇报中提出将“出口特区”的名称改为“经济特区”为好，这样含义更确切，特区不仅办出口工业，而且还搞房地产、旅游和其他经济事业。谷牧在讲话中强调，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对两个省经济工作的全面要求。两省不仅是搞特区，而且要利用外资，使两个省的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活起来，比其他省更繁荣。不仅对外经济活动要先行一步，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等方面都要比各省市先行一步。他特别提到：“习仲勛同志讲过，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保险发展快。现在基本上半独立了，要看你们的戏了。中央一些部门思想解放不够，我们继续做工作，你们的筋斗也要翻起来。”【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託，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会议。习仲勛、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和福建省负责人马兴元、郭超等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负责港澳工作的人员参加。这次会议检查总结了中发[1979]50号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 习仲勛和刘田夫向会议汇报了广东的情况：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筹建工作的步伐明显加快，一支精干的专家队伍已参与到深圳、珠海特区的建设规划中来;起草拟订出包括外资企业的註册、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特殊优惠办法、劳动管理、组织管理等内容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草案)》：一批开拓者已进入特区工作，蛇口工业区开始建设。一九七九年广东省外贸出口创汇创历史最好水平，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人达到二十点五亿美元，增长百分之三十二;与外商签订装配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的合同金额达六点五六亿美元。在汇报成绩的同时，也汇报了存在的问题：随着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加，又出现了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等问题;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实践和经验，加上缺乏必要的防范措施，出现了走私和黑市买卖港币等问题;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由于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对中发[1971]50号文件的某些规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在工作上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汇报中特别谈到，社会上对特区这样的新生事物有很多议论，有人甚至怀疑广东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随之，福建省也做了汇报。 这次会议，充分肯定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贯彻对外开放方针和试办特区等工作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研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在许多问题上取得共识。会议强调，试办特区必须採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根据目前两省财力物力的可能，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办好，其次是珠海。会议还明确指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採取与内地不同的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凋节。 三月三十日，会议在广泛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重新核定广东每年财政上交十亿元，比中发[1979]50号文件确定的数额少二亿元，并就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和资金信贷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办法。此外，会议还採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区”正式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个《纪要》并作出批示(即中发[1980]41号文件)，肯定了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试验，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短短的时间内，两省工作有很大进展，成绩是显着的。同时在批示中，客观地指出两省在实行新体制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这是前进中的矛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广东、福建两省必须加强领导，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加快经济的发展，为四化建设做出贡献。中央有关各部门，要把搞好两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对两省工作的指导，採取积极的帮助的态度，而不能撒手不管。希望中央各有关部门和两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六月十九日，中共广东省委举行省、市直属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报告会，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纪要》的批示。习仲勛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继续解放思想，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充分发挥广东省的优势，积极稳步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切实把经济搞活，闯出一条加快四化建设的路子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此之前，中共广东省委于五月四日任命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六月十二日，又任命吴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同时，习仲勛和省委还决定，派出领导干部到香港和一些发达国家考察，增加他们对现代化建设的感性认识，增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改革开放意识。
第207页 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八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讨论运用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加快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步伐的问题。习仲勛在总结会议时指出：“中央批准我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了我们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权力，这也是我们加快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有利条件”，“现在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勇于实践，积极地通过实践、通过试验，去探索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子，使我们的经济真正活起来，加快前进的步伐。” 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经济特区”这一名称也首次见诸于新闻媒体。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与此同时，有关方面还具体制定了海关法、投资法、十地管理法和治安保护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规。经济特区对投资外商在经营管理、税收、土地使用、产品销售和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予优惠的待遇，并成立了经济法庭、法律顾问处和经济仲战办事处，使特区的立法和司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此时，外商在深圳的投资骤然增加，兴办的项目达到三百多个。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习仲勛带领广东人民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终于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经济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使广东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这里“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二月二十四日，他回到北京后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历史证明，习仲勛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深圳和珠海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带动了广东全省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项改革。以习仲勛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乘势而上，大胆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价格改革，企业管理改革和计划、商品流通等方面的改革也先后跟进，并取得明显成效。广东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发展。此时的广东，已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 价格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搞活市场流通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基本沿用苏联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由国家统一定价，十几二十几年价格不变，价格体制和价格结构基本脱离市场，商品价格背离价值，价值规律失去作用，农副产品和基础工业品价格长期偏低，束缚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基本生活资料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习仲勛刚到广东，对当地副食品和农副产品的供应紧张局面有深刻的感触。当时广东同全国一样，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市场商品奇缺，四十多种商品凭票限量供应。习仲勛认为价格管理体制非改革不可。他和省委经过研究，决定广东的经济体制改革以价格改革和搞活城乡流通为突破口。时任广州市越秀区区委书记的朱森林回忆说：“当时有一件事对习仲勛同志刺激很大：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他那里，仲勛同志很有体会，就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他价格的改革。” 从一九七八年秋开始，广东省依据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按照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逐步把价格放开。同时，在产品的流通经营上，实行国家、集体、联合体、私人多种经营方式。八月，广州首先对蔬菜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实行部分大宗品种幅度议价交易、小品种自由议价的购销形式。水产品实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对国家收购计划外的水产品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议价成交，以搞活流通促进生产，吸引鱼货进城，广州市在全国兴办厂第一家河鲜货栈。价格改革过程中也出现过波折。一九七九年水产品市场放开后，草鱼价格骤升，市民意见很大。于是，一九八〇年初又恢复定量供应，市场却出现了有价无鱼的状况。经过比较，人们认为还是放开市场好。水产品市场遂继续放开，生产者积极性提高，鱼塘产量增加，一年内价格就明显下降，“鱼米之乡食无鱼”的状况很快得到改变。 一九七九年，广东省大幅度地提高粮食等二十四种农副产品的计划购销价格，提高了猪肉、牛肉、水产品、蛋品、家禽、蔬菜等八种主要副食品及其制品的销售价格，同时对其他农副产品实行计划价、浮动价、自由价、质量差价、地方差价和季节差价相结合的价格政策;改革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把过去单一的国家统一定价，改为国家统一定价、在国家规定基准价的基础上实行上下浮动价以及工商企业协商定价三种定价形式，逐步放开小百货、小文具、小五金等小商品价格，以刺激生产，满足经济建设和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 一九八〇年七月，习仲勛在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总结讲话中，再次提出要进一步利用中央给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优势，加快改革购销体制，搞活流通渠道。按照习仲勛的讲话精神，广东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始流通体制的改革。十月，省政府制订了一系列开放市场、搞活流通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允许竞争，保护竞争，实行国营、集体、个体商业一齐上，优惠个体商业，多渠道搞活商品流通，取消不准长途贩运、不准私人经营农副产品批发的禁令，打开城门，大搞各种形式的农贸市场，让农民参与流通，冲破了按计划层层调拨的封闭式和多层次的商业批发体系，极大地活跃了全省流通市场。之后，全省统购农副产品由一百一十七种减少到二十五种，当时这在全国尚无先例，所冒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胆略，经受住了改革初期的“阵痛”，没有半途而废，坚持改革不动摇，在短期内很快改变了基本生活资料严重短缺的局面，粮食、油料、蔬菜、水产品、干鲜果等市场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城乡购销两旺，物资供应充足，农民的收入也逐渐增加。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加快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按照简政放权，搞活企业等原则，对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一是在工业部门逐步扩大指导性计划，工业生产计划实行以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的办法。为了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对内对外开放的需要，省里下达的工业产品计划，除少数重要产品按指令性计划外，其余大多数产品实行指导性计划。二是在农业方面，从一九八。年开始，取消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余部实行指导性计划，除对十几种主要农副产品继续实行统购外，其余全部改为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改变了“以粮为纲”的格局，促进了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作物比重上升，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三是在物资管理方面，实行指导性计划为主的管理体制，改变了过去单纯由政府部门分配物资的独家经营的局面。
第208页 广东省的外贸体制改革遇到的阻力比较大，习仲勛和刘田夫等冲破阻力，坚决打破独家经营的局面，适当扩大地市县外贸经营权限，主要是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方面大胆放权，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经过一段工作后，各地区、各部门对外贸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又出现了各自为政、相对混乱的现象。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一九八〇年八月，习仲勛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要解决分散经营和统一对外的问题。他指出，对外经济活动要在政策、法令和计划指导上统一对外，要在价格、客户、市场等问题上协同行动，不能让资本家钻我们的空子。他说，改革的方向一定要坚持，说统一对外，不是要统一经营、一家独办，要在活的基础上统一，而不能统死，要採取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的方针，进一步贯彻落实鼓励出口的政策和继续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之后，经过反覆的讨论修改，形成了广东省《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意见》，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广东改革外贸体制后，取得显着成果，外贸出口三年翻了番。” 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也开始注意国营企业的改革。随着农村经营体制和价格、流通、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管理体制特别是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国营企业作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企业和市场脱节，许多企业的产品十几年“一贯制”，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也没有关系，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有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对此，习仲勛开始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对促进扩大企业自主权，运用经济手段改善经营管理，进而促进国营企业改革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广东省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完成一九七九年工业生产任务和制订下一年工业生产计划问题。习仲勛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解放思想，努力把工业生产搞活，把经济工作做活。把企业搞活，要突出解决好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问题。我省从明年开始实行新的体制，我们要更积极地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企业“一定要把生产和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要做到按需要生产，搞好产销见面，以销促产。要研究和试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办法。”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革委会先后批转印发了《关于开展商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的报告》、《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意见》、《关于开展农副产品议价购销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关于开展扩大基层供销社自主权试点的报告》等文件，给企业下放了数十项权力，赋予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有较多的自主权，开始了国营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之路。 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坚定地推广“清远经验”，并以此为突破口，推进企业改革。韶关地区清远县，为了扭转工业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冲破“左”的思想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从一九七八年第四季度起，扩大企业自主权。次年四月，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撤销局一级工业机构，国营企业由县经委统一管理，县经委对县财政实行上缴利润承包，企业对经委承包，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开创了国营企业承包的先河。这一措施把经济效益与奖金挂钩，大大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对清远的做法，干部中和社会上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发放奖金是搞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对此，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习仲勛认为清远经验是冲破旧体制的一种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清远经验说明，要把企业搞活，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须落实按劳分配政策，要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切身利益联繫在一起，把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密切联繫起来，才能把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克服盈利亏本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吃大锅饭”的现象，退到增产增收，扭亏为盈，加快生产发展，提高经济效果的目的。这次会议决定，全省选择广州绢麻纺织厂等一百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在三百家企业试行利润留成的办法。 会后，为了总结和推广清远经验，进一步统一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习仲勛带领省委办公厅和省工交、省财政部门的负责人到清远县实地考察，深入研究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清远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经济”，“精简了机构，促进了生产，企业也搞活了，上交财政也没减少，兼顾了国家、集体、职工三者的利益，应当允许继续试验。中央给了我们权，我们给县也要分权。”1在紧接着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习仲勛再次肯定了清远经验。他说：“清远县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之所以值得注意，就是他们不是坐等上级给他一个现成的好办法，而是勇于实践，去试验，去闯，上面有些部门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们也冷静分析，继续认真搞试点。我认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由于人们长期受旧框框的束缚，对清远的做法一下子难以完全接受。一九八。年六月十日至二十一日，在全省工交会议上，清远经验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习仲勛旗帜鲜明地主张推广清远经验。他同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座谈，详细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再次肯定清远经验，要大家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他指出：“实践证明，清远经验的方向是对的”，“省委肯定了清远经验，没有怀疑、动摇过。清远经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生土长的，大家熟悉，学起来容易。不要老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家里也香”，“各地的经验，只要能增产增收，真正做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个人多得，就可以推广。用群众的话说，叫‘国家发大财，企业发中财，职工发小财’。” 七月五日，习仲勛在杨应彬等陪同下，又一次前往清远，深人工厂企业调查研究。他深入企业车间和职工交谈，还先后同七家工厂的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座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和他们一起总结经验，有时工作到深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一两点。他看到扩大自主权、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后，企业内部发生了变化，开始有了自力更生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和改善职工集体福利的经济条件，非常高兴，赞扬清远干部和职工勇于实践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他说，清远经验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看来省委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这个决心下得是对的，假如再早半年，工业的形势就会更好。他再一次强调，清远经验闯出了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确实把企业搞活了，方向是对头的。今后要继续解放思想，使这一经验不断完善提高。 在习仲勛的大力促进下，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政府于七月二十九日正式批转了《清远县国营工业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情况报告》。批示指出，清远经验“是一种大胆的、可贵的尝试”，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要求各地学习清远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创造扩大企业自主权、把经济进一步搞活的经验。
第209页 清远经验虽然还不够完善，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在当时的形势下，敢于冲破旧的条条框框的桎梏，大胆尝试，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它对于改革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起到了重要的带头作用，是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八月一日的《人民日报》、八月二日的《南方日报》详细报导了清远率先试行企业承包制的经验，在广东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全国各地工业部门和经济理论界对此极为关注，前来参观考察者塔绎不绝，连世界银行组织和美国的专家也专程来到清远进行考察。 到一九八一年底，广东全省一百个县和县级市中，有六十三个仿效清远的办法，改革了工业管理体制，四十八个县市经委对财政实行包干。全国有三百六十三个县和十七个小城市学习借鑑清远体制改革的经验。清远经验也得到了国家经委的肯定。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清远经验，指出：“广东省清远县试行县经委统一领导全县企业的经济活动，几年来已取得了很好效果。” 在习仲勛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涉及面越来越广。除上述几个方面的改革外，还对劳动工资体制、交通体制、科技教育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探索，并取得了显着成效，许多经验后来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又有了新的想法。一九八。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日，习仲勛带领广东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这次会上，补选他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十分关心广东经济特区试办工作，会议期间专门通知习仲勛、杨尚昆和刘田夫到中南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九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王任重和王鹤寿等出席会议。二十四日上午，习仲勛、杨尚昆和刘田夫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工作，并提出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外汇管理、进口生产资料等海关减免税和尽快解决广东能源、铁路交通等问题，要给广东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大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对此，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领导人支持广东的大胆构想。胡耀邦向大家讲了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他说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所赐黑虎铜锤，以此鼓励广东大胆实践。谷牧再次要求广东应学孙悟空翻几个筋斗，在实行特殊政策方面胆子要再大一点。【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中央书记处对在广东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做出重要指示。九月二十八日，中央印发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繫的枢纽”。中央要求广东省委的思想要更加解放，在深思熟虑、周密谋划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力和闯劲，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要有远大的眼光，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路子要想得宽一点，远点。还明确指出：“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採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并有权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资金。 这个《纪要》具有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同时，给广东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广东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勛和杨尚昆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走出国门 习仲勛和中共广东省委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冲破了“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禁锢，使改革开放出现了新格局。这时的广东更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希望了解改革开放的广东。为此习仲勛率团先后访问了澳大利亚、香港、澳门、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这几次出访，发展了广东与海外的关系，也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了改革开放的广东，促进了广东经济走出国门，进而扩大了对外贸易。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六日，习仲勛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身份，率领广东省友好代表团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进行了友好访问。 这次访问，是对澳大利亚新州访问团访问广州的回访。一九七九年六月，新州财政部长伦肖和夫人作为新州政府总理兰恩的代表访问中国，习仲勛在广州亲切会见了他们。伦肖代表兰恩邀请习仲勛访问新州。兰恩是澳大利亚工党首领，在新洲很有威望。十月，为做好迎接广东省友好代表团访问的工作，兰恩又派州外贸部顾问艾米等到广东省访问。习仲勛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友谊，发展合作，更重要的是学习发达国家家的先进经验，搞好广东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 那时，广州还没有直达澳大利亚的航班。习仲勛一行十一月二十二日从广州乘火车抵达香港，再从那里乘飞机前往新州。在香港火车站受到香港礼宾司顾礼代表署理总督姬达的热情迎接。抵达澳大利亚新州首府雪梨时，受到兰恩、伦肖的热烈欢迎。 在澳期间，习仲勛一行广泛接触了各阶层人士，建立友谊，了解情况，洽谈合作。在雪梨拜会了新州总督卡特勒爵士，出席了兰恩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与两百多名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见面，介绍广东情况，促进双方合作。兰恩高度评价习仲勛的访问是“在中澳两国进一步发展其密切和日益富于成果的关系的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习仲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颂中澳两国的友谊，希望广东与澳大利亚人民能够世代友好，共同发展。习仲勛指出：“我们两省州的友谊不是在今天开始的，在很久以前，中澳两国人民就早有往来，许多广东人民移居到新南威尔斯州和澳大利亚其他地区，同澳大利亚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代表团这次对贵州的访问，对于增进中澳两国人民业已存在的传统友谊和发展两省州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取得卓有成效的效果。”在坎培拉，习仲勛拜见了澳大利亚联邦总督考恩和副总理安东尼。考恩说他在担任联邦总督之前，曾和夫人一起访问过中国，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广州，遗憾的是只在机场逗留了一会儿就飞往上海。习仲勛当即邀请考恩再次访问中国，并说：“我会在广州接待您。” 十二月四日和五日，习仲勛和兰恩举行了两次会谈，共同签署了广东省和新南威尔斯州结成友好省州和发展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习仲勛感谢兰恩的邀请和热情接待，并说我们此行“看到和学到许多东西”，“我们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他还向新州政府赠送了象徵广州城的五羊陶瓷雕塑。
第210页 习仲勛一行还先后访问了雪梨、纽卡斯尔等海滨城市和新州北部、中西部、南部的一些城市和农村，访问了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和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尔本，到政府机关、工厂、漾口、码头、医院、学校、市场和科研机构考察，历时十多天行程几千里，处处留心学习澳国的先进管理经验。习仲勛还与当地华侨华人亲密接触，参观了雪梨唐人街的侨青社、澳华公会和雪梨中文学校，出席了华人团体的盛大欢迎宴会。 十二月五日晚，习仲勛在中国驻雪梨总领事馆举行答谢酒会，兰恩和夫人，新州政府官员及各界人士，当地华侨华人代表，中国驻澳大使林平和雪梨总领事馆官员、中国留学生共二百多人出席。习仲勛在讲话中，感谢新州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赞颂中澳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强调发展友好合作的广阔前景。他总结这次访问成果时说：“在两省州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大桥，今后双方发展友好合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十二月六日，代表团结束了为期十四天的澳洲之行，启程回国。 澳洲之行，习仲勛看到了很多新鲜事物，也了解了国外在经济管理方面的一些先进经验。他对澳大利亚的机构设置、工作效率、重视经济效益、讲求科学精神颇感兴趣。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构很小，人员少，工作开始后没一个闲人。看.了他们的计划管理委员会，下边出了乱子才干涉，平时不干涉。这种领导结构值得学习。”“国外很重视科学精神，各个行业都讲科学、规划、配套，讲求经济效益。农业科研不只是在研究室搞，出成果后立即到农村推广，一件事情没有十分把握不上马。”他还说澳洲很重视利用外资，他们实际上也是利用外资和外国商人发展起来的，这个方面的经验很值得广东借鑑学习。 这次访问，也使人们看到了习仲勛的另一面风采。他言谈举止得体，各种情况应付自如，极有外交家风度，给代表团成员以及澳洲朋友留下深刻印象。 十二月六日，习仲勛抵达香港访问。七日下午，代理港督姬达爵士与习仲勛会面，双方就广东居民来港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深人的会谈。习仲勛重申了我们的一贯政策，强调广东的省人代会要通过有关反偷渡的法令，将进一步採取有效措施解决偷渡问题。姬达表示港方愿意在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与广东的经济合作。习仲勛表示赞赏，并说深圳特区的建立为我国实现从封闭到半封闭状态转变到全方位开放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希望港方给予大力支持。双方还就深圳工业区、海路交通运输、陆路交通运输和往来等问题，说明了各自的看法和设想，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共识。 习仲勛很关心广东商品在香港的销售情况。一天清晨，习仲勛五点半就带领代表团到九龙长沙湾果菜、塘鱼批发市场考察。他求真务实、讲求实效的作风给香港各界留下了良好印象。此外，习仲勛一行还到新界、葵涌货柜码头、地下铁路和一些企业单位考察，并乘坐直升飞机巡视了九龙地区。 回广东前，习仲勛出席新华社香港分社为他举行的酒会。香港总督和各界知名人士二百多人出席。习仲勛在讲话中详细地介绍了广东改革开放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快速发展的情况，指出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及其他方面合作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希望得到香港朋友的支持和合作。他的讲话引起了强烈反响，增强了港商投资的信心。这次访港，加强了内地和香港的了解和联繫，对深圳、珠海特区的建设起了很好的宣传和推动作用。 一九八〇年六月四日至七日，习仲勛以广东省省长身份访问澳门，受到了澳门总督埃吉迪奥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热烈欢迎。在澳门期间，习仲勛拜访了澳督，双方进行了友好交谈，他介绍了珠海特区的情况，希望加强珠海特区和澳门的合作。习仲勛在会谈中表现出的严谨、睿智风范，给澳门方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陪同习仲勛访问澳门的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后来回忆说：“访问中我特别留意习仲勛作为一个老领导、政治家，对外事活动会体现怎样的一种风度。我通过观察发现他不仅在对党的内部事务处理上十分得体，对外事活动他也很有风度。他说话很得体，不卑不亢。仲勛同志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对国际上的经济动态和信息都很了解。他说：‘我了解到，澳门的经济圈与香港的经济圈有着各自的特点和联繫。两个经济圈在某些有共同经济利益的地方可以合作起来。我们广东省作为邻近的地区，在与你们两个经济圈有可以共同出力的地方也希望能多加强合作。’这些话说得很好，澳门总督听了连连点头，说：‘能了解到你们的计划和见解，我感到非常荣幸。’他们也当即表示愿意支持珠海的建设，整个会谈的气氛十分融洽，从这次访问中，我感到习仲勛不只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习仲勛在澳门逗留期间，还会见了澳门各界知名人士，併到蔬菜、水果和家禽批发市场，了解广东副食品在澳门的供应情况，接触了澳门市政厅官员和澳门民众，参观了发电厂、医院、制衣厂、毛纺厂，并游览了市容。六月八日，习仲勛一行从澳门回到珠海。 习仲勛在广东期间最重要的一次外事活动，是一九八〇年的美国之行。这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六日，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邀请，作为对美国两次州长代表团访华的回访，以习仲勛为团长、宋平为副团长的中国省长代表团一行十九人，代表广东、甘肃、四川、辽宁、福建、河北、江苏等七个省，对美国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友好访问。 这是中国省长代表团第一次访美，美方十分重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副国务卿克里斯多福，在华盛顿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所到的纽约、得梅因、丹佛、达勒斯、洛杉矶、檀香山等州、市领导人都和代表团见面，表示欢迎。代表团参观考察了美国的工业、农业、商业、文教、科研、旅游等机构和设施，同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获得了大量信息。代表团还与美国实业界的德莱塞公司、弗罗尔公司、大通银行、通用汽车公司和怡和洋行子公司等接触洽谈，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使这些着名企业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纷纷表示希望成为中国长期的贸易伙伴。 习仲勛和代表团成员在美期间，曾三次应邀分组到美国普通民众家里做客，和他们共度万圣节和犹太教休息日，加深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代表团的访问也在华裔中引起热烈反响。在华裔聚居的纽约和檀香山，华人总会和中华总商会都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代表团，急切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习仲勛和各省省长利用各种机会，向他们介绍中国建设“四化”的方针针政策和改革开放的进展情况，积极宣传祖国统一的主张，受到美国各界人士的理解和华侨、华裔的贊同。 这次访美，习仲勛等人开阔了眼界，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深切地感到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差异很大，但两国人民有着强烈的合作愿望，在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和培养人才方面，美国的不少做法和经验值得参考和借鑑。
第211页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广东省委举行习仲勛访美报告会，习仲勛作了内容丰富、十分精彩的报告，使大家深受启发和教育。同时，习仲勛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十一月九日关于他和杨尚昆上调中央工作，任仲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 习仲勛在广东工作只有两年十个月时间，但他是在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时刻，在极为重要的祖国的南大门，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开创性工作。他虽在花甲之年膺此重任，却以不亚于年轻人般的工作干劲和进取精神，解放思想，敢闯敢干，无所畏惧，大胆实践，开创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在关键的历史时刻，他领导中共广东省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落实各项政策，增强党和人民的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特别是在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成功创办经济特区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他没有辜负党中央和邓小平的重託，实现了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要求，“杀出一条血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七年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是这样评价习仲勛对广东所作的贡献的。他说：“习仲勛同志在广东工作期间，是广东发展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段时期，因为这段时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是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向开放的时期。这期间，习仲勛同志付出了大量心血，发挥了关键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首先通过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工作实现稳定，通过真理标准讨论统一思想，通过农村、工厂和一系列改革推动发展，通过探索搞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推动对外开放，四件事一气呵成，相辅相成。习仲勛同志根据广东毗邻港澳、海外华人华侨众多的特殊地理人文环境，既着眼于广东的发展，又着眼国家的战略大局，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给广东特殊政策，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要求，提出搞改革开放实验区。所有这些，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魄力，是办不到的。习仲勛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开拓者，这是习仲勛同志一生中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他还说，广东现在和将来的发展，都不能忘记当年由习仲勛同志带领省委“一班人”为改革开放奠定的基础，都不能忘记习仲勛同志为广东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中共中央对习仲勛在广东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中央指出： 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拔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贊同。一九七九年七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习仲勛同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32章 致力新时期党的建设 按照中央决定，习仲勛调回北京后先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之后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协助胡启立负责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习仲勛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参与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处理。十二大后，习仲勛与胡启立共同协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工作，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机构精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后来回忆说：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高瞻远瞩;耀邦等同志全力推进;仲勛同志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推动者。耀邦同志对他非常信任，把许多大事情交给他办理。当时为了方便领导，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胡耀邦任组长，习仲勛任副组长，许多日常工作都是由习仲勛来处理的。 ■协助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勛调中央工作。在拨乱反正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央从党和国家的大局考虑，决定他到广东工作，把守祖国南大门。这次调他回中央工作，同样也是从党和国家的大局考虑的。按照习仲勛自己的说法，这是“京官还朝”。 一九八一年二月四日是农历辛酉年的除夕，北京和全国一样，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人们充满了对改革的期望，沉浸在喜悦之中，兴高采烈地参加各种欢庆活动。这天晚上，天安门广场张灯结彩，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首都盛大的春节联欢晚会在这里举行。习仲勛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出席。这是他自一九六二年受到审查离开国家领导岗位后，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是他从广东回北京工作后首次公开露面。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勛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 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习仲勛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瑞典、芬兰、挪威和丹麦等国。习仲勛把这次访问看做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仔细研究这些国家的相关资料，不辞劳苦实地考察所到国家的工厂、农村、科研单位，特别注意了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会议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人史册。会议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新中国建立三十二年来党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历次政治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指出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道路。《决议》在当时形势下对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212页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增选习仲勛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个重要的人事变动，从组织上保证了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和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党中央高层人事变动的同时，习仲勛被安排到负责党中央日常事务的书记处工作，是考虑到他德高望重，经验丰富，又有高超的领导才能，也有利于对新干部的传帮带。此时习仲勛已六十八岁，对中央提议自己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心存感激，同时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虽然三月份就开始参加书记处工作，但觉得自己毕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不管是从党的事业出发，还是从个人的身体状况考虑，都应让位于更年轻的同志。习仲勛在全会讨论中央人事安排时发言，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全会决议关于人事安排的方案中，除对我个人安排是否再作考虑以，完全拥护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人事变动问题的建议。 习仲勛说：拥护胡耀邦同志为党中央主席。三中全会前后，是谁冲破了“左”的一套造成的那潭死水，推动了历史的伟大转折?耀邦同志就是重要的一个。他敢于解放思想，勇于冲破种种禁锢，这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一个共产党人特别是一位领导干部所必须具有的一股革命闯劲，一种革命胆略，这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是人才难得。自他担任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很有成绩，这也是大家公认的。选他当主席顺乎党心、军心、民心。国际舆论预料也会是好的。【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他说，这次人事变动，非常及时，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又一次最大的拨乱反正，一次有深渊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可以肯定地说，有这次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可以在几十年内避免发生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我是乐观的，对今后满怀信心，但是也不能高枕无忧，因为不安定的因素还存在，天下还不那么太平，我们务必谦虚谨慎，兢兢业业。我的态度，一是坚决拥护，二是寄希望于新上去的同志，在几位老中央副主席的传帮带下，把党和国家的事情办好。 习仲勛谈到自己进中央书记处时说，中央政治局这次建议选我进中央书记处，小组会上许多同志对我的评价，都使我诚惶诚恐，非常惭愧。我觉得这个担子很重，不能胜任，这不是谦虚。虽然我曾经在中央担任过领导工作，但那已是五十年代的事，现在情况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人贵有自知之明：一、我的缺点毛病很多;二、工作能力不强，水平不高，虽有一些实践经验，但不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三、年近古稀，已有力 不从心之感，不符合领导班子成员年轻化的要求。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不够条件，比我强的同志有的是。今年三月底，中央通知我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我对耀邦同志讲过，我将竭尽全力，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帮帮忙，在有生之年，力争为党多做一点工作，以不辜负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及期望。现在我仍然是这个态度。我并且准备随时让贤与能。 习仲勛还谈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思考。他说： 一是官做大了，不一定本事就大了。本事和职位是两回事，别人的经验不等于是自己的。在过去中央的几次会上我都说过这个话。 二是抬轿子、坐轿子的问题。抬轿子的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有。问题在于坐轿子的人的态度，你是欣赏鼓励呢，还是抵制反对?抬轿子的固然不对，坐轿子的责任更大，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也都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的问题。习仲勛的这些话，对领导干部来讲，至今仍有借鑑意义。 从到中央书记处工作直到十二大召开前的这段时间里，习仲勛协助胡耀邦处理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中央经常把一些重大的事情交他处理，他不负众望，以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革命家的魄力，驾轻就熟，卓有成效，受到了新老干部的称赞。 ■改革机构与配备省部级领导班子 习仲勛在中央书记处联繫干部工作，领导了中直机关机构改革和参与了省部级领导班子的配备。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精简机构、压缩编制、新老干部交替、调整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千头万绪，涉及面广，难度很大。习仲勛以高超的马列主义水平、坚定的党性原则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不顾年事偏高的身体状况，夜以继日地工作，为理顺工作机构，加强党的建设，配备好省部级领导班子，做了大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和国家新老干部交替做出了大量贡献。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在北京开幕。习仲勛出席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划时代的命题，指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做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提出到二十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即在不断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从一九八。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〇〇〇年的二点八万亿元左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习仲勛在这次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于这个安排，习仲勛在大会召开之前就向中央提出退出新一届中央书记处的请求，说自己年近六十九岁，不宜再担当此任，建议另选年富力强的同志担当重任。九月一日，即十二大召开的当天，拟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提出，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常工作非常繁重，他又比较生疏，过去工作中习仲勛对他帮助很大，建议习仲勛仍留书记处。中央同意了胡启立的意见，仍把习仲勛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候选人。九月十二日，习仲勛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十二大结束后不久的九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习仲勛协助胡启立负责书记处常务工作。九月三十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了书记处的分工，习仲勛除协助胡启立工作外，负责联繫干部工作，负责统一战线，民族、宗教方面的动态和方针政策的研究工作。在此后的时间里，他与胡启立一起协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习仲勛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年近七旬，但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辞劳苦，忘我工作，往往到深夜。中央书记处大到墓大问题的协调处理，小到文件、简报的审阅把关，无不浸透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中央书记处这一时期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干部制度。早在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讨论通过了邓小平八月十八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并尖锐地指出：“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习仲勛出席了这次会议，坚决拥护这个讲话。他敏锐地感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改革是一场革命。当时他还在广东工作，就开始思考和谋划这项改革。到中央书记处后，习仲勛直接参与和领导了这项工作，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作为这场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大力推进。
第213页 中央书记处这一时期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问题。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中央书记处会决议定中央机关机构改革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中央直属机关机构改革由习仲勛牵头，宋任穷、冯文彬、邓力群等参加;国务院机关机构改革由万里牵头，余秋里、谷牧、姚依林、袁宝华等参加。十一月九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习仲勛、万里分别负责制定中直机关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交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习仲勛、万里组织力量，经过近两周的艰苦工作，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中直机关机构改革方案》和《关于国务院精简机构和人员的意见》。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这两个文件草案进行了讨论。二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一次讨论，基本同意两个文件，决定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一九八二年一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原则同意《关于中直机关机构改革方案》和《关于国务院精简机构和人员的意见》。在这次会上，邓小平严肃指出：“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这样的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贊同的。”“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于劲、有能力的人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中央机关的精简问题，通过《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对精简整编机构工作的分工》意见。中直机关由习仲勛总负责，冯文彬协助，负责的单位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调查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党校、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等。 这次中央机关机构改革的目的，是精简机构、压缩编制，建立正常的干部离退休制度，使一批老同志退下来，选拔一批年轻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实现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习仲勛要求，中直机关干部要从生产关系重大变革的角度来认识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党中央这个决心下得对，是一项战略决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精简机构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触及到每个人。老同志退下来也是革命。他说，退下来的老同志于什么?有的同志精力还很充沛，有的同志还有剩勇余力，要“余热”利用，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许多事情。 习仲勛对中直机关的干部说，必须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十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还着重指出，要通过机构改革，採取适当的过渡办法，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建立有利于大量培养、选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的新制度，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继往开来、持续发展。机构改革不仅要解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官僚主义、办事拖拉、工作效率低的问题。因此，机构改革是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合乎人民心愿的一场深刻革命，绝不是简单地为了撤併一些机构，减少几个干部。如果把机构改革看成仅仅是为了减少机构和工作人员，那就没有认识到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和深渊意义。 中直机关机构改革方案经中央批准后，习仲勛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调查研究，按照单位的特点精心组织、分类指导、具体落实，他多次与部门领导和有关干部谈话，耐心细緻地做思想工作。 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机关的机构改革工作中，注意体现群众团体的特点，进行分类指导，就很能说明习仲勛的工作风格。习仲勛在工作中非常注意从实际出发，按照具体情况开展工作。他认为，工会、共青团、妇联是群众组织，组织机构、人员配备、活动内容、工作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等等，都要有利于密切联繫群众，充分反映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维护群众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他把机构改革方案和群众组织单位的工作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求工、青、妇“搞一个精简的方案，搞一个精简的机构，造成一个好传统”，使它们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组织。这三个群众组织在习仲勛的直接指导下，机构得到精简，领导班子得到加强，建立了一系列联繫群众的制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作特点。 从中央调查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习仲勛工作的细緻和耐心。中央调查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遗留问题比较多，机构改革难度较大。习仲勛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个部的问题，先后同调查部的负责人罗青长、陈忠经、冯基平、王涛江等谈话，做深入细緻的工作。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他又与调查部的十二位领导干部一起愿谈，因为有年龄偏大的干部要退下来，所以还特别请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振清一起听取意见。 在座谈会上，习仲勛首先肯定调查部的工作，他说，调查部胜中央的一个重要工作部门。长期以来，广大干部战斗在这条特殊的、隐蔽的战线上，工作做得是好的，有很大成绩，这一点一定要充分肯定。解放战争时期，熊向晖、陈忠经同志在胡宗南那里搞情报，熊向晖同志钻到了胡宗南的心脏，当了机要秘书，他很有才华，搞了很多重要情报。调查部班子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少同志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这是党的宝贵财富。同时指出，情报工作专业性强，要有连续性，要一茬一茬接下去，解决接班问题对调查部来说更为重要，老同志不退下来不行，要充实年轻同志进入领导班子。他要求进班子的年轻同志要有战斗的、生气勃勃的精神，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 随后，习仲勛代表中央宣布了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调查部新的领导班子成员。由于事前作做得细緻周到，退下来的干部心平气和，新进班子的干部信心十足，得到了中央调查部干部职工的拥护。 习仲勛特别叮嘱新班子要处理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说，调查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多灾多难，受苦很大。真正恢复过来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调整调查部领导班子以后。在延安时康生管过这个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没有放过。部里有人来信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真实的，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情况那么复杂，看一些同志所犯的错误不能离开当时特殊历史条件，那个时候周总理也不能硬顶。对有些问题，不要再纠缠了，不要揪住不放。有的人说了点错话，做了点错事;有的是违心地奉命办事;有的可能想的不周到而犯了点错误。有错误不要紧，只要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听取正确的批评，向群众说清楚，群众是会谅解的。这些同志今后要严格要求自己，改造世界观，争取不犯或少犯错误。习仲勛这种实事求是、关心爱护干部的工作方法，受到大家的赞扬。
第214页 习仲勛还特别关注机构改革后新班子的建设和干部的成长。在接见调查部新领导班子成员时，他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要鼓起勇气，挑起担子，事情就是压出来的，要主动挑担子。年轻的同志多向老同志学习，多向老同志请教，拜他们为师，必要的会议请他们参加。老同志要主动、热情地帮助年轻的同志。你们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大事要广泛徵求意见，然后集中起来。就是要发扬民主，不要各行其是，不要搞一言堂。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帮派，对干部不要分亲疏，办事要公道。比如你和我虽然关系很好，但办事还是要坚持原则，办事没原则，就是没有党性，或叫党性不强，就应进行批评。这样，你们就可以搞出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来。 经过习仲勛的辛勤工作，他所联繫的部门的机构改革都进行得很顺利。通过改革，党中央直属单位局级机构减少百分之十一，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百分之十七点三，各部委的正副职减少了百分之十五点七，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百分之十六，平均年龄由六十四岁降到了六十岁，正常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起来了。在谈到机构改革的成果时，习仲勛说，这次改革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比较快，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普遍好评，原因是：一、领导决心大，一开始就下定决心，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二、坚持走群众路线，改革方案几上几下，反覆酝酿;三、老同志从革命大局出发，站得高，看得远，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 正值中直机关机构改革进行之际，一九八二年六月，中共中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可参照中央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的精神和做法，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酝酿制定机构改革方案。条件成熟的地方，在机构改革方案报经中央批准后，可在下半年开始进行;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可先做酝酿准备，明年开始。”省级机构改革从一九八二年十月开始到一九八三年三月基本结束。在此期间，为了推进各省市区领导班子年轻化，习仲勛多次约请有关省市领导人谈话，做深入细緻的思想工作。 一九八三年二月，习仲勛到福建省就干部“四化”、地方机构改革、领导班子建设和改进工作作风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陪同他实地考察了福州、泉州、厦门、漳州和闽北山区。 二月十七日，习仲勛在厦门召集厦门市领导谈话。当他看到在座的既有年龄较大的老同志，又有中青年干部，还有妇女习干部时说，今天这个会很好，来的干部中有老的，有新的，还有年轻的女副市长，你们在新老合作和交替方面带了头。新老要交替，要合作，非这样办不可，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积极选拔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上来，老同志要大力扶持他们工作。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有成就的人，干事情时都在三十岁左右，三十几岁是最能干事的时候。 习仲勛强调，现在我们就是要宣传这个思想，要大胆提拔年轻人，要热情支持和积极帮助他们工作。对青年人，把担子放在他们身上才能锻鍊出来，不压担子，永远也不行。我们老同志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要给青年人压担子，要给他们加责任。已经和将要到领导岗位上的年轻同志，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担子很重，既要虚心学习，又要大胆工作，要有一股闯劲;要勇于和善于开创新局面。我们老同志要有这个觉悟，站好最后一班岗，保持晚节，在我们去见马克思之前看到新秀都健康地成长起来，我们也就放心了。如果我们现在不下决心调整班子，不自觉进行新老交替，选拔青年干部上来，那是要贻误党和国家大事的。现在，我们有些公社党委书记五十岁，许多县委书记五十几岁，还有六十多岁的。如果再不抓紧进行新老交替，再过十年，那时我们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状况会老化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挑选干部。从今年开始，各省、市、自治区每年都要从大学毕业生中挑选一批，不是让他们坐机关，而是让他们下去，到一个公社去，到一个大队去，到一个工厂去，锻鍊几年，然后逐步地择优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培养德才兼备干部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一项战略措施。挑选人才，品质是最重要的，当然还要有才，就是德才兼备。大学生不一定才都好，但文化水平是成才的基本条件，要尽量高一些。大家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努力学文化，提高文化水平，在这方面要抢时间。选拔、推荐年轻同志进领导班子，要群众推荐，光上面几个人选拔不行。说张三李四好，要群众公认才好，群众不批准，你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什么事也办不成。 习仲勛还对老同志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我们老同志退下来，超脱一些，还可以做些事，甚至可以比在职时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中央有个经验，就是现在有很多事情都是请老同志去做。中央组织了一个调整配备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的指导小组，宋任穷同志负责;还新组织了一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薄一波同志负责。这两个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退下来的老同志。我们老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看看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是对的，还是错的?在紧要关头，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现在去总结，对自己、对工作都有好处，对搞改革也会有帮助。多年来有一条经验，就是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事前诸葛亮。毛主席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事前诸葛亮，他也是根据实践，根据他个人的实践，千百万干部、群众的实践，才能总结出一套正确经验，进而把这些经验上升为革命理论。但当他背离了这些根本原则的时候，也免不了犯错误。所以说，一个人能当事后诸葛亮也是很高明的。 在讲到党和机关作风问题时，习仲勛严肃地指出： 现在，有些部门官僚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比较严重，工作上瞎指挥，各自为政，这怎么行呢?我们中央机关和各级领导机关，都要抓大事，抓方针政策问题，抓思想倾向问题，要放手让下面的同志大胆工作;要为下面的同志服务，给下面的同志以正确指导，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而不能给下面找麻烦，增加负担。要在机构改革中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 今年的事情很多，但要抓住重点。要进行省、市、自治区和地、市两级的机构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上半年还要选人大代表，开六届人大;下半年要开始整党。机构改革既要精兵又要简政。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李鼎铭先生是个爱国绅士。他当时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精兵简政就是他提出的，毛主席採纳了他的意见。现在精兵还没有完全搞好，简政更没有搞好，还是过去那么多文件，那么多的报表，那么多的材料，你这个情况简报，他那个情况简报，使人没有办法看。我的秘书每天送给我看的文件、材料连十分之一都没有看，一些机关有的事本来用一个钟头可以办完，非得拖几天不可。所以，体制要改革，规章制度和工作方法、作风也要改革。要定机构，定编制，定业务范围，不要因人设事，要因事设人。人员宁可少一点，但要精一点。机关也要搞责任制，分工负责，既然由你负责，在一定时间内搞不好你就得下来，让有才能的人去干。
第215页 三月十日，习仲勛就福建的调查情况向中央写出《关于福建见闻的报告》，肯定了福建省的 改革工作，同时根据干部群众的意见向中央建议加快机构改革步伐，通盘考虑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习仲勛在福建闽北山区调研 时，发现了林业生产上的一些问题，为此专题撰写了《闽北山区建设和林业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回到北京后，习仲仲勛把这两份报告上报中央领导同志。 习仲勛返京时路经长沙，与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等就进一步加快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问题进行了座谈。他指出，省与省之间的协作很重要，特别是像湖南这样的内陆省，要同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建立联繫，互相支援，共同发展。【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三月二日，习仲勛与万里、宋任穷、陈野萍在北京召集山西省霍士廉、罗贵波、李立功等十三位同志座谈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建设问题，宣布了山西省新的领导班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调整配备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的工作大部分已经结束，但还有少数省份因多种原因没有调整到位。甘肃省就是这样，由于省委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存在一些隔阂，有一些意见，班子调整迟迟不能到位。习仲勛对此极为关注，先后三次同甘肃省的九位领导同志谈话，了解情况，沟通思想，消除误会，听取他们对领导班子配备人选的意见。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习仲勛和宋任穷召集中共甘肃省委的十一位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会，研究甘肃省领导班子问题。习仲勛指出，中共甘肃省委从宋平同志主政以来，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坚决贯彻执行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种原因，各级领导班子一般都存在着老化问题。这次调整配备班子都要朝着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努力。在座的中共甘肃省委的领导同志，除一人五十九岁外，其余都在六十岁以上。当然，同志们工作时间都很长，很有能力、很有经验，做了很多工作，这些中央都是清楚的。中央要求各省区领导班子的配备三月份搞完，甘肃不能再拖了，这次请你们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针对有些人对甘肃省进十二大人选的不同意见说，我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安排工作，如果有些不周到的地方，引起你们误会，主要由我承担，不能推到其他人身上。由于习仲勛耐心细緻的工作和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使中共甘肃省委的领导成员消除了隔阂，达成了共识，一致表示支持中央的决定，新的领导班子的配备工作很快得以完成。 一九八三年三月，全国机构改革结束，中央机关和省、地一级的机构及干部人数普遍减少，领导班子年龄普遍下降，文化程度普遍提高。 由于习仲勛在领导中直机关机构改革和省部级领导班子调整配备中坚持原则、任人唯贤、公道正派，取得了很大成绩，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并赋予了更大的责任。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四日，中央书记处决定：以后凡各省市自治区人大、政协副职配备的报告，不必再提交书记处讨论，由中央组织部报习仲勛、胡启立同志批准即可。习仲勛深感责任重大，对干部的选拔任用更加慎重，严格把关，使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 在机构改革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建立健全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教育培训以及离退休干部的生活待遇、医疗保障等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习仲勛为此倾注了心血。习仲勛与万里一起，按照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组织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局制定了老干部离职休养的制度，使我国干部离退休步人正常化轨道。 ■参与领导整党工作 一九八三年十月，根据中共十二大的部署，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一九八三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决定》指出这次整党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执行党的纪律，揭露和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实现党风根本好转，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更加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繫，努力把党建设成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推进精神义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强调，整党不能走过场，在整党中对于“三种人”，和其他各种错误严重、危害严重的人，必须严肃地做组织处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以起到模范作用。陈云在会上着重讲了清理“三种人”和执政党不能以权谋私的问题。 全会决定成立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胡耀邦任主任，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胡启立、王鹤寿为副主任，王震、杨尚昆、胡乔木、习仲勛、宋任穷为顾问。 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密不可分，习仲勛虽然是顾问，但由于他在书记处协助主持常务工作，因此也参与了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日常工作基本上是习仲勛和薄一波处理的。习仲勛的工作异常繁忙，不仅大小事都要处理，还要按照中央的安排，到省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到六月十二日，习仲勛先后到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就整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他每到一地，都仔细听取当地党委的汇报，深人基层，与基层党的工作者座谈、交流，了解情况。习仲勛对各地在整党中的好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耐心细緻地做出解释或发表自己的见解，与他们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习仲勛在上海召集了三个区和三个郊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 当有人谈到整党要贯彻自上而下的方针时，习仲勛说，整党是要自上而下的，但在一个地区不要限于这一规定，也可以先搞一些试点，哪个区、县委具备了对照检查条件的，就可以先搞，这也是正常现象。 当议论到对照检查问题时，习仲勛说，对照检查有集体的和个人的，重点应该放在集体，集体对照检查是在个人对照检查的基础上作的，也就是集思广益。个人对照检查，就是进行自我检讨，有问题的要检查，没有问题的也可以不检查，靠学习、靠自觉，不要人人过关。我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自我批评为主。批评要实事求是，自我批评也要实事求是，要开展谈心交心活动，谈心过程中就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可以不伤和气，又能解决问题。整党中解决任何人和事的问题，都要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把经济搞上去，有利于开创新局面。 如果违背这一点，就是不成功的。 当有人谈到经过工作较好地解决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习仲勛说，毛主席过去讲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七好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没有一点好处，当时是对形势估计错了，运动发动错了。当然，“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两大派里绝大多数人是好的，但也都有不好的，有“三种人”。“三种人”进了班子的，就要先调整领导班子，把好人选上来，然后再整党。对犯有严重错误又至今不改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对“三种人”要坚决清理，又要防止扩大化，要坚持实事求是，是什么样的事实就是什么样的事实。对犯有一般错误的，在整党中就不要再翻腾了。上海是重灾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都是以上海为根据地的，上海确实有它的特殊性、复杂性，处理这些问题要有一个具体政策，你们要研究一下，上海搞好了，对全国很有好处，对国外也有影响。
第216页 当大家谈到在“两案”审判、审理中，是否对犯错误的人进行重新处理时，习仲勛说，除了对那些发现新的重大问题和表现恶劣的，要重新处理外，一般的不要再作重新处理。 当谈到对犯有一般错误的同志要有一个政策意见时，习仲勛说，各地有各地的情况，各区问题也有差别，区、县都可以自己拿方案，请市委批准。不要什么都等市委拿主意，市委的意见也不可能很具体，不可能把各区、县的具体问题都写上。这也是一个领导方法问题，就是要你们动脑筋，想问题，去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也就是在实践中培养你们健康成长。 选拔干部是大家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习仲勛说，亲疏之别可以有，但亲疏之分千万不能搞。要任人唯贤，光明正大公道正派，要搞五湖四海。这一点你们当一把手的，搞组织工作的特别要注意。 当大家讨论改革问题时，习仲勛说，上海是世界有名的大城市，在全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现在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加上海南岛就是十五个地方了。上海的力量雄厚，有一支强大的有觉悟有技术的工人队伍，应该走在前面。中央希望你们带头，搞得更好一些，贡献更大一些，即使不带头，也不能落后。现在大家都在赛跑，到二〇〇〇年实现中央和胡耀邦提的全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整党决定中的四句话，其中统一思想就是要统一到这里，也就是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当谈到有的老同志通过整党学习，表示要为开创新局面“多发扬优点，少留下缺点”时，习仲勛说，对，年龄大了，总要有个好归宿。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搞好对第三梯队的建设和传帮带，这是考验老同志晚节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方面。老同志可以有三种情况，一是多帮助，支持那些年轻同志独立工作，多发现一些千里马;二是自己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习要去干扰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干扰人家就不好;三是好好休养身体，如做些社会工作，写字画画，种花种草，健康长寿。干扰年轻人是很不好的。我看要有两个自知之明，老干部要有自知之明，年轻干部也要有自知之明。有了两个自知之明就好办了。 习仲勛在座谈会上还强调说，现在上面有些规定对下面卡得太死，有的是顶头上司或者是中央有关部门定的，太紧了要改。条条块块，要以块块为主。上海市有上海市的情况，就要以上海市为主，不这样就不好办事。上级领导对下面不要管得太紧。上海这么大的城市，什么事情都要统到上面的什么口子里，这种做法值得研究。 习仲勛发现中共上海市委同中央整党联络员小组之间，互相沟通情况、主动商量问题不够，在有些问题上看法不一致时，他便多次个别或集体同他们谈话，帮助做团结、协调工作。习仲勛说，由于双方的处境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不同看法和意见，完全是正常的现象，要善于运用民主讨论、反覆比较的方法统一认识，取得一致。习仲勛语重心长地说，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双方应当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通气，主动商讨问题，同心协力地做好整党工作。 在上海期间，习仲勛还听取了正在上海看病的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白栋材关于江西整党工作的汇报。 六月五日晚，习仲勛在南京调阅了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的对照检查材料。六日上午召集江苏省委常委一起座谈了整党工作。他在听取了工作汇报后说，江苏省委前一段整党工作是认真的、健康的、有成效的，在对照检查中省委常委起了带头作用。希望在这个基础上高标准地完成这期整党任务，创造、总结经验，把今后的整党工作搞得更好。 他分析了江苏的形势后指出，要进一步认识整党的根本目的，增强整党的自觉性。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有利于加强团结，有利于发展经济，有利于发展大好形势，有利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整党工作同样是这样。江苏省要充分运用自己的好条件，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来。 习仲勛向中共江苏省委转达了胡耀邦的意见。胡耀邦要求江苏来个新的“七战七捷”，就是今后七年，经济年年要有增长，在前几年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一番以后，到一九九〇年再翻一番。习仲勛指出，你们可能要多花些力气，但要争取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搞经济建设，不像资本家那样是为了自己多赚钱，为了极少数人的利益而剥削广大劳动群众。我们完全是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我们的同志要牢固树立这一思想，掌握这一根本出发点。我认为整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保证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总目标的实现。搞好经济建设是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是个核心，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所以整党工作一定要促进经济，促进改革，促进开放。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最重要的保证。经过整党，如果没有做好清理“三种人”的工作，没有解决以权谋私的问题，没有纠正严重的官僚主义，或者还有其他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这当然都是走了过场。但如果这些事情都做了，也还做得不错，但就是没习促进经济的发展，没有促进改革和开放，没有把经济搞上去，甚至还使经济遭到不应有的损失，这算不算走过场呢?我看这是最大的走过场。 他强调说，搞好整党，必须继续克服“左”的影响。整党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因为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规定和中央整党决定的要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集体的和个人的对照检查。但决不允许採用搞运动的办法进行整党。过去有很多老框框、老办法，都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我们对这一套很熟悉、很习惯，很容易不知不觉地走老路，重犯老毛病。因此，从上到下，在整党的全过程中，要抛弃过去“左”的一套做法。 他要求在整党中切忌搞形式主义。指出，应根据不同情况，确定学习重点，注重实效，既要集中一段时问学习，又要展学习贯穿整党的全过程。经过学习，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好对照检查，找出主要问题，明确努力方向。过去那种强制压服“打通思想”的办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往往适得其反。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教训，坚持按照中央整党决定中指出的方针方法办事。 习仲勛说，清理“三种人”首要的是做好两件事，把住两道关，一是必须坚决地把现在仍然留在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一个不漏地清理出来;二是决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三种人”选进第三梯队。关键是要整顿和建设好领导班子，领导上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在上海、浙江和你们这里，在和一些同志交谈中都认为，就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和一个单位来说，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整党搞完了，清理“三种人”的工作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结束。但只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只要这个领导班子头脑清醒，心中有数，在这方面就是有点遗留问题，也不难解决。
第217页 习仲勛指出，在整党中，还要基本解决好一个大的战略问题，即重视和抓好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整党三年，如果发现、培养、锻鍊、选拔不出一批人才来，整党就不成功。在这项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防止派性干扰。现在一个人不提拔则已，一提拔就有人反对，一封封告状的信就写来了，有些事情说得神乎其神，但一经调查，往往不是那么回事。对于这类反映和信件，要一看二查三核实，对的採纳，错的不理。属于诬告陷害他人的，要坚决追查，严肃处理。 习仲勛还特别叮嘱中共江苏省委的同志说，我们的事业正住不断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要求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省委要挑选一些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实践经验和写作能力的同志，并再挑选点优秀的大学生，组成一个能够忠实执行党的路线、发扬党的三大作风的理论研究班子，经常深入基层，深人群众，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并且在实践中锻鍊他们。这个事很要紧。 六月七日，习仲勛乘火车到达山东济南，八日、九日两天分别和中共山东省委六位领导谈话。十一日上午，在听取了省委工作汇报后，习仲勛作了重要讲话。 习仲勛说，一九八四年中央主要抓两件大事，一是整党，二是经济。经济工作是一抓改革，二抓开放。各方面都要改革，但改革的重点要转到城市，一切妨碍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和办法都要改，不能老是因袭过了时的老办法，还要善于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同自己的实际结合起来，在执行中有所创造，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习仲勛特别讲了在整党中加强团结的问题。他说，要坚持不纠缠历史旧帐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中央提出整党对照检查要以领导班子集体对照检查为主，以现在的领导班子为主，以检查近期问题为主，以检查如何开创新局面为主，这四个为主是根据前一段整党的实践提出来的，是对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有很强的针对性。你们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是好的，大家是满意的。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到历史的复杂性，看到形势的变化，看到人的变化。 习仲勛回到北京后，于六月二十一日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华东一市三省之行的报告》。他认为这四个省市党委常委的对照检查所以做得较好，主要经验有三条：第一，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坚持以检查现任领导班子和现实工作中的问题为主。具体又有两种情况：浙江、山东两省根据一些同志的意见，检查、批评了前任省委的某些错误;江苏省则完全没有涉及过去的问题。各地情况不同，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做法。但总的原则仍然应该是，已经解决了的历史问题，以不再翻腾为好。对于必须涉及的历史问题，也要和已有的正确结论相衔接、相一致，着重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而不要特别去追究某个人的责任。第二，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徵求意见。山东省委负责同志早在今年一月间，就分赴一些地县徵求对省委工作的意见。江西白栋材亲自登门拜访退出一二线的老同志，相互谈心、交心，尽量让有关同志把话说在省委常委对照检查之前。四省市委都採取上下结合，会内会外(省委常委会)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在省直机关各部门和各地市县领导干部以至党员群众和党外人士中反覆徵求意见，并且根据听提意见反覆修改自己的对照检查稿。第三，省委常委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自觉进行自我批评方面，都做得比较好。 习仲勛在报告中说，从这几个省市半年整党的情况看，做好整党工作的重要一条，是要坚决而又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整党决定和有关指示。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许多事情都在发展变化，因此在坚持共同原则的前提下，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勇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新鲜经验，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上级的指示和别人的经验都不能照抄照搬。 习仲勛在报告中，特别提到有两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是有的领导和群众，等待着把一切问题都放在整党时解决;二是少数有严重不正之风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的人，千方百计想躲过整党的风头。这就提醒我们，不能把一次整党的作用估计得过高。那种毕其功于一役，以为经过一次整党就可以万事大吉的思想是错误的、有害的。 习仲勛向中央书记处和整党指导委员会建议，第一期整党工作做得好坏，对今后影响很大。要加强检查，总结经验，精心指导，务求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决不可操之过急，搞夹生饭。这样，这一期的时问可能稍微长些，但第二、三期就可能搞得更快更好。现在就应该提出和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整党工作将逐步向地市县和基层展开，下面的工作任务更是繁重，每个单位的整党时间不宜也不可能拖得过长。 习仲勛在报告中提出，新的领导班子需要充实、加强，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必须抓紧抓好。他认为今后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实现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是根本。领导上对人的选择、任用，一定要公道正派，决不可有亲疏之分。首先要看每个人的思想品德，在这个前提下，注重年龄，注重文化科学知识。只要思想品德不好，不管其他条件如何，都不能提拔重用。 二、在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要注意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至少在这方面要有培养前途。要注重文化，但不能只讲文凭;对于德才兼备、自学成才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同样应予以选拔重用。要强调掌握专业知识，也必须比较熟悉全面工作。有些科学文化水平较高，并且精通某一专业的同志，如本人立志钻研学问，从事科研工作，就要满足其愿望，发挥其专长，而不要轻易地、勉强地让他们担负党政工作的领导职务。【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三、要重视年龄，但也要看知识、能力、身体等条件。有些同志认为，干部到规定的年龄就要离休、退休，无论哪个地方哪个时候没有绝对地离不开哪一个人的道理是对的，有好处。但是，也必须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个地方某个时期离开某个人，暂时或在一段时间内，那里的工作就可能受到损失。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就会使我们对某些问题难以解释，难以处理，于工作不利。 四、要注意及早选拔年轻优秀的同志到地县或基层锻鍊、学习，掌握全面工作经验，提高组织领导能力。要把这个工作作为建立第三梯队的大事来抓。已经提到领导岗位但又缺乏实践锻鍊的，应当补上这一课。 五、继续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抓紧做好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但也不能简单急躁，不能勉强凑数。培养选拔的对象，不到条件成熟，不要告诉本人，不要向外宣布。现在，有些地方在初选过程中就告诉或泄露给本人，甚至在公众场合当面指名道姓地说某某人是“第三梯队”、“接班人”。而少数没有选准、本人思想不健康的人，叉以“第三梯队”自居，等着“上台”，为自己“接班”创造“条件”。这种做法和表现都是错误的，要坚决纠正和防止。
第218页 六、重视和做好安置老同志、正确发挥老同志作用的工作。上海有四十年党龄以上的老党员四千多人，三八式的老干部人数更多。这些老同志逐渐退出一二线。如果都要安排到市顾委、人大常委和政协，根本不可能，也不宜于形成这样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各地同志还建议：对进入各级顾委、人大常委和政协的人员，最好也有个一般的年龄标准。对妥善安置老同志的问题，应作进一步的研究。还有，现在普遍认为，五十五岁左右的同志“退休嫌早，提拔嫌老”，如何安定这些同志的思想情绪，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也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七、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培养一支精干的、符合“四化”要求的，能够理论联繫实际和富有创造精神的理论班子，作为自己的参谋和助手。同时，也可以组织他们协助新上来的同志做好工作。 习仲勛在调查研究中，还提出了几个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一是经过机构改革，省市的直属机构(部委办厅局)和人员实际上没有减少，甚至增加了。有的单位由处级升格为局级，或由二级局升格为一级局。有的几个相近的部门合併为一个单位后，实际上仍然是各干各的，人称“貌合神离”。有的厅、局或其下属组织，名义上由行政单位改为企业事业单位，但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二是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临时工作小组仍然很多。个别地方因特殊需要建立这样的组织是应该的。但现在往往办一件事，就习惯于建立一个什么小组;中央建立一个什么小组，省市也跟着照办。这几个省市这样的小组都在六七十个以上。不充分依靠、发挥主管部门的作用，不依靠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协同一致地进行工作的结果是：机构重叠，关系复杂，互相牵扯，效果不好。三是参观人员过多、“文山会海”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习仲勛的报告受到中央书记处的重视，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和整党指导委员会参阅。 习仲勛还参与了对中央国家机关整党工作的领导，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安全部等单位整党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并帮助其修改对照检查提纲。 八月二十八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整党工作已进入了整改阶段，针对存在问题，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以召开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整改工作经验交流会的方式加以引导。习仲勛在会上讲话，提出三条意见：一是要提高对整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搞好整改的信心和自觉性。当前要注意克服以下两个思想障碍：一个是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思想上存在的松劲急躁情绪，一个是有些党员和党外群众对整改缺乏信心。希望各整党单位的党组织要敢于按原则办事，拿出整改的气魄和办法来，切实解决这些问题，使党员和党外群众从整改的实际效果中增强信心。二是要正确对待党内的是非问题。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对待同志之间、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能用我们党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绝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或其他错误的方法去解决。否则，非但不能达到分清是非、加强团结的目的，而且往往适得其反。在这次整党中，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内生活的优良传统，并且把它坚持下去。三是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好整改与改革的关系，全面完成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九号通知中关于整改的四项任务。要注意把整党工作同经济工作及其他业务工统筹安排好，做到互相促进。习仲勛还强调继续抓紧做好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九月二十五日，习仲勛出席中央党校一九八四年秋季开学典礼，在讲话中他分析了整党工作一年多来的形势，对党校如何参与整党提出了要求。他说，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提出要专门进行一段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学习，这是很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整党的四项任务就不能完成。特别是要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认真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十二大精神的自觉性，提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对于党校来说，要实现教育正规化，也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希望党校的同志，无论是学员还是工作人员，都要在增强党性方面带好头，做团结的模范、端正党风的模范，做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模范。 习仲勛在指导整党工作中，还身体力行，从点滴小事抓起，使党的优良作风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日，习仲勛路经北京市宣武区红南路的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大院时，看到附近农田中间被人踩出一条便道，当时正有人从此处经过。习仲勛的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当即下车上前劝阻在便道上行走的人，让他们改走大道。随后，他到指挥部大院问明情况后，严肃地对指挥部负责人说，为了自己方便，大路不走而践踏农田，糟蹋庄稼，损害农民利益，也影响军民、工农关系，请不要践踏农民的一寸农田。他要求指挥部採取有效措施，防止继续发生践踏农田的事情。习仲勛离开大院后又亲自走访了附近农户，询问对此事的意见，并将意见反馈给附近驻军和单位。 习仲勛高度的群众观念、责任心和深人细緻的工作作风，使当地驻军和单位受到一次深刻教育。黄金指挥部常委专门召开会议，领会习仲勛“不要践踏农民一寸农田”指示的深刻含义，检讨思想差距，研究落实措施，还向主管上级写了报告。黄金指挥部与附近的冶金指挥部、冶金地质研究所、冶金安全仪器厂的领导，一同走访驻地农户和村民，同干部群众座谈，徵求意见，听取批评，主动作了检讨，和他们共同研究形成了保护农田的措施。之后，践踏了的农田被翻松，路边架起了铁丝网，彻底杜绝了践踏农田的问题。一个星期后的四月十七日，习仲勛又利用星期天来这里检查。 习仲勛爱民、亲民、护民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习仲勛常说：“我这个人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别人欺负老百姓，我也不答应。”这件事和其他许多事情，也可以使我们看出习仲勛心繫人民群众的赤子情怀。 ■关心新闻宣传和文教卫生事业 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习仲勛十分关心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 新华通讯社是党和国家的喉舌。新华社的前身是红色中华通讯社，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最早的新闻机构。一九三四年十月，红色中华通讯社随中央红军长征，一九三七年一月在延安更名为新华通讯社。那时习仲勛与新华社就有较多的交往，关注着新华社的成长发展。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新华社举行建社五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十日，习仲勛欣然应邀出席新华社举行的庆祝五十周年茶话会，并发表讲话。他深情地说，新华社的五十周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艰苦奋斗，胜利发展的五十年。新华社是党的重要宣传工具，现在正在向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方向迈进。当年，新华社在延安清凉山驻了十年，这十年是新华社初具规模，逐步成长的十年。清凉山的老同志现在还在新华社的可能不多了，但是清凉山时期那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即延安精神，应该继承下来，发扬光大。这对编辑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都是同样重要的。
第219页 习仲勛对纪念活动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我们的任何纪念活动，都不是为纪念而纪念。纪念某一个节日，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他从新华社五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归纳提炼出“真、短、快、活、强”的五字箴言回赠给新华社的负责人和编辑记者。 一、真——真的对立面是假。新闻必须真实。延安时代就反对过“客里空”，这几年又反对“假大空”，假字排在第一，所以首先要反假。 二、短——短的对立面是长。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长了没人看。 三、快——快的对立面是慢。新闻报导的时间性很强，不快就成了旧闻了。你们现在技术装备}匕延安时代强多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新闻实际上不新，变成旧闻了。 四、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那些没有人看。 五、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性强。一篇新闻报导，总要给人一点什么有益的东西，人们看了受到教育，受到鼓舞，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团结一致干四化。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出废品。习仲勛的五字箴言，简洁明了，道出了新闻宣传工作质，既是对新华社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更是对党的新闻宣工作的要求。 习仲勛非常关注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先后两次出席这方面的会议并发表讲话，阐述做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基本要求。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至十一日，全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十日，习仲勛和李先念、万里一起会见与会的部分代表，代表党中央讲话。他语重心长地叮嘱说，中央提出第一抓经济建设，第二抓思想建设。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这是一个原则。过去在困难条件下要思想先行，现在条件好了，仍然要思想先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不仅没有过时，现在、今后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 习仲勛动情地说，教育战线的同志确实很苦，但是大家能体谅国家的困难，坚持工作，这是很不容易的。民办教师的困难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肩负着教育青少年的重大历史使命。现在犯罪的很多是青少年，看到这种现象，我们心里很难过。当然，从根本上说，这是“四人帮”造成的恶果，但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经济工作只要方针政策对头，振奋精神，就可能搞得快一点，但思想教育工作，要比经济工作费时更多，至少要多一倍的时间才能把青少年一代的风气搞好。首先是要把党风搞好，这就必须要有个好的党委领导班子。领导班子成员一定要是德才兼备，年富力强，能跟党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同志。 习仲勛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群众工作，要大家去做。他晚，党的工作本身就是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不仅党委要做，而且要发动人人去做，特别是教师都要做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青少年的思想是要引导的。要重视这个问题，也不要把问题看成不能解决。现在的学生，与五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不一样，与七十年代的也不一样。他们对旧社会一点不了解。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知道，以为社会主义、共产党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坏的东西。我们要摸清青少年的心理状，了解他们到底想些什么，才能做到循循善诱，正确引导。 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国中小学工会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情况，习仲勛专门到会，参加交流和讨论。他在认真听取了八位与会代表的发言之后，根据自己的调研和思考，与大家一起交流了看法。他说，教育工作者只有了解每一个学生，熟悉每一个人，才能有效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你不清楚他，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你说你的，他想他的，那就起不到教育的作用。北京师范学院李燕杰老师，他为什么那样受欢迎呢?他讲的不是空空洞洞的一些大道理，不是口号式的，而是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教育，有好些思想不对头的学生都转变过来了。他举例说，北京外语学院有个学习“尖子”叫冯大兴，后来偷盗杀人，被枪毙了。这当然是罪有应得。但是分析冯大兴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就可以看出，学校的老师，学校的党团组织，不了解的个学习“尖子”思想深处的东西，没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他的思想越来越阴暗，越来越堕落。第一次作案得手，又想干更大的。他在作案前不可能没有异样的表现，但是没有人察觉，也就不可能制止。这不能说同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没有关系。 习仲勛分析说，中小学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谁来做呢?当然是党委、党支部。我们要加强党的领导，还要改善党的领导，你不改善，怎么加强?现在有些学校的党委和支部工作做得很好，但有些工作不那么得力，工作方法上也有不少问题。同时，要通过工会对教师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方法就很好。大家提出“建设一支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教师要成为建设精神文明的表率”，这些提法都很好。教师很光荣，教育下一代，光荣就光荣在这里。 习仲勛强调要切实解决好教师的生活待遇问题。他说，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中、小学教师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他们工资很低，工作很辛苦，这一点，谁都知道，中央也清楚。今年在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下决心拿出一部分钱，给中小学教师普遍提一级工资。当然，提一级工资也解决不了很多问题。生活上的一些问题，看是小事，例如有的教师住的地方离学校太远，孩子没有地方吃中午饭等，这些都影响教师的工作。教育工会和学校行政领导，应该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在政治学习方面，也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帮助解决。据我知道，有的学校连报纸都没有，看文件恐怕就更难了。又要教师政治思想进步，好去做教育学生的工作，又不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条件，这怎么行呢?但是，尽管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绝大多数教师还是任劳任怨、积极工作的，我们这个教师队伍确实是很好的。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习仲勛十分关心文化艺术工作，对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有着深刻的理解。一九八八年他为原绥德分区文工团文艺工作者撰写的回忆录题词：“深人生活，扎根群众，开拓创新，繁荣文艺”，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化艺术工作的真知灼见。在实际工作中，他对电影、农村文化建设、戏曲等都付出过心血，关心着文艺工作者的成长。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会见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对广大电影工作者讲道，一是我们的电影事业有进步。现在的电影，不管从内容上讲，还是从艺术上讲，思想性、艺术性等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过去的水平。二是有人才，从电影作品看，老艺术家更加成熟，新秀也涌现出不少。老人带新人，新人要学老人、超老人。可谓人才济济，人才辈出。三是有困难，电影用的那点钱，只要把其他方面大的浪费堵死了，也就足够你们用了。电影是精神食粮，哪个不需要呀?搞得好可以教育一代乃至几代人，影响深远。这是几十万、几千万元都买不来的!一部好的影片，可以教育千百万群众为四化奋斗。四是有缺点，现在，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占片约百分之七十，不好的，思想性、艺术性差一点的占百分之三十。有缺点不要紧，大家来评论，群众来评论，专家来评论，评论了以后可以改嘛。只要善于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就能克服各种缺点，就能拍出好的电影来。五是有希望，电影事业大有希望。现在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特别是大转变时期，改变党风，改变社会风气，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很多事情，可以大做文章，也能做出大文章。他的这些思想，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影事业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习仲勛对一些重大题材的影片非常关心。一九八七年七月，他专门审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彭大将军》，并接见了制片厂的负责人和导演。
第220页 习仲勛对农村文化事业也非常关心。一九八二年一月三日，他在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党中央十分重视农村文化工作。在新形势下，农村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社会风气、社会治安还不那么好，还不那么安定。现在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就迫切了。但是，现在农村的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农民缺少精神食粮。有些地方，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民看不到电影，看不到戏，看不到书报或者看得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拿出足够的好的电影、好的戏曲歌舞、好的电视片和其他好的作品，来满足广大农民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来影响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用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去占领农村的阵地，也要帮助、辅导农民自己创作并演出一些文艺节目。他举例说，旧社会陕西有“自乐班”，就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自编自演。解放以后，农业合作化时期，我到陕西省长安县一个村子去，那里家家户户写诗，贴在门口。不要看不起农民，何况现在的农民已不同于过去的农民，觉悟高了，文化程度高了，要求也高了。因此，一方面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强迫命令，一方面又要採用多种方法，结合各地的情况，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活跃和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鼓舞和教育千百万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热爱劳动，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高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贡献。 他还向农村文化工作者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要教育和提高农民，自己要先受教育和提高自已;二是要深入生活，向农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农民喜欢的作品来;三是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了这个作风，我们许多事情就可以做得更好。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习仲勛观看了天津市第二电子仪器厂职工自编自演的话剧《分忧》。这个剧以“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住房和就业两个大问题为题材，反映工人阶级顾全大局，为党和国家分忧的精神风貌。习仲勛在此剧演出前后，两次同编导、演员座谈。他给这个剧以充分肯定，指出应剧“很有现实教育意义”，“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工人不仅为国家分忧，也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帮助国家解决困难，也是解决工人自己的困难。现在我们就是要提倡这种主人翁的责任感。”他十分赞赏企业自编自演文艺作品的形式，认为“企业职工业余演出，这个形式好，不占编制。既生产，又演戏，能文能武，既教育了工人，又教育了广大观众。” 习仲勛十分关心文艺工作者，是文艺工作者的知心朋友。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喜欢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张君秋、杜近芳，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傅全香，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陈素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秦腔表演艺术家王天民、刘毓中、苏育民、李正敏、孟遏云、李瑞芳、吴德，北京人艺着名艺术家曹禺、欧阳山尊、朱琳、蓝天野，歌唱家郭兰英、王昆、王玉珍、郭淑珍、李谷一、负恩凤等，都受到习仲勛的关心和帮助，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还重视为他们落实政策，使这些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受到尊重生活上得到照顾，艺术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习仲勛也因此赢得了文艺界广泛的尊敬和爱戴。很多文艺工作者一提起习仲勛就赞不绝口，说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像长辈一样关心他们。歌唱家负恩凤回忆说，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次见到习仲勛，开始还很拘谨，但他那风趣幽默、谈笑风生的言谈举止，一下子打消了她紧张的情绪。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之际，负恩凤去北京为大会演出。演出前一天，她去看望习仲勛，汇报了近况。当得知负恩凤要为十二大代表演出时，习仲勛对她说，演出要放得开，不要紧张。并叮嘱同去的中共陕西省委有关同志要多宣传陕西的艺术家。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习仲勛在观看了负恩凤独唱音乐会后，为其题词：“唱群众喜爱的歌曲。做群众喜爱的歌手。”一九九六年三月，负恩凤陕北民歌专辑《山丹丹开花红艷艷》珍藏版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习仲勛专门从深圳发来贺电：“获悉你经过几年的努力，艺术上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表示祝贺。艺术，只有奉献给人民，服务于人民，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往人民喜爱你的歌声，今后，希望你永远忠诚于艺术，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黄土地。”【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十分关心地方戏曲的发展。一九五八年，为了展示陕西戏曲近年的研究成果，陕西省文化局决定组建陕西省戏曲演出团赴京演出。八月，陕西省文化局派杨公愚副团长先去京联繫演出事宜，行前赵伯平省长指示杨公愚，到北京后先向习仲勛汇报，争取他的支持。当听说有新剧目、有经过整理修改的传统剧目、有老演员和中青年演员，特别是解放后新培养起来的青年演员能在各个剧目中担任主角时，习仲勛非常高兴。他说，一个剧团或一个剧种要争取广大观众的喜爱，必须有两条，一是要有好剧目，二是要有好演员。他认为陕西的戏曲工作者已注意到这两点，是很大的进步。根据习仲勛的建议，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经过充分准备，于十一月上旬赴京演出。十一月九日晚，习仲勛邀请杨明轩、汪锋、张奚若、张邦英、贺晋年、高登榜等陕西籍老同志，宴请陕西演出团团长罗明、副团长史雷和老艺人刘毓中等。习仲勛对大家说：“陕西剧团要来京演出，大家都很关心，但怎么演，怎么工作?大家议议。”罗明简要地介绍了演出团的情况，大家听了异常兴奋纷纷发表意见，有的主张先演秦腔，有的主张先演眉户、碗碗腔。习仲勛认真地听着大家的意见，然后集思广益，认为第一场应该是给中央文艺界的领导作汇报演出，先演碗碗腔《金碗钗》。因为碗碗腔原是陕西皮影戏的唱腔，属于小剧种，现在经过陕西戏曲工作者的努力，搬上了舞台，成为大戏，是一项大胆的革新，在音乐上也有很大的创造和发展，是值得向文艺界领导汇报的剧目。同时，他还对演出的宣传报导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按照习仲勛的意见调整了节目次序，加强了宣传工作，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一致称赞。二十四日，习仲勛在北京饭店举办招待会庆贺演出成功，邀请了数十位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及表演艺术家与陕西戏曲演出团全体同志见面，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中国剧协主席田汉、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等都到场祝贺。此后，欧阳予倩、梅兰芳、田汉、曹禺、马少波等都陆续写文章盛赞陕西戏曲。 秦腔《千古一帝》的创作和演出，浸透着习仲勛的心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戏曲界比较活跃，全国各地都出了许多好剧目，陕西戏剧却比较冷清。习仲勛很关注，对中共陕西省委主要领导说，晋剧上去了，豫剧上去了，秦腔是戏曲的鼻祖，要很好地抓一下。中共陕西省委按照习仲勛的指示，尽快调整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领导班子，新班子组织力量创作，一部反映秦始皇历史功过的大型秦腔剧，最后定名为《千古一帝》。经过紧张的排练，该剧先在陕西演出，反响很好。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习仲勛和马文瑞、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陕西省省长李庆伟一起，在北京国宾馆观看了《千古一帝》录像，并召开座谈会，习仲勛提出了指导意见。十二月初《千古一帝》赴京参加全国戏曲观摩大会，定于五日演出。四日晚，习仲勛从广州赶回北京后，即打电话给中央有关领导，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邀请他们观看。第二天，习仲勛带着孙女，与中央有关领导一起观看《千古一帝》，高度评价了这齣戏，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他对一起看戏的同志说，你看我们陕西的秦腔，演得唱得多好!《千古一帝》轰动京城，获得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十个金奖，一个二等奖，创造了单个剧目获奖的最高纪录，使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走向全国，声名远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习仲勛回到西安参加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活动，与全国政协副主席回到操等一起观看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出的秦腔折子戏《盗草》、《借扇》、《鬼怨·杀生》。习仲勛高兴地说，秦腔要改革，不改不行，改得没有秦腔味也不行。你们的戏改得好，既有秦腔的传统，又有新的发展，方向对、路子正，我很满意。
第221页 习仲勛不仅关心家乡戏曲的发展，同时也关心着京剧、豫剧、粤剧、评剧、晋剧等剧种的发展和繁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文化部和北京市调整部属和市区戏曲表演院团布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勛和陕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积极动员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到西安组建陕西京剧院。年近花甲的尚小云变卖了北京的房产，举家迁到西安，担任陕西京剧院首任院长，使陕西京剧院成为全国五大京剧院之一。在习仲勛的关怀和支持下，尚小云在陕西再创辉煌，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京剧和秦腔以及其他剧种的共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寅献。习仲勛和着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相识，和豫剧有着不解之缘。一九八二年二月，常香玉率郑。州豫剧团进京演出《花木兰》和《柳河湾》，习仲勛观看演出。并看望演员。之后，常香玉每次到北京开会，习仲勛和夫人齐心都要请她吃饭。常香玉爱吃青菜，齐心每次都给她做大白菜包子、大米粥和菠菜汤，还让儿媳、着名歌唱家彭丽嫒向常香玉请教学习。 在发展繁荣文化事业上，有件事值得称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画家范曾的国画作品在日本走红，日本的有关人士要为范曾举办个人画展并邀请他赴日出席开展仪式。美术界有人不攒成，认为范曾不能代表中国画家，主管部门也犹豫不决。这件事情请示到仲勛那里，他认为日本人喜欢中国画，喜欢中国画家，这是件好事情，应予支持。他力排众议，支持范曾东渡日本举办个人画展，促进了中日文化艺术交流。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段时期，由于西医的冲击，中医中药得不到应有重视，也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习仲勛认为中医中药在医学事业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民群众又十分认同中医中药在防病治病、健身强体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他很早就关心卫生事业，支持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早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习仲勛就非常关心和支持西北地区的中医中药研究工作。到北京工作后，他依然关注中医中药事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时，百忙之中仍然不忘支持发展祖国的中医中药事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举行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习仲勛出席会议并作讲话。他说，三十年前成立中医研究院，是发展中医事业的一项重大决定，是中医史上的大事。中医研究院的同志们艰苦创业，尽心竭力，团结协作，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人民防病治病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全国中医药研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他回顾了中国中医药学悠久的发展历史，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特别是针灸已经传到世界上一百二十个国家，有八十多个国家来我国学习和进行学术交流。有些国家还建立了研究机构，投人大量人力，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中医药和针灸进行深入研究。这说明，中医药在我国的卫生事业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它的奇特疗效和科学价值也被世界医药界所公认。”他要求中医药战线的同志们，要把振兴中医，为民造福的光荣任务承担起来，并指出，既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又要坚持改革和创新，振兴中医，办好中医，发挥它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与西医相结合，取其所长，补己之短。他要求，要纠正那种歧视中医中药，丢掉中医中药的错误思想，全党都要关心中医中药工作，重视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一大批中医中药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祖国的中医中药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贊同。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习仲勛的远见卓识。 第33章 开创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一大法宝。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统一战线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政策，从而引领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习仲勛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宽宏大度的修养，平易近人善交朋友的工作作风，使他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和楷模。 ■致力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研究 习仲勛有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在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他运用党的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提出了统战工作包括民族宗教工作的许多独到见解，很好地解决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宗教问题，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习仲勛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后，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实践，指导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以后，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要不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如何清理“左”的错误和影响，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新问题。习仲勛从新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认真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些问题，使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 习仲勛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对统一战线，民族、宗教方面的动态和方针政策的研究十分重视。这是他的老本行，但他面对新的形势，不断思考着新的问题。他组织带领统战部门的干部，按照新时期党的工作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肃清“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继承和发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传统。经过一段时间的深人思考和理论研究之后，他提议召开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解决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勛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对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了全面的阐释。他说，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到，所谓党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党的三个主要法宝，第一条就是统一战线，第二条是武装斗争，第三条是党的建设。这是毛主席总结了十八年的经验提出来的。现在我们有六十年的经验，我们面临的任务不同于当年。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一是实现四化建设，一是保卫世界和平，一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尽管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三大法宝不能丢。“至于统一战线工作，包括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加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是事情少了，不是责任小了，而是工作量更大，责任更大，而且很多工作比过去更难做。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个大破坏，给我们遗留的问题很多。特别是现在处在一个新时期，我们的统战工作更要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作出新的贡献。”
第222页 他强调，统战工作，不仅有“左”的影响，甚至“左”的流毒还很深。“左”的思想不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才有的，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后，有些地方就“左”了，但那时还不那么严重。五十年代初期，整个统战工作情况是很好的。那时我接李维汉任政务院秘书长，接着又做国务院秘书长，总理把好多事情交给我做，做统一战线工作，不搞民主协商能行吗?习仲勛还特别希望，各级统战部都要成为党外人士之家。像组织部是干部之家一样，使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一切党外人士，觉得统战部是他们的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什么事都可以商量，有困难我们诚心诚意帮他们解决。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做到家了，就搞好了。 习仲勛还特别强调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他引用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像打麻将一样，混色赢得多，光搞清一色不行。他说，现在把政协的形象搞得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和影响。我 算了一下，全国政协副主席，党外人士比较多一点，各省政协副主席党外人士就少了。毛主席过去常讲，不要把党外人士当第摆没。我们现在这种思想还是有的，把人家当只花瓶。当花瓶还好看些，有的连花瓶都说不上。 习仲勛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做好统战工作，要有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方法，也要对新时期的统战对象，对民主人士有新的认识。他总结自己长期的工作实践，深有感触地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足够的认识。他们中有些人前些年受的苦，可能比我们共产党内有的干部受的苦还要大，也算经过了一次严峻考验，这一点必须肯定。我以为现在可以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同志看待。胡厥文先生提出看文件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请统战部同志的脑子里经常想着这些问题。要向这些老民主人士学习，学习他们的谦虚精神，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还这样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统一战线本身就要有民主作风，就要搞五湖四海，特别是今天搞四化建设，大家一块干嘛。实践证明我们的方针是对的，很多人不是要求加人共产党吗?如果他对共产党没有信念，他为什么还要求加入呢?现在在我们一些部门里，总觉得党员是最可靠的，总是高人一等，这就不好了。对党外人士，你们已经大量地搜集材料，整理他们的事迹，我觉得还不够，特别是对国外的统战对象，也要有计划地大量搞。现在不管搞经济的也好，搞文化科学的也好，搞其他方面的也好，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是骨干，真正办事的是这些人，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要向这个方面扩展。统一战线也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不然老的老了，死的死了，统一战线就持续不下去了。现在要广泛地交一些新朋友，年轻的朋友，这一条非常之要紧。 习仲勛十分重视肃清和防止统一战线工作中“左”的倾向，端正思想路线。他花费了很大精力，督促各级统战部门认真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几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文件，亲自批示了一些典型的案件，使一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遭受冤屈的党外人士在政治上得到信任，经济上也得到补偿，心情舒畅地投人到祖国建设事业之中。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左”的思想不断得以清除，正确的指导思想得以确立和贯彻。 习仲勛对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作了认真的思考。他接出了统战部也要管干部、扩大统战对象、广交朋友等许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见。他指出，我们总的是有一个管理干部的组织部，但是，统战部也要管干部，负责考核、挑选和推荐一些党外的、各民主党派的干部。习仲勛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纪要》，其中进一步明确了统战部负责管理党外干部的职能，使各级统战部门真正成了党外干部之家。 习仲勛培养统战干部几乎到了手把手教的地步。对新任部，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压担子、教方法。一九八五年秋，阎明复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部长，习仲勛找他谈话，耐心细緻地向他介绍统战工作，叮嘱做好统战工作要注意的问题。阎明复回忆说：习仲勛通知我，中央决定调你去中央统战部任部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表示自己水平不高，经验欠缺，如此重大的担子深感难以承担。习仲勛说，只要认真执行中央的路线万针，认真学习，是可以做好的。随后，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统战工作是我们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成败的战略问题，绝不可掉以轻心。无论是革命和建设，都是人多一点比人少一点好，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党外人士，都是经过考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人士。许多还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一定要充分信任、尊重他们，抱着甘当小学生的心理向他们请教学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的民族还是全民族信仰一种宗教，要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关心群众生活，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这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至关重要等等。习仲勛一席话，使我对统战工作的认识和做好工作的信心加深了许多。 在统战工作的具体细节上，包括工作的方式方法，甚至连怎么说话用什么样的语言，习仲勛都做过仔细研究，给干部提出要求。他说：有些同志的工作方法，一说话就露馅了，开会发言或者商量事情的时候，总喜欢说党怎么样决定了。那人家要问你，既然党决定了还商量什么呢?我几次碰到这种情况，总觉得这种说法和做法不那么妥当。不能这样嘛，党的领导这一条当然要坚持，但也不能到处讲我们要领导。你不讲，人家就不要你领导?习仲勛要求统战干部“把工作搞实在，严禁说大话、不办事”;对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和要求，“都应有明确的回答”;“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有效措施，真正解决问题”。他还中肯地告诫统战工作干部，“请拿出一点实干精神来。统战部的工作很麻烦，无耐心，不细緻，不一抓到底，都习做不好工作。这就是官僚主义作风”。对民主党派内部及与其有关的事务，“切记由他们自己去调解，比我们出面干预要好得多，这就是改善党的作风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加强党的领导，真正加强党的领导”。一九八三年三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书记处反映某一党派内部存在一些不团结问题及中央统战部的处理意见，引起了习仲勛的注意，他即于三月十九日作出批示，再次强调：做各民主党派工作的中共党员干部，凡事切忌陷入矛盾之中，更不能有所偏袒，只能居中公正地帮助他们调解纠纷，加强其内部团结，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也就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习仲勛做统战工作，在抓大事、抓倾向性的问题时，也注意及时发现和解决一些容易产生疑义和争议的问题。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向习仲勛反映说：刑满获释的战犯、特工人员、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能当政协委员，不能参加民革，不知道是谁规定的?习仲勛很重视这一问题，认为这个规定不合适，不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便直接过问处理此事。当得知是中央统战部的规定时，即要求中央统战部对类似的规定和政策作一番清理，凡是不合实情的条条框框，都要根据新时期的新特点，重新清一清，理一理，坚持和完善正确的规章制度，总结成功经验，记取失误的教训，把统战工作做得更好。
第223页 做好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工作，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实现港澳回归和两岸统一，是习仲勛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他经常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在工作中，他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有广泛的接触，深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他认为海外爱国统一战线有着广阔的天地，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好海外的统一战线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习仲勛主持召开会议，邀请中宣部、外交部、侨办、对台办、港澳办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研究海外统一战线工作，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集思广益，讨论形成了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使这方面工作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活跃起来。根据习仲勛的指示，还成立了海外联谊会机构，加强了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联繫。 习仲勛十分关心在大陆台胞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一九八二年四月，《中国青年报》的《青运情况》编发《台籍医生周朗赤诚报国却得不到应有信任》的文章，反映天津市河西区医院儿科主任、五十七岁的儿童白血病专家、台湾同胞周朗不被院方信任，工作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习仲勛看到后，认为这不单是周朗个人的问题，而涉及对大陆台胞的政策。四月二十五日，他在《青运情况》上作了较长的批示： 对五十年代回大陆的台籍医生周朗同志应热情诚恳相待，要相信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赤诚爱。他是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党员、老技术专家，我们还以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对待，是十分错误的。如果对这样台湾籍的同胞和同志都团结不好，怎能谈得上广泛开展对台工作?这是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务必严肃对待。请认真听取周的意见，并解决他的困难。请廖公、静仁同志查处。中央统战部向各省、市、自治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和统战部转发了记者写的文章和习仲勛的批示，及时纠正了各地出现的类似问题。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从台湾和国外回祖国大陆定居的部分人士欢聚一堂，共迎一九八四年新年。他们中间有：从台湾驾机归来的原国民党空军少校考核官、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航校副校长黄植诚，原国民党空军少校分队长、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航校副校长李大维，台湾中华电视台原节目主持人黄益腾，原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第四挺进纵队司令、台湾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彰化训练中心原主任彭鸿文，国画家孙瑛，原国民党第九集团军少将参议徐子清，台“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希枚，台北荣民总医院眼科专家战志国，从美国回国定居的北京航空学院教师李椿萱博士和台湾省籍旅美化学博士吴国桢等人。 习仲勛和杨尚昆、邓力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这次活动。习仲勛在与李大维交谈时高兴地说：“你现在在陕西工作，我就是陕西人啊!”李大维用刚刚学的陕西话说：“我向你学习!”引起了满堂笑声。李大维告诉习仲勛等领导同志：“我是干中学，学中干。该我管的，我就毫不客气地管。”习仲勛与杨尚昆一致说道：“非常对，非常好!” 在对台工作的实践中，习仲勛提出，统战工作，对台工作，各部门都要做，不仅是统战部，外贸部、商业部、邮电部、外交部也有这个工作，大家共同来做才能做得好，要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习仲勛一直关注着祖国统一的问题，也为此积极寻求解决的途径。一九九〇年十月，台湾人士陈建中来大陆，中央统战部向习仲勛汇报后，他从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考虑同意会见陈建中。从一九六二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等人曾因习仲勛与陈建中是同乡同学而诬陷他，并作为一条罪状予以审查。陈建中到台湾后，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大”主席团主席等职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主张两岸停止敌对，并为此发表过文章。十月后的一段时间内，习仲勛在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陪同下，先后四次会见陈建中，介绍大陆改革发展情况和对台政策，讲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希望陈建中能做于两岸有益的事情。他把会见陈建中的情况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习仲勛一心为了两岸统一的高尚品格，令人敬佩。 习仲勛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总结经验，把系统化的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工作的指导方针。在他领导支持下，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召开了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这是建国以来召开的第一次研究统一战线理论的会议。习仲勛发表讲话，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对统一战线理论的认识。他提出：“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门科学。它的内容极其丰富繁杂，是一座大可攀登的科学高峰。马列主义奠定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我们统一战线工作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极其丰富。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大大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但是，统一战线这门科学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向前发展，不能停滞和僵化，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了。而我们对统一战线这门科学的理论研究，跟我们党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大量理论财富比较起来，就显得薄弱。一方面，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有待于我们提高到理论上去总结，以资借鑑;另一方面，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又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以指导工作。”【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进而提出加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工作，必须从四个方面做起： 一、要理论联繫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我们党六十多年的历史，就是经过反覆实践不断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的历史。当我们党把这两者正确结合的时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胜利，就向前发展，反之，就遭受挫折和失败。实践证明，理论研究只有结合实际，才会有活力，有创造，有发展，也才会对实际工作起指导作用。我们要不断地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因为有这种思想的同志往往是理论脱离实践，并把它变成了空洞的、僵死的东西。他们只会机械背诵和简单重复马列主义的原理和字句，并拿来衡量已经发展了的实际，他们“循规蹈矩”，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理论来自实践，并为实践服务。邓小平同志指出：“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的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实际，面向群众，这是理论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生命源泉;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世界，及时了解各国的信息和经验，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三大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我相信，做到了这几个面向，统一战线这门科学就会不断充实和发展起来。
第224页 二、要解放思想，立新破旧。长期以来，在理论研究方面，“左”的思想影响很深，一些过时的旧观念、旧框框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再加上一些违反学术民主的粗暴做法，使理论研究不能形成良好的气氛。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思想、观念必须顺乎时代的潮流而不断更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怎样搞好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确立了一系列正确的新的思想和观念。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新发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和历史意义。应当看到，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们各个领域里一直是被“左”的思想束缚着而不自由。另外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的观念和习惯也还在我们的头脑里发生作用。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回顾一下统战工作，通过实践的检验，树立合乎时代要求的新观念，破除已经过时的旧观念。 三、要团结党内外的理论工作者和统战工作者， 形成一支广泛的统战理论研究队伍。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要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推进统一战线这门科学的研究，也要发动党内外的同志共同参加，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希望同志们迈开自己的双脚，深入到实际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虚心地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使自己不断地增长见识，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为发展统一战线、促进四化建设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次会议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各界非党人士一道参加，共同研究和讨论问题，这个做法很好，应当贯彻到今后的统战理论研究工作中去。 四、要加强领导和协作。近几年来，统战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开展，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各级党委的重视和加强领导;再一条是党委统战部门出面抓好组织落实工作;第三条是加强各有关部门的协作。我相信依靠上下左右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统战理论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习仲勛为开创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做了大量艰苦细緻的工作，尤其是他在理论上的深人思考和新的创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和理论，为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实现新的转变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努力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习仲勛始终关注民族宗教问题。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在谈到统战工作时，专门讲了民族宗教工作。他说： “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左’的影响还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右的倾向。这个问题，中央书记处准备讨论一次。民族问题，方针政策都有了，主要是如何结合各地的实际贯彻执行的问题。宗教问题，一个是不敢管，一个是不放手，两种情况都有。其实民族和宗教是分不开的。有的民族，没有宗教也就不成为一个民族了。我们现在说的宗教狂热，要加以分析。为什么狂?这些问题都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准人家信教，一切都成了牛鬼蛇神。但是也有右的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习仲勛对民族宗教工作中的问题之所以看得这么准，得益于他过去长期在西北民族聚集地区的工作经历。因此，在处理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时，就显得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一九八二年，在习仲勛的正确指导下，有关方面妥善地解决发生在中国大地的“呼喊派”反动组织问题，就是一个例证。 “呼喊派”创立于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传人中国，以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邪说，煽动群众在聚会时尽力“呼喊”，遂被外国势力利用来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人民政府，图谋“改朝换代”。八十年代初，“呼喊派”在河北、福建、浙江等地发展，随之蔓延波及全国十九个省市。 习仲勛是从公安部的材料上了解到“呼喊派”问题的。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当即批示：“国外基督教、天主教利用我国的开放政策，千方百计向我国内渗透，并煽动反动教徒骨干分子企图组织一股反革命势力，纠集信教群众公开反对党和人民政府，抢占教堂和聚会点，围攻公警人员，哄闹县政府和县公安局，气焰十分嚣张，欺我软弱，如不给予严厉打击，则将会蔓延扩展，为坏人效尤，‘四人帮’的残渣余孽也会参加进去，兴风作浪，乘机闹事。这是一个极不安定团结的潜在威胁。”他提出要“及早研究制定综合治理办法”。 按照习仲勛的批示，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国务院宗教局当即组成调查组到有关省区调查，并向中央写出调查报告。报告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这个组织是极为反动的，它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必须看清所谓“呼喊派”特别是其骨干分子的反动本质及其极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习仲勛仔细阅读了调查报告，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致信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各地出现的‘呼喊派’问题，确实严重，不容忽视，必须採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并提议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对策。 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关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习仲勛作了重要讲话。他在深刻分析这一组织出现的社会背景时说： 去年，我们胜利地召开了党的十二大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正在精神振奋、满怀信心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正是在这期间，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内外反动的教会势力及其他敌对分子相互勾结，利用我们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机会，利用我们继续清理“左”的错误思想、抓紧落实各项政策(包括宗教政策)的机会，打着“宗教”的旗号向我们进行渗透和进攻，妄图破坏我们的大好形势，阻挠我们前进的步伐。“呼喊派”疯狂进行活动发展蔓延到十九个省市区，人数达到二十多万(恐怕这个数还打不住)，就是突出的表现。这一情况告诉我们，在大好形势下也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呼喊派”问题，开始我们有点麻痹大意了，“小小泥鳅，还能翻什么大浪!?”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个机会，利用了我们的麻痹大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大喊大闹。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这是它的严重性的一个方面。 他接着分析了“呼喊派”的反动本质和社会危害性，一是受国外情报机关和国外反动宗教势力的支配和资助。二是明日张胆地反对党，反对人民政府，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它公然提出“半年打下温州，一年打下浙江，两年打下全中国”的反动口号。三是反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反对自传、自治、自养的“三自”爱国教会组织。“呼喊派”的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危害广大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严重危害四化建设。
第225页 他严肃地告诫说，既要充分认识“呼喊派”问题的严重性，绝不可掉以轻心;又要看到它的虚弱性，因为它在政治上是极其反动的，从而也是极端脱离群众的(包括一切爱国的、真正的信教群众)，我们绝不可在它的猖狂活动面前软弱无力，束手无策，我们要教育、争取受“呼喊派”矇骗的信教群众，让他们回到“三自”爱国教会组织里来。这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要做大量的艰苦工作。我们完全有力量、办法、有信心解决“呼喊派”问题，取得斗争的胜利。 习仲勛指出，要解决“呼喊派”问题，光靠宗教部门公安部门不行，必须进行综合治理。他把综合治理的措施。总为五句话：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坚决打击首恶分子，认真落宗教政策，深人做好群众工作，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并逐句了解释。他强调：在调查研究、做好准备的基础上，要集中段时间，组织强大力量，稳准狠地打击首恶分子，坚决瓦霹取缔“呼喊派”的组织和活动。各地应该依照宪法研究采切实有效的办法，把我们的方针政策告诉群众。否则，群众我们的态度不明了、不理解，就不敢起来同他们斗争。反来，只要广大群众真正了解、掌握了党的方针政策，就会形巨大的威力。 这次会议对打击“呼喊派”做了具体的安排部署，明确了解决“呼喊派”的政策界限和斗争策略。之后，各有关省区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习仲勛的指示，统一思想，集中力量，统一行动，迅速地开展了打击“呼喊派”的斗争，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彻底胜利，瓦解、取缔了“呼喊派”反动组织，揭露和打击了极少数反动骨干分子，进一步落实了宗教政策，争取团结了广大信教群众，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一九八四年九月，群众来信向中央反映一些宗教场所既是国家文物，又是旅游景点，在管理使用中存在职责划分不明的问题。按照胡耀邦的批示，中央办公厅组织力量对此进行了调查，并提出解决意见，建议进一步贯彻中发[1982]19号文件和国发『1983]60号文件，落实好宗教政策。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央办公厅以《调查简报》的形式将调查情况报送胡耀邦。二十二日，胡耀邦批示，请习仲勛牵头处理好这件事情。 习仲勛按照胡耀邦的要求，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和宗教政策的落实。 三月三十日，习仲勛约请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和开放宗教活动场所的问题，决定趁正在召开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之机，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开会，向大家介绍情况，督促落实政策，解决问题。习仲勛出席了这个会议，强调要落实好宗教政策。他特意向与会同志介绍了胡耀邦在昆明华亭寺实地调查的情况，说明落实政策的重要性。 胡耀邦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九日视察华亭寺的。他听到僧人反映寺庙还没有交由他们管理时，即对僧人说，寺庙的政策要落实，该交你们管的要交你们管。他对随行的园林部门的同志说，不要把宗教界看成外人，都是中国人，你们要主动和他们搞好关系，搞好团结。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党的宗教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胡耀邦要求陪同他的省上负责人要认真切实地落实好党的宗教政策，把出现的问题解决好。习仲勛对与会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介绍胡耀邦视察华亭寺的情况，目的是要督促各地加快落实宗教政策。他强调说：耀邦同志这次谈话，对如何解决寺庙的管理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僧道人员，讲得很清楚，很明确，对各地都有指导意义。特别是耀邦同志深入实地，察看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更值得我们学习，要以实际行动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这次会议后，各地及时纠正了民族宗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快了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在宗教界引起良好反响。 习仲勛关注着宗教政策落实的进展情况。当他得知落实宗教政策仍然阻力不小，国务院六十号文件确定开放的一百六十三座重点寺院和道观中，由文物、园林等部门管理使用的九十四座应移交给佛教道教组织和僧人道士管理使用，但仍有三十多座没有移交，即使移交了也有不少遗留问题。于是，他在一九八五年四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的落实宗教政策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以能够很快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这个局势之所以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同我们对民族、宗教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是分不开的。2他提醒，在落实宗教政策问题上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违反政策规定的现象，有的还相当严重。他说，中央发出十九号文件已经三年，国务院发出六十号文件也已两年，为什么不能完全贯彻落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左”的思想仍然在束缚着我们不少同志的头脑，二是不少同志在执行宗教政策上缺乏全局观点和政策观点，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只从本部门、利害得失考虑和处理问题，而不是首先把党的政策、放在第一位。习仲勛的这次讲话对大家震动很大，会议之后，各地很快落实了有关政策。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如和发展?习仲勛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在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同志中，要树立正确的民族宗教观，要培养大批的民族宗教工作干部。同时，要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习仲勛在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上说，民族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在全国人民中加强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一九八七年七月，他在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的一次讲话中又说：“要在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中，经常地、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他还说：“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像乌兰夫同志这样的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者很少，乌兰夫是我们的榜样，各级都要有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干部。” 习仲勛十分重视总结民族政策和民族观教育的经验，提倡大力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传播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在他的倡导下，民族政策和民族观的教育活动蓬勃开展，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相结合，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知识界和青少年的教育;各级党校、大专院校、中小学校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课程;把民族政策和民族观的教育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表彰民族团结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到一九八九年，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召开了民族团结表彰大会，数以万计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和奖励。 习仲勛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列主义宗教观的教育。一九八二年，他从有关材料看到新疆伊犁师范学院对学生进行正确宗教观教育的经验后，十分高兴。新疆伊犁师范学院有五百多名学生，百分之六十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家庭成员信仰宗教，他们阅读宗教书籍，回家参加宗教活动。对此，学院採取多种形式，循循善诱，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宗教。经过细緻的思想教育，许多学生对宗教有了正确的认识，对党和国家产生了由衷的热爱之情。许多学生参加了共青团，不少学生还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习仲勛赞扬这个“学院党委工作有成绩，路子走得对，涌现了一个集体的李燕杰式的样板”，并指示国家民委加注按语转发各省、市、自治区。中央统战部按照习仲勛的批示，将这个学院的经验在全国推广，收到了明显效果。
第226页 宁夏回族自治区有伊斯兰教阿訇二千多人，大部分年龄偏大。随着宗教生活的恢复和清真寺的开放，一些信教地区的穆斯林聘请不到有经学基础的阿訇，便私自培训，吸收青少年念经。为了把宗教生活纳入正轨，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精神，决定开办阿訇进修班，每年举办一期，逐步形成一支热爱祖国、拥护党和社会主义、又有相当伊斯兰经学学识的中青年宗教职业队伍，适应穆斯林群众正常宗教活动的需要。一九八二年十月中旬，第一期阿訇进修班开班，参加的阿訇有三十人，进修的课程有《古兰经》释义、应用《圣训》学、应用教律学、伊斯兰教简史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等。进修班在穆斯林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应。 习仲勛从材料上看到宁夏的这个做法后，非常贊同，于十二月六日批示给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这是一个好办法，值得重视，请静仁同志指定负责管理宗教的同志考虑，别的宗教如喇嘛教、佛教可否用此办法，培训一批宗教职业人员，来管理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此后，各个宗教的培训机构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 习仲勛提出，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发展商品经济。少数民族可以越过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补上这一课，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同时，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齐抓，把治穷和致富结合起来。 他强调，各级民族事务委员会要积极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帮助。一是研究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总体规划;二是解决实际问题，并且要把解决实际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为此，他提出了四点意见：一、组织专家对某一个地方，一个县或一个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制订规划和实施方案，并协助当地政府组织实施。二、就某一个地方的单项开发问题，从可行性研究到实施开发的全过程给予帮助。可以组织省里的研究所去搞，各民主党派也可以参加进来搞。三、帮助进行各种专业人才培训。四、为少数民族地区同先进地区的横向联繫搭桥牵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要平等互助，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要平等互助。 习仲勛十分熟悉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对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想得十分周到。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他在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上说：“现在有些少数民族群众，连帐也不会记。有的不知道什么是商品，还有的只知道以货易货的。汉族同志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要去帮助他们。特别是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要为少数民族服务。”“要在多办实事，多解决实际问题上想点子，下功夫，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要拿出一定时间到一个地方去，把那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到那个地方，首先要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是为了什么?为了决定政策，为了解决那个地方的实际问题。”“我国还有一千八百多万散居、杂居的少数民族人口，各地党委和政府在安排经济、文化建设和各项工作时，要想办法给予必要的帮助和照顾。就是要给一点偏食吃。”“对少数民族要多给一些帮助，多给一些照顾，使他们和当地的汉族一起富裕。” 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从实际出发正确贯彻落实决议精神，习仲勛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封建迷信不是指的宗教，按教规教义搞的宗教活动是允许的。但现在有些宗教也搞迷信，这些问题由宗教自己去解决，行政上对此不要做硬性规定。他指出：“这种改革，要在尊重健康民俗的前提下，在自愿基础上，由群众自己来进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率先倡导。”“对少数民族地区那些不利于民族兴旺、群众致富，不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的陈规陋习，要採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通过同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和广大群众充分商量后，由他们自觉自愿地加以改革。”习仲勛很赞赏中共渖阳市委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要树立的五种新观念：一是破除挂帅观念，树立服务观念;二是破除抽象观念，树立求实观念;三是破除封闭观念，树立开放观念;四是破除单纯“破”的观念，树立建设观念;五是破除封建观念，树立时代观念。他对参加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的同志说，这五种观念在上数民族地区很有用。少数民族太封闭了，他们过去不愿与外边多来往，是有历史原因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去糊弄少数民族，用些假货、不真实的东西，把人家的羊弄走了，牛也弄走了，羊毛也弄走了。这些问题我们要重视，建立一个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他认为，一个封闭的民族是很难发展和进步的。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的好东西是从中东、南亚的文化中吸收过来的。在民族工作中，应当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改变半封闭状态，实行开放。这种开放，包含对国外开放和对国内其他地区、其他民族开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交流是脱贫致富、吸收先进技术人才、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必由之路。这一点要反覆地向少数民族群众讲清楚，要摆些实际的例子做宣传。说得再多，没有样子看不行。这是个大舞台，就看你咋演，带个好头，群众一看就会认为这样好，进步啊!习仲勛的这些见解和要求，对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与十世班禅的深厚情谊 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中，习仲勛与十世班禅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后近四十年的交往中，他们肝胆相照，友谊历久弥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习仲勛等因支持十世班禅《七万言书》的意见遭到批判。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世班禅向周恩来报送了《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第三十三章开创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工作的建议》，共八部分，约七万字，故称《七万言书》。《七万言书》系统批评了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中“左”的错误，提出了如何纠正错误，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的建议。周恩来要习仲勛研究后，向他汇报。 习仲勛认真阅读了《七万言书》，认为大部分意见和建议是好的，但其中一些言词比较激烈。周恩来听取习仲勛的汇报后，委託他与十世班禅谈心，沟通思想。习仲勛充分肯定了十世班禅直言不讳地向党提出建议的精神，同时劝他不要动气，不要说气话。十世班禅对习仲勛说，你讲的我接受，你看着我从小长大，从一开始就帮助我，你是代表党的。作为个人我们又是朋友，你是为了我好，我今后注意就是了。但我说明，我是真心为党好的。后来，周恩来和有关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十世班禅，听取了他的意见。后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按照班禅的意见形成了一系列纠“左”防急的文件，很好地解决了西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第227页 但时隔不久，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严厉批评李维汉一味迁就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等人，妥协退让，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批评习仲勛在《七万言书》问题上採取迁就、放任的态度。李维汉、习仲勛、十世班禅和喜饶嘉措因此受到批判、审查。一九六四年九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十世班禅再次进行批判，年底解除了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中，习仲勛和十世班禅都受到红卫兵的揪斗，被长期审查，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的错案才得以彻底平反。老友重逢，感慨万端。十世班禅对习仲勛说，我的《七万言书》把你连累了，真是对不起，习仲勛说，这都是“左”倾错误的恶果，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锻鍊和考验，增长了见识，党对你是了解信任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一日，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十世班禅，致信习仲勛并转胡耀邦，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去西藏和甘肃、四川、云南的一些藏区视察。由于他一九八〇年藏区考察进行佛事活动时发生过意外，以后两年多再没有去藏区。习仲勛看了信后即转呈胡耀邦阅示。次日，胡耀邦同意班禅的要求，批示“请仲勛、兰夫、彭沖同志商定”。经过慎最研究，中央同意班禅这年回西藏视察。十世班禅临行前，几位中央领导一起与他谈话，告诫要按中央要求做好工作。习仲勛一方面提出要求，一方面叮嘱他要注意的问题。 五月二十六日，习仲勛与乌兰夫、杨静仁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十世班禅。一见面，习仲勛高兴地说，我们认识三十一年了，过去是好朋友，中间经过“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既是朋友，又是同志，今天谈话可以随便一点，畅快一些。十世班禅非常高兴，感谢几位领导的关心和爱护。 习仲勛说，你要去西藏的心情可以理解。你去不去西藏，什么时候去好，中央要有个全面的考虑。这两年没让你去，我看是对的，因为你的身份不同，你的行动，不只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对达赖集团的政策，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能把自己单纯地看成只是藏族的精神领袖。你现在是自由又不自由，当了副委员长，就不能那么自由。犹如我们共产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决不可自由行动，就是要讲党性，守纪律。我们之问的区别，只不过你不是共产党员罢了，其他都一样，同是干革命。你是大师，又是副委员长，也要求你同我们一样遵守这条准则，这也是为祖国的统一着想，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着想。如果不这样来要求你，那就是另眼看待你了。前年，邓小平副主席同你谈话，对你的评价很高，他从不随便讲话，应该说对你是一次很诚恳很亲切的谈话。现在是八十年代，不同于四十年代，我们希望你做一位社会主义的班禅，做一位革命的班禅，争当革命的政治家，要有政治家的见识，气量要大，不要感情用事。 习仲勛传达了中央对十世班禅去西藏的决定。他对十世班禅说：“几天前中央郑重研究了你去西藏的问题，决定你今年可以去西藏。”他还推心置腹地说：你是双重身份，在思想上要把副委员长放在第一位，宗教领袖放在第二位。一言一行要从国家领导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宗教活动不是不可以搞，但不宜多，多了会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要尊重地方党委及地方政府，尊重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要正确对待下面的同志，要团结起来向前看，不要翻历史旧帐，对反对过你的人，要特别注意团结。达赖要搞大藏族自治区，在西藏安了不少钉子，在国外又搞了不少名堂。你这次去可以了解点情况，多做些工作，宣传民族大团结，宣传走社会主义道路，、宣传祖国统一。既然回西藏能去的地方都可以去。 十世班禅感谢中央批准他去西藏，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他获得了第二次政治生命，表示相信党中央，愿意在藏区发挥一些特殊作用。 为了安排好十世班禅在西藏的行程，五月三十一日，习仲勛与乌兰夫在北京专门约谈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就十世班禅回西藏事宜作出安排。习仲勛说，中央同意班禅今年去西藏。班禅同达赖有原则的区别，是两个完全不同而在西藏都有影响的人物。达赖叛国，现在还要搞什么大藏区。班禅一贯爱国，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小平同志对班禅有明确肯定的评价。班禅回去，西藏自治区要热情、诚恳、礼貌，体现政策，各方面工作都要做好，帮助班禅解决好视察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一九八二年夏天，十世班禅回到西藏，得到西藏自治区的妥善安排和热情接待，视察进行得很顺利。七月十日，十世班禅在拉萨干部大会上说，我从幼年起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培养和关怀下长大成人的。“我的一切同党的关怀是无法分开的，我对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三十年来，我遵照党的教导，在主观上总是要求自己对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加强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十世班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西藏期间，他按中央要求和习仲勛等中央领导的嘱咐，多次讲话宣传西藏从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坚决维护汉藏民族的团结。 习仲勛关注着十世班禅回藏的情况，连新华社关于十世班禅回藏的报导稿也要亲自审阅，并作出批示。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世班禅准备去西藏拉萨参加“传召”活动。二月五日下午，习仲勛约请十世班禅到中央统战部，就“传召”的有关问题与十世班禅交谈。习仲勛对“传召”活动考虑得很仔细，关切地说，这次你去拉萨主持祈祷大法会，这台戏你是主角，搞好搞不好，要看你了。这个法会二十年没搞了，今年开始恢复，意义很大。搞好了，对外影响更大。你去之前，要做好充分准备，把问题考虑周到些，对每件事的处理要尽量慎重点，安排妥当，时间短一点，规模小一点，尽量不要发生问题，通过这次活动扩大政治影响。习仲勛特别叮嘱说，大师千万要记住，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并关照说，西藏情况很复杂，你要注意安全，确保不出事。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十世班禅在西藏扎什伦布寺主持第五世至第九世班禅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后，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英年早逝，终年五十一岁。噩耗传来，习仲勛十分震惊和悲痛。就在不久前十世班禅五十寿辰时，习仲勛还为之作“知天命之年”的祝贺，祝愿他为祖国为民族作出更辉煌的贡献。然而未料此次赴藏竞成不归。习仲勛痛心疾首地说，这个损失真是难以弥补啊! 二月二十目，习仲勛在《人民日报》着文，深切悼念十世班禅。文章深情地写道：
第228页 四十年来，我和大师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就在这次他去西藏主持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前，还在百忙中来向我告别并献了哈达。出门要告别，回来要谈心，这是他长期同我交往的一个老习惯了。我了解他的性格，热情高，爱激动，工作起来控制不住自己。我对他说，这个季节西藏缺氧严重，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性急，要劳逸结合。他说，这件事办完遂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死了也瞑目。我说，佛不要你走，马克思也不要你走。谁知大师一走，竞成永诀。我捧着他临行前赠我的洁白的哈达，遥望西天，悲恸万分。 班禅大师生前一再说，他从幼年起就热爱共产党，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西藏。从我同他长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他的这种感情是非常诚挚的，他一生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班禅大师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和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始终把藏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同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联繫在一起，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联繫在一起。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班禅大师都竭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正确主张。 …… 班禅大师作为我们党的忠诚朋友，突出地表现在能主动地向党提出中肯的意见、建议乃至尖锐的批评。他刚直、豪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一点我颇为了解，而且认为甚为难得。我总感到，能交上这样的诤友可谓幸事。由于有这样的了解，所以我对他也是以心换心，坦诚相见的。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班禅大师坚决拥护党中央披乱反正，不遗余力地协助党中央落实各项政策。党中央对班禅大师也给予充分的信任。一九八〇年班禅大师去藏区视察前，小平同志约他到家里，示切地对他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在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事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班禅大师听后受到很大鼓舞，对党更加信赖。为了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他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和学习。 …… 班禅大师作为国家领导人和宗教领袖，他在这个时期的任务更繁重，工作更繁忙。尽管如此，我们见面交往的时间并没有减少，我们坦诚相见的习惯一如既往。每当他视察、出国和进行其他重大活动时，破总是劝告他：一要注意身体、安全;二遇事要冷静、不要动气。他每次回来总是来找我谈谈心，什么话都谈。对他的每一次成功我都由衷地感到高兴，毫不合糊地给予支持。当然对我觉得他还不足的地方，我也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他认为我说的不对时也同我争辩，或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 …… 班禅大师作为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他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作为藏民族的优秀代表，他热爱自己的民族;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热爱祖国;作为党的忠诚朋友，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把爱教、爱民族和爱国、爱党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正是班禅大师一生的写照…… ■以至诚之心交友 习仲勛善于和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交朋友，合作共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习仲勛说，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党外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都是经过考验的，爱国、爱党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一定要充分信任他们、尊重他们，抱着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向他们请教学习。在日常工作中，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以坦诚之心心和他们交往，使一大批党外人士成了他的好朋友。 说心里话、办实事、广交朋友，是习仲勛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战争年代，他就与不少党外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交上朋友，像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着名民盟人士杨明轩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习仲勛在国务院工作时期，有一大批党外人士的朋友，如高教部部长马叙伦、教育部部长张奚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交通部部长章伯钧，还有陈叔通、季方、罗隆摧、胡子昂、黄炎培、史良、邓宝珊、包尔汉等，另外还有许多在人大、政协、政府机构工作的党外人士。他与这些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保持密切联繫，成了他了解各界人士声音和各方面情况的重要渠道。陈叔通为了反映意见、交流思想，往往直接找到习仲勛家。习仲勛说，陈叔老，您有什么事，我到您那里去，就不用您来回跑了。但陈叔通有问题和意见仍然坚持登门造访，对习仲勛的信任可见一斑。 张治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副主席期间，和习仲勛共事，到北京后，他俩仍然经常一起交流思想，探讨工作。习仲勛十分尊重和信任张治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期间，把很多重要的工作交给张治中，使他有职有权。习仲勛担任国务院领导后，张治中依然与他保持密切关系，对党和政府有什么建议，都愿意和习仲勛商量，往往事先不打招呼，径直到家里找他。对张治中反映的每一个问题，习仲勛都认真对待，能处理的当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及时转报请示。他称张治中为“密友、益友、诤友”。 傅作义和习仲勛的交往也很深。习仲勛不仅在工作上支持傅作义，而且关心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一九五七年，傅作义心脏病突发住院，习仲勛多次探望，关切地对他说，要保持心情平静，住院期间，以治病为主，水利部的工作可以暂时放一下，有些工作不必亲自去做，可以让部里其他负责人去。傅作义认为自己是部长，有些事情还要亲自处理。为了能使傅作义安心养病，习仲勛报告周恩来后，安排他到广东休养，使其身体很快得到康复。 和习仲勛接触较多的爱国民主人士余心清，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是冯玉祥部队的随军牧师，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高级军官中做统一战线工作，之后任孙连仲部队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动员孙连仲起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中共组织营救出狱，解放前夕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解放后，余心清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习仲勛任政务院、国务院秘书长时和余心清接触较多，余心清经常向习仲勛请示汇报工作，习仲勛也很尊重他。余心清是个直性子，喜欢坦率地发表意见，对个别单位和地区对待知识分子不妥当不符合政策的做法提出异议。反右派斗争中，单位准备把他划成右派。习仲勛非常熟悉他，便出面保护，使他免遭劫难。余心清秉性不改，对看不惯的事仍坦率发表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被迫自杀。习仲勛后来谈到他时惋惜地说，余心清同志是个好人，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他常讲“士可杀不可辱”，这没有什么错，少数有“左”的思想的人，硬是要整人家。特别是那些“造反派”整他，抄家批斗，他怎么受得了?对民主人士，你不尊重他，他怎么尊重你呢?我接触过许多高级民主人士，都能很好地合作。他们对一些事和问题有不同看法，甚至有的意见很尖锐，这不足为奇，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只要我们耐心细緻地和他们谈，摆事实，讲道理，都是可以商量的。失去余心清同志是一大损失。这些话反映了习仲勛对党外朋友的一片诚心。
第229页 习仲勛和乌兰夫有很深的交往，认为他是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作中经常听取他的意见。乌兰夫虽然年长些，但很尊重习仲勛，很赞赏他的领导水平和人格魅力。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夕，还在内蒙古工作的乌兰夫特别邀请习仲勛夫妇和其他人到呼和浩特欢度春节，共叙友谊，探讨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习仲勛认为乌兰夫在内蒙古工作很有成绩，说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第一个自治区，开创了内蒙古历史的新纪元，对解决民族问题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和发展新型民族关系等方面，创造了宝贵的经验。习仲勛还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议，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搞五湖四海，不管是本地干部还是外来干部，不管是汉族干部，还是少数民族干部，不管是地方干部还是军队干部，都要加强团结。乌兰夫对习仲勛提出的意见和诚挚希望，完全贊成，认为符合内蒙古的实际情况。他俩经常一起研讨统战工作，为祖国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做出了贡献，也加深了友谊。习仲勛与喜饶嘉措是老朋友。喜饶嘉措是青海宗教界的民主人士，在藏区有很高的声望。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佛教协会会长以及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由于工作关系，与习仲勛来往较多。他在工作中一遇到困难和问题，就找习仲勛商量、请教。习仲勛总是耐心地听取他的意见和想法，给他出主意，帮助解决困难。一九五六年前后，喜饶嘉措多次率团出国访问，因名额限制，他的秘书不能随行，便产生了一些看法。习仲勛得知后，耐心地做解释工作。对喜饶嘉措说，我们既然相信你，也就相信你的秘书，要不然也不会让他给你当秘书的。又对喜饶嘉措的秘书说，这次你没出国，下次可以去，我们相信你。由于他细緻的工作，使喜饶嘉措和秘书都消除了思想疑虑，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 习仲勛就是这样做民主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工作的，真正做到了“以至诚之心交友”。他曾说，身居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员，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宽宏民主的风度，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受到党内外干部的尊重和爱戴。 ■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庆典 内蒙古地区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地区之一，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建立内蒙古自治区。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省级地区，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胜利，为全面实施这一基本政策创造了宝贵经验，之后相继成立了新疆、宁夏、广西、西藏自治区。一九八七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年，七八月内蒙古自治区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这不仅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节日，也是全国各族人民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决定派高规格的中央代表团参加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的庆典活动。代表团南鸟兰夫任团长，习仲勛为副团长，成员有秦基伟、杨静仁、包尔汉、费孝通、阎明复、司马义·艾买提、李贵等。乌兰夫时任国家副主席，是内蒙古中共地方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生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长期担任内蒙古党政军领导职务，在革命和建设中，与内蒙古各族人民患难与共，团结奋斗，有着深厚的感情。习仲勛担任代表团副团长，中央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民主革命时期，习仲勛长期在陕甘宁边区担任领导职务，内蒙古一些地方时属陕甘宁边区管辖，两个地区在军事斗争和民主建政中互相支援，共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繫。习仲勛到中央工作后，又负责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同各族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因此，他出任副团长是最合适的人选。习仲勛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重要任务。【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七月二十九日，中央代表团乘火车到达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受到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曙光、政府主席布赫、人大常委会主任巴图巴根和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日，代表团听取了关于庆祝活动安排的汇报。习仲勛特别叮嘱自治区负责同志，盛暑高温，要特别注意防火、防汛，确保安全;庆祝习活动安排要从简，不要过多地让中小学生参加迎送活动。 七月三十日，中央代表团先后会见了内蒙古自治区省军级离休干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族各界知名人士和各民族先进模范代表，向他们表示节日祝贺，感谢他们为内蒙古繁荣兴旺做出的贡献。中央代表团在新落成的内蒙古彩色电视中心，通过无线电视电话与各盟市党政领导通话，乌兰夫代表中央代表团讲话后，习仲勛代表党中央向内蒙古全区人民、各级干部、全体党员和驻内蒙古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祝贺节日，向维护治安的武警部队和民兵致敬。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中央代表团出席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干部大会。习仲勛发表讲话说，我们以乌兰夫同志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受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委託，来到大青山下古老的青城，向内蒙古自治区各族农牧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各界爱国人士，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内蒙古部队和内蒙古武警部队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他指出：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烽火中，我们党根据我国和内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开创了内蒙古历史的新纪元，并为我国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解决民族问题，树立了良好的范例。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年来，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建国以前，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领导各族人民，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进行武装斗争，为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以后，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和发展新型民族关系等方面，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在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内蒙古自治区根据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卓有胆识地採取了符合内蒙古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方针、政策。在牧区民主改革中，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牧主实行赎买政策，在牧区坚持了适当放宽、长期稳定不变的方针;在发展牧区经济中，强调“千条万条发展牲畜第一条”，等等。实践证明，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成功的，有力地促进了内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内蒙古同全国一样，也遭受了极大的灾难。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内蒙古各族人民始终坚定不移地心向中国共产党，心向社会主义，心向伟大的祖国，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艰巨的努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内蒙古自治区认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维护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认真进行改革、开放，在两个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着提高。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进入了历史上的又一个最好时期，各民族团结奋发，正以新的风貌踏上新的征途。
第230页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也是内蒙古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南粮北牧，东林西铁，遍地是煤”，发展潜力很大;同东北、华北、西北的八个省区毗邻紧靠经济比较发达的华北、东北两大平原……又是我。国通往苏联、东欧的陆路通道，地理条件相当优越.在各项建设事业中，必须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使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在内蒙古具体化……加速智力开发和人才培养，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总之，要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确定各自的具体发展方针，并把各种产业合理地组合起来，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他强调说： 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各项建设事业，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各民族才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改革、开放搞活，是增强活力、提高效率、调动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习仲勛强调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法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是让少数民族真正当家做主，使自治机关真正行使自治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自治地方的积极性。而培养民族干部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一个重要方面，在坚持干部“四化”的前提下，既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党政管理干部，又要注意培养多学科、多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以适应经济文化事业日益发展的需要。 习仲勛特别强调了民族团结问题：不论是搞建设还是搞改革，必须有一个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环境。内蒙古是蒙古族的聚居地区，又是多民族地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是顺利进行四化建设，实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内蒙古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具有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光荣传统。过去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我们的未来事业，更需要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努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要在各族干部和群众中，经常地、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教育。要大力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认真总结和传播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经验。要实事求是、慎重合理地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坚持教育和疏导的方法，及时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消极因素，努力造成一种友爱、信任、民主、和谐的环境和气氛，充分调动各族人民建设内蒙古的积极性。 习仲勛对民族自治政策的深刻阐发和对民族地区工作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当天，习仲勛在呼和浩特市会见了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港澳同胞和日本友人，在市人民公园凭弔了革命烈士，参观了内蒙古博物馆蒙古民族文物展，晚上出席了自治区举行的招待会。 八月一日上午，中央代表团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下午出席了内蒙古军区庆祝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招待会。二日，中央代表团“内蒙古赛马场观看传统的民族体育表演，下午冒雨为新落成的内蒙古展览馆剪彩并参观展览。 习仲勛非常关心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三日，习仲勛、杨静仁、阎明复、李贵一起，到自治区的城镇、牧区慰问各族群众。在包头钢铁公司，习仲勛深入到轨梁厂轧钢车间，一边仔细地察看生产过程，一边和工人交谈，他特别关心工人的劳动保护问题。在家属区，职工群众从阳台和窗户探出身子欢迎习仲勛，他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并叮嘱大家要注意安全，注意防暑。在包头稀土研究院，习仲勛高度赞扬为我国稀土研究作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说，包头是内蒙古的明珠，你们是自治区的明珠! 八月四日，习仲勛在伊克昭盟首府东胜市拜谒成吉思汗陵后，即到附近的哈日呼舒牧业生产合作社了解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在一位蒙古族群众家里，习仲勛与家里的老大爷促膝交谈。他盘腿坐在炕上，一边品尝奶茶，一边询问主人的生活情况，由于语言不通，盟委书记为他们翻译。看到牧民生活的变化，习仲勛非常高兴，当蒙古族姑娘唱起祝酒歌时，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在慰问参观期间，习仲勛还代表中央代表团向包头市、伊克昭盟等单位赠送了绣有国家主席李先念题字的锦旗。 八月五日，中央代表团举行告别座谈会。代表团成员和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回顾整个庆祝活动的热烈场景，互祝友谊，依依惜别。习仲勛高度赞扬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对自治区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他说： 党的十三大即将召开，这次大会的指导思想就是改革。希望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各族干部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抓好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宣传教育工作和工作总结，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精闢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具体发展，要贯彻到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去。当前形势很好，要更高地举起改革的旗帜，突出改革的地位。 八月二十五日，回到北京后，乌兰夫、习仲勛以中央代表团名义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写出了《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活动的情况汇报》，对做好内蒙古的工作提出四点建议： 一、自治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自己的优势出发，贯彻落实“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宜牧则牧，宜农则农，宜工则工。粮食生产不可有丝毫的疏忽。要注意统筹兼顾，全面发展，不“单打一”，或“一刀切”。实行分类指导，发挥各自的优势，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二、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尽快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要发展本民族的传统经济，把民族地区的发展同民族自身发展结合起来。要不断加强民族团结、军民团结。关键是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使自治区党委成为各民族团结的核心。 三、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把十一届三中_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贯穿到全部工作中去。要更高地举起改革的旗帜，突出改革的地位。在改革中，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特别注意克服“左”的习惯势力的干扰，以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深化，不断发展。 四、自治区党政领导要把这次庆祝活动激发出来的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及时引导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去，使自治区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奋发努力，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内蒙古自治区，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231页 在内蒙古活动期问，习仲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言行始终围绕民族团结的主题，体现了一个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者对民族问题的深邃认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第34章 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 习仲勛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领导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他心里都始终装着人民群众。他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依靠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更不能忘了群众，要多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疾苦。习仲勛在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多次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云南之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冲击着旧体制，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兴风作浪，一时问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方泛滥起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云在《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材料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中纪委批转了陈云的批示，邓小平阅示后写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的批语，并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谈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不坚决剎住这股风，党和国家确实要面对“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的批示。同日，即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并决定由中央领导分头到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地，传达中央指示，採取紧急措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活动。习仲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前往云南的。 一月十四日，习仲勛一行到达昆明，听取了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负责人关于学习讨论中央《紧急通知》的汇报，同他们一起研究贯彻落实中央《通知》精神的具体措施。 一月十五日上午，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大专院校、部分大型企事业单位党委(党组)书记和驻昆部队在昆明的正师职以上干部，共三百多人参加的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习仲勛出席大会，传达了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反走私问题的重要指示，并发表讲话。习仲勛列举了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几种情况后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的，绝不是个别单位和个别人。如果不抓紧整顿，长期下去，就会变成不治之症。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採取果断措施，“先抓几个现行的重大案件和过去长期处理不了的重大积案，把情况搞清楚，写好材料，报告中央。中央准备採取最严厉的措施。如果接到中央的紧急通知以后，不立即行动起来，将来发现重大问题迟迟不报的要唯党委是问，按失职或知情不报论处。”接着，习仲勛讲了三个问题。一是介绍国内外有 关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情况;二是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是正确地认真地严肃地进行这场斗争，争取全胜。之后，习仲勛把讲话稿报送胡耀邦审示，胡耀邦批示说：“讲得好。”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越南、寮国、缅甸毗邻，边境线长达四千零六十公里，多方政治势力在边境一带活动，形势比较复杂。“金三角”地区又种植罂粟，贩毒吸毒活动猖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这些社会毒瘤已被基本剷除。但八十年代初，国外毒贩和国内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利用边贸开放、商品流通活跃之机，将大量鸦片偷运入境，牟取暴利。根据云南公安部门掌握的情况，一九八〇年侦破的烟毒案件有三百七十九起，比一九七九年增加二点七倍;一九八一年有六百三十四起，比一九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一九八一年全省公安、海关和工商部门共查获烟土六百万克，没有被发现的估计数量更大。一九八一年，全省十七个地州市中，有八个地州的二十四个县一百一十七个公社偷种罂粟七百五十七亩。据六个地州市调查，有二万六千九百一十八人吸毒。仅昭通县城关镇就有十家地下烟馆，八百多人吸毒。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一月十六日至二十日，习仲勛在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的陪同下，先后到玉溪、红河、曲靖三个地州的七个县市调查。从了解的情况看，这些地方走私贩毒活动十分惊人，贪污受贿情况比较严重。习仲勛在调查研究后指出，云南走私贩毒和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之所以严重，除了客观原因外重要的是由于在我们内部有不少人滋长了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藉口“为集体谋福利”、“为大家办好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少数领导干部或明或暗地支持、袒护甚至亲自参与这活动，更助长了走私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现在是内外勾结，东(来自港澳的日用消费品)西(来自缅甸等方面的毒品及其他物品)夹击，情况复杂，斗争尖锐。 习仲勛要求云南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落实中央紧急通知精神，动员一切力量打击走私贩毒、贪污受贿的违法活动，并以此为突破口，争取党风、民风和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中共云南省委表示，坚决按照中央通知和习仲勛的指示，排除干扰，一抓到底，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云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一方面坚决地打击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另一方面保护和发展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内外贸易。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取得了成效。 习仲勛十分关心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对云南走私贩毒等情况调研的同时，他深入到农家和集市调查研究，先后与近六十个农民交谈，嘘寒问暖，了解农村政策的落实情况。由于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加上风调雨顺，农村经济形势很好。一九八一年全省粮食总产达到一百八十多亿斤，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经济作物增长幅度更大，油料为百分之四十八，糖料为百分之十九，烤菸为百分之六，农副产品收购量增长百分之三十二，城乡储蓄余额增长百分之三十六，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也很大。 习仲勛每到一地都关切地询问粮食产量准不准，农民收入实不实?地州县的负责人都一一作了回答，说：其实每家的粮食产量都少报了一些，是留有余地的。建水县委的负责人说，实行“双包”责任制不到一年，高寒贫困地区就出现了“八多三少一繁荣”的好形势，即粮食增产多，油料增产多，交售粮油多，大牲畜饲养多，工副业收人多，社员储蓄多，收回贷款多，商品销售多;返销粮减少，贷款减少，毁林开荒减少;农贸市场繁荣。在泱田乡小寨村党支部书记家里，主人告诉习仲勛，他们七口之家，去年在扣除包交提留任务和吃穿用花费外，净收入现金三千五百多元，现在的生活是“粮食堆满楼，吃穿不用愁，客人到我家，有酒又有肉”。玉溪县城关公社瓦窑村农民金培学说，去年从集体分得粮食六千五百斤，现金一千三百五十元，粮食吃不完，也有钱花，“三转一响”都有了，全村像他这样家境的农户有三分之一左右。
第232页 习仲勛在玉溪地区还考察了五个农贸市场。这里商贾云集，赶集的群众川流不息，市场交易十分活跃。有些市场每逢集日少则一两万人，多则三四万人。市场上各种农副产品、土杂制品、日用百货极为丰富;饮食、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应有尽有，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在边境地区的红河州，州委副书记董恒秋兴奋地告诉习仲勛，过去有些干部群众对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缺乏正确认识，担心会使“党变修了”，现在则说“吃的是七十五号文件的饭，喝的是十三号文件的酒”。 习仲勛出身农家，一直关注着农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当在云南看到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群众生产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时，他打心眼里高兴。他想只要政策对头，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对此，他感受十分强烈，思考了一些问题。三十日回到北京后，他将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写成报告，送给胡耀邦和党中央。 习仲勛在报告中肯定了云南省的工作后，指出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社会治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除走私贩毒和贪污受贿外，还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搞非法串联，。扰乱社会秩序;一些刑事犯罪分子不断制造恶性案件，偷盗抢劫，搞封建迷信活动等等。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一些怪事。比如，去年九月，有两个反革命分子在蒙自县城大街上连续发表反动演说十七天，竞没有一个人揭发制止。他指出，这些问题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其因素虽多，但最重要的还是与领导班子有关，有的涣散软弱，有的“三种人”没有得到彻底清理，有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纯的情况。 在报告中，习仲勛认为当前农村工作中需要抓紧研究解决的有两个问题： 第一，当前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确实很好，但在我们的工作中也遇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加以解决。有的基层同志注意支持、奖励和宣传少数“冒尖”户的多，对劳动致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讲得少，因而对如何关心、帮助和扶持困难户发展生产、逐步改善生活，对认真落实优待军烈属、保障五保户生活的政策却有所忽视。农民盖新房的越来越多，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现在一般都占地较多，而且是占用良田，必须解决好统一规划和节约用地问 题。还有不少地方农副产品大量积压，亟待处理;有些土特产品由于加工不善、包装不好，而影响销路和价格。对于这些问题，中央和国务院虽已有明确指示，但要认真贯彻执行，还要费很大力气，做很多工作。再就是，在目前农贸市场已经相当繁荣的情况下，如何改善和加强管理也是个大问题。此外，还有些工矿企业对周围环境污染严重，没有或没有完全治理，群众意见很大，工农关系紧张;边远、贫困地区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上还有不少困难等等。【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第二，切实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特别是加强对于部、群众的思想、政策教育。要大力宣传劳动光荣，鼓励劳动致富，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要针对干部、群众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划清是非界限，澄清糊涂观念，批判错误认识。要经常动员和组织思想理论、宣传文化工作者到农村去，到一切需要去的地方，调查研究，帮助工作，从各方面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如现在每场集市的上市人数都是成千上万，但根本见不到我们的任何宣传活动)，抵制封建思想残余和落后腐朽思想的侵蚀。还要继续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整顿和健全基层组织，继续加强民族工作，解决好遗留问题。 二月二十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在《情况通报》上摘要刊发了习仲勛的报告。 ■情系延安 习仲勛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多年战斗和工作在西北地区，对革命老区怀有深厚的感情。 他曾饱含深情地说：我是一个老延安，延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虽然是个关中人，但在陕北的时间最长。从内战到抗战，直到解放战争，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晚上退出延安，一九四八年的四月二十一日收复延安，整整一年一个月零三天，我们又回到了延安，到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解放，进了西安，但我从此再没有回过延安。但是，习仲勛惦记着延安的建设和发展，关心着延安人民的生活与冷暖。只要陕西来人看望他，他都详细地询问延安的情况和群众的衣食住行。一九七八年，习仲勛刚复出到广东工作，从一份材料上得知陕北老区有些地方的群众还吃不上小米时，他为之动容，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延安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徐金山和地区计委、工业局负责人来北京，习仲勛百忙中抽出时间，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他们。 习仲勛一见到他们就亲切地说，你们的来信收到了。我很想知道陕北的情况，延安的农业、人民生活、生产责任制等情况到底怎么样，咱们可以随便谈一谈。 当徐金山汇报延安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是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两种形式时，习仲勛急切地问，这两种责任制你们觉得怎么样?徐金山回答说，实行这两种责任制后群众有饭吃了，基本不讨饭、不吃返销粮了，还修了不少石窑洞。习仲勛询问了延安粮食产量、农民收人、畜牧业发展、多种经营、植树造林、石油开发等情况，徐金山一一作了汇报。他非常高兴，提出了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 习仲勛说，陕北要种树。陕北土层厚，潜力很大，我就不信搞不好。粮食非搞上去不行，山上要植树种草，水土就不流失了，畜牧业要占很大比重。延安的水还不少，有延河、秀延河、洛河、葫芦河等，都可以抽灌浇地。毛羊、肉羊、奶羊都可以搞。今天我从报纸上看到我们富平县奶山羊发展得不错，还建了个大奶粉厂。那里草地不多，是路边、渠边的草，延安条件比富平好。责任制你们大家的认识怎么样?听说志丹县搞责任制你们不敢放手，还要纠正!绥德的刘玉厚1对我说有另一种倾向，就是撒手不管。县上、公社都没事了，一户分几片地，把牛卖了买成驴。那不行，一定要管好。要解决群众的烧柴问题，划点地给群众种树，栽植薪炭林。陕北就是要搞植树造林，林业也要搞责任制，搞专业户，不靠科学不行，要搞些科研人员、科研机构，研究种树种草。林业大有希望，农林牧副渔都可以搞，要把粮食放在重要位置上，大搞多种经营，慢慢地搞成专业化生产。待业青年不要都安排到城里去，可以鼓励他们搞这些专业，搞些新农村。农村太分散了也不好，起码一个村有几十户，也叫文明村、文化村，城市也不要太大。延安还要搞点工业，过去的搞法不行，要像广东搞橡胶那样搞当地有原料的加工厂，就地取材。店头的煤好，过去就开採过，现在要开发。听说吴旗有石油，可以建个小炼油厂，经济效益会更好。上铁路我是支持的，国家的钱不够可以贷点款。纸厂要搞一个，学生的课本、练习本，群众也要用纸。火柴厂也要有一个。责任制有什么新问题，要摆在议事日程上研究，解决问题。责任制不光是农业要搞，工业也要搞责任制。
第233页 习仲勛说，我想延安将来不再是地区，要设市，市管县。 他强调，延安是革命老区、革命圣地，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延安的过去是光荣的，但不能停留在这上头，过去是模范，现在要搞得更好一点。延安精神是什么?首先还是革命精神。陕北群众好，过去立了大功，现在工作更要做好。光荣要成为鞭策你们的力量，成为动力。中央是关心延安的，必要的东西国家一定给，可你们不要以为老区就可以多要东西。陕北人民有革命传统，能不能搞好关键在各级干部。你们要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靠劳动，加上科学技术，把工作搞上去。工作要上去，干部作风要搞好。别处有歪门邪道我们不能搞，工作要做得更出色一些。 习仲勛与徐金山一行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延安地委、延安行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振兴延安经济汇报会。习仲勛与万里、宋任穷、王任重、廖汉生、荣毅仁、康克清、马文瑞、宋平等一起出席了会议。习仲勛在会上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讲话。他说，对延安的变化和发展，我很高兴。我想在座的同志，在北京的老延安都很高兴。 他说，延安的同志讲了三条，第三条是种草种树。其实，应当把第三条摆在第一条，耀邦等中央领导大多去过延安，定的就是这个方针。陕北黄土高原，在一两千年以前都是平的，以后水慢慢沖刷，才形成了现在的地貌。只有种草种树才能够改变陕北面貌。要解放思想，肃清“左”的影响。延安时期毛主席的思想是很解放的，干部群众的思想也是很解放的。现在基本的方针是种草种树，要种多种树木，种各种经济林木，还要把草种起来，这样可以防止水土流失。我在这里说一句活。就是你们不要等，不要靠，不要要。既然是延安人民，就应该发扬延安精神。我们用延安精神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解放了全中国，现在我们依然要用延安精神搞改革开放，要勇于改革，锐意创新，把延安的经济发展起来。 习仲勛强调要重视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他说，小平同志讲，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你们要照这两句话办。听说延安这几年外流的技术人员很多，这不是你们一个地区的现象，类似这样的情况，边远地区、老区都有。这是个大问题。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很重视知识分子。延安不仅是革命圣地，也是革命的摇篮，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那时候凡是有志之士，要干一番事业的人，不怕杀头都奔赴延安。现在要多办几所学校，要多办专业学校，没有专业学校不行。要先把人才留住，再引进智力，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延安人民还是有一股劲的，只要把方针政策搞对，事情就好办了。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制定出具体的方案，一件事一件事地落实，在这方面大家还可以帮助你们。 习仲勛身在北京，但心系延安人民。从他的这些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延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从延安的实际出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为了江西革命老区的脱贫致富 习仲勛情系延安，心里也想着全国的革命老区，他先后两次到江西革命老区考察。他第一次到江西是一九八一年一月。 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召开的十二届五中全会上，习仲勛和姚依林、谷牧请求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刚刚从中央书记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习仲勛，于十一月再一次来到江西，先后在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瑞金等革命老区考察。 这次来到江西，正值贯彻全国老区工作会议精神。江西省为了落实中央对老区实行的“减轻、放宽、搞活”的政策，加快老区建设步伐，组织全省一万二千多名干部到老区开展调查研究。习仲勛这个时候来视察，使江西干部群众倍感振奋和亲切。 十一月十四日，习仲勛到南昌，看望了杨尚奎、白栋材等几位老同志后，就听取了省委、省政府关于当前工作和贯彻全国老区工作会议精神的汇报，听取省委对兴国、瑞金、石城、广昌等老区调研情况的汇报。 前次到江西因为行程紧、工作忙，没有来得及去井冈山、瑞金等地，这次他急切地要到井冈山、瑞金以及附近的农村去看一看。十五日，他起得很早，简单的早餐后就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井冈山。尽管已进入冬季，但江西大地还是一片葱绿，阳光给这里带来了如春的暖意。到仲勛是第一次去井冈山。他一路眺望着山山水水、村庄道路以及在田问劳动的群众，不时侧过身来询问情况。万绍芬知道习仲勛昨天奔波了一天，又起得早，还要坐八九个小时汽车，就劝他在车上休息一会。习仲勛兴奋地说，不累，不累，依然注视着车窗外的一切。他沉思了一下对万绍芬说：“江西是毛泽东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也是从江西开始的。江西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 万绍芬向习仲勛汇报说：“江西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是苏区，人口占全省的二分之一。那时候，党在江西先后建立了中央苏区和六个省苏区、一百一十个县苏维埃政权。全省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二十五万多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不知姓名的烈士就更多了。那时，江西的人口几乎剧减了一半。” 习仲勛说：“是啊，特殊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江西老区的经济搞得好不好，群众生活状况如何，对国内国际都有重大影响。你在汇报的时候说，解放三十多年了，在埋着烈士忠骨的土地上还存在贫困状态。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感到不安!” 万绍芬接着说：“这是我们省委一班人的共同认识。解放后，江西老区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至今还有三百六十四个贫困乡、五百二十多万贫困人口，其中有五十多万特困户。想到这点，大家心里都很不安!” 习仲勛充满感情地说：“要加快老区建设的步伐，不抓紧改变老区的贫困落后面貌，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啊!” 这里有一个插曲。从南昌到井冈山的路上，有好几处路段习正在翻修，车辆较多，前面开道警车不时鸣响警笛，示意让道。习仲勛顿时严肃起来，说道：“怎么能这样呢，这样会吓着群众，不要因为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告诉前面警车上的同志，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当车停下来的时候，习仲勛快步走上前去，给警车上的干警说：“不要再鸣笛了，要考虑群众的安全嘛!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们不是老爷啊!”随行的人员都为之感动。 习仲勛一到井冈山，心情又高兴起来。长期战斗在西北老革命根据地的他，此刻置身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思绪万千。他不顾旅途的辛劳，第二天一早就参观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红军烈士墓、黄洋界哨口、茅坪八角楼、砻市朱毛会师地、三湾改编等革命旧址，看望老红军和老赤卫队员以及烈士后代，召开座谈会。
第234页 在大井毛泽东旧居的后面，有两棵大树，一棵是海罗杉，一棵是柞树。当年，毛泽东和朱德经常在这两棵树下观看红军官兵操练。一九二九年一月，两棵树和毛泽东居住的房屋被敌人烧毁。收复大井后，经过几场春雨，这两棵树竟奇蹟般地复活了，而且枝繁叶茂。因此，井冈山上的老百姓称之为“常青树”。 习仲勛摸摸坚实的树干，望望青翠的枝叶，无限感慨地说：“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中国革命能够胜利，靠的就是群众，是他们和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了革命的常青树!”他站在两棵大树下，伫立良久，不忍离去。 在井冈山，习仲勛会见了王佐和袁文才烈士的后代。他嘱咐万绍芬说：“我们一定要把烈士家属的疾苦放在心上。把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烈士家属的生活安排好，让人民放心，让党中央放心，让烈士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在走访井冈山老赤卫队员时，万绍芬向习仲勛讲了这样一件事：吉安地委领导到井冈山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来到一位老赤卫队员的家门前，却见房门紧锁。有人告诉说，老人听说上边领导要来，一早就躲出去了。因为老人家里穷，怕上边领导看了心里难过，他觉得还没有靠自己的双手摆脱贫困，对不起领导。 习仲勛听了动情地说：“多好的老区人民啊!” 在井冈山，习仲勛还向吉安地委负责人建议，可以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干部到浙江、江苏两省定期兼职学习，学习那里改革开放的经验，去的人要少而精，要真正学回东西来。习仲勛的这个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付诸实施，形成干部异地挂职锻鍊的制度。 兴国县在全国是很有名的，毛泽东在这里做过调查，写了着名的《兴国调查》。当年作为苏区中心的兴国县，二十三万人口当中，有八万人参军参战，出了五十多名将军，有二万三千多人英勇牺牲，相当于长征路上每一里路就有一名兴国烈士洒下的鲜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兴国县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有了提高，粮食基本能够自给，但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水土流失特别严重。《人民日报》曾报导说，兴国已经出现了黄土高原现象，如不抓紧治理，兴国就要“亡国”，它的邻县宁都就要“迁都”。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这里已经採取了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治山育林，治理水土流失，出现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习仲勛对万绍芬说：“你们如实汇报情况，这是对的。在出发前，我已经讲过，这次下来，希望能够真实地了解老区的现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矛盾，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只有这样，才能弄清老区贫困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情况明，决心大，办法也就多，步子才会快。” 按原来的安排，习仲勛主要想看一些贫困落后村的情况，并要求不能弄虚作假。 习仲勛一行来到兴国县一户农民家里。户主是村里的会计，也是个党员，听说中央领导来了，十分兴奋，把家里厅堂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在堂屋桌子上摆放了一碟薯片、一碟腌生姜、一碟金橘、一碟花生。 习仲勛一进门，就明白了这户是“好中差”里的“好”，是打过招呼的。他转身走了出来，对省上陪同的领导说：“这一家就不看了。我早说过，你们事先安排好了的，我不看!”随行人员都为习仲勛的直率感慨不已。 在瑞金，习仲勛参观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以及当年中央政府各部的办公室。之后又来到沙坪坝，这里有一口闻名于世的“红井”。当年，毛泽东发现这里的老百姓饮水十分困难，常常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便和当地群众一道打了一口井，使乡亲们喝上了清澈的甜水。解放后，沙坪坝人民在井边立了一块石碑，上边刻着“饮水不忘掘井人”几个大字，表达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感激之情。 习仲勛在井边看着石碑上的字，又仔细看着水井，感慨地对陪同的人说：“老区人民对我们党为老百姓做的每一件好事都铭记不忘。这说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体现在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毛主席早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为老区人民服务，就是要讲实话，办实事，为民造福。” 在瑞金叶坪乡考察时，习仲勛问乡党委书记为老百姓办了几件实事，当得知办了四件事后，他坚持要看一件事，便和大家走到附近新打的水井前。这时村里群众纷纷围过来，争着和习仲勛握手，七嘴八舌谈着修建水井的经过和他们的喜悦之情，夸奖乡里干部为大家办实事的好作风。习仲勛高兴地笑了起来，叮嘱乡党委书记说，要推广好的东西，注意运用典型示范，走群众路线，决不可以搞强迫命令，强制群众干这干那。否则，好事也可能办成坏事。 在赣南调查时，习仲勛看到有的干部想给他反映问题，还要看在场领导的脸色。他当即对在场的地方领导指出，这个不好，这会败坏风气的，一定要改过来。不要怕揭露矛盾，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前进的过程。我们就是在不断解决各种矛盾中前进的。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惧怕任何困难，但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困难，认识困难，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只有这样，才能针对实际解决问题，才能有利于改革，有利于搞活经济，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目前这个大好形势。【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勛在江西老区视察期间，走村串户，去的最多的是贫困户家里。每到一村，他看到房屋简陋、景况不佳的农户，就径直走进去，问寒问暖，和户主促膝谈心。 在遂川县曾宪绂家里，习仲勛看到他身体残疾，妻子双目失明，房屋破旧，墙壁残缺不全，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心情沉重，关切地对他说：“老乡，你们家的困难我们都看到了。”他转过身来对陪同人员说：“他们当年不怕牺牲，支援革命，现在有困难，又很体谅政府，我们应该时刻不忘自己应负的责任，尽快把老区建设好!”指示要帮助曾宪绂这样一类特困户发展生产，尽快脱贫，眼下先帮助他把房屋修一修。 习仲勛在村口遇到一位包着旧布头巾、衣衫褴褛的老人蜷缩着身子坐在墙角下，来了这么多人他却毫无反应，便走上前关切地问道：“老人家，您的身体还好吗?”这位赤着双脚的老人头也不抬地回答说：“好什么，只怕过不了这个冬天啦!”习仲勛的眉头一皱，心情很是不安。像这样贫困的群众，他路看到不少，对此忧心忡忡，寻思着这里贫困的原因究竟在哪里?他认真思考后对江西的领导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西抓老区建设可能晚了一些，有的同志说晚了两年。还有些同志说领导重视不够，“左”的影响比较深，思想不够解放，许多方针政策问题也解决得不及时、不够好，这是老区建设比较落后的原因。我想这些话是有道理的。我看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护短，不回避矛盾，不怕暴露问题，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情况自然会明，原因自然会找出来。
第235页 习仲勛心里始终装着群众，时刻考虑着为群众办实事。他走一路，看一路，思考一路，碰到问题就当面指出，要求解决。他沿途看到很多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便对同行的省里领导说，过去搞得好的，对发展农业生产有作用的农田水利设施，要把它继承下来，维修好，保护好，改造好，以便发挥作用。 习仲勛根据他一路视察所了解的情况，一再嘱咐地方领导要总结经验，找到老区贫困的原因，研究脱贫的办法;要着重检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实际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一定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根据习仲勛的指示，万绍芬和县乡村三级干部一起，立即研究帮助特困户尽快摆脱贫困的具体措施。提出县乡要根据省里的安排，在财力和技术方面给予特困户特殊的支持和照廊把遂川县的板鸭、金橘作为启动项目，实现从孵化、养鸭、制作板鸭到生产羽绒服装一条龙，从金橘种植、保鲜到蜜饯加工一条龙，建立了板鸭、金橘技术协会，指导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这些措施，促进和带动了贫困山区产业发展，走出了脱贫致富的路子。 十一月二十五日，习仲勛在中共江西省委常委会上根据自己对老区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千方百计把老区的经济搞上去，使老区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讲话。他从四个方面强调了做好革命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具体对策。他说，这几年全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而江西老区还有很大一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少数群众的生活还相当贫困，我们看了心里很难过。习仲勛在说明搞好老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后，对江西老区治穷致富提出了建议： 要继续抓紧粮食生产。……我看老区发展粮食生产还有潜力，这主要还是靠正确的政策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靠科学的办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要调查研究老区特别是其中的山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解决存在问题，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要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粮食生产要抓紧，但单靠粮食生产，农民富不起来，一定要广开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江苏、浙江和广东等省的许多农村，在这方面搞得比较好。……你们也可以试试看，也可以养蚕、养蜂，都可以搞专业化。发展乡镇企业首先要立足于本地，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发挥本地的优势。同时，按照具体条件，发展与外地的联合和协作。 要抓紧治理荒山，种草种树，种竹子，种柑橘。特别是种草，一年就可以见效。总的说是以农为主，农林牧副渔相结合，发展多种经营。不同的地方，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以牧或以林为主发展多种经营。 要充分利用水面。江西的水源水面也比较多，要大量发展水产养殖业。我在沿途看到，很多地方稍微挖一下，把水放进去就可养鱼。除养当地传统的鱼种外，还可引进、试养新的更有经济价值的鱼种，如鳗鱼。这种鱼可大量出口，可自己孵化。 要狠抓能源建设，举办小水电、小火电。这些你们已经办了，要继续办下去，要多办，办好。我想着重说的是，你们这里煤不多，要大力推广沼气。沼气原料到处都有，一年四季可以用，可以照明，可以发电，可以取暖，还可以积蓄有机肥料。 要积极办好农科所、试验站和各种技术开发中心。要和广大农民挂起钩来，同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繫。无论农科所、试验站，或者农林牧副渔业开发中心，都要搞多种经营和多种试验，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创造先进经验，引导群众科学种田。要运用先进技术为当地开闢治穷致富的道路。 在农村，特别是在老区农村，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山乡，运用典型示范的方法传播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引导群众移风易俗，改变某些落后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对于加快那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要积极发展外引内联，向先进地区学习。我来时胡耀邦同志讲得很清楚，他说，对江西来说，现在主要不是如何向国外开放，而是如何先向邻近的各省开放，如何向先进地区学习。有条件引进港澳、国外的资金、技术当然很好，但从江西的实际出发，当前主要是积极发展同周围省、市的经济合作和交流。正确处理好国家支援同自力更生的关系。国家支援是必要的，中央和省都要拿出一些财物来扶持老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但支援的财物总是有限的，一定要统一管理，集中使用，要用在刀刃上。更要明确：发展老区经济的基点是自力更生;国家的支援，是为了培养和增强群众自己发展生产、治穷致富的能力。按你们的说法是“造血”，而不是单纯地靠“输血”。除了国家必要的支援，还要十分注意减轻群众的负担，让群众能够休养生息。 两年后，习仲勛考察过的遂川县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曾宪绂家的房屋已焕然一新，床上添了新被褥，孩子们也穿得干净整齐了，一家人喜气洋洋。万绍芬到这里了解情况，曾宪绂特意地要她转告习仲勛，我们已经走上脱贫之路。习仲勛调查时在村口见到的那位老大爷，生活也得到改善，他向万绍芬问道：“上回来的那位中央首长好吗?我现在日子好过了，还想多活好多年呢，谢谢他!” 回到北京后，习仲勛仍然关心着江西革命老区的发展和变化。井冈山老区的干部和群众，也没有忘记习仲勛对他们的关怀，通过不同方式向他表示问候。一次万绍芬到北京开会，习仲勛还特别问到曾宪绂和那位老人的生活情况，为他们摆脱贫困感到高兴。当得知遂川县面貌大变，已是百万板鸭下南洋，金橘蜜饯出国门，农民已经脱贫致富时，他满意地笑了。 ■始终关注广东的改革开放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的失误，并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会议在肯定胡耀邦对党的事业的贡献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功绩的同时，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接受他的辞职请求，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会议推选赵紫阳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仲勛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此前召开的民主生活会。 二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习仲勛便到广东省作了为期一个月的工作考察。他离开广东的六年里，始终挂念着广东改革开放的情况，一直想去看一看。这次回广东，他深入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和广州、江门、佛山、惠阳、肇庆、怀集、连县、乳源、仁化、韶关等二十三个市县，实地考察了这里的城市建设和工厂、学校、农村、旅游区及正在建设中的大瑶山隧道，与市地县负责人亲切交谈，并看望离退休的老干部，勉励他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方针，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改革开放前期，习仲勛在广东工作了两年十个月时间，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事业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阔别六年后，他踏上这方改革开放的热土，心情格外高兴。他说：“党中央为广东开放、搞活经济制定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产生了这样大的威力，使广东发生了这样历史性的、巨大的变化，变得出乎意料的好，真使人感慨万千。这都是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他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那样，实践证明我们的开放、改革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可以作为历史变化的见证人。”
第236页 习仲勛首先考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一九七八年，深圳还是一个荒凉的小渔村，由于群众生活贫困，偷渡外逃现象十分严重。经过改革开放后短短几年的发展，现在已变成崭新的、现代化的工业城市。一九八六年深圳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对外贸易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八。由于外向经济的发展，蛇口工业管理区和港口异常兴旺繁荣。 习仲勛在蛇口参观了由中外合资的太阳油厂投资在建的浮法玻璃厂和深圳中华自行车厂。太阳油厂规模大，技术先进，浮法玻璃厂工程进展顺利;中华自行车厂能够生产出上百种型号的自行车，企业应变能力强，产品畅销欧美市场，供不应求。习仲勛在这两个厂仔细考察了机械设备和生产流程，对蛇口的变化赞嘆不已。 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变化更是惊人。昔日冷清贫穷落后的小镇，现在建起了成片的楼房，有工厂、宾馆、居民住宅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中英街”属深圳管理的一边，商铺林立，市场繁荣，超过了香港管辖那面的街区。习仲勛十分高兴，询问市场的情况，更关心群众的生活。当地干部告诉他，这里的人均住房达到二十五平方米，农民人均年收入一千四百多元。习仲勛勉励干部要进一步做好工作。 习仲勛特意提出到宝安县南岭村看一看。一九七八年五月反“偷渡外逃”时他曾到过这个村，一个荒凉的水沟地小村，六百来人就跑掉五百多，改革开放后不但外逃的人回来了，而且还有不少华侨在这个村投资兴办起内联企业和来料加工厂，使这里变成漂亮的小城镇，全国各地来这里搞劳务的就有二千五百人。习仲勛受到村里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大家一下子把他围了起来。习仲勛高兴地和群众拉家常，问这问那。村干部告诉他，现在农民人均收入五千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五十倍，其中个人分得一千五百元，三千五百元留给集体，用来兴办教育、医疗等事业，老年人每月发给五十元退休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都达到百分之百，中学生到镇里上学早晚还有汽车接送。习仲勛满意地说，这都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英明，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勤劳致富的结果。 在珠海特区，习仲勛参观了市政建设，高度赞扬珠海的发展变化。珠海美达磁碟厂是一个电脑控制的现代化企业，产品全部出口，劳动生产率达十万美元。他参观了工厂的设施和生产线，不断地向专业技术人员询问请教。当地干部向习仲勛汇报说，我们的引进工作有了新变化，以前从港澳地区引进，现在从欧美各国引进;从引进单个企业发展到引进跨国公司、跨国财团;从引进装配设备发展到引进系列化的生产线;从引进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到引进技术密集型工业，目前珠海已有十多家比较先进的现代化企业。习仲勛高兴地说，我离京前曾向中央报告，这次去广东的目的是一看二听三了解。到深圳看了后，我又加了一条“四学习”。因为这里的确有许多新事物新经验值得学习，是过去想都没有想到的。办经济特区这个试验是成功的，其“窗口”作用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实践证明，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二月二十三日到三月八日，习仲勛在江门、佛山、东莞市市和韶关、肇庆两地考察。一到江门市就听取了工作汇报。市委书记黎子流的汇报既讲成绩，又讲问题，习仲勛听后称攒说，一路上还没有听过这样的汇报，对自己的工作一分为二，符合邓小平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谦虚，一个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负责干部，都要注意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总结自己的工作，这样改革才能顺利进行。党的领导干部，职位越高，越是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看待自己，不要光讲成绩，成绩是客观存在的，缺点不讲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如果只讲自己好的一面，有成绩的一面。就容易飘飘然，出差错，就不能进步。如果认为一切都好，就不要再干了。他说，教育干部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每个共产党员、干部都要过党性关，党内生活要生动活泼。老同志，比如说我习仲勛，就能过早地盖棺定论?敢说自己过好了这一关?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党内民主生活一定要健全，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这样党内才会有团结，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还就当时的经济工作谈了自己的意见，强调要注意克服消极因素，更好地发挥积极因素。他说，当前改革的中心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要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强企业的活力，搞好产品质量，这也是一个战略问题。 江门、佛山、东莞三市是广东省除两个特区之外发展快的地区。江门市把改革放在首位，围绕增强企业活力的中心环节，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和各种经济责任制，在农村主要抓产业调整、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贸工农经济体系的建立，使全市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地发展，“六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将近翻了一番，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四点七。佛山市坚持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用改革开放的办法去解决，努力理顺各种经济关系，积极利用外资发展创汇工业和农业，使全市的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仅乡镇企业产值“六五”期间就增加了四倍。东莞市在稳定粮食的基础上调整生产结构，大搞农业开发，大力发展水果产业;工业上从“三来一补”发展到引进与消化并重，初步形成了一个以轻纺业为主体的外向型工业结构，创汇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六，居全国前列。习仲勛在这三个市参观了农业产业，考察了企业，肯定了他们的发展思路，指出这里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积极进行改革，二是大胆进行开放，三是发挥自己的优势。 习仲勛没有忘记粤北山区的人民群众，在考察三市之后来到肇庆和韶关。这两个地区的山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尚有五十多万人年均收入在二百元以下，口粮不足四百斤，省市正在採取积极的扶贫措施，并从财力物力上给予援助，还派懂得经营管理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去帮助工作，成效很好，得到习仲勛的称赞。连县的花岗岩建材厂和怀集县的微粒板厂，分别引进日本和西德的技术和设备，利用当地储量丰富的花岗岩和不成材的木料加工成销路很好的优质建材产品，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习仲勛对这两个厂的做法很感兴趣，鼓励他们为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做更多的事情。 二月九日，习仲勛来到衡广复线大瑶山隧道工地考察。这项全国瞩目的工程已进人决战阶段，建设者们为打通最后的七十米正在全力奋战。习仲勛一到工地就高声向职工们致意：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有功于全国人民!预祝你们圆满完成任务!他乘车进入隧道，一边听取工程负责人的汇报，一边认真察看施工现场。在隧道深处的掌子面，他亲切叮嘱工人们，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越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 习仲勛在广东的一个月时间里，连续深人城市、企业、农村，广泛地接触群众，对广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和发展的势头十分欣慰。他把在广东的所见所闻，写成《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上报中央，对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政府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同时提出了问题和建议：“首先不少人仍然担心党的政策发生变化。其次，肇庆、韶关、惠阳三个地市的资源开发工作要加强。第三，非生产性的建设搞得多了，重复建设的问题仍需抓紧解决。要注意加强宏观控制，精心处理好这些问题。第四，工厂和住宅的占地面积应当严格控制。我看到一些新建的工厂和住宅不适当地占用耕地，多占地，占好地，这种状况越到基层越严重。”他还指出：“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防止搞形式主义”，对一些单位把视察过领导的照片、题字陈列出来，有的甚至把领导的题词刻在石碑或烧制在瓷砖上，摆放在街道最显眼地方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第237页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习仲勛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会议之后，他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至次年一月六日到海南岛调查研究，这是他第四次到祖国的第二大岛，前三次是他在主政广东期间去的。海南岛一直隶属广东省，他这次去时中央已决定设立海南省，建省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习仲勛先后到文昌、琼海、万宁、三亚、通什、琼中、儋县等地察看工厂，走访农村，看望种植、养殖专业户，还专门参观考察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坡心村的橡胶园、华南热带植物园、橡胶花葯试管植株大田和从国外引进的稀有水果红香蕉园，同县市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习仲勛对海南岛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由衷高兴，希望干部群众认清新的形势，进一步增强团结，认真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三大精神和中央关于建设海南的各项方针政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艰苦创业，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使海南的经济建设获得新的历史性的发展。习仲勛在通什市民’族博物馆参观后挥笔题词：“加强民族大团结，开发建设新海南。” 一九八八年二月，习仲勛在深圳和干部群众一起欢度春节。他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春节联欢晚会，吃团年饭，心情愉悦，他对大家说，深圳是大有前途的，大有希望的! 一九八八年三月底四月初，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习仲勛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併兼任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十二月四日至二十日，他又一次到广东了解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先后在广州、东莞、深圳、珠海、中山等市县调查研究。十七日，习仲勛实地考察了深圳市区部分服务行业和宝安县农村，听取了市委、市政府的汇报。他指出，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难免出现某些失误。但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不能踏步不前，决不能走回头路。他说：“十亿人口搞改革，这是一篇大文章，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改革开放，深圳走在前头，实践经验比较多，要把这些经验提高到理论上进行总结，深化改革，加快改革的步伐。” 十二月十八日，习仲勛专门听取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汇报。他贊成广东提出的工作思路和措施，希望广东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勉励大家不断总结经验，充分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先走一步的作用。 第35章 家庭生活与家风 习仲勛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在工作上他实事求是、公正无私、作风严谨、清正廉明，在家庭生活中他既是一位充满爱心又体贴人微的好丈夫，又是一位和蔼慈祥而又家训严厉的好父亲。他感情丰富，个性鲜明，既有铮铮铁骨，又有绵绵柔肠;他爱憎分明，严慈相济，既敢言敢怒不顾个人进退得失，又宽厚大度没有半点个人私隙。他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家的风范将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和中国人传统的家教融为一体，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既关爱备至又严格要求，点点滴滴，如春风化雨，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亲密无间的革命伴侣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习仲勛与齐心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在陕北绥德结为革命伴侣。刚结婚，习仲勛就对齐心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齐心深爱着丈夫，但她更理解丈夫，知道他肩上的担子很重，都是自己克服困难，从没有要求丈夫和组织上更多的照顾。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忙于革命事业，习仲勛与齐心分多聚少，只能鸿雁传书。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九年，齐心大部分时间在绥德县和延安的农村做基层工作，参加过历次土改。这时习仲勛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常在延安，夫妻相隔几百里，长时间不能团聚。习仲勛常常只能写信给齐心，一方面传递思念之情，一方面鼓励她安心基层工作。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齐心的好友伍仲秋偶尔看到了这封信，惊讶而又好奇地说：“这哪里是夫妻通信?简直是革命的两地书呀!”一九四七年春，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部署下，习仲勛协同彭德怀指挥作战，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五月十四日习仲勛出席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的西北野战军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让齐心去看望丈夫，便派她随慰问团去安塞。谁知一见面却遭到当众批评：“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齐心对丈夫的批评十分理解，她心里明白，习仲勛并不是不想见她，而是艰巨的战争形势不容他分心，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消灭国民党军队、解放大西北的伟大斗争中去。参加了祝捷大会后，她高兴地返回了工作岗位。【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在与习仲勛相伴的日子里，齐心一直把丈夫叮嘱她“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的话，当做人生的座右铭。她常对人说，习仲勛既是一个好丈夫，又是她尊敬的师长和挚友。一九五二年秋，习仲勛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齐心带着女儿齐桥桥和习安安于年底也从西安到北京安家，一家人说是团聚了，但却不能天天在一起。齐心先是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远，照顾不上孩子，于是把三岁多的齐桥桥送到北海幼儿园，每周只能接回一次。每当齐桥桥去幼儿园时都会哭个不停，不愿离开父母，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怀里。小女儿安安基本上是吃奶粉长大的。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儿子习近平和习远平相继出生，齐心一直在远离市区的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哺育他们，直到十个月断奶后才送回城里家中。她既要照顾家里管好孩子，还要做好工作，不管多苦多累都没有忘记丈夫的叮嘱：以事业为重，不耽误工作，有困难自己克服。在那一段时间里，齐心从来没有想过利用习仲勛的关系把工作调换到离家近的地方。 一九三九年三月，年仅十五岁的齐心在太行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同年在反“扫荡”中加人中国共产党，在抗大的革命熔炉中锻鍊成长，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她顾全大局，坚持在基层工作，默默地奋斗在组织安排的各个岗位上。习仲勛说自己是“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齐心同样也是如此。 齐心竭尽全力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使习仲勛能够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她从不干预习仲勛的政务，从不给他添麻烦，更没有因为是习仲勛的夫人而自恃高贵，出风头，生活上搞特殊化。 受习仲勛影响，齐心多年来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务院机关经常周末晚上举办一些活动，在一次晚会上，有人看到齐心衣着简朴，议论说：“习总理的夫人，怎么穿着那么土啊!”齐心回家说了这件事，习仲勛诙谐地笑着说：“土比洋好!”
第238页 习仲勛担任国务院领导后，由于齐心工作单位离家远，与家人团聚只能是周末和节假日，几乎没有随丈夫参加过公务活动。有一次周恩来问习仲勛：怎么老是见不到齐心同志呢?他建议，齐心同志可以副总理夫人身份参加外事活动。但这样的活动，习仲勛仅让齐心参加过一次，那就是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访华时，按照国际礼节，由齐心陪同习仲勛出席了接待活动。 一九七八年四月，习仲勛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年底任第一书记，一九八〇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其问多次率团出国访问，按规定齐心是可以以夫人身份陪同前往的。可是，习仲勛严格要求齐心，让她谨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对此齐心十分理解，也从来没有提出过陪同丈夫一起出国的事。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习仲勛在广东工作将近三年，后在珠海、深圳休养十多年，齐心竟然连近在咫尺的香港、澳门都没有去过，最远也只去过深圳的沙头角。 一九六二年九月，四十九岁的习仲勛遭受不白之冤，继而被审查、下放，“文化大革命”中又横遭批斗、关押。这期间习仲勛和家人天各一方，齐心也受到株连而被审查，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七年多，孩子到农村插队，一家人不仅生活艰辛，还忍受着“反党分子”家属、“黑帮子女”的精神压力。齐心了解自己的丈夫，坚信丈夫对党无限忠诚，坚定地和丈夫站在一起;孩子们不相信强加在父亲身上的“罪名”，始终如一地深爱着他。齐心和孩子们在逆境中没有消沉，坚强地面对命运的坎坷和人生的磨难。一九七二年习仲勛还在被 “监护”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和家人见过一次面。直到一九七八年二月习仲勛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时，一家人才在北京得以团聚。 齐心与习仲勛携手相伴五十八载，他们互相关爱，相敬如宾。最让齐心感动的是一九九八年四月的一天，习仲勛给她打的一个长途电话。那是四月二十八日的中午，在深圳休养的习仲勛给回北京的齐心打来电话，在电话里他问齐心：“我们结婚多少年啦?”齐心说：“五十五年啦!”习仲勛饱含深情地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齐心感到了这些话的分量，顿时心生感慨，她对“光辉一生，历经坎坷”的丈夫深情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习仲勛听后急了，说：“你怎么这么说?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你要把我们这次通话记录下来，告诉孩子，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过电话后，习仲勛对陪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是习仲勛对妻子齐心的高度评价和衷心赞誉。齐心按照丈夫的嘱咐，把通话的内容追记了下来，写给儿女留作纪念。这次通话是他们夫妻问又一次心灵的沟通，是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追忆，是相互的慰藉和真诚的勉励。 ■深爱中的言传身教 习仲勛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上。然而，他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也有着常人一样的情和爱。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他和齐心的第一个女儿在延安桥儿沟出生，后来姥姥邓耀珍说：“孙女在桥儿沟生，就给她取名‘桥桥’吧!”当时，习仲勛正在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接到女儿出生的电报，非常高兴。回到延安后，他高兴地把女儿抱在怀里看个不够，望着女儿稚嫩的小脸笑个不停。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孩子抱在怀里兴奋地走来走去，一次孩子尿了他一身，他笑着说：“子尿不臭，子尿不臭。”齐桥桥自小聪明乖巧，习仲勛对她疼爱有加，齐桥桥也挚爱着父亲。习仲勛离开工作岗位休养时，时任武警总部办公室副主任兼外办主任(副师级)的齐桥桥毅然主动放弃仕途，在家专门照顾父亲十多年。二女儿在西安出生，取名“安安”，每日与姐姐形影不离，分外亲热。习近平、习远平两兄弟小时候天资聪颖，志向远大，好学上进，招人喜爱。习仲勛尽管公务缠身，但业余时间总会尽量和孩子在一起交流感情。那时候文娱活动比较少，孩子们周末从学校回来，和父亲玩闹嬉戏，这是习仲勛最开心最惬意的时刻。星期天只要有空，习仲勛总会陪着孩子们玩。齐桥桥和习安安跳皮筋时，一头拴在树上，他牵拉着另一头，笑眯眯地看着姐妹俩玩耍，只要孩子们不停下来，他从不撒手。姐弟四人最喜欢和父亲玩“骑马”的游戏，习仲勛趴在地上让孩子们骑在背上，驮着他们从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有时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孩子们向他“进攻”，他把姐弟四人一个个掀翻，还从大到小摞在一起。每逢洗澡，孩子们故意跑开，和父亲一起玩“追击战”，习仲勛拿着撑门帘的长竹竿满院子追，院子里撒满嬉闹声，直到把孩子们一个个“摁”进澡盆，他才满足地坐下来休息。像所有的父亲一样，他喜欢不时地逗孩子玩，有时候把他们逗哭了又赶忙去哄，尽显天真童心。习仲勛是陕西人，每天都要吃面条，他调拌的面色香味俱全，孩子们都喜欢吃。每到吃饭时，四小孩子端着碗，排着队，等着父亲给他们调面。他一碗一碗地拌好，看着孩子们吃得很香的样子，满意地笑了。习仲勛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家人。他疼爱孩子，但从不娇惯，不让孩子养成不好的习惯。节假日公务不忙时，他会带着孩子去游公园，或参加友人聚会。有时也和孩子们一起卖商店转转，孩子们看见玩具就嚷嚷着要买，因为习仲勛从不带钱，孩子要不到，就不高兴，他就耐心地讲道理，同时坚决不让别人代买或赠送。几个孩子从小都非常爱学习，特别喜欢看小人书和故事书，习仲勛就带孩子们去书店，让他们自己买。孩子们对这些书籍爱不释手，互相传看，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 习仲勛注意教育孩子从小养成节俭的良好生活习惯，他言传身教，从点滴做起。他经常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言教育孩子，吃饭时掉在桌上的米粒都要捡起来吃掉，一丁点也不浪费，吃到最后还要掰一块馒头把碗碟上的菜汁擦干净。这种无声的教育，使孩子们都养成了不浪费一粒粮食的好习惯。孩子们的衣服和鞋袜大都是“接力”着穿，大的穿旧了，再让小的穿。齐桥桥上初中时，母亲齐心把炼钢时穿过的一件大襟罩衫给她穿，上面有不少被钢花烫出的洞眼。齐桥桥穿过的衣服鞋袜再给她妹妹安安和弟弟近平、远平穿。孩子们习惯穿旧衣服，穿着新衣服反倒觉得不自在，因为同学们穿得都很朴素。以至于习仲勛后来给桥桥做工作说：“你是女孩子，还是要穿好一点。”齐桥桥回忆说：“尽管我们姐妹兄弟小时候没有华丽的衣着，甚至比常人还要简朴，但我们的学习都很好，内心是充实的，精神是健康的，即使是在最艰难、被人歧视的日子里，我们仍然是乐观的，而且活得很有尊严。”
第239页 习仲勛还非常注意保护环境，节约水电，经常教育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厉行节约。习家人节俭行为出乎人的意料。习勛习惯用浴盆洗澡，每次洗完澡的水留着让孩子们再洗，然后还要用澡水洗衣服。家里厅堂的灯晚上一般很少打开，他要求房间里只要没人，一定要随手关灯。在外面散步时看见地上有菸头，他都会俯身捡起，扔到垃圾桶里。在他的影响下，家人一直保持着随手关灯、节约用纸、拧紧水龙头、自觉维护公共卫生的良好习惯，不仅儿女们一直保持着，就连孙辈们也继承了爷爷的这些好传统。 为了让孩子养成独立的生活习惯，习仲勛让齐桥桥、习安安、习近平、习远平姐弟四人都在八一小学寄宿上学，每周回家一次，都是他们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下学，习仲勛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车接过他们。孩子们除伙食费和乘坐公共汽车费用外，几乎不给零用钱。有时孩子们吃冰棍花了钱，就没有足够的钱乘坐公共汽车，只好走路回家。路远累得走不动了，齐桥桥就拉着弟弟妹妹的手，坚持走到下一站再坐车，为的是省钱。为看电影，孩子们就向秘书张志功要钱，虽然只给几毛钱、甚至几分钱，张志功给了他们但还要记帐，月底把帐本送给习仲勛过目。有时孩子们怕父亲在帐本上发现自己的秘密，就从妈妈那里要来钱把帐补上。 习仲勛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不允许搞任何特权。齐桥桥小学毕业升初中时，报考了北京一。一中学和河北北京中学。由于一〇一中学学风好，齐桥桥很想上，但是成绩比一〇一中学的录取线差了零点五分。习仲勛试探地问：“要不要我去打个招呼?”齐桥桥知道父亲不会做无原则的事，看似徵求她的意见，实际上是在考验她，更不会为她说情，因此她明确地回答：“考上哪儿就去哪儿”，高高兴兴地去河北北京中学上学了。虽然学校食宿条件较差，离家也只有一站路程，但习仲勛仍然坚持让齐桥桥吃住在学校，和同学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学习，保持平民本色。那时习仲勛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习姓又很少见，很容易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联想到习桥桥就是习副总理的女儿，习仲勛为了避免学校因此照顾女儿，就让她改随母姓，家庭出身也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齐桥桥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习仲勛工作很忙，往往星期天还在家里和来人谈工作，由于和孩子们见面的机会少，就让他们坐在旁边，一边照料孩子，一边和人谈话。幼小的桥桥看着父亲和人谈话，不解地问：“爸爸，干革命是做什么呀?”习仲勛回答说：“革命就是做团结人的工作。”桥桥又问：“团结就是和人一块儿说话吗?”习仲勛回答说：“对呀，谈话就是团结人的第一步。”齐桥桥上初三担任班上团支部书记时，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主动找同学谈心、做思想工作。可见孩子们受他的影响有多大呀! 在习仲勛蒙难下放洛阳期间，齐桥桥带着小弟习远平去探望父亲。一天，他们到工厂小卖部去买苹果，售货员知道他们是习仲勛的子女，出于对习仲勛的敬重之心，专门挑了大个的给孩子们，回家后姐弟俩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却受到严肃批评，习仲勛硬是让孩子们把大个的苹果退了回去。在广东工作期间，一次一批知名画家到广州採风作画，习仲勛向来尊重文化界人士和艺术家，就热情招待了他们，但由于公务繁忙，抽不出身子陪他们，就让齐桥桥等代表他到宾馆去看望这些画家，并一再叮咛桥桥只去慰问，不许要画，说画家们很辛苦，画一幅画不容易!孩子们从来没有利用习仲勛的权力和威望为自己谋取过一点好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习仲勛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他一生中职务最高的时候，这时他对子女教育要求更加严格。那时，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捞钱，有的违法乱纪、触犯刑律，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习仲勛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端正了家风，才能树起好的党风。 习仲勛家风之严，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他和前妻生有习和平、习干平、习富平(习正宁)两女一男。奇儿干平“文化大革命”前毕业于外交学院，学的是法语，分配到《国际商报》工作。一九八三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意调她去工作。习仲勛闻知后，当面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他说：“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干平，女儿委屈地说：我是学外语的，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勛严肃地说，人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有本事。你是习仲勛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干平继续留在《国际商报》工作，后来出了几次国。当时出一次国很不容易，而且还可以低价购买一些进口家用电器。习仲勛知道女儿多次出国的事后，就要她说清出去的理由。父女俩为此在一次吃饭时燃起“战火”，女儿顶撞说，我是记者，我是学外文的，出国是工作需要。习仲勛忽地站了起来，把筷子一摔，高声说道，哪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不要什么行为都加上工作的名义!直到女儿表示今后不再随便出去，要踏踏实实工作后，他才消了气。 儿子习正宁，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高才生，毕业后分配到陕西户县山沟里一个国防科研第单位工作，一干就是十三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刚恢复的解放军后勤学院急需从军内外选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由于习正宁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要求，被选中并迅速办理了调动手续。就在快要报到之前却起了变故，原来习仲勛得知此事后，没有与儿子商量就让学院撤回了调令。习正宁想不通，认为这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与父亲没有任何关系。习仲勛深知儿子当年是因他的牵连而在毕业分配时受了影响，但他这次还是让陕西省委做工作，要儿子继续留在原单位。他说，不能让人说我习仲勛刚刚恢复工作就调儿子回北京，如果那样做就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习仲勛经常教育孩子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鼓励子女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正是由于习仲勛的严格教育以及家庭的耳濡目染，他的子女都自立、自强，无论是在逆境中还是在顺境中，都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 习仲勛在连天的炮火中是铮铮铁汉，又有着常人的绵绵情丝，性格上既有刚强的一面，又有柔情的一面。习安安曾送给父母一对虎皮鹦鹉，一天不小心让猫吃掉了。习仲勛下班回来看到笼碎鸟亡，难过得连饭都吃不下。 有一次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习仲勛看到家中的老猫因为哺育小猫变得很瘦弱，就给扔了一块食儿，结果老猫就给小猫吃。他感慨地说：“看，老猫是怎样对待它的小猫啊。猫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人了!”后来有一天，姥爷习仲勛和外孙女张燕南开玩笑，故意发脾气，她却仰起稚嫩的脸对习仲勛说：“难道老猫就是这样对待它的小猫吗?”惹得习仲勛和在场的人都笑得弯了腰。习仲勛的家庭就是这样充满着和谐、温馨和快乐。
第240页 ■父子情深 习仲勛的家庭不仅有欢乐、融洽、和谐，也有忧伤和酸楚。女儿习和平聪颖秀丽，恬静文雅，为习仲勛所疼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是习仲勛难以抹去的心痛。儿子习正宁在海南省任司法厅厅长期间，工作积极努力，正当大有作为之际，不幸于一九九七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习家每一个人尤其是对年迈的习仲勛是莫大的打击。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一直都隐瞒着他。久而久之，不见习正宁回来，又没有任何消息，不免产生疑虑，当他问起时，都被家人与身边工作人员遮掩过去。以后他再没问起过，把对儿子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里。习仲勛毕竟是经历过重大挫折和风浪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饱尝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坎坎坷坷。他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坚强，忍着内心的伤痛，坚韧地面对现实，面对未来。 习仲勛和齐心经常鼓励儿女多读书、多学习，为人民作贡献，每过一段时期都要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也越来越高。有一次，当着儿女们的面，齐心对他们说：“家中的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勛听到后却严厉地说：“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习家对子女大事小事都要求严格，随时提醒他们注意保持好的传统。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时，齐心依照家里的规矩给他写信，语重心长地说“高处不胜寒”，嘱咐他更要从严要求自己。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五日，家人为习仲勛在深圳举办八十八岁寿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八十八岁是“米寿”，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也是习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唯独缺席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不是习近平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作为一省之长，他实在是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于是抱愧地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 习近平深情地写道：自我哌哌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希望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宝贵与高尚品质很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大约如下几点： 一是学父亲做人。父亲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我党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为您为人坦诚、忠厚。您曾教诲我，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这正像毛泽东说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父亲相比，太过平庸，汗颜不已。但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 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着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历史已经证明，您是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习仲勛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这就是习仲勛留给子孙后代的享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他以光辉的榜样，教诲儿女们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宽厚待人 习仲勛向来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待别人却是难以想像的宽宏大度。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一位秘书，在小说《刘志丹》事件中，经不住政治压力，违心地写过揭发习仲勛的材料。习仲勛复出后，这位秘书一直不好意思去见他。习仲勛从别人那里得知他的住房有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时，就指示有关部门很快给他解决了一套住房，使这位秘书心里更感不安和惭愧。在他生病住院时，习仲勛还专程去看望，他感动得泪流满面，哽咽不已。习仲勛却安慰说：“你也是身不由己，我能理解，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安心养病吧!”还有一个大学青年教师， “文化大革命”期间打过习仲勛。“文化大革命”后，这个教师所在的学校派人找到习仲勛调查取证，习仲勛对来人说：“当时都是年轻人，算了吧。”当外调人员要告诉打他的人的名字时，习仲勛摆摆手说：“我不需要记住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审查过他的专案组工作人员，有的办案时态度恶劣。后来，习仲勛不计前嫌，对这些人“一律既往不咎”。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一场内乱，工作人员只是奉命从事，只要不是“三种人”，都应该是无辜的，责任更不能由他们承担。 习仲勛不仅宽宏待人，而且在关键的时候挺身保护干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国务院机关也贴满了大字报。当时有人揭发信访室只反映阴暗面，应列为运动重点。原来在庐山会议之前，为了纠“左”，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根据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情况，给领导整理提供过有关材料。看到有人揭发这个问题，信访室的干部很紧张。为了保护干部，习仲勛用毛泽东形容的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关系的比喻，对机关干部说信访工作的性质是“反映‘一个指头’的问题”，不是反映阴暗面，从而使信访室的干部得到解脱。三年困难时期，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主任下乡调查粮食问题，把真实情况反映给领导，却受到被调查地方领导的责难，被调查地方还致函要调查人员到他们那里接受批判。习仲勛认为调查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便没有理睬，保护了这个干部，事后也没有告诉他本人。习仲勛在工作中信任干部、保护干部、支持干部的事例很多，受到广大干部的爱戴和敬仰。 习仲勛与人相处时，往往为别人考虑的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他的这种品格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九六二年，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问题而受到牵连，他们一同被诬衊为“反党集团”的成员。习仲勛抱着尽量少牵扯别人的态度，把能揽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对此有人很不理解，而他却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他们身上就是西瓜;他们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他这种不揽功诿过、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受到同事们的钦佩。习仲勛还非常注意不因为自己的问题影响到别人，也是有心要保护人。在下放洛阳工厂劳动锻鍊期间，他有意识地不和厂里的领导主动接触，有人提醒他这样做不好，他却说：“回避好，以免给人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第241页 习仲勛情深义重，在工作和生活上很能理解人、体谅人，从不为难别人。有一件事让人非常感动。组织上给他家里派了一位炊事员，后来患上了肺结核病，按规定应该尽快调走。中央保健办的人员找这个人谈话时，他却表示不愿意走，而且当场晕了过去。习仲勛出于同情，不顾把病传染给家人的危险，同意他留下来，并帮助他治好了病。 习仲勛念旧、念情、念义，从不忘记每一个为党为人民做过贡献和帮助过自己的人。有一位战友战争年代牺牲了，解放后他把这位烈士的遗孤接到家中抚养，供他上学，直到参加工作。他还把战争年代曾经掩护过他养伤的一位老大娘，接到北京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齐心的一位战友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因孤身年迈，也被接到习家给以悉心照顾。与他熟悉的老区劳模、陕西乡党和老家亲戚，是他家的常客，他都热情接待，从不怠慢和摆架子。 习仲勛还关心和惦记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一有机会他都要去看一看。他在广东工作时，许士杰是肇庆地委书记。习仲勛离开领导岗位后到深圳休养，得知许士杰因病住院，便不顾自己身体不适，在齐心的陪同下坚持坐火车从深圳前去广州看望。他说：广东改革开放靠的就是这批干部，现在情况好了，不能忘记他们。” ■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 习仲勛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公务员都深有体会。他要求大家，决不能利用领导的名义和工作的特殊性为他人或个人谋取利益，得到特别的照顾和提拔，要与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一样，平等地接受组织的考察、调配和监督。习仲勛特别讲，秘书是一个特殊的工作岗位，因为在领导身边，帮助领导做具体工作，下情上转，上情下达，责任重大，秘书的思想作风、工作质量，尤其是纪律观念，对群众影响很大，也影响着其他工作人员。秘书岗位虽然特殊，但人不能特殊。 习仲勛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同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领导考虑到加强地方党委和部队的联繫，便提出给跟随习仲勛十六年之久的秘书张志功在部队安排一个职务。习仲勛知道后当即表示反对，他说，地方领导的秘书在部队安排职务，没有这个规矩，我不能开这个先例。 一九六一年七月，跟随习仲勛十年的秘书田方工作变动，当时组织上提供了三个中央机关单位供选择。习仲勛却对田方诚恳地说，你还年轻，在国务院机关工作了十年，应当到地方上去锻鍊锻鍊，鼓励他扎根基层，心向群众。他意味深长地对田方讲了毛泽东艰苦朴素的故事，并叮嘱下去以后切不可搞特殊化。田方到陕西后，向省委转达了习仲勛的意见，并表示：我在机关待的时间久了，还是到基层去。陕西省委把田方安排到宝鸡地委工作，担任副书记，分管千阳、陇县两个山区县。 在此前后，遵照习仲勛的指示，在他身边工作的其他几位同志也愉快地下到西北或其他边远贫困地区工作。老秘书陈煦到了甘肃，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阿里，卫焕新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习仲勛经常写信或带话，鼓励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锻鍊，为人民服务。 习仲勛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也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们。他经常询问每个工作人员的家庭生活情况，凡是节假日都要带去他的问候和祝福。谁的家庭有困难，他就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予资助。几位年轻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积极撮合，穿针引线，使他们结为伴侣，过上幸福生活。工作之余，习仲勛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散步、聊天或打扑克，有时还讲讲笑话，关系十分融洽。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每当谈起习仲勛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时，都激动不已，由衷地敬重和思念他。 第36章 晚年生活 习仲勛的人生经历和革命业绩，是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幸福的历史联繫在一起的。他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对各族人民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原想在退下来后到处走走看看，但由于身体原因却未能如愿。他最留恋的两个地方是故乡陕西和首都北京。还没有离开工作岗位时，他利用春节回到家乡看望父老乡亲;晚年在深圳休养，不顾年事已高，兴致勃勃地回到北京参加国庆五十周年盛典。病危弥留之际，他思念着家乡，叮嘱家人百年之后把他送回老家安葬。 ■故土情怀 一九八九年春节前后的二月一日至十三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勛，又一次回到故土陕西，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家乡视察工作，同家乡人民一道欢度春节。 二月一日下午，刚刚到达古都西安的习仲勛，便出席了中共陕西省委、省顾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召开的迎春联欢会。三日下午，出席了省顾委举行的春节团拜会。当他见到当年很多老战友、老朋友时，心情格外高兴。陕西的老干部、年轻干部也为习仲勛的到来而无比激动。他拉着大家的手问这问那，气氛热烈。习仲勛在省顾委会团拜会上作了即席讲话，给大家拜年，并祝愿老同志春节愉快，健康长寿! 二月六日是大年初一。除夕之夜的瑞雪使古城西安披上了银装。上午九时半，习仲勛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省长侯宗宾等陪同下，踏雪到西安交通大学看望高校的知识分子。西安地区二十二所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聚集在这里，笑语阵阵，春意浓浓，等候着习仲勛的到来。当习仲勛走进会场时，掌声四起，大家高兴地向他挥手致意。习仲勛热情地和大家一一握手，互致新春问候。 习仲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新春致辞。他说，今天是我国人民的传统节日，省委、省政府邀请各位专家欢度新春佳节。我有机会与大家一起过年，感到十分高兴。藉此机会，我向陕西全省的教育、科技工作者以及广大学生表示亲切的问候，祝大家春节愉快，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他说，陕西省有五十多所大专院校、三百零四个科研机构、五万多名教职员工，还有许多专家、教授，可谓人才济济，实力雄厚。这是陕西的一大优势，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继续努力，辛勤耕耘，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教书育人，培养好下一代，为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教育奠基，科技兴陕”发展战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张勃兴和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安启元等在讲话中，衷心感谢习仲勛长期以来对家乡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关怀和支持，代表各界知识分子感谢他对教育工作者的关心和爱护，表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搞好工作。习仲勛与大家合影留念，并参观了西安交通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校史展览。 习仲勛十分关注陕西新闻事业的发展。七日下午，他在西安人民大厦出席了省、市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还特意邀请了十多位新闻记者参加。他同大家一一握手，亲切交谈，仔细地询问每一个人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说，在延安时，许多记者、编辑是我的朋友，常和我交流情况、谈论问题。我很愿意和你们交往，继续做你们的朋友。我也希望报纸、广播、电视成为千千万万读者、听众的亲密朋友，为他们好好服务。习仲勛向大家拜年，向全省新闻工作者祝贺新春佳节。陕西新闻协会主席、陕西日报社社长张光等新闻单位负责人向习仲勛汇报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表示要加倍努力，宣传好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宣传好陕西取得的巨大成就。晚上，习仲勛出席了陕西春节联欢晚会，陕北民歌、秦腔清唱，这些熟悉的乡音使习仲勛乡情绵绵，陶醉其中。
第242页 密切联繫群众，置身于工人、农民之中，是习仲勛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优良作风。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在渭北、西北苏区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他常说：“在群众中最安全。”进城以后，他没有忘记这里的父老乡亲。一九五八年秋他回陕西调查时，特地到很多地方去看望群众，了解情况。一九六二年春，当他得知陕西渭北一带闹春荒，一些基层干部存在强迫命令、作风粗暴问题时，亲笔致信省地县领导，要求放开粮食市场，让农民去陕北换粮自救。他当时严肃地说，我们的干部如果对群众不好，是要挨扁担的!一九八五年底，他听说陕西长安、铜川、泾阳等地发生滑坡自然灾害，即打电话给省委主要负责人，询问灾情，要求做好救灾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 习仲勛这次回陕西，仍然没有忘记群众。八日是大年初三，习仲勛到宝鸡市看望工人群众。在国营长岭机器厂，他视察了工厂的生产，察看了工人的生活，慰问坚守在第一线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向他们拜年。在电冰箱生产车间，他高声向工人致意：工人同志们辛苦了，祝你们新春愉快!工人们报以热烈掌声。习仲勛仔细地听取了工厂生产情况的介绍，指出，要搞先进技术，要日新月异，争取时间，搞竞争不争取时间不行! 习仲勛在宝鸡还到中美合资的秦明医学仪器有限公司视察并慰问工人，他考察了这个公司心脏起搏器的生产情况，深入到各车间向工人致敬。 在宝鸡河滨公园，习仲勛瞻仰了宝天铁路英烈纪念碑，并向长眠在这里的英烈们敬献花篮。纪念碑于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落成，碑上镌刻着纪念碑文和彭德怀的题词，镌刻着习仲勛当年题写的“功在西北、永志不忘”八个大字。宝天铁路，是他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领导修复建设的一条西北交通动脉。面对纪念碑，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修筑这条铁路的艰苦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和陕西省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牺牲精神，陕甘两省数万民工的无私奉献精神，顿时萦绕在脑际。习仲勛肃立良久，绕碑一周，对陪同的人讲述了新中国建立伊始恢复国民经济的情景后，深情地说：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英烈们忘我劳动、不怕牺牲、勇当开路先锋的革命精神，把宝鸡建设得更美好，把陕西建设得更美好。 习仲勛在宝鸡市与十二个县的党政领导、离退休干部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后，便深入农村看望群众。他来到凤翔县纸坊乡六营村，一下车就被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农民群众围了起来。习仲勛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热情地紧紧握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向大家说，看到你们一个个喜气洋洋的神情，就知道你们过得很好。希望你们好好干，日子越过越好。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陪同的领导特意向习仲勛介绍了农民泥塑家胡新民。习仲勛看着这个年轻精干的小伙子，高兴地说，好啊，到你家去看看。胡新民带路，村民们簇拥着习仲勛走进了这个普通农家。他坐在炕头和胡新民拉起了家常。胡新民向习仲勛说，彩绘泥塑在过去俗称“耍货”，我家祖辈以此手艺为生，用这个“耍货”换些柴米油盐养家餬口。“文化大革命”中当“四旧”给破了，现在政策好了，我们又搞起来了，而且越搞越大。习仲勛点了点头说，你这是实话!现在党和政府支持你们，要大胆地干，往前闯，把我们的民间艺术挖掘出来，并且有所创新，有所提高。他仔细地询问泥塑的配料、制作、产量和销售及收人情况，胡新民一一作了回答，并介绍说，他还到过美国，见过里根总统，现场为他作了泥塑制作表演。习仲勛赞许地说，这不容易，这样年轻，就漂洋过海，为国争光，还是后生可畏呀! 胡新民全家为习仲勛作了彩绘泥塑现场表演。看着一块块黄泥巴转眼间魔术般地变成活灵活现的小泥人、小老虎，习仲勛高兴地拍着胡新民的肩膀勉励说，你们的彩绘工艺很有特色，古色古香，生动质朴，这就是我国民间工艺的魅力，难怪美国总统也感兴趣哩! 习仲勛还在这个村子察看了农民的住房，询问了生产生活情况，特别关切地询问了农民的收人情况，嘱咐陪同的领导说，要帮助农民放开手脚干，泥塑这样的好东西，还怕没人要?要把规模再搞大一些，向批量生产发展，带动全村群众致富。 ■在国庆五十周年盛典活动中 习仲勛离开领导岗位后到深圳休养，中央一直关心着他。在深圳的十余年时间里，凡是到这里视察工作的中央领导都要看望和慰问习仲勛。二〇〇〇年二月，江泽民到深圳视察工作，一下飞机就先到迎宾馆看望习仲勛。他与习仲勛互致问候，亲切交谈，并说，你培养了好儿女。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李瑞环、李岚清、尉健行、万里等都到深圳看望过习仲勛，表达对习仲勛的尊敬之情。 一九九九年国庆前夕，习仲勛接到中共中央通知，特邀他回京参加国庆五十周年大典。对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奋斗了一生的习仲勛来说，喜悦的心情不言而喻。他愉快地告诉工作人员：回电中央，出席盛典。 九月二十八日，习仲勛在深圳机场登上了中央办公厅派来的专机，回到北京。二十九日下午，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前往住地看望习仲勛，并带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领导人的问候。习仲勛对中央和中央领导对他的关心及周到的安排表示感谢。他说，这次回京参加五十年国庆活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就是以实际行动表示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支持和拥护，也是表达对祖国五十年辉煌成就的衷心祝贺。 三十日上午，胡锦涛受党中央和江泽民的委託看望习仲勛，对习仲勛回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表示热烈欢迎。他告诉习仲勛，江泽民总书记和其他中央领导都为您能来参加国庆活动而感到十分高兴，大家委託我来看望您，希望您在北京期间注意健康，保重身体。习仲勛对胡锦涛说，这次回北京，非常高兴，感谢江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 晚上六点，习仲勛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的国庆招待会。这是他相隔九年之后，又来到熟悉的人民大会堂。习仲勛在宴会厅主宾席第六桌就座，同桌有黄华、黄火青、彭沖、王芳、马文瑞、杨白冰、王汉斌、刘复之、王恩茂、谷牧、廖汉生、郑天翔等人，当看到久别的习仲勛时，大家纷纷与他握手问好。习仲勛高兴地与大家嘘寒问暖，相互问候。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老同志、老大姐和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也都是相隔多年才见到习仲勛，纷纷前来向他致意。宴会开始后，祝酒的人接连不断，习仲勛与他们一起频频举杯，互祝健康，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宴会进人高潮时，七位政治局常委向各位来宾敬酒。江泽民走到习仲勛面前，举起酒杯说，我们知道习老回到北京，今天又出席宴会，都非常高兴。我已委託锦涛同志看望您，祝您身体健康!习仲勛起身说道，我知道您刚从国外回来工作很忙，已见了锦涛同志，很感谢您的关心，也祝您身体健康!在欢快的气氛中，习仲勛与江泽民碰杯祝福，周围响起了一阵阵掌声。这时，许多记者快速围拢上来，争相拍摄下党的总书记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和关切的历史性镜头。接着，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都向习仲勛和其他人一一敬酒问候。
第243页 晚上，天下起了小雨。宴会结束后，习仲勛依然精神饱满，他不顾下雨路滑，步伐矫健地走下人民大会堂外的数十个台阶，然后才乘车返回住所。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夜，全家人都等待着他的归来。习仲勛回家后，十分高兴地向齐心和儿女们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十月一日上午，首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九时三十分，习仲勛来到天安门城楼，他抬头望着雄伟的天安门，激动不已，谢绝了工作人员的搀扶，健步从西马道登上城楼。在休息厅，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看到习仲勛，疾步上前与他亲切握手，并说，刚才江总书记还问您到了没有?已经到达的胡锦涛、尉健行、乔石、刘华清、田纪云、丁关根、温家宝、迟浩田、阿沛·阿旺晋美、布赫、王光英、霍英东以及王光美、于若木、刘英等都纷纷向习仲勛表示节日的祝贺和问候，有的还激动地与习仲勛热情拥抱，合影留念。 庆祝大会十点准时开始。习仲勛被安排在第一排西侧贵宾席，他的左侧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黄华，右侧是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阅兵仪式开始了，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习仲勛精神为之一振，频频招手致意，表达他对祖国、对人民军队的无限热爱。【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不断变换队形、五彩缤纷的群众游行队伍走过来了。第一方阵是重点，以开国创业为主题，通过各种形式的彩车，表现新中国建立前不平凡的历程和建国后取得的巨大成就。第二方阵是主体，以改革开放为主题，通过各行各业的花车，展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人民生活、科技和教育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第三方阵是世纪腾飞，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通过新颖的设计，再现中国人民在中共十五大精神鼓舞下，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的领导下，奔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反映出全国各族各界欢庆国庆的喜悦心情。看着气势恢宏的场面，习仲勛深受感染，由衷地赞嘆道：江山是人民的江山! 历时三个多小时的庆典活动，对一位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是一个考验，但习仲勛自始至终精神抖擞、兴致很高。在离开天安门城楼时，他还和遇到的费孝通、薛明(贺龙夫人)高兴地握手致意，合影留念。 国庆节的夜晚，秋风送爽，大型国庆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七点四十分，习仲勛身着浅灰色风衣登上天安门城楼，在东侧贵宾席就座，观看焰火表演。但天不作美，冷风骤起，气温下降，焰火推迟举行，习仲勛在工作人员再三建议下才到城楼大殿休息。此时，习仲勛要身边工作人员转达他对江泽民总书记的感谢和问候。随后，江泽民来到习仲勛面前，紧紧握着他的手说：真没想到，您老人家的身体这么好，几个活动都参加了，真了不起。今晚天这么冷，您也来了，连个围脖都没戴，您看，我都戴了个围脖。他又问习仲勛：夫人齐心的身体可好?我让王冶平去看她。习仲勛对江泽民说：您更了不起，白天晚上的活动都出席了，心中有群众。您看，这个盛况、这种场面，充分显示了人民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很好，很好。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江泽民始终紧紧握着习仲勛的手，还要记者给他俩拍照。 四日上午九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专程到习仲勛家中，邀请他带着家人游览北京市容。在贾庆林陪同下，习仲勛从玉渊潭公园码头乘坐游船，游览了昆玉水系。他边欣赏两岸风景，边听贾庆林和有关负责人介绍。当游船行至北京展览馆码头时，习仲勛上岸稍事休息，然后乘车沿东南四环线到长安街东方广场，听取了东城区委领导的汇报，并与市委、区委的负责人合影留念。他对北京留下了深刻印象，感受到北京城市建设的巨大变化。 五日下午，习仲勛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招待已故老领导的夫人李昭、薛明、王定国等十几位老大姐。大家对习仲勛一直惦念她们深为感动，习仲勛和她们频频举杯，互祝健康长寿、平安幸福，併合影留念，气氛特别热烈。 七日上午九点，习仲勛神清气爽，思绪飞扬，在工作人员陪同下，特地在中南海故地重游。 在北京的这些天，习仲勛的心情十分欢畅。他还先后会见了前来看望他的万里、陈慕华、姜春云、布赫、马文瑞、王兆国、刘延东、张邦英等和几位老大姐。 历时十二天的北京之行，满足了习仲勛多年来的心愿。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习仲勛一提起出席这次庆典活动，就兴奋不已，有说不完的话! ■魂归故里 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是新纪元的开始。当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许多往事涌上了习仲勛的心头。他想起了熟悉的共和国缔造者，想起了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的革命战友，想起了一大批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他想得更多的是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延安及陕甘宁边区，那里的山川河流、黄土高坡，那里的一草一木，特别是那些勤劳勇敢、忠厚朴实的父老乡亲，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在有生之年再回去看看熟悉的土地和人民。 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了夫人齐心，得到支持和贊同。这时，习仲勛已是八十七岁的老人了，年龄和健康的原因使他难以成行。于是让齐心代表他回陕甘老区，看看那里的山山水水，慰问那里的干部群众。 二〇〇〇年初夏，齐心一行从北京出发，先到陕北的延安和绥德，再到甘肃省华池县的南梁地区，然后来到陕西省旬邑县的马栏和耀县的照金，历时二十天，行程五千公里。习仲勛曾经在这些地方生活战斗了二十个春秋，足迹遍布二十二个县六十六个地方。解放后，这些地方被确定为革命老区，有的还建立了纪念馆。齐心不顾辛劳，一一走访。在陕北的绥德地委旧址，她触景生情，回忆起当年和习仲勛并肩战斗的幸福时光;在延安习仲勛工作过的地方，她怀着敬仰的心情寻觅丈夫的足迹;在刘志丹、谢子长墓前，她代表习仲勛献上花篮，表达哀思。这些地方的干部和群众得知习仲勛的家属来了，都出来迎接，有的群众还步行几十里来看望，不少人都认识齐心，还能喊出她的名字。这种场景，说明老区人民对习仲勛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当齐心从陕西延安进入甘肃庆阳地界时，接到习仲勛的长途电话。习仲勛关切地询问老区的旱情后，告诉齐心他让女儿捎来了新採摘的荔枝，一定要让老区的干部群众尝尝鲜。齐心告诉习仲勛，我一定把你的心意转达给老区人民。到南梁后，齐心走访了苏维埃旧址，参观了南梁革命纪念馆，给随行人员讲述习仲勛当年在这里战斗的情景。在马栏和照金，她来到关中地委旧址、陕甘根据地旧址和马栏、照金纪念馆，详细了解习仲勛在这里的革命活动，并走访了当地群众。当群众赞扬习仲勛革命精神时，齐心十分高兴，代表习仲勛向老区人民致意问候。齐心还来到富平县，在习仲勛少年求学、接受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学校，看望学校师生。齐心一行没到一地，都把习仲勛送来的荔枝分给当地干部群众，转达他的心意。从询问老区旱情到赠送荔枝，这些细微的事情，使随行人员深受教育，使老区人民深受感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习仲勛对老区的感情是多么深呀!
第244页 齐心一行把他们在老区亲身体验和了解到的情况作了认真整理，制成录像带，把拍摄的大量照片制成影集，还撰写了《关于在陕甘革命老区考察的报告》和《追寻远逝的岁月——习仲勛革命旧址巡礼》的文章。回到深圳后，齐心详细地向习仲勛讲述了所见所闻，把录像带及照片给习仲勛观看。习仲勛反覆地观看他们带回的资料，审阅了齐心撰写的报告，感慨良多，再次萌发了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回陕北老区的想法。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癌细胞已在他体内衍生，病魔向他袭来。 二〇〇一年的冬天，北国大地已是冰封千里，南国深圳却暖意融融，习仲勛正常地生活着。这时，医务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发现习仲勛的面容消瘦了，体重也减了下来。医务人员建议用饮食和药物调整，再进一步观察。习仲勛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觉得医生和工作人员小题大做，依然像往常一样地生活和活动，仍然快乐地和工作人员谈天说笑。但是，他散步比以前吃力了，有时还显得疲惫，体力不济。细心的女儿桥桥发现父亲身体的细微变化，要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认真观察。在医生的安排下，去医院为习仲勛做了检查，发现肾脏部位有病变，随即向中央作了报告。 中央领导得知习仲勛的病情后，即指示中央保健办派专家组到深圳会诊，结果是怀疑为癌症病变，建议做进一步检查。元旦前夕，广州南方医院为习仲勛做了全面检查，发现癌细胞已广泛扩散，许多地方都有病灶显示。这个结果使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心情极为沉重。二〇〇二年一月十八日，习仲勛咳痰加重，二十七日作了颈部和腹部检查，又发现左肾有肿块。 习仲勛的病情最后确诊时，也快到春节了。大家被沉重的阴影所笼罩，没有了往年节日的喜庆气氛。没有料到，这时习仲勛的病情却有了缓解。用药后，他的体温得到控制，也没有出现什么新的症状和不适之感，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紧张的心情暂时放松下来。 为了有一个祥和喜庆的新年气氛，深圳接待办在习仲勛住所周围换上新的花草，有他喜爱的勒杜鹃和时令鲜花，齐心和女儿还专门为他定做了一身暗红色的古朴庄重的唐装。习仲勛穿上唐装，在接受晚辈和工作人员拜年时，笑得合不拢嘴。大家为他高兴，祈祷祝福，祈望他早日康复。家人和工作人员还约定：同他一起努力，战胜病魔! 春节后，按照医生建议，习仲勛先后到麒麟山庄、仙湖植物园休息和散步。这里风景秀丽，空气新鲜，习仲勛非常喜欢这些地方，心情舒畅，每天坚持定时散步活动。但不久，他的病情又一次恶化，连续多日高烧不退，药物也渐渐失去了疗效，医生要求立即住医院治疗。习仲勛不喜欢吃药打针，更不喜欢住在医院，坚持不去。经过多方做工作，他才答应听从组织安排，住进深圳人民医院。其间，习仲勛病情加重，但他仍坚持会见重要的来宾。由于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办法，专家及医务人员十分焦急。 四月，李瑞环在深圳视察时特别到医院看望习仲勛，带来了中共中央对他的问候和关心，并安排他回北京治疗。 四月十七日，习仲勛乘专机回到北京，住进解放军三。五医院。治疗期间，江泽民、李鹏等许多中央领导及亲朋好友都来看望。他不顾病痛，每次都振作精神接待来人，和他们交谈，依然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并关切地说，事业是大家的，要搞好团结，关心群众，做好群众工作，关心年轻一代，多给年轻人压担子。 他坚持与病魔作斗争，乐观向上，不时与身边的医生和工作人员聊天、开玩笑，即使在病魔肆虐最厉害的时候，他也只是微蹙眉头，轻捶腰部，有时用家乡话低声骂一句：“呵哟!狗日的，疼得很!”直到最后进食困难、处于昏迷状态的时候，他都十分坚强。医务人员为他的乐观精神和坚强毅力所感动，感嘆说，癌症到了晚期，癌细胞扩散，病人非常疼痛，但习仲勛能忍得住，还这么镇定乐观，很不容易，真是毅力惊人呀! 五月二十四日凌晨，习仲勛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当天新华通讯社发布新闻通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二〇〇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五时三十四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 五月三十日，习仲勛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习仲勛同志”黑底白字的横幅，下方是习仲勛的遗像。鲜花翠柏丛中，习仲勛安然静卧，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放着各界敬献的花圈、輓联。上午九时，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尉健行、丁关根、田纪云、李铁映、迟浩田、张万年、姜春云、贾庆林、钱其琛、温家宝、曾庆红、万里、乔石、宋平、王光英、布赫、何鲁丽、曹志、许嘉璐、蒋正华、司马义·艾买提、王忠禹、肖扬、韩杼滨、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任建新、张思卿、钱正英、朱光亚、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白立忱、张克辉、王文元和廖汉生、王芳、谷牧、马文瑞、郑天翔、刘复之、杨白冰、王汉斌、张震、倪志福、陈慕华、李锡铭、王丙干、洪学智、韩光，中央军委委员于永波、王克、曹刚川、徐才厚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习仲勛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习仲勛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习仲勛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前往医院看望或以各种形式向亲属表示慰问的还有：李瑞环、李岚清、李长春、吴邦国、吴官正、罗干、黄菊、吴仪、刘华清、荣毅仁、薄一波、宋任穷、邹家华、帕巴拉·格列朗杰、程思远、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彭佩云、周光召、丁石孙、成思危、叶选平、杨汝岱、巴金、钱伟长、宋健、李贵鲜、陈俊生、丁光训、孙孚凌、霍英东、马万祺、赵南起、毛致用、经叔平、罗豪才、周铁农和李德生、萧克、张劲夫、张爱萍、段君毅、黄华、彭沖、杨成武、吕正操、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吴学谦、赛福鼎·艾则孜、钱学森、苏步青、董寅初、邓力群、张廷发，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中央军委委员傅全有、王瑞林、郭伯雄等。 习仲勛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都十分悲痛，有的自发地送来花圈花篮，寄託哀思;有的打电话、发唁电，表示悼念;前来家中弔唁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在深圳的疗养地，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献花圈，送花篮，表达对习仲勛的敬仰和怀念。当时有人统计，仅北京一处就收到花圈、花篮三千八百多个，弔唁的群众不计其数。人民怀念着习仲勛。
第245页 习仲勛遗体火化的当天，新华通讯社播发了《习仲勛同志生平》，对习仲勛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在七十六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始终坚定地与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敏锐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他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习仲勛同志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顾全大局。他谦虚谨慎，任劳任怨，淡泊名利，能上能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居功，不护短，爱护干部，关心青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与工农群众、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和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诚相见，广交朋友。他办事严谨，宽厚待人，实事求是，严于律己，为政清廉，生活俭朴，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他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在党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 习仲勛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习仲勛魂归故里。他的骨灰安放在生他养他的家乡陕西省富平县，实现了他魂归故土的愿望。 习仲勛已经远去。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精神，与天地共存，人民永远怀念他! 后记 《习仲勛传》是习仲勛系列丛书之一，一九九二年四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立项，由中共陕西省委牵头，有关的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东等省(区)，对收集整理、编写工作给予支持和协助。张勃兴任《习仲勛传》编委会主任，上卷于二〇〇八年四月出版。二〇〇八年一月《习仲勛传》(下卷)编写工作启动后，省委决定增补魏民洲、王改民为编委会副主任。 《习仲勛传》(下卷)自始至终得到中共陕西省委的高度重视，省委书记赵乐际，省委原书记、编委会主任张勃兴，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魏民洲多次召集会议听取汇报，审阅书稿，提出要求，解决困难，保障了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 《习仲勛传》(下卷)是集体创作完成的，从编写到成稿历时四年时间，十易其稿。 贾巨川在原来大量工作的基础上于二〇〇八年十月提供了十四章二十七万字的初稿，卢荻提供了广东部分两章八万字的初稿，形成第一稿。按照编委会的要求，王改民对广东部分作了修改扩展到九万字，贾巨川对其提供的部分作了修改扩展到二十九万字，于二〇〇九年十月上旬形成了第一次修改后的十六章六十六节三十八万字的工作稿。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为了加快编写进度，成立了由王改民牵头并与辛拴明共同负责，姚文琦、贾巨川、梁月兰、柴云、李方参加的编写组，对全书进行集中修改。王改民、辛拴明、姚文琦、梁月兰、柴云集中对工作稿进行修改，中央文献研究室王双梅于十一月十五日参加修改工作，张志功等撰写了“家庭生活与家风”一章。同时，贾巨川对他提供的工作稿部分继续修改，李方协助贾巨川工作。 十二月三十一日，王改民、辛拴明、王双梅、姚文琦、梁月兰、柴云修改出送审稿十七章七十三节四十二万字，并印成样书于二〇一〇年一月送出徵求意见。以后各次的修改直至出版，均由王改民、辛拴明、姚文琦、梁月兰、柴云集体在此书稿基础上修改并增写完成，期间王双梅重点补充修改了西北局和广东部分，把西北局部分由原来的四章扩充到六章，广东部分由两章扩充为三章，并修改补充了蒙冤部分。全书共二十章七十七节四十九万字，五十七帧图片。 在以后的八次修改过程中，为了丰富内容、核实史料，编写组先后派出王改民、辛拴明、王双梅、姚文琦、余少松、王顺铭、尹行智、梁月兰、董强、江南、柴云、刘东、李方、许洁锋、钟雪斐、李元、高子果、缑昱健、苏维等十九人八十余次在中央档案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档案室、中央文献研究室资料室、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华社图片社、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图书馆、浙江省档案馆等查找资料三千余卷，复印九百余万字，摘抄卡片五万多字;赴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广东、浙江、陕西等地走访三百余人次，形成文字资料二十余万字，丰富了史料。 编写组在多次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重新修订提纲，调整结构，吸收使用了大量新的资料，对工作稿作了必要的删减和增加，编写了新的章节，选定了照片，使书稿框架更加符合逻辑，历史脉络更加清晰，史料更加丰富翔实。【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二〇一二年五月五日，《习仲勛传》(下卷)编委会在西安召开会议，审定通过了《习仲勛传》(下卷)书稿。 《习仲勛传》(下卷)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共广东省委、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档案局、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陕西省档案局、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陕西省图书馆、中共西安市委、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城墙管委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中央和地方有关负责人张德江、令计划、曹志、胡启立、阎明复、李立功、尹克升、张邦英、黄静波、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张帼英、梁广大、江平、田进、张蒙纳、张汉青、张志功、曹志斌、徐联升、俞惠煜、陈清、夏蒙以及袁广才、史凡、孟德强等在不同方面给予了热忱帮助和支持。在徵求意见稿形成时，宋登作了文字校核工作。陕西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陕西省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对编写工作提供了方便。对上述单位和个人为本书付出的辛劳，一併表示诚挚的感谓十。 习仲勛夫人齐心及其子女十分关心本书的编写工作，多次认真审阅书稿，提出意见和建议，对编写好本书起了重要作用。 本书参阅了大量书刊资料，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陕西简明历史》、《毛泽东年谱(1893—1949)》、《周恩来年谱》、《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胡耀邦传》、《彭德怀传》、《贺龙年谱》、《王震传》、《习仲勛文选》、《习仲勛革命生涯》、《习仲勛主政广东》、《怀念习仲勛》、《习仲勛画册》等，谨向有关单位和作者表示谢忱。
第246页 由于编写组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讹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习仲勛传》(下卷)编委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 附：本作品来自网际网路，本站不做任何负责，版权归原文作者!如侵权，请邮件联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