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普鲁斯特哭泣》 第1页 《为普鲁斯特哭泣》作者：林煜 一个文学青年的自述多年后，我们藏起眼泪，藏起浑身的刺和期望成为不一样的自己的念头。最终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内容简介】 《为普鲁斯特哭泣》是包含“读书笔记”、“浮世绘”、“小说”、“游记”等四部分的。每一个篇章都充满了作者对生活的质问和对生命的感悟。林煜先生文笔细腻、优美，这本书记录了他迄今为止的人生，一个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的创作，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风貌特徵。 【作者简介】 林煜，男，1972年生于浙江临海。199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新闻系。1998年底加入都市快报社，历任主任、编委、副总编辑。2001年创办十九楼网站。2006年底，创立杭州十九楼网络传媒有限公司，担任董事、ceo。 2006年，获杭州新闻奖(人物奖);2010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2011年，获第十届“杭州市十大杰出青年”，同时被授予“杭州五四青年奖章”。 ================= 附：本作品来自网际网路，本站不做任何负责，版权归原文作者!如侵权，请邮件联繫。 【序言】 不安：挽留内心的言辞 黄石 林煜，与我行事大相迳庭，这几乎让我忘了他是我的朋友。正是如此，他必定位于那种常态朋友之外隐匿的朋友。 他曾有过两次让我诧异。第一次是多年前法国新小说派作家菲利普·图森到访杭州，为此他写就随笔《温驯的抽象生活》，这是我在此前阅读到他唯一的文章。语体简练、洁净，挪借了菲利普·图森段落式的文体，引起我倏忽间的触动。第二次是他摇身一变，从一个传统媒体跨界到网际网路媒介ceo，令我对他的性格结构产生令人费解的矛盾性判别。 这是我第一次全面浏览他——仅与文学发生关系的部分，也是他的出发点(他本人却认为是前现实状态的终结点)。确实如此，但不仅如此。从表面上看，这仅是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一个文艺青年的文字历程：一些十年前的随笔，看上去似乎是献给上世纪文学大师们的感伤輓歌(更早期的短篇小说，则是作者生命遏制性的萌动);从对普鲁斯特弥留之际情绪的突袭开始，大致相同的语调述说了维吉尼亚·伍尔夫完美的自溺、老托尔斯泰宗教式的逃离、纳博科夫对于生命戏嚯的凝视，以及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抽象的悲情等等;其言辞节制有度，之间瀰漫着淡雅的脆弱呼吸，警觉的感伤，像一种为了伟大叙述消失的哽咽。 我不在乎此书的文学价值(纯文学性在当代价值坐标中已经丢弃)。它的意义也并不在于作者文学情结的见证。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从中意外获得了的另一个层面的意义传导，一种让我陷入与随笔中人物共同的不安——为何作者恰好反覆钟情关注于艺术家们生活的裂缝这一剖面?无论是马塞尔·普鲁斯特，还是维吉尼亚·伍尔夫，他和她无一例外沉溺于现实性创伤，这也是困扰所有现代艺术家的共同性母题：艺术或幻想与现实之间回溯性的错位。正是在无法闭合的创伤性结构中，上个世纪的焦虑、冲动、逃离、幻觉、死亡并非远离我们，反而获得了后现实社会中的当代性意义。也许这未必是作者的自觉动机，但这无关紧要，就像一个运动员可能完全不懂力学原理，但并不妨碍他跑得快。 现实的屈辱迫使我们在不安的生活中丢失了不安。 这一时刻，作者对我已然无法隐匿，所有的动因水落石出。不安——我也豁然明白了他的那些青春短篇中隐馈着同样的基数——从他自己现实的时间中逃离出来。离开或者告别的不是文学或时间，而是为了让幻象成为记忆，而记忆成为回溯性真实，而现实，则是为了填补幻想的空缺。这种不安，贯穿于普鲁斯特的感伤、伍尔夫的自溺，也促使了老托尔斯泰的晚年逃离;这种不安，是所有不安于现实的伟大艺术家们各种症状的诱因，是一种在社会结构系统意识形态下的过剩，是一种抵抗现实的裂缝，但也正是生命情感脆弱的七寸。 雷蒙德·卡佛曾说：“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确实，这些言辞并非是一种缅怀，并非让我们的言辞局限于文学，而是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与一些事物必须匆匆赴约的必要。那些与忧伤必要的赴约，那些对内心不安的挽留，那些正欲传递的神秘声音，是应对我们生活日益抽象化、符号化现实结构的疑问，是我们这个社会系统习惯性奴役化生活的例假。从这种意义上，此书并非作者对过去的告别，而是他告别曾经以为的幻觉，而这些幻觉恰恰因为告别而成为真实。 【写在前面】 林煜 六年前，差不多与“十九楼”公司创办同时，我的同事、作家孙昌建让我报上书名——这本书将作为“都市快报悦读书系”的一本。我报的书名是《新闻的灵性》。我的计划是，把自己对新闻和网际网路的想法写下来。六年过去了，我终于下定决心出这本书。书名变成了《为普鲁斯特哭泣》，内容也无关新闻，无关网际网路。 书中收录的都是2006年“十九楼”公司创办以前写的随笔和小说。很惊讶自己曾经写出了那样的文字，看着它们，顿觉那一年有股神秘的强大力量，驱使我突然大转弯，虽然我仍怀揣写作的梦，从此走上的却是另一条完全陌生的路。 六年很短，倏忽而逝，六年又很长，足以改变绝大多数的事物。六年来，“十九楼”的员工从不到十人发展到近六百人。六年前，父亲生龙活虎，能轻松上树下山;六年后，父亲已经老得走不动了。 是父亲让我最后下定了出这本书的决心。看着父亲备受病痛折磨的样子，我知道这一次真的需要和自己的过去告别了，告别那个年轻的、敏感的、青涩的、阴郁的我。 如果父亲还能看到这本书，他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 2012年7月17日 杭州 ☆读书笔记 【为普鲁斯特哭泣】 早晨醒来，眼睛又肿又痛。怎么回事?昨晚我睡得很好啊?我挪动着笨拙的身体，穿衣下床。我忽然想起，我已经连续两天两夜没朝窗外看过一眼了。 从前天早晨开始到现在，我没有离开家门一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不透光的窗帘紧紧地拉上了。电灯一直开着。房间里瀰漫着逼真的夜晚气息。 我坐在被窝里，脑袋低垂，双手虔诚地翻开《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第一页，我这个初春的朝圣之旅从这里开始：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 激情的暗流在涌动!那是普鲁斯特的语句，不，是普鲁斯特的灵魂，在这个瞬间，突然复活了过来。我看见了他那和善、病态的面孔，看见了他那忧郁的眼睛——“女人般美妙的眼睛，像是东方人的眼睛，其表情温柔、灼热而又无动于衷，使人想起母鹿和羚羊的目光”——普鲁斯特的目光淹上了我的躯体，顷刻间淹没了我的灵魂。我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动和敬畏包围。我想像自己正俯伏在他的跟前，一边接受他的灵光的抚慰，一边亲吻他脚下的土地。
第2页 然而就在这时，我意识到普鲁斯特已经死了，顿时，一股剧烈的震颤从我的胸部启动，并且迅速上升到喉咙，一浪接着一浪，终于，我禁不住哭出声来。 哭了一会儿以后，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这个半现实半虚假的房间里，空气阻滞，灯光柔和，我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我忽然对自己的表现感到万分诧异：多么奇怪啊，我这个老大不小的麻木不仁的人居然还有眼泪。我居然还会哭泣。为死去的普鲁斯特哭泣。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我开始阅读安德烈·莫洛亚着的《普鲁斯特传》，我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极度脆弱。我撕去了多年来蒙在脸上的羞耻感，让自己的内心自由地真实地裸露在普鲁斯特伟大的灵魂面前。 在普鲁斯特的人生历程中，最震撼我的是他1905年以后的行动。这一年，深爱着他的、对他抱着殷切期望的母亲去世了，而他已经三十四岁，漫长的童年时代才刚刚结束。 三十四岁之前，普鲁斯特一直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三十四岁之后，他突然积聚起了无限的勇气和耐心，为写作而过起了苦行主义的生活。 三十四岁之前，普鲁斯特生活在优雅、懒惰和怪癖里，生活在社交界和女人堆里，生活在母亲的溺爱里。三十岁之后，他抛弃一切，离群索居，在疾病、飢饿和孤独的三重缠绕下开始了与死神赛跑的工作。 三十四岁，他铁下了心，只干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写作，并且只写一部作品，这就是《追忆似水年华》(《追寻逝去的时光》)——这是一头庞然大物，在接下来将近二十年的余生中，普鲁斯特用自己的血液和生命餵养它，最终使它成为人类最伟大的精神财富之一。 为了完成这部作品，普鲁斯特决意过起了孤独而贫穷的生活。他不断变卖父母留给他的遗产，并在1906年离开了他们曾长期生活的华贵宅第，迁到简陋的巴黎奥斯曼大街102号。为了把所有的噪音都隔绝在外面，他在整个房间的四壁铺上了厚厚的软木。他白天睡觉，晚上全神贯注地写作。他脸色苍白，有点浮肿，两眼在烟雾和呛人的气味中闪闪发光，仿佛“通灵者接见事物不可见的使者”。1913年，他出版《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 他过着越来越与世隔绝的生活。偶尔的出门也是出于写作的需要：寻找过去的图像。而这时，人们发现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幽灵： “当我和他握手时，我的注意力被那衬衫上的活硬领所吸引，那条喇叭形的硬领已经穿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有一个星期没有替换。穿的衣服像穷人一般，一双精美的小鞋穿在女人般的脚上。领带已经磨出了丝，裤子宽大，是十年前的式样。” 他疾病缠身，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为此，他更加没命地工作，以便在死亡的脚步追上他之前建造好一个美丽的坟墓，这坟墓，对他来说就是那部作品，凝集着他思想的精华，最终将成为他死后的永恒的家园。他和形象、词语进行斗争，以便表达出某些思想，这些思想能使他解脱，同时也能解放一些兄弟般的灵魂。 “我不能停下来，我在做一件伟大的工作……”他感到焦虑，因为他必须在临死前把一切都说出来。“我决心为此献出自己的力量，我的力量在消失，仿佛并非自愿，犹如为了给我留下足够的时间，以便在走完祭坛周围的过道之后，能关上坟墓的门……” 1919年，普鲁斯特发表《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开始了与死亡赛跑的最后冲刺。 有人异想天开地对普鲁斯特说，飢饿时思想特别活跃，于是他就不吃不喝。为不朽的作品而牺牲必朽的肉体，输血者断然决定缩短自己的生命，以便使从他身上吸取全部血液的那些人物存活下来。“这是何等崇高的行为!”传记作家莫洛亚这样感嘆。 1922年10月，普鲁斯特在一个有雾的夜晚着了凉，得了支气管炎。开始时病情似乎并不严重，但他拒绝让人治疗，禁止女僕塞勒斯特去请医生。实际上病情比平时严重得多，但他仍然泰然自若，坚持每夜修改《女囚》。10月15日左右，他因为发烧而不能工作，但他仍拒绝进食，他说：“塞勒斯特，死神追逐我，这样我就来不及寄还我的校样……” 后来，塞勒斯特这样叙述道： “他十分虚弱，并继续拒绝进食……他喘不过气来，就一直叫唤我。他对我说：‘塞勒斯特，这次我要死了。但愿我能完成自己的工作!塞勒斯特，请答应我，如果医生们给我打针，延长我的痛苦，而我又没有力气表示反对，您就阻止这样做……’他让我起誓。他用一种可怕的眼神瞧着我。他甚至补充道，要是我不听他的话，他就要回来折磨我。他瘦骨嶙峋，目光极为强烈，仿佛穿过了看不见的事物。” 这次，普鲁斯特确切地知道自己要死了，就在自己的“灵床”上放满书籍、纸张和校样，对他死后将存留于世的作品进行最后的修改。为了描写贝戈特之死，他使用了自己临死前的感觉。终于，他不可避免地进入弥留状态。人们在他身旁忙碌着。所有的方法都尝试过，可是为时已晚。 普鲁斯特的弟弟罗贝尔小心地把普鲁斯特的头放到枕头上，说：“亲爱的哥哥，我把你翻来翻去，让你难受了吗?”普鲁斯特说出最后一句话：“噢!是的，亲爱的罗贝尔!”1922年11月18日，普鲁斯特结束了在尘世的痛苦生活。 读到这里，我终于泪如泉涌，并且不停地抽噎，胸中仿佛堵着一块坚硬的东西，它使我极度难受。我抬头张望了一下房间，确认只有我一个人，便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哭起来。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啊!可是他死了……在死后，他的光芒仍把我照彻，让我成为一个光洁而透明的婴儿。 2001年2月21日 阅读书目 《普鲁斯特传》(法)安德烈·莫洛亚 着 浙江文艺出版社 《追忆似水年华》(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着 译林出版社 《普鲁斯特与小说》(法)让-伊夫·塔迪埃 着 上海译文出版社 【水中的女祭司】 1941年3月28日，现代小说高贵的女祭司，维吉尼亚·伍尔夫自溺于英国罗德梅尔附近的乌斯河，终年五十九岁。沉没在水中，女作家反覆描摩过的意象，现在，她用耀眼的生命为它涂上了最后一笔。 投水自杀，这齣曾经在作品中预演过的悲剧，作家以女主角的身份参加了它的正式演出。对维吉尼亚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溺水自杀并非一件恐怖的事情，而是一次新发现的航程，一次向不死之海的自然回归。 在长篇小说《海浪》中，女主人公罗达心中一直存在着一种诱惑，她想以完全顺从的姿态将自身渗透到自然中，“我将撒手归去……我要解放那受抑制的、被阻遏的欲望，任生命被耗竭，被吞没。”她期望自己“骑在狂暴的海浪上，然后沉没而没有任何人来救我”。终于，她跳海自杀了。
第3页 《海浪》中另一个主人公伯纳德也向死亡发出了挑战宣言： “……这敌人就是死亡。我向着死亡冲去，平端着我的长矛，头发迎风向后飘拂……我用马刺猛踢着马。我要纵身扑向你，我不曾失败，也永不屈服，啊，死亡!”伯纳德一动不动地站在河边，背映着越来越深的夜色，此时，他听见了“河的下游”传来他那一代人的合唱声，他看见自己像其他人一样“滑落”进旋转的河水中……分明是维吉尼亚·伍尔夫自溺于乌斯河的精确预演! 罗达和伯纳德是维吉尼亚的自我的两种投射，是她的自我的虚构性再现，是她从自己的创伤记忆中捕捞上来的幽灵。通过他们，伍尔夫探测到了自己精神的隐秘方面，从这里出发，她对廉价的自我主义和真正的自我审视进行了成功的区分，把自我的体验、家族的记忆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可是她在栽种艺术种子的同时，也埋下了悲剧的祸根。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环境的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她终于深陷于自我关注中，沉醉在往昔的记忆里，不能自拔，最终失去了洞察人心的力量，也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投水自杀”终于不幸成为女作家的死亡谶语。 维吉尼亚本人曾经说过一个隐喻：小说家就像一个站在湖畔的钓鱼人，把自己理智的鱼杆放进意识的池水。当她的想像力沉溺于水的深处时，有时她会察觉到迅猛的拉力，钓鱼线会从她的手指间飞快滑出去。此刻，理智必须把因愤怒和失望而剧跳着的想像拖曳到水面上来，因为它已经走得太远了……这真是一个深刻而精确的关于小说家创造活动的隐喻：最奔放的想像力也是有限度的，它必须在一定的理性的范式之内释放。令人扼腕的是，维吉尼亚本人的想像力却因为对过去和自我的迷恋，最后没有被拽到水面上来了，不但沉溺于水的深处，而且通过鱼杆把钓鱼者也拉下了深水。 维吉尼亚说过，“假如生命有个根基，那么它就是记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是以两种持久的记忆为根基的：一是童年的海浪，二是早逝的亲人。这两种记忆支撑着她脆弱的肉体、敏感的灵魂，赐予她创造的力量、艺术的源泉，最后又引她走向死亡和寂灭之境。 维吉尼亚的记忆有着隐秘的两面：一面澄明，一面黑暗;一面寒冷，一面温热;一面是创造，一面是毁灭;一面铺洒着天堂之光，一面燃烧着地狱之火。维吉尼亚在这两面之间徘徊、挣扎，时而创造出伟大的小说艺术，时而陷于精神崩溃的惨境，直至踏上毁灭之路。 对乔伊斯和劳伦斯来说，所谓艺术家，是一个人摆脱了家庭纽带和世俗抱负之后的余留物。维吉尼亚则不同，她要让过早逝世的亲人——母亲、姐姐、父亲、哥哥——在纸上复活直至不朽。 母亲朱莉亚，有着实际可行的智慧和敏锐细腻的同情心，于1895年维吉尼亚十三岁时患病去世;姐姐斯特拉，继任了母亲和保护人的角色，可是两年后便追随母亲而去;父亲，“一个值得崇拜的男人”，女儿的文学启蒙者，死于1904年;然后是她的哥哥索比，“学校里相貌最出众的男孩子”，1906年生命夭折时前途尚未显示…… 死亡接踵而至的10年封存了维吉尼亚的青少年时代，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反覆纠缠着她的想像。他们代表往昔，代表那个时代，那个业已消逝的世界。她要让他们说话，让他们成为活着的人和活着的传统。她牢牢地抓住过去，抓住越来越清晰地讲话的鬼魂。死者的声音既是小说的优等材料，也是使小说家走向疯狂的催化剂。她活在记忆里，像一个离开了母体而没有割断脐带的漂亮婴儿，继续吸取着母体的养料。她把个人化的记忆抽象成非个人化的艺术，把往昔凝结为《出航》《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这样伟大的小说。然而这样做，是註定要付出代价的。不割断连接往昔的脐带，精神便无法开始崭新的呼吸。不像新生的婴儿那样大哭，新鲜的空气便无法胀满精神的肺叶。她始终压抑着，独自背负着记忆和创造的重负。 维吉尼亚努力克服对死者的迷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是成功的。可是越到后来她就越显得无力。母亲的幽灵重访她的想像，穿着破旧外氅，注目凝视着，挺直身体滑行而过。母亲的幽灵控制了维吉尼亚的心灵。她先是欢迎幽灵的探访，随后驱除它们。然而并非总能驱除成功。 “没有任何东西比死者在生者心中的位置更牢固的了。”维吉尼亚郑重其事地写道。那时，她的母亲已经死去十年了，但是“她仍然处处存在——她已经脱去了血肉的衣衫，穿上了另一件衣服”。母亲以这种方式继续缠绕着女儿，“她就在那儿，美丽，有力，带着她那熟悉的用语和她的大笑声，她比任何生者都离我更近。” 死者总是比活着的人更彻底地要求占有渐渐走向迷狂的维吉尼亚·伍尔夫。而她则始终准备着加入到她们中间去，和他们拥抱。 “生命是一桩艰难的事务。”维吉尼亚感嘆道。她决定把这桩事务彻底卸下，走向虚无之境。 维吉尼亚投河前留给丈夫伦纳德一张字条：“世上从来没有两个人曾经像我们这样幸福。”她最后的愿望是要安慰他。她以这种彬彬有礼的风度死去，唇上带着优雅的话语。 2001年1月10日 阅读书目 《维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林德尔·戈登 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海浪》维吉尼亚·伍尔夫 着 上海译文出版社 【离开所有的人】 1910年11月7日晨6时5分，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的一间候车室里，八十三岁的列夫·托尔斯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冷而黑的黎明。窗外是呼啸而过的火车。那列火车，托尔斯泰曾经让它碾过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美丽躯体。 死亡的虚构不幸再次成为作家本人的残酷现实。 10月28日凌晨，托尔斯泰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离家出走，究竟往哪里去，他没有明确的打算，只十分模糊地想过： “到国外什么地方去……比如去保加利亚……或者去诺沃切尔卡斯克，或者再往前走，去高加索……” “去哪里都一样，只要不去托尔斯泰信徒聚居地，找一间农民的小木屋……”这种想法与他笔下的安娜简直如出一辙。 “她(安娜)知道她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在掠过心头的种种计划中她模糊地决定採用一种：在火车站或者伯爵夫人家里闹过一场以后，她就乘下城铁路的火车到下面第一个城市住下来。” 托尔斯泰和安娜，一位是老人，一位是少妇，一位是伟大的智者，一位是社交界的名流，前者已经脱离了历史状态和文化的全部环境，后者有着普通人的欲望、悲哀、犹疑、弱点，他们同样执拗，同样神经质，同样深陷于尘世与肉体的苦痛中。他们离家出走的时候，都没有太多的考虑，也没有想到要去死。他们出走时急切、压抑的表情像所有负气出走的孩子，也像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
第4页 离家出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离开了家的遮掩，离开了爱的羽翼，肉体和精神都开始漂泊，意味着他失去了地上最安全的居所，也意味着一个人自我放逐，不再珍视生活中的任何东西，蔑视一切，不为人知……托尔斯泰出走的时候不是不知道，像他这样大年纪的人，身体又虚弱，在家稍微累着一点就躺倒，出远门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不过这倒很好。”只要不像世上的人，而是像野兽那样去死。他说：“有时我真想离开所有的人。” “离开所有的人”，对托尔斯泰和安娜，竟然都构成了唯一的压倒一切的诱惑。安娜在火车站里，当自杀的念头尚未完全攫住她的时候，她望着投到布满沙砾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的阴影，自言自语道：“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摆脱(离开)所有的人”，这是一个多么离奇的念头啊，它将导致三种完全不同的后果：一种是出家，一种是行乞，另一种是死亡。耶稣基督曾经叫人离家出走，他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历史上这种善男子有乔达摩王子，有尤利安，有圣方济各……也许还可以算上列夫·托尔斯泰了。可是托尔斯泰在“离开所有的人”的途中就死了。从最后的结局来看，他和安娜一样悲惨。 托尔斯泰为什么要“离开所有的人”?关于这个问题，人们见仁见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和托尔斯泰为什么要让安娜出走是同一个问题，我们回答了其中的任何一个，也便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的答案既存在于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也存在于托尔斯泰的日常思考中，尤其存在于托尔斯泰从出走到弥留的每一天的言行中。 11月1日，在阿斯塔波沃小站，重病中的托尔斯泰给长子写信，有好几次他因为泪水堵住了嗓子而不得不停止口授：“我亲爱的孩子……我还想劝告你考虑考虑你的生命问题，想一想：你是谁?你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何在?一个有头脑的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你接受的那些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生存竞争的观点，并不能给你说明你的生命的意义，也不能指导你的行为。而不明意义何在、也不能从中得出不可改变的指南的生命只是可怜的生存。” 什么是生命?生命的出路何在?为什么生命中充满那么多的矛盾?为什么生命必须背负一个沉重而有限的肉体?如何给予生命以最大的甚至不朽的价值?为什么会有死亡……这些问题时刻缠绕着托尔斯泰，使他至死都得不到准确的验证。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有关死亡的问题又是凌驾一切之上的，因为死亡带走了看似永恒的一切。 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安德列公爵听娜塔莎唱歌的场面，托尔斯泰是这样写的：“他突然意识到在他的心中那无限大然而还不分明的东西与那有限和物质的东西之间的可怕对立，物质的东西就是他本人，甚至是她，在听她唱歌的时候，这个对立使他既苦恼又愉快……”生与死之间的张力折磨着托尔斯泰的主人公，同时也折磨着托尔斯泰本人。 在1879年的《忏悔录》中，作家这样写：“——我似乎活也是活着，走呀走的，走到了深渊前面;我看得很清楚，除了死亡，前面一无所有——我要尽力气脱离生活。” 11月6日，莫斯科的几位医生赶到阿斯塔波沃。这天，弥留之际的托尔斯泰跟所有的人道别。他温情地望着杜尚医生。后来她的小女儿萨沙回忆道：“我们给他换床单的时候，我扶着他的嵴背，感觉到他的手在找我的手。我以为他想扶着点，结果是他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一下又一下。我握住他的手吻着，尽力克制自己不哭出声来。这天父亲对我们说的话使我们想到，生命赐予我们是有某种目的的，我们应当不顾一切生活下去，尽自己微弱的力量去侍奉予我们生命者和人们……父亲突然用一个有力的动作支起身子，几乎坐了起来。我上前问他： “‘要整理一下枕头吗?’ “‘不，’他坚定而清楚地说，‘不。我只劝你们记住一点，世上除了列夫·托尔斯泰以外还有很多人，可你们只注意一个列夫。’” 再让我们看看可怜的安娜·卡列尼娜，她已经决定倒在车厢的车轮中间。她的死与托尔斯泰本人的死是如此相似。托尔斯泰这样描写安娜的心理活动： “一种仿佛她准备入浴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她的心头，于是她画了个十字。这种熟悉的画十字的姿势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笼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的面前……” 最后，巨大的无情的车轮撞在安娜的头上，从她的背上碾过去了，托尔斯泰用他那悲天悯人的如椽之笔，用他那“世界的良心”，令人惊嘆地描述了安娜临死前剎那的意识： “那支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哔剥响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迷茫——出走——死亡，托尔斯泰让安娜以这种悲剧性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的解脱，这种解脱最后又不幸成为作家本人的死亡预演。这“解脱”用佛家的话来说是“寂灭”，用《福音书》的话来说是“永生”之路，它们以惊人的巧合出现在托尔斯泰晚年编撰的《每日贤人语录》一书中，又正好排在11月7日的那一页上：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有时若得以忘掉人群，你就会体验到一种自由的狂喜。” “我怎样才能得救?我觉得我在毁灭。我爱生命，同时正在死亡。我怎样才能得救?” 托尔斯泰书房和卧室里的一切从那天夜里他出走以后就凝固了，没有丝毫变动：书桌上的烛台和未燃尽的蜡烛头，滴有蜡油的烛盘，两只苹果和翻开的《阅读园地》。 翻开的《阅读园地》——正好翻到他去世的那个日期： 11月7日。 “死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 命运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精妙计算! 2001年1月30日 阅读书目 《托尔斯泰的解脱》(俄)伊·布宁 着 辽宁教育出版社 《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俄)梅列日科夫斯基 着 辽宁教育出版社 《托尔斯泰文集》(俄)列夫·托尔斯泰 着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无唇之吻】 “我爱您——胜过世上的一切。”1926年5月9日，茨维塔耶娃在写给里尔克的第一封信中向对方倾诉了炽热的爱情。在女诗人的心目中，里尔克是“诗的化身”“一种力”“一种最罕见的物”。
第5页 五十一岁的里尔克随即被女诗人信中喷发的才情所折服，在5月10日致女诗人的信中，他回应道：“我接受了你，玛丽娜，以全部的心灵，以那因你、因你的出现而震撼的全部意识。” 在现代诗歌史上，1926年是不平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里尔克完成了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杜伊诺哀歌》和组诗《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诗歌的旷野上因此拱起了两座难以逾越的山峰;而这一年，是以这位大诗人的逝世(12月29日)作为结束的——不过，本文要探讨的不是诗歌，而是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的爱。 茨维塔耶娃1926年喷发的爱像火山岩浆，大胆而任性，她希望里尔克允许她在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举目向他，像“仰望一座护卫着她的大山”——“仰望”是一个恰当的隐喻，它喻示了茨维塔耶娃爱的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崇高，一种遥远的、非实在的纯粹——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 茨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的一封最热烈奔放的情书莫过于8月2日这一天了，女诗人的情书像优美动人的诗篇：“莱纳，我想去见你……我想和你睡觉——入睡，睡着……单纯的睡觉。再也没有别的了。不，还有，把头枕在你的左肩上，一只手搂着你的右肩……还有，要倾听你的心脏的跳动。还要——亲吻那心脏。”亲吻心脏?这显然没有现实的可能。这里的“吻”不是普通的吻，它不表示接触，不表示肉慾，它是无“唇”之“吻”，是纯粹的“吻”，是理想中的“吻”，是形而上的“吻”，它来源于女诗人的内心激情，目的地不是对方的肉体，而是对方的灵魂深处。8月22日，女诗人在信中再次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不活在自己的唇上，吻了我的人将失去我。” 茨维塔耶娃爱的是一个作为诗人的里尔克，而不是一个作为人的里尔克。作为人的里尔克，指的是那个隐居在瑞士并出版着自己着作的五十一岁的奥地利男人，他为人们所爱并且属于许多人;作为诗人的里尔克则指的是精神的里尔克，他是诗的化身，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现象，是诗从中诞生的物，甚至就是诗本身——他是一个难以超越的诗歌大师，要超越他，意味着要超越诗歌本身。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不理解“自在的肉体”，不承认肉体“有任何的权利”，因此，她不理解作为人的里尔克，她爱的是作为诗人的里尔克，诗歌是他们之间的唯一纽带。她的爱情靠例外、特殊、超脱而生存，它活在语言里，活在诗歌里，死在爱的行动中。 “我从不看男人们，我对他们视而不见。我不喜欢他们，他们有嗅觉。我不喜欢性。”在7月10日写给里尔克的信中，女诗人这样说。但是现实中的茨维塔耶娃不是这样的，她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妇女，嫁了人，带着两个孩子，家务活从白天干到晚上，多年来过着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流亡生活。 1929年8月，茨维塔耶娃和里尔克都开始考虑两人春天见面的事情——他们竟然从未谋面——但是此时的里尔克已经病入膏肓，茨维塔耶娃也穷困潦倒，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会面被无限期地拖延。9月6日，重病中的里尔克给女诗人发出了最后一封信，信是以这样的哀嘆结束的：“春天?这对我来说太久远了。快些吧!快些!”他们终于没能等到见面。1926年年终，里尔克逝世了。茨维塔耶娃闻讯后非常悲痛，她给里尔克写了一封发自肺腑的悼亡信，信中说：“你先我而去……你预订了——不是一个房间，不是一幢楼，而是整个风景。我吻你的唇?鬓角?额头?亲爱的，当然是吻你的双唇，实在地，像吻一个活人。” 同样，这个吻是永远抵达不了里尔克那里的。 1939年，茨维塔耶娃和儿子一起回到了祖国。很快她就失去了写诗的自由。1941年，俄罗斯这位最伟大的女诗人在困境中上吊自杀。她坟墓的确切位置至今无人知晓。但是她对里尔克的爱和她的诗歌一起挣扎着活了下来。 2000年3月13日 阅读书目 《三诗人书简》(奥)里尔克、(俄)帕斯捷尔纳克、(俄)茨维塔耶娃 着 中央编译出版社 【至多一个也许】 是啊，也许于连·索黑尔会像他所崇拜的拿破崙一样从社会底层崛起，也许他会像伟大而嗜血的丹东一样给那个回光返照的法国社会以当头一击，也许他会因为拉莫尔侯爵的垂爱而登上主教宝座……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一个“也许”，于连·索黑尔老早就上断头台了。 于连是木匠的儿子，但是他崇拜拿破崙，有一种尚武的英雄主义思想，有着极强的个人荣誉感。他诅咒伪善，蔑视金钱，他所寻求的是种行动的、危险的、战斗的、野心的生活，但他绝不是野心家，他是崇高的人。 1830年的司汤达在《红与黑》的结尾标明，这部小说献给“少数幸福的人”。司汤达自己曾经在小说创造中找到了幸福，然而他笔下的于连却是个失败者，于连并不是真的嚮往世俗的利益：权势、金钱、女人。他嚮往幸福，嚮往真正的爱情。在他那短暂的人生中，他不断地质问自己：在个世界里，我该怎么办?他始终都没找到答案，最后，在死神降临前夕，面对雷纳尔夫人的爱情，他才瞥见了从幸福的宫殿里透出来的一缕可怜的光亮，然而他就要死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世俗的抑或心灵的幸福。 于连一生下来就处于不幸的包围之中，不幸使他变得非常敏感、自尊、富于想像力，然而不幸使他变得神经质，他时时刻刻同他头脑里虚构的危险进行抗争，他的受局限的想像力只能隐隐约约地、隔得远远地眺望未来。他只根据近在眼前的爱情来看待人生的一切利益。他知道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也知道眼前的爱情并不能彻底拯救他，然而他执拗的性格促使他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爱情。结果，爱情，不管是雷纳尔夫人的还是拉莫尔小姐的，像飓风一样捲走了他的一切。他像一棵树，被爱情连根拔起，拦腰截为两段。他对笼罩在头顶的乌云是那样敏感，不顾一切地想拨开它，然而它实在太强大了。他的生命是那样渺小，像一颗尘埃，无力地在空中漂泊。 当不幸终于开口吞噬于连的时候，在狱中，这位滑铁卢战役以后王朝复辟时代的法国青年开始冷静地反思： “对别的人来说，我至多不过是一个也许。” 不过是一个也许!于连这句话击穿了一百七十年的时空，重重地打在我的脑袋上。多年以来，我似乎总在热切地渴望着什么，我有时雄心勃勃，有时心灰意懒，常常被自己的内心的波涛掀起又重重地掼下。可是，不管怎样，“对别的人来说，我至多不过是一个也许!”一个也许!更要命的是，我大概只有在临死的时候才会对它有切肤之痛。可是到那时还有什么用呢，因为死亡的空洞已经无法填补了。就像于连·索黑尔。 于连死了，但是他的精神不朽，就像不幸也会不朽。夜深人静，我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人默坐窗前，看见黑暗中的于连正迈着忧伤的脚步朝我走来，他那双善良的、漂亮的大眼睛在诉说着什么呢?
第6页 2001年2月7日 阅读书目 《红与黑》(法)司汤达 着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恐怖症】 本文所说的时间恐怖症，存在于作家和艺术家的想像中。它不是那种常见的时间恐怖症，后者在文学和现实中都有不少：人们因为时间飞逝、光阴不再而产生恐惧之情，恐惧不断堆积，最后酿成心理症甚至精神病。 在《说吧，记忆》一书的开头第一句，纳博科夫这样定下全书的基调： “摇篮在一道深渊上晃动，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 人生短暂，没有比这更加朴素的真理了。能否认识到这条真理，常常被用来区分一个成人的头脑是否正常。纳博科夫以诗意的灵动再次阐述这条真理，并让它统率全书。 不过，这并不是一条自在的真理。它自始至终都是人类大脑的分泌物。在人类出生之前，在人类认识到它之前，在人类全都成为化石之后，它是不存在的。 是啊，人生短暂，每个正常的成人都会这样想。然而，它投在每个人心中的阴影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深浅，有人感到麻木，有人感到灼痛，有人则被无法排遣的恐怖紧紧攫住。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的开头就叙述了这样一位“时间恐怖症患者”： “我知道有一位年轻的时间恐怖症患者，在第一次观看他出生前几个星期拍摄的家庭电影时，经验过某种类似恐惧的心情。他看到一个几乎毫无变化的世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于是他认识到他根本就没有存在于此，也没有人会为他的缺席而悲伤。他望见他母亲在一扇楼窗里挥手，那陌生的动作令他不安，仿佛是某种神秘的告别。但尤其使他害怕的是看见一辆崭新的婴儿车停在门洞那里，带有一具棺材自满的，侵犯的气氛;甚至那也是空的，好像在相反的事件过程里，正是他已经粉身碎骨。” 在纳博科夫看来，生命只是一道光缝，是黑暗中最微弱的闪光。永恒的黑暗像监狱的墙壁堵在生命的两头。生命左冲右突，却始终找不到出路。纳博科夫描述的这位年轻的时间恐怖症患者(也许就是作者自己)，他的恐惧并非来源于对死后的担心，而是来源于对出生前那片黑暗的想像。那是可怕的虚无。 类似的时间恐怖，列夫·托尔斯泰也曾深刻地体验过，在《早年回忆》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 “从我出生到三岁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吃奶、断奶、学爬、学走、学说话，可是无论我怎样在记忆中搜索，却找不到一点印象，想想都觉得奇怪，可怕……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我的?什么时候我开始生活的……从五岁的幼童到今天的我不过一步之遥。从新生儿到五岁幼童，那距离就大得可怕了。从胚胎到新生儿，中间隔着的是深渊。从不存在到有胚胎，那中间隔着的已经不是深渊，而是莫名的什么。空间、时间、原因都是思维的形式，生命的实质超乎这些形式以外;不仅如此，我们的整个生命都越来越屈从于这些形式，然后再从这引起的形式中解脱……” 和他的俄罗斯同乡纳博科夫一样，托尔斯泰把存在的虚空比喻为“深渊”。“深渊”，当我们在恶梦中见到它的时候，它是多么恐怖啊。 2001年2月5日 阅读书目 《说吧，记忆》(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着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 这是菲利普·罗斯的非虚构作品——《遗产》的最后一句话。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菲利斯·罗斯用一部书的叙述，昭示这样一个简单的却是启示录式的道理。 为什么“什么事都不准忘”? 这部书的标题——“遗产”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因为那是“遗产”。 在这本书中，菲利普·罗斯记录了年迈的父亲从得病到死亡的过程。1988年，八十六岁的老父赫曼·罗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半边脸瘫，因为脑子里长了一个肿瘤。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作家为父亲联繫治病，照顾父亲手术后的生活，最后为父亲送终。 这中间，有一段情节： 经过一次手术后，父亲大便失禁，浴室里“到处是屎，防滑垫上粘着屎，抽水马桶边上有屎，马桶前的地上一坨屎，沖淋房的玻璃壁上溅着屎，他扔在过道的衣服上凝着屎。他正拿着擦身子的浴巾角上也粘着屎……连水槽托架上我的牙刷毛上也有”。 在细緻地打扫父亲留下来的烂摊子后，作家体察到： “我得到的遗产，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鬚杯，而是屎。”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因为那是遗产。而遗产是“屎”。“屎”既是你必须直面的活生生的现实，又是赫曼·罗斯式遗产的隐喻，更是美国式传统的隐喻。 赫曼·罗斯，一个普通的美国犹太老头，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优点，也有令人难以容忍的缺点。他的父母坐着低等舱漂越大西洋移民到美国，他自己则为了生存在美国苦苦挣扎。他坚韧到可以每天晚上挨家挨户敲开黑人家的门收几分钱的保险费;他节俭到明明有钱也不订《纽约时报》，而是每天等着别人看完再传给他;他固执到几乎让他的母亲在最后几年彻底崩溃……所有这些事，你都不准忘。作家这样告诫自己和世人。哪怕是臭屎，那也是你要必须面对的活生生的现实：当你抛开噁心，忘记作呕的感觉，把那些视若禁忌的恐惧感甩到脑后时，你就会感到，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 而我们所处的社会总是在努力告诉我们：你应该学会忘记。以前是革命，现在是改革。以前是疾风骤雨式地和过去划清界限，现在遗忘和隐瞒则已经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 是啊，屎是那么臭，过去是那么不堪，干吗还要留作遗产。 那些有可能成为历史记忆的尴尬事实都被埋葬。昨天发生的事，昨天就埋了。不需要任何送葬仪式，埋得越快越好，烂得越快越好。我们没有过去，也无从知晓历史的真相。我们只有一切向前看的英勇斗志。我们没有悲伤也不拉屎。我们必须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忘记过去。 国家和民族是这样。这个国度里的你我也是如此。我们早已陷入中国式集体无意识的泥淖。当你遭遇失恋，所有的人都会给你同样的建议：忘掉一切吧。于是，遗忘成为唯一的疗救，爱情的创伤成为自我的禁忌。你如果干了坏事，内心给自己的忠告也是：忘掉。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让自己面对。 我们没有遗产。什么都忘记了。 2006年10月8日 阅读书目 《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美)菲利普·罗斯 着 上海译文出版社 【帝国的种子】 “1793年9月14日，蒙古，清晨4时，天色依然漆黑。在朝廷避暑的热河行宫内，纸灯笼罩着天子的帷幄。在庞大的英国使团中，被允许进入帷幄的唯有马戛尔尼勋爵……”
第7页 这样的开篇，将我深深吸引。我仿佛潜回到了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天，仿佛成了那个庞大使团中的一员。但是我和那些英国人不一样，我不傲慢，也不冷漠。我像一个梦游者，行走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注视着两百年前的同胞。我的目光也和他们一样，沉重而哀伤。 书名叫《停滞的帝国》，在书的扉页，作者佩雷菲特引用了黑格尔在1822年给中国下的着名论断：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在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说的是“中华帝国”，而黑格尔和“中华帝国”都早已寿终正寝，因此，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对黑格尔生气。反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停滞不前的观点实在太容易了：那么伟大的发明，那么伟大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灿烂文化!那么伟大的革命!那么伟大的主义、思想和理论……既然那么“容易”，大家就不要反驳了吧。否则只能证明我们思维的不变性。谦卑些吧。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吧。 事实上，只要你稍微有点自知就会发现，在21世纪中国人——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基因里仍然带着干隆时代的全部遗传信息。 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抗日战争、美英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些骇人听闻的历史相比，本书描述的事件实在太微不足道：1792年9月，英国以给干隆祝寿的名义向清朝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使团，分乘五艘船只，经过10个月的海上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干隆皇帝……真是一件小事，表面看来不过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一次沮丧的旅行。 本书的作者并不这么简单地认为，在他看来，中英之间发生于1793年的事件是一部真正的悲剧史诗。为什么直到17世纪中国文明仍能领先于全球?为什么随后它却被别国赶超，并且它的部分领土像某些原始部落一样沦为殖民地?以至到了20世纪，它竟成为了世界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它的现代化进程是如此步履维艰?在马戛尔尼使团事件中，我们已经听到风声鹤唳。 中国此后产生的巨大痛苦在1793年便已发出了暗绿色的芽头。看看这些人——干隆、朝臣、地方大员、小吏、士兵、妓女、縴夫，看看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再看看把他们统一起来的那种精神气质和社会结构。你就知道痛苦的种子埋在哪里。 1793年，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和殖民统治，一跃而成为西方的第一强国;1793年，大清帝国一如既往地沉醉在“中央大国”的天朝美梦中。面对英国的通商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贊成干隆万岁爷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一个多么贫穷而自豪的民族啊。自我的陶醉。 这是一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註定了失败。而直接导致马戛尔尼最终失败的是一件看起来同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据大清朝的礼仪，前来“进贡”的马戛尔尼必须在干隆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拒绝这样做。他只能做到单膝下跪，并且头不着地。“天朝”被大大地得罪了。礼仪之争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破裂，并引起了悲剧性的连锁反应：两个民族的对抗;东西方的误解与仇恨。 在这本书中，你读到的是一个长达六百多页、五十多万字的历史故事——与其说它是历史，不如说它是一部好看的小说;与其说它是一个故事，不如说它是一部精雕细琢的史诗。作者在开篇第一页就向读者显示了他试图包罗一切的野心，试图洞悉中华文明的宏伟计划。它对这次失败旅行的描述是那么细緻入微。它的结构是那么宏大。做到这样，即使对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而言，也是很不容易的。 本书由三十多架摄像机组成，它们分别被“安放”在书中某些人物的肩膀上，或“藏”在使团路经的途中。作者仅限于整理和核实这些见证，这样做恰恰最大限度地勾勒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书出版于1989年，作者阿兰·佩雷菲特在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政府担任过七任部长，1977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为了写《停滞的帝国》，作者从1960年至1988年先后八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使团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法、美、日、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的内部档案。1999年新华社播发了他逝世的消息。 一切好像都在变，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许应该用翻天覆地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年的变化。然而有时我又觉得郁闷和窒息，觉得一切都纹丝不动，坚如磐石。我现在呼吸的空气，好像就是两百多年前大清朝的皇帝和子民们呼吸过的空气。那个时代的灰尘仍然飘浮在空中。那个时代的人还活在我们中间。那个时代的气质溶在我们的血液里。它们在我们身上复活。你不得不爱它们，又不得不恨它们。因为它们是我们血肉的组成部分。想起这些，我就格外地沉重。 你总是陷在悲剧性的精神困境中。这样的困境两百年前便已存在。要同过去决裂是多么的困难。 2003年2月24日 阅读书目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法)阿兰·佩雷菲特 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旅行记 【让我十年前与你相遇】 我那远隔重洋的朋友，你还好吗?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过去了十年，可往事仍历历在目。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寒冷的台州的早晨，我送你到三角马路，推你挤上一辆过路的长途汽车。多拥挤的车子啊，你挤进去了，却留手中的那只木箱在车门外无助地摇晃。我记得你回头看我的目光——亲爱的朋友，你抛下了我，留我在那座寂寥的城市。 还是少谈过去吧。我不该撩拨旧日的记忆。给你写这封信，是想跟你说说江西婺源。 我们去婺源的时候，油菜已经结籽，候鸟还没飞来，我们没有看到婺源最美丽的时刻。不过，这不要紧。 我们是在下午四点半进入婺源的。空气中瀰漫着若有若无的傍晚气息。虽然没有太阳，但是天空很亮，白云在静静地移动——我已经多年没见过这么纯净的天空了，它覆盖着婺源的大地，无声无息，没有烦恼，没有伤痛，像一块无穷大的纱巾，高高地覆盖着我们。亲爱的朋友，要是你也在，你一定也会感受到这个不一样的仲春。 车子在公路上飞驰，我们打开所有的窗户，大口地呼吸着婺源的空气。窗外是绵延不断的油菜，已经结籽，如果再早半个月来，这里就是铺天盖地的金黄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嗅着空气中的油菜籽气息，还有樟树的香味。在这里，巨大的苍翠的樟树随处可见，它有时孤单地立在田野里，但是大多数时候，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守在村口、河谷或缓坡上，掩映着古徽州的白墙黛瓦和飞檐翘角。我的朋友，你还记得台州老家的那棵老樟树吗?整座村子就那么一棵。可是在婺源，老樟树从车窗外一直生长到我们目力所及之处。当远近的山峦被风吹起阵阵松涛，当长满禾苗的田野被吹得像烟波浩淼的湖面，樟树那巨大的树冠却总是纹丝不动。
第8页 婺源的公路总是傍着河流走。河流时宽时窄，有时湍急，有时平缓，河流边上，经常会出现大面积的草地，它的绿色是那么纯粹，不夹带一丝杂质，又像水面一样柔软平滑。真想赤脚跑过去，一丝不挂地躺在上面，就像很多年前那样——我的朋友，那时我们都是懵懂顽童。 我们的车子总是越开越慢，有时干脆停下来。窗后逝去的景色使我们恋恋不捨，还好，美丽的画面旋即扑面而来，让我们目不暇接。 常常，我们熄掉车子，走下来，去采路边的野草莓。看到草丛中的点点红色，那是甜蜜的红色……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全都复活过来了。它轻触我的舌尖，这种感觉让我浑身战慄。 有一次，我们看到不远处的一座廊桥——婺源叫它风雨桥——便跑过去，它有三十来米长，一端连着开着紫色小花的苜蓿地，在跨过平静的河面之后，一头扎进浓密的樟树林里。桥有些简陋，有些古老，但是朴素而暖和。我想像着大雨如注的时刻，雨点敲打着河面，雨声清脆，远山迷濛，坐在这座桥下躲雨的农人，他们会想些什么呢? 还有一次，我们看见缓缓流淌的河水跌下一座水坝，溅起白色的浪花。坝上布着一座独木桥。过了这座桥，是一片茂密的樟树林，掩映着一个村落。村落后面，是一座马鞍形的青山，红扑扑的夕阳就坐在那青山上面，傍晚的曦微像金子一样洒在河面上，反射起动人的光泽。而在河面的中央，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树的周围，是碧绿的水草……我已完全陶醉。 就在这时，我的整个婺源之旅最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了。 我突然听见背后同伴的呼唤，声音中夹杂着一丝不安。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农民背一把锄头，直直地朝我走来。他骑的自行车停在我们的车子旁边。他想干什么啊?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叩了一个响头。他站起来，转身就走。怎么回事啊?我追上去，大声地问：“大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一边走，一边叽哩咕噜地说着，我根本听不清，只模模糊糊地听到几个音节，好像是说“要活路”，但是就连这一点我也不能确定。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后来我听同伴说，在跪拜我之前，他已跪拜过我们的车子。因为我们开着车，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他的脸色拒人千里之外，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他是在感谢我们?还是在履行婺源民间一道与渎神或敬神有关的仪式?我的朋友，你搞得懂吗? 我们就这样且停且走，一步一回头，就像出嫁的新娘。从景德镇到婺源县城，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游走了四个小时。暮色越来越重。那崇高的天空，越来越不明朗，然而仍然显得高不可测。白云慢慢变成灰的，然后彻底暗下来，然后我们看见了静静移动的黄月亮。 那天晚上我想，要是十年前我们就到婺源，结果会怎样呢? 我们一定会找个地方住下来，不走了。但是十年前的故事不是这样发生的。你离开台州，远涉重洋。我也远走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 我的朋友，这封信，我重点只想描述前往婺源县城的那个傍晚。事实上，婺源的真正旅程也到此结束。但最后我还想再啰嗦几句。 当晚，我们住在婺源县城的江湾大酒店，但是这不值一提，那是一个喧攘而冷漠的地方。整个晚上，我都在酒店的床上辗转反侧，听窗外夜行汽车的轰鸣声。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了江湾，那里已经被婺源当成了吸引外地游客的“金名片”;我们还去了晓起，一个被高度商业化了的古村落;还去了李坑，号称“小桥流水人家”，但我们看到的真正的小桥只有一座，其他的都是预制板搭成的。水是漂浮着菜叶和鸡毛的水沟。民居都很简陋，跟台州的仙居差得很远。我们还看到了一场祭祖仪式，要命，那是一场拙劣的假模假式的表演。本来，我们还想去彩虹桥的，但是最后我们遗憾但果断地中止了婺源的旅程。 这是一个教训，到婺源，最好不要去被过度开发的景区：古老的记忆，被附会了太多本没有的东西。美好的事物，背负了太多的现实功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被改写成了现代商业的传奇。就像我们的家乡那样。 我的朋友，给你写这封信，或许是想说明，有时——这种时刻虽然稀少——想获得内心的安宁是多么容易。虽然我们依赖外界的事物，但是内心是幸福的唯一源泉。所有的东西都在流逝，就像十年前的台州，一切终将逝去，但又会在我们的内心甦醒。 2004年5月11日 【舟山群岛旅行记】 1997年12月3日 到遥远的、孤独的海岛去，和渔民一起出海，过一阵海上生活，这是萌发已久的念头。今天，我把它付诸行动。 早上八点出门去乘坐杭甬高速公路的客车，中午转道宁波，晚上五点多到达舟山群岛的定海。天下起了雨。好友金旭光在中级法院门口等我。他在雨中张望着，一边把手臂举过额头，轻轻地用衣袖擦拭眼镜片上的水珠。雨滴穿过夜晚的灯光，打在他那瘦弱的身体上。我们拦了一辆蓝色的计程车，前往大海饭店。 “天气一直不好。”旭光说，“雨下个不停。” “会不会影响出海?”我问。要是出不了海，那就糟了。 “你慢慢等吧，天气总会好起来的。”旭光说。 我告诉他我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后，我必须赶回杭州的单位上班。 大海饭店很简陋，像个政府招侍所，但大堂非常洁净，大理石地面刚刚擦洗过。总台服务员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小姐，眉毛浓艷但是目光黯淡。她瞟了我一眼，然后打了个呵欠。她要验看我的身份证——像个女看守。 我打开行李——一只皮箱和一只背包，里面塞满了衣服——寻找身份证。我记得它夹在那本红封皮的通讯录里。我把皮箱和背包里里外外翻了好几遍，但是找不到那本通讯录。 “我有工作证，上面有我的身份证号码。”我说。 “公安局规定只能用身份证登记。”总台小姐说。 “能否先让我住下来?我会找到身份证的。”我说。 “不行。”小姐说完，把目光移往别处，不再看我们。她慵懒地坐下，很快打起了瞌睡，看得出，这是假装的，目的是想用这种方法把我们打发走。 二楼是饭店的办公区域。经验告诉我，值班经理一般都能帮助客人解决这种小问题。我冲上楼梯，去找值班经理。总经理室、副总经理室、总经理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门都敞开着，亮着电灯，然而看不到人影。值班经理房间的灯显得格外明亮，里面摆着一张简陋的木床，床上的被子乱糟糟地堆着，床前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裂开的桌面上杯盘狼藉，房间里响着低低的音乐。我张望着，窜进各个办公室里，看看角落里是否藏着人。后来，我终于看见一位端着蓝色餐盘的小姐在走廊尽头一晃而过，就赶紧追过去。
第9页 那是一位年轻的小姐，瘦瘦的，扁扁的，像只纸板衣架躲在宽大的红色制服里。她一定是这里的餐厅服务员，要不她怎么会端着这只盘子呢，可是我看不出附近有餐厅的迹象。 “小姐，你们的值班经理在哪里?”我问。 小姐转身凝视着我，在那幽暗的走廊灯光下，她的眼睛是深蓝的，像海藻的颜色。她紧张地瞧着我，突然打了个哆嗦。 “不要害怕，我只是想找一下值班经理……”我用手指整理着凌乱的头发，慢慢后退。我不知道我身上哪个地方吓着了她。退到楼梯口时，我转身，左手扶着栏杆，脚不点地地下楼。在楼梯拐角处，我看见了一楼大厅耀眼的灯光。 总台小姐的瞌睡已经醒了，手中握着一把大梳子，一面翻来覆去地看，一面小心地除掉缠在上边的头发。旭光给舟山市文联的朋友黄立宇打电话，希望他能带张身份证过来。但是电话没人接，大概已经出门了，正在前往大海饭店的途中。 “你到底有没有带身份证?”旭光悄悄问我。 “早上一醒来我就把它插在红封皮的通讯录里。”我说。我们不约而同地回头看那总台小姐。她歪着嘴哼起了小调，仿佛正沉浸在一种隐秘的快乐里。 “我们换个地方算了。”旭光悻悻地说，白了那小姐一眼。 换个地方当然可以，可是能保证不会再遇上这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小姐吗?我再次跑到二楼。走廊的灯光依然那么幽暗。值班经理房间的音乐已经停止，盘子已被收拾走，但是地板上还散落着许多饭粒，房间里残留着菜食和人体的气味。其他办公室的门也都开着，我挨个窜进去，像条狗一样嗅着房间里的气味。在总经理室，我把上身伏在发热的玻璃台板上，看压在台板下的各式照片和收据。那位拿着蓝色盘子的餐厅小姐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不动声色地瞧着我。 “你在找什么”?她问。 “我在找你们的值班经理。”我一边说着，一这迎着她走去。她开始后退，但是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继续朝她逼近。 “你想干什么?”她慌了，想逃走。 “告诉我，你们的值班经理在哪里!”我恼怒地叫道。 我看到她的瞳孔放大了。她拔腿想跑，但是我一把攥住了她细小的胳膊。 “你想干什么?”她惊恐地说。 “我不想干什么，”我有点穷凶极恶，“我只是想付给你们钱，然后住下来!” “你放开我!”她叫道。 我放开她。她揉了揉胳膊，伸手朝走廊尽头指了指。 走廊尽头拐角处，果然有一扇紧闭的门，从门上的气窗处透出一丝微弱的灯光，你不注意，根本不会发现。没有门牌，门被墨汁涂得乱七八糟。我用指节敲门，但是许久不见动静。于是我改用拳头。不久，门开了，门口出现一位穿皮夹克的高个子男人，四十岁上下，国字脸，黑脸膛，蓄着密密的唇髭。他叼着烟，一声不吭地俯视我。 “你是值班经理吗?”我气势汹汹地说，我发现他的身后还站着三个恶狠狠的中年男子。 “什么事?”他的口气倒挺缓和，俨然是一位镇定的、独当一面的黑社会老大。 我嘴唇发颤，但是丝毫不改变说话的语气：“我来舟山旅游，可是一时之间找不到身份证了，但是我有单位工作证，总台小姐却不准入住。”我把工作证递给他。他接过，手指捏着这黑色的小本子，但是小眼睛却在瞟着我，好像在提防我突然拔枪。“工作证应该是可以用的。”他说着，转身进去。我跟着他，从三位不怀好意的男子中间侧身挤过去。房间里烟雾缭绕，地上堆满了菸蒂，墙壁上长着很多黑色的霉点。整个房间只亮着一盏很暗的檯灯。他拎起电话听筒，一边用方言叽咕着，一边示意我去总台办理入住手续。 我回到耀眼的一楼大厅。呵欠连连的总台小姐递给我一张入住登记单。我交了三百元押金。 幸好房间还算干净，电话、电视机、卫生间等一应俱全。想起明天就有可能到海上去，我的心情非常舒畅。 我把行李放好，然后跟旭光一起出去吃晚饭。 1997年12月4日 天已经睛了，但是今天我还不能出海。 旭光在法院里上班。我起得很早，在房间里看了一会书，九点钟时我步出饭店大门，去舟山日报社找阿坚——旭光忙于考研，委託他做我出海的顾问和伙伴。在阿坚的办公室里，我翻阅着最近几个月的报纸，试图从中寻找到出海的线索。我希望能跟渔民一起出海，和他们一起捕鱼，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我还想到偏僻的小岛上去，住上几天——那将是很小的小岛，被辽阔的海洋所包围，岛上没几户人家。 阿坚在不停地给嵊泗的朋友打电话，帮我联繫出海事宜。他准备陪我去嵊泗列岛，但要等到他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大概要三四天以后吧。在这三四天之内，我只能单独行动。他让我独自先到岱山去。 昨天晚上，我们在市中心的一个餐馆吃饭。除了金旭光，还有黄立宇、阿坚，后来又来了一位，叫李军，瘦瘦的，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额头的发际极高，仿佛清朝的遗民。 八点多钟，我们从餐馆里出来，沿着湿漉漉的街道，步行至市中心广场，然后蹩进广场边上的一条小巷。小巷暗暗的，隔很远才有一盏路灯，裹在夜雾里，微弱的光芒几乎照不到地面。黄立宇就住在这条寂静的小巷里。我们去他家谈天，用旭光的话说，是去“论剑”。我喜欢“论剑”这个词语，它使参与“论剑”的人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以为自己就是武侠小说里的侠客。 我们跟着黄立宇钻进一个黑乎乎的单元门洞，整条楼梯顿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二楼有扇门打开了一条缝，逸出的灯光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一个蓬乱的脑袋伸出来，那对黑中泛白的眼珠瞅着依次盘旋而上的我们。 “是去黄立宇家的。”这位老兄自言自语道，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们重又陷入黑暗中。 黄立宇家在四楼，我们跟着他鱼贯而入，在书房门前换上拖鞋。书房里摆着一台电脑，一张桌子，书整整齐齐地码在书架上。大家在茶几四周围坐成一圈，像老爷一样轻轻咂起了热茶。整个房间都是愉快的喝茶的声音。 几口热茶下肚，大家的面孔开始潮润起来。有人开如高谈阔论起来。话说到一半，有人插话进来，表达了不同意见……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后来大家都很疲倦，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深夜一点多钟，旭光、阿坚和我从黄立宇家出来，前往我入住的地方。夜晚的街道非常静寂，路灯发出像月光一样清冷、灰暗的光辉。窗户都紧紧关闭着，偶尔从某扇尚未沉睡的房间里透出一丝温暖的光线。已经是深冬了，从海上吹来的风在我们面前一路追逐着，盘旋着，掀动着我们的裤脚和掉落在马路上的树叶。我缩着脖子，双手插在裤袋里，身体瑟瑟发抖。这就是舟山吗?我想，现在我正贴在它的地面在走。跟杭州相比，这里好像多了一份孤寂，也许是远离大陆，受海水沖刷的缘故。白天，人们像鱼一样为生存朝不同的方向游走，晚上回到用石头和海藻搭起来的安乐窝中抚慰无助的灵魂。这里有点像乔伊斯笔下的爱尔兰。这里自成一体，但是好像有点闭塞、小气。这里的文学刊物叫《海中洲》，意为“大海中的小块陆地”，这个名字仿佛在不经意中道出了舟山的现实、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是诗意的安居之地，另一方面是隔绝的失望之地。谁会来把它撕开呢?
第10页 1997年12月5日 早晨我退掉房间，把箱子寄存在总台(旭光会来拿走)，只带了个背包就出发了。 按照阿坚指点的路线，我先乘汽车到达定海的西码头，然后在那里搭上了一艘开往高亭(岱山县城)的白色快艇。被密封得严严实实的快艇像一匹烈马在黄色的大海里跳跃着，倒腾着我腹中的器官。舷窗很高，往外看很吃力，我只好闭上眼睛，把铁锚一般沉重的脑袋搁在椅子的靠背上。我睡着了。 醒来时我发现人们正涌向舱门。原来船已经靠岸了。摇摇晃晃的我被人流裹挟着走出船舱，在码头上立定。码头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港湾里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密密麻麻的桅杆像冬天光秃秃的树林。船只在海浪的拍打下微微摇晃着，船上的旗帜在海风的吹拂下发出猎猎的声音。海面上散布着无数小岛，海面看起来不如我想像中那样辽阔无边，而是被隔成无数个大小不一的区域。我问身边一位穿蓝色制服的高个子船员： “哪艘是开往长涂岛的?” 他朝停泊在左边的那艘白色轮船指了指。我走过去，一位穿着同样制服的先生彬彬有礼地欢迎我，领我走进船舱。 “到上面去坐吧，可以看录像。”先生很和气。 “在哪里买票?”我问。 “你在那里坐着，我们会把票送到你手里的。”先生说。 我顺着先生的指点走上楼梯，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然后悠闲地观看窗外的海景。光秃秃的岛屿散布在海面上，使大海显得越发荒凉。海水把船舱映得亮堂堂的，座位的靠背套着洁白的罩子，整个舱房既洁净又明亮，暖气开得很足。 船在轻轻摇晃，我的胃又开始翻腾起来。我走下楼梯，回到码头上，呼吸着新鲜的凉飕飕的空气。那位先生朝我走过来，说： “码头上很冷，到船上去吧，船很快就会开的。” “船舱里空气不太好。” “你可以把窗户打开。” “船舱里开着暖气呢。” “不要紧，你把窗户打开吧。” 我回到船舱，把窗户打开。窗外吹进来的风是苦的。我一边看录像，一边想像着轮船到达长涂岛时的情形。不知不觉中船离开了码头，驶进了黄色泥浆般的大海。中午时分，轮船抵达了目的地。走上码头，我坐上了一辆黄包车。 黄书记在附近的一个农场里，他让镇文化站的两位女干事在镇政府等我。黄包车载着我在镇政府办公楼前停下时，她们正从楼梯上走下来。 黄包车夫载着我们离开镇政府，上了小镇狭窄的街道，街道的尽头是一片荒芜的田野，大约有两平方公里。它的前方是一条光秃秃的山峦，村庄像裸露的岩石一样静静地蜇伏在山脚下。田野后面就是这个低矮的小镇，它把田野与大海阻隔开了。站在田野上，你感觉这是内陆，而不是一座面积仅十平方公里的偏远海岛，你看不到作物，看不到飞鸟，只能看得到丛生的没膝的野草，那条笔直的、泥泞的乡间小路，小路边上兀立着几棵碗口粗的树木，树叶早就掉落光了。田野中心有一座孤零零的砖头平房，黄书记就在那平房里面。 平房前面停着一辆桑塔纳轿车，一辆绿色的军用吉普，一辆小面包。他们正在此地大摆宴席，庆祝伟大的“长涂镇星火合作农场”成立。老远我就听见从房子里传出的觥筹交错的声音，离得近了才看见有许多黑乎乎的脑袋在飞舞。平房一共三间，左边是厨房，五六位系围裙的妇女在清洗、掌勺、跑堂;中间是办公室，门口摆着几条凳子，几名黑脸汉子悠闲地坐在那里;右边是临时餐厅，摆着三张圆桌，团团围坐着油头油嘴的人，一边说笑，一边挥舞着筷子和酒杯。黄书记从里面走出来迎接我。 “先吃中饭吧。”他拉着我的手往里走。 “给你添麻烦了。”我在他身后说。但是他好像没听见。他端了把椅子，放在自己的身边，让我坐下。酒宴刚进行到一半。桌面上堆满了吃剩的蟹壳和鱼骨头。他给我倒了满满一杯冬瓜茶，说： “多吃点。” “不客气。”我说。但是我怀疑他还是没听见，因为他一点反应都没有，而是拿起一个酒瓶，一声不吭地给坐在他另一侧的几位来客加酒。——后来我知道他们都是上头来的老爷，其中那位谢顶、脸孔白净、皮肤细嫩、脑满肠肥的中年人是岱山县的一位头面人物。 黄书记是阿坚的好友，年龄三十五岁左右，身材中等偏瘦，脸庞长而黑，没什么表情，整个人显得敦厚、木讷，仿佛海中的一块礁石，身上有一种不平常的与生俱来的承受力。他向旁边的老爷们频频敬酒，把切开的螃蟹一块块地夹进他们面前的碗里，然后顺便招呼我“多吃点”。他吃得很少，说得也很少。 我离席的时候，宴会还非常漫长。领我到这里来的两位女干事已经走了。我在门外的空地上踱来踱去。黄书记走出来，关心地问我：“吃饱了没有?” “饱了。” 他回到酒席中，转眼间又出来，身边多了一位小个子青年。 小伙子名叫徐国文，镇宣传委员，黄书记派他来陪我。 “有什么要求尽管跟他说。”黄书记跟我握了握手，进去了。宴会还在慢条斯理地进行着呢。 徐国文推出一辆自行车，小心地问我：“来长涂有什么打算?” “我想跟渔民出海。” “出海?看他们捕鱼?” “是啊。” “海上风浪很大，你吃不消。” “我是有准备的。” “现在的渔船大都是钢质渔轮，出次海一般要半个多月，遇上大风浪就难说了。” 半个月?这倒是个问题。我问：“没有其他渔船吗?” “有小木船，就在附近海域作业。不过这样的小船不多，船主大都是老渔民。” “能找到他们吗?” “要到码头上去等，等一天，也许两天，然后再跟他们商量。” 没想到会这么棘手。徐国文说： “我们回镇里，先找个地方住下，然后再想办法。” 他摇摇晃晃地上了自行车。我在后面小跑一阵，正准备跃上书包架，他却停了下来。 “你还是等一等，坐吉普车回去吧，他们吃好饭就开车走。”他说。他大概是不好意思让我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 等了很久，车里的人才到齐。可以开车了。从农场到镇里，烟屁股那么长的一段路，眨眼间就到了。 镇政府驻地在倭井潭村。倭井潭，又叫平倭井，是一口二十米见方的水潭。从镇政府出发，沿着“老街”东行一百米，然后向北拐进一条泥泞的小路，前行不久就可以看见那口水潭，像位老妪坐在一片低缓的山坡下。水潭被一道两米高的墙围成正方形，在水潭的南边，修筑着两口方井，井沿被绳索磨得光光的。井底的水与水潭相通，所以这里既是井，又是潭。
第11页 相传明嘉靖年间，倭寇受戚继光打击，从海上逃至长涂岛，霸占了这口久旱不干的水潭，直至两年以后，被杀上岛来的戚家军剿灭。当地百姓从此把水潭称作平倭井，并在井旁立一石碑，上书“抗倭碑”三字，石碑在七十年代毁于内乱，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后来重修的。 在定海就听说长涂岛有一种奇特的糕点，叫倭井潭硬糕，原是渔民出海捕鱼时充飢的干粮，现在已成为有趣的土特产。倭井潭曾经开办过好几家硬糕厂，如今只剩几处硬糕作坊，其中最正宗的是“老万顺”硬糕店。这一天的午后，我跟随着徐国文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找到了它。 “老万顺”硬糕店主人叫林玉扬，是一位厚道的老汉，他的祖先一百五十年前为了生计从浙江黄岩迁徙到岛上，一齐带来的是祖传的硬糕手艺。林玉扬是第五代。1985年，他给自己的硬糕店挂上了“老万顺”的招牌，但是这时硬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八十年代开始，海里的鱼越捕越少，渔民的船越开越远，出海的时间越来越长，木帆船被钢质渔轮代替，硬糕不再是渔民的粮食，代之的是更为新鲜可口的食物。倭井潭硬糕已成为过去岁月的回忆，一种笨重、价格低廉的纪念品。 这是一个古朴的家庭作坊，屋檐低矮，分前后两个小开间。前开间里，两米多高的烘灶依墙而筑，灶前堆着煤块和烘筛。我进门的时候，男女主人正在后开间忙碌着，男主人林玉扬在和粉，女主人一次次麻利地把和好的粉盛进糕框里，用竹刀压实、削平，切成一般大小的小方块。四周的墙壁上，挂着沙筛、糕筷等各种工具。地上放着几只大缸，盛着白糖、花生粉、糯米粉。另一侧垒着一箱箱做好的硬糕。主人用印有“老万顺硬糕”字样的白纸把五块硬糕扎成一封，然后按照每封九角的价格出售给二道贩子，利润相当微薄。老夫妻在作坊里日夜劳作，每隔一段时间坐轮船去宁波选购原料，再乘长途汽车去黄岩购进竹筛——在黄岩，硬糕已经绝迹，但是还留着做硬糕的工具——一年下来，大概可以赚万把块的辛苦钱吧。 老汉有两个儿子，在小岛上开服装店。服装店生意冷清，但是孩子宁可闲着，也不愿呆在作坊里，更不愿出海捕鱼去。老汉一心想教儿子学做硬糕，但是儿子没兴趣。有户人家送孩子过来，想出钱学这门手艺，老汉想了想，回绝了。 “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啊。”老人说。对硬糕，他有一种固执的虔诚，因为它是祖传的，是一门养活了几代人的手艺。这门手艺将要在他这一代失传。他做的活精巧而熟练，身上有着祖宗传给他的执拗的气力。 临走时，我买了三十余封硬糕，从中取出一块，放进嘴巴里狠命地咬，咬了半天它仍纹丝不动，像一块又冷又硬的石头。后来我终于听见嘴巴里发出“咯嘣”一声，然后两排牙齿开始发麻。不好，可能牙齿崩掉了。仔细检查才发现牙齿尚完好，那块被我咬湿了的硬糕，出现了一道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口子。 整个下午，黄书记都在开会。徐国文去看望他生病住院的母亲。我独自跑到码头，寻找徐国文所说的那种小木船。 码头上空空荡荡的。海风在轻轻吹着，浑浊的海水在轻轻地拍打着码头。这是一个非常细长的港口，紧紧地夹在两座岛屿——大长涂岛和小长涂岛——之间。海面上看不见一艘渔船。 “怎么看不见渔船?”我问一个卖硬糕的小贩。 “都出去捕鱼啦。”他说。 “傍晚回来吗?”我问。 “没的准。” 我在一个系缆绳的大铁桩上坐下。来了一艘小客轮，下了几百个乘客。码头变得喧闹起来，但是小客轮很快就开走了，码头也恢复了平静。海面上再也看不到船只。天快黑的时候，我怏怏地回到了旅馆的房间。 傍晚，黄书记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吃晚饭。县里的一干人还在，包括那位头面人物。晚宴依然热闹而漫长。我仍然早早退席，独自来到街上。 风从海上刮过来，冷而潮湿。七点多一点，街上就已寂寥无比。行人很少。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在街旁追逐着，很快就消失在街角不见了。沿街的店铺大都关着。从一间美发室射出来的灯光照亮了狭窄的路面。饭馆的门大都开着，但是很少有顾客，有位上了年岁、打扮香艷的老闆娘倚在门口，慢腾腾地嗑着瓜子。在群建路和文卫路的交叉口摆着许多水果摊，但是很久都无人光顾。风很大，淹没了所有的声音。 我迎着风，一直步行到码头。码头很黑，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陆地，你只能感觉到那片又厚又稠的黑暗，像一堵墙挡在前边。我注视着黑暗中的大海，慢慢地发现了一处光亮。我朝它走近，发觉那里停着一艘轮船，柔和的光从圆形的窗户里发散出来，像空气一样沉坠到波光鳞鳞的海面上。船上响着音乐，但是看不见人影。我恍若在梦中，脑袋好像浸泡在海水里。我怎么会远离家乡，来到这里，来到这座完全陌生的小岛上? 明天就是星期六了。从长涂出海好像非常困难。大家都忙忙碌碌，而我却像一个无聊的到处找乐的流浪汉。也许，我应该回到定海，然后再想办法。阿坚会陪我去嵊泗列岛。有他陪着，出海也许会容易些。 1997年12月6日 一阵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旅馆老闆娘在门外大声叫喊：“林同志!林同志!”她喊了几声，用钥匙把门打开。我欠起身。“林同志，对不起，忘了喊醒你，已经六点二十五分了。” 去高亭的早班轮船再过二十分钟就要开了。我赶紧穿衣起床，幸好昨晚临睡前就已把行包准备好了。我脸也不洗，拎起背包就往外沖。三轮车载着我来到码头，轮船汽笛刚刚拉响。我买了船票，箭一样跃上船。 船上像拥挤的集市。通往船舱的走道两侧挤满了黑黝黝的渔民，脚跟前放着盛满鱼货的箩筐。他们一脸杂乱的鬍子，眼巴巴地望着挤过走道的人们。天色还未亮透，船舱里黑乎乎的，晃动着数不清的脑袋。我在角落里找了个座位。女人尖细而刺耳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个小孩在啼哭。到处都坐着头发凌乱的人，有坐着的，有躺着的。男人们抽着纸菸，吐出一团团烟雾。地板湿漉漉的，粘满了痰。一位老人擤了一手的鼻涕，满不在乎地把它擦在座位的底部。我朝他瞧瞧，他也朝我瞧瞧。 我拎起背包，冲出船舱。也许有更干净点的地方吧。我跌跌撞撞地往外挤，目光搜寻着穿蓝色制服的船员，搜寻着昨天遇到的那位彬彬有礼的先生。我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但是一无所获。我乘的是另一艘轮船。 船已经启航了，我回到船舱，胡乱找个位置坐下。我从前面的一个圆形玻璃窗口望出去，看见了船头的甲板。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颤颤巍巍地爬上甲板，胳膊被七八只手搀扶着。我定睛一看，发觉他就是我昨天吃饭时看到的那位头面人物。他在爬往哪里呢? 回到定海，我给黄书记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回到定海了。
第12页 “你怎么走了!”黄书记在电话那头大叫道，“早晨我去旅馆找你，老闆娘说你已经走了。你怎么就走了呢!” “我看你实在是太忙了。”我解释道。 “是的，昨天我很忙。可是今天我空下来了……你不是要出海吗?”听声音，黄书记非常遗憾，此刻他是那么热情。我很过意不去，他使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做事很不牢靠的小孩。 我还给旭光打了个电话。他已经回到沈家门的家里，明天才能回来。 我出门去找阿坚。 阿坚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已经十点多了，他还躺在床上。他猫着身子起来开门，又迅速钻回被窝里。这是一个用灰色硬纸板隔出来的小房间，最多只有五平方米，挤着一张床、一台摆着电脑的桌子，在桌子和床之间卡着一张靠背又高又陡的活动旧沙发椅。床头是一排用木板和砖块层层搭起的“书架”，和天花板相接，上面堆满了书——我真担心有天晚上它突然塌下来，砸坏沉睡的阿坚的脑袋。 “什么时候可以分到房子?”我问他。 “我是最倒霉的，”他说，“我去车棚，那里停着长长一排自行车，我看见有一辆倒在地上，就走过去把它扶起——那总是我的车子。” 他从某师范大专中文系毕业后，先被分配到一座偏远的海岛上教书，很快就被校长视为眼中钉。后来，他调到定海做了一名编辑。他老是熬夜，看书，写作，直至凌晨两点以后才睡觉，近中午时去办公室上班，同事们总是这样说他： “你真能睡啊。” 他的老家在绍兴，一座三面环山的村庄里，一条小河发源于此，注入曹娥江。他的父亲曾是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现赋闲在家。他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尚未完全独立。他是个孝子，是全家的希望。他长着一张年轻的圆脸，看不出有三十二岁，还没有结婚，有个比他小七岁的女孩子正爱着他，但是遭到了她母亲的竭力反对。他不修边幅，话说得很少，表面谦和，其实非常高傲。 我阅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短篇小说《马戏节目》，非常震惊。这是一篇成熟的、漂亮的小说，几乎接近完美。他在非常琐碎的事件背后构建了作品内在的张力，用一些简洁的对话成功地反映出了人物复杂的心理内容。他是了不起的。 下午阿坚出去办事，我呆在他的房间里看书。晚上我们一道出门，准备去一家辣味馆吃晚饭。可是我们到达那里时，发现辣味馆早已不存在了——阿坚已经好久没去这家辣味馆了。 晚饭后，阿坚带我到定海老城区闲逛。 1997年12月7日 天气一直不大好，下着雨。天空低低的，挤压着房屋和梧桐树。窗外，汽车在淅沥的雨声中喘息着。早晨，我听见窗外响起了隆隆的雷声。因为是星期天，街上到处都是穿蓝色军服的水兵，打着伞，像刚出笼的小鸡一样悠闲地踱着细步，选购日常用品。 海上连续几天都是八级以上风浪，一些远途的班轮已经停开。阿坚星期一还要处理一个报纸版面。因此，我和他最早要等到星期二才能乘船去嵊泗列岛。 傍晚，旭光从沈家门回来。大家一起出去吃晚饭。除了旭光、阿坚和我，还有两位来自沈家门的朋友。黄立宇到杭州参加作家代表大会去了。 1997年12月8日 继续滞留在定海。整个白天都呆在房间里，阅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长篇小说《庄园》。 旭光和阿坚傍晚下班后来到我的住处。阿坚说他已经向轮船公司打听过了，明天有两艘轮船开往泗礁(嵊泗)：一艘是慢船，早晨六时五十分开，海上航行八小时，那将是一次非常艰苦的旅行;另一艘是快艇，上午十时开，两小时就可到达泗礁，但是明天海上的风浪仍会很大，轮船公司也不知道快艇到时能否启航。快艇省时，但是抗风浪差，去年春节就有一艘岱山开往定海的快艇钻到海底去了。 “你乘快艇去高亭时，有没有发现绑在座位下方的一把小铁锤，那是遇险时逃生用的——用它把舷窗砸开。”阿坚说。 “我没发现。”我说。想起沉船，我有点心悸，不过对他所说的话，我将信将疑。 阿坚问我乘哪班船。 “乘慢船吧，”我说，“这样能保证明天出海。” “那要起早。”阿坚说。 1997年12月9日 轮船码头离得很近，我们步行十分钟就到了。因为轮船停开多日，寒风萧瑟的码头特别嘈杂。售票厅里买票的人排成了长龙，并在售票窗口处挤成蜂窝状的一团。阿坚排在队伍的末尾，等了半个小时，才蠕动到窗口前。卧铺票早已卖完，我们只购到了两张坐舱票。 “你要作好晕船的准备，”阿坚从人群里挤出来，举着船票对我说。 “我不晕车，也不晕船，”我说，“我能坐十个小时的长途汽车。” “你应该睡上一觉，这样也许会忘掉晕船。可惜卧铺票已经卖完了。”阿坚说。 “睡觉就看不成海了。”我说。 本来计划在码头上吃早饭，现在来不及了。我们买了几只茶叶蛋，匆匆奔向轮船。船很大，白色，像一条巨鲸搁浅在那里，它的舱门是一张大嘴，我们通过这张嘴走进它巨大的腹中，顿时觉得热气逼人。我们转了几个弯，找到那个已被塞得严严实实的坐舱，舱内挤着几百位无精打采的乘客。我们小心地跨过放置在走道上的土豆和白菜，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我们的座位就在窗子底下，但是窗口像枚小圆镜，你必须把整张脸都贴上去才能看到窗外的景色。 汽笛拉响了，轮船发抖了一阵，窗外的景物开始向后移动。我步出船舱，在轮船右侧的船舷旁站定。太阳已经升离海面，阳光透过莲蓬般的云团，喷淋出千万束光芒，像水一样洒在微波荡漾的海面上，反射出无数金银般的碎片。身后的码头渐渐远去，定海变为一个灰色的贝壳，最后消失不见。轮船驶向越来越辽阔的大海，像一把白色的巨刀把平坦的海面噼成两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海浪。波浪互相撞击，绽出千万朵细碎的浪花。浪花飞过船头，打在我的脸上，在眼镜片上凝结成白色的小盐粒。 我回到船舱。阿坚埋头伏在那里。这傢伙，居然睡着了。 我坐了一会儿，他醒了，一边搓着眼睛，一边说：“你精神这么好!” “是的，我一点事情都没有。事实上，我从来没这么舒服过。我见到了真正的大海。”我说。 我再次步出船舱的时候，脚步有点摇晃。轮船已经驶到外海，海浪起来了。我在船舷两侧散了一会步，然后背着手，像一位视察的狗官走进各个卧铺舱。那里一片死寂，所有的乘客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床前放着黑塑料痰盂，有些痰盂已经吐满了秽物。我沿着一道铁制的楼梯一直往下走到底舱。底舱有股尿臊味，亮着昏暗的电灯，角落里堆着自行车，地板黏糊糊的，上面铺着五六张蓆子，睡着人。
第13页 我像特务一样巡视着，陆续发现了洗脸间、小卖部、厨房和厕所。我站在一道制作考究的木楼梯前，楼梯口挂着一块醒目的铁牌：“旅客止步”。但是这块铁牌无法止住我继续往上走的欲望。船长就在上面，我要去和他谈谈，我想着，向上迈开了坚定的步子。这时迎面走下一位穿制服的大汉，那双大脚几乎要朝我的脑袋踩下来。他厉声喝道：“干什么!” 我吓了一跳，转身就走。走开几十步，回头一看，发现大汉还立在楼梯边，虎视眈眈。 我回到船舱，阿坚绻缩着躺在椅子上，我对他说：“浪已经很大了。” 阿坚说：“这连‘浪’都算不上。” 我坐着，开始全心全意地感觉那浪，它存在着，喘息着，翻卷着，就在轮船底下，像一条正在游动的大鱼。轮船驶上它斜坡般的嵴背，然后迅速滑落下来。我飘飘欲仙，但是紧接着一阵晕眩。阿坚说： “渔民把晕船叫‘醉浪’，因为那感觉有些像醉酒。” 醉浪?很有诗意的一个词，不知是哪位天才渔民最先想出来的。但是我说不出话。从胃里冒上一连串的气泡，和未说出的话混合在一起。 “醉浪不比醉酒。有一个参军不久的水兵，第一次出海就醉了，他忍受不了，就跳海自杀了。”阿坚说。 我不能再听他说了。我得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起来对付那种难受的感觉。在我斜对面的座位上，睡着一位穿皮衣的中年男子，大概正做着美梦，脸上露着笑容。后来他醒了，慢慢地欠起身，我以为他要和对面的同伴说话，谁知他却突然喷出东西，开始了疯狂的呕吐。我产生了恐惧。有只手偷偷地伸过来，想拿走我的胃，我发现了，便和他争夺起来。我的胃就这样被拉扯着。它像一只沼气池，不断地往上冒泡，气泡堵在喉咙里，每隔片刻就“嗝”一声冲出来。 我试图做一些深呼吸，但是船舱里的空气污浊不堪，大概早已充满了别人的气泡。 “你的脸色不大对。”阿坚说。 “马上就会好的，”我说，“我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我跌跌撞撞地往外走，走到前后船舱之间的过道时，一阵猛烈的海风横卷过来，一直把我卷到右侧的船舷旁。我像一张废纸般紧紧地贴在栏杆上。栏杆外则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飢饿的大海在怒吼。轮船正艰难地行驶在波峰浪谷之间。海面上已看不到任何船只，只能看到那高高在上的浪头。岛屿在轮船起落的间隙时隐时现。每隔几秒钟就有一道四五米高的海浪朝我们扑过来，好像要吞噬我们。四碎的浪花遮掩了眼前的一切事物。浪花还未落尽，另一道海浪已经奔涌而来……一浪接着一浪，永无尽时。也不知是谁赋予它们生命，它们的生命始于何时，又息于何处。它们是大海的多得数不清的孩子。 栏杆上伏着一排披头散发的女人，像海鸥一样伸得长长的脖子，不停地往海里呕吐。呕吐完毕，她们就顺势滑下来，瘫坐在被海浪打湿的甲板上，她们双目无神，像傻瓜一样久久地坐在那里，也不去清理留在鼻孔、嘴巴、衣服上的呕吐物。对她们来说，坐船就是受难。一团浊气从我的腹腔泛上口腔，然后慢慢扩散开来，整个口腔顿时变得臭烘烘的。胃里的食物也许已经发馊了。我来到洗脸间。洗脸间的六个洗脸台分别被六个女人牢牢霸占着，只有一口放拖把的水槽还空着。女人们像烤熟的对虾一样弯着腰伏在洗脸台上，双臂紧紧地抱着已盛得满满的洗脸台，仿佛洗脸台就是她们的孩子。洗脸台的下水管已经被她们的呕吐物所堵塞，从洗脸台里溢出的水淌了一地。 “哪位让一下，”我大声说，“我漱个口就好了。” 她们像聋子一样一动不动。我只好走近其中的一位，她的发梢浸泡在自己的黄色呕吐物里。我彬彬有礼地说： “麻烦让一下，我很快就好了。” 女人慢慢地回过头，朝我恶狠狠地瞪了一眼，仿佛我要抢她怀里的孩子。 我回到外头。又有一团发馊的东西涌上我的嘴巴，但是这回不是浊气，而是一团又黏又稠的未消化的食物。我急忙奔回洗脸间，把嘴巴对准那口放拖把用的水槽。有根木棒在捅我的胃。一阵强烈的痉挛从胃部发作，然后像惊涛骇浪一样——伴随着疼痛——迅速波及胸部、喉咙、嘴和脸，“哇”一声，一支又硬又长的水柱从我的口腔里喷射出来。 我的胃、肠子、肺、喉管、牙齿和脸都一件件地吐出去了。我那坚持了许多个日日夜夜的意志也崩溃了——我的意志对这具备受折磨的肉体已经毫无办法。我呕吐了一刻钟，又花了一刻钟清理堵塞在鼻腔里的秽物，动作非常机械。我踉踉跄跄地来到甲板上，和那些披头散发的女人们并排坐在一起。 神智开始慢慢恢复，我望着大海，它让我再次想起腹中那只空空的不属于我的胃：它在蠕动，在发抖，在轻轻地咬。 下午三点钟，轮船抵达泗礁。 在码头，我们搭上了一辆开往菜园镇(嵊泗县城)的客运中巴。一闻到车上的汽油味，我的胃就难受起来，虽然它早已吐得空空如也。 阿坚问我： “你吐了几次?” “两次。”我说。 “还好，”阿坚说，“我第一次坐轮船时吐了七次，到后来吐的全是胃液，躺在甲板上，别人以为我死了。” “我把半条命吐在船上了。”我说。我一说话胸口就痛，不能笑，一笑就更痛。 我们住在嵊泗县政府招待所里，当地人称它为“小宾馆”，因为是旅游淡季，除了我和阿坚，便没有其他客人。房间很大，空荡荡的，很冷，空调开了半天我还直打哆嗦。卫生间的设备很新，但是没有热水，无法洗浴。房间里非常寂静。站在窗前，可以看见远处空旷而白亮的街道。晚上，阿坚的朋友孙大姐，在招待所的餐厅里请我们吃饭，在座的还有阿坚的另外两位朋友。 孙大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她让我去金平岛，岛上住着她的一个朋友，名字叫祝八方。他也许会带我出海。 晚饭吃到一半，一位清秀、小巧的女孩瘸着腿从门外进来，一声不响地坐在阿坚旁边，像只小鸟。 她姓赵，阿坚的女朋友，小学老师，不久前在一次跳舞中扭伤了脚踝，现在家养伤。 晚上，阿坚、小赵和我在房间里打扑克。我输得最惨。玩到十点钟，小赵说她该回去了。阿坚一边洗牌，一边兴致勃勃地说，再玩一会儿吧。小赵不高兴了，说，你怎么从来都不会替别人想一想呢。 1997年12月10日 上午由县委报导组的同志带路，驱车在岛上转了一圈。岛上的风景很好，但是没有一个游客。这是冬天啊。我们站在海滩上，海风吹着脸，有如刀割。我们还参观了位于菜园镇中心的海洋生物博物馆。 中午回到县政府招待所吃饭。孙大姐对我说：
第14页 “我跟祝八方通了个电话。他在家里休息，因为渔汛已经过去，捕不到鱼……” “他不想出海?”我失望极了。 “要出海也可以，他带你到近海捕鱼，你出一百元的油钱。” 下午，我和阿坚搭上了一趟去金平的船。这是一艘木船，船舱是露天的，又大又深，两侧的船舷有两米高。我们站在船舱里，只能看见头顶的天空和桅杆。 木船在海上突突地行驶了十分钟，靠了岸。我和阿坚下了船，沿着码头走。弧形的码头建在山坡下，又狭又长，像一弯新月。码头的左侧就是嵊泗中心渔港，荡漾着细碎的波浪，此刻泊满了来此避风的各地渔轮，有好几千艘，密密麻麻的桅杆把对岸的菜园镇都遮住了。正值退潮，靠近码头，二十多艘渔船陷在淤泥里。码头上堆满了捕蟹用的渔网和竹竿，山坡下建着一排简陋的房子，水泥台阶上，坐着许多头发蓬乱的渔民，衣服穿得很少，露着黑黝黝的脖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走过。我们沿着码头步行了两百多米，然后向右拐进一条小巷。 小巷狭窄而潮湿，有着低缓的坡度。两侧的房子都很低矮，修筑在山坡上，大概正逢乡人大选举，房子的墙上贴满了醒目的红色标语。两个拖着鼻涕的小女孩扛着一篮垃圾走下来，与我们擦肩而过。路边有一家“温州发廊”，响着从收录机里传出的流行歌曲。 小巷拐了个弯，然后是几级台阶。我们拾级而上。路的左侧有一间小屋，里面摆着大米、白菜、黄瓜和冰冻的梅鱼。摊主们都双手交叉插在袖子里，站在道路另一侧的空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注视着过路的行人。金平广播电视站就在他们身后那座破旧的建筑物里。 广播电视站钱站长在办公室里等候我们。他是一位黝黑的中年男子，眼睛凹陷，颧骨外突，他的身上一定具备共产党基层干部所应该具备的一切。办公室小而暗，装修得像某户人家的客厅，地砖又滑又洁净，墙纸是新糊的，角落里摆着打开的电视机，办公桌是那种漆得很亮的八方餐桌。办公室里边是钱站长的卧室。再里边是卫生间，散发着淡淡的抽水马桶的气味。 “你们一定要找祝八方?”钱站长说。 “他家四兄弟都是渔民，”阿坚说。 “可是有先进的渔民，也有后进的渔民啊。”钱站长说。他以为我们是来宣传先进的。 “不要紧的。”我笑着说。 钱站长领着我们，从广播电视站里出来。我们踩着石级，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岗。祝八方家的房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那道山坡上。我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走，不久就来到那座房子前。房门敞开着。 祝八方在别人家里搓麻将，听见我们的叫喊，就像一头豹子似的冲过来。他年纪很轻，身材不高，但是显得精干;头发留得很短，黑黝黝的脸上长着一颗痣，这使他看起来有些凶狠，但他的眼睛很友好，闪烁着孩子气。 他给我们每人倒了杯水，然后坐在对面，绞着手。 “天气不好，出不了海。你先住下来，等风浪小了，我再带你出去。”八方对我说。他有些腼腆，像姑娘家。 八方已经在家里休息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睡得早，早晨起得也早。吃过早饭，他就去码头闲逛，打扑克，在屋檐下晒太阳，与本地的或外地的渔民聊天，一直到中午才回家。妻子烧好饭等他。 八方十六岁的时候，母亲过世了。初中一毕业，他就跟父亲出海捕鱼。风很大，掀起了一层层无穷无尽的海浪。船驶在汹涌的波涛里，在他看来几乎要沉了。他“醉”得厉害，像鱼一样直挺挺地躺在船甲板上，一边吐着泡沫，一边睁着眼看父亲。他从此不想出海，在家里待了大半年后在一家水产公司里谋了个收购冰鲜的差使。父亲瞧着不舒服，每天给他脸色看。 “你没出息。”父亲说。 八方有三个哥哥，老大可方在一家个体冷冻厂里工作，老二多方在舟山水产联合公司当经理，老三伟方和他合伙捕鱼，是他们这艘四十马力木帆船的老大。八方是老四，和父亲祝阿亮住在一起。父亲今年六十六岁，驾着一艘小帆船，在金平与菜园之间来回摆渡，赚点小钱买老酒。八方今年二十八岁，结婚时二十四岁，妻子原是乡文化站的办事员，后来文化站倒了，她回了家。 “今年你能赚多少?”我问他。 “不知道。八、九月份捕了两千斤海蜇，还没卖出去——去年海蜇每斤能卖十二元，今年跌到了六元。” “那你就不卖了吗?” “我用盐和明矾把它腌着，等价格好起来。” “要是好不起来呢?” “那就没办法啦。” 他带我们参观了他家的房子。中间是饭厅，铺着地砖，正中摆着一张小方桌，上面有几口碗，盛着鱼干和吃剩的蔬菜。右侧的房间是他父亲的卧室，床脚堆满了几百只空酒瓶。左侧的房间是仓库，门口放着二十只一米高的白色圆桶。他揭开盖子，让我们看桶里腌制的海蜇。仓库里还堆着许多渔网，像小山一样高。渔网有四五种，每种都用来捕不同的鱼。墙上有个壁龛，敬着一尊笑容可掬的海神。二楼是他和妻子的卧室，铺着塑料地毯。阳台上晒着鱼干和渔网，站在这里可以眺望整个渔港。 夜幕降临了，对岸的菜园镇亮起了灯火。海上的渔船连成了一片，像一个庞大的村镇渐渐隐进夜色里。我和阿坚起身告辞。 “现在就走?”八方有点意外，他以为我要住下来。 “不行啊，朋友在菜园等我们。”阿坚说。 “那就吃了晚饭再走吗。” 八方把我们送到码头。码头上黑乎乎的。去菜园的班船已经没有了。八方说：“我送你们过去。” 八方朝海上招了招手，一艘木帆船朝我们靠过来，船上有位老汉。八方说：“他是我老爸。” 我们跳上小船。老汉跳上岸，八方发动了马达。小船突突地响起来。 八方的渔船就停泊在附近。我提议到他的船上去看看。八方把小船靠过去。我们爬上那艘旧木船。船不大，有个像匣子一样小的船舱，里面黑洞洞的，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几只陶瓷碗，一张摊着的蓆子。这是八方出海捕鱼时睡觉、吃饭的地方。舱门很小，要匍匐着才能爬进去，人在里面也只能猫着腰或者躺着。 八方往海里撒了一泡小便。我们跳回到小船。月亮钻出云层，把那一身的寒光抖落在海面上。小帆船迎着海风向对岸驶去。八方站在船尾，舵把夹在两腿之间。他逆着海风朝我大声说： “夏天你再过来，我带你捕鱼去!” “我一定来，我会选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我说。 夜色中，八方的目光有点迷离。 “金平岛上连舞厅都没有，要跳舞必须去菜园。老婆也不许我去。在金平，我很寂寞。” “我很寂寞”，这句话文绉绉的，现在却出自祝八方之口，它非常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我被海风呛了一口，开始费力地咳嗽，眼泪都出来了。我看见海风把八方的短发吹得像栗刺一样竖起来。
第15页 海面上闪烁着点点渔火。小帆船开过一长熘福建渔船旁边。八方指着其中一艘钢质渔轮，说：“那里有一位我的福建朋友，在码头上认识的，很要好。” 他把双手拢成喇叭形，朝着那艘船大声喊：“阿利!阿利!阿利!” 他的声音像海鸥一样飞出去，在海面上久久地盘旋着。一个油光光的脑袋从那艘福建渔船的舱房里伸出来，向八方点头示意。 夜晚的菜园镇已在眼前。 1997年12月11日 在这样的季节里，乘渔船出海似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虽然还有点不甘心，我想还是回去算了：最好今天就回定海，然后回杭州。但是早晨阿坚对我说： “八方捕了二十桶海蜇，一桶都没卖出去。听他说，整个金平乡都这样。” “倒霉的丰收年。”我说。 “我们再去一次金平，看看能否在报上帮他们呼吁一下。”阿坚说。 上午九点钟，我们背着照相机，在码头搭上了那艘往来于菜园与金平的班船。上了岸，我们就去找钱站长。钱站长把我们带到码头边的一家食品厂里。那里有一个宽敞的加工车间(车间里看不见一个人)，巨大的石槽里腌满海蜇，用尼龙薄膜遮盖着。这个厂去年就已积压下两百多吨海蜇，今年的海蜇他们还没有收购过。 “前些年，我们赚了八十多万元利润，现在已经亏光啦。生意做不成，我们都在睡觉。”食品厂的经理说。 出了食品厂，我们沿码头往西走，走进另一家海味品厂里。这家厂有自己的专用码头，码头的空地上积着薄薄的一层盐。厂长办公室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锦旗。厂长摊着两手说： “渔民家中积压了八千多担海蜇——他们真傻，为什么不便宜点卖掉呢?卖掉才有钱啊。” 金平岛委实是个弹丸之地，面积只有两平方公里，以岙为单位分四个渔业村：黄泥坎村、金鸡村、小平头村、大鱼骨头岙村。阿坚问黄泥坎村那位又矮又壮的村长： “金平乡谁家的海蜇最多?” “大鱼骨头岙村的阿铁，有两百多桶。”村长说。 “我们去他家拍张照片。”阿坚说。 “要翻一座山呢。”钱站长面有难色。 “要花多少时间?”阿坚问。 “要一个钟头吧。”钱站长说。 “十五分钟就够了。”村长说。 “还是去一下吧。”阿坚看看我，又看看钱站长。 “那就吃了中饭再走。已经十一点了。”钱站长说。 我们在码头边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中饭。从餐厅门口望出去，可以看见阳光和雾笼罩下的渔港。海上的风浪小了，黄色的海面上漂浮着灰色的垃圾。 “以前，这里的海水非常干净，颜色是蓝的，后来修建了防浪堤，淤泥沉积，人们倾倒在海边的垃圾也排不出去。”钱站长说。 小岛的山并不高。山坡上只长茅草，不长树木，也看不到任何动物。只有一条用石块砌成的山路从黄泥坎通往山那边的大鱼骨头岙。我们吃力地爬上山岗。一位老汉迎面走来，和钱站长打招呼。一会儿又走来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又高又黑，怀里抱着小孩。钱站长叫道： “阿铁，正要找你呢。” “我们去菜园。”阿铁说。 钱站长指了指我和阿坚，说：“这是省里、市里来的记者，来调查海蜇积压情况，准备在报纸上呼吁呼吁。你跟我们回去吧。” 女人大概是阿铁的老婆，听了钱站长的话，她叫了起来： “阿铁，这很好啊，你快回去，我在码头等你!” “能行吗?”阿铁说。 “他们是记者，肯定行!”女人说着，从阿铁怀里抢过孩子。 我和阿坚能帮他们把海蜇卖出去吗?我为自己被当作一根救命稻草而感到非常难过。 回菜园之前，我和阿坚去八方家。他又搓麻将去了。听见我们的叫唤，他从山坡上冲下来。我让他在房子前面站好，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 八方对我说：“你等一下，我去装点海蜇。”他转身跑回屋里，我大声叫他，他不理睬。 我和阿坚自顾下山，走到码头时，回头看见八方拎着一只蛇皮袋从山上俯冲下来。我挡住他的去路。 “一点小意思，”八方气喘吁吁地说，“我送你上船。” “你的心意我领了，东西拿回去。”我说。 他犟着脖子往前沖，差点把我撞翻在地。他脸上梗起的无数根青筋像张开的鱼网。 “你瞧不起我。” 阿坚远远地走在前面，回头向我示意不要再推却了。 明天一早要回定海，所以晚上早早上床。刚准备关灯，电话铃响了。阿坚拎起听筒。 “有个朋友叫我们出去玩。”阿坚说。 “玩什么呢?”我说，“你一个人去吧，我呆在房间里。” “一起去吧，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散文写得不错。” 我们穿衣出门。时间只有九点多钟，但是海岛的小镇已经悄无声息了。街道上看不见一个行人，两侧的店铺紧闭着，偶尔亮着几盏霓虹灯。灯光清冷而飘忽不定，在海风的吹拂下仿佛变成了一团团稀薄的气体。 阿坚指着前面不远处的十字街口，说：“他们在那里等我们。” 一辆黄包车驶过来，阿坚示意车夫停下，对他说： “把我们载到前面的岗亭，给你两块钱。” “两块钱?”车夫一脸的不屑，踩起踏板就走，很快就消失在十字街口的拐弯处。 两个朋友果然已等在那里。大家握手，寒暄。醉醺醺的那位叫阿彬，大脑瓜，厚壮无比。他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把我们带进一条小巷，然后推开一扇小门。我们乖乖地跟着他走，仿佛他拎在手中的一串鱼。 这是一家舞厅，已经爆满。房子里烟雾缭绕，充满了吼叫和血红的灯光。阿彬遗憾地伏在服务台上，面对服务台里的小姐，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小姐则朝他摊摊两手：你们已经来晚啦。 我非常惊讶，这里居然也有这么热闹、隐秘的夜生活。大陆是这样，想不到海岛也是这样。它们躲藏在黑暗里、墙壁里，躲藏在浪荡的笑和哭里，然后痛痛快快地发霉。 阿彬带我们来到另一家卡拉ok厅。这里人不大多。阿彬要了几杯红茶，然后拉着阿坚到外头去了。我无精打采地坐着，很快就昏昏睡去，醒来时发现四周都坐满了摇头晃脑的人。 见我神情沮丧，阿彬有些尴尬，匆匆去服务台结帐。 从卡拉ok厅里出来，我们沿着空旷寂寥的大街走。我以为可以回旅馆了，不料阿彬冷不防闪进了路过的一家茶楼。我对阿坚说：“我们回去吧。” 阿坚看看我，又看看阿彬。阿彬说：“进来吧，这里安静些。” 茶楼里一团漆黑，隔了好久，我的眼睛才开始适应这里的黑暗。茶楼里有很多房间，每个房间里的灯都像萤火虫一样微弱。萤火虫的下面不断地传出令人疑惑的笑声。我们面对面坐着，看不见对方的脸。黑暗中我们的声音是那样的不真实。喝了几口茶，阿彬问我：“你觉得嵊泗这个地方怎么样?”
第16页 这是一个难以如实作出回答的问题。“在这里生活还不错。”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还不错?你一定看走了眼。”阿彬说，显然，他对我的判断力感到失望。 他再也不和我说话了。 十一点，我和阿坚回到住处。阿坚说： “明天，小赵和我们一起去定海——她妈妈带她去看脚伤，顺便去看望一下婶婶。” 1997年12月12日 六点半，我和阿坚乘计程车赶往泗礁码头。距离上船处五十米远，有一座盲肠一样短的桥，桥头立着一间岗亭，远看像只兀鹰，当我们的车子驶近时，岗亭里伸出一只毛绒绒的手，司机递给它三元钱，它才慢腾腾地缩回去。司机把车子开过小桥，在一扇铁栅栏门前停下来。栅栏那边，就是上船的码头。 “车子要过栅栏，还得付一元钱。”阿坚说。 真是苛捐杂税。同样一艘高速轮，从定海到泗礁每张船票只需七十元钱，从泗礁到定海则要八十元五角，其中新增加的十元是“海岛综合基础设施建设费”，五角是“送票费”。 我们买了票，在铁栅栏门前等候小赵母女。中巴一辆接一辆地从菜园方向开过来，没过那座小桥就停住下客。乘客们刚下车就开始飞奔，因为轮船的汽笛已经拉响了。阿坚翘首顾盼，在飞奔的人群中寻找小赵母女。终于，她们出现了——在飞奔的人群中，她们像两只可爱的小鸟不慌不忙地踱过来，走到我们面前。小赵朝阿坚嫣然一笑，她的妈妈则板着一张高贵的脸孔，目不斜视地走过我们身边，径直走进那扇铁栅栏门。 还未坐稳，轮船就开了。阿坚和小赵坐在一排，遗憾的是他俩之间稳稳地端坐着一言不发的赵老夫人，阿坚和老夫人之间还隔着一条过道。我独自一人坐在前排，在漫长的旅程中，我只能听见小赵母女的说话声。阿坚静坐着，表情阴郁。 轮船航行了三个小时，停泊在定海西码头。上了岸，阿坚叫了一辆计程车。 “我乘中巴去。”老夫人说。 “计程车方便些。”阿坚说。 在女儿的搀扶下，老夫人极不情愿地坐上了计程车。我坐副驾驶位。他们三人坐后排，但彼此如同陌路人。老夫人不习惯车里的气味，用衣服把整个脑袋包了个严严实实。 车子刚进定海，老夫人就要求下车。阿坚说：“我把你送到婶婶家门口。” “我坐黄包车去。”老夫人说。 阿坚没有办法，让母女俩在汽车站下了车。 小赵的妈妈不喜欢阿坚。有一次，她以绝食威胁女儿与阿坚断绝关系。谁叫阿坚自己出身不好，又不去赚大钱呢。 计程车把我们送到市中级法院的门口。旭光在办公室里。 明天是星期六，阿坚要去乡下喝喜酒，旭光也要去沈家门喝喜酒——真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想，我还是回杭州吧。我问旭光下午有没有去杭州的长途班车。 “你急什么，”旭光说，“多呆几天，我还要带你去东极岛呢。” “我已经出来很久了。”我说。 “有什么关系!” “可是我想回去了。” “你就这样回去了，你不觉得没完成原定的计划吗?” 是啊，我虽然坐了几个小时的轮船，去了几个小岛，但这距离我定下的目标还非常遥远。在舟山这几天，我看到了什么?我了解舟山的海岛，舟山的渔民吗?我真切地感受到另一种生活了吗?来舟山这么多天，我天天巴望着出海，可总是达不到目的。我希望能够深入到舟山的深处去，却一直像个懒散的旅游者爬行在舟山生活的表面。 “你来了还不到半个月呢，”旭光说，“我已经向领导请了四天假。这次我要陪你去东极。” 我从长涂买回的硬糕还放在阿坚那里。我想从他那里拿了硬糕就去长途汽车站。可是阿坚予以断然拒绝： “等你从东极回来，再给你硬糕。” 我说：“硬糕我是一定要拿走的。” 阿坚说：“地理书上是这样介绍东极的：‘你知道地球上的北极和南极，但是你知道东极吗?’” 阿坚的话充满诱惑。 下午四点钟，我和旭光在定海汽车站坐上了一辆开往沈家门的计程车。 1997年12月13日 在沈家门旭光家中。中午旭光去喝喜酒了，撇下我一个人。 1997年12月14日 本来今天就可以出发去东极了。可是旭光要返回定海，再喝一场喜酒。他让我一道去。新娘很瘦。阿坚和小赵也在酒席上。阿坚的嘴唇裂得厉害，头发小心地梳过了，打了摩丝，脖子上披着一条漂亮的围巾。他时常腾出手来整理围巾，有趣得很。 1997年12月15日 今天天气很好。早上八点钟，旭光和我在沈家门码头搭上“东极轮”。我们的目的地是东极的东福山岛。岛上住着旭光的一位渔民亲戚，我们准备住在他家里，如果有可能，就跟他出海。 “东福山是一座古怪的岛，岛上住着古怪的居民。”旭光说。 轮船在海上航行三个钟头后，停靠在一座小岛边。有的乘客起身下船，有的坐着不动，还有的在打盹。旭光问一位朝窗外张望的大伯： “这是什么地方?” “庙子湖。” “轮船还要去哪里?” “青浜，再回沈家门。” 奇了，怎么不去东福山岛?轮船航程改了吗?大伯看我们满脸疑惑的样子，问道： “你们去哪里啊?” “东福山。” “去东福山要换船。” 我们道了谢，赶紧下船。码头上熙来攘往，扁担敲打着扁担，人流与人流缠结成一团，一时难解难分。我们下了“东极号”，扭头看见“东极号”的左侧泊着一艘茄子似的小轮船，随“东极号”的节奏剧烈摇晃着。乘客们像猴子一样从码头飞身跃过去，牢牢地抓住那艘船的船舷，然后敏捷地攀上甲板。有些乘客则直接从“东极号”跳到小轮船的甲板上。这是否就是去东福山的船呢?我们问码头上的人，然而他们听不懂，也许是无暇顾及，目光都不停留一下，就匆匆地在我们面前一闪而过。很快，小轮船就离了岸，像头灰驴在港湾里“嘚嘚”地兜了一圈，然后兴奋地冲进辽阔的大海。接着，“东极号”也像一头笨拙的海象吼叫了两声，抖抖索索地离了岸，小心地掉个头，向外游去。它很快就消失在远处一座小岛的背后。 船走了，刚才从船上下来的人也散光了，只留我们两人在这个空空荡荡的码头上。旭光说： “我好像来过这里。东极镇镇政府就在这里。” 我们从码头走上来。在我们前面的山脚下，有一间依山而筑的石头房子，房顶上压着石块，房门口坐着一位老汉。 “大伯，刚才那艘小轮船开到哪里?”旭光问老汉。
第17页 “到黄兴。”老汉说。 “有没有去东福山的船?”。 “你们在码头上等着，等去黄兴的船回来，再问问那艘船上的人。” “去黄兴的船要多少时间才能回来?” “半个钟头。” 那就在码头上再等半个钟头吧。我在海边的一块岩石上坐下，把背包放在一边。旭光在码头上遛达。稀薄的阳光照射在小岛那陡峭的山坡上。山坡非常荒凉，看不到一棵树木，只能看见灰色的岩石和像岩石一样的灰色房子。房子镶嵌在岩石里，你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哪个是岩石，哪个是房子。当你终于分辨出那原是渔民的房子时，你会发现那房子像作战用的碉堡，看起来坚不可摧，它的窗户开得很小，远看像黑洞洞的枪眼。 码头上晒着许多渔网。不远处，一群扎头巾的妇女团团围坐，正在用橡皮筋绑螃蟹的钳子，动作非常麻利。她们的面前，螃蟹堆得像小山一样。她们的四周，散落着许多海贝、海螺和已被风干的蟹腿。和煦的阳光洒在码头和山坡上，仿佛给它们上了一层油彩。码头和港湾一片宁静，但是在远处的海面上，风正颳得猛烈，你站在码头上，仍可以听见海风翻过山岬、海浪掠过礁石的声音。 那艘铁锈色的小轮船循着离开时的老路驶回来了，在码头下客。我和旭光赶紧跑过去。一位穿着像渔民的中年汉子正在套缆绳。旭光站在岸边朝他喊道： “去东福山吗?” 汉子一边打量我们，一边告诉我们轮船两日才开一趟东福山。 他让我们明天中午再来候船。 我失望极了。这可是一座陌生的小岛。 一位衣衫褴褛的跛子朝我们走过来。他背着一只背包，背包中间插着捲起来的蓆子。 “你们想去东福山?”他大声问我们。 我疑惑地点点头，因为我无法知道对方的角色，他长得又黑又瘦，头发蓬乱，下巴往前伸着，像是个乞丐。但是他询问我们时的眼神热情而质朴。 “今天轮船不去东福山，你们只能乘渔船过去。” “有去东福山的渔船吗?”我问他。 他指了指停泊在港湾里的十几艘帆船，说：“你们去看看那些渔船，船号‘51’开头的都是东福山的渔船。” 按他的指点，我们沿着码头去寻找，可是港湾里没有一艘船的船号是“51”开头的。旭光说： “我认识东极镇法庭的负责人，我去找找他，让他给我们弄条船。只是这个人很难找。” 我们拾级走上山坡。在那碉堡式的房子后面，有一条向上延伸的老街，街道两侧开着五金店、小吃店、杂货店，都没有招牌，店名是用墨汁写在墙上的，歪歪扭扭，且看不清楚。一位中年汉子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看我们走上来。旭光走近他，弯下腰，问他东极镇法庭负责人住在哪里。汉子朝身后的五金店指了指，说： “他弟弟是店里的伙计，你去问问他。” 五金店柜檯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穿着紫色的茄克衫，头发很帅气。他正在洗脸盆里的梅鱼。 “真不巧，我哥哥中午到沈家门去了。”小伙子说。 那就没法子啦。住下来，到明天再说。我有点闷闷不乐。还好，我们入住的房间很干净，靠海，床是新的，没拆封过，枕头还被绑在床靠背上，被子也是新的，非常柔软。 胡乱吃过中饭，回到房间休息。下午两点钟，我们出发去镇政府。我们还心存一线希望，也许他们能帮点忙，下午就把我们捎到东福山去。我带了採访本。也许到时可以记点什么。 其实，这里根本不能称作“镇”，它不过是个小小的海上村落而已，全村只有一条鸡肠一样细的小街，两侧稀稀疏疏开着几眼店铺。我们沿小街走两百余米，朝右拐，走上一道陡峭的石级。石级的两侧是渔民的石头房子，每座房子前都有块空地，晒着渔网，偶尔可以看见一只昂首挺胸的公鸡。 我们沿着石级走上山岗。现在，整座小岛都被我们踩在脚下了。包围小岛的海是灰色的，我们极目远眺，但是看不见海的尽头，因为天空也是灰色的。海面上漂浮着几座光秃秃的岛屿，从这里看过去，看不出那里有生命存在的痕迹。 眼前是一条混凝土小路，但是看不出它通往哪里。眼前平坦而空旷，根本看不到旭光所说的镇政府的房屋。 “你是不是记错了?”我问他。 “我只记得它在某个山岙里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我们继续往上走，不久看到了一道石墙，像水库的大坝拦在面前，石墙的那一端耸立着一座桥头堡一样的建筑。我们贴着墙根走了一段路，在围墙缺口处往内拐，发现里面是一个非常宽敞的院落，院子由三幢石头房子、一道石墙围成，房子后面是荒凉的山坡，天空则像一顶灰色的圆形盖子。院子里有一眼小圆井，有位妇女正在用吊桶汲水;院子里拉着很多绳子，晾满了衣服。 这就是东极镇政府吗?它倒像城市居民区的某个院子，飘散着冷清的生活气息。除了那位正在汲水的妇女，你看不到另外的人。石头房子被分隔成许多个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敞开着，但是里面空无一人。很多办公室门口都不挂牌子，尚挂在那儿的也已经旧了，大概是长期遭受海风侵袭的缘故，牌子上的字迹已经斑驳不堪了。我们一路张望过去，终于在二楼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位矮壮的中年男子，他双手握着一只冒着热汽的茶杯，看我们走进来，就赶紧低下头，美滋滋地啜一口茶。办公室门口的那块牌子上写着“副镇长办公室”字样。从他喝茶的表情可以猜出他就是副镇长大人。 副镇长名叫周定新，他告诉我们镇长和书记都到沈家门去了。听我们说明来意，他胖而黑的脸上立即现出了一副训练有素的笑容。他说，今天已经不可能有去东福山的船了，要等到明天。他说话时有点不好意思，好像那是他的错。他说： “东福山有个镇下派干部，叫刘孟，明天你们可以去找他。” 还是安安心心地在庙子湖睡一晚吧。 在东极，流传着一句民谣：“青浜庙子湖，菩萨穿笼裤。”阿坚曾经跟我说起，在庙子湖这座小岛上，人们供着一尊渔民穿着的菩萨。我想去看看。我问副镇长，菩萨离这里远不远。他说，就在房子后面的山岗上。他叫了一位小伙子，让他给我们带路。 小伙子叫张磊，六横岛人，毕业于舟山农校(初中中专)，镇团委书记，兼管社会发展工作。他个子高高的，穿茄克衫，头发又黑又亮。他郁郁寡欢，表情冷淡，副镇长介绍我们时，他一声不吭地听着，眼睛不看我们，也不跟我们握手。他的脸上明白地写着许多也许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愿望。 我和旭光跟张磊下楼。他让我们在门前等一会，自己走进办公室。办公室没有招牌。我们等了好久，他才出来，手中拿着一副羽毛球拍。 “就要到吃晚饭的时间了，我们吃过再走。”张磊说。
第18页 我看了看表，刚过四点。我想跟他说：你不用陪我们了，我们自己去。但他已经转过身去，和另一位小伙子兴致勃勃地打起了羽毛球。 天色已经很暗了，羽毛球像只模糊的鸟在空中飞着。我看见任定信副镇长从楼上走下来，从容地跨上一辆自行车。很难想像，在这座小岛上自行车还有用处。大概已经下班了，小伙子们从房子里走出来，聚集在走廊上，一面看张磊他们打球，一面喝彩。羽毛球在空中飞行着，发出尖锐的声音，这声音——在这个寂寥的院子里——让人感到寒冷。 我看见一位高挑的姑娘，裊裊婷婷地走进院子。姑娘面庞白净，戴眼镜，留披肩发，双手握着一本捲起来的书。她双目低垂，径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对身边的小伙子视而不见。这是从哪里来的姑娘，与荒凉的小岛是如此格格不入?也许，她刚从学校毕业，学生时代的梦想已经开始慢慢破碎。 四点半就开饭了。小伙子、姑娘坐了两大圆桌。没什么可口的菜。米饭又干又糙。但是小伙子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嘴巴嚼得很响，米饭添了一碗又一碗。餐厅的地板是湿的，厨房就在隔壁，中间有个卖菜的窗口。有个厨娘，四十来岁，热情地端菜，盛饭，忙完了就站在边上看大家吃。我和旭光都吃得很少，也没人劝我们多吃。只能听见大伙儿咀嚼的声音和海风卷过屋顶的声音。 晚饭后，张磊带我们去他的寝室。寝室在办公楼二楼，在镇长办公室边上。房间很小，搭着两张床，很乱，我和旭光都没有进去。张磊下楼打了一桶水，让我和旭光洗脸，我们谢绝了。他就自己洗。 天很黑，山下的海也很黑。穿笼裤的菩萨供在一座修建一新的黄色“三圣殿”里——它距离张磊、旭光和我是那么遥远。参观完了以后，张磊拖着沉重的脚步把我们送到旅馆。 1997年12月16日 中午十二点钟，我和旭光终于坐上了那艘开往东福山的小轮船。 出发之前，我们在岛上转了一圈。我们爬上小岛东端的山岬。山岬上海风呼啸，伏着一间用石块垒起来的矮房子，孤零零的，看起来弱不禁风——它显然违背了海岛的生存原则：避风、防浪。房子后面拉着一条绳索，挂着孩子的尿片。房子下方有一块宽阔而平坦的岩石，我想躺下，却发现岩石的边沿极有规则地排列着一堆堆人的粪便，有些已经被风干成黑色。我赶紧逃走。 我们乘坐的小轮船担负着东极镇下辖四座小岛——庙子湖、黄兴、青浜、东福山(属中街山列岛)之间的全部交通。船很旧，船身生满了铁锈。乘客们都坐在露天甲板四周的长椅上，甲板很高，距离海面有好几米。下雨天，乘客得自己带伞。雨再大一点，船就停开。 海风很大，没有阳光，乘客们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大多是女人，且很年轻，脸色红润，打扮入时。一枚硬币从一位女孩的上衣口袋里掉出来，“叮咚”一声落在甲板上，然后慢悠悠地滚出甲板，无声无息地掉进大海里。 其实在庙子湖就能隐隐约约地看见灰色的东福山岛。现在，我们一点点地接近它，可是它看起来是那么模糊，那么小，像海面上的一块盐巴。后来，它终于变得清晰起来，像台上的健美运动员展示肌肉一样向我们展示出了它的稜角，它的灰黯的颜色。它是那么荒凉。轮船离它已经很近了，它在我们的视野里高高地耸起，我们得仰视它了，可是我们看不到村庄的影子。我想，村庄也许坐落在海岛的背面。可是轮船并不转弯，而是疾速向前，仿佛要向小岛撞击过去。轮船离小岛还有几百米远的时候，我看见了一座小小的灰色码头，渐渐地，码头上出现了灰色以外的颜色：红色、蓝色、绿色……蓦地，我发现那原来是人群，正朝轮船挥舞着手臂!我抬头向山上望去，不禁大吃一惊：那些我以为是灰色岩石的，原来竟是密密麻麻的石头房子，一座叠着一座，从山脚一直绵延到山顶!所有的房子都呈八方形，紧紧地贴着山壁，几乎和灰色的岩石溶成了一体，整座村庄连成了一座坚固的城堡，而那些挤在房顶上眺望轮船靠岸的男女老少则是守卫城堡的战士。眨眼间就有那么多的生命出现在荒岛上，真令人难以想像。 轮船靠岸了，我和旭光跃上那座又短又窄的码头。码头上人声鼎沸，像个热闹的集市，一时间人流如织，接送的人远远地叫唤着对方的名字，在冷风和波涛中声音显得悽厉而尖锐。 轮船离岸了，铁锈色的脑袋在海水中拱着，费力地掉头，然后渐渐远去。是它把我们送到这里的，现在它抛下我们走了。我们目送着它远去，回头时发现码头上已经空无一人，房顶上的人们也消失不见了。此刻，在这座小岛的表面上，已看不到生命。 旭光没来过东福山，也没见过那位渔民亲戚。我们举目望去，只见海水、灰色的石头和倾倒在海边的贝壳。我们沿着山脚走，发现了一道又短又高的围墙，中间开着一道口子，那便是城堡的入口处了。入口处立着一位小孩，年纪七八岁左右，脸蛋黑黑的，头上戴着一顶用茅草编就的帽子，帽沿上饰着贝壳。大概他想把自己装扮成守卫城堡的骑士，他的手中握着一根削得尖尖的木棍，红色的长外套披在肩上，但是那两只随风飘荡的空袖子使他看起来非常滑稽可笑。我们进入城堡时，他飞快地闪到一边，仰着头胆怯地看我们。 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风声、涛声被隔在了围墙之外。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城堡内万籁俱寂。围墙和石壁上的房子又高又陡。我们好像立在一口深井的井底，四周暗暗的，亮光从头顶那片窄小的天空轻轻地泻下，还没到达这口井的底部，就被灰色的石头吸收了。我们拾级而上，地上的石块是灰色的，两侧的石头房子也是灰色的，我们穿行在灰色的小巷里，扑面而来是那灰色的空气。 海岛非常潮湿，空气中飞舞着无数细小的水珠。每一间房子都被封得严严实实，像一块巨大的八方石头。我们气喘吁吁地往上走，走到半山腰时，眼前才开始亮起来。一位好心的渔民向我们指点旭光亲戚家的房子，它坐落在渔村的最上端，同样也是一座灰色的房子，但是稍稍不同的是它的形状：它是长方形的，门前有一条走廊。 门关着，旭光用手指轻轻敲击门环，但是很久都不见应声。他改用拳头，仍不见丝毫动静。这时候，天下起了小雨。我们站在雨里发呆。 刚才指点我们的那位渔民原先一直在远远地观察我们，现在，他顺着石级走上来。 “没人在家啊?”他说。 我们看着他。 “他和儿子一起出海啦，十天半月不一定会回来。他的儿媳妇在村委玩。” 村委在村子正中，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那里还是村老人协会的所在地。好心人向我们指点旭光亲戚的儿媳，她背着一个娃娃，斜靠在二楼的栏杆上，漠然地注视着我们。这个又小又黑的年轻女人，就是我们要投奔的旭光的亲戚。 我们走到她旁边。旭光开始用舟山方言跟她说话。她好像听不懂，也许是胆怯，也许是谨慎，不管旭光怎么解释她都一声不吭，旭光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沉默下来。这时，她开始讲话了，但不是跟我们，而是跟一位渔民讲。我听出她在说我们，大概意思是：她不认识这两个人，也从不曾听说有这样的亲戚。
第19页 所以，想都不要想跟旭光的这家亲戚出海捕鱼啦。 我问渔民这里有没有旅馆。渔民大笑，回答说这里怎么会有旅馆呢。 后来，我们想起刘孟。 刘孟仰着头，站在远处一根电线桿的脚下，肩上扛着一卷电线。电线桿顶端猴着一个戴钢盔的电工。 电工从电线桿上滑下来，和刘孟握握手，下山走了。刘孟朝这边走过来，他个头不高，头发长而乱。 “客人来了!”渔民朝他喊。他听见了，朝我们看看，加快了步子。他走上二楼，把办公室的门打开。门上写着“严禁小便”四个字。 “你们坐一会，我去办点事，很快回来。”他说。 房间被隔成了两截，前面一半是办公室，后面一半是寝室。我和旭光坐在旧沙发上。沙发对面摆着几张旧桌子。墙上钉着一排铁钉，挂着文件夹。整个办公室非常简陋。一张拖着鼻涕的小孩的脸在门口闪了一下，一会儿以后又出现了：先是一缕头发出现在门边上，然后是脑袋，脖子，肩膀……一双乌贼一样的眼睛羞怯而固执地盯着我——不知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这么强烈地吸引着他。他立在门口，小心地向内跨进一条腿，停顿片刻，然后跨进另一条腿，蹑手蹑脚地朝我走近，在靠近沙发的地方站住，然后细细地打量起我来。孩子大概十来岁，发育很不匀称，穿着一件异常宽大的衣服，这使他看来有如一只头大身小、刚从海底爬上岸的乌贼。我朝他友好地笑笑。 时间已是午后，飢饿袭击着我和旭光。我问孩子，村子里有没有吃饭的地方。他摇摇头。我又问他村子里有没有小卖部，他伸出乌黑的手，朝下使劲地指了指——好像在用力戳什么东西。 楼梯下果然有个小卖部。我买了两个带木柄的面包，吞吃起来，可是食物太干，我眼泪都噎出来了，赶紧喝水，可是连水也噎。 刘孟上来时，我正津津有味地啃着面包柄。我向他递上名片，简单地说明自己的来意——此刻我已说不清自己的来意了。他认真地听着。 刘孟也戴近视眼镜，头发很茂盛，但是很乱，嘴角留着两撇小鬍子，有点脏，他的身上仿佛还残留着某种与小岛不太协调的东西。他告诉我，东福山上原来有两个村子：东福村和大岙村。大岙村没几户人家，原来在山的另一边，因为海上交通不便，全部迁到了东福村。岛上原来有个乡政府，后来撤走了，只留一个下派干部。下派干部都待不久，想方设法要逃走，离开之前大家都恋恋不捨，还信誓旦旦地说，以后一定要回来看看，结果一个都没回来过。岛上没有旅馆、没有饭店、没有娱乐场所。每天有一趟开往庙子湖的船，但是时间并不固定，天气不好就停开。 不要说出海，连晚上的住宿都问题。我想下午就离开这个地方，可是唯一的一趟船中午就开走了。我问刘孟，还有没有别的船，比如渔船，把我们运回庙子湖去。刘孟说： “我们去粮站看看，就在码头旁边，有船开进来都看得见。如果没有船，只好明天再走了。明天我也要回家去。” 粮站在城堡入口处的右侧，避风。我们站在二楼，看着辽阔的大海。海面上已经泛起细碎的波浪。我们等了很久，也不见一艘船进来。刘孟说： “你们就在这里过夜吧。” “有地方过夜吗?” “有，山头驻扎着一支部队，那里有电灯，有电视机，我们到那里吃晚饭，吃完饭后可以打桌球，然后住在那里，很舒服的。” 还有这么一个美妙的地方，我想。 回到村委办公室，刘孟走进他的卧室——就在办公室的后面——我和旭光也跟进去。卧室很狭窄，放着一张床，一张内里都已翻出来的破沙发。沙发上放着一只木匣子，一根绿色的电线像晾衣绳一样从窗外的山坡上垂挂下来，和木匣子连在一起。刘孟把木匣子打开——原来是一部手摇式电话机。刘孟拎起听筒，一边摇，一边“餵!餵!”地叫着，但是很久都没人理他。 “可能没电了。”他说着，从电话机里取出两节电池，扔出窗外。他到楼下小卖部买了两节新的，装上。 “餵!餵!是部队吗，我是刘孟，给我接一下李站长……” 对方听不清，刘孟吼了半天，把听筒搁下了。他说： “完了，一定是电话线路坏了。” “还有其他的电话机吗?” “全村就这一台，部队给我牵的，只能打到部队里。”他摊了摊两手，说： “只好自已烧饭吃了。我去菜场买点菜。” “这里有菜场。”我非常惊讶，决定跟他去看看。 菜场很小，摆在一户渔民的家门口，没什么菜，但有猪肉。刘孟买了两棵莴笋(叶子烂光了)，一块肉，还有平菇、白菜和油豆腐。 厨房在办公室的隔壁。靠近窗户有一张小木桌，上面摆着一台煤气灶。没有自来水，要到楼下的井里去打。刘孟随手把淘米水倒在地板上。我叫道： “你把水倒在房间里!” “会干的。”刘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锅很脏，大概烧过了没洗。刘孟舀了水把它沖了沖，又随手泼在地上。我发现，那块水泥地板已被冲出一个坑了。我担心水会漏到下边的房间里。 我切菜——菜刀已经生锈了——刘孟掌勺。满屋子都是油烟。油烟和炒菜的声音吸引了很多村民，窗口边站着五六个，刘孟的身边也站了两三个，他们一边看刘孟炒菜，一边告诫刘孟该放盐或酒了。小小锅台被围得严严实实，一点亮光都没有。一个村民叫道： “电灯怎么还不亮，刘孟你打个电话过去催一下。” “电话坏了。”刘孟说。 村里的电也由山头的部队提供，通常是晚上七点到十点。现在还只有六点多。 一共四个菜：清蒸鳗鲞、水煮毛豆、肉片莴笋，平菇白菜油豆腐香肠汤。天已经黑尽了。刘孟点了支蜡烛。三人围着小方桌坐下，村民们则站在四周看我们吃。 “给客人倒酒。”一个村民对刘孟说。 “他们不喝酒。”刘孟有点不好意思。 一批村民出去了，又一批进来了。这回都是小伙子，二十岁左右，头发抹得光光的，穿着牛仔裤，热情地递烟给我们。 “来电啦!”有人喊道。 刘孟到办公室里拿了一只灯泡，把它按在饭桌上方的灯头插座上。房间亮了。 刘孟说：“平时，我根本不需要电灯，因为我最迟七点钟就要上床睡觉。电灯亮着刺眼，临睡前我都要把它拧下来。” 拧灯泡?搞不懂。 “这里的电灯都没有开关。”刘孟说。我和旭光恍然大悟。 “这么早，睡得着吗?”我问他。对我们来说，七点钟，真正的夜生活才开始呢。 “睡得很熟，一直睡到早上八点。晚上一点事情都没有，除了到老人协会看别人打麻将。想找本小说，但是找不到。”
第20页 吃罢饭，刘孟把碗筷往锅里一撂，说：“明天再洗。” “明天一早你不是要回家吗?”我说。 “那就从家里回来再洗。”刘孟说。 我们出了厨房，走进刘孟的办公室，坐在那张旧沙发上。白炽灯悬挂在头顶，我能看见那发散成一束束的明晃晃的冷冷的光线，它射出门外，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寒冷的雾汽从门外飘进来，渐渐瀰漫了整个房间。 刘孟侧身坐在办公桌旁，面朝着我们。他一只手耷拉着，另一只手把玩着桌子上的墨水瓶。他说，他是六横岛台门人，1993年毕业于舟山水产学校，那是一所没什么名气，也没什么前途的中专。他说话不太流畅，中途老是停顿，没有表情，从谈话中听不出他的悲喜。 毕业分配时，因为没有与睡下铺的那位同学争，他失去了留在沈家门的机会。他被分配到东极镇(这种地方也能叫“镇”)政府工作。镇长很看重他，可是不久就调到沈家门去了，新的镇长刚上任，就把他下到了东福山——东福山就东福山吧，反正是海岛，就算在东极，日子也是这样过。在东福山，他无事可干。有时他会想起那段逝去的学生生活：他的一位同学二年级时害了精神病，老在睡梦中喊叫“不要吸我的血!”;他的另一位同学在船上实习时掉进了大海，消失不见了;有一次，他班里的同学坐一辆军用卡车出去游玩，一根小小的树枝打在一位同学的头上，竟然把他给打死了……他们是那么可怜。 时候不早了，肯定已过了八点——那是刘孟每晚最迟入睡的时间。不过现在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睡意。他说话的时候从来不做手势，脑袋四平八稳，只有那张鬍子环绕的嘴巴在夜色中不停地翕动。他好像并不关心我和旭光是否在认真地听，也许在他看来，我们仅仅是两个具有象徵意义的听众而已。虽然缺乏感染力，但他滔滔不绝。 睏倦在侵袭我们。小岛多年来沉积的早睡气氛包围着我们，使我们不到八点时就哈欠连连。我问刘孟厕所在哪里，他说随便。我不懂他的意思，就看看旭光。旭光笑了笑，说，你跟我来。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沿着走廊往右走了几步，那里有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水泥阳台。旭光一声不吭地解开裤带。 “你把阳台当便池了?”我说。 “刘孟也是这样。”旭光说。我环顾四周，但是找不到比这更适宜方便的地方。 我们回到办公室。刘孟已经给我们倒了水。 洗好脸，我问刘孟洗脚水倒在哪里。他走过来，捧起脸盆往地板上一倒，水泼了一地。 我和旭光住在厨房后面，那里有两张又矮又窄的木床。没有垫被，只有一张冷冰冰的蓆子。被子很薄，有很多处污迹，散发着浓烈而古怪的霉味，刘孟说这是海水浸泡过的缘故，真让人难以想像。我把被子卷得很细，然后像穿裤子一样钻进被筒。没有枕头，我在后脑勺垫了两本书。书很硬。 白炽灯还亮着，此刻它是那么柔和。睡意很快就袭上来。远处传来鹅的叫声。在半醒半睡之间，我的脑海里忽然升起一个强烈的念头：住在这里，永远都不要离开，割断和过去的所有联繫，像岛上的渔民一样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简单生活的人，那有多好。我一下子变得非常清醒，眼泪都要淌出来了。 旭光打死了一只蚊子。隔壁有人在搓麻将，听得出他们很快活，可惜这种快活只能延续到十点钟，因为十点钟以后要停电，小岛将陷于彻底的黑暗之中。 听刘孟说，小岛上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从温州迁徙过来的，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小岛。 1997年12月17日 早晨，那艘铁锈色的小轮船将从庙子湖开过来，八点整时开回庙子湖。我们必须搭上这艘船，以便能赶上中午11点返回沈家门的“东极”轮，否则我们将在东极多耽搁一天。 我们六点钟起床。刘孟到楼下买了几包方便面，在煤气灶上煮开。我们吃得很快，但是面很烫，我的嘴巴被烫破了——能吃上方便面，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吃罢早饭，我们动身去山顶的白云庵。我们先是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往上爬到山口，然后顺着盘山公路往上走。这是一条通往部队侦察通讯站的简易公路，用八方石块砌成，非常狭窄，是条单行线，内侧有一块长方形空地，原先是部队的篮球场，现在是杂草丛生的荒野。在齐腰深的茅草中间，立着两根灰色的水泥篮球架，但是篮板已经被拆走。再往上走，可以看见一道道墙基——邓小平百万大裁军以前，这里驻扎着一个营的海防官兵，那时的小岛肯定要比现在更有生气些。部队撤走以后，东福村的居民爬上山顶，一夜之间就把一幢幢的部队营房得拆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他们拆不动的墙基——他们只需要这里的已经加工过的石块和木料——包括篮球架上的那两块。想像一下：他们像漫山遍野的蚂蚁一样爬上山来，像撕碎蜻蜓一样拆卸部队的营房，然后把这些战利品拖下山，拖进他们像洞穴一样的石屋里。 公路外侧还剩一幢未被拆走的房子，看起来还很结实，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所有的门窗都已被拆走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仅仅只拆门窗。 山口的风很大，仿佛要把我吹飘起来了。有几次我感觉自己就要被狂风颳走，就弯下腰把手指伸进公路的缝隙里，紧紧地抓住石块。 侦通站建在前面的山尖上，我们能看到它那白色的墙壁。公路继续盘旋而上，我们则往右走上了一条贴着陡峭山壁的小道。再往前，就是白云庵，建在一块巨大的白色岩石的下面，房子看起来是那么小，像一滴从岩石上渗下来的小水珠。有一扇小门，上面写着一副玄奥无比的对联： “月朋□□通天地，日□晶□定干坤。”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很多字都不会念。从字面猜测，它大概描述了一种理想的神话状态。我看见庵堂里有一位正在埋头扫地的老人，就跑过去。 “大伯，您认得门口的字吗?”我问他。 “认得。”老人说。 “请您教一下我。”我说。老人点点头，拖着扫帚跟我来到门口。他指着字，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我听不懂。 我们在庵堂里转了转就准备下山，因为得赶那趟八点钟的航船。出了白云庵，我朝身后的大海望去，发现有几百艘船正快速朝山下的港湾聚集。 “要起浪了。庙子湖的航船可能开不过来。”刘孟说。 “那怎么办?”我有点担心。我得赶紧回去，不能再在外面停留了。 “很难说。我们先下去看看。”刘孟说。 我们沿着盘山公路朝山下疾走。远远地可以看见东极三岛：黄兴、庙子湖、青浜，像水墨画上不规则的黑块。海面上翻卷着白花花的波浪，它们像马群一样朝我们脚下的小岛疾驰过来，一头撞在岩石上。海面上，船只已经越来越少了。 “快要到八点了。”我说。
第21页 “不要着急，有船开过来，我们看得见。”刘孟说。 海面上确实没有那艘铁锈色的船。过了一会，连普通的渔船也看不见了。 我们走到了码头的上方。公路拐了个急弯。路边有一眼小杂货店，门口聚集着二三十个人，正在议论纷纷。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目光全都齐刷刷地盯着庙子湖方向。 小店一侧停着一辆军用卡车，旁边立着两位军人，他们的眼睛也盯着庙子湖方向。其中有一位是军官，很年轻，看见刘孟走下来，朝他挥挥手。 刘孟和军官的交情好像挺不错，他们热情地握手、寒暄。刘孟说他在接待省里来的记者朋友，昨天想到部队里去，可是打不通电话。军官听了，连叫可惜，过来和我握手。 “今天晚上住我们部队，那里的条件比村里好。”军官说。 我说，我今天得回去了。 “到这里不容易，多住几天再走。”军官说。他肯定以为我是来旅游的。 我说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上班，谢谢你了。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在我的一张名片背后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他是浙江淳安人。 “起大浪了，航船来不了。”军官说。 人越聚越多，他们中有的是要出远门的，拎着行李，有的是来送行的，他们望着大海，目光中充满着焦虑。有一位西装革覆的中年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外来人——从怀里掏出一只大哥大，引起人们的一阵欢呼声。他准备打电话到庙子湖，问问船期，可是怎么也打不通。很快，失望又重新在人们的脸上瀰漫开来。他们一面眺望大海，一面念叨着“航船”，这使我想起昨天航船进港时我站在船上看到的情形，他们翘首以盼，那情形就像现在一样。航船是他们每日的希望，是他们简单枯燥的生活中唯一不确定的东西：有时候来，有时候却不来，人们就在来与不来之间忍受着煎熬。在某个不眠的晚上，在所有的亮光都消失以后，黑暗中他们也许会睁开眼睛，并且想起航船，这是他们唯一能看得见的，能将他们带出东福山，带往幸福生活的力。 从人们的谈话中我听出，今天是东福山一户人家送亲的日子，新郎在庙子湖。谈话的人中很多都是新娘的亲戚，他们也在巴望着航船，心情比其他人更加着急。到了九点钟，消息不知从哪里传来，说航船已经停开了，人群顿时像蜂窝一样变得乱闹闹的。有个汉子，大概是新娘的兄弟，从人群中冲出来，跑到那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面前，向他藉手机。他一只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飞快地按着机键，然后嘴巴对着手机一通乱吼。他在和庙子湖的新郎家联繫。对方答应他立即把渔船开过来，时间大约四十分钟。 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来得及，我还能赶上开回沈家门的“东极号”，那样我就能在明天返回杭州了。 “这种天气乘渔船非常危险，你还是再留一天吧。”刘孟和军官都这样劝我。 我说：“明天一定有航船吗?如果没有怎么办?” 我、旭光和刘孟又待了一会儿，感觉迎亲的渔船要来了，就步行回村委办公室收拾东西。刘孟打算跟我们一道走。他准备去镇政府转转。我们从村里下来时，遇上了送亲的队伍，热闹、缓慢、“悲伤”地走向山下。新娘穿一件红色的婚纱，低着头走在迤逦的队伍中，神情甚是悲戚。新娘的脸白得像海贝，但是脖子很黑。队伍中有两位“炮仗狗”，每走几步就朝空中扔一只炮仗。炮仗在空中翻个筋斗，然后炸为两截，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纸屑纷纷扬扬地落下。队伍末尾跟着六个悲戚戚的女人，其中有位颤颤巍巍的老妪，脸上的皮肤像岩石一样又皱又硬，一只手拎着铜火盅，另一只手放在火盅盖上。 距离航船码头只有几十米时，队伍折向了西边——浪很大，迎亲船已经无法在航船码头靠岸。队伍弯过一座山嘴，前方出现一座小桥，骑在两块岩石之间。这是小岛上唯一的桥，是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老妪在桥的这一端停下，新娘转身从老妪手中接过铜火盅，它是神圣而朴素的，是未来生活的必要保证。 “就送到这里了。”老妪说。 队伍继续向前，前方就是码头，码头边有一艘船，船上站着几名汉子，然而我定睛再看时，船不见了，再看，它又出现了——它一忽儿被海浪高高地托起，一忽儿又被重重地甩下。 刘孟对我说：“我们还是明天再走吧，太危险了。” 我站在岸边，准备伺机跳过去。船浮上来，两个汉子伸着胳膊，稳稳地站在甲板上，我正准备跳，船却急遽地沉下去，一下子离得有六七米远。我吓坏了。 岸上的人每次只能跳过去一个，船上的汉子把他接住时，船会随海浪的后撤急遽地下沉。船被下一个浪头送上来，这时岸上的人再跳过去一个，要果断地跳，要在一秒钟之内跳出去，否则要等下一个浪头……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跳。 新娘、伴娘、我、旭光，还有其他送亲的人都相继跳上了船。马达开动了，船开始离岸。我站在船舱的左侧，一个浪头恶狠狠地打在船舷上，被击得粉碎。我赶紧逃到船尾。 这是一条只有十来米长的小木船，船头尖尖的，船尾有个小小的八方形的船舱，船舱里蜷缩着新娘和两个伴娘。我站在船尾，透过小小的舱门可以看见她们的神情恍惚的脸、她们的冻得发紫的小腿。小船开出去不远，她们就干呕起来。 小船朝大海的中心驶去。海浪越来越大，四周的波涛笔直地高高地涌起，仿佛一口井的四壁，把小船紧紧地包围，它是那样光滑而美丽，又是那样危险，仿佛随时要塌泻下来，把小船覆盖。我坐在“井”里，能看到头顶的天空，但是看不到身后的东福山岛。我能听见从附近海域传来的船只的马达声，却看不见发出声音的船只。浪头打在船头和船舷上，被击得粉碎的浪花飞快地掠过舱顶。除了船老大，船上所有的人都躲到了船尾。我缩在舱门后面，双手紧紧地攥着左边的木柱，以免被剧烈的摇晃摔倒。一个小伙子——是从东福山过来迎亲的——抱着我的腰，他则被另一个人抱着——他的身后已经抱了一大串人。但是即便如此，从舱顶飞过来的浪花还是不断地淋下来。我们好像在跟大海玩着“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而我，这个可笑的来自陆地的人，在扮演一只保护小鸡的“母鸡”。 小船十点半到达庙子湖。在距离码头还有两百余米的时候，“炮仗狗”放起来了炮仗。我跳上岸，双足吱嘎吱嘎地踩在码头上。我的鞋子已经全部湿透了。港湾里停泊着几百艘避风的渔船，码头上站着很多渔民，胳膊交叉在胸前，目光齐刷刷地盯着这艘迎亲船。 这时，太阳正好钻出云层，开始把那温暖的阳光泻在黄色的海面上。和刘孟——但愿此生能再次见到他——告别后，我们找了一个能望得见码头的小餐馆吃中饭。我们点了三个菜：老虎鱼豆腐汤、芹菜炒鳗鲞、生吃牡蛎，味道鲜美极了。价格便宜得让人吃惊：一共才二十四元钱。
第22页 十二点钟，我们搭上了那艘开往沈家门的“东极号”。 在“东极号”上，我再次“醉”得一蹋糊涂。本来我还指望这天晚上就乘长途汽车返回杭州呢，可是我“醉”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在旭光家，我又惊又喜地看到了镜中的我：嘴唇开裂，脸蛋浮肿，眼珠血红，眼眶周围密布着芝麻大小的出血点——伟大的舟山群岛终于把它最本质的一部分深深地刻在我的脸上，舟山给了我从来没有的力量，我要把它带回杭州，带到日后的生活中去。 1998年5月 ☆浮世绘 【清泰街488号】 房子刚刚被推倒，还剩下一堵墙，正对着清泰街，和街对面一座刚崛起的酒店。墙上的门窗都被拆走了，只剩下大门上方的一块残匾。匾上的文字已经斑驳不全。墙头，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在啄食。除了这座孤零零的墙，房子的其他部分都已经被摧毁了。 房子的门牌号是清泰街488号，也许你不知道它是杭州古旧书店的旧址，即便是在不久以前，当清泰街改建工程还未开始，当它还完好无损的时候，它表面上也是冷冷清清的。它的正门掩映在梧桐树的阴影里，铁栅栏门几乎永远都是半掩着，从外面望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偶尔才闪过一位穿长衫的老先生的身影。 如今，你更不会去注意这个地方，这样的瓦砾堆，这样的断壁残垣，在杭州正在拆建的旧城中比比皆是。面对这些陈旧、没落的事物，你也许会表现出习惯的冷漠，并任凭它逐渐地游离出这个社会之外。 但杭州古旧书店绝不是一个寻常处所，它是一个古怪的存在，一个现实中的谜。 四十万册古籍旧书已经被搬走了，几十年来守着这批旧书的老先生们也跟着搬走了。清泰街488号已经看不到他们的影子。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我有着迫切的愿望。 我从他们的上级单位——市新华书店打听到了他们转移后的电话号码，拨了好几次，但都没人接。大概是在三天以后，我再次拨响了这个电话，不久，话筒那头传来了一位女同志漫不经心的声音。 我说我找严宝善先生。严老先生是近代藏书家严子厚之子，郑振铎、潘天寿、夏承焘等都与他有过广泛的交往。最近他出版了一部文献目录专着。 那位女同志让我等一下，然后我听见她扯开喉咙喊“老严”，感觉得出他们间隔的距离很远。 我等了大约有三分钟时间。窗外在下雨，城市的高楼大厦一片迷濛。电话那头传来一阵脚步声，严老先生拎起了听筒。 我说我是报社的，想拜访他，希望能约个时间。 “你是报社的?”他又问了一句。 我确切地说是的。 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过了一会儿，他说： “不要来了吧，报纸上都报导过好多次了，再弄下去，嗯，也没多大意思……” 我说我只想了解一下古旧书店，我尽量把语气讲得婉转一些。 “都报导过好多次了，再弄下去……” 我很不自在。 “……天下雨了，”严老先生有点无奈，“我感冒了，身体不舒服……一个星期后——再联繫，好吧?” 我如果再坚持下去，也未免太强人所难了。我答应一星期之后再联繫。 在这段时间里，我从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严宝善先生最近出版的专着——《贩书经眼录》。 这是一本阅读起来非常吃力的书。 全书用的是繁体字、古地名，整部书，包括书前的序、跋，都用文言写就，有些甚至不标句读。全书满是古典文献、目录学、图书馆学、考据等的专门术语。全书共辑录了作者经手、目睹过的近一千种种古籍善本和历史资料，每种详记原书书名、卷数、页数、行数、纸张种类、装订方式、作者姓名，包括别号和里籍、各书要点、题识、藏印、源流等等。可以这么说，这是一部从一开始就拒绝普通读者的书。 着名画家钱君陶为它设计了封面，封面题字是古典小说戏曲家胡士莹，扉页题字是艺术家潘天寿，在为本书题签的十三位“书友”中，无一不是学问家，如姜亮夫、夏承焘、谢国桢、罗尔纲、罗继祖，王驾吾等，原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为它作序。 颇具意味的一点是，上述的老先生，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辞世，他们原先都是严宝善先生的知音，他们共同组成的这个圈子，如今已逐渐地零落了。只有罗尔纲(胡适弟子)和罗继祖(晚清遗老、着名学者罗振玉的长孙)可能还健在。 严宝善先生家学渊源，精于簿录之学，50年代曾在平海街开设宝贻斋书店，殚精竭虑地从事古籍旧书的搜访采辑工作。解放前就已是圈内有名的藏书家。像他这样的藏书家如今已是寥寥可数了。 自宋代以来，杭州历来都是文献渊薮，藏书家藏书楼层出不穷，流风至近代而不衰。1772年，干隆下诏修《四库全书》，点名杭州的赵氏小山堂藏书楼进京献书;同是杭州的开万堂、知不足斋藏书楼则成为当时全国献书最多的四家中的两家，得赐《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振绮堂、寿松堂、瓶花斋等藏书楼也献书很多，得赐内府初印《佩文韵府》各一部。可见当时杭州民间藏书之盛。 杭州古旧书店和孤山的文澜阁一样，局部地继承了这种遗风。1957年它刚成立时，还是一家公私合营的古旧书店。表面上，它是一家贩卖旧书的流通单位，实际上，由于严宝善、高坤、朱醉竹等藏书家的努力，它到后来成了一家拥有四十万册古籍善本的藏书楼。现在，它虽然仍归属市新华书店，但企业的性质几乎已经全部消亡。 也许是历史上杭州藏书业的生命力特别强大的原因，它才保持了一缕游丝般的绵绵气息，至今不绝，杭州古旧书店是它的一缕脉息。具有这种性质的书店全国只有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曾经有过。 一星期以后，我再次拨打那个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严宝善先生。那苍老缓慢的声音早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他似乎已经把我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只好吃力地从头说起，说到中途，他记起来了，打断了我的话。 “你不要来了，好吧?我身体一直不好。”他的声音中有一种恳求，但非常决绝。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似乎已经扰乱了他的生活。对方趁我沉默之时把电话挂断了。 听朋友说，严宝善先生其实是一位很容易接近的人，你如果直接找上门去，他倒也会表现出一些必要的礼貌。于是我决定硬着头皮去登门拜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听人说他们就在清泰街488号附近的一条弄堂里办公，那是古旧书店的仓库，并不临街。但是具体在哪一条弄堂里，则谁也说不清楚。晚报的文敏曾经被新华书店的同志领着去过一次，但是一出来就忘掉了，因为要转很多个弯，要经过一段幽暗的楼梯。但是她还依稀记得古旧书店仓库附近有一家幼儿园。
第23页 初夏的一个上午，晴天，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清泰街附近的小巷里转来转去，找寻一家又一家的幼儿园，向他们打听古旧书店的人。有好几次，我回转到清泰街488号。那道断壁静静地立在初夏的太阳下，反射出暗淡的光。此刻，我说不定是古旧书店最后的见证人之一呢。 我一位报社同事早年曾跟随他的伯父到过古旧书店多次，与严宝善先生相熟。据他所说，严宝善先生鑑别起古籍旧书来很有一套，他闭着眼睛翻一翻，听听纸张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书印刷的朝代。你向他讲一本古籍的名字，他随后就可以告诉你这本书的所有特点，目前收藏在哪家图书馆或者私人家里。现在，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少了。 临近中午，我在茅廊巷农贸市场的人群中转悠时，被一阵孩子的喧闹声吸引。这也许就是我所要找的那家幼儿园!我一阵惊喜。在幼儿园东侧的一道楼梯的入口处，我发现了一只木板钉起来的信箱，上面用毛笔写着： 严衙弄8幢东四楼 杭州古旧书店仓库 楼梯很长，笔直地通往三楼。我走到拐角处时，楼下的吵闹声听不见了。再转一个弯，我便看见了那扇铁栅栏门，上面挂着一把巨大的弹子锁。整个楼层一片寂静。 透过铁门，我看见里面的走廊上还装着一扇较小的铁栅栏门，虚掩着，门樑上挂着一件青布长衫。 我有点忐忑不安，仿佛立在一座古老的荒废的院门前。但是我还是敲响了那扇铁门。 一位穿长衫的老先生从小铁门后面闪出来，用一种疑虑的目光打量我。 “这是古旧书店吗?”我问。 老先生点点头，问我找谁。 “我找严宝善先生。”我说。 他说严老还没来上班，叫我下次再来。他一说完就想转身。 “能否把门开一下，”我赶紧喊道，双手紧紧攥住栅栏门，“我想进去看一些旧书。” 老先生又一次回过头来，说他们正在搞内部整理，不对外开放。 我再次恳求让我进去，我说：“我马上就出来。” 先生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他的面容是和善的，但是那目光仿佛从遥远的年代里射过来。我避开了他的目光。他拿了一把钥匙走过来，和我面对面站着。然后他的手从栅栏里伸出来，“咔嚓”一声把门打开了。 我侧着身子进去，跨进那扇小铁门。前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我看见走廊上摆着一张灰黑色的木桌，桌上摆着两本线装《汉书》。 老先生指着这套旧书说：“已经不全了。” 这使我想起解放前后，那些家道中落的豪门富家把家中的古籍旧书当作废纸出售的情形，它们有的被送进了造纸厂和扇子厂，还有很小的一部分则被严宝善这样的掠贩家(藏书家中的一类，其余四类是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鑑赏家)购走，才得以幸存下来。1953年，严宝善从某书肆购得一批从清咸丰同治年间苏松太道吴煦后裔家中流出来的古籍，其中有很多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后来被史学界称为“吴煦案”。但其中有些也已缺失了。 老先生尾随着我走进一间仓库，里面摆着一排排木架子，木架子上全是些破旧的线装书，上面积满了尘土，整个房间有一股浓重的旧书与灰尘的味道，使人鼻子发痒。经历了无数历史烟尘的这些古籍，如今静静地坐在这里，与研究它们的先生们相伴，它们今后的去向又是哪里呢?我寻找了它们这么久，如今面对面了，然而感觉依然是那么遥远。 老先生一直跟着我，这使我非常不好意思。我在仓库里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我提了一些问题，但他每每都是三缄其口。 我向先生告辞。先生送我出来，我大概刚走下三级楼梯，就听见身后传来“咔嚓”一声，门又被重重地锁上了。 古旧书店仓库底下是幼儿园，这是非常有意味的：一种是那么年轻，另一种则是那么古老。然而你肯定不知道哪一种的生命更为长久一些。 回来途中，我又一次经过了清泰街488号。清泰街改建以后，这里将成为繁华都市中的黄金地段，它潜在的经济效益将吸引许许多多具有经济眼光的人。古旧书店回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那批古籍旧书是要贴钱的。 一切都在不断地变。晚上我们睡觉，天明醒来发现空气已经不一样了。在晚清以前，古典文献是每位学子的基础课程，现在则成了阳春白雪，成了少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我想起了严宝善先生，这位上半个世纪就已成长起来的博学之士，说不定已是杭州最后一位真正的民间藏书家了。有一天，当他从那个近于封闭的圈子里走出来，在喧闹的街上低头疾走的时候，又有谁能认出他，并且理解他的内心呢?当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后，当时间将他和他的那些“书友”们统统淹没的时候，还有谁会记起他们吗? 1995年7月 【温驯的抽象生活】 ——让-菲利普·图森和我们 一、杭州 2001年11月24日下午两点，我走进杭州国大雷迪森广场酒店的旋转门，一眼就看见了让-菲利普·图森。 进酒店之前，因为时间还早，我在武林广场逗留了一会儿。人们在广场上朝各个方向走着。我在一只花坛的边沿坐下，让时间悄悄流逝。这是一个最平常不过的白天，没有太阳，有点冷，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个白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我关注已久的比利时小说家、电影导演——让-菲利普·图森。也许还等待别的什么。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眼前的图森完全不同于我想像中的图森。他是那么高大，和我握手的时候不得不俯视着我。因为谢顶和脸上的皱纹，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是啊，他今年已经四十四岁了。不过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不变的是他的目光，那么温驯，还有他的若有若无的浅笑，这些使他看来像一头绵羊。办好入住手续，我们鱼贯走入电梯。到了十楼，我们又鱼贯而出。进了房间，图森说，他要睡一会儿，累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练习写作的时候，图森正在法国崛起。罗伯·格里耶称它的小说为“叙事体的抽象派艺术”，他的三部小说代表作《浴室》《先生》《照相机》分别出版于1985、1986、1989年。世纪将尽时，他的小说进入了我的视野。1997年初，我从广州博尔赫斯书店邮购了《浴室·先生·照相机》的中译本。这是一本诡异、独特的小说，简洁而深奥，你从中仿佛看到了本质的东西，可是又什么都没看到。它们让我深深地着迷。 图森在休息。我们围坐在隔壁的房间里，商量图森浙江之行的日程安排。(介绍一下我们吧：诗人兼民谣歌手杨一，他是图森中国之行的“三陪”，已经陪了二十多天了;出版策划人陈侗和鲁毅，他俩三天前专程从广州来到上海，开始一路陪同图森;小说家黑城，还有就是我，是图森浙江之行的义务接待者。我们都是图森小说的忠实读者。)我们围坐着抽菸，菸灰缸放在中央的地毯上。每隔一段时间，我就站起来，跨过菸灰缸，拎起水壶给大家倒水。后来，朋友阿强和黄石敲门进来。
第24页 下午四点钟，图森从隔壁房间跑过来。他的脸上留着两道刚刚睡醒的痕迹。我们动身去西湖。 湖滨游人如织，湖水笼罩着迷濛的雾气。六公园的露天茶座坐满了人。我们把两张空桌子并在一起。服务员给我们泡上茶。我们斯斯文文地坐着，面面相觑。我们的外语水平只够跟图森寒暄，可总不能老是寒暄。于是只好沉默着。有时图森的目光会和我相遇，可是又迅速地飘走了。他的神态中没有激情，也没有好奇，有的只是止水般的平静。最后我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停留在桌面上：那里已经成为一座庞大的情爱舞台，一对对飞虫落在上面，奋力地交媾着。之后它们分开，一只精神抖擞，另一只则气息奄奄，哪一只是公的呢?我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并开始争论。 图森的脸随着天色变化着，就像面前的茶杯里的水。后者从浅绿变成微红，再变成深红。天色终于黑透，又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 五点半的时候我们起身，沿着湖岸走到少年宫，再走到望湖楼。白堤上的灯已经很亮了，映在湖水里，波光闪烁。下班了，北山路上人流车流交叉涌动，此刻他们挤在一条马路上，目光急促，表情匆忙。一位交警在手忙脚乱地维持秩序。只有我们这一行人，没有目的地，没有心事，我们踱着细步。我们暂时地逃离了那种紧张、乏味的生活。遗憾的是不能经常这样踱着步。快要走到断桥时，我们往回走。北山路上打不到计程车。我们一直走到保俶路上的潮香宫，还是没有空车。继续往前，走到蓝宝大酒店门口，然后傻傻地等在那儿。酒店门口的大龙虾吸引了图森，他拿出照相机，叉着双腿，反覆地瞄准。 晚上六点半时我们回到雷迪森。在三楼的一个包厢里吃饭。图森已经会说几个中文词语，他把“干杯”叫做“屁股朝天”，意思是把酒喝完，一直见到杯底(屁股)。“干杯”的法文发音是“亲亲”。亲亲!我们举杯，然后一饮而尽。 吃完饭后我们去一个叫“天上人间”的酒吧。迟钝的木门推开了，我们鱼贯而入(请原谅我第三次重复这个词，我自己也痛恨，可是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屋里光线昏暗，人声嘈杂。我很少上酒吧，因此眼睛隔了好几秒钟才开始适应。一名男服务生迎上来，鞠个躬说，先生晚上好。服务生的背后，有一条长长的吧檯，吧檯前人们神情恍惚。这是一个暖昧的地方，模糊着梦想与现实的界限。我们沿着窄窄的楼梯上到二楼。我们人多，服务生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人刚坐下，啤酒就端上来了，二十杯，泛着泡沫。每人都喝了口啤酒，心满意足地放下，咂吧着嘴。图森慢慢舒展着额头，眼睛像夜狼一样越睁越大，不久便开始散发出幽蓝的光芒。亲亲，他朝我们举起酒杯。 我们——黑城、黄石、阿强和我——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都写过多年的小说，可是因为种种原因，现在都不能经常写了。是的，是不能。不过，这是暂时的，我往往一面这样可耻地安慰自己，一面过着温和而平庸的生活。不过，我们仍然热爱着从前热爱的事物。 十点钟，三个上海来的打扮入时的女孩加入进来。黑城说，她们是作家。哦，多么年轻的作家。女孩作家坐在图森旁边，叽叽喳喳地说着英语。她们声音婉转，表情热烈，眼睛忽闪忽闪的。图森很快就被逗得容光焕发，一面报以微笑，一面大口大口地喝酒。我酝酿已久的有关文学的话题，始终都没有机会说出来。想和图森作些交流的念头慢慢熄灭了。 明天还要去绍兴。十二点刚过，我们就离开了天上人间。图森、杨一、陈侗、鲁毅回雷迪森。黑城、黄石和我回家。车子开到半路，黄石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怎么办?老婆没回家，我没带钥匙。黄石说。于是我们又去了另一个酒吧。一直泡到凌晨三点。 我想起图森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冷漠、迟钝、轻率、孤独、无所追求。《浴室》中的“我”在浴室中过着“平静的抽象生活”，他整天泡在浴缸里，无法解释自己行为的动机。“为什么我不回巴黎?是的，她说，为什么?有没有理由，哪怕是一个我可以说得出来的理由?不，没有。”在《先生》中，“先生拉着安娜·勃鲁哈特的手，就这样坐着，后来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又轻轻地把她的手放回长凳上。”《照相机》中的主角也没有名字，他等待着，用一种消极的态度等待，体味着时间缓慢的流逝，体味着自己的无所作为。我发觉自己的生活——至少是一部分——和图森小说中的人物是如此相像。图森小说主人公的困境也就是我们的困境，这不是巧合，也不是模仿，而是一种准确的概括和预言。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图森小说的普遍性。图森不是普鲁斯特式的大师，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而言，仍然是稀缺的。 二、绍兴 中午十二点出发，下午一点到绍兴。诗人濮波在那里接应我们。 图森来之前，中国是他最感兴趣的国家。法国文化部资助了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图森的最新作品是《自画像(在国外)》，是作者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记录，不过，从它发表在《芙蓉》2001年第六期的节选来看，图森把“国外”当作了一面观察自己的镜子。就像图森这次到中国，无意中成为了我们的镜子。所以也许不需要和他进行酸熘熘的交流，只要他站在我们面前就可以了。 鲁迅纪念馆、鲁迅故居、三味书屋……我们不动声色地滑过这些地方，像一串长长的影子。这串影子中最突兀的是图森。他脚步迟缓，目光飘忽，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可是又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因为他的脚步和目光从来不在同一个事物面前长久地停留。导游不懂英语，杨一用一种混杂着汉语、英语、法语、德语的拙劣语句向图森解说着。图森礼貌地点着头，一副完全听懂的样子。 鲁迅祖居的屋顶像一顶官帽。会客厅的太师椅透着威严。房间走了一间又一间，好像没有尽头。卧室里的床也是黑色的，床上整齐地叠着红色的被子，好像刚刚有人睡过。到处都是阴森森的。这是一个压抑的地方。图森从这些地方快步走过，脸上没有好奇，也没有恐惧。对中国传统的感受，图森和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快就出了门。 鲁迅祖居门口有个卖油炸臭豆腐的老人。我们一窝蜂涌过去，臭豆腐顿时脱销。一部分人先吃，吃完了去参观马路对面的三味书屋。另一部分人等在油锅边，边炸边吃。那边去参观的人都回来了，这边还有人在等臭豆腐。图森抹了抹吃得很油的嘴。 从青藤书屋出来，我们继续走在那条狭窄的弄堂里。弄堂两侧有很多发廊，里边的小姐笑容暖昧。hello，小姐叫道。图森居然从一开始就不加理会。头顶的天空拉满了电线，晾满了女人的衣服，正在往下滴着水，图森一律视而不见。在另一条弄堂入口处的墙上，写着硕大的“浴室”两字，墙边立着一块指示牌，上面标着“厕所wc”字样。浴室，浴室，我们叫道。这回图森听见了。我们示意他在“浴室”两个大字旁边留个影，他欣然同意，并且摆出一副举着相机拍照的姿势。这幅照片将只有一个名字：浴室·先生·照相机。我们在给图森拍照的时候，路边糕点店的伙计说：“和厕所拍照，哈哈。”我们这才发现那两个大字写在一座厕所的墙上。
第25页 吃晚饭的时间还早。我们驱车去城市广场喝茶。城市广场的西侧，建有一大片园林，里面散布着几处亭台楼阁，其中有一处(名字已经忘了)临着水，建有演社戏的戏台。可惜戏台上不能摆桌子。我们只能坐在房间里。小姐给我们每人一杯绿茶。还有一些瓜子，图森小心翼翼地捡了一颗，用十个手指费力地剥开，取出那一丁点儿瓜子肉，准确地塞进嘴里。然后再捡一颗。 仍然不能具体地交流。大家只有喝水的声音。小说家让-菲利普·图森仍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远处传来丝竹的声音，夹着悽惶的唱腔，仔细一听，原来是越剧《黛玉焚稿》。我们喝完茶出来，那曲子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司机把车子开过来，我们依次上车，准备去咸亨酒店吃晚饭。我右手扶在门框上，就在这时，濮波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哎哟，我一声惨叫，四个手指被夹住了。还好夹住的是四个手指，要是只夹住一个，那就不可收拾了。 吃罢晚饭，我们便匆匆往回赶。八点钟在“纯真年代”书吧有个以图森为主角的聚会。期间将放映一部图森新近拍摄的电影。之后我们将就当代小说和电影与图森开展一场交流，陈侗为此还联繫了浙江大学的法语老师做我们的翻译。面包车在杭甬高速公路上飞驰。车厢里一片黑暗。大家都累了，除了司机小王，其他的人都东倒西歪，有人还打起了婉转的呼噜。半梦半醒中，我看见坐在司机身后位置的图森歪着头，眼睛微闭，目光迷离，捉摸不透——这道冷漠如他的小说的目光，此刻会停留在哪里呢? 三、杭州 晚上八点钟，黑城、黄石、陈侗和我先期抵达“纯真年代”书吧——它是书店和酒吧的不可解的混合体，并因此散发出一股酸甜的鸡尾酒味道。关于图森要来的英文海报已在门口贴出。但在书吧内部你丝毫看不出图森要来的迹象。服务生们背着手站立着，神态像往常一样从容。在三楼，两位师傅在认真地调试录像放映设备。将要放映的图森电影名叫《熘冰场》。 人们陆陆续续走进书吧，他们当中有小有名气的作家、大学教师和电影爱好者，他们三三两两优雅地坐在一起，并且开始交头接耳。服务生把放在背后的手拿到了胸前，并且适时地走来走去。还有新闻记者(搞不懂他们是怎么来的)，其中一个男的，每隔一段时间就站起来，用摄像机扫视房间，摄像机把这次小范围的聚会变成了公众活动。还有浙江大学的法语老师，她带来了一群法语系的年轻学生，他们正在耐心地等待这次难得的法语会话练习时刻的到来。还有文学青年，他们是最安静的，坐在最不显眼的角落里。所有的人都像是来参加一场图森的筵席似的。哦，还有三位长得极像图森的老外，双手托着肚子，站在楼梯口上东张西望了一会，最后走进了里头的那只小房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与图森无关，因为他们点了蜡烛，拍着手唱《happy birthday》，一遍又一遍。 影片叫《熘冰场》，法语对话，英文字幕。看这样的电影就像看图森本人，看不透。但是我能感受影片中的滑稽气氛。主要的情节都发生在一个熘冰场上。熘冰场，这也许是人生尴尬处境的象徵，你得小心翼翼地僵硬地在上面走路，这既让人担心又引人发笑。尴尬和困境，这也是图森小说的一贯主题。《熘冰场》是图森导演的三部影片中唯一不是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为拍这部电影他特地写了电影剧本。 电影放到一半，图森来了。有人带头鼓掌，引发了一阵还算热烈的掌声。掌声催生了图森的明星气质。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他。他向大伙点头致意，然后款款入内，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保持了不错的镜头感和分寸感。只是，他落座不久便陷入了法语系学生的小团体中，陷入了学生的对话练习预谋中。他们一副言谈甚欢的样子。我们只好干坐着，相互寒暄，间或认真地吃一颗瓜子。我们本来想让晚上的聚会成为一次交流的场合，然而我预感这样的愿望又要化为泡影。因为从一开始起，我们就失去了对事情的控制，并且听任偶然因素的摆布。 黑城决定为我们预想的和图森之间的交流作最后一次努力。他把图森从学生堆中领出来，带到电视机前。大家静一静，黑城清清嗓子说，电影已经放完了，大家有什么小说和电影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与图森先生交流，浙大法语系学生为我们翻译。 一个女孩走到前面，问图森：“现在有些作家喜欢写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小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差点让我噎着。问得很无知，也很不礼貌。图森的回答有点含糊其词。图森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作家，而新小说给人们的印象是复杂难懂，但是图森的小说并不难懂，至少在我们的眼里并不难懂，就算难懂，那也不是什么过错。法语系学生在翻译女孩这个问题的时候，黑城大声地说，有这样一个事实，在法国，图森的小说，最多的一天曾经卖出五万五千册以上，可见并非难懂。另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好的小说总是让人感动，请问图森先生，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这个问题有点不着边际，似是而非，让图森支吾了半天。也许他的回答也有点闪烁其词，法语系学生挠着头皮，让图森再重复一遍。大家哄堂大笑。后来的几个问题也是如此。整个儿就像一次蹩脚的记者招待会。 我坐的这张桌子紧挨着电视机，所以我能清晰地看见图森的脸，这是一张深藏不露的脸。从他礼节性的回答来看，他似乎把所有的提问者都当作了採访他的记者。他的回答充满了外交辞令式的模稜两可，充满了逃避和躲闪。我问他来之前对中国有什么印象，经过这二十多天的了解，现在又产生了哪些新的印象。他的回答是，中国是他最嚮往的国度，现在他仍然处于深入了解的过程中。这样的回答当然无法使我满意。后来，他坐到我的对面，不过不是和我交流，而是在接受某电视台记者的採访。他回答的时候，十个手指用力地揉捏一颗瓜子，直到採访结束，才“颇为艺术地”把那颗瓜子剥开。 晚上十一点，黑城对大家说，时间不早了，今天的聚会就到此为止吧。 我们走出纯真年代。冬天的风迎面袭来，我裹紧衣服，仍然觉得寒冷。路灯朝静寂的大街尽头延伸。我忽然想起图森小说《浴室》结尾的话：“我得冒一种风险，一种破坏我平静的抽象生活的风险。”是啊，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没有风险的生活，就像小说《照相机》里所说的，它“没有想像中的创伤、刺激”，它是“温驯的，像每一刻过去的时间那样温和”。生活在别处，我们渴望另一种生活，渴望能抛开眼前令人不愉快的一切，渴望像让-菲利普·图森那样去写作，去游历，去拍电影，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去生活。可是，我们害怕过这种生活之前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害怕种种可能的风险。我们没有勇气。我们浮躁而懒惰。长久以来，我们以一种最正常不过的方式工作，吃饭，睡觉，每一步路都走得安分守己。让-菲利普·图森的到来给我们生活切开了一道浅浅的口子。可是，我们的心灵和肉体都具有良好的可鄙的自我癒合功能。当图森离开我们的时候，当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一切又恢复如初。哦，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第26页 2001年11月30日 【一个女人的哀歌】 他终于同意我把他和她的事情写出来。 “我们聊聊看吧。”他在电话的那一头说。 刚刚入梅，省城的大街上飘荡着梅雨的气息。我们约好星期六下午两点在城西的庄记咖啡馆见面。 在这之前，有好几次，我想把他和她的故事写出来。我和他说，但他总是保持沉默，等我转换话题。 我知道这个要求很残忍。他的伤口还刚刚结痂，可是我固执地想揭开它，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咖啡馆是新开的，没什么生意，很安静。暖色调的台布，柔和的干花，新式自鸣钟。窗外暗灰色的天空。我们并排坐着。还是那样一副平淡的表情。还是那样一副淡然的姿势。他拿出数位相机，给我看女儿吴悠(小名跳跳)的照片，这天上午在小和山拍的。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她一生无忧。再过几天就是6月19日，那是女儿两周岁的生日，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他结婚不到三年的妻子黄畅文受难的开始。 “我们非常相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说，“我们在生活中配合很默契。我在前面吸尘，她在后面拖地板，抹桌子。她烧饭，我洗碗。她洗衣服，我晒衣服……事先谁都没有说过什么，但却商量过一样。”那些事，恍如昨日，可是他说得轻描谈写，仿佛那已经很遥远了，而且和他一点都不相干。 那时候，他们住在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的宿舍里。每天吃过晚饭，他们一起出去散步，顺便买些水果回来。每个星期天，他们都去爬山。她喜欢炒股，股票涨了，她开心，他也跟着开心。如果觉得她开心过头，他会给她泼点冷水。股票跌了，他就不停地安慰她。她生病住院以后，股票不再有人打理，跌得很惨。 1998年10月的一天，夜晚，他和她在湖滨六公园的雷霆宫初次见面。她穿着白衣服从他面前飘过，是那么漂亮、飘逸。他拨通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她的手机里响起。月亮很圆，湖面氤氲，茶馆的露台上只有他们两人。喝完茶，他蹬着自行车，把她从六公园送回大关小区的家，再回到灵隐路父母的住处，前后花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就这样走进对方的生命里。那辆见证了他俩悲伤而伟大的爱情的自行车，如今停放在他们在城西的公寓车库里。不会有人再去骑它了。 生活向他们呈现着最瑰丽的一面。1999年5月，他们买下了城西一套带阁楼的顶楼房子。同年8月，他们在西湖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没办婚宴，也没拍录像。他们和朋友一起去了泰国。只有他们一对参加了自费项目蜜月岛的旅游，回来后他们一致认为那是整个行程中最好玩的地方。为了方便上下班和装修房子，他们买了一辆面包车。房子装修得简洁而舒适，也很现代：大块面的色彩，开放式的厨房间，带斜天窗的阁楼，安装了遮阳蓬的阳台上铺着光滑的鹅卵石，上面摆放着各种植物。她是拾掇植物的好手，我深刻地记得有一次去他们家里，她教我：“给花浇水要浇透，等干透了再浇，两个透。”2000年，她参加房地产评估师资格考试，顺利过关。2001年下半年，她怀孕了。他们每一天都被幸福感充盈着，生活仿佛完全按照他们的愿望依次绽放。 她吐得很厉害，吃下去的东西，过一会儿就全部吐光。他们把这看作孩子降生之前必须经受的小小的磨难。他们去省妇保医院。医生说，这是妊娠反应，有些孕妇会一直吐到孩子出生为止。医生没有建议做射线或胃镜检查，因为那将对胎儿不利。“算了吧，”她对丈夫说，“我一定能挺过去。”于是，她继续挺着。可是孩子都快九个月了，她还在呕吐，早上吃下去的东西，到了晚上便吐得一干二净，更要命的是脖子上还出现了可怕的肿块。生活开始显示它那狰狞的一面。2002年6月17日，他以最快的速度把妻子送进省妇产科医院。6月19日，距离预产期还有整整一个月，她被紧急推进产房，施行剖腹产手术。 6月19日，在吸收了九个月的母体营养之后，一个新生命降生了。6月19日，他和她提前成为了真正的父亲和母亲。6月19日，她的母爱彻底觉醒。6月19日，她精神和肉体的炼狱还刚刚开始……都已经成为往事了，如今，往事的当事人成了我面前的叙述者。现在我们坐在城西的庄记咖啡馆里。两年前，这间咖啡馆并不存在。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她会离开我，”他说，“我一直觉得，我们会克服所有的困难。”他说话的口气变化不大，但我能觉察到他的内心已不复平静。在我的一再劝说下，他喝了一口水。 “她一点都不怕手术……她一边看电视，一边和医生谈天……”他说，“剖腹产手术做过才两天，腹部的伤口还缝着线，她就坐着轮椅去一楼拍x光片。她忍着痛站在放射室里，我想扶着她，可是不能。她还跟我说没事，天晓得她是多么痛苦。拍过x光片后，她又去做了b超。” 一星期后，黄畅文从省妇产科医院转到浙二医院。她先是住在消化科病房，两天以后，转到了外科病房。医生给她做胃镜和ct检查，最后告诉他：胃癌晚期，可能性百分之九十九。医生没有说百分之百，也许是想给他留一线希望。可是对他来说，这百分之一的希望给了他百分之百的动力。他拿着她的病历和片子在各家医院奔走。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 承认吧，承认她得的就是晚期胃癌，晚期胃癌并不意味着绝对没救。他这样想着。我不会让她默默地等死，我要想尽一切手段挽救我的爱人。奇蹟会出现。 治疗的第一方案是马上做全胃切除手术。他守候在手术室的门外，时钟的秒针总是隔很久才艰难地挪动一下，有时干脆静止不动。他觉得她在里面待了很长很长时间。而事实上，她在手术室待的时间并不长。后来他知道要是长一点就好了，全胃切除并清扫肿瘤需要很长时间。可是她很快就被推出来了。医生打开她的腹部，发现她的胃已经和其他器官粘连，根本无法施行手术，只好重新合上。在合上之前，医生从外面接了三根管子到肠里，这样营养就可以直接输送到肠里了。 治疗的第二方案是化疗。可是怎么跟她说呢，之前他和医生一直骗她说她得的是肠梗阻，要是开始做化疗，她会呕吐，会脱发，她很快就会发现事情的真相。怎么办?和医生商量后，他想了个骗她的办法。他告诉她，她身上的细胞发生变异了，得用化疗药物去杀。她听了很高兴，说，老公我听你的，你和医生商量着办。 化疗二十天为一个疗程。那是一场肉体与灵魂的炼狱。她在接连两次大手术后接受化疗，手术的创伤还在剧烈疼痛，强烈的化疗反应便接踵而来。连续两个星期，她都在剧烈的疼痛和呕吐中度过，胃里的东西都吐光了，胆汁也吐光了。她总是小口小口地吐，生怕自己的声音影响病友的休息，这是多么高尚的行为。后来，她什么东西都吐不出来了，只能干呕。可是在呕吐的间隙，她竟然还有力量安慰房间里的病友。她住院后期，来看她的人很多，每天都有好几批。好多人知道她的病情后，先在外面哭完了再进来，怕影响她的情绪，可是看完了她，又往往被她的乐观情绪感染。
第27页 两个疗程以后，她可以下床走动了，长久堵塞的肠胃通了。她变得非常开心——她总是很容易就变得非常开心，她对他说：“吴凯，我一拔掉管子我们就去西湖边喝茶。”她还想着去上班，因为那段时间单位里特别忙。她还想着等空下来去旅游，她认真地看报纸，看介绍好玩地方的文章。可是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太长。她身上的管子越插越多，化疗一个接一个疗程，可是头发越来越少，身上的肿块越来越多，事实上临床经验早已证明：化疗根本就不可能彻底治疗晚期胃癌。 医生们已经无计可施。在外科病房住了两个多月后，他把她转到了肿瘤科。再后来，他把她转到省中医院，在那里，她又住了五个月。 其实根本就不用骗她。她早就知道了。有一天，乘护士和医生不在，她偷偷跑到医生办公室里，找到了自己的病历。病历的第一页，赫然写着“胃癌晚期”。她回到病房，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平静。后来她在病床上告诉他，你的负担已经够重了，我不能再给你压力。 她说：“吴凯，你对我这么好，我没有遗憾。当然，如果能让我多活几年，我会很满意。让我看看跳跳再长大一点……” 他每次新搜到一种治疗肿瘤的方法，都在第一时间告诉她。于是，当有人来看她，她就开心地告诉他们，已经有一种新的治疗手段了，她会好起来的。可是事实证明那些方法对她没有作用。那是他最难过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解释。但是她好像知道他的心事，他不说起，她也不再提起所谓的新疗法。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她几乎没有哼过一声。只有当房间里只剩他一人，她才会说：“吴凯，我疼死了。” 2002年初，癌细胞转移到她的脑部。所有的麻醉药物都已经没有用了，疼痛一阵接着一阵袭击她，想把她摧毁，她的每一天仿佛都只是为了忍受疼痛而存在。她忍着，一声不吭，有时实在忍不住，痛得快休克了，她才会说：“医生，给我打一支杜冷丁吧!”她有顽强的求生欲望。 “她经常痛昏过去，有一次，我以为她去了，”说到这里，他把脑袋别向窗外，他的声音中有一丝轻微的颤抖，“那天我看她情况还好，和护士有说有笑的，就跑出去交费，等我回来，发现她昏死在那里，医生正在紧急抢救……”他忽然说不下去了，开始掩面而泣，哭声被压抑着，好像嘴巴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很久都没法开口说话。 我认识他多年，这是我每一次看见他哭泣。在他最难的日子里，他都不曾这样。在大家的印象中，他是一台一丝不苟运行的坚强的机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安慰他。我看见他的两个肩膀都开始抖动起来。 “我不在的时候，她想着想着，突然和护士说了一句：‘真是苦了吴凯!’一下子就昏过去了!” 她转到浙二医院肿瘤病房以后，他开始二十四小时陪着她。她每天都要连续挂药水，一直挂到后半夜。他小心看着，一直等到药水挂完，然后躺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小睡。早晨五点刚过，搞卫生的阿姨就来了，动静很大。他睡得很少，睡得很浅。有时她让出一块地方给他。他怕压到她身上的管子，每次都不肯躺过去。 有一天半夜，她起来上洗手间，没有像往常一样叫他。经过多次化疗以后，她已经非常虚弱，身上又插了很多管子，一个人走路是那么危险，每次上洗手间都要人扶着，一点点挪过去。可是那一次，她一个人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了。她轻手轻脚的，尽量不发出声音。 他还是醒了。当他冲过去抓住她的时候，她正在向下倒。 你为什么不叫我呢?他问她。 不忍心吵醒你。她说。 她知道自己可能不行了。她记得别人给过他们的每一点帮助，怕她不能再帮他记住那些事，就让他拿起纸和笔，把她说的话记下来： 某某家的房子快要装修好了，你要记住送礼物…… 某某和某某快要结婚了，不要忘了回礼…… 某某的孩子明年考上大学，你一定要去祝贺，他曾经帮过我们…… 吴凯说到这里的时候，又喝了一口水。他要求我不要把刚才说的事写出来。这些事我都还没做呢，写出来不大好。他说。 “黄畅文人缘很好，领导、同事、朋友都喜欢她。她的同事，听说可以用活的癞蛤蟆治病，就想方设法去找。那时已经是冬天了，癞蛤蟆都躲起来了，他们借了一台水泵，找到一口池塘，把水抽干，从淤泥里捉了一批癞蛤蟆。”他说。 诸暨的小姑父、小姑妈——为了让吴凯和黄畅文能专心治疗，他们接过了抚养跳跳的担子——有时会带孩子过来看她。真想好好地抱抱她啊，可是她一点力气都没有，她让孩子久久地趴在自己的身上。她对他说：“吴凯，不要给孩子很多钱，要让她独立自主，要教她好的品质，改掉坏的习惯，给她最好的教育……” 她身上通了很多管子，进的和出的。仍然呕吐不停，什么都不想吃。有很多痰，不停地吐啊吐，一会儿就吐满一盆。有一天，她说想喝可乐。他买了给她喝。可乐从她嘴里进去，很快就从另一根管子流出来。她说：“可乐真好喝啊!”她过的是纯粹的嘴瘾，可是这已经是她唯一的享受了。 实在太痛了。肚子，脖子，脑袋……全身都是彻骨的痛。有些病人就是这样活活痛死的。为了止痛，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去做了伽马刀手术。几天后出现了可怕的后果：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这是多么残酷的打击。 可是她仍然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有说有笑。被践踏被抢夺的生命表现出来的是惊人的生存意志和高尚的情怀。她对他说： “吴凯，我听不见你说话，也看不到你了……你不要难过，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交流。” 他紧握着她的手。 “我说句话，如果说对了，你就在我的手心打个勾，如果说错了，你就打个叉。” 他在她的手心打了个勾，表示同意。 “好，那我们开始吧，”她说，“跳跳在不在这个房间里?” 他在她的手心打了叉。 “明天能不能让小姑父带他过来?” 他打勾。看她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他心都碎了。 2003年4月29日下午，她开始变得意识模糊。只有出的气。心电监护器上显示她的心跳越来越慢。 “赶紧抢救啊，医生!”他大声叫唤着。医生做了最后的努力。 “没有办法了。”医生说。 “一定要抢救啊!”他叫着。哪怕能让她延缓一口气也好。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医生非常坚决地告诉他。 她的心跳越来越慢，终于停止。她在医院煎熬了十个月，斗争了十个月，最后没有等到奇蹟。 对于未来的生活，她曾有一些计划：把城西的房子卖掉或者租掉，住到钱塘江畔去;再买一辆车，夫妻每人开一辆;每年出去旅游一次;买一台等离子电视机。
第28页 她12月9日出生于湖州，最后在杭州南山公墓安息。她在南山公墓的地址碰巧是12-9。父亲给她写了墓志铭： 志存高远，虚怀进取，求平生相伴才艺学问; 脚踏实地，平和诚恳，愿人间充盈至爱亲朋。 这是她短暂一生的写照。 2004年7月7日 【蝴蝶：王蒙印象】 秋天，青草泛黄，凉风习习。10月16日上午，刚下飞机的着名作家王蒙匆匆赶到了浙江大学校园。 王蒙到达浙大时，张抗抗作品讨论会的开幕式已经热闹地开始，大会按既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稍晚些的时候，王蒙在与会者的注视下静悄悄地步入会场。席间有几位来宾举起手掌，准备鼓掌欢迎，但是看到他脸上那副严肃的表情，就缓缓地垂下了双手。王蒙抬头瞥了一眼台下，然后沉默着，坐到主席台正中央那个事先为他留好的位置上。 王蒙喘息甫定，电视台的记者已经把摄像机对准了他，摄影记者响亮地按起了快门，大会主持人则很合时宜地宣布：请王蒙同志为本次大会致辞!略显疲惫的王蒙显然没作任何防备，他的喘气声被冷不丁递过来的话筒扩散到了各个角落，但是他随即屏气凝神，并且凭着良好的镜头感和分寸感开始即席讲话，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使用称赞的词语时毫不吝啬，可以觉出，他是一个有着透彻的智慧的人，有着极强的应变力，这也许是他与别的作家不同的地方。他的讲话只持续了三分钟，但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尚未落尽，王蒙就已恢复了严肃的姿态，变得不可捉摸。他摘下眼镜，开始漫不经心地阅读眼前的一份报纸，间或端起茶杯地啜上一口。大概感到有点热，他脱掉了外套，然后一边看报，一边小心地整理脖子上那条围巾。终于他把报纸放下，陷入沉思。坐在他左侧的徐岱教授(浙大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和他搭话，并递给他一张名片，他露出微笑。他朝徐岱教授连连摆手，好像在推辞什么，后来终于答应了，于是双方都复归于平静。会后大家才知道浙大准备邀请他和张抗抗担任客座教授，开幕式即将结束时，浙大一副校长宣布了这一消息。消息宣布完毕，校长大人把右手伸到坐着的王蒙面前，想握手以示庆贺，结果王蒙愣了一下。他有点心不在焉。他好像还没从某些矛盾中完全超脱出来。 从此刻的王蒙身上显然已捕捉不到青春的浪漫和激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熟、冷峻的王蒙。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3年)的《序诗》中，十九岁的王蒙踌躇满志，他热烈地吟咏道：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这种纯粹的理想主义如今已不复存在。五十年代，王蒙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结果被打成了“右派”，被流放到新疆伊犁。一晃就过去了20年，他学习用一种较为务实、客观的眼光审视现实问题。然而事实表明，他做得还不够。他继续栽跟头。理想主义在他心中太根深蒂固了，这让人非常苦恼。去年夏末，王蒙创作了一首题为《秋兴》的长诗，作为散文集《我是王蒙——王蒙自白》一书的序诗，它的起句是： 昨日蝉鸣如海啸， 今夕蟋蟀啼伤调。 这是一首长达一百二十八行的古典式诗歌，愁绪满怀的作者在诗中抒发了一种古典式的伤秋(季节之秋?生命之秋?事业之秋?)之情。在《秋兴》中，年过花甲的作者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怀疑，并完成了一次淋漓尽致的自我宣洩。不过，诗中的王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王蒙。我们观察到的王蒙沉默、理性、机智、稍稍有点架子、言谈得体。他是文人，但有时又给人入世很深的感觉。 王蒙没在开幕式结束后的中餐上露面。人们伸长脖子搜寻他的身影，但是毫无结果。他仿佛突然消失了。直到当天下午三点钟，他才再次出现在花家山庄的会议现场，张抗抗作品讨论会正在继续。王蒙坐在中间，依然保持着旁观的姿态。他的目光常常停留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五点多，会议告一段落，王蒙接受了电视台记者的简短採访，然后又迅速地消失了。整个晚上大家都没有看到他。也许只有会务人员才知道他那诡秘的行踪。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被省里的领导请走了。 第二天，也即10月17日，王蒙整天没有出现在讨论会现场。早晨他对陪同人员说，你们都不用陪我了，我一个人出去走一圈。他果真一个人出发了，他以惊人的兴致和毅力徒步穿越了花港公园，穿越了苏堤，穿越了孤山和白堤(我们事后才知道这件事)。这是一次漫长而孤独的旅行，作家王蒙再次让一些人感到不可捉摸，感到无比惊讶，它使人想起他的一段话：“我的一篇小说取名《蝴蝶》。我很得意，因为我作为小说家就像蝴蝶。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腰。你扣住腿，却抓不着翅膀。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知道王蒙是谁。” 但是我们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这次旅行恰恰透露出了王蒙个性中最为真实的一面。它表现在《秋兴》中，也表现在《春之声》《布礼》《活动变人形》以及《踌躇的季节》等众多的小说中。王蒙并不像他自已所说的那样是个令人费解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喜欢沉思、风景和创造的作家、他与那些喜欢前呼后拥的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智者，是作家、红学家兼批评家，是最大胆的现代艺术的实验者。他骨子里仍是一位不断自我完善的真诚作家。 这一天的夜晚，王蒙在徐岱教授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浙大校园，因为他答应匀给浙大学生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浙大影视厅里，王蒙把这一个小时掰成了两半，一半用来发表即席演讲，一半用来回答听众提问。六百多位闻讯赶来的学生在此领略了什么是幽默和智慧，并且圆满完成了对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的集体採访。讲台上的王蒙机智、自信而胸有成竹。他面无表情，但是声音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他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但是连最狂放的笑声也不能打动他的表情，他的面容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这又使人想起那首令人心动的长诗《秋兴》，在这首诗的末尾，那个最真实的王蒙动情地咏道： 花甲之年拨心曲，遥想读者泪如雨! 1998年12月23日 【蔡天新的左右脸】 1977年的高考改革照亮了人们心头由来已久的黑暗。可以考大学了，生活又有了目标了。 十四岁的蔡天新似乎还是个懵懂顽童，数学是那样的遥远，他从来没想到过数学将是他一桩要成就的事业。在严厉的父亲的命令下，他开始埋头于功课，从父亲的眼中，他知道大学是他首先必须抵达的目标，但是他实在不懂上了大学，生活又能改变多少。 就在那个时候，蔡天新阅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当年这篇具有启蒙意义的文章像一束强烈的光线，它告诉人们理想是什么，科学又是什么。刚刚告别童年时代的蔡天新被刺醒了，他灵魂中沉睡的部分被激活了，他觉得他应该走陈景润这样的路。1978年，他参加高考，在高考志愿表上填下“山东大学数学系”，并被录取了。
第29页 哪怕在今天，蔡天新那种说做就做的性格也要被一些人认为是天真的，头脑发热的。不过，它反映出了蔡天新身上某种异常热烈的气质，日后这些气质将会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它们将会是非常显眼的，而且与陈景润、杨乐他们截然不同。 蔡天新成了一名少年大学生，他从家乡黄岩出发，走上了北上求学之路。这一年，他第一次看见了火车。他学的是控制论专业，这与他日后的研究方向——数论风马牛不相及。虽然这时候他已确立了要成为一位数学家的理想，但是他并不努力。少年人的习性使他的学习、生活变得散漫无序，上课思想经常开小差，课外疯玩足球。他是那样的小，以致回家的时候连火车都挤不上。于是他就立在站台上哭泣。列车员查看了他的学生证，打电话到山东大学数学系，指责他们怎么可以让一位十五岁的男孩独自乘火车回家。列车员在电话中没提男孩的名字，数学系领导通过查找，怀疑是蔡天新。下学期开学的时候，老师向蔡天新问起这件事，但是蔡天新否认了。 他还参加了学校的冬泳队。假日里四处游玩。也许是与班里同学年龄相差太大的原因，大部分时间他都踽踽独行，眼睛里充满着青春期的忧郁。他的头发有三分之一变白了。到大学毕业，他连班里谁与谁恋爱都不知道。 他的少年天才很快就被发现了。大学二年级，他被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的助手看中，加入了从全系挑选出来的20名学生组成的小班，由潘承洞开小灶学习数论。20名学生不断筛选，一年以后只剩下了四名，不久又只剩下了两名，经过考试，这两名学生成了潘承洞的硕士研究生，蔡天新就是其中之一。1984年，蔡天新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一类数论的均值估计》，发表在《科学通报》上，它将当代数学大师pall erdos的工作作了实质性的改进和拓展，被收入美国数学会的《当代数学》丛书第77卷。1987年，蔡天新在潘承洞院士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那年他才二十四岁。 毕业了，蔡天新返回了家乡浙江，在杭州大学数学系担任一名年轻教师。这时候的蔡天新黑黑壮壮，满脸络腮鬍子，但是他依然是柔弱的。对于这个社会，他仍然知之甚少。虽然在十五岁上大学那年，他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旅游，几乎在所有的假期里他都要出门远行。大学毕业时，他的足迹已遍布中国22个省，单单北京就去了七次。但这种旅游充满着少年人的浪漫情调，更多的是出于他的内心的冲动和对自然的热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旅行是偏执而虚幻的。只有当他回到杭州并且成为一名必须自己谋生的教师时，他才开始意识到很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他得谋生，得设法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一些，得面临爱情，而爱情的连锁反应是婚姻，最棘手的是如何对付周围的人群。这一切都是新问题，大学时代随心所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蔡天新博士显然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点，他照样一意孤行，想说什么就说出来，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自我感觉。这势必会惹出麻烦，被人议论。这给他带来苦恼。 数学研究在继续，在学校分配给他的那间14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他认真研究着整数特别是自然数的性质，他相继完成了《数的几何》《指数和估计》《相邻素数差》《多项式表素数》《任意数域上理想集中的加性函数》等重要论文，它们发表在国内外一些重要刊物上。他的工作保持着世界上的一流水平，被前数学学会王元院士誉为“很有实力的年轻的数论学家”。他开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国家教委留学归国人员和浙江省自然科学等多项基金。 如果就这样一直发展下去，蔡天新博士将会成为一位很纯粹的数学家，陈景润、张广厚以及他的导师潘承洞将是他的楷模。但是蔡天新不是这样。他灵魂中的热烈部分在环境的刺激下又燃烧起来了，而数学需要冷静与理智，他的情感需求比常人更加强烈。 他开始迷恋上了跳舞，这可能是对学生时代生活的补偿。虽然他的舞姿不算优美，但他的许多即兴舞蹈，诸如四步舞、拉手舞等倒是令人耳目一新，这也体现了他个性中热衷于创造的一面。他酷爱古典音乐，并因音符的触动而热爱上了现代诗——也许诗歌比数学更贴近他的个性，换种说法，他身上具有更多的诗人气质。他开始发疯般作诗，在诗中赤裸裸地表达他的青春的冲动。他的少年白头重新变黑，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相继出版了诗集《梦幻的彼岸》《梦想活在世上》。 1993年，蔡天新博士作为一名交换学者访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访问期间，他被聘为该校第一位亚裔客席教授，用英语讲授两门数学课程，师生们对蔡天新博士表现出了相当的尊敬和欢迎。学期结束后，大家尽情挽留他，并替他办好了延长签证的手续，但是他还是于1994年秋天如期回到了中国。在美国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利用假期游历了美国各地，并诗兴大发，完成了一本《美国，天上飞机在飞》的诗歌小册子。以后他相继游历了西班牙、摩纳哥、法国等十个国家。 蔡天新博士每次都能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在这里，我们不能妄加猜测他的动机。我们大致只能捕捉到他思想的一些蛛丝马迹。和老一辈归国科学家，比如钱学森、华罗庚、童第周等人不一样，蔡天新在国外的真正角色往往是一名旅行者和访问者，而不是居住者或求学者。他在国外漂浮时，根一直留在国内。回到国内是他精神的需要。他回到了这块土地，就像他那快乐而孤独的旅行一样，是他诗人气质的集中体现。更何况，诗歌也有它自己的乡音，诗歌散发着它的出生地的泥土的芳香。对于蔡天新来说，寓居国外得冒着中断写诗的危险，这简直要命。 下面这件颇具意味的事情发生在去年7月，蔡天新代表中国到西班牙出席第19届欧洲数论会议。会议结束后，蔡天新开始游历欧洲。他想前往义大利，但是义大利边界对中国人仍然关闭。于是，蔡天新就躲过警察，偷偷地熘上了从蒙特卡洛去义大利的火车，在义大利北部小城文蒂米利亚待了好一会儿，然后返回蒙特卡洛吃早餐。这次短暂的义大利之行可称得上一次小小的历险，并带有孩童游戏的味道。这种事情只有诗人与流浪汉才做得出。 现在的蔡天新博士是一位年轻教授，居住在杭大西溪河南的寓所里。通常，他都坐在他的书房里，书房很小，书架上堆满了书籍，左边的一半关于数学，右边的一半关于诗歌，中间放着一只地球仪。有时候你看蔡天新那张黑黑的脸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仿佛他的左脸写满了阿拉伯数字，右脸写满了汉字。难以想像这两种极端形式的符号能融进他的脑子里，你甚至可以想像汉字与阿拉伯数字在他脑中搏斗的样子。正对书桌的墙上贴着一幅漫画，画的是大嘴大鼻的蔡天新博士，这是他游历巴黎时用一件印有“杭州大学”字样的文化衫作交换，让一位街头艺术家画的，画家本来要价100多法郎。像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不太可能有这种商业才能。
第30页 和蔡天新博士面对面坐着，时间久了，会有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他说话常常欲言又止，仿佛隐藏着某种玄机。如果你深究下去，他就会动手去翻文字材料，然后告诉你他想讲的都在里面了。于是你仔细看那材料，却很难发现什么。而整个书房却一片寂静。看着那堆满地板的书籍稿笺，再看看眼前这位数学家、诗人，聆听着窗外那淅淅沥沥的雨声，你会发觉连时间都凝滞不动了。 1998年7月 【离家】 刚刚工作后的每个星期天，我都回家去。每次，我朝家乡走近，弯过那个山角，看见村庄，也就看见了母亲。母亲站在屋檐下，朝大路上张望，我一出现，父亲就从门里闪出来，站在母亲身后眺望大路上的我。我就这样，在父母目光的庇护下，朝家一步步走近。 我第一次离家去读书的时候，父母还很年轻。十五年后，我大学毕业，父母头发都白了。我被分配在家乡的县城上工作，离家只有二十公里。 “这下好了，离家这么近，能吃到家里的枇杷了。”夏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第一天，父亲就这样对我说。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父母种了八十多棵枇杷树。家乡的土壤非常适合枇杷生长，结出来的枇杷又大又甜。父母知道我喜欢水果，每年初夏枇杷熟时，就托人写信给我，信末总要问一句：回不回家?路这么远，我自然是回不了的。这一点，父亲其实比我还清楚。那时候，我天天想着逃课，想着回家。 星期天我待在家里，陪父母说话。枇杷是大家说不完的话题。冬天里，枇杷花早早地开了。春天一到，枇杷果子一天天大起来，我们也就更加频繁地谈到它，谈它的栽种、嫁接、修剪，谈它的开花、结果、收穫……天气好的时候，我跟父亲到枇杷林去。我们天天盼望着果子成熟。 我大学毕业，在离家这么近的县城工作，在父母看来，真是有说不完的好处，能够回家吃枇杷是众多好处中的一个。因此，当半年以后，我提出准备离开这里到北方去的时候，父亲一声不吭，母亲则显得很忧郁。我说：“到北方去，我的境况会更好些，日子也会更有奔头，那边有我的朋友，他们会帮助我……”我只顾自己说着，没注意到父亲脸色变得很阴沉。后来，他站起来走开，我听到了他那滞重的脚步声。我知道我给了他们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我是决定了要走的。我要再次离开家乡。谁都挽留不了我。5月，草长莺飞，整片大地都是绿油油的。我辞去了县城的工作，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好，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把它们运回家。母亲仍然站在屋檐下，眺望着大路上的我，过了一会儿，父亲也走出来，他们在阳光下显得颤颤巍巍的。我拎着大包小包朝他们走近。 母亲哭了。 整整一天，父母亲都没有说话。晚上，大家早早熄灯，睡觉。黑夜非常漫长，我在黑暗中倾听着父母的呼吸，倾听着自己的心跳。许多念头在脑海里飞逝。父母或许是对的，他们也曾年轻过，也曾像我这样背井离乡，然而他们却回来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息。 第二天，我们早早起来。父亲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补一只竹篓——父亲年轻时做过几年流浪异乡的篾匠。篾片在父亲的手中飞舞，早晨的阳光照在他的一头白发上。父亲说： “你一定要走，我也不拦你。” 我认真听着。过了老半天，父亲才说出第二句话： “再过一个星期枇把就熟了，你到那时再走吧。” “北方的朋友在等我，今天晚上我就得走。”我说。 “今天晚上?”父亲神情黯然，说完又低下头，继续挥舞着篾条。 下午，我在收拾行装。我准备就背一个包。母亲在楼下叫我。我匆匆下楼。父亲额头冒汗，指着地上满满一篓枇杷，对我说：“你吃吧，年纪轻，可能不怕酸……” 枇杷还没成熟，表面长满细细的绒毛，煞是好看，但是颜色还是青的，只是在尾部才露出一点微黄。我捡了一个，剥开来吃。很酸，我皱紧了眉头，我从未吃过这么酸的东西。 “再过个把星期就好吃多了。”父亲说。 我又捡了一个。这一个比刚才的还酸。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想我这次走后，不知道哪年哪月能回到家乡。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无法听从他老人家的告诫，我要远游，而且前途凶险。想起父母辛苦一辈子，还得在孤寂中过完此生，想起父母对我的爱，我的泪水便像泉水一样汩汩流出。我几乎要哭出声来。 “你怎么啦?”母亲关切地问我。 “没什么啊，味道很好，”我继续吃枇杷，看见母亲的眼圈红了，我又补充了一句，“酸了一点。” 1995年8月 【如此欢乐童年】 冬天真是可爱的季节。河水干了，我们在河床上随意奔跑。阳光照射在光秃秃的栗树枝丫上。泥土路上偶尔会停着一只缩着脖子的小鸟。树林里积着厚厚的柔软的松针，我们嬉戏着、追逐着，一直到天色彻底暗下来。 冬天里，最难熬的是漫长的夜。黑夜一到，整个村子便陷入寂静。我们无处可去，上床睡觉成了唯一的选择。窗外，寒风舔着屋顶的瓦片，我们躺在被窝里，冻得瑟瑟发抖。床是由几块木板拼成的，草蓆满是破洞，旧棉被像石头一样坚硬。我睡不着，每天都盼望着天亮。天一亮，一切都会好起来。 公鸡一报晓，爸爸妈妈就早早起来，下楼干活。我缩在被窝里，聆听着楼下石磨的转动声和他们轻轻的说话声。当早晨熹微的晨光透过窗户的缝隙，照在我脸上时，我睁开眼睛，细细观察这可爱的光亮，然后一骨碌爬起。新的一天就这样不慌不忙地到来了。这有多好。 每次，我总是匆匆吃罢早饭，搬一把小竹椅坐到门外。此刻，太阳像冬天孩子的脸，红彤彤的，悬挂在屋前的树梢上。我从猪舍里抱来一捆稻草，脱掉破军鞋，露出两只冻得通红的光脚丫，然后用稻草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这样就暖和多了。太阳逐渐飞离树梢，升到空中，并且变得炽热起来。阳光穿透身上的粗布单衣，抚摸着我的皮肤，驱除着夜晚滞留在体内的寒意。碰到阴天，我们就在屋子里烤一会儿火。 身体稍微有点暖和，我们就开始活动。我们把椅子搬回屋内。大家聚集在一起，在院子里、打麦场上、田野里奔跑。我们有玩不完的花样，有些是从亲戚那里学来的，有些则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滚板子、拼四角、打不死、跳房子……所有这些，都像衣服、鞋子、棉絮一样给我们带来温暖。它们就是我们用来取暖的火，同时还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每次，我们总是玩得汗涔涔的，浑身冒着热气。我们玩得最多的是高跷——冬天里，我们穿着妈妈给我们纳的新布鞋，捨不得踩到地上，就骑着高跷走路。高跷要自己动手做。做一副高跷所需要的东西不多：一把柴刀、一把凿子、两根擀面杖粗细的圆木、两块厚木板。最好再来两颗钢珠，安在高跷脚上，这样，高跷踩在石板上就会发出“嘚嘚”的声音。多么悦耳啊。做一副又牢固又好看的高跷不容易，时间要花好几天，搞得不好手上要添几道伤口，还会招来爸爸妈妈的一顿臭骂。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天里，拥有一副高跷等于拥有了一个伙伴，我们踩着它走街串巷，在雪地里赛跑，有时候，我们一整天把它扛在肩上。高跷让我们的冬天过得美满。
第31页 白天总是很快就过去。夜幕像往常一样徐徐落下，除了从哪户人家传出的小孩的啼哭声，除了下雪天雪花坠地的温柔的声音，寒冬的夜晚一片沉寂。我们随随便便吃过晚饭，早早提一盏小油灯上楼睡觉。小油灯的火苗摇曳不停，有时候看它几乎就要熄灭了，我赶紧用手遮着它，让火苗重新蹿起。我缩在被窝里，看着床前的小油灯，久久无法入睡。小油灯散发着温暖的光亮，它们是多么慷慨啊，要是能让它一直点到天亮那该多好，可是没有那么多的灯油。隔壁房间的妈妈用那种疲惫的声音提醒我：小油灯该吹灭了。每次，我总是要等到母亲说第三遍的时候。 然后小油灯就吹灭了。黑夜覆盖上我的脸。整个世界都陷入黑暗。快睡吧，我默默劝说自己，快睡吧。睡着就好了，不久就会天亮。 1996年5月 【十八个梦或碎片】 1999年3月10日　星期三　委屈的母亲 我正在单位十楼的阅览室里看书，妈妈来了，后面跟着爸爸。妈妈穿着一件白色的貂皮大衣，大衣很长，一直遮到膝盖。妈妈一看到我，就开始哭泣，因为我没去长途汽车站接她。“我们等了那么久，你都不来。你肯定把给我们忘了。”妈妈说完，又开始“嘤嘤”地哭泣，像个受了莫大委屈的小姑娘。出现了这么大的疏忽，我很自责。我的右手从妈妈的后背绕过去，搭在她的肩膀上。可是她越发委屈了，哭声越来越大。整个阅览室的人都开始注意我们。他们的脑袋从报纸后面伸出来，嘴巴张成圆圈，惊讶地看着我们。 1999年3月11日　星期四　安葬自己 我死了。我流着眼泪把自己装进一个像棺材一样大小的盒子里。然后我把这个大盒子夹在腋下，跑到山上安葬。我找了很多地方，可是每当我把棺材放下去的时候，一阵狂风便会突然颳起，把棺材的盖子掀掉，露出我那可怜的，一点都不能动弹的躯体。我悲痛欲绝，只好去寻找另外能够避风的地方。我夹着这具装着自己的棺材在山间跋涉，我很累，几乎要再次死去，可是我想，一定要挺住，一定要找到安葬自己的地方，那里一年四季都很平静，没有风。 1999年6月24日　星期四　手心尤物 我左手的手掌心长了个水泡，米粒那样大小，非常光滑。我用右手的手指轻轻地抚摸它，感觉到它有着翡翠般的诱人的质地。“真是个尤物，”我久久地注视着它，不由得发出了如此的感嘆，“我的生活将变得非常丰富，因为我随时都可以观赏这个美丽的宝贝——只要我举起自己的左手!”我不停地抚摸这个宝贝，不停地亲吻它，可是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细微的情景：这个小水泡正在慢慢地变大，它以一种几乎看不见的速度向四周均匀地扩展。开始我只是有点担心——我还指望它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呢。可是越到后来，我就越害怕：它向外扩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从手掌的中央向四周迅速蔓延，开始它像颗米粒，不一会儿，便变得像一颗黄豆那么大，又过了一会儿，它长成了桌球，鼓鼓的，晶莹透亮，像成熟的果实一样——它使我恐惧。我手足无措，徒劳地想阻止它对四周皮肤的侵略。可是它是那么有力量，有韧性，摆出的是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很快，它长成了一个馒头大小的东西——是的，现在我管它叫“东西”，它是那么难看，像被吹鼓起来的母鸡的胃，透过那层皮，我看见了里面赤裸的肌肉，还有正在流着血液的血管。此刻，我心急如焚，这样下去，水泡将会蔓延到我的全身。我一点办法也没有，眼巴巴地看着这个可怕的“尤物”。这时，我听见了一声清脆的爆裂声：水泡像气球一样炸开了，水泡的碎屑和血水四处飞溅，我的手掌顿时变得血肉模糊。“我该怎么办呀，我的手变成了如此模样!那爆裂的、飞走的可是我身上的皮!我用什么来修补它呢?”我差点要哭出来了。 2000年1月22日　星期日　少年的遗书 刚刚下过一阵雨，我和两个大学时代的朋友(好像是金旭光和陈早挺)去爬山。这座山就在我老家房子的前面，树木茂盛，但是因为刚刚砍过柴，地上光秃秃的，只留下一些被削得尖尖的柴根。我发现地上有很多刚刚破土而出的蘑菇。“快来采啊。”我叫道，“这是真正的野生蘑菇，味道非常鲜美!”朋友也愉快地加入到采蘑菇的行列中。但是他们分不出哪些是可以食用的，哪些是有毒的。于是我就教他们如何分辨。 我们各自散开採蘑菇。我们把所有的衣兜都装满了。 这时，我发现地上散落着许多一元硬币。我像采蘑菇一样把它们一枚枚地捡起来。我捡了许多，全都塞进衣服的口袋里。硬币像蘑菇一样多。在一个树根被挖掉的凹陷处，我发现了一张十元面值的纸币，我把它捡起来，发现它的下面是一张一百元钱的纸币。我把它也捡起来，结果发现下面还有百元大钞，而且不止一张，我数了数，发现至少有七八张。我全部捡起来，放进腰包。但是，我发现地上还有一封信。 这是一封可怕的信，满纸都是绝望的语言——说得更确切些，这是一封绝笔。写信的人是一个少年，他好像有许多的烦恼解不开。这是一封很久以前就写下的信，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这封信一直在露天的环境下居然保存得这么完好。我不知道这个少年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像他在这封信中所说的那样，那毫无疑问，他早已作古了。所有这些钱都是他扔在这里的，他原来好像想用这些钱办件事。 我是不该拿这些钱的，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少年是谁，他是否真的已经死了。 2000年4月1日　星期六　蚂蟥 我走过一片荒野，碧绿的野草一望无际。大概是在清晨，野草上布满了露水。草不是很长，但是非常茂密。我一路走着，让我发慌的是，我的双手好像变长了，总是要甩到湿漉漉的草上，当我举起双手时，我看见上面叮满了蚂蟥。这真是一种非常噁心的动物!最小的像一颗黑米，最大的像根筷子，密密麻麻地叮满了我的手指。我慌乱地扯掉它们，把它们丢得远远的。它们是那么柔韧，滑腻，长吸盘的一端牢牢地叮在我的肉上，另一端悬在空中快乐地伸缩着。真是噁心啊，我强忍着要呕吐的念头。我摆脱掉它们，忧心忡忡地继续走路。可是我仍然无法让自己的双手不碰到草丛。当我再次举起双手察看的时候，我发现双手又叮满了蚂蟥。我再次满怀着噁心和恐惧，一条条扯掉它们。然后继续赶路，可是双手……那可怕的一幕再次出现了……这样周而复始。 2000年4月24日　星期一　牙床先老 我反覆地做着这个梦。每逢星期天的晚上，这个梦便准时地光临。我有许多颗牙齿都松动了。我像一个牙医似的，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其中的一颗，想轻轻地摇动它，可是这颗牙齿却快乐地离开了牙床。我捏着这颗牙齿，心脏因为害怕而剧烈地收缩：这可是我的年轻的牙齿啊，这么说掉就掉了。我急急地把它安回牙床……情况不是很坏，因为它居然在牙床上重新生下了根。我小心翼翼地扶着它，不敢摇动它。后来我移开手指，摸了摸其他几颗也已松动的牙齿……我的心立刻又揪紧了，我发现这些牙齿其实早已脱离了牙床，我满怀恐惧，像捡一枚枚小石子似的把它们从口腔里捡出来，连同刚刚安回去的那颗。整个口腔顷刻间空空如也，就像个老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一点都不感到疼痛，整副牙床好像是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模型。只是当我想到自己还是那么年轻的时候，心头便升起了一股无法排遣的悲哀。
第32页 2000年9月28日　星期四　暮色低垂 我走进一座宽敞的房子里，透过四周的立地玻璃，可以看见屋外的景色，那是一片旷野，茅草在风中摇摆着。时间好像是正午，但是没有太阳，倒好像已经到了黄昏。我的脸紧贴着那低垂的暮色，它缓慢地朝我逼近过来，隔着那层厚厚的玻璃久久地和我亲吻。 2000年9月30日　星期六　抽象父亲 我步行到银泰七楼去吃烧烤的时候下起了雨。 小潘已经等在那里，他坐在圆形烧烤台前，用吸管喝一杯可乐。他向我挥挥手。 他给我也要了杯带盖子和吸管的可乐，开口说话了：“有些事情，真是想都想不到……” 我还以为他说的是和女友分手的事情。 小潘说：“我爸去世了!” “啊。”我说不出话来。 小潘说：“我爸还只有48岁。在村里所有人的印象中，他身体好得不能再好，非常壮实，非常能干活，他的气色永远都是那么好，可是谁能想到呢，他就突然去世了，一点预兆都没有。那天夜里，我爸用力抓了我妈一下，把她抓醒了，她还以为他在做梦，就摇他，想把他摇醒，可是他一动不动。我妈把灯打开，看见他的两只眼珠已经凸了出来，血从眼眶中流出来。已经没有呼吸了。我弟弟赶紧打了120，救护车十分钟后就赶到。虽然爸爸已经不行了，妈妈和弟弟还是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医院也回天乏术啊。医生说我爸大脑里有一根血管特别薄，特别容易破裂，可是这是你永远无法事前知道的事情，因为他的身体看起来是那么的好，谁都料不到他会这样。他去世的前一天还给我打了个电话，叫我国庆节回家。他非常高兴，声音听起来也非常健康。可是谁能想到呢?我妈到现在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看她是要被击垮了。这对她来说是多么残酷，他俩的感情非常好，从来没吵过架。现在突然发生了这样要命的事情。我妈在想，为什么他就这样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呢，连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连为他花点钱的机会都不给。他就算要走，也应该躺一段时间，让每个人都有点心理准备，为他尽点力，尽点心，那也比现在这样好一百倍。以前我听过一对夫妻的故事，丈夫是计程车司机，他们的感情也非常深厚，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对以后的生活，他们连丝毫的阴影也没有。可是有一天晚上，丈夫被歹徒杀了，死得那么惨。谁能料到呢?就像我父亲，他和我妈的感情是那么好，这在整个村子都是有名的。他还乐于助人，是个热心肠，有非常好的口碑。以前他做得比较辛苦，近几年家里的境况一天比一天好，尤其是今年，我事业有成，弟弟也大学毕业了，我还给他找了个挺清闲的工作。可是，当你看到一切都已好转，一切都已接近圆满的时候，人生最大的悲剧却发生了，让一切都变得非常虚伪。一个活生生的父亲，就这样不存在了，送葬的时候我想，从此以后，父亲就变成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了，我只能想，而永远都无法真切地感受他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料到这一步啊!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流过眼泪……我今天刚从家里回来，因为单位里有点事，我想过几天再回去，在家里过国庆节，然后把妈妈接到杭州住几天……” 2000年10月14日　星期六　放榜 我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是在自己的村子里。村长在村委办公室里通过高音喇叭向村民宣读孩子们的成绩。听说今年又是一个本村高考丰收的年头。二十多个本村的孩子参加了今年的高考。 我坐在自己的家里，仔细听村长的声音，生怕漏掉一个名字。我心跳得厉害。全家的人，都纹丝不动地坐在屋子里，他们的脸色一定比我还要凝重。 村长的声音是那么洪亮——真不愧是我们这个村庄的领袖。村庄周围的山脉应和着村长，使这个村子余音裊裊。当村长念到我们村子里孩子的名字的时候，他的声音也提高了一个八度，并且像电视里的男主持人一样故意长时间地设置悬念：“又有一个我们的孩子取得了530分的高分，这个孩子是……”我感觉我的心脏悬在高高的空中，快说出名字，我简直要喊出声来，快说啊，可是村长不紧不慢地，“……这个孩子是某某某!”一听到这个名字，我那高悬在空中的心脏便跌下来……哦，这真是一种煎熬啊，为什么我的名字到现在还没有，是否落榜了?想起这一点，我简直要窒息过去。 不久，红榜便公布完毕，村长像主持人一样向全村的人道了再见。我傻眼了，怎么没有我的名字?这怎么可能?我拔腿就向村委会跑去。一会儿我就跑到了村委，在村委办公室门口和村长撞了个满怀，他手中拿着那份成绩册。“怎么没有我的名字?”我大叫道，从他手中夺过成绩册。我捧着他，紧张地搜索着自己的名字。刚翻到第一页，我便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它就写在这一页的中间。“这不是我的名字吗?”我大叫道，“你们瞧，我考了个很高的高分：630分!”我拿着成绩册转身就向家里跑去。“我考上了!我考上了!”我一边大喊，一边飞快地奔跑，630分，这是多么高的高分啊!我清楚地明白这个分数的意义：有了这个分数，我就可以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之间随便选择了。我会选择哪一所大学呢?哦，这是根本不需要考虑就能得到答案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北京大学，它可是我天天梦想的大学啊，以前我读的那所大学有什么用呢?我简直白过了四年，一点东西也没学到。现在，现在我可又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了!谢天谢地! 我兴沖沖地跑进家门，立刻愣住了：父亲铁青着脸站在那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好像完全知道我刚才的心理活动似的，我还没有完全站稳，他就大声吼道：“还读什么北京大学!”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一听到这句话，我便已经完全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你已经读了四年的大学，已经参加工作，已经开始赚钱了，还读什么大学啊!这简直是强盗逻辑，我气愤地想，可是我连争辩的勇气都没有，只是感到无边地绝望正朝我包抄过来。完蛋了。 2000年11月8日　星期三　通往坟墓的吻 我和一位陌生的女孩面对面坐在一辆开往天堂的公交车上。车在黑暗中无声地行驶。她的两个膝盖放在我的两个膝盖之间。她把脑袋凑过来，吻了我一下，说：“我跟你讲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说：“好啊。” 她说：“昨天，我陪一个客户去宣阳，走到南山路的时候，你猜我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一男一女，在我们前面并排走着，看起来很悲伤的样子，男的女的都流着眼泪。突然，男的一把搂过女的，就在马路上打起kiss来，边走边打，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打了一会儿，松开了，继续并排走着，脸上仍然是一副悲伤的模样。走了几步，男的又一把搂过女的，女的呢，也一把搂着男的，又像刚才一样打起kiss来了，那个姿势啊，旁若无人啊。他们打了一会儿，又分开了，并排走了一会儿，可是，没走几步又……唉，就这样反反覆覆。你不知道，我陪着去的那个客户，是个男的，面对眼前这阵势，显得……显得，怎么说呢，反正是很窘迫的样子，左顾右盼的，眼睛也不敢看前面，我心里面真是笑都笑死了……”
第33页 我说：“他们一定迫切需要一张床。” “是啊，当时我也这样想，”对面的女孩说，“他们一副无家可归的样子，可是，我这样想的时候，他们走进了一家商店。我抬头看那商店，啊，我吓坏了，因为上面写着‘松柏长青’四个字!”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但是随即，我欣慰地想到：我们坐在开住天堂的车子上! 2000年11月9日　星期四　升棺发材 我和一些人——这些人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坐在一辆卡车的车斗上，沿着一条很窄的山间公路行驶着，迎面过来一支出殡的队伍，人人都戴着又高又尖的白帽，穿着白衣白裤。在队伍的中间，一群人抬着一具棺材，没有加盖。我用袖子遮住脸，我不敢看那副棺材，我们的车子经过的时候，他们让出一条路来。我看见所有送葬人的脸都涂成了白色，只露出黑洞洞的眼睛、鼻孔和嘴。 我们把这支送葬的队伍抛在后面，刚想松一口气，不料，迎面又过来一支出殡的队伍。不，不是一支，也不是两支，而是有很多支，他们一支接着一支，像白色的大部队朝我们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他们的穿着打扮和刚才过去的那支队伍一模一样，他们的脸全都涂成白色，唯一与刚才不同的是，当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扮起了鬼脸，他们的舌头伸得长长的，我们的卡车无望地在他们中间行进着，好像永远都驶不出他们漫长的队伍。有时，我甚至都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不是我们在前进，而是我们被他们推着，在节节后退。 2000年12月30日　星期四　生死界 半夜一点钟上的床，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再过一天就是新世纪了。一个女孩朝我走来，微笑着站在我面前，向我招手。她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我伸手抓她，可是只抓住一把冰凉的空气。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深夜的黑暗停滞在房间里。我翻来覆去，可是每换一次姿势，我的头脑就更加清醒，有几次我都觉得应该起床了，应该出门了，应该走到天底下去了。我不断地劝告自己，快睡着吧，快睡着吧，天都要亮了，把一切都忘了吧，生活又会重新开始。可是我睡不着，疲劳的眼睛开始疼痛。窗外一片黑暗。 迷迷糊糊地，我进入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中，我的身体也飘浮起来了。突然，我眼前一片亮堂，一束不知从哪里照射过来的明亮罩住了我，而且没有投下一丝阴影。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念头：要是我现在就死去，那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事放不下呢?还有哪些心爱的人得让我继续牵挂呢?我的灵魂，灵魂所寄居的躯壳，我的生活和梦，所有这一切，又有什么能比死本身所给我带来的乐趣和解脱呢?哦，我要飘起了，像一粒灰尘。 2000年12月31日　星期五　求婚 我坐在一间教室里，自习功课。是那样普通的一间教室，有讲台，有黑板，有很多的密密麻麻的课桌和条凳，就像我中学的教室一模一样。除了我，教室里还坐着另外一些人，不多，稀稀落落的。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坐在和我相距三张桌子的位置上，她的面容我已经不大记得起来了。她的身边，站着一位四、五岁的小女孩，久久地盯着我看。后来，她噔噔噔地朝我跑过来，嘴里还嚷嚷着：“我要嫁给你，我要嫁给你!”我吓坏了，抽身便跑，可是整个教室居然是一个密闭的匣子，一扇门都没有。我在教室里逃窜，不时地翻跃桌椅。小女孩紧紧追在我的后面，每次总是差一点就抓住了我。她每跑几步，嘴里就大声地嚷嚷：“别跑，我要嫁给你!”她显然很着急，我看她都要哭出来了。她的脸红彤彤的，眉头蹙成一团，一副很委屈很生气的样子。可是她越这样，我就越感到害怕。我没命地逃跑，像丧家之狗。我气喘吁吁。让我感到非常诧异的是：整个教室里的人都在认真地做功课，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我们的动静似的，或者他们听见了，却根本不当成一回事，而把它当作一个无关紧要的儿童游戏。 2002年2月20日　星期三　天空 我躺在下城体育场的草坪上，仰望天空，它高远而辽阔。体育场周围的建筑低矮而卑微，但是因为我仰躺着而没有进入我的视野。我只看得见辽阔的天空。它覆盖着大地，无声无息。它没有烦恼，没有伤痛，像一块透明的无穷大的白纱，远远地包裹着我。我突然觉得什么都不可怕了，包括死——当我死去的时候，我不也就这样长眠在地下吗?我根本用不着看那污浊的大地，我只须仰望天空就行了。在那高远的、无限的虚空下面，渺小如我，还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呢? 我想起《战争与和平》里的一段文字，写的是安德来公爵在战场上躺倒时眼前与脑海中的情景： “‘这是什么回事?我倒下了吗?我的腿站不稳了，’他想着，并且仰着跌倒了。他睁开了眼睛，希望看见法兵和炮兵的斗争是怎么结束的，想要知道红发的炮兵是否被杀死了，大炮是被夺去还是安全了。但他没有看见任何东西。在他头上，除了崇高的天，虽不明朗，然而是高不可测的、有灰云静静地移动着的天，没有别的了。‘多么静穆、安宁、严肃，完全不像我那样地跑，’安德来公爵想，‘不像我们那样地奔跑、喊叫、斗争;完全不像法兵和炮兵那样的带着愤怒惊惶的面孔，互想争夺炮兵帚——云在这个崇高无极的天空移动着，完全不像我们那样。为什么我从前没有空虚崇高的天?我终于发现了它，我是多么幸福啊。是的!除了这个无极的天，一切都是空虚，一切都是欺骗。除了天，什么、什么都没有了。但甚至天也是没有的，除了静穆和安宁，什么也没有。谢谢上帝……’” 我还想起在同一本书中，托尔斯泰描写的彼埃尔所看见的星空： “天气寒冷，天色明亮。在污秽、昏暗的街道上，在黑色的屋顶上，是幽暗的星空。彼埃尔只是瞧了瞧天空，他感觉到：和他的心灵所达到的高度比较起来，一切尘世事物是多么屈辱而卑鄙。” 2003年12月11日　星期四　叔叔 这个梦是我哥哥的。 “妈妈叫我赶紧去叔叔家看一下，说他家出事情了。于是我跑到门口，看见叔叔正挥舞着一把锄头，在埋他的小女儿云飞。云飞脖子以下的整个身子都已经埋在土里了，只剩一只脑袋在地上面。真是奇怪的一个梦。” 2006年2月26日　星期日　一块薄田 整间咖啡馆只有我和她对坐着，偶尔会有服务生走过来给我们添点水。她说： “曾经有人问我：‘如果有来生，你想做什么?’我回答：‘我什么都不想做。’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都空了，都寂灭了，这多好。为什么还要做人呢?这一辈子受的苦还不够吗? “弘一法师悟道了以后，写下了四个字：悲欣交集。他描述了剎那的境界。原先生命中珍贵的东西失去了。完全自由了。 “死了就没有了，不要来生，如果有来生，也不要做人、做物。什么都不做，一切都空了，那样最好。”
第34页 是啊，为什么要有来生呢。最好没有。可是一定要有呢?那就让我做一块薄田吧，不管哪里的。如果我肥沃，就长点粮食蔬菜出来;如果我贫瘠，就长点杂草吧——如果寸草不生，那也罢。没什么。 2006年6月27日　星期二　十三年 我好像还没有毕业，她也是。我跟着她去她的宿舍。也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走过来的。我们肩并肩地朝她的宿舍走去。这样的走路姿势能充分地说明我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这一点也正是此刻的我内心感到充盈的唯一原因。她的宿舍在一楼，明亮的走廊是完全敞开的，只是在外侧有一长熘和整幢建筑溶为一体的石椅，高及膝盖，可供休息。这种样式的椅子我只在公园里见过。 石椅上坐着一群她的同班男同学，他们朝各个方向坐着，有的还把一只腿抬起来搁在石椅上，看起来像一次悠闲的课间休息。他们微笑着，目光齐刷刷地看着我。我觉得我读懂了这些目光的语言： “这不是林煜吗，多年没见了。” “我知道你们俩当年的故事，你不成功，逃回了台州。” “这么多年了，你们终于能在一起了，替你们感到高兴啊!” 我内心充满着喜悦，就像浪子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我挥挥手，给他们一个灿烂的笑脸。 我跟着她，走进她宿舍的房间。那是一个上下铺共有八张床的房间，她的床在房间里面靠窗的位置。她在床沿上坐下，仰头看着我的眼睛，好像在等待我说出什么话。我知道，此刻她的心是属于我的，她并不需要我说什么动听的话，只是纯粹地想看我有什么话要说。我不管说什么，她都会认真地听。 我弯了一下腰。我想离她更近一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距离最后一次见到她，已经过了十三年，而此刻，我似乎已经不爱她了。 2006年12月21日　星期四　梦非梦 早上六点钟不到的时候，我醒了。可是我还在梦中。 在梦中，我到了他乡，遇见了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孔。在梦中，我认定他是我的一位故人流散到他乡的兄弟。可是那人坚决否认。 我醒了，阳光照在我的床上。梦中的那张面孔继续浮现。我隐隐听见他在对我说：“我不认识你啊，我也不是你说的那个人的兄弟。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记得我是这样回答他的：“这怎么可能呢?你们是那么相像，从长相到气质。你们一定是被一个共同的父亲造就出来的。也许你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自己的兄弟，所以你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我一边这么跟他说，一边在床上翻了个身，背对着阳光。我说：“你现在可以不承认，但是我会找到你的那个兄弟的，他一定比你知道更多的真相。” 我打开关闭的手机，看了一眼时间。早上六点整。 我忽然想起梦中人的那个兄弟好像就住在我老家的那个村子里。他的名字叫林智略，脸黑黑的，嘴唇很厚，是我的小学同学，听说他在临海城里开了间皮鞋铺，赚死了。 我越想越激动：我似乎无意中揭开了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真相。我想立即起床，去汽车东站，搭上回老家的长途汽车。 “太奇妙了!我居然做了这样一个梦!”我自言自语。我想再翻个身，再照照太阳。可是我突然想起曾经有人告诉我：你如果想记住梦中的细节，那么醒来的时候你绝不能翻身。否则你会把梦忘个精光，只留一片空白。 于是我躺着不动，开始回忆梦中的每一个细节。是啊，我梦见我到了他乡，我梦见自己走进了一间木头小屋，屋里坐着一位年轻人，长着一张让我感到非常熟悉的黑黝黝的面孔。 想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好像早就醒了。这个奇怪的故事，我已不知道哪一段发生在梦里，哪一段发生在我梦醒之后。 我这么一想，突然发觉自己只是在一秒种之前的剎那才真正地醒过来。我仓惶翻身，发现窗帘紧闭。房间里一片黑暗，根本就没有阳光。 ☆短篇小说 【一个复制人的一生】 出生 我不想说出我现在的名字，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是一个复制人。我克隆于2015年。我未足月就匆匆来到了这个人世。那是一个下雪天。我在产房的暖箱里待了两个星期，出来后落下了一种奇怪的毛病，那就是怕冷，老是冷得发抖，夏天里也是如此。因此我总是穿很多衣服。 我满四个月，大人抱我到派出所报户口。我留在户口簿上的名字是“王国华”。后来我自己把它改了。 孕育 户口簿户主的名字也叫“王国华”，以前我喊他爸爸，我懂事后，叫他“老王国华”。从伦理上和法律上讲，我想他应该是我唯一的父亲。 我的母亲是一位没有主见的家庭主妇，我在她的腹中孕育，但是我身上没有她的任何基因。我一点也不像她。 我的受孕过程有些特别。医生从老王国华的大腿上——听说那里的肉最嫩——提取了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含有形成一个新生命所必需的每一种基因原料。然后，医生将这个细胞植入我母亲的一个未受精卵子中。这个卵子早先已被除去了内核，所以对我没有任何基因影响。细胞和卵子融合后形成了胚胎。医生把它移入母亲的子宫内发育。八个月后，我出生了。在医学上这叫无性生殖，也即克隆。 我出生的时候，医院外聚满了愤怒的人群。他们投掷石块和雪球，把医院的门窗砸了个稀巴烂。他们是传统的卫道士，害怕复制人的出世会动摇现有伦理道德的基础。警察动用了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 老王国华 老王国华“生”(我想用这个字眼是恰当的)我的时候已经年过四十，是省里一个有名的阔佬，财产听说有好几亿。他的发迹是三十岁之后的事。三十岁之前，他蓬头垢面，是个做梦都在捡钱的穷光蛋。为了发财，他什么事情都干，杀人，偷盗，诈骗……他甚至想抢银行，有一次，他勾结同伙挖了一条通往银行的地道，挖到一半消息走漏，他只好逃之夭夭。 有了钱以后，老王国华开始精心地修起边幅来，白天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他热衷于做好事，大笔大笔地捐钱，因此在社会上的口碑很好，和他打交道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一到晚上，他就暴露出许多年轻时养成的恶习。他的身体因此很不好，不能正常地生育。 四十岁那年，老王国华决定克隆自己。老天作证，他这么做并不是出于爱，不是想生个儿子，而是出于一种极端自私的想法：他想克隆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躯体，希望自己的肉体消亡以后，灵魂还有寄居的地方，最终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他给我取了一个与他自己一模一样的名字——他内心从来都不承认我是他的儿子。他想“活”一百五十岁。他还想把我也克隆了，这样他就可以永生了。 童年 我长得确实非常像他，简直是从一个可怕的铸人模具中铸造出来的：小小的眼睛，小小的耳朵，小小的鼻子，只有嘴巴是大大的。嘴大吃四方，老王国华说。我像他一样贪吃，永远都是像刚从牢监中放出来似的。母亲一天的奶水不够我吃一顿，我经常饿得号啕大哭。我三个月时学会了吃饭，半周岁时学会了吃肉。“这小子有种，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老王国华兴奋得在屋子里窜来窜去，“越会感到饿，赚钱的欲望就越强烈。”我的脾气也像他，蛮横专断，时刻都在折磨别人。我的眼神也跟他一样，他能够一眼就洞穿我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一点乐坏了他。他以为他能控制我。
第35页 小时候，我对老王国华有一种好像是天生的依赖感。我喜欢被他抱着，喜欢屁颠颠地跟他跑。他教我吃西餐，看电影，分辨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女人)。有一次，他教我抽菸。我呛得直流眼泪。老王国华盯着我的眼睛，好像要钻进我的心里。他小心地问我是否尝到了那种味道，轻飘飘的很舒服的味道。我说尝到了。他像小孩一样高兴得跳起来。“这就对了，”他大叫着，“我也是这样感觉的!”他还教我喝酒，搓麻将。 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能捉摸他的想法——按照他的说法，这叫心心相印。 我七岁的时候，老王国华把我送进一所贵族学校里。但是一个星期后，他就把我接回了家。他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大概是怕我被学校教成另外一种人吧。 老王国华给我请了一位年轻的家庭教师。老王国华对她很严厉，经常指责她把我教坏了。事实上，她只是老王国华的传声筒。她按照老王国华的规定教育我。 有一次，老王国华郑重其事地在我的面前蹲下，双手搭着我的双肩，犹豫再三，他开口了：“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喊我爸爸了。” 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我似懂非懂。 学生时代 我十四岁的时候老王国华决定送我上中学。这对他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我必须接受更多的教育，必须在人群里学会生活和斗争的技巧，最后成为一只像老王国华一样百战百胜的老甲鱼。这样我才能成功地继承他的家业，尽情地享受他未享受完的人生。 离开老王国华到陌生的学校里去，这让我受不了。入学，这真是一场恶梦。我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从此结束了。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种东西被无情地抽空了。 我和老王国华的名字一模一样，这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无限的兴趣。他们四处打听，最后高兴地发现我是一个复制人。同学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多利”，它是上个世纪末英国那头克隆绵羊的名字。他们恶毒地建议我叫老王国华“哥哥”。他们经常在我面前讨论克隆问题，诸如如果克隆出一百个希特勒，世界会怎样?每次，我都愤怒地还以拳头。结果，我要么被打得鼻青脸肿，要么被处分。我有菸瘾，学校对我很头疼，经常在大会上叫我小瘪三，说我小小年纪就五毒俱全了。我的学习成绩很差，就像老王国华小时候那样。 我像老王国华一样天天逃学。起先我瞒着他，后来他知道了，想不到他非常高兴，说：“太好了!” 然后他盯着我的眼睛，像以前那样，小心地问我是否体会到了那种感觉，那种自由的快乐的感觉。他说他已经感觉到了。 “没有!”我愤怒地吼道，摔门而出。我第一次觉得他是多么无耻。 女朋友 我再也不去学校，整天泡在酒吧和舞厅里。看得出老王国华在暗暗感到高兴，因为他就是这么过来的。他经常跟踪我。我十七岁的时候，他给我物色了一个女朋友，自然是他最喜欢的那种货色。我十分清楚老王国华的卑鄙用心，可是，我无法拒绝。我生了一副跟老国华一模一样的德性。我就是他的可悲的影子。随着我的长大成人，我的外表也越来越酷似老王国华。 我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他人的复制品。我没有自我，这种想法使我痛苦。我天天借酒浇愁。 反抗 为什么我就不能成为我自己呢?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决定反抗老王国华的意志。 首先要反抗的是老王国华对我的基因影响。我长得跟他有点不一样。我到整容医院做了隆鼻术，割了眼皮。我还建议医生在我脸上划一刀，但是医生说什么也不同意。 我以新的模样出现在老王国华面前。他看着我，气得浑身发抖，半天说不出话。我没经过他的同意就在身体上动刀子，他简直要气疯了，很快就卧床不起。他感到绝望，因为我居然有自己的想法，居然能独立地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而他居然一点都没察觉。最要命的是，他的“复制品”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跟他决裂。他所有的心血都白废了。 我强迫自己改变性格。这很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为了让自己讨厌吃肉，我在烧熟的肉上涂了泻药。我吃得很少，很快就瘦了下来。我每天强迫自己去做好事，以改变自己骄横的性格。在众人面前我表现得彬彬有礼。我强迫自己喜欢以前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读书看报。我不再出入酒吧和娱乐场所，断绝了和所有女人的来往。钱是老王国华也是我最钟爱的东西——所以我决定恨它。我把成捆成捆的钱扔进了火堆里。我知道，这是一种很做作的恨。 出走 我反抗了半年，但是痛苦依旧。因为我反抗的其实是自己的天性，虽然它们都是从老王国华那里克隆来的，但是现在它们是属于我的。我很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可是我又不想重复老王国华。这真是一个两难。 我无力改变自己在社会上的复制人身份。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老王国华的复制品。老王国华已经老态龙钟了，人们在默默地等待他死亡的那一刻，并带着好奇心观望他是否在自己的复制人身上获得再生。 终于，我决定远走高飞。我要和老王国华，和这个家，和这个城市，和我的过去彻底决裂。我只背了一只行囊就走了，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包括病床上的老王国华。人都是要死的。 我来到了另一座城市——就是我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我隐姓埋名，想忘掉过去，过一种自在的生活。我做过鞋匠、苦力、保安、酒店里的男招待。后来我开了一间能餬口的小吃店。我不再恨钱，但也不把它太当回事。我觉得做一个正派人最重要。不能像老王国华那样。 我娶过两个女人，第一个女人只和我过了一年就跑了。她是嫌我穷。人各有志。第二个女人和我一直过到现在。她们都不知道我是复制人。这座城市的所有人都不知道。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已经七十岁了，我有时会回忆起那个老王国华。我对他仍然没有太多的感情，但是我感谢他给了我生命。 2000年2月18日 【有棵树叫杏梅】 一 小吉在的时候，我们经常到阳台上去。有小吉挽着我的臂弯，母亲就不用担心了。只要天气好，母亲就会允许我们走出房间。阳光会像一只美丽的蜻蜓一样落在我的脸上，并开始缓缓爬行。我尽可能使自己面对着太阳，这样，柔和的阳光就会一丝丝地钻透我的眼皮，这几缕被我眼睛感觉到的微弱的光线使我想起，有一个世界，阳光和雾漂浮在水面上，有只小鸟贴着水面在雾里穿过，小鸟的翅膀把阳光拍击成许多金银般的碎片，在雾里跳跃闪烁着。我这样想着，眼泪就出来了。 开始的时候，小吉天天安慰我，说我会很快好起来的，像从前那样，不用灯光也能走从家门到学校的那段黑幽幽的夜路。小吉说，老师和同学们都在等我回校。小吉身边的位置还空着，我回到班里，照样能和她同桌。有一次，小吉还带回了一句小胖子托的话，说小胖子很想跟我重新做个朋友。我听了很高兴，准备回校后也让小胖子揍我一拳，把我鼻子打出血。
第36页 小吉每天放学回家都要来看我。我们在一起玩些上学前天天玩的游戏。有时候，小吉也教我一些新的游戏，比如纸笛。就是把一张光滑的纸捲起来，在上边剪几个小圆孔，再贴几片草叶，就能吹出很动听的音乐。我使起剪刀来不方便，小吉就坐在我身边把着我的手。小吉也给我讲些学校里新发生的事，教我她刚学的新字和算术题。小吉走的时候总是跟我说明天再来。我们还相约等我眼睛好了以后到郊外去玩。我们可以去钓鱼。男孩扛着鱼竿走向静谧的河边，一个女孩提着鱼篓跟在后面，阳光或者雾气笼罩在头顶。这种景象就像梦一样美。我们一定会像过去那样，钓起许多鱼，有时候还会钓起一只鳖或者对虾上来呢。 那时候，母亲为我到处奔跑。每次出门，母亲都要跟我说许多话，叫我不要走出家门，不要跑到阳台上去。母亲每次回来，都要把我抱进怀里，脸贴着我的脸说，妈给你找了位医生，或者说，妈给你找了贴好药方。母亲说着话的时候，眼泪流到了我的脸上，一直流进我的脖子里。 二 似乎一切都凝滞了，偶尔听到了自己心脏的跳动，就很惊奇。可是当我侧着耳朵听时，心脏却迟迟不动，直到过了很久，我才听到一声沉闷的搏动从内心深处很遥远地传来。早晨，我轻轻地推开窗户，我明显感觉到窗户并没受到任何阻碍。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关窗的时候“咔嚓”一声，什么东西被铡断了。我伸手去摸，我的手马上沾满了许多血液似的东西，散发着新鲜生命的气味，我明白我无意间铡断了一条藤萝的头。我把耳朵贴紧墙壁，我听见了一种潮水似的声音正猛烈地撞击着这座房子，那是生命成长的声音。除了我和我所居住的房子，一切都在旺盛地生长着。 院子里那棵杏梅树不知道怎么样了。记得从前，每年都能从树上採下一箩果子。果子像桃，但比桃小;像杏，但比杏大。杏梅果的味道甜中带酸，酸中带涩，放在嘴里咬，能品出十八味来。那时候，我和小吉天天围着树转，从开花到结果。果子成熟的时候，我就像猴子一样爬上去。我用竹竿敲打枝头的杏梅果，果子掉下来，小吉就去捡来放在篮子里。可是后来，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杏梅树开花，看不见杏梅树结果，我只能根据顺风飘过来的杏梅的气味想像那棵杏梅树。有一次我对小吉说，杏梅熟了。 我听见小吉咚咚咚地跑下楼去，跑到院子里。杏梅树很粗壮，小吉一定爬不上去。杏梅树太高，太短的竹竿也够不着，我这样想着，小吉已经咚咚咚地跑上楼来了。小吉气喘吁吁地把果子放在我手里，说，吃完了再去摘。我说小吉，你是爬上去的吗?真行。哎，小吉你伤着哪儿了?没伤着，我好好的。我闻得出是血的味道。我摸着了小吉，把她拉过来，她的右手全湿了。这是血，我说。小吉脱开我的手，说，我到楼下洗洗。 小吉下楼了。我再也没有兴致吃杏梅。 不久，小吉上了初中。小吉住进了学校里。除了星期天，我很少能听到小吉的声音。不知道小吉的同桌是谁。 三 天气好的时候，母亲也带我出去玩。起初，母亲背着我。我伏在母亲的肩上，把头深深地埋进母亲浓密的头发里。母亲的头发很香，很柔软，我埋在里面一直不肯出来。母亲经常背着我到乡下去看土医生，土医生干巴巴的手摸到我的脸上我就心烦，好像有很多毛虫在脸上爬一样。而母亲的手使我安静。回来以后，母亲就苦口婆心地劝我吃各种土草药。这些草药全都苦得要命，每次母亲差不多要哭了，我才同意把药喝下去。 后来，母亲一背起我就喘气。再后来，母亲只能扶着我走路了。母亲仍旧带着我往各处跑，看各种各样的医生。有一次母亲把我带到了西门头。母亲让我坐在一块冷冰冰的石头上，我背靠着城墙。古城墙的湿气透过我的嵴背，直逼我的心脏。然后我听见了一种苍老的嘶哑的声音从我跟前大约一米处向我传递过来，那声音像指甲尖刮着铁锅时发出的一样，让人一阵阵发憷。接着，一只粗糙得像柴根一样的手停在我的眼上。我明白这是一只算命先生的手，我的头脑马上像蜂窝一样嗡嗡地响起来。那可怕的算命先生的嘶哑声在我的耳际回旋着。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从那以后，母亲很少带我出门，而我再也不想离开这座房子了。房子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的归宿，从出生地到归宿我几乎用不着迈半步就会走完。有时候，母亲要带我出去兜风，我就说，在屋子里我照样能听到鸟叫，闻到花香，我待在屋子里就行了。 小吉上初中以后，我和小吉待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加珍贵了。我们依然玩上学前天天玩的游戏。那时候，小吉开始教我背诵一些简单的唐诗，比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杜甫的《春望》等等。唐诗很美，有时候，一句优美的唐诗可以让我想一整天。背了一些诗后，我就想，说不定本来我能成为诗人呢。这么一想，我的眼泪又下来了。小吉看见我流泪，就着急起来，苦口婆心地劝我，说什么美国有个女作家也是个盲人，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可是我问小吉那个作家是不是一生下来就瞎了眼，小吉就答不上来了。 我们开始玩猫抓老鼠的游戏，我抓，小吉跑。我根据小吉银铃般的笑声判断她的方向，可是不一会儿我就累了。我沮丧地说，小吉，我不想抓了。可是小吉像没有听见似的，靠墙一个劲儿地笑着。我慢慢地蹭过去，估计离小吉不会很远的时候，我猛地沖了过去。我撞在了小吉的胸脯上。我把她抓住。小吉的胸脯很柔软，我把手放在上面，说：“小吉，你怎么长得这么胖了?”小吉止住笑。过了好一会儿，小吉说：“我一点也不胖，你看我的下巴。”我摸上去。果然，小吉的下巴尖尖的，很光滑，只是烫得要命。 我开始快活起来。可是不一会儿，小吉就走了。小吉说，我们就要升学考试了。 四 以后，小吉很少到我家里来。即使来了，稍微玩一会儿也就走了。白天，我无事可干，就站在窗前，倾听灰尘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丝丝地飞过来，尘封我的窗户。灰尘总带着一股浓浓的噎人的味道，以至后来我都不愿打开窗户了。夜晚，母亲都要在我床前坐很长时间才回到自己的卧室去。母亲一走，我就连睡觉的勇气都没有了，只是盼望着天亮。 我常常怀念那棵杏梅树。春天的时候，一缕游丝一样的杏梅花的气息飞进我的窗户。我对母亲说，杏梅开花了。母亲不相信。母亲说这棵杏梅已经两年没有开过一朵花了。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微弱的杏梅花的气息从那棵树上轻轻地逸出来，飘进这座小屋。夜晚的时候，杏梅花的气息会一点点地在我脸上堆积起来，催我入梦。后来，那股气息突然消失了。我对母亲说，杏梅结果了。但母亲就是不相信。直到这一年的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听见什么东西擦过许多杏梅树的树叶，“吧嗒”一声掉在院子里的空地上。 妈，一颗果子从树上掉下来了。把它捡回来吧。
第37页 母亲只好下楼。 母亲在院子里惊喜地喊起来，可不是吗，真有一颗杏梅果呢。 第二天，母亲拿了根长竹竿把杏梅树搜索了个遍，可是一无所获。 初中升学考老早就过去了，可是小吉一直没有来。我问母亲，母亲说小吉到省城读高中去了，寒假的时候才能回来。我发现我的胸膛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像跟芦苇，用手指一按，就发出咕咕的响声。而母亲正一天天地变得衰老，母亲的嗓声不再是清脆而圆润的了，而是像河水一样浑浊。母亲的手肿得都快像粗糙的萝蔔了。 母亲怕我孤单，给我买了个收音机，母亲花了一个小时时间教会我收听各地的电台。电台里的声音显得很遥远，听久了，就给人一种恐怖而腻烦的感觉。只是有一次，我胡乱打开收音机，小匣子里传出一种像水珠一样清纯的女中音。这次节目是“生理卫生知识讲座”。 那些日子里，我天天都在收听那个惊心动魄的节目。我虚脱了似的，什么话也不想说，什么事也不想做，只是让那女中音一点点地充塞我胸中的所有空间。那个女中音使我害怕，使我羞愧，使我想起小吉和我童年时代的回忆。 我钻进被窝，把被子拉过头顶，那声音却像幽灵似的，点点滴滴地渗进被窝，钻进我的耳朵。 节目一完，我就“吧嗒”一声关掉收音机，蒙头就睡。我觉得残留在我胸中的女中音慢慢地变成了空气和水，而我，就像一根在水里泡过的麦秸杆。一切都在生长，我，小吉和其他孩子。而我以前却不知道。我因为无知而过分地延长了自己的童年。这时候，我想起了那只美丽的小鸟，小吉已经是一位很漂亮很漂亮的姑娘了。我这样想着，眼泪就像泉水一样涌出来，再也止不住。我知道，我再也见不着小吉了。 小吉。 五 我静静地站在窗前，一切就是这样。时光在我的身躯之外飞逝而过，并且很随便地在我身上留上一道新的痕迹。我这样想着，就怀念起院子里那棵叫杏梅的树。春天，我和小吉围着树转;夏天，我把枝头的青梅果打下来，小吉在地上拾。现在杏梅树一定像母亲一样衰老了，黑黝黝的树干一定会皴裂无比，上面满是岁月的老茧和伤疤。我想看看那棵杏梅树。 我摸着楼梯的扶手一步一步地下楼。我的腿抖得厉害。我的脚接触地面时我转了个弯。我避开凳子，小方桌，穿过厨房，迈出门槛。 杏梅树就在眼前了吧。 有一步我迈得太大，我摔倒了，滚下台阶，下巴磕在地上。 母亲惊叫着跑过来，带着哭腔。 你想做什么呀，孩子。 妈，我想看看那棵杏梅树呢。 唉，去年电力局的人来架线，树就被砍掉了。 母亲的话一说完，我的泪就洪水一样倾泻而出。 怎么啦，孩子。 妈，没什么。我不过想，以前院子里有棵树叫杏梅呢。 1991年5月 【永安之死】 永安，这是一个多么可怜和偏僻的地方啊。我曾经在那里死过一次。我把我青春的躯壳扔在了那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我常常想起这个地方。那时候我年轻，过于神经质，容易被伤害。我想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一个我从来都没有到过的地方去，把我生命的一部分消磨掉。我还希望从那个地方出来以后，我会重新迈开步子，回到人们中间去。 我是在夏至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动身去永安的，我选择这个时间有自己的理由，我想在永安待上五个月，在秋天树叶开始大面积掉落之前离开那里。这种想法后来被证明是幼稚的，如果我在春天或者秋天到永安去，情况也许会好一点。 永安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好地方，唯一的三户人家分散在三个不同朝向的山谷里，人们老死不相往来。我住在朝东的那户人家里，早晨，阳光可以一直照射到我的床头。站在窗前，可以看见巍峨的括苍山脉，像头狮子耸立在左前方。它是如此遥远，你简直不能相信永安坐落在它的中心地带。叶家渡是离这儿最近的可以称为村庄的地方，从这里步行过去要四个小时。 在永安的第一周，我的生活简单而丰富，就像我梦想的那样。我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洗脸刷牙，然后活动一下身子。永宁的溪水清凉可口，每次我刷牙的时候总要忍不住咽下几口。早饭是烧得稀烂的米粥，它对我那脆弱的常常患病的消化道来说，倒是一种难得的安慰。晚上照明用的是松明，在松明微红的光线下静坐，有一种似梦非梦的感觉，往往是我还捧着书，斜靠在床上，就迷迷糊糊地睡去了。这真是一个好地方，我要在这里好好地生活，和陌生的人们好好相处。我还准备去搜集一些遗落在乡间野岭的民风民俗。然而，我不知道，这是一项多么复杂的工作啊。 也许是因为旅途劳顿，头两个晚上，我睡得又香又沉，如果不是房东扛朱锄出门的声音惊醒了我，我一定会一直睡下去。第三天晚上，我发现了零零星星的蚊子，他们在我的身体周围飞来飞去，试探性地落下，又迅速地飞走。到了第六天晚上，蚊子越聚越多，像黑压压的战斗机群。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蚊子，它们体型细小，三角形的翅膀似乎刚刚长成，可是嘴巴却针尖一样硬。它们在我的耳边嗡嗡地叫着。终于，它们发现我软弱可欺，开始噼头盖脸地叮过来，它们疯狂地折磨着我，使我无法入睡。后来我用毯子和衣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留鼻子露在外头透气，才好不容易睡去。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发现鼻子已被叮得又红又肿，像只烂番茄。这倒不是一件大事情，但足以让我感到尴尬。我向女房东借蚊帐。她见我这副模样，表情很不自在，连连说帮我想想法子。从她的目光中，我隐隐感到一种轻蔑。女房东说，永安空气新鲜，溪水清爽，蚊子很难生长繁殖，即使有也仅仅寄居在竹园里。他们山里人从来不挂蚊帐，也不怕蚊子叮咬。她吩咐小儿子陪我去认识一种叫艾草的植物。可是九岁的小儿子一天忙到晚，打野兔、捉鳖什么的，根本顾不到我。直到后来我卧床不起了，还不知道艾草是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白天，我一半时间用来看书，偶尔也写点东西;另一半时间我干活去。男房东让我每天砍倒五棵松树，把它们锯断，噼成木柴，并用篾条捆起来堆在院子里的空地上，以待冬天取暖之用。木柴越堆越高，不久就挡住了早晨照射进我房间的阳光，这让我难受。后来，我在房屋后面的山岗上整饬了一块平地，把木柴搬到那里去。这样过了半个月，我的手掌长起了硬茧。我常常把双手举到头顶，对着太阳观察这些半透明的硬物，它们使我原先的双手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打野兔是我嚮往山里生活的另一个原因。在慢慢地熟悉永安周围的地形以后，我向房东的小儿子提出了自己的愿望。我尽量使说话的口气委婉一些，以便即使遭到拒绝也不至于太难堪。我说能否允许我跟他一道到山上去，我可以帮他打手电筒，提猎物，甚至，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背他走一段路。头几次，他说什么也不答应，往往是没等我把话说完就转身走开了，他说我这个人怪模怪样的，会把野兽吓跑。我有点吃惊，想再跟他商量一下。然而他再也不愿意说话。后来，夏天快要过去了，我整天卧病在床，我才明白，小傢伙讨厌的是我身上的香皂味。虽然到那时，我已无法跳到小溪里洗澡，小傢伙也终于答应带我打野兔去，可是我哪里还有力气啊。
第38页 我从来没有像在永安这样感到安宁。我呼吸舒畅，脚步轻快。在永宁最初的日子里，我忘掉了过去，也忘掉了自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最终还要回到那个世界去。房东们——男主人、女主人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都不喜欢说话，也不是很好客。他们对我有一种好奇，但又从来都不说出来，只是远远地观察着，好像生怕惊动了我。对我的一些有别于山里人的举动，比如牙刷刷牙，跳进溪水里洗澡，哼几段曲子等等，他们都装作没看见。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手指刷牙，瓦片当手纸，从来不洗头等等，换到以前，我会觉得不可理喻甚至难以忍受，但是现在我不那么想了。另外，我出门看天，走路看地，从来不东张西望，这是为了避免给他们一个窥视者的丑陋形象。我也从来不问他们关于风俗的问题，我觉得那是相当愚蠢的。我得首先学会在这里生活。我要让风俗慢慢朝我走近，慢慢贴近我的皮肤，最后渗透到我的骨髓里去。我要向他们学习。他们是孤独的，然而他们是那样的顽强，那样的坚定，把生活当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乐趣，这是多么不简单啊。 喝酒是主人们忘掉一天的劳累，享受生活的时刻。每天太阳西沉，他们就把桌椅搬到门前的空地上，端上自己酿制的糯米酒罈子，开怀畅饮。下酒物往往是野兔肉，有时候是麂肉、野猪肉。打不到猎物的季节，他们就用油盐炒过的鹅卵石下酒。他们吮吸一口鹅卵石，然后眯上双眼美美地喝上一口酒。这些鹅卵石，因为经常用油盐翻炒，经常被嘴唇吮吸，已经变得乌黑油亮了。他们喝酒的时候，我往往有一种失落感。我生来不能喝酒，只要我一沾酒，全身就会发起又痛又痒的红斑，随后肝部开始疼痛，并且会长久地持续下去。我很想喝酒，并且喝醉，陷入一种清晰的梦幻中去，把忘记与遗忘、把生与死的界限缝合起来。然而，我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喝酒。他们早已忘却了我的存在。起先，他们把酒倒在乌亮的木勺里喝，后来，他们兴奋地跳起来，把桌子掀翻，把空木勺全部扔到小溪里，看木勺像小船一样漂走。他们抱着酒罈子，开始唱歌，各种各样的歌。我记得其中一首他们经常唱的，歌词大意是：啊，多么快活，我们站在河边歌唱大地丰收，美丽的姑娘从麦田深处朝我们走来，她的笑脸像麦粒，她的眉毛像麦芒，我们请她坐下来喝碗酒，她说，天快黑了，前面有个人在等我。他们的歌声像敲破锣似的，但是歌词吸引了我。歌词里透出来的那股味道使我很不好受。有一次，我就这样不好受着的时候被主人看见了。大儿子和二儿子醉醺醺地过来把我拖过去，一定要我也喝几口。我连连摆手，打算解释几句，可是大儿子乘机扭住我的胳膊，二儿子捏住我的鼻子，男主人顺手把酒灌进了我的喉咙。真像一把火呢，从我的嘴唇烧到咽喉，烧到胸膛，烧到胃里，整个五脏六腑都被烧焦了。我为此躺了两天，并且开始拉肚子。虽然第三天我总算能从床上爬下来，我还是明显地感觉到我的健康已经不如以前了。真糟糕啊，还有多少日子呢?我忧心忡忡。 我决定到叶家渡看病去。我早晨出发，走了约摸三个小时的山路才走到一条狭窄的机耕路上。又走了很久，我搭上一辆前往叶家渡的拖拉机。道路在山间盘旋，高低不平，我爬上拖拉机不久，便被颠得呕吐了一场，快要把整个胃都吐出来了，一点办法都没有。拖拉机吼叫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叶家渡，我下了拖拉机，又累又渴，我在叶家渡那条唯一的街道上挨家挨户地走过去，想找个能喝口水的地方——我简直忘记了此行的目的是看病。我弯着腰，喘着粗气。我想我的模样一定吓人得很，不过我想，这一切很快就会好的，只要让我休息一会儿。然而既看不到医院，也看不到药店。我向好几个人打听，每次吃力地说个半天，他们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根本就听不懂我的话。很快这条街就走完了，我发现眼前是一片广阔的田野，田野的尽头是绵延不绝的山峦。我想我是否在梦游。田野里，稻粒开始变得饱满。我失望了，这失望是如此深厚，以至把飢饿、疲倦甚至疾病都给统统忘光了。我循着老路往回走，白云在田野、山脉和溪流上空快速旋转，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以有一千次的开头和结局。我情绪又慢慢高涨起来，慢慢地，我又能挺着胸膛走路了，我恢复了对健康的自信。我相信，我回到永安的住处以后，疼痛就会消失。我相信我有抵抗疾病的力量。从明天开始，我每天都要早起，晒一晒早晨六点钟的太阳，让自己心情舒畅，并对每件事情的前景都抱一种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是个好人，想信自己能做成许多了不起的事情——如果我每天都这样想，而不是像从前那样老是忧心忡忡，我一定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力量的。 我回到永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山谷里传来雉鸡鸣叫的声音。主人已经睡去，鼾声很重很杂，好像有一大批人在睡觉打鼾。我感到累。空气闷热黏稠，紧紧贴着我的皮肤。一会儿，我就大汗淋漓了，尤其是额头好像打开了泉眼似的，汗水汩汩地冒出来，漫过我浓密的眉毛，淌进眼窝里。我用毛巾一遍一遍地擦也无济于事，直到后来我跳进冰凉的溪水里，情况才有所好转。在溪水里，我像一片树叶漂了起来。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的身体是多么虚弱，它距离真正的生活已经越来越遥远了。 第二天，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阳光已经退出房间。我开始剧烈地咳嗽，无疑，这是昨天晚上溪水侵袭的结果。我集中起身体所有的力量对付咳嗽，然而这也不是什么容易对付的事情，咳嗽一声比一声悲惨，并且间隔越来越短。咳嗽是一种呼救的信号，但是没有人会听得见，主人们到远处干活去了。后来，来了一只野狗，它远远地站在门外，一边惘然地注视着我，一边学着我的腔调叫着。最大的可能性是，这只狗根据我的声音把我当成了同类。 我的肚子也每况愈下。在短短的一个上午里，我就上了五趟茅房。到了晚上，只要稍微想想自己的肚子，我就禁不住要到茅房去。真是可怕的腹泻，好像整个身体组织变成了恐惧的夺路而走的液体。终于，连睡觉也变得不可能了。我上了床，只能坐着，而不能躺下去。后来，我想了个暂时忘却肚子的办法，那就是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对付蚊子。过了这么多天，蚊子也变得刁钻老练多了。这些蚊子，往往在我发现它们之前就吸饱了血，在我发现它们之后又能安全地跑掉。它们往往叮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脚底、脑门、嵴背。对于这些蚊子，我丝毫不手软，我的手掌很快就沾满了自己的鲜血。有时候，我一巴掌打下去，就能拍扁四五只蚊子，血溅开来，像五朵鲜艷的梅花。这时，我的心中荡漾起了隐秘的快感。我细细地观察这些比我弱小得多的飞虫，得意极了，以至对主人们在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件事情都没加以注意。我吵醒了他们，他们在提醒我，可是我居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他们中的一个——我想是小儿子——用拳头使劲敲打板壁，我才恍然大悟，马上停止与蚊子的战斗。可是这时，我肚子又开始咕咕地叫起来，大肠、小肠和胃好像被一只有力的手绞着，仿佛要绞尽那里的最后一滴水份。我跑到茅房里，蹲在那儿。我难受极了，好像大小肠都已经腐烂了，一小块一小块地掉下来。手纸是我到永安以后断断续续写下的手稿。这些手稿我曾经想带到山外去的呢。
第39页 感冒和痢疾并没有使我进一步去考虑后果。此时此刻，我仍然认为生命是无所谓的。我想，即便我死了，那又没有什么，除了我自己，什么都不会发生变化。可是一想到自己一旦死去，便不可能再回到这个世上来，我便又产生了一丝担扰。会慢慢好起来吧，我的身体，我身体里的灵魂，我身体外的空气，树木，一切的一切。我这样想着，心情又慢慢变得舒畅起来。 白天，我支撑着孱弱的身体走到屋外去，走到阳光里，有时还帮主人干点活。我没有向他们提起我的疾病。我想，用暴露自己的不幸来博取别人的同情，那是卑贱的。我再也握不起笔了，再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思考问题了。我得集中所有的意志去对付疾病。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我的脑袋仅仅为了肉体而存在。但是我转念一想，这其实也没什么，这样我会活得比原先更加简单些，也更实在些。我反覆叮嘱自己，一定要记住等病好以后，马上离开永安，然后摆脱掉所有的疾病和梦魇，好好地生活，在生活的表面生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逝去，然而疾病向我显示的徵兆却一天比一天险恶，半点好转的希望都没有。一个星期以后，我甚至都迈不出门槛了。晚上要上十多次茅房，并且开始便血，每次抓着墙壁蹲在那儿，好像除了大肠小肠，连胃和肺都烂了，吧嗒吧嗒往肚底坠，但不管你怎样拼命用劲，就是拉不出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对自己说，我的心脏甚至肋骨都会烂掉的。 主人们好像发现了我正在患病。一天黄昏，我从床上爬起来，贴着墙壁挪到门口，在门槛上坐下，眺望远处的群山。夕阳的余辉像金子一样洒在这块寂寞而温和的土地上。女主人朝我走过来，问我是怎么搞的，都瘦得皮包骨头了。我吃了一惊，皮包骨头，这么严重吗?我怔怔地看着她，许久才说，我病了。 女主人叫来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让他们抬我躺到床上。她熬了一碗热汤给我喝，说它是专门治拉肚子的。汤是烧成了炭的猪骨头和炒焦的大麦和在一起煎成的，我不相信这碗乌黑的水对我会有帮助，但是我还是鼓着勇气喝下去。对于别人的好意我总是不好意思拒绝。可是没等女房东的脸上的肌肉舒展开，我就“哇”的一声狂吐起来。我已经滴水不进，因为喝水也吐。除了回到从前的地方去，我还有别的出路吗?我这样想。可是我还有回到过去，回到从前的力量吗? 恍惚中我感觉到永安这块土地在颤抖。现在我知道，从我踏进永安的那一天开始，永安就把我当成了一枚扎进来的刺，想方设法想把我同化，然后最后仅仅把我变成一颗坚硬的鸡眼而已。永安也因为我而疼痛。 女主人问起了我的家乡。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起了平原、大河，还有母亲，这些似乎都是年代久远的事物，沉淀在我的心底里，早已失去了任何意义。现在，一根外部的棍子捅进来，痛苦地搅动着。女主人让我用笔写下我的家庭住址，然后让他的二儿子带它到叶家渡去。她叫我相信，在叶家渡，他的儿子会找到把信捎到我家里的方法，让我家里的人前来接我回去。叶家渡有邮局吗?我问道，可是我说话已经含糊不清。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不过，我对许多东西都已经无所谓了，包括那封信。不顾一切地占据我的头脑的是那个我苦思冥想求之不得的问题，我不知道哪一个环节出了毛病了：我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 我感到悲伤。然而我连悲伤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沉沉地睡去。 1992年5月 【割台坡的姑姑】 门外飘着雪。爸爸、妈妈在做馒头。大姐、二哥和我坐在火堆旁打扑克。九点钟的时候，大姐站起来，说：“我们都歇下吧，到割台坡去，吃过中饭就回来。” 妈妈把面团从锅里抓起来，扔在旁边的面板上，说：“你们早点去吧，早点回来。” 爸爸把那块粉团抓在手里，忧心忡忡地白了我们一眼。 二哥也站了起来，我把扑克牌收拾好，堆在桌角。二哥跑过去把门打开，雪还在下，但是已经明显稀疏下来。雪落在地上就化成了水。地面上没有丝毫积雪。大姐找来一只大菜篮，把昨晚买的礼酒、白糖、荔枝和桂圆装进去，盖上一块纱巾。 “我说你们还是不要去的好。”爸爸说。 大姐又找来一根扁担。 “下雪，路滑着呢。”爸爸说。 “上岭，下岭的时候小心点，”妈妈说，“双脚踩稳了再走。” “小军，你到小婶家再去借一把伞。”大姐说。 二哥唱个喏，原地打个转，出门去了。 “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脚怎么走山路?你们会掉到湖里去的。还是好好在家待着吧。”爸爸说。 妈妈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爸爸，说：“你怎么啦，今天他们去割台坡，踩着你的尾巴啦。” 爸爸埋头揉面粉。 “陆军，小军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亲姑姑呢!玲妹也有十五六年没去过割台坡了。”妈妈说。 “好吧，让他们去吧，他们大了，我也管不着了。”爸爸一面说，一面使劲揉面粉。面板咿咿呀呀地叫着。 “你这辈子去过几次割台坡?”妈妈说，“你连自己的亲妹妹也不亲!看以后谁还来理你!” 爸爸低着头。桌子咿咿呀呀地叫着。 “何家岙有个老光棍，今年六月在家里故世，都没人给他收尸，整个村子臭了半个月。”妈妈说。 “妈，你别说了，我们不去了。”大姐把手插到大衣口袋里，重新坐到火堆旁。我站着，看门外。雪似乎有点变大了。我说：“雪一着地就化了呢，路肯定不会滑。过了一晚，地上积起雪来，那才不好走呢。” 二哥双手插在裤袋里，腋下夹着一把伞进门来。“怎么不走啦?”二哥看看爸爸，又看看我们，说，“起来走路啊，今天是正月初三，过了初五我们又得散啦。” 二哥夹着伞，迈着八字步，在屋里兜着圈子。 “你不要扮小花脸了!”大姐训斥道。 爸爸把揉好的粉团切成块，准备做馒头。大姐站了起来，把菜篮套到扁担中央，“陆军，你跟小军扛篮子。” “我说句难听的话……”爸爸说。 我们站着不动。我们能听到爸爸嘴里发出的扑哧扑哧的声音。我们都看着他。 “你们这些书呆子!这么多的书都是从屁眼里读进去的!” “好了，好了，”大姐跺着脚，回到火堆边，“我们不去了。” 妈妈瞪着爸爸。但是爸爸不抬头，只是狠命地揉着面团。面板咿咿呀呀地叫得更响了。我们再也没兴致打扑克，就在火堆边干坐着。后来，大姐跟我们讲了一些单位里的事情，都很无聊。从师范学院毕业以后，她在县城的一所中学里做了一名教师。两年后，她结了婚，丈夫是一个机关小职员。她已经连续八年没在城里的婆家过年了。每年寒假一开始，她就带着女儿坐长途汽车回到乡下的老家，直到学校开学才回去。婆婆每次都气得不行。
第40页 我们吃过中饭，雪也停了。爸爸步行到乡里去开会。他已经当了多年的村支书了。我们目送着他慢慢消失在那条灰褐色的大路上。 “现在去吧，四十分钟就能到割台坡，”妈妈说，“让姑姑早点烧晚饭，你们吃了晚饭就回来。” 我们出门，走在通往村外的土路上。泥路弯弯曲曲地伸出村子，伸进长满小麦和青菜的田野里。泥路已经很干燥，好像根本就没下过雪似的。天空亮堂堂的，有好几朵奇形怪状的薄云正从东向西飘去。一辆满载着牛粪的平板车迎面而来。我们站到路边的麦田里，让它过去。 一会儿我们就走到杨岭脚下。溪水从山谷的岩石上泻下来，淙淙地从我们的脚边淌过。我们踏上台阶。台阶是用石块砌成的，长满稀疏的青苔。路旁长满了松树和灌木，它们挤挤挨挨的，一阵风吹来，他们便喧闹着朝我们凑过来。 山岭比我想像中的还要低矮和平坦，我几乎没花什么力气就爬到了山顶。我仿佛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里，眼前豁然开朗，除了远处的山峦，没有什么东西能遮住我们的视线，连松树都是那么的低矮，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随风摇曳。我和二哥回头往山下看。大姐肥硕的影子还在山腰上移动。我们坐在路边等了老半天，大姐才呼哧呼哧地挨上来，站在那儿直喘气。 “小时侯我经常把牛赶到这里，可是一点也不觉得累，”大姐说，“那时我很瘦。” 我们继续赶路，道路平坦了一些，但是很泥泞。在角落里，我们看到了积雪。路边又出现了小麦和青菜，还有枇杷树。山岗上有一间四方的石头房子，那是守林人住的。 “快要到了吧?”我问。 “远着呢，”大姐说，“还要翻一座岭。” 这时候我发现两只脚开始疼起来。我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下，脱掉鞋子，把袜子褪下。脚跟起了血泡，血泡碎了。 “怎么搞的。”我说。 “你下次还敢来吗?”大姐问我。我不吱声。 “‘有囡勿嫁割台坡’这是老话呢。”大姐说着，和二哥走到前面去了。我起来跟上他们。 “姑姑是怎么嫁到割台坡的?”我问。 大姐嘆了一口气，说：“说来话就长了……再说，很多事情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 “那你就跟我们讲讲你知道的吧。”我说。 “是啊，你们应该知道一些父辈的事情——可是知道了又怎样呢。” 我们开始下坡。山坡开始变得光秃秃的。猩红色的泥土露出地表，把整个山谷映得红彤彤的。远远地我们就看见了下边山沟里的那口湖泊，湖水碧绿清澈，发着阴森森的寒光。 “那里溺死过一个女婴。后来女婴的父亲被抓走了。”大姐轻声说。听得出她的声音在微微颤抖。 路朝湖边延伸。很快我们就走上了湖边的小路。路很窄，左侧是湖水，右侧是陡峭的山壁。大姐低着头，一边缓缓地挪动着脚步，双臂像翅膀一样张着，眼睛都不敢往旁边瞄一下。我在后面扶着她走。 “有什么好怕的!”二哥大声说着，大步流星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湖泊的下方有许多狭长的水田，巴掌那么大，现在种着小麦。 要是你没看到这口水塘和这些水田，你也许不会相信经常有人到这里来。 我们又开始上岭了。这里的山岭没有砌台阶。一条猩红色的土路斜斜地垂挂下来。爬坡比刚才吃力多了，我们得时刻保持前倾的姿势，以免仰面跌倒。大姐喘着粗气说： “我们爸爸的命，也许是世上最苦的……” “姑姑一定也很苦。”我说。 “爸爸七岁时死了娘，十三岁时死了爹——也就是我们的爷爷。爷爷是得天花死的。爷爷下葬的时候，六月的太阳很猛。爸爸戴着一顶破斗笠，一个人背着爷爷去山上的墓地。街坊邻居看爸爸走过来就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天花是要传染的。 “爷爷死了以后，爸爸的弟弟和妹妹过继给了爷爷的一个兄弟(也就是爸爸的叔叔，我们叫他叔爷)。过了几年，叔爷也死了，是在外出的路上被人用尖刀戳死的。第二年的春天，叔婆在山上砍柴的时候被何家岙的一个穷光棍抢走了，做了他的老婆。后来叔婆把爸爸的妹妹和弟弟也带过去了……” “那就是割台坡的姑姑和何家岙的叔叔吧。”我说。 “是的，姑姑是从何家岙嫁到割台坡的。”大姐说。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个阿婆?”二哥说。 “你们没听说过的事还多着呢。”大姐说。 “爷爷过世了，叔婆也改嫁了，那么爸爸怎么办呢?”我问。 “这个我也不清楚，爸爸不肯说，也从来没听人家说起。我们只知道一些他当上大队书记(现在叫村支书)以后的事。”大姐说。 “叔婆改嫁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很少跟姑姑、叔叔他们来往。爸爸费尽心机送我们去读书，使我们一个个地成为大学生，成为国家干部。叔婆他们则继续老老实实地做农民，他们的子女则过着和上辈一模一样的生活。爸爸隔几年会去看望一下他们，但是每次总是很失望地回来。他们之间好像存在着一道很深的隔阂。叔婆和姑姑则从来都没来看过爸爸。去年叔婆做八十寿日，爸爸托人送去两百元钱和几盒营养品，可是被叔婆退回来了。叔婆说爸爸没心。” “爸爸不是那种人。”我说。 终于挨到了山顶，我们全都坐在岩石上。岩石连绵成一片，一直通往另一座更高的山上。四周很安静，连山雀的声音也没有。我看看表，我们都已经走了一个半小时了。我们放眼望去，延绵不绝的山峦一阵阵地朝我们的视野里舖来。假如你一个人，在山里走，寻找着一条通往山外的路。这时候你走到一座高山上，就会发现四周的重重叠叠的山峦，一眼望不到头。你会觉得自己是一片风卷着走的树叶，最后要腐烂在路上。 “小军，你在想什么?该上路了。”大姐在叫我。 我们都站起来，继续赶路。接下来的路好走多了。全是下坡，而且比较平缓，我们加快了脚步。路还很长。我看看表，我们又走了半个钟头了。 “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我说。 “转过前边那个山嘴就是了。”大姐说。那个山嘴像野猪的嘴。 我们加快脚步。绕过那个山嘴，一个小小的村落终于远远地呈现在眼前。那就是割台坡，它伏在一片光秃秃的缓坡上，周围栽种着几丛四季竹。 “姑姑肯定认不出我们。”二哥说，“她会烧鸡蛋和腊肉面给我们吃吗?” 大姐默不出声。 我们走进村子。大姐在前面带路，二哥和我跟着走。大姐带着我们在房屋之间转来转去，转了老半天，又转回到村边上。 割台坡的房子全是用黑褐色的形状不一的石头叠成的，一座座排列得很齐整，外表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区别。大姐站在那儿使劲想，想了好久，才带我们从另外一条路进去。
第41页 “这下对了，就在前边，和十年前的一模一样。”大姐说着指给我们看。我看到了那座房子，黑褐色，像只匣子，比周围的都要矮。 我们走到那座房子跟前，门开着，我的心怦怦跳起来。大姐第一个进去，紧跟着的是二哥，我走在最后。我还没迈进门槛，大姐已经“姑父”“姑姑”地叫开了。二哥也跟着叫。 姑父正在锯木头，姑姑在纳鞋底，看见我们进来，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一边哦哦应着，一边仔细辨认我们。姑姑非常瘦小。 “姑父，我是玲芳呀!”大姐的嗓门很高。 “哦，哦，是玲芳呀。”姑父手忙脚乱地搬凳子让我们坐。凳子没放稳，“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姑父连忙去扶。 “你们看我，眼睛都花到这田地了。”姑父说。姑姑现在已经坐到灶间，点燃了柴火。我都还没看清她的脸。 “坐，坐。”姑父说。看得出他慌乱极了。 我们没坐。我们听见了姑姑在灶间搬动火钳的声音，于是一齐涌到灶间。姑父紧跟了上来。 “姑姑，不要忙了，我们肚子饱着呢。”大姐说。 灶间很暗。 “你们别慌，先坐一会儿嘛。”姑姑说。 姑父说：“你们先到楼上歇一会儿。”姑父说话有点结巴。我们全都站在灶间不动。 姑父伸出两臂，像赶鸭子一样把我们朝楼梯上赶，说：“你们到楼上歇一会儿。” 我们一步步后退，退到楼梯脚下了，只好往楼上走。楼上空空荡荡的，靠墙有一张非常古老的雕花床，床前摆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摆着一只圆木盘，盘里盛着花生、糖果和橘子。我们都坐在床沿上。这时，我们听见了一阵轻微的响声——是从我们身下的这张床上发出来的。我们回过头看，发现床上躺着一个人，整个儿蒙在被子里，扁扁的，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呢。我刚想叫，大姐在我的胳膊上拧了一把，并示意我不要出声。我低下头，看见床前摆着一双女式的皮鞋。 “我下去看看，让姑姑不要烧得太多。”大姐说。楼下灶间传来了木柴燃烧时发出的哔哔剥剥声。 大姐下楼去，二哥拿了个橘子剥开吃。橘子很小，二哥一口就吞掉了一个。他又拿了一个。 风从石头墙的缝隙里鼓进来，呼呼叫着。透过正对着我的那只没遮拦的屋角，我看见了一大片屋外的天空。 姑父在楼下叫我们了。我们下楼。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排着三碗糖汆蛋。姑父招呼我们坐下吃。鸡蛋是和豆腐皮一起烧的，时间烧得太长，糊了。二哥一边喝一边直皱眉头。大姐偷偷地拿眼睛瞪他。二哥把鸡蛋捞到我的碗里。 “我吃不下了。”二哥说。 二哥最先吃完，接着是大姐。他俩看着我吃。 “别看了，”我埋怨道，“我吃不下。” 大姐、二哥把头别开。我继续吃鸡蛋。我闭着眼睛把它吃完。 姑父过来收拾桌子，说：“你们回到楼上坐。” 姑姑一直待在灶间。这回，她又把木柴烧起来了。 “姑姑，你别再忙了，我们一会儿就要走的。”大姐走过去，夺下姑姑手中的火钳，把火打灭。 “你们都不来这里。”姑姑说。 “以后我们每年都会来的。”大姐说。 姑姑又把火点燃，说：“你们是稀客，千年走一次，吃点腊肉面又怎么啦。” 按山里的风俗，凡是稀客总是要吃糖汆蛋和腊肉面的。 “都吃饱啦。”大姐说。 “赶了那么长的山路，早就饿了。”姑姑说。炉膛里的木柴又开始毕毕剥剥地烧起来，火光映红了姑姑的脸。姑姑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睛凹陷下去。我第一次这么清晰地面对这张陌生的脸，有些惘然。这就是爸爸的亲妹妹，是我的姑姑吗? 大姐又一次夺下姑姑手中的木柴，把它打灭。“真的不要忙了，姑姑，你看天都已经暗下来了。” 姑姑站起来。瘦小的姑姑站在肥硕的大姐身边，两手摩挲着衣襟。 “你们总得再吃一点才走。”姑姑说。 我们从灶间里走出来，外边亮多了。地板是用泥填的，可能是因为日子久的缘故，地板坑坑洼洼的，然而很洁净，连一丁点的泥土粉末都找不到。角落的鸡子篮里蹲着只眯着眼睛的母鸡。 “姑父家快要盖新房了吧。”大姐问。 “阿坚刚娶了媳妇，手头紧着呢。”姑父说。听母亲说过，阿坚是姑父、姑姑的独生儿子。 “有困难，我们可以支援点。”大姐说。 “不用啦，”姑父说，“明年再卖一窝小猪，阿坚和他媳妇在外边再做两年工，就可以盖新房了。” “志坚现在在哪里?”大姐问。 “志坚上午到何家岙娘舅家拜年去了，他媳妇……”说到这里，姑父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脸上的表情变得不自然起来，“刚才还看见她在家里……” “让他们到我们家里来玩。”大姐赶紧把话岔开。我突然想起楼上床前的那双鞋子。 姑姑什么时候站在楼梯下面，整个儿被楼梯投下的阴影遮住了。我隐约看见她举起了左手。 “姑姑长久没去我们家了吧。”大姐说。 姑姑应着，声音很含糊。 “姑姑生活做闲了，和姑父一起到我们家住几天。”大姐说。 姑姑答应了一声。然后是一阵沉默，一阵风从门外刮进来，空气中充满了傍晚的气息。 大姐说：“天不早了，我们该往回走啦。” 姑姑说：“怎么刚进门就走了呢。” 大姐先出门，紧跟着的是二哥，最后是我。姑父送我们出门，然后走到前面，给我们带路。他头也不回地在前面走。他有点驼背，腿有点瘸。我们叫他回去，他不肯，执意要送一程。 姑姑远远地在后面跟着。后来我们全都停下来，回头看着她。姑姑也站住。我们大声叫她回去，她点点头。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回头一看，发现姑姑仍然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跟着。 弯过了那个野猪嘴，我们停下来，把姑父劝回去。我们已经看不到姑姑，路边是一片微微摇晃的茅草，我和大姐对视了一眼，大声喊道： “姑姑，不用送了，回去吧!” 四周一片寂静，一会儿，我们听到了山脉沉着的回声，紧接着又是一片寂静，然后，我们听见了一阵被拼命压抑着的呜咽声，像一缕游丝，从山嘴那边断断续续地却是异常清晰地传过来。 是姑姑。 “我们回去劝一下她吧?”我说。 大姐不吱声，快步朝山上走去。我和二哥只好紧跟着走。远处的松树林黑鬼鬼的。 “躺在床上的一定是志坚的媳妇。”我说。
第42页 “是的，她醒着，却把自己蒙在被子里，”二哥说，“可是她为什么不爬起来认识一下呢?” “她一定没料到我们会来，也许感到难为情……她觉得还是假装睡着，不要认识我们这些亲戚的好。”大姐说。 “爸爸一定早就从乡里回来了。”我说，心头涌起一股细细的暖流。 爸爸。 “是啊，馒头肯定已经蒸熟了。”二哥说。 是啊，爸爸肯定把馒头都蒸熟了，它们堆放在大箩里，热气腾腾。 天黑了，风掠过岩石表面，呼呼地钻进树林里。我们都不说话。 山间回响着我们缓慢的脚步声。 1992年7月 【古典爱情】 当初，我相信我的爱情已经走到头了。临近毕业，我怀着悲伤草草收拾行装，准备尽快离开这座城市。一个星期前我还想永远待在这里。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晚上，在苦竹掩映的阳台里，我对范妮娅说：“要是能永远看着你，那有多好!”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出发的那天下了一场大雨。一支支水流在大街上汇聚，沖刷着城市垃圾。我提着行李箱走向火车站。我是一只被人丢弃的塑料瓶，正被雨水冲进下水道。我想着，伞歪向一边也毫无知觉。雨打在身上，凉飕飕的。透过雨幕，我看见前面不远一辆有这个城市标记的黄包车，牌照是007号。 我走进候车大厅，坐在长凳上，也忘了把伞合起来。许多旅客在打盹，离上车还有一个钟头，范妮娅来了。我记得当时车站门口那面大钟敲了八下，或者是七下。 范妮娅还是穿着那件蓝色裙子，胸口绣着几朵淡黄色的算盘子，裙子的下摆淋湿了，贴着小腿。本来我觉得爱情离我已经远了，现在我仰头看着范妮娅，发觉它又一次紧紧吸附在我身上。我脸色苍白，想握住她的手，但是她把手举了起来，擦额头的水珠。我抓了个空。我说： “我以为这辈子都看不到你了。” “李强告诉我，你今天走。”范妮娅躲闪着我的目光，就像当初我们刚刚认识时那样，她的左嘴角微微抽动着。这种表情使我产生了错觉，以为一切又可以重新开始。我终于握住了她的手，说： “只要你对我说一声别走，我就留下来。” 范妮娅背过脸去，对着门外的车站广场。雨水沿着玻璃门淌下来，门外的建筑物、建筑物之间的人力车和出租汽车都模糊、变形了。范妮娅的肩膀开始颤抖。一阵风卷过，把她的一头黑发弄得凌乱不堪。 我又陷入了悲伤，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范妮娅的过错。要说过错，那也是过去的事情，它们仅仅是一枚细小的楔子嵌在尘世生活的缝隙里，毫不起眼，一定有一种更险恶更致命的东西隐藏在生活内部。 我神思恍惚，嘴角受惯性的驱使把刚才的话轻轻重复了一遍。说实话，这一次我并不希望范妮娅听到。 “不要说了，”范妮娅把脸转向我，“我已经够难的了。” 她的双眼被头发遮住了，左嘴角开始抽搐个不停。想到她的眼窝里一定早已蓄满了泪水，我便不知所措。我讷讷地说： “别哭啊，我不怪你，都是我命不好。” 话一出口我便后悔了。我不该把这种怯懦的话说给范妮娅听。我不是一个脆弱的男人，再说，我也无意博取女人的同情和泪水。 范妮娅双手捂面，泪如泉涌，中间伴随着呜呜的哭声。我几乎要被击倒。我对她说： “别哭……我不该说这种鬼话。” 过了一会我又说：“其实也没什么。还是分开好。我属蛇，你属鼠，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过，蛇鼠相剋。” 我绕着范妮娅，陀螺似的转着。 她从指缝里看到我手忙脚乱的样子，止住哭声，哽咽道： “你不要把我的眼泪当回事，就是不来送你，今天我也是要哭一场的。” 火车在外头鸣叫，声音穿透层层雨幕传进大厅，变嘶哑了。 “去南方吧，那里是你梦想要去的地方。”范妮娅说。 我扶她坐在长凳上，她的脑袋斜靠着我的肩膀，柔软的冰凉的黑发撒在我的脖颈里。她每抽泣一声，我的心脏就紧缩一下。或许真正的爱情就是这样，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巅峰时刻：两颗烧焦的心生保持这种状态。我不禁恸哭起来，我和范妮娅是真正相爱的一对。我曾经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有人说我们的所爱仅仅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起来的幻象，我认为这是扯淡。”我爱范妮娅，爱她的脸、头发、脚趾，爱她的温柔、软弱、庸俗。我爱那个实实在在的范妮娅，那个范妮娅天下就一个。 我看着范妮娅，说：“范妮娅，我会等，再等十年，十年以后，我会回到这个城市……” 我已经忘了当初怎么会说出这句非常孩子气的爱情宣言。当初我大概是这样想的：我的爱情失败了，因此我需要十年的时间把失败的阴影彻底抹掉;或者我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我对范妮娅的爱情一定还可以延续十年，在这十年里，我要过一种清教徒式的孤寂生活……当然，时过境迁，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因为结果是一样的。 不管怎么说，我去了南方。南方是我经常梦到的地方。南方的油菜和小阁楼在我的梦中摇晃。在一座小镇，在一间保险箱似的小房间里我开始了孤寂的蛰居生活。我希望能彻底忘掉范妮娅，以便开始正常的生活。把有害的感情剔除出去，让生活重新变得纯净一些，这样消磨漫长的青春时会显得容易些。我竭力回避着一切可能使我想起范妮娅的人和事：在她那个城市居住的我原先的朋友，她那个城市出版的报纸、书刊，和她有着类似穿着、口音、姿势、身材的本地姑娘……记得，范妮娅在一封给我的信中写道：“把我当成你的朋友或者妹妹吧，如果你无法做到这一点，请把我彻底忘掉。”这句话是对的，虽然做起来相当吃力。我把她赠给我的相片全部撕掉，扔进垃圾箱里;还有那些日记、书信、她买给我的那件咖啡色茄克衫、那条深红色领带，我都丢进了燃烧的火炉。干这些事情时我额头冒着汗珠，仿佛闻到了自己皮肉烧焦时发出的糊味。我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受虐狂般的快感。我终于能够把范妮娅从头脑里剷除出去了，这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工作。范妮娅像一颗沙子慢慢沉入我记忆的井底，最后淹没在一堆水草中。我开始过起了枯燥而又有条不紊的生活。我白天躺在床上，睡觉或者奇思冥想，晚上坐在灯前阅读写作。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 然而，我发现自己还是错了。一年后的一个傍晚，我在箱子里寻找衣服时翻到了一块花手绢，它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众多的衣服中间，散发着惨澹的光泽，仿佛一位不速之客。我不知如何是好。记得，范妮娅把它送给我时曾经说过：“你不要把它当作什么宝贝，它仅仅是一块手帕。”多年来，我一直把它放在贴身的衣服里，直到后来我到了这座小镇。现在我不知该怎样对付这块花手绢。我已经没有勇气烧掉它了。我把它放在书桌上，凝视着它。天色渐渐暗下来，夜的雾气瀰漫进房间，在灯下萦绕。不久，范妮娅出现了。我们并排坐在阳台的情人凳上，范妮娅手指绞着一片竹叶，说：“我一个人的时候非常想你，晚上想进入你的梦乡中去。”隔了一会儿，范妮娅又说：“可是我从来没感觉到自己去过你的梦境，也许只有我死了，那才成为可能。”范妮娅说完，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梦中的范妮娅是这样真切，带着温柔的笑靥，我死死挣扎着不愿从梦境中撤退出来。然而早晨的光亮使我的眼皮疼痛，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伏在书桌上，那条花手绢已完全被泪水濡湿。
第43页 我几乎要哭出声来。我发觉我为了忘却范妮娅而所作的努力已经全部付诸流水。我看到，失去了范妮娅，我的生活面临着怎样一个无法填补的空洞啊。 经过一场翻箱倒柜似的搜罗，我和范妮娅交往的所有细枝末节，统统回到我的头脑里来了。同时，我开始相信，范妮娅仍在思念南方的我。范妮娅在给我的那封绝交信上说：“我还是非常想念你，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勇气。”我相信范妮娅对我的爱情绝不止火车站离别时的那一些，她完全有足够的毅力等我十年。在这十年里，所有来自外部的障碍将在时间的沖刷下淡化、消失，仅留我们两人默默相视。 我欣喜若狂，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仿佛又拥有了开始新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一天早晨，我走出了小木屋，看见许多蜻蜓在湿润的空气中飞翔。我重新开始和人们接触，还买了一面镜子。在镜子里我找回了自己的过去：单纯、富有激情、对未来充满信心。而范妮娅似乎就站在我的后面，用目光鼓励我去好好生活。到了第二年年底，我竟能做到一边回忆范妮娅一边背诵英语单词了。时光飞速流转，无声无息，我每天都非常舒畅，以至漫长的十年都快过完了还浑然不知。我在生活，勤奋地工作。当那个约定的年头悄然来临的前夕，我才恍然惊觉。 我踏上了北上的旅途。临行前我去理发店做了个发型，但是没刮鬍子，这满脸鬍子都是十年间长出来的。它是爱情的证物。我依然背着十年前用过的那只旅行包，包里装着我准备送给范妮娅的礼物，它们是：一枚蓝色蝴蝶结、一枚银色胸针、一副发卡、土特产以及两本我自己写的书。我仍然是十年前的那个小伙子，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范妮娅本来就是我的妻子，我离开她是为了赚钱让两个人生活得更体面一些。 火车站出来时，我如履春风。我在广场附近一个旅馆开了个房间。然后出去买一盒速溶咖啡和一小包方糖。我准备先在房间里坐一会，考虑一下行动步骤。 从商店出来时我撞上了老同学李强。李强红光满面，一眼就认出了我： “嘿，林小军!” “嘿，李强!”我只好应了一句。十年前，我老是在范妮娅的房间里遇上他，他梳着当时最流行的大背头，一脸可怜相。碰见他，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我希望快点结束这次会面。 “你怎么在这儿?”李强兴沖沖地说。 我只是咧了一下嘴。我竭力掩饰对他的反感。 “怎么样，晚上到我们家吃饭?”李强把肥厚的手掌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说不行，把他的手拿开。 “吃顿饭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还可以住下来，我们有个空房间。”李强说。 我告诉他我已经在旅馆里订好了一个房间，晚上准备洗个热水澡，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还有要紧的事情等待去做。我告诉他旅馆的地址和房间号码。 李强好像没有听见，继续刺激着我的神经：“难得见一次面嘛，我和妻子都非常欢迎你!说定了，晚上七点，我们一起喝喝酒，叙叙旧。记住，康平街13号!” 李强拍拍我的肩膀，走开了。可是我迈不开步子。“康平街13号”，怎么这么熟悉?对了，那是范妮娅的家。范妮娅的父母，曾经把我堵在钉有“康平街13号”门牌的大门外，呲牙咧嘴，骂我是“穷光蛋”“牛粪”“骗子”，威胁我从此不准再碰一下他们高贵的女儿的哪怕一根头发丝。 我独自回到旅馆。天气突然冷起来，天空灰濛濛的。广播里说要下雪了。我把窗帘拉上，斜靠在沙发椅上。眼皮有点发紧，想睡，但是睡不着。我一动不动，直到傍晚，才想到要泡一杯咖啡，结果发现自己四肢僵硬。从前，我们喜欢给咖啡加方糖。记得有一次，范妮娅在一杯咖啡里加了六块方糖，还说加得不够。 我想起了李强，明白了他为什么待我那么热情：他想减轻一下自己的歉疚之情。范妮娅也没什么不对，我仅仅给自己立下了誓言，并没有要求她也来遵守。她的脸像火苗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窜着。从明天起我可以不用再想她了。天色渐渐暗下来，我的心境和冰凉的夜色融为一体，在黑暗中裂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双手捂面的范妮娅的形象和若有苦无的尘埃一起飘浮在空中。我跪在地毯上，仰面看着她，轻轻啜泣起来。 空气中的范妮娅消失了。我停止哭泣。房间里显得很安静：席梦思、椅子、球形吊灯。然后我看见范妮娅从门外进来。 在这之前，我似乎听见了敲门声，又好像不是。车站那面大钟在响。范妮娅穿着那件蓝色裙子，裙子的下摆湿漉漉的。 我怔了一怔，迎上去。我抓住她的手。她的手是凉的。我又揽住她的腰。她的腰很纤弱。我想吻她，这时我看见她眼角几条细微的皱纹。我又怔了一下。外边下着雨，范妮娅说。我半信半疑地走到窗前，拉开帘子，雨丝如织，细雨拍打着茶色玻璃窗，在上面留下一道道细密的绣花针形状的痕迹。仿佛这是十年前那场雨的继续。我握着范妮娅的小手，手心正一点点地潮润起来。 范妮娅眼角的鱼尾纹一次次地刺激着我。它是李强留下来的痕迹。李强臭烘烘的脸曾经粘在她的脸上。然而范妮娅的眼睛在鼓励我。我低下头，吻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是凉的。我觉得范妮娅又属于我了。我吻她的鼻子、脸蛋、脖颈，然后是嘴。我说： “范妮娅，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范妮娅什么也没说，忧伤地看了我一眼。我感觉她的目光中包含着对我的爱和怜悯。我原谅了她对我的背叛。当她一声不吭地转身离去时，我毫不犹豫地追了出去。 范妮娅很快就在走廊上消失。我呼唤着她的名字，跑到街上，但是大街上一片静寂。我一边跑一边念叨：雨还没停呢，街上积满了冰凉的雨水。我这么一说，便觉一股彻骨的寒冷迎面击来。我几乎要仰面跌倒。雨水淹到了我的脚踝。我疾步向前方趟去，听到了哗哗的水声，看到了白色的水在脚下裂成无数碎片。我问一位带伞的姑娘，有没有看到范妮娅，穿着裙子。她说她不认识范妮娅，还惊惧地看了我一眼。 我想了想，沿着左边的那条大街追去。范妮娅一定会走这条路，因为她的家在这个方向。我一定要追上她，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机会。我要追上她，向她证明在这个世上，只有她才是我的最高目标，只有我真正爱她，只有我愿意花费十年甚至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得她的爱。我要告诉她并且使她相信，在过去的十年里，她是我所有的梦、回忆、力量和爱的源泉。我这样想着，竭力控制着猛烈上窜的感情不至于脱缰。我不能发疯，要保持正常的头脑。为了范妮娅我得保持正常的头脑。脚下的水阻挡着我的道路，我像踢一块小石子一样试图踢开它们。汗水迷糊着我的双目，我一次次举起笨重的手掌擦亮眼睛，以便从街上寥寥无几的行人中找到我的范妮娅。我的腿这么沉重，前面的道路又这么漫长，我产生了一种热切的想法，想跪下来，用膝盖行走，要么趴在地上，爬着前进。范妮娅在哪里啊，我一次次地陷入绝望之中。追上她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了。
第44页 我发觉自己来到了这个城市的郊区，一块墓地挡在前面。坟墓上长长的青草在朝我摇曳。范妮娅怎么会走这条路呢?我走偏了道。我这么一想，绝望便以它精确的算计噼开了我的头颅。我晕倒在地。 我在旅馆房间里睁开眼睛时，已是第二天午后。李强和她的妻子坐在我的床前，我还没看仔细，又晕了过去。我发烧，说胡话，念叨着范妮娅的名字。恍惚中来了一位穿白衣服的人，给我打针。随后头脑里又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黑暗渐渐化开，往事和梦境像活动拼贴画一样同时显现。再次醒来时已是第七天早晨，柔和的微曦穿透茶色玻璃窗，洒在被子上，我的脸上。房间里空荡荡的。桌上的咖啡依旧凉在那里，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屑。我试图伸展身体，发觉四肢已经麻木，根本不听使唤。 发生了什么事啦?我想。好像发生了许多事情，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直在做梦，一个连绵不断的梦，又好像自己从来就没存在过，包括现在，仍是一位贪睡的傻子的梦境中的一个角色。 后来我回忆起这是十年来第一次回到这座城市，现在躺在一间被当成病床的旅馆房间里。墙壁上挂着七只葡萄糖溶液空瓶。 我打算马上离开这个房间，这个旅馆，这个城市。马上。我无法再多待一刻钟。我花了十年的时间跟自己打赌，结果输了。范妮娅并不属于我，这在十年前就已明确的问题，我却为此继续耗费了十年时光。我挣扎着爬起来，抖抖索索地拉开窗帘。街上积着厚厚的雪。孩子们互相追逐着，掷着雪球。我呵了一口气，外边模糊掉了。 我提起行李包，跌跌撞撞走过去打开房门。我也没考虑我是否一走出旅馆就重新跌倒，死去。 我只想离开这里。 在走廊上看见李强，后面跟着他的妻子，我眼睛望着两人之间的空隙，天花板、墙壁开始旋转。李强一把扶住我，一脸惊愕： “你想干什么?” “我要离开这里。”这是我唯一能说得出来的心里话，我心里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你不要命了!”李强和妻子把我搀回房间，扶我躺在床上，盖好被子。 “我们每天都来看你，你一直昏睡不醒，你的病很严重。现在也不能多动。”李强说。 严重，我想，严重倒好。我喘着气，越来越感到无力。我看着天花板，白色的天花板慢慢变成了蓝色。 “那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等了你两个钟头，后来赶到这里，发现你倒在沙发旁。”李强说。 沙发?我有点疑问，但是已经没有力气说出来，也不想说出来。反正现在，对我来说，所有的问题都无所谓问题了。 “你的脸一点血色都没有，全身冰凉。我们立即打电话给急救医院，赶来一批医生。医生说你不能动，所以就把旅馆当成了临时医院。你不知道，有许多医生给你治疗，还有许多护士看护你。而外边下了整整一个礼拜的雪。”李强说。 一个礼拜的雪?一直没下雨吗?像一粒火星，这个问题在我的头脑里闪了一下。眼皮很重，有股力量在拼命把它们拉合起来。 “从你来的那个晚上开始就在下雪了，一直到今天早晨才停，正好是你昏迷的时间。”李强说。 “刚才我进门时看见你的神色不对，你可能误会了，”李强说，“你一直想念范妮娅，我知道。可是范妮娅自从你走后，一年以后就患病去世了。这位是她的妹妹范小娅。怎么啦，林小军?” 我不想回答。那颗火星燃烧起来，照亮了我的世界。我睁了睁眼睛，看了一眼范小娅。我想起七天前我头脑里的雨水和墓地。范妮娅死了。十年来，我一直跟她的亡灵抒发爱情。范妮娅曾在我的梦境中说：“晚上我想到你的梦境中去。”后来她又说：“也许只有我死了，那才成为可能。”范妮娅死了，所以她才有可能两次进入我的梦境，一次在九年前，一次在七天前。她第一次来是向我、向尘世告别，第二次是想叫我作伴，她眼角的鱼尾纹是死亡的标记。我第一次知道人在阴间也会老去。我们相逢在人间和阴间的交界面上。 我相信范妮娅是因为我而死去的。我却没有追随她而去，像虫子一样活了下来。要是我知道她九年前就已离去，我也不会继续活在那座小城。 现在我累了，没有力气想那么多了。医生进来了，李强在呼唤我的名字。但愿现在谁也不能阻挡我走向范妮娅的脚步。我知道，我和范妮娅开始相爱的时候，生活与爱情合谋，从背后朝我射了使我慢性死亡的七枪。 1994年3月 【一个星期天】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里冬被一阵急促的鸣叫声惊醒了。起初，他还以为那是窗外马路上救护车的声音，后来，他往外翻了个身，才发觉摆在床头柜上的那只传呼机，它轻轻蠕动着，像一只黑色的甲壳动物。声音就是从它身上发出来的，听起来有点古怪，仿佛预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白天的开始。 传呼机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里冬只看了一眼便又闭上眼睛。他需要再好好地睡上一觉。可是，才隔了一会儿，他还刚刚走回到昨晚那个广阔的梦境的边缘，那古怪的声音便又响起来，而且接连响了两遍。 再赖在床上是毫无意义了。里冬穿衣起床。他趿着拖鞋，把窗户打开，然后到卫生间里洗了个脸。自来水是黄的，混着铁锈。幸好从窗外吹进来的空气还算新鲜。里冬的心情稍稍有些好转。 早餐倒还丰盛：一碗稀粥、一只咸鸭蛋、一袋面包片——这是一顿令人愉快的早餐，里冬仔细地享用着它们。稀粥是昨晚就煮好了的，凉爽，润滑可口，它的表面覆盖着一层微微起皱的粥皮。鸭蛋腌得恰到好处，香喷喷的，一敲开便往外淌油，有几滴淌到了手指上。里冬把指头伸进嘴里，挨个吮吸干净。面包太多，里冬便留了一些，准备晚上当点心吃。 大概是在早上七点钟左右，里冬走出了这座灰暗的宿舍楼。他从宿舍楼的阴影里走到阴影之外。这是一个美丽的星期天，阳光从楼群之间的那片天空斜斜地照射下来，照在宿舍楼前那斑驳的围墙上。从马路那边飞过来的灰尘在里冬眼前整齐地飞行着，它们像一群愉快的小昆虫，在阳光中发射着五颜六色的光。里冬盯着这些尘埃，脚步变得轻快起来。他小跑着，穿过那条僻静、潮湿的小巷，来到大街上。他往北拐了个弯，贴着墙根继续跑。 大街是新修的，两旁还留着一些未被清除的小土堆。一辆洒水车唱着小调在里冬面前开过，地面上的灰尘被水驱赶到了空中，空气因此变得非常噎人。里冬用袖口捂住了鼻子。他险些把一位从一个墙门里踅出来的胖女人撞翻在地。他打了个趔趄，继续往前跑，也不敢停下来，跑了老远才回过头张望。那个胖女人拎着只菜篮，立在原地，嘴巴飞快地开合着，远远地戳着他的鼻子咒骂。里冬扭头就跑，急急忙忙跳上了一辆开往市中心的电车。 车内立着很多人，一个贴着一个，他们的额头都淌着汗。里冬背贴着车门站着，他的前边，一位矮个子的中年妇女像团糨糊一样黏着他。为了透气，她在人堆中像鸬鹚一样伸着脖子，并把脑袋搁在里冬的肩胛骨上，她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电车在梧桐树下飞驰，里冬使着劲，想往旁边挪一点，但是没有办法，况且他的上衣被车门夹住了。现在不能开门，否则他准被弹出去。
第45页 电车在市中心的广场边上停下，里冬从人们头顶的缝隙望出去，看见了许多花花绿绿的气球，就侧身跃下电车。气球飘在空中，铺天盖地，里冬仰望着它们，一面踱着细步。他真想蹦上去，然后朝地面上某张讨厌的脸吐口响亮的唾沫。他遛达着，瞥见了广场东侧的一间公用电话亭，这才想起了早晨那个还没回过的电话。他踱过去。电话机搁在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桌子上，它的旁边扔着几枚硬币、几颗瓜子儿。管电话的人不知到哪里去了，里冬拎起电话机，四处张望了一会儿，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铃声短促，带点拖音，仿佛一只黑暗中生活的动物的呜咽。它从电话那头一声一声地传过来，有点像早晨的传呼机的叫声。叫声响了半天，但是无人理睬。里冬听着电话机的回声，猜测那一定是间巨大而寂静的办公室。 里冬走上一条热闹的大街，沿着左侧的林荫道往南走。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无数的碎片，里冬小心翼翼地踩着它们走。街道两侧，商店病恹恹的，它们的表皮被无数块耀眼的玻璃包扎着。里冬走着，眼睛直愣愣地往前，尽量不去看它们，然而，他仍然经常不小心瞥见橱窗内陈列的一排排高跟鞋和浓妆艷沫的柜檯小姐。那些玻璃门，大都安装着发亮的铜扶手，一面向大街喷涌着一阵阵热浪，一面吞吐着表情各异的人群。因为逆着人流行走，里冬常常不得不侧起身子，或者干脆停下来，让别人先过去。一位年轻小姐，穿着一条漂亮的短裙，胸脯挺得老高，立在街边一棵梧桐树的暗影里，朝着里冬走来的方向眺望。里冬直直地走过去，当离她仅一步之遥的时候，他发觉自己与她四目相对已经多时，他甚至从她清澈的瞳仁里看见了自己的身影。他有些心惊肉跳，赶紧侧转身子，急走几步，拐进一条小巷，奔跑起来。有颗凉丝丝的东西掉进他的脖子，他一阵哆嗦，那是从一户人家的窗口滴下来的水珠。他跑了一段路，然后慢下来摇摇晃晃地走，喘着气。他在一间理发店门口停下来，那里竖着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里立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瘦男人，弯腰曲背，尖下巴，头发蓬松，从发际淌下来的汗水积在一道道皱纹里，两只黑而薄的耳朵像瓦片一样可怜地支楞在脑袋边上。 他正观赏着这副尊容，理发店里走出一位女郎，吓了他一跳： “老闆，理发吗?” 女郎张着一副大嘴，鲜艷的舌头在里面飞快地搅动着，她的嘴唇、鼻子、眼睛、耳朵也都红艷艷的，她的整个脑袋因此被拼揍成一捆巨大的花束。里冬有点眼花，连忙逃窜。 小巷尽头又是一条大街，不过空旷多了。大街对面是一块狭长的公园，依傍着湖泊。湖面迷濛开阔，有小船在湖心荡漾。湖水尽头有一脉时隐时现的青山。里冬在售货亭里买了一罐汽水，找了条临湖的长凳坐下来。他看见岸边的水面上漂着一堆纸屑，一部分是牛皮纸的，一部分是普通的信纸。汽水里有一股臭味，里冬喝了一口又吐了回去，顺手把饮料罐放在脚下的石板地上。有点累了，里冬闭上双眼，可是垂下的眼皮立即显示出了一片骇人的血红色。里冬赶紧睁开眼睛，还好，什么事都没发生，他还好好地活着。一位驼背老人抖抖索索朝他小步挪过来，在他脚边停下。老人那深深凹陷的两粒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里冬，一边吃力地弯下腰，小心地拾起那只饮料罐，然后敏捷地跳开。里冬被吸引住了，他斜眼看着老人在不远的一条石凳上坐下，把饮料罐轻轻摇了摇，放在一边，脸上浮现出了细微的笑容。老人脱下身上那件破烂的外套，把它搁在两膝上，小心抚平，那神态仿佛正在出席一次上等人的晚宴，他的嘴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叼了一根塑料吸管，里冬收回目光。还是让老人自个儿享用去吧。他望着湖面，脑子里一片芜杂——他常常想抓住某样确切的东西，却总是什么都抓不住。他依稀记得今天早晨被传呼机吵醒后的一些事情，但是它们也处在快速遗忘之中，也许到明天早晨，脑子里便又什么也没有了。他像摇一只酒瓶一样用力摇着脑袋，仿佛已经摇出了很多泡沫。后来他不再用力了，脑袋仍然在不停地晃动，过了很久才慢慢耷拉下来。有个戴红袖套的治安纠察在四周转来转去，不时地打量着他。他从石凳上站起，转身走出公园，再次横穿大街，贴着人行道的墙根走。沿街店铺很少，大都是爬满藤萝的旧墙。 有一道墙很长，里冬贴着它走了很久，走累了。他想停下来时，发现墙断了，出现了一道虚掩着的铁栅栏门，上面没挂门牌，也没挂招牌。 这是家装潢公司吧。里冬自言自语道。 他推开铁门，低头走进去，路面非常清洁，路的两旁，几簇月季在轻风中摇曳。他抬起头，看到了那座木结构的建筑。 有人在后面喊他。他回过头，看见了大门右侧的那间小房子，从它的一扇小窗里探出个脑袋。是一位老人，牙齿掉光了，嘴巴往里瘪成一只黑乎乎的空洞，声音就是从这个空洞里发出来的。 “你找谁啊?”老人说。 “我找一个女孩。”里冬说。 “女孩?”老人耳朵有点背。 “她叫小小。”里冬说。 “你认识她?”老人说。 “不认识她，我会来找她吗?”里冬叫道。 老人盯着他，说： “这座楼是空的。” “不，不可能，这里有一家装潢公司，她是公司的秘书!”里冬的叫声越来越响。 “装潢公司老早就搬走了。”老人说。 这座木结构的房子至少已经存在一百年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来历。它最先的主人老早就搬走了，也许已经死了。装潢公司的搬入又搬出是后来很晚的事情，看门的老人说，它两三年前搬到一座新建的大厦里面去了，在那之后，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在这里办公，它在不久前也搬走了，因为老房子就要被拆掉。它的台阶是用光滑的长石条砌成的，里冬踩在上面，能感觉到它微微的撼动。正大门前竖着两根柱子，油漆剥落了，露出树木的颜色。灰褐色的门楣上，雕着几朵不知名的花，凹槽里积满了尘垢。里冬扶着栏杆，走上那道旋转楼梯，他的脚步声也跟着旋转而上，并在房子的各个角落里响着回声。回声在他的耳际回荡着，并由清晰变得混乱，仿佛来自四面八方，不断地敲击、刺痛着他的耳膜。 里冬好不容易才挨上最后一级楼梯。回声消失了。他扶着栏杆喘息了一会儿，然后往前移了几步，在一扇虚掩的门前停住。透过门缝，里冬看见了那间空空荡荡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乱糟糟的。桌子上堆满了废纸，抽屉拉开着。椅子全部被搬走了。地板上到处都是废弃的文件，上面留着杂乱的脚印。有几个被掏空的柜子仰面翻倒在地上。十多个窗户都开着，窗外繁盛的夹竹桃树影婆娑。那些迈着细步、闻着花香的女孩哪里去了?里冬在那张临窗的桌子前站了许久，转身下楼。 和看门的老人告别后，里冬又回到了大街上。他仍旧贴着墙根急急地走，他的胳膊好几次都重重地甩在墙上，痛得他停下来直跳。然而他根本无法离墙太远走路，否则他就难受。有时候围墙内会扔出一个正在燃烧的菸蒂，差点打在他的头上。走到这条大街的尽头，里冬又拐入了另一条更长的大街。
第46页 里冬看见前面二十米处正横行着一对男女，他们互相搂抱着，里冬可以看见他们模糊的侧脸。男人不时地腾出手来，抚摸女人的臀部。女人留着披肩发，腰肢细细的，臀部随着两人迈步的节奏像蒲团一样前后甩动着。里冬急遽地往前奔跑了几步，仔细察看女人的腰肢和她那米黄色的拖地长裙。 小小!里冬叫道。但是那对男女没有半点反应。他想叫第二声，可是刚才那一声呼唤已经用尽了他的所有力气。他颓然在路边坐下，透着气，当那对男女就要在他视线里消失时，他又站起来，屁颠颠地跟着跑。他的脑袋很小，但是脖子更小，所以脑袋就前后左右不停地晃着，好像那脖子原本只是一截橡皮管。风卷着落叶，贴着地面走。他的裤管被吹起来了，露出了木棍般的小腿。他跑着，慢慢地就掌握不住方向了，遇到障碍物就转不过弯，他不断地打着趔趄，经常踩在别人的脚上，有一次，他把整个身体都撞到了一根电线桿上，然后像一团泥巴一样跌在地上。他顾不上检查身体就迅速爬起，然而他已经支不住了，跑了几步就停下来。他蹲着，把脸埋在两膝之间，双手十指交叉放在后脑勺上。他想休息一会儿再走，可是等到他重新抬起头时，那对男女已经看不见了。 里冬看见路边的一家小酒吧，门的两边贴满了松树皮，便挨了进去。酒吧间很暗，门一关上，便只剩下了蜡烛的微弱的火焰。许多张脸在晃动，许多影子重叠在用树皮装饰起来的墙壁上。里冬在角落里坐下来，要了一瓶啤酒。他喝了没几口，眼圈就红了，那红晕以眼珠为中心，像涟漪一样一圈圈地荡漾开来。那蜡烛的火焰开始摇晃了。 一位女孩朝他走过来，坐在对面。她留一头披肩发，身穿一条蓝色的背带牛仔裙。她目光躲闪着，好像有些羞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女孩说。 大概有点喝多了，里冬的鼻子有点塞。他把小指伸进去，使劲旋着。他在记忆里使劲寻找着眼前这个女孩的影子。 “你在哪里念书?”里冬问。 “你觉得我是学生吗?”女孩说。 “我猜的。”里冬说。 “你猜错了。”女孩说。 “我没猜错，你肯定是个学生……”里冬说。里冬看见她笑了，露出一排又细又白的牙齿和那粉红色的牙龈，他有些不悦，说： “……但是我知道你还过着另一种生活。” 女孩收起笑容，但是不一会儿，脸上的肌肉又松开了。 “你是个教师?”女孩说。 “有一段时间。”里冬说。 “怪不得。”女孩说。 “我现在什么都不做了。”里冬说。 “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她说。 “我不是一个人，你会过来吗?”里冬说。 “你额头上有两个包。”女孩说。 “摔了一跤。”里冬说。 “你是个古怪的人。”女孩说。 “是吗?”里冬说。 女孩兴味索然，站起来想走。里冬连忙拉住女孩的胳膊，仰头看着她。女孩挣扎了几下，不动了。里冬的手指顺着她的胳膊慢慢滑下来，最后和她的纤细的手指交叉在一起。 女孩转着脑袋，她的眼睛也在不停地转着。里冬举起杯子，仰着头，让残留在杯底的泡沫沿着杯壁慢慢地流进嘴里。他站起来，说：“我们出去逛逛。” 门外亮堂堂的。响起一阵尖利的喇叭声，里冬不禁打了个哆嗦，四顾张望了一会。汽车像行驶在河里，噼起一条条白花花的波浪。他们靠在路边的一根电线桿上。“我们去哪儿?”女孩说。 “你也许没去过。”里冬说着，拉女孩上了一辆计程车。 计程车在笔直的大街上疾驰着，从车里看出去，那些高楼是斜的，好像就在里冬的正头顶。道路非常开阔，但是慢慢地就变窄了，变弯了，变不平了，两旁的高楼不见了，出现了一排排乔木以及掩映在树丛中的小屋。 “什么鬼地方!”女孩叫道。 “你马上就看见了。”里冬说。他一直看着窗外，好像没有察觉到女孩神色的变化。车子开上一道缓坡，路边出现了松树。 “停车!”女孩叫道，“停车!” 司机放慢车速，回头朝后座看。里冬示意继续往前开。 车子拐了个弯，在一片树林旁停下，里冬打开车门，拉起女孩就走。司机说：“你还没付钱呢。”里冬哦了一声，回过头去付钱。 等到出租汽车吐着黑烟开下山坡，整条道上便只剩下他们了。 这是郊外的一座山，山上长满了松树和灌木，因为前面山岗的阻挡，城市已经看不见了。他们站在一片松树林的边上。树木很粗，树皮上结着一颗颗半透明的松脂。地面上积着厚厚的松针，有几只不知名的小虫在松针上爬着。女孩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以前我老是到这里来……”里冬说。他的左脸抽搐着，当他抬起头来看着女孩时，他的脸都歪了。 女孩突然间转身就跑，里冬话还没说完，她已经跑出一丈之外。 里冬追上去，扯住她的袖口，叫着： “你不要跑呀。” “放开!”女孩腾出另一只手，抽了里冬一记耳光，一边喊道，“流氓!” 里冬懵了一下，女孩乘机逃脱，冲下山坡。里冬回过神来，就屁颠颠地追下去。他的脑袋又晃起来了。他跑着，一边望着女孩那随风飞舞的长发。一辆蓝色的小汽车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女孩站在路边，向它使劲挥手。车子迟疑了一下，开过去，在她面前停下。她打开车门，坐进去。里冬还没追上来，车子就开了，于是他就在车子后面跑着。车子开得很慢，可是他就是追不上，他的小腿又开始打战了，他的脖子可能是伸得太长的缘故，以至显得像胳膊一样细。他吃不消了，慢慢停下来，喘着气。他看见女孩把脑袋伸出窗口，远远地朝他吐了一口唾沫。 她跑了呢。他对自己说，一边晃着脑袋。 已经临近傍晚了，阳光斜斜地照射下来，给里冬全身抹上了淡淡的红色。这是今天的太阳，不是昨天的，也不是明天的。看着那辆远去的车子，他的头脑稍稍清醒了些。他转身返回到那片松树林里，在松针上躺下来。有只小鸟在啁啾。 休息了一会儿，里冬感觉好多了。太阳沉下去了，黑暗升了起来。时候已经不早，他准备回家。一想到那个寂静的家，他的步子便又轻快起来。他总是一回到家，就把所有的烦恼都忘掉。他很快就走下了山坡，他的眼前又出现了稀疏的房子，它们不断地变得稠密。他朝着市中心走去，很快就看见了城市的高楼和霓虹灯。他像一个梦游人一样晃荡着。又是一个美好的星期天的夜晚呢。 别在腰上的传呼机又一次响了起来。里冬俯身去看，发现仍旧是早晨那个电话号码。这个固执的打传呼者令人厌烦，但是里冬很快就原谅了他，并且在一家小杂货店里找到了一只公用电话。
第47页 “餵!”里冬叫道。 “餵!”那一头传来年轻小姐的声音。 “谁打传呼?”里冬说。 “你是谁……哦，对不起……我可能打错了……”女孩说话稍稍带点鼻音，但嗓声婉转，非常入耳。里冬好像被人击了一闷棍，身体剧烈地摇晃了一下，几乎要摔倒。他叫道： “不!你没打错传呼!……” 里冬紧紧地抓着电话筒，他真想把它给捏碎，他叫着： “你是小小，是不是?我是里冬呀!” “对不起，是我弄错了……”女孩说。 “你一定知道我是里冬，所以今天给我打了这么多的传呼……”里冬叫着，有点反胃，酒精和食物涌上了喉咙口，一股刺鼻的气味从他嘴里喷出来。电话那头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又喝醉了……”里冬还想说下去，这时发现电话已经断掉了。 里冬额头冒汗，浑身无力，身体直摇晃。旁边有位中年男子在买香菸，里冬伸手扶在他的肩膀上，并朝他歉意地笑笑。中年男子没理他，买了烟就走。里冬失了支撑，身体一斜，摔倒了，结果把肚子里的秽物都摔出来了，满地都是。 里冬在地上躺了一会，然后坐起，双手支撑地面，屁股缓慢拱起，然后全身站直。她为什么要给他打传呼，他回过去，她又不承认了呢?这样也好。里冬对自己说。给了你一点点希望，又迅速把它扼杀，这样不至于陷入太大的痛苦之中。这么一想，里冬的头脑便彻底清醒了。他一瘸一拐地朝公共汽车站走去。 也许她根本就不是小小，小小一定早就忘掉了他。里冬想道。他有点难受，因为许多迹象表明，他的一些记忆正在甦醒。他绷紧手掌，狠狠地在自己的左右脸上各抽了一耳光，手和脸都很痛，他就再抽两下，于是手和脸都麻了，接着脑子也麻了，好像什么记忆都没有了。也许，这个星期天，将和以前的所有星期天一样，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幸好小小没再关心着他。夜色中，里冬禁不住说出声来：要不然，我就没有这样自由自在的星期天。他忍不住笑了。 天慢慢黑下来。马路上的人、树木、行驶的车辆都变得影影绰绰，里冬在夜色中走着。他赶上了一辆末班公共汽车。不久，他就又走进了住处附近那条湿漉漉的小巷，走进了那道圈着他们宿舍楼的围墙。不知从哪户人家透出来的灯光暖暖地照在里冬的身上。 里冬打开家门，把电灯拉亮。肚子已经很饿了。里冬揭开餐桌的盖子。面包片还好好地放着，里冬拿起它，把它塞进嘴里。他发觉它已经变得又干又硬，好像被烘干了似的，上面还爬着几只蚂蚁。可能太饿的缘故，面包吃起来仍然很可口。他一面吃着面包，一面想着这已经来临的漫长的夜，不禁啜泣起来。 1996年10月 【北方姑娘】 下午，我提前下了班。二哥在我这里住了几天，晚上要去北方的伊春。从单位出来之前，我给小吉打了个电话。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二哥已经洗好菜。他接过我的雨披，在卫生间的门背后挂好，还拿了一条毛巾，擦我头发和衣袖上的水珠。 “雨下得很大吧?”二哥说。 我没有回答。我问他火车票有没买好。 “买好了，”二哥说，“晚上十点十六分开。”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因为下雨，天已经很黑了，厨房间里透出去的灯光照在一楼的自行车棚里。灯光与雨丝交织，在黑暗中像一团跳动的雾。 我挽起衣袖，准备做饭。二哥跑了过来，从我手中夺过菜刀和案板，说饭让他来做，我歇着。我说： “你去收拾行李，看看还要带些什么。” “都看过了，没什么漏下。”二哥说。 我让他去看电视，但是他站着不动。 “你不是有话要说吧。”我说。 “没有，什么事都没有。”他否认着，低头走开。我点着煤气炉，等锅热了，倒上色拉油，油烟从锅底升腾上来，瀰漫了整个房间。我把排风扇打开，并把厨房间的门关上，排风扇旋转起来，发出巨大的噪音，好像飞机起飞。我煎了一条黑石鱼，炒了一盘青菜，一盘土豆丝，然后烧汤。水烧开要一段时间，我在锅前等候着。 透过糊着淡淡的水汽的玻璃，我看见门那边有人静静地立着，他的鼻子、嘴巴、额头都紧紧贴着玻璃，像是一幅画。我打了个哆嗦。我凑近玻璃看，发觉那是二哥。我把门打开。因为通风，排风扇的声音一下子变小了。我说：“你在搞什么名堂?” 二哥站在门外看着我，欲言又止。 “你到底想搞什么名堂?”我说。 二哥比我大两岁，但是我觉得他什么都不懂。我说： “是不是钱不够用?” “不是钱。”他说。 “那是什么事?” “我想借样东西。” “什么东西?” “衣服。” “什么衣服?——你不能干脆点吗?” “我想借你那套西装。” 他还是想去见那位伊春姑娘李伟，并且想穿得体面些。我说：“你不是说已经忘掉她了吗?” 他沉默不答，表情非常执拗。我说： “你为什么不愿意吸取教训?” 房间里一片寂静，过了好一会儿，他说： “最后一次。” “太离谱了。”我说，“人家是大学生，脸蛋好看，父母有权有势;你呢，没有落脚的地方，一个铜板都没有。人总得有自知之明呀。” 二哥不吱声，脑袋略微歪着，好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我说： “你还抱有希望?” “李伟说，再过一段时间，比方两年，情况或许会有所好转。” “你在做梦。” “也许两年以后，我会得到别人……比如……她的父母的承认。” “够了。” “也许……” “她甚至都不许你迈进她的家门。” “……她说她家教很严。” “家教?这是她的藉口。”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想像中的李伟好像就站在面前：披肩发，额头的刘海剪得簇齐，眼睛很漂亮，脸颊、鼻子上长满了黑褐色的雀斑。 “……这不可能。”二哥说。 “你那么肯定?”我说。 二哥不吭声，房间里重又陷于寂静。这个问题让他感到痛苦——他的眉头扭结着，脸色发青。我继续说： “父母是她的挡箭牌;即便不是，也至少说明了她的不坚定——她让自己的命运捏在父母的手中……” “你不要再讲下去了……”二哥打断我的话，他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起来。他背过脸去。
第48页 锅里的水早已烧开，都烧黄了。我倒掉它，重新换上一锅清水。二哥渐渐恢复平静，他把脸转向我，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大概他又已找到了新的理由，认定李伟是无辜的，并且像他对她一样怀着真挚的爱情。到了这份上，我也无话可说。当然，我希望事实如他所想。但是我还是认为，他借西服这事很荒唐。果然，不一会儿，他又向我开口了： “你把西服借我穿一下吧?” “不借。”我说。 “我求求你了!” 他这样说话让我难受，我说： “你既然相信她爱你，就应该有足够的自信，而不是假装体面以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 “就借我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我一定还给你。” “我相信你会还给我。” “我在路上不会穿它，我只在和她见面的时候才穿，我不会把它穿脏的。” “我不在乎你把它穿脏——我甚至都可以把它送给你。” “那你就借我穿一下。” “不借。” “我求求你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把时间多花些在其他地方，比如工作?” “这次我从伊春回来以后一定会这样去做。” “以前你也经常这样说。” “但这次不一样。” “你会被毁掉!” “这么说为时过早。” “不，这是预言。” “就算这是预言。现在我再向你请求一次……” “没有用。” “我这辈子最后求你一次……” 门外还下着雨，淅淅沥沥的雨声透过窗户传进来。天气预报里说晚上的降雨将超过一百五十毫米，箬河里的水将急剧上涨。也不知道铁路是否能经受住这次洪水的考验。我把汤烧好。大家开始吃饭。 二哥只吃了一小碗米饭，喝了几口汤，其它几个菜动都没动。他表情阴郁。 我在洗碗的时候，听见了敲门声。我跑过去开门。是小吉。她很不高兴： “你耳朵聋啦，敲了老半天的门都听不见!” 我说：“我在干活呢。” 小吉把伞收好，放在伞架上。她穿着一件蓝格子的连衣裙，肩膀上缀着荷叶花边。她问我二哥在哪里，我说： “在房间里。” “怎么没声音?”小吉问。 “他不高兴。”我说。 “早上还好好的呢。”小吉说。 “我不借给他西服。”我说。 “穿到伊春去见李伟?”小吉问。 我点点头。 这会儿轮到她发火了。她瞪着我，半天不说话。 “你怎么能这……样?”她说。 “我怎样了?”我说。 “你小气!” “不是小气!” “他是你二哥，和女朋友去约会，不过是借一下你的衣服，你连这个要求都不满足他!” “问题是他这种感情是有害的，我不能纵容他。” “冷血动物!”小吉说完，就气沖沖地走到房间里去了。这就是女人，一只玻璃容器，你必须用感情——哪怕是假得令人噁心——把她盛得满满的，否则她就要发脾气。我跟着走进房间，看见小吉正把我那件西服从衣架上拿下来，二哥则像一位小弟弟，拘谨地立在一边。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对二哥说：“你试穿一下，合身就穿了去。” 二哥脸色依然非常阴郁，但是眉头慢慢舒展开了，他脱掉那件浅灰色的夹克衫——这件衣服三年前刚买的时候还是黑色的，如今褪成了灰色。他穿上我的西服，扣上扣子，然后把双手叠放在腹部，在我们面前侷促地转了转，朝我们讪讪一笑。小吉左手托着下巴，朝他左看右看，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又摇头。二哥则充满期望地看着她。他在等待赞扬呢。 “感觉有点不对头。”小吉说，“好像不太适合你穿。” 二哥抬头看看小吉，又低头看看身上的衣服。他还没理解小吉的意思，我想我理解了。二哥穿着笔挺的西服，但丝毫也不能掩盖什么。 “脱下。”小吉说。 “为什么?”二哥一边表示疑问，一边脱下衣服。 “我给你换一件。”小吉说。她把我那件绿色的便西装从衣架上拿下来，刚刚给二哥穿上，就跳了起来： “就应该穿这样的衣服，”小吉说，“你不适合穿正儿八经的衣服。” 小吉绕着二哥转了一圈，上下打量着，仿佛是一位时装设计师在设计她的模特。她对我说： “再配一条牛仔裤，然后穿上你那件蓝格子的衬衫，佩上你那条花领带，就是一位帅哥了!” 按照她的意图把二哥打扮停当后，她对二哥说： “你真帅!” 根本谈不上帅，不过二哥确实好看多了，他长年在外奔波时养成的懒散、轻浮的习气被遮掩住了，他一直以来作为一个社会底层的生活者所特有的那种卑微的品性也看不出来了，现在，他表面上是一位时髦的城市青年，但这是小吉的作品。我对二哥说： “看到你这副模样，李伟的眼睛也许会亮一亮。” “会的。”二哥说。看得出来，他在努力抑制笑容，但是努力非常不成功。 “她会问，你这身衣服是哪里来的?你怎样回答?” “我说是我自己挣来的。”二哥说完就垂下了头。 我本不想再继续刺激他的神经，但是我忍不住： “你穿了这身衣服，李伟的父母就会让你踏进他们的家门吗?” 二哥低垂着头，不说话。我看见他后脖上的两条筋在急促地跳动着。我仍不罢休： “你……” “不要说了!我把衣服剥下来还给你!” 他霍地站起，但没站稳，摇摇晃晃的。我赶紧伸手扶他，却被他用力甩开了。他阴着脸，开始脱衣服。小吉抓住了他的手，但她力气太小，根本无法阻止他解钮扣。 “你太过分了!”小吉朝我喊道。 我有点后悔，我说： “我不说了。” 说完，我去拉二哥那发抖的手。他望了我一眼，停止解钮扣。他喘着气，脸色苍白。他的头发有点乱了。小吉对我说：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你：刚愎自用!” “我是为他好。”我说。 “根本没有，你是站在你的角度看问题，说句老实话，你非常自私!”小吉说。 “你不要上纲上线。”我说。 “你们不要吵了，是我不好。”二哥说。 也许真的是我错了，我世故，缺乏同情心，自以为深得这个社会的奥妙。我这样想，但是随后就把它们给否定了。至少，我不能像二哥那么幼稚，否则，我就不可能获得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会像条狗一样被人踢进阴沟里。我说：
第49页 “大家都不用吵了，休息一下，准备上路。” 乘小吉去卫生间洗脸的时候，我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元钱，递给二哥，我说： “我知道你需要用钱。” 二哥接了，把它塞进贴身的衬衣口袋里，说： “我会还给你的。” “我如果要你还，就不会给你了。”我说。 “我会还你的。”二哥说。 “算了吧!”我愤怒了。 二哥不吭声。小吉洗好脸，走进房间，坐在桌子前弄自己的头发。二哥打开行李包，把一双旧皮鞋装进包里。大家都无话。我有点累，在床沿上坐下，然而这更累，就干脆躺下来。我看着天花板，这时候，我听见窗外雨仿佛越下越大了。天花板开始变得模糊，隐约中浮现出许多女孩子的脸，她们或笑或哭，在我的眼前晃动着。她们当中有的已离我非常遥远，我只能依稀记得过去岁月中和她们共同相处的若干场景，有的我则还清楚地记得她们的名字，我听见了她们呼唤着我的名字的声音，这声音是这样的清脆和婉转，仿佛就在我的耳边，我还听见了她们渐渐离我远去的声音，这声音是那样决绝，以至我都快要哭出来——从前的许许多多的业已死去的记忆仿佛就在这一瞬间复活了过来。 我醒来的时候是晚上九点钟，小吉在摇我的肩膀： “起来了，二哥要走了呢!” 我爬起来，眼珠非常难受，我用手背使劲搓它。我真想把它给搓出来。脖子疲软，仿佛已无力承受脑袋的重量。我爬下床。二哥站在客厅里，手里拎着行李包，正准备出发。他的心情看起来已明显有所好转，眉头舒展，脸色红润。他对我说：“还在下雨，你们不用送我了。” “我送你上车。”我说。 “不用了。”二哥说。 “你等一下，我去洗把脸。”我说，“我还有话要讲。” 洗好脸，感觉好多了。我对小吉说： “你在房间里待着，我很快就回来。” “不行，我也要去。”小吉说。 我知道拗不过她，就不再说话。我们各取了一把伞，出门。 门外雨很大，从灯光照射到的亮光处，我看见雨滴互相碰撞后被击碎的雨花，在空中四处飘逸，散发着银色的光芒。我们打开伞，走进雨地里。少许雨滴打在我的手上，凉丝丝的。我不知道这雨是否会下到明天，或者后天，也不知道北方的伊春是否也在下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想像中的李伟的形象。 雨滴打在地上，又蹦起来，仿佛在跳舞。马路上行人稀少。两位穿红色雨披的人并排骑着自行车，从我们身边慢慢悠悠晃过。我看见其中的一辆自行车后座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的一只小手从雨披下伸出来，在雨中举着。小吉说： “真可爱。” 小男孩把脑袋朝我们转过来，我仿佛看见了他的黑眼珠。二哥朝他挥挥手，他却把小手做成手枪的形状，并瞄准我们，连着开了三枪。 大家一时黯然。 小男孩很快就消失在大人的雨披的阴影里。过了一会儿，大人也看不见了。 “你们回去吧。”二哥说。 “你把手续办好就马上回来。”我对他说。 “我会的。”他说。 我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要忍住。” “我会的。”二哥说。 “你真会?” “放心吧。”二哥说。 “你要冷静……”我还想说下去，但小吉在用胳膊肘撞我，把我撞痛了。 一辆夏利牌计程车从远处驶来，我举起手，计程车在我们面前慢慢停下来。雨滴打在车背上时溅起的雨花飘到我们的脸上。我打开车后门，让二哥进去，然后用这个城市的方言对司机说： “火车站!” 车门关上了，然后车子启动，突突地喘息几声，一熘烟而去。我目送着车子开远。我对小吉说： “他三十多岁了，才第一次碰到爱情。” 小吉钻到我的伞下，我们偎依着。她不说话。 “他长年在外奔波，总想改变什么，但是从来都没有成功过，现在却碰上了这种要命的爱情。” 一辆夜行货车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溅起的水像浪头一样打在我们的身上。我说：“有时候，我觉得我和二哥是一个人，因为偶然的原因才被分成两半。现在我感觉我的一半已经离开南方了……” 小吉依然不说话。我俯下头看她。 “你怎么啦?”我说。 “没什么，我只是想起了今天上午李伟在电话里跟我讲的那一番话。”小吉说。 “她打电话给你了。”我叫道。 “她说你二哥人很好，但是她根本不爱他……” “骗子!”我叫道。 “她不敢跟他说实话，就打电话给我了。” “骗子!” “她有她的苦衷。”小吉说。 我半天说不出话。我猜想二哥到达北方的伊春后将会出现的情景。想像着他拎着行李孤零零地站在伊春火车站广场上时的情景。我说：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不要怪我。” “我应该阻止他。” “我想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就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可是我们不应该骗他……”我说不下去了。 小吉紧紧抱着我的腰，我走路都有点跌跌撞撞了。马路上水流成河，我趟着走，就要像浮木一样漂起来了。 1996年8月7日 【黑色摺痕】 傍晚，他忽然想起要到街上走走。 下着细雨，路面有些潮湿，鞋子踩在上面吧嗒、吧嗒地响。 临街的店铺很多都已关掉。昏黄的路灯被雨雾包裹着，发着柔和的光。一位行色匆匆的中年男人和他擦肩而过。剧院门口稀稀落落停着几辆自行车。雨中的广告牌。 他拐进一条古老的小巷。小巷又深又窄，像根细竹竿儿。两侧低矮的房子里逸出一股股油烟味。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坐在门槛上，专心地嗑着瓜子。 他看见一位穿红风衣、留披肩发的姑娘在他前面骑着单车。漂亮的背影。 雨打在脸上，凉丝丝的。这是春天的雨呢，他想。 卖花喽。他回过头，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提着花篮。小男孩的头发湿漉漉的，一支支贴在额头上。卖花喽。声音很悦耳。一只鸟在空中盘旋。 小男孩跑了几步，跟上他。叔叔，买花吧。小男孩长长的睫毛飞快地抖动着。男孩穿着一件肥大的上衣，衣襟一直拖到膝盖，钮扣大得出奇。他微笑了一下。 小男孩也许是捕捉到了他的微笑，立刻把花篮举起来。叔叔，买朵花吧。 小男孩跑了几步，走到他的前边，满怀希望地看着他，一边倒退着走。
第50页 他买了一朵康乃馨。两元钱。两个硬币。小男孩愉快地接过去，扔进上衣的大口袋里。硬币互相敲击发出两声脆响：叮、叮。 他继续往前走。这是一朵开了一半的康乃馨，在路灯的照射下，散发着微弱的紫红色的光芒。他举着花，越过它，他看见那位穿红风衣的姑娘在前面慢悠悠地骑着单车。那是一辆崭新的小巧玲珑的单车，刮泥板是绿色的，钢丝上吊着一只毛绒绒的黄色小球。 他眼睛直视着前方，也不看双脚是否要踩进水里。小巷深得似乎没有尽头，远处黑洞洞的像个窟窿。 后来他把头别开。那团红影儿在他的脑海里消失了。晚上回到房间就复习哲学史，他想。 小巷两侧的店铺大都已经关掉，还开着的正准备打烊。店主把门板一块块地竖上，灯光从板缝里透出来，照在小巷潮湿的石板路上，分割着夜色下的小巷。小巷像一架笔直的梯子，伸向小城的深处。 鞋底漏了，水渗了进来。早该买一双新鞋了，从他桑园的住处出来，弯过两个街角有一眼鞋店，价钱比什么地方都便宜。 细雨还在下着，飘飘洒洒，像粉末。他折身转入另一条小巷。脚下的石板都是三角形的，脚踩上去，黑色的水就会从石板缝里挤上来。小巷两侧是些高高的围墙，装着路灯的电线桿从围墙里探出来，漠然俯视着静谧的小巷。有点睡意。眼皮打架。该好好睡一觉了，也许回到房间里不该马上就开始复习，而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他揉了揉眼睛，再次看见那位穿红风衣的姑娘在他前方慢悠悠地骑着单车。 他心头一动，不由得加快了步子。脏水从石板缝里射出来，溅在他的裤管上。沉滞的脚步声在夜晚的小巷里回响着：吧嗒、吧嗒、吧嗒……好像在许多人在行走。 很快他就离那位姑娘仅仅几步之遥了。他意识到自己弄出的声音太响，就把步子放轻，慢慢地跟着单车走。姑娘甩了一下头。线条柔和的一张侧脸，在路灯下是那么迷濛。他低了低脑袋，把衣领竖起来。 春天的天气还真有点冷呢，他想。 卖花喽——又是那个小男孩。叫声从很远的小巷里传出来，越过一座座房屋，在他的耳边盘旋，它是那么轻飘飘，久久落不下来。 她骑得很慢。一阵风吹来，掀动着她的衣角，她的绿色毛衣下摆迅速地露了一下。 叔叔!叔叔!小男孩疾步跑上来。 他听见小男孩肥大的衣服在空气中舞动的声音，中间还隐隐夹杂着几声硬币的碰撞声。他回头。 你的花丢了，小男孩喊。 男孩把那朵康乃馨递还给他。 他一阵脸红。有点难为情。他接过他不知什么时候丢掉的花，觉得姑娘也许正在回头看他。 这么晚了，穿了一双漏了的鞋，在细雨中像傻子一样尾随一位陌生的姑娘。 他看着从石板缝里涌上来的黑色的水慢慢流回石板底下，咕噜噜、咕噜噜，好像有人在喝水。他忽然有些厌恶自己。 男孩长长的睫毛上闪烁着无数细小的雨滴，朝他天真地笑了笑。小男孩的额头上有一道柳叶状的伤疤，脸一笑，它就陷下去。 他看着小男孩拎着花篮跑向前面，并迅速地超过那位姑娘。因为地面坑洼不平，小男孩摇摇晃晃的，那肥大的衣服仿佛要把他绊倒似的。小男孩很快就消失在小巷深处了。 康乃馨的花瓣折过了，露出几道黑色的摺痕。不要有什么天真的想法，他一边走一边凝视着这些摺痕，还是回去吧，走完这条小巷就是滨江大道，沿着那条大道往东走一里路就回到他那小小的房间里面了，那里有属于他一个人的书籍，就一个人。他随手把康乃馨放进上衣口袋里。 他眼睛看着路面，开始快步前进。路的低洼处有一些积水，像一面面蒙着厚厚的尘垢的镜子，模糊地映出他的脸。他跳跃着过去，每跳一下，他的鞋子就咕的一声。鞋子里的水越积越多了。 他很快又赶上了她。她回了一下头。他低下脑袋，放慢了脚步。他考虑该不该超过她，把她甩在后面。她单车后轮钢丝上的黄色小球随着轮子转动着，像只可爱的小狗。现在超到她前面太不合适了，那样她就可以细细打量尾随了她很久的人。他不愿意让这位姑娘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会很侷促的。在陌生的姑娘面前，他都这样，姑娘越漂亮他就越侷促。 他这样想着，注意到姑娘又一次迅速地回了一下头，然后他看见她骤然加快了车速。她的黑发飘了起来。瘦削的肩膀急促地前后摆动着。 她一定把我当成了坏蛋。一种涩涩的味道涌上他的喉咙，但是这只在很短的一瞬间，他甚至都来不及体味它。他听着她单车脚踏板转动时发出的咿咿声，恢复了刚才的快速的步伐。可是这样一来，姑娘又甩不掉他了。他和她一直保持着二十米左右的距离。姑娘慌慌张张地冲进一洼水潭，哗啦一声，灰白色的水被带到空中。又冲进一个水潭，又是哗啦一声。 他苦笑了一下，侧转脑袋，眼睛看着爬满苔藓的墙壁。他把脚步放得很慢，希望过会儿把脑袋转回时，姑娘已在他的视野里消失。用不着这么快地赶路，慢慢磨蹭回去也不要紧啊。 不久他就听到了江水的声音。滨江大道就横在前面。他跟着姑娘往东拐入大道。江水缓缓流淌着，仿佛从很深很深的梦境里漫出来，淹向这个静穆的世界。细雨还在下，在黯淡的路灯下斜斜地飘飞着，像一股股轻烟，逸向四周那黑暗的虚空里。 还有几个人在沿着江边走。江面氤氲一片，细雨打在水面上，形成一层浓浓的雾，在水面上萦绕不散。渔灯在雾里闪烁着。 姑娘可能不感到那么恐惧了，在前面越骑越慢，后来干脆在路中央停下来，一只脚支着地面，另一只脚踩在单车踏板上。 他低着头，尽量靠近江边走，想绕过她。 你怎么老是跟着我?姑娘叫道。 他愣了一下，抬头看眼前的女孩。与柔和的侧脸相比，她的正脸有一些不那么分明的稜角，这使她看起来大胆而老练。她盯着他看。他冷不丁地打了个哆嗦。 他把目光移开，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他的右手在上衣口袋里反覆地旋着那朵康乃馨的花柄。花有些瘪掉了。 只是凑巧同路吧，他说。 一辆夜行货车喘息着从他们身边疾驰而过。只是凑巧同路吗?他想，如果晚上不看见她，他也许不会走这一条路线。 我住在桑园新村，唯恐她不信，他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在那里租了一个房间，住了将近一年了。 他站在原地跺了跺脚。鞋子里的水冷得像冰一样。他等待着姑娘说话。如果她不开口，他就走，尽快把这条滨江大道走完，回到桑园的房间里，把湿鞋子脱掉，裹进被窝里。他想像着自己双脚刚伸进被窝时全身冷得直打哆嗦的情形，不由得缩了缩脖子。 然而，当她真的久久不开口时，他又难住了。她歪着头，似乎在思考什么。他的两脚像水蛭的吸盘一样，牢牢吸附着潮湿的路面，怎么也挪不开。江面上有艘渔船摇起了橹，声音咿咿呀呀地传到了岸上。
第51页 如果还不走，跟踪的嫌疑就大了。想到这一点，他毅然迈开了步子。然而一迈出去他就后悔了。他老是要非常仓促地给某件事情圈上句号，早早地从事情中抽身出来，躲进一个人的世界里。 细雨无声无息地打在地上，一切都是灰濛濛的。他想到姑娘可能正看着他，就快步疾走起来，然而双脚是那样沉重，以致都有些跌跌撞撞了。 姑娘骑着单车追了上来。单车咿咿地叫着。 我们真的是同路呢，她说。 他没有看她，但是侧耳聆听。她的声音是多么悦耳啊，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切开了他那坚硬的果核。 不过我感觉你一直在跟着我，她说，我能感觉出来。 他不吭声，为了表示礼貌，他朝她轻轻地咧了一下嘴，但是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根本不是一副笑容，又赶紧收回来。 他问：你住在桑园附近吗? 我就住在桑园啊，她愉快地答道，两眼直视着他的脸。 是吗，他竭力用一种很平淡的语调说话。他稍稍放慢脚步，使它跟江面上橹声的节拍相合。 怎么以前一直没看到你，她说，我已经在那里住了五六年了。 哦，她都在那里住了五六年了。那里是她的家吗?如果不是，她为什么住在那里?她看起来是那么年轻，可又不像学生，那她是做什么的呢?她为什么愿意和我讲话?她在想什么呢?这些问题像针一样一下一下地刺疼着他。 路灯越来越稀疏，越来越灰暗，她车轮钢丝上转动着的那只黄色小球现在变成了灰黑色。 他想告诉她，他大学毕业，居住在这里只有一年，没什么朋友，一直很少出门，他每天都要复习功课，以便早日考上研究生，离开这个陌生的小城。 然而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神经质地朝她笑笑。他脑海里浮现起那个卖花的小男孩的形象。 她也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说话。雨稍稍大了一些，他抹了抹头。头发已经湿漉漉了。这种天气跑到外头来，他想，把头发都淋湿了。 他们很快就到了桑园，到了她居住的那幢房子面前。他的住处还要再过去两幢。 上去坐坐吧，她说。 他觉得自己的脑袋就要飘起来了，不属于他了。太晚了，他嗫嚅道，会不会影响你休息。是有点晚了，这是一个孤寂的夜晚，居民家的灯都已熄尽，天底下似乎只剩下昏黄的路灯了。 不要紧啊，她说，明天我可以睡个懒觉，醒来后就离开这里。 啊，她明天就要走了。明天。为什么不继续住下去?明天我还待在那个小小的阁楼里。 我不上去了，他说。他看见她那明亮的眼睛扑闪了一下。 那就再见啦，她朝他笑了笑，转过身去。 再见，他说。 他看着她推着单车离去，朝那个黑乎乎的单元门洞走去。他站着不动，双手插在口袋里，右手摸到了那朵康乃馨。他马上想到要把它送给眼前这位姑娘，便张开喉咙喊，然而与此同时，他又意识到这是一朵干瘪、花瓣上布满黑色摺痕的康乃馨，又立即缩回了舌头。发自他的喉咙的响亮声音经过变形不顾一切地冲出了他的双唇，在空气中转化成为了几个难听的绝望的音符。 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春天的雨还在下着。 1994年5月 【短故事：1989】 大富出事了，在北京。天晓得。这么好的日头，这么蓝的天，可是天晓得。昨天夜里，俺做了一个不好的梦，梦见俺那爸爸正在后门的菜园里埋他的小儿子，可俺那爸爸过世都已经有二十年啦。梦里的俺身强力壮，正从地里回来，还没踏进家门，就听见俺那姆妈在哭——可怜的姆妈，比俺那爸爸还走得早，四十年前死于难产，陪她一起去的，还有俺那没生下来的弟弟，那一年俺还不到五岁——姆妈一边哭一边对俺说：“儿子啊，快点去看看，你那该杀的恶爸正在埋你的小弟。”俺连忙跑到后门的菜园里，果然看见俺那爸爸正在吃力地挥着锄头，可怜的小弟，大半个身子已被埋到土里。小弟还很小，脑袋只有俺的拳头那么大，头发又黄又稀，但是眼睛滴熘熘地转，小手一上一下地挥舞着，像是要在地面上找一样值得带到阴间的东西。俺大叫着，拼命去夺爸爸手中的锄头，可是还没把它夺过来，就把自己搞醒了。这时候醒来真让人着急啊。俺没把可怜的小弟救出来，也没能给可怜的姆妈一点点安慰，俺在最紧要的关头可耻地醒了。好在日头已经上山，也没有云层遮挡。不久俺就忘掉了梦里带来的不快。吃过早饭，俺背了把锄头去了番薯地。那是一熘四分大的山地，要爬一个小时的山岭才能到。昨天俺也去了那里，一直忙到天黑。今天俺得去把剩下的活干完，要不，晚上俺会睡不安稳。当然，村里的懒汉会说：不就是那么几株草吗，它们是跟你有仇呢，还是跟你爷爷有仇?这些懒汉，俺无话可讲。他们会因为懒得系裤带而蹲上一个钟头的茅坑，一直蹲到两腿发麻为止……在这么好的日头下面，俺们上下三代都做农民的，怎么可以不去地里呢? 农活也是一门很细的手艺——这话俺一般不会跟人讲。讲了，他们一定会反对：不就是拔几株草吗?不就是挥几下锄头吗?他们不晓得农活是细活。他们刨的田垄像狗啃一样。他们要等到杂草长得比庄稼还高的时候才想到要干活，这怎么行啊。阳光和养分会被杂草抢走，庄稼就长不好。草一从土里拱出来，你就得把它们拔干净。村里的小后生常常对俺说：你干活就像绣花一样。俺晓得他们在笑话俺，所以从来不理他们。你一理他们，他们就来劲：这么几株杂草……何苦呢?你就算这一世都不去拔掉它们，又会怎样呢?——对他们，俺无话可讲。 不过今天这点活，俺干起来确实轻松。很快俺就把地里收拾得清清爽爽。俺坐在田埂上，开始晒日头，这很舒服。这个季节的日头是一年中最好的日头。也有人认为冬天的日头最好，俺不那样想。冬天没活好干，日头会把一个人的懒筋都晒出来，那样不好。不像现在，有多舒服。坐着晒了一会儿，俺躺下来，睡着了。 这一觉不晓得睡了多久，直到一阵风把俺弄醒。起先，俺感觉有一双粗糙的手在抚摩俺的脖子和脸。俺一动不动的，突然，俺伸手，一把抓向它。但是什么也没抓到。俺睁开两眼，看见远处的山坡下冒上来一个黑黑的脑袋。她一看见俺，就喊开了： “有财叔，你还钻在这里啊——赶快回去，你儿子在北京出事了!” 什么事啊，老天。俺从地上坐起来，看着她。是有金嫂。看见俺，她站在坡下不再往上走了。俺只能看见她的上半截，上下起伏得厉害：“北京电话打到乡政府……有人捎口信进来，说你儿子住进了北京的医院……让你们赶快去北京……” 俺背上锄头，起身就走。脚被番薯藤绊了一下，还好，只是打了个趔趄，但是背嵴被锄头锄了一下。 “小心点，有财叔!”有金嫂喊。
第52页 俺没事。俺儿子也不会有事的。不过就去一下医院嘛。像俺们这种乡下人，生下来就贱，身体不舒服一般只在家里躺着，让它自己好起来，可要是俺们有钱，就不会这样啦，俺们会去樟树湾卫生院，会舒服地躺在那里，要是钱再多一点，俺们会去城里的医院。听说城里人也不管有病没病，每年都要去医院，拉些小便、大便什么的让医生化验……不过，大富为什么要去医院呢?天晓得。 俺沿着田埂走到大路上。有金嫂在喘气，看见俺走近了，就转身往回走。俺超过她。这是一条有点陡的山路，在这样的山路上，你哪怕空着手也没法子走快，除非你跑起来。有些人一跑起来就管不住自己，结果越跑越快，最后冲进山脚下的稻田里。俺跑一会儿走一会儿。俺跑着的时候，从路边的树丛里伸出来的枝条会冷不丁地抽俺一下。 大富去北京，俺一直不中意。北京是俺们这种人蹲的地方吗?俺们这种人，是那个命吗?俺那爸爸还在的时候，每年清明节都会带俺们去给祖宗上坟。俺们总是先去看爷爷奶奶，接着去看太公太婆，再接着去看爷爷的爷爷奶奶。再接着还要去看几位“老太公”“老太婆”，也不知道已经和俺们隔了多少代了，他们埋没在乱石堆中，有的连一块石头都没有，只是一个小小的黄土包，长着草，俺那爸爸不说，俺根本不会晓得下面还埋着一两位祖宗，也许骨头都早没了。这些祖宗，没一个例外，都生在这个山岙，死在这个山岙，最后葬在这个山岙。俺死了也是那样。就是这个命。 十年前俺那爸爸过世了——可怜的爸爸得了肝腹水，老天保佑他在阴间天天有酒喝。轮到俺带孩子们去上坟了。俺们拎了只大篮子，里面装着酒菜、清明果和自做的坟头纸，沿着前些年俺那爸爸带俺们走的路，给祖宗们上坟。和以前不一样，在这条多少年头以来一成不变的路的前面，俺又加上新的一段：俺们先去俺那爸爸的坟前，在他的坟头浇一杯老酒，添一锄头新土，挂一张新剪的坟头纸。有一段新的路可走，路边有没见过的野花，这些变化让孩子们兴奋：清明节本来就是有望头的节日，现在越发有望头了。清明节的前一夜，他们高兴，睡不着觉，睁着眼睛等天亮。不过，等到大富上了高中，情况就不一样了。他读高一那年，清明节学校放春假，头一天夜里，我们照样在埋头准备坟头纸，大富伏在油灯前复习功课。他说： “爸，明天俺不去上坟了。” “为啥不去呢?”俺问。 “俺要复习，马上要考试了。”大富头也没抬。 “很快就回来的，”俺说，“清明节一定要去看看老太公，他们会保佑你考出好成绩的。” “要是他们会保佑俺，俺不去上坟他们也会保佑的，俺是他们的后代，他们会体谅的。”大富说。 “你倒越说越在理了呢，”俺说，“不要忘了他们是俺们的祖宗，俺们做子孙的，不过是一年一次去看看他们，给他们带点吃的喝的。”第二天大富还是跟着去了，但一路上闷着脸。他七个半月时就逃出了娘肚子，只有三斤多重，皮肤皱皱巴巴的，像穿着件宽大的灰色紧身衣。在娘胎外他也发育不好，到上学的年龄，看起来还只有六岁。相同岁数的孩子都会爬树掏鸟蛋了，他还只能眼巴巴地站在树脚下，给同伴们拎拎小竹篮。不过他六岁就会看牛了，牛听他话。从小学到初一，他都坐第一桌。从初三开始，他突然像施过肥似的，开始往上蹿，到了高中一年级，他就坐到全班第四桌了。但这两年，他身上的肉一点没长。他还是那么瘦，每个人看见了都说可怜。他走路的时候会左飘右飘，好像一直有股风在刮他，走在平路上常常会跌跤。有一次俺等他从地上爬起来，说：“儿子啊，你都十七岁了，为啥走平路都还要跌跤，又没啥东西绊你!”大富回答：“是路面把我绊倒的啊。”上了初中，大富的话越来越少。等到上了高中，别人不问他，他干脆就不开口。他娘问他：“大富，明天早上你几点出门去学堂?”“五点。”“大富，下次你啥时候回家来?”“不晓得。”一个字都不浪费。你也没法从他脸上看出名堂，他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像个木头人。 这次他就闷着脸，低着头，摇摇晃晃地走，眼睛只看自己脚前头的那一小截路。有几次，小富兴沖沖地跑到前面，回过身来倒退着走，想和哥哥说点什么，但是看到那张脸，又不敢说了，乖乖地闪到路边。哥哥又重新晃到了弟弟的前头。俺扛着锄头，一头挑着篮子，走在最后。俺们先去看俺那爸爸、俺那姆妈。他们长住的地方叫牛尾巴坟——一座长满枫树林的山岗，风水很好，四九年以后，村里的人过世了就住到那里。俺那可怜的姆妈先去，一起去的还有她的第四个孩子——俺那可怜的小弟。他俩在牛尾巴坟住了三十年以后，俺那爸爸也住过去了。俺领着大富、小富、小梅在坟前跪下，俺说： “大富，你叩三个响头吧。想要什么，大声说出来，爷爷奶奶会给你的。” 大富叩了三个头，什么话也没说，起身就走。 接着，俺们来到俺那爷爷奶奶的坟前。他们去世的时候俺还没出生，听俺那爸爸说，爷爷三十岁刚出头就过世了。俺对大富说： “这次你要大声说出来。” 大富叩完头，想起身，俺按住他，说： “要对太公太婆说的，大富。” “你不要逼俺说。”大富说。 “这不是逼啊。” “你逼不逼都一样，俺没什么好说的。” “大富，你不能这样。” “俺想明白了，说不说都一样。” “你不能这样。” “有啥不一样吗?俺们祖祖辈辈每年都给祖宗上坟，求他们保佑，可是他们保佑了什么呢?保佑每一代人都能当上农民，保佑每一代人都能像猪狗一样吃喝拉撒睡，保佑每一代人都听天由命……” “你怎么能这么讲，大富!”俺急了。这可是在祖宗的坟前啊，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呢。 “……除了这座山岙，他们不晓得还有别的地方;除了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不晓得有别的生活……” “你读书都读到屁眼里去了吗，大富?”俺说。 什么道理啊。怎么能这么讲。读书读成书腐了——俺这么讲没有看轻读书人的意思，俺晓得书里有好东西——四九年以前，地主家的孩子都去读私塾——可是那里面的好东西，俺们上下三代都做农民的，能够得着吗?就算你能够得着，你能抓得住吗?俺不相信俺的儿子有这么好的命。再说啦，书是书，生活是生活，两码事。书有书理，生活有吃喝拉撒睡，有先有后。俺读过一个月的扫盲班，俺的祖宗们也都不识字，俺们不懂书理，但是俺们照样吃喝拉撒睡。大富呢，他倒好，吃喝拉撒睡还没着落，先背了一堆书理。要命。
第53页 好好的一个清明节，就这样被大富给搅了。搅就搅了吧。还有下一个清明节，还有下下个清明节。再说啦，清明节不过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中的一日，其他的日子还是照样过。现在变成书腐也不要紧，会醒过来的。等到他回到家里，像俺一样日日下地干活，等到他讨了老婆，生了小孩，等到他晓得日子再苦也不过是熬，他也就醒过来了……当时俺是这么想的，俺哪里想得到，他早已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做书腐呢。 第二年清明节，大富索性就待在学堂里，不回来了。这就让俺担心了。怎么能这样啊。早晓得这样，当初就不该让他读书。俺为啥不顶住呢。起码，可以顶住不让他读高中。读书读书，越读越输。大富读书读得迟。大富到上学年龄时，俺没有让他去读书。学堂里的许老师——一位县城里来的姑娘，扎着两根又粗又长的辫子——天天上门来做俺的工作，俺虚心听着，不说话。人家毕竟是先生，讲的话句句是道理。可是道理也只是道理啊。 “许老师，您讲的道理，俺都听进去啦，”俺赔着笑，说，“您就回去吧。” 许老师心满意足地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她又来了，因为大富还是没有去报到。 “怎么回事，有财叔?”许老师说，“不是都已经讲好了吗?” “是啊，许老师，是啊，”俺陪着笑，说，“是都已经讲好了……” “那是为什么呢?”许老师说。 “许老师，俺是已经和大富讲好：他长大了，已经是小半个劳力了……”俺说。 “啊……”许老师说不出话来。她的道理早就跟俺讲完了，早就被俺听进去了，所以现在，她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了。她双手绞着辫子，满脸的失望。 大富六岁开始看牛，七岁开始带弟妹。八岁，他开始牵着牛到学堂里去，把牛绑在操场边的那棵柳树上，自己站在教室的窗外。他个子小，脚底下要垫两块砖头，才能把下巴勾在窗沿上。他一站就是半天，所以牛老是吃不饱，养得很瘦——柳树四周的那块草地才多大啊，草根都被翻出来吃光了，可怜的牛。 日子久了，许老师看大富可怜，有时会把他领到教室里，让他坐在小板凳上——这样的时节太少啦，学堂不允许，还得等他背上的弟弟要么妹妹睡着的时候。弟弟和妹妹也像牛一样老是吃不饱，老是哭，要不停地哄。许老师说，你们家的大富啊，屁股一挨到小板凳，整张脸就涨得通红。别的孩子手都在桌面上摆得好好的，大富呢，老是攥着小板凳，离开教室的时候，手心都是湿漉漉的。 大富九岁，夏天，许老师又上门来了，她一边说，一边轻轻拍着大富的脑袋。她的两根大辫越发粗了，垂到腰上，像两根黑扁担。俺说：“许老师啊，你讲的道理，俺去年就听进去啦。” “我的道理你听进去了就好，”许老师说，“不过这次我要听听你的道理。” “啊，许老师。俺不会讲道理啊。”俺说。 “这次你一定要讲，做人要讲道理。”许老师说。 俺的脸一阵发热。俺活到这个岁数，还头一次被人说做人不讲道理。做人怎么能不讲道理呢。不过，俺真的不会讲道理。 “许老师，俺……”俺的脸上像有很多虫子在爬。 “你讲不出道理，就让孩子上学。”许老师说。她盯着俺，眼睛一眨不眨。一个大姑娘，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你看，那还得了啊。 “……俺同意……”俺咬着牙吐出了这几个字。话一出口，俺就后悔了。俺看见许老师高兴得跳起来，辫子像蛇一样飞到空中。 上了这姑娘的当啦。俺连忙补充说：“不过要等到明年，等大富十岁。” 为啥不顶住啊。要是顶住了不让他去读书，那就好啦。要是不去读书，他就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宗和根基;要是不去读书，不管什么风颳来，他都会把自己裹紧，要么躲起来，而不会想着要随风而飞。 大富是从九岁那年的夏天开始飞的，就在俺同意他上学的那一眨眼工夫，他就张开了又瘦又小的手臂，像一只蜻蜓，斜着身子飞出了家门。第二年夏天，他十岁，背着他那姆妈手缝的帆布书包，飞进了小学学堂，端端正正坐在自己的小板凳上。他直接上了三年级。过了三年，他从小学学堂飞出，飞到樟树湾镇中学读初中。他直接从初一跳到初三，倒是替俺省下了一年的费用。初中毕业，他考上了城里的一中，那是整个县最好的一所中学——俺晓得，就是在那里，他的心开始越飞越高。 可是，像他这样的命，飞得再高，也不过是一只纸鸢，线再长，也永远攥在别人的手里。 2004年7月9日 附：本作品来自网际网路，本站不做任何负责，版权归原文作者!如侵权，请邮件联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