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命说法》 第1页 [诗歌散文] 《西部生命说法》作者：刘元举【完结】 简介 现在是2003年的深秋。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 窗外，一直在下雨。这雨是从昨天午后开始下的，一直下到现在，还看不到有停的意思。 深秋的雨如同沧桑女人的泪，虽然没有一点张扬和渲染，却因有足够的铺垫而到处浸透着浓郁的凄凉。对天气的敏感时常会影响到我的写作心态，尽管早已熟知古人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却始终无法做到。就是说，我要在这样阴郁的天气里陈述我的打官司经历，这使我的心情除了感觉压抑之外，还会滋生出某种不祥之感。当然这是冥冥之中的东西了。 1 宣判的时间突然更改，令我深感不安：不祥之兆？ 正文 第一部分 给青海石油局--党委刘书记的一封信(1) 尊敬的书记： 早就应该给您写这封信了。也许是由于现代通讯工具的便利，我们随时通电话的结果竟淡化了写信的欲望，但是，我还是感觉似乎有好多话没有在电话里表达清楚。那天放下电话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您是理解我的：一个把写作看得很重的人，一个把西部把柴达木看得很重的人。所以，关于张建伟抄袭剽窃一事，真正惹怒了我，大概也源于此吧！我坚信上级有关部门对于张建伟抄袭这件事肯定不会支持的，正像您不会支持一样。这是他本人品性与职业道德的问题。 但是，因为此事的曝光，上级有关部门担心会不会对于全国塑造的柴 达木典型人物——秦文贵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倒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事实上，当《蝉蜕的翅膀》一书出版后，这种影响就已经不可避免了。何况此书还荣获了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正如张建伟自己得意扬扬所云：用了10天时间写成了这部17万字的报告文学。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种速度能写好作品？这原本就是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怎么可能写好这部书？又怎么可能写好秦文贵呢？张建伟从创作态度到对西部柴达木的态度，我以为都是浮躁浮浅的，时间再紧，任务再重，他也不该去敷衍，更不能糊弄！秦文贵的精神应该歌颂，应该大力倡导，别说他在柴达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做出了那么多成绩，就是一个人什么都不做在那里呆上十几年，那也是相当不易的。 您出于多年政治思想工作的一贯作风，敏感于此类事情的负面效应，您生怕给秦文贵和柴达木带来不应有的损伤，您为此希望我别这么较真。您的这份忠良之心我不仅熟悉而且完全理解。我想在此阐明的是这里边有两个是非问题。 其一，我对柴达木、对秦文贵的认知您是知道我对柴达木的感情的。正是这份与我灵魂相厮相守的情感，触动了因病卧床的老作家李若冰先生。他饱蘸深情为《西部生命》一书所作的序言，就是我对柴达木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生命的真诚回报。 我们常说，真情能感动天地。 迄今为止，我已经三进柴达木了。每一次到那里受到的欢迎都是热烈的，受到的感动和感染也都是强烈的。我与柴达木的感情在不断升温，与您的感情更是如此。我们第一次相见的场面恍若昨天。当时，我从盆地回到敦煌时，您问我有什么感受，于是我就讲了那个奇特的野鸭的故事，就是后来写成的散文《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记得我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把您逗得哈哈大笑，我说：“这只野鸭居然不怕车，它不怕中国车，它也不怕日本车！” 您的笑声与在场的那些柴达木朋友们的笑声都是对我的创作灵感的激发，我在《西部生命》中写到的那篇《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就写到了您和当时的场景。因为我被这只神奇的柴达木的野鸭感动得够呛，因此才有了那段文字：“我注意了它飞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明亮，就是一片灿烂，那片僵死的硭硝原随着它的翅膀扇动弧度竟有了生动地起伏。我一直呆呆地目送它飞向渺远……” 可是，张建伟却将这最令我们难忘的情节和感受硬套到了秦文贵身上，而且将野鸭的翅膀变成了井架的“钢铁的翅膀”，而且将刘元举久久注视换成了秦文贵的注视。这样写，肯定要损伤笔下的人物。 您是知道我是如何在罕见的大风暴中闯入其中，令宋小平惊嘆不已的。 于是，我才有了刻骨铭心的对于沙子的感悟，即《西部生命》中的《悟沙》。而那些哲思居然被张某人弄到了他的笔下，一变而成了秦文贵的发现和认知。您说这有多么荒唐！宽容点说，这是不负责任，要是尖刻点说呢？对于西部那片土地，仅凭一种浮光掠影的採访，是不可能深入进去的，不将自己的心灵和血肉真正贴近那片土地，是肯定写不好那里的人物的。 而张建伟作为那么资深的有成就的名记者，他不会不知道这一切。而他过于耍小聪明了，他的小聪明验证了他的浮躁，而他的浮躁将使他不仅没有贴近柴达木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的生灵，相反，他伤害了那里，亵渎了那里。令人痛心！我为指派他前往的上级部门领导感到遗憾，也为柴达木那片给我激情和灵感的土地感到深深的遗憾！当然也为您感到遗憾。 因为，我知道您对于前往柴达木写东西的朋友们有着怎样的盛情。
第2页 柴达木给予我的东西很多，西部给予我的东西很多。不是几句话所能言表清楚的。但是，有一点不用说也能清楚，那就是我对于西部的真情。 这不仅洋溢在199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部《西部生命》的散文集中，而且，也弥散于由时事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新版《西部生命》之中，特别是那篇《守望柴达木》一文，道出了我对于柴达木整个精神的认知。我以30年的写作经历为证，如果没有真情，是绝对写不好报告文学的，更写不好英雄杰出人物。这是缘于您对我的理解。真情对于一位写作者的重要性似乎无需赘言。我在电视上听到了秦文贵的事迹，令我几乎落泪，这是因为讲述人是他的妻子，她带着一腔情感来讲秦文贵，所以，非常感人。而洋洋17万字的长篇传记《蝉蜕的翅膀》却完全没有达到这种感人的效果，究其原因，是作者根本没有动真情，他对于柴达木那片土地没有动真情，对于秦文贵这种英雄人物也没有动真情。所以，他没有写好那片土地，也没有写好那里的英雄人物，所以，我认为他辜负了上级领导的信任，辜负了柴达木那片土地，辜负了他笔下的人物秦文贵，也辜负了他作为一个国家级大报记者的位置。 给青海石油局--党委刘书记的一封信(2) 其二，张建伟与秦文贵不能合为一谈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张建伟与他笔下的人物秦文贵都不能混为一谈。 秦文贵的思想作风是扎实的，秦文贵是苦干出来的，他不是那种沽名钓誉之辈。相形之下，作为名记者张建伟呢？ 不是我过于较真，这里边有个是非问题。 《蝉蜕的翅膀》一书在客观上就有着诸多遗憾，造成了不应有的影响。如果说是张建伟个人的轻浮导致了这部书的浮躁，那么，他完全应该向他笔下的人物好好地道歉！他应该严肃对待这件事情，应该认真从中汲取教训，本照我党实事求是的一贯原则，以其诚实的态度尽其所能地挽回损失和影响才对，去重新老老实实地把没写好的人物写好才对，而不是採取回避态度。 我想，如果张建伟将《蝉蜕的翅膀》一书中，不是秦文贵感受到的东西，而是刘元举感悟到的那些诗意语言和思想哲理剔除掉，把那60余处的抄袭剽窃的地方都换掉，还秦文贵以质朴、真诚的本色，那么，我想您与柴达木那片土地，还有秦文贵本人，还有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也都会以为这是一种有益的补救，也会因此感到欣慰的。最好的消除影响的方法，就是让抄袭者接受教训，改正错误。相反，如果以为张建伟写的是秦文贵，抄袭也是为了秦文贵，为了“保护”秦文贵而去考虑影响什么的话，这可不是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不仅不能服众怀，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只能欲盖弥彰。 我相信秦文贵，他能够经受柴达木那么恶劣的自然环境考验，他有那么可贵的意志品格，他肯定有勇气面对写作者抄袭这个现实；我敬佩秦文贵，我敬佩他身上体现的那种柴达木精神。我相信他还不知道张建伟抄袭剽窃这一真实情况，如果他知道了，他将会为此感到难过和遗憾。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这件事情，无论对于秦文贵本人也好，对于柴达木也好，对于新闻界文学界也好，都是有益处的。 最后，请代我真诚地问候秦文贵，尤其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刘元举 2001年1月18日于渖阳 打官司的滋味儿(1) 现在是2003年的深秋。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 窗外，一直在下雨。这雨是从昨天午后开始下的，一直下到现在，还看不到有停的意思。 深秋的雨如同沧桑女人的泪，虽然没有一点张扬和渲染，却因有足够的铺垫而到处浸透着浓郁的凄凉。对天气的敏感时常会影响到我的写作心态，尽管早已熟知古人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却始终无法做到。就是说，我要在这样阴郁的天气里陈述我的打官司经历，这使我的心情除了感觉压抑之外，还会滋生出某种不祥之感。当然这是冥冥之中的东西了。 1 宣判的时间突然更改，令我深感不安：不祥之兆？ 宣判那天，就赶上了这么一个阴雨天。而且那场雨比这场雨更大更猛。那天是9月17日。算是秋日北京的头一场雨吧。本来法院那边通知是9月16日下午1∶30分宣判。 他们已经正式通知了我，可没过两个小时，突然又通知我时间改变了，改在第二天——大雨滂沱的9月17日上午9时。要是不改呢？显然就不会赶上大雨了，这种改变虽然是人为的，但我却总觉得命运之中有种冥冥的东西在捉弄着我，让我无可奈何。 法院通知我大凡都是由书记员打来电话。无论我在哪里，她都能打到我的手机上。我接到开庭的通知就是这样，接到宣判的通知也是这样的。从开庭到宣判，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许多关心我的朋友纷纷来电询问我的判决结果。他们替我担心。因为这场官司背景极其复杂，复杂到我至今也有许多地方说不清或无法说清。但是，最终还是要判决的。 等待开庭的日子与等待宣判的日子一样漫长，确实如同煎熬。好像拖得时日越长，就越是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如临深渊之感。不敢有多少期望。即使你觉得有强大法律可依靠，即使你感觉正义在手，但你也不敢有多少期许。我有好几次拿起电话，要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刘法官打个电话问问，但是，我每次都迟疑着，搁下了电话。我在想，怎么会这么久呢？我在想，会不会又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这期间，我多次经历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它们让我没有准备，让打官司毫无经验的我常常不知所措。
第3页 应该从9月12日说起。那天，我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厅拨通了电话。每次都是一位女士接的，她们的声音都是柔曼的，我分不清哪个是法官的声音哪个是书记员的声音。她们都是女士，声音都挺悦耳。我说出法官姓名，对方说她休假了。我忙问休多长时间。答曰：下周一上班。下周一就是15日。14日一早我就到了北京。 15日上午，我估摸着法院刚上班时，就打通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厅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刘法官，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温存和善。我与她通过无数电话了，对于她的声音应该是极其熟悉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仍然会把她们办公室里其他女士接电话的声音误以为她的声音。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够宣判。她说，就这几天吧。 我当时心里有种莫名的紧张。想问个水落石出，却又因心里没底，生怕问到自己不希望得到的结果，所以，我显得吞吞吐吐。 我试图探出点消息，哪怕凤毛麟角。但是，她是个职业素质非常好的法官，她的态度给你希望给你安慰，但说出的话，却让你无法找到你渴望知道的任何结果。我也不便于直截了当 地问，我只是试探性地说，不会有什么太离谱的判决吗？她就笑了。然后，她说，她们厅里有人看了我的《西部生命》，赞嘆我的文笔非常之好。听她这么说，我很高兴。静等着她的下文。而她却不再往下说了。多一句话她都不说。我揣摸着她说的这个事儿，与判决结果的关系。还是不够明晰，索性直接发问了。我说宣判结果能让我满意吗？她说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放下电话不长时间，我从外面转回屋，无意间发现手机显示出有个未接电话。号码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我赶忙用座机打通，正巧是刘法官接的。她告诉我明天下午1∶30分公开宣判，让我届时到庭接判决书。 明天下午1∶30分，就是16日下午1∶30分。16日，带6这个数字，对于我的感觉，历来是吉祥的。因此，我心里感觉到了敞亮。当即给我的家人拨通了电话。她们为我担着心，尤其是妻子，她因为我的官司，压力很大，神经敏感至极。她在电话里虽然语气比较平淡，但我却感觉到了她是努力在控制着自己。她说你感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她停顿了一会儿才长长地嘆了一口气。 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直到现在我也理不出那时候的心绪。我只知道我很焦躁，书也看不下，坐立不安。午饭后，我没有休息，躺下也睡不着的。我就到楼下打桌球。我企图以剧烈的运动方式来改变心态。 我的手机搁在宿舍里，等我一身汗水回来，一眼发现手机的来电显示上 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我的心一下子就狂跳起来。肯定又有什么变化了。而此时我知道，任何变数对于我肯定都是不利的。 果然，宣判的时间变化了，明天下午不宣判了。我问法官这是为什么呀？ 女法官的声音还是那么不温不火，她说她们厅要去天津出差。天津？怎么偏偏是去天津？天津这个地方此时对于我太敏感了。在我的一波三折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官司中，被告与我打管辖地，莫名其妙的原因，官司管辖地判到了天津。天津是被告的家乡，被告在那里一定有许多深不可测的关系。我们常说的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嘛！ 打官司的滋味儿(2) 我的敏感肯定使法官感觉到了。她轻松一笑说，其实，就是去那里玩几天，周五回来。但是，周五能不能宣判，还得回来再说。 我硬着头皮问：不是没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吗？她说，没有。 我突然又问了句不该问的话：“该不会是张建伟给联繫的吧？”女法官笑了，她说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去天津其实就是去轻松地玩几天。 我问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问题呀！但我仍然心里边犯嘀咕，于是我又问：宣判结果不会因这次改变时间而有什么变化吧？她说：不会的。 我觉得她好像在安慰我。 蓦地，心里边就沉了，闷了。 15日下午，天气开始阴了，闷了。这种越来越浓的沉闷显然预示着要下雨了，而且憋闷得时间越长越意味着将会有场大雨降临。 到了下午4点多钟，外面的天气阴得更厉害了。突然，我接到了法院的通知：明天上午9点准时宣判。我说，你们不是要去天津吗？怎么……法院说，我们是明天下午去天津，上午还有半天时间，所以，还是决定上午宣判。 仅一天当中，就以三个电话，连续跳跃性地变了三次。这怎么能够让我平静呢？这个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想了许多。两年零九个月了，其中发生的那些应该或不应该的事情都在折磨着我。我突然有种深刻的无助感。 第二天一早，就下起了大雨。把我的心情搞得更加沉郁。出了鲁院的大门口，那条窄街上本来就不清洁，此时泥水雨水混浊不堪，肆意横流，令你无处下脚。想打的士，却没有一辆的士能够停下来。所有从你面前驶过的车都会粗暴地溅起一片浑黄的水花朝你飞过来，你只有躲闪，再躲闪。 足足有半个小时，没有打上车。雨好像比我还焦躁不堪，散弹般斜扫着人群，使得城市节奏变得一片仓促混乱。窄街上总有车辆往来，却就是不肯停下来。眼瞅着要误时间了。我只能往前猛走，希望走出十里堡这条窄街，走到朝阳路宽阔的大道上去打车。
第4页 如果出门就能赶巧打上车，还多少能够使我得到些许宽慰。但是，越是不顺利，就越使我神经兮兮地意识到判决结果可能于我不利。好不容易坐上计程车在风雨中驶到方庄时，那条更宽阔的大马路却突然塞车了。计程车司机说这条路从未塞过车！ 当时，我看了一下手錶，已经是9点15分了。9点开始宣判，已经过了一刻钟，这心里边急的呀。还好，往远处探望时，风雨飘摇中，已经隐现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那迷濛的楼房顶部了，上边高悬的国徽也一同模糊着视线。我推开车门，闯进了风雨中。 那天上午的一切感觉都不够好。到了法院门厅登记处时，那位守门人居然不知道我的这桩官司在哪个厅宣判。我说出了法官的名字，他仍然说不知道宣判这一说。后来，我又说出了书记员的名字，这人才若有所思地说：可能在第十法庭吧，你去看看吧。他大笔一挥，开了一纸通行证。 天气是清冷的，法院的建筑物有着高高的台阶，台阶是灰色的。铺满雨水后，灰得更沉了。正门紧闭，得从侧门绕行。侧门的台阶上的雨水放纵地流淌，将青灰色的大理石地面弄得更加阴冷。我小心翼翼地踩踏着这样的湿滑台阶，走进了楼内的大厅。 大厅空荡，看不到一个人。在一个圆柱上，我看到了指示牌，而后，我上到二楼，找到了第十法庭…… 2 一开始，就註定了这场官司的艰难 1999年10月，我的散文集《西部生命》被评为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一等奖，我赶到北京领奖。颁奖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了好多名作家和相关领导。在宣布获奖名单时，我听到了着名作家贾平凹的名字，也听到了张建伟的名字。张建伟的获奖作品是长篇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我与贾平凹和张建伟等人排成一队，前往主席台领奖。 那时候，我就听柴达木的朋友们说过张建伟，说他写了一本秦文贵的书，书中用了我很多《西部生命》的东西。我当时也就一听而过，并没重视。因为我并没有看到他的书，因而也并不知道他是如何用了我书中的内容。但是，在我们排作一队依次前往主席台时，我敏感起来。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张建伟其人，也未曾读过他的任何文字。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名人，很活跃的。我们有十多人排队上台领奖，恍惚中，我听到身边观众席上有人喊了他的名字，于是我的目光寻找到了他。他一边热情回应着观众席上喊他的人，一边往前挪步。他走在我的前边，与我相隔四个人。 看上去，他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棕色皮夹克，敞开着怀，神气活现。我想，他在听到宣读领奖名单时，不会听不到我的名字吧。如果我是他的话，我肯定会四下里瞅瞅，辨识一下哪一位是刘元举，至少认识一下也没有坏处吧？ 我当时以为他可能会在领奖之后，找到我谈一谈的。而且我真心实意地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能会磨不开情面日后与他对簿公堂的。文人都爱面子，即使他不直接出面，找到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出面说说，我想，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太书生气了。 当我领完奖之后，再去寻找那个棕色皮夹克身影时，就怎么也找不到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3) 当晚，在我们的住地石油宾馆的餐厅举行了宴会，非常热闹，席间有精彩演出，还有新疆的歌舞团表演的舞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看到了许多领奖和不领奖的朋友，我试图在人群中寻觅张建伟，但是，没有找到。许多人多年不见面，到了一起十分快活。为我的书写序的李若冰老先生也来了，他对我的获奖表示了由衷的祝贺，这令我非常感动。当然，我这部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他非同寻常的关心，他让我每写一篇，就寄过去给他看看。当时，他正因糖尿病住院。我还犹豫着是否会影响他的休息。但是，每每写出一篇给他寄去后，很快就能收到他的回信。他的信写得很激动，他说是我的文章让他兴奋不已的。他对于文章的构思角度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也使我的信心倍增。我能够在1995年的下半年几乎一气呵成写出这个西部系列，与他的这种频繁来信鼓励是分不开的。 回到渖阳后，我也并没有马上寻找张建伟的那部《蝉蜕的翅膀》。因为当时忙于一些琐事，就渐渐将这件事搁下了。如果不是我的另一部书出版在我们的城市引起很大反响，可能我就不会与这场官司有缘了。 我的那部书叫《爸爸的心就这么高》，副标题是“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这部传记文学在渖阳最有影响的东宇书店搞了个发行式。而那一天，香港《文汇报》驻渖阳记者站的曲颉先生被我的书的书名吸引住了，因为他当时也在写一本培养儿子的书，题为《父亲的心》（此书已由辽宁出版社出版）。他是个喜欢书并喜欢买书的人。他与我认识较早，却好多年疏于联繫了。因为书而勾起了回忆，因此，他就有了读我的书的兴趣，就有了更多的兴趣。 于是，某一天，他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了一个让我不能不重视的消息，那就是他发现有一本书严重抄袭剽窃了我的《西部生命》。 在曲颉之前，有关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时，只是说张用了我很多文字或内容之类，“用了”或“使用了”，却从未有人使用“严重抄袭剽窃”这类字眼儿。于是，我立马给柴达木的刘书记打电话，让他用特快专递给我邮本《蝉蜕的翅膀》。书记是我的朋友，也是张的朋友。
第5页 他是个多年做党的政治工作的干部，很有政策水平，也很有人缘。他是四川人，非常和蔼可亲。在此之前，他对我说过张建伟到柴达木写了一本秦文贵的书《蝉蜕的翅膀》。他说张建伟知道我。他还说张建伟写书时用了我书中的一些文字。书记并没有说张建伟嘱咐他一定要与我打招呼，徵询我的同意之类的话。 从刘书记那里我得知秦文贵是全国树立的英雄模范人物，是“五四奖章”的获得者，是得到过江泽民总书记接见过的人物。后来，他们组织了讲师团，书记也参加了讲师团，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讲演。那天，中央电视台直播，我收看了他们讲师团的演讲。我看到了周书记，还有秦文贵，却没有看到刘书记出镜。秦文贵的妻子讲得非常感人，她讲了一个令人刻骨不忘的细节：她给秦文贵洗头，可怎么也洗不干净。她反覆用洗发剂揉搓出沫儿，却还是洗不干净。后来，她仔细一看，原来丈夫的头发白了一层。丈夫才30几岁呀，头发就这么突然地没有任何准备地白了一层。 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直播的夜晚过后，第二天就是美国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这件事引起的巨大波涛，相对遮挡了国人对于秦文贵讲师团的关注。但是，秦文贵作为一个青年科学工作者的高尚品格仍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我在柴达木时，没有接触过秦文贵，但是，我仍然为柴达木出现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而深深欣慰着。 我不知道张建伟是如何书写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更不知道他在这样一部书中如何用了我的文字。究竟是抄袭是剽窃还是引用？我只有亲眼一见了。曲颉是律师出身的记者，我相信他的话不会随意说的。但是，作为张建伟这样的名记者难道会犯这样常识性的错误？！ 我仍然无法想像。 那几天我非常着急看到这本《蝉蜕的翅膀》。书记确实用了特快专递，他给我寄了两本。我几乎用了整整一个夜晚，将这部书读完了。我边看边惊讶不已。因为我从这些採访式的新闻文字中，不用费多少劲儿，就能够发现属于我自己的文字。我的文字与他的文字是完全两种味道的，就像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与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一样，一清二楚。可以说，我的那些文字，是血，是我的心血。因为这些文字中，浸透了我的思考，我的发现，也是我的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所以，我几乎不用对照我的那部《西部生命》，就差不多可以断定出他这部书中哪一段是抄袭了我的作品。 令我惊讶的是，他在全书中，竟然会有60处抄袭我的文字。所谓60处，就是有60个《西部生命》中的段落或局部，分散着揉合在他的书中。最长的段落达到近千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最短的段落只是一句话。书中只有一段是引用的，打了引号，提到了刘元举的名字，还有几段虽然打了引号，但并未註明是刘元举的文字，而只是说一位作家。看到最后，是他标明他为写此书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上面提到了我《西部生命》一书中的几篇文章，并标明页码。但是，我按着他所标明的页码查找时，却并不是像他标得这样准确，相反，他标得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使我意识到，作者是有意这么标的。这是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吧？他不会不知道将别人的创作原句子拿过来，播撒在自己的书中，变作自己的东西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吧？他肯定知道的，如果不知道，他就不会进行这种所谓“标明”了。再看全书，文字确实粗糙不堪，有的甚至是将採访记录直接搬上去了。但，我非常佩服他的精明和才气，他竟然能够将血与水完全不同的文字“恰到好处”地组合在一起，令一般人无法分辨。这是高手呀，绝对的高手。 打官司的滋味儿(4) 张在他的后记中，充满得意地说这17万字他只用了10天时间就写出来了。而且，其间还写了几篇长通讯。在后记的文字中，我还看到了他所感谢的中央某部委的有关人士。并且，我知道了他这是组织上派去写柴达木，写秦文贵的，应该说是一次很重大的政治任务。 有这样的背景，一个记者还是个名记者，那该有怎样的华贵身份与优越感呀！这使我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件抄袭侵权事件的背景，并且深深感觉到我要追究起来会有怎样的麻烦和艰难！ 但是，越是这样，我认为这种事情就越不应该放过。因为抄袭得太过分了，而且，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从未找过我，连赔个礼，道个歉都没有过，这不是仗势欺人吗？抄袭明明是可耻的，他却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居然与我一同在人民大会堂领奖。这真是个精彩的玩笑！ 他抄袭的这60处文字，我数了数，足有5千字。这与他全书17万字相比，似乎占的比例不算太大，但是，这60处文字全是精华呀！与他全书文字相比，就好像他找到了60处味精，巧妙点缀在没有什么味道的菜餚里。更让我震惊的是，文章中竟然将我对于柴达木那片土地的带有小资情调的独特感伤，被他写成了模范人物秦文贵的感伤。我的一些感慨和思想，也被写成是秦文贵的了。怪不得曲颉先生写了一篇非常尖锐的文章《大记者、名作家抄袭剽窃造假》。曲颉认为张将我的感受写成了秦文贵的，这显然是对英雄人物的造假，是对英雄人物的伤害。（详见曲颉的文章）
第6页 第二天，我与曲颉通了电话。我说真的让我惊讶！我真没想到张建伟居然会如此抄袭，更没想到抄袭得这么明目张胆。因为，文坛上抄袭事件以前也发生过，比如有位着名作家就因为这种抄袭被媒体披露后，影响特别坏，本来他的小说写得非常有才华，比如《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却因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而将自己搞得声名狼藉。后来，他又抄袭了一次，这一次是抄袭山东一位作家。我们习惯于将这种抄袭行为说成是“文盗”。 曲颉是酷爱文学的人，他对于有名气的人也是倍加敬重。但是，张建伟的抄袭，等于亵渎了他，所以，他显得特别激动特别不能容忍。因此，他决定要写一篇文章，揭露这件事。 他认为这是非常有新闻热点与轰动效应的，他要向全国的重要报刊披露。 文章是够尖锐的了，他发出去足足20份，其中有《南方周末》、《新民晚报》、《今晚报》等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并且留下了自己的联繫方式。 从他将文章寄出去的那天起，他就开始等着回音，我也与他一样等待着媒体的反应。但是，曲颉没有等来任何回音，我倒是等来了几个电话。在曲颉文章寄出去的第三天，我就接到了柴达木书记的电话。他说张建伟给他打电话了，听说我要追究这件事情。他说张建伟让他给我说说情，别让我追究这件事。我对书记说，他这是抄袭呀。抄袭是违法的呀！书记说，张建伟到柴达木来，是我接待的呀，他是受中央某部委派来专门写秦文贵的。是为宣传我们柴达木宣传秦文贵来的，再说，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希望你们两个闹起来。书记苦口婆心劝了我一番，中心意思，就是劝我不要追究了。我问书记他张建伟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看待自己这个抄袭行为？书记的话里话外，并没有说张建伟有任何向我表示歉意或赔礼道歉的意思。我对书记说，你的好意我是理解的，但是，你让张建伟抄袭了吗？你肯定不会让他去抄袭我的书的！他的行为构成了侵权。我国已经加入了世贸，我们对于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应该重视起来。如果他张建伟能够认识到错误，想找我赔礼道歉，我随时会欢迎的。 这以后，不断又有电话打来，有文学界的人士也有新闻界的人士，这些人既与张建伟认识，也与我认识。他们打这些电话的目的，似乎是受了某种委託，要探知一下我的下一步举动。 我觉得这是个是非问题，一定要弄清楚的。但是，我并不想与张建伟过不去，我可以给他充分的时间去权衡，从他的书出版到我们同台领奖，到我确凿认定了他抄袭的行为，甚至到了曲颉的文章邮寄出去，已经一年多了。这么长时间他如果有一点忏悔意识，他是有足够机会诚恳地坐下来，当面赔个不是，不就了结了?甚至他可以找我们共同的熟人或朋友进行磋商来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在书记的电话之后，我还抱着等他张建伟给我打个电话的准备。 然而，我的一切善意均遭到嘲弄。 我始终不明白，赔个不是，承认错误对他就这样难? 3“叩问媒体：你的良知在哪里？” 曲颉的文章石沉大海。曲颉与相关媒体联繫了，对方认为不好发。北京的报纸不好发，外地的报纸也不好发，就连网络也认为不好发。网络上有规定，一般不能发原稿，他们通常的方式只能是在一家报纸上发了之后，才能够给予转载。可是，哪一家报纸能够率先刊发呢？我感觉有一层很厚的冰层，在捂着盖着这件事情，要想一下子捅开，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设法去撬。而撬是需要有缝隙的，我苦于连缝隙都找不到。 我非常感谢北京一家不大的网站——益博华图书网。这家网站有位年轻记者，他充满正义感地在北京各大媒体间奔波，他呼吁披露这个令人震惊的抄袭事件： 打官司的滋味儿(5) 而首发曲颉文章的益博华图书网内容负责人侯小强，通过电话、传真、伊妹儿多种方式向媒体报料，希望媒体採访报导，却遭到更多方式的冷遇。他在《遭遇记者》一文中这样描述记者：一家以揭露黑幕着称的媒体的记者懒洋洋地说：“为什么让我们去？你自己不可以来吗？”另一家媒体的主编大人跟着是一气炮轰：“你有证据吗？有审判结果了吗？你学没学过新闻？”而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的记者刚接通电话就说：“我们现在事情太多了，没有时间来处理，你先发一个传真吧，如果有价值我们再联繫。”总算有一家报纸的总编感兴趣，可当听说作假者是张建伟时态度立刻来了个大转弯：“张建伟是我的朋友，恐怕这件事情难办……”——电话遭遇记者之外，数十家媒体没有一家对传真和伊妹儿作出反应，甚至连一个答覆也没有。 这是千龙网的阿良先生在2001年1月9日千龙视野刊发的文章《张建伟亵渎柴达木 刘元举让他吃官司》中的一段文字，阿良在这篇文章中，几乎吶喊着发出这样的诘问：“叩问媒体：你的良知在哪里？” 当厚厚冰层压得我一筹莫展时，有天晚上，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来电显示是北京的区号，但号码却是陌生的。我不禁在心下里合计：这是谁呢？ 当时，千龙网叫千龙新闻网，可我对于这家北京市官方搞的网站闻所未闻。电话是阿良打来的，他说他正在路上，问我的座机电话，并说半小时后，打到我的座机上。
第7页 于是，半小时后，阿良通过电话首次採访了我。这便是千龙网上第一次将这件事情披露出来，题为《中国第一记者涉嫌剽窃——记者品行及作品真实性遭遇质疑》。时间为(20010104 01∶56∶18)。阿良认为：“这有可能成为新世纪第一件剽窃案。” 可以说阿良的文章有石破天惊的效果。文章刊出之后，我注意到网友们的反响极其强烈，尽管用词有的激烈；有的欠妥，但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对这起事件的态度，现选几条实录如下：网友 洱海 发表时间 2001年1月4日22∶42听到这个消息，我不惊讶！张建伟是在我上大学时就已知道的人物，当时他曾被老师作为知名记者来讲课，但大邱庄的报导足可以见其为人如何了，有才未必有德。现在的新闻记者又有几人深夜扪心自问呢？ 网友 老涂 发表时间 2001年1月4日21∶38 1听说，张建伟採访都不记笔记，随手划拉几个自己认为重要的数据就行了。 2张落到这一步，我为一向喜欢的编辑李大同感到难受——好人哪，说了张那么多好话……（以下的话太难听，故删去） 网友 有一个很久都想问的疑问 发表时间 2001年1月4日21∶28 为什么北京的媒体都不报“二张”事件？难道就仅仅因为他们背后是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才是中国新闻界的悲哀！！ 网友 爆震 发表时间 2001年1月4日19∶47 我就是记者，我不同意不分青红皂白地乱骂记者，任何行业都有败类。 当然，我对张建伟这样的败类除了愤恨，更多的是鄙视。 网友 反盗版 发表时间 2001年1月4日18∶27 我与张共事多年，张是一个功利心极强的人。 这样的人是新闻界的耻辱，《中国青年报》和有关部门必须作出明确回答。 网友 qwe 发表时间 2001年1月4日9∶54 张建伟本来就是靠和圈内人相互吹捧成名的。如此大段落大段落的抄袭，说明 张根本没有能力和资格获得那么高的奖项。 从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他们当中有记者，也有张建伟身边的熟人。但记 者与记者是不同的！我不知道张建伟看到这些网友的文字会作何反应。 第二天，我接到了书记的电话。他说张建伟又给他打电话了。从书记的口气，我感觉到了张建伟已经看到了网上的文章了。他可能也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而且已经开始燃烧起来了。问题是，他所採取的态度。他怕火烧起来，他想扑灭火，但是，怎么扑?他採取的方式令我无法接受，甚至越来越令我不能容忍！许多朋友事后都替他惋惜，说他应该主动找我赔礼道歉。而且，说这些话的朋友都深知我的为人，他们知道我是个经不住别人两句好话的人，何况，都是吃写作这碗饭的。其实，当初我们一同登台领奖时，我就在期待着张建伟能够回过头来，能够走到我的身边，跟我说道说道。假如他当时能够有点真诚的话，我肯定不会再追究这起抄袭事件了。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厚道的人也不可能不给人家以承认错误的机会。事实上，后来即便走上了法庭，我也三番五次地给予了张建伟这样的机会。 书记当时是用一种惋惜的口气说：呀，网上像着了火一样，张建伟不希望这样。我说我也不希望这样，但是，我得知道他想怎么办。书记说，他想要你的电话，我可以告诉他吗？ 我说当然可以。书记又息事宁人地劝了一番，当然，他也认为我的想法有道理。因为毕竟张建伟对于他的错误没有承认，也没有说要找我和解。 书记将我的电话给了张建伟。我想，可能他会给我打电话的。如果他打来了，那就好说了。这之后，我接过几个电话，有北京方面打来的，是我的熟人，也是张建伟的熟人。我感觉这样的电话意义更多的是在试探我，或者说，对方很想知道下一步我会採取什么措施。我等待着张建伟的电话，我也希望他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的错误。用书记的话，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朋友，我不希望你们两人成为仇敌。我贊同书记的说法，也并不希望与张建伟为敌，我愿意给他机会，我始终在等待，我等待得太久太久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6) 既然已经在网上把冰层烧开了个窟窿，那就应该将所有的冰层烤化燃沸。我以为媒体会因此而形成一股热潮，会唤起人们对于这起抄袭侵权事件的关注，从而给张建伟形成更大的压力，使他受到教育，承认错误，挽回影响。 但是，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我对将要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估计太不足了！ 阿良的文章似乎仅限于网络，还没有在平面媒体构成多少冲击。除了被《羊城晚报》等极少数的媒体转载之外，更多的还是沉默与木然。 为了让北京的主流媒体了解这起侵权事件，也是为了维护我的着作权益，我到北京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我要向与会的有关记者公布，我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如果说我当初只是想通过媒体将侵权者不那么光彩的行为予以披露，使得更多人知道的话，那么，这段时间媒体的沉默终于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要是不诉诸法律，你就永远讨不回公道。而诉诸法律，也只能是在极其无奈的情况下。因为报纸有规定：如果没有法律依据，他们就不能刊发此类文章，就是说，只有法院受理了这个侵权官司，报纸才肯披露。
第8页 于是，我请了律师，并且与我的律师赵星奇一道在北京一个叫做五福的饭店里搞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 那一天是2001年1月8日，到场的十几位记者大都来自北京的媒体方面。也有我们当地来的记者，她是《辽宁法制报》主编专门派来的。 《辽宁法制报》是第一家刊出张建伟《蝉蜕的翅膀》抄袭《西部生命》这一消息的，是记者王海宏写的，她先写了一条短消息，到北京参加了新闻发布会之后，又写了大半版做以翔实报导。家乡的报纸关键时刻给予我的支持令我非常感动。 所谓发布会，也无非是将十几个记者召集来，说明一下情况，没有任何红包之类的酬谢。到会的记者弄清了事实真相后，他们感觉很惊讶，因为抄袭者确实是有影响的名人，而这样有名的人物还抄袭，确实不可思议。他们当场问了我一些相关的问题，然后，其中有的记者给张建伟打电话，想在电话中採访他。但是，他们说，张建伟说他现在不说话。 现在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呢？显然不是不说，而是没有到说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才是他该说话的时候呢？ 第二天一早，我就上街去买报纸。我们当时住在西单附近的京海宾馆。走了几个报摊，只有《北京晨报》一家刊登出来署名为张瑞玲的记者写的消息，题为《刘元举告〈蝉蜕的翅膀〉抄袭》。其他报纸都没有刊登出来。到了中午时，有的记者打来电话，言称文章写好了，发不出去，而发不出去的原因是报社领导接到了上边的一个电话通知，明确指示不允许刊发刘元举告张建伟抄袭这个事件相关的所有文字。上边一个电话，还没有留姓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扼杀了正义的声音？！这种管理方式在我听起来真新鲜。我几乎以为这是说话者的杜撰。但，据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某报社主任说，他们主编给他们报社中层干部开会时也传达了上边的这个电话通知。这位主任问：是什么人打来的？为什么只是一个不留名的电话而不是文件？主编未作回答只是很有内容地一笑。 同样的消息，我分别从不同的报社听到了。据说这种打电话通知的方式，是一种很严肃的管理方式。那么，上边究竟什么人在打这样的电话？为什么这样具有神威？为什么还带有一种神秘色彩？究竟是张建伟的神通还是支持他的复杂背景？ 看来，我所面对的将是一个相当不简单的事情了。至于会复杂到什么程度，我心中没有数。 4 走向遥远而神圣的法庭 或许因为这种封杀，反倒激起了我的维护权益的勇气和力量。我就不相信已经加入了世贸的中国，会有人真的能够公开支持一个抄袭剽窃他人作品的行为？即使真的支持，那么也不可能瞒天过海！我相信法律，我一定要通过法律弄个水落石出。 我知道打官司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应该走这条路的。许多打过官司的人都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因此，一想到打官司我也不免余悸横生。但是，不打官司，你又到哪里去说理呢？你想说的话可人家一个电话通知，就让你无法说出来。让你只能憋着忍着，好像你没理似的。 按照被告所在的单位中国××报社的地址海运仓，其所辖地是在北京市东城区，因而我们就到了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在昨晚的发布会上，我们也向记者们披露要到东城区人民法院递诉状。所以，第二天一早的晨报报导的，也是我们要去东城区人民法院。 我们上午九时许，打车到了东城区人民法院。法院是在一条小巷内，巷口处有标示。这种灰色调子的小巷在北京比比皆是。进了巷子，路旁的老民宅的屋檐挂着一长熘冰熘子。曲颉是个摄影爱好者，他在这个巷子的冰熘子下边给我拍了一张照片。他的用意很明确，说明我的通向法院的路上，不容乐观呀！ 法院门口还积着似化非化的残雪，斑驳着。这里聚集了一些人，从装束上看，都是来自乡下的。我们进到走廊里找到有关人员要递诉讼状时，人家告诉我们所有侵权官司都改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7)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哪里呢？对方说在东铁匠营。 尽管到北京来过无数趟了，但是对于东铁匠营却不熟，而且是头一回听说这个名字。我们拦住一辆的士，朝东铁匠营驶去。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够远的了。出租司机把路跑错了，绕远了，这就更让我感觉法院的路途遥远，而我当时没有想到这或许就是某种暗示吧，法院没有那么容易就走得进去的，你就等着绕圈子吧！ 那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从这一天递上诉讼状后，会绕那么大的弯子，会等到漫长的两年零九个月才有了一审判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一条杂乱的街上，法院主楼在一个院子里，我们进不去。我们只能在沿街处的一个简易的屋子里递诉讼状。这个屋子门窗罩着一层铁丝网，我与赵星奇律师朝里面走去时，拍下了一张照片。看上去，满窗罩着的铁丝网似乎就是在等待着我们入网。 屋里有一堆人在排队等着递交诉讼状。有律师在身边，我觉得轻松多了。再麻烦的手续，也不用我操心了。诉讼状一共准备了六份。负责接诉讼状的是位中年女子，她接过我们递上去的诉讼状看了看，挑出了毛病。原来，我们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字样并没有更改。于是，我们只能找地方重新列印了。
第9页 法院面临的这条街土里土气，有点像乡镇街道。临街开了许多店铺，也有复印社和打字社。我们选了就近一家。 屋子低矮阴暗，桌子也挺破旧，电脑看上去也不是新的。但是，这里接活的人却对于诉讼状的格式等有关问题十分熟悉。看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呀！谁知道有多少人到他们这间小屋子里来列印这种诉讼状。 诉讼状重新打完，花了24元，一式6份装订好时，天已经晌午了。法院接待室的门已经关了，我们只能等到人家下午上班时再递呈了。 案子究竟能否立上？我的律师有些担心。他的担心直接影响到我。如果不受理怎么办呢？我的律师那天上午动作显得非常干练，无论是去重新修改列印上诉状，还是去附近那个银行交诉讼费，他都是大步流星抢在前边走。仿佛走慢了一步，就有可能发生什么失误而导致法院不受理似的。 在我请律师时，曾有人给我出主意，既然在北京打官司，那就应该请北京当地的律师。 请北京当地律师对案子肯定有利。但是，我还是请了我们当地的律师——辽宁铭星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赵星奇先生。赵星奇是我们辽宁省着名律师，是人格与水平均令人称道的国家一级律师。他打过不少名人官司，其中包括小品演员巩汉林的官司。以前我曾与他接触过，他沉稳老练的风格赢得许多人的尊重。他是那种能够让人放心并且能够给人以信任的人。 法院周围有好多饭店，但从外装修上看，这些饭店还是属于平民饭店。由此不难看出，到这里打官司的人更多的还是平头百姓！ 这里饭店卫生条件很差，本来就没有胃口，也只能草草吃一碗面条。 饭吃得简单草率，时光就感觉过得格外缓慢。法院中午休息，一点半才能上班。这段午休时间按理说并不长，但我却觉得太长了。我们是打算当天赶回渖阳的。如果赶不回去的话，就要在北京多住一宿，而多住一宿又得多一些破费。为了省钱就得当晚往回赶。但是，下午能不能顺利立上案，这个谁心里也没底儿。 谁知道又会冒出怎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关闭的门总算开启了，我们递上了诉讼状。是位中年女士接的，她把我们的状子拿到里面去了，似乎是去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立案吧？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好像又让我们填了什么表格，瞅着她来回行走的身影，我的心一直悬着，万一她不受理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假如上边有人干预，就像干预新闻媒体不许发此类文章一样。谢天谢地，总算受理了案子。当我们走出这个庄严而简易的建筑空间时，我们总算松了口气： 毕竟受理了呀。 5 我所受到的内心伤害和精神损失 我是乘坐当晚10点钟的53次特快返回渖阳的。这趟列车是渖阳人最喜欢乘坐的，上车后往卧 铺一倒，第二天睁开眼就进了渖阳站了，什么事情也不耽误，可以照常上班。 翌日清晨7点左右，列车就到了渖阳北站。出了站台就打辆的士往家赶。今天我要上班，我需要抓紧时间。可是，我还没到家门口时，我的手机却响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电话竟会是我们单位的党组书记打来的。 我们杂志社是不坐班的，每周只去三天，而且上班的时间说是8小时，其实，也都非常松的，早一点晚一点也没有人严格盯管，所以，我们一般都是9点以后才能到班上。党组书记知道我们今天坐班的，一般情况下，他有事找我，也是会在我到了单位以后，他怎么这么早就打电话给我呢？我突然敏感到了可能与我去北京的事儿有关。这是我瞬间的担心，却不曾想真的让我感觉对了。 书记是个厚道人，通常情况下，他从不打官腔，而是以朋友的口气跟你说话，显得亲切自然。但是，那天早晨我在接到他的电话时，却没有感觉到亲切和轻松。因为他没有多少寒暄，上来就问我是不是到北京去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8) 其实，我去北京没有跟他请假。作为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出差要跟上级领导请假这是起码的原则，这个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不想请假的原因也是不希望说出来我到北京的理由。如果我说去北京，势必领导会问我去北京做什么。我不肯如实说的话，势必就得说谎，但是我又是个不爱说谎的人，何况是堂堂正正地维护自己权益的事情呢！但是，在去北京之前，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底，所以，我不想一开始就弄得满城风雨。 书记并没有批评我去北京没有跟他请假，而是直接就问我是不是去北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一下子把我问愣了。他怎么会这样快就知道我在北京的事了呢？一道阴影剎那间掠过头脑。 我只好笑笑搪塞一下，哪知他口气显得严肃了。他说宣传部一位领导给他打来电话了，是希望他跟我谈谈。 我说等我去单位再谈吧。因为我现在刚下火车，还没到家呢！他说好吧。 组织上如此迅速作出反应，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谈什么已经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 问题是我该怎么办。 上午到班上后，正赶上刊物要下版。每期下版时，都是印刷厂的人到我们编辑部来恭候。 我是主编，当然要严格把好下版这一关的。我在办公室里给书记打了个电话，说明下版情况，希望等下完版再跟他谈。这样，书记找我的谈话就到了午后。
第10页 我们杂志社在五楼，作协领导在八楼。下午，我将这一期稿子最后定校完毕，签上“同意付印”和我的名字，这一期稿件就算完活了。 中午我是从来不休息的。案头堆积如山的稿件信件，每天都得清理半天，弄得很是心烦。想静下心来合计一下下午与书记的谈话，却怎么也难以入静。这时候，电话响了。很多找我的人都知道中午我肯定在办公室，所以，中午的时间差不多都让电话占满了。没想到接了一个更让我烦恼的电话，是乌鲁木齐中级法院打来的，他们说王洛宾的儿子起诉了我们，问我们接没接到法院开庭的传票。 这是又一起因文字引发的官司。我们刊物发了一篇陕西作协副主席晓雷先生写王洛宾的报告文学，这篇报告文学首次向读者披露了王洛宾的新故事。正是这个新故事，引起了王洛宾儿子的反感，不仅将作者，也将我们《鸭绿江》杂志和《作家文摘》报告上法庭。这是节外生枝的事情，但是也颇费精力和时间，我不得不去了一趟乌鲁木齐出庭，这是后话，但也差不多是那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我说这些话，是要说明那一年，简直成了我的官司年。 还是回来说党组书记找我的谈话吧。 书记在他的办公室里等我。我们平时在一起可以谈笑风生，可这会儿，我们彼此都显得过于正式了。而越是熟人在一起正襟对坐，那屋子里的空气便会显得压抑，彼此双方都会感到尴尬的。 自然是他先开口。他说，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打来电话，专为我的事儿。副部长说，他是接到中央某部那边的电话的。中心意思，是希望他能够做做我的工作，别再追究张建伟抄袭之事。别太计较，也别使用法律，都是同行嘛，他那边确实是错了，但是，希望我要冷处理这件事，也别向新闻媒体披露，别召开新闻发布会等等。 书记说话和风细雨，在明确的指令性谈话中，他没有使用“不许”或“不准”这样强硬的字眼儿，只用了“别”这样的单字。但是，“别”与“不许”有质的区别吗？我知道这种话的真实分量。一时间，我缄默了。 “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不能让沉默时间过长，否则，彼此坐在一起会更清楚地意识到尴尬。书记说，大概就是这些吧。我又追问，是什么人给副部长打来的电话，书记说他也不清楚，反正是上边有人吧。 我问：上边打电话的人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组织？书记回答：当然是代表组织了；我又问他，你这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他也立刻回答当然是代表组织了。 于是，我就诉说了在北京有人给各大报社打电话通知不许记者刊发涉及到张建伟侵权的消息和文章。我说得有些激愤，书记只是默默在听，也不表示什么。后来，我说：副部长的电话指示已经晚了，因为我的发布会已经在北京开过了，我刚从北京回来；我也诉诸法律了，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至于说，这个官司怎么打，现在已经不取决于我了，只能看法律了。 书记想了想说，那我就如实汇报吧，反正你已经诉诸法律了。说完，他又说了一些希望我安心工作，抓好刊物之类的话。 我起身要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突然问他：假如有人採访你，问你如何看待这起抄袭行为的话，你会怎么说？ 他马上说，我不表态，别找我。 我说那不行呀。你是领导，你还是名作家呢，你对于这种侵权行为总不能没有个是非观念吧？何况，你总得有个起码的看法吧？ 我这样一激，他才说，我对抄袭一向是鄙视的。 书记是我们公认的好人，但是，他对于这种事情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他并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我。自己的部下，自己协会的作家遭到侵权，作为一级组织来说，应该採取的态度在我的感觉中，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吧。相比之下，作为侵权的另一方，却有着强大的“组织”在庇护他。即使是他所供职的报社，也有人在支持着他。有据可查的是，在开庭之前，他们报社有位副主编兼副社长带着两个人为了替他取证，不远万里奔波，去柴达木去四川，找到柴达木的当时的有关领导，希望人家出证，以减轻侵权者的责任。这位副主编可真够尽职尽责的了，他作为证人在法庭上出面时，竭力为张建伟开脱责任，那份热情可真够可以的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9) 我不知道如果《中国××报》的广大有新闻良知的人们，知道了这位领导的袒护做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我更不知道上边我曾引用的那些网友们知道了这种情况会写出什么样辛辣的讽刺话语。但是，我所知道的是，这种袒护的危害有多么严重。 毕竟我们已经加入了世贸，我们已经三令五申强调了维护智慧财产权的重要意义，如此一个大报“领导”，如此一个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名记者，写的又是一部有着重大影响的英模的书，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难道就可以用行政手段干预得以解决？！而这种行政手段与我们飞速发展与世界接轨的国度，有着怎样的不谐调？何况这样做，对于侵权者不是更加助长了其错误吗？好像他侵权侵得有根据，侵得合情合理，侵得有情可原，侵得很有仗势！
第11页 令我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接连发生着。这种袒护真不知要到哪天才能停止。我不理解，为什么在法院一审开庭时，国内许多报纸给予报导，而北京的媒体只有一家晨报给予了关注，但消息发出来之后，《中国××报》居然有人打电话表示了对这家刊发消息的报纸的不满，还说 什么都是新闻媒体的，不该这样云云；而另一家北京百姓喜欢的晚报，记者已经写好了文章却发不出来。直到一审有了判决之后，这家深受北京老百姓喜欢的报纸仍然发不出来消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记者说，领导不同意发。理由嘛，自然大家都是媒体，就应该互相关照。 这种“官官相护”“报报相庇”的做法，与我们的时代是多么地格格不入。有着这种意识的人，怎么能够面对真实？怎么能够体现你的新闻道德和职业素养？换句话说，还怎么能够让平民百姓相信你？！ 怪不得张建伟如此牛气，请看他在答辩状中是多么地理直气壮吧： 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是我接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以下简称团中央）等单位的委派，为宣传秦文贵的先进事迹而创作的，是职务行为，应由团中央承担责任。……而且为了尊重刘元举的着作权，我曾向青海油田的负责人提出请他和刘元举打招呼，青海油田的负责人也确实和刘元举打过招呼了，刘元举是知道此事的，故我不构成侵犯刘元举的着作权，请求法院驳回刘元举的诉讼请求。 油田的负责人确实与我“打招呼”了，但是，那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他的《蝉蜕的翅膀》一书已经发行了多日之后，而不是在他写作的时候，这是既成侵权事实之后的“打招呼”，何况作为油田负责人怎能有权利许可我的着作权让你使用（我在这里先不用抄袭一词）？何况，人家什么时候同意你抄袭？同意你侵权了？你这不是强加于人吗？你这种做法很不道德。因为你是知道抄袭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却将这种不轨行为导致的责任一开始就别有用心地推给了人家。仅从这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你有多么地不厚道！由此不难看出，你一开始的侵权就是在清醒中完成的，你是採取了嫁祸于人的方式。这就更不善良了。 你一口一个团中央，还称职务行为，这是不是有点仗势欺人了？团中央派你去写英模，那是对你的信任，你应该通过这次写作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才对，可你却明知抄袭是违法的，却採取狡猾的“掩耳盗铃”策略为自己的不光彩行为遮掩着。你可真是聪明至极呀！但是，团中央什么时候让你抄袭让你侵权了呢？！ 好在苍天有眼，法律自有公道的定论，一审判决的判决书给予张建伟有力的驳斥：张建伟提出其创作《蝉蜕的翅膀》一书是接受团中央等单位委派，该书的一切法律责任应由委派单位承担的主张，缺乏事实法律依据，团中央等单位虽委派张建伟採访并撰写秦文贵的先进事迹，但没有证据证明团中央等单位曾指示张建伟使用刘元举的作品，也没有证据证明团中央等单位对该书承担了除署名以外的其他任何权利，故对张建伟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是我的文章开篇写到的那场风雨中，我赶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第十法庭时，听到的当厅宣判。我没有通知任何记者任何亲友，对方显然也不希望更多人去旁听，所谓公开宣判因为时间的一再改变，想通知到更多人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原告与被告双方，分两侧就坐的位置，也不过是我与对方的律师而已。法庭显得过于冷清。 应该出席宣判的合议庭，也没有如数到庭，所以，尽管法官身着庄严神圣的黑红相间的服饰，却也并没有用惯常的法庭语气对判决书进行全文宣读，而只是拣重点地方予以说明式的宣读。就是说，整个法庭宣读判决的氛围远不是我想像的那么庄严神圣。因而，明明是我胜诉了，我却没有获胜后的兴奋。 我在法庭上有张照片挂在了千龙网上。照片下边标明：打了两年零九个月的官司，刘元举终于赢来了胜利。 可是，照片上的我是什么表情呢？肯定不是胜利后应该有的表情。我从网上看我自己，我发觉那完全不像我了。我显得如此憔悴，脸色发灰，头发被雨水浇得湿迹未干，我即使是按拍摄者的吩咐，手中举着胜诉的判决书，我也仍然满面惆怅。拍摄者让我笑笑，我却笑不出来。 你不妨想想，两年零九个月的折腾，我哪还笑得起来呀！不仅使我身心疲惫，使我深深厌倦了许多东西，当然包括对于官场的厌倦。有谁知道，我这期间内心受到的伤害，精神受到的损失！有的朋友曾问过我，辞去主编兼社长的位置是否与打这场官司有直接关系？我说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但也不是什么直接关系。我不爱干了，当然就不干了嘛！ 打官司的滋味儿(10) 但是，我在主编位置上，因为起诉张建伟而带来的行政方面的压力，对于我的未来所谓仕途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天知道！ 我们书记总愿说一句口头禅，“用笨理合计如何如何”，这件事用笨理合计，人家是代表组织找你谈话，你却不识抬举，人家心里会舒服吗？我说的还不是指我们党组书记找我的那次谈话，而是没过几天，副部长到了我们作协，专门找我来了。
第12页 他说快过年了，来给作家们提前拜拜年。他态度确实很温和，还递给我一枝中华烟。我平时并不喜欢抽菸，但遇事时却极想抽的。我接过了烟，也接受了让领导给我点燃，这份待遇是有分量的呀！我心里并不糊涂。但是，我心里作好了充分准备，不管他怎么说，我都有我自己的原则！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话。他重提我们党组书记找我谈的那个话题，他好像有意将这个话题说得轻松一些，但越是这样，我的心里却越是紧张。毕竟人家是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人家是代表省里来找我谈这个事情的，人家好像是有求于我，而不是命令于我。如果命令，我倒不怎么害怕，而人家是以求我的口气，这反倒更让我难为情了。他说的意思与我们党组书记的话是一样的，就是劝我高姿态，别太计较。他并不问我被抄袭的具体经过，我甚至怀疑他连张建伟抄袭了我的哪一本书可能都不够清楚。他也不过问我近期的创作情况和我们的刊物情况。我们的经费紧张，连稿费都付不出了，而宣传部有笔经费，是可以给我们刊物补贴的，因为我们的刊物是直接归宣传部管的。我们刊物是党的喉舌，我们也曾打过报告申请这笔经费能不能给我们拨点儿。但是，我们仍然拮据着。我已经饱尝了一个纯文学刊物的主编的全部艰辛与窘迫。这时我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说，也有一肚子的委屈想倾吐，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亏得还能抽菸。一枝烟要不了多大一会儿就抽完了。按灭菸蒂，总得开口呀。我居然问了一句挺生硬的话：张建伟是什么态度？他认错没？ 副部长说他这样做肯定是错了的，上边也没说他对，只是我们需要来点儿高姿态。我问副部长究竟是上边哪个人打来的电话，他说是宣传局的某位大员。其实，我是不应该这样问领导的，但是，我一向是个喜欢刨根问底儿的人，何况这个事情始终让我耿耿于怀。因为这个打到我们省委宣传部来的电话，与那个打到各报社不让发文章的电话，都让我刻骨铭心！ 但是，副部长给足了我面子，他没有打官腔。但我事后一想，我问得有多么不妥呀，假如我是副部长，对于这种直截了当的发问，肯定也会心存不悦的，至少说明了一个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哪个领导不喜欢乖点儿的下级呢？这样一来，你还想往上升迁吗？你给人家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副部长说完了他的意思，微笑地看着我，等着我的表态。可我觉得我像一个被人家欺负得无处躲藏的孩子，面对应该给自己撑腰的家长，却无法得到真正的首肯。 我的倔强与我的自尊使我无法讨取也不想讨取任何人的欣赏。我的答覆显然是生硬的。 我说，如果说到高姿态，那么只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当面向我认错，否则，一切都谈不上的。 副部长的微笑在他喷吐出的烟雾中消失了。我只能起身告辞。事后，也不能不有些后悔，人家副部长毕竟是乘兴而来，快过年了呀，让人家不愉快这多不应该！ 三天后，省委书记召开了全省文学艺术界专家迎春节茶话会，我有幸出席。 会上，我见到平时不易见到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当中有人知道了我在打官司的事儿，他们不同程度地询问着，关心着。令我特别感动的是省委副秘书长东晓先生，他态度特别明确，他说，不能让他！他抄袭了我们作品他还有理了？！虽然短短几句话，但这是我所听到的来自省里领导方面最温暖的话，我当时鼻子一酸，就说不出话了。 一个人在受到委屈时，在感到深深无助时，这样的一句话，真是胜过千金呀！那些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他们在记述自己苦难经历时，为某位同情者的一句话而终生感动的情景是一点不为过的。人真是脆弱的，人真是情感的动物。人太需要支持和关心了！ 茶话会由宣传部部长主持，而后是省委书记讲话。那一天的情况我记在日记中，是2001年1月20日。 茶话会之后就到了年根，好像是腊月二十九这天下午，我正在电脑前写作，接到了党组书记的电话。他说，宣传部的部长委託他打电话给我。宣传部长跟我并不熟悉，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他都不会知道我的名字。部长的意思很明确，是让我放弃这场官司，还说要安定团结云云。我的官司与安定团结挂上钩了，多受抬举呀！我一下子就炸了！我对书记发火了：这叫什么逻辑？这叫什么事儿？安定团结？这与安定团结有什么关系？这不纯粹是——我想说的是一句最粗俗的话，但我还是羞于吐出口，不说这种粗话，我就想骂人，可毕竟人家是领导呀，我一时找不到更赶劲儿的话，只能气得直喘气。 终于，我坚定地说：这个官司我打到底了！别说宣传部长，就是省委书记或者再高出几级的领导打电话劝我也多余了！我是不会放弃的！ 打官司的滋味儿(11) 当我将电话“啪”地一声挂上时，我的脑子嗡嗡作响，耳边似有一群苍蝇在乱飞。 我的心绪糟糕透顶，这种情绪一直影响了我的过年心情。 2001年的春节，我是在相当焦虑与烦躁中度过的。大年初一，我就与妻子吵架了。在这样的日子里吵架，是我们结婚二十年都不曾有过的。 生气呀，真生气，生真气！我生气为什么他们按官阶递增着一个个找我，让我放弃维护正义的权益？他们怎么就这样无视智慧财产权？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应该比我更清楚智慧财产权的重要性！我一个区区主编、作家，置于庞大的官场不过一介书生，我只不过维护了我自己应该维护的权益罢了。我维护得多么脆弱多么无助，我这种微不足道的维权，居然影响了“安定团结”，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第13页 然而，我更多想的是这件事情的背后。或许我们的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也并非是他们自己的本意，他们也是受人之託。而这种始终抓住，始终希望通过行政手段来做我工作的人，怎么不会想想刘元举是个作家，他不是个想往上爬的人，他不会因为行政干预而放弃原则放弃尊严！他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人，他是个有着坚定的人生追求的人！如果我知道这个打电话的人是谁，或许我会义正词严地告诉他我的想法，我可能会与他进行一场关于智慧财产权、关于是与非的激烈辩论。我还想问问他，张建伟为什么不认错？他不认错你为什么偏偏想让我退出让我放弃让我吃哑巴亏？你这样岂不是害了他吗？我还要问问他：世上有这个道理吗？你的东西被人家偷了，你还得高姿态，你还不能追究偷你东西的人，追究了就不利于安定团结！抄袭人家作品的人，不就是文盗吗？其性质与小偷何异？ 妻子一向是个息事宁人的人。她身体不好，神经脆弱，经不起一点压力。尤其她总是替我担惊受怕。这种担惊受怕始于我第一次去闯荡黄河源时。 那一年是1988年。那时候，是我人生的低潮时期，工作生活多方压力搞得我心灰意冷，就好像命运之神变着法儿作弄我。我们结婚就没有房子住，住在办公室里，颇有点苟且偷生之感。 好不容易给了房子，却是在边远的新乐小区而且是一楼，厢房。那个房子格局十分不合理，一条走廊曲里拐弯，我在不足四平米的小屋子里写作。屋子里採光不好，白天也得开灯。这种极度狭窄的空间带来了我内心与日俱增的压抑与憋闷。终于我决定走出去透透气儿了。 我去往黄河源时，没有告诉妻子。她只以为我是因工作需要去西安组稿。 确实我头一站去了西安，住了两天，从西安坐上了去往西宁的列车。诗人晓雷当时还在《延河》编辑部，他一直把我送到车上，而且他给我联繫了西宁的着名诗人白渔先生。我在西宁见到了白渔，他十分豪爽，与我一见如故，请我到他家吃饭并给我朗读他的黄河源抒情诗。他听说我要一个人去黄河源，眉头锁紧了。他说这个季节不好，要去应该在夏季，夏季黄河源头才充满诗情画意。他说格桑花美得不得了，他说苍蝇也可爱得不得了，可以像蜜蜂一样传授花粉。他说夏天的黄河源一切都好得不得了，却独独不贊同我在这春寒料峭的三月去往黄河源。 他见我执意要去，也不好再阻拦。《青海湖》杂志社的同仁们也曾劝阻我，他们听说我从未去过高原，便给我讲了好多高原上应该注意的事项。他们特别强调了高原反应。他们确实想得很细，替我借到了一件皮大衣。那是件很厚很沉的大衣，里边是白色的长毛，如果翻过来穿在身上，我就成了一只立起的绵羊了。亏了这件皮毛大衣，什么时候想起来，我都对《青海湖》的编辑同仁们感恩不忘。 他们给我送行，我觉得他们的表情过于严肃，而这种严肃多少有些悲壮的意味，这使我对于自己独闯黄河源本来就没底的心里边，更加显得没有着落了。但是，我仍然为自己平生决定的一次冒险而滋生着莫名的亢奋。 要去往黄河源，得乘坐公共汽车。因大雪封山，从冬天一直封到春天，我在西宁汽车站买到了雪化后的第一辆公共汽车的票。买到这趟车票的人中，还有冬天时，从玉树那边过来的人，因大雪封路，他们到了这边就回不去家了，只能等到第二年大雪开化后，路通车了，他们才能重新回归家园。 头一辆车是在早晨迎着阳光离开西宁的。我的心情也随着阳光一起明亮开来。我的装束可能与车上的人不一样，而且差异特别悬殊，所以，我上车以后，就不断地有人朝我投来好奇的问询目光。有的干脆直接问我去往哪里？去做什么？ 这辆车从西宁始发，终点站到玉树。我要去的是玛多县。黄河源是在玛多县境，我是从一位参加黄河漂流的人那里得知的。我对于玛多也好玉树也罢，是同样的陌生，我只知道汽车是朝前方开的，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开到，开到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将会遇到什么，会不会有危险，会有怎样的危险我是一无所知。 出了西宁城便奔上高原了。高原也是平地，在视野中是看不出来有多么高的，能看出来的只是那山体一律的光秃，偶尔有棵树，丑陋地吊在那里，与奇形怪状的山石相衬，根本谈不上诗画之意。高原的路好像不是人工修出来的，而是车轮自然碾压出来似的。那么宽阔的草场地，似乎可以任意去压，在草原中间压出来了笔直的辙线，一直通向远方。远方蒸腾着温润的气息，令人神往。 打官司的滋味儿(12) 草原的草经过一冬的休眠，更枯更黄了。还有一些未融化尽的积雪，折射着阳光的斑驳。停了一冬的高原，被我们这第一辆公共汽车唤醒了，其欢迎我们的热烈情绪，不难从四周的景色中感受到。阳光越来越热烈，枯草也越来越光芒闪烁，还有黑色的氂牛朝我们观望，氂牛毛编织的黑色帐篷冒出的缕缕炊烟，都让我倍觉亲切。 傍晚时分，汽车停靠在河卡，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兵站。简易土房子围成一个四合院，外墙粉刷着白灰。房子里瞅哪儿都是灰濛濛的一团，窗户透风，一铺土炕，炕边有一个火炉子，烤火取暖靠得是干牛粪。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了牛粪的作用。后来，在孤身去往黄河源的途中，我在藏民的帐篷里看到藏民用干牛粪当做抹布擦拭饭碗，然后给我倒上奶茶时，我对于干牛粪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
第14页 在河卡的那个傍晚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当时，我一个人踱出了兵站院子，来到了更为广阔的街上。街上其实很少有人，我看着沉甸甸往下垂落的夕阳，就不由自主地逛到了牧场。所谓牧场周围没有高大而严实的围栏，随时都有缺口。而这种缺口处是导致我进入险境的最直接原因。 我仰望着高远的天际，头一次在这么平阔的地方散步，根本不用担心马路上的车辆，那份感觉真是爽极了。我悠然自得地行进着，不知不觉间，走进了牧场深处，定睛一看，我的前边突然蹿腾起四股狼烟，四条壮硕的狼径直朝我扑来了。我惊恐万分地回顾一眼，身前身后全不见人，眼见那四股烟尘迫在眼前时，我根本无处躲藏，只能硬着头皮等待危险。 我把四只藏獒当做狼了，事实上藏獒比狼可怕，它们猛如雄狮，发鬃被风吹拂掀动着，使脑袋看上去显得很大很凶。当时我的神志格外清醒，几乎是在一股旋风猛烈刮来的同时，四个凶神从不同方位同时朝我扑过来，遮天蔽日，它们的战术非常明确，是要霸占领空权，希望将我扑倒，然后再作处理。当它们大气磅礴地扑向我时，我半蹲着左扭右晃，一一躲闪着。我的肩头感觉到了藏獒的巨爪，耳边被它的脑袋和喘息弄出的一片恐惧的风声淹没。当我绝望中忘记了呼喊时，我的身后有人替我呼救了。那是一个藏族女孩子，她的声音惊人地响亮，可能传出去很远很远。随着她的惊叫，我听到了远处有一个男人的权威声音响了起来，随后，这几条藏獒不再朝我猛扑了。在我几乎瘫倒着无法迈步时，一个身着藏袍的男人远远过来了。他沖我一笑，黑炭般的脸上跳荡着一排雪白的光亮闪闪的牙齿。 我的肩头被抓破了，衣袖也不知怎么被扯开了个大口子。 藏獒的凶猛令我惊魂甫定。我把它们当成荒原狼了。后来的日子里，当我一个人在通往星宿海的途中遭遇了荒原狼时，我才真正比较出来狗与狼的差别。我在《西部生命》一书中，翔实记述了我遭遇荒原狼的情景。现在想想，还恍然如梦。 那次真是一次如梦的远行。危险不仅仅来自猛兽，还来自海拔五千多公尺的高原反应，来自天气的瞬息万变，来自我体内的多种不适应。终于我浑身瘫软地躺倒了，先是躺在藏民的帐篷里，而后是搭乘了淘金人的汽车回到了玛多，依然昏昏欲睡，不吃不喝，在玛多的一个招待所里我昏睡了两天半，发着烧说着呓语，如果再发烧下去，我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在那种孤独无助的情况下，不止一次地思考过死亡。我就像一个人在滔滔浪涌的大海中游泳，筋疲力尽时，你不能指望任何人来救你，你只能靠自己的仰泳，慢慢地躺着漂着来逐渐恢复体力恢复信心，只能自己救自己。依靠别人是不行的。 事实上，我在孤身闯入黄河源时，最深切的感受就是生命的无助感。 我回味这些危险经历，是要说明当时妻子一点都不知道。后来，她从我的文章里边看到了，才开始了真正的后怕。这种后怕使她越来越敏感。比如我在柴达木时，她必须让我每天给她一个电话，报告我的行程，否则她就睡不着觉。而我在遭遇到那场大风沙时，三天没给她电话，她就疑神疑鬼了。 还有，我去欧洲那次。行前，我还在写《西部生命》这部书。我是要求自己一定要抢在去西欧之前将我在柴达木的感受写出来的。最后一篇散文是《忧郁的敦煌》。这篇文章我写得很有宿命色彩，不仅沿途的石头是黑色的，连莫高窟里边的武则天的画像也变成了黑色的，岁月是以黑色的形态在向我讲述着生命的悲情，当然还有我对三毛走西部走到了人生尽头的感慨，抒发了一个人孤寂行旅中的宿命意识。 当我写完这最后一篇文章，并列印出来时，已是翌日清晨了。当天我就乘车去北京，然后由北京飞赴布鲁塞尔。由于我只是沉浸在头一次出国远行的亢奋之中，完全忽略了我妻子的心情。她看到了我的《忧郁的敦煌》，她在我走后读完了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她的担心一下子达到了极致。她开始恐慌地注意电视新闻，担心是否有飞机坠毁。当我到达巴黎，在街头的电话厅里给她报了个平安消息后，她哭了，而后又笑了，她说她一整夜听到的都是飞机坠毁的声音。 应该说，她是个非常爱操心的人，她是个弱者，身体心理都很脆弱，我应该更多地照顾她。但是，我一旦远行，就顾不上她了，而她为我的担心焦虑却会永远伴着我的匆促步履。 打官司的滋味儿(13) 当一些记者因为张建伟轻松地在十天时间里完成17万字的《蝉蜕的翅膀》，并且与我一同获奖时，他们都在问我，为了写作《西部生命》究竟付出了怎样的辛苦怎样的代价时，我都要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有些所谓艰苦是可以说出来的，而有一些是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就沉淀下去了，而且永远也消化不了，形成了内心的疾患。 或许经历过多次的孤身远行，比如后来又两番去了柴达木，又去了新疆，去了西藏，对于整个西部的轮廓感受得以完成后，我觉得，基本上能够从容应付我所遇到的许多困境。从而，我一次次获取了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我已经锻鍊了自己的意志和信心，我自以为我不会在乎任何挫折与磨难了。
第15页 如果说远行使我置身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能够磨练我的意志与信心的话，那么在打这场官司中我所处于的无助状态，则令我受到更多更大的伤害。搞得我相当一段时间心绪很烦。 时常会发些无名火，这些无名火对周围对家庭无疑都像病菌一样，会传染会伤害别人，或许基于此因，我在2003年的春天，放弃了我为之敬业了23年的编辑业务，辞去了主编兼社长的职务，我选择做一个自由的专业作家。 我这样抉择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想还回自己一份清静的心态。但是，即使我这样努力去做了，也不能真正摆脱内心的烦躁，因为我可以摆脱主编社长工作，却无法摆脱官司的马拉松式的纠缠。即使是一审开庭了，判决下来了，官司的程序仍然没完，你就得一步步耐着性子去走完这个程序。 这是一个越来越无聊的程序了。越往下走，你越会感觉你想寻找的正义，你想维护的东西，却在这个程序中，在慢慢的消耗。这是后话。 上边我说到的是领导希望我高姿态，作出让步，朋友们的劝告也对我影响很大。有位知名老作家在春节后，也就是2月4日那天晚上，给我打来了电话。他中心跟我谈了两个字“分寸”。他认为媒体已经报了，许多人都知道了，就像温度达到80度了，但还有20度，如果这20度太费力气，便得算算小帐是否合适。他认为既然部长们都出面调停，如果我这边再一味坚持，弄僵了反而不好了。他在政治上确实比我有经验得多，他认为行政也不是不可以干预法律的。他认为打了官司满城风雨，最后要是打不胜，或不欢而散倒不如见好就收，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他还说，人们同情弱者的。 我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感觉他好像是受了谁的委託，当说客似的。他说完问我对他的这番话作何感想？我说，我现在恐怕欲罢而不能了。 这个电话使我内心长久地无法平静。我很尊敬这位老作家，他确实是替我着想的，他的这番话说得很有分量，也很有道理，不能不打动我影响我。但是，我又不能完全苟同他的这种道理。怎么能说成是80度温度呢？哪来的这么高温？再一个，他说人们同情弱者，谁是弱者呀？好像我要是坚持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话，他张建伟就成了弱者？！天下有这样的弱者吗？他可以依仗着如此大的“后台”给我施压，他可以封杀新闻舆论，让我的声音变得如此微弱，他怎么居然还能与弱者为伍？而我只不过是在使用一个作家仅有的一点权利维护自己罢了，却并不能够得到应有的声援与支持。由此看来，我的上诉之路肯定充满凶险，恐怕是难以走得通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古今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如何识时务呢？ 我家的电话那时候响得很是频繁，所有电话几乎都是关乎到这场官司的，一位同乡好友在青年团部门工作，他对我说得更为直接：你算了吧，你还想跟张建伟打官司？你根本不可能赢的，你趁早拉倒吧，你知道人家有多大的背景吗？我说，他有多大的背景也不能侵权吧？我的同乡好友轻蔑地笑了，他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呀！你一点都不明智。 这时候，外地的报纸有几家登出了我起诉的消息，而我们当地的主要报纸只有《渖阳晚报》以《我省作家刘元举状告北京记者》为题登出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自始至终没有敢点张建伟的名字。还有另外一家报纸说，张建伟到渖阳讲过课，他们不敢登这样的文章。 一个当地的有影响的作家，居然得不到新闻舆论的起码支持，何况这不是支持我个人的事情，这说明媒体对于智慧财产权的意识有多么淡漠。 那家晚报刊出了我进京告状的文章并配发了照片，在我们当地倒是产生了一些影响。那天我去市场买菜，有位卖土豆的小贩两眼不去瞅秤而是定定地看我，半天，他说你是不是到北京告状的作家呀？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打官司告状不容易呀，得费多少钱呀！说着，他居然以怜悯的口气不收我的土豆钱了。我怎么给他钱，他也不要，那种大度使我哭笑不得。当时旁边的小贩也围过来，弄得我挺难堪的。这以后我一到这个菜市场买菜就会有人对我指指点点，还有的时常会追问我官司打得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搞得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后来，我拒绝去市场了。普通人的同情方式与官员的工作方法同样令我极不舒服，同样苦恼着我。 我家附近还有个复印社，我时常去那里复印稿子。他们也从报纸上看到了我的打官司消息，每当我去复印时，他们也都格外关心地问长问短。问得你很是心烦。那段时间，我最怕别人问我打官司的事情。 打官司的滋味儿(14) 北京有一家报纸曾刊出我的一张照片，让我啼笑皆非的是，在照片旁边写了这样一排字：一直默默写作的刘元举会因这一告而扬名吗？这句话的新闻导向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即使没有这样的导向，我的周围也不乏其人将我的上诉说成是炒作。甚至有人以开玩笑的口气当面就说你炒作得不错云云，好像我占了什么大便宜似的。 网上的网友也有这样的议论：刘元举，人家张建伟抄袭你是瞧得起你！你别不知好赖！ 你还得便宜卖乖呀！天下文章不就是一大抄嘛！你刘元举就敢保说你没有抄过别人的？
第16页 一些人就是这样认识问题的。但总得有个是非吧。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是非，那这个人就会行同行尸走肉，而一个民族没有了是非评判标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是最没有希望的民族，或者说是最堕落的民族。 各种看法纷至沓来，由不得你分辩。 更多人持这样的观点：刘元举你好好写你的东西多好，打什么官司？多费精力呀！ 好像我没事找事似的，好像我不安分写东西却热衷于这种“炒作”。 这期间，我妻子也从班上带回来一些话，往有利的方面说，是希望我别因打这种官司而耽误写作，往不好的方面合计，便是人家言外之意是你丈夫何必没事找事呀！ 我成什么人了呢？ 上边行政干预，周围舆论压力，里外被动。我如同置放在舆论的火炉上被烘烤着不得安宁。 6 我只有再一次踏上漫漫告状路 我这里有一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时间是2001年3月9日。裁定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本院在审理原告刘元举诉被告张建伟侵犯着作权纠纷一案中，张建伟在答辩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被告住所地在天津市河西区，因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请求将本案移送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刘元举答辩称，张建伟的住所地虽然不在北京市，但被控侵权作品《蝉蜕的翅膀》一书完成于北京市，对此张建伟在该书的后记中有“1999年4月30日子夜于北京西坝河”的记述；并且该书是由地址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该书还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了首发式，现在北京市场上仍有销售该书。以上情况有1999年6月3日购买的《蝉蜕的翅膀》一书及销售发票为证，这些证据充分说明北京是张建伟侵权行为的实施地及侵权结果发生地。因此，请求本院依据我国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驳回张建伟的管辖异议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虽然本案被告张建伟的住所地在天津市河西区，但根据刘元举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被控侵权作品《蝉蜕的翅膀》的发表、复制及发行行为均是在北京市实施的，北京市既是被控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也是被控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故刘元举选择为张建伟出版发行《蝉蜕的翅膀》一书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所在地法院，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并无不当。因此，本院对本案依法有管辖权，张建伟所提管辖异议的理由不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被告张建伟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从时间上可以看出，张建伟对于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是在求助于行政干预不灵的时候，立马又抛出的一个杀手锏。许多打官司的人，都曾在管辖地上做文章。在什么地方打官司其结果是不一样的。张建伟为何要到天津去呢？显然到天津打官司对他是极为有力的。 但是，他仍然遭到了法院的驳回。这使我对法律充满信心。 驳回的时间是2001年3月9日。我之所以强调这个时间，是因为在这段期间，紧锣密鼓地发生着一系列令我应接不暇的事情，从而也说明了对方在马不停蹄地活动着。 进入4月份，春天就要来了。我想，快要开庭了，我作好了去北京开庭的准备。因为法律有规定，自起诉之日算起，半年内必须开庭的。我的律师也在加紧做好开庭的准备。 然而，没过几天，我却接到了张建伟律师陆智敏的一封信，言及要与我和解，徵询我的意见。和解，这也是我所期望的，于是，我与律师商量一下，由他按着信上留的电话，双方通过电话，商定和解的有关事宜。 双方律师商定的结果是他们到渖阳来，起初时间定在四月下旬，可没过几天，又推至“五一”了，对方说因为忙，只能在“五一”放假的时候。于是，“五一”期间我取消了回家探视父母的安排，一心等着他们的到来。我想，我要以礼相待，要体现一种风度。我甚至连见面的一些细节都琢磨好了，诸如让不让记者到场等问题，还有可能出现赔偿额度的问题，我想，还是尽量做些让步吧，因为毕竟都是吃写作这碗饭的，也都不容易。 打官司的滋味儿(15) 然而，“五一”节到了，对方音信杳无，我问律师，律师说还要问我呢。看来，事情有变。 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往坏地方想。哪知“五一”节过后不久，我的律师赵星奇突然接到了辽宁法院的电话，让我们去取一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赵星奇取回来之后，告诉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中级法院的裁定，支持了张建伟关于管辖地的异议，拿到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
第17页 我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立即赶到了铭星律师事务所。赵星奇将那份意想不到的裁定递给我。 我首先看了一眼审判长的名字：程永顺。时间是2001年5月14日。这张裁定书也不过那么几行字，但是我却看得极慢： “本院经审查认为：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人民法院审理……”这就是“两方便”，然后就作出了这样荒谬的“方便”裁定：“本案移送张建伟所在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我无法理解：“这叫什么‘方便’？这明明是在刁难我们嘛！岂有此理！” 我的律师沉默不语。我问他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说只有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了。 从张建伟上诉管辖地的时间来看，他应该是在让律师给我写信，提出要来渖阳和解的同时，就开始上诉打管辖权了，他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呀！由此看来，他根本没有任何诚意要和解，他们只不过是试探着我的虚实而已。我们有种被耍弄了的感觉，心里感到很是窝囊。 这期间，还有一件更让我生气的事情。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这个裁定下达之后，张建伟好不得意地告诉人家，知道了吗？官司拿到天津打了！这一回看刘元举还有什么张逞。 我怎么也想像不到他竟会是这种小人得志的样子。 原本看到了春天的希望，现在一片渺茫了。赵星奇说，只能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了。他慎重地强调了一个法律词彙：“申诉，”而不是上诉。申诉与上诉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管辖地这类问题的申诉意味着一种无望。因为，在他的律师生涯中，凡是这种因管辖地而申诉的能够得到如期结果的，简直是微乎其微。但是，即便有一线希望和可能，也不能放弃。到了这个份上，就得豁出去了。 真正的无助感，是体现在我第二次踏上去北京上告的路上。还是坐的夜车，是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天。我不是有意选择这样一个日子，只是因为这个日子休息，有几天假。我不能因为打官司而影响工作。 到了北京是7月2日的早晨。一夜的火车哐哐噹噹，怎么也睡不着。下车后，没有胃口吃早饭，就直奔最高人民法院而去。 最高人民法院在什么地方不清楚，只能乘上计程车，被送到了那里。楼很威严，高悬的国徽更加威严。大门口有站岗的，挺得笔直。只能见到小车进进出出，却看不到一个上访上诉的人。周围环境平坦明亮，十分整洁。最高人民法院门口不见人，这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找错了地方？一打听，果然申诉不在这里。在西直门。 计程车司机也不是很清楚究竟在西直门的哪个位置，所以，车到了西直门不时停下来打听。人家说，在西直门的老汽车站。在我的感觉，是从整齐干净的北京城出来了，来到了一个非常杂乱破败的地方。路也越来越窄，窄到了一条被自由市场占道，计程车几乎开不动了的地方。司机只好又下来问路，最后回到车上无奈地告诉我们，不远了，让我们下车自己找吧。 是曲颉陪同我来的。我们下车后，七拐八拐，走到了一条更加脏乱的街巷。在一处破败的眼瞅要拆除的砖房角上，看到了一个蓝色的大牌子立在那儿，上边是白色的大字，标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的字样，下边一排小字“由此往东60米”。牌子下边是一堆垃圾。垃圾对着一个空洞的门，没有门扇，一侧的砖龇牙咧嘴，使周围本已凌乱的环境显得更加不可收拾。庄严神圣的牌子与破乱骯脏的垃圾形成滑稽对比。 曲颉是个有心人，他有意落在我的身后，等我走到这里时，他恰到好处地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 现在，我重新铺展开这些两年前的照片，一张张真切地记录了我的表情，也记录了我当时的满面愁容。看到这些照片，我的心里就憋得慌。这是个什么地方呀！ 不知是些什么身份的人在这里聚成堆，也不知道这些人有着多么深的委屈与不幸。肯定都是些社会最底层的人，像模像样的人到了这里，肯定有种伤自尊感。岂止是伤自尊呀，到了这里感受到的滋味儿是难以言表的。大热的天儿，在这里站没个站的地方，坐更是不可能的了。到处都是垃圾，到处都是难闻的气味儿，不大的院落，被全国各地来的人挤满了。他们在这种环境中体现的人的生命的韧性令人惊嘆不已，他们有的八年坚持申诉，有的在这里席地而住，把潮湿的地面都能睡干；有的弄一块破塑料布遮挡着，就成了一个长久居住的屋子。这种创造力可以说惊世骇俗。有一间可能是过去的卖票厅，满地汪着一脚深的水，水泛着难闻的气味儿，屋子里摆着那种长条椅子，每个椅子上边都躺着人。满屋的气味难闻极了，可这些倒在长椅子上的人照样睡得一动不动。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地方，这不是贫民窟，这也不是收容所，这应该是个说理的相当神圣庄严的地方，然而，这里如何庄严得起来呢？ 打官司的滋味儿(16) 申诉的人，得先到这里来领取表格，专门有窗口，有文字标示，发表，或交表，发表交表都得排队。中午工作人员休息，窗口没有一个人，等到人家上班了，呼啦一傢伙就围上来一堆人，排着队挨向窗口。 我领取了一张表，在上边的空格处填写完后，又排队交到了窗口。交完后怎么办呢？就得去盯着墙上一个电子屏幕。那上边按着各个省份闪现出前来申诉者的名字。
第18页 屏幕上闪现的是红字，那字特别刺眼还不容易看清楚。为什么不是白色的字或黑色的字呢？我的腿和腰早已站得酸痛无比，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但是，我仍然留神着那个红字闪烁的屏幕。我的眼睛已经昏花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出现我的名字。我向工作人员打听，对方说你等着吧。 到了这里，你不等也得等，可在这里等的滋味儿比什么都难熬。但是，我们不是总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吗？你看看这里的人等了多少年了呀！他们居然还不烦，还能坚持等下去。这里充满令你同情怜悯的人，有一个不大点的小姑娘，被她母亲拎着，破旧的衬衫遮不住圆滚滚的肚子。浑身脏兮兮的令人作呕，但更令人作呕的是她竟然遭到了她的生身父亲强暴。她的母亲到这里就是要申诉这样触目惊心的罪恶。据她母亲说当地法院判得不公平。 到这里听听，无奇不有，即使最具想像力的作家恐怕也不会虚构出这么多离奇古怪的人间罪恶与人间冤情。谁知道真假？！谁又能有耐心倾听他们的诉说？ 我在这里足足等了多半天，可我像在地狱中经历了一回。终于，我看到了闪烁得并不很清楚笔画虚连着的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居然出现在北京的申诉者行列，这是因为我是在北京法院受理的案子。 我被一位工作人员引领着，敲开了一扇紧闭的门。凡是被叫到名字的人，都是进到这个门里。这里边有好多屋子，一条简易的走廊，像那种公社招待所，两侧是房间，门很窄，每一个门进去都是一个庭，诸如民事一庭、二庭、三庭、五庭之类排列，我可能是被送到了民事三庭。记得接待我的是一位50来岁的男子，他问了我一些与案子相关的问题，然后，让我去复印了一份什么材料，好像花了五块钱，然后，我将按要求填好的表格交给他之后，他说让我回去等着吧。 我问他需要等多长时间能够给答覆，他说两个月吧。 从那个屋子里出来，我总算透了口气。我一摆手，让曲颉赶紧离开这里。我是一分钟也不想再呆在这里了，而且，我一辈子都不希望再接近这个地方。但是，我不能走快，满院子的人像瓶最高人民法院前斑驳的通知塞，塞得满噹噹的，你想挪动都困难。你一定会碰到别人，而且你得侧着身子，一点点往外挪。挤出了这个院子，我已是一身大汗。 出了大门口，是一条窄道，窄道两边有搭着塑料布安营扎寨的人群。他们瞅着我，我却再也不愿去瞅他们。 这条路太窄太长，我加快脚步，恨不能一步就从这里走到大街上。 其实，我就是走到了大街上，身后那个环境和我浸入其间的感受也无法从我的内心驱逐出去了。 7 开庭前后 从7月2日递上申诉状，一切就又归于平静了。这期间谁向我打听官司的进展情况，我都只能苦苦一笑：就那么回事了。尽管我努力使自己忘记西直门的那种处境，但是，不定什么时候我的眼前还会闪现那不堪入目的场景。我在等待着两个月后的答覆。 两个月很快过去了，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答覆。我问我的律师，他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他让我打电话问问，我想了想，还是没有打这个电话。他还让我出差到北京时，去那里问问，可是，我即使出差去北京，我也不会去那里问了，因为我再也不想将脚步迈向那种地方。去过一次就永远不希望再去了。每每一想到那里那么多一年到头狼狈不堪坚守着上诉的人们，我就有种窒息感。 五个月过去了，已经到了年底。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跟律师都感觉希望渺茫，看来，只能等着去天津打官司了。 2002年开始了，我换上新的檯历时，翻看着一页页日期，自起诉之日算起，一整年过去了，而管辖地就这么纠缠着，仍然打得没有任何头绪。记得眼见到春节了，突然有一天，我的律师给我打电话，说是最高法院的裁定下来了，让我马上去他的律师事务所。我的心一阵狂跳，甚至连问都没敢问结果，就打车过去了。 也是一张纸，纸张的大小与北京高法支持张建伟管辖地的那张裁定书外表上似乎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却是多么具有天壤之别的一纸之文呀！我只扫了一眼，心就狂跳不已。 这是2001年12月30日的裁定书，我们接到时已经是第二年的一月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几个大字非常显赫，然后是“（2001）民三鉴字第17号”以下才是正文：“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裁定试用法律确有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二款第179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83条、第184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本案责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二、再审期间，终止原裁定的执行。 打官司的滋味儿(17) 落款是一个鲜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圆形图章，还有副院长曹建明的名字。 盼了近半年的时间，总算没有白盼。可我仍然心有余悸地问：重新审理是什么时间？赵星奇说马上就得重新审理。 2002年3月15日，北京市高级法院民事裁定书（2002）高民再终字第125号下达了。 这份裁定书不是寄过来的，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直接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取。我恨不得马上去北京取回来，但是，一方面我要陪妻子去医院看病，难以脱身，再则也是考虑能省一点路费就省一点，所以，我希望在北京找一个朋友代我取回来。张代恩说，如果找朋友取，得有我的委託书才行，还得有我的身份证复印件。正巧这时我的一位亲戚去南京办事路过北京，我就托他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取这个裁定书。我将身份证复印件和委託书一併交给他。
第19页 我的亲戚是位七十高龄的老人，他非常关心我的官司，他听到这么好的裁定下来了让他去取，他显得非常高兴。他乘坐当晚渖阳去北京的特快去往北京。他说一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取裁定书，然后，他用特快专递给我邮回来。 那天上午我和妻子刚到医院，我的手机就响了，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他们问我委託的人什么时候能到。我说七点多钟火车进站，到宾馆去先住下，然后就能去你们法院，大约得九点半到十点钟吧。过了不到半小时，他们又来电话催问怎么还没到？我说快了，可能马上就能到。当时我看表差一刻钟就到十点了。对方问我有没有手机可以联繫？我说，那是位老人，他没有手机，我说我也联繫不上，不过，这是位办事非常妥靠的老人，肯定不会有任何差错的。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打来电话，还是说人没到。我当时十分焦急，但也很为他们如此负责任而感动着。 又过了大约15分钟，我把电话打过去时，对方说人已经到了，我这才放下心来。 妻子当时作了化验，血色素低到8克，而红色素还有其他十几项指标都是低的，那张化验单右侧标的箭头全是朝下，大夫看后，马上让她住院治疗。如果从我的黄河源之行算起，1988年以来，她几乎每年住一次院，这是她第十次住院了。我接电话时，背着她，一些不好的消息我尽量回避她，可她一定要打听，我只好如实禀告。她自责地说，都怪她身体不好，要不，你自己前去取就保靠多了，何必还让人家法院一次次打电话。 三天后，我接到了特快专递。北京市最高法院的裁定书，一张薄纸，与上一封同样的纸张，但这是一份纠错的裁定书，上边是这样说的： 根据法律规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原二审裁定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实用“两便原则”确定管辖不当，属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二中知初字第29号民事裁定，即驳回被告张建伟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这一次审判长是傅国忠。 多亏了申诉，多亏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责令。终于，我争回了一口气。 希望，重又朝我招手了。我的律师也非常高兴，他说他当了这么多年律师，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他说申诉几乎是不可能得到满意答覆的，这简直是罕见的。我感谢我的律师赵星奇，因为他的申诉状写得简洁而雄辩，我更庆幸我遇到了坚持正义的副院长曹建明先生！我真的希望能当面感谢他。但是，我无法感谢，只能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祝他春节愉快，也祝他一生平安。 我的亲戚到了南京后，给我打电话，他说这回可好了，快开庭了吧？我说是的，我当时感觉不日内就会开庭的。 平静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官司，重又有了动静。我所说的动静是来自我所起诉的那一方。 有关人士又给我来电话了，有人提出你们两人还是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解决为好，别成仇敌呀！我说，我一直在等着他来和解的，我从来也没有不同意和解过！ 疖子也好，脓疮也罢，要想治好，总得把里边的脓鼓出来才能好。这有个火候问题，火候不到，说什么都没用的。而这时候，我以为火候已经到了！我相信很快就会开庭的。拖了一年多，也该到开庭的时候了。 几乎所有知情人都认为开庭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我想像的那么简单。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么认真负责，一再催我取回裁定书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却从此以后无声无息，像没事了一样。怎么回事呢？平静得又让我心里边发毛，这是不正常的平静嘛！难道，又要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了？ 这期间，我和我的律师曾多次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拨过电话，但都没有打通。从起诉之后，有一年多没有与刘法官联繫了，也不知道这回案子是不是还归她审理。我翻找出电话本，可是怎么打也不通。一连打了几次都说是个空号。费了几天的周折，我终于弄明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搬家了，他们由东铁匠营搬到了方庄那儿。 我总算打通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新的电话，找到了当初的审判长刘法官。她的态度还是那么温和，我说，这么长时间了，你们怎么还不开庭审理呀？她说，案卷还在天津那边，没有拿回来。 打官司的滋味儿(18) 我说，怎么？还没拿回来？这要不是她亲口说的，我真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 我问她怎么这么长时间卷宗没拿回来呢？她笑了笑说，我们催一下，争取尽快拿回来吧。显然她是在安慰我。我说，你们应该积极一些呀！这个案子管辖地又打回来了，不正说明你们是正确的吗？当初移到天津，你们等于有了一个错案率吧？现在纠正回来了嘛！刘法官嘆息着说，那错案率已经报完了，现在纠正也不能抹去那个错案了。我听不明白法院居然还会这么对待错案率。反正，不管怎么说，事实将证明你是对的。我对法官如是说。她说，你再耐心等等吧，我们会尽快索回卷宗的。 2002年的我，几乎是在不可理喻中度过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既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那么认真地纠正了误判，那么急切那么认真地希望我取回裁定书，怎么会又这么不温不火了呢？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是二中院一方还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方？还是天津中级法院有意拖着不还卷宗？这三方面的事情我是说不清的，但是，谁又怎么可能说得清当今法律的奥义呢？这时候想起一句话：打官司嘛，当然还是打关系了。
第20页 静下来的时候，总不免要去回味一下这个官司的前前后后经历。越合计越觉得自始至终就曾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左右着进程似的，就像一个转盘一直在滞缓地转动着，任何一个外力都会使它加快转也都可以使它停下来不转。但是，外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外力？这只手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也懒得打电话了。但是，事情悬而未决毕竟是如鲠在喉。我的律师让我再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打电话催问，他说你要是不打电话，别人是不会替你着急的。我只好再打，但是刘法官不在，打了几次，她都没在。 到了9月，中国作家与中国建筑家在杭州召开了第二届“建筑与文学”的学术研讨会。 头一届是1993年在江西南昌召开的，就是在那次会上，我认识了清华大学的着名学者、《世界建筑》杂志的主编曾昭奋先生。后来，我时常会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他写的文章，那些文章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建筑界人士做事情很是精细，那次会议，留下了一部纪念册。所有与会者都有照片，也都有自己对于“建筑与文学”这个话题的见解。从1993年到2002年，九年间，我们这些关心建筑的作家和关心文学的建筑家们再度相逢杭州时，又出了第二部纪念册。正是在这部纪念册上，我读到了曾昭奋先生的文字。他写得非常自然亲切，突然，我的眼前一跳，被一排文字电击般灼痛了目光：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第一记者×××抄袭了作家刘元举的文章，其实，这位记者也抄袭了我写梁思成的文章。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打官司这段时间，有好几位文学界朋友给我提供了张建伟涉嫌抄袭别人文章的信息，但是，像曾先生这样清清楚楚写在纸面上，并且他还说他因精力有限，不想为此而打官司了，但是，却可以随时随地给有关方面提供证据。曾先生是受人尊重的学者，他所说的被张建伟抄袭的文章是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这就更让我惊嘆不已！因为《读书》杂志发行十多万册，而且在文化人圈子里有着重要影响的杂志呀！看的人一定很多，这样的杂志上发的文章，他张建伟也敢抄袭？！ 曾昭奋先生为此专门撰写了一篇揭露张建伟抄袭的文章，题目是：《小文一篇，也遭剽窃》。全文如下： 小文《第十二座雕像》在《读书》1995年第9期上被排在首篇刊出，这一期《读书》的港台繁体字本也以《第十二座雕像》作封面标题。张承志先生在《天涯》和香港《二十一世纪》上的文章中对这篇小文予以肯定：“读《第十二座雕像》后，觉得真应该印发北京老百姓人手一册，把梁思成的北京古城墙公园的设想图，贴在北京的每一个建筑工地，每一个公共场所门口。”及后，祝勇主编的《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和葛兆光主编的《走近清华》都把小文採纳了。 1999年初，深圳的贺承军博士打电话给我，说《第十二座雕像》被选为1988年全国散文排行榜17篇之一，但作者是别人，不是我。他让我查查最近的《文艺报》。真是事有凑巧，正好《文艺报》的一位编辑、记者到我家採访，通过她我迅速地看到了1999年1月5日的《文艺报》，从《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知道“排行榜”上那篇《第十二座雕像》的作者是邓琮琮和张建伟，并从《文艺报》编辑部得知这篇文章的作者王剑冰先生是郑州《散文选刊》的主编。不久，又在图书馆找到《当代散文精品1998》，上面有邓、张的一篇《第十二座雕像》，它还有一个副标题“梁思成与北京城”。但王剑冰的文章提到《第十二座雕像》时，没有说这个副标题。文章中说，这次“排行榜”是由《散文选刊》邀请40余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组成推选委员会“推选”的。 我托北京和郑州的几个“编辑家”朋友替我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风声既出，估计邓、张两位作者会从北京或郑州的朋友中得知我在追问《第十二座雕像》的事，遂于1999年4月7日《中华读书报》上推出《雕像》全文，但以《梁思成和北京城》为题。这真是欲盖弥彰。直到2002年读丁言昭女士的《骄傲的女神林徽茵》一书，从它的注文中，才知道邓、张的文章原载于1997年7月14日之《文汇报》。（香港的？上海的？）原来，邓、张的文章发于1997年而被“推选”进1998年的排行榜了。 打官司的滋味儿(19) 将小文与邓、张的文章共读，后者除了增加一段关于一位女建筑师的事迹外，从内容到文字多是对小文的抄袭和剽窃。 小文：整个儿的一座两座古城，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可望得到保护；一个伟大的文化古都，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之时可获得关怀……在和平时期里彻底地消失。 邓、张文：它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得到了保护，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得到了关怀，但却要在和平时期里彻底消失。 小文中的“炸弹”是在读到梁先生保护了日本的奈良和京都时说的，而当年人民解放军若以武力解放北平，则只用炮弹而不可能用炸弹的。可见在抄袭剽窃过程中，总会露马脚的。还有： 小文：急速前进的历史和城市首脑的匆忙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热情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系里，读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
第21页 邓、张文：急速前进的历史和匆忙的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 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读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内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 又如，邓、张的文章对一些事实的引用，或是对《梁思成文集》的引述，由于只靠对小文的抄袭剽窃，不是自己实际下的功夫，也出现了不少漏洞和错讹。 1993年5月，在第一届“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南昌），认识了作家刘元举先生，2002年1月9日《中华读书报》：“有第一记者之称的张建伟（范长江新闻奖、鲁迅文学奖双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中青年专家）《蝉蜕的翅膀》被刘元举指责抄袭了他的《西部生命》。刘元举已于2001年1月9日将张建伟告上法庭。”2002年9月，在第二届“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杭州），又见到刘元举先生，他说官司还未打完。我把上述有关《雕像》的情况跟他说了。 笔者是建筑界中人。在这次研讨会上，我说，现在的文学界和建筑界，抄袭剽窃已成司空见惯。文学家、作家剽窃别人的文章，建筑师剽窃（美其名曰“模仿”）别人的设计，这种行径，在解放前或解放后头十多年中，是极少听说的。现在都习以为常了。作家或建筑师，不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劳作和创造性发挥，而是剽窃别人的作品，已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腐败。这是社会腐败的一种反映。腐败至此，想通过法律手段来加以制止和治疗，是不可能的。为此而打官司，只能揭露或惩罚个别人的个别行为，对治疗、克服社会性腐败，也是不可能的。在建筑界，更腐败的行为，已成公开秘密。建筑师在设计中缺少创造性，作家在写书时没有自己的灵感，多些模仿、抄袭，也只是区区赚了些设计费、稿费，比起建筑工程或整个社会中的回扣、行贿之类，真是小巫见大巫。为了自己的设计和文字被抄袭、剽窃而去打官司，劳神又费时，而且往往得不偿失。在建筑界，还没听说过有人因为抄袭剽窃别人的设计而吃官司的。（2003年8月） （全文完） 我不想就这篇文章谈更多感慨，但我相信读者们只要读到这里，不会没有感慨的。曾昭奋先生是位资深学者，他的道德感与使命感令我感动。当然，我更希望令那些抄袭剽窃的文学界学术界的腐败者们惭愧不安。 就在那次会结束后，我与几位作家被衢州市请去採风。记得那是到达后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这天上午，突然接到了法官的电话，她说她们已经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天津市中院取 得联繫了，会很快要来卷宗，重新立案，让我不要着急。并说两周内将给我一个确定的答覆。 我问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卷宗这么长时间不拿回来，她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定的管辖地裁定书，没有及时通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所以，就悬置起来了。 她只轻轻的这么一句话，说出了全部理由，我不信。再说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那么急着催我取回裁定书，他们怎么会不通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呢？他们工作的衔接上难道会出现如此大的漏洞或曰疏忽？这怎么可能呢？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当时还是应该亲自去北京取回裁定书，而且，应该马上就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联繫，并询问他们什么时候索回天津的卷宗什么时候重新立案，什么时候开庭，总之，你打官司嘛，你就得自己盯着，你自己盯不紧你能怨着别人吗？你以为你是法院呀？你以为法院会像你一样对你的案子那么上心呀？何况这期间还不定节外生出什么枝来呢！ 不管怎么说，不就是再等两周吗？我都等了快有两年了，两周又算什么？ 两周是很容易过去。但一直没有消息。又过了两周，还是没有。法院怎么这样说话不算数呢？ 我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时，我问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信儿，人家告诉我两个月。结果我等了快有半年了才有信儿，好在是等来了有利的消息，而这回已经等两个两周了，却还是不见音信。赵星奇催我再给法官打电话。我只好再打。 打官司的滋味儿(20) 法官的情绪显然不高，她说，已经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气儿了，说是很快拿回来卷宗，但是，没有拿回来，我们也无法立案呀。我说，你不是说两周就能拿回来吗？她无奈地说，可是没有拿回来呀，我们也不好办。我说，那你们应该催一催呀！她说，那我们就再催一催。 又过了好几周，赵星奇又让我再打电话催问。他希望我能去一趟北京，直接到法院去问。 但我还是给法官拨通了电话。对方显得非常无奈。我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时，她有点欲言又止，她说，有些话，我也不好跟你说。我说，你们跟天津中院索要不行吗？她说，我们不能直接找天津中院，我们都是平级法院，关于管辖地的事儿特别敏感，我们要是直接跟人家要，这样犯忌讳，好像我们特别争着要似的。话里话外，透出了她们许多难言之隐，许多无奈。 我明白了，那只看不见的手，似乎又在操盘了。我说，那你说怎么办？就这样一直拖下去？到底拖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她说，你还得找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第22页 我拨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可是，没有人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确实不好打。好不容易打通了，对方的语气一点不像刘法官那么温柔。这不仅仅因为接电话的人是男士。我听说主任叫徐阳，于是，就找他，对方说不在。我只好说找傅国忠。他以一种警惕的口气问我有什么事儿？我说您贵姓？他说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对方不愿告诉我他的姓氏。我打过几次电话，都是无法问出对方的姓氏。对方连姓氏都不肯告诉我，这使我真觉得心里不温暖。我说官司的事儿。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够从天津中院那儿要回卷宗。他说你就等等吧。我说等到什么时候，他不耐烦地说，到时候就会通知你了。然后，挂电话的声音也让你感觉有些无情。 这期间又有一次，我打通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并找到了审判长。我自报了家门后，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们为什么迟迟不肯将卷宗从天津中院要回来？拖了这么长时间，是否有点儿不正常呀？我的语气是不带一点谦卑色彩的，甚至带着刺儿，也带着我这么多天的郁闷。显然惹得对方很不高兴的。他马上反唇相讥：判到天津时，七个多月没开庭，你怎么不认为不正常呢？ 一句话说得我无言以对。倒也是，假如天津那边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下来之前就已经开庭了的话，那么，岂不就是另一番风景了？！ 我劝自己，听天由命吧! 转眼又到了2003年。二月份时，我接到了鲁迅文学院的入学通知，要到北京来学习了。 我打算这一回到北京后，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找他们当面问问。我跟星奇商量了一下，他让我立刻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打电话，告诉他们你要到北京去。于是，我在2月的一天，又一次拨通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 我还是没有找到徐阳。也没有找到傅国忠。我又问他，你贵姓，他仍然不肯告诉：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他的口气很不耐烦。我说，我要到北京去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给我个答覆，否则，我将以我的方式採取措施，我一定要弄清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拖个没完没了。我这是先给你们通报一下，别怪我到时候做出来与你们不利的事情。我越说越理直气壮，似乎带有威逼成分。 对方的口气显然软下来了，他说会尽快给我回话。 果然我的这种理直气壮口气收到了效果。我是下午三点打的电话，不过半小时吧，我就接到他们的回覆。电话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张代恩打来的。他口气是谦和的，头一次令我感觉舒服。他说他们争取尽快跟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繫。他语气有些委婉地说，其实他们已经完成任务了，他指完成任务可能是指他们纠正了管辖的错误裁定。不过，他又说他们有责任再帮着问问，催催，从中协调一下。他好像在帮我的忙，而不是他们应尽的法律义务似的。话里话外，拖了这么久，他们不将裁定书给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也不催促返还卷宗倒没有任何过失，而现在这时候肯于帮我忙，我还得感谢他们似的。他可真会说话呀！我心里并不痛快，但是，毕竟他说话口气很是客气，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末了，只能说，那我等着你们的准信儿。 3月4日，张代恩又打来电话。他问我，这期间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找过我？我说从没找过！他说，他们正在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联繫，他让我再等些时间。他问我，什么时候到北京来？ 他好像特别关心我去北京的时间。我说，我随时可能过去，最迟，也不会超过月底的！我的律师说，这回你的电话肯定奏效了。他们特别在意你去北京，因为北京正在开两会（人代会、政协会），你这时去，他们怕你上告。这就是天时，这就是中国特色。聪明的打官司人，是应该善于抓住这种机遇的。 果然，我的律师的话应验了，没几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给我打来电话，她说，这个案子拖得太久了，我们觉得不能再拖了。她还跟我说了开庭的时间定为5月13号。到时，她说会给开庭通知的。 我是4月3日到北京鲁迅文学院报到的。我在北京期间，去中院取回开庭通知，也给他们送去了有关证据材料。当时，已经是进入了非典时期，北京街头杳无一人。我戴着两个口罩，捂得严严实实。计程车上的广播格外令人恐慌：说是二小时前有一男一女乘座的士，去往某某医院，男的多大的年纪，女的有什么特徵，哪位司机拉到这两位乘客请马上到什么地方去云云。我当时敏感地注意到我的计程车司机的表情，我在想，假如说的就是我乘坐的这辆车，那么这个车内就会有非典病菌的。 打官司的滋味儿(21) 到了方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收发室里的人极少，偶尔见到的人也一律用口罩捂得面目皆非。入口处还有机场安检的措施，看上去，没有一丝温情。想想自己的官司拖了这么久，偏偏拖到了非典时期，非典时期是不应该出门的，而我又不得已冒着被传染非典的危险而为之，越想越沮丧。 法官这时从里面出来会见我。她戴着大口罩，我只能看到她的一双眼睛。她还戴着手套，她在接过我的证据材料时，白手套显得格外明亮，像蒙着一层霜。我这是头一次见到与我通过无数次电话的女法官，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容，但她年轻得出乎我的意料。
第23页 因为非典，开庭的时间顺延了。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我也由北京回到了渖阳。从北京回去的人被视作洪水猛兽，我被软禁家中十多天。到了六月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电话通知我开庭时间确定在7月24日13时30分。 这时候，我似乎已经麻木了。到了开庭时，我没有出席，我的律师全权代理。张建伟也没有出庭。开庭前，法官给我打电话，说对方要求庭外调解，问我是否同意，我说同意。 我的律师到了北京后，对方也提出要调解，我的律师也说同意。但是，一谈到调解条件，他们连最起码的侵权都不承认，调解只能流产。 开庭之后，一些记者给我打电话要採访我，我已经心灰意冷，我一概让他们找我的律师。 大概是开庭后第三天吧，审判长刘法官打来电话，她说，张建伟的律师还是希望庭外调解。 我说，他们不是不同意调解吗？审判长说，他们一出庭态度就变了。他们还是希望让我跟你商量一下，他们说你的律师态度太强硬了，希望跟你说说。 我说，你看呢？法官说，这个权利在于你。我沉默了片刻。我觉得他们翻来覆去想调解，真正到了调解时，他们又是另外一副面孔。但是，既然法官出面了，我就做到仁至义尽吧。 我说，你觉得能调解吗？法官也想了想说，要不这样，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也算仁至义尽？我说，那好吧。 过了几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是陌生的： “你是刘元举吗？”我说是的。 “我是张建伟。” 我说什么？对方重复一句：“我是张建伟呀！” 我说别扯了，你别冒充张建伟了。 对方笑了：“我真的是张建伟。我在青岛拍电视，给你打电话。” 我说，我还以为哪个哥们儿冒充你打电话寻开心呢！ 这样一来，我们的谈话显得非常轻松随意。 他说，开庭时他没出席，我说我也没出席，他说他知道。他在电话中提出希望和解，我又一次同意了。他问我近期是不是在渖阳，我说可能出去三两天吧，基本上都在渖阳。他说等双方律师研究定个准确时间吧，我说可以。 这是张建伟头一回给我打电话，我不应该怀疑他的动机。即使怀疑，我也不应该拒绝。 过了两天，他的律师打来电话，与我的律师商量和解的事儿。地点嘛，自然定在渖阳。商量的时间是本周内。当时是周一。本周内，就应该周五以前吧。我们等着他们的到来。我想，这一回，他们可能没啥侥幸心理了，所以才想着和解吧？ 但是，到了周五这天，他的律师才来电话，他说，下周吧。这周二、三两天，张建伟忙不开，有事儿，周四、五，是他这边有事儿忙不开，就只有下周了。赵星奇说，下周也应该有个准确时间吧？不能拖得太长了。对方说，那就周二吧，我给你打电话。他问我的律师：你们能不能说说有点什么想法呀？赵星奇说，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没有什么。得听听你们的想法呀！对方显然在试探，然后就定了，下周二电话再联繫。 到了下周二时，对方律师没有如期来电话，我的律师只好给他打电话。他首先问我的律师，有没有什么条件，最好先说说，否则，老远的去一趟渖阳也怪费事的。我的律师说，那得你们提出条件。对方想了想说，张建伟使用了刘元举的着作没有经过刘元举，这显然是不对的，张建伟要向刘元举道歉，但是，刘元举给媒体说了那么多伤害张建伟名誉的话，是不是也得给张建伟道个歉呢？！ 我的律师一听，这哪是话呀！就这个态度还有什么可和解的呢？你抄袭人家的作品，人家如实说了，难道还得给你道歉？岂不是强盗逻辑？！就像你偷了人家东西，人家告诉别人说你偷了，而你却因为将你偷东西的事实披露出去，也构成了道歉的理由？！亏他能说得出口，这叫什么和解？ 至此，和解的大门永远关闭了！ 我的律师认为这纯粹是强词夺理。看来，他们又一次耍弄了我们。于是，我们只能给法官又打去电话，如此这般陈述一气，于是，只有等着法院的判决了。我真不明白，张建伟既然没有任何诚意，他还要求什么和解？这可能吗？！事到如今，他还不知道面对自己的错误？他是抱有什么样的幻想呢？他到底怎么回事？ 在双方交换的证据当中，我终于读到了张建伟亲笔写的《采写〈蝉蜕的翅膀〉一书前后》的文章。这篇作为证据交给法庭的文章是一份自供状，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这种侵权经过的认知。 打官司的滋味儿(22) “《西部生命》一书作者刘元举诉讼我在《蝉蜕的翅膀——秦文贵的故事》一书中侵犯其着作权一案，至今已经两年半了。 “此前，许多媒体和网站发表了许多未经核实的、对我进行不负责任的诽谤性文字，使我的名誉遭到了损害。 “媒体和网站记者多次提出对我进行採访，但我始终遵守中宣部和团中央对我的要求——不准在媒体露面，以免损害《蝉蜕的翅膀》一书的传主人物、当代青年的榜样秦文贵的典型形象——为了顾全大局，我始终对这些诽谤未置一词。 “因为我始终相信相关负责人曾经对我的允诺：要相信组织……
第24页 “现在，此案即将开庭。我发现，我曾经得到的允诺纯属子虚乌有。在我采写《蝉蜕的翅膀》一书时的某些相关负责人，不仅不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连对此案涉及的相关情节进行实事求是的说明这样一点义务也不愿承担，这让我感到惊讶。 “需要说明的是，我至今不愿在媒体炒作此事。但是，尽管我个人名誉在某些组织和责任人看来算不了什么，我却应该对始终关心我的朋友们和读者们有所交代。我不该一声不吭了。” 张建伟这番话可谓是发自内心的话，够真诚了。由此，道出了他对于组织由依赖感激到充满沮丧抱怨甚至愤愤不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正是我的所有曲折与想不明白的那些个事情的缘由。我真感谢他如今如实道来和盘托出。他以为他始终在恪守着组织原则，他以为他的侵权行为可以由组织出面，而一切责任由组织承担。这连最简单的定理都忤逆了，难道组织上让你抄袭别人的着作了吗？ “媒体和网站记者多次提出对我进行採访，但我始终遵守中宣部和团中央对我的要求——不准在媒体露面，以免损害《蝉蜕的翅膀》一书的传主人物、当代青年的榜样秦文贵的典型形象——为了顾全大局……”你既然是怕损害秦文贵典型形象，那你怎么可以把刘元举纯文人的带有个人情绪的感受性语言，当做了秦文贵的感受呢？你这样做，岂不首先就损失了秦文贵的形象了吗？你这是造假呀！莫非你这样一个名记者连这个假的感受都不明白？退一万步说，假如真有个别领导让你这么抄袭，你写了这么多年的东西，你也应该知道抄袭是不道德的吧？你还说“顾全大局”，你怎么到了要开庭时，就将有关领导抛了出来而不再顾全大局了呢？ 你还说“我曾经得到的允诺纯属子虚乌有”，你得到什么许诺？你正因为这种所谓的允诺你才有恃无恐，拒不认错吧？！ “共青团中央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张建伟在文章最后一部分的小标题，他在这部分里写道： “尽管我个人名誉在某些组织和责任人看来算不了什么，我却应该对始终关心我的朋友们和读者们有所交代。我不该一声不吭了。” 你“个人名誉”与“某些组织和责任人”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如何摆放？如果你真有组织观念，那么你也不该到了这个时候去怨怼组织吧？ 再看他的结尾处(原文照录)： “诉讼发生后，我立即向共青团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作了汇报。我希望团中央有关同志能向媒体说明：两年多来，我像个理屈词穷的被告而一言不发，正是因为遵照了这位负责同志向我数次传达的中宣部和团中央的指示：不许我直接面对媒体发言，而由组织出面解决此事。“但从诉讼到今天，两年半过去了，我只看到由于我的一言不发，我的名誉不断地遭到损害，未见所谓组织解决此事的任何希望。“我还能这样希望吗？ “我不知道。” （全文到此完，有他的签名还有他的手印。） 我不想再对他的宣洩式证据进行任何分析了，我想，任何明眼人都会看出来他这样说话对他不会有利的，自己的过错该由组织承担吗? 他张建伟简直是被宠坏了！我替他惋惜呀。 最起码我觉得不能这样做人，我为他悲哀。 在我冒雨赶到第十审判庭时，由刘法官当庭宣判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二中民初字第3676号判决书。基本内容网络与一些媒体已有披露，在此，不再赘述，但我觉得判决书上这段话非常有力： 张建伟提出其创作《蝉蜕的翅膀》一书是接受团中央等单位的委派，该书的一切法律责任应由委派单位承担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团中央等单位虽委派张建伟採访并撰写秦文贵的先进事迹，但没有证据证明团中央等单位曾指示张建伟使用刘元举的作品，也没有证据证明团中央等单位对该书承担了除署名以外的其他任何权利，故对张建伟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法律的语言是多么严谨！多么明澈！我看着这样掷地有声的判决，从心里往外吐出了一口闷气。喔，两年零九个月呀！ 许多朋友们看到千龙网上我的当庭照片，说我很疲惫很憔悴的样子，他们问我为什么不高兴一点呢？ 是啊，我为什么脸上看不出一丁点儿的赢了官司的喜色呢？我端详着自己的样子，我也发觉了我一幅忧心忡忡的样子。官司打完了，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这只是一审判决呀。还有15天，被告具有上诉权的。果然，“十·一”过后，张建伟向法院提出了上诉。 打官司的滋味儿(23) 上一次为了管辖地之争，他就是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遭到驳回后，他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得以支持，那么，他这次又在一审失败后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那么，他还想期冀着他会再一次得到支持吗？ 他的文章最后一句话是这样感喟的：“我还能这样希望吗？我不知道。” 他这是指对组织而言的，那么他对于法律呢？他还会抱有希望的侥幸吗？ 我觉得，他这样一丁点儿都不认识自己的侵权行为，一点不从自身找原因，这不仅会使他失去更多的读者和支持者，而且他会由此失去得更多更多。他走得太远了。
第25页 此时，北京已经进入了深秋季节，我从窗外望出去，满目一片成熟的阳光。 我从雨天开始起笔，收笔时，已是满天阳光。这是个好兆头。 为了给《西部生命》讨个说法，为了柴达木的那片土地那些人，我会坚持走下去。我依然相信法律的公正。 8 象牙塔里的腐败 在我说完这个打官司的经过时，我觉得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东西没有揭示，我还不曾从 理论上予以阐释，因此，我在下面要引用一篇千龙网上的文章，以飨读者：题目为《象牙塔 里腐败丛生》。全文如下： 千龙新闻网 小玫 小寒 2003-03-16 越来越多的人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在知识界蔓延的腐败，成为了近年“两会”关注的一大焦点。中国反腐的矛头，正在从政治和经济领域，转向以“人类灵魂工程师”自诩的中国知识精英的身上。象牙塔里腐败丛生。 从北大教授剽窃，到中科院行贿丑闻；从文凭上的权钱交易，到学术成果的伪造…… 这些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鲜有所闻的“阴暗现象”，到了90年代以后却不可抑止地泛滥开来。 情况显然不容乐观。中国第一家学术批评网站的创办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杨玉圣接受新华社记者採访时说，有的大学甚至被称为“抄袭大本营”“复印大本营”，有国人抄国人的，也有国人抄“洋人”的；有学生抄老师的，还有老师抄学生的，有人曾根据已公开的材料整理出一个“黑名单”，整个中国的名牌大学几乎都在这个名单之列。 显然，在一批政坛高官和经济界蛀虫纷纷落马之后，人们正把反腐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新的阶层上来：中国的知识精英。而这个阶层，很久以来，一直自称是中国腐败的最大受害者；以其气节，一直自诩为中国腐败的最大抨击者。 对于“士风”的丧失，一些人归因于中国最大的一次社会转型冲击，它使得千百年的价值观发生了扭曲，诚信，一夜间成为了过时的词彙。全国政协委员于小文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受冲击，出现了信仰危机、信仰无序的道德滑坡。” 知识精英的腐败正可怕地预示着新的领域的腐败。中国如果铁心要把反腐向高层次推进，就必须十分警惕这种象牙塔里的腐败，这种一眼看上去“无权无势无钱的腐败”。最危险的腐败。 知识精英的腐败之所以可怕，首先在于它如今已是如此的泛滥，更在于我们不会忘记已故的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留下的这样一句话：“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知书达礼，廉洁自律，士风浩荡，千百年来便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准写照。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向权贵低头。在这个几千年前就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国度，知识分子一直是整个民族行为规范的表率，他们的知识掌握、文化涵养、教育水平处在中国各阶层中的最高水平。 显然，如今的学术腐败，正在向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传统价值提出最严峻的一次挑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学术界是一块净土，一座象牙塔，是中国人最后的道德底线，但是，它如今却遭到侵蚀，不能不让人心颤。 与政治和经济精英不同，知识分子往往被视为“手中无权，身上无钱”。人们说，抄一本书，能挣多少钱？相较于有的人一挥霍一贪污便是上亿元，这又算什么？但是，不要忘记，知识精英掌握着一项最重要的权力——传播人类文明的火种。可以想像，这副身躯一旦百孔千疮起来，那才是从根子上烂掉了，一个民族将没有复兴的希望了。 在一个文化教育还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里，知识精英起着为人师表、率先垂范的作用，是亿万人民的楷模。在中国近代史上，他们的身体力行，深刻地影响着大众。中国的革命，都是由知识分子带领着而发起的，银行家和厂长们永远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 如今，知识精英正在向这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发起冲击，登堂入室，甚至入主政坛。但他们的高学历或许并不与道德修养成正比。因此，他们一旦腐败起来，这恐怕是中国最危险的腐败了。 9 官司还没有结束 我已经很疲倦了，或者更准确说已经厌倦了这种没完没了的官司。本以为有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这个案子应该完结了，但是，张建伟又于9月30日，向北京中院提交了上诉状。他上诉的请求居然是两条： 1依法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2003）二中民初字第3676号民事判决； 打官司的滋味儿(24) 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 他上诉的理由是他的抄袭剽窃“属于着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并未构成侵权”，还说符合“着作权法”，真不知他的这个着作权法是哪儿的权，哪儿的法。或许，他独具慧眼而我们却是孤陋寡闻？ 我曾设想，如果是我的话，我绝不会再去递交上诉状，这样的侵权事实，总应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对当事者有所歉意…… 可是，他不是我。他确实不是我。前边我多次曾设想到我自己，将心比心，但是，我一次次都没有比对，他的心确实不是我的心，不能够将心比心的！
第26页 那么，就只有让法律来说话吧！ 确实，着作权的维护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路还很长，但我会坚持下去，为了我，也为了更多人的权益的保障。 2003年10月27日草于北京鲁迅文学院 第二部分 评说《西部生命》(1) 1 刘元举和他的《西部生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张恩和 初识刘元举，见他那中等身材，白皙的面孔，一双大而清秀的眼睛，便想起太史公对留侯张良的评语：“状貌如妇人好女。”当得知他老家是辽东半岛的大连，是地道的东北汉子，又想起一句话是“北人南相”。我不懂面相，也不相信看面相，但从他的脸上我看得出他的才气；特别是细看他眼神中时而流露出的几分忧郁，就知道他是个很有思想的人。虽然我们之间年龄有差距，但在一起十分投缘。我特别喜欢他幽默有趣的话语，聊起天来海阔天空，真让我感到开心。这大概就是所谓“缘分”。我总想，这个刘元举，其清秀的外貌和内在的气质，一定是充分吸取了他的家乡大连美丽山海的灵秀，否则怎么会出落得这样让人喜欢呢？ 不过一开始我们也并非对什么问题都看法一致。那一次是在关于散文创作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提出并鼓吹“神性散文”，凭他的口才和激情，说得在座的许多人频频点头。但我却有些不以为然。那时候全国正兴起“散文热”，不但散文创作“空前繁荣”，一些搞理论批评的人也纷纷提出各种各样的见解，给散文加上这样那样的名目，如什么“大散文”“小散文”，还有什么“社会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学者散文”等等。刘元举又提出什么“神性散文”（相对于“人性散文”而言），真有点让我“眼晕”。我这人对什么事都喜欢大而化之，对散文的认识也简单化地认为：散文可以写不同题材内容，可以由不同的人写，有不同的写法，但散文就是散文，写得好就是好散文，写得不好就是差散文，不必用“女人”“学者”“文化”这类的旗号招摇？尽管提出这样那样的散文都可以说出一番理由，提出一定根据，但创作者情况很不相同，内容题材也方方面面太多，真要细分起来，实在不胜其烦。记得我在讨论会上就说（倒不是针对刘元举提出“神性散文”），如果按这样分法，从当时已经有些官员、名人写作散文的情况来看，岂不是还可以提出“官员散文”“名人散文”？ 后来我读了刘元举写西部生态西部生活的散文集《西部生命》，看法（对他提出的“神性散文”）即有了一些变化。 我先是一下就被他这些写西部生活和他自己生命体验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听说有人读了他这些作品后惊呼“散文居然还有这样写的！”我在读了这些作品后，也从内心嘆服这个刘元举怎么竟写出了这样好的散文！至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别的散文集能让我一口气读下来，读完它。刘元举这本散文集《西部生命》则是我一口气读下来并且是一篇没落地读完了的。在读刘元举这些作品之前，我也读过一些别人写西部生活的作品，其中许多也写得不错，写出了西部生活的面貌和特点，但都没有刘元举的这部作品这样吸引我，都没有他写得这样大气磅礴，激情洋溢，读过之后让人感到心气高扬，回肠荡气。的确，刘元举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感受，完全把自己的生命融化进去，使读者不能不和他一道去感受西部、体验西部，和他一起激荡、奔放、呼喊！和当前一些写风花雪月身边琐事的散文以及一些卖弄玄虚故作深沉的散文相比，刘元举的散文率真朴实，粗砺豪放，完全是另一种色彩，另一种风格。之所以能够如此，我想，除了他真正深入到了西部，熟悉了那里的生活，更因为他有才气，有思想，真正是用生命去拥抱生活，拥抱创作，就像有人所说，他真的是用生命去进行创作。 我想举两段文字来说明。其中一段是写沙漠里缺水，人和骆驼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又是超越死亡，人和畜（骆驼）都表现出可谓“神性”的“情”和“性”。那是： 队伍要走了，不能因为一匹骆驼而影响行程。于是，有人过来拖他，拖出一道沙迹。那头已经奄奄一息的骆驼就在这时突然缓缓地往起站了。它摇摇晃晃，浑身打颤，就像一座没有连接点的散了架的木头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来，所有的人一下子惊呆了，眼睁睁盯着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赶着队伍。它没有走出几步，就像一座板房哗啦一声散在了地上，那被压着的沙层浮泛起一串沙尘。驼工哭了，勘探队的人也哭了，就连队长也眼圈红了……（《西部生命》）这里且不说这段文字叙述怎样形象生动，语言怎样精练，描绘怎样有声有色，镜头运用、心理刻画交叉搭配又是怎样有层次，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这段文字饱含着作者的血泪感情，他的心和驼工的心以至和那匹将死的充满灵性骆驼的心连了起来，绝妙地写出了一种生灵的精神。读这段文字时，平时已不易激动的我也不禁涌出了热泪。 还有一段文字是关于西部荒漠的抒情和议论，那是： 真正的大英雄应该也只能出现在这种全是阳光全是坦荡的戈壁荒原、大漠中……
第27页 要过瘾就得到这地方来，宽宽堂堂，明明亮亮，没有人看你没有人干扰你，你爱往山坡上躺就往山坡上躺，爱脱光了身子就脱光身子，作为男人在这里光着身子，肯定会增加阳刚之气。要是阳痿，到了这里接受戈壁阳光，肯定比男性病诊所好。那些在城市整天蹲墙旮旯晒太阳的老人，那些塌着腰在办公室里整天捧着个茶锈斑斑的大缸子的文职人员，还有那些在春天里得了流感到医院大走廊里挂滴流的人，都到这条灌满阳光的大走廊里来吧，接受阳光浴，会益于身心健康的。（《河西大走廊》）这段文字没有很多特别之处，但它表现了作者很不一般的见解和思想，表现了他对当前社会上许多问题许多现象的看法，一句话，表明了作者的人生观美学观，是一种人格和境界的表现。这里，我觉得还应该再加上几句话，即：“那些整天只知道追名逐利，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那些整天为了老婆儿女柴米油盐在三亩自留地上打转转的人，来到这充满阳光的戈壁荒原，境界会立即提升，灵魂会得到净化，将能够把一切尘俗抛开，成其为真正的人。”这也许多余，因为作者虽然只写了人的肉体，肯定也隐含了精神。加上这几句话显得太直白，但我想思想的力度是否能更大些呢？ 评说《西部生命》(2) 我读刘元举的《西部生命》，是融进了我自己的一些理解，也调动了一些我自己的生活体验的。我也去过西部，对那里的生态环境、人文状况有些肤浅的了解。我当然不像刘元举那样只身独闯深入到过艰苦的柴达木，荒凉的黄河源，但我也走过从柳园到敦煌的路，见过远远望去就让人害怕的火焰山，到过被遗忘在大漠中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我记得在从柳园开出的破旧的汽车里，透过暮色一眼望去只是无数灰黑色的石块和无边的沙原；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死寂和荒漠。我忘不了在高昌故城落日的余晖中，听呜呜的风声穿过壁立的断墙残垣，仿佛是无数先民的鬼魂在对我诉说，说不出的落漠、惆怅、惊悚便一齐向我袭来。这时，我真突发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还有，我看过西藏的天葬（我没有到过西藏，看的是记录西藏天葬全过程的片子），当看到虔诚的天葬师庄严认真地将死者的肉体割碎给守候在四周的鹫鹰啄食，直到连一点残渣都不剩下，然后看这些餵饱了的鹫鹰高兴地扑棱着翅膀飞向天空，这时我似乎体认到“天人合一”“人神一体”是什么意思。在这些超越时空、超越生死、超越人和其他动物的界限的体认中，是否就有点刘元举所谓的“神性”呢？可惜我不像刘元举感受得那么细，那么深，大概也就是“悟性”不够，所以写不出刘元举那样的散文，但我自认为对刘元举的散文能够读懂，能有些理解。 有了这样的理解，再返回头看刘元举关于“神性散文”的说法，就觉得那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至于理论上是否必要这样提，则是另一问题）。刘元举说：“神性散文受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它只能来自神秘的地域，另一方面得有一个敏感而悲悯的心灵。就是说，你得把自己放在一个奇崛的环境中，去进行独特的体验。你得不断接受新奇的刺激，剔除你固有的世俗的陋识，你会感觉到你和你脚下的土地一起升高到海拔数千米的高度，你会觉得你眼前的任何生命都灿烂，你绝不会像平时你在城市中那样见什么都不以为然。”他又说：“神性是不可多得的，”神性和神秘不同，“神秘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方式，而神性则含有着人的意识的参入。”情况真如他所说，在他的作品里，无论是烈日烘烤下的大漠，干涸的河床，龟裂的土地，斑秃状的骆驼刺，以及随处可见的断垣残壁，还是寂寞的柴达木，孤独的黄河源，忧郁的敦煌，凄凉的冷湖墓地……展现在读者眼前的，除了那实实在在的带有几分神秘的西部地域环境，其中所有记叙不也反覆展示了作者的人文思考、忧患意识，这不也就是作者所谓“悲悯的心灵”吗？ 不过，我觉得仅仅用“神性散文”来理解、解释刘元举这些写西部生活的散文似乎还不够充分。这些作品所表现出和传达出的思想，显然比“神性”要多得多。其中最突出的我以为就是充满在这些作品中的“生命意识”和“人文精神”。《西部生命》写了很多死亡、荒凉、寂寞、忧郁……这些都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但是通读全书，我们看到作者不是为写这些而这些，他更多地是写了人（石油工人）对西部的开发和建设，写了那些创造奇蹟的“漂黄”勇士；写他们是怎样在难以想像的艰苦条件下“献了青春献终生”，写他们是怎样为挑战自然英勇牺牲。他是要在死亡的沙海中发掘通常在舒适的环境中没有的生命的意义，寻找在城市生活中缺乏的精神的价值。应该说，这才是《西部生命》的基调和主旋律。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1) 1 大记者、名作家张建伟抄袭剽窃造假 曲 颉 大记者、名作家（范长江新闻奖、鲁迅文学奖双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中青年专家）、《中国青年报》的编委张建伟用10天时间写出的长篇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以下简称《翅膀》），是一部专写当代青年先进模范人物的杰出代表、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青海油田的高级工程师秦文贵的书。此书在当代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可以当做教材，然而，不幸的是我却从中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第28页 在看到《翅膀》之前，我读过《西部生命》（以下简称《生命》）。这部书是东北作家刘元举用生命写就的散文集。这是一部当代作家描写西部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我不认识张建伟、也不认识秦文贵，可我认识刘元举。 我读《翅膀》，我感到秦文贵的那种——激情的诗化的近乎偏执的西部情思与作家刘元举十分相似；我读《翅膀》，我感到张建伟的那种——豪放的激越的质感的意象化的文笔与作家刘元举颇为相近。难道天下真有这种惊人的相近相似？我将《翅膀》与《生命》进行反覆比较，从中发现了惊人的问题——抄袭！剽窃！造假！ 刘元举在1996年出版的（春风文艺出版社）、用7年时间创作的《生命》第48页写道：“黄沙把单调的大戈壁搞得活泛开来。它们过分热情地扑向过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去亲吻就去拥抱，热烈疯狂，缱绻缠绵……” 第46页：“西部的沙子细小，绵软，有着水的柔性。在荒漠中到处流淌，那上边的纹路也像水的波纹。捧在手里会从指缝间渗漏。沙子还可以当水用。当年，第一批进入柴达木腹地的勘探队员为了节省水，就用沙子洗衣服洗鞋垫，毛巾干硬得像锉刀，经沙子一洗，一揉，就会柔软似绵。 但是，沙子毕竟不是水。 “沙子还可以当被盖，用以遮挡风寒。50年代有一位地质工作者在柴达木搞追层测量，迷失方向，与接应的人失去联繫。白天沙漠滚烫，蒸烤得光着嵴樑往出冒油，一到夜晚，整个荒漠在发抖。他要不是钻进沙子里边过夜恐怕就得冻坏。但是，沙子毕竟不如被子舒服。 “沙子还有一种医疗作用。在西部有好几处沙疗疗养院。利用曝热的沙子治疗风湿、关节炎、胃病以及许多老年性疾病。许多患者到这里治好了疾病，但也有没治好的。没治好的意识到，沙子毕竟不能取代医疗器械。” 张建伟在1999年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用10天时间制作的《翅膀》的第14页写道：“秦文贵发现，就这么一卷，黄沙便把单调的大戈壁搞得活泛开来。它们久久地飘扬着，过分热情地扑向过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去亲吻，就去拥抱，热烈疯狂，缱绻缠绵……” 第15页：“秦文贵弯下腰，捧起一把黄沙……现在他想起来了，是的，他们讲过：咱们这花土沟的黄沙与内地不同，它们细小，绵软，有着水的柔性。在荒漠中到处流淌，而且，那沙丘的纹路儿也像水的波纹。你捧在手里它们会从你的指缝间渗漏。 “沙子像水。这比喻秦文贵还是第一次听说。可能这里太缺水了，所以人们便梦想沙子就是水。 “不！讲话的人说，这里的沙子真的可以当水用哩。当年——50年代第一批进入柴达木腹地的勘探队员为了节省水，就用沙子洗衣服洗鞋垫，毛巾干硬得像锉刀，经沙子一洗，一揉，就会柔软似绵。 “沙子还可以当被盖，用以遮挡风寒。50年代有一位地质工作者在柴达木搞追层测量，迷失方向，与接应的人失去联繫。白天沙漠滚烫，蒸烤得嵴樑还往出冒油，一到夜晚，整个荒漠都在发抖。他要不是钻进沙子里边过夜恐怕就得冻坏。 “沙子还有一种医疗作用。50年代，人们就利用曝热的沙子治疗风湿、关节炎、胃病以及许多老年性疾病。许多患者到这里治好了病。” 刘元举在《生命》52页写道：“它的形象是一种风的外化，它的纹路（‘路’应为‘络’）儿从来就不曾是它自己的，在水下是属于水的，离开水，就属于风了。”53页：“这么伟岸的沙山全都是细如牛毛的黄沙堆成。 沙子的属性原本就是松散的，是没有凝聚力的，因而我们常说一盘散沙。 在我生活的东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所有的沙子都是松散的。因为松散而任人宰割，因为松散而过于低贱，因为松散而形不成气候，更形不成风景。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沙子却具有着伟大的魅力。” 张建伟在《翅膀》16页写道：“这沙丘的形象正是一种风的外化，它的纹路（“路”应为“络”）儿从来就不曾是它自己的，在有水的地方，它属于水，而在没有水的地方，它属于风。” 16页：“秦文贵极目远望，伟岸的沙山在很远的地方矗立着。想到它们全都是由细如牛毛的黄沙堆成，饶他是一个学过石油勘探的大学毕业生，也感到不可思议。沙子的属性原本是松散的，它们没有凝聚力——一盘散沙嘛！因为松散沙子而任人宰割，因为松散沙子而过于低贱，因为松散沙子形不成气候，更形不成风景。但是，在这里，在大戈壁的瀚海中，秦文贵看到的沙子却具有着伟大的魅力。”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2) 刘元举在《生命》29页写道：“柴达木的骆驼是柴达木人最亲切的伴侣。它们一队队行进在茫茫大漠中。那一座座驼峰，排列在一起像大沙漠中生动的波浪起伏向前。勘探队员们靠它们驮水驮粮，如果不是它们的奉献，将会有多少人在进入这片荒芜的盆地时无法生还。人们称它们是沙漠之舟。它们比人类有着更多更大的耐性。可是，有那么一只骆驼因为饥渴一下倒在了滚烫的沙漠中。驼工拼命拖拉，它像一座坍塌的沙丘，立不起来了。驼工知道它是渴的，跟队长请求给它一点水喝。可是，仅有两桶水，那是全队人好几天的水量，每个人嘴上都干裂得淌血却没有一个人捨得去喝桶里的水。只有倒下的人才有资格喝。可是，倒下的是骆驼，不是人，所以，它没有权利喝。驼工再哀求也没有用。当那位驼工含着热泪与瘫倒的伴侣进行生死告别时，那头巨大的骆驼本已无法抬起的头上扬了一下，又沉重地耷拉下来，枯涩的两眼闪着沙漠般的迷惘。年轻的驼工突然动了感情，长跪不起。他与这匹骆驼已经有着难以割捨的情感。队伍要走了，不能因为一匹骆驼而影响行程。于是，有人过来拖他，拖出了一道沙迹。
第29页 那头已经奄奄一息的骆驼就在这时，突然缓缓地往起站了。它摇摇晃晃，浑身打颤，就像一座没有连接点的散了架的木头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来。所有的人一下子惊呆了，眼睁睁盯着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赶着队伍。它没走出几步，就像一座板房哗啦一下子散在了地上，那被压着的沙层浮泛起一串沙尘。驼工哭了，勘探队的人也哭了，就连队长也眼圈红了。那头骆驼被掩埋了。这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如今，只要一提起那骆驼，人们总说那是一头通人性的骆驼。” 张建伟在《翅膀》116页写道：“骆驼是与勘探队员们相依为命的伙伴。 它们一队队行进在茫茫大漠中。那一座座驼峰排列在漠海中，就像海洋里在惊涛中起伏的航船。勘探队员们靠它们驮水驮粮，如果不是它们的奉献，将会有多少人在进入这片荒芜的盆地时无法生还。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 它们比人类有着更多更大的耐性。可是，有那么一头骆驼因为饥渴倒在沙漠中。驼工拼命拖拉，它像一座坍塌的沙丘，立不起来了。驼工知道它是渴的，跟队长请求给它点水喝。可是，仅有两桶水，那是全队人好几天的水量，每个人嘴上都干裂得淌血却没有一个捨得去喝桶里的水。只有倒下的人才有资格喝。可是，倒下的是骆驼，不是人，所以，它没有权利喝。 驼工再哀求也没有用。当那位驼工含着热泪与瘫倒的伴侣进行生死告别时，那头巨大的骆驼本已无法抬起的头上扬了一下，又沉重地耷拉下来，枯涩的两眼闪着沙漠般的迷惘。年轻的驼工突然动了感情，长跪不起。他与这匹骆驼已经有着难以割捨的情感。队伍要走了，不能因为一匹骆驼而影响行程。于是，有人过来拖他，拖出了一道沙迹。就在这时，那头已经奄奄一息的骆驼，突然缓缓地往起站了。它摇摇晃晃，浑身打颤，就像一座没有连接点的散了架的木头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来。所有的人一下子惊呆了，眼睁睁盯着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赶着队伍。它没走出几步，就像一座板房哗啦一下子散在了地上，那被压着的沙层浮泛起一串沙尘。驼工哭了，勘探队的人也哭了，就连队长也眼圈红了。那头骆驼被掩埋了。 “如今，只要一提起那骆驼，人们总说那是一头通人性的骆驼。 “这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 刘元举在《生命》第27页写道：“那一次孤行，给了我许多宝贵的生命体验，我储蓄着，珍藏着，培植着，生怕流失得太快。毕竟……” 张建伟在《翅膀》第127页写道：“秦文贵庆幸自己在出国前有过这样一次墓地祭奠。它给了他许多宝贵的生命体验，他储蓄着，珍藏着，培植着，生怕流失得太快。毕竟……” 如此，等等多达近60处！ 这是一件令人简直不能容忍的事情。 如果是一个小学生，为了交作业，抄了一位他所敬爱的作家的文章；如果是一个缺钱花的人，为了骗点稿费去抄袭；如果是一个文学小青年，急于出名，去剽窃；这些也都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像张建伟这样的大记者、名作家在用报告文学这样的形式去书写新时代青年的杰出代表人物秦文贵时，也用了这样的方式方法，令人惊诧！ 按理说，这类事情是不应该发生在像张建伟、秦文贵这样的人物身上的。 也许是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号召广大青年开展像秦文贵同志学习的活动太神圣了，张建伟急于交出一张合格的答卷，“用10天左右的採访，10天左右的写作，去写这本书，连同三篇长通讯，”他“显得过于仓促” 了（10天时间写出一部17万字的书，平均一天写17万字，即便全抄那也是打字高手）；也许是“更由于”中宣部宣教局的某处长、团中央的某部长的“不断鼓励”，“逐渐增强着”他“写好本书的信心”；也许是由于青海石油管理局为他们“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宣传资料组和採访陪同组”，“给了他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也许是“秦文贵不厌其烦地回答着我提出的一个个琐碎的问题，并同我一起对某一个偶尔冒出的想法，进行‘思想撞击’。否则，这本书不可能出现比新闻报导丰富得多的细节，和比新闻报导充实得多的理性”（引号内的文字为张建伟的《翅膀》后记所述）；也许是刘元举的《西部生命》的影响太广泛了，太深入人心了。但是，《翅膀》毫无疑问地抄袭了、剽窃了、造假了。我被弄糊涂了——是秦文贵糊弄了张建伟呢？还是张建伟捉弄了秦文贵？还是刘元举的“神性散文”太有影响力和感召力了？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3) 新时代的典型人物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而报告文学的写作也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而像张建伟这样鼎鼎大名的记者作家去写秦文贵这样的典型人物，更应该真实可信才对。我想他不会不知道吧？而《翅膀》却恰恰相反。 张建伟声名显赫，可惜我没拜读过他的更多作品。仅凭这一个《翅膀》便觉得他极其聪明。也许因此而反被聪明误了。 他把刘元举的《生命》使用得恰到好处。全方位地抄——抄他的哲思；抄他的具象化的描写；抄他的细节；抄他的故事情节；抄他的极具特色的西部感悟，并且堂而皇之地把刘元举的独特的近乎偏执的文人感受移植到了秦文贵身上。可谓抄得好，把最精华的部分抽出来兑上水；抄得好，连错别字都抄上了；抄得好，抄得严丝合缝水光熘滑。
第30页 张建伟对自己的这些做法显然留了后手。他遮遮掩掩，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方式，不但把在10天之内生产的这本书的“功绩”分配给了张三李四，还对“引用”“参考”别人的“文献”作了声明。声明偷了别人东西的小偷，难道就不算贼了吗？张建伟在《翅膀》后记中说：“一切宣传都会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是实实在在的环境中生活着的实实在在的人。”一切宣传真的都会成为过去吗？后一句话倒没错，留下了张建伟、秦文贵这样的实实在在的人，还有实实在在的《翅膀》的着作权、版权，还有实实在在的获奖证书，还有实实在在的稿费。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两部作品居然同时获得中华铁人文学奖，同时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颁奖。抄袭剽窃的作品居然与原作同时获奖，7年的心血与10天的炮制达到同样的荣誉，这简直是笑话！这有多么不公平！我真不知道张建伟捧着获奖证书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更不知道秦文贵对此作何感慨。秦文贵是柴达木的英雄，他亦是我心中崇敬的人物。在那么艰苦的地方做出了那么感人的事迹，真的令我敬佩。我是多么不希望他也被捲入这场并不光彩的抄袭剽窃事件当中啊！然而，我从张建伟的后记上不能不对秦文贵提出疑问，并为之深表遗憾。 西部要开发，不但要有经济还要有精神。还要有真实的生命。《翅膀》毕竟不是《生命》，《翅膀》是浮躁；《翅膀》是造假；浮躁就是腐化，造假就是腐败。我为张建伟这种身份的人物居然作出了如此卑劣的行为而深恶痛绝。至少他辜负或轻慢了团中央领导对他的信任，他亵渎了在全国范围内对秦文贵开展的广泛的宣传活动，他也同时亵渎了柴达木那片神圣的土地。还怎么让人相信一个记者、大记者、名作家？还怎么让人相信英雄模范人物？还怎么让人相信范长江新闻奖和鲁迅文学奖？ 看来是要打官司了。 2 中国第一记者涉嫌剽窃 记者品行及作品真实性遭遇质疑 阿 良 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最后几天，本网发表了《〈一只绣花鞋〉引发世纪末文坛最大涉嫌剽窃案》及多篇后续报导，披露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华社高级记者张宝瑞编着的《一只绣花鞋》剽窃自重庆市外贸局原局长、小说和电影剧本作家况浩文的《一双绣花鞋》。 新世纪伊始，《鸭绿江》杂志主编、着名作家刘元举先生致函本网，揭露《中国青年报》的编委张建伟的长篇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以下简称《翅膀》）严重抄袭他本人《西部生命》（以下简称《生命》）一书。这又有可能成为新世纪第一件剽窃案。 张宝瑞打死不认帐，甚至有同汪国真撕破脸皮的意思，但证据确凿，况老先生要讨个公道，记者要还“绣花鞋”以清白。一波尚未平息，张建伟又被人揪了出来。张建伟何许人也？《中国青年报》的编委、范长江新闻奖和首届鲁迅文学奖双奖获得者，名气及才气超出张宝瑞甚远。 一末一始，两件涉嫌剽窃案的始作俑者——两位名声甚响、资格甚老、招牌甚大的记者，一头扎进了“漩涡”——不但自己的德行遭到抨击，还株连了两个群体——新闻记者和他们笔下的人物。 《翅膀》与《生命》几乎完全雷同达60余处在1999年10月，《翅膀》和《生命》同时获得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张建伟和刘元举同时登上人民大会堂领奖台之前，刘元举就听说张建伟的《翅膀》揉杂了很多属于《生命》的文字，出于对一个知名记者的信任，刘元举并没在意。 一年之后，一个小插曲又翻开了陈年老帐：香港《文汇报》驻渖阳记者站记者曲颉，非常喜欢刘元举的作品，认为刘的作品有生命质量、有真情实感，他把《生命》读了一遍又一遍，熟得不能再熟。巧的是，他也看到了张建伟的《翅膀》，为《翅膀》与《生命》如此的相似感到震惊。曲颉的提醒唤起了刘元举的记忆，2000年11月底，柴达木的朋友寄来的一本《翅膀》，让刘元举受到更大的伤害…… 张建伟作为《中国青年报》的编委，被贺雄飞称为“中国第一记者”，而且还是范长江新闻奖和首届鲁迅文学奖双奖获得者，是小辈记者崇拜的偶像。记者在接到刘元举的举报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事关重大，出于对张建伟负责的态度，记者于1月3日跑了多家书店，买着了张建伟的《翅膀》，并通过朋友找到了刘元举的《生命》。在刘元举提供的证据的基础上，进行了核实。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4) 核实的结果只能用触目惊心来表示。在《翅膀》一书中，不仅几乎完全与《生命》雷同的地方有60多处，而且《生命》中大量有价值的精华文字被掰成碎片，点缀《翅膀》。现将几乎完全雷同的部分试举几例： 1雷同的诗意感受 《翅膀》7页：“他的心情黯淡了。他从接待站的窗户望出去，发现这个叫柳园的地方既没有花园，也没有柳树。远远的，开阔无边的戈壁滩上，只有一簇簇低矮得好像受尽了委屈、受尽了折磨、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得以舒展的植物，像一摊摊的牛粪。” 《生命》126页：“沉淀着太多的忧郁的地层越是开阔就越是黯淡，越让人缄默。那种叫做植物的东西低矮得一片沉默，它们好像受尽了委屈，受尽了折磨，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得以舒展。在过路人的眼里，它们就像一摊摊牛粪。”
第31页 2雷同的特殊阐释 《翅膀》13页：“因为这是柴达木最苦的地方。它位于柴达木的最西端，紧挨着新疆。从地图上看，再往西走出一步就是楼兰古城。地图上把这个地方叫做茫崖。石油人给这里取名为花土沟，顾名思义：这里的泥岩地貌呈花纹状的沟沟岔岔，有一片沙山就有一片花纹沟，到处都是沙山就到处都是花纹沟。” 《生命》62页：“柴达木最苦的地方首推花土沟。花土沟在柴达木的最西端。它紧挨着新疆，从地图上看，再往西迈出一步就是米兰古城，就是楼兰古城。地图上把这个地方叫做茫崖。石油人给这里取名为花土沟。顾名思义，这里的泥岩地貌呈花纹状的沟沟岔岔，有一片土山就有一片花纹沟，到处是土山就到处都是花纹沟。” 3雷同的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景物描写 《翅膀》14页：“秦文贵发现，就这么一卷，黄沙便把单调的大戈壁搞得活泛开来。它们久久地飘扬着，过分热情地扑向过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就去亲吻就去拥抱，热烈疯狂，缱绻缠绵，一派无限爱恋的样子。” 《生命》48页：“黄沙把单调的大戈壁搞得活泛开来。 它们过分热情地扑向过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去亲吻就去拥抱，热烈疯狂，缱绻缠绵，完全是一种自己的方式。” 4雷同的哲思 《翅膀》16页：“秦文贵极目远望，伟岸的沙山在很远的地方矗立着。想到它们全都是由细如牛毛的黄沙堆成，饶他是一个学过石油勘探的大学毕业生，也感到不可思议。沙子的属性原本是松散的，它们没有凝聚力——一盘散沙嘛！因为松散沙子而任人宰割，因为松散沙子而过于低贱，因为松散沙子形不成气候，更形不成风景。但是，在这里……” 《生命》53页：“这么伟岸的沙山全都是细如牛毛的黄沙堆成。沙子的属性原本就是松散的，是没有凝聚力的，因而我们常说一盘散沙。在我生活的东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所有的沙子都是松散的。因为松散而任人宰割，因为松散而过于低贱，因为松散而形不成气候，更形不成风景。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沙子却具有着伟大的魅力。” 此外，还有多处的细节描写雷同，还有大段的故事和人物叙述雷同…… “激情的诗化的近乎偏执的西部情思与作家刘元举何其相似；豪放的激越的质感的意象化的文笔与作家刘元举又是多么等同。难道天下真有这种惊人的相近相似？”专门写出长达5000多字的文章《大记者、名作家张建伟抄袭剽窃造假》的曲颉说：“我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巧合，但是理性告诉我不是。”原作者辛勤耕耘 剽窃者巧取豪夺1980年12月，刘元举被破格调到辽宁作协，来到陌生城市有诸多的不适应，特别是结婚后，工作、生活、家庭的压力几乎将他压垮。“那时候就感觉活腻了，写的东西自己都看不上，痛苦到了极至。” 刘元举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也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活法。1988年3月，当他作出出走的决定时，妻子抱病，孩子3岁。从黄河源头到洛阳，一个多月时间里，遇见了狼，得了重感冒，被四条藏獒撕破了肩头，在壶口瀑布差点翻车，被人当成逃犯和盲流……1995年3月，第一次走柴达木，也是一个月，同样的孤独，同样的危险，同样的痛苦。到1996年 1月成书，刘元举在黄河沿途、在柴达木、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跋涉了7年，用心血将对黄河对西部的特殊感情和哲理思考凝聚成文字、升华为篇章，自己也实现了大跨度的人生感悟。而张建伟仅仅只用了短短的10天，竟然将刘元举对西部的特殊感觉移植到了他笔下的英雄人物秦文贵的身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9年10月，二者因为这两部书同时获得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并在人民大会堂领奖。 “我用了整整7年，才成就一本12万字的《生命》，而张建伟仅仅用了10天就完成了17万字的《翅膀》，而且在此期间还採写了适用于《中国青年报》的三篇长篇通讯。平均一天完成17500以上的文字，他可以申请金氏世界纪录。”刘元举无不讥讽无不悲愤地说，“这个巧取豪夺的强盗，将《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精华掰成碎片，点缀在《翅膀》里，把我在黄河在柴达木的哲理和思想发现，通过秦文贵之口据为己有。还因此和我站在同一领奖台上，这真是学术界的耻辱。”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5) 而《一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文革”开始，就因为这本书变成了“反革命”，被停职检查，下放工厂监督劳动。1969年重庆市级机关进行“清队”，他又主要因为《一双绣花鞋》这个作品而被“专政”、关进“牛棚”。以后，长期没有正式工作，遭受歧视与凌辱。张宝瑞却凭着《一只绣花鞋》，在世纪末成为红得发紫的人物，被誉为“文革”时期手抄本文学代表作家之一。况浩文气愤地说：“我被关进牛棚里时，为什么没有人说这是他的作品？” 质疑：不仅是对记者个人的素质及品行 张宝瑞涉嫌剽窃的报导发表后，一位名叫于剑的网友说，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对《一双绣花鞋》可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如今钻出个张宝瑞，在公然抄袭《一双绣花鞋》的基础上，胡编乱造一通，利用“模糊技术”将“绣花鞋”弄掉一只，骗取版税。这种素质低下，道德败坏的人，实在不配做一个新闻工作者。
第32页 还有网友替张宝瑞写出了悔过书：“在久未‘抄’书的情况下，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手痒痒了，就把我从小听到大的故事，给默写下来了。至于汪国真写的序，是我最大的败笔!还有那个书商，用白花花的银子来勾引我!”——幽默的“悔过书”直接影射到新闻记者的品 行。 “张建伟先生是一位记者，一位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反思历史的记者。作为一个记者，真实是他应具有的职业素养、职业道德和学术品格。”首发曲颉文章的益博华图书网内容负责人侯小强说，“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这部描写英雄人物的洋洋洒洒的抒情文字，竟然是断章取义地摘录别人的情怀、思考、感悟。难道张建伟先生对他所崇敬的英雄人物的感受就是别人对西部的感受吗？我们有理由怀疑张建伟先生在写作这部书的时候并没有真实地记录。” 曲颉甚至怀疑张建伟与秦文贵对话的真实性。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很尴尬而又很实际的问题是，如果张建伟的文章被确认为抄袭、剽窃，他笔下的英雄人物——秦文贵还会是真实的、鲜活的吗？“秦文贵既不是星星，也不是太阳，他只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干事业的人，一个善良的人。”张建伟在《翅膀》的封底说，可是，有谁还会相信一个品行不端的记者的话呢？一个记者因为自己的一次出轨毁了一个英雄，可悲可嘆。由此及彼，张建伟其他作品的真实性以及其他作品中的人物的真实性也毫无疑问要遭到质疑，这种打击更是致命的。 “张建伟把一个艺术家和诗人对生活的感受，转嫁给英雄人物，将朴实的秦文贵写得如此矫情，这个做法是愚蠢和荒谬的。”业内一着名评论家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个人的人品怎样，还是次要的，剽窃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浮躁、不负责任、不诚实与不厚道，因为此人所处的地位，将使公众对整个中国新闻界产生不信任感，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 ——张宝瑞似乎也应该承担一点责任。 3 张建伟亵渎柴达木 刘元举让他吃官司 阿 良 本网独家披露了《中国青年报》编委、范长江新闻奖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建伟的长篇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涉嫌剽窃着名作家刘元举的《西部生命》，在社会上特别是文化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月7日，《鸭绿江》杂志主编、着名作家刘元举从渖阳赶赴北京，8日晚在一家条件简陋的招待所举行记者见面会，公布了张建伟《蝉蜕的翅膀》与《西部生命》的60处几乎完全雷同的对比材料，明确表示，将起诉张建伟。千龙新闻网、《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中华读书报》、《大连日报》等十数家媒体的记者参加了这次见面会。 刘元举的律师——辽宁省律师协会理事、法学协会理事、辽宁铭星律师事务所主任、一级律师赵星奇表示，他将于9日上午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律师通过充分论证认为，刘元举完全可以胜诉。 较真的曲颉：在知识经济时代，这是不能容忍的有14年新闻从业经历的曲颉，是这起剽窃事件的第一披露者,也是促使刘元举下定决心状告张建伟的人。 “只身孤胆走黄河源，血泪凝结的《黄河悲歌》，让我认识了刘元举。他的作品充满了生命的激情，这些是我看重刘元举的人和作品的根本原因。他所有的作品我都有收集，并且花了很多工夫和时间去阅读它去感受它。”2000年4月到北京出差，曲颉购买了张建伟 的《蝉蜕的翅膀》，可是相隔了7个月，才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正式打开了《蝉蜕的翅膀》：买很多书堆在一块，找机会一本一本的啃，这是曲颉读书的习惯。 2000年11月中旬，在渖阳东宇书店买到了一本刘元举的、正在宣传的畅销书《爸爸的心就这么高》，勾起了曲颉对《西部生命》的怀念。此外的两个原因是：曲颉花了一年时间才写出一本6万字的书，也同父亲有关系，名字叫《父亲的心》，即将在12月份出版；刘元举一贯写的是悲壮的书，这一次却出了畅销书，值得研究。 曲颉再读了一遍《西部生命》，由此及彼，想到了另一部同西部有关的书——《蝉蜕的翅膀》。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6) 当曲颉打开《蝉蜕的翅膀》，浏览目录就感觉似曾相识：第一章第3部分，标题是《读懂了沙子就读懂了人生》，刘元举的《西部生命》里有一篇散文《悟沙》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读懂了沙子就读懂了西部”；再往下，第二章第7部分，标题是《价值重估：3000元买10根火柴》，刘元举的《西部生命》也有这个故事；第三章第4部分，标题是《骆驼的故事》，再熟悉不过——刘元举的散文被辽宁电视台拍成电视散文，其中《骆驼的故事》非常感人。“我为此掉过眼泪。”曲颉毫不隐瞒自己的情感。 曲颉称，当时他并没有想到张建伟是在抄袭，只是这三部分抓住了他的注意力。曲颉专门打开这三部分所在的页码，一下愤怒了：一模一样，完全是抄。 “我不认识张建伟，也很少读过他的作品。”曲颉说，“再看看序言，再看看后记，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小记者的小作为了。我感到事态很严重。”
第33页 曲颉告诉了刘元举，并问刘元举打算怎么办。 “如果是别的书，我肯定告他。”刘元举说，“但是《西部生命》不能这样。张建伟写的是秦文贵，秦文贵是柴达木的英雄。我不想伤害柴达木不想伤害那里的人甚至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 “如果是一个小学生，为了交作业，抄了一位他所敬爱的作家的文章；如果是一个缺钱花的人，为了骗点稿费去抄袭；如果是一个文学小青年，急于出名去剽窃——这些也都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曲颉提醒刘元举，造假的坏影响会伤害人民乃至民族的感情，“像张建伟这样的大记者、名作家在用报告文学这样的形式，去书写新时代青年的杰出代表人物，用假典型欺骗当代中国青年，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中国人太麻木，被人偷去2000块钱，怎么也不干。如果偷了你的智慧财产权、精神财富，反而许多人无动于衷。”曲颉说，“你的东西被人偷了，你也知道小偷是谁，你不抓他就能证明你的高尚吗？你是懦夫！” “刘元举是用生命在写作，用鲜血和脑汁在写作。我认为，血写的比墨写的更贵重。”在刘元举表示要再想想的时候，较真、直率的曲颉决心披露事情真相。 他认为，那是他作为一个记者的权利和责任，不管刘元举要怎么做怎么想。 曲颉的愤怒不无道理。《中国第一记者涉嫌剽窃 记者品行及作品真实性遭遇质疑》发表后，网友们也纷纷打来热线电话或者在文章后面跟贴，表示自己对剽窃行为的愤怒和不齿。网友小记说：“我为有这样的同行而感到耻辱。造假者、剽窃者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他不是爬得很高吗，现在就把他摔下来，砸得粉碎！” 善良的刘元举：谁都不能亵渎柴达木和那里的英雄刘元举以破万卷书走万里路的姿态，先后孤身闯荡黄河源和柴达木，7年时间，以最真切的生命感悟方式写出了散文集《西部生命》，不但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度过了写作的转型期，而且同西部同柴达木结下深厚的感情。 “我所受的煎熬和痛苦，与那片热土相比与那里的人们相比，算得了什么？”刘元举闪着泪光对记者说，“你不知道，那里的人们多么热爱作家，多么崇拜英雄。张建伟怎么能够亵渎它呢？” 刘元举追根溯源，讲起了他与柴达木的缘：走到柴达木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李季和李若冰的名字。这两个着名作家就像是柴达木的两尊神，让刘元举感受到作家、艺术家在那片土地上的地位。特别是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刘元举在上中学时就读过而且在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它有一种亲近感、信任感。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巧合：李若冰作为随军记者在康世恩的带领下于1954年开进柴达木，而刘元举正好出生在1954年；40年后，40岁的刘元举第一次走进了柴达木。柴达木的开发和刘元举的年龄是相同的。或许正是这种巧合和默契，使刘元举对这片土地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导致他对这片土地有一种独特的发现：对生命的独特诠释和对生命的独特歌唱。他创造了神性散文、发现了狼的美丽、骆驼的高贵和一只野鸭子独特的寻找爱情的方式……他对柴达木的墓地、那些死去的人都投入了最深的情感：在风沙中，他发现冷湖墓地纪念牌的基座被人拆了，非常痛心，写文章，给领导打电话，纪念牌很快被修复。 记者在8日晚23∶50分採访远在柴达木油田的《中国石油画报》美术编辑宋小平的时候，宋小平证实了刘元举对柴达木的感情：当沙尘暴捲起的时候，很多人呆在家里透过窗户看风景，刘元举却拽着他一头扎进茫茫戈壁…… 可以这么说，刘元举对柴达木所有的感情来自于他对柴达木的深刻理解和深刻体验。所以他认识到了那里的生命把那片土地托负起的高贵和神圣；所以他不允许别人亵渎，以轻浮的态度来对待它。 张建伟的《蝉蜕的翅膀》是一部专写当代青年先进模范人物的杰出代表、五四奖章获得者、青海油田高级工程师秦文贵的书。此书在当代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可以当做教材。但刘元举看完之后，觉得张建伟没有深入柴达木，没有理解柴达木，对柴达木和它的英雄不负责任。他给记者举了几个例子：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7) 本来是一个40岁的作家孤身走西部而滋生的个人感伤——忧郁的情思，居然被张建伟写成了充满理想、走向工作岗位的秦文贵的情调，而且语言全部来自刘元举内心情感生发出来的慨嘆。 60年代末，着名作家肖复兴的弟弟肖复华，被《头戴铝盔走天涯》这支歌，确切地说是歌的第一句歌词“头戴铝盔走天涯”，引用到柴达木的。张建伟原封不动地抄了这段话，只是把人物改成了秦文贵。可是，秦文贵是80年代大学毕业分配到柴达木的，不可能 与二十年前的肖复华的情感一致。 张建伟甚至把刘元举描写的一只野鸭和它的翅膀活生生地改成了井架和钢铁翅膀…… “严重失实，不负责任，是对柴达木和秦文贵的敷衍和亵渎。”当刘元举认真读完这本书时，非常生气，他认为这本书写的非常粗糙，而且不能叫报告文学。
第34页 这时候，他才觉得应该披露事实，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感受到危害。 “这是浮躁现象的最典型的表现。”刘元举说，“张建伟要认错，要反思，走好以后的路，真诚面对读者、面对笔下的人物、面对脚下的热土。” 叩问媒体：你的良知在哪里？ 为了让公众知道事情真相，揪出剽窃者，为刘元举讨回公道，曲颉将洋洋洒洒5000余字的《大记者、名作家张建伟抄袭剽窃造假》抄写了20余份，给全国各地的知名媒体，包括南方一家以敢于说真话着称的报纸、西部一家很有影响的都市报。但是，他失望了。 “我的职业敏感告诉我，这应该是一个比较轰动的新闻。”7日晚，在京海饭店的一个简陋的房间里，曲颉无比伤感地说，“就它的典型意义来说，起码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而首发曲颉文章的益博华图书网内容负责人侯小强，通过电话、传真、伊妹儿多种方式向媒体报料，希望媒体採访报导，却遭到更多方式的冷遇。他在《遭遇记者》一文中这样描述记者：一家以揭露黑幕着称的媒体的记者懒洋洋地说：“为什么让我们去？你自己不可以来吗？”另一家媒体的主编大人跟着是一气炮轰：“你有证据吗？有审判结果了吗？你学没学过新闻？”而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的记者刚接通电话就说：“我们现在事情太多了，没有时间来处理，你先发一个传真吧，如果有价值我们再联繫。”总算有一家报纸的总编感兴趣，可当听说作假者是张建伟时态度立刻来了个大转弯：“张建伟是我的朋友，恐怕这件事情难办……”——电话遭遇记者之外，数十家媒体没有一家对传真和伊妹儿作出反应，甚至连一个答覆也没有。 “张宝瑞、张建伟两个名记涉嫌剽窃，已经动摇了公众对少数记者品行和作品真实性的信任，但是有些媒体在这个事件上表现出来的冷漠，更让人觉得不可理解。”曲颉和侯小强在接受记者採访的时候说，“难道是因为张建伟头上的耀眼的光环？因为他背后站着的是一个知名的媒体？因为同行犯忌？还是记者本身变得懒惰，缺乏职业素养？” “在揭露社会上那些虚伪、丑恶现象的时候，我们的记者无所畏惧，当触及到他们自身伤疤的时候，作为新闻工作者所应具有的那种良知，又到哪里去了呢？”一位知名记者在评论这个事件时表示，“好在沉闷得不是太久，现在已经有很多媒体开始关注它了。” 4 刘元举举证 近60处抄袭对照： 1《蝉蜕的翅膀》（以下简称《翅膀》）第5页： 你从兰州出发，经过酒泉，越过金塔，穿行玉门，走走安西，随后，敦煌到了！这是一条最佳的美不胜收的行走路线。要到敦煌，所有的文人墨客都会走行这条路线——在到达敦煌之前，他们就会写出许多的诗篇。 《西部生命》（以下简称《生命》）第122、123页： “应该走那条千古之路——丝绸之路。那就是经由酒泉、金塔、玉门、安西，而后再进入敦煌。这是一条最佳的美不胜收的古丝绸之路的旅游线路。无疑三毛是这么走过来的，余秋雨想必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只有我不是。这仅仅是一种选择线路的差距吗？” 2《翅膀》第6页： 没有一个大作家写过哪怕一篇小文章，描述一下这个西部列车在甘肃境内的车站。它每天吞吐大量的游人，因为在敦煌机场建成之前，要到敦煌，都要在这座小站停留一下。作家大都是走到哪儿写到哪儿的。但对这个衔接伟大敦煌的小站，没有一枝秃笔为它沾过一滴墨汁。他们匆匆忙忙地离开它，好像迟一步便走不脱似的。他们怕这个小站影响他们进入敦煌后的好心情。它的确太让人失望了：建筑极其平常，没有地域特色，看不出什么文化色彩，街道狭窄得不可思议，把脚尖竖起来也看不到敦煌。 《生命》第122页、124页： “去敦煌必经一个小站——柳园。柳园可太小太简陋了。敦煌机场刚刚建好，还在试航中。要到敦煌，只能经由这座小站。每年，大批大批游人摇篮挤到这里，把个小站都快挤破了。小站的建筑极其平常，没有任何地域特色……” “说不清柳园这个地方建于何年何月，但柳园这里是绝不会给人以想像力的。它的街衢狭窄得不可思议。两侧只能叫房子而不能叫建筑。……放眼望出去，却怎么也看不到百里外的敦煌。”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8) 3《翅膀》第7页： 慢慢地在他初出校门的敏感心灵中培育着忧郁。 《生命》第126页： “从离开柳园的好坏一瞬间，我就开始理解敦煌了。因为我敏感的心灵渐渐注入了忧郁。” 4《翅膀》第7页： 他的心情黯淡了。他从接待站的窗户望出去，发现这个叫柳园的地方既没有花园，也没有柳树。远远的，开阔无边的戈壁滩上，只有一簇簇低矮得好像受尽了委屈、受尽了折磨、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得以舒展的植物，像一摊摊的牛粪。 《生命》第126页：
第35页 “沉淀着太多的忧郁的地层越是开阔就越是黯淡，越让人缄默。那种叫作植物的东西低矮得一片沉默，它们好像受尽了委屈，受尽了折磨，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得以舒展。在过路人的眼里，它们就像一摊摊牛粪。” 5《翅膀》第11页： 这建在地下的地窝子没有窗户。不知是谁出了一个主意，把屋顶的房泥扒掉一块，装上玻璃，成为天窗，室内顿时有了亮光。 《生命》第66页： “年轻人结婚没房子就找一处土台挖个地窖子，挖好了以后，才发现没有光线太暗了。怎么办？在顶棚处挖了天窗，用一块玻璃或一块塑料一盖，就可以採光了。” 6《翅膀》第12页上数第4行： 天窗经常被埋住，和地面没有什么两样。起初，一旦发生这种脚踏天窗的事情，上面踩的人吓一跳，下面住的人更是吓一跳。但渐渐地，上面的人和下面的人都随遇而安了。 但还是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一回，一间地窝子里面的女主人正在做饭，上面忽然轰隆隆地碾过一辆牛车。女主人以为地震了，却突然听到嗵地一声——粗大的牛蹄子一傢伙就踩透了天窗。一片沙子落入了油锅中爆跳起来，做饭的主妇吓得一声大叫，抬头看时，透明的窟窿处高悬一只牛蹄子！ 《生命》第66页上数第8行： “最有意思的是颳大风时，天窗被埋住了，和地面没有什么两样，行走的人稍不注意就会一脚踩到天窗上。上面踩的人吓了一跳，而下面住的人更是吓了一跳。据说有时候正是里面人做饭的时候，上面经过一辆牛车，粗大的牛蹄子一傢伙就踩透了天窗，一片沙子落入油锅，做饭的主妇吓得一声大叫，抬头看时，透明的窟窿处高悬一个牛蹄子……” 7《翅膀》第13页： 因为这是柴达木最苦的地方。它位于柴达木的最西端，紧挨着新疆。从地图上看，再往西走出一步就是楼兰古城。地图上把这个地方叫做茫崖。石油人给这里取名为花土沟，顾名思义：这里的泥岩地貌呈花纹状的沟沟岔岔，有一片沙山就有一片花纹沟，到处都是沙山就到处都是花纹沟。 《生命》第62页第2自然段： “柴达木最苦的地方首推花土沟。花土沟在柴达木的最西端。它紧挨着新疆，从地图上看，再往西迈出一步就是米兰古城，就是楼兰古城。地图上把这个地方叫做茫崖。石油人给这里取名为花土沟。顾名思义，这里的泥岩地貌呈花纹状的沟沟岔岔，有一片土山就有一片花纹沟，到处是土山就到处都是花纹沟。” 8《翅膀》第14页小标题： 读懂了沙子就读懂了人生《生命》第48页第2自然段：“我坚信，读懂了沙子就读懂了西部，读懂了柴达木。” 9《翅膀》第14页： 秦文贵发现，就这么一卷，黄沙便把单调的大戈壁搞得活泛开来。它们久久地飘扬着，过分热情地扑向过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就去亲吻就去拥抱，热烈疯狂，缱绻缠绵，一派无限爱恋的样子。 《生命》第48页： “黄沙把单调的大戈壁搞得活泛开来。它们过分热情地扑向过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去亲吻就去拥抱，热烈疯狂，缱绻缠绵，完全是一种自己的方式。” 10《翅膀》第15页： 咱们这花土沟的黄沙与内地不同，它们细小，绵软，有着水的柔性，在荒漠中到处流淌。而且，那沙丘的纹路儿也像水的波纹，你捧在手里，它们会从你的指缝间渗漏。 《生命》第46页： “西部的沙子细小，绵软，有着水的柔性。在荒漠中到处流淌，那上边的纹路儿也像水的波纹。捧在手里会从指缝间渗漏。沙子还可以当水用。当年，第一批进入柴达木腹地的勘探队员为了节省水，就用沙子洗衣服洗鞋垫，毛巾干硬得像锉刀，经沙子一洗，一揉，就会柔软似绵。但是，沙子毕竟不是水。” 11《翅膀》第15页： 沙子像水。这比喻秦文贵还是第一次听说。可能这里太缺水了，所以人们便梦想沙子就是水。 不！讲话的人说，这里的沙子真的可以当水用哩。当年——50年代——第一批进入柴达木腹地的勘探队员为了节省水，就用沙子洗衣服洗鞋垫，毛巾干硬得像锉刀，经沙子一洗，一揉，就会柔软似绵。 《生命》第46页： “沙子还可以当水用。当年，第一批进入柴达木腹地的勘探队员为了节省水，就用沙子洗衣服洗鞋垫，毛巾干硬得像锉刀，经沙子一洗，一揉，就会柔软似绵。但是，沙子毕竟不是水。”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9) 12《翅膀》第15页： 沙子还可以当被盖，用以遮挡风寒。50年代有一位地质工作者在柴达木搞追层测量，迷失方向，与接应的人失去联繫。白天沙漠滚烫，蒸烤得光着嵴樑还往出冒油，一到夜晚，整个荒漠都在发抖。他要不是钻进沙子里边过夜恐怕就得冻坏。 《生命》第46页： “沙子还可以当被盖，用以遮挡风寒。50年代有一位地质工作者在柴达木搞追层测量，迷失方向，与接应的人失去联繫。白天沙漠滚烫，蒸烤得光着嵴樑还往出冒油，一到夜晚，整个荒漠都在发抖。他要不是钻进沙子里边过夜恐怕就得冻坏。”
第36页 13《翅膀》第15页： 沙子还有一种医疗作用。50年代，人们就利用曝热的沙子治疗风湿病、关节病、胃病以及许多老年性疾病。许多患者到这里治好了病。 《生命》第46页： “沙子还有一种医疗作用。在西部有好几处沙疗疗养院。利用曝热的沙子治疗风湿病、关节病、胃病以及许多老年性疾病。许多患者到这里治好了疾病，但也有没治好的。没治好的意识到，沙子毕竟不能取代医疗器械。” 14《翅膀》第16页： 但黄沙确实成就了辽阔的戈壁滩。如果没有黄沙，这里将会是怎样的死寂？对此，秦文贵倒是深信不疑。 《生命》第48页： “它们终于感动了辽阔的戈壁滩。如果没有黄沙，这里将会是怎样的死寂？” 15《翅膀》第16页第4自然段： 秦文贵忽然震惊了。他的大学本科专业是钻井，他也懂得一点风化沙石的形成规律。但一旦见到，他还是大吃一惊。没有水，这特异的花纹是风化出来的！这沙丘的形象正是一种风的外化，它的纹路（“路”应为“络”）儿从来就不曾是它自己的，在有水的地方，它属于水，而在没有水的地方，它属于风。 《生命》第52页： “其实，它们只不过是受风操纵，让它们躺，它们就得倒，倒的姿势都得由风来决定；叫它们起来，它们就不能趴着，没有一点商量余地；让它们安静它们才能安静，让它们疯狂它们就得疯狂。它们的喜怒哀乐全然不受自己的支配，它们没有自己的原则。 “它的形象是一种风的外化，它的纹路儿从来就不曾是它自己的，在水下是属于水的，离开水，就属于风了。” 16《翅膀》第16页： 秦文贵极目远望，伟岸的沙山在很远的地方矗立着。想到它们全都是由细如牛毛的黄沙堆成，饶他是一个学过石油勘探的大学毕业生，也感到不可思议。沙子的属性原本是松散的，它们没有凝聚力——一盘散沙嘛！因为松散沙子而任人宰割，因为松散沙子而过于低贱，因为松散沙子形不成气候，更形不成风景。但是，在这里…… 《生命》第53页： “这么伟岸的沙山全都是细如牛毛的黄沙堆成。沙子的属性原本就是松散的，是没有凝聚力的，因而我们常说一盘散沙。在我生活的东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所有的沙子都是松散的。因为松散而任人宰割，因为松散而过于低贱，因为松散而形不成气候，更形不成风景。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沙子却具有着伟大的魅力。” 17《翅膀》第16页： 但是，在这里，在大戈壁的瀚海中，秦文贵看到的沙子却具有着伟大的魅力。 《生命》第53页： “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沙子却具有着伟大的魅力。” 18《翅膀》第17页： 它们不仅纵横捭阖，所向披靡，而且它们无可摧毁，坚忍不拔，以不可思议的群体意识，团结起来，铸成了如此伟岸的沙山。 《生命》第47页第6行：“它们就会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生命》第53页第17行：“这种伟大魅力是来自一种群体意识。” 19《翅膀》第18页： 但秦文贵发现，房间内的水泥地面已经成了小沙漠，踩在上面挺软和。 《生命》第50页第3自然段： “回到住地，推开门，水泥地面已经成了沙漠，踩在上面挺软和，还能留下挺深的脚印。” 20《翅膀》第23页倒数第3行： 我不知道来这里的人是不是会注意这个石油工人标志的头盔，我知道这个头盔曾经成为一代人的图腾，曾经激动了一个时代。 《生命》第34页： “我不知道来这里的人是不是会注意这个石油工人标志的头盔，我知道这个头盔曾经成为一代人的图腾，曾经激动了一个时代。” 21《翅膀》第23页倒数第2行： 秦文贵赶上了那个时代的末尾。他说他就是被那首《石油工人之歌》所吸引而到的柴达木。更准确地说是那句“头戴铝盔走天涯”。 《生命》第8行： “肖复华来柴达木那年才16岁。他说他就是被那首《石油工人之歌》所吸引而到的柴达木。更准确地说是那句‘头戴铝盔走天涯’。” 22《翅膀》第24页： 真的，钻井队是什么？它在大戈壁中意味着什么？秦文贵注意到，它来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明亮，就是一片灿烂。那片僵死的硭硝原随着它的钢铁的翅膀扇动，有了勃勃的生气，整个戈壁似乎都在生动地起伏。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10) 《生命》第38页：“它的翅膀好大，要比它的身子大出几倍。离得近，看得真真切切那两片大羽翼缓慢而沉实地呼扇着，就那么一呼扇，就把面前偌大的一片死寂的荒漠弄得活泛开来。这又是一个奇蹟。这么点的小东西，怎么就能够带动起一大片空间呢？我注意了它飞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明亮，就是一片灿烂，那片僵死的硭硝原随着它的翅膀扇动的弧度竟有了生动的起伏。” 23《翅膀》第24页：秦文贵一直呆呆地望着这番景象，连续好几天。直到井架完全矗立起来，他仍然沉浸其中。他忽然感到：在他经历过的生活中，再没有比这一次经历更加突如其来，而且是这样经久不息。
第37页 《生命》第39页：“我一直呆呆地目送它飞向渺远。它飞过之后，就一点生动也没有了。 但是，我仍然沉浸着。一只小鸟带给我的激动竟这般突如其来，竟是这样经久不息。” 24《翅膀》第33页：有个年轻人是青海石油局的一位技术员，父辈是上海人，他就生在柴达木。有一年春天，突然遇到一场大风雪。这位年轻人乘坐的汽车在翻越当金山口时抛锚了。当金山口，那是去往柴达木的必经之地，只要一遇到风雪，那条公路就得被雪覆盖，神仙也无法行走。 《生命》第94页：“年轻人是青海石油局的一位技术员，父辈是上海人，他就生在柴达木。他说到他所经历的艰苦的生活，就像讲述别人的故事。“有一年春天，突然遇到一场大风雪。他们的汽车在翻越当金山口时抛锚了。你知道当金山口是去往柴达木和格尔木的必经之地，只要一遇到风雪，那条公路就得被雪覆盖，神仙也无法行驶。” 25《翅膀》第33页第3自然段：汽车上还有另外十几个人。太冷了，每个人都被这突然而至的大风雪冻得缩成一团。如果不找到营救的车，在这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就得全部冻死。在这种天气误车，常常一误就得七八天。 《生命》第94页倒数第3行：“技术员说他们车上有6个人，都被突然而至的大风雪冻得缩成一团。如果不找到营救的车，在这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就得全部冻死。因为这种天气误车，常常一误就得七八天。” 26《翅膀》第33页第4自然段：年轻人气盛，他说他出去想想办法。也许，他能找到一辆车，开过来，把大家搭救出去。他于是踏进了漫漫风雪中。 《生命》第95页：“他当时年轻气盛，自报奋勇去找车然后回来搭救车上的人。他就这样踏进了漫漫风雪中。” 27《翅膀》第33页第5自然段：他翻越了当金山口，发现那边也误了几台车。有经验的司机在这种天气是绝对不会开车的。他说了许多好话，但没人肯出车去搭救他们。此时此刻，人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 《生命》第95页第3自然段：“他翻越了当金山口，发现那边也误了几台车。有经验的司机在这种天气是绝对不会开车的。他说了多少好话也没有人肯过来搭救他们。其实，这种时候人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28《翅膀》第33页倒数第1段：年轻人继续在风雪中走。又走了好几个小时，他忽然发现路旁有一间小房子。他知道那是道班的工人的住处。 《生命》第95页第8行：“他在风雪中走了好几个小时，总算走进了路旁的一间小房子。这里是道班的工人的住处。” 29《翅膀》第34页：一个道班常常只有一个人，长年累月在他那间狭窄的小屋子里伴随着孤独打发着岁月。 《生命》第95页第9行：“一个老头长年累月在这间狭窄的小屋子里伴随孤独打发岁月。” 30《翅膀》第34页第3自然段：年轻人一踏进那间小屋就立刻惊呆了。这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挤满了人，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他好不容易像根锲子一样钉进去，才把门关上。 《生命》第95页第11行：“他一进这个小屋就立刻惊呆了：这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挤满了人，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他好不容易像根锲子一样钉进去，才把门关上。” 31《翅膀》第35页第4自然段：屋子里生着炉子，温暖极了。满脸的雪水化了，流了下来。年轻人没有擦，就那么呆呆站着，心中惦记着依然的风雪中挨冻的同事们。 《生命》第95页第4自然段：“屋子里生着炉子，温暖极了。满脸的雪水化了，流淌下来。 他说他当时没有擦，就那么呆呆站着，心中惦记着依然在风雪中挨冻的同事们。” 32《翅膀》第35页第5自然段：他又饿又累，好在兜里带着烟。当他掏出火柴点着烟时，他发现人们用那么一种贪婪的眼光瞅他。 《生命》第95页倒数第9行：“他说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就这么站着过了一夜。满屋子的人也都这么站着过了一夜。又饿又累，好在兜里带着烟。当他掏出火柴点着烟时，他发现人们用那么一种贪婪的眼光瞅他。”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11) 33《翅膀》第34页第6自然段：一个最挨近年轻人的商人终于说话了。他跟年轻人商量，要出10块钱购买年轻人手里的这盒火柴。 《生命》第95页倒数第6行：“有一个挨近他的人死死盯住他手里的火柴盒跟他商量要出10块钱买。” 34《翅膀》第34页第7自然段：“10块钱，卖不？” 年轻人说：“不，我不卖”商人于是说：“100块钱。卖不？” 年轻人说“不，不卖！” 《生命》第95页倒数第5行：“他不卖。那人说出100元。他还是不卖。” 35《翅膀》第34页倒数第6行：商人急了，一把拉开了羊皮袄，掏出了厚厚一沓100元面值的人民币拍在年轻人手中。 《生命》第95页倒数第3行：“那人急了，一傢伙拉开了羊皮袄，在那翻卷的羊毛丛中掏出了厚厚一沓100元面值的人民币拍在他的手中，就是要买他的火柴。”
第38页 36《翅膀》第34页倒数第4行：商人说“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买你这盒火柴！” 年轻人开始数那些人民币。100元，200元……整整3000元！他把这个数目报了出来，满屋子的人一阵惊呼。 《生命》第95页倒数第1行：“他说他数了那盒火柴，一共也不过10几根，而这一沓子钱少说也有3000元。10根火柴值3000元？这傢伙疯了？在场所有的人都为之震惊。” 37《翅膀》第34页倒数第1行：但那商人笑了。他说钱算什么——钱是王八蛋！我是买卖人，装了一车的货，想到这柴达木来发财。可他妈的这里太冷了，车子熄了火，又恰好没了火种——打火机在这个缺氧的地方竟然打不着火！可火柴又没带着。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用那老古董！可没有火柴，车子就发动不起来。只要有火柴，我把车发动着，立马调回车头，再也不干了！这种罪，我受不起！ 《生命》第96页第4行：“那人是做买卖的，他的装满货物的车因为天冷而灭火，只要有火柴，他就可以把车发动着，他要掉回车头，再也不干了。他说这种罪遭不起。” 38《翅膀》第35页第7自然段：商人气急败坏了：“你说，你究竟要多少钱？”年轻人说：“多少钱我都不卖！” 《生命》第96页第11行：“那人问他究竟多少钱能卖，他说多少钱也不能卖。” 39《翅膀》第35页第9自然段：故事就这样完了。真的，一包沙样和一包火柴，该怎样估定它们的价值呢？ 《生命》第96页第2自然段：“他讲完这个故事，就睡着了……我想的都是有关金钱有关价值的东西。在特定的场合，就有着特定的价值观的。” 40《翅膀》第36页第3自然段：一位着名作家这样描绘大戈壁：“放眼望去，无遮无掩，无羞无涩，光光亮亮，漾漾荡荡，那每一片地方都散发着阳光，好像阳光就是从那大面积的光秃地面生发出来，辉耀天际。再麻木的空间也不能不受到感动，再孤独再沉郁的心绪也不能不被这热烈奔放的大走廊所融化。我感到我的心地霍然开了一道缝，大戈壁的阳光汹涌而入。” 《生命》第16页倒数第1自然段：“放眼望去，无遮无掩，无羞无涩，光光亮亮，漾漾荡荡，那每一片地方都散发阳光，好像阳光就是从那大面积的光秃地面生发出来，辉耀天际。再麻木的空间也不能不受到感动，再孤独再沉郁的心灵也不能不被这条热烈奔放的大走廊所融化。我感到我的心地霍然开了一道缝，大戈壁的阳光汹涌而入。” 41《翅膀》第36页：为什么会对荒凉的大戈壁作如是想呢？原来是——我渴望着回到古战场，渴望着面前出现那山崩般激扬的马队，马蹄下飞扬起遮天蔽日的黄尘，马背上翻飞起寒光闪闪的大刀片，那里边肯定会有我，我会比别人更骁勇善战。我会成为一条好汉而壮烈沙场。我也会吟出高适、岑参那样的壮怀激烈的边塞诗的。我会让我的同事、当今少有的不俗的诗人柳云捧读我的边塞诗而击节！我想他会由此唤起大激情的。 《生命》第17页：“我渴望着回到古战场，渴望着面前出现那山崩般激扬的马队，马蹄下飞扬起遮天蔽日的黄尘，马背上翻飞起寒光闪闪的大刀片，那里边肯定会有我，我会比别人更骁勇善战。我会成为一条好汉而壮烈沙场。我也会吟出高适、岑参那样的壮怀激烈的边塞诗的。我会让我的同事、当今少有的不俗的诗人柳云捧读我的边塞诗而击节！我想他会由此唤起大激情的。” 42《翅膀》原来作家在大戈壁上得到的是诗情画意，是古代人文精神的复归：令我兴奋的是我发觉我不仅是个诗人我还是个哲人。我在解释为什么古战场都在荒漠大野，我认为这是一种绅士的行为，就像西方贵族间的决斗。在明处，不在暗处；死要死个明白，活也要活个明明白白。我不喜欢游击战也不喜欢地道战，我更不喜欢城市的巷战，凡是电视上那些在废墟中进行的一枪一躲的枪战我都视作最没有才华的导演的矫情，而且雷同得惊人。这种枪战未免苟且，躲躲闪闪，靠一种侥幸，类似那种投机商的行为，就是胜了也算不了什么英雄，更不会是大英雄。真正的大英雄应该也只能出现在这种全是阳光全是坦荡的戈壁、荒原、大漠中，痛痛快快地拼杀，痛痛快快地流血，痛痛快快从马背上摔下来，摔出个响动来，当然不摔下来更好。这才叫好男儿，这才叫战了一回斗，豪了一回情，过了一把瘾。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12) 《生命》第18页第2自然段：“令我兴奋的是，我发觉我不仅是个诗人，我还是个哲人。我在解释为什么古战场都在荒漠大野。我认为这是一种绅士的行为，就像西方贵族间的决斗。在明处，不在暗处，死要死个明白，活也要活个明明白白。我不喜欢游击战也不喜欢地道战，我更不喜欢城市的巷战，凡是电视上那些在废墟中进行的一枪一躲的枪战，我都视作最没有才华的导演的矫情，而且雷同得惊人。这种枪战未免苟且，躲躲闪闪，靠一种侥幸，类似那种投机的行为，就是胜了也算不上什么英雄，更不会是大英雄。真正的大英雄应该也只能出现在这种全是阳光全是坦荡的戈壁、荒原、大漠中，痛痛快快地拼杀，痛痛快快地流血，痛痛快快地从马上摔下来，摔出个响动来，当然不摔下来更好。这才叫好男儿，这才叫战了一回斗，豪了一回情，过了一把瘾。”
第39页 43《翅膀》第38页第6自然段：他说，他得出这个结论，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 最初的时候，在这样的荒漠中生活，我的心情一直是沉郁的。孤身一人呆在这么一个地方，心中确实有着一种无法排遣的忧愁。 《生命》第12页第4自然段：“在我穿行于这条宽阔的戈壁大走廊时，我的心情一直是沉郁的。孤身一人走这么远的路虽然不是第一次，却仍然有着一种无法排遣的寂寞。” 44《翅膀》第43页第2自然段：那位作家说得对——要过瘾就得到这地方来，宽宽堂堂，明明亮亮，没有人看你没有人干扰你，你爱往山坡上躺就往那上边躺，爱脱光了身子就脱光身子，作为男人在这里光着身子肯定会增加阳刚之气的。要是阳痿，到了这里接受戈壁阳光，肯定比到男性病诊所好。那些城市里整天蹲墙旮旯晒太阳的老人；那些塌着腰在办公室里整天捧着个茶锈斑斑的大缸子的文职人员；还有那些在春天里得了流感到医院大走廊里挂滴流的人，都到这条灌满阳光的大走廊里来吧，接受阳光浴，会益于身心健康的。我想，麦加圣地一定会充满这种阳光的，接受阳光的洗礼吧，我的城市同胞！ 《生命》第18页第3自然段：“要过瘾就得到这地方来，宽宽堂堂，明明亮亮，没有人看你没有人干扰你，你爱往山坡上躺就往山坡上躺，爱脱光了身子就脱光身子，作为男人在这里光着身子，肯定会增加阳刚之气的。要是阳痿，到了这里接受戈壁阳光，肯定比男性病诊所好。那些在城市整天蹲墙旮旯晒太阳的老人，那些塌着腰在办公室里整天捧着个茶锈斑斑的大缸子的文职人员，还有那些在春天里得了流感到医院大走廊里挂滴流的人，都到这条灌满阳光的大走廊里来吧，接受阳光浴，会益于身心健康的。我想，麦加圣地一定会充满这种阳光的，接受阳光的洗礼吧，我的城市同胞!” 45《翅膀》第60页第4自然段第2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信仰在石油人的心中永远排在首位。它可以撼动亘古不变的荒丘，它可以激活死寂的戈壁；它就是创业，它就是惟苦为荣，它就是奉献。 《生命》第86页第3行：“这里的口号声可以撼动亘古不变的荒丘，可以激活死寂的戈壁滩；何况你那点滴私念。只有创业，只有奉献，只有以苦为荣。” 46《翅膀》第114页第3自然段：公墓的长墙挡不住戈壁的风沙。 《生命》第58页第3行：“墓区的围墙再长，也显得短了，挡不住多少风沙。” 47《翅膀》第114页第4自然段第3行：每座小小的坟茔前都有一块小墓碑，有木板的，有水泥的，石料的极少，《生命》第57页倒数第4行：“大多数墓碑是木板的……还有的墓碑是水泥的。看上去不够高大也不够精緻。石料的极少，”48《翅膀》第114页倒数第9行：埋葬英灵的墓区也仍是石油人的本色。 《生命》第58页第2行：“整个墓区的风格都体现着石油人的本色。” 49《翅膀》第114页第4自然段：他们死了，他们不会计较什么啦。但他们就是活着也不会计较什么。也许这正是活着的人们对他们的理解：没有用灿烂的花圈去装饰，也没有用上好的墓碑来点缀，给他们一块宽阔的地方，别挡住他们的视野，就是对他们的最大安慰。 《生命》第58页第4行：“他们也不会计较的；他们生前就不会计较什么，死后就更不会去计较什么了。也许活着的人深深理解他们，没有用灿烂的花圈去装饰，也无需用上好的墓碑来点缀。给他们一块宽阔的地方，别挡住他们的视野，就是对他们的最大安慰了。” 50《翅膀》第115页第7行：但一旦实际感觉到那坟茔的数量，还是感到了一种铺天盖地的凄冷。这里有许多不朽的灵魂；起码可以在民族自强的史册上震古烁今。 《生命》第30页倒数第7行：“我看到了那么一大片坟茔，我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凄冷。这里有许多不朽的灵魂，起码可以在民族自强的史册上震古烁今。”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13) 51《翅膀》第116页第4行：骆驼是与勘探队员们相依为命的伙伴。 《生命》第29页第7行：“柴达木的骆驼是柴达木人最亲切的伴侣。” 52《翅膀》第116页第4自然段：骆驼被称为奉献者。它们一队队行进在茫茫大漠中。 那一座座驼峰排列在漠海中，就像海洋里在惊涛中起伏的航船。勘探队员们靠它们驮水驮粮，如果不是它们的奉献，将会有多少人在进入这片荒芜的盆地时无法生还。 《生命》第29页第2自然段：“它们一队队行进在茫茫大漠中。那一座座驼峰，排列在一起像大沙漠中生动的波浪起伏向前。勘探队员们靠它们驮水驮粮，如果不是它们的奉献，将会有多少人在进入这片荒芜的盆地时无法生还。” 53《翅膀》第116页第5自然段：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它们比人类有着更多更大的耐性。可是，有那么一头骆驼因为饥渴倒在沙漠中。驼工拼命拖拉，它像一座坍塌的沙丘，立不起来了。驼工知道它是渴的，跟队长请求给它点水喝。可是，仅有两桶水，那是全队人好几天的水量，每个人嘴上都干裂得淌血却没有一个捨得去喝桶里的水。只有倒下的人才有资格喝。可是，倒下的是骆驼，不是人，所以，它没有权利喝。驼工再哀求也没有用。当那位驼工含着热泪与瘫倒的伴侣进行生死告别时，那头巨大的骆驼本已无法抬起的头上扬了一下，又沉重地耷拉下来，枯涩的两眼闪着沙漠般的迷惘。年轻的驼工突然动了感情，长跪不起。他与这匹骆驼已经有着难以割捨的情感。队伍要走了，不能因为一匹骆驼而影响行程。
第40页 于是，有人过来拖他，拖出了一道沙迹。就在这时，那头已经奄奄一息的骆驼，突然缓缓地往起站了。它摇摇晃晃，浑身打颤，就像一座没有联接点的散了架的木头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来。所有的人一下子惊呆了，眼睁睁盯着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赶着队伍。它没走出几步，就像一座板房哗啦一下子散在了地上，那被压着的沙层浮泛起一串沙尘。驼工哭了，勘探队的人也哭了，就连队长也眼圈红了。那头骆驼被掩埋了。 《生命》第29页第2自然段：“人们称它们是沙漠之舟。它们比人类有着更多更大的耐性。可是，有那么一只骆驼因为饥渴一下倒在了滚烫的沙漠中。驼工拼命拖拉，它像一座坍塌的沙丘，立不起来了。驼工知道它是渴的，跟队长请求给它一点水喝。可是，仅有两桶水，那是全队人好几天的水量，每个人嘴上都干裂得淌血却没有一个捨得去喝桶里的水。只有倒下的人才有资格喝。可是，倒下的是骆驼，不是人，所以，它没有权利喝。驼工再哀求也没有用。当那位驼工含着热泪与瘫倒的伴侣进行生死告别时，那头巨大的骆驼本已无法抬起的头上扬了一下，又沉重地耷拉下来，枯涩的两眼闪着沙漠般的迷惘。年轻的驼工突然动了感情，长跪不起。他与这匹骆驼已经有着难以割捨的情感。队伍要走了，不能因为一匹骆驼而影响行程。于是，有人过来拖他，拖出了一道沙迹。那头已经奄奄一息的骆驼就在这时，突然缓缓地往起站了。它摇摇晃晃，浑身打颤，就像一座没有联接点的散了架的木头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来。所有的人一下子惊呆了，眼睁睁盯着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赶着队伍。它没走出几步，就像一座板房哗啦一下子散在了地上，那被压着的沙层浮泛起一串沙尘。驼工哭了，勘探队的人也哭了，就连队长也眼圈红了。那头骆驼被掩埋了。” 54《翅膀》第117页第2自然段：如今，只要一提起那骆驼，人们总说那是一头通人性的骆驼。 《生命》第30页第11行：“如今，只要一提起那骆驼，人们总说那是一头通人性的骆驼。” 55《翅膀》第117第3自然段：这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 《生命》第30页：“这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56《翅膀》第119页倒数第2行：一位作家说：青海石油局建立已经40年了。先后上任的局长也不算少。但是，不会有别的局长比他的命运更惨烈。别的局长可以选择提升，可以选择调走，而他则选择了自戕。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他失去了做人的权利。他可以忍受大戈壁的所有艰难困苦的折磨，却独独忍受不了人格的侮辱。恶劣环境造就人的生命强度，但这种强度太脆了。他是爬到了一根电线桿上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让我震动的是他为什么爬到电线桿上而且挂在顶端的部位。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高度。大戈壁没有比电线桿更高的部位了。我觉得他不是屈辱的自戕，而是一种高傲的选择。 《生命》第31页第2自然段：“青海石油局建立40年了。先后上任的局长也不算少。但是，不会有别的局长比他的命运更惨烈。别的局长可以选择提升，可以选择调走，而他则选择了自戕。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他失去了做人的权利。他可以忍受大戈壁的所有艰难困苦的折磨，却独独忍受不了人格的侮辱。恶劣环境造就人的生命强度，但这种强度太脆了。他是爬到了电线桿上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让我震动的是他为什么爬到电线桿上而且挂在顶端的部位。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高度。大戈壁没有比电线桿更高的部位了。我觉得他不是屈辱的自戕，而是一种高傲的选择。” “合理引用”还是“抄袭、剽窃”(14) 57《翅膀》第127页倒数第8行：在此后的日子里，秦文贵庆幸自己在出国前有过这样一次墓地祭奠。它给了他许多宝贵的生命体验，他储蓄着，珍藏着，培植着，生怕流失得太快。毕竟…… 《生命》第27页第2自然段：“那一次孤行，给了我许多宝贵的生命体验，我储蓄着，珍藏着，培植着，生怕流失得太快，毕竟……” 58《翅膀》第127页倒数第3行：即使不能得到永恒的拯救，至少可以获得暂时的解脱。 《生命》第27页第10行：“我渴望得到一次拯救。哪怕是一次暂时的解脱。” 59《翅膀》第12页第3自然段：人们后来把这故事讲给秦文贵听的时候，一派轻松的口气，好像是个很好玩的笑话，但在秦文贵听来却无法轻松。 《生命》第66页第2自然段：“给我讲这种故事的人自然操着一种轻松的口气，可是，在我听来却无法轻松。” 第三部分 《西部生命》说法(1) 1 是非曲直终辩明 辽宁铭星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 赵星奇 刘元举诉张建伟侵犯着作权纠纷一案，被新闻媒体称之为“新千年中国文坛第一案”，这个案子虽然在2003年12月己经由北京市两级人民法院的审理，终审判决，但执行的事情还没有结束。现在己经是2004年的3月份了，静下心来想想，这个官司一打就是三年，其中经历的艰辛和曲折，这在我二十多年的律师生涯中也是罕见的。 遭侵权，被迫起诉2000年12月末的一天，原香港《文汇报》辽宁记者站记者曲颉给我打来一个电话，约定当天下午他与《鸭绿江》文学月刊社主编刘元举到我的办公室来商议一个重要的事情。刘元举是我们东北这片黑土地上的一位着名作家，以前我们也曾相识，由于大家的工作都很忙，并没有过多的交往。但他的诸多作品我还是拜读过，如《中国钢琴梦》等等。我对他的印象很深，他是一个十分具有创作天赋和灵感且充满创作激情的作家。他们的到来，才使我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第41页 他们带来了两本书，一本是他的散文集《西部生命》，另一本是张建伟的长篇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张建伟是《中国青年报》社的编委，也是范长江新闻奖和鲁迅文学奖的双奖获得者。《蝉蜕的翅膀》一书是一部介绍当代青年先进模范人物中的杰出代表、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青海油田的高级工程师秦文贵事迹的书。刘元举详细地向我介绍张建伟的《蝉蜕的翅膀》一书抄袭和剽窃了他的《西部生命》一书的事实，其剽窃内容多达60余处。 随后，刘元举向我咨询了关于张建伟的行为是否构成对他着作权的侵害等相关的法律问题。出于我多年的律师职业经验和对双方当事人负责任的态度，考虑到他们双方都是名人，我提议，对于这个涉及民事纠纷的案件，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让他们通过非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因为诉讼要经过若干严格的法律程序，对当事人来说毕竟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也会给对方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和舆论影响，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走上法庭为好。 刘元举同意了我的建议，他也曾企盼张建伟能来主动的赔礼道歉，并了结此事。然而，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却使得刘元举不得不选择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 既然事已至此，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然是律师的责任，我决定接受委託，担任刘元举诉张建伟侵害其着作权的诉讼代理人。我将涉及此案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特别是用了几天的时间仔细阅读了《西部生命》和《蝉蜕的翅膀》这两本书，并对刘元举所列剽窃事实内容及归类对照再一次作了认真的核对，对侵权的事实及内容有了准确的了解，为诉讼作好充分的准备。 在经过反覆认真的研究后，我为刘元举起草了《起诉状》，经刘元举同意，提出了请求判令被告张建伟立即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支付侵权赔偿金8万元人民币这三项诉讼请求。 2001年1月8日我来到了北京，刘元举在此前已先期到北京，当晚我们召开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到场的十几位记者大都来自北京的媒体，也有我们当地的《辽宁法制报》的记者参加。 第二天上午，我同刘元举一同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时我们所以选择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是因为本案张建伟侵权行为的实施地和侵权结果的发生地均在北京。同时据我们了解，张建伟身为《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也长期居住在北京。又因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是北京受理智慧财产权纠纷案件的指定法院，所以本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归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于是我们向法院递交了对张建伟侵犯着作权的起诉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也受理了此案，并向我们送达了《案件受理通知书》。 至此，长达三年的艰难的马拉松式的诉讼也就开始了。 新闻发布会后，《辽宁法制报》是第一家刊出张建伟《蝉蜕的翅膀》抄袭《西部生命》的消息的。而北京的报刊，只有《北京晨报》一家刊登出题为《刘元举告〈蝉蜕的翅膀〉抄袭 》的消息，其他报纸都没有刊登出来。后来有的记者给刘元举打来电话，言称文章写好了，因为是报社领导接到了上边的一个电话通知，明确指示不允许刊发刘元举告张建伟抄袭这个案件的消息， 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某报社主任说，他们主编给他们报社中层干部开会时传达了上边的这个电话通知。 刘元举刚从北京回来后，就陆续被单位领导和上级领导找去谈话，还经常接到电话，都是劝说他放弃这场官司，甚至还提到让他考虑考虑安定团结，使他在思想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好在众多的媒体特别是网际网路开始对本案给予了关注，许多网友在网上对本案发表评论，谴责张建伟的抄袭剽窃行为，支持刘元举的维权行动。 管辖权，一波三折 法院立案后，一直没有消息。 2001年2月5日，我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阅卷，审判员向我送达了张建伟向法院提交的《移送管辖申请书》。张建伟提出：“贵院受理的刘元举与我的着作权纠纷，由于刘元举不知道我的户口和住所都在天津，误以为我在北京有住所，而实际上我在北京没有住所。我的住所在天津……与我身份证上的地址完全一样，请求贵院将本案移送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或……区法院进行审理。”同时，张建伟还附上了其本人的身份证和户口薄复印件。从其提供的身份证和户口薄复印件上看，张建伟的住所地确实在天津，但这对本案的管辖并没有影响。为了搜集证据，为今后的诉讼作好准备，我又来到了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发现《蝉蜕的翅膀》一书仍在这里销售，于是我买了一本《蝉蜕的翅膀》并开据了发票。 《西部生命》说法(2) 回到渖阳后，我把张建伟提出移送管辖申请的情况告知了刘元举，刘元举关切地问我，管辖地是否存在问题，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本案应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是没有问题的，但按照诉讼程序要求，我们需要对张建伟的《移送管辖申请书》做出答辩意见，以便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管辖权争议时，能综合考虑双方的意见，以确定本案究竟由哪个法院管辖。
第42页 为了充分说明我们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建伟提起诉讼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说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我们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供了五份相关的证据：证据1《蝉蜕的翅膀》一书的后记，记述《蝉蜕的翅膀》一书的写作是“1999年4月30日子夜于北京西坝河”；证据2《蝉蜕的翅膀》一书的版权页，记载《蝉蜕的翅膀》一书是由地址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证据3.1999年6月3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消息，证明《蝉蜕的翅膀》一书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了首发式，张建伟在首发式上签名售书；证据4.1999年11月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获奖名单，证明张建伟的《蝉蜕的翅膀》和刘元举的《西部生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被同台授奖；证据5. 2001年2月6日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开据的《蝉蜕的翅膀》一书的购书发票，证明《蝉蜕的翅膀》一书仍在北京销售。 在我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供的《关于对张建伟移送管辖申请书的答辩意见》中，我指出：张建伟要求移送管辖的申请没有法律依据。刘元举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建伟提起诉讼，并不是误以为张建伟在北京有住所，不管张建伟在北京是否有住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都有管辖权。因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关于“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和第三十五条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关于“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的规定和我们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张建伟侵权行为的实施地和侵权行为的结果发生地均在北京，所以我提出，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张建伟关于移送管辖的申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对本案管辖权的审理，于2001年3月9日作出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1）二中初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虽然本案被告张建伟的住所地在天津，但根据刘元举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被控侵权作品《蝉蜕的翅膀》的发表、复制及发行行为均是在北京实施的，北京市既是被控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也是被控侵权行为的结果发生地。故刘元举选择为张建伟出版发行《蝉蜕的翅膀》一书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所在地法院，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并无不当。因此，本院对本案依法有管辖权，张建伟所提管辖权异议的理由不成立。”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被告张建伟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我们认为，这是一份严格依法办案的公正裁定书。 可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送达后，张建伟对这份《民事裁定书》提出上诉。当然，上诉权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因为我国审判制度是两审终审制，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裁定不服都可以提出上诉，对此我们无可非议。然而，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却让我们无法理解和不能接受。 2001年3月16日张建伟在《上诉书》中提出：“原审法院以诉争作品的出版发行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所在地为由认为其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诉人认为不妥，作品的出版发行是出版单位负责，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没有对诉争作品的出版发行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提起诉讼，而是对上诉人本人提起诉讼，故以此认为其对本案有管辖权显然不妥，恳请从原告就被告和便于当事人诉讼的民事诉讼原则出发将本案移送给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对于张建伟关于本案管辖权的上诉，我们做出了答辩。我在《答辩状》中提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张建伟对管辖权的异议，是正确的，应予维持。张建伟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并指出：本案不仅被控侵权作品的出版发行地在北京，而且该书完成于北京；在北京举行首发式；张建伟在北京签名售书；该书在北京获奖；该书现仍在北京销售。因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控侵权作品的发表、复制及发行行为均是在北京实施的，北京市既是被控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也是被控侵权行为的结果发生地是客观的、正确的。我们在3月26日将《答辩状》提交给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管辖权纠纷，至于张建伟提出的原告就被告和便于当事人诉讼的民事诉讼原则的问题，因为按照我国法律适用的有关规定，在法律条文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只能适用法律条文，而不能适用法律原则，所以这个问题对本案的管辖权根本不会有任何意义。 《西部生命》说法(3) 在等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作出裁定期间，大约是在四月份的一天，刘元举电话告诉我，张建伟的律师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要与他和解。刘元举徵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可以进行和解，这也是最终了结此案的一条途径。之后，我与张建伟的律师进行电话联繫，定于4月下旬他同张建伟来渖阳进行和解的商谈。我又与刘元举讨论了和解方案，确定了和解的原则。张建伟的律师又来电话告诉我，由于他们工作忙，定于“五一”期间来，可从此便没有音信了。
第43页 2001年5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作出了裁定，这也是本案的管辖权的终审裁定，但裁定的理由和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终撤销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1）二中初字第29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看着这份裁定，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如此简单的管辖权争议纠纷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审判水平低到如此程度，还是另有原因，不可思议。 刘元举问我，真的要到天津去打官司？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是呀！该怎么办？是屈从于这份裁定，还是依法抗争？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是一份终审裁定，本案必须被移送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惟一的司法救助途径就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就是人们常说的申诉。但申请再审是非常艰难的过程，对管辖权的再审申请，尤其是向最高人民法院对管辖权申请再审，在我的律师执业工作中还没有过，能不能被受理都很难说，更不要说胜诉了。可面对这样一份有法不依的裁定，我们也只能选择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这一司法救助途径惟一的路了。 于是我义无反顾地为刘元举起草了《再审申请书》，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高知终字第56号民事裁定书；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1）二中知初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2001年7月1日曲颉陪着刘元举再一次到了北京，将《再审申请书》递交给最高人民法院。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此案没有一点消息，既没有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的信息，也没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通知。正当我同刘元举商量如何去追问此案时，在2002年1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不仅受理了本案管辖权的再审申请，而且经过认真的审理，还支持了我们的再审请求，这也是我经历的第一件管辖权再审胜诉的案例，而且是胜在最高人民法院。喜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不愧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确实作到了严格依法办案，使我们看到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必将在各级审判机关得到贯彻落实。曲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此事时，戏说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红戳比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大了许多，有小碗口粗壮，鲜红、鲜红，煞是喜人。”对于管辖权的再审，我们企盼了半年，终于有了公正的裁决。 2002年3月1日，我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参加了对本案管辖权再审的询问，并陈述了对本案管辖权的意见。3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02）高民再终字第1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为：“法律将侵权行为地确定为案件管辖地，有利于查明侵权事实并及时处理该侵权行为。虽然张建伟的住所地在天津，但根据刘元举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被诉侵权作品《蝉蜕的翅膀》的发表、复制及发行行为均是在北京市实施的，北京市既是被诉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也是被诉侵权行为的结果发生地。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张建伟所提管辖异议的理由不成立。原二审裁定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两便原则’确定管辖不当，属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并裁定：“一、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高知终字第56号民事裁定书；二、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1）二中知初字第29号民事裁定，即驳回被告张建伟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至此，本案管辖权之争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画上了句号，艰难的诉讼以我们的第一个回合的胜诉而告终。 论法理，胜诉京城 按照正常的程序，本案将很快进入实体审理，我也在加紧进行庭审前的准备。 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却迟迟接不到开庭通知。我同刘元举都多次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办案人打电话，可电话就是不通，后来刘元举了解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迁到了新址，他也找到了原办案人，这个案件仍由她负责审理，但案卷还没有转回来，仍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只能耐心地等待。可这一等，就是一年多。期间我和刘元举都多次打电话，办案人也表示出很无奈，她也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联繫过，但案卷始终没有移交过来，没有案卷就无法审理。看来只能让刘元举直接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交涉了，否则将是无限期的等待。 在刘元举多次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交涉后，才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协调，于2003年3月将案卷由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移交过来。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在2003年5月13日对本案开庭审理，并向刘元举送达了开庭通知书。可由于“非典”的原因，开庭时间又推迟到了7月24日。 《西部生命》说法(4) 在接受本案诉讼代理委託后，我就对本案进行认真的研究，我发现本案有其特有的，不同于其他侵犯着作权案件的特点和有趣之处。所谓特点在于：其一、两本书的文体不同。刘元举的《西部生命》是散文，而张建伟的《蝉蜕的翅膀》一书是报告文学，是两个不同文体的作品。其二、张建伟的《蝉蜕的翅膀》使用《西部生命》一书的内容达60余处，其中只有一处标註了是引用《西部生命》一书的内容，有5段文字计1000余字虽然註明该段文字是一位作家的“描述”或者“说”的，并改变了引用文字的字型和字号，但却没有指明作者的姓名及作品名称，其余各处有4000余字根本是没有任何注释的使用了与《西部生命》相同或相似的文字。其三、张建伟在《蝉蜕的翅膀》一书后的“引用参考文献”中列举了《西部生命》一书中的第3页至第102页共9篇散文，但他列举的与他实际使用的还不尽一致。
第44页 其四、张建伟的《蝉蜕的翅膀》在使用《西部生命》的内容上，包括了刘元举对西部的极具特色的感悟、哲思、具象化描写及通过採访所写的故事，还有多处把刘元举对西部的独特感受和思索移植到了《蝉蜕的翅膀》一书的主人公秦文贵身上。这些特点将直接影响到对本案是否构成侵权的判定。 所谓有趣之处在于：其一、《西部生命》和《蝉蜕的翅膀》曾在1999年11月同时获得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张建伟和刘元举同台受奖。其二、刘元举的《西部生命》共118万字，是他从1988年起曾两次深入到我国西部地区体验生活，并历经七年的时间才创作出的散文集，于1996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而张建伟的《蝉蜕的翅膀》一书，共17万字，是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社等单位指派，赴柴达木油田对青年典型秦文贵事迹进行採访所写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发行，用他自己在该书的后记所载，《蝉蜕的翅膀》一书的完成是用“十天左右的採访，十天左右的写作，同时还和我的同事一起采写了适用于《中国青年报》的三篇长通讯”。这些有趣之处给本案增添了不少色彩。 根据本案的特点，我认为张建伟的《蝉蜕的翅膀》一书使用了刘元举《西部生命》一书的内容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以下三个问题将成为本案争议的焦点，1张建伟在《蝉蜕的翅膀》一书后的“引用参考文献”中列举了《西部生命》一书中的第3页至第102页共9篇散文，这是不是着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还是构成对《西部生命》的剽窃？2张建伟《蝉蜕的翅膀》一书中有5段文字註明该段文字是一位作家的“描述”或者“说”的，并改变了引用文字的字型和字号，这是不是着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还是构成对《西部生命》的侵权？3张建伟的《蝉蜕的翅膀》一书是受团中央等部门指派创作的，其职务行为对本案侵权及承担责任是否带来影响？ 7月24日下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刘元举和张建伟都没有到庭，张建伟更换了律师，有四五家媒体的记者参加了旁听。庭审前，张建伟的律师当庭向法庭提供了答辩状及16份证据材料共54页，厚厚的一个档案袋。审判长向我解释说，由于“非典”的原因，张建伟向法庭申请延期举证，并得到批准，所以才当庭出示证据。审判长同时徵求我的意见，是否需要时间研究这些证据，如果需要可延期开庭。 我详细翻看了这些证据，其内容基本都在预料之中，所以我没有申请延期审理。 如我预料的那样，张建伟在答辩状中提出了如下答辩意见：1创作《蝉蜕的翅膀》一书，是受团中央和报社委派完成政治任务，属于职务行为。上级单位应当澄清事实，承担相关责任。2创作《蝉蜕的翅膀》一书，合理使用了刘元举的《西部生命》一书的内容，并没有侵犯其着作权。在创作《蝉蜕的翅膀》一书时，参考引用了刘元举书中的部分内容，均在《蝉蜕的翅膀》一书后所附的“引用参考文献”目录中予以註明，谈不上所谓抄袭剽窃。 3出于尊重刘元举及其作品，在创作《蝉蜕的翅膀》一书过程中，已经通过组织向刘元举通报过使用其作品的情况。4愿意消除误解，妥善处理双方的纠纷。 在法庭审理中，双方为了证明各自的主张，均向法庭出示了证据，并进行了质证。 张建伟的律师向法庭出示了三部分证据，共16份。第一部分，证明张建伟创作《蝉蜕的翅膀》一书是受团中央指派，为完成政治任务而履行的职务行为。第二部分，证明宣传秦文贵是团中央、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1999年的重大政治任务。第三部分，证明张建伟使用刘元举作品系合理引用，出示的证据有：《蝉蜕的翅膀》一书所附“引用参考文献”复印件；张建伟所写的采写《蝉蜕的翅膀》一书前后；中国青年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周志春的证言；中共中央宣传部秦文贵先进事迹宣传方案；青海石油报社出具的刊载《蝉蜕的翅膀》后未向张建伟付过稿酬的证明。 对于张建伟的律师出具的上述证据，我提出了质证意见，我认为第一、二部分证据中除第8份证据与本案有关外，其余证据对张建伟是否构成侵权均没有直接关系，均不能证明张建伟不构成侵权。因为张建伟创作《蝉蜕的翅膀》一书即使是受团中央等组织指派而履行的职务行为，但这些证据并没有证明团中央等组织曾指示张建伟在采写秦文贵先进事迹时可使用刘元举的作品，也没有证明团中央等组织对《蝉蜕的翅膀》一书承担了除署名之外的其他任何权利，如受奖励、获稿酬等，所以如果张建伟构成侵权，承担责任的仍是张建伟，而不是团中央等组织。宣传学习秦文贵的先进事迹是无可非议的政治活动，秦文贵扎根荒漠17年，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确实是英雄，是模范，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都应该向秦文贵学习。但这与张建伟在采写秦文贵事迹时侵犯他人着作权没有任何关系，恰恰是张建伟把刘元举对西部的独特情感和感受移植到了秦文贵身上，这是在损伤英雄人物。不能因为秦文贵是英雄，张建伟采写其先进事迹时，就可以侵犯刘元举的着作权并可以不承担责任。关于第8份证据，恰恰证明了《蝉蜕的翅膀》一书印数为2万册，销售19076册，而张建伟律师所说的销售情况与该证据不符。对于第三部分证据，我提出异议，指出这些证据不能证明张建伟是在合理引用，并在法庭辩论阶段作了详细论述。
第45页 《西部生命》说法(5) 在法庭辩论中，我除反驳了张建伟提出的其作品属职务创作，不应由其承担责任的主张外，重点阐述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原告刘元举是《西部生命》一书的着作权人，对《西部生命》一书依法享有着作权，并受法律保护。 原告从1988年起曾两次深入到我国西部地区体验生活，并历经了长达七年的时间，才创作了散文集《西部生命》一书。原告为该书的写作耗费了极大的艰辛和心血，在一次体验生活中，原告曾被捲入到西部的大沙尘暴中，这次历险使原告不仅对西部有了深刻的感悟，甚至对那里的沙子都有刻骨铭心的感情，从而创作出了《悟沙》这篇散文。可以说，原告是用自己的心灵和血肉去真正贴近那片土地，是用自己的真情和血汗去讴歌那里的人们。老作家李若冰先生曾带病为该书作序，他在《嚮往西部》一文中，曾这样写到：“你字里行间洋溢着激情，蕴涵着一种思考，一种智慧，一种精神，完全属于你自己心灵的呼唤。无论是你在黄河源头对生与死的感悟，还是在花土沟油田遭遇沙尘暴袭击的狼狈；无论是对大自然变迁的追索，还是站在冷湖纪念碑前的忧伤；以及你对生活在荒漠中各种人物的动人素描，我都无不觉得你情感河流的波涛时而喷薄汹涌，时而平静如水，时而碧波荡漾，时而哀婉流泻。 我相信，相信你对西部感情的投入，更相信你产生的那种感觉：‘我太偏爱这片土地了！’” 可见，《西部生命》是原告用心血把对西部的特殊情感和哲思凝聚成文字、升华成篇章，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所以，《西部生命》获得了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第二届东北文学奖等多项奖项。其中部分篇章被翻译介绍到国外(法文版、英文版)。 根据我国《着作权法》第二条第一款关于“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着作权”的规定，和第三条关于“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一）文字作品……”的规定，及第九条关于“着作权人包括：（一）作者……”的规定，原告作为《西部生命》一书的作者，是《西部生命》一书的着作权人，对《西部生命》一书依法享有着作权，其着作权受法律保护。 二、被告张建伟的《蝉蜕的翅膀》一书剽窃了原告《西部生命》一书的内容，其行为构成了对原告着作权的侵害。 被告在《蝉蜕的翅膀》一书中，有60多处剽窃了原告《西部生命》一书的内容，有的甚至是原封不动，一字不差的照搬，有的是个别文字略作改动，据为己有。被告还剽窃了《西部生命》一书的细节、具象化描写、故事情节和极具特色的西部感悟，如《西部生命》27页第二自然段：“那一次孤行，给了我许多宝贵的生命体验，我储蓄着，珍藏着，培植着，生怕流失得太快。毕竟……”而在《蝉蜕的翅膀》127页：“在此后的日子里，秦文贵庆幸自己在出国前有过这样一次墓地祭奠。它给了他许多宝贵的生命体验， 他储蓄着，珍藏着，培植着，生怕流失得太快。毕竟……”而且被告张建伟把原告独特的艺术感受移植到了《蝉蜕的翅膀》一书的主人公身上。如《西部生命》第48页写到：“黄沙便把单调的大戈壁搞得活泛开来。它们过分热情地扑向过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就去亲吻就去拥抱，热烈疯狂，缱绻缠绵，完全是一种自己的方式。”而在《蝉蜕的翅膀》第14页中却变成了：“秦文贵发现，就这么一卷，黄沙便把单调的大戈壁搞得活泛开来。它们久久地飘扬着，过分热情地扑向过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就去亲吻就去拥抱，热烈疯狂，缱绻缠绵，一派无限爱恋的样子。”凡此种种，在这里也不一一列举。原告刘元举曾经这样告诉我：被告“这是将《西部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精华掰成碎片，点缀在《蝉蜕的翅膀》里，把我在黄河在柴达木的哲理和思想发现，通过《蝉蜕的翅膀》主人公之口据为己有。” 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我国《着作权法》第二十四条关于：“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着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的规定，和第四十六条关于剽窃他人作品的是侵权行为的规定，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所谓剽窃，就是将他人作品的全部或部分，以或多或少改变形式或内容的方式，当做自己的作品发表。或将他人的作品改头换面，删节补充，窃其精华。剽窃行为不在于剽窃的部分是否可构成一个独立的作品，而在于剽窃的部分是属于他人享有着作权的作品中的内容。我国《着作权法》所以将剽窃行为定为侵权行为，是因为着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的具体表达形式，这个具体的表达形式是作者依靠自己的智力活动创作出来的，而不是靠照抄、照搬他人作品的结果。剽窃他人作品，不仅侵害了原告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也欺骗了读者，欺骗了公众。剽窃他人的智力创作成果，并将它据为己有，与将他人的有形财产据为己有，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两者均为不劳而获，因而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本案原告曾两次去西部荒漠，并历经七年时间用他的真情和血汗创作了散文集《西部生命》一书，而被告仅用10天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报告文学《蝉蜕的翅膀》一书，其中把《西部生命》一书中最有价值的精华据为己有。特别是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真实，不能虚构。而《蝉蜕的翅膀》一书却把原告对西部独特的艺术感受，移植到了他的主人公身上。这是典型的剽窃行为，同样也是一种造假行为。
第46页 《西部生命》说法(6) 至于被告提出在创作《蝉蜕的翅膀》一书过程中，己经通过组织向刘元举通报过使用其作品情况的主张，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而事实上，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向刘元举通报过张建伟要使用《西部生命》。刘元举从未同意，也未通过他人表示同意张建伟使用《西部生命》一书。 三、虽然被告张建伟在《蝉蜕的翅膀》一书的引用参考文献中，列举了《西部生命》，但这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着作权，不能掩盖其剽窃行为。 我国《着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着作权人的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着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其中列举了十二种情况。而被告的行为与这十二种情况都不相符，因而不属于合理使用。他既不是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也不是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因为被告的《蝉蜕的翅膀》一书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真实，不能虚构。被告写的是秦文贵的事迹，秦文贵对西部当然有他独特的情感和感受，而被告在用报告文学写秦文贵时，却把原告对西部的情感和感受移植到了秦文贵身上。作者写文章是一个创作过程，创作，需要时间和独立的构思，并运用技巧和方法通过文字来反映自己的特点和个性。虽然有时也难免引用他人文章，特别是为了说明问题，论证观点时往往要引经据典，但绝不像被告这样，把《西部生命》散文集作者的独特感受中最精华的部分照搬到自己的报告文学中去，这不是为了说明某个问题，不是合理使用，而是典型的剽窃。 虽然被告在《蝉蜕的翅膀》一书的引用参考文献中，列举了《西部生命》一书，但这种列举并不能使读者区别出哪些内容是刘元举《西部生命》一书的内容，而非被告的创作，仍会使读者误认为都是被告的创作。被告的这种列举实际上是在掩人耳目，这对被告构成剽窃，没有任何影响，难道声明偷窃了别人东西的人，就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吗？如果照此逻辑，只要把别人的作品列在参考文献中，就可以任意照搬别人的作品，哪个情节精彩，就用哪个情节，哪个片段对自己有用，就用哪个片段，那岂不真成了天下文章一大抄了吗？还何谈文学创作和着作权保护？真正的合理引用，不仅要註明所引文字的具体出处，还应把所引用的文字加上标註作为区别，而且还必须是为了说明某一问题或为了介绍、评价某一作品而适当引用。 需要指出的是被告在引用参考文献中，对《西部生命》的列举与他实际剽窃的地方也不尽一致。如他列举了《西部生命》第3至9页“从渤海到瀚海”，可他并没有引用其中的文字，他有几处剽窃了《西部生命》122页之后的“忧郁的敦煌”的文字，却在参考文献中没有列举。这也足以证明他是在用参考文献来掩盖其剽窃的真相。同时，他把《西部生命》从第3页至第102页都作为参考文献，实际上是把《西部生命》任意剪裁，为我所用。被告在引用《西部生命》内容时，只有一处註明是刘元举的，其余都没有註明，其给读者的印象只能是除了註明的之外，都不是刘元举《西部生命》的内容。所以，被告虽然在参考文献中列举了《西部生命》，但其仍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他人着作权，而完全符合剽窃的构成要件，所以被告的行为是对原告着作权的侵害。 被告在《蝉蜕的翅膀》一书中引用《西部生命》一书的部分内容时，虽然有5段文字计1000余字註明该段文字是一位作家的“描述”或者“说”的，并改变了引用文字的字型和字号，但却没有指明作者的姓名及作品名称，这种引用方式，仍然不能让读者了解所引用内容的出处和作者的身份。这仍然是一种侵权行为。 四、被告张建伟应依法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我国《着作权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 承担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五)剽窃他人作品的 ……”本案被告剽窃了原 告《西部生命》一书的内容达60余处，依法应承担上述民事责任。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着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着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託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根据这一规定，原告在请求被告支付侵权赔偿金额中包括为此诉讼所支付的差旅费、律师费的请求是合理合法的，应当予以支持。 在开庭之后，张建伟通过审判员向刘元举再一次表示了愿意对本案进行和解，刘元举考虑再三，表示了同意。张建伟第一次亲自给刘元举打了电话，他们约定由双方的律师具体协商。在经过几次通话后，还是没有谈到实质问题，最后我给对方律师打电话，寻问其究竟是什么意见，对方终于提出：张建伟使用了刘元举的着作没有经过刘元举，这显然是不对的，张建伟要向刘元举道歉，但是，刘元举给媒体说了那么多伤害张建伟名誉的话，是不是也得给张建伟道个歉呢？我听了之后，感觉到对方根本没有和解的诚意，但我还是把对方的意见转告给刘元举，刘元举当然不能接受。我们把这一情况向审判员作了通报，我们只能等待法院的判决。
第47页 《西部生命》说法(7) 2003年9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宣判，刘元举正好在北京学习，他亲自去法院接受了宣判并领取了判决书。 判决书在本院查明的事实部分中载明：“经本院对此，《蝉蜕的翅膀》一书多处使用了与《西部生命》相同或相似的文字，共计4000余字。内容包括刘元举通过採访获知的故事、刘元举对中国西部景象的描绘、刘元举对中国西部的独特的感悟和思索，并且《蝉蜕的翅膀》一书有多处把刘元举对中国西部的感受和思索移植到了其主人公秦文贵的身上。”“另外，《蝉蜕的翅膀》一书中还引用了《西部生命》中6段文字，共计1000余字，没有指明作者姓名及作品名称。” 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中指出：“原告刘元举对自己创作的《西部生命》一书享有着作权，受法律保护。”“被告张建伟在其撰写的《蝉蜕的翅膀》一书中未经刘元举许可使用了与刘元举创作的《西部生命》作品中内容相同或相似的文字，虽然张建伟在《蝉蜕的翅膀》书后所附‘引用参考文献’列出了刘元举所着《西部生命》一书，但张建伟使用刘元举作品的行为不属于着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情形，在书后附录的参考文献的书目也不能认定为着作署名，故张建伟的行为己构成侵犯刘元举着作权的行为，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的法律责任。”“关于张建伟在《蝉蜕的翅膀》一书中引用刘元举作品1000余字一节，根据我国着作权法的规定虽然可以不经刘元举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其未为刘元举署名并未指明作品名称的行为仍应认定构成侵犯刘元举的着作权。”“张建伟提出其创作《蝉蜕的翅膀》一书是接受团中央等单位的委派，该书的一切法律责任应由委派单位承担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团中央等单位虽委派张建伟採访并撰写秦文贵的先进事迹，但没有证据证明团中央等单位曾指示张建伟使用刘元举的作品，也没有证据证明团中央等单位对该书承担了除署名以外的其他任何权利，故对张建伟的主张本案不予支持。” 判决书最后判决：一、张建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二、张建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向刘元举公开赔礼道歉（内容须经本院核准），愈期不执行，本院将在一家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公布本判决内容，费用由张建伟承担；三、张建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元举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3600元；四、张建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元举赔偿为本案诉讼合理支出的费用及律师费共计人民币7981元。 对于这份判决，刘元举基本上是接受的，因为尽管赔偿经济损失的数额偏低，可刘元举当初打这场官司毕竟不是为了钱，而是要明辨是非。客观的看，这份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总的说来是一份有相当水准的判决书。 经过了漫长的二年半时间，终于等来了这份判决。当刘元举接到这份判决书后，并没有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因为时间己经把他拖得有点麻木，同时这还仅仅是一审判决，据以前的经验，张建伟还是要上诉的，本案还没有最后了结。 果然，张建伟在上诉期内提出了上诉。 我们仔细研究了张建伟的上诉状，又认真讨论了二审诉讼的策略，出于策略的考虑，我们决定刘元举也提出上诉。张建伟的上诉理由是：1其没有隐瞒《蝉蜕的翅膀》使用《西部生命》一书4000余字的事实，己在书后的“引用参考文献”中註明了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以及所使用内容的篇章和页码，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为抄袭剽窃是错误的；2所引用《西部生命》800余字的内容，在《蝉蜕的翅膀》中改变了字型和字号，註明了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以及所使用内容的篇章和页码，属于合理使用，一审判决仍认定构成侵权没有根据；3创作《蝉蜕的翅膀》是上级委派的政治任务，属于职务创作，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委託创作方承担。 我为刘元举提出的上诉理由主要是：《蝉蜕的翅膀》一书出版发行2万册，在报纸上连载，还获奖金5000元，一审判决张建伟赔偿经济损失的数额过低；刘元举为本案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及律师费，一审判决仅支持了一部分不知根据何在。说实在的，本案现在己经终审判决，但至今我仍不清楚本案的经济损失数额和律师费法院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这就是己经有人提出的法院判决内容应透明的问题。 2003年12月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张建伟聘请的二名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在庭审中，我对张建伟的上诉理由提出了充分的反驳意见，我强调指出：一审判决已定张建伟的行为已构成对刘元举着作权的侵犯，并判决张建伟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的法律责任是正确的，应依法予以维持。张建伟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我特别论述了：张建伟的行为不符合着作权法关于合理使用的规定，而是剽窃行为。剽窃与合理使用是有本质区别的，所谓剽窃，是未经他人许可，将他人作品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以或多或少、或原封不动或改变形式的方式，当做自己的作品发表，本质上是一种不劳而获。而合理使用，是依照我国着作权法的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在本案中，根据我国《着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着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着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如果符合这一规定，就是合理使用，否则就是剽窃。我还指出：张建伟提出的系职务创作，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委託创作方承担的主张，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没有根据。既然没有侵权不承担责任，又何谈由委託创作方承担责任呢？按照张建伟的逻辑，就是他没有侵权，也没有责任。要有责任，也不是他的，而是委託创作方的，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第48页 《西部生命》说法(8) 终审判决后，刘元举与律师赵星奇在接受记者採访 通过二审开庭，张建伟并没有任何新的证据证明其不是剽窃而是合理使用他人作品，也没有什么新的观点能支持其上诉主张。 2003年12月1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二审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护原判。 三年的艰难诉讼，终于画上了句号。 本案的诉讼结束了，但通过本案应该给人们留下许多的思考，特别是我国加入wto组织以后，如何更好的保护智慧财产权，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2 浅议抄袭与剽窃 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副司长 许 超 抄袭与剽窃在字典上是两个词，释义略有不同，但是，字典的解释不是法律术语。着作权法所称抄袭、剽窃，是同一概念（为简略起见，以下统称抄袭）。2003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西部生命》诉《蝉蜕的翅膀》案作出一审和终审判决。案件涉及的正是抄袭问题。我读了北京市两级法院的判决后，感到深受启发，学习到很多有益的知识，也联想起一些有关的问题。于是，改变原来的就事论事写评论的想法，试图就抄袭类案件普遍存在的问题发表一点感想。有误之处，欢迎各界批评指正。 一、着作权保护什么，不保护什么 本案争议的虽是抄袭，但是，要将问题说清楚，必先明确一个基本概念：着作权保护什么，不保护什么。本案中，当事人对于“哲思”“细节”“具象化描写”“故事情节”“感悟”“艺术感受”等的相同或者近似，当成是否构成抄袭的依据。愚以为，对于这些概念，须逐一区分，不可一概而论。 根据各国都承认的理论，着作权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概念、发现、原理、方法、体系和过程，简言之，着作权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确立这一基本原则，主要出于以下考虑：各国着作权法赋予作者的权利是一种专有权利，即一旦这项权利归某个人所有，其他人如果要利用产生这项权利的作品，都必须经过着作权人的许可。如果着作权也保护思想，某种思想就会成为创造这种思想的人的专有财产，任何人都不能再随便利用这种思想。这就会导致思想被某个人垄断，思想的交流会受到阻碍。而思想不能垄断，允许自由流动是各国的基本国策。着作权立法和其他智慧财产权立法也必须符合这条基本国策。立法的本意是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如果将思想视为某个人的私有财产，无疑会给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造成极大障碍。 具体到本案， 诸如“哲思”“细节”“具象化描写”“故事情节”“感悟”“艺术感受”等，哪些属于着作权保护的表达，哪些属于着作权不保护的思想，则应具体研究，具体分析。从字面看，“细节”“具象化描写”“故事情节”等，更接近“表达”的内涵，因此可简单地划入着作权保护的范畴。 至于“哲思”“感悟”“艺术感受”等，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而言，这些概念更接近着作权不保护的“思想”。但是，在未进行具体对比之前，不好就原被告之间的“哲思”“感悟”“艺术感受”等是否存在抄袭下结论。原则上讲，如果被告利用了原告创造的思想，但是并未以原告的表达，而是以自己的表达再现该思想，则不属于侵犯原告的着作权。但是，被告是以原告的表达再现其思想，则显然是对原告着作权的侵犯。 这里要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抄袭和着作权法所界定的抄袭是不同的 概念。日常生活中，对于将他人思想窃为己有的行为也称抄袭，例如，上段提到的未以他人的表达， 而是以自己的表达再现他人的思想，但是却声称是自己创造的思想的行为，通常被称为对他人思想的剽窃。严格地说，这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谴责，而不属于着作权法应调整的行为。这种现象正好解释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道德不同于法律。 二、抄袭和非法复制的区别抄袭，指将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 认定抄袭侵权与认定其他侵权行为一样，需具备四个要件：第一，行为具有违法性；第二，有损害的客观事实存在；第三，和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第四，行为人有主观过错。由于抄袭物需发表才产生侵权后果，即有损害的客观事实，所以通常在认定抄袭时都指经发表的抄袭物。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是，抄袭指将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发表。 从抄袭的形式看，有原封不动或者基本原封不动地复制他人作品的行为，也有经改头换面后将他人受着作权保护的独创成份窃为己有的行为，前者在着作权执法领域被称为低级抄袭，后者被称为高级抄袭。低级抄袭的认定比较容易。高级抄袭需经过认真辨别，甚至需经过专家鑑定后方能认定。在着作权执法方面常遇到的高级抄袭有：改变作品的类型将他人创作的作品当做自己独立创作的作品，例如将小说改成电影；不改变作品的类型，但是利用作品中受着作权保护的成分并改变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将他人创作的作品当做自己独立创作的作品，例如利用他人创作的电视剧本原创的情节、内容，经过改头换面后当做自己独立创作的电视剧本。
第49页 《西部生命》说法(9) 对于人所共知的历史素材、自然科学知识、地理知识等反映历史事实或者客观事实的素材的利用，对于人类社会的共同文化财富的利用，不属于抄袭。如果某种思想的表现只有惟一或者有限的几种形式，例如公式的表达，定义的表达，某个行业或者专业约定俗成的惯用形式，对于这些思想的表达出现相同、雷同或者近似，不能认为是抄袭，因为这类表达不存在发挥独创性的空间，任何人在表现同一思想时都必须採用同样的形式。 如上所述，着作权侵权同其他民事权利一样，需具备四个要件，其中，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对抄袭侵权的认定，而不论主观上是否有将他人之作当做自己之作的故意。 对抄袭的认定，也不以是否使用他人作品的全部还是部分、是否得到外界的好评、是否构成抄袭物的主要或者实质部分为转移。凡构成上述要件的，均应认为属于抄袭。 所谓非法复制，指除着作权法另有规定外，复制他人受着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或者作品片段。着作权法所说的复制，除了原样复制外，还包括经过改头换面的复制。 抄袭与非法复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除了侵犯他人的着作财产权，还侵犯他人的着作人身权，特别是署名权;而后者主要侵犯他人的着作财产权。从拙文为抄袭所下的定义看，抄袭的要害是将他人之作窃为己有，即北京市高级法院对本案判决中所说的“抄袭的主要特徵在于将他人创作当做抄袭者自己创作，它的结果会使读者对所使用内容的创作者身份产生误解，误以为所使用部分是使用者独立创作完成的”。简言之，凡客观上起到“使读者对所使用内容的创作者身份产生误解，误以为所使用部分是使用者独立创作完成的”作用的，就属于抄袭，反之，就可能属于非法复制侵权，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三、合理引用与抄袭和非法复制的关系 除了以上谈到的抄袭和非法复制概念外，本案还谈及着作权法允许的合理引用概念。关于“合理引用”，着作权法第二十二条首先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着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着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另外，修订前的着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引用目的仅限于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二）所引用部分不能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分；（三）不得损害被引用作品着作权人的利益。”现在来看，上述规定仍不过时，是正确的。十余年来，执法部门在界定某种行为是否符合着作权法规定的适当引用规定时，也是按照以上三点考虑的。 综上，什么情况下“引用”才算合理，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引用他人作品，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对此，着作权法规定，引用的目的仅在于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也就是说，某些情况下，可能根本不存在合法的引用目的，例如，编教科书时将他人的作品当做教科书的某篇章，不属于着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所说的合理引用，而应属于复制他人作品的行为。这种情况下，使用人虽然指明所使用的作品的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但是，这种使用行为不符合着作权法规定的合理引用的目的，而是根据着作权法的规定，应当经作者的许可方可使用。如果未经作者许可就使用其作品，则属于对作者着作财产权，主要是复制权的侵害。例如，本案系争的第一部分的4000余字，法院认为构成抄袭的理由是引用人採取的“参考文献的方式不能将他人创作与”引用人“的创作区别开来”，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引用人採取了能将他人之作与引用人的创作区别开来的方式，是否就不侵权?恐怕不能得出这种结论，因为在本案涉及的条件下，不存在合理引用的目的。 第二， 所引用部分不能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分。规定这一要件的目的主要在于制止不正当地使用他人之作。 第三， 不得损害被引用作品着作权人的利益，这主要指第二十二条开头讲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着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这一点也是某些情况下区分引用和抄袭的界限。某些情况下，引用人引用他人的作品可能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 所引用部分也未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分，但是，未指明被引用作品的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以致“读者对所使用内容的创作者身份产生误解，误以为所使用部分是使用者独立创作完成的”，此时的行为显然也是对被引用作品作者权利的侵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 读者误以为被引用部分是引用人之作，引用人不当地占有他人着作，无论其主观目的如何，客观上起到将他人之作窃为己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被引用作品作者对引文的作者身份地位受到动摇，其着作人身权，即表明作者身份的署名权受到侵害。 四、如何註明出处 综上，可见註明出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正确地註明出处，即使引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目的，最多只构成对复制权的侵害，也不至于被指责为抄袭。如何才算正确地註明出处，愚以为，不同的场合应适用不同的标准。
第50页 《西部生命》说法(10) 对于直接引文，除引文应加引号，使读者从直观上就明白此段文字不是引用人所作的外，还应在适当位置註明引自哪部作品，作者姓名，出版物的页码，出版单位，出版时间，以备读者查阅。所谓适当位置，应以读者能够顺利查找核对为准，倒不一定非位于引文同页或者紧跟引文之后，或者位于文末不可。如果引用人採取了一定的方式，说明引文非其所作，但是“所採用的方式难以让读者明了 所引用的内容的出处和作者的身份”(摘自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判决)，这种註明方式则是有欠缺的，虽然排除了引用人将他人之作窃为己有之嫌，但是，却违反了着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不得侵犯着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即署名权的规定，因此，仍然侵犯了被引用人的合法权利。 对于间接引文，虽然不加引号，但是对註明出处的要求与上段相同。 引用人以自己的表达再现被引用作品的，例如简述一个故事或者一篇文章的观点，能够註明发表引文的出版物页码当然最好，不能註明的，至少应註明被引用作品的名称，作者姓名和出版物的出版时间及出版单位。 以上是对一般情况而言。对于名言，名句的引用，如果不註明出处也不致读者误解的，则不需要註明出处，例如引用一句着名的唐诗，或者一段脍炙人口的名人名句。 不需要註明出处的特殊情况还应包括着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所说的“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出处的情况。例如，广播电视节目之间的短暂间隙播送的音乐，或者广告中出现的文学艺术作品。从使用惯例来讲，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提供註明出处的机会。但是，这不等于说，广播他人的作品或者利用他人的作品制作广告不需要经过着作权人许可。 总之，註明出处的原则是使读者能够明了被引用作品的作者身份，并具备查阅的可能。这是着作权保护的一般原则，凡能够註明出处的，必须註明，只有在“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 出处的特殊情况下，可以不註明出处，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致使读者对所使用作品的作者身份产生误解。 五、职务作品 关于职务作品侵犯他人着作权的情况下，是由职务作者承担责任，还是由作者的单位承担责任的问题，拙文除完全同意北京市两级法院的观点外，还想从另外的角度谈点看法。 第一，职务作品虽然是职务关系下的产物，但是不同于一般的职务关系下产生的产品。一般情况下，职务关系产生的产品的所有权属于单位。其引起的责任也应由单位承担。这是不言而喻的。职务作品则不同，虽产生于职务关系，但是，如果没有约定，其着作权属于作者个人，而不是单位(只有电影作品和主要是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体等职务作品除外)。此外，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着作权法都有一条基本原则： 如无反证，在作品上署名的人推定为作者，即作品署名为个人的，着作权属于个人;署名为单位的，着作权属于单位。如果只强调个人署名，责任却由单位承担，是不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着作权法的这些规定，一方面在于鼓励作品的创作，另一方面在于文学艺术作品首先是作者的精神劳动产品，含有作者的人身权成分，不可简单地套用一般物质产品的规则。这也是着作权法在权利种类、权利归属、权利交易等方面有较特殊规定的缘故。 第二，职务作者与单位之间的职务关系是种内部关系。这种关系是单位以外的人包括被侵害人不了解的。通常，读者了解作品的作者身份只能从作品的署名推定。当发生侵权，特别是抄袭情况下，读者误以为侵权作品的署名人是真正的创作者;被侵权人只能通过署名追究侵权人的责任。上述“如无反证，在作品上署名的人推定为作者”的原则说明，根据署名推定的作者，不仅享有确认作者身份的权利，也承担侵犯他人权利的责任。如果以职务作者和单位之间的职务关系为由不承担侵权责任，实际后果是侵权责任无人承担。无论从法理，还是从实际出发，这都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职务作品侵权的归责，不仅仅是抄袭案件遇到的，也是几乎所有着作权侵权案件遇到的普遍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各界对着作权法律规定的了解普遍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反映出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还相当顽固，发此议论是因为大多数人还不习惯去思维：着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绝大部分是个人创作(像本案当事人创作的这类作品，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由单位名义发表的可能)，即使是法人作品，也离不开活生生的人的智力创作，即使绝大部分作者是有工作单位的，也推翻不了这个事实。 3 三年前，三年间 传媒人士 侯小强 几个月前，元举兄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够去法院旁听庭审结果。我答应了。 但是后来终于还是没有去，可能是这场官司拖的时间太长了（有三年之久），我已经懈怠或者疲惫；也可能是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热血沸腾，视正义为人生第一需求；或者仅仅是工作太忙，疲惫的要命。我只是记得那天下了很大的雨。那时候可能正好是春夏之交，万物正在欣欣向荣地成长。
第51页 《西部生命》说法(11) 后来，元举兄给我打电话，说结果总算是出来了，他嬴了。他说我嬴了的时候，我好像没有特别多的兴奋，他好像也没有，像是在等待一个早应该属于他的东西。好像还有很久的沉默。三年了。从2000年初到现在，三年多的时间，可以给一个人埋藏下疲惫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也可以让脆弱的正义在风雨中磨砺，成长为伟岸的大树。 我突然想起了三年前，我在一场飘着大雪的黄昏后参加元举兄的发布会。我从西单图书大厦的地铁口出来，迎面而来的是让人窒息的寒气。我看到酒店门口， 元举兄正站在那里。他充满了此役必胜的信心。随他而来的《辽宁法制报》记者后来发了篇大幅报导，好像是叫“南下北京，一个人的战争”什么的。悲壮而坚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元举兄。 这个时候，我正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每天主要任务是选择图书，然后写书评。经常浏览各类文化新闻。在全国各地认识了不少文友。每天我都要打开信箱仔细寻找线索。不经意间，发现了律师曲颉写给我的一封信。内容是《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张建伟在一本歌颂石油英雄秦文贵的图书中大量抄袭了着名作家刘元举《西部生命》的章节。更具有戏剧性的是两人分别因为这两本书获得了“中华铁人文学奖”。在这封信中，曲颉还附录了两本书的对比。那些出奇相似的文字明白无误地让我贊同曲颉的观点。 虽然如此，我还是不太敢相信张建伟敢于公开抄袭另外一位大作家的文章。 出于谨慎，我给曲颉电话确认了一遍。电话里那个东北人的热情与义愤让我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张建伟的作品我曾经看过，我床头就有一本，是历史报告文学，属于贺雄飞编辑出版的黑马丛书。在这本书中，张建伟被誉为中国第一记者。这样的人会抄袭别人的作品？或者说会如此公开而肆虐地肢解别人的作品？但事实是曲颉发来的传真给了这个中国第一记者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的本职工作是写书评。生性似乎胆怯并懦弱。但是我对新闻天生敏感，对所谓正义充满了敬意。那天晚上，我写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报导（因为当时没有保存，所以已经遗失）。第二天，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开始逐个给媒体打电话。 我想当时肯定我很冒昧。但是我什么都不顾了。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大记者会如此猖獗？当时我肯定有很多好奇心。 忘记了我到底打了多少个电话。到今天我还记得元旦的那天中午，我在寝室里拨打一个传呼，是北京某主流媒体的热线，号称是留言必复。但是我多次留言一直没有回音。之后的日子里，我联繫了北京、南方的众多媒体，几乎联繫了我认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各种传媒。结果几乎都是让人失望。有的报社听说我报料，起初还很认真，后来听说是《中国青年报》的高级记者，马上就说这个事情不好办，让我等信；有的报社则忧心忡忡地向我索要证据，问我有证据吗？没有证据就别乱说，很危险。就算有了证据，也必须法院立案之后才能报导；还有的报社很警惕地问我是什么人？非亲非故，干嘛如此热心；有的报社则很明确地说如果是别人还很好办，可是张建伟就不一样了。一方面大家都是记者，都要出去混，记者圈子也有潜规则，另外一方面，张建伟是名记者，关系也不错，不便报导。 我感觉到了绝望。好像热血扑在雪上。但是，我将感谢两家媒体，《北京晨报》和千龙新闻网，在我接触的众多媒体中，仅有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让整个真相暴露在阳光下面。尤其是千龙网记者部主任阿良，前后追踪，撰写了大量的报导，深入真相，让人敬佩。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我这么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如果是今天，我还会这样做吗？为了一个陌生人，挑战潜规则，得罪业内人物，我没有答案。可能确实是冥冥中的一种力量，让我们奋斗前行。“让无力者有力量，让悲观者前行”。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出了《西部生命》。这一翻就是一个晚上。我大概能想到，处在人生绝望中的元举兄身处在沙漠中，面对如血的苍阳，凝滞的时间和地理，奔跑的黄羊或者衰老的狼时候升腾起的感受。这些感受感同身受。 有一些媒体总是不能忘记用恶意揣度元举兄，说不过是要炒作云云。其实还是不理解他——一个用生命和鲜血去写作灵魂的人。 这场官司几经曲折，先是管辖地之争，后来张建伟提出私了，再后有组织出面做工作，一直似乎不顺利。三年间，反反覆覆。让人没有信心。不过正义毕竟还是在今年来了，尽管来得姗姗。 这三年间，有一些人的血性已经被埋没了，有一些正义的边界被打破了。但是仍然有一些力量，持续地鼓励我们前行，让我们知道，错误是要付出代价，正义终究要来。且让我们为这种力量欢呼。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 1 从渤海到瀚海 ——柴达木系列 刘元举 爱自己的家乡似乎无需寻找什么理由。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家乡都那么值得去爱。但是，我却挚爱着我的家乡——大连。城市的美丽自不必说，重要的是那片海域。走得地方越多，走出去越远，就越会觉得家乡的美妙。那摇篮般的大海，不仅摇晃着我童年的梦，也摇荡着我的文学梦。
第52页 许多年了，尽管我的习性我的气质我的口音都已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我仍然无法剪断家乡的脐带。 我喜欢海，别人也喜欢海。所不同的是我喜欢得冒傻气。我可以在白天游泳，也可以在深夜投入大海，在金石滩，在傅家庄，在星海公园我都有过夜晚下海的经历。在白天与夜晚的比较中，我发现夜晚的海要远比白天的海更自由更舒畅更能感受到一种自我的存在，也更能与大海进行交流。 说什么都行，怎么说都行。高兴也行，发怒也行，横着行，立着行，仰着卧着任你扑腾。不必担心被别人碰着或碰着别人。没有城市的噪音，没有高大建筑物的压抑，也没有孩子哭老婆叫的烦扰。你不必去看什么人的眼色，你完全可以无所顾忌。人需要海，是因为海能给人一份宁静，一份开阔，而白天的海是没有这份恩赐的。人生活在城市，要活得好，就得有一 份抗干扰的能力。人的抗干扰能力到底有多大？ 我的这种能力是脆弱的，所以我常常选择一种逃避。我每一次到家乡的海边都可以说成是这样一种逃避。然而，这一次，我的逃避不是到家乡的海边，我是到了一个更博大更辽远的地处。那个地方叫柴达木。 我只身去往柴达木是在阳春三月。从渖阳到柴达木，迢迢万里，在中国的版图上，那只硕大的鸡头与鸡尾之间跨越了好几个省份。途经那么多的城市，却无一能与我们的大连相比。见到那么多的河流，却没有见到海。 进入河西走廊，就进入了荒凉。荒凉得没有一丝柔情，光秃得没有半点掩饰。茫茫瀚海走上一天与走上十天都不会有多大变化。我一直分不清哪里算柴达木的边界，我只能从最荒凉的地段算起。 柴达木是海拔3000米的高原盆地，它的高傲和冷漠使你无法亲近。泛着硭硝的荒漠，像月球的地貌，麻木得寸草不生；那泥岩构造的秃丘，从上到下密实地排列着痛苦的皱褶，不用细看，就会感到那一道道褶子像深深的泪槽，扭扭歪歪，憋憋屈屈。一排秃丘是这副模样，再一排秃丘也还是这副模样，柴达木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秃丘？这些苦难沧桑的面孔，都在 诉说着柴达木的苦难，不管有没有人听，也不管听懂听不懂，它们就这么永永远远地说下去。在我之前，已有许多的文人墨客光顾过这里。他们肯定和我一样，不断地撞见这些个苦难的面孔。爱看你得看，不爱看你也躲避不了。你就是躲了几眼，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又会冒了出来，凄凄哀哀地拦着你。你会仔细地看吗？你会沉浸下来去倾听去感悟吗？你会去理解它们吗？我们生灵之间的相互理解已属不易，而我们对这些非生灵的理解其实更难。我不相信会有和我一样的文人到了这里来，会有心情理解这些荒丘。 我很早就读过一位着名作家写柴达木的文章。那些文章充满感情，还都是些发自内心的感情。他年轻的时候来到这里，写柴达木；他中年的时候来到这里，写柴达木；他老年的时候来到这里，还写柴达木。他写柴达木写出瘾了，就像当今作家写性写上瘾了。他走遍了柴达木，写遍了柴达木。他写了柴达木的所有艰苦，写了石油工人的所有艰辛，却独独没有写这些亘古不变的苦难的面孔。我丝毫没有理由挑剔我的前辈，我只是想说明我们的作家只是关注了柴达木人的疾苦而还没有来得及关注柴达木本身的苦难。柴达木经受了我们不可思议的磨难。 绝不仅仅是这一副副面孔。风蚀残丘——雅丹地貌更让我理解了这片土地的苦难：那片零乱的无今无古的残骇，像巨兽的肢体，像巨人的头颅，还是像一艘艘破船或者游艇？它们更像或大或小的坟冢。那上面随处可见的沉积相，伤痕斑驳，使我恍若看到了两亿多年前的最后一片海水是怎样因为祁连地槽和崑崙地槽的封闭，拖儿带女无家可归。它们愤怒着，挣扎着，企图向北寻求一条生路，可是，强劲的印支运动疯狂地驱使着巴颜喀拉山褶皱迅速隆起，隔断了它们与远洋惟一连接的沟槽，绝望中的任何挣扎都无济于事，只有默默地接受着死亡的折磨。它们接受死亡的安静是任何大兵团在覆没时任何城市在沦陷时所不可能具备的。 无数鲜活的生命深深地沉入地下。在沉积厚度130米至406米的泥岩层中，这些生命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石油资源。那就是冷湖、鱼卡的存在理由。因为石油是生命的凝聚，得到它，也不能不以生命作为代价。公元1954年，中国的石油大军开进了柴达木。从此，这里有了生命，有了城市。 这里的第一座城市是冷湖。冷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石油人已经从这里移到了敦煌。人走楼空，风吹着断壁真感到从里往外的清冷。该走的，都走得差不多了，没走的，过几年到了退休的时候也得走。在柴达木见不到一位老年人，海拔3000米的冷湖不适于老年人生存。也有走不了的，他们就永永远远地留在了这里。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 那一座座荒冢，和雅丹地貌的残丘，和从敦煌出来途经的那一片汉墓群一样，经受着同样辽阔的孤寂，也经受着同样无情的风沙剥蚀。所不同的是，还有些活着的人惦记着他们，怀念着他们。为了让这些亡灵安静一点，人们筑了一堵墙。那堵墙很长很长，可是，仍然挡不住更长的风沙。偌大的墓地只有这一堵墙，敞开处是无边的辽阔。
第53页 多少生命都能埋得下，埋多少生命都显不出多来。这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墓地，可在这里，它仅仅占了小小的一角。 走在这片墓地中，我试图数出这里有多少座荒冢，可是，我无法数得清。我只能被那干枯的花圈和简陋的墓碑弄得难过无比。 这里边没有一个是我的亲人，也没有一个我所认识的人，可是，这里的人有着和我一样的那股痴劲儿。他们在这片瀚海投入的浪漫或理想绝不会亚于我对家乡的渤海湾。据说这里边沉睡着一位从未来过这里的老地质专家，他在有生之年曾多次想来柴达木，均未能成行。 最后一次他下决心来的时候，被病魔击倒。临终遗嘱将遗体埋在这里。埋在这里与埋在别的地方又有多少区别呢？ 柴达木不会被感动的。经历过巨大苦难的柴达木是不会被人类的壮举所感动的。既不会接受伟大，也不会承认永恒。但是，他们埋在这里能够感动作家。不仅感动了我这个东北作家，也感动了那位一直在写柴达木的西北作家。那位作家曾在几年前折了一枝骆驼刺，颤颤地放在了老地质学家的坟头，以寄託深深的哀思。我倒不想在这里放上什么，我觉得放上什么都没有用。我认为人搞的所有仪式都是愚蠢的，重要的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悟性。 这种悟性是我在夜晚的渤海湾里所不可能感受到的。渤海给予我的是轻松，是悠闲，瀚海给予我的是沉重，是压抑。太多了轻松和悠闲就会没有意思，而太多了沉重和压抑就会短寿。 人不能总在一个地方呆着，就是再好的地方呆久了也会呆得萎缩。而且越好越舒服的地方就越容易使生命力萎缩。 生活在渤海边的家乡人并未因为大海的陶冶而获得多少意志，他们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脆弱了。他们的孩子长得都比父母高了，下海时挎着救生圈还得他们的父母牵着手。在这些城市人的影响下，我们的渤海已经肌肉萎缩。那排浪无论下多大的决心鼓多大的勇气，也没有办法撞痛海岸，海岸早已成了一块变了质的大海绵。 海岸麻木了，慵懒了，随之我们的城市也慵懒起来。城市没有激情。没有激情的城市再好也没意思。 渤海在退化，在失去激情。我不知道柴达木当年的那一片汪洋是不是因为失去了激情才遭到欧亚板块与印支板块的撞击，才变成一片不毛之地。 不管它怎么回事，我执拗地相信宇宙需要激情，要不，为什么总有撞击的星矢？ 地球需要撞击，要不怎么会出现这片瀚海？城市需要撞击，生命也需要撞击，否则，时间长了就会迟顿，就会慵懒，就会失去创造的活力。 作家更需要撞击，否则就不会有灵感。编辑也需要撞击，否则就会漏掉好稿子。但愿我的这篇散文能够撞乱枯燥的稿件堆，早日在渤海到瀚海的空间传播，我希望这两个地方的朋友们从中获取一点激情，哪怕是一点点…… 2 河西大走廊 ——西部系列 刘元举 从兰州去往敦煌要穿过河西走廊。还在小学读书时，听老师讲过这条走廊，讲过丝绸之路，讲过敦煌、吐鲁蕃、柴达木，还有阳关、玉门关、火焰山什么的，那是一串迷人的故事镶嵌着这条迷人的走廊，为我那贫瘠而单调的童年涂抹了许多灿烂。说不好是因为对老师的崇拜导致了对这条走廊的神往，还是出于对这条走廊的神往带来了对老师的崇拜，反正那时候做梦都想去那里走一走。 可惜，在我最神往的年龄不曾得到过。 现在，我得以穿行在这条河西大走廊，已经永远失却了三十年前的那一份童真的幻梦。 没必要空嘆岁月的流逝，所能感触到的只是自己最想得到什么的时候，偏偏就得不到，而在自己已经心灰意冷时，却又不大费劲儿地来了机会。这种情况好 像一直伴随着我，莫非这就是我的生存轨迹？ 阳春三月，仍然无法看到春的气息。因为没有色彩的魅力，光秃的四野只有裸露的慷慨和毫不含蓄的坦荡。左侧是祁连山脉，右侧是龙首山脉、合黎山脉，正是这两条山脉的忠实夹护才有了这条河西走廊。在这片时空中感受不到岁月的变化，无论今人还是古人，也不管骑马还是乘车，都不可能打破这里固有的沉寂。 平地和土丘都是一种表情，远处和近处也都是相同的神色。我注意观察那些土丘，它们都不是孤独存在，而是成组排列。谈不上整齐，却有种均衡安逸感。这使我想到，它们在接受阳光抚慰与遭受风雨侵袭的程度是相差无几的，所以它们就没有多少抱怨，没有多少憋屈，不希望改变现状，也没有什么嚮往与激情，就是再过亿万年，它们也会自我满足的，尽管不那么舒展倒也活得下去。它们这种表情使我读懂了整个河西走廊——宽阔与坦荡中，没有一点自我的寻求与渴望。难道就不想有一片茂盛的森林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3) ，一座巍峨的雪峰，一条清凉的大河？ 到了不惑之年，按说对什么都应司空见惯。可我偏偏还那么爱挑剔。我归昝于一种城市病。城市越大所能给予人的想像空间就越小，人的心胸也就越小。你觉得拥挤你觉得烦躁你觉得疲惫你觉得无可奈何。你只有喝酒只有唱歌只有寻欢作乐。你这么做无非是为了某种发泄而已。
第54页 可是，那只不过是一时的宣洩，现代城市人还没有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一个真正的解脱方式。这是城市的悲哀还是人的悲哀？ 在我穿行于这条宽阔的戈壁大走廊时，我的心情一直是沉郁的。孤身一人走这么远的路虽然不是第一次，却仍然有着一种无法排遣的寂寞。行前，我一直在选择或者说在寻找一个伴侣。曾经有好多朋友都说要到敦煌，有的甚至信誓旦旦，可是，真正能够说走就走的人，又在哪里？不是单位有事脱离不开，就是孩子病了，再不就是挑剔季节不好。有位朋友明明已经答应了，可是，到了动身时，却又临时改变了主意。推託的藉口显然是难为情的。我们平时总说活得太累，我们也总说喜欢远游，可我们更多人也就是这么说一说而已。人们都说不喜欢城市，喜欢大自然。可我们真正能够走出城市，又是多么艰难！这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人在城市中所受到的各种羁绊太多了。就算你走出了城市，那么你的心也未必就能走得出来。也就是说，你很难摆脱那种城市状态。 此时，我明明知道已经远离了我的城市数千公里，再也不见了那些高大密集的建筑群落，再也不用担心那些乱蹿的汽车和自行车了，可是，我仍然没有从城市的状态中走出来。因为我看了一下表，正是17点。我想到我的女儿已经放学了，她要去挤公共汽车，她总是丢三落四，她会不会又忘了带月票？我们刚刚从郊区搬进城里，她可以自己坐车上学了，我才得以解放，否则，我还不能说走就走。可是，她刚刚自己学着乘车，车上的人那么多，万一来个急剎车她能站稳吗？她从一上学开始，就是我用自行车驮她上学。五冬六夏，没有一天不是如此。特别让我放心不下的是临走那天晚上的天气预报说有雨，而她要是忘了带雨具的话，就会感冒的。她从小就特别好感冒，几乎所有的流行性感冒她从未躲过。她体质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住房太差。她出生的那间房子本来不是住人的，那是一个俄国人的面包作坊。房子的举架够高了，最难忘的是那条长长的走廊。十几户人家共用这条长走廊作为厨房，共同炒菜时，那种浓烈的油烟无处排放，我们把女儿关在里屋也还是呛坏了气管。她爱感冒还不是因为油烟，而是因为缺钙。房子是西厢，冬天一点阳光也见不到。那个长走廊白天就和夜晚一样，黑咕隆咚，点灯也只能照出周围有限的一团光亮，照不到的地方仍然一片漆黑。除非十几户人家同时开灯。那条长走廊还有老鼠，老鼠不怕人，走起路来迈方步，人走到它旁边也不给人让路，倒是人得给它让路。有时候黑灯瞎火地迈进走廊，不小心就会踩到它，只有踩到它时它才很不满意地躲一躲，倒是把你吓了个够呛。女儿就在这个环境中到了9个月时还不能自己翻身。钙片服量天天递增，却还是健康不起来。 好容易搬了新居，却因为排号排在了最后，没有选择余地，又住进厢房。 还是缺少阳光，她还是感冒不止。 新居的走廊也是颇值得回味的。没有厅，一进门得拐3个弯才能进到厨房。走廊细如鸡肠，两个人不能同时过。幸亏妻子过瘦。我那时好歹有个写作间，尽管它只有4平米。在那个写作间一坐下，我就定定地瞅着曲里拐弯的走廊，越瞅越憋屈，越瞅越来气。 我对城市的走廊真正的反感是在医院里。医院的走廊要比我家的走廊宽阔亮堂。但是，流行性感冒一来，前来打针的孩子挤不进病房就都涌到了走廊，走廊便成了病房。木板长凳子坐着一排挂滴流的孩子，来得早的给你个滴流瓶架，来的晚的没有地方放架，滴流瓶就得由家长举着。天气闷热，一个孩子旁边立着一个家长，孩子烦躁大人更烦躁，加上有的孩子营养太好，血管过细，针头进不去，孩子就哭，孩子一哭，家长就生气了，加之护士缺乏经验也缺乏耐心，你就瞧好吧。最折腾我的是有一次女儿的滴流没打完，妻子又挂上了，我就得在走廊里同时照顾两个病号。那时候我觉得喘不上气了。我没有多余的空间挪动脚步，想往墙上靠一靠，恰好在这时，我看到一位患者往墙上抹鼻涕。于是，墙上那些个黑道道在我看来都是鼻涕状了，我以最大的克制力迫使自己没有呕吐出来。事后，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想吐。 我在西行的列车上对女儿所以放心不下，主要是怕女儿感冒，怕女儿去医院挂滴流。那个走廊太让我想而却步了。别说是病人，就是没有病，进了那条走廊也得感染上病的。我那天离开走廊就差一点昏倒。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出走廊大门，迎面过来的那股风清爽甜蜜得把我浑身吹得成了一张透明的纸了。时过境迁，那种感觉我在城市里再也找不到了。我试图到湖边，到公园，到小树林，到花房，甚至我在假日专程去往海边，我也仍然无法感受到那种风了。小时候我是在海边长大的，我熟悉海边的风，有那么一股腥潮味儿，怎么闻也闻不够。可是，现在城市的海边，风中已经没有了那股好闻的腥潮味儿，不知为什么我总是从海边嗅出一股人体的汗气味儿。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4) 城市的人太多了，再好的地方，人一多，就不那么好了。人满为患。我们的城市 有哪一座不是因为人员太多而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美丽呢？
第55页 有着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城，无论人文文化还是自然景观无不令人神往，可是，真正到了那里，你就会为城市里的一条条发臭的河流而大败胃口。 十里秦淮河当年是一派“桨声灯影”，可是现在呢？那河水被阳光晒得直冒泡，每冒出一个水泡就蹿出一股乌黑的淤泥，就是一股臭水味儿。距河数十米你都能闻到这股臭水味儿。可是，水再臭，临河的大酒店也照样生意兴隆，夫子庙的人也照旧那么多。就连九寨沟也不时可以看到塑料垃圾，如此下去，我们的风景区还能保持几年？ 越是美好的景致，就越怕污染，就越容易污染，可谓皎皎者易污。而河西走廊则不怕污染，也不可能污染。因为这里没有人。没有人的河西走廊显得格外豪放，格外大气。 放眼望去，无遮无掩，无羞无涩，光光亮亮，漾漾荡荡，那每一片地方都散发着阳光，好像阳光就是从那大面积的光秃地面生发出来，辉耀天际。再麻木的空间也不能不受到感动，再孤独再沉郁的心灵也不能不被这热烈奔放的大走廊所融化。我感到我的心地霍然开了一道缝，大戈壁的阳光汹涌而入。那条白俄面包作坊间壁出的黑暗长走廊灿亮了；那条细如鸡肠的拐出三道弯的走廊打开了，一片通透的舒畅；那条挤满患者的走廊呈扇形状随着戈壁阳光的铺排而亮堂起来。这时候，我清晰地感觉到了，我内心那由城市挤压的一个潮湿发霉的角落，冲着戈壁大走廊敞开来，在戈壁的阳光下曝晒。晒得我阵阵作痛也晒得我兴奋无比。我渴望着回到古战场，渴望着面前出现那山崩般激扬的马队，马蹄下飞扬起遮天蔽日的黄尘，马背上翻飞起寒光闪闪的大刀片，那里边肯定会有我，我会比别人更骁勇善战。我会成为一条好汉而壮烈沙场。我也会吟出高适、岑参那样的壮怀激烈的边塞诗的。我会让我的同事、当今少有的不俗的诗人柳云捧读我的边塞诗而击节！我想他会由此唤起大激情的，我固执地以为他没有写出惊天动地的好诗不是因为他缺才分，而是因为他憋在城市的笼子里是憋不出大激情的。好多人都说写诗只能写到35岁，过了这个年龄就再也写不出好诗了。可是，我怎么觉得我是从40岁才唤起了诗才而且我说我会从40岁以后写出好诗的。别人不信，可柳诗人信。 我在河西大走廊所唤起的这份激情使我更加确信了我的诗才。我那时候完全进入了诗人的天地。我可以纵横捭阖，随心所欲。令我兴奋得是我发觉我不仅是个诗人，我还是个哲人。 我在解释为什么古战场都在荒漠大野，我认为这是一种绅士的行为，就像西方贵族间的决斗。在明处，不在暗处；死要死个明白，活也要活个明明白白。我不喜欢游击战也不喜欢地道战，我更不喜欢城市的巷战，凡是电视上那些在废墟中进行的一枪一躲的枪战我都视作最没有才华的导演的矫情，而且雷同得惊人。这种枪战未免苟且，躲躲闪闪，靠一种侥幸，类似那种投机的行为，就是胜了也算不了什么英雄，更不会是大英雄。真正的大英雄应该也只能出现在这种全是阳光全是坦荡的戈壁、荒原、大漠中，痛痛快快地拼杀，痛痛快快地流血，痛痛快快地从马背上摔下来，摔出个响动来，当然不摔下来更好。这才叫好男儿，这才叫战了一回斗，豪了一回情，过了一把瘾。 城里的ok可嗓子吼，吼西北风，吼潇洒，是吼不出来走一回的，电视上演《过把瘾》也是过不成的，只不过是一种病中的呻吟，好多人还被它感动得够呛，可我看一眼就觉得假。离婚就离婚呗，还在那儿一劲折腾个啥子？角色有病，城市有病，还有什么瘾可过？要过瘾就得到这地方来，宽宽堂堂，明明亮亮，没有人看你没有人干扰你，你爱往山坡上躺就往山坡上躺，爱脱光了身子就脱光身子，作为男人在这里光着身子，肯定会增加阳刚之气的。要是阳痿，到了这里接受戈壁阳光，肯定比到男性病诊所好。那些在城市整天蹲墙旮旯晒阳阳的老人，那些塌着腰在办公室里整天捧着个茶锈斑斑的大缸子的文职人员，还有那些在春天里得了流感到医院大走廊里挂滴流的人，都到这条灌满阳光的大走廊里来吧，接受阳光浴，会益于身心健康的。我想，麦加圣地一定会充满这种阳光的，接受阳光的洗礼吧，我的城市同胞！ 这条河西走廊太宽太长，我有多少感受也铺不满，我有多少激情也显得贫弱。列车上的音乐也累了乏了。天色一点点暗下来了。前边望不到城市，也望不到村庄，心，兀自沉了：若是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可怎么办？往哪里走？先前的所有浪漫所有诗情都随着太阳的离去而化作了深深的担忧。这里没有安全感没有亲切感，之所以不见人烟是因为这里根本就不适于人们生存。这是一个沙化的世界，人类怎么可以在沙化世界中生活呢？我不能不回到现实中来。 现实是严酷的，沙化正在气势汹汹地逼近我们的城市。它吞没了古丝绸之路，吞没了楼兰古城，吞没了我们的科学家彭加木，吞没了一个个小小的现代村落。十年前还住人的地方，如今，只留下了半掩半埋的干燥的土墙。屋有多高，沙就有多高，70年代沙化的速度是每年1000多公里，而80年代，沙化的速度几乎翻了一倍。沙化的面积在我国的版图上占据的位置是百分之十五点几，要是以如此速度增长，那么，我们的城市还会存在多久？
第56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5) 我们的人口在增多，我们的沙化面积在增多，我们的抱怨情绪也在增多，而我们的最可宝贵的水资源却在与日益减少而且污染日趋严重。一路上，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人家，没有水的地方就没有人烟。这条大走廊如此开阔如此坦荡就是因为它太缺少水了。我不会再为这里的开阔而激动了，也不会因此而抱怨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住宅。这条大走廊给了我大的激动，也给了我大的冷静和大的思考。在此之前，这种情况我还从未有过。 我们的好去处越来越少了，珍惜吧——这就河西大走廊给我的启迪。 不过，城市还是比戈壁好。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城市。但是，我要选择一个比我现在居住的城市更好的城市。比如巴黎、维也纳、威尼斯、巴塞隆纳什么的…… 大连和青岛也还行。 3 西部生命 ——柴达木系列 刘元举 稍有一点旅行常识的人都知道，3月，不是一个旅游的季节。尤其是到西部。然而，我偏偏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孤身前往柴达木。七年前，我有过一次孤身闯荡黄河源的经历。那一次，也是3月。 3月，是一个最真实的季节。苍茫大漠在这个季节里赤身裸体，无遮无掩，一副放浪睡态。风沙太容易动情，却得不到回应；而煌煌大日的持久亲吻，使得巨大的肌肤荡出一片热烈，令我激动不已。 好久不曾有过这般激情了。一个进入不惑之年的文人，激情正在不知不觉中化作矫情。这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城市。城市的矫情必然要使生活在那里的人失去原有的质朴。 可是，大西北不需要矫情，柴达木不需要矫情。一路上，几番换车接触了那么多陌生的面孔，他们都是为了赚钱而走大西北的，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行为。无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似乎一经踏上这片广袤的大漠就变得豪爽健谈起来。可我倒显得有些不那么合群。我说我不是来做买卖的。我强调我和买卖一点关系没有。我说我就是要去柴达木看看，感受感受。闻者笑了：看光景也不是这个季节呀！ 我说，我就是喜欢这个季节。人家以为我是扯谎。在他们那过于正常的思维中，我矫情得不可思议。然而，我真的是喜欢这个季节。我完全可以再等些日子，等到绿树成阴鸟语花香时再到柴达木。可是，我没有。因为我觉得那种时节不可能体现大西北的真正风格。 大漠在烈日的烘烤下和我一样激动起来。这是一种博大的激动，漾漾荡荡，使得山樑、沟坎、土丘同时出现了一片舒畅的纹络，浑然一体，横无际涯。大戈壁大荒漠大西北就应该是这副样子，不需要修饰，不需要装潢，不需要卖弄风骚。绿色可以美化所有的山峦原野，却独独美化不了戈壁滩。 所有的美化在这里都未免显得虚伪和矫情，因为它们没有能力进行这种博大的覆盖，充其量是几个漂亮的纽扣而已。裸着身子要纽扣哪怕再漂亮的纽扣又有何用？不如干干脆脆来他个全裸，那有多么痛快！ 痛快的裸露便无法掩饰它的残缺。大西北到处都是残缺。干涸的河床，龟裂的土地，斑秃状的骆驼刺，还有随处可见的残垣断壁。对于一个游人来说，你可以不喜欢这种裸露的残缺。你可以把它看得粗俗不堪。你甚至可以诅咒烈日下的座座残丘像一万个娼妇撅起的缺乏弹性的屁股什么的，你可以任意驰骋丑陋的想像力，因为柴达木那片畸形的地貌会不断地刺激着你。但是，我太偏爱这片土地了。 正是这种残缺的地形地貌激活了我的才思。在我的眼里，这一大片屁股状的土丘神圣得好似万千和尚那排列有序的高深莫测的头颅。那皱褶般的沉积相全都是凝固的智慧。 柴达木是一个经受过巨大苦难的地方。那每一处的残缺都在向我诉说着它遭受到的那一次次深重的摧残——原始地块的解体，元古代和古生代的南北边缘裂谷，中新生代的断陷、萎缩、扭曲，那种惊天动地的撕裂破碎，那种鬼神皆惊的翻腾沉降，使得一片美丽的汪洋大海，破败成这片盐泽漫布的丑陋荒漠。多少生命在这种巨变的灾难中沉沦，被埋葬在2000多米深的泥岩层下。这两亿年前的灾变使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从此进入了漫长的苦难期。 翻过当金山口，公路两侧越加荒凉。起初还能不时见到一簇簇骆驼刺、沙棘，它们尽管稀少，却顽强地证明着自己的存在方式。即使再渺小，也是一种生命的现象。可是，仅仅一晃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满目皆是泛着硭硝的荒漠，鳞状排列，平坦而破碎，苍白干燥得没有一丝灵性，好像划根火柴扔过去就可以点燃。 你觉得这就是在月球上或者到了火星上。 在没有生命的地方行进，人的躯体内的水分迅速风干。先是咽喉干涩，吞咽困难，接着，双唇就裂开了道道口子，不时渗着血丝。得不断地喝水，不断地润喉，润唇。公路单调乏味，笔直得几十公里不打弯儿。顺着飘飘摇摇的柏油路望开去，就像一刀把个完整巨大的板块切为两片，乌黑的刀口无法癒合，板块也就永远无法合拢。 我不知道古往今来已经有多少人先后进入过柴达木。我也不甚清楚第一个闯进这片不毛之地的人究竟是谁。据说，早在一个世纪前，就有好几位外国探险家走进了这片瀚海。有印度的探险家辛格，瑞典的斯文海定，匈牙利的斯俊仪。俄国的普列热瓦尔斯基最具探险精神，他先后4次出入过柴达木。外国比我们中国拥有着更多的探险家。在广袤的大西北，到处可见外国探险家的足迹。但是，这些人不过如过眼云烟，他们很快就被瀚海淹没。只有一个人与这片土地构成了永恒，这个人就是阿吉老人。阿吉祖籍乌兹别克斯坦。1874年他的父辈逃荒来到新疆。据载阿吉第一次进入柴达木盆地是在1914年。从此，他就与这片土地相依相偎，须臾不曾离开过。人们都说他是一张柴达木的活地图。他为解放军剿匪带过路，也为寻找石油的勘探者带过路。他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老人。他的故事或者说他的业迹在柴达木已经是有口皆碑。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他为我们作了多少了不起的贡献，而是他这位漂泊者的后代在广阔的不能再广阔的中国西部有得是可去之处，何以偏偏选择了最不宜生存的柴达木，并且永不还家？
第57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6) 我捧着一张他的照片，长时间地端详着。岁月使照片过于陈旧，过于平静，骑在骆驼上的那个大鬍子老人也过于平静。作为背景的泥岩山系也都过于平静。在平静中寻找答案太难了。我试图使自己平静下来，去接通阿吉老人的信息。可是，我无法进入那种境界。我只能按照我的思路剪裁他：他不喜欢热闹，不喜欢城市，他追寻苍凉，扑向残缺，就像我，在城市里活得憋憋屈屈，却在这里豪情飞扬。可是，我只不过是个匆匆游客，他却在这里终其一生。阿吉老人不同凡响，解释他就像解释乔达摩·悉达多何以出走一样愚蠢。但是，我宁愿相信阿吉老人不是佛，他是人。他是一个极富个性的老人。 我崇尚有个性的人。因为，我就是一个有个性的文人。我信奉没有个性就没有天才。可是，多一份个性，在现实生活中就得多一份的磨难。人生的苦楚常常就在于你没有办法保全属于你自己的个性。你越是意识到你个性的重要你就越是为其不断地失去而悲嘆。个性的磨损就是心灵的磨损。许多年来，我是处在一种个性的自我挣扎中。为了保护那日益稀少的都快磨光了的个性，一步一步地延伸着心灵的苦难历程。可是，我仍然为我个性太少而惶恐。正像我为自己写不出奇诡的文章而惶恐。在走进柴达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我的个性竟依然那般强烈。这简直叫我大喜过望。 由于我过于看重个性，我崇拜梵谷，崇拜郎保洛。郎保洛和梵谷不一样，但他们都是极有个性的人，他们都有着巨大的孤独意识。或许我也是始于孤独感，在郎保洛葬身黄河的一周年之际，前往黄河源追溯他的漂流遗蹟。 为了感受孤独，感受生命。那一次没有人陪同，我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荒原上一脚高一脚低一脚重一脚轻，摇摇摆摆，因高原的强烈反应，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平衡。我像个愚蠢的醉汉。那时的我自恃年轻气盛，竟敢孤零零地在没有人烟的高原上奔走。其实，我恐慌得不得了。幸亏我在夜幕降临之前看到了一座黑氂牛毛编织的帐篷。那是一座会移动的帐篷，藏民们所有的帐篷都会移动。特别是在春天里，他们放牧，会随着阳光的变化而移位，以选取最温暖的坡地扎寨。那座给了我生的希望的黑色帐篷，在我的心目中，已经胜过所有的大宾馆，大酒店，大城市。 无论什么时候在我眼前浮现，它都是被一片灿烂激动的祥光笼罩着，格外亲热，格外生动。 那一次孤行，给了我许多宝贵的生命体验，我储蓄着，珍藏着，培植着，生怕流失得太快。毕竟7年了，忽然我觉得我生命的质量并没有因之这种储存而改变多少。当我为越来越多的俗尘笼罩而无法脱身之时，我又一次选择了柴达木。我渴望得到一次拯救。哪怕是一次暂时的解脱。 此时此地，我望着车窗外那板结的盐泽，没有一丝情感色彩。不管我的心绪发生什么变化它都无动于衷。它只有冷漠而没有温情，想到这里寻找一点安慰一点寄託简直幼稚得可笑。 我无法解释阿吉老人的选择。但是，我可以解释千千万万的石油人。 他们是在一个火热的年代里进行了一次火热的选择。柴达木的真正主人，真正可歌可泣的人应该是他们。 四十年前，第一批勘探石油的队伍就是从这里开进了柴达木。那时候，没有路。一天也走不出几里。没有水，全靠自己背。每个人身上所带的那点水简直无济于事，在茫茫沙漠中被头上的烈火炙烤，被脚下的沙子蒸烫，维持不了多久就干得人浑身冒火星。那个时候过来的勘探队员至今对水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在陷入死亡的边缘时靠喝自己的尿才侥幸活了下来。我结识了总地质师顾树松。在见到他之前，我已经听到了他的好多事。他有过3次陷入死亡的大沙漠中的经历，3次都是靠喝自己的尿才得以生还。他不仅与险恶的自然坏境搏斗，他还得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被打成右派。他以右派的身份第一个翻越了英雄山。那座山几乎不可能翻越，所以取名叫英雄山。翻上去的人无疑就是英雄了，而他上去了也不是英雄。他是冒着巨大的危险带着几个人硬是攀上去了，为了架设通讯线路。他说那时候他的命一点也不高贵，就是死了也不过是死个右派。 他是个相当乐观豁达的人。在我接触过的知识分子中还没有一个像他这般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死考验，那么多的折磨，居然还会这么乐观。他说到自己每一次的历险就像在诉说别人的故事。他如今已经退居二线，下半年就要退下来了。老伴已经到了杭州养老基地等着他。可是，当他听说最近要有一批人去西藏搞勘探，他就又像当年那样吵着叫着要到西藏去。他对我说，好多年轻人不愿去那里，嫌海拔太高，我想，我一个老头子了，给他们年轻人做个榜样。他们还好意思说不去吗？ 这个62岁的上海人，矮敦敦的个子，浑身充满过剩的精力，行动起来相当灵活机敏，年轻人一般。他居然提出和我掰手腕。当然，我没有掰过他。我为此而震惊。我觉得生命对于他简直就是个奇蹟。从他的身上怎么也无法找到3次经历死亡的痕迹。更找不到苦难的影子。他能活下来是个奇蹟，他活得这么乐观是个奇蹟，他活得这么健壮这么年轻更是奇蹟。
第58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7) 我不能不为之感嘆：神奇的柴达木，神奇的生命力。 我听过许多关于骆驼的故事。柴达木的骆驼是柴达木人最亲切的伴侣。 它们一队队行进在茫茫大漠中。那一座座驼峰，排列在一起像大沙漠中生动的波浪起伏向前。勘探队员们靠它们驮水驮粮，如果不是它们的奉献，将会有多少人在进入这片荒芜的盆地时无法生还。人们称它们是沙漠之舟。它们比人类有着更多更大的耐性。可是，有那么一只骆驼因为饥渴一下倒在了滚烫的沙漠中。驼工拼命拖拉，它像一座坍塌的沙丘，立不起来了。驼工知道它是渴的，跟队长请求给它一点水喝。可是，仅有两桶水，那是全队人好几天的水量，每个人嘴上都干裂得淌血却没有一个人捨得去喝桶里的水。只有倒下的人才有资格喝。可是，倒下的是骆驼，不是人，所以，它没有权利喝。驼工再哀求也没有用。当那位驼工含着热泪与瘫倒的伴侣进行生死告别时，那头巨大的骆驼本已无法抬起的头上扬了一下，又沉重地耷拉下来，枯涩的两眼闪着沙漠般的迷惘。年轻的驼工突然动了感情，长跪不起。他与这匹骆驼已经有着难以割捨的情感。队伍要走了，不能因为一匹骆驼而影响行程。于是，有人过来拖他，拖出了一道沙迹。那头已经奄奄一息的骆驼就在这时，突然缓缓地往起站了。它摇摇晃晃，浑身打颤，就像一座没有联接点散了架的木头房子歪歪扭扭地挺了起来。所有的人一下子惊呆了，眼睁睁盯着它一步一打晃地追赶着队伍。 它没走出几步，就像一座板房哗啦一下子散在了地上，那被压着的沙层浮泛起一串沙尘。驼工哭了，勘探队的人也哭了，就连队长也眼圈红了。那头骆驼被掩埋了。这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如今，只要一提起那骆驼，人们总说那是一头通人性的骆驼。我想，再过些年，柴达木一定会到处流传关于骆驼的民间传说。传说中的骆驼一定像狐仙蛇仙那么充满灵性。 冷湖是石油人建的第一座城市。也是柴达木的第一座城市。这座城市现在已经没有石油人了。他们一部分去了花土沟，更多的人在敦煌建立了七里镇。冷湖有许多建筑已经破败，显得清冷。当我走进冷湖的那一片坟场，我看到了那么一大片坟莹，我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凄冷。这里有许多不朽的灵魂。起码可以在民族自强的史册上震古烁今。有着名的地质专家，有正当年华的石油工人，有第一批进柴达木的勘探队开路队长，还有他的妻子——柴达木的第一个女勘探队员。无论生前他们有着怎样的轰轰烈烈，死后，也都一样躺在这里和戈壁滩一同沉默。这是一座很大规模的墓地，我无法数清究竟有多少座。要是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里，恐怕都得分成几个。 但是，这么大的墓区与周围那么宽阔的空间相比，也仅仅占了小小的一个角落。我在墓地中寻找着一个死去的人。其实，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哪方人氏，我只知道他曾经是青海石油局的局长。 青海石油局建立已经40年了。先后上任的局长也不算少。但是，不会有别的局长比他的命运更惨烈。别的局长可以选择提升，可以选择调走，而他则选择了自戕。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他失去了做人的权利。他可以忍受大戈壁的所有艰难困苦的折磨，却独独忍受不了人格的侮辱。恶劣环境造就人的生命强度，但这种强度太脆了。他是爬到了电线桿上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让我震动的是他为什么爬到电线桿上而且挂在顶端的部位。 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高度。大戈壁没有比电线桿更高的部位了。我觉得他 不是屈辱的自戕，而是一种高傲的选择。 于是，电线桿在我的眼前总是迭印着一个十字架。局长那低垂的头颅也总让我想到耶稣。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每一年的清明，局长的儿子都要千里迢迢赶来为父亲扫墓。 就在我到了七里镇那天，那两个已近中年的儿子又来了。他们和我住在一个招待所，很遗憾我没能与他们交谈。我是很想与他们谈一谈的。我想听听他们对柴达木和对生命的理解。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这谁都知道。生命的学问是一个最重要的学问，却也是最易忽略的学问。人的生命放在这无边无际的瀚海，实在渺小。再高大坚实的坟冢也经不住风沙的侵蚀。那一片片躺在西部古战场的汉墓群如今也被流沙夷为平地。那些还没有抹平的荒冢也不再像坟莹了，倒是那一片片雅丹地貌的残丘更像陵园。 我执着地在花土沟的油沙山下寻找阿吉老人。那片墓地比较散乱，有的已经迁走，坑的旁边遗留下一顶石油工人的安全帽。这座海拔3000多米的墓场没有什么规划，随便埋。据说是因为生者在选择风水。这么大的地盘选择余地可太大了。那么，阿吉老人选择了什么位置呢？到这里来的人几乎没有不来看看阿吉老人的。有一位上海老教授，拖着一条伤腿在这么散乱的坟地中寻找阿吉。他找不到，却还要找。他走遍了所有的坟冢，终于来到了阿吉老人的面前。 其实，阿吉老人的墓就在坟地的边缘，最挨近路的地方，也是出入最方便的地方。我一步步朝着那座红砖砌成的弧形走去，那时候，四周静极了，我把脚步收得轻一些，再轻一些……
第59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8) 4 一种生命现象的诠释 ——西部系列 刘元举 通往柴达木的柏油路很是平坦，车子驶过，几乎就没有一点激动可言。 路旁没有树木，没有植被，就连荒丘也远得不着边际。在这种地方开车是不需要技术的，完全可以闭着眼睛跑出去几十公里都不会出事。就是跑到公路外边也没有关系，车子碰不着什么，你就是想去碰撞也没有办法。 公路笔直得不会打弯。最长的直段有60公里。筑路规定直段最长不得超过40公里。这是基于安全上的考虑。可是，这里的60公里直段已经是人为地制造了弯度，要不，可以上百里路不拐弯。 没有弯的公路单调乏味极了。到处都那么空空荡荡，空空荡荡得没有一处风景，也没有什么名胜。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见不到一个活物。柴达木译成汉语的意思就是盐泽。过分强烈的光照使这里干燥得一片龟裂。那所有的裂缝处都有盐的痕迹。那痕迹在我看来就像是针脚不匀的粗糙的线段，无法将那一片片过密的补丁缝合，反倒使地面更加破碎，更加松散。最能体现柴达木风格的大概要算那片大面积的硭硝层，苍凉清冷，透不出一丝生机。看一眼，就感到渴。其实，车子一驶进柴达木的地界，我就感到嘴唇发干。在这海拔3000米的高原盆地感到口干，就说明了我对这里不够适应。好在出发时，我把杯子灌满了水。 柴达木最缺的就是水。没有水的地方就不会有生命。四十年前闯进柴达木搞勘探的勇士最能体验到水的重要。水就是命。那些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的壮士，哪一个不是把咽喉部位抓得一片破烂?在这种干旱地带，最有耐旱力的要算骆驼，可勘探队的骆驼也因为干渴而躺倒了。当第一口油井喷出油，储存到一个油池中时，从来见不到飞禽的石油工人竟意外地发现不知从哪儿飞来几只鸟，一头就扎进了粘稠乌亮的油池子里。它们连挣扎一下都没有，就 凝固了。它们是把油池子当成了湖水。 与我同行的是青海石油局文联的梁主席。他是1958年从河北乡下来到柴达木的。他当过工人，当过记者。他经受过太多的艰苦。我发现他有一个本事就是不喝水也不吃水果。这使他的皮肤干燥而枯黄。有人开玩笑说，梁主席有一张柴达木脸。我本想问问他何以戒水戒水果，但他不苟言笑，我不好这么问。只能去揣测。他的本事无疑是柴达木这恶劣的环境造就出来的。但是，现在柴达木的环境好了，他就是喝再多的水吃再多的水果也算不上奢侈。 我们乘坐的是一台日本丰田越野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飞驰。 进柴达木本来是一件艰苦的事情，但我连颠簸都感受不到就觉得过于顺利了。而过于顺利就过于平淡就没有多大意思。如果不是突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那么我的柴达木之行就会大为逊色。 当时我已经感到很疲倦了，就将目光从侧面的窗口收回，去瞅一瞅前边。只一眼就发现正前方几十米处，立着一根棍状的东西。由于路面光洁明亮，连个疤痕都没有，所以，突然有个东西就格外醒目。盯住瞅，怎么会是一只鸟呢？这只鸟太奇怪了，它昂首挺立，将其颈项尽其所能地向上拔着，笔挺得像一根立棍。 它迎着我们的车而陡立，那说明它看到或者说知道我们的车近在咫尺，对它生命已然构成威胁。它不用动脑子仅凭条件反射，它也会躲闪汽车的。可是，眼睁睁看着我们的车朝它覆盖过去，它竟然一动不动。很显然，它没有把我们的车放在眼里。对一只小鸟而言，汽车就如同一座大楼，铺天盖地压将下来那就是一种灭顶之灾。可是，它面对这巨大的威胁毫无反应。它是眼睁睁看到我们的车到了近前，依然纹丝不动。 这不禁使我大惊失色。只听说过螳臂挡车，没有听说鸟臂挡车。也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我们的车就从它上方覆压过去。对于它来说一定是经历了那么一种天塌地陷的滋味。车体从它的头上方飞过，车轮没有轧着它。就算轧不着，那么车子带起的那股风也够它呛的。猛一回头，看它，它还是陡立不动。那份孤傲使它显得不可一世。这种专横霸道简直就是一种滑稽。 它显然不怕车。它不怕中国车，居然也不怕日本车。这使我怀疑起它是否是只真鸟。我让司机调回车头去抓这只鸟。等我们车又开到它的面前时它依然那么纹丝不动，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推开车门跳下去刚要挨近它时，它才轻盈地一闪，而后一张翅膀飞起来。它的翅膀好大，要比它的身子大出几倍。离得近，看得真真切切那两片大羽翼缓慢而沉实地呼扇着，就那么一呼扇，就把面前偌大的一片死寂的荒漠弄得活泛开来。 这又是一个奇蹟。这么点的小东西，怎么就能够带动起一大片空间呢？我注意了它飞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明亮，就是一片灿烂，那片僵死的硭硝原随着它的翅膀扇动的弧度竟有了生动的起伏。 我一直呆呆地目送它飞向渺远。它飞过之后，就一点生动也没有了。 但是，我仍然沉浸着。一只小鸟带给我的激动竟这般突如其来，竟是这样经久不息。 梁主席并没有像我这般惊奇，他说这是一只野鸭。在柴达木地区有3种野鸭，一种是麻鸭，一种是板鸭，一种就是这种黄鸭。这是一只极普通的黄鸭。梁主席对此不以为然。可是，我认为这是一只神奇的野鸭。我为之震撼得是它这股不怕车的劲头儿。我与梁主席探讨，它为什么要到公路中间来？为什么它不怕被车轧死？梁主席说不清，别人也无法说清。
第60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9) 当天傍晚到了花土沟。在花土沟呆了三天，去了北山，也去了油沙山，见到了井架，见到了採油机，也见到了炼油厂。这些东西使荒芜的花土沟充满了人情味道，构成了一处挺热火的风景。梁主席希望我在这里多呆几天，再多看上几眼，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因为这里到处都有他的足迹都有他的汗水，那土山上的每一道花纹状的褶子在他眼里都充满着沧桑感。人的经历不同，关注点和兴奋点也自然不同。西部有太多的人文景观，太多的名胜古蹟，太多的兴奋点。大批大批的中外远游客涌来，都是慕名而来。去莫高窟去鸣沙山去玉门去阳关去出天马的屋洼池，每一个游人到了这些名胜地都兴奋得溢于言表。我不相信这些人就真的从里往外这般兴奋，就那么有收穫。进柴达木之前我就去了这些地方。实在地说，我能够来西部就是为了看看这些个震今烁古的名胜。要是没有这些个名胜我是不会迢迢万里风尘僕僕到这里来的。但是，面对那一处处名胜，我就兴奋不起来。比如游人到了月牙泉几乎没有不留影的，我却被那一圈铁围栏弄得一点也没了情绪。想像中的月牙泉神秘得那是一只神的眼睛。可是，那铁围栏与城市马路上的围栏一模一样，就没有什么可拍照的了。再比如莫高窟。十几年前就神往着，就准备了那么多的激情，看了那么多关于它的书和文章。 可是，到了那里，只能看上3个洞穴。其它洞穴不开。据说，有的重要洞穴，看一眼就得花上120元钱。最贵的一个洞穴得400元。为了对得起这趟远游，我看了十几个洞，在那一天的游人当中，我可以算上看得最细最认真地了。我想努力地发现一点什么，唤起一点什么，更历史一点更哲学一点，可是，我看了差不多一整天，也就是看一看罢了。我看到那个叫王圆禄的道士发现并打开的那一处震动世界的洞穴，我没有像散文家余秋雨那么激动。也没有人家想得那么多那么深。我倒觉得让外国学者拿走了那么多宝贝也是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次弘扬。令我深思的倒是莫高窟的维修。那是日本和香港有钱人投资的。保护人类文化的精神可佳，但我总觉得那一个个铝合金门太现代味了也太商品味了。它与莫高窟不那么谐调。再说阳关。那条大漠中的庑廊太缺少文化气息了，而一些题字的碑文也败坏了我的胃口。何况，那还不一定就是真正的阳关旧址。 名胜不该掺进人为的矫饰，名胜也不需要现代人躁动情绪。名胜也不是现代人附庸风雅的场所。别人激动你不一定就得跟着激动，别人说好你也不一定就得说好。你要学会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名胜感受风景。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收穫。 从柴达木回到敦煌，石油局的领导宴请我。席间，他问我此番之行对什么感受最深，我说了那只野鸭。我是用文学语言渲染了那个场景，效果极好。闻者无不感到稀奇。我说，那只野鸭让我看到了柴达木的魂灵，看到了柴达木的精神。我当时完全是按着我的逻辑诠释这只野鸭的行为。我说它是一种对于生命的张扬和展示，它以渺小向广阔展示，它要向比它更高级的人类展示它的存在价值。它以这种怪异方式完成了一次鸭类的最高境界。它不怕外国车，不躲外国车，那么快的速度它不躲使它具备了崇高的美学意义。我说得党委刘书记哈哈大笑。 事后，我觉得我对野鸭的那种诠释过于矫情。而矫情似乎成了当代文人的通病。特别是当我读了美国人尤金·伯恩斯写得那本《野生动物的性生活》之后，我对这只野鸭的壮举有了一种新的诠释。这本书的作者花了30年的时间，研究了3000多个种类的野生动物的生态，而这本书在我国图书馆的特藏室里也沉睡了30年。伯恩斯认为动物处在性兴奋期时，其情绪上的巨大变化会突然出现。原已建立的习惯被打破了，性格变化了。最胆小最内向的野生动物也可能变成一只危险的野兽。他举例说，一只处于性兴奋期的公野牛竟然跟一架扫雪机在公路上争抢路面；一只最温顺的斑纹鼬性兴奋时竟敢用鼻子去拱一只巨大的灰熊。而一只被性兴奋驱使的雄獾竟敢面对一辆开来的汽车，结果迫使司机把车停下，退回去，绕开它。处在淫慾时的雄性野生哺乳动物，甚至会向人类的女性主动做出性交的表示，有的可以把女孩子追得无处躲藏。伯恩斯所举得这些例子都是哺乳动物，野鸭不是哺乳动物，但它的壮举显然也是可以用性兴奋来解释的。尤其难忘的是它那尽量上拔的棍状颈项，它是一种雄性的展示，雄性的张扬。 它那时一定为找不到一个异性而倍受折磨。如果我们车上有一个女性下车抓它，我想它是不会躲闪不会飞走的。 这一个例子可以使伯恩斯对哺乳动物领域性兴奋的认识扩展到非哺乳动物中。 由这只野鸭的性宣言，使我对柴达木有着更深的认识。这个地方不仅缺水而且缺性。作为生命，水和性都很重要。少了哪一个都会痛苦不堪的。 鸟类在柴达木作出了性的牺牲，而人类在柴达木所作出的性的牺牲又有多么巨大！石油人在这里生活了40年啊！四十年前，来这里的都是一些阳气旺盛的年轻人，这些个小伙子也不过20郎当岁。我们的作家何曾真正关注过他们的生活! 青海有位青年作家在5年的时间一气写了5部长篇。5部长篇有着同一个母题，那就是荒原与性。他在一本叫作《天荒》的长篇中写到了年轻的石油工人。他们争抢着爬上数百米高的井架，为了争看一眼远处的女人，结果把井架压倒了，几个小伙子摔得粉身碎骨。还有个小伙子用彩色的石块摆出一个女人的形体，进行一种自戕式发泄。小说毕竟是虚构的，不必考证真伪。而石油作家肖复华给我讲的他的一位令他敬重的师傅因为性而杀人的故事，让我怦然心动。那位师傅逃走后是他带着人把师傅抓到的。
第61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0) 那时候，他还过于年轻。肖复华是位有出息的石油作家。他写了好多东西，多次获奖。但是，他写他那位师傅的小说最让我震动。 我们的时代在走向真实，我们的作家也在走向真实。我们过去太热烈于崇高与神圣了，我们写文章使用这些字眼时，缺乏必要的严肃和严谨。 这不仅是一种从众意识，也是一种媚俗。生命的方式不能托举到一种虚妄的高度。那种高度代替不了本来的规律和属性。但是，人类毕竟不能满足于一种动物的真实。他们渴望着神圣，当他们感到自身神圣不起来时就将希望寄託到神的身上。神可以是泥胎也可以是油画，但必须要做得精緻。 人去造神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对于自身的绝望。我也曾有过虚妄，虚妄得要上天；我也有过实在，实在得要入地。上天也好，入地也罢，都不是对于生命的一种真正感悟。 西部的历史太长，西部的千佛洞太多，西部的生命被西部的历史和西部的神nd538快淹没了。我无疑去褒贬什么，但是，那只野鸭构成了一幅柴达木的风景，什么时候只要一提到柴达木，我的眼前就会生动地再现那只棍状的颈项。像一个小小的“！”兀立荒原。 5 悟 沙 刘元举 作为远游客，我充满兴致地行进在茫茫戈壁茫茫荒漠茫茫瀚海。我被满目的新奇地貌刺激得无法安宁。我在感受亿万年前地壳运动的恢宏壮阔之势：印支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撞击，震旦系和下古生界的沉积，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原的崛起，那种挤压那种扭曲那种搏杀疯狂得居然迫使巍峨的崑崙山移动了500公里，居然使得一片汪洋干涸成一副无奈的愁容。忧愁的褶子越聚越多，已堆向天边。西部的语言就是这些褶子，它写满苦难，写满沧桑，谁到这里来也得陷落其中无法走出。我只能从这些褶子中去解读戈壁，解读荒漠，解读柴达木。就在我读出一片博大精深的苦难之时，我发现了另一种语言。那就是黄沙。 一、看沙是沙 西部缺水，西部不缺沙。在西部百里见不到水，一步就能见到沙。 西部的沙子细小，绵软，有着水的柔性。在荒漠中到处流淌，那上边的纹络也像水的波纹。捧在手里会从指缝间渗漏。沙子还可以当水用。当年，第一批进入柴达木腹地的勘探队员为了节省水，就用沙子洗衣服洗鞋垫，毛巾干硬得像挫刀，经沙子一洗，一揉，就会柔软似绵。但是，沙子毕竟不是水。 沙子还可以当被盖，用以遮挡风寒。50年代有一位地质工作者在柴达木搞追层测量，迷失方向，与接应的人失去联繫。白天沙漠滚烫，蒸烤得光着嵴樑往出冒油，一到夜晚，整个荒漠都在发抖。他要不是钻进沙子里边过夜恐怕就得冻坏。但是，沙子毕竟不如被子舒服。 沙子还有一种医疗作用。在西部有好几处沙疗疗养院。利用曝热的沙子治疗风湿、关节、胃病以及许多老年性疾病。许多患者到这里治好了疾病，但也有没治好的。没治好的意识到，沙子毕竟不能取代医疗器械。 西部的荒漠太大，这给沙子提供了太多的表现机会。在别的地方沙子过于规矩成不了大气候，那是由于它总是受到水的压抑。而它们在西部一旦摆脱了水，它们就会纵横捭阖，所向披靡。这是些浪子，随意性极强，只要心情舒畅，它们就哪都想去哪都敢去。这是些狂躁的暴徒，破坏意识极强，动辄就对周围发动进攻。数亿年来，它们进行过亿万次的破坏性侵袭，把个严肃神圣、伟岸如铁的泥岩山体，弄得伤痕累累一片残缺。我们常常感嘆于滴水穿崖的耐性，而流沙对于泥岩层对于整个大漠的削损不是更具耐性吗？ 黄沙在西部是一种丰富的语彙。它以不懈的努力去说服那些忧愁的褶子。它们打破了亿万年的寂寞，为大漠注入了生气和活力。它们甚至改变了那些永远痛苦的泥岩土丘，使其变了副模样。我在通往柴达木途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路旁不断有荒丘迎来。荒丘的颜色酷似虎皮，当地人称虎皮岩。虎皮岩被黄沙半遮半掩，一个个虎脑袋从沙幔中拱出来。虎脑袋有大有小，排列整齐，有的脑门上还能看清王字纹。 奇妙极了。这一排虎脑袋过去后，又迎来一排虎爪。虎爪筋脉丰盈壮硕、骨胳坚实粗蛮，透出一种骄横的动势，把黄沙踢腾撕扯出网状的窟窿。没有黄沙就不会有这些个虎脑袋虎爪，就是有了也不会排列得这般栩栩如生。黄沙把单调的大戈壁搞得活泛开来。它们过分热情地扑向过分冷漠的荒丘，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就去亲吻就去拥抱，热烈疯狂，缱绻缠绵，完全是一种自己的方式。它们终于感动了荒丘感动了辽阔的戈壁滩。如果没有黄沙，这里将会是怎样的死寂？ 我坚信，读懂了沙子就读懂了西部，读懂了柴达木。 二、看沙不是沙 我把黄沙视作西部的语言，我陶醉于我的发现，我把它渲染得绚丽多姿，魅力无边。可是，柴达木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并不喜欢黄沙，甚至对黄沙充满敌视。即便搞艺术搞文学的人听了我对黄沙的激赏也不敢苟同。我与一位搞摄影的年轻人同行，我们一路上谈得很多。他带了好几台相机，100多个胶捲，一个专业味道极浓的皮箱，外加一个皮包。可谓全副武装。他的这套器械在整个柴达木也是最精良的。他到花土沟是为了给中国石油杂志提供摄影作品。他要住下来，照风景，也照人物。他在路上对所有的景色都不感兴趣。他告诉我最美的是尕斯库勒湖，是崑崙山的雪景。他说他到花土沟来过好几次都是天公不作美，没有拍成好作品。这一次，他说要托我的福。
第62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1) 花土沟位于柴达木的最西部。一位石油作家把这里称为西部之西。这里应该算作柴达木最荒凉之处，如今这里成了柴达木最热闹的处所。这里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有丰富的黄沙。 这里的黄沙对我可真够热情了，热情得使我无法忍受。 那是第二天的午饭后，我与年轻的摄影记者在房间里聊天。我们决定下午就去尕斯库勒湖拍照。他一边听我侃，一边整理着相机。我先是觉得嗓子发痒，干咳几声，愈发痒得厉害。我就以为是烟呛的。我问他，哪儿来的烟这么呛人？他抬头朝窗外一看，叫了声“坏了”。 窗外，一片浑黄的浓烟成了弥天大雾，吞没了所有的景物。电线桿子看不见了，楼群看不见了，仿佛世界一下子就到了末日。我扑到窗前，被这弥天大雾弄得十分新奇。大雾中偶尔闪出行人。行人全然没了立体感，影影绰绰，薄如纸片。我这时候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是黄沙而不是大雾。黄沙怎么可以像雾呢？ 我感到屋子里更呛了，呛得我不能张口，连喘息都困难。窗台上已经积了一层黄沙，桌面上，地面上也积了一层黄沙。所有的窗户都是双层，都关严实了，这黄沙怎么会挤进来呢？ 摄影记者无比沮丧地装起相机，倒在床上蒙头睡大觉了。这种天气只能蒙头大睡。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沙子在屋子里瀰漫飞扬，躲进被子里上不来气儿，露出脑袋更被黄沙呛得窒息。路上所有的好心绪一下子就被破坏了，这才明白为什么生活在这里的人不喜欢黄沙。黄沙真不是个东西！ 刮黄沙时，就没有人上街了，也没有人吃饭。没有办法做饭，也就没有办法吃。我们非常艰难地把车开到街上，竟然找不到一处可以吃饭的地方。在这样的日子里，你就是花多少钱也找不着个吃饭的地方，遇到这种天气，你就会觉得腰包揣多少钱也没有用。密封极严实的日本车里边也照样钻进了黄沙。这叫做无孔也入。 回到住地，推开门，水泥地面已经成了沙漠，踩在上面挺软乎，还能留下挺深的脚印。 书也看不了，话也说不了，觉也睡不了，什么也干不了，这样下去岂不把人活活折煞？ 年轻记者躺在床上讥讽我：“作家先生，黄沙对你多热情？我这是托你的福啊！” 整整一夜没有入睡。真倒霉，那天晚上，表也停了。我不知道时间，怎么也盼不到天亮，真是漫漫长夜！ 世界被黄沙折腾得烦躁不安。躺不住，坐不了，心烦意乱，抓心挠肝。这是什么鬼地方。 怪不得有位领导来到这里说了一句石油工人爱听的话：在这里别说干活为国家作贡献，就是什么不干在这里呆上两天也该表扬。我本来决定在花土沟呆上一周，可是，我呆不下去了，巴不得风沙马上停下来，我立马就离开。 我啼听着窗外的呼号。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呢？据说春天这里风沙一起，常常就要刮个痛快。一痛快就是三五天。最多一次颳了整整一周。这一周人们被困在床上吃不了，喝不了，带着口罩还不行，还往呼吸道里进沙子，就又在口罩上边加上一条湿毛巾。沙子倒是挡住了，可那不得把人憋死？ 柴达木的风沙太可怕了，我真担心刮上一周。天亮了，风算是煞住了，可是天空依然不透明。那黄沙不肯从上面往下落。还是瞧不见崑崙山，还是望不到尕斯库勒湖。摄影记者一筹莫展。“对不起，拜拜！” 我们上路了，他留下向我招手。我祝福他等来一个透亮的好天气。其实，我也在默默地为我自己祝福。天气一直不开晴，会不会在我们行至半路时再颳起大风沙？只要风沙一起我们的车就别想开了，走到哪儿都得停。司机告诉我，有一次行车途中赶上大风沙。停下来等了一天一夜，风沙消停后下车一看，傻眼了，车的侧面大半个身子被削损得有皮没有毛了。 那是一台新车啊！司机心痛地强调。 由赞美黄沙到厌恶黄沙；由害怕黄沙到逃避黄沙，这是一个我所亲历的情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环绕柴达木一圈。谢天谢地，风沙没有力气追逐我们的丰田越野车。不是它不想追而是它追不上。倒是我们的车轮把带起的串串黄沙抛在身后。回望那一团团无可奈何的黄沙，我觉得我夸大了它的存在价值。我把它看得过于强大。其实，它们只不过是受风的操纵，让它们躺，它们就得倒，倒的姿势都得由风来决定；叫它们起来，它们就不能趴着，没有一点商量余地；让它们安静它们才能安静，让它们疯狂它们就得疯狂。它们的喜怒哀乐全然不受自己的支配，它们没有自己的原则。 它的形象是一种风的外化，它的纹络从来就不曾是它自己的，在水下是属于水的，离开水，就属于风了。 三、看沙还是沙 回到敦煌，住在石油局的招待所。没有特点的建筑，没有特点的装修，没有特点的服务，算是隔绝了有特点的世界。招待所是在大道边。大道上光光亮亮，没有黄沙；招待所大院铺着柏油，平平展展，也没有黄沙；招待所从走廊到房间，铺着地毯，更是不见黄沙。黄沙到了哪里？ 那是春日里一个极好的日子，我在极好的阳光底下，仰望着感觉极好的鸣沙山。
第63页 我满眼都是灿烂都是辉煌。从上到下辉煌，从左到右灿烂，辉煌和灿烂在这里没有什么区别。沙山的斜坡很是舒缓，牛毛般光泽细软，而线条清晰有如刀刃般的山嵴无论直线还是弧度，都高贵得不可企及。居然有人踩在上面行进。人一到了那上边就渺小如蚁。一个人是一只蚂蚁，一队人就是一串蚂蚁。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2) 一粒黄沙，被人看得渺小，那是天经地义，而人被沙山的山嵴线显得如此卑琐渺小则令我无比新奇。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么伟岸的沙山全都是细如牛毛的黄沙堆成。沙子的属性原本就是松散的，是没有凝聚力的，比如我们常说的一盘散沙。在我生活的东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所有的沙子都是松散的。因为松散而任人宰割，因为松散而过于低贱，因为松散而形不成气候，更形不成风景。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沙子却具有着伟大的魅力。这种伟大魅力是来自一种群体意识。它足以震动天地万物，更能够震动人类。 然而，古往今来，多少名人志士光顾这里，他们无不为鸣沙山的奇观而震动。早在魏晋的《西河旧事》中就有记载：“沙州，天气晴明，即有沙鸣，闻于城内。人游沙山，结侣少，或未游即生怖惧，莫敢前。”唐时的《元和郡县志》中记载：“鸣沙山一名神山，在县南七里，其山积沙为之，峰峦危峭，逾于石山，四周皆为沙垄，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即鸣，随足颓落，经宿吹风，辄复如旧。”五代的《敦煌录》云：“鸣沙山去州十里。其山东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高处五百尺，悉纯沙聚起。此山神异，峰如削成。”更神异得是沙山的鸣响：“盛夏自鸣”“声震数十里”。鸣沙山过去叫沙角山、神沙山，后来改为鸣沙山。这说明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它的鸣响。它的鸣响已成为千古之谜。可是，至今，也没有对它的鸣响作出统一的解释。现代人用科学去探究，得出四种观点：一为静电发声说。认为鸣沙山沙粒在人力和风力的作用下向下流泻时，含有石英晶体的沙粒相互磨擦产生静电，静电放电即发出声响。众声汇集而成大声。二为摩擦发声说。认为鸣沙山在天气炎热时，沙粒特别干燥而且温度很高，稍有磨擦，即可发出爆裂声，众声集合便轰轰隆隆，震荡不已。三为共鸣放大说。认为鸣沙山群峰之间形成的豁谷是天然的共鸣箱，沙流下泻时的发声在共鸣箱中共鸣放大，以致于形成巨大的声响。四为大环境回声震荡说。此说认为鸣沙山周围有一个“回声震荡箱”。这个震荡箱包括山凹，建筑物，以及附近的村庄和林带。我对所有的这些个说道均不以为然。我觉得这些解释对于鸣沙山毫无意义。 鸣沙山已经形成3000多年。3000多年中，它不停地鸣叫，对大自然鸣叫，对人类社会鸣叫。大自然听不懂，人类社会也无法听懂。数千年来，它就这么鸣叫着。它的声音越来越嘶哑越来越沉郁，也越来越深刻。那是一种高亢的宣言也是一种悲愤的倾诉，很遗憾，古往今来，我们的大自然没有听懂。要是听懂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那么深的断裂，就不会有那么散那么孤寂的荒丘；可惜我们的民族也没有听懂。要是听懂了，这里就不会有过那么多的战乱，那么多的荒冢，那么多那么多的伤口，在流血，一直流着…… 我固执地按着自己的逻辑解释它这生生不息的鸣叫。也许这很牵强，但是，很有意义。 古往今来，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倾听过它的呼叫，而如此感悟者，非我莫属。实为幸哉！ 7 花 土 沟 ——柴达木系列 刘元举 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柴达木是一个陌生而高远的地处。3000公尺的海拔，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而年蒸发量却是2000～3000毫米，是全世界蒸发量最大的地区之一，而它的年日照时数最高可达3602小时，超过“日光城”拉萨和藏南的定日，居全国之首。加之每年春秋两季那惊天动地的大风沙，使它的环境糟糕透顶。别说常年累月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你就是到这里呆上两天，什么不用干，也绝非是件容易的事。 茫崖就是花土沟柴达木 最苦的地方首推花土沟。花土沟在柴达木的最西端。它紧挨着新疆，从地图上看，再往西迈出一步就是米兰古城，就是楼兰古城。地图上把这个地方叫做茫崖。石油人给这里取名为花土沟。顾名思议，这里的泥岩地貌呈花纹状的沟沟岔岔，有一片土山就有一片花纹沟，到处都是土山就到处都是花纹沟。这里是青海石油局的前线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市中心的位置。有楼房有院落。还有那种挺讲究的月亮门。站在这儿就像站在我家的那一片居民小区。想像中的指挥部是些简陋的小矮房子，没有规整的院落，就是有墙也是那种歪歪扭扭的土坯墙。或许我来此之前，耳闻得艰苦太多，我把这里想像得过于荒凉。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里是一座城市。 这里有像模像样的街道，像模像样的商店，像模像样的招待所。就连街上走着的女孩子也穿得像模像样。随着步态而摆动的裙子和谐流畅，而那披肩秀发更能体现城市的柔情。 这使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正到了花土沟。我感觉走在花土沟的街道上与走在渖阳的街上没有多大的不同。只不过人少了一点，车少了一点。再一点不同就是这里时差与渖阳晚3个小时左右。
第64页 在渖阳这时候已经进入了夜晚，可这里依然有着明晃晃的光照。 陪同我来的是青海石油局的文联主席，还有一位新闻干事。文联主席是老同志，其实也不过50岁。但是，花土沟没有老年人，50岁的人在这里就是老大爷。新闻干事是位30来岁的北京人。他的父母都是当年从部队上下来到了柴达木的。那时候，他留在北京姥姥家。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3) 中学毕业他来了柴达木。几年前，父母退休回到北京而把他扔在了柴达木。我说他是被父母抛弃了两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北京，他想了想说，回去已经不适应了。 适应柴达木的人已无法适应城市。而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是怎样适应了柴达木呢？ 我们第一站到了电视台。花土沟的电视台较之城市的电视台多少有那么点土气。这是指那些土色的平房而言。但是，这里工作的记者和编辑一点也不比我们城市的电视台工作者土气。我们到的那一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电视台里找不到人，都到酒店去过妇女节了。我们借着妇女的光也赶到了酒店。柴达木人没有不能喝酒的，他们对人的全部热情也表现在劝酒上。尤其他们听说我是只东北虎，就更是频频举杯。电视台总共有五个人。播音员一人，记者编辑二人，司机一人，台长一人。除了台长外，其余人都是轮换着。短则半年，长则一年。 台长很热情，看上去有40岁，其实，他才35岁。整个酒桌上除了文联主席，还没有一个人比我年龄大。席间，我问过台长想不想离开这里。他很诚实地说当然想了，可是，他继而又摇了摇头。他妻子是税务所的所长，工作干得相当出色。台长说难就难在妻子的工作调动。他们的孩子已经上了三年级。谈到孩子，话题就更显得沉了。这个地方就是再像城市，教学质量也是可想而知了。在城市孩子的出路是读书，在这里，除了读书还有什么盼头？他们对孩子考大学的愿望肯定不比我们城里的家长差。那天的酒喝得不好，一方面是我不会喝酒使台长他们喝不出情绪，二来，我们谈到孩子，把话题弄得过于沉重了。这使我晚上失眠时，一合计起来就后悔不已。我从来不失眠可在这里我却天天失眠。失眠是一种不适应的反应。但更让我不适应的是一场大风沙。这场大风沙把花土沟的真相暴露无遗。 风沙是从下午开始刮的。人躲在屋子里也躲不过风沙。风沙无孔不入，再严实的窗户也没有用。你没有办法说话，一张嘴，就呛得慌。沙子呛嗓子的滋味胜过浓烟。从窗户往外看，那一片遮天蔽日的浑黄就像经久不散的浓烟，浓得厚实浓得没有缝。楼房被吞没了，街道被吞没了，茫崖镇被吞没得没有了一点影儿。我想到邮局发信，邮局关门；我想去打长途电话，电话线被刮坏无法接通，我们想出去吃饭可没有一处饭店开门没有一户人家生火。幸亏我们有车，在茫茫风沙中开亮车灯小心翼翼地行驶，那车速还没有老牛车快。偶尔碰见一个行人，那行人明明距你很近很近，可浑黄得就像离你挺遥远，没有立体感，薄得就像一张纸的剪影，也没有行走感，就像悬起来悠荡。居然还有人骑自行车，人与车子都像印在纸上。令我最震惊的是大风沙刮过来一个小学生。看不出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也看不清他是否戴着红领巾。 但是，我辨认出一个大书包坠住了这个单薄矮小的影子。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眼前浮现出我的女儿。她没有一天上下学不是靠我们接送的。可是，这个孩子的家长呢？这么大的风沙，难道家长就不担心孩子？ 我们开车去了电视台。找不见一个人。那几个穿裙子披肩发的姑娘呢？我们又开车去了文联主席的一位老朋友家，风沙中叫不开门。我们飢肠辘辘，却找不到吃饭的去处。好不容易在油田招待所捧起了饭碗。可是，挺高档的餐厅黄沙瀰漫，茶色玻璃制作的可以转动的桌面全是厚厚的黄沙。刚擦去，就又落上一层。服务员是年轻的女子，她们的动作不再细腻，她们的肤色也不再像城市的女子。这座铝合金装修的高档餐厅也清冷得没有城市的情调。这时候我才实实在在地意识到我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採油班的女孩 这场大风沙还算客气，只颳了一天一夜。当地人曾遇到过一场颳了7天7夜的大风沙。 7天7夜就得躺在床上挺尸，没有办法吃饭，连口水都喝不成。 第三天上午，风沙总算折腾够了。可是，天边依然浑浊。无法看到崑崙山，也无法看到尕斯库勒湖。我在一篇文章中强烈感受到它们有多美。据说风沙过后，得好几天天边才能晴朗。 我们来到了花土沟的北山。这里是採油基地。油管从花纹密布的泥岩层面延伸出去，间或可以看到採油机缓慢而沉甸甸地朝这片荒丘磕着头。这些荒凉的土山全都是一副麻木而苍老的面孔，一点也不会为採油机的虔诚朝拜感动。在半山腰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我见到了一批採油女工。她们是採油二队的採油二班。班长是个21岁的小伙子。他朴实而随合，他领导的这个班是清一色的女孩子。女孩子可以跟他随便说笑，看上去一点也不怕他。我们问他有没有对象，他说没有。我们不相信，可他领导的这些女工们都证实他没有。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这些女工中选一个，他说，她们全都有主了。我问这些女孩子对象是做什么工作的，她们都说是油田的。再问，在油田做什么工作，她们就说是工人呗！问她们是不是安心这里工作，她们说不安心有什么办法？在这些女工中，我发现有一个最年轻的也是最漂亮的女孩一直文文静静地坐在那儿听我们说笑，她没有插话，脸上挂着生动兴奋的笑容。我与她攀谈起来。
第65页 她只有20岁。20岁的她处对象有点太早。她说，她也不想这么早就处对象，可是，她说他太好了，她本来不想和他处，只是因为他太好了而没有办法。这个女孩反覆说着这么一句话：“他太好了。”究竟哪儿好，怎么个好法她始终没有说清楚。其实，这种好是说不清楚的，能够说清楚的好就没有什么味道了。最让我受感染的是她说他太好了的时候，充满了动人的甜蜜。那种甜蜜是在城市女孩身上不可能发现的。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4) 女孩的爱情故事没有文学作品中的浪漫，却有着文学作品的甜蜜。她拥有着这份甜蜜就已经十分满足了。她陶醉着这份甜蜜，深藏着这份甜蜜，她至今还对她的父母隐瞒着。她家住西宁市，中学毕业后没有考取大学。她是从报纸上看到青海石油技校招生的消息，就报了名。她说技校设在敦煌，诱惑她的是敦煌，而不是石油技校。她报考时，她的父亲出差了，她说她父亲要是在家就不会同意她报考。在技校学了两年就分到这里。刚一到这里，她感到孤单极了，天天想家天天偷着哭。她身体单薄，连一把大管钳子都拿不动。她怕人家笑话她，就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憋足劲往起拿，可她还是拿不动。一把钳子搬不动，这深深地打击了她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她想离开这里，可是，她没有办法离开。她无数次跑到邮局抓起电话，刚刚与父亲接通，她就马上撂下了。她想让父亲帮她从这里调出去，可是，她无法开口。父亲本来不同意她来这里，她是自己选择的苦果，她没有勇气对父亲说出自己的反悔。何况她知道就是对父亲说了，父亲又有什么办法把她调走呢？在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遇到了他。 他本来是到她们女工宿舍找一位女工去舞厅跳舞的，那位女工没在，他就邀请她去舞厅。她本来没有心情去，又不好意思拒绝，就随着他去了。她不会跳舞，紧张得很，她怕他笑话，就像她拿不动大钳子怕遭到人家笑话一样。可他一点也没有笑话她，而是非常耐心地教她。 很快，她就学会了。那一个晚上，她觉得特别愉快。她到了柴达木还从未有过那么愉快的时候。从那个夜晚之后，她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她每天都挺想他。他也是工人，每天上班也坐班车。他在花土沟北山的坡那边，她在坡这边，他们之间仅隔一座土丘。而他们每天上班都得乘班车从花土沟口进入，然后再上山。他对她说，他总能看到她坐的班车。他还说，一看到她坐的那一辆班车就像看到了她。他不会说书上边写的那些脉脉含情的话，他说的话平平常常。平平常常的几句话就会叫她感动不已。于是，她无论上班还是下班只要一上班车总是往车窗外边撒目，去寻找他坐的那一辆车。只要找到了，哪怕相距很远她也会感到从里往外地高兴。她自己也感到惊讶，有一次她上班路上看到了他坐的车，而且就挨得挺近。一进入花土沟，那辆车就紧随其后，这使她一整天都兴奋不已。就在那一天，她竟然搬动了那一把大钳子。工友们无不夸她，把她夸得那个高兴呀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感到甜蜜。他们常常在一起跳舞。她说他只和她一个人跳，她要是不来，他就在舞厅外边站着等她。她有一次故意考验他，躲在一个地方瞅他。他一枝接一枝地吸着香菸，别人请他进去，他不进。 她实在不忍心再这么考验下去，飞身朝他跑过去。他一点也没有抱怨她。她说他真傻。 她说她自己也够傻的了。她每天一上车就想选一个好位置。但每次也选不好。她要是坐在最后边一排座位，他坐的车就会从她的前边出现，而她要是选在最前边的位置，那他的车就会在她的后边撵上来。这样以来，她就只能看到车而看不到他。而当她看到车时，多么想看到他啊！有好多次，她就那么目送着那辆班车消失在山那边，直到车轮后边带起的烟尘都散尽了，她还朝那边望。她这么痴情地望着，就把自己的秘密暴露出来了。于是工友们就拿她开心。在这个单调的世界里，有什么内容能比这种青年男女的事更能增添生活的乐趣呢？ 她讲了很多感人的细节。但是，在我听来最生动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有一次下班路上，她坐的车和他坐的车一前一后紧挨着从山坡上摇摇晃晃地驶下来。她一眼就看到了他。她非常难过，她不敢去看他。因为，她决定今天就告诉他，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束了。其实，她应该在一周前就告诉他。她没有勇气。她躲着他，躲了整整一个星期。她那次回家告诉父母她处了对象，父亲非常生气。父亲说她不能这么早就处对象，一旦处上对象就再也离不开那里了。 父亲说他正在想办法给她办调动，父亲说总会有希望的。父亲还告诉她，实在没有办法调动，就在西宁给她找一个对象，结婚后就可以把她调回西宁。她开始不同意，可后来，架不住姐姐哥哥的劝说，她把眼睛都哭肿了，总算下了恒心。她回到花土沟就想把这个决定告诉他。可是，她当真要见到他时，她又没有勇气了。于是，她就只有躲着他。她越是躲着他，他就越是急不可耐在寻找她。这是周末了，她知道已经无法再躲了。她已经决定就在这天晚上告诉他。 他戴着那顶她送的红颜色帽子。她所以送他一顶红帽子就是为了坐车的时候能够一眼就看到他。可是，现在，她躲着那顶红帽子，就像躲着一团火。
第66页 他们分乘的两辆车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好像有根绳子把它们拴在一块儿。她那天十分后悔坐在了前边的座位，这使她无法躲开他。他就坐在前边那辆车的后边，他一眼就看到了她。 他一见到她就把帽子拿在手中沖她摇晃。她低下头，再也没有勇气抬起来。她这时候只希望车开得快一点，可车不仅不快，反倒停下来了。她抬起头朝外边一看，漫天的大风沙把什么都遮住了。前边的他不见了，他乘坐的那辆车也不见了。天地一片混沌，什么也没有了。车上的人们在抱怨着这场大风沙。人们只能在这里坐以待毙。什么时候风沙停了，就什么时候走。那场风沙颳了整整一夜。人们只能在车上过夜，没有一个人离开。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5) 她知道他们的车相距很近，他当然也知道她离他多近，可是，他们彼此的心情又是多么地不同。他巴不得撞开车门冲出去见她。他要问问她到底怎么了，究竟为什么一直躲着他。 可是，他没有办法。大风沙使近在咫尺的这对恋人无法沟通更无法交流。那一夜他们各自心事茫茫，都觉得十分难熬。她说就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后来，等风沙一停，她说她就改变了主意。因为当他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看到的是一张布满尘土的脸。那张脸是那样让她感动。她掏出手帕给他擦着脸上的灰土，刚一擦，她就控制不住了，扑到他满是沙土的肩头哭了…… 在花土沟，在油沙山，我见到好多年轻工人。他们大都没有结婚。我与他们谈起这个话题，他们都有各自的故事。那些故事不论甜美还是酸楚，都不会改变他们的人生选择。他们在这片海拔最高的石油作业区不仅接受着自然界的严酷考验而且他们还在接受着爱情的考验。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会经受住所有的考验，当然，我也要送给他们一个最好的祝愿。 说句心里话 从柴达木回到敦煌，青海石油局的领导为我设宴。席间，他们问我此番进柴达木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只想早一点离开那里。于是，席间就沉默了。挨我旁边坐着的是位老地质师。他是上海人，是第一批进入柴达木的大学生。他3次险些在大沙漠中送命，是靠着喝自己的尿而活了下来。他还是在柴达木被打成右派的。他经历了无以计数的苦难，可他如今依然保持着那么好的性情。他已经退居二线了，他的老伴也已回到江南，并且一再催他回去好好享受晚年。可他捨不得离开柴达木。他将他主编的一本《柴达木盆地》的画册送给我，并且在扉页处题诗一首。他是用倒字写的。他写倒字比写正字更流畅。我搞不明白他为什么用倒字，但我瞅着这一排排倒字感受着岁月，感受着时光，也在感受着他的年轻时代。 酒桌上最年轻的是青海石油局的第一把手。他是局长兼党委书记。他还不到40岁。人很精干，也很有魄力。他是半年前才从胜利油田调来。在他之前，这把交椅坐过的人都是极富资历的。从未有过这么年轻的。他的到来，为柴达木带来了一片生机，一片活力。他思路开阔，沉稳且坚定。他知道他所面对的是一种怎样的局面。在企业向市场的转型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味道浓郁的大油田面临的改革是极其艰难的。但是，油田人信任他，他自己也充满自信。他说，他不喜欢悲剧。他提议每人唱一首歌。从老地质师开始。老地质师膛音很亮，唱得充满深情。文联主席也是把唱歌的好手，他的男高音有着辽阔的美感。最后轮到了这位年轻的局长。他说，他唱一首《说句心里话》。 我曾经听过这首歌，但不曾被打动过，但是，这一次，我被这位年轻局长的歌声打动了，深深地打动了。不仅我被打动，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被感动了。于是，我们一起加入了这首歌。 唱了一遍又一遍。这歌声飞出窗外，在辽阔的大戈壁之夜一定传得很远很远。就是在那一刻，我决定为柴达木人写篇文章，写他们的事业，写他们的贡献，写他们的青春。 9 沙 棘 刘元举 我从柴达木出来时，身边多了一样东西——一根乳白色的枯枝。这是我从荒芜的戈壁滩亲手摺下来的。至今也还记得，那一坨一坨的草棵子在光秃的壁上充满诱惑地铺排着，冷眼看去就像一片珊瑚丛。我挑选的这枝，造型讲究，很像缩小的黄山松。枝枝蔓蔓，遒劲柔韧，很有风骨。我当时把它放在车上并没有想过我一定要带着它行程万里。我只是觉得它挺好看的。 现在想来，我擎着它走街串巷的那副庄重姿态在当地人眼里一定十分滑稽可笑。 戈壁滩上这种植物太多了，没有人对它感兴趣。就像东北田野中的蒿草，谁见了也不会把它採摘下来当成什么好东西擎着。我在西部擎着这棵枝子，就像在东北的田野擎着一束蒿草。 我把它带到石油宾馆，小心翼翼立在桌面上。退后几步端详着，发觉它很像一件艺术品。 我当时还咬不准它到底叫什么。有人告诉我它叫白刺，也有人说它是沙棘或骆驼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人给予鑑定，所以，我一直也搞不准它究竟该叫什么。后来我到西安见到作家李若冰，才认定了它叫沙棘。 我去拜见李若冰时，面前出现的这位老人远不如我想像得那么高大结实，也远不如我想像得那么热情。他脸上挂着病容，眼睛也有些发锈。寒暄了一番，他仍然没有唤起多少好情绪。我坐在那里很是拘谨，他坐在那儿也不那么自在，后来，我就想走了。我在起身时告诉他，我是从柴达木来的，如果不是柴达木，我就不会来看他。他一听到柴达木这三个字，就像听到多年未见的情人的名字，那双发锈的眼睛突然接通了电源，一下子灿亮无比。那一瞬间，他的白发，他的多皱的额头，他的瘦削的身子都因此而显得格外生动格外亲切了。我们就谈柴达木。柴达木可谈的话题太多了。他说他当年从柴达木的尕斯库勒湖带回了一块结晶盐，一直珍藏到现在。我说我从那里带回一根树枝，很好看，像一个盆景。他听我说树枝，善意地笑了，给我纠正不是树枝，是白刺，学名叫沙棘。他说这种植物的生命力特别顽强，结出的果子可食，现在兰州出产一种沙棘饮料就是用沙棘果子作为原料，这种饮料目前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大有取代果茶之势。柴达木有他诉说不尽的话题。当天是说不完的。他起身送我时说第二天去看我。
第67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6) 果然他第二天去了，可惜我们没有再见面。回来以后，他给我来了一封很有感情的信，信中说他整整等了我一个下午。他为此感到很遗憾。我完全理解这位老作家的一片深情。这一切都缘于柴达木。我深为失去一次深谈的机会而感到歉疚。尤其是他还没有看到我带着的这根沙棘呢。我可以就这枝沙棘与他谈一谈路上的感受。 以下，我得用第二人称写了，因为我觉得李若冰就在我的面前听我讲述，而我就是讲给他一个人听。 你知道柴达木人喜欢作家。他们过去多么欢迎你现在就多么欢迎我。你觉得我们的见面很有意思，四十年前你去往柴达木，四十年后我又去了。40年正好是我的年龄。你说这很有缘分。作家在别的地方也许会受到冷落，可是在柴达木不会。柴达木有足够的荒凉，也有足够的热情。我在这里充分感受到了这一切并且得到了最难忘的友谊。这种友谊在我看来纯朴得就像50年代你来的那个时候。没有功利目的，没有金钱味道。那么多人来看望你，那么多人请你吃饭劝你喝酒，你要走时他们前呼后拥地为你送行，一次次问你还什么时候来。 这种热热闹闹的氛围铺满了整个戈壁荒漠。在城市居住时间长了，不知不觉中习惯了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淡漠，楼上楼下的碰面了也彼此不打声招呼。邻居住着10多年竟彼此不知道姓名。 而在柴达木却完全不同。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热情反倒使我有点不习惯，以至于我每每遇到这种热情时竟变得那般木讷那般不会应酬。我不会喝酒，人家劝我，我怎么办？他们说我不真诚，他们把你抬出来与我比较，他们说你来的时候一点也不外道，大口大口地喝酒，喝得豪爽喝得够意思。到了这种时候，我喝酒难受，不喝就更不好受了。 但是，这一切想来都是美好的，什么时候回想起来就什么时候涌起股暖流。我不知道当你离开柴达木时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当送行的人离去，只把我一个人撇在了柳园小站时，你可以想出我跌入了一种怎样的孤独中。当时陪伴我的只有那枝沙棘。我把它放到了长长的木椅子上。长长的木椅子有好几排，没有几个人坐，显得空空落落。那枝沙棘是平躺着放在椅子上的，没有人注意它。 那时候已经是夜晚9点多了。外面刮着风。不颳风这个小站就已经够清冷了。 候车室内的灯光特别暗，看了一小会儿书，眼睛就酸涩得要命，只好出去走走。我出去走的时候我没有随手带上沙棘，我当时不怕它丢失。其实，它也绝不会丢失。谁会对它感兴趣？ 除非我这种傻瓜。 柳园这个小站你一定十分熟悉。白天，这个小站还算热闹，卖东西的挺多，可到了晚上，所有店铺都打烊了。楼房并不多，也不够高大，挡不住戈壁的风，就感到格外的凄凉，就只能回到候车室。我要去往吐鲁番，最早一趟车也得23点30分。这就是说还得熬过两个多小时。其实，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独处打发光阴，只是光线太暗无法看书，这让我苦不堪言。 当我回到刚才坐过的长椅子时，我发现有好几个服务员围着放在那里的沙棘指指点点。 她们中居然没有人认识它。这使我深感意外。她们问我拿这个干什么，有什么用处。我有心逗逗她们，就让她们猜猜看。她们一个个评头品足。有的说这玩艺一点用也没有，有的说不可能没用，没用哪能带着呢？他们都按着各自的人生经验去判断去猜测。精明一点的人说我带着这玩艺一定有药用。这一说法得到了在场人的公认。但是，它能治什么病呢？ 我如实告诉她们，不是什么药用，我带着它就是觉得挺好看的，带回去摆放到客厅里效果极佳，风格非常独特。而且，这是从柴达木带回来的，这本身就很有价值。我这么说，她们难以相信，一个个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瞅我。当她们听说我要带着它去新疆然后去西安去北京最后带回渖阳时，她们惊讶极了。当时，我很想给她们讲讲火柴的故事，我想告诉她们什么叫有用什么叫价值。 其实，我当时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把它带回渖阳。我不知道那么遥远的路途会出现一些什么意想不到的麻烦。能够带回去更好，带不回去扔在半途也没有什么。因为我当时带着它完全是凭着一种心情。 其实，我在戈壁滩把它折下来时也没有什么目的。车很方便，想什么时候停一下就什么时候停，车上也有位置放这枝沙棘。我把它带回青海石油局的宾馆时，我也没有想到日后要带上这个东西去走那么漫长的路途。这在当时我是不敢想的。有那么多的路程等着我，这期间得倒换多少次车？这么大个玩艺又无法放进包里，只能用手擎着。就是说，我得用一只手专门擎着这个玩艺一直擎回渖阳。迢迢万里擎着一个树枝？连我自己都觉得未免滑稽。 我把这枝沙棘摆放在宾馆的桌子上，用一只水杯盛点水，插上它，立着放，竟然有着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所有进到这个房间的人都为之吸引了。他们都对它发生了浓厚兴趣。 同房间住着一位陌生的年轻人，沉默寡言，连句必要的客气话也懒得跟我说。这使我感到很是别扭。忽然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谈到了这枝沙棘。他的表情很是生动，他说，他没有想到这东西摆在房间里会这么漂亮。他说这个东西他看得太多都看腻味了，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装饰价值。他还说他一定也要采一枝带回去摆到他家的客厅里。你知道，人与人之间没有熟悉的时候，彼此放在一块小小的空间里都不得劲儿。要化陌生为熟悉其实既十分简单又十分艰难。需要有个起因，而沙棘就是一个最好的起因，它是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桥樑。
第68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7) 那天晚上，正是因为沙棘这个桥樑使我们谈到了深夜，彼此就像一对老朋友倾诉衷肠。 年轻人是青海石油局的一位技术员，父辈是上海人，他就生在柴达木。他说到他所经历的艰苦生活，就像讲述别人的故事。 有一年春天，突然遇到一场大风雪。他们的汽车在翻越当金山口时抛锚了。你知道当金山口是去往柴达木和格尔木的必经之地，只要一遇到风雪，那条公路就得被雪覆盖，神仙也无法行驶。技术员说他们车上有6个人，都被突然而至的大风雪冻得缩成一团。如果不找到营救的车，在这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就得全部冻死。因为这种天气误车，常常一误就得七八天。 他当时年轻气盛，自报奋勇去找车然后回来搭救车上的人。他就这样踏进了漫漫风雪中。 他翻越了当金山口，发现那边也误了几台车。有经验的司机在这种天气是绝对不会开车的。他说了多少好话也没有人肯过来搭救他们。其实，这种时候人人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在风雪中走了好几个小时，总算走进了路旁的一间小房子。这里是道班工人的住处，一个老头长年累月在这间狭窄的小屋子里伴随孤独打发岁月。他一进这个小屋就立刻惊呆了：这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挤满了人，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他好不容易像根锲子一样钉进去，才把门关上。 屋子里生着炉子，温暖极了。满脸的雪水化了，流了下来。他说他当时没有擦，就那么呆呆站着，心中惦记着依然在风雪中挨冻的同事们。他说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就这么站着过了一夜。满屋子的人也都这么站着过了一夜。又饿又累，好在兜里带着烟。当他掏出火柴点着烟时，他发现人们用那么一种贪婪的眼光瞅他。有一个挨近他的人死死盯住他手里的火柴盒跟他商量要出10块钱买。他不卖。那人说出100元。他还是不卖。那人急了，一傢伙拉开了羊皮袄，在那翻卷的羊毛丛中掏出了厚厚一沓100元面值的人民币拍在他的手中，就是要买他的火柴。他说他数了那盒火柴，一共也不过10几根，而这一沓子钱少说也有3000元。10根火柴值3000元？这傢伙疯了？在场所有的人都为之震惊。那人说你嫌我没有钱，瞧不起我是不是？那人是做买卖的，他的装满货物的车因为天冷而灭火，只要有火柴，他就可以把车发动着，他要调回车头，再也不干了。他说这种罪遭不起。可是，无论他怎么说，无论他掏出多少钱来，他都不卖。他想得是他们的车误在山那边，等到雪停了，他还得用火柴点着柴禾把灭火的车发动着。他知道在这样的天气里火柴的重要。那人问他究竟多少钱能卖，他说多少钱也不能卖。最后，他还是没有卖。 他讲完这个故事，就睡着了，可我好久没了睡意。也许你听到这种事情很多，已经不觉新鲜了，但是，对于我，却是闻所未闻。我由此想了好多。我想得都是有关金钱有关价值的东西。在特定的场合，就有着特定的价值观的。 也许正是这个故事，才坚定了我要带上这枝沙棘的决心。我要把这枝沙棘带回家，就摆放在我那装修一新的客厅里。我的装修格调是白颜色的。配以这支白调子的沙棘肯定独具特色。对了，我得告诉你，我有一个极爱挑剔的妻子。她在穿戴上在收拾房间上都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格调。再好看的衣服，只要她在街上看见别人穿了她就坚决不再穿了。当我们的新居装修好之后，她常常为了一个窗帘跑得筋断骨折。问题是她总也选不到一个可心的，因而我家的卧室至今也没有窗帘。她在房间的摆设上就更是穷毛病了，花瓶她总也选不中，她要求的风格是那种既有古文化又要有现代的洋味儿，好容易看中一个，价钱太贵她也不能买。 真是老天有眼，到底让她买到了一个花瓶。随之而来的又是新的麻烦，她买不到称心如意的花。 她嫌市面上卖的花太俗。她要与众不同，要“嘎”的。我本来是那种极不讲究的人，慢慢地在妻子的影响下也学会了讲究。我在决定带上这枝沙棘上路时，不能不想到妻子的态度。 根据我对她的了解，我相信她会得到一种意外的惊喜。因为它符合她的标准：“嘎。” 如果仅仅是为了讨好妻子，我是没有那么大的毅力一直把它带回家的。我之所以能把它带回家，主要是在途中，沙棘给我带来了诸多好处。我还是从那个柳园等车的夜晚接着说吧。 围观这枝沙棘的人一点点多了起来。这时候，候车室里出现了一种十分亲切的氛围，我自然成了中心。我的这一举动在他们看来过于特殊，所以我轻而易举就唤起人们的好奇，而我则在人们的这种好奇中获得一种友谊。这无疑具有了公关意义。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事实上，当时柳园小站的服务员们帮了我的大忙。她们在列车进站时，将我介绍给列车长，并一再嘱咐给我解决一张卧票。车上等卧票的人很多，在过道里排了长长一个队列，而列车长一眼就瞄住了我手中的沙棘，笑眯眯地让我过去，问我这是什么，拿着这个派什么用场。我不敢瞎说一气，就说回去做盆景。车长就笑着说我挺有艺术眼光的，就问我做什么工作。车长管作家叫记者，他也就管我叫记者。看出来他很想跟我唠，只是因为后边等着补票的人太多了。他第一个给我办理了卧铺，而且居然还是下铺。当时我一手擎着沙棘，一手攥着卧票，在非常拥挤的过道间侧着身子通过。我得格外留心脚下，因为过道处都被躺着睡觉的人塞满了，稍不留意，就会踩着人。跨过了这么多不讲究尊严的人，我的庆幸感越发浓了。
第69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8) 当我终于找到属于我的铺位，结结实实地一落座时，松软的身子骨就像被一股突然涌来的暖流托浮起来了，在哐哐行进的列车声中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惬意。于是，自然而然就要感谢柳园站上的服务员，就要往车窗外探头，往已经晃过去的地方瞅。一片漆黑，没有比这时候更黑了。在十分遥远的地方，有那么一星半点的亮处，我也弄不清了那是不是离去的柳园小站，应该是的，就是不是，我也会把它当做小站上的灯光，瞅一眼，就心里发热，就觉得窗外这空荡荡的大戈壁的夜晚充满亲切感。 心里踏实了，反倒睡不着了。于是就总冒出这个念头：要是我没带这枝沙棘呢？ 我对沙棘有了感激之情，我知道该珍惜它。可是，行李架上，座席下边都被包裹塞得满满登登，一点缝隙也没有，我找不到地方摆放，就只有放到自己的身上，小心翼翼地庇护着，尽量别翻身，因为一翻身它就得滚落到地上，我怕弄坏了枝子。可是，总不翻身也不舒服呀！ 从这时候起，我才开始感到带着这么一扑噜东西怪麻烦的，而且，随着行程的遥远，随着换车的频繁，这种麻烦将会愈来愈大。 吐鲁番是不通火车的，我从鄯善下车，然后乘汽车去往吐鲁番。鄯善火车站的小面包车都是私人开的，为了赚钱，不等到人满他们就不开车。车小人多，不该坐的地方也都坐满了人。我的沙棘肯定没处放，就只有在手里边拿着。背包就没处放，得自己抱着，加上这么一个玩艺，可就受罪了。蓬勃的枝条动不动就会划着名我的脸，车体一晃，还会剐着别人。我不断地提防着，别剐着人家，也别剐坏枝条，你想想这车坐得有多累。好在鄯善火车站到鄯善城里不远，可是，下了车再上车去往吐鲁番照旧这般拥挤，沙棘还是没有地方摆放。车上的人维族居多，他们不像柳园站的人那么好奇，他们当中也没有人问我这是什么，我从一个个眼神中感受到的绝不是善意，好像是一种讥讽和藐视。售票员在我上车时还让我把它扔掉。 我没有扔，他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倒是车上人发出一种闹笑，笑得我颇为恼火。于是，我就开始动了把它扔掉的念头。一路上，我始终没有想过一定要把它带回渖阳。万里迢迢，我没有这个信心。再说，要是当真带回来，别人也会由此笑我痴的。 有几次，我差点将它丢下。在离开吐鲁番时，我把它忘在了那家宾馆。我都已经从六层楼上下来了。火州的天气本来很热，那一天一点风没有，闷得要命。我想起沙棘扔在房间时，心里就犹豫开了，上不上去取。裤子粘在腿上，往楼梯上迈步很不舒服。当时觉得就这么扔有点可惜，都带出来这么远了。后来，到了乌鲁木齐住在一位朋友家中，朋友和他的妻子都十分喜欢这个沙棘，于是，我就说送给他们。可是，他们说你都带这么远了，怪不容易的，还是带回东北吧。临行那天，还是忘在了朋友家。发现时，已经走出了一段路。我说算了，留个纪念吧。朋友说带回去才是留作纪念。于是，他执意回去取回来了。没想到带上它又一次给我带来了福音。 朋友为我预订的车票由于晚了两天，我没能用上，就决定到车站买当天的票。在乌鲁木齐车站的售票处我没有能够买到卧铺，只买了一张硬座票。我们进到候车室等车的时候，朋友因为没有买到卧票而心情沉郁。他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只顾摆弄着手中那枝沙棘。 旁边有位中年男子发现我的朋友拿着这枝沙棘，就与他攀谈起来。一唠，两人就熟了。那人说他手里还能余出一张卧铺票，因为一起走的人中有一个临时有事没有来。于是，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得到了卧铺票。朋友为此十分高兴，他说他这一下子就放心了。我说该感谢一下人家，可朋友说，要感谢得感谢这个宝贝。 他管手中擎着的沙棘叫宝贝。 离开乌鲁木齐，一连3天3夜的火车到了西安，离开西安又坐了1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北京。在北京拥挤的地铁上，我的肚子都快挤扁了，但我一直精心保护着手中的沙棘。尽管如此，沙棘仍然受到了拥挤。这种拥挤较之大戈壁的剧烈风沙对它的破坏更甚。好在它已经从风沙中练就出来，它的所有的枝蔓是不会轻易折断的。任何花枝和树枝也不会有它的这份抗性。 如今，它经过万里旅途，已经安然立于我家那装修一新的客厅里。为我家客厅增添了许多光彩。妻子是用那个她喜欢的有文化味的花瓶插着它，花瓶里边还装上了沙子，沙子用水浸着，这使它如今还没有干枯，一掐它的皮，还透出一种嫩黄。 妻子比我更喜欢它。在刚放上去的那些日子，妻子希望家里来客人。只要一来客人，她就总愿意让人家注意放在一角的沙棘。绝大多数人不认识它，于是，妻子就给人家讲关于它的来历。 妻子在讲它的故事时，总要讲技术员给我讲的火柴的故事。到了最后，妻子总是不会忘记贬我一番，诸如这个人多么愚呀，那么远的路就那么一手擎着……她还添油加醋，连说带比划，直逗得人家笑出声来。而每每到了这种时候，我都会从心底生出一股惬意来。我觉得柴达木我还没有白去，这根沙棘我也没有白拿。它不仅给我的家庭带来温馨而且它成了我进入柴达木的永远的最有价值的纪念。什么时候我一瞥见它，我就会感受到风沙的刚烈，岁月的无情，戈壁的冷漠，生命的珍贵。于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就会从那细小的枝枝杈杈间一个个活现在我的面前……于是，我就有了灵感，就把它写成这篇散文。需要强调的是，在我带上沙棘风尘僕僕奔走时，我绝没想到它会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好处。
第70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19) 10 忧郁的敦煌 ——西部系列 刘元举 寂寞的时候就会去思念敦煌，如同思念早逝的先人。其实，这是一种挺模糊的东西，甚至有点不着边际。然而，却是那么实实在在。 走过的地方挺多，为之激动的景观也不少，留下的不过是一叠叠彩照，抽屉塞满了，没个放处，就随手乱扔了。扔来扔去，记忆里边的东西也差不多扔掉了。可是，敦煌是扔不掉的，它像块忧郁的云霭，翳着我那记忆的旷野…… 走 近 敦 煌 原以为敦煌就是莫高窟，到处洞窟，到处壁画，到处都有美丽的飞天，到处都飘拂着神秘的鬍鬚。随便扯上一缕，就是学问。真正到了那里才知道想像的东西与实际永远有着无法弥合的距离。 去敦煌必经一个小站——柳园。柳园可太小太简陋了。敦煌的机场刚刚建好，还在试航中。要到敦煌，只能经由这座小站。每年，大批大批的游人拥挤到这里，把个小站都快挤破了。小站的建筑极其平常，没有任何地域特色，放在哪里都可以，却惟独放在这里让人失望。 因为它与这片古老的地域是那么的不谐调。我不知道三毛来到这座小站时作何感想，大概她不会有多少好心绪吧？当然，她的不好的心绪也不能怪罪这个小站。搞文化散文的大家余秋雨到过敦煌，有《道士塔》为证，想必他也是经由这里去往莫高窟的。他对于建筑文化不能视而不见吧？但是，他的文章中从未谈过这座小站。是他的文章被文化和历史挤得太满，没有一行空隙能留给这个小站，还是他丝毫就没有留意这个小站？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从这儿进入这片圣地。到了这个小站我才恍然意识到，走这个小站有多么扫兴。应该走那条千古之路——丝绸之路。那就是经游酒泉、金塔、玉门、安西，而后再 进入敦煌。这是一条最佳的美不胜收的古丝绸之路的旅游线路。无疑三毛是这么走来的，余秋雨想必也是这么走来的，只有我不是。这仅仅是一种选择线路的差距吗？ 选择对于人生的重要不必说明。十七年前，我写过一篇就叫这个名字的小说刊于《鸭绿江》的头题，这便註定了我人生之路的定位。都说往事不堪回首，而文学之路留给我的更是不想回味的感伤。那本写郁达夫的书题为《伤感的行旅》，我捧起过三次都没有读完。因为我不想在我的情感中注入更多的伤感色彩。 三毛的最后里程就是她走向敦煌。我从一篇记载她的敦煌之行的文章中看到了她进入敦煌的情绪是忧郁的。她去撒哈拉大沙漠与去敦煌的感受肯定是有巨大的差异，前者虽然荒芜却能激发起人的一种生命的活力，而后者给予人的是生命极致的一种沉入吧？这不啻是时空差异，也有人为的成分。撒哈拉使她得到了何西，而敦煌不可能再给予她爱情。不要说这片土地上没有她眼中的何西这样优秀的男人，即使有，大概也无法撞入她的情感世界。因为她走进这片佛洞，就被那片浓郁的佛的氛围沉沉笼罩，她无法解脱。她只能走进沉郁走进无极。人们造佛是为了让佛来解脱救渡自己，于是，佛在黑暗的洞中就给予了人的启示。只有好悟性的人才会得到这种悟性，我以为三毛得到了。如果三毛不到敦煌来，她大概不会结束她的旅程，即使她想结束也不会那么迅速。 其实，一个人要说清另一个的行为是不会那么公允客观的，多少不能不带上个人的感情色彩。所以，我一向认为那些人物印象记传记之类的东西不那么可靠。只有人在结束自己生命之后才能写好自己。当那些名人的灵魂在飘荡中读到那些记述他们的拙劣的文字时，不知道会发出怎样的嘲笑。于是，我也不能不顾及到三毛在九泉之下看到我写的这段文字会撇起她那刻薄的嘴角。 我是个喜欢奇思遐想的人，尤其在无事可干的时候。我在柳园站下车时，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就拼命去想三毛。可惜三毛只一小会就想完了。 我去往敦煌心切，巴不得一步就跨到敦煌，可是，因为正是中午，没有去往敦煌的公共汽车。我只能在这个小站的周围转悠。因此，这个小站就使我耿耿于怀。 说不清柳园这个地方建于何年何月，但柳园这里是绝不会给人以想像力的。它的街衢狭窄得不可思议。两侧只能叫房子而不能叫建筑。我焦虑地折返在这短短的街巷里，放眼望出去，却怎么也看不到百公里外的敦煌。在我此番的旅途中，我时常会在被空旷的大戈壁捉弄得没有一丁点希望之时，却又会突如其来地出现了人烟出现了城市。简直就像魔幻。 敦煌，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了。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二字时说：“敦，大也；煌，盛也。”见《汉书·地理志》注。 南朝刘昭引《耆旧记》说：“国当干位，地列艮墟，水有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虎，华戊所交，一都会也。”那个叫李nd964的人在公元400年前把西凉国立在这里时，他是否会想到敦煌会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门深奥的学问——敦煌学呢？ 去过敦煌，方知晓所谓敦煌学是一门由敦煌石窟艺术、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敦煌其它遗留文化和相关的史料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这门学科听说外国人比我们中国人研究得好，因为好多好多珍贵的史料都流到海外了。还听说我们的学者和专家要想找一份资料得到日本去找。还得交资料费，据说这种资料费相当贵。近年来听说我们也有了敦煌学的专家，我们的专家水平比外国专家的水平高了。前几年国际敦煌学的学术会议到我们中国来开了。
第71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0) 也就是说敦煌学又回到了我们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来了。我不知该为此自豪呢还是该为此伤悲。 稍稍知道一点关于敦煌的事情，就不能不增加些伤感成分。敦煌的历史太久远，伤感的事情就自然挺多。那么，是不是历史久远的地方，伤感的事情就一定多呢？敦煌学无疑是博大精深的，研究起来势必穷其毕生精力。在我去往敦煌时，我仅仅略知一二。在我伏案写下这篇文字时，我对于敦煌又能知道多少呢？ 敦煌的名字就有多种解释，怎么解释，我都觉得它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名字。就是这个好名字，历史上也改来改去。北魏初太武帝平沮渠氏废敦煌郡改置敦煌镇； 孝昌中，改敦煌镇为瓜州；北周时改敦煌为鸣沙县；隋大业元年复置敦煌郡；唐贞观七年，敦煌改称沙州；宋朝时敦煌被西夏占据，长达191年……改来改去，还得叫敦煌。敦煌这个名字经过这么多朝代的风沙磨蚀，更加耐人回味了。我觉得在辽阔的西部城廓，有哪一座的名字可以和敦煌比美？有哪一座城池有着敦煌这般丰富的阅历？我们可以说西部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位长者、圣者，却不能说它们都像敦煌这么忧郁这么伤感。 从离开柳园的那一瞬间，我就开始理解敦煌了。因为我敏感的心灵渐渐注入了忧郁。沿途全是光秃秃的戈壁。横着瞅没有变化，竖着瞅还是那幅样子。沉淀着太多的忧郁的地层越是开阔就越是黯淡，越让人缄默。那种叫做植物的东西低矮得一片沉默，它们好像受尽了委屈，受尽了折磨，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得以舒展。在过路人的眼里，它们就像一摊摊牛粪。哪还有着植物的性格？ 时而可以看到低矮的山丘，那是一种黑色的石质，堆积着与其体积不相称的皱褶，像一个孩童的皮肤上缠裹挤压着衰迈的纹络。这种黑色的石丘让我联想到汉高祖的霸气。《史记·封禅书》云：“汉王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对曰：‘四帝……’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畴。”刘邦凭空硬加上一个“黑帝”，创造了一尊黑神。从此，汉文化中多了一个神。多了一个神是多了一份福呢还是多了一份累一份忧郁？ 黑色给我的感觉一向不好。因为它没有亲切感。而且，总给人一种压抑感。我不知道中 国的民居中那黑色的瓦顶是不是与汉高祖的黑神有关，好在白墙黑瓦的屋舍看上去倒也和谐。在南方的民居建筑中用黑色远远多于北方，我曾在苏州的同里小镇看到了一堵黑色的大墙，墙体高约两米，长约10多米，看上去极不舒服。这座江南小镇有着相当讲究的建筑，那牌坊、那石桥，那极富变化的垛头、墙门，还有那精巧别致的飞罩、纱隔，以及造型美妙的单、重檐的屋顶，无不给我以艺术的享受。可是，偏偏有这么一座黑色的高大的院墙不管不顾地横陈在镇子的中心街道上，让你无法躲避。于是，就把许多好的东西破坏掉了。这堵黑墙我什么时候回想起来就觉得好像在一座很精美的展馆的陈列板上，张贴了一块又长又大又坚固的黑胶布。从此，我到了任何一座城市，都禁不住要留心看看有无这种黑胶布。 纵观敦煌城内的建筑，没有用黑色的。现在的敦煌市已经远离了古城的味道。我本想在这里多写几笔关于敦煌市内的建筑，可是，我怎么努力地去回味也想不起来这座现代的城市在规划上或者在设计上有什么特色。惟一留下印象的是飞天。敦煌城里到处都是飞天，高的飞到屋檐，低的飞到垃圾箱上，值得玩味的是屋檐上的并不比垃圾箱上的精緻多少，高雅多少。飞天是敦煌城的符号，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符号的。有符号的城市是幸运的，可是，符号用得太滥就失去了意义。街心小广场处有一尊反弹琵琶的塑像倒是可以夸上一笔，可惜的是它与广场周围的环境不够谐调。城市建筑的风格重要的在于环境的谐调，尤其作为那么辉煌的一座古城。然而，琵琶女的阿娜姿态与周围粗糙的建筑物没有任何呼应，没有一点共同的语言。古的语言没有，现代的语言也没有。这不仅使得琵琶女尴尬，也使得这座名城失去了动人的韵致。作为一个外地人，一个嚮往敦煌已久的外地人，曾把敦煌视作艺术的美的圣地，像巴黎之于法兰西；像佛罗伦斯之于义大利；却怎么能想到会是这番模样？我的心头不能不罩上一层沉郁。 其实，敦煌的建筑不在敦煌市内，而是在莫高窟。这里有着绵延千年的建筑艺术。莫高窟的建筑留下了宝贵的古代建筑的实物资料。它们以其不同的特点体现着各个不同的时代。 “僧房式”洞窟建筑，可以把我们带到遥远的北凉；“塔庙式”建筑，能使我们窥视到北魏——稍微细心，就可以从中看到北魏建筑风格受到中原的影响：254窟中的人字坡横樑装饰两侧竟然安装了4只木质斗拱，据说这是我国保存的惟一的早期木质斗拱。 在196、427、431等洞窟的木构窟檐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的建筑物，它是除了佛光寺正殿外，国内现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实物。它的细节应用与斗拱的做法极其特殊，在国内古建筑中实属罕见。洞窟建筑最宏大的部分是在唐朝。那是最显赫的一处——96窟的北大像。历经各代的修建，成为蔚为壮观的九层楼，成为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莫高窟的建筑是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古代艺匠们把木构建筑与石窟建筑巧妙结合；在狭小的洞窟间建造大型殿堂、楼台亭阁；再加上婉延多姿九曲回环的窟檐和通廊……这需要怎样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啊！
第72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1) 可是，这种建筑越是精緻越是有价值就越使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一定要搞这种洞窟建筑？我们有那么博大的土地，那么美好的河山，到处都是风景胜地，到处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搞建筑，何必一定要到洞窟里边鼓捣呢？建筑由洞穴走出来这是人类自身的一个超越，却为什么还要眷恋着洞窟？人是崇敬佛的，佛在人的心目中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应该把佛敬到高高的山上，敬到亮亮堂堂的地方才对，却为什么把它们弄到洞窟中？是出于一种狭隘卑琐的心态，还是来自一种幽深莫测的悟性？敦煌是丝绸之路的枢纽位置，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至今在这里还能捡到古战场遗留下来的箭头，这种箭头已经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绿色铜锈。古代将士的坟冢比比皆是，古烽火台、古城的残垣断壁，无不弥散着历史的云烟，诉说着永远也无法说尽的创伤与哀怨。可是，为什么这里的佛会这么多？为什么佛教文化会如此发达？ 带着这种困惑，我翻开了“敦煌学”，我在纷纭复杂的敦煌历史中试图去寻求一条脉络。 走 进 历 史 追朔敦煌的历史，无法绕开4000多年前的尧、舜、禹的部落。出于一种人类固有的占有欲望，各个部族间常常大动干戈。有的部落强大了，有的部落就弱下去了。尧、舜、禹作为中原部落联盟的最大首领，则经常对一些弱小部落发动征服性战争。战争中，被打败的一方就要遭到流放。中国西部正是历史上最合适的流放地。而敦煌的先民正是这种被流放的犯人。 《尚书》中记载的流共工于幽州，放nd83e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这里边提到的“三苗”就是曾经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三苗部族。这个部族由于在和中原部落的战争中屡遭失败，却又不肯臣服，故被舜、禹先后放逐。被放逐到敦煌的这批犯人应该说是大犯要犯了。可以想像，他们从富饶的江淮之地被押解到遥远荒凉的戈壁的情景：这个被流放的队伍一定不会太整齐，一定不会有什么准备去适应那粗历的风沙。他们一进入河西走廊，就会时不时地被无尽的光秃与苍茫搞得一片绝望。不能给他们近镜头，因为他们的面部皮肤已经失去了江南水色，粗糙得一如这大漠戈壁；他们的嘴角破裂开来，渗出的血水已经凝固成黑色的岩石纹路。衣服无疑是褴褛的，一串褴褛在风沙中飘摇出一个杂色的布带，所以只能给他们这样一个远镜头，一个越来越细的杂色布带，在怅惘的风沙中时断时续，若隐若现…… 我坐在舒适的现代的火车卧铺上穿行于这条大走廊时，我就不止一次地望着窗外荒凉的大野滋生过这样一种念头：如果是我一个人走在外面那片光秃无尽的戈壁时，我会怎么样？ 火车跑出去好几个小时不见人烟，而徒步走呢？那得走上一整天不会见到人烟，不会得到任何生存的希望。天黑了，住到哪里？口渴了，到哪里找水喝？饿了呢？遇到凶猛的野兽呢？ 那种滋味儿，就是想一想都要伤身子骨的。 可是，他们来了。他们满面忧郁地来了。他们肯定不会抱着创造什么文化的目的而来。 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原有的许多东西。他们失去了自尊也失去了江南地域带给他们的与生具来的毛病。他们变得宽容了，变得适应了。他们的后代已经远离了他们的初衷，再难寻找江南流域的特色。 到了战国至秦时，月氏、塞种胡和乌孙等族也云集此地。月氏不仅在敦煌，在整个西部疆域那时也是个强大的民族。三苗的后裔羌戌在这时被“併入月氏”。在以后的岁月里，敦煌的居民成分不断地变化着，又有一批批汉人来到这里。不仅有流放的犯人，也有戍边的将领及其家眷。也有因战乱或其它原因来此避难的各层人，也有历代王朝因为屯田垦荒等徙民实边政策而来的一批批移民。总之，到这里来的人几乎没有高高兴兴而来的，都是出于莫种无奈。因而，我执拗地把这里的感觉用了两个字：忧郁。 西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是肩负着使命的。他两番出使西域，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仅第一次往返的途中他就两次被匈奴擒获。张骞出使西域的政治目的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可是，他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完成任务的张骞回返的途中，该是一张多么忧郁的面孔啊！ 张骞是幸运的，是令人羡慕的。他没有完成任务居然还能青史留名。这得感谢汉武帝。 如果汉武帝不让他去而让别人出使西域，那么流传下来的将会是另一个名字。 但是，汉武帝不忧郁。他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就对匈奴发动了3次大战役。重创了匈奴，迫使“匈奴远遁”。 汉武帝建立了敦煌郡。《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汉政权在这里共统敦煌、冥安、效谷、广至、龙靳、渊泉这6个县。到了西汉末年，这里已经是一处有着11200户、38335人的要郡了。丝绸之路的开拓，使敦煌进入了最早的繁荣。 敦煌的地理位置是十分优越的，它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围绕它发生的故事自然不会太少。它会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辉煌，也会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创伤。政权的更替总是用流血的方式。从五凉、北朝时期的敦煌到隋唐时期的敦煌；从五代、宋、西夏、元、明时期的敦煌到清民国时期的敦煌；这里发生的战事是无法一一说清的。这种你争我斗、厮厮杀杀对我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我所感兴趣的是各个朝代是如何对待敦煌文化的。也就是说，我想追寻的是一条敦煌文化史的脉络。
第73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2) 据史书记载，敦煌文化的兴起源自中原文化人士的大量流入。早在五凉时代，敦煌就成了一个人物荟萃、名家辈出的文化昌盛之地。此间见于史传的敦煌学者就不下于50余人。 其中着述可考者达10余人。这里边有一个叫宋纤的人，他超凡脱俗，清心寡欲，不与世人交往，只身隐居酒泉南山，苦心修佛，授业弟子竟达3000余人，为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 我很想找寻一下关于记载宋纤这个人的文字，可惜我没有找到。我不知道他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过怎样的坎坷，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家室是否有爱情，但是，我可以从史书上对他的极其简短的文字中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肯定有着一种忧郁的性情。正是这种忧郁使他隐居山林，图个心绪宁静。一个人只有进入了大的忧郁境地才会获取大的悟性，才会杰出。宋纤应该具务这种东西，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文人。现在绝不会出这样的文人了，因为不会再有人出山隐居了。 走进敦煌学不能不拜谒译经大师竺法护（昙摩罗剎）。他是月氏人，世代居住敦煌。他曾经跟随师傅云游过西域诸国，通晓天竺语又畅晋言，在敦煌、长安等地组织译场，翻译佛经，“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他的影响得到了人们的深深敬重，遂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早期的着名的译经大师。这位大师的弟子竺法乘协助译经，他虔诚地跟随法护往来于长安敦煌间。后来，他在敦煌的影响竟超过了他的师傅。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他的功绩：“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戌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些献身的学者，才使得敦煌变得神圣起来。 在我寻找到这些几乎被历史云烟遮没了的敦煌学子和大师们同时，我对于中国历史上的 几代统治者有了一种新的认知。敦煌学能成为丰富的矿藏，离不开他们的扶植。 西凉主李nd964执政后思贤若渴，他曾经“采殊才于岩陆，拔翅彦于无际”，他还在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隋文帝杨坚非常信奉佛教，尊佛教为国教。公元600年，文帝下诏：“佛法深妙，道教虚融，降大慈，济度群品……故而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及偷盗佛及天尊者，以不道论。”由于文帝对佛的推崇，隋代敦煌莫高窟的镌龛造像超越了前代。如果说隋文帝对佛的推崇，那么进入唐代政权时，佛的地位更加显赫。唐太宗时佛与道并举，到了武后则天时，她专崇佛教。在莫高窟中，有好几处菩萨佛像据说就是塑的武则天。我在那个唐时建的最大的石窟中，看到了高高的墙壁上画着一幅立着的菩萨像。这是个女人，据说这就是武则天。唐代窟中的壁画大多色彩鲜艷，可是，惟有这幅画像是黑色的。在光线暗淡的黑色石窟中瞅着这幅黑色的女人巨幅立身像，不禁有种畏葸感。联想到汉武帝树立的一尊黑神，莫非武则天也崇尚黑色？我在别的有佛的地方还看到过武则天的塑像，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那种半武则天半佛的像，这种像都是色彩鲜艷的，这种色彩本身就体现着唐代的繁荣。可是，为什么这一处莫高窟中的画像完全是一种黑色调子呢？这像一片巨个的黑影高挂在这个大洞的空间，千百年来，我可以感觉出它给人带来的是怎样的压抑。 然而，武则天毕竟是一心一意信奉佛的。或许是由于她的影响，敦煌的佛寺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如：龙兴寺、灵图寺、开元寺、大云寺、普光寺、金光明等都已载入史册。一时 间，唐代的莫高窟出现了这样一番景象：“前有长河，波映重阁，”何其壮观！ “安史之乱”以后，敦煌为吐番占领。吐番政权始终不稳，无法赢得敦煌人心。但是，吐番奴隶主贵族笃信佛教，这使敦煌的佛教得以空前发展。他们大兴佛寺，广度僧尼，当时人口仅3万的沙洲便有上千僧尼。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寺户，从事手工业和畜牧业。在吐番统治者的扶持下，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莫高窟仍然开窟不止，若按每年平均数计，其开窟镌龛速度超越了初唐和盛唐。到了西夏统治敦煌时，立国者元昊提出了“佛图安疆”的主张；一生征战的铁木真具有着真正苍狼的性情，但他却不排斥佛教道教，即便是在艰苦的征战途中，他还让道人讲道。元朝政权对于敦煌佛教的主要贡献还是到了八思巴于1246年起出任忽必烈国师，喇嘛教萨迦派十分得势，与此相应，密宗盛行于敦煌，成为敦煌寺院的主要教派，在莫高窟留下了藏传密宗的画塑。元代在莫高窟开洞窟8个，重修前代洞窟19窟，共合27窟。到此为止，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都重视敦煌，都敬佛都为敦煌文化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他们似乎在比试着看谁建的窟多立的佛多。这是一种风雅呢，还是一种手段，抑或统治者的某种寄託？无论出自一种什么动因，也无论多么强大多么不可一世的统治者，面对博大精深的敦煌都将捉襟见肘。多几个窟与少几个窟，对于他们的盛衰无助；真虔诚与假虔诚，对于他们的生命无补。以佛安疆，只能是一个浅显的神话。我很难分辨窟中的佛带着哪个朝代的胎迹，我更多的是注重表情。佛的表情丰富多彩，高深莫测，但所有的表情均来自色彩与光线的作用，而幽暗的石窟所给予佛的只能是一种沉郁。时间越久，佛的表情就愈加沉郁。石窟的整个氛围是沉郁的佛焉能不沉郁？
第74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3) 人因为肤浅才会去造佛，而造出的佛的深刻更见其人的肤浅。佛对于历史对于政权究竟有多大影响？左右不了生杀亦制止不了战争，敦煌周围有那么多的古墓群，古币般抛撒在茫茫大漠茫茫戈壁，佛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佛却视而不见。或许佛见了，也想了，只是浅陋的我等无法揣度。这些个古战场的不幸者们生前是否去过莫高窟？是否祈求过佛的保佑？当一阵烈风带着粗历的沙砾吞没这些古币时，我听到的是沙哑的哭泣，我感受到的是整个戈壁的颤慄。 而佛们，却端坐入定。 古墓要远比石窟多。 东方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从属于政治权威，面对统治者的意志文化就像一个柔弱的少女而任其打扮。佛亦可以打扮。可以塑成男的，也可以塑成女的，可以是汉武帝的样子也可以是武则天的模特。喜欢了，就宠你，不喜欢了，就把你扔到一边。 中国的古建筑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充分。那些豪华的皇宫随着朝代的更替而不断地焚毁，就像一件件随脱随换的龙袍。即便到了现代的城市建筑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文化的影响。所以，当代建筑师们常常为某个城市的长官意志所困扰。在我接触的那么多建筑师中，有好多跟我谈过他们对于某地搞假古懂的反感和无奈，有的就是出自他们之手，但是，一提起来，他们就感到苦不堪言。他们不能无视长官意志。 一座城市建得好，那是因为有个懂建筑的好长官，而建得不好，那就是这个城市的长官不甚明白建筑。不怕这个城市没有好的建筑师，只怕没有一个懂建筑的好长官。就像一个单位的体育运动开展得好，因为有个爱好体育的领导；一个单位的文艺搞得好同样是有个热爱文艺的领导；否则，是不可能开展好的。古今同理。 那么，敦煌的石窟建得好，无疑也是因为掌权者们的喜好。研究敦煌学要想深透去探索，不能不去研究那些个统治者的个人性情和爱好，以及这种东西形成的原因。就是说，他们为什么都愿意营造敦煌的佛窟？为了疆域安定，为了统治顺民，这只是外在的因素，而他们内在的心灵世界，他们的情感方式，包括他们的性格成因婚姻状况等等，与莫高窟能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繫吗？我曾试图找找这方面的资料，可惜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就没有充分理由对这个问题予以有说服力的阐述，好在我不是学子，我也无意去写学术文章，我只是要写篇散文，用以记述我的敦煌游历，以及我由此而生发的感慨。 根据我的感慨，我还要固执地说下去。面对敦煌面对莫高窟，人类不能不发现自身的渺茫。人是脆弱的，人的感情更是脆弱的。被统治者的感情脆弱，统治者的感情更是脆弱。脆弱来自思虑太多忧患太多欲望太多，如此说来，三皇五帝们比常人面对死亡时的心境更加复杂更加可怜。在佛的面前，他们是孩子。他们只有在佛的面前也只有到了死之将至时，他们才会成为孩子。但是，他们无论多么孩子，多么可怜，也无法让佛受到感染，相反，他们倒是极易被佛被石窟感染得一片忧郁。 历朝历代，哪一个皇帝的晚景不是一片忧郁。即使不忧郁的来到莫高窟也会被这种忧郁的氛围所笼罩。 莫高窟是忧郁的，敦煌也是忧郁的。忧郁的东西不能不受到伤害。敦煌的衰落 始于明代以后。据载：嘉靖三年（1524年）闭嘉峪关，敦煌孤悬关外，莫高窟 “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埋”，敦煌一片萧条。 到了清代，虽然敦煌一度得到复甦，但是，莫高窟却寂寞了，字落碑残，丛深草密。到了同治年间，陕西回民白彦虎围攻敦煌，“遂将佛龛半付灰烬，令人有不忍目睹之状”。 往下该说到那个傻×道士了。其实，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已经写了这位道士。在我第一次读到这篇名为《道士塔》的散文时，我觉得这篇东西像小说。因为他笔下的这个叫王圆禄的道士形肖神似：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禄！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了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最灿烂的文化……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 我不想在此给王道士的笔墨太多，因为在整个敦煌学中，他显得过于渺小了。余秋雨太抬举他了。他是出于好心，眼见17窟的洞门被沙土堵塞，就想清理清理。他雇来工人干活。那是光绪二十六年的6月25日，干活的工人把厚厚的淤沙搬运出去，往显露出的墙壁上插烟管，插出一道裂缝，于是，沉睡900年的宝窟被打开了。这一打开，就使莫高窟名扬天下了，于是，民族的耻辱与民族的灾难什么的就纷至沓来。这一段历史是从王道士这么个小人物的手中开始改写的，这倒使我感觉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关键是他承担不起。要是换了别人去开启那个藏经洞呢？面对那么多的宝藏会怎么办呢？比如要是我突然了那个民族或者说人类的宝藏我会怎么办呢？我会把它保存完好以至于送到今天的故宫博物馆吗？我没有把握。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绝不会拱手将这些国宝送给外国人。
第75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4) 王道士是个可悲的小人物。如果他要知道他因为打开这个洞而给国家和民族造成如此残重的无法挽回的损失的话，我想，就是借给他一个胆子，他也不会去那么做的。然而，毕竟他做下了。 莫高窟从此开始呻吟，开始流血，开始大伤元气。 “1922年，白俄阿连阔夫残部约500人，由新疆窜到敦煌驻扎在莫高窟，约八个月之久，对莫高窟的破坏极其惨重，他们将洞窟和寺院中的门窗、匾额噼碎当柴烧，在洞窟内支锅做饭，大片壁画被烟燻火燎无法辨认，把大批塑像断手凿目，甚至挖心捣腹，意在盗宝，斑斑罪痕，至今犹存。” 这是胡同庆与罗华庆合着的《敦煌学入门》一书中的记载。仅从这一小段文字中，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串令人目不忍睹的画面： 一群蓝眼睛白皮肤的高大的白俄大兵争抢着跨过大泉河，直扑莫高窟。他们哇啦哇啦地叫着，笨拙地钻进一个个石窟。他们的腰间都扎着宽宽的皮带，军装的褶皱堆积着黄沙。黑色的高统大皮靴把鸣沙山上飘下来的细如水纹的沙层踏踩得一片稀烂，黄沙默默忍受着落降下来，遮住了500双黑皮靴上那层狂傲的光泽。 石窟在山崖上参差排列着。一股股浓烟伴着黄昏忧郁的山色，极不情愿地带着万千愁绪从高低不同的洞口中缓缓涌出。 500个大兵涌进洞内，他们占了多少个洞就使多少个洞内的佛和飞天还有壁画上的人物蒙羞受辱。当这些个来自异邦的大兵们把洞窟中珍贵的门窗，以及那些尊贵的匾额噼碎当柴烧时，他们粗鲁得像史前人。可是，他们是来自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度。如果莫高窟是在他们的国土上，他们走进这一个个洞窟中，他们也会这么破坏吗？ 洞里边的大锅很大，四周围着一圈儿解衣敞怀的闯入者。火光从锅底的缝隙处卷腾上来，闪闪灼灼地照着一张张怪异的面孔：捲曲的蓬乱的棕色头发，蓬乱的捲曲的棕色的络腮鬍子，深陷的蓝色的眼睛已经显不出磁质的光斑了，半明半暗的脸被火光弄得红一半，黑一半。我知道，红的那半绝没有一丝愧疚，黑的那半也绝没有透出一点点的忏悔……他们都很年轻，年轻人不容易忏悔的。他们那八个月中一定很开心，住在洞里边开心，烧火开心，噼木头更是开心，有什么开心能比破坏一种东西更开心了呢？越是珍贵的东西，越是保护多年的东西破坏起来才开心才痛快。他们还往墙上写字了。他们写得一定是他们的名字。70多年后的我跨进一个修复完好的洞中仍然一眼发现了一块壁画脱落的土墙上刻写着一串俄文。字迹说不清是熟练还是潦草，我不懂俄语，认不出写得是什么，但是，凭感觉，凭一个过多地懂得中华民族灾难的中年文人，我知道那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该怎样看待这个名字呢？是一个罪恶的名字呢还是一个愚蠢的名字？ 罪恶和愚蠢有时是不可分的。不光是这一批大洋鬼子。莫高窟不会忘记那一个个洋人考察队是怎样贪婪地红着眼睛撞入这片圣地掠奇宝藏。 那个以最低廉的代价骗取敦煌藏经洞中两大包手写本的奥布印鲁切夫；那个把自己装扮成玄奘的崇拜者，很轻松地从傻×王道士手中买下神幡绘画等艺术品5大箱子、经卷文书24箱子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那个学识渊博的汉学家在3个星期中将洞中所有文物通检一遍，把最值钱的6600卷文书和美术品运到法国的法国佬伯希尔…… 必须要说到那个可恶的美国人华尔纳了。他是这批掠夺者破坏者中最晚来到敦煌的。他为藏经洞而来，他对藏经洞早就垂涎三尺。可是，他风尘僕僕地乘兴而来，等待他的竟是一个空空的黑洞，在他看来，那个黑洞像一张大嘴在毫无节制在嘲笑他的姗姗来迟。他一定是愤怒了，一定是觉得受到了羞辱，要不，他怎么会把莫高窟的皮给剥了呢？他是用那种特制的胶布在洞中的壁画上挑选了最精美的图案剥取下来，一块块地剥，粉白鲜艷的壁画上就落下了一块块伤疤……他剥皮剥得很仔细也很坦然，没有人来制止他，他用不着担心。他可以随便剥，任意揭……莫高窟能不为之痛苦吗？敦煌能不为之忧伤吗？ 1995年3月11日，我第一次来到莫高窟。我在一处洞窟的壁画上看到了华尔纳剥去的那一块块皮。那本来是一幅非常精美的大型彩绘，可是，画面被剥去了一块，看上去要怎么扎眼就怎么扎眼。任何一个有神经的人有艺术感觉的人，都不能不为之而痛惜。我苦立在那儿，我心甘情愿地继承了前人的折磨。就在我站着的这个地方，多少人站过，多少人受过折磨，一代一代轮着，轮到我这儿了。我痛苦的时间一定是比别人长了一些。陪同我来的年轻人催我。这位石油局的年轻人就是生长在敦煌这片土地上。来时他就忍俊不住地告诉我，他们家距莫高窟只有三里路。他说他在小时候常常和小朋友们跑到莫高窟玩。那时候没有人管理，没有围墙也没有把门的，他说他们那时候随便就可以捡到小佛，他说那时候小佛在洞外边的护栏上摆得到处都是。他说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莫高窟有多么重要，他们还可以随便撒尿，随便扔石头。他说他来过无数次莫高窟也看不懂。他是已经熟视无睹了呢还是他从来就未熟悉过？他显然没有我这种痛惜。
第76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5) 他或许不清楚这块皮是被美国鬼子窃去的。他不会知道华尔纳这个名字。他不知道过去。现在不知道过去的年轻人太多了。我们过去总说列宁的指示，说得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什么的，那时候说这句话时充满崇高感，现在的年轻人哪还有说这种话的？其实，这句话还不知道是不是又是翻译的偏差，其实，忘记就忘记了，顶多说您记性不好，而硬把这种忘记说成是背叛，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陪同我的年轻人不知道敦煌的历史，但他知道敦煌的现在。他不熟悉华尔纳却熟知一个与华尔纳有着同样行为的中国年轻人。那是两个20郎当岁的生在红旗下的小伙子。他们接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他们可以去学好多好多英雄，可这两个小伙子偏偏去学了那个美国傢伙，也用了一种什么胶把壁画剥了一块长方形的皮。剥痕留下了清晰的刀法，线条没有华尔纳的笔直，深浅轻重也不匀，从中可以看得出前者剥时心理不慌，后者则慌得不得了。 据说是发现了这一处壁画少了块新皮之后，敦煌政府视作大案要案，立即侦破。 在侦破的日子里，莫高窟不对外开放。 那几天，千里迢迢赶来看莫高窟的人该有多惨。我就听到过一位朋友无比沮丧地说起过他有一年来到敦煌没有看成莫高窟。 好在比较快就捉住了罪犯。关于这两个小子的故事我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还没有王道士那个福分。王道士可以随便将藏经洞的国宝去换外国人的钱，可这两个小子却没这个条件。他们大概是因为穷，就选择了这么一种弄钱的方式。这是一种愚蠢的选择。这种愚蠢一定是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个美国人华尔纳。学外国的东西可真够快的。这两个小子知道这么干是铤而走险，他们也挺有经验，把剥下来的画皮埋在了大泉河边的沙土里边，据说抓到他们后好不容易才找到赃物。 我没有记住这两个罪犯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的师傅就是那个美国人华尔纳。 徒弟被毙了，可是，师傅呢？他若长寿的话，他似乎还会活着。他一定是一身殊荣了。如果他出席国际敦煌学的会议，走到讲坛上用一口流利的美国味英语宣读他的论文时，台下坐着好多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者，这些研究者们都和我一样爱国，那么会对华尔纳怎么看呢？不管我们怎么看，他在自己的国度里会因当年在中国敦煌的行窃而获得声誉。他会由此而得以辉煌。因为他为那个文化土层很薄的国度带去了文化。他掠走的那个原本放在328窟中的一尊精美的唐代菩萨塑像现在就藏在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馆。那是一双对称的菩萨，剩下的这一个依然保留在328窟，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在它的对面，失去的那个地方空着，空了那么多年，也还能看出一点曾经摆放的痕迹来。 莫高窟最有故事的洞窟就是藏经洞。藏经洞的设计也颇有匠心。洞中套洞，可隐可现。 当我跺步于这个大洞时，迟钝的我还不曾意识到这就是王道士扬名千古之处。等到我在这个大窟中看到了一侧的那个小小的洞口时，我才觉出点蹊跷。 那个小洞门很是平常，窄窄的，大洞口处透进来的光线把它照得愈发陈旧残破。洞口的墙体处有着泥沙堆积的痕迹，那是一道永远无法拽直的水纹状斜线。我试图往那里边瞅瞅，漆黑无比，什么也看不见。不知有多深，更不知道这个黑洞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大窟窿，无法弥补，无法平抚。 就在我踌躇于洞口时，有3个年轻人尾随一位女讲解员把那个洞口团团围住了。讲解员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这使我意识到她是在给日本人讲解。这3个日本人看上去像学生，都戴着眼镜，都显得挺学问的。我没有跟他们搭话，也就说不好他们来自日本的哪个城市。但是，他们有着日本人身上共同具有的那么一种优越感。这种东西很让我不舒服。我感到最不舒服的应该说还是那个讲解员。她只顾给这3个日本年轻人讲解，而且讲得特别富于情感。十分耐心又十分生动。我不懂日语，听不出她讲得内容，但我可以感觉出她是在讲解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等到她讲完了，要和那几个日本人往外走时，我迎上去向他探问这个洞。她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淡漠了，只是勉强地草草应付几句，就把我扔在那里。这时候我觉得洞中的光线更加阴暗。我的心情也越加沉郁。 多灾多难的敦煌哟，蒙受巨大耻辱的藏经洞啊！许多人都知道，许多文章都写到。敦煌已如沧桑老人，经历得太多，就有些麻木了，但是，我无法麻木。我在莫高窟的洞窟中走着，看着，想着，我看到那么多墙壁上的画都褪色了或者风化了水蚀了，还有被人为破坏了，我看着这些斑斑壁画犹如端详一张张老人的脸，那上边布满了老年斑。这不仅使我敬重同时使我沉郁。这时候，我对于敦煌壁画有了新的认知——我不再希冀那些个完美的修复与补就措施，甚至我也不喜欢那些保存得最完好的那种壁画。我觉得正是残缺与斑驳让我理解敦煌，理解历史，理解生命，理解许多我不曾理解的东西。而那种未经损伤的波光潋艷、色彩鲜艷的壁画虽然好看，却不会给我以沧桑和岁月，更不会给我以深刻的内涵。我只能与这些布满岁月泪痕、涂满苦难、阅历丰富的沧桑面孔一道，走向忧郁……
第77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6) 走 出 石 窟 莫高窟的数百个石窟要逐一看完是需要耐性更需要条件。我用了大半天的时间，也仅看了十几个。大部分洞窟都不开放，听说有的比较重要的洞窟看上一个就得掏100多元，甚至有的需要掏400多元。商品意识在那一排排紧锁着的洞门上就可以感受到。洞门是金钱味道比较足的颜色，比美元底色重些，跟日元底色差不多。那是现代的装饰材料——铝合金。密封性能固然很好，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看上去不大得劲儿。据说，这都是日本人帮着搞的。一进莫高窟的大院，就能看到立着一排橱窗，里边有好几位日本人的照片，都是为修葺莫高窟而捐款的人。我还从一些介绍性的材料中，看到了日本专家学者为了维修莫高窟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付出的代价。日本是个注重文化的民族，他们的“杂种”文化形态註定了他们对于文化的重视。他们能够对敦煌如此看重，说明了敦煌的地位。他们拿出一点钱来用于对文化遗产的修复上他们觉得很值得。敦煌即便不在中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我相信他们都会拿出钱来表示的。这是他们对于人类文化文明的一种姿态，这与国家与国家间的友好什么的大概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人家的文化精神，但不必盲目崇拜甚至奴颜得失去我们的人格。 当我走出洞窟，走过那个斗拱架构的双檐式牌坊入口时，我回望一眼，又看到了那3个年轻的日本人。其实，我没有必要再对他们感什么兴趣，他们既不是学者也不是什么人物，他们普通的走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会被中国的城市淹没的。他们瘦小枯干，没有欧洲人的高大和气质。可是，我还是一眼就瞄上了他们。他们仍在洞窟前走着，那个讲解员也还是那么热心地与他们边走边谈。他们在这里受到的待遇肯定比中国的游人要好得多。有的洞对中国人不开放，但可以对他们开。因为他们有钱。有钱就可以多看，有钱就可以赢来中国讲解员的好感，有钱就能带来人的尊严与自信。 从外表看上去，日本人与中国人实在很难区别，无怪乎在国外好多中国人被当做了日本人。令我感触的不是中国人被当成日本人这一现象，而是被当成之后，作为中国人的某种状态。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有一位去日本留学的上海朋友。她回来后最有感触的一件事就是在日本街头她碰见了她的一位熟人。她说那是她刚到日本去没几天，还没有从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因此，她在日本街头上碰见了家乡熟人亲热得不得了，她迎上去就用中国话与对方打招乎。可是，她惊呆了，那人瞅了她一眼，就像根本不认识她一样，匆匆躲开她。她又喊了一声那人的名字，那人回头冷冷地用日语告诉她认错人了，他是日本人。 这是在日本的国土上。在法国，在美国，在世界好多地方，中国人常常有被误认做日本人的时候。每每到了这样一种时候，被认错的中国人有多少能够为此感到不悦感到生气感到羞辱，于是，马上就去纠正呢？我想，如果是一位日本人被认错为中国人时，他们大概绝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沾沾自喜。 我很钦佩井上靖这位日本作家。他以中国的大西北中国的历史为题材写出了一系列的长篇：《天平之瓮》、《苍狼》、《敦煌》、《杨贵妃》等。我记得非常清晰，他在《天平之瓮》中写到的一些细节：一批盛唐时代从东瀛漂过来的年轻的遣唐使，一到长安街头，就立刻被长安的繁华所震慑。他们满眼铺金堆银，满眼的辉煌应接不暇，他们认为这不是到了人间的城市，而是到了天国里。只有天国的城市才会如此繁华。可是，当他们分头跑了一天，晚上回到房间彼此谈各自见闻与感受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有了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们在街头上看到的懒散的肥胖的闲极无聊的人太多，特别是那个叫普照的看到一个胖子半躺在街头晒太阳，他觉得奢侈得不可思议，他认为这么大一个国家就是再富有，也架不住这么多闲人。他由此看到了盛唐的衰迹。另外几位也说出了这种共同的感觉。因此，他们在唐国拼命工作，他们为了把中国的文化学到手，为了多得一点东西，他们作出了惊人的努力与牺牲。他们抄写了大量的经卷，为了带回他们的日本。他们全凭着一种精神。日本能有今天的富足，也是凭着他们那种大和民族的精神。 由此我要说，我们现在到日本去的留学生一到日本这个富庶的国土之后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繁华，更看到的是日本人匆匆忙忙的奔走，高速旋转的节奏，严谨抖擞的精神头儿。他们受到这种东西的感染，他们干起活来比日本人还日本了。可惜的是，他们仅仅是为了往自己腰包里边划拉点钱，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常常顾不了什么尊严什么人格了。他们与一千年前日本到中国来的遣唐使相比，缺少的不是干劲也不是吃苦耐劳的态度，而是缺少精神，缺少灵魂。他们自己赚了，可是，我们的民族却赔了。这种赔又是怎么可以挽回的呢？我十分敬重鉴真和尚。我始终以为他的东渡是我们民族的巨大损失，是日本人的最大获益。我们损失的不是一个和尚大师，我们这么丰富的国度这么丰厚的文化我相信比鉴真有才学的大师不会太少。他立志要走到真正走成，这期间相距好多年。他走了5次都没有走成。
第78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7) 如果我们的当权者能够挽留他，哪怕一句，他可能也不会走的。他要走，当时的官中员们不会不知道。但是，官员们认为走一个鉴真也少不了什么。可是，我觉得上苍有一种冥冥的东西不希望他走，在一次次挽留他。他明明是在风平浪静时扬帆起程的，可是，为什么突然起大风？为什么他明明是驶往日本方向，却历尽艰难险阻，竟然停靠在琼州海湾？朝廷不留大师可风留浪留，却仍然留不住呀！鉴真大师年过花甲，双目失明，却还要一无反顾地东渡。 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中国人的举止，这与传统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大相迳庭。这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讲到鉴真，总是颂扬他，都快把他说成是共产主义战士了。我们说他说得太多，太多是因为把他当成了与日本人和好与日本处关系的媒介或纽带了。可是，我们作为大师的后辈究竟能够理解他多少？ 我认为鑑真大师走得很残酷。对他本人是残酷的，对于我们的民族更是残酷的。我说残酷不啻是说他那惨烈悲壮的5番东渡过程，而是说他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灵魂的变化。他这一走，他由人而成神，由人而成神的过程本身就是残酷的。我说他的东渡对于民族的残酷缘由，是因为我觉得他把我们民族的魂灵带走了。如果从他个人的壮举而言，我敬佩他；如果从我们民族的角度而言，我有点抱怨他。 我那一年在鉴真的家乡扬州瞻仰了他的塑像。那塑像是在鉴真大师的纪念馆大厅的正中。这个纪念馆完全是一座仿唐式建筑，设计者是我国建筑界最有名望的前辈梁思成先生。后来，我见到了梁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徐教授。他也参入了那项工程的设计。我提到他一笔是要说他认为那个建筑搞得并不好。 如果说那建筑搞得不好，那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们国土上所搞得哪一座仿古建筑能够特别让人满意呢？总有一种复制的感觉。而复制的再好也不是真的。鉴真和尚的塑像也是复制的，这是一位美院的学生去日本奈良复制的。据说他复制了两尊，一尊放在北京，一尊放在这里。我看过鉴真和尚真的塑像，当然是从屏幕上看到的。要真正去日本看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听说日本一年只有几天是开放让游人观瞻的，除了这几天之外，就关闭了，关闭了就不再开了，要开得等到下一个年度那几天。在不开这些日子里，就是再重要的人物想看也是不可能的。据说我们国家一位重要人物去那里都没有看成。 我看鉴真塑像的复制品时，我就注意到他的眼睛。我知道他的眼睛失明了，那清癯的面颊上塌陷下去的眼窝，挂着斑驳的绿色的铜锈，更显出岁月来了。这是双无比智慧的眼睛，闭着，肯定比睁开深刻。塑像的人是按着鉴真自己的要求塑的，就是用他的真身塑的。他是坐化而去。因此，他的塑像充满神灵。就是看复制品也弥散出了这么一种神韵。我执拗地去揣度他那永不睁开的眼睛含有多少东西，我调动了我的全部悟性。我希望从那上面看出一种愧疚，一种把民族的魂灵带走了的愧疚。可是，我伫立好久没有发现。倒是有一种相当强烈的情绪使我深深陷入了，那就是一种忧郁。至今回想起那尊塑像，还能强烈地感受着那么一种不可多见的忧郁。那种忧郁是能够震撼心灵的。我不知道别人看这尊坐像时，是否看出了这种深深的忧郁。 我之所以在这里写了这么多鉴真，是因为我从走近敦煌时就萌动的那么一种情绪需要找到一种沟通。我认为大的忧郁才能出大的智慧。作为大慈大悲的佛门人，纵然有着千般情绪，也无法替代忧郁。我在离开莫高窟时，我说不好是我用忧郁的眼睛把大泉河畔陡立的崖壁看得一片忧郁，还是那崖壁上一个个黑色的洞口都向我投过来忧郁的眼神，使我改变了凡夫俗目？ 反正在我走出千佛洞时，我没有走出忧郁。我走出很远了，我还在回头望着那一片神秘而又神圣的崖畔上的一片密实的洞口，像一艘破船，在树梢处若隐若现。 再看对面的山，那是三危山，这座山也是圣山。相传，公元366年时，有个叫做乐樽的和尚走到这里时，突然看到三危山那边有一片无比灿烂的光线射到了鸣沙山的崖壁上，那是一片佛光，有着万千尊形态各异的佛在崖壁上映动。就是在那一瞬间，这位和尚有了开凿石窟修建佛洞的念头。于是，他就在这里开凿了第一眼佛窟…… 从那时到现在，也不过1000多年。1000多年发生过多少故事？乐樽在开凿第一眼佛洞时，他会想到日后这里会有这么多佛这么多壁画这么多艺术这么伟大的创造吗？他会想到这里因此而遭受了多少灾难吗？他没有把佛刻在崖壁上而是把佛安放在深深的洞窟中，大概是为了让佛安安静静。可是，历朝历代，佛们安静过吗？他要是在天有灵，他会感到得意呢还是会沉入忧郁呢？ 写到这里我忽然察觉我的文章越写越矫情起来，为什么就一定要用忧郁来硬套 敦煌呢？ 敦煌有辉煌，有悲壮，有神圣也有过耻辱，可是，它有过忧郁吗？ 那么多人到过敦煌，那么多人去写敦煌，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认为它是忧郁的？ 我不能不开始怀疑起我的这种发现是否公允是否客观。我试图说服自己换一种感觉，可是，我不能够。
第79页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8) 我离开莫高窟时，我就被这种忧郁的感觉缠裹得无法迈步了。宕泉河太弱了，很少的水在河心支离破碎地分布着，看不出流动的感觉。瞅一眼东边的三危山，却看不出一丁佛光的灵度，倒是有一层苍灰笼罩着那山，也笼罩着周围空旷的大漠。这种色调在我看来都不是明快的，有点钝，也有点涩，还有点浊…… 我固执地把这种色调视作忧郁。 编 后 记 当听说东北作家刘元举就其《西部生命》一书被抄袭上诉的事儿，我不免怀疑他能否打赢这场官司。时值三年之后，这场官司竟然赢了，且不说，刘元举获得的经济赔付多少，其结果仍出乎我的想像。并不是刘元举不该赢官司，实际上，我深知抄袭案的界定极难，即使你有 百分百的把握，也还会有其他一些说不清的原由，谁能预料最后的结果？ 本案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抄袭，由此案件引发的相关问题及案件本身均具探讨价值，可以说，这是我策划本书的原始动机。换言之，这一案例的判定，或许标志着我国着作权保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抄袭来说，不仅普通百姓很难判断，业内人士也未免都能界定。不是有网友称：“抄你是抬举你，看得起你”吗？对这种观点，我不能苟同，也不想过多的指责，毕竟我国实施着作权法的时间尚短，人们对于着作权法的理解和接受仍存在着很大不同。要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还有待于着作权法律法规的普及和进一步完善。我甚至还想：当初实施抄袭的人是否清楚抄袭和合理引用的区别呢？为此，我们把这个案例的过程和当事人的感受以及专家评述等如实地展现出来，我们希望通过本书以增进读者对着作权法规的了解，加强人们对智慧财产权保护的意识，也希望通过本案揭示的问题引起业内人士对着作权案的关注和探讨。 感谢国家版权局的许超副司长，在赴外谈判期间仍腾出时间给予了支持，感谢新浪网副总编辑侯小强先生及千龙网记者部主任阿良先生的鼎力相助，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张恩和教授等各位作者的信任与支持。 正值本书出版之际，又获悉我的另一作者庄羽诉当红少年作家侵权案一审有了结果，判定对方剽窃成立……又一起侵权案的判定啊！ 着作权维权道路尽管仍显艰难而漫长，但值得欣慰的是自我国实施着作权法以来，人们的维权意识已经觉醒，着作权案的判定也越来越明朗起来。新世纪，中国法律的天空正在澄出一片蔚蓝。 戴 东 2004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