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第1页 [史学研究] 《李鸿章传》作者：张梅煊【完结】 出身望族，18岁中秀才，24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从军后，投奔曾国藩，草创淮军。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兴办洋务，为中国近代经济建设的主要开创者。创办北洋海军，奠定中国近代海军海防建设基础，与洋人打交道，手段敏捷，在中国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甲武战败，签订《马关条约》;议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成为大清国的“替罪羊”。一生求真务实，自强不息，且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漩涡之中，“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第一章 风华初露英姿勃发 1.1节 庐郡望族之家 1.2节 科场翩翩一少年 1.3节 翰苑新英气自华 第二章 词臣典戎浪战疆场 2.1节 帮办团练的书生 2.2节 噫!“翰林变绿林” 2.3节 湘军幕府新谋士 2.4节 纵是离合也关情 第三章 创办淮军，声名鹊起场 3.1节 草创淮军的一代名将 3.2节 擢升江苏巡抚 3.3节 练兵利器与“苏州杀降” 3.4节 “天京让功”与剿捻主帅 3.5节 重理“天津教案” 第四章 洋务兴邦经济之道场 4.1节 兴办军工企业 4.2节 创办民用工业 4.3节 创建北洋海军 4.4节 重视教育事业 第五章 大清使者外交遗恨场 5.1节 解散“常胜军” 5.2节 “联东抗西”美梦的破灭 5.3节 维权华工与勉护国体 5.4节 中法战争大清不败而败? 5.5节 迁移蚕池口教堂 第六章 甲午兵败骂名如潮场 6.1节 作为中日病源的朝鲜问题 6.2节 甲午海战前中日朝的局势 6.3节 北洋海军的覆灭 6.4节 《马关条约》：毕生的耻辱 第七章 秋风万里宦海迷茫场 7.1节 周游欧美八万里 7.2节 接受美国记者访问 7.3节 李鸿章外交逸事 7.4节 中俄秘约：“老来失计亲豺虎” 7.5节 戊戌维新：“臣实是康党” 第八章 壮士暮年孤独心曲场 8.1节 无尽的耻辱：《辛丑条约》 8.2节 最后的眼泪：李鸿章之死 8.3节 李鸿章的情感世界 8.4节 李鸿章书稿的编辑整理 尾声 如何评价李鸿章? 第一章 风华初露英姿勃发 1.1节 庐郡望族之家 李鸿章，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谥文忠。1823 年 2 月 15 日(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出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乡蘑店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许，自江右湖口迁至合肥。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有一姻亲兼好友李心庄，因膝下无子，请求收养其次子慎所为嗣，迎溪慨然应允。李家世代以耕读为业，生活较为清贫。到李鸿章高祖时，是“勤俭成家”，“有田二顷”，应该算是殷实之家了。然而，李家虽然拥有这为数并不算少的 200 亩土地，却因世代无人做官，缺乏政治靠山，仍免不了受官府与豪绅的欺负。 李鸿章的祖父名殿华，字庆安，年轻的时候两次乡试落第。他见考取功名无望，也就安心在家率领子孙用心耕读。殿华生有四子，他少年多病，或许是因为年轻时科举失败的教训，他从小重视培养儿子，严格督促他们读书，希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殿华的四子文安，就是李鸿章的父亲。后来果然有所成就。李文安“资性中下”，13 岁始得读四书及毛诗，但他刻苦异常，先后跟随几位老师学习，其中包括称名一时的庐阳书院的山长杨静闲先生。后来，李文安屡经科场，却每每落榜，自谓“少年心事，强半为消磨”。但是，他却从未放弃对于科举学业的追求，一边苦读一边开馆授徒。功夫不负有心人。1834 年，“双鬓已皤，一巾方旧”的李文安，经过锲而不捨的努力终于考中举人。四年之后,他一鼓作气又成为戊戍进士(曾国藩与之同科及第)。李文安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李文安的科举奋起，使李氏家族成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有 6 个儿子，2 个女儿。李文安的夫人李氏，赋性刚毅，淑慎贤良，堪称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李氏一方面支持丈夫走科举之路，一方面含辛茹苦，勤俭持家，坚持让孩子们读书。在她看来，男孩子就应该立大志，成大业。她把无量的心血，全部倾注到了丈夫和孩子身上。后来李文安的几个孩子都很出色，一时间风光无限，这是对她最大的安慰了。 李鸿章母亲在晚年真是享受到了儿子们带给她的福分。1874 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49岁生辰。这个太后老佛爷一时高兴，居然下令普天同庆，并对大臣中老母在 80 岁以上者给予奖励。此时，李母还不到 80 岁，但是慈禧考虑到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功勋卓着，于是特别给予恩赏。她手书“松筠延寿”匾额赐予李母。 李文安的 6 个儿子，名字依次叫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 李瀚章，本名章锐，号筱荃。父亲称他“性本敦笃”，“幼弥精勤”。作为长子，瀚章忠厚老实，做事严谨细心。自李文安在北京做官，李瀚章就担当起家中的很多事务，颇有“长兄如父”之风。弟弟妹妹的婚嫁、走亲访友与联络族人这类的事情，他都做得十分认真而得体，家庭与邻里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李瀚章在李鸿章赴京赶考之后，也在家乡考了几次，可是运气不好，未能如愿。直到1849年才被选为拔贡，不久被分配到湖南做知县。
第2页 李瀚章曾经追随曾国藩办理湘军的后勤，是他帮助李鸿章投奔曾国藩。在李鸿章组织和统率淮军的时候，李瀚章多次帮助弟弟筹集粮饷，购买军火，算是为淮军立过汗马功劳的。李潮章后来官至湖广总督、两广总督。有一个小故事：在两人交接湖广总督之位时，属下官员们为他们准备了一席酒宴，准备庆祝一下。可是，他们想来想去不知道该让谁坐在首席。按照官位，李鸿章应该坐首席;按照辈分，李瀚章应该坐首席。于是便空着两个席位，让李家兄弟自己安排。宴会开始，李鸿章迳自坐在了首席上。李鸿章对官员们解释说，因为今天是官宴，我官位高，自然当坐首席;如果是私宴，便应该是大哥坐于首席。李瀚章闻得弟弟这一番话，不以为忤，反倒认为很有道理。李瀚章佩服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曾国藩，另一个就是弟弟李鸿章。 李瀚章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他有一个外号，叫“李大架子”。他性情比较傲慢，对一般人事经常不予理睬。据说，李瀚章在浙江巡抚任内，有个名叫谭钟麟的京城御史来浙就任杭州知府。当他来到李瀚章处报聘时，按例给李行跪拜大礼，而一向傲慢的李瀚章，竟端坐于太师椅上，不给对方还礼，惹得谭钟麟大为不快。他当场指责李瀚章无礼，并以退休相要挟。李瀚章只好亲自登门赔礼道歉，并且让谭立刻出任杭州知府，才算化解了这场纠纷。 李鹤章，本名章锬，号季荃，“生而英毅，自幼读书，颖迈不群”，精通史书。可是，李鹤章的官运却远不如两个哥哥那般亨通。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于是，便放弃学业，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可以说，李鹤章是个比较现实的人，而且也善于把握机会。李鸿章刚回家乡办团练的时候，李鹤章也积极参与，拉来一队人马，成为亲兵营的统率。李鸿章创办淮军，李鹤章也是骨干。李鸿章派给他很多任务，希望他成为做大事的人才。李鹤章虽在军队里立过不少战功，可是有一次溃败身负重伤后，便害怕上战场了。不过，李鹤章还算走运，率军一直打到常州，获得黄马褂和三品头衔的甘肃甘凉道台。李鹤章不喜欢西北，没有去上任，留在了两江总督衙门做事。曾国藩曾经请李鹤章帮助“剿捻”，李鹤章藉口身体不好，离开军队去做生意。或许因为他在军旅看到了太多的生生死死，认为还是挣钱比较舒服和实在吧。凭藉他大哥和二哥的关系，李鹤章的生意自然也不会差。李鹤章没能当上大官，他的子孙却很有作为。三儿子李经羲曾任中华民国时期的国务总理，李经羲的曾孙李道豫作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 李蕴章，本名章钧，号和荃。12 岁的时候，瞎了一只眼睛。他性格温和、孝顺。由于身体残疾，李蕴章负起照顾双亲的任务。据说，他善于理财，“好谈经世务”。一生居家的李蕴章倒也做了一件大事，这就是资助并主持编修《续修庐州府志》。修志这事，最早是李鸿章的意思，李鸿章提出康熙年间的《庐州府志》年代久远，要续修，并把这个差事交给了李鹤章。李鹤章后来去世了，李蕴章接着修，终于取得一个完美的结局。这部书从光绪三年修到光绪十一年，共有 100 卷，另有遗补一卷。内容丰富，史料齐全。李鸿章对此书很满意，并亲自作序。就在这部书修订刚刚完稿之时，李蕴章去世了。这部书最后是李蕴章的儿子李经世完成的。 李凤章，本名章荃，号稚荃。他性格倔犟，曾经跟随父亲在京城读书，因为屡试不应，便放弃学业，帮助父亲办团练。在李鸿章帮助下，一度在湘军名将鲍超手下办理营务。李凤章善于理财，后来一直做生意。《烟臺条约》签订后，芜湖海关和租界正式成立，李鸿章把镇江的米市迁到芜湖。在李鸿章的示意下，李凤章举家迁到有经济发展前途的芜湖。李凤章主要从事房地产和典当业，还放高利贷，做粮草和船运生意，成为几个兄弟中的首富。 李昭庆，本名章钊，号幼荃，监生出身。少年时特别聪明，文史皆通，文章写得很有气势。但是官运不好，花钱买了个员外郎。他早年跟随李鸿章办团练，后来在淮军做事。他性情清高，和淮军将领关系不好，李鸿章遂派他回老家招募兵勇。在湘军攻克天京的时候，李昭庆经常给曾国藩写信，提出一些战略上的建议，很受曾国藩的赏识。无奈，李昭庆只是个纸上谈兵的书生，在跟随曾国藩“剿捻”期间，犯了很多错误。他觉得打仗很累，就提出不干了。曾国藩迁就他，派他守城，谁知他迳自回家了，曾国藩很生气，李鸿章不得不为此给曾国藩写信检讨。李鸿章觉得李昭庆办事不利，难成大器，一直没有保举他。李昭庆仕途不顺，一直心情不好，去世的时候年仅 39 岁。文安的长女(名字无考)具有大家风范，做事周全，是个理家的好手。她嫁给合肥的首富张家，丈夫叫张绍棠。张绍棠在妻子的鼓动下跟着李鸿章办团练，进入淮军。他为淮军做了不少事情，最后官至提督。文安的次女玉娥博览群书，吟诗做赋，堪称才女。写过一本《养性斋诗集》。她的丈夫是同村的费日启，加入过淮军，做到知县。 1.2节 科场翩翩一少年 李鸿章小时候天资聪颖，聪明异常。五六岁的时候，他和几个小朋友在池塘边玩耍。正好，私塾先生周菊来池塘边洗澡。他把衣服脱下挂在树杈上，随口吟道：“千年古树为衣架。”李鸿章一边玩一边接了一句：“万里长江作浴池”。周老先生看这孩子出口不凡，心里很喜欢，想教他读书。周先生打听到这孩子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李殿华之孙，于是找到了李殿华的四子，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告诉他说李鸿章聪颖过人，很有文采。于是李文安把老大李瀚章和李鸿章一起叫到自己的书房考试。李文安看到书房的帐本，随口说出上联：“年用数百金，支付不易”;李鸿章随口对出：“花开千万朵，色彩无穷”。李瀚章没有对出。李文安又出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李瀚章对：“雨洒羊皮一片腥”。李文安摇头说，意境不美。李鸿章又对出：“日照龙鳞万点金”。李文安听后，大喜，觉得这句子不但工整，而且自有一番气魄。
第3页 李文安决定让鸿章随同哥哥瀚章一起接受启蒙教育。李鸿章本来名叫章铜，李文安给他改了新名字叫“鸿章”。意思是希望他“鸿图大展，文章经国。”后来，李鸿章真的实现了李文安的愿望。其实，在这之前，李鸿章就随父亲读书了。父亲的书房叫棣华书屋，是个环境优美的地方。李鸿章是从这里走上求学之路的。由于李文安对李鸿章的教育严格但不拘泥，所以李鸿章不仅能博览群书，而且善于思索，并显露出他性格中决断、刚猛的一面。 李文安在家里养了一缸漂亮的金鱼，全家人都很喜欢。有一天，李文安对家里人说，今年金鱼产子多，是个好兆头，今年家族里的孩子能考取秀才的肯定多，并点着名字说这个孩子可以进学，那个孩子也可以进学。第二天，李文安发现一缸鱼全死了，一追查得知是李鸿章干的。李文安生气地斥问：你为什么把鱼都弄死了?李鸿章很认真地回答说，这么多人都进学，怎么就没有我?这缸鱼不能留，该死。李文安说，你才 11 岁，还不到进学的年龄呢! 李鸿章小时候的学习，侧重于应付科举考试。他的义理、经济之学进步很快，制艺技巧也不错。虽然，李鸿章的父亲和后来李鸿章的三位老师都崇尚宋学，但是从李鸿章早年遗留下来的着作中，人们没有看出李鸿章对“宋学”或者“汉学”、“经世之学”有什么兴致。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早期主要作品是诗和赋，内容多反映友情和亲情，词句优美华丽。有研究者发现，李鸿章早期的诗词中有一种“雄健的风格”，是“一种不受任何迂腐思想干扰、技巧臻于完美的得心应手的大手笔。” 1840 年，18 岁的李鸿章考中秀才。那时候的李鸿章相貌堂堂、身材高大，十分出众。 1843 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从北京来函，叫李鸿章入都，准备来年的顺天府乡试。时年21 岁的李鸿章看了父亲的信之后，心情特别兴奋。这是他一直企盼的，也是一直在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于是，挥毫作《入都》10 首。他的这些作品，当时曾广为流传。下面是其中之一：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 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纯仁麦，荆妇同持陆贾装。 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1.3节 翰苑新英气自华 李鸿章来到京城之初，感嘆京城车水马龙、商铺林立的繁华气派。对他更有吸引力的，是京城的诸多名士和像他一样来京应举的各地的莘莘学子。 入都未久，在京担任刑部郎中的父亲便命李鸿章进谒曾国藩。如前所述，他的父亲与曾氏系戊戍科同年。因有这层特殊关系，曾国藩名正言顺地成了李鸿章的老师，对他毕生的发展影响极大。当时齐集京城的各省学子们，无不热衷于交际攀附之道。因慕曾国藩之声名，他们还特别组织了文社，邀请曾国藩担任社长，定期举行活动。大家在一起谈文论道，指点江山。李鸿章在其中结识同好，交游学问，并经常向曾国藩请教诗文。 李鸿章在父亲的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等皖籍京官,并认识了不少与他后来同榜中第的举人、进士。后来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担任了要职。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繫。在北京的李鸿章经常给母亲写信，习称为《禀母》函。在家书里，李鸿章详细地向母亲介绍自己在京城的所见所闻，思想情感。以后多年，李鸿章坚持写《禀母》函。这些信函，蕴含真情真意，真实生动，可谓是李鸿章的一部心路成长史。 1844 年，李鸿章在乡试中成绩优秀，考中举人，排名 48 位。1845 年，李鸿章参加乙未恩科会试，恰逢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的同考官。虽然李鸿章这次会试落第未果，但其诗文却博得曾国藩的青睐。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说：“令弟少荃，乙未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1847 年，李鸿章再次参加会试，被点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进修)。1850 年，庶吉士散馆(毕业)，因为成绩优秀，李鸿章改授翰林院编修。1851 年，李鸿章任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翰林院是当时清政府储备人才的基地，掌管朝廷制诰和文史修撰。按照清朝的规定，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能当大学士，死后才可以得到谥号。所以，能进入翰林是许多有志于仕途的学子的奋斗目标。 1846 年，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去世，李文安回家丁忧。1849 年，李文安返回京城做官，父子一同在京城生活了五年。父子二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结交朋友，一起吟诗作赋，喝酒赏花，不乏惬意。晚清翰林院的职任，使李鸿章有机会读到大量的宫廷藏书，丰富了他的学识。他开始潜心于经史研究，并写《通鑑》一书，书中有他不少心得和见识。 第二章 词臣典戎浪战疆场 2.1节 帮办团练的书生 1851 年冬，洪秀全带领“拜上帝教”会众及广大乡民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声称要建立有福同享、有田同分的“太平天国”。这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农民运动。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犹如一驾所向披靡的巨形战车，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他们就由广西进入两湖地区，进而沿长江顺流而下，并于 1853 年在南京建立了“天国”政权。由此而起，使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异常浩大的反清浪潮。刚刚登上龙位一年的咸丰帝，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政治变乱，被骇得不知所措，一筹莫展。他急切希望大臣们能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和对策，替自己解决这一巨大难题。其时，清廷所长期豢养并赖以支持的八旗和绿营，早已失去他们前辈的骁勇与善战，事实上他们的精神与意志已然彻底垮掉。他们的生活就是喝点小酒，弄点小钱，有的还热衷于吸食鸦片。对于江南愈演愈烈的战事，他们毫不在意，但求自保。
第4页 艰难局面似乎忽然出现了转机。原来，江南一带一些有钱有势的汉籍乡绅和大地主，唯恐自己的钱财被太平军掠夺，也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势力，于是利用自己在本地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自行组织乡民结为“团练”。一时间，他们协助清兵镇压太平军，成了新兴的反抗太平军的力量。这种力量越来越大，南北众多地方都出现了这种团练。 1853 年，当咸丰帝皇帝得知湖南溃败，武昌将破，自己的八旗和绿营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的时候，不得不在慌乱中发出一份急切求救的诏文：江南江北在籍官吏，各尽其能，举办团练武装，对抗“逆匪”。同时，清廷任命一大批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是年 3 月，太平军大举进入安徽。还是 2 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李鸿章吃完饭在琉璃厂闲逛，偶遇一位安徽同乡。这位同乡说，我们的省城安庆已陷，抚台蒋文庆大人已然毙命，家乡很快就要被太平军全部占领了。你快找找北京的乡中大官们想想办法吧。于是，李鸿章径直来到了吕贤基的家。 吕贤基，字鹤田，安徽旌德人，先时任职于翰林院，以编修转御史，旋任工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李鸿章为翰林院编修时，时常为吕氏捉刀为文。一见面，李鸿章就痛陈刚刚得到的全部情况，并建议吕赶快请求清廷迅速发兵救皖。吕贤基随口说道：还是由你来写，我负责上呈就是。 李鸿章回到翰苑立即写了一个奏摺，连夜差人送呈吕贤基。并再三叮嘱吕家的家人，明天早晨一定要交给老爷。第二天，李鸿章又赶到吕家询问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当时尚不知皖抚蒋文庆已经毙命的咸丰帝，已经诏谕吕贤基从籍，与皖抚蒋文庆等人负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无奈，只好奏请朝廷让李鸿章和自己一起回籍，说是李熟悉乡情。下朝归来，他对等候他的李鸿章直言说：你让我上奏是害我，皇上让我去安徽帮办团练;我也害你，我上奏请求你和我一同去安徽。不过，说到底，吕贤基之所以选中李鸿章，还是因为他知晓李鸿章有才华，可以助一臂之力。朝廷很快应准吕贤基的请求。未久，李鸿章即跟随吕贤基回到家乡，开始了戎马生涯。 李鸿章是个书生，原本对团练之类的武事不感兴趣。可是皇命在身，别无选择。回到安徽之后，李鸿章首先面对的是安徽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官宦之间的倾轧和争斗，让一直在墨香书册和学问堆里浸泡多年的李鸿章有了很多新的体会和教训。更让李鸿章苦恼的是，组织团练指挥战役，这都是些从未曾接触过的新事。虽然古代有不少投笔从戎成为一代名将的先例，但是李鸿章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成为这样一个“以儒生而起家军旅”的典范。 李鸿章认为，办理团练防剿工作是暂时的，只是迫于大清国的目前局势而已，等到内患消除，国家安定，自己还是要回到京城的庙堂中去的。但是，如果不能胜任目前的工作，那么自己能否回到京城将是一个未知数。李鸿章对于目前究竟怎么工作，怎么实施战略计划，心里是一片空白。再则，李鸿章手中一无权、二无兵、三无饷，练究竟如何着手，也是一片茫然。尽管如此，李鸿章心中仍然充满了报效朝廷和保卫家乡的热望。 2.2节 噫!“翰林变绿林” 当时安徽政局上有三个重要人物：巡抚李嘉端，帮办团练的兵部侍郎周天爵，还有一个就是吕贤基。 李鸿章首先在周天爵处入幕。入幕是当时清国的一个重要的官场现象。一般有地位的官僚，手中都要培养幕僚，即所谓养士。一般有学问有才干的人都有过当幕僚的经历。幕僚既是官僚的学生，也是官僚的得力助手，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智囊团”。很多有才学的青年通过入幕的机会，对官场政治会有很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在一些具体事务的操办中，锻鍊了自己的能力。所以说，入幕与养士是一件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这也是中国的幕僚制度能够久盛不衰的缘故。 在周天爵处,李鸿章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消灭捻军。捻军，原称捻党，起于清朝初年，由淮河两岸的穷苦老百姓组成的反抗压迫的结社。后来逐渐发展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捻军的成员复杂，有农民、渔夫、手工业者、船夫、饥民等等。他们最早做的事情就是抗粮、抗差、吃大户、劫富济贫。活动的时候，数十人或者数百人为一“捻”，各部自号为捻，各不相同。首领被称为“捻头”。本来捻党主要进行的是经济方面的斗争，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但是，随着太平天国的壮大，安徽、河南等地的群众纷纷结捻响应，捻党逐渐发展成为捻军，规模和组织日益严密。所以消灭捻军也成为清政府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 李鸿章跟随周天爵参加了两次较大的消灭捻军的战役。一次是镇压定远陆遐龄起义，一次是镇压活跃于颍州、蒙城、毫州交界处的陈学曾、纪黑壮起义。安徽巡抚李嘉端开始指派李鸿章独立指挥军事。1853 年 6 月，李鸿章手下已经拥有兵勇一千人。这些人都是李鸿章从地方团练和其他部队徵集来的。8 月，在安徽北部巢县附近，李鸿章的这支军队首次战胜了一小股太平军，使得李鸿章初博小名。为此，安徽巡抚李嘉端还专门上奏清廷，请求给予李鸿章“六品顶戴、蓝翎”的奖励。其实，当时李鸿章虽然恪守职责，但仗却是打得毫无章法。李嘉端之为请功，不过是老官僚为自己脸上贴金。
第5页 就在李嘉瑞为李鸿章请功后不久，太平军大将石达开率部到达安庆，主持太平军的西征军事。石达开大军所到之处，清兵溃不成军，望风而逃。随后，石部步步进逼，直取集贤关、桐城，吕贤基所死守的舒城危在旦夕。 李鸿章慌忙在合肥拼凑了几百兵勇，赶往舒城大营。眼看太平军就要打进来，吕贤基做好了以死报效皇恩的准备。看到这种情况，李鸿章很是为难，他想自己总不能和那些士兵一样逃跑吧?可是，不跑的话自己也很难活命。在他犹豫不决之际，一个叫刘斗斋的人劝说李鸿章快点逃跑，开始李鸿章不好意思，不料刘斗斋已经把马牵出来了，李鸿章索性上马连夜跑回了家。11月，就在李鸿章逃跑的第二天，太平军攻下舒城，吕贤基投水而死。次年 1 月，太平军攻克庐州，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也被迫投水自杀。 咸丰帝急命福济为新任安徽巡抚。福济，满洲镶白旗人，字元修，道光进士。是李鸿章考进士时的副考官。福济不懂用兵之道，所以到达安徽之后，立即召李鸿章入幕。福济对李鸿章很重用，一同商量军事大计。福济对于李的每一建议，都认真地考虑。由于太平军实力雄厚，援军和粮饷不断，致使清军连连败北。福济决计不再强行攻打，而是等待太平军失去外援，弹尽粮绝，发生内乱时再伺机进攻。 1855 年 2 月，李鸿章带兵占领含山，杀死太平军千余人得清廷赏赐知府衔。李鸿章乘胜配合副都统忠泰攻打巢县太平军，双方僵持不下。这时他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1855 年 7 月，李文安在合肥去世。 李文安是 1854 年回到安徽带团练的。当时，安徽庐州的团练在李氏父子的带领下，整齐有序，堪称是团练的典范。李文安身体很好，喜欢喝酒。1855 年 7 月，酒后无疾而终。李鸿章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急忙赶回去料理丧事。就在这时，巢县的太平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副都统忠泰战死沙场，清军覆没。李鸿章因不在军中而幸免于难。 李文安曾手书遗训给李氏兄弟：“贼势猖獗，民不聊生。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家为，汝辈努力以成吾志!”李文安，这个在坎坷的仕途上奋斗一生的普通官员，至死不忘剿灭“逆贼”，他对大清国的忠诚确确实实是发自内心的。也许，正是因为大清国上上下下还有很多像李文安这样的臣子拼命保驾，还有像李鸿章、曾国藩这样的才学超人之士运筹帷幄，太平天国才没有完成他们消灭大清的志向，洪秀全才会兵败如山。 李文安的死，给李鸿章以很大的思想打击，在他很多诗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对父亲的深深想念和沉沉悼念。对父亲的遗训，让李鸿章铭记在心，一刻不敢懈怠。1855年11月，福济、和春等督兵勇攻陷庐州，李鸿章从战有功，受到嘉奖。其后兵分两路，西南直指舒城、三河、庐江等地;东南则进犯巢县、和州、东关等地。这次战役除了舒城小胜之外，其他各地均以失败告终。李鸿章参与的东南战事，也是一路溃败。他极为郁闷，以诗赋志—— 四年牛马走风尘，浩劫茫茫剩此身。 杯酒藉浇胸磊块，枕戈试放胆轮囷， 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 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 其悲凉之情，溢于言表。1856 年 9 月，太平天国发生空前内讧。福济、和春等趁机督军打通庐州东南和西南通路。李鸿章参与了巢县、和州、东关等战役，因有功而加按察使衔。1857 年 2 月，太平军的青年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又向安徽北部发动进攻，攻克桐城、舒城等地。李鸿章部溃败，他带领母亲仓惶北逃。1857 年秋，李鸿章向清廷请求为亡父丁忧守制。因为李鸿章征战有功，清廷将李鸿章交军机处记名，等到有道员缺出，给予简放。就这样李鸿章结束了五年的团练生涯。 在李鸿章帮办团练的过程里，既有不知所措的迷茫和困惑，又有实践中的探索和积累。他虽然有“专以浪战为能”的不良记录，以及“翰林变绿林”的恶名;但是从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他的确在为维护大帝清国的江山而苦斗不已。　 在五年的“牛马走风尘”里，李鸿章逐渐懂得了一个道理：为将之道，在于洞察机先，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不能在乎一时的成败，要通观大局，万万不能逞匹夫之勇。而对自己溃败的种种经历，落魄仓皇的心情，李鸿章是深感羞愧的。这种羞愧，比起他在仕途上不尽如人意的坎坷，更深刻地刺痛着他的心。这种愧感并不因为受到朝廷的几次嘉奖便能平息的! 2.3节 湘军幕府新谋士 1859 年 1 月，李鸿章投到曾国藩的门下做了一名幕僚。曾国藩和李鸿章除了早年在京城的多次会晤，一直有书信往来。当时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在曾国藩统率的湘军里做事，很受曾国藩的重用。 就在李鸿章帮办团练期间，曾国藩多次写信给李鸿章，直接建议他效仿湘军的成功经验，别开生面的锻鍊出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李鸿章的守制丁忧即将结束时，一次次盘算着出路。漫漫人生无常，冷冷官场无情!这么多年来的处事心得告诉李鸿章，那无法预测的政坛风云变化和人物沉浮奖惩，说到底还是人际关系的争斗。把握好可以依靠的人，才是最为关键的。此时同是回家为父守制结束的李瀚章，被曾国藩派到江西总理粮台事务。临行，身为长子的瀚章决定带着母亲一起去南昌任上。李瀚章携母走后，太平军再破庐州。李府祖传宅院尽为太平军烧毁，家中所藏也被扫动一空。看着残垣断壁，看着家宅被毁的痕迹，看着惊慌失措的家眷，李鸿章不禁又想起父亲“此贼不灭，何以家为”之遗训，心中蔓延着无尽的悲悽。
第6页 李鸿章无家可归，只好收拾简单的行囊携带老婆孩子出逃。他辗转来到南昌看望母亲，在哥哥的帮助下，他见到了在建昌的曾国藩。当时曾国藩的局面也不好，正面临三河惨败的情势。虽说湘军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是兵多力壮，一派朝廷之师的威武气象，但湘军旗下真正可用的人才并不多。曾国藩迫切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一个有才华、善通变，能够处理具体事务的干将。适此时，在李瀚章的安排下，曾国藩惊奇地发现，端坐他面前的李鸿章言谈举止卓越超群。他那评判政事的尖锐深刻，那军旅生涯磨砺出的求实务真，那敢于面对失败的勇气，那追求上进施展才华的抱负，都让曾国藩欣赏有加。曾国藩知道，现在的李鸿章，已经不再是京城翰苑中的那个文弱的书生，他的身上既增添了几分成熟，又激荡着年轻人的豪气，同时也有渴望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这次会面之后，曾国藩决定把李鸿章留在身边。于是，李鸿章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并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师生之情。 2.4节 纵是离合也关情 入曾国藩幕府之初，曾国藩只是安排李鸿章作书记，继而付于批示公文、起草奏稿之全责。这对于李鸿章来说，自然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不到十天，曾国藩突然决定让李鸿章去编练皖北的马队。编练马队，这件事初为左宗棠首倡，也是曾国藩与胡林翼共同商量后作出的决定，而且得到了咸丰帝的诏准。可是，李鸿章深感事体重大，自己缺少经验，一时未敢应许。曾国藩却一再鼓励李鸿章赴任，后来由于形势骤然发生变化，曾国藩取消了编练皖北马队的计划。但是，这件事明显表明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赏识与信任。 此后不久所发生的另一件事上，李鸿章表现了卓尔不凡的胆识与智慧，帮助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化解了一道难题。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英法联军攻克天津，直逼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避难。慌乱中的咸丰帝急忙诏令曾国藩，要求其速派湘军猛将鲍超带兵北上“勤王”。对此，曾国藩十分为难，表现得犹豫不决，首鼠两端。曾国藩虽然有足够的胸襟和气度，通达机敏，高瞻远瞩，但是他的性格中更偏重于谨言慎行，多思多虑。他喜欢把事情做的近于完美，所以他行事之前的判断和分析是漫长的。相比之下李鸿章则不同，他重视宏观与大局，常常会准确地抓住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一点。只要把握住了事情的大概脉搏，就敢于果断地做出决定。也就是说，他很少有曾国藩那样思之又思、慎之又慎的犹豫和反覆。 曾国藩当时的考虑是：北上护主本是义不容辞之事，自然难以拒绝;可鲍超是他的一员得力干将，担心鲍走后会严重影响眼下同太平军作战。他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便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并要求每人都提出具体方案来。结果，大部分人的意见都主张北上“勤王”。因为事关皇上的安危嘛。这时候不听皇上的话，那此人一定是疯了!然而，李鸿章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主张按兵请旨，静观其变。他的理由是：目前对清政府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外国军队，而是太平军。和外国人的战争将以和而终。湘军一举一动，“关天下安危”，好钢应当用在刀刃上。目前湘军担负着最重要的“剿匪”任务，此时切不可让鲍超所部离开战场。最后，曾国藩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一面给皇上写信说，鲍超对北方人地生疏，不宜北上京城，甚至提出从他和胡林翼之中选派一人进京护驾;一面藉故拖延时间，採取静观其变的策略。结果，至 11 月份，曾国藩果然接到新的诏令，说天津和议已就，不再需要北援“勤王”。经此一事，曾国藩更对李鸿章刮目相看了。但是，李鸿章常常自恃才高，遇事每每大胆直言，乐于公开表述自己的独立之见，有时不免同曾国藩的意见针锋相对，发生矛盾或冲突。祁门内讧即是一例。 当时，太平军一直围攻祁门，祁门形势凶险。湘军上下一致要求曾国藩移师。可是，面对太平军的四面环攻，曾国藩却一直坚持大军驻守祁门而不移。李鸿章则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之中，是军事上的绝地，不适合久留。李鸿章等一再劝谏，曾国藩仍是不从。他甚至气愤地提出：如果你们胆怯，尽可各自散去好了。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懂祁门在战略全局上并无意义，其坚持驻守祁门主要是做给朝廷看的戏。因为，咸丰帝曾一再督令湘军直取苏常。结果，闹得双方都很不愉快。而在对待李元度问题上，曾、李二人竟至闹翻。其时，曾国藩安排自己多年的好友李元度带兵驻守徽州。李元度是个文人，不懂兵法，曾国藩也清楚这一点，所以命令他死守，不得出门应战。可是，李元度看见前来挑衅的太平军，就一时激动忘了曾国藩的话。他出门和太平军交手，结果痛失守城。失败之后，李元度不敢去见曾国藩，在外游荡许久。回到祁门之后，因为害怕和羞愧又悄悄地熘走了。曾国藩上奏对李元度进行上奏弹劾，曾国藩当时悔恨的心情有点像诸葛亮错用马谡。 曾国藩命令李鸿章拟稿弹劾李元度。李鸿章却坚决反对曾国藩的做法。他明确表示，这个奏摺我不能写。不仅如此，他还带了一幕僚前去替李元度求情。面对曾国藩，李鸿章竟半是质问半是陈情地说：当年靖港大败之时，你曾跳水自尽，是李元度亲手把你救起来的。如今人家有难，你就要弹劾人家，未免有些不仗义之嫌。另外，你明明知道李元度不会带兵，却还让他领军驻守战略要地徽州，说明你也有用人不明的失误。现在徽州出了问题，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替李元度说话。接着，李鸿章声言：果若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表示：你不拟稿的话，我自拟便是。李鸿章又说：若此门生将告辞。曾国藩顿时生气道：听君之便。两个人都不肯退一步。李鸿章毅然离开了曾国藩。而曾国藩也终于将李元度革职查办。
第7页 李鸿章回到老家之后，因为局势恶劣，他发现自己竟然走投无路了。他想去福建补缺，可是他在福建的朋友沈葆桢劝他不要去，说福建政事“糜烂”。李鸿章走后，曾、李二人并没有中断友情，仍有书信往来。胡林翼在二人之间做了很多调解的工作。而且，曾国藩切实地感到身边少了李鸿章，犹如少了左膀右臂，不禁又想起李鸿章的种种好处来。特别是祁门果然遇到了大麻烦。太平军占领徽州之后，忠王李秀成直逼祁门。曾国藩犹如瓮中之鳖，他写好了遗书，准备一死了之。所幸李秀成没有进攻祁门，曾国藩才幸免于难，所部也不得不撤离祁门。此外，身为曾、李二人好友的郭嵩焘闻知李鸿章出走，给李鸿章写信说：当今之下，能依靠个人力量崛起是非常艰难的，只有依靠可以信赖的人。你应当心胸宽阔，以功名为重，还是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为好。 李鸿章本来就很后悔自己的负气行为，看到好友如此劝说，不觉感嘆郭嵩焘的远见卓识。在李鸿章成为显赫的大人物之后，唯有和郭嵩焘之间的友情最是真正的“君子之交”。郭嵩焘没有派系成见，独往独来，眼光深远，“能言他人所不能、所不敢、所不知之言”。一身兼具新学和旧学的两大本领，却长期背负着“独醒之累”，犹如楚大夫屈原，很难得到世人的理解和认识，是一个孤独的前行者。 此时，曾国藩也给李鸿章写信，恳切邀请他回来。1861 年 7 月，李鸿章又回到曾国藩的大营，二人又开始了密切的合作。 第三章 创办淮军，声名鹊起场 3.1节 草创淮军的一代名将 1861 年 8 月，咸丰帝驾崩。年仅 6 岁的同治帝继位。11 月，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宣布垂帘听政。早在 1860 年 5 月，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清军在长江下游已经失去了最后一支主力。虽说 1861 年湘军收复了上游的安庆，但由于太平军的猛烈攻势，江南的地主和豪绅纷纷逃到了上海。为了自家利益，云集上海的豪绅阶级开始设想种种办法以求自保。他们派出代表钱鼎铭等一行人，前去安庆面请曾国藩派兵援沪。钱鼎铭拿出当年春秋时期楚国贵族申包胥请求秦兵援助的招式，每日到曾国藩处痛哭，弄得曾国藩一看见他就头疼。钱鼎铭还提出，上海的豪绅愿意每月筹集军饷 60 万两给湘军。但是曾国藩考虑上海地处偏远，又恐分兵不利，所以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钱鼎铭是个公关的良才，他利用自己的父亲是李文安同年的关系，开始转而游说李鸿章，并终于把李鸿章说动了心。李鸿章劝说曾国藩，说现在湘军军费紧张，上海豪绅肯每月给我们60万两，能帮我们很大的忙。另外保住上海，对我们也是好事，我们何必要将他们拒之门外?于是，曾国藩同意派兵入沪。曾国藩对于入沪人选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开始，他选派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可是，曾国荃一心想拿攻克天京的首功，对上海之事根本没有兴趣。曾国藩又邀请湘军老将陈士杰出山，可是陈士杰以老母需要照顾为理由，拒绝了曾国藩。曾国藩想来想去，最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李鸿章。 1861 年 12 月，曾国藩考虑湘军无可分之兵，于是命令李鸿章招募新兵援助上海。李鸿章想到上海人地生疏，不如直接回老家安徽招募淮勇。其实曾国藩很早之前就有建立淮军的计划，此次让李鸿章担当此任，应了天时地利人和。李鸿章有在安徽帮办团练的基础，加上在曾国藩身边多年，耳濡目染，学习到很多带兵之道，所以信心百倍，觉得自己一定能做好这件事情。 李鸿章招募淮军，首先想到的是老家合肥东乡的团练，但遗憾的是自己的旧部早已星散了。于是，他想起以前合肥西乡的一些办的不错的团练来。当时西乡三山的一些民办团练比较有名。他们分别是：周公山下的张树生、张树珊兄弟的张老圩;大潜山北的刘铭传的刘老圩;大潜山西南的唐氏兄弟的唐老圩;大潜山南的董凤高董老圩;紫蓬山的周氏兄弟的周老圩。此外还有一些官办的团练，如紫蓬山就有解先亮带领的叶志超等人。在上述团练队伍中，最能打仗的是张氏兄弟、刘铭传和周氏兄弟的三支。先此，他们三人曾效仿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发誓要做出一点功业来。当听说李文安的儿子李鸿章在辅佐曾国藩，张树生曾写信给曾国藩表达过豪情壮志。当时，曾国藩看完信后，对李鸿章说，此人犹如东晋的祖逖。张树生年龄较大，得过廪生的功名，是三个人中间的老大。 李鸿章在安庆招募的团练中，最早编练的就是张树生统率的树字营，刘铭传统率的铭字营。随后是周氏兄弟的盛字营和李鹤章招募的人。还有三河潘鼎新和庐江吴长庆的队伍分别被编为鼎字营、庆字营。树、铭、鼎、庆等各支队伍到达安徽安庆集合后，曾国藩提出要接见这些团练的头目。在张树生和刘铭传等十几个人来到曾国藩的大厅之后，曾国藩一直躲在屏风后面两个多小时就是不出来，暗中观察他们的反应。这些人当中，刘铭传表现的最为愤怒，一直在大骂，而张树生表现的最有耐心。曾国藩认为这两个都是不错的将才。由于招来的人马大部分是新勇，缺乏实际作战经验，人数也不多，自然不足以保护上海。于是，李鸿章又从曾国荃那里挖来了程学启的开字两营，并请求曾国藩从湘军中调拨兵力给自己。这样，淮军初具规模，有了 13 个营，共6500人。李鸿章学习曾国藩训练湘军的方式，训练淮军。
第8页 1862年4月，淮军在李鸿章的率领下，分批乘船前往上海。李鸿章从此开始了统率淮军的漫漫征程。湘军和淮军最初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由于曾国藩、李鸿章二人性格不同，带兵策略不同，慢慢地湘军和淮军也有了很大的区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湘军和淮军都是以将领为中心，先立官，然后由官招兵。这样，湘军和淮军慢慢地就成了“曾家军”和“李家军”，别人根本无法指挥调遣。他们各自拥兵一方，势力惊人。 在组建淮军的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队伍中成份复杂。李鸿章在任命统领时，看重能力，至于他们是否出身贫寒，是否有文化，都不是很在意。他鄙弃那些空有一肚子才学而不知世事之人，也不认为出身贫贱就低人一等，他甚至敢于任用盐贩子出身的人和太平军的降将。可见，李鸿章以后形成的最根本的治世思想——“务实”——这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所体现了。 3.2节 擢升江苏巡抚 1862 年 4 月，李鸿章到达上海不到一个月，就受命署理江苏巡抚。年底，正式出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政治生涯里，这是第一次担任地方长官。第二年3月，李鸿章又兼任南洋通商大臣。当然，这都是得益于曾国藩的举荐。曾氏在奏摺中称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 人到中年的李鸿章，此时已是手握兵权、政权和财权的一方封疆大吏，其仕途“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坛上纵横 40 年的政治生涯。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面临太平军第二次攻打上海。李鸿章知道如果没有上海，自己的一切都将化为虚无。李鸿章也知道有太多的目光关注着自己，所以他丝毫不敢懈怠。他给自己提出“不要钱、不怕死”的六字方针，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鞭策着自己。由于淮军中大部分人都是农民，他们初到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官员商绅和外国人看到这支脚穿芒鞋，布帕包头，土里土气的队伍，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们怀疑这样一支队伍能否担当起保卫上海的职任。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这支刚刚建立的队伍将来的命运，李鸿章始终对淮军严格治理，加大训练强度，整顿军中纪律。 训练的内容主要有阵法操练和扎筑营盘。淮军每天在营房四周做防御工程，筑高墙，挖深沟。他们筑的墙高八尺，厚一丈，用土块和草袋垒在外面，里面是实土。墙上还有四尺高的子墙，上面有枪眼，士兵就守在子墙上面。墙外修了壕沟，配合绊马桩、梅花坑、铁蒺藜等障碍物。此外，淮军还有严格的体能训练，例如要求士兵能跳上一丈高的房屋，越过一丈宽的壕沟抛火球要二十丈远，腿绑沙袋一天要走 100 里。 纪律整顿方面，每天中午晚上各点名一次，规定士兵不许擅自出营。绝不允许吸食鸦片。李鸿章还不断设法鼓舞士气，士兵的精神状态良好，都盼着快点开战，好试试身手。 李秀成率领十万大军对上海进行第二次围攻时，上海的英法联军一再要求淮军协同作战，李鸿章对他们不予理会，要带领淮军进行独立的战斗，1862 年 6 月，上海流行瘟疫，太平军很多人染上疾病，李秀成决定撤离上海。撤退之前，李秀成先围攻虹桥的程学启部。李鸿章带领队伍前去救援。 这是淮军和太平军双方第一次交战，当时李鸿章带来的是树字营、春字营等。春字营很快就抵挡不住往桥边逃跑，李鸿章正坐在虹桥桥头督战。他一把抓住带队的张遇春对士兵下令道：拿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张遇春只好又带人往回沖。张遇春是李鸿章的旧部，是李鸿章十分信任的人。但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李鸿章就毫不留情了。经过虹桥、北新泾、四江口三场战役，李鸿章率领淮军守住了上海，使得那些最初耻笑淮军是“乞丐兵”的人开始对淮军刮目相看。 立足之后，李鸿章开始整顿江苏省的吏治。他罢黜了一批官员，起用了一批务实肯干、能力出众的人才，例如郭嵩焘、丁日昌等人。与此同时，李鸿章开始建立自己的幕府，幕府中很快招集了一大批各种各样有能力的人才。其中有精通数学、天文、机器制造的科学家;有懂得会计、钱谷之事的经济学人才;有熟悉兵法懂得机谋的军事人才等等。李鸿章用人是从实际需要出发，而且能做到人尽其才，最大地发挥调动幕僚们的积极性和能力。李鸿章还善于发现人才，上海那个钱鼎铭，也被李鸿章收归旗下，让他为淮军办理营务。这些人被李鸿章聚集在一起，齐心协力做好江苏的事情，做好淮军的事情，做好李鸿章交办的事情。 李鸿章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徵集军饷。他採取了关税和厘金分开使用，用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会防局和镇江绿营的费用，用厘金承担湘军和淮军的军费。当时上海的厘金收取是全国最高的。厘金的税额是按照商品价格的百分比收取，值百抽一，百分之一为一厘。李鸿章认为，从商人手中多收点钱，胜过从农民身上收税。厘金的用途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比从民间收税更方便。在李鸿章的多方筹措下，厘金大笔的进入了湘军和淮军的银库。然而，曾国藩还不够满足，希望李鸿章能筹集更多的军饷。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推举一直心存感激，所以对于曾国藩交办的事情尽心尽力的去做，并未因自己得势就弃曾国藩而去。相反地，他比当幕僚的时候更加服从曾国藩，体现了顾全大局的一贯行为方式。在上海半年，李鸿章就为曾国藩筹集到军饷 9 万两。此外，他还给曾氏兄弟送去大批武器，支持他们的军需装备。
第9页 当时，江苏的吏治特别坏，其中以前江苏布政使王有龄(时为浙江巡抚)为罪魁祸首。王有龄提拔的几个干部如苏松太道吴熙、苏州知府吴云、苏松粮道杨坊等都是贪污腐化分子。做了一番深入调查之后，李鸿章开始採取行动。他让吴熙管理关税，以前归吴熙管理的厘金改由幕僚薛书常管理。接着要求吴熙要做出明确的帐目定期汇报，吴熙只好开始做假帐，以求矇混过关。 有一天，李鸿章喝酒之后，来到吴熙家中。对吴熙说：有人说你帐目不清，现在总理衙门正要查你呢。你告诉我实话，你的帐目有没有问题?如果你真有问题，那我想办法帮你找人疏通一下。吴熙看李鸿章喝多了，于是心里没有任何怀疑，拿出帐本交给李鸿章说，你看看吧。李鸿章看了一会儿说，我今天喝酒喝得头疼，看不清楚。我回去好好帮你看看帐面怎么样?吴熙就这样把自己的罪证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回去后，马上找了几个精通会计的幕僚仔细审核，发现了帐目中的很多问题。第二天，李鸿章就轻易地收拾了吴熙，改派黄芳和刘郇膏掌管海关和布政使司。刘郇膏以前在上海当县令的时候的声誉较好，被百姓称为“刘青天”。他还是李鸿章的同年，李鸿章对他比较了解。杨坊看到李鸿章收拾了吴熙，吓得主动辞去了苏松粮道的职务。李鸿章把这个职务交给了自己的老同学郭嵩焘。 虽然，李鸿章使用一些被他称为“君子”的人管理财政机构，但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他还任用了一些例如金鸿保这样声名狼藉的人物帮他做事，因为金鸿保同地方上的各种要人都有广泛的关系。李鸿章需要利用这些关系维持和壮大自己在江苏地区的势力。此时，作为地方行政最高长官，李鸿章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地方经济建设的问题。由于连年战争，百姓生活穷困，还有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李鸿章首先在战后地区恢复农业经济，减免田赋，还给农民发放耕牛和种子，给饥民发放米钱。在未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地区，向地主官绅收取新税，用这些税金补贴对农业费用的开支。 李鸿章还向朝廷提出举措，指出大户和小户之间的税率差别一定要改正，建议取消对大户的一些优惠政策。李鸿章在财政管理上一直倾向于从商人、地主、豪绅的手中获取钱财。他的这些措施多少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人民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在整个经济建设中，仍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大户抗税，一些贪官污吏趁机横徵暴敛，还有很多无法得到保障的百姓仍然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 李鸿章还使科举制度重新焕发了活力，他增加上海及临近地区的乡试名额，并在苏州设立新科。他还在苏州重建两个书院。1861年之后，忙于政事军务的李鸿章已经很少写诗，还放弃了收藏书法作品的爱好，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实际工作中，放在那似乎永远也处理不完的事情上。在以后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在给朝廷写的一封信上说了这样几句话：中国的士大夫每天沉醉于文章的词句和练习写小楷字，而武将多半是粗俗愚蠢之人。由此可见，这时期的李鸿章已经看出：一个永远把精力放在练习写小楷字上的民族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 有专家研究表明，这个时期的李鸿章在弘扬儒学方面并没有什么兴趣。他开始积极倡导以增强中国国力应付国外挑战为目的的新政策。 3.3节 练兵利器与“苏州杀降” 还是在安庆的时候，李鸿章就开始接触外国人的洋枪洋炮，还有那些威力无比的远洋战舰与船队。到达上海之后，李鸿章不无惊异地发现，堂堂大清上海的防卫力量，竟是由英国人、印度人、法国人组成的三千人的洋人军队。这支军队是由上海商人和绅士出钱养着的外国僱佣军。该军 1860 年正式组建，由美国浪人华尔出任指挥。1862 年，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这个华尔，后来还娶了杨坊的女儿，加入了中国籍。 “常胜军”的武器都是西式的来复枪和榴弹炮，李鸿章看着这些硬梆梆、冷冰冰的“利器”，不禁惊嘆它们的神奇力量，并逐渐对这些“利器”产生了及其热烈的嚮往。为此，他还化妆成百姓，亲自到上海的外国军舰上参观。李鸿章在文章中写到：我观察我们中华民族和外国人的种种，包括历史、制度和文字等等方面，外国人唯一比我们强的就是他们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我们中国人将来也有自己的先进武器，那我们就再也不用害怕外国人了。 由华尔所率领的“常胜军”连连挫败雄风依旧的太平军这一事实，使李鸿章深深地感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巨大威慑力，同时也不能不生出空前的危机感。李鸿章明确提出：大清现在的大患是太平军，将来更长久的大患必是洋人无疑。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军队不能依靠洋人，一定要“自强”，而最初的自强之道，就是所谓“讲求洋器”。 在李鸿章着手以“洋器”装备淮军时，首先遭到曾国藩的反对。曾国藩一向认为，用兵在人不在器，而且怀疑洋枪洋炮的作用是否有李鸿章说的那么厉害。李鸿章不便强烈回驳自己的恩师和统帅，只是在回信中委婉地表示，我是想学习洋人的一点儿“密法”，希望能增强淮军的战斗力。 在1862年 5月给曾国藩的信中，李鸿章谈到世界历史说，以前俄罗斯和日本因为不知道大炮的厉害，所以国力日益衰退，自从他们从英法学到武器的制造术后，便逐渐能和英法比高下。除此之外，李鸿章日益感到淮军势单力薄。他考虑到从老家招兵不方便，所以除了在当地招募了一些新兵之外，把淮军主要来源放在改良以前的防军上。他还收编了一大批太平军的人马，用以扩大和充实淮军力量，而且收编的降军力量远远超过改编的防军。这是李鸿章有意採取“以毒攻毒”之策。
第10页 此时李鸿章还开始组建自己的水师。最早的淮军水师起建于安庆时期，那时候有五只大船。到达上海之后，李鸿章改编了上海旧的水师防军和苏嘉地区的部分船队，还有其他一些零散的力量。他还统率着淮阳水师和太湖水师。这样，李鸿章的淮军便达到了水军 4 万人，陆军 7 万人的规模。 最初李鸿章训练淮军，基本上也是按照以前训练湘军的那一套办法，特别是每天要带领士兵唱“爱民歌”，这都是曾国藩的创意。湘军虽然拥有洋枪洋炮，但是很少使用。李鸿章则请洋军官进入淮军大营，帮助实际操练，让士兵学习洋枪洋炮的使用方法。从此以后，淮军这支湘军中最早的分支部队，开始和湘军有了诸多的差别。李鸿章就率领着这样一支队伍，开始了对太平军更猛烈的进攻和更疯狂的剿杀。 从 1863 年初到 1864 年 5 月，李鸿章率领淮军一路收复崑山、常熟、苏州、常州，向世人显示了这支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此期间，“常胜军”也协同淮军一起作战，但都是遵从李鸿章的部署。1863 年11月，李鸿章亲自率军攻打苏州，与忠王李秀成部抗衡，双方相峙不下。此时，太平军内部一些动摇分子产生叛降之念。当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攻城陷入埋伏之后，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为了赢得叛降的资本，故按兵不动，放了戈登一马。否则，戈登必然全军覆没。李秀成见力敌无望而率军撤退，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了慕王谭绍光。淮军副将郑国魁是郜永宽的结拜兄弟，在程学启的鼓动下，郑国魁对郜永宽做了许多劝降工作。一天深夜，在苏州附近的湖上，郜永宽等人秘密和程学启签下协议，由戈登作证，商投诚事宜。 李鸿章得知消息后，一面安抚戈登，让他在北门外待命;另一方面假意接受郜永宽等人的投诚。李鸿章之所以假意接受他们的投诚，是因为郜永宽等人要以杀死坚决守城的谭绍光为条件，自己仍然率旧部留守苏州。当时太平军在苏州城内约有 10 万余人，他们答应让出苏州城的一半给清军，而自己的部队不能被拆散，要保持整广建制编入淮军。程学启看到他们这样的条件，于是向李鸿章献计，将降将杀掉。李鸿章认为，他们几人今天能降我，明天也可能降他人。如果他们投降之后再反叛，我岂不是自讨苦吃?如果不允许他们自带旧部，那么苏州城仍然不可得。所以，他依了程氏之计，在苏州城外威武的座船上，大摆鸿门宴，乘机将投诚的太平军八大降王一併杀掉了。 曾国藩对此事评价说，李鸿章心狠手辣，眼明手快。李鸿章对待其他事情的处理上，也有类似的做法，有人说这是“厚黑”。李鸿章做事通常比较注重结果，而不在意过程，这也算是他的某种风格吧。 3.4节 “天京让功”与剿捻主帅 湘军攻打天京许久了，一直没有什么结果。清廷看到淮军作战有力，部前去协助。而当时统军攻打天京的湘军大将，正是曾帅的胞弟曾国荃。说起曾国荃，他和李鸿章还有一点小过节。 早在李鸿章刚投奔曾国藩的时候，曾国藩派李鸿章去曾国荃处办理营务。李鸿章为了对这位老师的弟弟表示尊重，特意拿出一把纸扇，请曾国荃题字留念。曾国荃居然得意洋洋地写了“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十个字，而且字体欠佳，歪歪扭扭。李鸿章看了之后嗤之以鼻，心想你不过是个秀才，还敢自比郭子仪!真是大言不惭。所以没呆几天他就告辞了。 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荃一再向李鸿章催促粮饷，弄得李鸿章很烦。再加上在几次调用人才的事情上，和曾国藩兄弟意见不一致，李鸿章和他们闹的不是很愉快。有这样几桩事情压着底儿，可急坏了向来好大喜功的曾国荃。一方面，他担心李鸿章来攻天京，会和自己抢功，这是他不能允许的;另一方面，他也清楚现在淮军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可能会很快收复天京。这样一来，自己这两年多的苦战不就白费了吗?殊不知，这时的李鸿章并不想因此得罪曾氏兄弟。于是，李鸿章就装起病来，在苏州、常州按兵不动，写信催促曾国荃快点行动。并说，自己准备掉头南下去攻打浙江。结果这又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是有意越境和自己抢功，这样，左、李两人之间又产生了矛盾。 李鸿章实在抵抗不住清廷的再三催促，于是写信给清廷报告自己的攻城日期，然后告诉曾国藩让他们早些行动，自己继续观望。李鸿章手下的将领不知道他的心思，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大将刘铭传对李鸿章说，我们淮军的大炮只要一开，不到三五天就一定能将天京拿下! 1864年 7 月 19 日，就在李鸿章出兵的前一天，曾国荃部用地道埋炸药，轰塌了城墙，一举攻克天京。曾国荃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首功”。事后，曾国藩拉着李鸿章的手说：我弟弟的面子，是靠你给保住的，我们得谢谢你。由此看出，李鸿章做事很有原则，他不愿意为了争夺眼前的小利益，就去破坏已经存在的某种秩序或者关系，这也显示出了他的高瞻远瞩和大将气度。就这样，曾经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终于被清政府镇压。然而，“内患”却远没有消除。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北方的捻军，还有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还在继续活动着。
第11页 湘军攻克天京之后，加官进爵的曾国藩却坐立不安。他太精于权术，也深谙官场之道。此时的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督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四省的军务，他统率的湘军已经达到 30 多万，亲自指挥的湘军就有 12 万人。此外，他还控制着四个省的厘金和粮饷。如此巨大的权势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岂能不让清廷猜忌!“功高震主”这四个字不时地敲击着曾国藩的心。他不由地琢磨起后路来。 曾国藩开始主动裁撤湘军，以保住清廷对他的信任。他还希望通过保留李鸿章的淮军，作为自己和清廷之间平衡的法码。曾国藩把手中的 12 万人分给了左宗棠、沈葆桢二人，对于朝廷最为担心的曾国藩的嫡系部队(即胞弟曾国荃所部)，曾国藩也进行了大批裁撤，并安排曾国荃以生病为藉口回老家调养。 1865 年 5 月，清政府的“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全军覆没。僧格林沁死在一个十几岁的童子兵张皮梗的手下，场面煞是惊人。清政府马上任命当时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让李鸿章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这意味着李鸿章即将掌握两江的军权和政权。李鸿章在各方面给曾国藩的剿捻活动以支持。首先是在兵力上，湘军已经被裁撤的差不多了，李鸿章调给曾国藩 33 个营的淮军。李鸿章又派出 10 个营的精锐部队航海前往天津然后转战到景州、德州。李鸿章在粮饷上也给予曾国藩很多支援。他知道，在“剿捻”的大计面前，湘军和淮军必须团结一致。 曾国藩的此次剿捻，先后调集淮军 6 万。这些淮军一律装备着洋枪洋炮，还有堪称完备的独立炮队。可是，曾国藩在指挥淮军时却很不灵光，因为淮军只听从李鸿章的调遣，而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曾国藩心中即使有一些怨恨和牢骚，也只好徒自兴嘆。他此刻最大的感嘆，就是湘军的盛况已去……曾国藩剿捻并不尽如人意，1866 年 9 月，捻军大破开封附近湘军战线。曾国藩得知后，十分忧虑，一下子病倒了。曾国藩给朝廷写了请罪书，还把李鸿章叫到身边帮忙。可是，清廷却发来了圣旨，让曾国藩返回两江总督任内，令李鸿章为新的钦差大臣，接替剿捻重任。曾国藩脸都气紫了，真是太有失颜面了。他为了平衡心态，一再要求留下来维持军心，可是清廷却让他赶快回到两江去。 李鸿章派人到曾国藩那里去取大印，曾国藩本来就生着病，看到此景格外感伤和落寞。他无奈地说，这么快就拿走了?我还以为得办个交接仪式呢!李鸿章接任后，得意忘形，根本没有把捻军放在眼里。不久，他就尝到了接连四次溃败的苦滋味。这四次分别在罗家集、倒树湾、尹隆河、六神港。捻军突破曾国藩的河防之后，在 1866 年 10 月分为东西两部：赖文光和任化邦率东捻军在河南活动，张宗禹率西捻军攻打陕西。 捻军和太平军不同，他们人数较少，没有根据地，作战灵活，採取游击战术。湘淮军则人数众多，调动起来很困难，经常被捻军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和李鸿章交手的东捻军将领赖文光足智多谋，任化邦骁勇善战，二人配合的相当默契。淮军各营统率又各自为政，争功心切，互不相帮。所以，李鸿章吃了不少苦头。李鸿章吸取教训，重新改组队伍。他把淮军改编成四支精锐部队，即铭、武毅、鼎、勛四个营。此外，李鸿章还增加骑兵的力量，严加训练。因为捻军在北方平原上惯于骑马，来去无踪，飘忽不定，淮军的骑兵怎么也追不上人家。 为了尽快地训练骑兵，刘铭传採取了一个办法。他把一个金元宝吊在大营门口，并点上一炷香。下令说，在一炷香的时间里绕着营盘骑马跑三圈，谁第一个到达就给谁这块金子。这个办法十分有效，骑兵们奋勇操练。三个月之后，跑的最快的兵士，已经能在一炷香的时间里，绕着十四个营盘跑三圈了。 在对付捻军的战略上，李鸿章採取了“倒守河运”的方法，意图是：捻军已经在 1867 年的夏天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李鸿章决定守住运河西线，不让捻军回师。决心已定，李鸿章不顾山东巡抚丁宝桢的不满，把大营搬到济宁。这样，山东就成为主战场。李鸿章还採用了“进扼胶莱”的方针。胶莱河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是元朝时候的一条运河，用于沟通东海和渤海。当时捻军已经进入登州和莱州。李鸿章命淮军各部分守胶莱河。捻军识破李鸿章的意图，多次反扑胶莱河各处，8 月，突破东军王心安部防线。李鸿章别无他法，继续死守运河防线。可是，运河防线却一再被攻破。曾国藩对他这招儿失去了信心，劝李鸿章另想办法。可是，李鸿章却不为所动。他对曾国藩说，我相信，坚持到底一定会胜利。后来，捻军多次想过运河而不成，只好改去鲁南、苏北一带游击。刘铭传买通任化邦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开枪射死了任，于是捻军大乱。最后，赖文光也英勇就义。 淮军成功地剿灭了东捻军，可是李鸿章和淮军将领并没有得到多大的赏赐。李鸿章只加授一等骑督尉世职，刘铭传只加授三等轻车督尉世职。显然，朝廷有意压制日益壮大的淮军。淮军内部开始怨声载道，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要求放三个月假回家，刘秉璋和李昭庆要求不再带兵改当文官。有时候，这些将领喝酒之后就找李鸿章吵架，尤其是刘铭传，大骂李鸿章无能，不能为部下讨取赏赐和利禄。在济宁的李鸿章每日被内部矛盾困扰，淮军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第12页 此前，西捻军採用围魏救赵的策略攻打河北，希望解救东捻军的危急。他们冲破壶口河防，进入冀南，再经顺德、保定、易州，直逼北京附近的房山县。但是，他们还是晚来一步，这时的东捻军已经全军覆灭。然而，京师附近没有兵力，防务空虚。捻军北上，顿时让清廷上下一片惊骇。于是，朝廷连下五道诏令，要求李鸿章速来京城保驾。可是，淮军将领们谁也不肯带兵北上。李鸿章因为这次救援不利，受到处罚，被撤销刚刚加封的骑督尉世职，革去双眼花翎。一天晚上，李鸿章正冥思苦想难以入眠，忽然听见外面吵闹喧譁。原来一些淮军将领正在吵吵要带兵北上，拿下京师，造清廷的反。李鸿章听到这里，赶紧跑出来劝他们不能有这种造反的想法，可是没有人理会他。李鸿章十分苦恼，朝廷本来对自己不满，如果淮军再闹下去，真不知该如何收场。即将离营的刘秉璋悄悄对李鸿章说，现在大家都不听你的，你找潘鼎新想想办法。潘鼎新是个读书人，深明大义，又是您的学生，你如果做通了他的工作，其他人就好办了。刘秉璋又去找潘鼎新说，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你又是老师的学生，如果老师真的被你们闹的倒台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呢?你们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第二天，李鸿章找到潘鼎新说，你知道我被处罚了吗?潘鼎新说知道了。李鸿章说，你不为我的前途担忧吗?潘鼎新说：这有什么好担忧的，只要以后再立功劳，朝廷还会给你加官进爵的。李鸿章说：那你就赶快带兵北上护驾，帮我将功补过吧!潘鼎新带着人马先走了，于是，其他的人也纷纷跟着北上了。只有刘铭传请了三个月的假回到家里。李鸿章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将内部矛盾解决。接下来又面临着剿灭西捻军的任务。李鸿章依旧主张重视河防，可是自比“当今诸葛”的左宗棠，却一意主张全力追剿捻军，二人就此争执不下。李鸿章一直看不上左宗棠用兵，他写信给曾国藩说：这个当今的诸葛亮，总是跟着诸多将领后面寻贼。这时，朝廷派来恭亲王督阵，要求他们一个月内必须破贼。 一个月之后，张宗禹率捻军一路攻到天津南郊。李鸿章、左宗棠二人由于作战不力，都遭降职两级处罚。经过这次的教训，李鸿章和左宗棠终于达成一致的战略主张，即河防和追剿并重。可是，前方缺少力敌的主将。当时，刘铭传由于常年的骑马，得了一种病叫“跨马痈”，大腿上长了毒疮。经医治后，虽然病癒，但身体十分虚弱，加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心中总是不平，所以当其他将领都带兵北上的时候，只有他告病在家休息。曾国藩得知情况之后，派人前去慰问，并捎去一封信劝说他：你和李鸿章是人间难遇的知己，你应当早日奔赴前线，帮助他建立这个历史功勋，你自己也会名垂青史。刘铭传看完信后，大为震动，马上奔赴前线，率部杀敌。在剿捻结束之后，刘铭传被授予一等男爵，这正应了曾国藩的预见。 1868年 8 月 16 日，淮军把张宗禹围困在山西茌平县南镇，张宗禹带着亲兵 8 名(一说是18 名)来到徒骇河边，他脱下衣服，跳入水中。追来的刘铭传部士兵看见地上的衣服，轻信张宗禹的亲兵之言，认定他已经淹死。李鸿章上奏朝廷称张宗禹已死。左宗棠却认为，张宗禹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怀疑李鸿章撒谎向朝廷骗功，派人到处搜索。李鸿章知道后，特别气愤，觉得左宗棠此举是嫉妒，找茬儿。于是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从此做了一辈子的仇人。 有学者认为，张宗禹当时并没有死，很可能流落并隐居在沧州东北的一个小村庄里。不管张宗禹最后究竟是怎样，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是剿捻有功，不但被解除了处罚，还得到了奖赏。李鸿章被授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左宗棠仍做陕甘总督，两人都加了太子太保衔。但是，清廷却把两江总督这个特别重要的位置，授予了功劳和才能远远不如李鸿章的马新贻。李鸿章心里清楚，这是清廷有意压制自己，恐怕自己成为曾国藩之后的朝廷又一个新的“大敌”。至此，中国近代史上历时 18 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终于结束。李鸿章用镇压人民起义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照亮了自己的前途。 3.5节 重理“天津教案” 剿捻结束之后，李鸿章看出清廷对自己的猜忌，于是效仿曾国藩，开始裁撤淮军。李鸿章为了保留淮军的精锐，求助于新上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希望在军饷上能够继续得到他的支持。湘军和淮军的军饷一直主要来源于两江地区。马新贻不顾得罪李鸿章和曾国藩，是爽快地答应了李鸿章的要求。李鸿章还把湖广的厘金和关税的百分之四十充作军饷，使淮军的军饷比以前大大增加了。 李鸿章在湖广期间，清廷给他安排了很多杂事。一会儿被派去四川，一会儿被派到贵州，还派他去协助左宗棠到陕西镇压回民起义。李鸿章实在不喜欢左宗棠这个人，不愿意再与左宗棠合作，他写信给曾国藩说，和左宗棠共事的滋味如同嚼蜡。于是李鸿章找种种理由拖延去陕西的时间，直到接受命令的四个月之后，才赶到西安。这时候，是 1870 年的 7 月。 1870 年 6 月 21 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教案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此前后，法国天主教育婴堂的婴儿由于传染病死了 30多个，老百姓纷纷谣传，说是教会的人僱人用迷药拐骗儿童，然后把孩子弄死，挖出心肝做药。这一天，天津的群众抓了一个拐骗儿童的人贩子叫武兰珍。武兰珍交代说，卖给自己迷药的是一个名叫王三的教徒。群众群情激愤，跑到教堂去要人，结果教堂里没有王三这个人。闻讯赶来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气势汹汹地要求崇厚(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镇压，崇厚没有答应。丰大业气急败坏，朝崇厚连开两枪，崇厚躲开了。丰大业后来遇见了前来劝和的天津知县刘杰，又向刘杰开枪，打伤了刘杰的助手。群众见丰大业如此蛮横，冲上去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然后，冲进教堂，打死了 20 名洋人和传教士，并放火烧毁了法国教堂望海楼和育婴堂、法国仁慈堂、美国布道堂、英国讲经堂等多处。
第13页 事后，法国联合美、英、俄、德等多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各国军舰聚集于天津和烟臺，进行武力恐吓。在剿捻成功之后，清廷因为曾国藩的赫赫军功，同时也是惧他坐大地方，就以裭夺兵权、明提暗抑之手段，将他直接调来中枢，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天津教案一发，朝廷即派曾氏前去处理。曾国藩深知，此事事关洋人，干系十分重大。临行前，他甚至给儿子写好了遗书，并买好一口楠木棺材，准备以死赴任。曾国藩这一生，自杀多次，多次写过遗书。也许，这是曾国藩内心深处的那种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的体现。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曾国藩迫于洋人的压力，先后逮捕了 80 多人，其中定为死罪的20 人，流放的 25 人。还把天津知县刘杰、知府张光藻革职充军。一时间，舆论譁然，纷纷指责曾国藩“卖国求荣”，“为洋人献媚”。曾国藩面对内外压力，支撑不住，希望朝廷另请高明。 事实上，自天津教案发生之后，李鸿章一直在观望曾国藩的处理方式。说实话，他对曾国藩的做法也是不甚满意。恰在这时，李鸿章忽然接到诏令，让他火速带兵到京畿一带备战，并任命他为直隶总督以接替曾国藩。李鸿章马上渡过黄河，到达直隶边境，但是他并不急于马上去天津接任。他给清廷写信说，淮军只能在直隶边境驻扎，如果离北京、天津太近，容易引起列强的疑心，引发战争。他到达保定之后，又给曾国藩写信说，自己的肝病复发，需要调养一段时间。李鸿章把自己处在一个可进可退的位置，并不去理会曾国藩的烦恼。这时候的李鸿章，在官场使用手段谋略，远远超过自己的老师。这也应验了曾国藩当年对李鸿章的评价。当年，提到对李鸿章未来的展望，曾国藩曾对李瀚章说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话。 李鸿章在奏摺中明确提出，第一，说教堂拐卖儿童、挖心肝、挖眼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第二，崇厚平时对外国人献媚的行为早就深深引起了百姓的不满，所以此事是个导火索。第三，丰大业开枪射的朝廷命官，也是罪不可赦。第四，群众仅打死 20 个洋人。可见中外双方各有不是。所以处理时应本着和平解决的原则，一是必须捉拿凶手，一个是应当赔钱。但是，赔钱一定要有限度，更不能以割地为要挟。李鸿章在奏摺上还说，如果我方在于情于理都站得住脚的原则下妥善处理之后，洋人还敢无理取闹，我们就和他们决一死战。李鸿章和外国人巧妙周旋，据理力争。他通过谈判，把死刑犯人数减少了4 名。有人提出火烧望海楼的主谋是陈国瑞，李鸿章多方努力，保住了他。此外，协助办理教案的丁日昌，偷偷用大牢里的死刑犯换出了真正的反洋教领袖。据说，这也是李鸿章授意所为。李鸿章还筹集各方面的捐助并和曾国藩拿出自己的积蓄，总共凑了 2 万两银子，送给张光藻和刘杰，算是对他们经济上的一点补偿。 李鸿章后来给曾国藩写信说，和洋人交往，不妨稍微用一点“痞子腔”，不要轻易用死来逃避责任。说起“痞子腔”，还有一个故事。李鸿章在接办教案前，曾国藩问他，去天津之后会经常和洋人打交道，你准备用什么方式和洋人交往呢?李鸿章回答说，和洋人交往，我不妨就用点“痞子腔”(安徽话，就是耍一点青皮流氓的手段)。曾国藩劝慰道，我认为，洋人也是人，你和洋人交往还是应该笃信一个“诚”字，以诚待人。李鸿章总结多年和洋人交往的体会，好像并没有听从老师的话。 1872 年 3 月 12 日，曾国藩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对“天津教案”一事的处理悔恨交加，自责不已。曾国藩一辈子都讲究处事原则，讲究品德和修行的重要性，未料到自己晚节不保，心中的苦楚可想而知。李鸿章闻讯悲痛不已，热泪盈眶，他提笔写下輓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开始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他在这个位子上整整坐了25年。在这 25 年的时间里，李鸿章开始了他的多方面的活动。其中包括政治活动、洋务运动，军事活动和主理清朝的外交事务。 第四章 洋务兴邦经济之道场 4.1节 兴办军工企业 李鸿章初次来到上海租界时，被租界那种种不同于京城的繁华所吸引。那异域风格的场所，那高大雄伟的建筑，又让李鸿章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一种压力。洋人在领事馆内还养了很多动物，有牛、马、羊鹿，还有很多鸟。这些体形高大的动物悠闲的在馆内散步，神情举止也好似那些高傲的洋人。街上不时有身穿西式长裙的女士走过，她们举止优雅的神态和外国小孩灿烂的笑容，都使李鸿章强烈感觉到西方人生活的富足悠闲。此后，李鸿章多次考察比较中国和外国的情况，终于得出了中国如果想自立于世界列强之间，必须先“富”而后才能“强”的结论。 李鸿章立志于经办“洋务”。后来被史家称为“洋务运动”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件，都与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他的很多活动和功绩，成为“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部分。“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 60 年代。由于太平天国的崛起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些有远见卓识之人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事务的主张。他们虽然出身、地位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不摒弃中国的固有传统。在朝廷内部，也有一些大臣投入了“洋务运动”。其中，较有名气的有奕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等。这些倡导“洋务运动”的人，在近代史上被称为“洋务派”。李鸿章自从知道“利器”的妙用之后，就开始购买洋人的武器，可是买来的武器又贵又不够使用。于是，李鸿章产生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军工企业的强烈愿望。而且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大批相应的军工人才。“才大心细”的李鸿章曾算过一笔帐：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第14页 李鸿章这种美好的愿望，立即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李鸿章写信给奕䜣为首的总理衙门说：中国的士大夫每天沉醉于文章的词句和练习写小楷字，而武将多半是粗俗愚蠢之人。对于外国的武器，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学习，有人认为学不会。在奏摺中，李鸿章力陈己见，还这样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神妙：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帝国里，李鸿章能够如此细緻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嘆。 在奕䜣的帮助下，李鸿章的意见终于得到慈禧太后的首肯，允许他在“剿匪”的前提下，学习制造军火。从 1863 年起，李鸿章聘请一些有关武器方面的专家和工匠设立了“炸弹三局”。“炸弹三局”是指马格里主持的淞江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丁日昌主持的上海洋炮局。 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他曾任江西万安知县，当时李瀚章是丁日昌手下的赣南道。丁日昌因为万安失守被革职，投奔到曾国藩处当幕僚。曾国藩很欣赏丁日昌的才干。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时候，就想要丁日昌跟自己去上海，曾国荃则提出要丁日昌跟自己去攻打天京。曾国藩谁也没有给，把丁日昌和李瀚章一起派到广东去办理厘金了。当时还在到处寻找人才的李鸿章听说丁日昌在广东军营，已经督制出了大小炮硼 36 尊，子弹 2000 多颗，十分羡慕。心想如果能让他来主持炮局就好了。李鸿章于是使劲追着曾国藩要人，终于奏请朝廷批准把丁日昌调到上海主持炮局。事实表明，丁日昌办的炮局最有成效，它能制造“田鸡炮”(迫击炮)，还有能发射 80 磅炮弹的“开花炮”。后来丁日昌一直在李鸿章身边做李的得力助手，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实行者。 “炸弹三局”生产出来的各种炸弹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前线，给李鸿章消灭太平军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并为李鸿章日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积累了经验。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上海机器局，成立于 1867 年 9 月。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后来能修船造舰，成为综合性的新式军用企业。金陵制造局，是把以前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建立的。到南京后，规模扩大，生产能力也提高。主要生产各种口径的大炮、炮弹和子弹，还生产其他军用品。李鸿章创办的金陵制造局生产的大炮和炮弹。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都是制造军用器械的兵工厂。它们用蒸汽机作为动力，以机器为工具，僱佣了一批工人，这表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这两个局的资金都来自清政府的财政划拨，生产的武器弹药，都归湘军和淮军以及其他各省等队使用。它们不参与市场竞争，不产生直接利润。这种先进的生产力结合官僚专制式的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官僚资本。有些研究者认为，在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某种特殊环境下，这种官僚资本的介入，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 4.2节 创办民用工业 李鸿章在发展了军工企业之后，意识到发展民用工业也迫在眉睫。 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1872 年，李鸿章开始筹办轮船招商局。1873 年，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鸿章给招商局的定位是：没有大事的时候，轮船可以运粮食和载客;有战事时输送军火。他还希望在航运上可以和外国的船只抗衡。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为李鸿章採用招商集资的方式来解决经费问题。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办、后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李鸿章借鑑西方的股份制方法创办轮船招商局，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早的股份制形式的企业了。招商局经历了一段很辉煌的岁月，每逢年底有股东分红。一些经济学者对当时招商局的财务情况作过详细的分析，认为招商局的管理具有初步的股份制企业的模式。招商局成立之初，只有轮船 3 艘。而其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兼併旗昌公司产业后，招商局拥有轮船 33 艘。这个时期，主要经营沿海与内河航运，年收入平均约为 2 百万两白银，年净利为 30 万两白银。此外，李鸿章还开办了一系列的民用企业。 开平矿务局，成立于 1878 年，是李鸿章建立的。由唐廷枢办理。目的是为了供给机器制造局所需要的煤，此外还可以避免煤矿资源被外国人所掌握。起初开平煤矿局除了採煤，还採铁，炼钢。后来，因为经费和技术问题，专门採煤。到 1894年，日产煤 2 千吨，是洋务派创办的最大矿业。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李鸿章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棉纺织工厂，目的是为了抵抗洋货。由彭汝琮办理。织布局后来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设立了 10 个分厂。 漠河金矿，也是李鸿章创办的。1886 年，李鸿章前往矿区勘查。1889 年，正式开始採矿。1894 年，产金多达两万八千多两，成为清政府的名副其实的金库。 中国的电报业务也是最先由李鸿章倡办的。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 1879 年，李鸿章提出，洋人从国外到上海都设立了电报，在瞬息之间，就可以知道对方的消息。中国使用驿站，最快的虽然说可以达到日行六百里，但还是经常会误事。如果中国有了自己的电报，就可以抵制外国电信业控制中国。中国电报最早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之间架线试验，结果很成功。1880年，李鸿章修建从天津到镇江到上海的电报，实现了南北之间的信息传递。1882年，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经过集资，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的电报在 1884 年开通。因而，电报局从天津迁到上海。此后，电报局分别架设了津京线、长江线、桂滇线、陕甘线等。1892年，李鸿章奏报说：中国的陆路电线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时间，遍布各省，瞬息万里，官员商贾都说很方便。
第15页 中国的铁路建设也是李鸿章最先倡导的，但经历了漫长的坎坷之路。为了修建铁路，李鸿章一面批驳顽固分子的反对，一面派人偷偷在开平煤矿修筑至唐山胥各庄之间的铁路，以便运煤。1880 年铁路竣工，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摺上故意把铁路说成“马路”。1891 年，李鸿章在山海关设立北洋官铁路局。第二年动工修建关东铁路，1893 年铺轨到山海关。1894 年，修路到中后所。这段铁路的经费全部由清政府拨款，故称为“官路”。 回首往事时，李鸿章欣慰地说，招商局是开办洋务 40 年来最成功的事情。 在这里笔者说句题外话。1909 年，轮船招商局更名为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建国以后，招商局开改革开放之先声，于 1978 年开发蛇口工业区，并于 1986 年收购香港友联银行，成为中国首家拥有银行的非金融企业。次年又创办中国首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1988年创办中国首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同时，招商局也是中国首家在境外发行债券的非金融公司、首家在香港上市的中资企业。 李鸿章在所创建的企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受益，并对推进中国近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3节 创建北洋海军 1840 年，英国殖民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 年 8 月 29 日，清朝政府在英国侵略军的舰炮威逼下，接受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清朝军队在鸦片战争中的屡次失败和《南京条约》的严酷现实，促使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睁开双眼，开始观察外面的世界。 抗英名臣林则徐和思想家魏源大胆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吶喊，要学习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来侵略，并初次提出了创建近代海军的草案。1856 至 1860 年，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海军舰队在中国万里海疆如入无人之境，清政府在又一次的“创巨痛深”的危局中，开始着手兴办近代海军海防，但很快就因受到挫折而止步不前。 1874年，日本寻找藉口出兵侵犯台湾。此事虽以和议告终而未开启更大战端，却在中国朝野上下引起更强烈的震动。由此，在内部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防大讨论”。1874 年 11 月，总理衙门的文件中强调了海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办法。请沿海各省的督抚和将军进行讨论。 此时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呈交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陈述了海军海防大业的重要战略意义，要求大举兴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李鸿章首先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酷形势：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万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还痛切指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是在于国家之实力：“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等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他又指出历史时机的紧迫性——“正值海防吃紧之际，不特为外人所窃笑，且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日!” 李鸿章在奏摺中还阐述了关于海防的具体实施办法。提出中国应以陆军为主，海军设立南洋、东洋、北洋三支水师。左宗棠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现在大清国应该实施“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意见。他认为，如果设立三支水师，那么将导致领导的不统一，三支水师会各自为政。他建议，海军应该统一领导。 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分歧在于，李鸿章认为西北塞防可有可无，甚至可以以牺牲新疆作为代价。而左宗棠认为西北边疆十分重要，塞防不固，则西北屏障尽失。当时清政府面对的局势是沙俄侵占伊犁，阿古柏占据新疆，收复新疆迫在眉睫。1874年底，同治帝病死，光绪帝继位，慈禧再次垂帘听政。次年，海防讨论进入了廷议阶段。以奕奕为首的总理衙门既没有採纳李鸿章的意见，也没有贊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张，最后作出“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令李鸿章负责海防，令左宗棠去负责“塞防”问题。 左宗棠在稍后的奏摺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见，实际是主张全力西征。在他看来，海防没有现实的危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显然，左宗棠认为西方各国无意侵犯，而中国已有足够的准备，海防不足为虑。言外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 李鸿章则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漫长的海疆，尤其是京津和沪宁是国家的腹心所在，一定要以海防为重点。但是，李鸿章没有考虑到，西陲有事，在一个短时间内，应当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决。左宗棠的成功就在适应了这一需要，虽然他对海防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当时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只好把能够动用的财力主要用于西征。李鸿章在“海防大讨论”以及后来关于海军海防的竭力倡言，为近代中国海军海防建设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16页 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务实派高级官员们的努力倡导下，清政府建成了福建、北洋、南洋和广东四支小规模的海军舰队。然而，法国侵华远征舰队于 1884年 8 月中法马尾海战中，竟然全歼了最早组建的整个福建海军。中法战争刚一结束，光绪帝就郑重发布了大力扩充海军的上谕：“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划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迭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随即，光绪帝下谕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海军由此成为国家的正式军种，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事业开始步入正规的发展时期。光绪帝的生身父亲醇亲王奕䜣亲自出任总理海军大臣，而一直力主大举兴办海军的李鸿章出任会办海军大臣，具体掌管全国海军海防建设大业。 要建立近代海军，必须解决船舰问题。李鸿章最初主张自己制造，后来转向从英国和德国买船为主，造船为辅的方针。因为当时在中国造船，造价要远远高于从国外买船。李鸿章在买船的同时，还将闽沪两厂制造的一些轮船调入北洋海军。除了船舰之外，还须建立海军基地。李鸿章在大沽建造了船坞，在旅顺口修建了口西、口东海岸炮台、陆路炮台，还有大连湾炮台;在威海卫岸上的要隘建立炮台，在水面建筑铁码头。一时间，威海卫堪称“东海屏藩”。旅顺口和威海卫由此成为北洋海军的基地，守卫着渤海和天津。李鸿章还意识到要培养一大批海军人才。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几乎都被李鸿章所用。此外，李鸿章还僱佣了一批洋人担任技术人才。 此时，威妥玛希望英国军官能够独揽对北洋海军的教习任务，遭到了李鸿章拒绝。李鸿章一直採用英国军官和德国军官并用的原则，使得列强没有能够达到控制中国海军的目的。1888年 10 月，在李鸿章的苦心筹办下，海军衙门上奏慈禧太后并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这是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辉煌顶点。由于北洋海军的庞大阵容，中国海军作战舰艇的总吨位达到 4 万多吨，一度跃居海军世界大国的行列，在亚洲地区则是首屈一指。北洋军事工业的重要企业，旅顺鱼雷制造所。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每三年派大臣检阅一次海军。1891年，海军衙门派李鸿章检阅了北洋海军演练阵法，施放鱼雷和实弹打靶，视察了旅顺、大连、威海卫、胶州、烟臺等地的炮台、船坞、鱼雷、水雷学堂及陆军的情况。三年之后，李鸿章再次检阅了海军，还邀请英、法、俄、日等国人士参观。虽然，北洋海军规模宏大，但是李鸿章心里却一直有深深的忧患意识。因为财力的限制，中国的海军远远无法和外国的军队抗衡。李鸿章曾经感嘆道：北洋只有半支海军。不久之后，李鸿章的担忧真的变成了残酷的现实，那就是甲午海战的失败。 4.4节 重视教育事业 李鸿章在兴办洋务运动的同时，认识到培养新型人才的重要性，开始积极倡导改革科举制度，提出了很多具体意见。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列举小楷试帖的弊端，大胆提出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建议。除了传统的教育之外，李鸿章还提出要使用精通其他学科的人才，例如测算、火炮、兵法、化学、电器等等实用学科。还提出，在海防省份，要设立洋学局。但是，李鸿章的这些言论仍然遭受到反对。 1880 年和 1885 年李鸿章先后设立了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开设天文、地舆、格致、算化、测绘等课程。此外，李鸿章还创办了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校、天津西医学堂等。李鸿章不仅在国内兴办新学，还接受了容闳提出的建议，派人出国留学。选派 12 岁到 16岁的幼童出国。经过李鸿章的努力，120 名幼童到达美国开始了他们的留学生涯。李鸿章还派出了一些学生到欧洲学习制造轮船、军事、化学、法律等专业。遗憾的是，由于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这些幼童留学生后来竟被朝廷全部撤回。看着那些由自己精心选派的留学生又回到了中国，李鸿章禁不住黯然神伤：没有人才，谈何强国? 第五章 大清使者外交遗恨场 5.1节 解散“常胜军” 李鸿章和洋人打交道是从他到达上海之后便开始的。1862 年 9 月，“常胜军”的第一任头目华尔被太平军打死，引发了由谁来继任的问题。英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向李鸿章推荐了华尔的副手美国人白齐文。李鸿章多方周旋提出条件，“常胜军”属于中国的军队，要由他统一调遣。不久，李鸿章派白齐文去援助南京的湘军，可是白齐文却不听命。他埋怨杨坊催促他启程，就以索要军饷为名到杨坊家抢走了洋银四万两，并痛打了杨坊。李鸿章决定藉机整顿常胜军。他将白齐文革职，裁军1500 人，并设立两名头目，一位中国的，一位外国的。这样，戈登就成了新的“常胜军”首领。 戈登和李鸿章最初的合作还不错。可是，由于“苏州杀降”一事，导致戈登对李鸿章极为不满。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在戈登和郜永宽等人私下交易之后，戈登自认有功，要求李鸿章给常胜军发两个月的恩饷，并威胁李鸿章说如果不给，就要辞职。李鸿章回答说他会考虑。然后，戈登去看望苏州城中的郜永宽等人，郜永宽表示对戈登的安排很满意。后来，戈登听说李鸿章只答应给一个月的恩饷时，他就真的开船准备走了。戈登刚刚走出城门，就听到有枪声，他感觉很奇怪。有人告诉他说，李鸿章不允许郜永宽他们保留旧部，在派人鸣枪示威。戈登感觉事情不妙，于是派人去抓李鸿章。可是他没抓到李鸿章，自己反而被淮军扣留。第二天早晨，戈登得知郜永宽等人已被李鸿章杀掉!戈登怒不可遇，他觉得李鸿章不但不给恩饷，还在郜永宽等人的事情上把自己给玩弄了，大英帝国军官的颜面往哪里放?他气急败坏地拿着一只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说要杀了他。之后，戈登提出要李鸿章辞职，把李鸿章交由北京政府审判，否则，就要率领“常胜军”把淮军已经收回的地方再夺回来，交给太平军。
第17页 李鸿章派出“常胜军”的军医即后来帮助李鸿章兴办洋务的马格里出面调节。英国也派人做李鸿章的工作，要求李鸿章给戈登写道歉书，被李鸿章拒绝。后来李鸿章拨给“常胜军”7 万两军饷，又派出朝廷新任命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前去调停。赫德的前任、英国人李泰国因为和李鸿章作对，没有落得好下场。戈登听了赫德的话，想想自己离开“常胜军”之后也是没有更好的着落。于是，他又回到了“常胜军”。 此后，戈登和李鸿章的关系一直不错。戈登还多次对人夸赞李鸿章，说他是个有头脑的军事家。1863年，淮军攻打常州。常州将领吸取苏州的教训，拼死守城，不肯投降。李鸿章请来戈登协助，戈登用大炮轰开了城门，协助淮军收复常州。由于戈登事先没有徵求英国官方的同意，英国感到难以控制“常胜军”，英国驻军司令伯郎向英国政府提出解散“常胜军”。 “常胜军”本来就是中国人的僱佣军，英国政府没有权利解散。英国政府要求：在“常胜军”中服役的英国现役军官全部离开“常胜军”，并撤销戈登的假期和一些特权。戈登十分不满，他找到李鸿章说，现役军官都退出“常胜军”，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常胜军”解散，但是需要遣散费 16 万元。李鸿章早就有解散“常胜军”的意思，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李鸿章觉得时机已到，马上表示同意。 驻上海的英国总领事巴夏礼提出解散“常胜军”需要他和英国驻华公使协同办理，赫德也提出“常胜军”不可解散。戈登又犹豫不决。李鸿章派出丁日昌劝告戈登要吸取白齐文被解职的教训，说“常胜军”现在声名不好，你留在这里对你的名誉也有影响，你要为自己考虑。李鸿章迅速筹集遣散费 19 万两(超出 3 万两)，全部交给戈登。只留下炮兵 600 人和洋枪队 300 人，外国教官 11 人，其余全部解散。戈登拿着钱，还得了清政府颁发的提督荣誉军衔，风风光光地回英国去了。事后，曾国藩赞嘆李鸿章居然能够驾驭外国人。这也许是李鸿章的“痞子手段”的灵活运用吧。 5.2节 “联东抗西”美梦的破灭 自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才干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不久李鸿章负责办理了对日本的一系列交涉事务。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渐走上了一条强盛之路。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开始膨胀，他们把觊觎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但是，当时日本的力量还不足以明目张胆的侵略中国，于是向西方列强学习，要求和清政府签订一个通商条约。1870 年 7 月，日本政府派遣使者来华议约，双方开始初步的交涉。当时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国内有很多人反对和日本签约。安徽巡抚英瀚认为，日本历来是向中国进贡臣服的弹丸之国，根本没有资格和大清国签约。总理衙门表示，中日通商已经在上海开展了，双方的通商可以继续进行，没有必要再签订一个通商条约。 前来议约的日本使者柳原前光私下找到李鸿章，透露了自己的想法：西方列强曾经侵略日本，日本对他们心有怨恨。所以希望能通过和中国签订条约，共同对付西方列强。此外，日本方面还向总理衙门暗示，如果中国不同意和日本签约，就要请列强帮忙。柳原前光的一番话打动了李鸿章。他觉得如果能和日本修好，不失为一件好事。如果中国不答应，日本将会联合列强，那样中国不但要在列强的压迫下仍和日本签约，日本还会转向和列强一起对付中国。 清廷派李鸿章为对日议约大使，与日本谈判。日本提出仿照西方列强的“利益一体均沾”原则，要求日本进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对此，李鸿章坚决反对。 日本方面因为无法用武力胁迫中国达成目的，暂时放弃了这项要求。1871 年 9 月 23 日，中日双方在天津签订《天津修好条约》18 条和《通商章程》33 条。规定两年后换约。条约规定淡水、台湾等地为对日通商口岸，日本不得进口货物到中国内地，也不得在内地购买货物。这是中国和日本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也是 19 世纪之后中国签订的第一个合理、平等的对外关系条约。 但是，日本政府对这个条约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没有能实现预期的目的。前来和中国谈判的官员回日本之后不得不辞职。日本政府事后要求对条款进行修改，被李鸿章断然拒绝。1871 年 11 月 27 日，发生了“琉球岛事件”。66名到中国朝贡和贸易的琉球人，在回国途中遇上风浪，飘流到台湾岛。台湾岛的高山族人以为是有敌人入侵，打死琉球人 54 名。凤山县政府把其余的人送到福州，再由闽粤总督送回琉球。朝廷令台湾道台查办此事，安抚琉球。 琉球，位于福建之东。隋书称作流求，元朝时称作瑠求。明朝时正式成为中国的藩属，此后他们的国王一直受中国皇帝的册封，称为琉球国王。他们每隔两年进贡一次，从未停止。这件事情让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人找到了向中国挑衅的藉口。他们指出，1609 年，日本派出三千人攻打琉球，擒获琉球国王。国王被迫接受每年向日本送粮食八千石。因此，琉球是日本的藩属。 1872 年 10 月，日本请琉球王子到日本参加明治天皇的亲政典礼，当众宣布：册封琉球王为日本藩王。但是琉球并没有承认它与日本的关系，他们只承认自己是中国的藩属。1873 年，日本派出副岛种臣和柳原前光来中国换约。柳原前光拜会总理衙门的大臣，和他们谈起琉球事件，中方大臣说，杀人者系“外化之民”。他的本意是说，外化之民为未经开化的少数民族。可是日本人却找到语言的歧义表示，“外化之民”就是不归中国管辖的外民。日本人抓住这个时机，马上表示要代表琉球去向台湾讨回公道。
第18页 李鸿章看出了日本人的险恶用心，知道日本人这是在为攻打台湾寻找理由。但是，他错误地认为，日本人不会立即採取行动，不足为惧。日本却迅速开始了行动。清廷在得知日本军队已经向台湾进发的消息之后，还在幻想着日本不可能真的和中国开战。殊不知，日本已经对外宣布，清政府已经承认台湾不是他们的藩属，日本此举是为琉球主持公道，不是对中国开战。李鸿章虽然已经做好了兵力部署，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列强身上，希望得到列强对中国的支持。1874 年 5 月 7 日，日本公然在台湾琅乔登陆，杀死台湾人民 30 多人，并烧毁了房屋。1874 年 5 月 14 日，清廷派沈葆桢前去台湾。后又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沈葆桢，当时主管南洋水师，熟悉新轮船的使用。李鸿章在台湾布置了 1 万兵力，包括原淮军的使用洋枪洋炮的队伍。清兵奉李鸿章的命令按兵不动，给日本以威慑。 日本人登陆台湾后，由于不熟悉地形，加上水土不服，又经常受到高山族人的袭击，伤亡病死者三分之一。日本不得不考虑再次与中国谈判。柳原前光在和总理衙门谈判中，把责任推到中方，一口咬定“外化”的歧义，认定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双方僵持不下。 1874年 9 月 1 日，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率员来到天津。他派人打探李鸿章对待此事的态度，得知李鸿章认为可以给日本兵“犒赏”但是不能给军费。“犒赏”是大清帝国的一种尊严，而“军费”则有受辱的意思。其实，对日本人来说，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都一样，就是能从中国讹诈到钱财来。日本请出了英国公使威妥玛对此事进行干预，帮助日本索要军费 200万两。总理衙门害怕得罪英国，于是放弃了和李鸿章说好的计划。答应给日本赔付 50 万两。10 月 31 日，中日双方签订《北京条约》，内容如下：一、日本国此举，原为保民之义举，中国不得认为有错;二、台湾生番将日本国属民妄加杀害;所有遇害难民的家属，中国必须给予抚恤银两，日本在台建筑及所修道路，中国愿留自用，已先行议定了补给银款，另有所议之单;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撤回註销，永为罢论，至于台湾生番，中国当设法管束，以保难民安全。李鸿章对此很不满意，他认为用不着给日本赔付，但是他又认为，花上一点小钱，可以避免战争庞大的耗费，把战争的费用节省下来，可以用于筹备海防。大清国眼下还需要忍气吞声，以待振兴。这个条约为中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患，就是说到台湾人所杀难民为日本国属民，其实这就等于承认了琉球国属于日本。按照大清帝国的想法，以为条款中日本人提及的台湾人杀害的日本国属民是指的那些日本士兵，而日本人就是故意用这种含糊的词句来掩盖他们的真正意图，即被台湾人杀害的日本国属民是琉球人。这为日本以后吞併琉球提供了重要的藉口和依据。但是，清政府却丝毫没有深入考虑过这些条款的细节，以及条款背后隐藏的杀机。只是想着早日息事宁人。 《北京条约》的订立，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坏处，一是把琉球推向了日本。二是让全世界都看到，日本一个小国都可以公然的向中国发动侵略，更说明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他们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府害怕打仗，愿意以钱来换取和平，以后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武力来威胁中国，对中国进行掠夺。这件事情对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具有及其重要的影响，由此奠定了日本在对中国外交方面日益占据优势的地位。 经过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李鸿章逐渐看清了日本人的野心，也认识到联合日本对付西方列强的梦已经破灭了。1871年，俄国趁阿古柏侵扰新疆，出兵占领新疆伊犁。1878 年，左宗棠率军清除阿古柏，收回伊犁。保住了西北边疆，保全了中国的领土。这是中华民族在19 世纪唯一取得重大胜利的爱国壮举，在这次战争中左宗棠成了民族英雄。1871年底，清政府派出全权大使崇厚出使俄国，开始与俄国进行收回伊犁的谈判。崇厚对伊犁的形势和情况全然不知，结果签订的条约导致清廷不满。1880 年 1 月，清廷将崇厚定罪为斩监侯。2 月，清政府拒绝承认崇厚签订的条约，准备与俄国重新签约。并令曾纪泽(字劼刚，曾国藩的长子)为驻俄公使办理签约事宜。俄国对中国此举十分不满，指责中国违背国际公法。于是陈兵中俄边境，情势十分紧张。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日本开始加快了吞併琉球的计划。 1875年日本派兵进驻琉球，命令琉球王尊奉日本明治年号，不许再向中国朝贡。琉球王紧急向清廷求援，清廷首先採取的措施是派人调查此事。负责调查的何如璋对此事进行了全面了解，并在给朝廷的汇报信上详细分析了日本的险恶用心，指出了放弃琉球的后患。清政府对于琉球并非不放在心上，只是此时正头疼于伊犁事宜。李鸿章总觉得琉球的问题是可以藉助列强的干涉得到解决的小事情。1878年 4 月，日本政府废琉球为县。琉球指望清政府的援助，可是，清政府却没有出兵。8 月 30 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琉球为沖绳县。清政府既不愿意放弃琉球，又出于种种顾虑和担忧不敢出兵帮助琉球。李鸿章找到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调停此事，以失败告终。格兰特给李鸿章写信说明此事，最后说：中国应该自强。
第19页 李鸿章看了格兰特的信后感慨万千，大清帝国一日不如一日的灰暗，正如一片浩瀚的海洋拍击着李鸿章的心，这海洋背后隐藏的就是惊涛骇浪。李鸿章心里知道，现在连日本这样的弹丸之国都有疯狂的野心，而他几乎看不到大清国的一线生机，心中无限悲凉。这时李鸿章想到了联合俄国对付日本。日本在琉球岛事件上之所以猖狂，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中国和俄国的纠纷。如果俄国的问题处理不好，日本必会藉机作出更恶劣的举动;俄国问题处理的好，日本会有所收敛。李鸿章决定採取拖延的办法来处理琉球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上其他诸多问题的干扰，清政府已无暇顾及琉球，琉球问题慢慢地不了了之。清政府始终没有承认琉球问题的合法性。但是今天，全世界都知道沖绳县是日本的领土。1882年2月，曾纪泽与俄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军通商章程》，挽回了崇厚造成的部分损失。 5.3节 维权华工与勉护国体 从 19 世纪中叶起，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很多西方国家从中国沿海口岸掠卖华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充当奴隶。华工在国外受着非人的待遇，饱受了种种苦役和刑罚。1869 年、1871 年，总理衙门分别接到秘鲁华工联名写的求救信和控诉信。李鸿章得知此事后，十分同情在外华工的遭遇。他认为朝廷应该为他们做主，应该保护华工的合法权益。 1873年，秘鲁代表来中国洽谈通商条约，其真正目的是想把招收和输送劳工合法化。李鸿章认为，秘鲁虐待华工，必须在解决华工问题之后，才能商议立约问题。他决定趁此机会，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要求秘鲁必须严格遵守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1873年10月，李鸿章开始与秘鲁代表葛尔西耶会谈。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秘鲁是否虐待华工的问题。秘鲁方面拒不承认。李鸿章拿出秘鲁华工所写的《诉苦公禀》警告葛尔西耶说，必须遣送在秘鲁的十万华工回国，并保证以后不再拐运华工，中国才有可能和秘鲁订约。葛尔西耶听到这番话，十分惊讶，因为他没有想到，一个正在受到侵略的国家，他的官员居然敢于说出这般强硬的话。 经过李鸿章顽强的交涉，1874年 6 月 16 日，中国和秘鲁达成通商条约《中秘友好通商条约》，并特地签订保护华工的《中秘查办华工专条》。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保护侨民的条约。李鸿章要让所有在外的华工都知道，朝廷还没有忘记他们。大清国虽然力量微弱，但是还是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臣民。李鸿章说，海外华侨如果知道朝廷还惦记着远在异国的他们，那么一定会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激起他们效忠中华的正义之心。李鸿章由此想到，华工在外距离中国遥远，朝廷根本无法知晓他们的情况和安危。于是，李鸿章还考虑到如何向海外各国派遣使者。我们再来看看李鸿章在处理马嘉理案中的努力。 1874年，英属印度政府派出一支由伯郎上校率领的队伍从缅甸出发，企图进入中国。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出翻译官马嘉理接应。1875 年1月，双方汇合。然后，他们没有告知当地官员，进入云南的曼允地区，受到当地景颇族人民的阻拦。2月21日，马嘉理开枪射死居民多人，被愤怒的人们打死。居民还拦住伯郎的队伍，迫使他们回到缅甸境内。这个事件被称为“马嘉理事件”。英国政府藉机向清政府提出了派使者向英国道歉，赔偿银两、改进关税、开放口岸等等要求，并派兵驻扎在中缅边境，以示威胁。英国还与俄国公使密谈，一旦爆发战争，要求俄国从伊犁进军，让清政府陷入前有狼后有虎的境地。醇亲王奕䜣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帝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过去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威妥玛还提出要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人送京查办;如果中国发生了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英人可以派人审查等干涉中国独立司法权的条件。并要求将《天津条约》中皇帝接见公使的条款，付诸实施。此前，一直是总理衙门在和威妥玛进行交涉，办事不利。1876 年 7 月，李鸿章被清廷委派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此事。在李鸿章看来，开放口岸，皇帝接见公使这都是无关大碍的举动。李鸿章认为中国需要扩大对外交往，需要睁眼看世界。但是让地方官员因此受到更多的委屈，则是不能忍受的大事。李鸿章採取联合其他国家政府支持的办法来遏制英国。李鸿章借慈禧太后生日之际，设西餐邀请英、俄、德、美、法等各国公使及海军司令，希望得到各国的支持。各国公使一来不满威妥玛的野心，还想藉机博取清政府的好感，于是，纷纷表示不支持将官员送京查办。 对于马嘉理一案的处理，李鸿章前前后后经过近 10 年的交涉，于 1876 年 9 月 13 日，和英国签订了《烟臺条约》。这个条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赔偿给英人抚恤款。第二是增开口岸，确立了租界制度。第三是改进关税，进口货品收取半税;在租界，进口商品收取税之后免收厘金;对鸦片实行税厘并收。英国迟迟不批准这一条约。原因是他们不满中国对鸦片的高额税厘的徵收，也不满其他国家对于租界内进口商品同样可以免交厘金。一直觊觎更多更大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直到 1885 年，又签订《烟臺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鸦片厘税收入的具体数目后，这才得到英国的批准。　 李鸿章认为，开放口岸和划定租界，有利于清政府按照条款对外国人进行管理，否则外国人一样会擅举妄动，避免当地人和外国人的冲突。他还认为，禁止鸦片在当时来讲已经不可能，所以对鸦片进行税厘并收，还能增加一部分财政收入。此外，确立中国派驻对外公使的制度，也是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李鸿章认为由双方签约而避免了战争是最大的好处。当时有外国人说：面对列强蛮横而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应该被视为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
第20页 《烟臺条约》是一个体现英国侵略性质的不平等条约，但是鑑于当时的形势，李鸿章本人的确在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清政府的所谓“体面”。然而，从烟臺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5.4节 中法战争大清不败而败?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引起的。越南本是中国的藩属国。可是由于法国殖民统治的扩张，越南军民虽曾英勇反抗侵略者，但大片国土已逐渐沦亡。全境 30 个省中，法国通过 1862年的法越《西贡条约》，割去南圻三省及康道尔群岛;1867 年又强占了南圻的另外三省，南圻大部归其所有，法国并设总督于西贡治之。此后，法国侵略者处心积虑攫取整个越南。越南阮氏王朝在刘永福的黑旗军支援下同法国交锋，互有胜败。 1880 年以后，法国开始计划夺取越南的北部，这直接影响着中国西南边疆的局势。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商讨之后，李鸿章认为应该先派遣兵船到越南红江以壮声威，然后派出外交使者做议和的准备。清廷决定要做好备战、议和两手准备。 1882 年 4 月，李威利率领法军攻陷河内。越南局势紧张。不久，李鸿章因为母亲去世，回家料理丧事。此时，由曾纪泽处理中法交涉事宜。曾纪泽的态度很强硬，强调中国和越南的藩属国关系，强烈向法国提出抗议。而法国报以冷漠的态度，不予理睬。按照传统的惯例，李鸿章应该为母亲丁忧三年。可是清廷鑑于局势紧迫，特“夺情”要求李鸿章守满百日即回。李鸿章奉命于 9 月回到天津，署理北洋大臣。11 月，李鸿章开始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谈判。年底，双方基本上达成协议。在协议中，李鸿章妥协让步，即在红河中间划界，南部和北部由法国和中国分别保护。这个协议得到了两国政府的基本肯定。可是，到了第二年的 2 月，法国发生了政变，新任内阁总理茹费理全面否定了上述和谈，并撤销宝海的驻华公使职务。法国加强对越南的进攻，并扣留中国商船蓄意向中国挑衅。李鸿章上书主张避战求和。李鸿章认为：虽然越南是中国的藩属，涉及到中国边疆的安定，但是中国海军不是法国的对手，根本无力保护越南。而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表示，中国现在的危机状况就是一味求和引起的。如果中国坚持和法国打持久战，中国一定会胜利。 李鸿章和曾纪泽分别与法国方面进行了持久的谈判，由于法国的诸多要求无法让中方接受，谈判破裂。1883 年 12 月，法军进攻越南山西的清军，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清军溃不成军。于是，朝廷内部又爆发了一场主战和主和的大争论。主战派表示，目前的局势都由一味求和酿成，必须给法国以严厉的打击;主和派则表示，现在中国战败就说明了万万不能和法国开战，开战必败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经验和事实。 李鸿章一直以“求和”的态度主事，始终受到主战派的抨击和责骂，主战派最后说服了李鸿章。当李鸿章也表示主战之后，主战派占据了上风。在这场大争论中，还蕴含着一场清廷内部的政治斗争。精明的李鸿章早已看出事态背后的危机，所以一直和主战派人士走得很近。他在奏摺上说：“每举一事，动关全家，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挫败之后，断不可轻于言和”。“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 李鸿章从烟臺到旅顺，对北洋直辖地区水陆两军均作了周密部署。在给滇桂两省增派兵力的同时，调拨一批枪炮弹药给桂军。整个战争期间又一再筹划增购和调拨军火。时逢台湾被困，日用军饷无以为继，他也尽力设法接济。李鸿章建议统一领导，前线作战由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军械则责成两广总督张树声转运分拨。他自己则眼观各方，联络上下左右，为协助朝廷驾御全局处理有关军事和外交问题尽心尽力。 1884 年 4 月，慈禧太后对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进行了大改组。以奕环集团取代奕?集团，并给主战派以严重的打击，李鸿章很快又回到了主和的立场。李鸿章开始和法国代表福禄诺谈判。福禄诺只是法国的一名海军舰长，本来是没有资格和李鸿章谈判的，但是他在起草北洋水师章程时做过一些工作，与李鸿章相识。福禄诺在香港遇见时任粤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表示自己和李鸿章有交情，希望能去和李鸿章谈判，德璀琳答应了他的要求。由于曾纪泽在法国交涉中的强硬态度引起法国人的不满，福禄诺要求把曾纪泽调离法国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之一。李鸿章只得照办，撤销了曾纪泽驻法国公使的职务。 1884 年 5 月，李鸿章和福禄诺签订《李福协定》，规定：中国承认法国和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国军队自北越撤回边境。条约签订之后，清朝大臣们纷纷反对，认为此条约过于辱国。李鸿章遭到主战派的联名奏劾，御史与翰林也联名上书弹劾。清廷不得已下令让左宗棠重新回到军机处。6 月 23 日，发生了“北黎事件”。法军向谅山前进，谅山清军表示没有接到撤防的命令而加以阻止。法军在北黎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打退法军。法国政府故意用“北黎事件”向中国方面挑衅，诬衊中国破坏《李福条约》，藉以索要军费 2 亿 5 千万法郎，并派出军舰前往福建和基隆。
第21页 清廷内部慌乱不已，大臣们一时间都没有了主意。左宗棠说中国不能总是示弱，不如拿赔款作为战费。李鸿章则还是主张议和。8 月 23 日，法国舰队突袭福建水师，清政府不得已下了宣战书。10 月，法军对台湾和北越发动进攻，中国又开始新一轮的议和。　 1885 年 3 月，清军在老将冯子材的带领下，收复镇南关，使中国占据了战争的主动权。于是，中国和法国于 4 月 4 日在巴黎签订《中法停战条件》。 中国在胜利的情况下，竟在条约里作出妥协和让步，这让法国当局都感到十分惊讶。而前线清军将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一个个忍不住仰天长嘆。6 月 9 日，李鸿章和法国代表签订《中法新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法国保证不侵犯中国边界，中国不过问法国和越南之间的条约，越南与中国的通商章程，法军退出台湾和澎湖。 《中法新约》是晚清政府有史以来在对外战争中惟一一个没有割地和赔款的条约。李鸿章採取的是见好就收的策略。在他看来，冯子材等在越北的局部性胜利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全局。中国海军刚刚建立，实力很薄弱，如果继续打下去，后果还是难免打输了就赔款的结局。此外，台湾一直被困，澎湖已被法军侵占，如果派军到台湾，法国必会增派军力封锁台湾，中国水师无法解救。当时，日本正着手侵略朝鲜。李鸿章认为朝鲜的地理位置比越南重要，应弃越南而保朝鲜。李鸿章把原定增援台湾的军舰调去保护朝鲜，以对付日本。如果一味的和法国作战，不仅胜负难料，日本人还会藉机侵略朝鲜，那就更不妙了。 5.5节 迁移蚕池口教堂 蚕池口教堂，俗称北堂。它位于北京皇城西安门内的蚕池口，靠近中南海。 1703 年，康熙皇帝身患疟疾，吃了很多中药都不见效。这时候，两名天主教传教士进献了金鸡纳霜(奎宁)，康熙吃了之后，病就好了。为了表示感谢，康熙赐给他们蚕池口附近的一家皇家宅院，第二年又赐给他们一块附近的空地。于是天主教会的人就在此改建了一座天主教堂。这座教堂高达八丈四尺，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后来，这座教堂归巴黎天主教会管理。 这座教堂离皇宫很近，可以直接窥视到皇宫内院。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慈禧警觉到这个教堂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虽然她早就想把这根刺拔掉，但是办起来并不容易。中法战争结束之后，1885 年 10 月，慈禧就把这个难办的差事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觉得办理这类事情要比和外国人开战谈判容易的多，他首先想到的是外国人的事情就要让外国人出面办理。李鸿章去教堂了解情况，得知一个英籍传教士敦约翰曾经向总理衙门写过迁移教堂的建议书。李鸿章把敦约翰找来，向他询问怎么办理迁移最合适。敦约翰说，如果中国能直接找到罗马教皇商议此事的话，会比较简单。此外，还需要去巴黎教会做一些工作。 李鸿章于是任命他为特别代表前往罗马和巴黎处理此事，并再三强调不要让法国政府知道。另外，李鸿章还想和罗马教皇商讨能否互派使者。因为当时法国在中国享有特殊的权利即“保教权”，中国的教务纠纷统统需要法国处理。如果罗马教皇能够统一管理中国的天主教事务，那么法国的权利就被解除了。当时，世界各地的天主教都归罗马教皇管理，各地都有教皇的使者。只有一个土耳其归法国管辖，遭受着世人的耻笑。所以李鸿章当然想和罗马教皇直接接触了。 敦约翰和教皇见面之后，教皇对派人驻华很感兴趣，派人专门去巴黎协调此事。教皇觉得这是个控制管理中国教务的好机会，他同意迁移教堂，并要往中国派驻公使。　 李鸿章还找来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和蚕池口教堂的法国籍传教士樊国樑帮忙。樊国樑在蚕池口教堂工作了 25 年，樊国樑建议把教堂迁移到皇城西北角的西什库。这就是现在北京的西什库教堂的来历。 樊国樑得知李鸿章有意派自己为教廷的驻华公使，十分积极。他表示愿意去罗马帮助协调教会内部的不同意见。李鸿章接到敦约翰的消息，得知教皇同意迁移教堂之后马上命令德璀琳和樊国樑商议迁移教堂的细节问题。1886 年 5 月，教堂迁移合同是这样商议的：新教堂高度在 5 丈之内，迁移时间以 2 年为限，折价为 35 万两。原教堂内的一切物品还保留在原堂。樊国樑带着合同和文件赶往罗马，没想到法国得知了此事。法国政府表示反对教皇向中国派驻公使。其他列强本来就不满法国在中国的“保教权”，得知此事后纷纷对法国政府的做法进行抨击，并支持教皇在中国派驻使者。　 樊国樑见教皇的驻华公使人选不是自己，十分气愤。他转身和法国政府站在一起，阻止教堂的迁移。法国政府提出，教堂的产权在法国，迁移教堂必须要徵得法国的同意。李鸿章则还击说，教堂是教会的产业，和法国无关。这时，蚕池口教堂的主教达里布也对樊国樑的行为表示不满，教皇也表示他同意迁堂的旨意没有变。达里布表示愿意听从教皇的命令。 法国政府不甘心失败，提出，如果教皇向中国派驻使者，那么法国将停发对国内教士的俸银 50 万兆法郎并撕毁法国和教皇的条约。教皇迫于经济压力，停止了派驻华使者，但是迁移教堂一事已经成为定局。9 月，法国教会正式同意迁移教堂。慈禧得知此事后，笑逐颜开，感嘆这样的事情只有李鸿章才能办，才能办的好。
第22页 第六章 甲午兵败骂名如潮场 6.1节 作为中日病源的朝鲜问题 朝鲜一直是中华帝国的藩属国，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清政府也一直重视朝鲜，因为朝鲜是距离北京最近的邻国。如果朝鲜发生事变，直接影响着大清帝国的安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19 世纪 70 年代之后，朝鲜成为东西列强都想争夺的目标。对朝鲜最为垂涎的当然就是日本了。通过在琉球和台湾问题上的较量，日本窥到了清廷的软弱与无能，决定对朝鲜展开行动。 1875 年 9 月 20 日，日本派出一个小军舰“云扬”号进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朝鲜军队给予还击。日本以此作为藉口，在 1876 年初，派出一支军队在釜山和江华岛示威。逼迫朝鲜和日本签订通商条约。然后派出外务省大臣森有礼和清政府交涉朝鲜问题。森有礼对李鸿章说，如果中国认为朝鲜是自己的藩属国，就该下令叫朝鲜和日本签约。否则，日本就会攻打朝鲜。李鸿章表示，日本侵略朝鲜是不对的，但朝鲜有自己的独立主权，中国不好干涉朝鲜签约事宜。 李鸿章当时不愿意担负起保护朝鲜的责任，是因为那时的大清国难以自保。他当时正在处理马嘉理事件，他感到与英国交涉已经是费尽心机了，无暇再去顾及朝鲜和日本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只要中、日、朝之间和平相处，日本承认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朝日是否通商是无所谓的事。 1876 年 2 月，朝鲜见中国无心出力保护自己，于是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在条约里，朝鲜同意开放口岸，日本则声称朝鲜是“自主之邦”，和日本享有平等的权利。清政府没有对此发表疑义，日本暗自得意。　 1881 年 6 月，美国派薛斐尔来中国联繫和朝鲜签立通商条约，找到李鸿章帮忙。李鸿章正担心日本会藉机侵略朝鲜，薛斐尔的出现让他心中暗喜。如果美国和朝鲜签约，就会牵制日本的行动。所以，李鸿章对于此事十分积极。 1882 年，朝鲜和美国签订条约。此后不久，英、法、德、意也纷纷和朝鲜签订条约。除美国特派一人作为驻朝公使之外，列强皆任命驻华公使办理与朝鲜的外交事务，这等于承认了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对于这样的结果，李鸿章十分满意。 1882 年，李鸿章回家为母亲办理丧事期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兵变的军队驱逐国王李熙，攻进日本使馆杀死多名日本人并烧毁使馆，李熙的父亲、大院君李罡应重新掌权。 中国和日本都迅速做出反应。李鸿章派出淮军先于日本进驻朝鲜，日本也派出军舰来到朝鲜。清政府担心的是，朝鲜因为内部的动乱而导致日本有机可乘，所以採取军事行动，帮助李熙恢复王位。日本由于晚来一步，没能藉机侵占朝鲜，心里十分懊恼。日本只好藉机提出朝鲜赔偿损失。朝鲜同意给日本赔偿损失，并允许为维护安全日本使馆可以驻兵。 守孝百日的李鸿章回到天津，他深深感觉到日本对于朝鲜的威胁近在眼前，开始着手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清政府与朝鲜签订新的条约，在朝鲜取得宗主国的诸多特权。此外，李鸿章还派兵驻扎朝鲜，并在很多方面给朝鲜以支持，希望能牢牢地把朝鲜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日本看到清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强硬态度和果断措施，暂时收敛对朝鲜的行动，转而等待下一个合适的时机。日本人还对朝鲜要员鼓吹朝鲜应该独立自主，应该放弃和中国的藩属国关系。日本可以退还部分赔款，帮助朝鲜独立。这样，在朝鲜内部逐渐地形成了一股亲日势力，他们决定效仿日本，开始政治维新。 在日本人暗中支持下，1884 年 12 月，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亲日派的金玉均等人在日本兵的帮助下打入皇宫，劫持国王李熙，并准备另立幼主。在没有得到李鸿章命令的情况下，驻朝鲜的几位清军事将领商量对策。在袁世凯提议下，清军迅速採取行动。袁世凯带领朝军和清军在三天之内打败日军，平定政变，李熙又回到王位。袁世凯在此次行动中的出色表现，开始受到李鸿章的重视。“甲申事变”之后，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说，应该抓住时机稳稳地控制朝鲜。具体办法是对朝鲜设立“监国”，并派重兵进入朝鲜，然后再和日本谈判。袁还指出：日本并不比中国强，它敢于如此嚣张是因为知道清政府懦弱，不敢开战。如果我们强硬，日本就不敢造次。事情果然让袁世凯说对了，日本人要求朝鲜赔偿损失。当时，和法国开战的福建水师在马尾全军覆没，李鸿章和清政府对于朝鲜问题并没有，及时打击日本嚣张气焰。而是息事宁人，任由朝鲜和日本签订了对日本赔礼的条约。 李鸿章的一味忍让，大大激起日本的狂妄野心，他们看到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害怕打仗的弱点，在 1885 年 2 月派出伊藤博文来到中国专门和李鸿章进行朝鲜问题的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同意：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双方如若派兵到朝鲜，一定要照会对方政府。这样谈判的结果，一方面是中国允许日本可以在朝鲜事变时派兵到朝鲜，另一方面是中国失去了只有宗主国才应有的派兵特权。伊藤博文为日本了解中国对朝军事动向找到了最好机会，为日本侵略中国做好了埋伏。在和伊藤博文的交往中，李鸿章感到伊藤博文并非等闲之辈，中国防范日本侵略十分必要。但是李鸿章没有预想到在以后和日本的交往中，日本的狡诈多变远甚于西方列强。这种耽于忍让的错误认识与行为，实在是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源头，它把李鸿章一次次逼进了人生的绝地。
第23页 1885 年 4 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天津条约》。此后，李鸿章把袁世凯派到朝鲜，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袁世凯不负众望，把朝鲜的政治局面控制的很牢，并在经济上给予朝鲜很多帮助。 1889 年，美、德、俄等国先后与日本签订新约，放弃对日本的特权。1890 年，英国也同意废止英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这时候的日本，经济发展很快，已经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要同列强一起，来争夺中国这块肥肉了。 6.2节 甲午海战前中日朝的局势 1894年2月，朝鲜发生由全琫准领导的东学道起义席捲全国，并于5月31日占领全州城。朝鲜政府无力镇压，请求清政府支援。日本得知朝鲜爆发起义的消息，感到机会已到。日本设想，只要中国出兵朝鲜，日本就有理由出兵朝鲜，向中国挑衅。日本经过周密安排，採取了行动。李鸿章因与日本已经达成协议，中国出兵朝鲜必须通知日本，他担心日本会藉机生事，如若造成新的中日矛盾，那局面就不好收拾了。日本已经把握李鸿章的脉象，于是派人对袁世凯展开了花言巧语的迷惑攻势。 日本派出的是驻朝鲜使馆的译员郑永邦。谈及中国是否派兵朝鲜问题时，袁世凯趁机打探日本对此事的态度，他表示中国希望朝鲜自己解决内部问题。郑永邦则日本支持中国派兵入潮。日本接着派出和袁世凯私交较好的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俊，对袁世凯表示，日本只是关注和朝鲜通商，对其他事务并不关心。袁世凯听到这里，心中大喜，自以为摸透了日本的真正用心，于是电告李鸿章，要求李鸿章发兵。 在外交上一向精明谨慎的李鸿章，此次错误地听信了袁世凯的话。他以为，凭袁世凯的智力是能判断出日本人的真正意图的。与此同时，李鸿章还通过驻日公使汪凤藻的渠道得知，目前日本政府和议会正在闹不和，无心、无力于对外。这样，李鸿章终于决定发兵了。 6月5日，李鸿章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带领陆军1500名赶往朝鲜，驻扎在牙山。到12日，清军驻扎在朝鲜的兵力共有2000余人。6月7日，中国照会日本出兵情况。就在李鸿章还在犹豫是否发兵之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早已部署日军开赴朝鲜的兵力。6月10日，日本驻朝公使圭介带领的400名海军陆战队员已经赶到朝鲜汉城。日本在照会中国的同时，日本陆军已经开始出发前往仁川。到16日，日本在朝鲜的兵力已经达到4500人，并且控制了朝鲜的军事要地。 李鸿章得知日本派兵朝鲜之后，无奈地承认自己上了当。他对日本解释说，中国只是为了援助朝鲜镇压东学道起义。他希望日本不要驻兵太多，不要进入朝鲜内地。日本在给中国的照会中断然否认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李鸿章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朝鲜国王李熙看到眼前的局势，希望中国先撤兵，按照《天津条约》规定，日本随之也应撤兵，这样朝鲜的困境就解决了。如果日本不同意撤兵，可以请列强出面干涉。李鸿章担心中国撤兵之后，日本还会对朝鲜有所行动，中国必须留下部分兵力。而日本却担心如果清兵全部撤走，它就失去了向中国挑衅的理由。双方各怀心事，李鸿章分明处于被动境地。与此同时，清廷正在忙于为慈禧太后操办60大寿。这场从年初就开始筹备的祝寿盛典，花去了大清国很多白花花的银两，等待祝寿的慈禧太后根本无心于对外的战事。其时，已经亲政的光绪帝，对于大权独揽的慈禧早已心存不满，他在一些大臣的劝说下，有意革新朝政。随着帝后之争的日益激化，作为朝中重臣的李鸿章自然成为了双方争夺拉拢的对象。 趁着这次花甲寿辰之际，精明狡狯的慈禧太后对百官赏赐有加，李鸿章则被特别赏赐三眼花翎。他的恩师曾国藩生前也没有得到过如此恩宠，一时引来廷臣疆吏的啧啧之声，也引起了帝党的严重不满。因为，光绪帝是支持李鸿章出兵朝鲜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李鸿章对于朝鲜问题只能採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他既要在两个派别之间保持平衡，又深知慈禧不愿意打仗的心思，更晓得慈禧手段的厉害。李鸿章亲后而不反帝，小心翼翼，不敢有任何过激的言行。 当时朝鲜的内乱已经平息，日本为不撤兵制造新的理由，提出朝鲜发生内乱是由内部管理腐朽导致的，必须进行内政改革，中国和日本要联合起来帮助管理朝鲜的内政事务。如果中国不同意，日本就要动用武力逼迫朝鲜独立，以利日后的改革。李鸿章则表示，朝鲜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和日本都无权干涉朝鲜内政。双方应该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首先各自撤兵。日本则蛮横地提出，日本不撤兵是在做防范工作。李鸿章对此毫无办法，只得提出对日本毫无约束力的所谓国际调停之请求。李鸿章利用了俄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希望他们能够互相牵制，遏制日本的野心。李鸿章进行了很多工作，但是国际调停最后以失败告终。 从“甲申事变”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十年里，日本的经济迅猛发展，军事力量空前强大，并一直向国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而清政府内部却因为主和还是主战闹的不可开交，根本谈不上一致对外。所以在战争一开始，中国就处于弱势。中国虽然军队众多，但是由于幅员辽阔，兵力分散在各省。一旦开战，真正能够调动起来的兵力只有沿海的防军和直隶一带的绿营。从外地调兵所耗费的庞大的军费开支是清廷无法承受的，何况慈禧太后更热衷于把军费用在建设颐和园和举办生日庆典上。
第24页 李鸿章担忧的事情很多：“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北洋海军无论数量质量，都比日本逊一筹。沿海陆军“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二万人”，此外“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20营，以每营500人计，共约三万人，而“现在倭兵备调者实有五万”。作为一方统帅，李鸿章对于这场战役是没有把握打胜的。调停失败之后，中国开始备战。但李鸿章採取的却是被动等待的策略，即等着日本人主动挑衅。而狡猾的袁世凯见势不妙，向李鸿章称病逃离朝鲜。 7月19日，日本召开会议，决定正式对中国开战。7月23日，日本兵冲进朝鲜王宫，掠走国王李熙和王妃，扶大院君李罡应为王，并宣告废除朝鲜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　 李鸿章匆忙派兵赴朝，并借用了英国船只运兵。李鸿章以为有英国的船只在，日本人不敢轻易下手。可是，李鸿章在日本问题上的判断，总是一误再误。 1894年7月25日，清“济远”和“广乙”两船从牙山回旅顺，遇见日本三艘巡洋舰。日舰公然向中国船只开炮，拉开了中日甲午海战的序幕。紧接着，双方在丰岛海面开战。同一天，日本陆军袭击了牙山。8月1日，中日双方宣战。在开战之前，李鸿章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希望能够藉助列强的干涉来制止这场战争，但是列强对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都持观望的态度。他们想从这场战争中看出中日两国的真正实力，好决定他们以后的对华和对日政策。李鸿章的希望落空了。 光绪帝马上命令李鸿章作这次战争的总指挥，这时李鸿章已经是72岁高龄了。虽然此次出征已不同于当年威风凛凛的淮军统师气度，但李鸿章抱着忠君报国的使命，还是不无自信地接下了这一艰巨任务。 6.3节 北洋海军的覆灭 这场战争的过程在很多书中都有专门的介绍，经过了丰岛海战、黄海大战、威海卫战役之后，战争最后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而告终。在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历史着作中，李鸿章都被写成是由于他严令北洋海军“避战保船”、株守威海卫军港而直接造成了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结局。当时，李鸿章在天津使用有线电报直接指挥驻泊威海卫或旅顺口军港的北洋海军。有专家依据官方档案，特别是当时作战指挥系统的往来电报稿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们从没有发现任何一封电报是李鸿章严令北洋海军“避战保船”株守军港。 在甲午战争初期，李鸿章曾电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要他注意保存战舰以牵制日军。这是一种“保船制敌”的方略，与“避战保船”株守军港，是完全不同、也决不能混为一谈的两个概念。在甲午战争的过程中，李鸿章尤其坚决反对北洋海军株守军港。例如，1894年11月上旬，旅顺口军港告急，而北洋海军龟缩于威海卫军港。李鸿章发电报斥责丁汝昌道:“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再如，在1894年12月下旬，李鸿章致电丁汝昌:“日兵轮一在龙鬚岛，有小火轮欲渡兵上岸。 ……应速带现有师船赴龙鬚岛、成山一带巡探，如日船少，即设法驱逐，否则，听其由后路包抄，则威危，而兵船无驻足之地，弟获罪更重矣。”又如，在1895年1月下旬，李鸿章连续多次电令无所作为的丁汝昌:“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其归路”，“此时救急利胜，舍断其接济、助台 (指海岸炮台) 夹击，更无别法，决无株守待攻之理!”此外，清廷也多次下达同样意图的作战命令。 但十分遗憾的是，李鸿章和清廷的意图和明确的作战命令，并没有被丁汝昌坚决执行。因为丁汝昌面对强敌徒有一腔热血却是束手无策。北洋海军最终还是落得一个株守军港全军覆灭的悲惨下场。在这场大战中，涌现了许许多多英勇的战士和将领。那些以身殉职的官兵，用他们的鲜血浇铸了铮铮爱国心，成为民族英雄，留下了壮烈的感人的篇章。 北洋海军的覆灭还有官兵纪律差、战斗力弱和武器落后等原因，其中有些炮弹甚至是过期的。导致武器装备的落后，是因为海军经费被挪作修颐和园之用。关于挪用的数目一般认为修颐和园花了白银2000多万两，而三海 (中海、南海、北海) 工程，又用了五六百万两。另一说是：“据不完全统计，迄于甲午战争为止，清政府用于颐和园工程的经费为库平银一千一百多万两，其中挪用的海防经费约为库平银八百六十万两。”而“到一八九五年五月的十年间，三海工程共挪用了海军经费四百三十六万五千余两……挪用的海军经费总数达到了一千三百万两。”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当时一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这场战争充分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顽症已经深入骨髓，单单靠李鸿章的北洋海军这一点点的消炎药是根本不可能医治的。作为北洋海军的缔造者和直接统帅，李鸿章亲手把这支他所钟爱的舰队送上了穷途末路。20 年苦心的经营，耗资千万的船舰，还有那 20 年间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海军人才，都随着那苍凉的绯红的海水慢慢地远去了。他们永远的离开了自己的战舰，离开了李鸿章。他们的忠肝义胆，他们的铁血丹心，他们不甘于失败的灵魂仿佛会在李鸿章的身边久久游荡……李鸿章禁不住老泪纵横，仰天长嘆。他深深地知道，大清国此后面临的将是国将不国，而自己面临的必是人将不人，但是，纵然是刀山火海，他又何以回避?
第25页 李鸿章想起了曾国藩，想起了这个一直和他并肩战斗的老朋友。如今斯人已去!环顾左右，李鸿章只看到自己蹒跚的、孤单的身影，没有人陪伴在他的身边。他的孤独，他的痛苦，他的悲凉，只能留给自己。特别是他还要为了大清国、为了大清国的子民去向日本求和。这是大清帝国的悲哀，也是李鸿章的悲哀，也是那个悲哀时代所有中国人的悲哀。 6.4节 《马关条约》：毕生的耻辱 李鸿章对日战争的失败，使清廷极不满意，光绪帝决定给予他革职留任的处分，并裭夺其黄马褂。随着威海卫战败、辽阳战败，清政府非常担心北京失守，于是清廷派出多人去和日本谈判，但是均被驱回，日本方面暗示说，只有让李鸿章来才可以。 1895 年 2 月 13 日，朝廷命令李鸿章为头等议和全权大使，取消处分赏还黄马褂，让他火速来京议事。李鸿章知道事关重大，接到命令之后，急急赶往北京。李鸿章无法做到让自己置身于事外，高高挂起。此时的李鸿章，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大清帝国需要，就要为大清帝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此刻，自诩为泱泱大国的清朝，似乎除了李鸿章就没有第二个人能担当起这样的使命。事实上，恐怕也没有第二个人肯于去担当这样的使命了。只有李鸿章，毅然决然。李鸿章在心里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在和朝廷谈话时，表示自己无法担当割地这样的责任。最后朝廷给予他全权处理的权力。 1895 年 3 月 20 日，李鸿章带领儿子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到达马关。在马关的春帆楼上，他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开始谈判。经过三次谈判之后，李鸿章感觉身心憔悴。因为耗费这么多天的精力，居然没有什么任何意料中的进展。然而，意外却不期而至——这天，同以前一样，李鸿章无奈地走出春帆楼，即将到达所住的行馆时，忽然，一个年轻的男子从人群中沖了出来，随即以手枪向李鸿章射击，子弹击中了李鸿章的左颊。周围自然是一片慌乱。原来，此人名叫小山，是一个极端的日本侵华分子。他希望中日战争一直打下去，不愿意和中国议和，所以决定刺杀李鸿章。李鸿章被刺，昏厥过去。随行的西医马上採取急救措施。李鸿章醒来之后，表现得很镇静。李鸿章看着衣服被血染红，长嘆一声说，“此血可以报国矣”。由于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 李鸿章遇刺之后，国际舆论譁然，纷纷谴责日本。日本害怕列强干涉，只得宣布无条件休战。日本本来想见好就收漫天要价，结果行刺事件的发生使得日本的计划被破坏。伊藤博文惋惜地说：此次事件的严重性，超过在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日本天皇和皇后分别派出御医和护士，让他们好生给李鸿章治疗。伊藤博文也以私人身份前去探望。顺便说一下，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二人，在人生经历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更巧合的就是两个人都曾经遇刺。虽然发生了遇刺事件，李鸿章还得坚持谈判。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漫天要价，李鸿章实在难以认可。清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稜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 在最后签字的前一天下午，日方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允许中方回答“允”或者“不允”，李鸿章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李鸿章一直磨到天黑，希望能够再减少两千万两，最后，甚至含泪请求伊藤博文说，就算给我这个老头子回家的旅费吧。伊藤博文根本不予理会。晚上，伊藤博文还威胁李经方说，如果明天你们还不签字的话，你们这些代表能否安全回家，我怕都不能真正保证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1895 年 4 月 17 日，李鸿章父子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字。 1895 年 4 月，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还有懊恼沮丧的心情回国时，发现自己早已成了举国之“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传说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说，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只有那一句话，让李鸿章闻后不能不老泪纵横。其时，全体军机大臣集体上奏给光绪帝，奏摺中有此一语：“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当举国上下一片讨伐李鸿章之时，沙俄突然跳出来声称，要帮助清政府讨回辽东半岛，这让清政府眼前一亮。　 本来，俄国就一直打着朝鲜和中国东三省的主意，它是想伺机夺取不冻港，拥有自己的东方出海口。为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就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他们梦想着铁路能从中国东三省穿过，利用旅顺和大连这两个不冻港。中日战争爆发，李鸿章请求沙俄调节，沙俄也是抱着观望的态度，直到中国战败。 俄国并不希望这样的结局。如果日本在控制朝鲜后，再控制了辽东半岛，沙俄在华利益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沙俄联合了德国和法国为清政府说话，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德国和法国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法国是想通过俄国牵制德国，德国是想讨好俄国，让俄国把目光放在远东地区，自己好在欧洲下手。这，就是所谓“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之起因。后来，“三国干涉还辽”成功了。《马关条约》最后是这样的收场：清政府赔款 2 万万两，并付给日本“赎辽费”3000 万两，割让台湾、澎湖。虽然，今天我们可以客观的看待李鸿章，不能把卖国的罪名安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李鸿章从晚清政府的利益出发，和晚清政府一起出卖了中国的部分主权和领土。
第26页 由于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免去显赫职务的李鸿章，心里并不怨恨清廷的处罚。李鸿章知道，大清帝国必须要惩办一个“卖国贼”以平息众怒，李鸿章必然成为大清帝国卖国的替罪羊。 第七章 秋风万里宦海迷茫场 7.1节 周游欧美八万里 甲午战争之败与《马关条约》的签定，使李鸿章遭到全国上下的强烈抨击和痛诟，一时间，骂声四起，不绝于耳。当朝理政的慈禧太后虽然深知他的苦衷，却无奈于各方舆论压力，只好让他从仕途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先后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要职，只为他保留了文华殿大学士的头衔。 李鸿章在北京没有房产，他闲居在北京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内。贤良寺是由雍正时怡贤亲王的房子改建而成，这里环境优雅，安静宜人。这时的李鸿章，忽然脱离了数十载繁巨忙乱的政治生活，虽然有些不太习惯，但心态还是很好的。李鸿章觉得，自己竟一下子落得一个自在，虽然身后有势如潮涌滚滚而来的骂名，那又如何?又能如何?李鸿章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保持着在军营时候的习惯。早晨六七点起床，早点之后看看文件，写写字。要知道，很久以来，他都没有时间能够安下心来练练书法了，写字就得心静。他最喜欢的是王羲之的书法，这段时间李鸿章主要书写怀仁所集的碑帖。午饭之后，李鸿章就在走廊里散步。散步时他从来都是穿着短衣，特别冷的时候才穿长衫。散步后午睡一两个小时，然后召开幕僚会议。晚餐之后，让幕僚随意，自己再看看书写写字，然后就睡觉了。李鸿章生活如此规律，得益于他的老师曾国藩。李鸿章刚刚到曾府做幕僚的时候，由于在京城翰林散漫惯了，所以很不习惯曾国藩的一些规矩。曾国藩每天黎明时分就会起床，然后等到幕僚们都到了之后，才开始吃饭。李鸿章晚上喜欢看书，通常睡觉很晚，早晨不愿意起来。对于大家一起吃早餐，特别不适应。 有一次，李鸿章不想起床，推说自己头疼。曾国藩再三派人请他起来，并说大家都在等你一个人。李鸿章无奈地来到餐厅时，看见大家都在等着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饭后，曾国藩特别对李鸿章说道：在我这里，讲究的是一个“诚”字。当下，李鸿章感到十分羞愧，聪敏过人的老师已然窥到了他的全部。从此，他改掉了睡懒觉的习惯。曾国藩的一位孙女婿吴永，在李鸿章晚年的时候跟随过他。据吴永说，李鸿章的生活规律和曾国藩十分相像，简直如出一辙。 在这段悠闲的时间里，李鸿章想了很多问题。一次，他对吴永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仍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这番蕴意深长的话，让吴永听后感慨良多。　 甲午之战和《马关条约》之后，清廷对日本的政策主流认识慢慢变成了“联俄抗日”。因为沙俄在大清帝国最艰难的时候跳出来帮忙要回了辽东半岛。另外，清廷也想利用沙俄牵制日本。其中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与大清帝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大臣们想到 1896 年 5 月 26 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将要举行加冕大典，到时候各国会纷纷派出专人祝贺，中国可以趁机和俄国谈论中俄联合的问题。另外，俄国人还特别提到来贺代表的级别问题。慈禧太后和奕?都认为，只有派李鸿章去最为妥当。一是因为洋人们说，对于19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皇帝。二是与沙俄的密谈，也只有李鸿章才能胜任。 1896 年 2 月，清廷决定派李鸿章出使俄国。另外，考虑到李鸿章赋闲在家，慈禧决定藉机让他出游欧美，联络和列强的感情。开始，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清廷则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才表示自己“非敢爱身，惟虞辱命”，只要“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1896 年 3 月 18 日，已是 74 岁高龄的李鸿章，在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的安排下，由俄、德、法、英、美等五国驻华使馆人员的陪同，乘坐法国邮船“爱纳斯脱西蒙”号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的环球访问。随同访问的有两个儿子李经方和李经述。李经方负责协理事务，李经述负责照料李鸿章的起居。此外还有兵部主事于式枚及各国洋顾问等，李鸿章还带了一名英国医生。他们从上海出发后，经过东海、南海、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穿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到达埃及的塞得港。沙皇派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专程前往塞得港迎候，换乘俄国轮船，由地中海前往黑海。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李鸿章先到达的是俄国。关于李氏访问俄国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讲述，此处先讲讲他在其他国家的游历经过。6 月 13 日，李鸿章离开俄国，乘火车前往德国进行访问。在德国，迎接李鸿章的是空前盛大的欢迎仪式。德皇派御车来接李鸿章。14 日，李鸿章坐着御车到达柏林。随即，前往皇宫晋见德皇威廉二世，李鸿章对德国干涉还辽的仗义举动和军事方面对中国的帮助表示谢意。德皇表示，希望两国友谊长存，希望大清江山永固。第二天，应德皇的邀请，李鸿章参观了德国军队。德皇特意为李鸿章准备了一把虎皮椅。看到德国军队的精良装备与高昂士气，李鸿章不禁失声说，我如果有十营这样的军队，我就不怕小日本了。
第27页 在德国期间，李鸿章两次同德国外交大臣马纱尔进行政治会谈，还拜会了德国前首相俾斯麦，参加商会宴请，参观工厂。李鸿章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此次在李鸿章下榻的行馆里，墙上就挂着李鸿章和俾斯麦的照片。李鸿章和俾斯麦二人相谈甚欢。在双方交谈之中，李鸿章说起自己被称为“东方的俾斯麦”。俾斯麦随即笑着说：可是我没有希望成为“西方的李鸿章”啊!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他们的小故事——俾斯麦对中国的箭术十分好奇，所以想看看中国的箭术是什么样子，李鸿章很痛快地答应了。李鸿章派人表演了步箭和马箭等等，看得俾斯麦十分高兴。表演结束之后，卫队长报告李鸿章说，总共发了 100 支箭，99 支箭都在靶上，少了一支箭。过了一会，卫队长又报告说，射手 20 人，现在只有 19 人，少了一个。于是俾斯麦派人去找，结果发现这个射手头上中箭躺在地上。原来，这个射手叫张乐堂，因不小心被别的射手误伤了，箭正好穿过了他两边的太阳穴。李鸿章立即命人给张看病。外科医生把这名射手太阳穴两边的箭锯掉，并说已经治好。李鸿章生气地问：那脑子里的箭怎么办?医生说：那是内科的事情了。大人可以让他去找内科医生。李鸿章说：他现在都不能站起来，怎么找医生?外科医生说：只要大人吩咐的事情，谁敢不从?于是，李鸿章命令道：张乐堂站起来!于是张乐堂果然站了起来，去找内科医生了。俾斯麦看到这一切，觉得十分惊奇，于是问李鸿章：是什么力量让这位士兵站起来的?李鸿章不无得意的说：这就是中国军人的服从精神，他们以服从长官的命令为天职。俾斯麦听了之后，佩服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7 月 5 日，李鸿章一行到达荷兰首都海牙。当晚，他出席了荷兰政府为他在“水晶宫”举行的欢迎宴会和晚会。那浓烈异国风情的歌舞，还有荷兰女王精心布置的舞台上的“五福寿为先”的中国汉字，都让李鸿章感到十分的高兴和感激。7 日，李鸿章在阿姆斯特丹参观了海军军港。 由于时间紧迫，李鸿章只在这个低地国家访问了 3 天，就于 7 月 8 日离开荷兰到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来到比利时的第二天，李鸿章晋见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二世，并同国王商谈了卢汉铁路的修筑问题。在比利时期间，李鸿章观看了比利时军队的军事演习，参观了军工厂，看到了“克革烈”枪炮公司的最新产品，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比利时的装备感到美不胜收，备加赞赏。这位厂长看到李鸿章十分喜欢一种新式的大炮，就表示愿意赠送一尊给李鸿章。李鸿章担心一路上行程遥远，自己的船无法负担，就表示希望能送给中国。此后，这位厂长特奏请比王派出专使把这门大炮运往北京。 在结束了对比利时的考察访问以后，李鸿章一行于 7 月 13 日来到法国巴黎。其时恰逢法国国庆前夕，第二天他就前往爱丽舍宫晋见法国总统富尔，应邀参观了法军为国庆而举行的军事表演，参加法国国庆活动。晚上李鸿章夜游塞纳河，感受到了法国人的浪漫。李鸿章同法国外交部汉诺多就“照镑加税”一事进行磋商，先后参观了报社、学校、博物院和厂矿企业，这些参观考察活动使他甚为满意。直到 8 月 2 日他才结束对法国的访问，然后乘坐法国政府派出的专轮渡过英吉利海峡，开始对英国的访问。 在到达英国后，李鸿章晋见了维多利亚女皇，拜访了英国前首相格莱斯顿，同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就“照镑加税”问题进行会谈。李鸿章还访问了英国议院，先是到下议院旁听议员们讨论国事，再到上议院观看院中特设的“君主御座”，并同议员们交谈。在朴茨茅斯军港，他参观了英国海军舰队，盛赞英国海军“行列整肃，军容雄盛”。他还先后参观了英国的造船厂、枪炮厂、钢铁厂、电报局、银行等。英国先进的科技和军备，使他赞嘆不已。大清国要员的访问，引起了英国人极大的关注。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採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李鸿章还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滙丰银行的招待会，当英国商人们表示要到中国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思想开明而深谙经济之道的李鸿章，立即脱口而出：“实具同心。” 8 月 22 日，李鸿章一行结束了在欧洲考察访问的最后一站英国，乘船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访问。经过 6 天的海上航行，于 28 日抵达美国的纽约。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为迎接李鸿章的到来，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到纽约，第二天便会见了李鸿章。会见过程中，双方讨论了“照镑加税”问题。而后，李鸿章进行了一系列频繁的访问和考察活动。9 月 3 日，他在纽约会见美国基督教教会领袖，赞扬了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功德。离开纽约后，李鸿章到达费城，在那里参观了美国独立厅、自由钟，接着又从费城到达华盛顿，参观了美国国会和图书馆。到 9 月 5 日，李鸿章一行才离开华盛顿前往英属加拿大。
第28页 在前往加拿大的途中，路经美加边境时，他参观了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尽情观赏了这里的自然风光，然后才前往多伦多。在多伦多稍事停留后，李鸿章一行来到加拿大西海岸城市温哥华。至此，李鸿章访问欧美的活动全部结束。9 月 14 日，李鸿章及随行人员搭乘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轮船横渡太平洋，踏上了回国的航程。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李鸿章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换船时，当他看到周转的是一艘日本的船只时，坚决不肯上船。他决心不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再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侍从们无奈，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招商局的轮船。李鸿章这次出访欧美，从 3 月 28 日离开上海，到 10 月 3 日回到天津，历时 190 天。在此期间，计经过四大洲，横渡三大洋，水陆行程 9 万多里，遍访欧美 8 个国家，尤其是访问了当时欧美五大强国。 应该承认，在古稀高龄的他来说，这实属不易之举。李鸿章成为清代大臣中第一个进行环球访问的人。在这次访问中，李鸿章亲自考察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社会现实，打开了眼界。他深切地体察到了中国和西方的巨大差距，深感西方“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回国之后，他如实地向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陈述了所见所闻，希望中国能尽快赶上西方列强。 7.2节 接受美国记者访问 9 月 2 日上午 9 时许，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名臣的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下面是笔者摘录的此次採访纪录—— 记者：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呢? 李鸿章：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望的。只是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靠国家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记者：那么阁下，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使您最感兴趣? 李鸿章：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我高兴。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20 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清国和欧洲从没见过这种高楼。这些楼看起来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风吧?但清国不能建这么高的楼房，因为颱风会很快把它吹倒，而且高层建筑没有你们这样好的电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记者：您贊成贵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记者：阁下，您贊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僱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记者：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 记者：阁下，您能说明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路线的理由吗?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没有受到善待? 李鸿章：我有两个原因不愿经过美国西部各州。第一，当我在清国北方港口城市担任高官时，听到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这些抱怨表明，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希望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第二，当我还是一名优秀的水手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比别人年纪要大好多岁，从温哥华回国的航程要比从旧金山出发更短些。我现在才知道，清国“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在太平洋的所有港都难以找到如此之好的远洋客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一一取消排华法案。
第29页 记者：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李鸿章：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 记者：阁下，您贊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在这次採访中，李鸿章充分展现了他敏锐深刻的论断和机智幽默的说话风格，让西方人看到了李鸿章虽然来自在国际上毫无地位的中国，但是他以自身的一言一行充分地显示了一名杰出政治家的风采。尤其令人不无惊嘆的是，100 多年前李鸿章在美国说的某些话，直到今天仍然值得研究和参考，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7.3节 李鸿章外交逸事 在一些正史及野史着述中，有很多流传历久的关于李鸿章的外交逸事，笔者在这里选录了五则，供读者一笑。 1 　美味名犬 李鸿章 1896 年游历英国时，在老朋友戈登的纪念碑前和墓前敬献了花圈。戈登的妹妹出于礼仪送给李鸿章一只在赛狗会上得过大奖的名犬。过了几天，戈登的妹妹接到李鸿章的感谢信。信上说：夫人赠我爱犬，我十分感激。只是我年纪太大，牙齿不好，不能多吃。但是，为了表达我对夫人的感谢，我还是吃了一点，果然是天下美味。读罢来信，真让这位英国夫人哭笑不得。 2 　和我的孙子一般大 1897 年，李鸿章接见法国大使施阿兰。施阿兰的态度傲慢，顿使李鸿章心生不满。见到对方比较年轻，李鸿章便故意问他：“你今年多大了?”施阿兰告诉了他自己的年龄。李鸿章遂笑着说：“你只和我的孙子一般大啊!记得在贵国时，我曾经和你的祖父交谈过呢。”此语一出，弄得施阿兰面有愠色，但又不便发作，真是“哑巴吃黄莲”! 3 　让俄使者陪同过年 某年岁末，俄国使者请求拜见李鸿章，李鸿章同意第二天接见。李鸿章手下人说：“明天就是除夕了，难道您不准备过年吗?怎么还有空见俄国人呢?”李鸿章不动声色地说道：“虽然说是过年，我的家人也不在我身边，我一个人怪无聊的。不如明天把俄国人耍笑一番，就当是他们来陪我过年了。对了，明天你们都不用参加，我一个人就够用了。” 4 　有冷有热 某次，李鸿章去某外国使馆赴宴。饭后上冰激凌，李鸿章看见冰激凌冒着气，以为是热乎的东西，所以就先用嘴去吹。不料，吃了一口，发现竟是凉冰冰的，禁不住倒吸了一口气。外国人忍不住笑起来。李鸿章装作不在意说，作为答谢对方的盛情，明天要回请大家吃中餐。第二天，外国人来赴宴。吃了一会儿，上来一锅汤。外国人一看，这是凉汤，于是你一口我一口大吃起来。结果都被烫得说不出话来。原来，上面是厚厚的一层油，油下面是滚烫的汤。李鸿章故意这样安排，不过是对吃冰激凌遭嘲讽的报复。 5 　“李鸿章杂烩” 一次，李鸿章备宴回请洋人。成套的席面在花厅里摆开，酒过一巡又一巡，菜上一道又一道，吃了几个小时，洋人还不肯下席。总管对李鸿章附耳低言：“中堂大人，菜吃完了，怎么办?”李鸿章略一思索，说道：“把撤下去的残菜用大盆装着端上来，要加热。”总管满面含笑而去。不一会儿，一大盆热气腾腾的残菜端上来了。洋人纷纷下箸，并且都说好吃极了。一洋商问道：“中堂大人，你们中国有个奇怪的习惯，总是把好吃的放在最后!这好吃的菜叫什么名字?”洋人说的是蹩脚汉语，李鸿章虽然听懂了，但一时想不出一个恰当的名字，只好答非所问：“好吃多吃!”谁知这一下歪打正着，汉语的“好吃多吃”与英语的杂烩(hotchpotch)发音相近。此后洋人吃中餐，每宴必点此菜，不过再不是残菜混合，而是各种原材料的精心组合了。因为此菜肇自李鸿章，所以称之为“李鸿章杂烩”。今天，有些饭店，特别是经营安徽菜的饭店，仍然保留着这一道菜。 7.4节 中俄秘约：“老来失计亲豺虎” 回过头来再说李鸿章一行在俄国的情景。他们是于 1896 年 4 月 27 日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的，4 月 30 日，李鸿章一行乘坐专列快车到达彼得堡，和沙皇财政大臣维特举行会谈。　 李鸿章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即与俄国结盟。在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第30页 这一次，李鸿章由于过分的信任俄国而忽视了一个问题，即铁路的延伸正是扩张领土的主要手段。当大清帝国受到日本威胁的时候，铁路能够便于军事援助这是其一;但是，如果俄国人想侵入并占领中国的东北，这条铁路同样会给俄国人提供军事运输的便利。更何况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一旦“路权”模糊不清，俄国人就会有理由在铁路沿线派驻武装。后来的历史表明，这就是对中国东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中东铁路警察队”。 李鸿章坚决反对俄国以官方的名义投资铁路，而坚持用私人投资的方式。李鸿章幼稚地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铁路的修建变成商业行为。为尽快达成协议，沙皇一面派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和维特一起继续与李鸿章谈判，一面又亲自秘密接见李鸿章，企图使李鸿章相信其承诺。谈判在彼得堡未能结束，5 月 18 日，李鸿章到达莫斯科后继续进行。据说，俄国人用两百万卢布的重金贿赂了李鸿章。俄国外交部前副司长沃尔夫男爵曾说：“在东方，良心是有它的价值的。” 在俄方的诱骗和李鸿章的步步退让下，6 月 3 日双方达成协议，李鸿章和罗拔诺夫、维持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俄密约》上签字。这一条约的签订，使沙皇俄国不仅骗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过境铁路的特权，而且为其以后侵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李鸿章在和俄国签订有失中国主权的《中俄密约》后，对外秘而不宣，便回到了中国。李鸿章心满意足地说，《中俄密约》能保证我大清国的边疆 20 年无事。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密约居然连一年的时间都没有保住。 1897 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访问俄国，向尼古拉二世暗示染胶州湾问题，尼古拉二世表示没有兴趣。是年 11 月，德国的两个传教士在中国被杀，此后又有德国水手被杀，德国终于找到藉口，派兵占领了胶州湾。12 月，俄国藉口帮助清军抗德，把军舰开进了旅顺和大连。 李鸿章这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引狼入室”的大错误。最后，清政府只得同意把胶州湾租借给了德国。接着，沙俄更是无耻地提出要租借旅顺、大连。清廷只得同意。随后法国提出要租借广州，这时候的清政府除了同意之外还能如何呢?此后，英国又提出拓展香港。从此，列强开始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有关这些租界的条约，都是李鸿章去签订的。李鸿章晚年的外交生涯，居然除了耻辱就是耻辱。想当初，他曾经成功地对洋人使用所谓“痞子手段”;现在对付洋人已经手段全无，无法招架了。 7.5节 戊戌维新：“臣实是康党” 就在清政府批准《马关条约》的当天，1895 年 5 月 2 日，广东举人康有为在京城联合十八省举人“公车上书”，坚决反对《马关条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由此，轰轰烈烈的戊戌维新运动揭开了序幕。 李鸿章对于维新运动，抱有同情和支持的态度。甲午战败，李鸿章开始反思，渴望清国强大起来的想法也愈来愈强烈。李鸿章知道日本是通过变法才壮大起来的，他也研究了很多关于西方社会制度的资料。他曾在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一封信里，明确表示希望中国能够走向“公天下之局”。 1898 年，光绪帝命令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总理衙门五大臣约见康有为。李鸿章问起康有为：如果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都撤掉了，那么旧的规章制度是不是也要撤呢?康有为回答说：现在是世界列国并立的时代，而我们现在的法律和官制，都是过去的，中国之所以弱，就在于此。最好都能够撤去，即使一时间不能完全撤去，也应当考虑斟酌修改。 李鸿章听后，没有说话，事后他对别人说：我不如康有为，废掉过去的旧政策和体制，是我想了几十年也没有做到的，他却可以，我感觉到深深的惭愧。 6 月 11 日，光绪帝下决心全面变法，荣禄一直阻挠提拔康有为，并向慈禧太后告状。李鸿章得知后，曾经两次透露给康有为，要他小心。后来，听说有人要杀康有为，李鸿章又派人告诉了康有为。他建议康有为“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策安全。光绪帝为了保护康有为，让他出京，李鸿章派人送行。李鸿章终于明白了：大清国前途茫茫，只有变法一条路了。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和梁啓超二人逃到日本。此际，李鸿章刚好被派任两广总督。慈禧下令搜捕康有为和梁啓超的亲戚，刨平他们的祖坟。李鸿章对这样的做法非常不满，一直拖着没有办理。李鸿章回复朝廷说：新党在香港定做战袍和勇衣，提出要“勤王”，现在平坟，恐怕为他们找到生事的藉口。我看还是缓些时候再办理。后来，他对自己的部下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有一天，慈禧太后拿着厚厚一摞弹劾李鸿章的奏摺问李鸿章：现在有人揭发你为康党，你怎么说?李鸿章回答说：臣的确是康党。我认为六部都可以废掉，如果旧的政策能够让中国富强，那么中国早就强大了，还用等到今天?如果说主张变法的都是康党，那么我无可逃避，臣就是康党。慈禧听了李鸿章的话，什么也没有说。 后来，李鸿章委託伊藤博文等向康有为和梁啓超捎去口信，勉励他们要努力学习西学，将来报效国家。有一次，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这次康、梁变法之失败，只因“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第31页 第八章 壮士暮年孤独心曲场 8.1节 无尽的耻辱：《辛丑条约》 1900 年前后，中国北方兴起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 列强对此迅速採取了行动。1900 年6月，列强的八国联军首先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天津陷落。随后，登陆的联军又以保护使馆为名，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大清帝国的都城北京不足20公里。 慈禧终于坐不住了，她在 1900 年 6 月 20 日发布了宣战书，还处死了一批不同意宣战的大臣。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吏率兵北上，共同消灭洋人。 这时候的李鸿章在广州。开始时，他对于慈禧的几次召他入京的命令，根本未予理会。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后来，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竟是如下八字：“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自《马关条约》以后，在清廷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李鸿章被慈禧新重用的荣禄下过几次绊儿。李鸿章对慈禧对待自己的态度有些心寒：危急的时候，她就找到自己;不需要的时候，就想不到甚至排斥自己。 这时候李鸿章的心境，已经和赋闲在贤良寺时大不相同了。那时候的李鸿章还觉得自己是在为朝廷背黑锅，朝廷是知道自己的好的。后来，他发现自己竟落得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 到这时候，李鸿章才算是彻底看透了政治斗争的本质，他并不急于对慈禧的召唤有所表示。李鸿章已经摸透了慈禧太后的脾气，他知道朝廷最后还是要议和，李鸿章已经厌倦了这种“打了就败，败了就赔钱割地，然后再被打”的恶性循环。 李鸿章真正关心的是，除了自己去打仗和签字之外，还能够做什么，还有没有其他的策略。经过反覆思考，李鸿章认为，目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保住东南大局不乱。他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揆、四川总督奎俊等，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国的南方也发生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 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会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 1900 年的庚子巨祸中，是他们确保了中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朝廷的电报再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洋人议和。清廷也摸透了李鸿章的心思，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帝国封疆大吏中的最令人称羡的职位——位极权重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1900 年 7 月 17 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嘆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走完了他最后的路程。 1900 年8月 15 日，大清帝国都城北京沦陷，慈禧态后和光绪帝逃命。9月 29 日，李鸿章到达天津。此时这个年近耄耋的老者心情十分苍凉，看到前来迎接自己的周馥时，居然忍不住落下了伤感的眼泪。李鸿章去了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10 月 11 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11 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　 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帝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看到列强犹如“虎狼群”，也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李鸿章能做的就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每次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每封给朝廷汇报情况的电报，也是李鸿章亲自草拟。 李鸿章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于是旧病复发。李鸿章的故作拖延，使“漫天要价”的联军恼怒了，他们拟定的妄国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万万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李鸿章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危难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干坤。 李鸿章病得卧床不起了。庆亲王拿着“议和大纲”连连嘆气，说这个大纲朝廷是不会同意的，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还是请李鸿章想想办法吧。李鸿章让儿子传出一句话说：社稷危亡之时，只要一句话就会导致谈判破裂，希望太后上念祖宗，下为臣民，当机立断!
第32页 由于“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最后，慈禧竟明白地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1901 年1月 15 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结束谈判，让联军撤出京城，让太后、皇上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祸首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 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帝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 39 年还清，年息4厘。列强的理由也是分明地强烈：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对此，朝廷的回电尤显无耻：“应准照办。” 1901 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与 11 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臭名昭着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签字回来之后，李鸿章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朝廷特给李鸿章放假 20 日，要他安心调理。 《辛丑条约》的谈判长达 9 个月之久，李鸿章为之费尽了心血。 9 月 22 日，身在病榻之上的李鸿章，上奏《议和会同画押折》，再呈朝廷以逆耳之忠言——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如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这一番话，真可谓画龙点睛，字字珠玑。 8.2节 最后的眼泪：李鸿章之死 李鸿章病情稍微好转之后，又与俄国谈判东北问题。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使俄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冲击，俄军开始大举进入东北，控制了东北的局势。在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俄国也参与进来。在和八国会谈的时候，俄国表示东北问题不纳入会谈内容，嚣张的气焰不可一世。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联军都离开了北京。只有俄国还赖着不走，他们向清政府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和条件。无奈的李鸿章，又开始与俄国人艰辛的谈判。逃亡在西安的慈禧给李鸿章发来电报说：李鸿章是为国操劳，忧愁和劳累导致的生病。希望他早日痊癒，“荣膺懋赏”。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 李鸿章临终前的六七天已经不能吃东西了，他躺在床上，容颜憔悴。这位在晚清政坛上呼风唤雨，周旋于列强之间的大人物，如今竟是那样的虚弱不堪。人们看不到那个奋斗了一辈子，坚强了一辈子，想用自己的最后力量来挽救大清国的一代名臣的力量了。 1901 年 11 月 6 日，李鸿章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家人轻声的呼唤，他还能答应。 1901 年 11 月 7 日，就在李鸿章逝世前的一个多小时，俄国公使还拿着文件来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迫李鸿章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签字，甚至想强迫李鸿章的助手拿出李鸿章的官印。 李鸿章临终前，气若游丝。家人问他还有什么家事要交代，李鸿章没有说话。这时候，守在李鸿章身边的周馥和马玉昆二人，在旁边轻轻问起李鸿章：中堂大人，还有什么国事要交代的?仍是无语，但见两行浊泪，慢慢地从他紧闭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李鸿章心中充满了深深的遗憾和苦苦的酸痛。他似乎在自责对沙俄的轻信，他在悲嘆自己犯下的错误，他在担忧大清国今后的命运。 看到李鸿章闭上了眼睛，周馥大哭起来：“我还有话要对中堂说，您不能就这么走了啊!”谁知他这么一喊，李鸿章的眼睛突然又睁开了，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周馥只好安慰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 李鸿章睁着眼睛张着口似乎还想说什么，身边的周馥再三对李鸿章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 78 岁。李鸿章带着太多的遗恨和牵挂走了。 据周馥说，李鸿章病重时口述过一首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弔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寰海尘氛犹未了，诸君莫做等闲看。 正在回京途中的慈禧太后，听说李鸿章逝世的消息后，不禁失声大哭。这个祸国无已的老太太所为何哭?所失何声?她感嘆道：“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
第33页 朝廷给了死后的李鸿章以莫大的荣誉：谥号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国使馆要为他立传，在他当过官立过功的地方建立专祠。 8.3节 李鸿章的情感世界 李鸿章一生有过几个女人，可以说，李鸿章是一个多情的人。他很重视感情，对待他的女人也很宠爱。 李鸿章的原配夫人周氏，是李鸿章的老师周菊初的侄孙女。李鸿章小时候由于家里兄弟多，生活很困难。周老先生经常接济他们，其中包括帮助李鸿章交学费。 周老先生一直很看中李鸿章的才学，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还在李鸿章赶考前，就把自己的侄孙女许配给了李鸿章。 周氏比李鸿章大两岁，是一双大脚。周氏是个传统的女人，侍奉公婆，照顾孩子，勤勤恳恳。 李鸿章和她的感情很好，在李鸿章的《入都》诗里，就描写了对妻子的难捨难离之情。周氏没有享受到李鸿章给予的太多的清福。早期，李鸿章在京城当翰林，周氏在老家照顾婆婆。 后来，李鸿章回家办团练，生活中充满了不安定因素，她跟随李鸿章到处奔波。1861 年，周氏因病死在南昌。李鸿章死后，后人为他修的纪念堂。 有学者提出，李鸿章在李元度事件之后之所以离开曾国藩，就是因为这时候恰恰周氏病重，他是想回去照顾自己结发的妻子。 周老先生慧眼识英雄，可惜，周氏没有能看到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就先他早早地离去了。对此，人们只能感嘆她红颜薄命! 周氏为李鸿章生了两个女儿，因为膝下无子，所以弟弟昭庆把儿子经方过继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曾经在诗中写到—— 半生失计从军易，四海为家行路难。 惟有娇痴小儿女，几时望月泪能干。 阿爷他日卸戎装，围坐灯前问字忙。 天使诗人卧泉石，端教道愠胜才郎。 此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两个女儿的思念之情。 周氏去世一年之后，李鸿章在江苏当巡抚期间，娶了第二位夫人赵小莲。 赵小莲是安徽太湖县人。赵氏家族是，官宦之家，四代进士。父亲赵畇系李鸿章的同事，二人以前同在京城翰林共职，后来一起回家办团练。李鸿章求婚时，身为广东按察使的赵畇还担心女儿会不同意。因为小莲当时是个 24 岁的老姑娘，比李鸿章小 15 岁，况且是做李鸿章的第二个妻子。没想到小莲十分痛快，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也许是小莲这么多年一直在等待一位如意郎君，遇见李鸿章这样条件很好的人也实在不容易吧。 赵小莲为李鸿章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为经述、经远、经迈和菊耦。赵小莲也是一个理家的能手，和婆婆关系也很好。 有人说，赵小莲有旺夫运。自从小莲过门之后，李鸿章的仕途青云直上。而当 1892 年小莲去世之后，李鸿章就开始倒霉。李鸿章对小莲疼爱有加。李鸿章去世后，是和小莲葬在一起。 此外，李鸿章还有一位如夫人莫氏。莫氏比李鸿章小 31 岁，是李鸿章在 50 多岁时候娶的。莫氏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莫氏是李鸿章的小丫鬟，另外一种说法是李鸿章的一位好朋友送给李鸿章的。 8.4节 李鸿章书稿的编辑整理 李鸿章死后，李鸿章的幕僚、最信任的弟子桐城派名士吴涤纶，倾全力为其主公与恩师编撰并刻印了一套文集，此即传世最早也最久的《李文忠公全集》。 吴汝纶晚年之挺身而出，不只在播扬李鸿章的事功，尤其在为李鸿章辩诬止谤。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信里说：“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必出亲裁。现拟将此三书辑录成册，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苦心，俱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 这也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可见，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做的业绩展示给世人，并传给千秋万代的世人。为此，他把幕府历年保存下来的文稿逐一考订，分为详、简两套本子。但是，由于经费一直没有着落，他只能把原定出版的四百多本，删简成 140 多本。 不久之后，风烛残年的吴涤纶也心力交瘁地死去了。吴涤纶的侄女婿廉泉带着这些稿件，找到李鸿章老部下、淮军的老总管周馥，要求周氏贊助出版印刷费两万七千两。这时的周馥虽然已经退休，但他的儿子周学熙，当时正是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总管家。由于他的努力，喜世凯批给了两万两，其余的由李家自己筹集。 周馥一直是李鸿章特别信任的人，而周馥对李鸿章也一直都是忠心耿耿。说起周馥的才能，还是曾国藩最早发现的。那时候，曾国藩刚刚打下安庆，曾国藩为了提倡民主，就在门外挂了一个意见箱，希望军民能发表意见。周馥的一个朋友想提意见，请周馥代笔写了一份意见书。曾国藩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对其文采大加赞赏，让李鸿章把这个人找来做文案。这时候李鸿章正在筹备淮军，于是就把找来的周馥留在了身边。那时候，周馥才 26 岁。
第34页 尽管简本字数已经不算少，但它只占详本的三分之一强，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解放后，详本几经周折辗转，得到己故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李鸿章本人的各种资料，确实可以说是浩瀚如烟海。他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手稿、文告、奏摺、家书等，这无疑为研究李鸿章提供了最好的资料。 新编《李鸿章全集》由顾廷龙、戴逸两位先生担任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独家出资，组织全国 30 多位学者于 1994 年开始编纂。编委会首先从上海图书馆接收了吴汝纶当年所编详本共约 1900 万字的底稿，以及该馆馆藏的李鸿章其他函稿。接着，又收录了各地陆续发现的散稿和已经公开出版的李鸿章文稿约 300 万字。 在这些文稿中，数量最大的奏稿。到了光绪二十六年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又有字册《督粤奏稿》。此外，还有上海图书馆长乐路书库的两大册奏稿散页。 新编全集通过和军机处副档的对勘，一是校准了其所署文件的日期。二是军机处在收到奏摺后，照录下朝廷所附在后面的谕旨。详尽完整地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而这在底本里是根本没有的。三是另外还有 2300 多件折片也是稿本里所没有的。 新编《李鸿章全集》的编辑工作，目前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预计到 2004 年，这套总字数为 2300 万至 2500 万字的全集，将付梓面世。这将是目前国内篇幅最长的一套个人文集。完全可以想见的是，这一工程的告竣，必然一新世人之耳目，同时也一新李氏之本相。 尾声 如何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死后仅两个月，时代舆界骄子的梁啓超即写出其传世大作《李鸿章传》。梁氏以其犀利目光和如椽巨笔，纵横古今，附比中外，为时人后世生动而深刻画出了一幅李鸿章之巨像。 在这本书中，梁啓超不留情面地提示出了李鸿章“无学无术”的大吏本相，但他也相当客观地提示后人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同时，他也不无感慨地指出，自己“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应该说，这是最早的研究李鸿章之严肃着作。后来有关李鸿章的种种研究着述，大部分都在相当程度受到了梁啓超这一着作的影响。其时其世，东西方国际社会对李鸿章也有较高的评价。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死了已经 100 多年。在这 100 年多中，中外学术界总计出版了 40 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着和多达 1400 多篇研究论文。李鸿章研究成果数量的如此之多，表明了中外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风云人物的高度关注。这是因为，李鸿章毕生所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举凡晚清时代之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李鸿章几乎无不与之。也正如梁啓超早在 100 年前就提出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 年的历史。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曾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然而，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着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所作的輓联。它所表达的评论性意思，当主要也是就此而生发出来的感慨。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在这里，我们特别愿意徵引着名近代史论家袁伟时先生的新论。在其所着《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袁先生专门用两章的篇幅集中讨论了“李鸿章的是是非非”问题，并从下述三方面为李鸿章重新作了历史定位——　 第一，李鸿章为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总体来看是个平庸的群体。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利制度制约下活动。按照 19 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前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梁啓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大小官员高明。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
第35页 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嘆!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而经过锐意考查，有些认识也颇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认只开放不可逆转的大臣之一。从鸦片战争开始至 1900 年的 60 年间，对侵略者与老师一身二任的列强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争辩的问题。顽固守旧派要恪守严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既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去激化与西方列强的矛盾，酿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祸。这些大祸的发生，西方侵略者当然有其罪责，那是要另行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着重看中国这一方的问题，守旧派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李鸿章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其次，李鸿章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当时，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有的大臣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视野狭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于七十年代趋于成熟。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属卓荦不群。 他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他语重心长地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作为洋务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继续。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 当时，敌国环伺，整军经武是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李鸿章的高明处在于他围绕国防建设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大事：一是培养全新的人才;二是全面发展工商业;三是要求宫廷节省冗费。——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发展的迟滞与现代事业的失败同没有贯彻这些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看，李鸿章不一定是这些思想的首倡者，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这些主张的却不多见。　 第二，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　 稍加考查就会知道，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採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採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　 人们历数过这些官办企业或事业的种种弊端，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们同样无法否定一个事实：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不是孕育了康有为、梁啓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吗?没有洋务运动，鲁迅又怎么会跑到南京去上学呢?对 19 世纪以来为捍卫中国的独立和摆脱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尽心尽力的人，我们都应如实记下其劳绩和失误。李鸿章也不应例外。　 第三，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撞击下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先是集结在曾国藩周围，接着就向李鸿章靠拢。在甲午战争以前，这些对西方了解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大体上都视李鸿章为中心。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李鸿章所以能显得识见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汲取了许多新鲜的知识。 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谋求上进，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李鸿章上书。其中固然与李氏是重要权力中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较开明和开放，是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因而对有新知识的青年颇具吸引力。在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在任何社会中，知识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转换为政策或各项活动。这项转换机制是否健全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在甲午战争前的 20 多年中，他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转换枢纽的重要作用。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个作用完成得不好。但这个情况却有力地证明，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仍然依附于清政府;同戊戌维新前后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就是在这个大格局下，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第36页 我说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其中包括李氏本人也不脱平庸的意思。这突出地表现在 1896年他到俄、德、法、英、美五国及加拿大走一趟以后，认识仍不见有大的提高。他说：“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翁经受重大挫折后尤为此雄心壮志，令人感动。可是，他想到的仍然仅是科学技术和军事，仍不明白离开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些是无法真正学到手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仍然是东方的庸人。 不过，随着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一批新的杰士正在崛起，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不再是晚清变法自强的主流。李鸿章已被历史大潮沖刷到一旁。这个衰朽王朝正在加速沉沦。李鸿章却眼睁睁看着它坍塌而无能为力。 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应当特别指出，李鸿章毕生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对经济的研究有独特的心得和认识。但是他与一般的研究经济宏观战略的经济学专家不同，因为他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他还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论运用和实践到企业管理之中。可以说，他是一名企业家，一名经济学专家，但是加上他领导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运见和卓识，他的才干和能力就远远超出和高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学者。 而作为一个杰出的外交家，李鸿章虽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不全是他个人的过失，还有当时大清朝走向腐败和没落的背景。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那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这样的大背景和大事件不是每一个外交官都有机会遇见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外交人员就能够处理的。李鸿章在外交上不断地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作为个人角色的李鸿章，不愧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最后，我们还想说的一句是，不管李鸿章有过多少失误，犯过多少错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需要李鸿章这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需要李鸿章这样为国为民不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的精神。李鸿章一直在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将结束之时。引用李鸿章说的那句话就是“富强相因”，只有人民先富裕了，国家才能强大，我们才能摆脱被外族奴役和侮辱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地位和尊严! 梁啓超早在一百年前就提出，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 李鸿章首先是大清国的一名忠臣。他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他文采飞扬，才华横溢;他有卓越的军事才干和政治作为。这些，本不须多论也。他还毕生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对经济的研究有独特的心得和认识。但是他与一般的研究经济宏观战略的经济学专家不同，因为他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他还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论运用和实践到企业管理之中。可以说，他是一名企业家，一名经济学专家，但是加上他领导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远见和卓识，他的才干和能力就远远超出和高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学者。 此外，他还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的过失，还有当时大清朝走向腐败和没落的背景。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那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这样的大背景和大事件不是每一个外交官都有机会遇见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外交人员就能够处理的。李鸿章在外交上不断地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李鸿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所以作为个人角色的李鸿章，不愧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之中，李鸿章本人的睿智和深刻，他的大气和幽默，他的仪表和举止都散发出浓浓的个人魅力，博得了外国人对他的敬佩和尊重。 为了中国的独立自强，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李鸿章一直在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最后，我想说的是，不管李鸿章有过多少失误，犯过多少错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需要李鸿章这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需要李鸿章这样为国为民不辞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的精神。引用李鸿章说的那句话就是“富强相因”，只有人民先富裕了，国家才能强大，我们才能摆脱被外族奴役和侮辱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地位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