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1页 [史学研究] 《正说明朝十六臣》作者：王丰明【完结】 明朝是一个易于被人误解和遗忘的朝代。其实，它是帝制时代自北宋以后唯一一个对全国进行统治的汉族政权，上继唐宋风采，下开康干盛世，延续了近三百年的统治，诞生了无数的传奇人物。明代的历史进程常常因这些传奇人物而发生变化。作者凭藉多年的史学素养，秉承“正说历史”的精神，为我们讲述十六位明代人物的传奇一生，从中也可透视明代纷繁复杂而又活泼生动的历史画面。 本书讲述对象是明朝的十六个“臣”。中华书局倡导的“正说历史”在图书市场上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作为作者，我希望这个品牌能一直受到读者的关注和眷爱；作为史学工作者，我同样能体会人们对于“历史真实”的渴求。因此，我尽可能地说有根据的话，并尽可能真实地摹写我心目中的“明朝十六臣”的神貌。 ------------ 序言 ------------ 本书讲述对象是明朝的十六个“臣”。中华书局倡导的“正说历史”在图书市场上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作为作者，我希望这个品牌能一直受到读者的关注和眷爱；作为史学工作者，我同样能体会人们对于“历史真实”的渴求。因此，我尽可能地说有根据的话，并尽可能真实地摹写我心目中的“明朝十六臣”的神貌。 明代的历史很长，从1368年朱元璋立国到1644年崇祯皇帝在景山自杀，共计二百七十六年。其间，科举制度源源不断地为明朝皇帝们提供统治人才。选拔举人的乡试，在两京、十三布政司每隔三年举行一次。举人们，无论后来是否通过次年的会试并成为进士，都很少有完全闲居在家的。他们与从另外一些途径进入仕途的人，构成了明朝近三百年统治的社会基础中最坚实的部分。 在这人数众多的臣僚中，我选择十六位作为叙说对象。其中，大部分人物都是人们在传说、戏曲中能够常常见到的。 十六臣各有自己的特点。刘基是精通天文的谋臣，其神话般的地位多是后世捧出来的；徐达是忠武的大将军，功业盖世，其子女却捲入了政治风波，有的竟死于非命；方孝孺是迂阔、节义的书生，遭受十族惨剧，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死的声名；姚广孝是和尚与政客的混合体，做成了大事业，却遭到老友和亲姐的唾弃；杨士奇是辅佐出“仁宣盛世”的政治家，却因晚年因循守旧而遭人讥讽；况钟是《十五贯》中所塑造的清官，但十五贯一案却不是历史上的真实；于谦以一介文臣领导了北京保卫战，却成为一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王守仁是富有军事才能的大思想家，也是推动明代文学趋向个性解放的人物；严嵩是柔媚顺上的内阁大学士，但他的诗文却属一流，晚年更因溺信恶子而下场凄凉，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胡宗宪是东南平倭的功臣，却因品行惹下非议，死于牢狱；海瑞是“古怪的模范官僚”，被人孤立，倒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升迁；张居正是“善于谋国，拙于保身”的改革家，对小皇帝尽心辅佐，不料祸发身后；戚继光是身经百战的常胜将军，晚年却只能靠回忆排遣寂寞；李贽是正统官僚眼里的叛逆，是有真性情的思想者，身后却遭到包括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在内的几乎一致的痛骂；袁崇焕是捍卫明代边疆的最后一位能臣，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自家人的刑场上，奇冤难雪；吴三桂是反覆无常的小人，但其早年竟有一段“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人生传奇，传颂一时。这些人，无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性格，他们的举止行为在明代历史上都留下了非常深远的痕迹。历史常常因他们而发生转向。 从制度上看，明代政治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皇帝。《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说：“明朝的皇帝是权力结构的拱顶石，没有他们，政府的权力就不能运转。”照此看来，臣僚们的任务仅仅是照着皇帝的意思去服从就行了。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却并不是这样简单：臣僚们可以利用皇帝的专制威权，来按自己的意思处理政事，例如张居正；对于主要做地方官的，他们同样可以凭藉自己的努力，为百姓办实事，赢得好评，例如况钟和海瑞；对于主要兴趣在官场之外的，他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影响一批批的学者和平民，例如李贽。总之，在专制皇权占据着至高无上地位的政治结构中，臣僚们依旧可以发挥他们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和文艺才能。也正是有了他们，明代历史才会显得斑驳多彩，波澜起伏。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我们可以在对历史人物的阅读中感受动荡不安的政局，感受雄阔、清廉、勇敢、偏激、欺诈等人性的优点和缺点，在感受中接受，排斥，感嘆，或者厌恶。于是，原本离我们很远的历史，或许就离我们很近了。如果这本小书能让读者朋友们感受到明代历史人物的丰富多姿，那就足够让作者感到欣慰了。 ------------ 正说明朝十六臣　刘基 ------------ 今天，如果问人们，刘伯温是什么人？估计很多人都说知道，说他能够前知五百年，后晓五百年，厉害得很。可是，谁又知道，真实的刘伯温（刘基）在其生前和身后，原本并没有这么高的名声呢？
第2页 转机出现在他死后一个半世纪，也就是嘉靖十年（1531），刘基的同乡、刑部郎中李瑜向当时的世宗朱厚熜上疏说：“（刘）基宜侑享高庙，封世爵如中山王（徐）达。”意思是说，刘基应当陪着太祖朱元璋享受祭祀，他的子孙也应该像中山王徐达的后代一样世袭爵位。祭祀、爵位是国家大事，世宗命大臣们讨论此事。结果大臣们一致贊同，说：“高帝收揽贤豪，一时佐命功臣都有巨大的功勋，而帷幄奇谋、中原大计，却多是刘基的贡献，所以当初太祖在未定天下时就说刘基是自己的张良，后来封刘基爵位时又将他比作诸葛亮。刘基应该配享于太庙。”在这一年，刘基的九世孙处州卫指挥刘瑜袭封为伯爵。我们知道，在明初诸将中，徐达位列第一。嘉靖朝的大臣们竟将不以赫赫武功见长的刘基与徐达并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六百多年前的明朝初年。在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中，有一个集团具有非常显赫的地位，这就是淮右集团。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胡惟庸都是淮右人。刘基作为后来归顺的浙江青田的儒士，在新朝中究竟能占据多大的地位，是很值得怀疑的。刘基的谋略与功勋，尽管被朱元璋所器重、承认，但似乎终究因其地望的关系而不能享有更高的地位。从刘基先后被李善长、胡惟庸迫害的事实来看，刘基的地位决定了他在明初的历史中不会有很深远的影响。明代开国第一功臣的位置，是被李善长占据的，李为韩国公。刘基的爵位仅为诚意伯，而伯的爵位，列于公、侯之下。一直到十五世纪末，即明代弘治年间，刘基的声誉才稍稍有所提高，十六世纪初期，武宗再次表彰了刘基的开国之功。当然，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尊崇一位开国功臣乃为平常之事。 但是，嘉靖朝的大臣们以刘基与徐达并称，骤然拔高了原本普通的刘基的地位。这对刘基来说，也许意味着一个神话的开始。传说中的刘基，更是一个妙算阴阳的神一般的人物。其实，在功成名就的背后，真实的刘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说，这是一个绝顶聪明但却略带悲剧性的人物。明末学者朱国桢论刘基，有一句精彩的概括：“刘基当初是元的进士，那时他忠于元；后来成为元的逐臣，他就隐居待时，终于辅佐朱元璋成就了事业。”刘基生平，大约也以五十岁为分界线：五十岁前效忠于元朝；五十岁后扶佐朱元璋。 ------------ 大元朝的小臣 ------------ 大元朝的小臣：1311—1359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九都南田山之武阳村（今浙江文成县南田镇岳梅乡武阳村）人。青田县在元末属江浙行省处州路（今浙江丽水），东临温州路（今浙江温州），境内多山。南田山在青田县城南一百五十里处。南田山的形势，乃是“万山之巅，独开平壤数十里，号南田福地”。《洞天福地记》中记载说：“古称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既是福地，自然少不了生出一些豪杰英雄。刘基曾有诗形容家乡南山之美景及风俗之醇厚： 我昔住在南山头，连山下带山清幽。 山巅出泉宜种稻，绕屋尽是良田畴。 家家种田耻商贩，有足懒登县与州。 …… 东邻西舍迭宾主，老幼合坐意绸缪。 山花野叶插巾帽，竹箸漆碗兼瓷瓯。 酒酣大笑杂语话，跪拜交错礼数稠。 丰收之后，乡人们欢乐的宴饮图，或许构成了刘基心目中永远无法抹去的太平景象。宴饮过后，人们“出门不记舍前路，颠倒扶掖迷去留”、“朝阳照屋且熟睡，官府亦简少所求”的生存状况，是多么宁谧而值得回忆啊。 刘基出生在一个读书人的家庭。父亲刘爚（yuè)，字如晦，曾官遂昌县学教谕。像许多士人一样，刘基知道科举是他通往成功的惟一途径，因此，他认真学习儒家经典，尤其精通《春秋》。十四岁时，刘基成为处州路学的一名学生，迈出了漫长科举路的第一步。他的聪明很快在学习中得到展现。据说，人们很少见他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刘基对于书籍，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曾经在元朝大都（今北京）的一家书店中翻阅一本天文书，翻过一遍后竟然立即能背出来，书店的主人便要将书送给他，他却说：“书已经在我的胸中了，要书何用？”这大概是发生在他参加大都的科举考试时的事情。 刘基在元至顺三年（1332）为举人，参加次年的会试和廷试就考中了进士，可谓一帆风顺。按元朝的规定，必须到二十五岁才可以参加乡试，可是刘基二十二岁中举，二十三岁就是进士了，原来他在报考时虚报了三岁。虽然在年龄上作弊，但考中则是靠真才实学，所以刘基的高中在乡间一时传为美谈。然而，与科举的坦途相比较，刘基的仕途却显得坎坷得多。毕竟，科举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对于官僚体制的适应能力。 元统元年（1333）的进士刘基，直到至元二年（1336）才授了一个高安县丞的官职。县丞是协助县令处理政务的小官，秩正八品。此后二十多年中，刘基先后出任过江西行省掾史、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行省都事、行枢密经历、行省郎中、处州路总管府判等官职。这些官职中，儒学副提举是从七品，行省都事是七品，处州路总管府判是正六品。二十余年的宦途，不过一直是沉沦下僚罢了。对于自负不世奇才的刘基来说，自然极为郁愤。不幸，刘基的性格又是“疾恶如仇，与人往往不合”。刘基后来在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对话中也说自己“疾恶太甚”。在贿赂公行的元末官场，刘基的性格让他屡受打击。根据通行说法，最严重的打击分别出现在元至正十四年（1354）和元至正十六年（1356）。
第3页 元至正十三年（1353），四十三岁的江浙行省都事刘基因建议捕杀方国珍，与朝廷抚绥政策相左，次年春被羁管于绍兴。当时，刘基本人“发愤恸哭，呕血数升，欲自杀”。门人密理沙劝阻道：“如今朝廷是非混淆，岂是先生自杀的时候？况且太夫人在堂，您死了，她老人家怎么办？”羁管绍兴，倒让刘基真正享受了一生中难得的一段轻松时光。他纵情山水，写下不少关于绍兴的游记。在《游云门记》中，他说：“语东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会稽。岂其他无山水哉？多于山则深沉杳绝，使人憯凄而寂寥；多于水则旷漾浩瀚，使人望洋而靡漫。独会稽为得其中，虽有层峦复冈，而无梯磴（dèng）攀陟之劳；大湖长溪，而无激沖漂覆之虞。于是适意游赏者，莫不乐往而忘疲焉。”我们读到这样的一段文字，或可相信刘基真是会得了儒家中庸的精神。然而，绍兴山水之美，并未使刘基完全忘情其中。至正十六年(1356)春，江浙行省的一纸调令激起了刘基心中的涟漪（yi)。虽然绍兴风景难捨，但治国平天下的强烈愿望还是使刘基马上接受了这一调令，离开了绍兴，出任江浙行省枢密院经历，与枢密院判官石抹宜孙等同守处州。 不久，刘基升任行省郎中。与石抹宜孙同守处州这一段时间，是刘基心情最激昂的一个阶段。他与石抹宜孙彼此赋诗酬唱，甚是相得。然而，刘基虽然守土功大，但朝廷仅将刘基升为处州路总管府判。这一职位变动，使刘基对朝廷失望到极点。据说，刘基收到朝廷的谕旨后，即于庭中设香案，拜敕书，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见授，无所宣力矣。”既然官职让充满抱负的刘基无法施展才能，于是他决计弃官归田，隐居在南田山下。刘基之言表明，他不是有意不为朝廷效力，而是朝廷没有重视他，给他的职位太小，让他无法干一番事业。 此时，天下大乱，地处偏僻的处州路也不宁静。元将石抹宜孙镇守着处州路，其弟石抹厚孙镇守处州北面的婺州路（今浙江金华）——那里是刘基好友宋濂的家乡。处州路东面是占据浙东的方国珍；北面是势力强大的张士诚；西面朱元璋的军队也开始进逼。隐居的刘基一方面已无法再为朝廷效力，另一方面却从内心中瞧不上纷起的割据势力。在刘基心中，这些占据一方的“寇”最多也就是“勾践之业”，称霸一方而已，不值得投奔。于是，刘基一边组织乡人于乱世中自保，免遭方国珍的骚扰；一边着《郁离子》，以寄託自己的一腔幽愤。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所说：“（元朝末年）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朝的叛乱分子……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刘基正是这一类精英分子中的一个典型。 在各路割据势力中，尤以朱元璋的势头最猛。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他的部队攻克了婺州路，不到一年，即第二年十一月，处州路也落入朱手，刘基的好友石抹宜孙败走。最后一块让刘基容身的净土也失去了。后来有人说：“这一年，先生因不为元用，隐居青田。如果不是这样，势必与胡琛、章溢等同议守备，出奇制胜。”以刘基的谋略，朱元璋的军队是否能顺利攻陷婺州、处州，还真是难说。明代学者王世贞就说：“元朝不用刘基，等于是将刘基送给了太祖朱元璋。不使刘基与太祖角力争斗，反而让刘基成为太祖的谋臣，为敌所用，真是奇特啊。”换句话说，若非被弃用于元朝，刘基也就成不了明朝的开国功臣。 ------------ 朱元璋的谋臣（1） ------------ 朱元璋的谋臣：1360—1367 刘基的出山，一半是请出去的，一半是逼出去的。刘基的出山为未来的朱明王朝立下了不少功劳。 朱元璋对于刘基，早已闻名。明代张萱《西园闻见录》记载说，太祖朱元璋初在滁阳间，韩国公李善长举荐浙东宋濂能知象纬，谁知宋濂却说：依我看，我的本领不如青田刘基。但对于刘基来说，投奔朱元璋实是不得已的行为。明朝建立后，《刘基行传》的作者为神化朱元璋、刘基君臣间之契合，就杜撰出西湖望云和陈说天命的故事。据说，刘基在做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时，曾游西湖，见异云起西北，光映湖水中，同游者鲁道原、宇文公谅等人都以为是庆云，将分韵赋诗。刘基独纵饮不顾，大声道：“这是天子气啊，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当时，杭州城还是一片繁华，同游的人都以为刘基说狂话，吓得纷纷避走，说：“这不是要连累我们灭族吗？”刘基与门人沈与京痛饮而归。十年之后，即朱元璋攻破处州时，刘基大摆筵席，向亲朋好友陈说天象，说：“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于是与朋友叶琛、章溢应徵赴金陵。其实，清人杜荫棠曾经指出过“西湖望云”的故事来源。他在其《明人诗品》中说，刘基在元时，有《和王文明》绝句云：“夜凉月白西湖水，坐看三台上将星。”有好事者遂附会说刘基曾望西湖云气，实际上是胡说。
第4页 刘基出山，其实是不得已。早在至正十九年处州被破时，朱元璋部将缪美就强迫刘基出山，将他带到金陵。无奈刘基确实不想留下来，朱元璋也只好放他回去。不过，刘基这样的人才肯定会始终惦记在朱元璋的心中。大概不久之后，朱元璋指示他的另外一个部将孙炎去劝刘基出山。孙炎此时是处州总制官。 孙炎这个人，在明史上不是很出名，今天的人也不怎么知道他，但在当时，他可是朱元璋最为得力的干将之一。时人夏煜描述朱元璋与孙炎之间的关系说：“我皇入金陵，一见颜色厚，高谈天下计，响若洪钟扣。”根据宋濂、汪广洋等人的记述，孙炎这个人身高六尺余，面黑如铁，有一只脚还有点跛，不怎么读书，但却喜欢赋诗，往往有奇句，又善于雄辩，一开口就是数千言，在他的面前，人人都怕他那张嘴。孙炎还非常喜欢喝酒，喝了酒后作诗辩论，有如神助，豪情万丈。孙炎交友广泛，夏煜、宋濂、汪广洋都是他的好友。可以想见，孙炎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 对刘基，孙炎一开始是派使者去请。请了几次，刘基就是不肯出山，只是送了一柄宝剑给孙炎。孙炎将宝剑封还，作了一首《宝剑歌》，大意说这宝剑是刘郎的传家宝，我不敢接受，还给您，希望您能够献给明主，这才合适，好比大旱之后换了甘霖。他的意思是要刘基出来帮朱元璋做一番事业。孙炎还附上了一封信，洋洋数千字，说的也无非是这类意思。刘基没办法，只好去见孙炎。孙炎见刘基来，高兴得很，摆上了酒，与刘基对饮，谈论古今成败的往事，好像大河奔腾、峡谷决堤一样，滔滔不绝，一点也没有阻碍。这一来，刘基佩服不已，说：“我刘基开始时以为比您强，听了您的议论之后，我哪里敢跟您比啊。”孙炎以其豪情与雄辩折服刘基，完成了朱元璋下达的任务。 行状的作者虽仍坚持陈说天象之事，却无意中记下这么一笔：“公决计趋金陵，众疑未决，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讵能获万全计哉！’”无疑，处于各种势力纵横捭（bǎi）阖、互争胜负之际，声名在外的刘基想要安安稳稳地隐居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做出选择，以“获万全”，而控制家乡处州的朱元璋势力无疑是一个最恰当的投奔对象！这时候，朱元璋正在努力争取他。刘基也看到在当时的割据势力中，只有朱元璋兵精将强，最有前途，更何况也许从总制官孙炎的身上他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呢。在经过一段时间犹豫后，本来不情不愿的刘基也便顺水推舟，来到当时朱元璋的权力中心地——集庆路，从此踏上新朝的宦途。当时，朱元璋已将此地更名为应天府（今江苏南京）。 朱元璋对于刘基的了解，似乎局限于其“象纬之学”，即观天象、验谶纬的本领。所以，他徵用刘基，最初的目的也许是想藉助刘基的术数之学。杨启樵先生指出，明太祖之崇尚方术，殆受当时风气之影响。元代诸帝都喜欢方术，在历朝皇帝中是最突出的。朱元璋生于元末，自然不能不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在朱元璋身边，术士颇多，如周颠、孟月庭、张铁冠等人。所以，在最初朱元璋的印象中，刘基也许不过是方术之士，而未必有学问。 据说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刘基来到应天府时，朱元璋问的第一句话是：“能诗乎？”刘基的回答是：“诗是儒者的末事，哪有不能的。”朱元璋指手中斑竹箸（zhù,筷子），让刘基赋诗。刘基随口念道：“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朱元璋蹙眉道：“秀才气味。”刘基说：“不对。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侯一借间。”留侯指张良，他是刘邦的谋臣，也是汉朝开国功臣，曾借刘邦吃饭用的筷子，用以指画当时天下大势，为刘邦出谋画策。这就是“借箸”的故事。朱元璋听完刘基的诗，大喜。一席对话，让朱元璋对刘基的印象由一个术士变而为一个酸儒，再变为一个张良般的谋略之士。朱元璋初见刘基的情景，还有另外的说法。朱元璋见宋濂、刘基、章溢、叶琛，说：“吾以天下累四先生矣。”比较而言，后一种说法也许合乎史实。四人既然同被徵召，同时召见极是自然。而且，朱元璋起事之初，还是注意尊重儒士的，似乎不可能边吃着饭边让刘基对着自己的筷子赋诗。然而，初见赋诗的传奇，却逼真地道出了刘基的性格。刘基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术士，也不是一个只会作诗的文人，而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儒生。据说，刘基当时就向朱元璋呈了《时务十八策》，只是记录失载，后人无法得知具体内容。 其实，刘基要真正成为朱元璋的重要谋士，自然要表现出让人信服的能力来。据说，当时诸将多半是朱元璋在滁州、濠州刚起兵时就跟随他的人，多年来力战有功。何乔远《名山藏》称当时刘基以儒生“称军祭酒”，一直到龙江之战时，朱元璋才令诸将拜其为“军师”。没有证据表明，“军祭酒”是不是朱元璋设立的一种官职，而且“祭酒”一词，虽然有“师”的意思，但似乎多少还表示刘基在军中仅是负责一些礼仪性的事务，并没有真正地成为军中谋略的重要决策者。刘基真正成为“军师”，乃在朱元璋与陈友谅于南京城外的龙江一战之时。
第5页 至正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率军自上游浮江而下，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杀守将花云及朱元璋义子朱文逊。随即陈友谅杀其主徐寿辉，篡位，改国号天完为汉，率军直逼应天府，声势颇大。朱元璋为此专门召集诸将，讨论对策。诸将议论纷纷，有主张投降的，有主张逃跑的。刘基因是最后进来，见诸将所谈，无非投降或者逃跑，便瞪大着眼睛，一言不发。朱元璋见刘基不言，遂召刘基入内间，问道：“今汉兵旦夕压境，诸将纷纷，先生默不言，有意乎？”刘基说：“请赐臣宝剑，先斩主张投降及逃跑的人，我再说话也不迟。”朱元璋说：“我想先听听你的议论，再赐你宝剑。”刘基说：“陈友谅凭藉夺取太平城的胜利，浩浩荡荡地沿江而下，而我师士气不高，迎战必败。如今您刚刚在建康立足，要想图谋天下，必须与陈友谅的汉军决一雌雄，就看这一战了，胜则为王，败则为俘虏。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您怎么能够听任部下的意见不统一呢？……您若打开府库奖赏军士来鼓舞士气，开诚布公地徵求建议来稳定军心，那么您的王业，正在此时可以成就啊。何况我曾经望二国气，敌衰我旺，一定能够活捉陈友谅。”这一番话，无疑是告诉朱元璋：两军交战勇者胜，在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不应当被将领们的不同意见所迷惑，而是应该开诚布公，整合人心，努力奋战，争取胜利。当然，刘基最后没忘了将自己观天象的本领展示展示，以进一步加强朱元璋的信心。据说，朱元璋听后大喜，赐刘基剑，令诸将都拜他为军师，有不服者斩之。诸将悚（song) 然听命，于是有龙江之捷。《明太祖实录》记载此次作战的成果是：俘获陈友谅卒二万余人，获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鰲者百余艘及战舸数百。此后，朱元璋的军队能浮江而上，取安庆、九江等战略要地，都基于这次战役的胜利。 ------------ 朱元璋的谋臣（2） ------------ 朱元璋称帝后，有一次在给刘基的诏书中说：“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州，尔多力焉。”这些功绩，看来是朱元璋也认定的。然而，刘基在朱元璋帝业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提出“先汉后周”的战略。当时朱元璋政权的东面是张士诚所建立的周，西面是陈友谅的汉，北面是小明王韩林儿，南面则是福建山区，由效忠元朝的陈友定所控制。朱元璋要想成就帝业，最大的威胁来自张士诚和陈友谅。当时一般将领们的想法，是要先取张士诚，因为张士诚力量较弱，而且处于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上。但是，刘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思路。他对朱元璋说：“我们有两个敌国。陈友谅居其西，张士诚居其东。友谅占据饶、九、荆、襄等地，几乎是半个天下的地盘；而士诚仅有浙西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扬，与您势力相当。不过，士诚内心狡猾，对元朝阳奉阴违，这是守财奴式的敌人，不会有什么作为。陈友谅杀害他的君主，胁迫部下，人心不服。他又勇而无谋，不怕死，很容易就将他的百姓推上战场送死，几场战役下来，民力损耗殆尽。有这几点，陈友谅的汉国就很容易攻取下来。逮野兽就必须先逮凶猛的，擒拿盗贼就必须先拿下强壮的。今日之计，不如先讨伐汉国。汉国地域宽广，夺取之后，您一统天下的形势就有了。”刘基指出：一、张士诚是守财奴式的敌人，不像陈友谅那般雄心勃勃；二、陈友谅地广势强，然而得位不正，数战民疲，不得人心。因此，要开战就得先攻陈友谅的汉国，一旦获胜，天下基本上就到手了。应当说，这一战略分析对于朱元璋后来取得胜利非常关键。从朱元璋灭张士诚时单苏州城就围攻了近一年这一事实看，张士诚虽然势力较弱，但也不是能轻而易举攻取下来的。而且，一旦朱元璋与张士诚开战，陈友谅必然会乘隙东下，那么朱元璋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相反，自从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被朱元璋擒杀之后，张士诚政权中基本上再无有进取心的将领。负责行政事务的幼弟张士信及女婿潘元绍不负责任，贪财好色，无心扩展张氏政权的势力范围。因此，刘基“先取陈友谅”的建议，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五年的用兵战略，而此战略的最后成功实施，也就使朱元璋取得了西起武昌、东至苏州的广阔土地。 当然，作为军中的重要谋士，刘基往往对于每一次重大的战役都会提出一些非常有效的妙计。例如，鄱阳湖之战可以说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争霸战中最后的一场大战。当时，双方都将自己的主力投入战场，陈友谅甚至将家属、马匹、供给全部带到了船上。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投入兵力二十万。陈友谅的军队据说是六十万。一些学者考证说，各自的军队实际数量可能只有一半左右。但即使是这样，数量也很可观。至正二十三年（1363），陈友谅围攻洪州城（今江西南昌），拉开了这次战役的帷幕。洪州守将朱文正是朱元璋的侄子，率领守军顽强抵抗。八月二十九日，来援的朱元璋军主力与陈友谅军的主力在鄱阳湖中相遇，激战持续了四天。四天中，陈友谅的军队损失非常大，陈的弟弟陈友仁、陈友贵及大将陈普略先后战死，想来朱元璋的军队伤亡也决非小数。王世贞记载说：“太祖的舟师跟敌人在鄱阳湖中大战，未决胜负，太祖当时心里实在是忧虑害怕。”看来，真到了性命相搏的时分，连朱元璋自己也没有必胜的信心。
第6页 这时候，刘基提出“移师湖口”之策，就是将战舰全部移往湖口，封锁鄱阳湖通向长江的水路通道，关门打狗。九月二日，朱元璋的战舰尾部都升起灯笼，陆续驶向鄱阳湖湖口，鄱阳湖成为一只扎住陈友谅军队的口袋。很明显，陈友谅的巨舰在相对狭隘的湖口水面上远远比不上朱元璋战舰那样灵活有用，所以，陈友谅始终未能攻破湖口。陈友谅的一些将领们主张弃舟从陆路回武昌。由于意见不统一，汉军内部发生争吵，接着发生了叛逃。更要命的是，双方相持很久，陈友谅军的粮食已经吃完，而五百艘抢粮的船只也被朱文正烧了个干净。可以想见，缺少粮食的陈友谅军队最后突围而出的窘迫。最后，陈友谅在激战中头中流矢，不治身亡。此战朱元璋得胜的关键，正是刘基“移师湖口”这一计策的实施。 正由于刘基在朱元璋日渐扩大的创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很受朱元璋的宠信。据说，朱元璋每次召见刘基，都是屏人密语，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所谈的内容“自徐达而外，人莫得闻”。然而，吴元年（1367）九月，徐达攻克苏州，擒张士诚，明朝的立国规模已经初见。军中一帮谋士的作用也发生了转变。早在前一年，刘基就被授予太史令一职，主持修订新朝的历法。吴元年十一月，新历法颁行。昔日的谋略不再是朱元璋所必需的，五十七岁的刘基从此只要规规矩矩地按章办事就行了。 ------------ 落寞中的英雄（1） ------------ 落寞中的英雄：1368—1375 大凡一个王朝的开国功臣，或者韬光养晦，安享晚年，或者骄横恣（zì)肆，最终被戮。然而，像刘基晚年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却还是少见。 朱元璋曾将刘基比作汉高祖刘邦的张良，于是后人便将张良与刘基作比较。王世贞说：“有人将刘基比作张良，刘基在谋略上确实无愧于张良，但说到做官或不做官的气节，却差得远了。”王世贞认为刘基早年仕元，后来转而扶助朱元璋灭元，大节有亏。这是一种比较。另外一种比较，是明人廖道南的话：汉代大封功臣，张良仅要求封为“留侯”就满足了，然后专心于道术，明哲保身，传说中还变成了神仙，而刘基却没有急流勇退，犹豫在朝，最终就像野鸡投于网罗、野象因其象牙而遭杀身之祸，难道他真是一心忠于朝廷而忽略了保全自身吗？ 刘基不能安心做一个元朝遗臣，却心甘情愿地扶佐朱元璋，以儒家的“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来看，确实容易招致批评。何况，他还是元朝的进士。清代史学家赵翼曾注意到元末殉难的官员多是进士，并举出了十六人为例。刘基却以元朝进士身份去辅佐被人视为“盗贼”的朱元璋军队，也许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其实，在王世贞之前，已经有人就此批评过刘基。明人刘定之在为其乡人王子让的诗集作序的时候，说：“子让是元朝的举人，游历官场几年，难以施展才能，便辞官归隐，终身不仕。我读他的诗文，觉得流露出一股奇气，他的胸怀还是跟从前一样啊。……有一个人跟子让一样出自元朝的科举，辅佐石抹主帅守卫婺州和处州，他们相互诗文酬唱，气势万千。后来这个人攀龙附凤，自比刘文成（文成是刘基的谥号），可是他这时的诗文糟糕得很，昔日的豪气一点也没有了。”显然，刘定之这里所批评的人正是刘基本人。刘定之注意到了刘基诗文前后风格的变化，确是深刻。 明末降清的文人领袖钱谦益也许于刘基有“同情之理解”，对此见得更为分明。他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刘基在幕府，与石抹宜孙在患难中共事，被石抹以知己相待，迫切地想要效力朝廷。他这时写的诗歌，抑扬顿挫，豪气非常，使人读了跃跃欲试，就好像捋起袖子要跟他大干一场。后来刘基遇到太祖，运筹帷幄，受封伯爵，成为开国功臣，可谓功成名就。可是，他这时期的诗文里，却屡屡哀嘆穷病衰老，昔日的豪气荡然无存了。”晚年的刘基，为什么悲穷嘆老，豪气全无？真的像人们所猜测的那样，是刘基“变节”所带来的负罪感吗？然而，我们看刘基扶佐朱元璋运筹帷幄的自然，很难想像他内心真受着负罪感的煎熬。史载，刘基因母亲去世，回家乡料理丧事，常向乡人宣讲朱元璋是真命天子，而适逢处州发生叛乱，他立即不遗余力地率军平定了叛乱。他对于旧朝，能有多少的留恋呢？刘基晚年悲嘆背后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因为他在洪武初年不断地遭受淮右集团的排挤和朱元璋的猜忌。 廖道南批评刘基不能及时功成身退，大体是合理的。其实，在洪武元年（1368）刘基被授予御史中丞职务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意气风发的。中书省都事李彬犯下贪纵之罪。李彬是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的私人，因此李善长请刘基缓治李彬之狱。刘基坚决主张查办，并派人专程向远在汴梁的朱元璋汇报。李善长便在朱元璋面前抢先告了一状，说刘基“专恣”。对于专制君主来说，臣下的专恣自是不可容忍，太祖对刘基的宠信开始打折扣了。接下来的一件事，又正赶上刘基的方术似乎也不灵验了。八月，天大旱。刘基进言道：“阵亡士兵的妻室共有数万之众，居于别营，阴气郁结；工匠死后，尸骸未收；张士诚的降卒们都编入了军户。这三点有干天和，所以发生旱灾。”朱元璋採纳了刘基的建议，一一妥加处理，谁料十天过后，依旧大旱。至此，刘基只得捲铺盖回青田老家。
第7页 但是，刘基毕竟是开国元勛，朱元璋没有一下子做绝。仅仅三个月之后，刘基又被召回了京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仅被封为诚意伯。微妙的是，此时的朱元璋对刘基再不是言听计从了。例如，朱元璋对李善长不满，想换杨宪、汪广洋或胡惟庸为相，咨询刘基的意见。刘基根据实情，一一指出了各人的缺点，认为三人都不宜为相。然而，朱元璋后来却将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起用为相。刘基所说的一番话，传到三人耳朵里，明摆着是得罪人。其中，胡惟庸是淮右集团中人；汪广洋虽是江苏高邮人，但其早年曾流寓太平，亦于此地遇到渡江而来的朱元璋，开始发迹。可见，刘基在明朝建国之后的生活，确实过得非常压抑。这才是刘基悲老嘆穷的真正原因。 上世纪三十年代，学者罗宝册有论刘基的一段话，非常精彩，可谓洞见当日刘基心态： 伯温悲嘆之作，决不是无病呻吟，无因而来的；如果根据情理，设身处地一想，也很容易了悟他的难言之隐。想当年他同太祖一块起义，老谋深计，运筹帷幄，大的方略，紧急关头，十九是他一人擘（bò)划、决定和打开。那时如果分道扬镳(biāo)，收纳一班豪杰，自己干去，当日的宇中，真不知是谁的天下？可恨费尽了心血，为人作嫁，好容易革命成功了，大明帝国成立了，自己得到的是什么？不过是一个诚意伯的虚头衔，一些金玉粟帛的零星赏赐罢了。比之明祖的富有四海，南面而王，生杀予夺，集于一身，何尝不是天壤之别。加之，明祖猜忌嗜杀，屡兴大狱，少者牵连几千人，多者累万。眼看着身边的故旧朋友，杀的杀，族的族，流的流，说不定一日就会杀到自己的头上来！自己又是功高震主的人，走了不好，不走也不好。有时明主高兴了，钟山宸游，禁宫夜宴，自己又不能不暗拭眼泪，强陪笑脸，侍宴吟诗，前去凑趣，凑合热闹。此老此际难言之痛，想来很少人能知道吧！ ------------ 落寞中的英雄（2） ------------ 碰上朱元璋这样的猜忌之主，刘基确实是“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归乡隐居，弈棋饮酒，安享晚年，对刘基来说也成了奢望。不久，刘基由于建议在青田设立谈洋巡检司（谈洋是浙、闽地界的小地方，走私盐贩往往聚集在此，多出乱民。），遭到胡惟庸的诬陷。胡惟庸对朱元璋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刘基想占来作自己的墓地，百姓不同意，他便请求设立巡检司来驱赶百姓。”这一番诬陷可真是击中朱元璋的要害，也吓得老迈的刘基从家乡星夜兼程来到南京，再也不敢回家。生了病，胡惟庸送来医生诊治。服过药后，却觉腹中郁结，估计也是遭了胡惟庸的毒手。一直到病得实在不行，太祖朱元璋才一纸赐文，送刘基回乡。洪武八年（1575）四月十六日，刘基卒于家中。据说，死前遗命锉（cuò)骨扬灰，恐是无稽之谈，实际上他是被葬于其乡夏山上。 在明初开国诸臣中，刘基文比不过李善长，武抵不上徐达，这是从政治上讲。即使拿文采来说，除了早年跟石抹宜孙唱和诸作外，入明作品也很难胜过宋濂的典雅醇厚。刘基只是朱元璋集团中那些杰出人才中的一人而已，很普通。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集团中那些名字：孙炎，陶安，汪广洋，杨宪，徐达，常遇春，章溢，胡琛……哪一个都不是平庸之辈，都跟刘基不分仲伯，所以有人说，朱元璋的敌人如果是政治上的明白人，肯定对朱元璋拥有如此壮大的人才库嫉妒得要死。只不过，这些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因各种原因，或早死，或出了政治问题，才使得刘基突出起来。拿汪广洋来说，在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他是排在刘基之前的，直到十二年八月，朱元璋在给他的敕文中还关心备至，只不过不久汪广洋就因事贬死，一切声誉随之消失。而刘基在其身后，他的乡人为了现实的利益，一直在营造刘基的各种神话，甚至不惜歪曲事实，使得刘基的身后之誉远远超出了历史的实际情形。元明史专家杨讷先生对此曾做出了详细可信的论述。 后人有谒刘基墓诗，云“卧龙名大终黄土”。再英武的谋略之士，终究逃不脱黄土一抔的命运，空留下旷世奇功、诗文美名和数不尽的神话传说，供后人品味。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杨讷：《刘基事迹考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2）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 方孝孺 ------------ 方孝孺是明代洪武建文时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在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当中，他的思想和论着可能不是最出色的，但是他的结局却是最悲惨的，因此方孝孺成为广为人知的历史人物。 在六百多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中，明成祖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手中，成功地夺取了皇位。为惩罚方孝孺对建文帝的忠心，他不但将方孝孺残忍地杀害，还株连其十族。在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中，最多也就是九族。但是，朱棣史无前例地将方孝孺的门生故旧也算作一族，全部杀掉，造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族之诛。因此事而被杀者数百人，受牵连被发配的更有数千人之众。 如何看待方孝孺的死，数百年来，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方孝孺是中国封建社会愚忠思想的代表，也有人认为他是杀身殉道的了不起的人物。方孝孺的血肉之躯早已灰飞烟灭，朱棣抢夺来的皇位也早已被不肖子孙所葬送，但方孝孺的成仁取义与朱棣的残暴杀戮却同样留在了那段历史中。
第8页 ------------ 一介书生 ------------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浙江宁海人。他生于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时值元末乱世，但浙江宁海地处偏僻，方孝孺在宁海的乡间度过了还算安定的童年时光。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当地名儒，因此，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儒家思想教育。 方孝孺幼年时就很聪明，读书勤奋，五岁时就已能作诗。在现存的方孝孺文集《逊志斋集》中，就有一首方孝孺在六岁时作的名为《题山水隐者》的诗： 栋宇参差逼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 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 此诗还有稚嫩之处，但对于一个六岁的孩童来讲，其才情可见一斑。及至十几岁，他就已很擅长做文章，下笔千言立就，乡人都称他为“小韩子”，将他比作唐代的韩愈。 家学渊源。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对他一生的为人立世都有深远的影响。洪武四年（1371），方克勤出任济宁知府。方孝孺当时十五岁，随父赴任。方克勤是明初最有名的好官，清廉简朴，体恤百姓。经过三年多的治理，济宁的户口增加了好几倍，“一郡饶足”。百姓们作歌谣传唱方克勤的事迹，把他比作自己的父母。洪武七年（1374），行省奉旨考核地方官，方克勤为山东行省六府中政绩考核之最。父亲的言传身教在方孝孺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同时，齐鲁大地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为方孝孺的成长也提供了一片沃土。在这里，他加紧了对理学诸子着作的研读。在学习过程中，他也逐渐在思考、在探索。就在方孝孺一心向学的时候，突然天降大祸。洪武八年（1375），方克勤被人陷害，获罪流放。第二年，“空印案”发生，方克勤又被诬陷，受到牵连，在京师含冤被诛。 “空印案”在当时影响甚大。按照规定，每年布政使司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的财政收支情况，如果地方上报表册所列的财政收支数额与户部掌握的不符，表册就要被驳回重做。很多布政司离京师路途遥远，来回要数月，因此，有的计吏就预先持空印文书前来，遇到驳回的就重新填写。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本是沿袭了元朝的习惯做法，多年来都相安无事。可是到洪武九年，朱元璋听说此事却勃然大怒，认为这种做法肯定有舞弊行为，从上到下，朱元璋杀了一批官员。方克勤就是这其中不幸的一个。方孝孺与其兄方孝闻扶丧归葬，悲痛欲绝。在这场劫难过去之后，方孝孺遵照父亲生前的安排，师从宋濂继续学习。 师从宋濂。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浙江金华人，后迁居浙江浦江。宋濂是元末明初极为出色的理学家。他提出“君权民授”的观点，宣传“设官为民”的主张，坚持朴素的平等观，这使他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具有民本精神的杰出思想家之一。同时，宋濂也是明初文坛的魁首。刘基曾读宋濂的文章，推许宋濂的文章为当今天下第一。宋濂加入朱元璋集团后，深受朱元璋的赏识，朝廷的各种典章制作都交给宋濂去办，“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洪武十年（1377）正月，宋濂上书朱元璋请求告老还乡。这年六月，方孝孺前往浦江，承学宋师门下。 方孝孺对自己能够师从宋濂的学习机会，非常珍惜。他抛开一切杂念，尽情问学，在学术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他的学术思想日趋成熟。当时，在宋濂门下学习的人很多，有一些还是很有名望的人，但是，他们在学术上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方孝孺。宋濂也很喜欢这个学生，称赞方孝孺是百鸟中的一只凤凰，认为他才思敏捷、端庄凝重，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必然会超过自己。像胡翰、苏伯衡这样的前辈学者也都自认为比不上方孝孺。方孝孺在宋濂门下度过的三年时光，使他终生受益匪浅。 洪武十三年（1380）秋天，方孝孺告别恩师，回到宁海故里，探望祖母。没想到，这却成了方孝孺与恩师宋濂的永别。当年，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牵连甚广。宋濂次子宋璲（suì）和孙子宋慎牵连被杀。虽然宋濂此时已是白发老翁，而且已经退休回乡三年了，但朱元璋还是迁怒于他，要定宋濂死罪。后在马皇后和皇太子朱标的保护下，宋濂得以生全，全家被发配到偏远的茂州（今四川茂县）。人生暮年受此浩劫，宋濂万念俱灰。第二年五月，宋濂在发配途中自缢身亡。宋濂学识渊博，为人严谨，辅佐朱元璋开国创业，并尽心竭力地为明王朝效力多年，他曾说过：“事君如事天”。即使如此，宋濂还是未得善终，真是伴君如伴虎啊！ 恩师的遭遇让方孝孺痛哭流涕，他未能追随老师赴蜀，只得写成《吁天文》，呼吁苍天，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寿命延长老师的生命，以期打动朱元璋。但是，书生的一腔悲情能有什么作用？宋濂的去世是方孝孺一生中所遭遇的第二次重大打击。 在这些打击中，方孝孺也渐渐成长起来。他知道自己一定要承担起来，才不辜负父亲与老师的嘱託。 ------------ 两朝际遇（1） ------------ 方孝孺在洪武和建文两朝都有效忠朝廷的愿望，但是，他在这两朝的际遇截然不同。这既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关，又与两位统治者自身的原因有关。
第9页 洪武朝两次碰壁。洪武十五年（1382）十二月，由于大臣吴沉、揭枢的推荐，朱元璋下令让方孝孺进京陛见。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奉天门召见了方孝孺，方孝孺的才学和言谈举止都令朱元璋感到满意。朱元璋当廷要方孝孺作《灵芝甘露论》一文，方孝孺才思敏捷，下笔千言，一会儿就写好了。朱元璋阅后惊嘆到：“异才也！”朱元璋回头问揭枢：“方孝孺和你相比，如何？”揭枢说：“他的才学是臣的十倍。”朱元璋点头表示贊同。朱元璋还让方孝孺去见了太子朱标，对朱标说：“此庄士也，当老其才，以辅汝。”也就是说方孝孺是个有才华的君子，但还是等他的才干再历练历练，将来可以辅佐太子执政。朱元璋没有授予方孝孺任何官职，就让他回乡了。但是，方孝孺还是给皇帝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方孝孺被仇家所牵连，卷进了一场官司当中，被逮捕至京。朱元璋看见名单中有方孝孺的名字，就将他释放了。 方孝孺满腹经纶，多想一展才华，为国家做点事，但第一次召见就无功而返，心里感到失落。不过，方孝孺毕竟饱读诗书，很快就坦然接受了没被起用的事实。返回故里后，方孝孺又回到了自己平静的闲居生活中。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方孝孺都过着一种清贫宁静的读书生活。表面上看，方孝孺忙于着书授徒，并时常在他讲学的石镜精舍与众多好友名士谈古论今，诗歌唱和，生活得悠然自得。这段时间他在学术上也取得了很显着的成果，先后撰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文统》等多部作品，还写了大量的诗歌。但是，在方孝孺的内心深处，他还是很渴望能够有一番作为。在他这段时期所写的诗歌中，方孝孺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比如洪武十九年（1386）除夕夜，他已经三十岁，想到孔子说的“三十而立”，方孝孺对自己一事无成颇感不安，有诗记云： 三十知未老，已难同少年。 功名谢时辈，心事愧前贤。 早就到了建功立业的时候，自己还在蹉跎岁月，方孝孺的内心既惭愧又苦闷。这时，他正在生病，诗中写道： 良医难治病，学道不能行。 疟疾何须患，吾心病未轻。 方孝孺觉得生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心病。心病是什么呢？就是他平生刻苦学习的“道”没有实行的机会。 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再次因朝中大臣的推荐，受到朱元璋的召见。这次朱元璋还是说：“现在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最后，朱元璋碍于朝中大臣的多次举荐，就授方孝孺一个汉中府学教授的职位。这只是个刚入流的从九品学官。以方孝孺的才学和人品，授予他这样的职位，可见在朱元璋的心里，此时还真没到方孝孺施展才华的时候，但方孝孺已经三十六岁了。次年正月刚过，方孝孺就携带家眷踏上旅程，前往汉中赴任。当时汉中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史载“水土暴恶”，但方孝孺毫不为意，坚持跟学生每天讲课讨论。方孝孺的讲学在当地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年后，在蜀王朱椿的再三恳请下，方孝孺兼任蜀王世子的老师。蜀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他与他的父皇、兄弟多有不同，为人随和，重视教育，对名士和学者也很尊重。在蜀王府的数年，蜀王一直很敬重方孝孺的道德和学问，命名方孝孺读书之庐为“正学”，方孝孺因而被后人称为“正学先生”。期间，方孝孺曾特地前往茂州参拜宋濂墓和居丧守孝的宋濂子孙。后来，在方孝孺的影响下，蜀王帮助宋濂长孙宋怿将他的一家和宋濂墓都迁到了成都。 方孝孺任职汉中五年中，生活安定；与蜀王的交往也给他带来了难得的友情。但此时数千里之外的朝廷却如同深海中即将爆发的火山，暗流涌动。洪武二十五年（1392）皇太子朱标去世，此后数年，朱元璋的第二个儿子秦王、第三个儿子晋王相继死去，第四子燕王朱棣位列诸王之首。明太祖朱元璋已经英雄迟暮，他对自己给皇太孙朱允炆留下的这种一王独尊、群王拱翼的局面深感不安。为了让皇太孙顺利登基，临终之际，朱元璋曾做过一番考虑周详的安排。但是，皇位顺利交接并不代表一切太平，果然不久燕王就发动了靖难之役。方孝孺卷进了这场政治斗争。 建文朝一展才华。朱元璋死后，年仅二十二岁的皇太孙朱允炆按照朱元璋生前的安排顺利登上皇位，成为大明王朝的第二位皇帝。他很早就听说方孝孺的贤名，便一纸诏书将方孝孺召入京来。方孝孺多年的等待终成正果，终于等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此时的方孝孺豪情万丈，踌躇满志。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次进京，自己昼夜水陆兼程所赶的竟是一条不归路。四年后，方孝孺结局的惨烈超乎常人的想像。要是早知如此，方孝孺就一直安安静静地在汉中府学讲学，传道授业解惑是不是更好呢？更退一步讲，方孝孺不踏入仕途，在宁海故里继续他悠然自得的闲居生活，着书立说，是否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呢？人生没有回头路，即使有，相信方孝孺也还会原路走来。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他的信念都让他无法选择，只是最后杀身成仁的表现形式过于让人触目惊心罢了。
第10页 方孝孺到京后被授为翰林侍讲，次年迁侍讲学士，虽然品级并不高，但是他已成为建文帝的近臣。无论是讨论国家大事，还是为建文帝读书释疑，他都是建文帝身边不可缺少的人之一。方孝孺的才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修《太祖实录》、《类要》等书，他都被任命为总裁。皇帝的信任和尊重，让方孝孺心怀感激，他忠心辅佐年轻的新皇帝推行仁政。建文帝自幼生长于宫廷，受到传统儒家教育，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他与太祖朱元璋持不同见解，首先就是改变朱元璋事必躬亲的做法，适当地放权给大臣们，而且他还注意听从大臣们的意见，朝中上下由此形成一种比较宽松的氛围。建文帝以仁义礼治为主要指导思想所採取的一系列变革，后来被史家称为“建文新政”。 建文新政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宽刑狱。建文帝推行“宽仁”之政，而方孝孺提出的“以德为主，以法辅之”的德治思想与建文帝的执政原则不谋而合。在方孝孺的参与下，建文帝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建文帝宽刑狱取得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全国的囚犯人数比往年减少了三分之二。 裁併州县，精简机构，更定官制，这也是建文新政的一个内容，而且历时比较长，直到建文四年（1402）还在持续。建文帝在经济方面也有所举措，一是减轻江浙地区的沉重赋税，二是准备推行井田制。方孝孺认为实行井田制可以抑制土地兼併，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限于条件，井田制最后并没有真正实行。建文新政实行几年之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而且赢得了民心，年轻的皇帝得到了百姓们的支持。 建文新政中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削藩。各地诸王拥兵自重的局面，让建文帝深感不安。方孝孺虽然不是削藩的主事者，但他也是削藩的有力支持者之一。 方孝孺在建文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用和恩宠，尽力辅佐建文帝将自己仁义治国的理念付诸实施。仁义治国，这是方孝孺平生的愿望。如果愿望成为现实，这对他来讲也是莫大的荣耀。对比洪武年间的遭遇，同是朱姓天下、大明王朝，为什么方孝孺的人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 两朝际遇（2） ------------ 这要从明初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谈起。朱元璋经过前期的统一战争，大明江山已经稳固，但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却逐渐显现出来。朱元璋当了皇帝，最早跟他南征北战打天下的将领也大多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这些人中的淮西勛贵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他们掌握着军政大权，并极力排挤其他大臣，维护自己的政治垄断地位。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是皇帝朱元璋决不允许的。他遵循以猛治国、重典驭下的政治方针，为强化皇权採取了一系列的严厉措施，凡是妨碍皇权专制统治的人物一概剷除。朱元璋以胡、蓝党案为切入点，几乎诛杀了全部的开国功臣。方孝孺倡导的是“以仁义治国”，他的理论和观点与洪武朝血雨腥风的政治环境、朱元璋“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完全格格不入。虽然朱元璋对他的才学和人品比较赞赏，认为他是个很出色的人才，但是朱元璋作为一个杰出的统治者，他深知才非所用，不如不用。他所说的“今天不是用方孝孺的时候”，就是精当地指出了方孝孺为何不被起用的原因。 有的饱学之士一生都没有等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和他们相比，方孝孺无疑是幸运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建文帝登上皇位，方孝孺不但被起用，还得到了重用。此时的大明王朝经过朱元璋三十多年励精图治的治理，朱姓江山已经相当巩固，皇权已经高度集中到了皇帝的手中。朱元璋认为自己已经给皇太孙朱允炆扫平了一切障碍，虽然存在各藩王尾大不掉的隐患，但是表面上还是个太平盛世。更何况建文帝自幼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奉行仁义治国的理念与方孝孺如出一辙。君臣二人关于崇尚礼治、实行仁政的观点更是完全一致。此时无论是从政治环境来讲，还是从统治者自身来看，都给方孝孺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绝好舞台。所以，在建文朝，方孝孺能够得到重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 十族惨剧（1） ------------ 建文帝、方孝孺等人奉行儒家仁义治国的理论，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很得民心。但是他们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无法妥善应付来自燕王朱棣的威胁。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将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渐推向了绝境。朝廷中能够带兵打仗的武将，在洪武朝已几乎被朱元璋赶尽杀绝。现在，上至文弱的建文帝，下至满腹诗书的方孝孺等人，面对来势汹汹的燕王朱棣却都束手无策。朱元璋为了能让子孙后代永享太平，将久经沙场的元勛宿将几乎斩杀殆尽，却没有想到，后世子孙的皇位将由谁来保卫呢？看来无论多么英雄伟大的人物都有失算的时候。当危险真正来临时，只剩皇帝一个孤家寡人和一群文人墨客坐以待毙。 建文三年（1401）五月，前线战事节节失利，让方孝孺忧心如焚。这时，他的学生林嘉猷献上离间计。朝廷正无计可施，建文帝就同意了这种做法，命方孝孺给燕王世子朱高炽修书一封，企图离间他和朱棣之间的关系。没想到朱高炽生性谨慎，收到书信，根本就不启封，就连人带信都交给了燕王。离间计失败了，举朝上下更是一筹莫展，朝廷的失败只是早晚的事了。方孝孺此时的心境正如他在《闻鹃》这首诗中所写的一样悲凉：
第11页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一声动我愁，二声伤我虑； 三声思逐白云飞，四声梦绕荆花树； 五声落月照疏棂，想见当年弄机杼； 六声泣血溅花枝，恐污阶前兰茁紫； 七八九声不忍闻，起坐无言泪如雨。 忆昔在家未远游，每听鹃声无点愁。 今日身在金陵土，始信鹃声能白头。 大势将去的悲哀深深地笼罩在方孝孺的心头。一样的鹃声，不一样的心境，“物是人非”的感伤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建文四年六月，这场叔侄争夺皇位的大战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结束。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登上皇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建文朝的遗臣们面对旧君新主，也都做了不同的选择。有的自杀殉难，有的投身新主，还有一些大臣退隐山林，从此销声匿迹……方孝孺既没有自杀，也没有投靠新主，更没有退隐，而是走向了另一个奇特的结局。 朱棣篡位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对那些曾经反对他的人进行疯狂的报复，无所不用其极。朱棣从他父亲朱元璋那里继承的除了雄心壮志、文韬武略外，还有残暴和苛刻。他对建文朝不肯与自己合作的大臣们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掀起的血雨腥风就像一大片乌云漂浮在历史的天空中，久久不散。建文帝的主要谋士黄子澄和齐泰都被“族诛”。朱棣对抵抗最为坚决的铁铉恨之入骨，命人割下了他的耳鼻，又砍碎他的身体，将其杀死。更令人切齿的是，朱棣还将这些建文忠臣的妻女发往教坊司，充为官妓，任人凌辱。不过，比起方孝孺的遭遇来，这些忠臣还不是最惨的，方孝孺被诛了十族，最为惨烈。 当年朱棣挥师南下的时候，他最依赖的谋士姚广孝送他到郊外，跪地向他请求：“方孝孺是个才学出众的人，当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他肯定不会降服于您，但请您不要杀他。杀了他，那么天下的读书种子就没有了！”朱棣点头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朱棣进入南京城的当天，方孝孺就被捕下狱。朱棣即位时要拟即位诏书，朱棣想到了让方孝孺写，来装点门面。朱棣便召方孝孺上殿草拟即位诏书，然而此事的发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方孝孺不但没有理会朱棣，反而存心要为建文帝鸣不平。他身穿孝服，在大殿上痛哭不止。朱棣见他这样，就走下宝座，劝他说：“先生不要自己苦自己。我只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而已。”方孝孺问：“那成王在哪里？”朱棣回答：“他已经自焚死了。”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为皇帝？”朱棣道：“他尚年幼，国家需要有能力的大人治理。”方孝孺步步紧逼：“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呢？”此时朱棣已经很不高兴，但还在忍耐，说：“这是朕的家事。”同时，他命人把笔墨准备好，并对方孝孺说：“诏告天下的即位诏书，一定要先生起草才行。”方孝孺挥笔写下了几个大字：“燕王篡位。”写完后，方孝孺就将笔扔到地上，并高声说：“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给你起草诏书的。”朱棣强压怒火：“怎么能这么容易就让你死，就是你死了，难道你不怕株连九族吗？”方孝孺立刻回敬道：“就是株连十族又能拿我怎么样？”朱棣勃然大怒，将其重新投入大牢。盛怒之下，朱棣要诛灭方孝孺十族。自古以来，最严厉的莫过于诛九族，从没有诛十族的先例。方孝孺一案，朱棣可算是开了先河，空前绝后。最为残忍的是，朱棣将逮捕的方氏族人和朋友都一一送到方孝孺的面前杀死，要他看着，折磨他。但是，方孝孺都不为所动。 在当年的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朱棣登上皇帝宝座的第八天，就在南京的聚宝门（今江苏南京中华门）外开始诛方孝孺十族。方孝孺对自己即将被杀，丝毫不感到畏惧。但是，当他看到他的弟弟方孝友受自己的牵连，就要被砍头，深感痛心，泪流满面。方孝孺兄弟三人，感情很好。哥哥方孝闻早在方孝孺任职汉中府的时候，就已病逝。方孝孺闻听丧讯，悲伤了很久。而今，弟弟又遭此劫难，方孝孺内心的伤痛无法言说。他的弟弟孝友却丝毫没有责怪他，反而在死前劝慰其兄，作诗道： 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诛方孝孺十族，死者达八百多人，行刑七日方止。 ------------ 十族惨剧（2） ------------ 临到最后杀方孝孺时，方孝孺谩骂不止。朱棣先是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裂至两耳，并割下舌头，随后处以凌迟之刑。方孝孺在临刑前曾作《绝命词》一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 三纲易位兮四维不修。 骨肉相残兮至亲为仇，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诗中悲愤难平的心绪令人不忍卒读。方孝孺死时年仅四十六岁。门人廖镛、廖铭（皆开国功臣廖永忠之孙）在方孝孺被杀后，偷偷收了方孝孺的遗骸，并将其葬于聚宝门外山上（今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东麓）。 生命的长度无法掌握，生命的宽度却可以扩展，那是因为生命中有了闪光的亮点。方孝孺本是一介书生，满腹经纶，有着济世救民的愿望、正直的性格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一个孱弱的读书人，为了正义和自己恪守的信念，面对统治者的残暴无所畏惧，坦然走向死亡。手无缚鸡之力，身有铮铮铁骨，这难道不正是读书人所应具有的品格吗？方孝孺引颈就戮，但是天下人读书的种子却没有断绝。他的品格永远受到后人的景仰。
第12页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张常明编：《缑（gou）城正气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王春南、赵映林：《宋濂方孝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姬秀珠：《明初大儒方孝孺研究》，文史哲出版社（台北），1991年 ------------ 况钟 ------------ 众所周知，明代是科举制度兴盛的时期。要想做官，尤其是做大官，就必须通过科举，这似已成为人们的通识；所以，有那么多的学子不怕寒窗苦读，一考再考，为的就是一朝高中，仕途腾达。其实，在明代初期，科举并不是官员们的必经之路。当时，朝廷所实行的人事制度有个显着特点，就是三途并用。所谓“三途”，是指进士、科贡和吏员。科贡和吏员可以跟进士一样在仕途上发展，这样就大大拓展了朝廷选拔官员的范围，同时也给很多青年才俊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况钟就是三途并用制度的受惠者之一。 在“仁宣之治”前后，未经科举，由出身低贱的书吏做到百姓父母的知府，并且政绩斐然的官员中，苏州知府况钟是其中最着名的一个。况钟任苏州府知府长达十三年，史书称他刚正廉洁，很爱护百姓，前后任苏州知府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有能吏之名。他跟随性情暴戾而且对书吏很有偏见的成祖朱棣多年，能够保全，不易；他曾三任苏州府，被苏州百姓称为“况青天”，难得。那么，况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 一个小书吏 ------------ 况钟（1383—1443），字伯律，洪武十六年（1383）生于江西靖安县的龙冈洲。龙冈洲是个景色优美的地方，况钟对自己的家乡很有感情，后来他也曾自号龙冈。 在历史上很有清名的况钟，其实在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并不叫况钟，而是姓黄，叫黄钟。直到四十七岁那年，他才恢复原姓，称况钟。要清楚这其中的原由，还要追溯到况钟的祖父况渊。 况渊生活在元朝末年。当时恰逢元军和农民起义军在靖安县附近展开激战，况渊一家在战乱中惨遭杀害。在后来况钟所写的《示诸子诗》中他曾含蓄地表明祖父况渊一家似乎是死在农民起义军之手。但是，太祖朱元璋就是农民起义军中的一分子，明代政权也是建立在农民武装的基础上，因此况钟对这次家门不幸说得比较隐晦，而且也很少提及。这一年，况钟的父亲况仲谦刚刚六岁，侥幸死里逃生，但却不幸成了孤儿。况家的邻居黄胜祖没有儿子，就将况仲谦收为养子。况仲谦从此改随黄姓，名黄仲谦。黄家家境富裕，黄仲谦倒也没受什么委屈。后来他育有两子，长子黄钟，即后来的况钟，次子黄镛。 事实上，黄仲谦既是况家的惟一后代，也是黄家惟一继承香火的人。对于归宗的问题上，他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曾经想恢复原姓，但又难报黄家的养育之恩，两难境地让他无法选择。既然自己难以两全其美，那么他只能在两个儿子身上想办法了。因此，他在临终时留下遗嘱，要长子黄钟恢复原姓，而次子黄镛继续作为黄家的后代，延续黄家香火。黄钟将父亲的遗嘱记在心上，但却并未立即改姓。直到多年后，黄钟已经官至礼部仪制司郎中，他才向宣宗朱瞻基上了《请复姓奏》，要求恢复况姓。朱瞻基不仅准许了他的请求，还颁发了《赐复姓制词》，称赞了黄钟的做法。与此同时，还颁发了《追赠父复姓制》，将黄钟的父亲黄仲谦也恢复原姓为况仲谦。黄钟恢复旧姓时已经四十七岁了，一生已过大半。黄钟终于认祖归宗，从此称况钟。 况钟自幼就很聪明，对书法很感兴趣，曾经刻苦练习，无论是正楷、隶书、行书，他都写得很好。况钟原本会按照父母的愿望刻苦读书，获取功名。但在永乐四年（1406），靖安县新来的知县俞益却改变了况钟的人生道路。俞益需要一个精通文理、能干练达的书吏，千挑万选，选中了况钟。况钟的父母心里是不愿意的，但俞益对他们说：“自古以来，从书吏起家而成为高官的人很多，且不说汉代的萧何、曹参，位至相国，唐代就有孙伏伽和张元素，前者成为谏议大夫，后者做到金紫光禄大夫，做书吏有什么不好呢？”况钟从此放下功名，跟随俞益做了一名书吏。九年后，正逢吏部的考绩之期，俞益向当时的礼部尚书吕震介绍况钟。一见之下，况钟给吕震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正逢成祖朱棣广揽人才，吕震就在成祖面前推荐况钟。朱棣特意召见了况钟，觉得他是个人才，就在永乐十三年（1415）九月，任况钟为正六品的礼部仪制司主事。成祖朱棣虽然广揽人才，但是他对书吏却抱有很大的偏见。他曾说：“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况钟书吏起家，能被皇帝直接任命为正六品的官员，可见况钟很得成祖的赏识。 况钟所任职的礼部仪制司的职责主要是制定和布置一切重大典礼的仪式，工作极其繁琐复杂，稍有疏忽，就有被革职甚至被杀头的危险。更何况成祖朱棣以暴戾着称，在他的身边任职，更要小心谨慎。自永乐十三年况钟任礼部仪制司主事起，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朱棣去世，况钟前后共得到皇帝三十一次嘉奖。由此可见，况钟并不仅仅是殷勤能干；更重要的是，他非常聪明灵敏，这使他在皇帝身边得以从容自若。仁宗朱高炽登基即位后，擢升况钟为正四品的礼部仪制司郎中。朱高炽只执政一年就撒手西去，他的儿子朱瞻基继位，即宣宗，年号宣德。况钟也迎来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任职机会。
第13页 ------------ 三任苏州府（1） ------------ 宣宗朱瞻基是个颇有作为的皇帝，做了很多对百姓有利的事。他尤其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提拔，在吏治上有所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况钟的仕途生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任苏州府。宣德五年（1430），苏州府等九个府的知府有缺，宣宗就命大臣们在京官中选拔一批“廉能有为”、“才堪牧民”的人去任职。受当时吏部尚书蹇义的推荐，况钟去全国最富庶的苏州府任知府。苏州府的人口和税粮超过当时的全国任何一个府，苏州府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苏州府税粮的徵收情况也会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早在宣德三年（1428），宣宗就曾就苏州府知府的人选关照吏部：“苏州府是大郡，公务繁剧，赶紧物色廉洁奉公、有才能者出任知府，贪污暴虐、残害百姓的人不能任用。”可见苏州府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宣宗选况钟任苏州府知府，说明况钟的能力和才干都得到了皇帝的肯定，况钟为官的操守也让皇帝放心。在况钟等九人赴任前，皇帝亲自设宴为他们送行，并为他们颁发了敕书。在敕书中，皇帝对他们到任后的政务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并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奏章可直达御前，也就是说可以越级直接与皇帝联繫，表明了皇帝对他们施政的支持。况钟在内的九个知府奉敕书赴任，相当于钦差知府，这是前所未有的恩典。事实证明，宣宗这次直接选拔官吏非常成功。后来这九位知府大多很有政绩，况钟更是声名显赫。 况钟于宣德五年七月到任。况钟本人就是吏员出身，深知吏治积弊。因此，他决定先从整顿吏治入手。苏州府赋役繁重，胥吏多是奸猾之徒，最为难治。况钟到任之初，不动声色，暗中对属吏进行考察。况钟处理政务的时候，这些吏员环立在他周围请判牒。况钟假装对政务不懂，询问左右，大都按照这些属吏的意思进行办理。这些属吏非常高兴，认为新来的知府愚庸无能，糊涂可欺。三天后，况钟召集群吏，责问他们：“先前有事应该做，你们不让我做；有的事不该做，你们强迫我做。你们贪赃枉法，欺上瞒下，罪当死。”同时，他还把皇帝所赐的敕书当众宣读，其中有“属下官员有作恶害民的，你可以逮起来送到京城”的话。这些属吏听了，大惊失色。况钟一一宣布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行，并将情节特别严重的几个人立刻处死。这些属吏看见况钟做事坚决果断，而且很有智谋，没有人再敢冒犯他。随后，况钟又裁撤了一大批平庸无能的属官，还惩治了一批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当况钟把贪污犯和赃款押解进京时，宣宗很重视，他对众臣说：“知府是一郡的表率，身体力行必定从廉洁奉公开始。况钟肯定是廉洁的人，廉洁之后才能去贪。知府能去贪，则贪官一定会有所收敛！”果然，通过况钟的整治，苏州府的坏风气得以扭转，吏治逐渐清明，百姓也大多遵纪守法了。 况钟上任后发现，苏州府税粮过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苏州府的税赋繁重是有历史原因的。元末，苏州府、松江府等地都是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在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张士诚以苏州府为根据地，曾与朱元璋展开过激战。所以，朱元璋登上皇位之后，迁怒于苏州府的百姓，加重了这一地区的田赋。当时户部有些官员也认为苏州府的土地较其他地区肥沃，所以也有意让苏州府承担更多的国家财政支出。比如，当时苏州府负担的夏税秋粮有二百八十一万石，而全国的夏税秋粮总数才为三千石左右，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点一的苏州府，却要承担全国税赋的百分之九点四。百姓经济负担过于沉重，便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逃亡和土地抛荒等现象。虽然朝廷也曾下宽恤诏，减免租税，但苏州府的税粮徵收已经困难重重。至况钟到任，苏州府拖欠赋税已有四年。 在任命况钟为苏州府知府的同年，进士出身的周忱以工部左侍郎衔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周忱是江西吉水人，与况钟有同乡之谊，两人关系密切。况钟在苏州知府任上有所作为，与巡抚周忱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况钟多次上奏疏请求核减苏州府重赋，都得到了周忱的支持。一开始，周忱与况钟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和核算，提出核减官田税粮共计七十二万多石的方案。可是户部认为核减数额过大，会对朝廷的财政收支产生影响，没有批准。之后，况钟针对崑山县大面积无人耕种而抛荒的田地请求豁免秋粮；该县沿河滨海的田地已经被水淹灌、无法种植的这部分，况钟也请求豁免，两项合计近十五万石，户部仍是批驳不准。为核减本地的税粮，况钟进行了艰巨的努力。直至宣德七年（1432），宣宗亲自过问核减官田税粮的事，况钟的请求才在户部获得通过。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苏州府百姓的负担，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况钟还为杜绝税粮交纳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他制定了严格而统一的制度，从严管理作为税粮收据的凭证，各仓库用的簿子要编号，还要填明发给的日期，不许涂改，一式三份，便于查核，明确责任。他的建议被朝廷採纳，使税粮徵收过程中出现的弄虚作假、侵吞税粮的现象大为减少。
第14页 苏州府是个富庶的地方，但苏州府的百姓也因此比别处的百姓承担了更多的苛捐杂税。其中尤以“备倭船只”、“粮运船只”和“借马”三项贻害最大。苏州府距海岸不远，易受倭寇骚扰，附近的卫所就准备了四十多只的备倭船只来防倭。实际上，这些船只已经多年不用了。可是，官军们却以此为由，以修造费用为名，对当地百姓故意刁难，多方勒索。况钟在详细研究之后，上疏朝廷，揭发了官兵的敲诈勒索行为，并请求朝廷停止这种科派。朝廷准许了况钟的请求，苏州府的百姓又得以减去一项沉重的负担。“粮运船只”就是由苏州府七县每年抽调一批船只以供粮运，原本只是个临时性的措施，后来却一直沿袭下来。抽调的船只数目大概是每年五百多艘，实际上抽调不出这么多，于是折成造船费用缴纳，需要粮食十五万余石。况钟上疏指出，原本“不为常例”的事情是不应该每年都有的，应该停止，朝廷批准了。至于“借马”，更是多年前的老问题。洪武、永乐年间，江北诸驿马匹短缺，朝廷下令苏州府暂借马匹给江北饲养，前后有四百多匹，说好三年为期归还，没想到过了三十多年，不但没有还马，马匹如有死亡的，原出借者还要再购买补齐。况钟上奏朝廷要求江北驿站归还苏州府的马匹。直到两年后的宣德七年，这段拖了三十年的差事才算完结。苏州府不仅收回了借出的马匹，也使苏州府的百姓减去了一项沉重的负担。此外，工部曾经征派三梭布八百匹，分配的标准很不公平，浙江省十一府只派布一百匹，而苏州一府却要负担七百匹。况钟对于这些不公平的摊派，都上疏据理力争，为苏州府的百姓讨还公道。 ------------ 三任苏州府（2） ------------ 明代在军事要塞上都设有卫所，在苏州府范围内就有多个，每个卫所辖士兵数千人。按照规定，这些士兵都是世籍，子孙相袭。这种做法很不得人心，因此，早在洪武年间就已经出现了士兵陆续逃亡的现象，军籍非常混乱。宣德三年，朝廷派御史李立到苏州府等四府来清理军籍。李立为向朝廷邀功，将很多无辜的百姓定为军籍，甚至闹出了人命。苏州府同知张徽迎合李立，助纣为虐。他们的所作所为激起很大的民怨。况钟到任后，就有一千多人因被枉断军籍而请求况钟伸冤。况钟仔细核查，认真清理，随后将李立、张徽等人的罪行上报给朝廷。宣宗很震动，特命人复查，免除了苏州府内一百六十多人的军籍，并核定一千二百四十人充任军籍只限于自身，其子孙复归民籍。况钟也採取措施，杜绝清理军籍过程中存在的欺瞒现象，使这项工作走上正轨。 况钟任苏州知府尚未满一年，就整顿吏治，核减税粮，废止多项苛捐杂税，为民伸冤，很得民心。苏州府百姓都很爱戴他，称他为“况青天”。面对很多历史难题，况钟没有回避，选择了直接面对和解决。况钟为民请愿的奏疏大多得到了皇帝的准许。这一方面表明了况钟杰出的政治才干和爱护百姓的作为，另一方面，宣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对况钟施政给予了支持，也间接地体现了宣宗还算得上是个有道明君。就在况钟将纷繁复杂的府务刚刚理出头绪，正想大有作为的时候，他的继母何氏在原籍靖安去世。宣德六年（1431）三月，况钟回原籍守制。况钟走后，苏州的百姓怀念他，曾作歌谣唱道： 况太守，民父母。 愿复来，养童叟。 二任苏州府。况钟离开后，苏州府百姓都捨不得他。长洲县三万多人联名向朝廷上书，请求朝廷让况钟回到苏州任职。宣宗朱瞻基应百姓的请求，决定对况钟夺情（指官员服丧未满而被朝廷强命任职），让他回任苏州府知府。他对吏部的官员说：“老百姓的请求，就满足了他们吧。让况钟再任苏州府知府，直接赴任就行了，不必来京谢恩。”这是况钟二任苏州府知府。况钟奉旨再任，很感谢皇帝的特殊恩宠，更加鞠躬尽瘁，兢兢业业做个好知府。 况钟是在宣德七年（1432）再任的。就在这一年的四月，苏州府连降暴雨，七千多顷良田被淹，大片的房屋、堤岸倒塌。况钟一面和各县官员组织救灾，一面向朝廷上报苏州府的灾情，同时也要求朝廷派人对苏州地区的水利进行调研疏浚工作。朝廷命令江南巡抚周忱同况钟一起对苏州地区的水利进行疏浚。况钟认真负责，经常亲自到工地察看。他通过细緻的调查，提出了解决办法。苏州府区域内，河港湖泊密布，滨河滨湖的圩田地势低洼，而且面积太大，每个圩差不多都有三四千亩到六七千亩的面积，车水灌田十分困难。况钟就命人将圩田都改小到五百亩左右，圩旁开一道水渠，和河道相通，这样在圩田里抗旱排涝就都容易多了。从此，苏州地区的旱涝灾情大大减少。 虽然宣德七年春天苏州府发生了比较大的水灾，但是苏松等地当年的秋粮却取得很好的收成。恰逢朝廷有旨，令各地储粮以备饥荒时赈灾用，况钟就在周忱的支持下，建立了济农仓。济农仓的存粮最多时曾经达到过六百九十万石。宣德八年（1433），苏州府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一百三十多万人受灾，济农仓这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宣德九年（1434），苏州府再次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由于济农仓存粮充足，灾民也都得到了救济。济农仓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况钟的有效管理是分不开的。况钟对仓粮支拨的标准、借贷的数目，都有明确的规定。后来苏州府所属各县也都建立了县级的济农仓。况钟在苏州府知府的任上长达十三年，虽然期间苏州地区发生了各种灾情，但是灾民没有饿死的，苏州地区也一直比较安定，这与他建立济农仓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第15页 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的习惯，百姓无论事大事小，动辄赴京告状，还经常一件案子牵连数件，株连几十人上百人。这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还耽误了农事。况钟上疏奏请百姓告状之事都由巡抚审理判处。于是，苏州府赴京告状的老百姓少多了，有了诉讼一般也就由况钟审理。此外，况钟对到府的御史巡按肆意妄为的行为也进行了整治。此后，到苏州府的御史巡按，行为都有所收敛。 况钟虽然是书吏出身，没有读太多的书，但是他却很重视修建学校，培养人才。苏州府所属各县的学校大都狭窄阴暗，容纳不了多少生员。宣德九年，况钟自己筹集经费，没有向百姓摊派任何费用，仅用半年时间，就重新选址将吴县的儒学重建起来。新建后的儒学规模要比原来大得多，共有房间二百三十多间。朝廷重臣杨荣亲自作《吴县儒学重建记》，以示纪念。从正统初年起，况钟又开始大规模地扩建苏州府的儒学，历时三年，建成后的苏州府学很是宏伟壮观，房间数百间。这些学校为府、县的生员们提供了良好的读书条件。况钟对本府儒学的教材也亲自过问。后来很有影响的明代宣德苏州府儒学刻本《四书详说》，就是况钟命人刻的。况钟对读书人也多礼让，从不以高官自居。他对那些家境贫困的书生慷慨资助；对那些才学优长、行为端方的青年儒生，他大力向朝廷推荐。其中有一个叫邹亮的儒生，很有才学，向况钟錶达了希望能被其提拔和推荐的意愿。这时，况钟收到了诋毁邹亮的匿名信。况钟认为写匿名信的人是没有真实证据的，否则他完全可以当面对质，因而况钟说：“是欲我速成亮名耳。”他立刻写了奏章，向朝廷推荐邹亮。邹亮果然是个人才，以里巷布衣从九品的吏部司务做起，后来累官至监察御史。况钟慧眼识人，功不可没。 就在况钟二任苏州府期间，宣宗朱瞻基去世，英宗朱祁镇登上皇位，年号正统。到正统四年（1439），况钟任苏州府知府已经九年，应任满离苏。况钟在两任苏州府期间，实心任事，为百姓排忧解难，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安定。上至朝廷，下至百姓，大家对况钟的政绩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况钟对此也甚感欣慰。他对苏州府的百姓也有浓厚感情，临行前感慨万千，赋诗道：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 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酾（shi)酒密如泉。 又云： 父老牵衣话别间，空烦扶杖出重关； 相逢知是何年事，珍重无忘稼穑艰。 一些州县的百姓特为况钟建造了生祠，并把他的画像挂在里面，以表达他们对况钟的爱戴之情。 三任苏州府。在况钟任满离苏赴京之后，苏州府的百姓很怀念他，于是又有一万八千多人联名上书，请求让况钟连任苏州府知府。此时，当年和况钟一起被选中出任各地知府的八人中，松江府知府、常州府知府、吉安府知府都已九年任满，因为这三人也都政绩显着，当地的百姓都要求他们连任。就这样，况钟和这三人一样都继续担任原职。次年正月皇帝下旨，命况钟“升按察使正三品职俸，署苏州府事”。这是自明朝建国七十余年来所没有的规格和礼遇，是皇帝对况钟卓着政绩和良好操守的褒奖。苏州府本来就是个富庶的地方，再经过况钟多年精心治理，更是呈现出吏治清明、物阜民丰的大好局面。况钟三任苏州府期间，按章办事，将他所开拓的良好局面保持下来。 正统七年十二月（公历已是1443年），况钟卒于任上，终年六十一岁，在苏州府知府任上长达十三年。 ------------ 《十五贯》传奇 ------------ 况钟只是明朝无数官员中的一个正四品的苏州知府，但是《明实录》中有他的记载，《明史》中有他的传记，而他的事迹更是散见于当时的各种笔记杂谈。由此可见，况钟在明代社会中是有很大影响的。至于后人对况钟的了解，主要是受到以况钟为题材的传奇《十五贯》的影响。这个故事是清初戏剧家朱素臣所写，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有一对姓熊的兄弟，家境贫寒，兄友兰为船工，弟友蕙在家读书。因鼠患，弟弟在饼中投药灭鼠，老鼠却将饼衔到邻居家，又将邻居家的金环衔来熊家。友蕙正愁无米下锅，即用金环去换米，邻居却因吃饼中毒而死。衙门以金环为证，认定熊友蕙与邻居童养媳侯三姑有姦情，故合谋杀其夫，要将二人问斩。 熊友兰闻讯，立刻借十五贯钱前去营救。有一屠户尤葫芦也借钱十五贯回家，养女苏戍娟问哪来的钱，尤葫芦戏说是她的卖身钱。苏戍娟惊惧之余，逃出家门，偶遇熊友兰，结伴而行。窃贼娄阿鼠潜入尤家，杀了尤葫芦，偷走十五贯钱。案发后，问官以友兰所带的十五贯钱为证，断定是熊、苏二人杀人盗钱而私奔，也问死罪。苏州府知府况钟奉命监斩，临刑四人均高呼冤枉。况钟觉得有疑窦，临时决定停斩。后况钟亲自勘察现场，在鼠穴中发现面饼。又微服查访，抓住真凶娄阿鼠。四人的冤情得以大白，均告无罪，最后还成全了两对好姻缘。 在这部戏里，作者重点突出了况钟重视调查研究、认真负责的精神，不错杀好人，也不放过真凶，描绘了况钟作为一个清官和一个为民伸冤的好官的高大形象。朱素臣根据清初百姓对况钟的敬仰和爱戴之情，结合民间的一些传说编写了传奇《十五贯》，并很快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那么，历史上的况钟是否真的断过十五贯这个案子呢？有的专家曾经认真考证过这个问题，主要从这两方面来看：
第16页 首先，况廷秀作为况钟的后裔，在他所作的《太守列传编年》一书中，只是粗略介绍“有熊友兰、熊友蕙兄弟冤狱，公为雪之”，没有举出任何史料以证明况钟确实断过十五贯疑案。况廷秀也仅仅是道听途说而已。 再者，联繫明朝当时的实际情况，故事中的主要情节与现实是不符合的。熊家兄弟是在无锡县被判死刑、经过常州府覆审的人犯，是不大可能到苏州府来问斩的，更不可能由苏州府知府况钟来监斩。 以此看来，《十五贯》传奇有可能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结合历史素材，採集部分民间传说，综合整理而成的，历史上的况钟与这个传奇没有必然的联繫。那为什么传奇中要塑造况钟这么一个清官、好官的形象呢？这还要与明清两朝的吏治环境结合起来看。况钟三任苏州府知府，为官清正，颇有政绩，被百姓称为“况青天”。到了明末，吏治的腐败，已经积重难返。百姓在贫困中挣扎，他们都渴望能够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等到改朝换代，成了大清国的子民，他们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朱素臣的《十五贯》传奇自一问世，就广为流传，就表明了百姓对当时朝廷吏治腐败的现状强烈不满，以及对况钟那样的“青天”的渴望。他们呼唤能够为民伸冤、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好官。况钟的身上就被百姓寄予了这样美好的愿望。因此，况钟在他死后仍被百姓所怀念和爱戴。至今，在苏州的文物古蹟当中，还有一座位于西美巷的况公祠，供人瞻仰和凭弔这个五百五十多年前的清官、好官。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廖志豪：《况钟与周忱》，中华书局，1982年 （2）蒋星煜：《况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于谦于谦 ------------ 于谦 ------------ 现在，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在五百四十多年前发生过一场异常惨烈的北京保卫战。在刀光剑影中，拯救国家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人，却是一位文弱的书生——于谦。虽然战争的烽烟已随着历史远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个立下丰功伟绩的民族英雄于谦，也不能忘记那个两袖清风的清官于谦，更不能忘记那个身赴刑场的悲剧人物于谦。 于谦是明朝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臣，以拯救民族、国家命运为己任，其一生配得上《明史》中“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的贊语。他的命运与明朝中期两件大事变（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紧密地联繫在一起，然而前后的境遇却截然相反，可谓悲喜两重天，令人感嘆不已。 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在年少时，他就展露出卓尔不凡的气质。据说于谦七岁时，一个僧人见到他，觉得这个孩童日后必有大的作为，断言他是将来的“救时宰相”。少年于谦，机智过人，能诗善对。八岁时，一次他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之曰：“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的于谦中进士。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稳之际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汉王未战而降，宣宗命于谦口数其罪。于谦义正词严，声音朗朗，朱高煦趴伏于地，战慄不已。宣宗非常欣赏于谦的口才。在宣宗的安排下，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有政绩。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应召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于谦也许终其一生都是明廷一个兢兢业业的官僚而已。这场大事变将于谦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业，似乎应验了早年僧人的预言。由此，于谦在历史长廊里留下了他动人心魄的身影。 ------------ 救时宰相（1） ------------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铁骑分四路大举南犯。年轻气盛的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幻想着像其曾祖父成祖朱棣那样数入漠北建立赫赫军功，所以不顾群臣劝阻，贸然亲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数十万大军被蒙古军队一举击溃，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阶下囚，史称“土木之变”。土木之变，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明朝失去了对蒙古军事力量的优势，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土木之变，使得明朝面临的局势极其危险。英宗为也先俘获，明朝陷入了国无君主的窘境。同时，英宗成为也先手中的一个筹码，随时随地可以向明廷要挟索价。也先挟持英宗，乘土木新胜之余威，率众直趋北京，欲一鼓作气攻取明朝的京城。而数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备空虚，形势岌岌可危。 当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大户人家纷纷南逃。朝廷上下，群臣惊愕，束手无措。皇太后孙氏和英宗的皇后钱氏将宫中的财宝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马驮赴也先大营，幻想能够以此换取英宗的自由之身。当然，这种妇人之见是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的。 正是在这种关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紧要关头，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忠义大臣处变不惊，迅速而果断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彻底粉碎了也先的阴谋，稳定了大局。于谦此刻挺身而出，成为抵抗派的领军人物。他果断採取了以下几个措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第17页 第一，禁南迁之议。面对也先军队直扑北京的严峻形势，是战是守，大臣们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分歧。侍讲徐珵（chéng）善于星象之数，託言星象有变，朝廷应当南迁。对此，于谦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坚决反对南迁。他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监国郕（chéng）王朱祁钰（yù)支持于谦的看法。由此，南迁之议才被废弃，守卫北京之策乃定。 于谦言南迁者可斩也，绝非耸人听闻，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确建议。试想，明朝虽实行南北两京之制，南京为陪都，但是一旦南迁，则北京势必不保，长江以北将不为明廷所有。有史为鑑，当年宋朝徽、钦二帝被俘，宋高宗赵构逃至江南而失国土大半，只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张，恐怕中国历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第二，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在行军过程中，他又想邀帝幸其家乡，后又考虑到大军会践踏家乡的庄稼，就改道宣府，由此延误了时机，明军被围于土木堡。土木堡乏水，不能久据。被围数日后，王振传令移营，而瓦剌军队四面围攻，明军大乱，伤亡惨重，王振本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振虽死，但是朝中同党犹在。 有明一朝，宦官专权始于王振。据说，明初朱元璋曾于宫内立铁券，禁宦官干政。建文帝控制宦官也很严。正因为如此，在靖难之役中多有内宦逃至朱棣军中，密告朝中虚实。朱棣登基后，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再只任内廷打扫事务。王振本来是个读书人，于永乐朝入宫。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快就崭露头角，后来掌司礼监，成为“内相”。英宗对他很是尊重，不呼其名而称之为“先生”，对他言听计从。因此，朝中许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门下。 土木战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后，言官群情激愤，请族诛王振。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平日里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为早已看不顺眼，现在见他仍旧气焰嚣张，丧师辱国的怨气统统指向了马顺。群臣义愤沖天，不顾大臣的体面，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竟然在左顺门将马顺活活打死。随后，众人又将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从内宫中要出，乱拳打死，悬尸于东安门外示众。监国的郕王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惊慌失措，想要退走。这时于谦上前拦住郕王，请求他宣布马顺等人论罪当死，参与殴杀的众大臣无罪。情势这才稳定下来。大家退出左顺门时，吏部尚书王直用力握住于谦的手，感嘆地说：“国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势，即使有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好。”正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于谦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为百官所倚重。 第三，拥立明景帝。大敌当前，国无君主，而太子朱见深年仅三岁，无法承担起匡复国家的重任。于谦及众大臣请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郕王朱祁钰是英宗的亲弟弟，英宗在亲征之前曾命他监国，此时他二十二岁，仅比英宗小一岁，年富力强。明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目前英宗有太子在，郕王朱祁钰是没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但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新皇帝最重要的不是有名分，而是要有领导百官、消除祸乱的能力，因此郕王朱祁钰就要比太子朱见深更为合适。 当郕王朱祁钰得知群臣请立自己为帝的消息后，惊谢至再，甚至退居王府，表示不愿即皇帝位。这是因为他担心自己名分不正，而且英宗尚在人世，太子朱见深亦将长大成人，不免有顾虑，另外蒙古铁骑兵临城下，可谓吉凶未料。在这种情况下，于谦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向郕王朱祁钰指出：“我们做臣子的拥立您，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这番话使年轻的朱祁钰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担的重大责任，于是他不再避让，在群臣的簇拥下登基即位，年号景泰，史称景帝。他很快投入到新的角色中，力主抗战，反对南迁，任命于谦负责指挥北京保卫战，这些措施为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谈迁在《国榷》中充分肯定了景帝的功绩：“太祖之后，有功劳的皇帝，谁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谁不知道是孝宗？然而，还有一个景帝。土木之变发生后，如果没有景帝，我们都会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僕了。景帝的德行有哪些？一个是他善于知人，一个是他懂得安民。”所谓“知人”，主要指的就是重用于谦，任命他为兵部尚书，打赢了北京保卫战。 ------------ 救时宰相（2） ------------ 第四，保卫北京城。北京保卫战是艰苦而惨烈的。于谦在受命的第二天，立即奏请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及运粮军入卫京师，于是人心渐趋稳定。此时，粮食问题又浮出水面。通州为北京的屏障，同时又是京城粮食的储存地。在敌人的进逼下，通州城势难保全，粮食落入敌手，将会为敌所用。但是，短期内明廷难以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将粮食搬运入京。为了不让通州的粮食落入也先手中，于谦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奏请皇帝准许官军预支通州仓粮，令人自取，能多运者还有物质奖励。如此一来，通州的粮食很快就运入北京城内了。
第18页 如何守卫北京呢？是固守还是主动出击？在战守的策略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成山侯王通建议挖城濠以拒蒙古骑兵；总兵官、武清伯石亨主张固守不出；于谦则认为坚守不出会示弱于人。在景帝的支持下，他分遣诸将率兵二十二万分列于京师九门之外，自己则身披甲冑亲赴石亨军中督战。石亨列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列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列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列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列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列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列阵于宣武门。随后于谦将兵部事务託付给侍郎吴宁，下令关闭九门，以示有进无退、背水一战的决心。 也先挟英宗直抵北京城下后惊异地发现，眼前的明军与在土木堡被自己轻易击溃的明军迥然不同。他原本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朝夕可下，现在见明军严阵以待，军纪严明，锐气大为受挫。 也先派遣数骑窥视德胜门。于谦事先在路边空舍内设下伏兵，再派少量骑兵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数万瓦剌骑兵追至，于谦命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同时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大败瓦剌军。也先弟弟中炮而亡，瓦剌兵死伤惨重。接着，瓦剌军又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吃了败仗。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多次被击败。这时明朝各路勤王兵将至，也先恐断其归路，连夜拔营北遁，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北京保卫战，在明朝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北京保卫战，确保了明朝京师北京的安全，避免了宋朝南渡悲剧的再次发生。它粉碎了也先图谋中原的企图，此后蒙古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武力入侵行动。同时，北京作为抵抗蒙古的最为重要的堡垒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为屏障的整体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侵扰，确保了内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北京保卫战是一次壮举，是于谦人生中的最亮点。因此，于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着名的民族英雄之一。 ------------ “夺门”冤魂 ------------ 虽然有拥立新君、保卫社稷的贡献，但于谦此后绝无居功自傲、把持朝政的行径。然而有谁能想到，在北京保卫战八年之后，即景泰八年（1457），这样一位品行卓然的功臣竟然被押赴刑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砍头。这一切都源于明朝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宫廷政变——“夺门之变”。 北京保卫战后，也先考虑到军事行动不能达到目的，而明朝已经另立新君，手中的英宗失去了奇货可居的价值，遂改变策略，表示愿意将英宗送还，企图挑起明廷内讧，从中获利。景帝担心英宗回来后会威胁自己的皇帝宝座，本不希望英宗南归，然而朝中大臣多为英宗旧臣，要求景帝迎归英宗的呼声十分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景帝于景泰元年（1450）八月派遣使臣迎接英宗还朝，并尊英宗为太上皇，居之于南宫。 皇位虽然保住了，但是景帝还是感觉到了威胁。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景帝盘算着更立太子。当年朱祁钰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由郕王即皇帝之位的，而在其即位之时，由皇太后发布懿旨册立英宗子朱见深为太子。这一举动说明，由朱祁钰即皇帝位是因为大敌当前国不可无长君，是从国家安危的角度考虑的，而并非出自私人原因；册立朱见深为皇太子，表示朱祁钰百年之后仍由英宗子朱见深嗣位，从而维护了明朝皇位传承的正统性。 景帝更立太子的事情并不顺利，朝中大臣和内廷宦官多有不贊成者。景帝为了达到目的，先后採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用优厚的赏赐来拉拢重要的大臣。他加王文、杨善等人太子太保等衔，赐内阁大学士每人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收了皇帝的东西，这些大臣再也不好提反对的意见了。二是採纳黄竑进呈的“永固国本事疏”。黄竑，广西浔州守备都指挥，因袭杀广西思明府知府而被捕入狱。为求自救，他派下属进京上奏请易东宫。景帝抓住这个机会，将奏疏发给朝臣讨论。大臣知事已至此，无人能够反对，王文等人先后签名同意。景泰三年（1452）五月，景帝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朱见深为沂王。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仅仅一年后，朱见济病死。景帝此时又无其他儿子，储位遂空。太子问题成为当时的敏感话题，一场复储风波也由此产生。景泰五年（1454）五月，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奏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并在奏章中肯定了英宗的地位，希望景帝能改变对英宗的做法。景帝被震怒了，将钟同、章纶下狱，而钟同不久就被杖死狱中。景帝不立朱见深，是寄希望于能早日诞生其他的儿子。 更立太子和复储风波，成为夺门之变的诱因。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景帝身体素来不好，群臣请立太子以备不虞。于谦与多数人倾向于复立朱见深，司礼监太监王诚谋立襄王子。景帝不想更不愿再立他人之子为太子，推说自己只是小病，过几天就可以上朝了。 谁也没有想到，当景帝病重的消息传出后，一场阴险的宫廷政变便精心筹划出来。徐有贞、石亨等人秘密谋划，决定拥立困居南宫的英宗复辟。徐有贞是谁呢？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在北京保卫战前提议南迁的徐珵。因为南迁之议遭到否定和嘲笑，徐珵在之后的官场中混得并不顺利。他曾上下打点，希望能够得到晋升之阶，但没有得逞。阁臣陈循帮他出主意，劝他改名，于是徐珵改名徐有贞。徐有贞颇有智谋，成为夺门之变的主脑人物。石亨本来因罪削职，于谦请求皇帝赦免，并重用他为总兵官。可是，后来石亨跟于谦的关系也破裂了。徐有贞和石亨因共同的仇恨而勾结到一起，发动了一场阴谋。
第19页 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晚，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率兵来到南宫。由于城门坚固，他们毁墙而入。徐有贞率众人拜伏在惊恐的英宗面前，请英宗复辟。在徐有贞等人的搀扶下，英宗入东华门，进奉天殿，此时已近凌晨。群臣正等待景帝视朝，听见殿中喧譁，感觉到有大事发生。这时殿门打开，徐有贞从里面走出来，高声对众人说：“太上皇复辟了。”群臣先是惊愕，随即入殿称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英宗改年号为“天顺”，废景帝为郕王。英宗命徐有贞入内阁，参与机务，加兵部尚书，石亨等人各有加封。原内阁诸臣皆被斥逐，陈循也不例外。陈循往日有恩于徐有贞，而这时徐有贞并没有救助他。 复辟当日，英宗就将于谦、王文等人逮捕入狱。但是想要杀掉于谦这样一位有功于社稷、为官清廉的大臣并不容易，必须要找一个听起来可以服众的藉口。英宗在徐有贞等人的策划下，用历史上惯用的“莫须有”手法，以“谋逆”的罪名将于谦处以极刑。所谓“谋逆”，是指于谦勾结黄竑更立太子和欲迎立襄王子。事实上，这些都是牵强附会和捕风捉影的事。当王文在狱中力辩无罪之时，早对情势瞭然于胸的于谦苦笑着对他说：“这是石亨等人的意思，分辩有什么益处？”其实，英宗心中也知道于谦是冤枉的，十分犹豫，知道“于谦实有功”于朝廷。徐有贞进言：“不杀于谦，夺门就没有正当的名义。”英宗这才下定决心。 据《明史》记载，于谦“死之日，阴霾（mái）四合，天下冤之”。有个叫?gǎ)儿的指挥，本是曹吉祥部下，在于谦行刑的地方以酒来祭奠他，痛哭不已。曹吉祥非常生气，用皮鞭痛打他。第二天，他仍然祭拜如故。都督同知陈逵深感于谦忠义，收遗骸葬在北京城西。后来，于谦的养子于康将其归葬于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明末董其昌书于少保祠柱铭有云： 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自分一腔抛热血。 竭股肱之力，继之以死，独留清白在人间。 ------------ 奇祸背后 ------------ 于谦为什么会死？真的像徐有贞说的那样简单吗？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人骚客等都在寻找于谦的死因。虽然他们得到的答案并不相同，不过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于谦这样一个操守清白、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是没有理由血溅刑场的。然而于谦偏偏死了，给后世带来无尽的感慨。 于谦有“于青天”之誉，自奉节俭。据《西湖游览志余》载，正统年间，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当时河南官吏入朝之时，必定携带大量的香帕、蘑菇等土特产，作为上下打点的礼物。于谦进京时，则是不带一丝一毫，空手而去，还特意作《进京诗》一首：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此诗一出，立刻成为佳话，到处传唱。而成语“两袖清风”，正是出于此处。 北京保卫战，论功于谦为第一功臣。景帝知其清廉，特命给双俸。于谦上书固辞，说自己阖家良贱（连僕人都算上了）只几口人，原来的俸禄就足够了，还有剩余呢。而且现在边境、京城用费浩大，百姓有输纳之苦，军队也需粮饷，所以还是请求只支一俸。景帝因其房舍简陋，又赐宅西华门。于谦仍不受，言：“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景帝不许，他没有办法，就将皇帝赏赐的盔甲、玉带、玺书之类放在那里，一年去探视一次而已，自己仍居住在原来的地方。等到蒙难抄家之时，家无余赀，只有这些赏赐的盔甲等物。接任兵部尚书的陈汝言，不及一年即败，收受的赃款巨万，与于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宗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想起了于谦说：“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赀，汝言抑何多也？”大臣皆不能回答。 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至天下承平，他又不贪恋手中的权力，多次请求解除权力。这样的风范，古今能有几人？于谦借副都御史罗通回京的机会，上疏请求专理兵部事务，令罗通总督军务，景帝不允。后来于谦得病，疏请石璞掌兵部事。景帝以兵部事务繁忙，石璞初任，仍令于谦执掌。景泰朝，曾有人说于谦权柄过重。太监兴安为之鸣不平：“日夜为国分忧，不要钱，不要官爵，不问家计，朝廷正要用这样的人，可寻一个来换于谦。”众大臣皆默然无言。 正是这样一位有操守的大臣，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夺门之变后，是哪些人希望于谦被押送刑场呢？主要有两人：徐有贞和石亨。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联手欲将于谦置于死地而后快。 徐有贞是一个极具政治野心的人。虽然南迁之议使他受尽白眼，也影响到了他的仕途，但他没有灰心丧气，希望改名字能够让他的政治生命得以重新开始。恰好祭酒（国子监的主管官）职位出缺，时为翰林的徐有贞有意得到这个位置。他的学生杨宜是于谦的内亲，便由杨宜多次向于谦求请这个职位。于谦曲意答应了，通过宦官向景帝提及了这件事。景帝依稀还记得这个人就是当年提议南迁的徐珵，印象很不好，认为他会教坏学生，便没有同意。徐有贞并不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遂衔恨在心。夺门之变后，徐有贞是最想除掉于谦的人，因而在英宗尚在犹豫时，极言于谦必须死，其中不乏私心。
第20页 石亨，曾守卫大同。也先攻大同时，他打了败仗，一个人跑回来，受到处分，后来还是于谦推荐他掌管五军大营。北京保卫战期间，他是于谦的副手，为击退也先立下军功，进武清侯爵。石亨为表示对于谦的感谢，再加上他功不及于谦但所受封赏却超过了于谦，心中惭愧，于是荐举于谦的儿子于冕，景帝召于冕赴北京。于谦辞让，景帝不允。于冕到北京后，于谦不但不领情，还上疏景帝，言辞恳切，指责石亨徇私：“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于是，石亨由恩生怨。 当然，于谦之死，也不能从徐有贞、石亨等辈构陷这样简单来看。 古语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不能清，人不能察，这种情况虽然与官僚士大夫长期接受的儒家正统教育相背离，却深刻地表明了古代官场的潜规则。于谦是在传统思想文化薰陶下的官僚士大夫，性格刚正不阿、洁身自爱，不会接纳也不会融入官场的人情世故中。而以徐有贞和石亨为代表的另一种官僚集团，抱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到处投机钻营。他们为人处世的准则不讲究忧国忧民的情怀，而是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树党营私。 以于谦的操守和性情，被传统社会的官场所边缘化，为同僚大臣所孤立，是很自然的情形。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官僚集团或许还能容忍于谦的存在；一旦天下无事，于谦必然会被排挤，甚至遭到杀害这样的奇祸。在北京保卫战之后，即使于谦多次请辞避让，极力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于谦至死都不明白，他那样身体力行地按照儒家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为什么反而还会招来祸端。 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从更立太子到复储风波，短短数年之间，明朝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件。这些事件中，有的豪壮，让人激情澎湃，让人热血沸腾，如于谦主持的北京保卫战；有的沉重，让人窒息，让人绝望，如功臣于谦的冤杀。在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中，在宫廷政变、政治权术中，不乏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总能见到光怪陆离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每个人的操守。也许随着时间飞逝，有些事不再清晰，有些人不再被记起，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总会有些事情让人记起，有些人值得牵挂。于谦正是这样的人，他也做过这样的事。 成化二年（1466），英宗的儿子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诏复原官，追赠太傅。弘治七年（1494），赐谥曰“肃愍”，建祠，匾额书“旌功”。万历十八年（1590），改谥为“忠肃”。干隆十六年（1751），干隆帝南巡，题写匾额“丹心抗节”。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赖家度，李光璧：《于谦和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 （2）林寒选註：《于谦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 ------------ 王守仁 ------------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因晚年居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他的学说——王学（阳明学）——也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 上世纪三十年代，钱穆先生着《王守仁》，说他是明代学者的重镇、宋明理学的高峰。钱穆还曾说：“阳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畅此愚夫愚妇与知与能的真理，其自身之道德、功业、文章均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讲学为性命，若饥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学风淹被之广，渐渍之深，在宋明学者中，乃莫与伦比。”即使在明朝人看来，王阳明的个人魅力也确实非凡。明末崇祯时期的学者黄景昉说：“王新建（守仁）能用度外人，收罗甚富，如致仕县丞、捕盗老人、报效生员、儒士、义官、义民、杀手、打手等，皆在笼络奔走中，即土目亦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从学问澄彻来。”这种豪杰之气，使王守仁几乎很难得到“醇儒”的赞誉。然而，他在生前却确实以近乎诡辨的睿智和显赫的军功征服了世人。 当代学者陈来先生曾说，王阳明身上最典型的精神气质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豪雄、神秘。对于王守仁的一生来说，作为政治家，其豪雄之气无与伦比；作为文学家，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作为思想家，他是一个提倡神秘主义的牧师，影响深远。 ------------ 政治家：坎坷之途（1） ------------ 王守仁的一生，几乎体验了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切：科举、任官、谏诤、廷杖、贬谪、平叛、晋爵、受诬、辞官、病老等。其中正德十四年（1519）在江西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被视为王守仁的不世奇功，而新建伯的爵位也由此获得。 然而，王守仁的政治生涯却体现为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政治声望不断升高，另一方面却是仕途日趋坎坷。平定宁王叛乱，无疑代表着他政治生涯的高峰。在此之前，王守仁恪守着一个官员兢兢业业的本分，却从未受到重用；在此之后，王守仁一定是想起了功成身退的古训，所以借着为父亲守丧的名义居家不出，但却拗不住朝廷的徵用，最终死于军旅劳累。
第21页 王守仁出身于浙江余姚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父亲王华喜爱绍兴的山水，才举家离开余姚，移居绍兴。幼年的王守仁，有着良好的家世，也因此拥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学习环境。据王守仁门人钱德洪所编定的《年谱》，王守仁的先世可以追溯到东晋着名的书法家王羲之那里，甚至更早。从王守仁的六世祖王纲开始，余姚王氏就以文学知名。王纲曾受到刘基的赏识，出任广东参议。王守仁的高祖王与准，精通《周易》、《礼记》诸经。后来，王阳明以《周易》中第，正体现了他的家学渊源。王守仁的曾祖王世杰，曾贡入太学，也有着作行世。祖父王天叙，虽然在功名上没有什么成就，但却被后人描述成陶渊明、林逋这样的隐士。从六世祖到祖父，王守仁的家世似乎正在逐渐没落。不过，家学的渊源和积累，最终在他父亲王华那里得到了体现。 成化十七年（1481），父亲王华中状元。这一年，王守仁仅十岁。次年，王守仁即随着其父来到北京。在北京的岁月里，王守仁表现出一般少年不易有的豪迈。例如，他十二岁时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有眼如天，真是气魄不凡。他在十五岁时练习骑射，甚至还想向皇帝上书，提出一些建议。他这样的举动，在父亲王华看来，自然非常诧异。王华屡次责骂他“狂妄”。在明代重文轻武的风气里，王华的这种态度是很正常的。 王守仁心有旁骛，科举自然不顺利。尽管他天资聪颖，并且在弘治五年（1492）就中了举人，但是此后两次参加会试都没有成功，大受打击。一直到弘治十二年（1499），王守仁才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此后，忤刘瑾、平宁王之叛、征思田二州，王守仁一路走去，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许多标志性的事件。 忤刘瑾一事，《明史》的记载非常简单：“正德元年（1506）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 事情始于刘瑾的擅权。正德初年，尚在武宗做太子时就小心侍奉的太监刘瑾等人，得到了武宗的宠信，号称“八党”，引起老臣刘健的不满。刘健、谢迁等内阁大臣连疏攻刘瑾。最初，武宗虽袒护宦官，但对刘健等人还算客气，对他们说：“天下事难道都是内官所坏？朝臣坏事的，十个里面常常有六七个。”然而，谢迁、刘健坚持要诛除刘瑾等人。刘健面对一日数次奉命前来为刘瑾等人求情的太监，推案而起，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以付大事。今陵土未干，却让太监们将朝政败坏至此，死后以何面目再见先帝？”刘瑾等人吓得整夜围着武宗哭泣。武宗最后不仅不怪罪刘瑾等人，反而将参与攻击刘瑾的一些小臣逮捕，并授刘瑾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职。刘健等人只得请求致仕，归乡养老。 这一事件，最后的结果显然是刘瑾大获全胜，因此也便引起了言官们的不满。南京科道官戴铣（xiǎn）等人上疏进谏，请求驱逐太监苗逵、高凤等人，抚慰刘健等人，以安其位。但是，武宗见疏大怒，命令将戴铣等人逮系诏狱，施以廷杖，而后除名。当时，王守仁任兵部主事，对武宗过度宠信刘瑾、迫害言官的举动，深感不平。他便向武宗上了一个奏疏。疏中说：“我听说君仁则臣善，像大舜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能隐恶扬善。戴铣等人居谏官之职，以言为责。他们的话如果是对的，自然应当嘉纳；如果不对，也宜包容。”这篇后来在文集中标名为《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的奏疏，并没有什么慷慨激昂之气，而是一篇委婉劝谏的文字。然而，即便如此，这一奏疏仍是引起了刘瑾和武宗的震怒。于是，三十五岁的王守仁被投入诏狱。不久，王守仁被廷杖四十，贬到贵州龙场驿（约在今贵州省修文县境内）做一个驿丞的小官。这是他出仕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同时，他的父亲王华也被赶出北京，调任南京吏部尚书。 在蛮烟瘴雨的荒山绝域，王守仁艰难地度过了三年岁月。正德五年（1510）初，王守仁谪戍期满，复官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八月，刘瑾被杨一清联合宦官张永设计除去。王守仁随即被召入京，做了吏部验封清吏司的主事。此后，王守仁按着官场规则有条不紊地升迁。此时，兵部尚书王琼很赏识王守仁的军事才能。正德十一年（1516），在王琼的荐举下，他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这样的任命，原意是要王守仁去镇压赣南闽北山区的农民起义，不过却偏偏成就了王守仁在江西的一次更伟大的军事行动。 据说，当正德十四年分封于江西的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臣震惊不已，只有王琼却十分自信地说：“王伯安在江西，肯定会擒获叛贼。”在十六世纪初，杨一清、王守仁、王琼都是懂得军事的文臣。王琼和王守仁还被人称作“二王”。“二王”一主内，一主外，迅速地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堪称最佳搭档。 ------------ 政治家：坎坷之途（2） ------------ 宁王之乱始于该年的六月。当时，王守仁正准备前往福建平定那里的叛乱。行至江西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王守仁得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立即赶往吉安，募集义兵，发出檄文，出兵征讨。一开始，王守仁来了个疑兵之计。他深知如果宁王顺长江东下，那么南京肯定保不住。作为留都的南京丢了，叛军在政治上就会占有一定的主动，平叛就会有困难。所以，他发布檄文，声称朝廷派了边兵和京兵共八万人，会同自己在南赣的部队以及湖广、两广的部队，号称十六万，准备进攻宁王的老巢南昌。宁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犹疑不定，等了十多天，探知朝廷根本没有派那么多的兵来，才沿江东下，攻下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两城，逼近安庆。而在朱宸濠率兵六万自九江沿江而下、窥伺南京的时候，王守仁已经率领仓促组建的八万平叛军，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回援。当时有人建议王守仁往救安庆，他不肯，分析说：如果救安庆，与宁王主力相持江上，而南康和九江的敌人就会乘虚攻我后背，我们腹背受敌；而我们直捣南昌，南昌守备空虚，我们的军队锐气正足，必可一举而下；宁王必定回救，到时我们迎头痛击，肯定会取胜。后来的事实果如王守仁所料。
第22页 最终，叛军与王守仁军在鄱阳湖相遇，展开激战。王守仁的军队在战役中获胜，生擒朱宸濠。从叛乱发生，到平定叛乱，前后仅三十五天。对于用兵之术，王守仁曾经总结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仅从这一番话，可见王守仁在平叛中的镇定。然而，平叛大功却没有得到武宗的认同。武宗身边的佞幸之臣，平时与宁王交往密切，心态极端复杂。一些佞幸之臣希望王守仁将朱宸濠释放，然后再让已经南巡的武宗亲自“擒获”朱宸濠，以满足武宗的虚荣心。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势，王守仁急流勇退。他将朱宸濠交付当时尚属正直的太监张永，然后称病，以避免捲入更多的政治事端中。所以，终武宗一朝，王守仁平叛之功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直到世宗即位以后，王守仁的大功才重新翻起，加官晋爵。 然而，正德十六年（1521）由藩王入继大统的世宗，在对王守仁有过短暂的赏识之后，便对这位非常能干的臣子採取了冷漠的态度。也就是说，世宗本人对于王守仁的态度，有从最初的欣赏到最后的疏远这么一个转变过程。转变的原因无从得知。在世宗即位之际，王守仁因父老请归，世宗说王守仁有擒贼平乱之大功，正要论功行赏，不许他辞官。同年七八月，先升其为南京兵部尚书，不许他推辞，稍后又特许他顺路回去探视父亲。不久，加封王守仁为新建伯，世袭。嘉靖元年（1522），父亲王华去世，王守仁回乡守制。之后，他似乎再也没有引起世宗的注意。 在朝中，推荐王守仁的上疏接二连三，但所有这些举荐都被驳回或不予理睬。直到思、田二州的土目叛乱，眼看着总督姚镆等人无法收拾，世宗才在嘉靖六年（1527）六月同意廷臣的会推，命王守仁代替姚镆总督两广兼巡抚。当时的议礼宠臣桂萼也请召用王琼、王守仁“以济时艰”。于是，当初在平定宸濠之变中建功的两位文武全才——王琼与王守仁，先后出现在三边和两广，一御外侮，一平内乱。 思、田二州的叛乱，涉及到土官、流官及民族关系，问题较为复杂。后来，王守仁在征伐的同时，重点採取招安的手段，并且提出恢复土官的建议。作为最能戡乱的文臣，在思、田二州的平叛中，王阳明多次受到皇帝褒奖。思、田二州平定之后，王守仁顺便平定了断藤峡诸寨的苗民起义。随后，王守仁向朝廷报捷。捷报中说：“永除百余年来两广心腹之患，花费不及一次大规模军事征讨所费的十分之一，而成功则是它的好几倍。”这一段话，刺激了世宗。皇帝不满地说：“这份捷报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桂萼也因他事对王守仁不满，遂藉机攻击王守仁“征抚交失，赏格不行”。这样，有大功于朝廷的王守仁再次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这时，王守仁因常年的军旅生活病倒了，便上疏辞官。也许是心灰意冷的缘故，他推荐了一个人接替自己的职位，竟然不等皇帝的旨意就回乡了，不幸于途中去世。由于王守仁是擅自离职，所以，世宗没有给王守仁恤典，甚至连爵位都不让他的子孙继承。虽然王守仁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但人们不会忘记他。据记载，在他的丧车经过江西时，军民无不痛哭送行。 作为政治家的王守仁，尽管有非凡的政治与军事才能，却始终没有得到正德、嘉靖两朝皇帝的赏识，最终还落得死后差点削去爵位的下场。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世宗还有几句话，是这么说的：“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在世宗看来，王守仁肆意传播自己的学说所造成的后果，远不是他的军功所能抵消的。那么，王守仁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家呢？ ------------ 思想家：有无之境（1） ------------ 作为思想家的王阳明，远比作为政治家的王守仁要有名得多。他创立的学说，影响了明代中后期数代学者，也一直影响到近代学者，并且远播朝鲜、日本等国，成为与宋儒朱熹的学说齐名的理论体系。说“齐名”，其实是一种“对立”。在十六世纪初朱熹学说一统天下的情形下，王守仁的学说如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日益死寂的思想界，而王守仁也因此遭到许多朱子学学者的攻击，被他们视为“异端”。但是，在整个明代中后期，王守仁的学说流传于大江南北，并且深入影响到最基层的庶民群体中。我们今天来看王守仁的学说，首先要了解王守仁的学说是对朱熹学说的继承和突破；其次，要了解王守仁的学说体系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无善无噁心之体”等重要命题。 像大多数当时的士子一样，青年时代的王守仁也信奉流行的朱子学说。他认真研读程朱理学的书，对宋儒朱熹所提倡的格物穷理的道理深信不疑，相信“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他在二十一岁时，突发奇想，想从父亲庭院里的竹子一“物”里格出“理”来。于是，在接下来的七天七夜里，他面对竹子苦思冥想，结果不但没有悟道，反而病倒了。这样的例子，在明代学者中并非少见。后来一位名叫罗汝芳的学者，曾想面对一盆水静思“心平如水”的至理，结果也病倒了。
第23页 这件事情，对于王守仁的打击极大。但是，王守仁是一个自小就立志成圣成贤的人。据说，他十二岁时问塾师：“人生第一等大事是什么？”塾师回答说：“读书登第。”当时，王守仁就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受到格竹致病的打击之后，王守仁继续寻找成圣的道路。二十七岁时，他相信朱熹的读书之法，按着朱熹所提倡的读书法去做，但是却导致旧病复发。随后的岁月，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举考试之中，并且在一年之后考中进士，步入仕途。这时，对王守仁来说，成圣成贤的欲望肯定在短期内被成为一名优秀官员的想法压倒。 王守仁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迷恋于佛、道之学，但是，到弘治十五年（1502）他也渐渐感觉出佛、道之学的不对。那一年，他在杭州虎跑寺见到一位禅僧。他对禅僧说：“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正在打坐的僧人睁眼起身。王守仁再问：“有家吗？”和尚说：“有母亲在。”王守仁说：“想念她吗？”和尚说：“不能不起念！”王守仁对和尚说：“爱亲，是人的本性。”僧人流着泪向王守仁道谢，第二天就还俗了。看得出来，到十六世纪初，当初驰骋于古文、沉溺于佛道的王守仁，已经渐渐与这些学问决裂了，而朱子学又不能满足王守仁成圣成贤的要求，那么，王守仁只有通过自己的悟道，才有可能进入新的境界。他的思想的真正转折点，发生在他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的那一段时间。 正德三年（1508）春，王守仁来到贵州龙场驿。龙场在贵阳西北万山丛棘之中，环境极为艰苦。当地居住的人多半是苗人，说的话王守仁根本就听不懂。能与他交谈的，也不过是从中原地区流放或亡命于此的人。王守仁刚去的时候，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他便教土人们夯（hāng）土架木，建造住所。由于他具有渊博的知识，附近的土人渐渐依附于他，向他学习。他建造了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处所，用以教育当地土人。 当然，王守仁在龙场的最大成就是“龙场悟道”。王守仁在龙场驿，带着不少随从。王守仁是一名学者，自有在艰苦环境中坦然处之的涵养。但是，他的随从们却一个个病倒了。王守仁被迫自己打柴担水，做稀饭给随从们吃。他又担心他们心情抑郁，便和他们一起朗诵诗歌，唱唱家乡的曲子。惟有这样，随从们才能稍稍忘记当时的处境。然而，王守仁却始终在想：“如果是圣人，面对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办法呢？”昼夜苦思的王守仁，终于在一个夜梦中豁然开朗，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也就是说，王守仁认识到朱熹所强调的在外物中寻找至理的方法是不适合自己的，每个人应当向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理”。这非常接近王守仁后来提出的“心即理”之说了。这一年，王守仁仅三十七岁。 次年，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并以此教学。“知行合一”的命题是针对当时常见的“知而不行”的社会现象而提出来的。但是，这一命题刚刚提出，就受到普遍怀疑。后来他的学生王栋也说：“阳明老先生初讲知行合一，辩者纷纷；后讲良知，听者唯唯。”虽然如此，“心即理”与“知行合一”仍是后来王守仁“良知”说的理论前提。正德七年（1512），王守仁正式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的命题。 正德十四年王守仁平定宁王之叛，对他的学说的传播带来巨大的转机。据说，此前学者们都认定王守仁所讲的学说只是由禅宗里变化出来的，但是，“王守仁在极短时间内平定了数十年作乱的山贼大寇和宁王的公开叛乱，这时人们才开始佩服他的才能了”。王守仁的语录《传习录》已在弟子徐爱的资助下出版发行，流行起来。王守仁的思想发展也进入了成熟期。 正德十五年（1520），他在赣州讲学的时候，正式提出了“致良知”之说，从此以这三个字作为自己讲学的宗旨。这三个字，揉合了儒家经典《孟子》中的“良知”与《大学》中的“致知”概念。到这个时候，王阳明已经完全将重点由“格物”转向了“致知”。王守仁所讲的“良知”，是认识的根源、是非的标准。合乎自己良知的，便是正确的。因此，“良知”之外的知识，都是狂妄；“致良知”之外的学说，都是异端。 ------------ 思想家：有无之境（2） ------------ 据说，有一次有人请王守仁去讲学，便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要他讲些良知之外的话头，不要老抱着“致良知”不放。但是，王守仁的回答是：“除了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他就是这样坚持着对自己学说的信念。尽管在朝廷上有许多官员说他提倡的学说是“邪说”、“伪学”，甚至科举考试中的出题也“以心学为问”，影射王守仁，但是，王守仁对此不予辩驳。他的弟子陆澄想要上疏为王守仁辩解。王守仁对陆澄说：“四方英杰，讲学异同，议论纷纷，能辩得过来吗？”他的泰然自若，进一步影响了他的门人。他的门人徐珊参加会试，面对影射王阳明学说的策论试题，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来了。从嘉靖元年到嘉靖六年（1522—1527），王守仁一直在绍兴讲学，培养了众多的弟子。从学的门人中除了当地的学者外，江西、湖广、南直隶等地的学者也往往不远千里而至。
第24页 嘉靖六年九月，被闲置在绍兴六年之久的王守仁终于被朝廷徵召，去镇压思、田二州的叛乱。临行前，王守仁将钱德洪、王畿两大弟子召到一起，在天泉桥上进行了一次讨论。这便是明代哲学史上着名的“天泉论道”。当时，王守仁说了四句话：“无善无噁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的弟子王畿则充分发挥了“无善无噁心之体”的说法，提出“四无说”，认为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知、物都是无善无恶的。因此，到了晚明，王守仁的“无善无噁心之体”成为众多学者乐于讨论的主题。一些学者表示贊成，但也有一些学者表示反对。例如，曾经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强烈反对这一说法，认为“性善”才是儒家的正宗，而“性无善无恶”其实只是借用了禅宗的说法而已。一位名叫冯从吾的学者也说：“既然知是良的，为什么性不是善的呢？”他们认为，主张“性无善无恶”将导致人们的行为似乎再不需要道德的约束，可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 在今天看来，王守仁的“无善无噁心之体”其实并不是强调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而是强调“有”或者“无”的。当人性推到极限，推到超出善恶的“无”的境界时，人的本体便不仅不体现为“恶”，甚至也不体现为“善”。在这位哲学家的冥想中，人的本体是一个恍恍惚惚、无声无臭的存在，所以是“无善无恶”的。这是一种境界，而不是一个定义。这种境界无疑揉合了传统儒学与佛、道的精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陈来先生以“有无之境”四字来概括王守仁的哲学精神。“无善无恶”，正是一种“无我”之境。 ------------ 文学家：文人之雄 ------------ 中国古代绝少有职业的文学家。士人自幼读书，首先成为儒家学者，以成为圣贤为标的；通过科举取得做官身份，接着便是官僚，以忠君爱国为行事准则。在此之外，一切都是业余的。绘画、书法、诗文，在他们看来，都是雕虫小技。即便如此，中国古代却也从不缺乏文艺方面的天才和大师。业余精神薰陶下的中国文人，也将一种业余的心态摹写到极致。 跟常人一样，王守仁对于诗文的态度，也是不重视的，然而其思想的纯熟圆融，将其诗文催化得烂漫天然，臻于化境。文人多懦弱，但是，王守仁辉煌的军功以及豪迈的性格，却让明末一位学者不由得嘆道：王守仁是“文人之雄”。说这句话的人，自然是暗示王守仁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王守仁曾经评价唐代的韩愈是“文人之雄”，全然没有想到自己也得到同样的评价。王守仁在文学上的造诣，也确是足以称雄一代。“独坐秋庭月色新，干坤何处一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是何等气定神闲的意境啊；而“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又是何等豪情万丈的气势啊！ 作为文学家的王守仁，也许早于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守仁而存在，因为青年时代的王守仁即以擅长作八股文而闻名。他的父亲王华曾中过状元，自然在八股文方面有非凡的造诣，对儿子的教育也从来没有放松过。王守仁追述自己的学问历程时，也说“始泛滥于词章”。词章，也就是指八股文，又称时文、制艺、制义。关于八股文，《儒林外史》里一段话说得很精彩：“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这说明，八股文虽然在思想性、审美性上是僵化的，但是，八股文的训练对于一个人的文学素养来说，是极重要的。 王守仁自小受塾师的训练，其中必要的一门功课应当就是作八股文。王守仁所作的八股文字，流传很少。然而，清代学者梁章鉅在他的《制义丛话》中，评点了不少八股文作者。其中，明代弘治一朝（1488—1505）间，列举了钱福、顾清、唐寅、伦文叙、林庭枊、王守仁等六人。六人之中，唐寅（唐伯虎）以着名画家而擅长八股文，也许确实令人惊诧。当然，王守仁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列名其间，似乎也说明他作为八股文专家的份量之重。据说，他留下了一篇题为《子哙不得与人燕》的策论。评家们都说：“读王文成公《子哙不得与人燕》篇，从中可以看见他擒获宸濠的手段。”八股文讲究的是学着圣贤的语气，代圣贤们来讲话，最需要“以文载道”。评家们说读王守仁这篇文字，能看出他后来擒拿叛逆的心志和豪气来，说明王守仁的文字确有独到之处。当然，对于王守仁的这篇文字，并非全然是一片赞誉之声。明末江西的一位书生艾南英就曾经说：“古文要长短句相间，这篇文章纯用短句，不合文法。”但立即就有人出来反对他的说法，说：“《尚书》、《周易》都是短句，难道也不合文法吗？这样评文章，可见艾南英迂腐到了极点。”无论如何，一篇文章，能引起后人反覆议论，本身就说明作者本人的文字造诣。 清代学者朱彝尊曾说：“王守仁的勋业、气节、文章，都是世上第一流的。”然而，王守仁作为思想家的一面渐渐掩盖了他作为文学家的一面。从清朝初年起，作为文学家的王阳明逐渐被人们遗忘。人们谈论明代的文学，会想到前七子、后七子，会提及公安派、竟陵派，很少有人提及王守仁。实际上，他是明代复古文风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文学实践又足以开后来性灵一派。
第25页 王守仁曾与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有过交往。他早年的诗文创作中的学古诗，多有模拟古人的痕迹，即是受到李梦阳的影响。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先生（王守仁）在郎署，与李空同（梦阳）诸人游，刻意为辞章。居夷以后，讲道有得，遂不复措意工拙。然其俊爽之气，往往涌出于行墨之间。”“居夷”，指贬谪龙场之事。这段话，自然将王守仁的诗文造诣分成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刻意为文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王守仁与当时文坛领袖李梦阳为友，相互唱和，在文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有过分雕琢的痕迹。第二个阶段，是在龙场驿悟道之后，以讲学为事，不复刻意为文，也不再关注自己诗文的“工拙”，往往真情实感流露笔端，文字多有“俊爽之气”。王守仁后一阶段的文学成就，却似乎超过前一阶段。中国文化讲究学养深邃和以文载道。晚年王守仁的诗文大概就符合这一标准吧。在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看来，王守仁的散文足以与宋代苏洵相媲美，而在“载道”上甚至比首倡“文以载道”的韩愈都做得更好。 王守仁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根本，而诗文就如同道德发出来的花木，“根本盛而枝叶茂”。文是道德的表现，道德是文的根本。王守仁的诗，一则善于说理，融理学情怀与诗人性灵为一体，二则善于表达一种入世精神与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罗旧驿》是王守仁在赴龙场驿的路途中所作之诗。全诗这样写道： 客行日日万峰头，山水南来亦胜游。 布谷鸟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 蛮烟喜过青杨瘴，乡思愁经芳杜洲。 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 前六句给人的意象，是一种阴暗的畏途，思乡的情思、悽苦的前程都在笔下呈现，然而笔锋一转，悽苦之调遂化为“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之境界，显得格外坦荡。王守仁善写山川景色之秀丽、归隐林泉之悠思。《山中示诸生》系列，总能给人带来秀逸清丽之感。“桃源在何许，西峰最深处。不用问渔人，沿溪踏花去”，“溪边坐流水，水流心共闲。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多么静谧、悠闲的韵味。再看他的《寻春》诗：“十里湖光放小舟，漫寻春事及西畴。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白暮草香含雨气，九峰晴色散溪流。吾侪是处皆行乐，何必兰亭说旧游。”他的诗歌，全没有复古派模拟古人的色彩，而是用最简洁的文字，描摹最自在的意象。王守仁曾说过：“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这就好像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如果童子戴假面具和假鬍鬚，低头弯腰，则令人生厌了。”这话其实很适合他自己的诗文，观其诗，想见其人，浪漫之气，溢于言表。 王守仁的诗文，洋溢着他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智慧，具有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气质。先有他以良知为前提的“真意”，才有后来李贽提倡的“童心”、袁宏道等人提出的“性灵”，从而在晚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从这层意义上说，王阳明的体认良知，不仅对明代的思想界影响深远，而且推动着明代文学突破复古的樊篱，趋向个性解放。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杨天石：《王阳明》，中华书局，1972年 （3）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47年 ------------ 严嵩 ------------ 历史人物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如果他们不想被后人遗忘，方式往往只有两种：一种是流芳百世，另一种是遗臭万年。严嵩无疑属于后者。他身负贪婪狡诈、残忍专横的骂名，列名于《明史?奸臣传》。 他出仕的时期正值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这个多事之秋。明世宗在位四十六年，他只关心两件事，即“大礼议”和玄修，而大臣们在这两件事上的态度则是他衡量人才的标准。严嵩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都恰到好处，因议礼而骤贵，贊玄修而得宠。“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纵观严嵩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严嵩的人生信条是不做山，只做水，随地方，就地圆。 严嵩这个人的形象，先后截然不同：他先曾退隐家乡的钤（qián）山，潜心诗学，其诗“清丽婉弱，不乏风人之致”，又与文人墨客倾心相交，俨然是一个“天下以公望归之”的雅人；后来入阁柄政二十余年，几番沉浮，成为明代少有的几个能够“得君专政”的内阁大学士，然而这段政治生涯却将他的声誉毁损殆尽，他成为“近代权奸之首，至今儿童妇人，皆能指其姓名，戟手唾骂”（钱谦益语）。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不同呢？在我们看来，这还是跟他个人的性格有关。 ------------ 借隐居养名望 ------------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成化十六年（1480）正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祖父严骥、父亲严淮虽然都是布衣百姓，但在明代江西习儒之风颇为盛行的背景下，严嵩又是长房长孙，自出生时起，就被严家寄以光宗耀祖的厚望。多年后，严嵩位居宰辅，父、祖因之受封赠，严家改换门庭的愿望终于在严嵩身上得到实现。
第26页 严氏家境并不富裕。严嵩自幼聪颖，其父严淮倾其所有供他读书。经过多年苦读，严嵩终于在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进士，并随之以《雨后观芍药诗》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明制，选新进士中擅长文学与书法者担任庶吉士，继续学习，并练习政事），这年严嵩刚刚二十六岁。正德二年（1507），严嵩庶吉士结业，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他终于实现了父祖的夙愿，跻（ji）身于翰林之列，找到了晋升的阶梯。 严嵩少年得志，一片锦绣前程似乎已在他的面前展现。但是，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他不得不回乡守制，中断了官场生涯。按照封建礼制，子孙守制三年即可（实际不足三年，仅二十七个月），而严嵩却在家一呆就是八年。原来，借守制为名，他在家乡的钤山读起书来。正当壮年，严嵩何以退隐钤山，闲居八年呢？这还得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联繫起来。 武宗朱厚照好逸乐，建豹房，游宣府，终日为所欲为，纵情享乐，是个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许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 严嵩退隐钤山，正是仔细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才做出的决定。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取灭亡。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耻的。严嵩退隐钤山，也与明代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们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学士时，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焦芳也做了学士吗？”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称：“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丝毫没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机会。正因如此，严嵩才审时度势，借丁忧之机，託辞称病。 正德三年，严嵩在钤山之麓修建堂舍，取名“钤山堂”，过起了隐居生活，以诗文自娱。在此期间，严嵩“锐意名山大川，揽胜寻幽，着述日富”。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诗文有清雅之名。时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何良俊称：“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严嵩的文学造诣在后世的史书中很少被人提及，这与严嵩身负“奸臣”的骂名有关。但是，因人废文并不可取，他在诗文方面的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严嵩还写得一手好字，传说北京老字号酱菜店“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的墨宝。 在归隐期间，严嵩还广结名流，跟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不仅学问渊博，而且还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颇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声望，也扩大了社会影响。正德七年（1512），严嵩还应袁州府太守之请，修《袁州府志》。严嵩经过三年努力，于正德九年（1514）将《袁州府志》纂修完毕。该志体例颇有独到之处，严嵩因之声望日隆。 钤山隐居的八年，对严嵩的宦海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避居钤山，严嵩能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斗争。在此期间，严嵩潜心读书，埋头诗作，其文学素养大为长进，这对他复出后能够纵横官场、诗文奏对得到皇帝欢心大有裨益。同时，严嵩通过八年的韬光养晦，也为自己赢得了清誉，此时的他已不再只是个新科进士，而是具有很高文学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人物。这为他重返仕途积累了充足的资本。 正德后期，政局变化很大，刘瑾被诛，焦芳削官，朝廷中当政的主要是杨廷和、费宏等人。他们都是南人，也多属于正人君子，与严嵩还多少有些交情。在严嵩看来，已经等到了出山的时机。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严嵩应诏复职，启程赴京，重返仕途。 ------------ 从礼议得恩宠（1） ------------ 严嵩像只猎鹰一样，睁大双眼，寻找能在官场飞黄腾达的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从天而降。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朱厚照驾崩，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即世宗皇帝。小皇帝继位时年方十五岁，却城府很深，非常有主见。他为了追崇自己的本生父母，与廷臣们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这场争论历时二十多年，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明世宗之所以掀起这场争斗，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为其父的封号、祭祀典礼和称宗入庙等问题，与大臣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礼议”之争的实质，首先在于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追封没有做过皇帝的兴献王为皇帝，目的是维护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表明他的皇位不是继承其堂兄武宗，而是来自他父亲这一脉的血缘关系，也就是直接上承他的祖父孝宗。其次，这也是世宗与前朝老臣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世宗借“礼议”之争，把杨廷和等迎立有功的前朝辅臣清理出朝廷，以免出现日后他们恃功自傲的局面。世宗的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在明朝皇帝中也算得上是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个。“礼议”之争以明世宗的胜利而结束，许多朝臣因为礼议之争，或丧命，或下狱，或遭贬，而严嵩却是“礼议”之争中的少数几个受惠者之一。
第27页 严嵩自正德十一年重返仕途后，多在翰林院、国子监等政治斗争相对较少的地方任职，而且还曾多年居官南京。在“大礼议”之争最激烈的前期，严嵩没有卷进这场斗争的漩涡中，得以自保。而在礼议之争后期发生的一件事情中，严嵩善于观察政治风向，及时地把握住了机会，开始得到世宗的青睐。 这件事发生在嘉靖十七年（1538）六月，世宗欲让生父献皇帝称宗入太庙，命下礼部集议。这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是躲不过去的了。这是个棘手的差事，顺从皇帝，立刻就会招来骂名；按照惯例来秉公办理，自己乌纱帽难保。经过一番思前想后、仔细斟酌，严嵩最后写了一份模稜两可的奏疏交给皇上。世宗对他的骑墙态度非常不满，亲书《明堂或问》，警示廷臣，言语犀利，坚决表示要让其父献皇帝称宗入庙。这对严嵩刺激很大，他惶恐不安，生怕皇帝怪罪。于是，严嵩尽改前说，完全顺从皇帝的意思，为世宗的生父献皇帝祔太庙配享安排了隆重的礼仪，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祭祀礼毕后，写了《庆云颂》和《大礼告成颂》，文笔绝佳，很得皇帝赏识。这件事在严嵩的宦海生涯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为他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他平步青云。 严嵩终于帮世宗实现了生父称宗入庙的心愿。世宗在“礼议”之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严嵩功不可没。而在这件事上，严嵩也接受了教训——从此，他对世宗言听计从，走上了“柔媚之臣”的道路。 撰青词做宰相 世宗在政治上无甚建树，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玄修上，热衷于炼丹制药和祈求长生。在那些看似神秘的仪式中，他经常需要撰写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由此就产生了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都非常奇特的青词宰相。 所谓青词，就是道教斋醮（jiào）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因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这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以极其华丽的文笔表达出皇帝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世宗经常要求臣下进献青词，写得好的立即加官晋爵，甚至入内阁。当时朝中的许多大臣都因进献青词而得宠，严嵩同榜的状元顾鼎臣就因青词得宠而入内阁。严嵩文笔颇佳，所作青词无不合乎世宗之意，因而找到了一条升官的捷径。嘉靖十八年（1539）正月，皇帝举行“尊天重典”，礼部尚书严嵩尽职尽责，作青词颂德，被特加太子太保。当时，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得幸”，时人讥为“青词宰相”。 这个夏言也非等闲人物，因在大礼议中站在皇帝一边而骤然受宠，曾在世宗朝前期担任过礼部尚书，后来又担任内阁首辅。他在严嵩的政治生涯中起过重要作用。他曾经是严嵩向上爬的阶梯，后又与严嵩相互倾轧。在经过了长达十余年惊心动魄的争斗后，他被严嵩陷害，惨遭弃市（弃市是古代的一种刑法，在闹市处以死刑，并将犯人暴尸街头。）。 夏言是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才考中的进士，要比严嵩晚十多年，但是他升迁很快，职位比严嵩高。嘉靖十五年（1536），夏言入阁拜相，十八年（1539）升为首辅。严嵩在重返仕途的十多年里，一直担任没有什么实权的官职，这令他既苦闷又很不甘心。此时，夏言进入了他的视野。夏言与他是江西同乡，有了这样一层关系，他对夏言极力巴结，曲意奉承，终于得到夏言的信任，多次为他引荐。严嵩就是在他的提携下升任礼部尚书的。 然而二人的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夏言对他又拉又打。在严嵩日渐宠信、欲入内阁之时，却因夏言的阻止未能如愿。严嵩表面上依旧对夏言恭谨和顺，背地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开始谋划如何扳倒夏言。夏言“豪迈有俊才，纵横辨博，人莫能屈”，为官勇于扶正，但他仗着皇帝的宠信，有些骄横，有时在世宗面前也态度疏慢。当时在大臣中颇有微词，有“不睹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之语。严嵩就利用夏言性格上的弱点，大做文章，在言行上和夏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对世宗更加俯首贴耳，阴柔谄媚，处处表现得谦卑忠勤；对同僚更加恭敬礼让，因而很得人心。 在一些具体事件上，严嵩某些如小丑般的表现，更是让世宗非常满意。按明朝冠服制度，皇帝戴的帽子是用乌纱折巾而成的，称为翼善冠。明世宗推崇道教，不戴自己应该戴的翼善冠而戴香叶冠，也就是道士帽。他还特制了五顶香叶冠分赐给夏言、严嵩等人。夏言认为这不是大臣的正式朝服，不应该戴，因此从来没有戴过，世宗对此非常生气。严嵩为了讨得皇帝的欢心，在入值西苑、皇帝召对的日子，特意戴上香叶冠，还在冠上笼以青纱，以示庄重。世宗见了，果然龙心大悦。同时，世宗命大臣们入值西苑时，都按照道士的习惯骑马，不准坐轿。夏言根本不理会，依然是坐轿进出西苑。对此，世宗也心存不满。 夏言这些轻视道士的举动，间接地体现了他对世宗修仙误国的做法多少有些牴触情绪。夏言的举动也使皇帝身边的道士对他衔恨在心，少不了在皇帝面前藉机诋毁他。众口铄金，夏言渐渐地失去了皇帝的恩宠。严嵩看时机成熟，就在一次世宗单独召见他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诉说夏言平时对他和其他大臣肆意欺凌。不久发生日食，严嵩又借上天警示之名趁机陷害夏言傲慢犯上。世宗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即罢了夏言的官职，把他赶回了家。天遂人愿，严嵩终于搬掉了自己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严嵩补了夏言离去后的空缺，以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
第28页 ------------ 从礼议得恩宠（2） ------------ 这时，严嵩已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但却精神矍（jué）烁，老当益壮，日夜在西苑侍值，常跟从在皇帝左右。世宗越发离不开他，对他恩宠有加。严嵩没有因为入阁而满足，他为独揽朝政，千方百计打击异己，并结党纳贿，动辄以千万计。其间曾有多位言官对严嵩进行弹劾，都因皇帝的庇护，而对之奈何不得。 不过，对皇帝来说，权臣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嘉靖二十四年（1545），世宗因听到一些有关严嵩骄横的传言，对他渐生厌恶之心。恰巧此时内阁缺人，世宗下诏再次起用夏言。夏言入阁后重任首辅，职位在严嵩之上。因上次去职的缘故，夏言对严嵩的为人很鄙视。夏言对严嵩不但轻慢如前，还时时加以打击。夏言处理政事时根本就不徵求严嵩的意见，并把严嵩安排的亲信尽数除去。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件让严嵩颜面扫地的事。严嵩独子严世蕃借他父亲的权势做了尚宝司少卿，管理一些工程项目，多方盘剥，大肆贪污受贿。这些不法行为被夏言察知，欲上疏弹劾。严嵩听说后，知道将大祸临头，拉上儿子直奔夏言家请求拜见。夏言託病不出，严嵩买通门房，携子直入后堂，不顾脸面，父子双双跪倒在夏言之前，请求夏言宽大为怀，放过世蕃。夏言被说得心软了，答应不再追究。夏言为人易动恻隐之心，严嵩正是利用这一点，使严家逃过了一次灭顶之灾。但是，他对夏言的怨恨却与日俱增，表面上笑语周旋，暗地里却在伺机反攻。 世宗是个多疑的人，他在西苑斋居时，就地筑有值房，表面上是方便大臣们值班处理政务，暗中却经常派小太监窥视大臣们的行动。夏言根本不把这些小太监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忙于政务。而严嵩则不同，他知道和这些宦官搞好关系很重要，便对这些小太监多多礼让，还时常塞些金银进行贿赂。世宗听了小太监添枝加叶的汇报，对二人有了截然不同的印象。当初，夏言与严嵩都是因青词得幸，这时夏言已年迈倦怠，青词稿大多都是让他的幕客撰写，自己也不再审阅，甚至有很多青词都是原来曾经进献过的，世宗非常生气，动辄就把他进献的青词丢弃到地上，而皇帝身边的人没有谁将此情形透露给夏言。严嵩在青词上却更下功夫，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灯下装作阅看青词稿的样子。这样，严嵩的恩宠更加巩固，夏言的地位又岌岌可危了。 嘉靖二十五年（1546），兵部侍郎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他出于边防上的考虑，提出收复被蒙古占领的河套地区的计划。河套地区就是今天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大片黄河沿岸地区。控制河套地区，对明代的边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世宗向大臣们徵询意见，夏言表示贊同，严嵩则坚决反对。严嵩还趁机攻击夏言和曾铣是“擅权自用”、“好大喜功”。这时，恰巧内宫失火，皇后去世，这些变故让世宗惊惧不安。不久，蒙古军进扰延安、宁夏等地，严嵩趁机对世宗说，这些都是因为夏言、曾铣要收复河套造成的。世宗对此深信不疑，立即将曾铣缉拿处死，让夏言再次致仕。严嵩怕夏言他日东山再起，必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于是，他又诬衊夏言是收受了曾铣的贿赂而支持收复河套的。大臣与边将勾结是大罪，于是夏言终于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惨遭弃市。 严嵩与夏言长达十多年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最后以严嵩的胜利而告终。在这场争斗中，严嵩性格中的刻薄寡恩、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特点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严嵩费尽心机，终于位极人臣。 最初，夏言惨死时，没有人为他喊冤。等到严嵩在政治上胡作非为、“祸及天下”的时候，人们才感到夏言死得可惜。有意思的是，日后代替严嵩的首辅徐阶恰恰是夏言所推崇赏识的人物，徐阶在严嵩垮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夏言不久也就被平反了，官复原职，赐祭葬。 ------------ 溺恶子下场惨（1） ------------ 严嵩虽然在嘉靖朝权倾一时，位高权重，为人也阴险狡诈，但他在家庭生活中却是一个好丈夫，与结发妻子欧阳氏的感情很好，没有其他姬妾，二人育有二女一子。严嵩柄政时，朝野上下流传着“大丞相”、“小丞相”的称呼，“大丞相”指的是严嵩，“小丞相”指的就是严嵩独子——严世蕃。 严世蕃，号东楼，生于正德八年（1513），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因罪被斩，时年五十三岁。严世蕃不是经过科举走上仕途，而是借他父亲的光，先入国子监读书，后做官，累迁至尚宝司少卿和工部右侍郎。据说，严嵩长得又高又瘦，眉目疏疏，声音又大又尖，很符合百姓心目中刻画的奸臣形象。可是，严世蕃的长相和他爹却一点相似的地方都没有，“短项肥体”，果然是富家公子气象，只是可惜一目失明。严世蕃奸猾机灵，通晓时务，熟悉国典，而且还颇会揣摩别人的心意。 嘉靖二十七年（1548），严嵩再任首辅时，已经年近七旬，逐渐有些年迈体衰，精神倦怠。这时，他还要日夜随侍在皇帝左右，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政务。如遇事需要裁决，多依靠其子。他总是说“等我与东楼小儿计议后再定”，甚至私下让世蕃直接入值，代其票拟。票拟就是内阁在接到奏章后作出批答，再由皇帝审定，是阁臣权力的重要体现。世蕃的票拟多能迎合世宗的心意，因此多次得到世宗的嘉奖。严嵩干脆就将政务都交给其子，世蕃一时“权倾天下”。
第29页 据说，明代有名的一部小说《金瓶梅》就与严世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繫。小说中的“西门庆”这个主要人物就是影射严世蕃而来的。严世蕃小名“庆儿”，号“东楼”，《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将“东楼”化作“西门”，直接用“庆”字为名，创造出这个小说人物，来影射严世蕃荒淫无度的生活。这里姑且不去考证“西门庆”到底是不是以严世蕃为原型，但严世蕃贪酷成性、生活糜烂却是跟小说里的西门庆非常相似。 一次，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从江南回来，送给严世蕃的见面礼就是一顶价值连城的金丝帐，还给严世蕃的二十七个姬妾每人一个珠宝髻。就这些礼物，严世蕃还嫌太少，心里非常不满，可见他的贪婪到了何种程度。世宗的第三子裕王朱载垕（chòu），按例应被立为太子，但世宗对他不是很亲近。因此，严氏父子对他也很冷淡。就连照例每年该给裕王府的岁赐，户部都因为没有严氏父子的命令而一连三年都没给发放。最后，这位未来的皇帝凑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给严世蕃，严世蕃欣然接受，才让户部补发了岁赐。严世蕃每每向人夸耀：“天子的儿子尚且要送给我银子，谁敢不给我送银子？”严世蕃的胆子真是大到了极点。 当时严氏父子把持着朝中官吏的任选、升迁。官无大小，皆有定价，不看官员的口碑、能力，一切都以官员的贿金为准。严世蕃利用各种手段大肆搜刮，家财富可敌国。据说，严世蕃与妻子要将金银埋藏到地窖里，想起这都是仰仗他父亲得来的，于是就请严嵩来观赏，严嵩一见，数量之巨出乎想像，顿时目瞪口呆，隐约感到大祸将至。 严嵩虽然奸贪狡诈，但却只有欧阳氏一个妻子，二人携手终老。严世蕃在这点上与他父亲截然不同。贪必好淫，淫必生贪，这话用在严嵩身上未必准确，但用在严世蕃的身上却很合适。他荒淫无度的生活比起《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过之而无不及。严世蕃的妻妾就有二十七个，其他的侍女、丫鬟更是无数。他让他的这些美妻娇妾，列屋群居，她们所用服饰，绣着龙凤花纹，点缀着珍珠宝石，极尽奢华之能事。严世蕃用象牙床，围着金丝帐，朝歌夜舞，很为自己的奢糜生活感到得意。但是他没想到，这正是他最被百姓痛恨的原因之一。嘉靖一朝，南倭北虏，民不聊生，严世蕃的大肆奢华铺张当然就更招人忌恨。 严氏父子因其贪赃枉法早就被正直之士所痛恨，不断有人站出来弹劾他们。但是，因为明世宗的偏听偏信、严嵩的奸猾狡诈，这些弹劾不但都没有奏效，那些上章弹劾他们父子的人反而往往备受打击，丢官不说，有的还搭上了身家性命。 沈炼，曾作锦衣卫经历。嘉靖三十一年（1551），上疏弹劾严嵩“贪婪愚鄙”，历数其“受将帅之贿，边防弛备”、“受诸王馈赠，干预宗室事务”、“揽御史之权，败坏政纪”、“嫉贤妒能”等罪状。世宗不但未将严嵩治罪，还认为这是沈炼诋毁大臣，下诏将沈炼廷杖、谪官。严氏父子并不罢休，几年后，指使党羽寻机陷害，沈炼被斩，他的三个儿子，两个被打死，一个被发配到边疆。 被誉为明代第一直谏之臣的杨继盛也是因弹劾严嵩而获罪。嘉靖三十二年（1553），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坏祖宗之成法”、“窃皇上之大权”、“误军国之机”等十大罪状、五大奸宄（gui），揭露严嵩祸国殃民的真实面目。在奏章的最后，杨继盛恳求皇帝“听臣之言，察嵩之奸”。疏中所奏严嵩的罪状，严嵩无法抵赖，但严嵩毕竟老谋深算，他抓住杨继盛疏中“或问二王（裕王、景王），令其面陈嵩恶”这句话，诬陷杨继盛与二王串通。刚愎自用的世宗最忌讳大臣们越过他和自己的儿子们结交，生怕因此而产生逼宫，遂不问疏中揭发严嵩的罪状是否属实，就降旨将杨继盛逮捕入狱。在下狱两年多后，杨继盛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处决。行刑前，杨继盛从容赋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严氏父子再次侥幸逃脱，但是他们身边早已危机四伏了。 世宗的荒诞、自大、残忍和喜欢玩弄权术，使得他的行事无法用正常的逻辑来解释。严嵩的仕途生涯与世宗紧紧相连，他的荣辱兴衰都决定在皇帝一个人的手里。严嵩入阁二十一年，任首辅十五年，除了杨士奇，有明一代，无人能及。严氏父子奸险误国，早就成为众矢之的，但是世宗却无动于衷。那么，严嵩究竟是怎么垮台的呢？原来，世宗下决心除去严氏父子，还是阴谋和权术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 ------------ 溺恶子下场惨（2） ------------ 嘉靖四十年（1561），严嵩的妻子欧阳氏去世，严世蕃按旧时礼制应回乡守制三年，虽然皇帝应严嵩的奏请，准许严世蕃留京，但他在居丧期间已不能代父入值票拟。严嵩此时已有八十余岁，老朽昏聩，他所作的票拟往往言语不清，前后矛盾，他所进献的青词也都是别人代写，这些多不称世宗的心意，遂对严嵩渐渐心生不满，后来又听说严世蕃贪虐淫纵，对其父子更感厌恶。
第30页 这时，严嵩可谓是祸不单行，自己不得皇帝的欢心不说，还与时任次辅的徐阶发生了渐趋白热化的斗争。徐阶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权略的人，他感觉到世宗对严嵩态度的微妙转变，就买通了世宗很信任的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显现出“分宜父子，奸险弄权”的字样，世宗问：“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蓝道行诡称：“留待皇帝正法。”世宗心有所动。就在这一年，皇帝居住的万寿宫发生一场大火，皇帝不知以后怎么办，向大臣询问，严嵩竟建议皇帝搬到南宫去住。南宫是旧时英宗被幽锢之所，这对喜欢祥瑞的世宗来讲，真是犯了大忌讳。徐阶迎合皇帝心意，主张重建万寿宫，没多久，新宫拔地而起，比先前更巍峨漂亮。这样，徐阶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渐有取代严嵩之势。这件事成了严嵩晚年命运的转折点。 严嵩失宠，御史邹应龙闻风而动，上疏弹劾严嵩。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徐阶的怂恿下，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勒令回乡，严世蕃谪戍雷州卫。严世蕃在谪戍雷州中途跑回江西老家，本性难移，继续作恶多端。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又被御史弹劾。世宗大怒，将严世蕃逮捕下狱。第二年案结，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为民，家产尽抄。严嵩只得在祖坟旁搭一茅屋，寄食其中，晚景非常凄凉。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一代奸臣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他死时穷得买不起棺木，也没有弔唁者。临死前，严嵩艰难地写下“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掷笔而死。 当年的十二月，明世宗也龙驭宾天了。奸臣佐昏君，这一对君臣还真是“相得益彰”啊。二人同年而死，一个时代落幕了。 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明史》称：“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严嵩肯定想不到，他所背负的“奸臣”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反倒广为流传，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与此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王世贞。 王世贞与严嵩结怨，传说有一段公案。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二人就向王忬索要。王忬迫于严氏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后来事情败露，严嵩对其怀恨在心。后借王忬戍边不力下狱之机，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因为这段积怨，王世贞在他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严嵩传》以及其他史着中，对严嵩多有诋毁，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钱学明：《严嵩传》，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 （2）曹国庆等：《严嵩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 ------------ 胡宗宪 ------------ 从古至今，对于统治者来讲，德才兼备的人才是最需要的，但是德才兼备又谈何容易。如果一个人才干突出，能力非凡，但品行上不够光明磊落，这个人值不值得肯定呢？回顾明代抗倭功臣胡宗宪的一生，这个问题就无法回避。 南倭北虏，明朝中叶註定是个多事之秋。尤其是历时多年的抗倭斗争更给这段历史打上了鲜明的印记，同时也使一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走上了历史的前台，胡宗宪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嘉靖年间，东南倭患愈演愈烈，胡宗宪临危受命，精心布局，贿斩徐海，诱擒王直，为保障大明王朝海疆的安宁做出了贡献。有人将他和于谦相提并论，称二人是明代功勋最大的臣子。于谦抵御蒙古，胡宗宪抗击倭寇。时人比较二人，认为“于谦的功劳，是在保存宗庙；宗宪的功劳，是在安定东南。于谦的品行，白璧无瑕，于本朝是第一人物，于古可称为社稷臣；胡宗宪的品行，瑕不掩瑜”。 抗倭奇功与品行争议汇集一身，儒生出身却纵横疆场，胡宗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 功在东南：抗倭显奇才（1） ------------ 胡宗宪（1512—1565），字汝贞，号梅林，南直隶徽州府绩溪人。正德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胡宗宪出生于绩溪县华阳镇龙川村。龙川胡氏是当地的强宗大户，胡宗宪的曾叔祖胡富在成化十四年（1478）考中进士，曾官至南京户部尚书。 胡宗宪作为龙川胡氏的第三十四代孙，自出生起就被家人寄予厚望。其父胡尚仁，善于治家，家境殷实。其母方氏，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胡宗宪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稍长，他的父母不惜出重金聘名师教授。胡宗宪聪明好学，对于兵法谋略之类的书尤其用心，唯独在科举功名上没有兴趣。这让他的父母大为伤心。后在其父苦苦规劝下，胡宗宪才有所收敛，专心科举。嘉靖七年（1528），胡宗宪成为绩溪县学庠（xiáng）生。嘉靖十三年（1534），胡宗宪乡试中举。嘉靖十七年（1538），胡宗宪考中进士。此时距他的曾叔祖胡富考中进士正好是一个甲子，整六十年。后胡宗宪累官至兵部尚书。至今，在安徽绩溪的龙川村（现为大坑口村）村头还矗立着颂扬他们事迹的“奕世尚书坊”，“奕世”就是代代相传的意思。
第31页 胡宗宪考中进士后，被安排在刑部观政，学习政务。从此，胡宗宪开始了仕途生涯。嘉靖十九年（1540），胡宗宪被授官为山东青州府益都县的县令。上任后，他就显示出了卓越的政治才干。他先组织广大人民扑灭多年不遇的旱蝗之灾，后又对益都当地的强盗进行招降。盗贼在益都为害多年，胡宗宪用安抚劝降之策，不仅使群盗解散，还将其中可用的千人左右，编为义军。胡宗宪日后抗击倭寇的文韬武略，在治理益都时就已初步展现。 嘉靖二十一年（1542）四月，胡宗宪母亲去世，他奔丧回绩溪故里。两年后，其父胡尚仁也因病去世。胡宗宪前后在家乡为父母守孝长达五年。在这五年中，他刻苦攻读《大学衍义》、《武经七书》等书，学识大为长进，为日后大展鸿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胡宗宪进士出身，先任益都知县、余姚知县，后以御史巡按宣府、大同等边防重镇，整军纪，固边防，为明王朝的边疆稳定作出了贡献。嘉靖三十年（1551），胡宗宪又巡按湖广，参与平定苗民起义。在胡宗宪踏入仕途这十多年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政绩显着。他的从政经验和能力都毋庸置疑。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世宗钦点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按理说，一个巡按监察御史，并不是多大的官，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是，这个任命对胡宗宪来讲却意义非凡，这一任命决定了他的前程和他的后半生。历史给胡宗宪提供了一个舞台，他可以由此建功立业，眨眼间功成名就；他也可能面临彻底的失败，背负祸国殃民的千古骂名，功名利禄烟消云散。这还要从明朝的倭患谈起。 元末明初，岛国日本由于多年的战乱，使得很多战败的将领、武士和破产的农民等无以谋生，纷纷逃亡海上。同时，中国原本割据江浙一带的张士诚、方国珍部在被朱元璋打败后，其残余力量流窜到海上，还有两国的不法商人也夹杂其中。这样，几股势力互相勾结，形成庞大的海盗集团。他们经常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疯狂的侵扰和抢劫，这就是所谓的“倭患”。东南沿海地区的百姓备受其苦。到了嘉靖时期，倭患已经愈演愈烈。嘉靖二年（1523），日本二批使臣前后来华朝贡贸易，因市舶司的太监对待不公，互争贡使资格，引发大规模的仇杀，史称“争贡之役”。此后不久，明朝罢市舶司，并严申海禁。正常的贸易渠道被堵死，在暴利的诱惑下，更多的亡命之徒铤而走险，攻城略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骤然加剧，而浙江和南直隶为甚，沿海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此背景下，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可见朝廷对他寄予厚望。胡宗宪也感到责任重大，临行前立下誓言：“我这次任职，不擒获王直、徐海，安定东南，誓不回京。”上任伊始，胡宗宪针对辖区内明朝官兵纪律松驰、软弱涣散的积弊，以严明赏罚为手段，大力进行整顿。通过胡宗宪的努力，明朝官兵的军容、军纪有了改观，士气也逐渐有所恢复。 不久，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受内阁首辅严嵩的推荐，以祭海神的名义，被派往江南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为人奸诈骄横。他排挤、陷害忠良，浙江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都先后因其陷害而被杀。如何和这种人搞好关系而不致于误了正事，胡宗宪对此非常清楚。因此在与赵文华共事的过程中，胡宗宪谨慎小心，有时甚至行事圆滑，最后不仅没有受到赵文华的阻挠，还得到了后者的赞赏。在赵文华的大力推荐下，世宗很快就擢升胡宗宪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此时，胡宗宪可以调遣江南、江北、浙江等省重兵，所掌握的权力要比一般总督大得多。 胡宗宪知道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他一方面招揽、重用各种杰出的人才，如重用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把颇负盛名的文人徐渭招到自己的幕府中来；另一方面，有骁勇善战的将领，还得有训练有素的士兵，胡宗宪支持部下练兵，其中成就最大者当属戚继光训练的戚家军，后来发展为抗倭主力军。在胡宗宪的抗倭斗争中，最能表现其才干、最有影响的两件事情就是他与两大倭寇首领王直、徐海的斗智斗勇，在此，我们不能不提。 诱杀王直。王直，亦称汪直，号五峰，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徽州人有经商的风气，由此形成了着名的徽州商帮。明清时期，徽商是中国最大的商帮之一，在商界叱咤风云。他们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依託，吃苦耐劳，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所以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当时能与徽商相抗衡的商帮只有晋商而已。 王直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仗义，也就是有江湖义气。人们都称呼他为“五峰船主”。此外，他还很聪明，脑子快，主意多，因此得到周围人的信赖和拥护，在他的身边自然就聚集了一批朋友，如叶宗满、徐惟学等人。后来，王直带领众人乘海禁松弛之际，开始用巨舰运送大量违禁物品到日本或西洋等国贸易，获得巨额利润。开始时，王直只是违反明朝的海禁政策，从事海上贸易。后来随着东南沿海局势的日趋紧张，王直为增强自身实力，大规模招集各种亡命之徒，甚至还和日本倭寇相勾结。由此，王直组建了一个庞大的海盗集团，并逐渐成为东南沿海地区倭寇的首领和中坚人物。
第32页 ------------ 功在东南：抗倭显奇才（2） ------------ 胡宗宪对海上倭患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细緻的分析。他曾说过：“海上的贼匪只有王直机警难治，其余的都是鼠辈，不足为虑。”胡宗宪认为，实力强大的王直是东南倭患的根源所在。多年来，朝廷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来抗倭，但见效甚微，倭寇之祸反而愈演愈烈。胡宗宪的前任们只以武力剿杀倭寇，最后不但没有完成朝廷交给的使命，还都招来了杀身之祸。因此，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胡宗宪制定了剿抚并举的抗倭策略。使用计谋招抚、擒拿王直，这是胡宗宪抗倭斗争的关键一着。 胡宗宪先以王直的家人为诱饵。胡宗宪为了表示招抚王直的诚意，与王直自认同乡，特地将王直的母亲、妻子从金华府的监狱中释放出来，并妥善安置她们，给她们干净的房子居住，保证她们丰衣足食。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月，胡宗宪就秘密派遣两个知海情、有谋略的生员蒋洲和陈可愿前往日本。胡宗宪派他们此去的任务，表面上是宣谕日本诸岛停止侵犯中国，实际上是侦探王直等人的详情，并试探性地进行招抚。蒋洲、陈可愿的这次行动很成功。他们意外地见到了王直的义子王滶（áo），并得以见到王直本人。蒋、陈二人对王直恩威并施，一方面以明朝抗倭的决心和沿海布置的数万军队进行威慑，另一方面，以王直的家人为筹码，说服王直立功赎罪，保全家人。王直听后，默不作声。原先他误听传言，以为妻母早已被明朝诛戮，今天听到家人安然无恙，心有所动。为了表明立功赎罪的诚意，王直向蒋、陈二人报告了另一倭寇首领徐海要率领倭寇进犯明朝的情报。陈可愿遂同王直部属叶宗满等人回国报告消息。诡计多端的王直却将蒋洲扣留下来。过了将近两年，王直以亲自送蒋洲回国的名义，乘巨舰，带领精兵数千，满载火炮等器械，有备而来，停靠在舟山岑港。胡宗宪知道来者不善，他紧急部署沿海各卫所高度警戒。同时为了稳住王直，还派通事夏正与王直进行谈判，去摸清王直的底细。 在招抚王直的过程中，胡宗宪的谋略和才干得到充分的体现。自王直的船停靠在岑港之后，胡宗宪就派了王姓千户装扮成卖菜人，接近王直。王千户是个有勇有谋的人，很快得到王直的赏识和信任。一天晚上，王直到王千户的船上饮酒，乐而忘归。王千户将船的缆绳悄悄解开，使船顺水漂至岸边。胡宗宪终于有机会见到王直，并将王直奉为贵客，对他礼待有加。会面结束后，胡宗宪也任由王直大摇大摆地离去。至此，王直对胡宗宪的防范稍有松懈。 但是，王直一日不降，胡宗宪一日不安。为了能让王直释疑，尽快归降，胡宗宪又使一计，他特意邀王直义子王滶同居一室，并将早已写好的请求朝廷赦免王直的奏疏和十多篇诸将的请战书都放在书桌上。后来，胡宗宪假意出门赴宴，让王滶有机会看到这些文稿。深夜，胡宗宪大醉而归。大家入睡后，胡宗宪就装作醉酒，吐得被子和床上到处都是，却依然酣睡。王滶躲在被中，观察胡宗宪，确定他是真的醉酒睡着了，就偷偷下床，将书桌上的奏疏抄录下来。然后，潜回被子继续装睡。次日，王滶立即告辞，去给王直送信。胡宗宪知其中计，让他离去。王直听了义子的汇报，疑惧减去了许多，便带着两名部下拜见胡宗宪。胡宗宪对之安慰备至，让他们去杭州见巡按御史王本固。谁知王本固将王直等人逮捕入狱。 胡宗宪使用连环计，成功诱降王直。按其下一步的计划，是利用王直将在舟山岑港的王直余孽一举清除。本来，胡宗宪是要上疏请求朝廷宽宥王直，让他在海上立功，以贼制贼，利用他的声望招抚其他海寇，但是，王本固坚决要求处死王直，而群臣也传言胡宗宪受了王直的重贿。胡宗宪没有办法，只得改词上奏，同意了王本固的意见。接着，胡宗宪便调结兵力，围剿王直在舟山岑港的余部。俞大猷、戚继光等人都参加了这次战斗。直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十一月，岑港残寇终于被肃清。一年后，王直于杭州被斩。 擒杀徐海。嘉靖年间横行海上的倭寇海盗集团首领除了王直以外，位居其次的就是徐海。徐海也是个有几分传奇色彩的人物。徐海，徽州歙县人，少时曾经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法名“普净”，又称“名山和尚”或“明山和尚”。后来随其叔徐惟学以及王直等人从事海上贸易。有一次，徐惟学将徐海抵作人质，向倭寇贷了大批银两，后无力偿还被杀，徐海走投无路，被迫与倭寇勾结，开始了烧杀抢掠的海盗生涯，并逐渐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海盗集团。 早在此前，徐海已与王直分裂。徐海的身边是陈东、麻叶等力量稍弱的海盗头目。在胡宗宪刚任浙直总督不久，曾率领明军与徐海等倭寇进行过激战。这次激战让胡宗宪认识到以武力剿灭徐海等倭寇难度不小，于是另图他谋。胡宗宪的幕僚徐渭很了解他的心思，及时向他推荐了太学生罗龙文去招抚徐海。 罗龙文和徐海是歙县同乡，在接近徐海之后，按照胡宗宪的事先安排，离间徐海与陈东、麻叶之间的关系，迫使三人力量分散。随后，胡宗宪再予以各个击破。 胡宗宪曾派人给徐海送去招降的书信，徐海的回信言辞得体，胡宗宪感到很意外，说：“想不到海寇中还有这样才华出众的人。”就把送信的人叫过来询问。原来，徐海的身边有一个很有才情的人——王翠翘，她是徐海的爱姬，原是金陵名妓。这回信就是王翠翘代写的。她本是官宦人家的女子，因父亲获罪，卖身救父，后来流落青楼。王翠翘的容貌和才情都称冠一时。当时到过金陵的士大夫都争相一睹芳容。徐海慕名而去，两人一见如故。徐海便派人将王翠翘迎娶回来。王翠翘才思敏捷，徐海军中的大小文书，她写起来真是又好又快。徐海对王翠翘非常宠爱，不仅生活上锦衣玉食，而且还非常敬重她，军中的事务多听从她的意见。胡宗宪正无计可施，了解了这些情况，如获至宝。他认为招抚徐海，王翠翘是关键人物。
第33页 胡宗宪为表示招抚的诚意，送给徐海大量的礼物。此外，还准备了许多精緻的珠宝玉器、发钗耳环等礼物，特意送给王翠翘。同时，又派一个老妇人私下对王翠翘说：“徐将军如果早上投诚归顺，晚上就是大官了，你受到朝廷赏赐的诰命，衣锦还乡，难道还不如在海上为寇吗？”王翠翘心动了，力劝徐海归顺，并让徐海设计将陈东和麻叶等倭寇头目捆绑起来献给胡宗宪。徐海听从了她的话。其实，他这么做等于自翦羽翼，已无路可退。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徐海入平湖城向胡宗宪请降。城中的官员和百姓听说徐海进城都吓得惊慌失措，惟胡宗宪镇定自若。徐海向胡宗宪谢罪，胡宗宪走下大堂，用手摸着徐海的头顶说：“你为害东南很久了，现在既然归顺，朝廷暂且赦免你，不要再做坏事了。”其后，徐海率众屯于平湖城外的沈庄。徐海虽然名义上归顺了，但数千倭寇屯于城外，胡宗宪知道这还是很大的隐患。胡宗宪一边稳住徐海，一边加紧部署兵力。这时，已经投降的陈东秉承胡宗宪的命令，率领其党攻击徐海部。徐海仓惶出逃，途中负伤。第二天，官军又将徐海团团围住，徐海暗呼：“翠翘误我！”经过一场激战，徐海投水而亡，王翠翘被俘。 传说，王翠翘被俘后曾向胡宗宪请求埋葬徐海，胡宗宪不许；请求去做尼姑，还是不许，而是要将她许配给一个小兵。王翠翘对胡宗宪说道：“你诛杀归顺的人，你把天道放在什么地方了?”她面对大海痛哭，喊道：“明山，我辜负了你呀！”遂写诗一首，投水而死。她的诗写道： 建旗海上独称尊,为妾投诚拜戟门； 十里英魂如不昧，与君烟月伴黄昏。 关于王翠翘临死前的这段传说不知是真是假，但后世曾有人认为，胡宗宪最终也没得好结局，大概就是对他言而无信的报应。值得注意的是，王翠翘与徐海的悲剧故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同情，被写进了许多戏曲、小说中。到康熙年间，有人据此铺写成一部长达二十四回的长篇通俗白话小说《金云翘传》，流传广泛。这个故事甚至流传到了日本和越南。越南有一部着名的古典长诗《金云翘传》就是讲述王翠翘的传奇故事，风靡一时。这部长诗对越南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胡宗宪擒王直、杀徐海，两浙倭患暂告平息。 ------------ 冤死狱中：品行惹非议 ------------ 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胡宗宪主持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渐次平息浙江的倭患，并开始剿灭福建的倭寇。在经历多年的血雨腥风之后，大明王朝的海疆终于有望恢复往日的平静了。 可这也应了那句话，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胡宗宪作为可以节制数省军务的封疆大吏，如果倭患平息了，他手中的重权反倒使他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与胡宗宪多年抗倭斗争相伴的是他多次遭到弹劾，但因其抗倭有功，世宗又想保全他，所以，每次他都是有惊无险。可是，如果他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前景就不是那么美好了。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内阁首辅严嵩被罢官，其子严世蕃被逮。胡宗宪是由严嵩义子赵文华的举荐而屡屡升迁的，在朝中很多大臣的眼里，他属于严党。赵文华已死，严嵩失宠，胡宗宪的处境也就岌岌可危。这年年底，南京给事中陆凤仪就以贪污军饷、滥征赋税、党庇严嵩等十大罪名上疏弹劾胡宗宪。时人王世贞曾说：“我知道绩溪（胡宗宪）的功劳，可他被华亭（徐阶）所压制，不能表白他的冤屈。”看来，这一切都是新任内阁首辅徐阶直接操纵的，胡宗宪自然无力与其抗衡。 很快，世宗就下令将胡宗宪的一切职务悉数罢免，并将其逮捕押解进京。此时，胡宗宪已经站在了悬崖的边缘。陆凤仪弹劾他时所列举的罪名，任何一条都能定他个死罪。胡宗宪到京之后，世宗念其抗倭的功劳，改变了主意，降旨道：“宗宪不是严嵩一党，自任职御史后都是朕升用他，已经八九年了。而且当初因捕获王直而封赏他，现在如果加罪，今后谁为我做事呢？让他回籍闲住就好了。”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为胡宗宪网开一面，再次给了他一条生路。但是，胡宗宪的仕途终于到此为止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春天，胡宗宪带着无尽的委屈和不甘心回到了绩溪县的龙川故里。 胡宗宪本打算从此不问政事，在故里安享晚年。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胡宗宪想全身而退，他的政敌们却不想就此罢手，他们在等待机会。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就在胡宗宪回乡快两年的时候，灭顶之灾从天而降。事情的起因还是离不开严氏父子。曾经协助胡宗宪抗倭的罗龙文犯罪被抄家，在对罗龙文抄家时，御史意外发现了胡宗宪被弹劾时写给罗龙文贿求严世蕃作为内援的信件，信中附有自拟圣旨一道。假拟圣旨，这次就是老天爷也救不了胡宗宪了。果然，世宗闻听此事后大怒，对胡宗宪降旨问罪。这年十月，胡宗宪再次被押赴至京。在狱中，胡宗宪写下洋洋万言的《辩诬疏》，为自己进行辩解。可是《辩诬疏》递交上去后，却如同石沉大海，迟迟没有结果。胡宗宪彻底绝望了，十一月初三日，胡宗宪写下“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诗句后，自杀身亡，时年五十四岁。
第34页 胡宗宪的死，虽然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这也是他自己亲手埋下的祸根。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谷应泰评论其“才望颇隆，气节小贬”。困扰明王朝多年的倭患终于在胡宗宪的手中得到控制，这对胡宗宪的才干来说是最大的肯定，但他的为人的确不够光明磊落，而且还有几点致命伤。 首先，胡宗宪与赵文华及严氏父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世宗亲口说胡宗宪不是严党，但是言官们弹劾胡宗宪是严嵩、赵文华的死党也绝不是空穴来风。赵文华赴浙江祭海时，对总督张经的战略部署胡乱指挥，遭到张经的坚决抵制。赵文华因此怀恨在心，不顾当时抗倭战争的大局，也不顾张经在王江泾大捷中刚刚立下的赫赫战功，上疏对张经构罪陷害。再加上严嵩推波助澜，忠臣张经很快被治罪问斩。胡宗宪在这件事情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胡宗宪身为浙江等处的巡按御史，不能秉公办事，竟然追随赵文华也上疏弹劾张经。在这道奏疏中，胡宗宪对张经极力诋毁，而且对浙江巡抚李天宠也进行陷害。胡宗宪这种助纣为虐的做法，反映了他在道德上的缺陷。胡宗宪踏着这些忠臣的尸骨，从此青云直上，步步高升。 在赵文华死后，胡宗宪又结好严嵩，馈重金进行贿赂。在严嵩被籍没家产时，其中就有胡宗宪所献的大量珍宝。投桃报李，胡宗宪的一掷千金自然讨得严嵩的欢心。在胡宗宪被弹劾时，严嵩屡次帮他化险为夷。胡宗宪最后的下狱，就是因贿求严世蕃作为内援的信件而引起。要说胡宗宪不是严党，谁会相信呢？ 其次，胡宗宪侵吞军饷、生活奢侈，这是不争的事实。胡宗宪通过在浙江加派“提编”等额外税赋和请求留存浙江盐银等手段，聚敛了数额巨大的钱财，有“总督银山”之称。其中，有一些花费是用在招抚倭寇上。很早就有人对胡宗宪的贪污行为提出弹劾，胡宗宪上疏自辩称：“臣为国除贼，用间用饵，非小惠不能成大谋。”这固然说出了一部分实情，但在帝制时代，这种非正常的行为最终会给他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实际上，这些钱财中的大部分还是供他自己挥霍的。据传，有一次，胡宗宪宴请织造太监和李子元等人，居然用两百名侍女陪饮，到了晚上，这名太监拿出五两金子表示感谢，胡宗宪冷笑一下，不予理睬。李子元仅赏了一两金子，被胡宗宪当场扔到了水里，还笑着说：“您这是在羞辱我吧！”还有一次，胡宗宪迎春宴客，张灯结彩，绵延数里，鼓乐之声震天，侍女跪地迎送客人，极尽奢华之能事。再有一次，严嵩的义孙锦衣卫严鹄（hú）路过杭州，胡宗宪自然大肆铺张，盛情款待，而且还推荐丽妓让其留宿，严鹄推辞不就，胡宗宪就说：“你这是为难我吗？那我就先行了。”胡宗宪竟然拥着别的丽妓先睡了，直到第二天天亮才走。这些虽然都是笔记杂谈中记载的传闻，不能全信，但也不能不信。以胡宗宪微薄的俸银根本无法维持如此奢糜的生活，他的所作所为自然会引起朝中大臣们的非议。胡宗宪成为众矢之的，也就不足为怪了。 胡宗宪主持的抗倭斗争，是他人生中的亮点。他所表现出的胆略和智谋的确可圈可点，称得上是一位能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他交结权贵、趋炎附势、挥霍无度，也使他的人品备受争议。一个有才无德的人能不能得到重用呢？世宗的为人行事一向不能以常理来推断，他给了这个问题一个简单干脆的答案，就是：能重用，但对曾经做错的事也要付出代价，尤其是触犯皇权的行为，更要严惩。世宗对胡宗宪屡次保全，让他尽展其才。胡宗宪大功告成之日，也就是他的厄运降临之时。 最后还要说说胡宗宪的着述。胡宗宪进士出身，擅长诗文，留与后人的着述有十余种。其中，我们不能不提到《筹海图编》这本书。《筹海图编》是一部研究明代海防和抗倭斗争的着作，极为重要。多年来，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其作者是胡宗宪。实际上，这本书是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所撰，由胡宗宪资助予以刊刻。万历年间，胡宗宪的曾孙胡维极为颂扬胡宗宪的功绩，在此书重刻时，将其篡改为胡宗宪所着，混淆视听。其实这真是一段不该有的公案。胡宗宪带着无尽的怨恨和冤屈死于狱中，他又怎么会在乎一本书到底是谁写的呢？功过自有后人来评说吧！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范中义、仝（tóng）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年 （2）卞利：《胡宗宪评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3）赵连稳：《胡宗宪与明代抗倭战争》，载《社会科学辑刊》， 1995年第4期 ------------ 张居正 ------------ 张居正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几百年来世人对他的评价往往处在两个极端，称赞他的人过于夸张他的事实，诋毁他的人又使人看不出他本来的面目。张居正的一生经历了明中叶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他既是帝师、内阁首辅，位极人臣，又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终明一朝，生前得晋太师之位的，阁臣中张居正是第一人；既晋太傅又晋太师者，惟张居正一人而已。 张居正作为一位改革家、政治家，他是成功的，青史留名。当国十年，辅佐幼主，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力图中兴大明王朝。但作为帝师，他是失败的，是彻底而痛心的失败。他费尽心血、精心抚养的万历小皇帝不但没有如他所愿成为一代明君，还落得一个荒唐、好色、冷酷的名声。张居正忠心耿耿、一心为主，换来的却是死后家破人亡，自己也差点被“剖棺戳尸”。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张居正也许永远不会明白，他之所以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封建社会的君主政治中，无论多么呕心沥血、居功至伟，他都只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一个砝码。尽管张居正一生赤胆忠心，但他“威权震主”，这无异于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隐患。
第35页 ------------ 杰出的改革家（1） ------------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张居正出生于嘉靖四年（1525）五月初三日。当时他的曾祖父张诚、祖父张镇、父亲张文明还都健在。是年，其父二十二岁，母亲赵氏二十岁。张居正在成名后，曾在信里写道：“窃念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这是张居正对自己家庭的真实写照。他的曾祖父张诚乐善好施，自己的生活却经常困顿不堪。祖父张镇为人豪爽放浪，最后只做了江陵辽王府的一个护卫。因此，在张镇的儿子文明出生时，张诚说：“我这一生，帮人的忙多了，应当出一个好子孙，也许就是这个孩子吧！”张文明，字治卿，别号观澜，在二十岁时，补上府学生，可是以后七次参加乡试都未考中。张诚的愿望落了空，但他没想到，不久后张家还真出了个好子孙，这个人就是张文明的儿子张居正。 但凡显赫的大人物在出生之时，大都会有一些祥瑞的传说，张居正也不例外。张居正本来不是叫这个名字的，而是叫张白圭。这个名字的由来，还得从他曾祖父的梦说起。就在张居正出生前夕，他的曾祖父张诚梦见月亮落在一个大水瓮中，清光四溢，一只白龟逐渐浮现在波光荡漾的水面上。他认为这是个吉兆，在张居正降生后，遂为其起名白圭，也就是白龟的谐音。 张居正年少时就聪颖绝伦，在其家乡有神童的声名。嘉靖十五年（1536），张居正十二岁的时候，到荆州府投考生员，荆州府知府李士翱很赏识他，为其改名为居正。巡抚顾璘看了居正的文章后，说他是“国器”。等居正考中举人时，顾璘将自己的犀带赠给他，说：“你将来一定会佩戴玉带，这条犀带算是辱没了你。”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考中进士，寻改庶吉士，时年二十三岁。张居正很受当时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的器重。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张居正被授为编修，从此敲开了通往公卿之位的大门，跻身储相之列。 史载张居正仪表不凡，身材修长，面目清秀，须长至腹。他为人“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他的这种性格真是很适合在仕途上发展：既有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魄力，也有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能力。 张居正虽然在嘉靖二十六年就考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但他在随后的十多年里并没有什么作为。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嘉靖朝后期，严嵩任内阁首辅，权倾一时。他与夏言、徐阶的政治争斗形同水火。张居正既然得到徐阶的赏识，就有被严嵩忌恨的危险。张居正深知此时还不是政治上大展宏图的时候，便採取了养精蓄锐、明哲保身的策略。终嘉靖朝，除例行章疏，居正只上了一道《论时政疏》，而且此疏还未引起世宗的重视。张居正满腹才华无处施展，这种隐忍是痛苦的，但他别无选择，只能耐心地等待。 张居正命运的转折点是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七月。他到裕王朱载垕的府邸充任讲官。嘉靖帝亲情冷淡，与他的儿子们往往多年不见面。裕王在庄敬太子死后，理应被立为太子。可是因为世宗的冷漠，裕王被立为太子的事不但搁置下来，连他应有的待遇也得不到，还要向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送礼才能拿到他三年的岁赐。没人会料到，裕王此时感受到的人情冷暖会对他登上皇帝宝座后的用人情况有多大的影响！而张居正呢，在此期间，尽心尽力做他的讲官，不仅裕王感到他很不错，就是裕王府里的宦官们跟他的交情都很好，有的宦官还主动向他请教学问，谈论天下大事。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死，裕王朱载垕继位，即明穆宗，年号隆庆。隆庆元年（1567），穆宗就对曾经侍从藩邸的诸臣加恩封赏。是年二月，张居正先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值内阁。四月，进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居正一岁数迁，终于在政坛崭露头角。 穆宗朱载垕是个平庸的皇帝，他沉迷于享乐和女色。但幸运的是，他的身边聚集着几个很有才干的大臣，国事家事，一切按部就班。他无所作为，也得以安享太平盛世。穆宗纵情声色的后果就是享年不永，刚刚当了六个年头的皇帝就撒手而去，身后留下一个十岁的太子、两个太后和三个顾命大臣。而此时的明朝，尽管表面上一派歌舞昇平，其实已经走入了衰落的轨道，面临严重的危机。国库空虚，吏治腐败，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对此，张居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隆庆六年（1572）五月，高拱、张居正、高仪受穆宗临终顾命，辅佐十岁的太子朱翊（yì）钧登上皇位，即明神宗。从此，大明王朝的日历翻到了万历这一页。不要小看了这个十岁登基的万历小皇帝，他在位四十九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他与张居正亦君亦臣、亦师亦徒的关系还真不是常人所能解读得清楚的。 张居正是个现实主义者，躬行实践，不尚空谈。他开始着手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创造机会。时内阁首辅高拱兼掌吏部事，位高权重，其位在张居正之上。高拱的存在束缚了张居正的手脚。高拱这个人“性强直”，穆宗去世时，他曾无心说过一句话：“十岁的小孩怎么能够治理天下呢？”张居正遂交结与高拱有过隙的内监冯保，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将其驱逐出京，使之退出了政治舞台。另一个顾命大臣高仪不久也在忧惧中去世了，张居正便升任内阁首辅。
第36页 张居正深知自己执政，必须取得两宫皇太后和皇帝的支持。皇帝年幼，两宫皇太后是实际掌权者。为了取得两宫皇太后的好感，张居正贊成冯保提出的小皇帝应该尊崇两宫的建议，并首开先例，为两宫太后“同加尊号”，尊神宗嫡母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生母皇贵妃李氏为慈圣皇太后。这样两宫并尊，地位上已无分别。明廷在此之前，尚无此种先例。如皇帝生母是先皇嫔妃，虽然也可以跟嫡母并称皇太后，但是没有尊号，其间嫡庶的差别是很清楚的。由是，两宫皇太后对张居正恩宠有加，尤其是神宗的生母李太后对张居正的这种做法更是心存感激。在以后的十年当中，无论是张居正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还是他对万历小皇帝的精心辅佐，李太后都全力支持。张居正既取得皇权的支持，得到李太后和司礼监太监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中的代言人，又利用帝师的特殊身份，使神宗对其言听计从，于是他的执政地位越来越巩固。本来，大臣与内监勾结，不是件光彩的事情；更张旧制，讨好两宫，也有窃权之嫌。但这些对一心为国的张居正来说，都已不在他考虑的范围内了。 ------------ 杰出的改革家（2） ------------ “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张居正终于为自己搭建了一个施展政治才华的舞台。一场轰轰烈烈、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拉开了序幕。这场改革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里仅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简单介绍。 一、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张居正是个作风稳健的实干家。他总揽全局，精心设计了改革的总体方案，并逐步推行。张居正的改革“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他认为国家机器能正常运转，关键取决于吏治的好坏。张居正曾经说过“法之不行，人之不力也”。他认为制定规章制度并不难，但能否认真贯彻执行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就先从整顿吏治入手。在他执政之初，就奏请神宗实行考成法。根据考成法的规定，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对于各项章奏，应立即转给各个有关职能部门处理执行。具体做法就是六部在各项事务转发前，将这些待办的事情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限定时日，进行登记造册，一式两份，一份交六科备案，事情按时执行的就在册上註销，事情没有按时完成的就要纠举上奏；一份交内阁查考，主要是防止六科没有起到监察责任，徇私舞弊。这样一来，从内阁到六科，从六部到各职能部门，对所要处理的政务都清清楚楚，责任明确，大大提高了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 这里的六科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机构。六部负责处理或转发一切行政事务，各部的长官是尚书；同时又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的长官是都给事中。尚书是两品，都给事中才七品，但是六科对六部却有纠劾、封驳的权力。因此，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明代的内阁本来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没有明确的行政责任，更没有监察责任。张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是明代的祖制，但是以内阁控制六科却是张居正的创举。张居正扩大了内阁的权限，这对他以后实行改革，减少各方面力量的牵制，有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张居正以考成法统驭全局，使政令畅通，即使在万里以外的地方，朝廷下达的政令也很快就可以执行。这样既树立了朝廷的威信，也打开了张居正进行改革的通道。 张居正从具体问题入手，终于使吏治澄清，政体肃然。在政治改革取得成效后，张居正开始进行经济改革。 二、推行一条鞭法。在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是最根本的经济制度。它既是每个百姓的生存之本，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安危。张居正认真考察了嘉靖初年曾经在广州、福建、江西等地实行的一条鞭法，认为用一条鞭法代替当时实行的两税法是可行的。但张居正也知道赋役制度改革事关重大，因此，他审慎行事，稳妥推进。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全国清丈各种类型的土地，命三年完成，并规定对破坏清丈土地者，将严惩不贷。通过清丈土地，张居正掌握了全国的田产和人丁情况。在此基础上，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下令将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所谓一条鞭法，简而言之，就是把各种田赋和徭役归併和简化，一概折银徵收；除了一部分力役仍旧按丁摊派折银外，全部田赋和部分力役均按亩征银。 在一条鞭法实行以前，赋役的徵收是分开的，赋以田亩为徵收对象，收夏税、秋粮。役以户丁为徵收对象，分为里甲、均徭、杂泛三种。实行一条鞭法以后，就是化繁为简，把赋役合併为一，大部分改为以田亩为徵收对象，政府所需要的役由政府从税款中拿出一部分统一僱人代役。因土地多归地主所有，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农民的税收负担。而且，各项都改为折银徵收，简便易行，也是一大进步，是中国自汉以后田赋徵收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的一个历史转折。 实行一条鞭法对当时的社会以及后世都有重大的影响。简化了税收名目，就限制了地方胥吏借繁杂的税目对广大百姓进行苛扰和勒索，这有利于于生产力的稳定发展。徵收货币税也减少了政府对实物运输储存的花费，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得到了保证。
第37页 张居正的改革是明代改革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通过改革，万历时期的政治状况有了良好的转变，而财政状况更是大为好转。当时太仓的粮食储存丰足，可够国家支用近十年。张居正通过改革展示了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这次改革能取得成功，既表现了张居正作为一个改革者的革新精神，同时也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勇于任事的精神密不可分。 ------------ 失败的帝师（1） ------------ 张居正原来只是裕王府邸的一个讲官，现在却已是内阁的首辅。为了报答穆宗朱载垕的知遇之恩，为了不负先帝临终託孤之请，张居正呕心沥血，挽救大明王朝于危难之时，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整顿吏治，富国强兵，国家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与此同时，他还兼任帝师，肩负着如何把年仅十岁的万历小皇帝培养成一个有道明君的重任。张居正是个政治能臣，他有才干，有胆识，有魄力，是个杰出的领导者。而且更幸运的是，张居正不是个野心家，面对孤儿寡母的大明天下，他没有其他的奢望，只是尽一个为人臣子的本分。张居正对万历小皇帝的教育和辅佐，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然而，历史却跟他开了个玩笑，他的学生最终没有成为他所期望的明君，他的教育彻底失败了。 万历小皇帝刚继位时，他的生活主要被三个人管理，他的生母李太后，司礼监太监冯保，内阁首辅张居正。冯保主要负责小皇帝的日常起居。他对小皇帝爱护有加，呵护备至。小皇帝对他也有很深厚的感情，称他为“大伴”。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即慈圣皇太后，对万历帝的管教很严格。如果小皇帝犯了什么错误，皇太后对其都要进行严厉地训导，直到小皇帝诚恳认错，保证不再犯错。并且，李太后每次都会说：“我要告诉张先生，看你怎么办？”于是，小皇帝对张居正很是敬重，只称“先生”或“张先生”，在传旨或批奏章时，也多不直呼其名，只写“谕元辅”。 皇太子出阁讲学，是太祖朱元璋定下的祖制。隆庆六年（1572），作为皇太子的朱翊钧就已经在文华殿的东厢房出阁讲学了。等到朱翊钧做了皇帝，为了能够让他“进学修德”、“用贤使能”，张居正对万历小皇帝读书的事更是非常重视。他为小皇帝亲自排定了一份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为了培养君德，开导圣学，他认为读书比视朝重要，因此，他安排小皇帝每月逢三、六、九的日子视朝，其他的日子，都要到文华殿讲读。张居正不但详细地安排了作为一个孩子需要学习的基本知识，比如进讲《大学》、《尚书》，还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如何培养出一个好皇帝上。 隆庆六年十二月，张居正向皇帝进呈了《帝鉴图说》一书。在这本书中，张居正根据历代帝王的事迹，选取“善可为德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件事情都绘有图画，并在后面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把故事讲述出来。这样做不仅使年仅十岁的小皇帝能够看懂、读懂，更要使其明白每个故事中所蕴含的治国道理。张居正为了培养小皇帝，可真是煞费苦心。小皇帝也很听话，他把《帝鉴图说》这本书放在书案上，每逢进讲完毕，他就叫张居正把这些故事一一讲解给他听。有一次，张居正给他讲解到宋仁宗不喜珠粉之事，神宗说：“贤臣为宝，珠玉何益！”张居正听了此话，因势利导说：“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神宗表示贊同：“正是，宫中的妇人们喜好这些珠玉，但我在岁末赏赐时，还是很注意节省的。”张居正听了此话，感动得顿首直呼：“皇上谈到这个，社稷生灵的福气啊。”在张居正看来，小小年纪的万历帝能有如此见解，如此作为，让他备感欣慰。还有一次，当神宗读到汉文帝劳军细柳的故事，张居正说道：“皇上当留心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承平日久，武备日弛，不可不及早讲求也。”神宗深表贊同。 张居正按照自己的理想，朝着把万历小皇帝培养成一个仁慈宽厚、勤政爱民的好皇帝的目标，执着地一步步努力着。投桃报李，小皇帝对张居正的关心和恩宠也超过其他臣子。有一次，张居正在内阁直庐染病，神宗就到他那里探望，并亲自为他调制一碗椒汤，以示关怀之意。神宗在文华殿进行讲读，张居正多在旁侍从。当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神宗就命令小太监在张居正站立的地方为其摇扇。如果是在隆冬时节，神宗就让人在张居正站立的地方铺上毡片，以免他着凉。君臣之间惺惺相惜，情同父子。 慈圣皇太后和太监冯保都很喜欢书法。神宗耳濡目染，自小对书法就很感兴趣，也写得一手好字。虽然贵为天子，但毕竟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神宗对自己的字写得好也颇为自得，经常写些字赐给大臣们，更是博来一片称颂之声。万历二年（1574）闰十二月的一天，神宗讲读完毕，召张居正到东暖阁，特意写了“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个字赐给张居正。次日，张居正就上疏皇帝，委婉地劝告皇帝：“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者”，也就是规劝皇帝不要在研习书法上花费太多的精力。他还举了汉成帝知音律、能吹箫度曲，六朝的梁元帝、陈后主等都能书善画，然而都是亡国之君；有那么多的前车之鑑，神宗更不应该沉迷书法之中。作为一个皇帝，治国平天下才是最重要的。此后，神宗再也不敢轻易向别人炫耀他的书法了。由此可见，张居正对这个小皇帝的感情已经超出了君臣的关系。他不是把神宗当成一个皇帝，只是一味地赞赏奉承，博得皇帝的欢心；他更像一个长者，在孩子于成长道路中偶尔贪玩之时，及时地进行教导。
第38页 张居正在政治上是个铁腕人物。即使对当时实际掌管权柄的两位皇太后已经决定的事情，他也敢直言进谏。万历五年（1577）五月，皇帝降谕要重修慈庆、慈宁两宫。此二宫是两位皇太后的寝宫，重修也应该是两位皇太后的意思。但张居正却认为两座宫殿都刚刚于万历二年落成，还都壮丽如新，现在要重修，会造成人力物力上不必要的浪费。因此，他上疏劝阻，请求停止此项工程。两位皇太后听从了他的建议。当年九月，慈圣皇太后认为皇帝的大婚之期就要临近，就让皇帝停止当年的行刑。明朝的制度，秋天有秋审，九月正是判罪行刑的时间。慈圣皇太后比较信佛，好做善事，她的这点妇人之仁，理应成全。可是在张居正看来，国家之乱，完全是因为执法者的有心宽纵，才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认为“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则人不敢为矣”。“杀以止杀”，惟有严厉地执行国家的法律制度，社会才能安定，国家的安全才有保障。张居正立刻上疏，阻止慈圣皇太后“暂免行刑”的做法。这个奏疏上去后，圣旨下：“先生说的是，今年照旧行刑。”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一辈子默默无闻的张文明肯定没有想到他的去世竟然如此轰轰烈烈，演变成明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还在千里以外的京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按照旧制，张居正应丁父忧，回籍守制三年。事情的结果是张居正被皇帝特旨“夺情”，在职居丧。对张居正“夺情”事件起因的说法有两个版本。其一是说张居正被“夺情”完全是他贪恋权位，自己一手策划的。当时张居正推行新政正处在紧要关头，如果他这时离开，正中那些反对派的下怀，改革就将功亏一篑（kuì）。一边是为已经十八年没见面而且已经去世的父亲尽孝道，另一边是自己领导的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改革大业，这道选择题对于很有政治抱负的张居正来讲一点都不难，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此，张居正就示意内监冯保，让皇帝挽留他在官守制。虽然表面上他也一再上疏乞归，但是都没有得到皇帝的准许。 ------------ 失败的帝师（2） ------------ 另一种说法是万历小皇帝当时虽然已经十五岁，但是在很多国家大事的处理上还很依赖张居正，两宫皇太后也认为小皇帝还离不开张居正的辅佐。原来就有地位重要的不能离职的官员，被“夺情”而在职居丧的先例，因此，慰留张先生既是出于小皇帝的需要，也是出于两宫皇太后的懿旨。总之，不管张居正“夺情”到底是君臣之间出于谁的需要，都在朝廷中引起了一片质疑的声音。尤其是翰林们，他们认为这是违反纲常伦理的做法，只有懂忠孝大节的臣子才能给天下人作出表率。张居正身为内阁首辅，又是帝师，他尚且把忠孝二字扔在一边，还如何要求天下的百姓呢？于是，一场争端开始了。先是吏部尚书张瀚因带领一班官员劝阻张居正“夺情”而被解职。其后，两名翰林院编修和两名刑部官员都因上奏皇帝参劾张居正不忠不孝，而被逮到午门外，遭受廷杖之刑。然后，他们四个是褫（chi）官的褫官，流放的流放，都被赶出了京城。为了此事，朝廷中的官员们群情激昂，民间也闹得沸沸扬扬。最后，还是神宗下了一道敕谕说，如果有人再议论此事，就是“任意自恣”，“欺君无上”，绝不宽恕。“夺情”事件，以皇帝和张居正的胜利而结束。在此事中，张居正坚持到底、毫不退让的铁腕政治家风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他也捍卫了已取得的改革成果，使“万历新政”得以继续进行。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回籍葬父。神宗特许张居正离京期间用密封上书言事，并告诫内阁次辅吕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张居正身在江陵，仍掌握朝政大权。有一天，甚至连着接到皇帝的三道诏书，湖广的地方官特在江陵建三诏亭，以示纪念。如果张居正在朝廷中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皇帝，这不是“威权震主”，又是什么呢？以张居正的政治敏锐性，他也感觉到自己已到了骑虎难下的险境。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预感身后不保，屡次上疏乞休。神宗向皇太后请示，太后对神宗说：“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皇太后坚决的态度使神宗和张居正二人陷入两难境地。此时，在神宗眼里，张居正不再是元辅、帝师，而是已经成为自己独立行使皇权的一个障碍。 万历十年（1580）六月二十日，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死讯传来，神宗为其辍朝一日，并给他很高的礼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赐治丧银，并遣官护丧归葬。可以说，张居正死后是极尽哀荣。一般来说，人死了，一切也就都划上句号了，但张居正的身后事，我们却不能不提。 早在万历八年三月，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高中殿试第一名，长子张敬修也中了进士。张居正向皇帝谢恩，万历帝说：“先生功大，朕无以为酬，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但是，张居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神宗后来对他的子孙是如何看顾的。万历十一年（1581）三月，在他死后不到九个月，他的一切官衔就被皇帝剥夺了。时隔一年，他的子孙更是遭到了家破人亡的惨祸。万历十二年（1582）四月，皇帝诏令查抄张居正家产。抄家的人还未赶到江陵，张府就已被封，尚未来得及逃出的老弱妇孺十几口人，被关在府内，活活饿死，为祸之酷烈，惨不忍言，江陵张府已成人间地狱。居正长子张敬修在严刑拷打之下，不堪忍受，自缢而亡。其他的儿子即使侥幸活命，也被发配充军。张居正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也会仰天长嘆：这还是那个他竭尽全力辅佐的万历小皇帝吗？这还是那个在他精心呵护下长大的孩子吗？孰不知，有些祸根在他生前就已种下了。
第39页 在张居正死后，神宗朱翊钧对其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在神宗的言行中折射出对张居正刻骨的仇恨，终万历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申辩。曾经情同父子的君臣为什么会反目为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这是神宗在掌握政权之后，为树立自己的威望，消除张居正的势力和影响所使用的一个手段。同时这也是他在张居正的长期严厉的管束下，所进行的一次彻底的反抗和多年积怨的一次大发泄。张居正当国十年，万历小皇帝已从十岁的孩子成长为一个青年了，以他的敏感和早熟，他必定要冲破张居正给他设定的樊篱。张居正虽然鞠躬尽瘁，也只是在替他管理国家。国家是他的，天下是他的，他要行使自己的权力，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任何事情。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对张居正的敬畏和依恋可能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当他长大之后，张居正的影响和管束已经让他深深厌恶。比如，在万历八年（1580）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已埋下祸根。这一年，神宗已经十八岁，因为有一位能干的首辅，他自己倒闲得无聊。他就在干清宫的小太监孙海、客用诱导下沉迷于游戏玩乐。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打伤了冯保的两个养子，冯保把此事报告给了慈圣皇太后。皇太后大怒，叫冯保把《汉书?霍光传》拿来，说要按照霍光废昌邑王、另立新君的典故，要把万历小皇帝废掉，让他的弟弟潞王做皇帝。神宗吓得伏地痛哭不止。太后还让张居正代神宗写了一份罪己诏，规劝皇帝不要沉湎于嬉戏玩乐，应以国家大局为重，慎起居，做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为了取得李太后的谅解，张居正代写的罪己诏词语很恳切。神宗迫于太后的威严，不得已都表示贊同。但是，因为这件事是冯保向皇太后告发的，而张居正的罪己诏又让小皇帝颜面尽失，从此，在小皇帝的心里，已经种下了对冯保和张居正二人怨恨的种子。 第二，这反映了神宗在偶像破碎之后的愤怒。张居正时刻教育小皇帝尚节俭，慎起居。而当张居正死后，神宗才发现他一直尊敬的老师竟然言行不一。张居正要别人厉行节俭，自己的生活却很奢华，不但京城的张府豪华壮丽，其家乡江陵还有一座同样的府邸。慎起居更谈不到，张居正爱姬美妾成群。神宗觉得，一直以来被自己奉若神明的老师欺骗了他。在神宗朱翊钧身上，也许遗传了太祖的暴戾、成祖的残忍和世宗的刻薄，还有他自己贵为天子的高傲。这一切使他对张居正的痛恨几乎已经到了要将其“剖棺戳尸”的地步。 第三，张居正本人性格存在重大缺陷，他太过自信，甚至专制。曾有人为巴结张居正送他一副金子做的对联，上面写道：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在这副对联中，张居正竟然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他却也心安理得地收下，可见张居正自视甚高。张居正作为一个内阁首辅，应该有海纳百川的风范，戒骄戒躁的操守。但是，张居正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以个人的感情为标准任用官员，支持改革的受到重用，排斥改革的一概摒弃不用。当时数一数二的文学大家王世贞、汪道昆，都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但是，张居正不但不予理睬，言词之中还带有羞辱。张居正开罪了文坛首领，也就是得罪了天下文人，更不要说万历七年（1579）他尽毁天下书院的事了。如此一来，知识分子中还有谁会支持他呢？ ------------ 失败的帝师（3） ------------ 第四，张居正的“夺情”事件也余波阵阵。张居正用权势把朝廷中反对者愤怒的声讨压制下去，但这并不代表反对的声音不存在。反对的声音就像地下的岩浆，无时无刻不在涌动。受到的压制越大，爆发得就越猛烈。朝廷中的很多官员都认为张居正的“夺情”是有悖于伦理纲常的，因此，当张居正身后受辱时，没有几个人愿意为他站出来说话。 第五，神宗的贪财好利更给张居正致命的一击。御史羊可立追论张居正十七年前构陷辽王的事情，辽王的次妃王氏趁机上疏鸣冤，疏中称辽王府“金宝万计，悉入居正”。辽王妃的话似乎有着某种暗示，对神宗做出最后的决定起了巨大的作用。明朝皇帝中，神宗是极其嗜利的一个。他在抄冯保家的时候，感受到了个中的滋味。因此，他对张居正的万贯家产更是垂涎三尺。神宗好利，终于把张家推向了家破人亡。 清算张居正，让神宗感觉到了复仇的快感。但是他没想到，大明江山却由此每况愈下。有人认为，明代之亡，实始于万历朝。如此一心为主、功炳千秋的张居正尚且还落得如此下场，谁还敢真心做事呢？几十年后，在国家危难之时，曾有人想起过张居正的功勋。那又如何？大明王朝已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了。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2）韦庆远：《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戚继光戚继光 ------------ 戚继光 ------------ 二十多年前，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所撰《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由中华书局推出，轰动一时，“戚继光——孤独的将领”一篇赫然其中。在重文轻武的明代政权中，任何一个武臣都将註定是孤独的将领。黄仁宇先生说：“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外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武将不但事事受到文官以及太监们的钳制，而一旦退休后也得不到妥善的安排。对于一个北部边境长期受到蒙古骑兵骚扰的明王朝来说，轻视武将与重视边防恰成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这对矛盾一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得到解决。当然，明王朝也出现了一批善于指挥作战的文臣，如于谦、王越、杨一清、王守仁、袁崇焕、孙承宗等，但是，这些文臣毕竟只是个体，不足以支撑整个军事防御体系，重文轻武的政治特点依然成为明代边防的的致命伤。
第40页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出生于一个武将世家。六世祖戚祥随着朱元璋的义军南征北讨，最后战死在云南。从此，戚家就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戚继光在家庭的薰陶下，自小就读书习武，并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父亲戚景通去世时袭职，时年十八岁。明制，指挥佥事的品秩是正四品，相当于文官中的知府一级。应当说，十八岁的戚继光承袭此职后，应当是少年得志了。但是，他还有更高的追求，并不想躺在先人留下的资本上睡大觉。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参加在山东举行的乡试，中了武举。据明末学者许孚远的介绍，一般参加武举的人，通过第一场马上射考试的仅十分之七，通过第二场步下射的仅十分之三，再通过策论考试的就仅为二十分之一了。因此，戚继光中武举，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了。根据嘉靖初年所定的制度，每年十月举行各省的武举，次年四月即举行武会试。中举后的戚继光在次年的会试中并不顺利，恰逢蒙古俺答部大举入侵，进逼北京。应试的武举子们，便由朝廷组织，临时参加防御工作，并留在北京，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这年夏天，戚继光升任为署都指挥佥事一职，成为山东都指挥使司的一名官员，秩正三品。离开京城前的戚继光，曾赋一诗，名为《马上作》。诗云：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戚继光后来的岁月，确如这首诗中所言，一生戎马倥偬。 ------------ 平倭：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1） ------------ 对于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的居民来说，倭寇就像是一个梦魇（yàn），长期让他们无法有安定感。戚继光生活的山东沿海地区，素来就是一个不平静的地域。从元代末年起，这里便经常受到倭寇的骚扰。他的先辈世袭的登州卫，也是山东海防的前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是十九岁的戚继光在读兵书时于空白处无意中写下的。也许，这种很随意的创作真正反映了戚继光的理想。面对骚动不安的海疆，戚继光的内心，充满着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一种光宗耀祖的奢想，而是保国为民的理想。所以，当嘉靖三十二年戚继光被任命为署都指挥佥事，专任山东防倭之责时，他获得了实现其理想的最佳机会。此后的十余年中，他先后在山东、浙江、福建等地御倭。然而，相对于浙江、福建等地来说，山东的倭患相对较轻。戚继光在山东所能做的，多半是整顿军纪，加强防备。真正能展现他的军事才能的地方，是后来在浙江和福建的抗倭战场。 嘉靖三十四年（1555）秋天，戚继光来到浙江，任浙江都司佥书，管理军队的屯田事宜。当时，浙江沿海的倭寇非常猖獗。嘉靖三十二年，曾有一队四十余人的倭寇因为失落了船只，便上岸抢劫，窜入浙江平湖、海盐等地，杀死大批官军，然后从容夺船出海。嘉靖三十四年，又有数十人的倭寇从浙江平湖入境，转掠杭州附近，又经淳安深入南直隶的歙县，迫近芜湖，再绕了一个大圈，转回宜兴、武进，一路杀人越货，虽然最终被歼，但被他们杀伤的据说有四千人之多。要知道，南京当地驻军按额有十二万，居然听凭这么一小股倭寇横行内陆。所以，黄仁宇先生说：“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亦当称为罕见。”由此可见，当时明军已经腐败，缺乏战斗力。 倭寇的滥杀，给东南地区的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也激起了他们的无限愤慨。嘉靖年间，有一个文人名叫丰坊，每有余钱，必请道士来斋醮以诅咒倭寇、假道学和伪禅僧、蚊虫和跳蚤。一些孔武有力的义民，纷纷组织武装自保。明朝政府倒也不可谓不尽力，先后撤换了数位官员，又徵调河北、山东、广西等地的客兵入浙江平倭。但是，客兵对于抗倭毫无积极性可言，往往临战奔逃，又趁机勒索抢夺平民。因此，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宁遇倭寇，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逃，遇兵不得生。”明军在与倭寇交战中，有时还杀戮平民来冒功。 这时，一个比较能干的官员出现了，他就是胡宗宪。从嘉靖三十三年起，胡宗宪就参加了东南地区的御倭战争，并越来越发挥重大作用。在一次军事行动中，戚继光向胡宗宪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议，使得胡宗宪对刚来浙江的戚继光非常赏识。在胡宗宪的推荐下，戚继光被擢升为参将，镇守浙江沿海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三府靠近海滨，防倭任务艰巨。因此，这一任命，将戚继光推到了抗倭战争的风口浪尖上。此后，戚继光先在龙山所战役中初步显示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后在台州战役及福建战役中重创倭寇，立下赫赫战功，狠狠打击了倭寇的气焰。 龙山所在浙江慈谿县境内，位于县城的东北面临海处，隶属观海卫。在龙山所的东面是舟山群岛，倭寇频繁在此出没。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下旬，一支约有八百余人的倭寇窜入慈谿沿海，攻到了龙山所。当时，参将卢镗和游击尹秉衡率兵前往迎敌。新近上任的戚继光也整军参战。猖狂惯了的倭寇丝毫也不将素来孱弱的明军放在眼里。三个倭酋率倭寇向着人数占优的明军攻来。明军竟然抵敌不住，连连溃退。戚继光深知擒贼先擒王的道理，遂跳上一个高处，张弓搭箭，一连三箭将三个倭酋射倒。这三箭，显示出戚继光武艺高强。倘若我们还记得他曾经中过武举的话，就不会奇怪了。戚继光这三箭，稳住了明军的颓势。明军立定脚跟，开始向倭寇反攻。倭寇见讨不到便宜，便立即撤退。这虽然只是一场普通的战斗，但是戚继光的勇武，已经为人所知。据戚继光儿子所作其父年谱中说，“是役也，兵无专统，谋不佥同，且家严（指戚继光）职为新设，兵属旧辖，方欲训练而寇适至，赖三矢而退，诸部兵咸服其勇略”。
第41页 但是，戚继光在这一战役中肯定也清楚地认识到明军的弱点。原先的卫所部队已经不堪迎敌，于是他向胡宗宪提出训练新军的想法。在这份建议中，戚继光尖锐地指出明军的弊病：“现在，官兵们都不听指挥，很少训练，军心不稳，军令不知。行军也不带军粮和炊具，打战时又没有号令，驻守时也不筑营壁。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抵挡武艺高强、身经百战而且有必死之心的倭寇呢？”戚继光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抛开原先的旧军，重新练就一支新的军队，以御倭患。据说，胡宗宪初见戚继光的练兵建议时，将它往地上一丢，说：“我以前也练过兵，浙江兵如果可练，我早就练了，还等你来。”事实也确是如此，在戚继光之前，练兵的呼声并不低。俞大猷、谭纶等将领都提出过练兵之建议，胡宗宪甚至曾募勇士千人，日夜训练，但收效不是很大。不过，胡宗宪最后还是同意了戚继光的练兵建议。然而，戚继光还未来得及实施其练兵想法，而倭寇与明军之间爆发了岑港之战。 岑港之战发生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此前，倭寇因其最突出的领袖“五峰船主”王直已被胡宗宪诱捕，气焰被打下去许多。以毛海峰为首的余倭盘据岑港，声称要替王直报仇。岑港位于舟山岛的西面，周边罗布着为数不少的岛屿和港湾，地势复杂，易守难攻。从嘉靖三十七年春，胡宗宪即调兵遣将，准备围攻岑港，肃清残寇。戚继光受命率所部参加战斗。夏天，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大批倭寇又至台州、温州沿海。戚继光受命自舟山西援台州，而后跟踪倭寇至温州，在盘石卫（在今乐清县境内）的乌牛、十里桥、白塔连打了几个胜仗，迫使倭寇向大洋逃遁，不敢再犯。戚继光在秋天的时候重新参加围攻岑港的战斗。 由于此役长时间没有进展，朝廷将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把总刘英都撤职，严令他们戴罪立功，限一个月内拿下岑港。随着限期的一天天接近，明军与倭寇的交战也越来越剧烈。最终，戚继光身先士卒，率兵猛攻，明军以极大的代价拿下了岑港。残寇被迫逃往舟山岛北面的柯梅山中。收复岑港后，戚继光官复原职。 ------------ 平倭：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2） ------------ 戚继光在御倭的战争中担当越来越重大的责任，他开始实现当初提出的练兵计划。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在浙江义乌县招募了一支三千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全由经过严格挑选的农民、矿工组成，组织严密，仅仅训练几个月，便成为一支以一当百的劲旅，号称“戚家军”。随着明军在宁波、绍兴一带的军事力量的增强，倭寇刻意回避明军主力，转而骚扰浙江南部的台州、温州一带。嘉靖三十九年（1560），戚继光充任台州、金华、严州等处参将，等于将他的防区南移了。嘉靖四十年（1561），戚继光准确判断敌情，指挥有方，连战连捷，在台州一战中重创倭寇，基本肃清了浙江沿海的倭患，史称“台州大捷”。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大举进犯浙江，一时数十处地方出现警情。据当时各地的情报统计，来犯的倭寇船只有数百艘，人数达一两万人。倭寇分兵数处，以小股军队袭扰宁海、奉化，大部队进犯台州。戚继光当时得到胡宗宪的指令是：“贼寇虽然分头入侵，千万不可分兵应敌，中了他们的奸计。应该集中兵力，先摧毁其中最大的敌人，然后依次剿除余寇。”戚继光对这个方针心领神会，便在台州府配备必要的兵力，命其坚守，自己率主力围剿侵扰台州府北面宁海县的倭寇。侵扰宁海的倭寇在得知戚继光军队来援的消息之后，立即逃走。此时，从台州府东面桃渚所入侵的倭寇已经攻至距台州府城仅二里地的花街，兵力薄弱的府城岌岌可危。四月二十七日，戚继光军已经断粮两日，但仍急行军回援台州府，在花街与倭寇激战。戚家军利用火器对倭寇迎头痛击，仅用了几个小时，空腹作战的戚家军便取得了斩首三百零八级、生擒倭酋二人的战绩，而己方仅阵亡数人。据说，战役结束时，午饭刚好做熟。 这时，更多的倭寇已经在台州境内登陆。五月初一日，从台州府东北面健跳所登陆的倭寇二千多人，竟然自毁其船，以示破釜沉舟之决心，想要一举夺取台州府城，攻至台州府城东北之大田镇。当时，戚继光身边仅有一千五百名兵士。他对士兵们说：“以往作战，多是以多胜少，这次作战却是以寡敌众。因此，你们要做到，一不要争割敌人首级，二不要贪恋敌人的辎重，三不要轻易杀害倭寇中的胁从者。这样我们才能打败敌人。”双方在大田一带各自设伏，但未正式交战。对峙三天之后，倭寇见戚家军防守甚严，就决定绕过台州，想从台州府城西面的仙居县往西南进攻处州府。身负台、金、严三处防务的戚继光自然不能让倭寇从自己的防区转扰其他州府，于是先期在仙居的上峰岭设伏，重创倭寇。余寇退至一座小山，负隅顽抗。戚继光命部下竖白旗于山下，令人高呼：“胁从者投奔旗下，可以免死。”一时间，倭寇中有数百人投降。剩余的倭寇最终被戚家军以火攻全部烧死。这一次会战，戚家军使用了火器、藤牌、伏击、仰攻、鸳鸯阵等多种武器及战术，一举歼灭倭寇一千四百多人，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毁灭性打击。次年五月，一支倭寇死灰复燃，再次被戚家军讨平。至此，浙江倭患基本平息。抗倭的前线南移到了福建。
第42页 从嘉靖四十一年到四十三年（1562—1564），戚继光先后在福建独自或者配合总兵俞大猷取得了横屿、牛田、林墩、平海卫、仙游等大捷，最终平息了福建倭患。残余的倭寇流入广东，但是为患不大。因此，在戚继光等人的支撑下，明王朝的东南海防总算是得到了稳定。但是，北部的边疆却始终未能安宁。 ------------ 镇北：朔风边酒不成醉 落叶归鸦无数来（1） ------------ 戚继光的一首《登盘山绝顶》，不知作于何时。盘山，位于天津市蓟县西北，在明代属北方边防的重地之一。所以，这首诗似应作于戚继光镇守北方之时。“朔风边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的意境，让一位武将在萧瑟的北风中显得多少有些落寞。然而，戚继光是懂得诗文技巧的：“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虽有些衰迈之气，但是，雄心未已的豪壮气概，仍然依稀可见。与东南平倭的显赫声威相比，戚继光坐镇北部边疆、抗击蒙古骑兵之事，少为人知。然而，万历初年北部边防的稳定与戚继光是分不开的。 隆庆元年（1567）秋天，戚继光应诏北上。其实，戚继光在浙江平倭的时候，对于北部边防也瞭若指掌。他曾对朋友汪道昆说过，明王朝的北部边防有五难，就是：一、北部边地绵延数千里，防不胜防；二、鞑靼却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明朝边防最薄弱的环节；三、鞑靼的军队以骑兵为主，来去疾如飘风，不易抵挡；四、明军作战优势乃在火器，但是塞外北风高厉，尘土蔽天，明军常处于下风向，火器不易奏效；五、明王朝北方边镇各自为战，号令不一，划地为防，各不相统。因此，当他接到朝廷将他调往北方练兵的调令时，感到十分棘手。 相对于东南沿海来说，北疆的一举一动更容易招致近在京城的文官们的攻击。而且，负责北部防守的部队，无论是禁兵，还是各镇戍守之兵，或者骄横，或者因欠饷而困顿疲敝，战斗力不济。在私下的交谈中，他对汪道昆说，他想仿效在东南沿海时的做法，在沿边各地招募一支由车兵、骑兵、步兵混编的精锐部队。因此，在到达京城之后，戚继光向朝廷上了《请兵破虏四事疏》，要求朝廷在兵员、粮饷、练兵事宜上给他更大的权力。这一上疏，包含了戚继光整顿北部边防的一揽子计划。但是，据说是由于流言之故，戚继光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统领的不但不是原先所期望的十万或者五万雄兵，而是那老大而腐朽的京营。 时间一过就是半年，凑巧戚继光当初在浙江平倭时的上司谭纶出任蓟辽保定总督。谭纶集结了三万步兵，并从南方调来三千浙兵。为训练这些兵士，他请求皇帝让戚继光来负责，得到许可。这样，在谭纶的保荐下，朝廷任命戚继光驻守蓟州（今天津蓟县），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此后，朝廷将同样驻守蓟州的总兵郭琥调走，事权统一于戚继光，命其总理练兵事务兼任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兵官，专门负责蓟州一带的防务。当初的三千浙兵此时也停调了。戚继光在蓟州任上，主要干了两件实事：一是修边墙；二是练兵。 蓟州位于北京城的东北面，与昌平构成北京的北部门户。但是，这一带的边墙虽然在嘉靖年间曾经有过一番整修，但是却没有筑台，所谓“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由于边墙修得很薄，又没有用以观测和防御敌人的墩台，因此这一设施如同虚设，根本就无法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武装袭击。因此，戚继光一方面请求朝廷允许对边墙进行加厚加高，另一方面建议在边墙上设置敌台。所谓敌台，又叫空心台，一般高三四丈，周围十七八丈，以巨石垒成与边墙一样高的台基，但台基向外、向内都有突出。台基之上为一虚空的中间，但四面却有箭窗。最上一层为垛口。每个台里，通常可以驻兵三十至五十人，设百总一人，同时可以贮备必要的粮食与军器、辎重，由台头、台副负责管理。敌台的作用，就是在敌军来临的时候，可以举烽火报警，并可登台迎战。每个台后，都会有一部分驻军，负责守卫边墙。总体看来，敌台比原先修建的砖石小台更为雄伟，所以更容易发挥防守的作用。而且，依託敌台，士兵们还可以就近屯田，解决军粮问题。这样一来，每一个敌台就像一个小型的城池。明廷同意了戚继光的建议，但是却将应修敌台的数量由三千余座减到一千余座。到隆庆五年（1571）秋天，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今北京市昌平区西部），一千余座敌台随其地势高下，突兀参差，各自矗立，蔚为壮观。戚继光为每座敌台配备了固定的台军，着《哨守条约》，让士兵们学习。敌台不仅充当防御工事，也充当烽火台。在敌台之间，再利用原有的砖石小台作为烽火台，设守军五人。一旦有敌情，距离仅相隔一里的烽火台就可以纷纷举火传烽为号，而敌台的守军则准备迎战。通过戚继光的整顿，北京东北部的防御工事终于得到改善，故《明史》称：“（蓟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 戚继光在蓟州，也注意练兵事宜。由于北方兵卒未经训练，如果在修建边墙中以军法处置，怕他们一时受不了，戚继光重提调浙兵之议，请示朝廷从浙江调三千浙兵。据说，浙兵来到蓟州的时候，正好下着倾盆大雨。雨下了大半天，浙兵站立于郊外，虽然浑身湿透，但军容十分齐整。这使得北方兵卒大惊，自此知道了戚继光军令的严肃。
第43页 在蓟镇的几年里，戚继光完成了一部军事着作——《练兵实纪》。在书中，戚继光系统地提出了他的练兵理论。他认为，关于练兵，一要重视对士兵的平日训练，二是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他认为，士兵们应当重视平日里的教场操练，把训练当作真正临阵抵敌一般来体验，甚至平时不训练的时候也要“一心想着杀贼，蓄养锐气，军容整齐”。练习之法，先练“伍法”，即队伍之间的整合，其次练胆气，再次练耳目，再次练手足，最后练营阵。首练伍法，看得出戚继光对于军纪的强调，而对于士兵的个人能力，却是首重“胆气”。这种理论说明戚继光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训练的将领。他练兵，不是练单纯的武艺，而是要练就一种军魂，一种气魄。 蓟州练兵收到的效果非常明显。当隆庆六年（1572）汪道昆代表朝廷巡视蓟镇时，戚继光在汤泉（今河北遵化县北）组织了一次有十万士兵参与的演习。演习规模之大，气势之伟，令亲自观看演习的戚继光本人都深受感染，有“中心实属恍惚”之嘆，相信“边事真有可为”。 ------------ 镇北：朔风边酒不成醉 落叶归鸦无数来（2） ------------ 十六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蒙古俺答汗与明廷讲和，被封为顺义王，宣府、大同以西边疆相对来说比较平定。骚扰边疆的只是东部一些小部落。经常侵犯蓟镇一带的是朵颜部的酋长董狐狸。然而，面对军容齐整的戚继光部队，董狐狸只是一次一次地失败，最后不得不在万历三年（1575）与明廷讲和，双方通贡互市。此后虽然偶尔会有一些战事，但是，戚继光与李成梁分别镇守的蓟州、辽东，始终固若金汤，保障了明廷东北边境的安全，而蓟州军容之盛，也为诸边之冠。据《明史》记载，蓟州防备极其完善，敌人根本找不到漏洞，只得转而骚扰辽东。这样，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就经常打战，似乎显得“战功卓着”。但比起戚继光镇守蓟州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名来，那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 这样的防御一直持续到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调离蓟镇。他调离蓟镇，是与张居正之死有关。张居正在万历十年（1582）死去，随即便遭到神宗的清算，而凡与张居正往来密切的大臣，多半受到牵连。戚继光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遗憾地离开了北部边疆。清人编四库全书，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戚继光的诗文有这样的评价：“诗亦伉健，近燕赵之音。”看来，蓟镇的近二十年岁月，毕竟给戚继光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 ------------ 兵法：迹至粗而用至神 ------------ 戚继光在某些方面更类似文人。例如，他在另一部军事着作《纪效新书》的序言里，大谈“仁义”、“心”一类的儒学内容。他甚至认为兵法的根本也在于“人心”：“黄帝之法，根于几微；汤武之兵，本诸仁义。几微之所由起，仁义之所从出，在于吾心。是故迹至粗也，而用至神也。”像黄帝、成汤、周武王等人的用兵之法，都是本于人心。从这种理论来看戚继光的实践，他在剿倭时对胁从者的宽容，以及练兵时强调精神的力量，就很容易理解了。通过这样的表述，戚继光将被当时文人们形容为“粗迹”的军事行动，升华成一种蕴含精微道理的行为。然而，戚继光并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军事理论家。他曾在《练兵实纪》一书中说过：“教兵之法，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实用，是戚继光军事理论的根本原则。他在练兵时，特别反对花法，要士兵一定要摒弃一切花架子，要学会实战的真本领，这样才不会在战场上吃亏。 晚明有一个戚继光兵法的崇拜者，写了一部《武备新书》，提出要制造“火龙捲地飞炮”，大概就是雕木为虎豹之形，以轮驾之，使口中出火，藏炮于腹，点火于马尾，使其沖敌。这一“创意”被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大大嘲弄了一番，说“殆于儿戏”，跟小孩子玩儿似的。然而，这部书也题名为“戚继光撰”，显然是託名，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戚继光在军事理论上的声名。戚继光的军事理论着作，迄今所见主要是《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在这些书里，富含着这位爱国将领关于治军、实战等方面的理论。 一、治军。戚继光治军，首先提出一个军队职能的问题。针对明朝军队战斗力不强而搜括民脂民膏却不遗余力的怪现象，戚继光提出士兵的首要职能是“保国安民”。他说：“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士兵如果不愿杀贼，反而祸害百姓，便也变成了贼。他经常用宋代岳飞的岳家军来作榜样，认为岳家军的“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精神，就是保国安民的典范。 其次，戚继光指出，处理好官兵关系是治军的关键。他对将领们说，官与兵要同甘共苦，要身先士卒。所谓的身先士卒，“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也就是要求将领们能时时“吃苦在前”。戚继光本人，也坚守与士兵同甘苦的原则。在浙江平倭时，有一次戚继光行军到乐清，恰逢大雨。当地的士绅请戚继光入室避雨，戚继光说：“上千士兵都露天站着，我怎么可以独自进屋避雨呢？”他虽然治军严明，但是对士兵们却非常爱护。他曾说过，自己的军队“暑行千里，我不曾打一个兵五棍”。这种恩威并行的治军方法，使得戚家军能够有良好的军纪，也因此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第44页 在戚继光的治军理论中，“练将”是极重要的一个环节。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将领，必须是德、才、识、艺兼备，而以德为先。没有德的将领，就是没有“将心”的将领，最后可能会堕落成“骄将”。将领必须具有知识，文武兼备。因此，他提出要加强对各地武学的儒学教育，让学生们在娴习武艺的同时，能有更好的识见。 二、关于战争。戚继光非常重视战争中的给养问题。他认为，保证足够的军用物资的供应，是保持军队在战争中主动性的首要条件。为此，他在平时的行军中，要求每队都必须有常备的伙头军、行军用的锅。每个士兵在行军中都必须带上干粮和行装。一旦作战，要做到件件齐备，“一器不乏”。其次，戚继光重视“行军快速”。在对敌作战中，军队必须灵活应变，攻敌之无备，出敌之不意。戚继光要求军队要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接受调动，集结最优势的兵力，迅速歼灭敌人。《明史》称戚继光作战“飙（biāo）发电举，屡摧大寇”，就说明了戚家军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再次，戚继光非常重视战争中的武器。例如，在浙江沿海平倭的那一阶段，戚继光特别重视火器的运用；在镇守蓟州的时候，由于蒙古骑兵移动迅速以及北风的原因，戚继光明白火器的使用相对受到限制，就特别强调要发展车兵。他说，与蒙古军队作战，当以车兵为正兵，依託战车，结成车营，以抵挡蒙古骑兵的冲击，而步兵则以战车为掩护，同时可以保护战车，骑兵作为奇兵可以抄袭敌人的后路。这样，面对敌人骑兵的冲击，车兵们可以结车为险，俨若一座移动的小城，各兵种协同作战。此外，戚继光特别重视兵器之间的搭配使用。例如，要对付倭寇的锋利倭刀，要多使用狼筅（xiǎn）、大棒、长枪等长兵器；对于火器，他改变以前火器笨重的毛病，在规格、口径、铅弹大小、弹药分量上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使火器成为戚家军用以克敌致胜的重要武器。 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在后来的军事实践中曾起过巨大的作用。据说，在戚继光离开蓟镇后的数十年中，“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他所训练出来的南兵，在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总兵李如松就说，平壤大捷所用的战法，“乃戚将军《纪效新书》，本是御倭之法，所以全胜”。清代曾国藩的湘军，就是“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按戚继光的募兵制度、训练思想、军队纪律、作战战术而组建的。据说，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后期军事领袖李秀成也非常推崇戚继光，案头常存一部《纪效新书》。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军事家，晚年却被朝廷弃用。在万历十一年从蓟州调往广东之后，戚继光数度萌发归隐的念头。没有首辅张居正的照顾，戚继光或许自感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前途，倒有了“鸟尽弓藏”的想法了。这时期，他的诗文中有“君恩自是优功狗，世事浑如看纸鸢”一句，自况“功狗”，很难说他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牢骚。万历十三年（1585）冬天，戚继光告老，得到神宗的批准，回到了山东老家。在老家，戚继光所能做的，也就像所有的致仕官僚一样，修家庙，整理文集，再做点慈善事业，以此来排遣晚年的寂寞。 万历十五年十二月，戚继光在家乡病逝，年六十。死前，他在奉于家庙的一篇祝文中写道：“游子三十年行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遭一劫。”三十年的军事生涯，在戚继光的笔下，如此的轻松，但又似乎格外的沉重！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范中义：《戚继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年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 袁崇焕 ------------ 袁崇焕为官的十余年，就像一幕大剧，混合着各种各样的元素：监军、红夷大炮、孤城抗敌、尚方宝剑、擅杀、勤王、反间、见驾被擒、下狱、磔死（磔，zhé，指古代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奇冤。一个人完不成一幕大剧，在主角袁崇焕身边，崇祯皇帝、努尔哈赤、皇太极、毛文龙、满桂、祖大寿、钱龙锡等人纷纷配合出场，而演出的背景则是后金与明廷之间的交战以及明末党争。 无疑，这是一幕大悲剧，以袁崇焕被磔死结尾，伴随着明廷东北防务的一蹶不振。然而，悲剧的主角在明朝末年一直没有得到过同情。据说，崇祯十四年（1641）时有一个叫梁非馨的人，上疏白袁崇焕之冤，朝廷有赐葬之举。但是，此事很少为人所知。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的考证，南明弘光帝、永历帝都曾有昭雪袁崇焕之意。永历帝还追谥袁崇焕为“襄愍”。不过，南明小朝廷僻居一地，影响不大。直到清朝编修《明史》，编修者检阅《清太宗实录》，才发现袁崇焕被冤杀的背后，竟有着清太宗皇太极的反间计。 干隆四十七年（1782），干隆皇帝给军机大臣下谕旨说：“我昨天批阅《明史》，发现明朝袁崇焕督师蓟、辽，虽然是与我朝为敌，但却能忠于所事。那时明朝主暗政昏，不能让他尽其忠诚，以致身遭重刑，深可悯恻。”随后，干隆皇帝命广东巡抚查寻袁崇焕后裔，加以抚恤。至此，袁崇焕的冤屈才渐渐为人所知。民国初年，北京建袁督师庙，庙内正中塑袁崇焕石刻像，石刻像上悬袁崇焕手迹“听雨”一额。梁啓超先生首开袁崇焕研究之学，称袁崇焕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千古军人模范”。此后，袁崇焕的形象渐趋伟大。今天，对袁崇焕的研究已经涉及其各个方面，包括袁崇焕的籍贯、后裔、军事业绩、议和、杀毛文龙、诗文、文物故迹等。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袁崇焕的认识。
第45页 历史总是有它的两面性。袁崇焕的丰功伟绩及旷世奇冤背后，也有其性格的因素。从一介书生，迅速崛起为边疆重臣，说明袁崇焕有着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敢做敢为的性格。在一个自命不凡而多疑的崇祯皇帝看来，袁崇焕的才能是值得重用的，也同样是需要防范的。所以，当明末政治盛行虚矫爱国之气，而又不敢相信袁崇焕不会通敌时，袁崇焕就必死无疑。 ------------ 书生做监军 ------------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东莞人。据一些学者的考证，袁崇焕大约在三岁左右便离开东莞来到广西藤县的莲塘村生活。二十年后，袁崇焕回过东莞一次，写下《登贤书后回东莞谒墓》。所谓“登贤书”，即中了举人。大概中举之后，袁崇焕例当衣锦还乡，回东莞谒祖墓。诗中说：“少小辞乡国，飘零二十年。”不过，袁崇焕中进士的年龄似乎不小。他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中进士，随后被授予福建邵武县知县一职。这一年，袁崇焕已经三十六岁了。知县的职位虽小，但却很有可能被选为位卑权重的御史或给事中，可以干一番事业。看来，袁崇焕的前途一片光明。 袁崇焕虽是一介书生，却不愿做一个腐儒。他对于军事的兴趣，似乎远远超过了按部就班地升官的愿望。在明末社会中，谈论兵事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据说，天启年间浙江乡试中策论的题目就是关于“辽东兵事”的。像陈子龙、徐孚远等松江名士，都是喜欢谈论兵法的。 袁崇焕做官的那一年，明朝军队与后金军队在萨尔浒发生了一场重大战役。明朝调集全国的精锐部队共约十万人，而后金亦集八旗精锐共六万人。决战的结果是：明朝将领阵亡三百一十多人，兵士阵亡四万五千八百余人，损失战马二万八千匹；后金伤亡仅数百人。一贯自大的明王朝，终于感受到来自东北的巨大压力。内阁首辅方从哲请求皇帝召开九卿科道会议，共图良策，以图保卫辽东。远在前线的经略杨镐，也作为战败的主要责任者被逮进了诏狱。袁崇焕这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自然受到这种情势的感染。他中进士后虽然远赴东南的福建邵武县任职，但依旧关心军事问题。据说，袁崇焕“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每次遇到退伍的将校或者老兵，都要向他们请教边塞的形势。所以，袁崇焕也始终“以边才自许”。 天启元年（1621），东北的战事更趋恶化：渖阳、辽阳相继失守，辽东尽失。天启二年（1622），身为地方官的袁崇焕按惯例朝觐，即向朝廷述职。御史侯恂知晓袁崇焕的军事才能，便请求朝廷对袁崇焕破格录用，于是袁崇焕被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兵部职方司“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主事是正六品的官员。从七品的地方官，升为六品的京官，而且是在负责军事的兵部任职，袁崇焕自然欣喜。不久，广宁卫（今辽宁北宁）失陷。群臣讨论是否要退守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东北）。袁崇焕便单枪匹马跑到山海关，勘探了几天形势。在京群臣还都说袁主事不知去了哪里的时候，袁崇焕却已从山海关回来。这次远行，使袁崇焕对于山海关的形势有了深刻的理解。他说：“只要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人就足够担当守关之任。”相较袖手空谈的一帮文臣，袁崇焕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气魄和胆量，也赢得了大家的赞许。他的军事才能逐渐为廷臣们所接受，再一次得到提升，升为佥事，监关外军。不久，经略王在晋派袁崇焕出关，充当驻守在广宁中前所（山海关东北面三十五里处）的参将周守廉的监军。 充当关外明军的监军，袁崇焕的军事生涯正式开始了。在这一段时间，他有几件事情是应当值得人们注意的：一是他不畏艰险的胆量；二是他主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的战略眼光；三是他果于用法的性格。当时，经略王在晋派袁崇焕去广宁前屯卫负责安置流离失所的辽人。广宁前屯卫在广宁中前所东北面，距山海关约二十五公里左右，其间荆棘丛生，虎豹出没。袁崇焕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即乘夜出发，凌晨入城，驻防将士们“莫不壮其胆”，深为佩服。王在晋对袁崇焕也是更为倚重，将他提升为宁前兵备佥事。 但是，袁崇焕却认为王在晋“无远略”，在一些战略性的问题上与王在晋有分歧，对王的命令也不尽遵行。当时，负责东北防务的军事领导是经略王在晋、蓟督王象干。王象干的想法是，安抚蒙古，以捍东陲。王在晋的想法则是，专守山海关，而守山海关的措施，是在山海关东北面不远的八里舖再修一座城池，派四万人防守，作为山海关的屏障。面对王在晋这种一味收缩防守的策略，力图在辽东战事中有所作为的袁崇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写报告给首辅叶向高说，王在晋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弃十三山（今辽宁锦县东北）的十几万难民于不顾。他要求朝廷在宁远设防，进可以据锦州，作为十三山难民之声援，退可以据守宁远城。朝廷对此犹豫不决，遂派大学士孙承宗巡视边关，解决此事。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即命王象干派兵援助十三山难民，而王象干认为山海关守军新败之后，无力再战，只派了三千人前往援助。王在晋也坐视不救，遂使十三山的十余万难民仅有六千人脱逃归来。
第46页 经过此事之后，孙承宗逐渐倚重袁崇焕，而驳回了王在晋在八里舖修建城池的建议。后来，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就说：“在晋之谋，原未可厚非。惟弃地设守，终非善策，宜不为新进有为者所喜。”王在晋的建议，老成持重，考虑到国家的财力、兵力，认为如果在关外设守，万一有变，山海关将不得不开关接纳逃兵，这样的形势就很危险。但是，袁崇焕无疑更具一腔血气之勇。袁崇焕常常说：“我不惜身命。”王在晋就会反驳道：“个人身家性命与国家的封疆，孰轻孰重？”看来，袁崇焕与王世晋的分歧，根本是在于两人的价值观不同。不过，从当时明廷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对比来说，明方弃辽河以西大片土地不守而专守山海关，无疑是示弱于人，并且放弃了在辽西角逐的机会，只会越走越被动。袁崇焕所主张的守宁远之策，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他本人付诸实施，确是收有七八年间京师不受威胁之效。这也证明了袁崇焕的建议有切实可行的地方。 当然，袁崇焕的个人性格对他和旁人之间的分歧来说，是有弊无利。作为监军的袁崇焕，在执法上非常严厉。有一次，袁崇焕核实军队人数，发现有虚报的情况，立即处死了一个校官。这事引起孙承宗大怒，孙承宗说：“监军难道有权力擅杀吗？”袁崇焕向孙承宗顿首谢罪，才算了结此事。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性格中自负的一面。随着袁崇焕所承担的责任和权力越来越大，这种自负的性格会可能膨胀成为自大和专擅。后来，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似乎也是某种必然。 ------------ 孤城抗强敌（1） ------------ 袁崇焕的关外军事生涯如此顺利，与孙承宗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今河北高阳）人。他年轻时，与袁崇焕一样喜欢与老兵老将探讨边关形势，也熟知边事。他是明代后期最有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的大臣之一，曾在天启年间和崇祯年间两次以大学士身份督师关外，都取得了一些成果。萧一山先生说他才略不亚于熊廷弼，但器量却超过了后者。天启二年到五年（1622—1625），孙承宗第一次以大学士身份督师，使关外防务得到大规模的拓展。在他的布置下，明朝修复城堡数十座，练兵十一万，裁汰冗军一万七千人，造甲冑，修器械，开屯田，使明廷的统治在辽东地区得到部分恢复。同一时段里，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一意建都渖阳，面对由孙承宗组织起来的无懈可击的防务，不敢轻举妄动。因此，近四年间双方没有发生战事。然而，天启五年孙承宗被高第取代，引发了尽撤关外诸城之举，这使得袁崇焕不得不孤城抗敌，而退敌之功也成就了袁崇焕在天启末年节制关内、关外军事的威权。 一、宁远布防。这一阶段的袁崇焕，专注于宁远城的防守部署。天启三年（1623）九月，孙承宗决定派兵守宁远，命袁崇焕、满桂同往镇守。袁崇焕到宁远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筑城。此前，孙承宗曾经派祖大寿去筑城。祖大寿凭个人的直觉，认为朝廷不会长期驻守宁远，所以城建了十分之一就停下了。袁崇焕到宁远之后，定下城墙的规制：高三丈二尺，宽三丈，上二丈四尺，城墙上的防护矮墙高六尺。他命令祖大寿、高见、贺谦分督修城的任务。 天启四年，宁远城修建完毕，“遂为关外重镇”。袁崇焕与满桂的合作，最初还算是比较相得。满桂是一员良将，而袁崇焕勤于职事，誓与此城共存亡，又“善抚将士”，二人的通力合作，使得将士们也乐意效命。因此，大环境的相对宁静，以及宁远城防务的严密，使天启年间的宁远城不但成为关外的重镇，而且是关外一个重要的贸易集散地、移民定居点。据《明史》记载，这时的宁远城“商旅辐辏（còu），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袁崇焕对于宁远的防务，可谓是尽心尽力。他的父亲死了，他夺情视事，不离职守。夺情，就是奉旨不回乡为父守制。这在明代历史中出现过多次，但屡次都遭到言官的弹劾。例如成化年间大学士李贤、万历初年大学士张居正，都曾因夺情遭到当时舆论的抨击。袁崇焕夺情视事，由于他是负责前线防务，所以可能在当时舆论看来还不算是贪恋权位，也就没有受到什么抨击。但是，从夺情一事看来，袁崇焕的性格与张居正类似，就是在处理国事与家事、行事与品行的关系时，不重虚誉，而注重实际。 宁远筑城之后，袁崇焕在孙承宗的支持下，陆续将明朝的防线往东北推了二百余里。到天启五年初，宁远城已经成为东北防线的内地了，在它之外，是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等城堡。作为按察佥事备兵宁前道的袁崇焕，有理由相信宁远城及其周边城堡构成的严密防御体系足以抵挡后金军队的进攻。 二、孤城抗敌。孙承宗在东北边防上功绩卓着，所以在朝廷上的地位也很高。魏忠贤千方百计想要拉拢他，派应坤等人向孙承宗示意。孙承宗没有理睬，魏忠贤便非常痛恨他。天启五年，孙承宗西巡蓟州、昌平等地，上疏请以贺圣寿入朝觐见，也想藉此机会弹劾魏忠贤。魏忠贤的亲信魏广微赶忙向魏忠贤报告说：“孙承宗拥兵数万来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做他的内应，您将会变成齑（ji） 粉。”魏忠贤吓得跑到熹宗那里绕床而哭，求熹宗制止孙承宗来京。孙承宗到通州时，接到熹宗圣旨，立即返回。魏忠贤派人侦查，却发现孙承宗仅带着鹿善继一人而已。魏忠贤这才安下心来，但是却再也不敢让孙承宗继续执掌军权了。他指使崔呈秀等人不断地诋毁孙承宗，终于迫使孙承宗在当年十月离职。接替孙承宗出任经略的是高第。
第47页 高第是万历十七年的进士。这个人并不像一些作品中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讨好魏忠贤的无能之辈。高第对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的行径，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曾多次向皇帝请求释放杨、左等人。因此，魏忠贤大约是嫌他碍事，便让他出京经略蓟辽。 高第为官清廉，但却显然不是一个军事家。他出任经略之后的策略，便是在山海关重兵屯守，关外坚壁清野。也就是说，高第的策略，与孙承宗当初积极进取的策略完全相反。看得出来，从王在晋到高第，在东北防务上採取的是守势战略，而孙承宗、袁崇焕的战略则要积极主动。如果关外全部失守，则这两种战略都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当时宁远、锦州等城业已成为关外重镇，屯田、商贸都很发达。放弃宁远、锦州，对于明朝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损失。就在当时，袁崇焕及其部下面对高第尽弃关外诸城的策略，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袁崇焕一手提拔起来的通判金启倧（zong） 就说：“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都是前锋要地，如果收兵而退的话，已经安居的黎民百姓将不得不再次迁移，已经取得的封疆将要再次沦没。关内外能受得了几次这样的退守呢？”袁崇焕自然贊同金通判的意见，遂上书高第说：“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经收复，安可轻撤？锦州、右屯动摇，则宁远、广宁前屯卫也必定受到震惊，山海关也会失去保障。现在只需要择良将守城，一定不会有问题。”但是，高第心意已决，遂尽撤锦州、大凌河、右屯等城堡，将屯兵驱入关内，遗弃的米粟有十余万石。据说，撤兵一事，引得死亡载途，哭声震野，百姓怨愤，军队士气低落。按高第的想法，连宁远、广宁前屯卫两城也要弃守。袁崇焕却表示出与城同存亡的决心。他说：“我的官职就是按察佥事备兵宁前道。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面对态度坚决的袁崇焕，高第没有强令袁崇焕入关。从此，宁远城便成为关外的一座孤城。似乎为了奖励袁崇焕的勇气，朝廷将袁崇焕升为按察使。然而，一个官衔如何能阻挡后金的虎狼之兵呢？ 始终在伺机而动的努尔哈赤，又焉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率兵六万进攻宁远城。后金军接连攻下右屯、大小凌河、杏山、塔山等八座城堡，明军遗留在右屯的粮食反而被努尔哈赤掠获，变成后金的军粮。努尔哈赤一心要拿下宁远，竟遣兵绕过宁远，在距宁远西面通往山海关的大路上五里处筑营。这样，短短不足一月间，后金军队拿下宁远周边的城堡，使袁崇焕、满桂驻守的宁远城完全变成了一座孤城。此时，后方山海关的明军，从经略高第到总兵杨麒、赵率教，皆不敢赴援。 袁崇焕深知明军自萨尔浒战后一直士气低落，坐等关内守军来援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现在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宁远城中不足两万的守军。袁崇焕迅速做了系列部署。首先，袁崇焕本人与总兵满桂、副将左辅和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人歃（shà）血为盟，举行誓师大会，誓与城共存亡，军士们都感动不已，“咸请效死”。接着，袁崇焕将城外军民撤入城中，坚壁清野。再者，袁崇焕檄前屯所总兵赵率教和山海关总兵杨麒，对他们说：“将士逃至者，悉斩。”这样就可以断绝军士逃跑之心，才会奋力死战。袁崇焕还命人在城上架起了红夷（衣）大炮。 那红夷大炮的用法，据有些学者说，是挖壕凿在墙洞中，大炮可以向外平射。后来在与后金军队的作战中，一个炮位就能打出一条血槽。据当时在袁崇焕军中的朝鲜使者韩瑗（yuán） 的见闻，袁崇焕守城的武器中，确实有一种名叫“地炮”的火器。可是，据阎崇年先生的意见，大炮还是架在城墙上。这是一种与此前明军所使用的火炮不同的西洋大炮，从澳门运来，威力更为巨大。据说，红夷大炮一发，可伤数百人。韩瑗描述当时发炮的情形：“不一会儿，放一大炮，声动天地。……后金军队合力攻城，城上守军又放大炮，举火照明，箭镞与礌石纷纷向下射去。……过了一会，地炮大发，城门内外，土石飞扬，火光之中，只看见胡人与胡马腾空乱坠，死伤无数。” ------------ 孤城抗强敌（2） ------------ 努尔哈赤的军队攻城数日，俱被袁崇焕击退。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我从二十五岁用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其实，当时满洲军队气焰嚣张，遇到雄才大略的袁崇焕，便应了“骄兵必败”一语。韩瑗对战时的袁崇焕记载得非常生动：“袁崇焕的对敌措施，旁人都不知晓，军中非常安静。他跟几个幕僚正在闲谈，有报告说贼兵来了。这才乘轿上城楼，又与我们谈古论文，一点忧愁之色都没有。不一会儿，放一大炮，声动天地。我吓一跳，连忙低头避让。袁崇焕却大笑说：‘贼兵来了！’推开窗户往下看敌兵攻城的情况。”从中可见袁崇焕措置有方的景象和处变不惊的勇气。看来，袁崇焕守城的准备非常充分，所以能够气定神闲。面对布置周密的防守，擅长野战的后金骑兵自然难逃一败的下场。这一战中，据说努尔哈赤被大炮击中,身负重伤。同年八月，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逝世。袁崇焕则因孤城抗敌而大胜受到朝廷的表彰，升为右佥都御史。
第48页 宁远大捷，对明朝来说意义重大。它是明金交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扭转了明朝军队中多年来的畏金情绪。熹宗下旨说：“这是七八年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胜仗，真够扬眉吐气啊！” 三、节制关内外军事。宁远一战中，高第、杨麒等拥兵山海关，坐视而不敢救，以为宁远城必然会失陷。宁远大捷，给当时的明廷无疑注射了一针强心剂。《明史》称：“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明朝）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也就是说，在袁崇焕之前，明朝将领根本没有敢于守城接战的勇气；而考虑守城接战，则是从袁崇焕的宁远大捷后开始。这时，朝臣纷纷追究当时不敢救援的高第、杨麒的责任，朝廷也改用王之臣取代高第出任经略，以赵率教取代杨麒出任山海关总兵。 天启六年三月，袁崇焕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不久加兵部左侍郎衔。但是，袁崇焕在胜利之后，也渐渐骄傲起来。他对当初共事五年、同城抗敌的满桂竟然产生了不满，彼此间不很协调。明廷只得将满桂召回。王之臣当时作为经略，请求朝廷将能征善战的满桂留在关外。为此，袁崇焕与王之臣又不和。最后，朝廷只得在王之臣、袁崇焕之间作了妥协：王之臣专督关内军事，袁崇焕专督关外军事。按理来说，王之臣作为经略，是节制关内外军事的；袁崇焕作为辽东巡抚，应受王之臣节制。然而，大功初成的袁崇焕，自然更受朝廷器重，而这样的职责分工，显然是提升了袁崇焕的地位而削弱了王之臣的权力。袁崇焕甚至在随后向朝廷的奏疏中说：“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着，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qiè） ，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这表明袁崇焕也许将朝臣及同僚的一些建议，都视为是自己功大而召来的怨言。他请求皇帝和主事的大臣要始终对自己抱着信任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奏疏几近于一种要挟或者发泄。但是，即便是这样，熹宗仍是对袁崇焕“优旨褒答”。天启七年（1627），朝廷召还王之臣，罢经略之职，让袁崇焕节制关内外军事。袁崇焕等于是取代了当初王之臣的位置，成为事实上的蓟辽经略。只不过由于资历的原因，袁崇焕是以辽东巡抚的身份节制关内外军事罢了。 从节制关外军事到节制关内外军事，袁崇焕在战略布署上做了数件大事：一、与诸将巡历锦州、大凌河、小凌河，恢复之前相继失守的诸城；二、遣使与后金议和。天启六年八月，袁崇焕派人以吊努尔哈赤之丧的名义与后金议和，趁机探看后金虚实。当时后金军队正想在南面与朝鲜及明朝驻守皮岛的毛文龙开战，不想两面受敌，所以与袁崇焕之间使节往来频繁。三、遣兵援助毛文龙。后金军队在天启七年初进攻毛文龙及朝鲜。受朝廷之命，袁崇焕派水军援助毛文龙，派赵率教等人进逼三岔河以牵制攻朝的后金兵，后来因为朝鲜被迫臣服后金，明军遂回撤。四、组织东北地区的屯田和移民。按照袁崇焕“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方针，要使辽河两岸能成功抵御后金军队的进攻，就不能光靠从内地调来的军队，而是要鼓励人们定居于此，从而增加人民抵抗后金侵略的决心。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就要实行屯田，实现军队自给自足。五、组织宁、锦之战。天启七年五月，后金军队进攻赵率教镇守的锦州。袁崇焕镇守宁远，另派四千精兵援锦州。随后，袁崇焕令满桂、祖大寿等人赴援锦州，在城外与后金军队大战。双方各有死伤。后金军队攻锦州不下，只好撤兵，途中毁大凌河、小凌河二城。这一次战斗，虽称大捷，但袁崇焕却被魏忠贤的亲信们弹劾，说他不敢遣宁远城内的精兵救锦州，是“暮气”，也就是老气沉沉、没有勇气的意思。袁崇焕在魏忠贤的排挤下，终于无法立足了，遂向朝廷请求辞职。当年七月，袁崇焕辞官。 取而代之的是王之臣。王之臣以督师兼辽东巡抚，仍驻守宁远。这说明，袁崇焕虽然被免职，但是他从天启三年开始经营的宁远城，确实成了关外防守的重镇。 ------------ 身死蒙奇冤（1） ------------ 天启七年十月，魏忠贤被新近即位的崇祯皇帝除去，廷臣纷纷请求重新召用袁崇焕。崇祯元年（1628）四月，朝廷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从家乡来到京城，在紫禁城的平台接受年轻的崇祯皇帝的召见，恩宠异常。谁料仅仅一年之后，即次年十二月，袁崇焕便被下狱，随后在崇祯三年（1630）八月被磔死。前后三年间，袁崇焕从威权极重的督师，沦为阶下囚，再被残忍地处以磔刑，令人不胜唏嘘。究其原委，固然有党争的背景（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阉逆余党企图借袁崇焕来除去东林党人钱龙锡），然而，他的被杀的确还有他本人所造成的伏笔：从他出任督师以后，接二连三发生了数件事情，最后合力形成他的死局。 一、五年平辽之海口。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时，对袁崇焕大加激赏，对他不远千里来京城赴任表示慰劳。随后，崇祯帝问袁崇焕：“边关何日可定？”崇焕回答：“臣受皇上知遇之恩，召臣于万里之外，倘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之权，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崇祯皇帝大喜过望：“你如果恢复全辽，朕也不会吝啬封赏。你努力救国，你的子孙也会享有你的福分。”在场的内阁辅臣对袁崇焕的气概表示钦佩。惟有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对袁崇焕的说法表示怀疑，于是趁崇祯帝在便殿休息之时问袁崇焕：“五年之期，应当是你胸中早有成算吧?”不料，袁崇焕却说：“皇上对于平辽的期望太大了，暂且以五年平辽一说来安慰圣心罢了。”许誉卿当时就嘆道：“皇上英明，你岂可随便应对？将来要按期责效，那你怎么办？”
第49页 实际上，明朝在军事上对于后金已转入战略防御时期，能守住辽西的宁远、锦州数城，已属不易，而谈兴复全辽，简直是痴人说梦。后金继主皇太极励精图治，施行改革，军力国力进一步增强。对这样强大的敌人，最现实的对策应是以守为攻，徐图进取。袁崇焕对于这种战略其实深有所见。他曾说过，“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也就是说，辽东的战事，守为上策，辅以战、和，才有望在辽东战事上获得转机。然而，面对崇祯皇帝的眷顾，袁崇焕确乎有些忘乎所以，以致于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这样的海口，对于年轻气盛的崇祯皇帝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对于袁崇焕来说，他的大话无疑是给自己立下了一道生死状。五年若能平辽，自然是将更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但是，如果五年不能平辽呢？恐怕结局就不妙了。一经许誉卿提醒，袁崇焕也立即对自己的失言大生悔意，于是向皇帝提了许多条件，如要求吏部、兵部、户部、工部给他充分的人、财、物的支持，要求京官们不要哓（xiāo） 哓不止对他的军事行动妄加评价。不想，崇祯皇帝当时就一口答应，并且下敕各部如言做到。 崇祯皇帝又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同时将满桂、王之臣等边臣的尚方宝剑收回。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一味依从，使袁崇焕完全没有了退路：五年平辽，即是生路；五年若不能平辽，必定是一条死路。即使这样，崇祯皇帝最后甚至连五年的时间都没有给袁崇焕。此后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使多疑的崇祯皇帝对袁崇焕不仅失去了耐心，也起了疑心。 二、擅杀毛文龙之过。崇祯元年八月，袁崇焕单骑出关，赶赴宁远上任。他成功地处置了宁远兵变事件，杀了十几名叛兵首领，平息此事。袁崇焕凭藉其在边关的经验以及皇帝的信任，很快在边关将士中取得很高威信。他着手调整宁远一带的防务，重用昔日的部下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等人：以赵率教镇山海关，以何可纲镇宁远，以祖大寿镇锦州。随即，袁崇焕请求皇帝撤消了辽东巡抚、登莱巡抚等职。这样，在袁崇焕的督师辖区，再无一人与他可在权力上相抗衡。不过，另一大将毛文龙因独据皮岛，相对较为独立。因此，袁崇焕对毛文龙的想法是：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 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参军后曾为都司一职。后金军队攻陷辽阳之后，毛文龙率部攻陷鸭绿江口的镇江堡，后退守鸭绿江口之皮岛。在天启年间，皮岛相对来说是一块净土，也是朝鲜使节来明朝进贡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驻兵皮岛的毛文龙，一则可以联合朝鲜抗击后金，二则可以牵制后金军南下。当然，毛文龙在皮岛上的作为，确实有贪赃枉法之事，像侵吞军饷之类的事情更是常见。总体来说，毛文龙驻守皮岛，利大于弊。但是，袁崇焕既然想统一号令，就不可能长期容忍毛文龙的坐大。于是，袁崇焕请求朝廷让朝鲜使节不经皮岛，而改由觉华岛来朝贡。同时，他对毛文龙採取了经济控制的措施。这引起了毛文龙的不满。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九日，袁崇焕以督师身份赶赴皮岛附近的双岛。次日，毛文龙从皮岛来船上谒见袁督师，袁崇焕虚意慰劳。六月初三日，袁崇焕应毛文龙之邀登上皮岛，暗示毛文龙告老还乡，但遭到毛文龙的婉拒。六月初五日，袁崇焕以十二条当斩之罪擒杀毛文龙，改编其军队。六月初九日，袁崇焕启航回宁远。 在这一事件中，袁崇焕布置周密，而且先斩后奏，看似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毛文龙专擅的问题。但是，对于明廷来说，对于袁崇焕自己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错误。且看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叛降后成为清廷建国功勋，就可知毛文龙乃是枭雄及其军队之善战。杀毛文龙，以致激变其部，无疑是将自己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赠与了后金。何况，驻守皮岛的明朝军队，能起着牵制后金军南下的作用。崇祯二年后金军队敢于长途奔袭京师，后方没有毛文龙的威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明史》记载，毛文龙被杀后，“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崇祯皇帝的本意，自然是不想让毛文龙死。王之臣、满桂等人的尚方宝剑可以收回，而毛文龙的尚方宝剑却不收回，也说明崇祯皇帝对于毛文龙的赏识与倚重。袁崇焕的擅杀，虽然加强了自己支配全辽战局的权力，却无疑也招致了崇祯帝的隐恨。 ------------ 身死蒙奇冤（2） ------------ 三、救援京师之失策。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军队绕开锦州、宁远防区，从蓟门大举南下，进逼京师。十月下旬，后金军队到达遵化城下，距京师不过二三百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袁崇焕闻信之后，心急如焚。他先命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增援京师。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在遵化城下与后金军队血战，全军覆没。袁崇焕本人则于十一月初五日率兵入关。按照当时总督京城防卫的大学士孙承宗的意见，明军应当拒敌于顺义、蓟州、三河一线，而不应退守通州、昌平。照袁崇焕部将周文郁的意见，袁崇焕不宜入京，应该及时在京城外围寻机堵截后金军队。但是，袁崇焕以京城安危为念，率军直趋京城。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的大军到达京师广渠门外。崇祯皇帝立即召见了袁崇焕，深加抚慰，并咨询战守策略。袁崇焕以为，自己一听到变故就马上千里赴救，积极主动，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可是，京师居民长期歌舞昇平，突遭战事，心态失常。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在先，故意引敌入关。在这种氛围下，朝野上下不能不对他有怀疑，再加上皇太极施用反间计，袁崇焕差不多是走上了一条死路。
第50页 十一月二十日，满桂在德胜门、袁崇焕在广渠门同时与后金军队开战。满桂退守德胜门之瓮城，而袁崇焕率军将清兵击退。二十三日，袁崇焕入城觐见皇帝，请求像满桂一样，可以让士兵入城休整，却遭到崇祯皇帝的断然拒绝。皇帝对袁崇焕的疑忌从中可见。京城内外，官民们面对来自后金军队的骚扰，对袁崇焕驻守蓟辽而不能阻后金军队于关门之外，怨言颇大。皇太极与谋臣范文程密谋，实施反间计，纵放宦官杨某，故意让杨某把在后金军营里听来的“密约”传报给崇祯皇帝。十一月二十七日，袁崇焕再次击退了皇太极的军队，京师外围局势趋于平静。十二月初一日，不辨是非的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三人，着锦衣卫拿下袁崇焕。祖大寿是袁崇焕部将，见皇帝如此无情，害怕遭到跟袁崇焕一样的下场，便率领辽兵东返，离开战场。后来朝廷还是靠着袁崇焕的亲笔书信，才将祖大寿召还抗敌，收复永平、遵化一带。 这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袁崇焕来整倒内阁辅臣钱龙锡，说钱龙锡与袁崇焕两人早就密议与后金议和。议和，对于刚愎（bì） 自用的崇祯皇帝来说，是不可容忍的罪行。因此，此论一出，袁崇焕算是死定了。何况这些人给袁崇焕安有另一条罪名：擅杀大帅（指杀毛文龙）。在那个时代，擅杀是侵犯皇权的行为。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磔死，抄家，兄弟妻子流放二千里。据野史记载，袁崇焕受刑时，其尸体被民众抢食，可见京城百姓当时对袁崇焕降敌谣言信之不疑。可悲可嘆！ 《明史?袁崇焕传》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更是不可收拾，明廷离败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这是崇祯皇帝自毁长城的恶果。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阎崇年：《袁崇焕传》，中华书局，2005年 （2）杨本义：《袁崇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