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怀仁堂》 第1页 [史学研究] 《走进怀仁堂》作者：董保存【完结】 《走进怀仁堂》记述了近30位极富个性和传奇色彩的共和国开国将帅的故事。作者董保存通过亲身採访获取的一手资料，辅以收集的上百幅珍贵私人照片，以生动的笔触和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讲述了这些开国将帅在建立及建设共和国过程中的卓着功勋，及其在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特殊作用，生动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情景，也展示了传主的独特个性，让读者认识一个又一个蜚声中外的军事和政治人物。 授衔怀仁堂 毛泽东说：“要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呀!”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不当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谢辞大将，罗荣桓、许光达等人请求降衔。 叶剑英说：“要是叶挺还在，新四军就可以出两个元帅。”贺龙说：“周副主席也该授衔 。” 1955年9月27日，是中国军人不能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元帅和将军，金光闪闪的徽章使中国军人着实神气起来了。中国大地上随之掀起一阵不小的军人崇拜热潮，男孩子为能有一套军装而兴奋，女青年择偶也有了“一个豆太小(少尉)，四个豆太老(大尉)，三个豆(上尉)正好”的说法。 40多年的光阴一闪而过，当时在怀仁堂接受军衔的十大元帅和十员大将都已作古，仍健在的上将也成了凤毛麟角。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次授衔在中国史册上却熠熠生辉…… 最近，笔者採访了几位参与我军第一次正式授衔时的老同志。听他们讲起了当时的情境，颇受感染，于是写下了下面的文字…… 中央军委正式下发《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由罗荣桓负责的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全面展开工作……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的国家正处于莺歌燕舞蓬勃发展的时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更使我国军民激动不已……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的决策层正酝酿着一个大的举措。 1955年的早春，中央军委正式下发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文件——《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 1955年2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毛泽东主席正式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正式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衔、奖励、权利和义务等问题。同时中央军委决定，要在1955年内全部结束对现役军官的授衔工作。 这一系列文件像一缕春风，吹遍了军内外，并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 “太好了!我们也可以授衔了。” “这也是军队正规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评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实，授衔的事在军队和国家的高层酝酿已久。中央军委发出指示的时候，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早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 戴眼镜的罗荣桓同志当时身兼两职——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他和几位副主任、副部长忙得不可开交。按照权限，授元帅和大将衔的由军委决定;授少将至上将衔的名单分别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提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授校官的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部和总政干部部在全军统一衡量。 对于授中将和上将的200多人的名单，都是罗荣桓亲自主持讨论的。对少将一级，罗荣桓委託赖传珠、徐立清、肖华和王宗槐负责，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议解决。 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战争年代，我们的军队没有军衔，只是在解放战争初期搞过一次临时授衔。那是为了协调与苏军行动，中央临时决定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授予伍修权少将军衔。与苏军的协调工作结束后，又收回了军衔。现在要正式在全军授衔，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间的一切，人的关系最为复杂。给数以千计的人评军衔谈何容易?要评衔的人当中，多数是红军时期的老同志，也有不少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还有少数民族干部和起义将领。同时还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军干部的平衡问题…… 宋任穷同志当时在总干部部当副部长，他回忆说：“我记得那个时候除了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外，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搞这个平衡工作。在排队平衡过程中，我们认真研究，反覆斟酌……”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军委于9月初召开了总结会。罗荣桓主持，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都出席了会议。至此，评衔工作基本就绪。 毛泽东说：“要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呀!” 军队要授军衔，最高统帅怎么办? 这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那个年代向苏联学习，史达林可是苏联的大元帅啊! 按照军官服役条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是应该授衔的。在人们的议论中，在初步的方案中，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授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应该授元帅。 据说，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摇摇手说：“我不当那个大元帅!” 此事在高层引起纷纷议论。
第2页 一次人大常委会开会，不少民主人士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尤其是毛主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授三个一级勋章。 那天的会议很有点要形成决议的样子。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他说，还是不作结论好。 一位留鬍子的民主人士说：“我们人大作了决定，他有什么办法。” 刘少奇笑笑说：“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要他签署命令才行啊!” “人大作了决定，国家主席就得签署命令。” …… 争论来争论去，刘少奇只好说：“你们不是经常可以见到毛主席吗?你们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我们这次先不作决定。” 此后不久，彭德怀、罗荣桓、宋任穷、赖传珠等人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毛泽东说：“你们搞评衔，是件很大的工作，也是件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多不方便呀!依我看哪，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表率作用，军工厂为他准备的大元帅服，也就只能永远放在博物馆里了。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不当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谢辞大将，罗荣桓、许光达等人请求降衔。 毛泽东的态度明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又是什么意见呢? 也正是在那次会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也在部队搞过，你也应该评元帅!” 刘少奇挥了挥手，说：“不要评了，我现在不在军队工作了。”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和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连连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邓小平笑笑说：“当什么元帅哟，早不带兵了。” 毛泽东又看看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等人，很有几分幽默地说：“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啊?” 李先念操着还浓重的湖北口音说：“我没想过当大将，我也不要评大将。” 张鼎丞和邓子恢也直摆手，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 罗荣桓是较早知道他自己要被评为元帅的。那天，他回到家里，当晚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极诚恳的信，他说，我参加革命时间比较短，对革命的贡献也很小，给我授元帅衔当之有愧，我恳请不要给我元帅军衔…… 装甲兵司令许光达是在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建军28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后才知道自己要被授大将军衔的。回家以后，他把自己关进了书房。家人都觉得奇怪，大过节的，他是怎么回事? 他当夜给毛泽东和军委的其他同志写了报告，他把自己和有关同志作了比较，然后郑重请求： 给我授大将军衔高了，希望降为上将…… 正是在他们的表率作用下，使那些本来想争一争、评高一点的人，不好再讲话了。 自然也还有个别同志自恃功高、资深，觉得应该得到更高的荣誉和奖赏，而组织给自己评的衔低了，甚至公开说自己应该评什么军衔。 还有的人因为评衔闹起了情绪，流下了眼泪。要不，毛泽东怎么会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 有那么一位老同志，我们就称他w吧，他参加革命时间长，功劳也的确不小，但进城后犯了错误，受到处分。他认为评衔是论功行赏的事情，期望值较高。当他知道只能评为中将的时候，心中很是忿忿不平，便给有关军委领导提意见…… 罗荣桓亲自找他谈话，和他谈心，告诉他评为中将是比较公正的，并且严肃指出他的问题。 经过耐心细緻地工作，他的思想通了…… 叶剑英说：“要是叶挺还在，新四军就可以出两个元帅。” 贺龙说：“周副主席也该授衔。” 1955年9月27日。 下午4时一过，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驶进了中南海，停在了怀仁堂前的广场上。 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都身着海蓝色的元帅服，个个精神抖擞地走下车来，就连一向严肃寡言的徐向前，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已经整整28年了。这些老帅们戎马倥偬，征战南北，立下了屡屡奇功，才赢来了今天这个日子。然而，又有多少同样是金戈铁马，驰骋疆场，有名的无名的英烈，悲壮地、默默无闻地战死沙场。因此，细心的人们会看得出，元帅们此时的心情是沉重的。 “我们的总司令来喽!”是陈毅老总的声音。 只见朱老总健步走进休息室，身着元帅服的朱总司令显得特别魁梧，神采奕奕。 “各位早来了!” 朱老总双手抱拳，向大家致意。见大家站了起来，他忙说：“免礼了!” 陈毅站在朱德面前，上下端详着说：
第3页 “老总哎，穿起这行头好漂亮哟!比南昌起义时还年轻嘛!” 大家都笑了起来。 陈毅转过身，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问贺龙： “贺老总，你想没想过今天能当元帅呀?”贺老总摸了摸他独特的一字形的黑髭鬚，沉思了一下说： “别说想当元帅，那时连打响的是第一枪也没想过呢!就是一心想把那一枪打好!” 老帅们被贺龙的直率逗得哈哈大笑。 说到“八一”南昌起义，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另一位起义的领导人——叶挺。 “要是叶挺还在，你们新四军就会出两个元帅。”一向沉稳的叶剑英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给原来其乐融融的气氛点缀了一束冷色调的康乃馨，把老帅们又一次拉回到硝烟瀰漫的战场。 “叶挺要是还健在，能看到今天该多好啊!他要在，我一定要把元帅的桂冠奉送给叶军长!” 陈毅的语调，充满了深情。 “如果新四军中有两个元帅的话，十大元帅中该是两个叶帅喽!” 诗人的机智不仅表现在诗中，而且是无处不在。陈毅的一句话，又将老帅们的思绪从几十年前拉了回来。 只有彭德怀似乎仍然在沉思。他面带微笑，眼睛却望着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 “哟，大家都穿上了新衣服。祝贺大家!” 不知何时，周总理已走进了休息室。望着面前几位身穿海蓝色元帅服的老战友，多少感慨系在他的眉宇间。 “我们的周副主席来了。”叶剑英拱手相迎。 “我们的周副主席也应该受衔嘛!”贺老总真诚地说。 周总理身穿灰色中山装，左手习惯性地弯在胸前。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随和，谦逊。他笑着摆了摆手，说：“我是政府工作人员，是为诸位元帅服务的，当好你们的后勤嘛。” 正说着，会场的铃声响了，那庄严的时刻就要到来了，他们陆续走出休息室。 不穿军服的毛泽东，亲自把元帅军衔命 令状送到跟随他南征北战的战友们手中。 那天，好多人在等候毛泽东的到来。 他们要看看毛泽东今天会穿什么样的衣服，他真的不要大元帅的军衔吗?虽然最高层已经作了决定，但更多的人并不知道内情。 毛泽东来了，他仍旧坐着那辆黑色的吉普车，依然穿着那身灰色的中山装，依然是那般慈祥地微笑着和大家招手。 时针指到下午5时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沈均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同、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出现在主席台上。会场内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典礼开始的话音刚落，那气势磅礴的乐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便在中南海的上空奏响。 会场的气氛庄严而肃穆。 “同志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他的声音高昂而富有激情。十分安静的会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毛泽东主席站起身来，他要亲手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有功人员，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功人员，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地区的有功人员。——这些人跟随毛泽东浴血奋战，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这勋章，是对他们所做贡献的最高奖赏。 第一个走上台来的是朱德元帅。他走到毛泽东面前，端端正正地行了一个军礼，伸出双手接过毛泽东主席授予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的手有些微微的颤抖。毛泽东和朱德握手时，他俩的目光都是那样凝重。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井冈山会师第一次握手至今，他们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军队，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这一次握手来得不易呀! 紧接着走上台的是彭德怀元帅。他今天的表情更加严肃。这位很有个性的元帅在中国革命的长河中，曾经多次出生入死，不是有过这样的诗句吗：“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他双手接过毛泽东授给他的元帅军衔，还了一个十分正规的军礼。一切尽在不言中，他还需要和毛泽东说什么呢? 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如雷的掌声中依次走上台来，从最高统帅手中接过了金光闪闪的勋章。 整个授衔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表情是严肃的。他那紧抿的嘴唇说明了什么? …… 授衔、授勋典礼在《胜利进行曲》的军乐声中宣告完成。这时，记者镜头里的老帅们，人人兴高采烈，脸上洋溢着难以言表的激动与欢欣。 秋天的中南海，傍晚很是迷人的。太阳的光芒从红彤彤的云朵的间隙散射出来。墨绿色的水面在晚霞的照耀下，似有无数片锦鳞在畅游;岸边垂柳依依，宛若仙境。元帅、将军们金光闪烁的勋章和灿烂的笑脸与这些景物交相辉映，使这个傍晚更加迷人。
第4页 这一天的怀仁堂北草坪很特别，草坪上摆了一片木桌，木桌上又摆了丰富的冷餐和水酒。所有参加活动的人，都自拿碗碟，自己动手。穿着海蓝色礼服、佩戴着金色勋章的元帅和将军们、政府高级官员也都如此。 周恩来总理的祝酒辞热烈而激动人心：“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胜利，为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为元帅们、为将军们和所有荣获勋章的有功人员的健康而干杯!” 在一片欢呼声中，将帅们共同举起了酒杯，将无限的幸福一饮而尽。 穿了军服的元帅和将军们，几乎是排着队，涨着绯红的面孔，端着酒杯，来到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身边。 “给少奇同志敬酒!” “总理和我们干一杯!” “小平同志，这是我们的心意!” …… 晚宴刚刚结束，舞曲就响了起来。在舒缓的舞曲的伴奏下，将帅们欢快地跳起舞来…… 朱德元帅的舞姿仿佛在行军作战，挺胸抬头，节奏准确;刘少奇跳舞则很是标准，有板有眼…… 周恩来的舞步是很娴熟的，他不仅跳得好，还忘不了在跳舞时做些“工作”——他看到新闻电影厂的舒世俊刚刚放下摄影机，就说：“来，小舒，你辛苦了，你最喜欢跳的快三步、华尔兹，来一曲。” 在优美的乐曲声中，舒世俊陶醉了。 授衔仪式上只授了八位元帅的军衔， 刘伯承和林彪身着元帅服的镜头，是在青岛补拍的。 人们习惯上说是为十大元帅授衔，其实，在怀仁堂参加授衔的只有八位。 当时，刘伯承和林彪因为生病，正在青岛疗养，他们没有回北京来参加授衔。 笔者採访了原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资深摄影记者李华。当时他受命前往青岛拍下了这两位身着元帅服的镜头。 李华是在授衔仪式后第二天接到任务的。他同解放军画报社的柳成行一起出发，坐火车前往青岛。 坐在东行的列车上，李华就开始盘算怎么拍好这两位元帅。他设想，把他们其中的一位安排在海边上，以蓝天、白云、大海作背景;把另一位安排在花丛中…… 谁知到了拍摄现场，和李华设想的有很大差距。 他们先到刘伯承的住处。 刘伯承元帅戴一副墨镜，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正等着他们。 “你们刚下车，吃饭了没有?”刘帅站起身。 这位以儒将风格着称于世的军事家，对这次授衔的意义看得较淡，他认为，这是我军实现正规化的一个步骤;至于他本人，对授不授元帅军衔倒是无所谓的。 “你们说怎么拍，我就怎么配合，你们当导演，我听从你们指挥。” “我们怎么敢指挥刘帅?” “现在就是要听你们的指挥嘛!” “刘帅，请您从会客室走出来，先向东走，然后再向西，走两个来回。” “好吧。”刘帅非常痛快地答应着。 镜头顺利地拍完了。为了给剪辑的同志多备些素材，李华还特意多拍了几个特写。 到了林彪的别墅，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空荡荡的屋子只有一扇窗子，而且，还用一层白纱和一层厚重的灯芯绒窗帘密遮着。屋里瀰漫着一股药味，叫人感到这里像医院。秘书告诉他们，林彪怕风、怕光。 李华问秘书：“能不能请林总到室外去拍?” 秘书说：“那要请示叶主任。” 正说着，叶群出来了。李华告诉她，光线太暗，感光度不够。 “把窗帘拉开一点嘛!”叶群说。 秘书将双层窗帘拉开了一条缝，不行。缝隙再大一点，还是不行。 叶群很明白这次拍摄的意义，看到这种情况，便说：“打开吧，拍照嘛!” 林彪从卧室里走出来，显得很精神，并不像有什么病。 “你们来了。”他说，声音倒是显得很没有力气。 柳成行是军人，赶快正立，敬礼。李华却已经把镜头对准了林彪。 “北京很热吧?” “比这里热多了。” “你是总政的，你们肖华主任好些了吗?”林彪问柳成行。 前段时间，肖华的身体也有不适，林彪是知道的。 “听说好多了。” 林彪点点头，叶群上前把他的衣角抻抻，说：“你在屋里走动走动。记者同志好拍嘛!” 林彪很随意，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他从东头走到西头，又站在窗边不动了，那样子像是在沉思。 李华觉得这很能表现林彪这个人物，赶快抓拍下这一组镜头…… 从林彪的住处走出来，李华才发现背上的汗水已经把衬衣湿透了。 走上天安门 走上天安门毛泽东第一次上天安门，心情无法不激动，他对着麦克风说：把水银灯打开，我要看看青年同志们…… 虽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紧张时刻，毛泽东还是不忘把李宗仁叫到身边，听他讲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第5页 天安门上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毛泽东把他叫到了天安门的正中央，其用意使一向特别自负的美国人也没能猜透。 毛泽东也不会想到，他最后一次上天安门，林彪竟然不辞而别，表现出了和他水火不相容的态度。 如果在中国评选知名度最高的“门”，天安门肯定当选。 这倒不是因为它金碧辉煌，在建筑史上占有怎样重要的位置，而是因为它早已成为共和国的象徵。你想嘛，国徽图案上有它，电视新闻的第一组画面是它，人民币上防止伪造的标志也是它，就连咿呀学语的孩童唱的歌儿也离不开它，甚至打排球拦网成功了也被称为“天安门城墙”…… 在封建社会，这里是皇帝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地方。每当举行重大庆典(如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等)时，就在天安门颁发诏书。宣读完诏书，用一个木雕的金凤托着从城楼上缓缓系下来，礼部的官员跪在楼下接诏。这就是所谓金凤颁诏。皇帝利用城楼，显示皇权。至于天安门前的广场，也是禁地。百姓不要说从那里走过，就是多停一会儿，也会以“私窥宫门”治罪…… 一唱雄鸡天下白。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后，标志着天安门回到了人民手中。自那以后，广场几经扩建，城楼更加庄严。每逢节日，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举行重大的国事活动。天安门城楼在人民心目中是崇高的，在崇敬之中，也觉得有几分神秘缥缈，可望而不可及。直到1988年天安门对所有的人开放，老百姓才有机会登上它…… 正因为如此，登上天安门也就成了一种符号，一种象徵。很多外国人来北京，都要到天安门看一看，好像这里有多少中国人的秘密。 想来也是，建国以来，围绕天安门发生了多少故事?有多少风云人物来过这里?收进这本书里的文字，都与天安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与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本书中涉及的世界风云人物也都与之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繫——史达林、胡志明、蒙哥马利、斯诺、斯特朗，以及赫鲁雪夫、尼克森、基辛格等人，有的上过天安门，有的虽然没有上过天安门，人们也会把他们与天安门联繫起来。 笔者相信，这些文字，会使您更加了解天安门，也会更加热爱天安门。 毛泽东第一次上天安门，心情无法不激动，他对着 麦克风说：把水银灯打开，我要看看青年同志们…… 不知为什么，人们总爱把天安门和毛泽东联繫在一起，好像毛泽东就生活在天安门一样。 其实，毛泽东一生上天安门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的。有人作过比较确切的统计，他老人家总共上过45次天安门。——正常情况下，他每年上两次，“五一”一次，“十一”一次。非常情况下，就很难说了，1966年，他老人家一年上了8次天安门——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接见“红卫兵”小将……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已经作古，他留下了许多有意思的故事在人们中间流传。同样，他在天安门上也留下许多值得人们回忆和思考的脚印。 一般的老百姓不可能想像，这天毛泽东是清晨才睡觉的。当成千上万的人群涌上十里长街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梦乡。 这些日子，他实在是太忙了，也实在是太累了。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马上要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有多少工作要做，有多少事情要处理。他身为统帅，用日理万机这个词是绝对不过分的。 据当时的卫士回忆，他是中午1点钟才起床的。 从他当时的面容看，他睡得不是特别好——他毕竟是要登天安门，他的心中不能没有波澜。 毛泽东有个习惯，起床以后的第一工作是浏览床头的报纸。今天，卫士不得不打断他的习惯，催他穿衣吃饭。 他穿上了特意为他缝制的“礼服”——这是一套黄色的美国将校呢制服，是特级技师为他精心制作的。 他先来到了中南海的勤政殿，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张澜、李济深、宋庆龄、高岗等领导人欢聚一堂，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点50分，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他们要在这里排队集合，登上天安门。毛泽东自然站在了最前面，朱德、刘少奇等紧随其后。 天安门的东西两侧有两条马道，是供人们上下天安门用的。毛泽东走上马道的时候，的确有一种“马道通天”的感觉，面前是碧蓝的天空，是一望无际的苍穹，还有那么一两朵云彩点缀。 第一次踏上天安门，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因而，毛泽东的神情是严肃的。他走到天安门的正中央，立正站好，双目炯炯地看着广场上沸腾的人群。 这时候，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会开始。 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到麦克风前，环视了一下人群，平缓了一下呼吸，用湖南官话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声音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结束语。后来，人们说他在天安门上宣布的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不是，他只是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没有另外的话。
第6页 天安门广场上沸腾了。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按照事先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要亲手升起共和国的国旗。他大步走到升旗的按钮下，按动按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鸣礼炮28响。 惊天动地的礼炮声，使人们看到，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此时此刻，领袖的心情是激动的，群众的心情也是激动的。他们浴血奋战几十年，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的成立，也就是说，他们用不到30年的时间，打下了一个新的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激动的吗? 紧接着，是空前的阅兵式。 朱德总司令下达阅兵令，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率领受阅部队接受最高统帅的检阅。是军威，也是特定的环境的作用，广场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能听到方队整齐的脚步声。 毛泽东看着这雄壮的队伍，举起了指挥千军万马的手臂，向这支英雄的队伍敬礼。 阅兵到黄昏才结束。群众游行便在“团结就是力量”等歌声中开始了。整个广场上灯笼火把，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这天，广场上最动人的口号是“毛主席万岁!” 这个口号之所以喊出来，完全是出自人们的内心。人们已经无法用别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敬仰之情了。 曾经有人考证过，“万岁”这个词，是有点封建主义的味道，及至后来的“万寿无疆”，则更是旧时代的产物。不知为什么，人们那时偏偏选择了它。 当一个人被千百群众高呼万岁的时候，他的心情一定是不平静的。这天毛泽东自始至终站在城楼上，始终举手向群众致意。面对群众的万岁声，他忍不住朝群众喊：“同志们万岁!” 当青年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通过金水桥的时候，毛主席对他们喊：“青年同志们万岁!”青年学生更加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走到扩音器前，说：“把水银灯打开，我要看看学生们的队伍。” 霎时，水银灯亮了，青年学生更加兴奋，几乎把嗓子喊哑了…… 这次上天安门，不是正常的庆典，因而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自己心中究竟是如何想的，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在中国，许多人都记得1966年的8月18日。 特别是曾经风云一时的“红卫兵”。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在这之前的几天里，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生了很多很重大的变化，叫许多政治家和中国的老百姓都目瞪口呆…… 8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8月10日，下午7时，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中南海西门的接待站，会见首都革命群众。在群众的簇拥下，他老人家健步走上讲台，用洪亮的声音说：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句话被当作最新指示，发表在当时的大小报刊上。 毛泽东走上讲台的时候，群众真诚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也高兴地喊：“同志们万岁!”“同志们好!” 有人说：毛泽东不是8次接见红卫兵，而是9次，那是把这次也算上了。 应该说，这一次虽不是正式接见，也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要活动。 1966年8月18日是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天。 清晨5时，太阳还没有照射到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就出现在天安门上。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已经是红色的海洋，来自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红卫兵，早已等候在这里了。——他们在凌晨接到通知，毛泽东主席将在这里接见他们。那个时候，毛泽东的形象正在被神化，能够见到他老人家将是怎样的心情，恐怕现在的人是很难体会的了。 7时30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宣布大会开始。 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林彪、周恩来对100万红卫兵讲话。 林彪拖着长长的湖北腔，讲了人们听来还有些生疏的一些话。从此这个有些病态的声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回荡了很久很久…… 他们讲话后，游行就开始了，毛泽东看着沸腾的人群，高兴地对林彪说： “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于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林彪当时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这只是当时报导了的事情，至于发生在天安门城楼上而没有报导的事情，人们就只能听小道消息了。 这天，有1500名红卫兵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对他们说来是天大的荣耀。他们能够近距离地看到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这天成了知名人物——还在大会没有结束的时候，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把红卫兵的红袖章套在毛主席的衣袖上? 她跑到会议主持人那里，提出了这个想法。 会议主持人想了一下，说好，就领她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红卫兵小将要给您戴红袖章。” 毛泽东笑了，把他的右手伸了过来。
第7页 于是，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袖章戴在了毛泽东的军装上。 毛泽东低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彬彬。”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 “是。”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要武嘛!” …… 事后，宋彬彬发表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上的文章，真的把名字改成了宋要武。 这恰恰又与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形成了对应——外国人评论说：中国军队的地位在上升，毛泽东要利用军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毛泽东出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面前时，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其中有两个大声说： “毛主席好!” “毛主席好!” 毛泽东问：“你们是哪一个?” “我们是清华附中的。” “我们要永远造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反!” 毛泽东伸伸手，说：“我坚决支持你们!” 这时红卫兵们才想起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挥动着军帽，从东头走到西头，到了9点50分的时候，他回到了休息室。这时外面的红卫兵说什么也不肯离去，齐声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这怎么办? 周恩来总理出面了，他摆摆手，要大家安静，说：“同志们，小将们，我是个老红卫兵。你们要听从指挥，现在都坐好，等会儿毛主席要和你们照相。” 能和毛主席照相，红卫兵们自然高兴，他们坐在城楼上，一遍又一遍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一直等到了11点45分，和毛主席照了相，他们才流着热泪准备离开。 北京大学的学生向来是不甘落后的，他们提出，请毛主席给大家讲话。 “我们要听毛主席讲话!” “我们要请毛主席讲话!” 他们的头脑里没有任何规矩，他们的想法十分简单，毛主席既然支持我们，就应该给我们讲话。 周恩来总理赶忙出来解围，他对小将们说：“最近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都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你们手中都拿着《毛主席语录》，那里面都是毛主席的话。” 有人叫了一句：“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声音!” 周恩来总理依然按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讲： “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要像林彪同志那样，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红卫兵们这才没有强求毛泽东讲话。 值得提一笔的是，这次接见，毛泽东的那些老战友都还出了场……刘少奇虽然排在了林彪等人之后，却也还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 他似乎还没有预料到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要打倒他本人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虽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紧张时刻，毛泽东还是不 忘把李宗仁叫到身边，听他讲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面决战已经展开…… 这天是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国人民举行庆祝的大喜日子。 正在解放军三○一医院的李宗仁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天安门参加庆祝活动。接到这样的通知，他自然是高兴的，很快来到了天安门的休息室。 李宗仁上天安门，自然是和政协的人物在一起。他的身边分别是程潜和傅作义。他们虽然也感到外面的风声不对头，但也不知道这次运动究竟要干什么。 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身着黑色服装的女人走过来。不少人站起来，和她打招呼。李宗仁没有认出这是谁，自然也就没有和她说话。 当这个女人走过去后，李宗仁问傅作义： “这个女人是谁?” 傅作义不解地问：“毛主席的夫人，你不认识?” 李宗仁很有几分不安，说：“我只是去年在毛主席请吃饭的时候见过她一次，现在换了服装，我都认不出来了。” 天安门上的庆祝活动开始了，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城楼上出现了许多红卫兵，使得城楼上多了几分朝气。李宗仁站在城楼上听完林彪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心中想了不少的问题，这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有一些记载，我们在这里不一一叙述。 给李宗仁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那些红卫兵们个个热泪盈眶，他心里暗暗慨嘆：毛泽东的威信真高啊! 突然，毛泽东向李宗仁走来，并且伸出了手要同他握手。李宗仁赶快从沙发上站起来，握住了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您好哇!” “你要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充满了真诚。 李宗仁非常感动，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 “走，我们去吃茶。”毛泽东指指休息室。于是，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走向了休息室。
第8页 走到林彪身边时，毛泽东没有忘记介绍他的副手：“这是林彪同志。” “久仰，久仰。” 李宗仁对这位林彪元帅的确是久仰了。 林彪的心情显然很好，他表现出了少有的热情，给李宗仁敬了一个军礼，说：“李先生是黄埔军校的校务委员，我在黄埔时听过您的训话。” 李宗仁随毛泽东走进了天安门上的休息室。 毛泽东请李宗仁坐，李宗仁不肯，他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上首?” 毛泽东说：“你年长，你应该坐上首。” 两人坐定，毛泽东就谈起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指指外面说：看来群众是真的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就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了。 李宗仁点点头，他对此也颇有同感。 毛泽东又说：这把火是我点起来的，看来这把火还要烧一个时期，但点火容易灭火难。 李宗仁觉得，毛泽东还是很清醒的。 毛泽东请他谈对这场运动的看法，要坦率地谈。这叫他想起上次同主席见面时的情景…… 他们坐车从新华门入中南海，毛主席已经在一个游泳池的休息室里等候了。李宗仁正沿着游泳池往前走，毛主席便热情地迎上来，同李宗仁和他的夫人亲切握手，说：“你们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毛主席同程思远握手时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弄得程思远真有点不知所措。 他们刚刚坐定，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土匪，还叫我们大陆是‘匪区’，你不是误上了贼船是什么呢?” 程思远赶忙替李宗仁回答：“我们搭上了这一条船，已经登上彼岸。” “是的，登上了彼岸。”彭真接着说。主席和大家哈哈大笑了起来。 李宗仁对毛主席说：“第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我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感到十分高兴。” 毛主席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接着李宗仁谈到海外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都渴望回到祖国来。 毛主席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以礼相待。” 毛主席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随后，毛主席邀请他们和彭真下水游泳。李宗仁说不能下水，毛泽东也就不勉强，自己很快更衣下水。李宗仁这才知道，毛泽东的游泳水平相当高，他时而侧泳，时而仰泳，时而自由式，真像他在一首诗里说的“胜似闲庭信步!”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上岸了。他又问跟他一起游泳的程思远的学历和海外的情况。程思远告诉毛泽东：“海外也有很多人研究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听了笑着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几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回答。 毛泽东笑笑，说了一句谁也没想到的话： “总结经验。” 下午1时许，他们到了毛泽东丰泽园的住所，在这里他们又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李宗仁深以台湾问题不能很快解决为虑。对此毛泽东说：“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要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毛泽东又开始幽默了，他对程思远说：“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程思远?” 程思远回答道：“因为我对自己的前程总应当想得远一点，所以才回来跟共产党、跟毛主席走。” 毛主席满意地笑了，他又问：“你有别字吗?” “没有。” “好，”毛主席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中国古代有个大散文家叫韩愈，字退之。我给你取个别字叫近之。远近的近，之乎者也的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以后靠近共产党。你看如何?” 程思远很是激动，说：“这是主席给我最大的光荣。” 随后主席提议照相后吃饭。这是一次丰盛的宴会，有各种各样的名菜。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叫客人喝了不少茅台酒。下午3时许，程思远看时候不早了，转身对李宗仁说：“德公，现在可以向主席道谢了吧?” “急什么，少壮派!”主席用目光盯着程思远好像很威严，其实很慈祥。 …… 此刻，毛泽东要他谈看法，他说什么呢?想了想，他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的领袖，没有一个有这样的魄力来发动这样一场革命。目前虽然乱了一点，但是为子孙后代着想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毛泽东听到这些话自然是很高兴的。 李宗仁又比较婉转地说出了对“乱”要有一定控制的意思。他说：当年在武汉我见到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他谈到革命队伍严重分裂的问题，鲍罗廷说：革命和妇女生孩子一样，为了生儿育女，难免受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能换来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我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助产的来说，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
第9页 毛泽东对李宗仁的看法表示同意。他进一步解释说，他正在做治乱的工作，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解决。 他用一种很自信的口气告诉李宗仁，红卫兵小将限定各民主党派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他们要砸烂政协，要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说到这里毛泽东提高了声音，说统一战线功不可没，这要对红卫兵讲清楚。他还说，这些话有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泽东说完，问李宗仁：“李先生，你的意见如何?” 李宗仁急忙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是茅塞顿开。”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李宗仁交谈，自然引起了一些新闻记者的注意，他们围住李宗仁，问毛主席讲了些什么，李宗仁当时只是说，只是家常生活，没有谈别的。 应该说，毛泽东把李宗仁叫到天安门上的休息室里交谈是有特殊意义的，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见见面而已。 有人说，毛泽东只是出于礼貌，和国民党的元老见见面而已。 有人说，他是藉此发出一些信号，叫红卫兵不要随便乱沖。 不管毛泽东当时是如何想的，反正给人们的感觉是：毛泽东真的在徵求这些国民党元老的意见，包括人们对他十分热衷的“文化大革命” 的看法。 天安门上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毛泽东把他叫到了天安 门的正中央，其用意使一向特别自负的美国人也没能猜透。 1970年的10月1日。 天安门照例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当这个高鼻子的外国人和他的妻子走出电梯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迎了上去，用他那有力的手，握住了这个老外的手，说：“欢迎你，斯诺同志。” 是的，这就是刚到中国的斯诺。 当斯诺知道他是这天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国人时，他很兴奋，说：“我真是第一个被邀请上天安门的美国人吗?” 周恩来肯定地点了点头。 斯诺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要不是充满好奇心，当年他会到陕北红色的土地吗? 今天，他走上天安门，依然是那个充满好奇心的记者，他对这座东方城楼上的一切，都觉得新鲜，甚至觉得眼睛都不够使。 “毛主席叫我请您来，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周恩来的声音响在耳边。 斯诺也很动感情地说：“当年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第一个见到的红军领导人就是您。” 回忆起往事自然都很高兴。斯诺还记起，当时周恩来用英语和他交谈，他很吃惊。 周恩来也回忆起当时给这位外国记者安排的採访路线，说那时没有汽车，只有一匹马给他骑。 “当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採访红军，这在西方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我上天安门，也是……” 周恩来以政治家的语气说：“在中美关系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的国庆活动，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情。” “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这时，电梯又一次打开，毛泽东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和斯诺迎上前去，这是一年以后的相见，毛泽东已经步入老年，和斯诺印象中的毛主席有了很大的变化。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恩来用他那有江苏口音的普通话说。 毛泽东显然已经认出了斯诺，他笑了，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感到，毛泽东虽然老了，但他的说话还是像当年一样的有趣。他把自己的妻子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和他们握手，对他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又向林彪介绍斯诺，他对斯诺说：“这是林副主席。” 斯诺和林彪认识，在延安时他採访过这个着名的红军将领，所以他说：“林彪将军，我们又见面了。” 林彪说：“斯诺先生，你是毛主席请来的，我们热烈欢迎你!” 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活动开始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声浪此起彼伏，使斯诺感到茫然。 毛泽东把他叫了过来，让他站在了天安门的正中央，翻译冀朝铸正好站在了他的身后。摄影记者急忙抢下了这个镜头。 第二天，经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的这张照片发表在中国各大报上。 毛泽东把斯诺叫到天安门上的用意，许多人都不甚清楚，就连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忽略了这一重要情况。事后基辛格在他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我们的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转弯抹角，以致使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请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这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后来自己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徵，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国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第10页 的确是这样，毛泽东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总统传递这样的信息——中美关系要解冻了。 这不仅是在天安门上作一个象徵，而且是和斯诺明明白白地说了。这在1970年12月18日的谈话中已经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毛泽东说：“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森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 “主席愿见他吗?”斯诺问。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森解决。我愿跟他谈，谈的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 这应该是很明确的了吧! 可惜的是，毛泽东的这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并没有转告到尼克森那里…… 毛泽东也不会想到，他最后一次上天安门， 林彪竟然不辞而别，表现出了和他水火不相容的态度。 1971年的五一节。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6个年头。用当时的话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 这天晚上，毛泽东比较早地来到了天安门的休息室里，他穿上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由于不是经常穿，衣服显得不是那么贴身。平时不修边幅的毛泽东，帽子也没有戴好…… 按照预定的时间，焰火晚会就要开始了，还是不见林彪的身影。 周恩来有点着急，他叫秘书打电话，询问林彪在什么地方。还是没有消息。 工作人员进来，请他们到城楼参加晚会。毛泽东站起身，对旁边的西哈努克作一个请的手势，自己往外走去。这时林彪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 这天的桌子是这样摆的——毛泽东的身边是西哈努克亲王，再旁边是董必武同志，他是国家代主席，他在这个位置是当时的一般排法。 对于林彪没有到，毛泽东肯定是有感觉的。但他依然不露声色，通过翻译和西哈努克交谈着。 林彪的身影终于出现了。他披一件军大衣，本来就没有什么肉的脸上，几乎是没有任何表情。他很清楚应该坐在哪个位置上，便直奔那个属于他的座位。 按照正常情况，他应该和毛泽东打招呼，也应该和外宾打招呼，但今天他没有，他落座后一声没吭，这是够反常的。 更叫人惊奇的是，他在这里待了一小会儿，就走了，而且也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周恩来也以为他是上卫生间了。好半天不见他回来，周恩来起身让有关的人去问，才知道“林副主席”已经走了。 这太反常了! 他这是不辞而别，在这样重大的政治场合，不辞而别就是一种难以表述的东西…… 中国的老百姓可能还不知道，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要当国家主席，被毛泽东看出了他的政治野心，“翻了车”。他已经开始秘密活动，准备和毛泽东分庭抗礼了。 可以说这个晚上，周恩来是没有什么心思看焰火的，他对林彪的行为当然会有自己的看法，但他更担心的是这事情怎么和全国人民说清楚——第二天这是要见报的呀!是要上电影、是要上电视的呀! 所以，他知道林彪确实已经走了之后，就把当时的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叫了过来。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了没有?” “他来了没有几分钟就不见了，来不及……” “我问你拍了没有?” 杜修贤知道，自己拍的那一张无论是构图还是光线都不太理想，所以说话有点不太利索，他说：“照了一张，就一张……” “电影电视呢?” “不知道。” 其实老杜看到他们在等时机。 “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人叫来，都叫来!” 周恩来一脸严肃的表情，确实有点叫人害怕。 杜修贤赶快跑去找人，不到十分钟，这些无冕之王都到了总理身边。 周恩来开门见山，问：“电影拍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镜头了吗?” “没有。” “那么电视呢?” “没来得及。” “没有拍到，对不对?” 大家不敢吭声，听周总理说话。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都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说好不来参加活动，我亲自去请他，这样的活动是面对全国人民，面对全国观众。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照相机摄像机，拍呀，你们为什么不拍呢?” 有个同志说：“我们想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谈话的镜头。” 周恩来火了，他说：“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在这里坐了一会儿没有?你们都看见了，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头脑里不知想什么。记者难道不懂得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是等来的吗?” 周恩来发这么大的火，还是不多见的，看来他是真动了气。
第11页 记者们被他的批评吓坏了，会场上没有一点声音。周恩来见大家的心情沉重，又说：“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上和人民群众一起欢度节日，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这是安定人心的事情，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解释。” 最后，周恩来又说：“今天的情况有点特殊，你们的工作是有难度的，这一点我清楚。但你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记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情况的应急准备……今天你们不要怪我太严厉，严厉一点有好处!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说完总理走了。 最后，总理选定了一张照片，还指示说：“都要用这张照片。”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此事在新闻记者中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小视的。 ——人们看到了林彪的一些表现，看到了林彪在毛泽东面前的一些情况。他并非是时时事事紧跟毛泽东的，也不是时时高举语录本重复毛泽东的话的。 看来他真的要和毛泽东分庭抗礼了。 这在几个月后得到了证实。 刘伯承在一九五八 1958年刘伯承正好66岁。本来已经生病的他，又受到了新的责难。他按照自己的理解，认真检查自己工作中的失误。 林彪插手，使反教条主义的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一场所谓的“路线斗争”。 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开了建国后军队内部无情斗争的先例，刘伯承拖着病体，被拉到怀仁堂去作检讨…… 如果有人问，在中国第一个被错误批判的元帅是谁?人们肯定会说，是彭德怀! 这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第一个受批判的是那个鼻子上架一副眼镜的元帅刘伯承。他是在授衔3年之后就被批判了。而彭德怀，则是在授衔4年之后。 对于刘伯承元帅，我们知道的是他在战争年代的辉煌。在讨袁战争中他负伤失去了一只宝贵的眼睛。他和杨公、朱德等人发动了泸顺起义。他是长征中的红军参谋长，先遣队司令。 赫赫有名的129师师长。威震世界的刘邓大军的司令员。他率部进军大西南，后来又主动提出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去南京办了军事学院…… 至于他在1958年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有的根本就不知道。 …… 这里要告诉你的正是这一年里，一个元帅所受到的种种磨难。 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66，不死也要掉块肉。” 1958年刘伯承正好66岁。本来已经生病的他，又受到了新 的责难。他按照自己的理解，认真检查自己工作中的失误。 1958年是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年头。 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头。 只要一提到1958年，人们想到的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这一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先后在南宁、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两次会议上都挥动着改变中国历史的巨手，大谈所谓“反冒进”，批评周恩来等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打击群众积极性”，“给右派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被加以肯定。认为“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这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使中国的大地一步一步发起烧来。 中国的军队是和党连在一起的，党内的斗争每时每刻都对军队产生影响。在全国上下红旗招展大干快上的日子里，共和国军队的高层正在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斗争——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 现在说起来人们可能会有些不理解，怎么冒出个反教条主义来呢? 话说白了，就是从史达林去世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已经感到要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了。特别是赫鲁雪夫上台以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5个整风学习文件，反对照搬苏联的一套东西。 从那个时候起，作为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就开始检查自己的工作了。 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中有没有教条主义的东西呢? 实事求是地说，是有一点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军队还没有正规的院校，我们的毛主席说了，你们请不请苏联顾问?反正我是要请的。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借鑑苏联的一些条令、条例和一些教学方法是必要的。这中间有一点教条的东西也在所难免。 比如： 在学习苏联军队的作息制度方面，要求必须按“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从进入教室上课，到课结束，除了课间休息，不能有一点的松懈。 在考试的时候，也像苏联军队那样“三堂会审”严格把关，差一分也不能过关。
第12页 这些，在学员中间都是有反映的，有些直接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这么搞，我们吃不消!” “这样考下去，我们要考糊了!” 当时听了这些话，他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对学员就是要严格要求，特别是青年学员。后来学习了中共中央的5个整风文件，刘伯承也看到这些东西对我们的教学是有害的，就要求有关部门作了改正，使之更适合我军院校的实际情况。 正当军事学院努力克服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时，事情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这涉及另外两位元帅——彭德怀和林彪。 这两位元帅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声名显赫的。一个以为民请命，含冤去世而名留青史;一个以抢班夺权，身败名裂而遗臭万年。 1957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带工作组到了南京的军事学院。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当时他们作出的关于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是有问题的。 他们在写给中央和军委的报告中说： “……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选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採用了‘一长制’的精神。 “……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 此时，刘伯承正在上海治病。 早在1956年的严冬，刘伯承元帅就因脑病离开了军事学院。由于身体原因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高等军事学府，刘帅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寒风中，他对送行的同志们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了。” 说这话时，他眼含着泪，别人更是眼含着泪。 刘帅人离开了军事学院，心还在那里。他时常为学院的事牵肠挂肚。当他听说了国防部的报告之后，心情是很沉重的。在洁白的病房里，他站在窗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在我主持工作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教条主义的东西呢?是不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呢? 刚刚开始时，严格按照苏联的操典，后来看到有的学员是有些吃不消，对这些东西也作了必要的改动，这些就是教条主义吗? 如果说在学习苏联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面有些生搬硬套的话，那也不能冠之为教条主义。 虽说有些想不通，但他还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检讨这些问题。 那些日子，刘伯承总是睡不安稳。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给有关人士写了好几封信，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他写信给在学院主持工作的陈伯钧副院长和钟期光副政委，要求他们认真贯彻彭德怀等同志的指示，“党委作深入研究，集体讨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再经过群众路线，必有成就”。 军事学院党委很快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虽然他们不同意国防部的报告的主要观点，但还是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对学院中的教条主义倾向问题作了认真的检查。 这时在北京主持训练总监部常务工作的萧克上将对彭德怀的报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彭总对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问题的估计过于严重了，问题只是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有一些不适应。 当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是好的，有了不同意见还是可以提的，萧克将军上书彭德怀，公开对他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特别不能同意彭德怀在一篇将要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把“正规化、现代化”和“现代化、革命化”对立起来，他认定这样提是十分有害的。 …… 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摆到桌面上来，争论个面红耳赤，分出个青红皂白，这在党内是允许的。可怕的是别有用心的人插了手。 林彪插手，使反教条主义的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一场所谓的“路线斗争”。 几乎是在刘伯承给军事学院的有关领导写信的同时，北京的军委训练总监部的四级干部会议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这里有必要向读者多说两句，训练总监部是建国初期军委所属的一个部，在反教条主义后撤销了。首任部长是刘伯承，后来是叶剑英元帅代理部长，再后来是萧克将军任部长。 因为训练总监部主管全军的教育和训练，他们对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也是很敏感的。 当时训练总监部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几年的军事训练和教学的成绩是主要的，教条主义是小的失误;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教条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严重到了危害革命的地步。 对一个问题有尖锐对立的看法也是难免的，但是这种不同意见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可能会出现谁也预想不到的后果。
第13页 林彪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插手的。 前几年一直在称病的他，开完成都会议回到了北京。听有关人士向他讲了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的一些情况后，他决定要亲自出马了。 关于这段历史，林彪自己有个说法，我们可以拿来作很好的佐证。他在一年后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某某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他认为有必要把这些事情向毛泽东作汇报——具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正在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有研究者曾经作过如下的探讨： 毛泽东之所以认可在军队内部大反教条主义，是有历史背景的。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军队很快瓦解和后来赫鲁雪夫解除朱可夫职务的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震荡。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警觉。对军队的事情特别是和平时期的事情要有所考虑。 国内有些人的风言风语，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一些影响。据传，有人曾经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还有人私下里议论，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 传说不足信，但人言可畏，对这些毛泽东也不能不引起注意。 林彪是很善于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讲话的。当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和朱德发生了争论，他就在节骨眼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20世纪60年代，我党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出来讲了一通毛主席的好话…… 这次，也是他到毛泽东那里讲了一通话的。 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话是很有几分相信的。这也是他多年来对林彪观察的结果。否则，他就不会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名林彪做中央副主席了，也不会后来选他做接班人了。 这样一个本来并不是很复杂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开了建国后军队内部无情斗争的先例，刘伯承拖着病体，到怀仁堂去作检讨…… 军委扩大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了这次会议的开法是后来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公开否定了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军队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开展“四大”，这在当时的确是件新鲜事。全国的形势是日新月异，军队也应该有点新的气象嘛! 对这种形式，大多数同志是有牴触的。程世才中将就表示，我可以提供炮弹，但我不当炮手!这种说法自然受到了大会小会的批评。 军委扩大会议的前一个阶段，人们还是可以讲话的。不管认为教条主义有多少，都还可以鸣放。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很有点煽动性。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 林彪还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着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明眼人越看越清楚，这次斗争的矛头直指两帅——刘伯承和叶剑英。而刘伯承又首当其冲。 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了有关人士的汇报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讲着来了兴致，不管在座的有没有刘伯承的同级或下级，对刘伯承的历史作了一番评价，哪些有功，哪些是过。且不说他老人家的评价有些本身就站不住脚，就连他讲话的场合也是不对头的。 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进一步升温，后来发展到了叫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 刘伯承本来是在外地养病。他接到会议的通知以后，不得不赶到北京。 离开南京的时候，刘伯承就有了预感，他一夜未眠，本来就不好的眼睛充了血，红得让人感到害怕。 医生说：“首长，您的身体……” 他说：“不要再说了，上路吧!” 在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未眠，下火车时，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眼压达到了70多。 来接他的同志自然不失礼貌，但元帅还是感到了无形的压力。
第14页 他被安排住进了北京医院，一边治疗，一边准备检讨。他冒着失明的危险，一字一句地写检讨。 陈毅等老同志来看他，见他病成这个样子还在写检查，真不知说什么好。陈毅说：“你病成这个样子，还写什么检讨?写100个字就够了!要写，我替你写!” 7月10日，刘伯承来到了怀仁堂。他是在别人的搀扶下走上讲台的。 刘帅一生多次上过讲台，无论是讲军事理论，还是讲党的方针政策，他都很是自如。但今天他要在这里做违心的检讨! 他扶了扶眼镜，开始向军队高级干部讲自己在军事学院以来的工作。这里有实事求是的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评。 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做违心的自我批评时会多么难受。功勋累累的刘伯承元帅，心中所受的折磨会是怎么个样子。更何况他是拖着病体，强站在讲台上的! 他以巨大的毅力，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检查。 这时台下爆发出了极其热烈的掌声。有不少同志是眼含热泪听完他的检讨的。时至今日，不少听过他检讨的同志，说起那次开会来，还记忆犹新。 刘伯承作检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保护一批同志，想让这件事情平息下去。但他的想法还是太善良。军委扩大会议的后期，斗争越来越激烈了。 萧克、李达等同志都受到了严厉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还是不能过关，非要他们承认是反党才行。说起这些来，萧克将军至今还很气愤：“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加入党的，叫我承认反党，我绝对不能接受!” 在斗争会上，蔡铁根大校说了几句真话，被当场撕下肩章，推到台下看押起来! 此后这些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后来都受到了组织处分。萧克、李达都被撤了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另外一些同志，有的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有的降职降级。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次反教条主义被作为一次路线斗争，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等被折磨致死。那位蔡铁根大校，则像张志新一样，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活活枪毙了!…… 刘伯承同志没能听到中央为反教条主义平反 的消息，就离我们而去。他的夫人汪荣华用 声泪俱下的语言告慰九泉之下的刘帅……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刘伯承元帅的心情更加不好了。这一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家人都很清楚。特别是他的夫人、战友汪荣华，更明白他的心思。——平时就不肯多言的他，此时变得更加沉默。有时坐在椅子上，有时站在窗前，好半天不说一句话。 汪荣华怕他心中郁闷，加重病情，就劝他说：“你不要想那些事了，看看闲书……” 刘伯承说：“你的心思我知道，我相信一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刘伯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的。” 这还叫汪荣华怎么说?汪荣华只能和他一起沉默，和他一起等待历史的公正评价。 此后的日子里，教条主义像一块巨石，压在年迈多病的老帅心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双眼几近失明，他对那些极“左”的事情越来越不能理解了。但他还是坚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这一天正在慢慢走来。 这里我们还是要说到那位忠心耿耿的彭德怀元帅。尽管他从1959年以后就备受磨难，他还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说出了心里话。他让自己的侄子彭梅找到了萧克的家，对萧克说：“1958年的事情，让他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这里既有自责，也有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的深刻认识。他老人家对这种斗争一定是有自己的见解的，可惜的是我们没能听到他来评说这段历史。 真正为这次斗争平反，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980年，当总参谋部的领导同志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到了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后来小平又说过“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聂荣臻元帅晚年和党史工作者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徐向前元帅也说：“建国以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后来，总政治部又专门发了文件，为这次反教条主义所伤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但是这些话，刘伯承元帅都没听到。 汪荣华在“送伯承远行”的文章中，用声泪俱下的语言，告诉他： “伯承，历史如今已经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在你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同志代表党和人民对反教条主义问题作了结论。我终于听到了‘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句你生前想听到而没有听到的话。” 彭德怀元帅和《欧阳海之歌》 彭德怀元帅蒙冤之后，能有时间坐下来看点书。他在成都买了一本风靡一时的小说《欧阳海之歌》，认真读了起来。他边看边写，等这本书读完，竟然写下了上千字的批语。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本很特别的书——彭德怀元帅亲自批的《欧阳海之歌》。在这本彭批的小说中，我们可看到一个老人的情感，一个元帅的理想和品格。
第15页 在编辑《彭德怀自传》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本很特别的书——彭德怀元帅亲自批的《 欧阳海之歌》。由于这本书是由我所供职的出版社出版的，因而彭批的《欧阳海之歌》自然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 应该怎样去评价这部曾经风靡全国的小说，不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任务。倒是通过这本书中彭老总的批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读小说，怎样评判一部小说的，甚至还可以通过这些批语看到他内心世界的一角。 据知情的人讲，这本书是他1966年在成都新华书店买到的。当时他被安排到西南三线建委员会担任第三副总指挥。此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兴起。他还有心思读一读这本很流行的小说。人们没有料到的是，这本书他一共读了三遍。全书共444页，他用红笔划了红线的就有148页，写了批註和眉批的就有80页，共1833字。 当我们翻看被彭德怀写满了眉批和旁批的《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眼前就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灯下，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戴一副老花镜，手捧一部小说，看着看着，忍不住拿起了笔，用那双签发过无数份作战电报，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手，在书上信手写来—— 他写下最多的，是自己读小说时的联想、感想和对往事的回忆，是作为一个读者感情的共鸣： 翻开这本书，彭德怀首先看到欧阳海出生地桂阳县。他划上红槓槓，写道：“桂阳县城曾被红军三次攻占。” 接着读下去，是欧阳海出生，因家中添男孩怕被抓丁，把小海抱出去要扔掉，捨不得又抱回来，起了个女孩名字叫“玉蓉”。小海在风雪严寒中大哭。读到此处彭德怀不禁写道：“海，你不是在哭，而是对旧社会造反。” 看到第14页，妈妈带着欧阳海去讨饭，妈妈对小海说：“大屋去不得，那里狗凶人恶。”苦孩子出身的彭德怀产生了共鸣——旁批：人剥削人，狗仗人势。 紧接着又批道，朱门的酒是穷人的汗和血，朱门的肉是穷人的肉。 读到第19页，这种心态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彭批道：小海，你七岁随母亲讨米，我八岁带北也讨米。受富人的欺负，只讨了一天，再不讨米，决心砍柴变卖。你路上留下白雪印，我严寒冰里捉鱼卖!你我同根生，走上一条路。 书中写了欧阳海的一个梦，彭德怀写道：“小海，你在梦中捉鱼想救妹!我呢，也在冬寒捉鱼为养活弟和父，自己也在生死线上挣着活!” 看了欧阳海一家互相让鱼汤喝，彭德怀十分赞赏，他写：“从这一点点小鱼汤中，看出穷人家父母儿女、夫妻间之爱，是多么诚挚!” 第30页，彭德怀写道：“小海，你的四妹饿死了!我的四弟不满一岁也是饿死的!真是无独有偶，旧社会像这样的惨事，何能数计!” 此时的彭德怀，已经和书中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了。对旧社会充满了仇恨，呼唤革命的风暴。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出了带情绪的批语—— 书中说：“这杀人的旧社会，什么时候都坍塌崩溃……”彭德怀在后面写道：“从1949年已经出现了晴天。” 书中写道：“莲溪镇大财主刘家大院塞满了人四乡抓来的百十口子青年人，财主刘大斗说：‘这些天人人都在谈共产党，不错，共产党正往这边开过来。……’彭德怀在后面写道：“共产党八路军来到之日，刘大斗一伙死亡之时。” 刘财主说：“……我依你的，烧!”一股浓烟就人后院冒了起来……彭德怀写道：“好狠的心，永远不忘阶级仇!” 就在这个时候，“天兵天将”——解放大军踏着风雪冲过来了。一个连长高声喊着：“二排救人，救火，一、三排，跟我追!”彭德怀写道：“好大的救星。” 小海高声喊道：“爹、大哥，你们看，天晴了啊!”彭德怀在书上划上了红槓槓，写道：“是天红了!”在下面的“山变了，水变了，连老鸦窝都变得格外逗人喜爱起来。”也划上了红槓槓。 彭德怀的这种情绪，可说是充满了全书。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也表现在后来书中写到的对旧社会的回忆。比如欧阳海立功了，连队的光荣榜上，第一名就是欧阳海。小海想到一个挎着讨米箩、拿着打狗棍的穷孩子，如今生活在温暖的革命部队里时，彭德怀写道：“这段回忆是很需要的，只有回忆过去的苦，才知今日的甜。” 在读到军队在进行阶级教育，欧阳海在述说自己旧社会的苦难遭遇时，彭德怀写道：“这是最好的阶级教育课(教)材和方法。不忆过去的苦，就不知现在的甜。” 在我辈眼中，彭德怀是个典型的中国军人，也是一个有着英雄情结的人。他从士兵干起，一直递升到了共和国国防部长，元帅。作为带兵的人，他对小说中欧阳海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一名英雄的道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部队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颇为欣赏。这样的批语在书中多处可见。 还没有参军前，欧阳海帮助解放军侦察到残匪刘大斗躲藏的山洞，剿灭了残匪，活捉了刘大斗和伪保长。彭德怀写道：“小海啊!今天为苦难的人民，也为你自己解放立了一功，到大海时，你就会成为一个最勇敢的革命战士——无产阶级战士。”
第16页 欧阳海参军后，在施工中开始打锤，一连三锤都打在地上，他暗暗下决心：“我得撵上去，你能干的我也能干……”彭德怀写道：“决心!有了它就能干出名堂!” 有一天，欧阳海因为看家擅离岗位去干别的工作，受了批评。今天在看家时，因为水渠漏水，群众敲锣紧急呼救，欧阳海跑去帮助堵住了缺口，保住了下面的民房。他坦然地说：“为了这件事，背个处分也值得!”彭德怀写道：“值得!一个革命战士应该如此。” 第180页写到欧阳海满含着羞愧的泪珠，给支部写检讨：“敬爱的党支部：今天我发现，我距离一个党员的要求太远太远了……”彭德怀在这里写道：“这是更近了，不，这已经进了党。” 第194页，欧阳海和刘伟城互相让着劳动工具，说：“反正都一样，我们班不用手来刨，你们班也得用手来刨……”彭德怀在旁边写道：“这才是高风格。” 看着欧阳海，指导员曾武军心想：“这个小战士啊，从里到外透明透亮，变得更加纯粹了，……”彭德怀在旁边写道：“有了好的本质，还要几经斗争，才能更上一层楼，现在他已经攀到更高处。” 战士小魏在门外听着欧阳海和连长的谈话，激动地想：“班长呵，好班长!担子你拣重的挑，生活上从来不计较，……”彭德怀写道：“好一个骨硬心红意志坚，克己让人工作抢在先。” 新党员欧阳海在英雄的大道上，昂首挺胸，阔步向前。彭德怀在这里写道：“这话受之无愧。” 欧阳海深深感到：“立功，不是在胸前挂一朵红花，而是在肩上挑起了一副重担;……”彭德怀在这里写道：“头两次立功觉得是自己不错，到第三次立功反而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小海啊!这是对共产主义跃进了一大步。” 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知道，书中有“火车头”一章。欧阳海想着连长关于“火车头”的谈话，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小小的车头，没有尽到责任。“……作为一个党员、班长，……缺点等着我去改正，任务等着我去完成”!读到此处，彭德怀写道：“这是多么诚实忠诚的革命战斗的内心话。” 战士高翼中在欧阳海的帮助下有了显着进步，要求欧阳海当他的小教员，领着读毛主席的书。彭德怀写道：“小高，顽固的个人主义，被小海感动!从此一定进步。” 初冬，“野营合练”来到眼前。首长说：“能在野营合练中过硬的战士，就是战场上能够过硬的英雄。”彭德怀写道：“可能在战场上过硬的英雄，在实践中还会有更多困难需要克服。” 读着读着，彭老总又被战士们的英雄气概感染了—— 连队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去为一座刚刚搭起架子，连图纸都被人带走了的国防工厂铺一条铁路。全连高唱《国际歌》在电闪雷鸣的风雨中前进。彭德怀在这里写道：“这一节写得多紧张，又多愉快，且有排山倒海、万马奔腾之势，什么困难都会被这样的铁军克服。” 在垫路基以前，战士们用脸盆、饭钵、茶缸子和双手往外挖稀泥，作者写道：“论方式，当然落后一些，论思想，却是人类最崇高、最先进的。因为这是为了坚持真理，为了革命而劳动。”彭德怀在这里批道：“坚持真理，为了真理而斗争，哪怕洒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绝不吝惜。” 山洪暴发了!战士们在水里搏斗着。彭德怀写道：“好大的雨，好大山洪，阻挡不了英勇的战士。” 干部战士们高唱着《国歌》在水中抢运仓库的物资……彭德怀写道：“多么紧张啊!又多么勇敢啊!”“这是多么紧张的一场战斗啊!” 连队的官兵关系，基层干部的形象，特别是政治工作者的形象，也是彭德怀阅读时的关注点之一。在有关描写连队政治指导员曾武军，连长关英奎的章节，彭德怀留下了不少的批语—— 欧阳海参军后，一直想着上前线杀敌立功。指导员和欧阳海作了一次谈话。彭德怀写道：“曾武军是一个好指导员，耐心诱导一个倔强战士走上正路。” 连长关英奎说欧阳海：“真是个好战士啊!他身上总有那股火辣辣的劲……”彭德怀写道：“这是对欧阳海的正确评论。”曾武军说：“是啊!就是跑得还不太稳哪!”彭德怀写道：“曾武军对小海的评论理更深刻。” 第181页，指导员曾武军望着窗外操场晨光微曦中，两个黑影在练对刺，他深情地望着那个虎里虎气的小个子，情不自禁地说：“真是个自觉的好战士啊!”彭德怀情不自禁地写道：“武军，你也是个好指导员，很好!” 施工时，欧阳海把脚上划了个大口子，中午又偷偷跑出来扛木头，脚上的伤口被泥水淹得泛白，连长关英奎逼欧阳海趴在背上把他背回去。彭德怀写道：“把解放军的官兵关系写得多么生动。” 在抢救物资时，曾武军因仓库倒塌被砸重伤。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曾武军和欧阳海谈话，通知他已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欧阳海两次流下泪水，并向指导员表示：要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彭德怀两眼发热，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在三处分别写道：“我看到这里也哭了，不知为什么?”“我看到这里又哭了，这是为什么?”“小海，一定能尽到革命义务的。”
第17页 我们不难看出这位老军人、老共产党人与欧阳海和连队是多么心心相连、相通! 彭德怀元帅毕竟不是一般读者，读这本书时已经68岁，而且是经历过很重大的人生坎坷。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老人在读这本书时，肯定会产生一些特殊的联想，也就有了元帅的一些人生感悟的流露—— 书中写道欧阳海和战士小刘谈过话，小刘望望班长想：“为什么他啥都知道呢?……”彭德怀写道：“对客观事物要忠实地作调查分析。” 欧阳海和副指导员谈心，指出他对战士小刘的两次批评过于主观，不准确。彭德怀写道：“对客观事物带着主观片面性。” 副指导员在和欧阳海谈话中，倒了一杯水慢慢地喝着。彭德怀写道：“应该是一杯冷水，清凉清凉一下自己的头脑，……”并指出欧阳海谈话中“这个分析很有分寸”。 副指导员也向欧阳海提了意见，希望他不要自负。彭德怀写道：“自负的同志，容易对领导上找差错。值得注意。” 第380页，连长关英奎和副指导员在谈话。关英奎说：“正确地估量一个战士的进步，是与自己的思想改造紧密相关的问题……”彭德怀写道：“在领导上，时常把自己的旧习惯势力强加于人。” 连部办公室里，支委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欧阳海一个人在操场上来回踱着想：“……看来，副指导员已经对我有了些成见。这以后再慢慢解释吧……”彭德怀写道：“成见是可怕的，但是慢慢可以改变。” 副指导员针对自己的错误，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捨不得丢掉的吗?” 彭德怀写道：“这话说得多好，要照这样行动才对。” 欧阳海想：“……又有一个艰苦而重要的岗位在等待着我了。……革命路上总是这样的：一个任务紧接着一个任务，一场战斗接着一场战斗，……”彭德怀写道：“革命是不间断的，也一直不会间断。” 读到第436页，欧阳海说：“人活着嘛，总是为了劳动。……我呀，要是不让我干活，不让我工作，哪怕让我活上一百八十岁我也不干。活着也是个废物嘛!……”彭德怀写道：“这话是真的，已有(很)深体会!” 久经磨难的元帅，对自己的信念、理想却不曾产生动摇。在读《欧阳海之歌》的时候，凡是写到理想信念的时候，老人家总要发一番感慨—— 欧阳海拿出《红岩》来读着，他读着江姐临牺牲时说的“……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脸不变色，心不跳……”的话，心里激动不已地想：一个共产党员能无惧死亡，“这是他从事的伟大事业所决定的……”彭德怀写道：“共产主义的事业，能促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奋不顾身。” 指导员曾武军对欧阳海说：每一个共产党员“活着，为了党的事业战斗;死，为了党的事业献身。……我们的前辈……我们这一辈，下一辈，下十辈人，还要继续斗争下去。……”彭德怀写道：“这是多么大的热情和热力啊!” 欧阳海牺牲前的一段描写，曾被不少评论所激赏——“停止前进!火车来了”。突然，驮炮的战马受惊朝轨道上奔去!钢炮横在铁轨中间，4秒钟内车头就将与战马相撞。这一霎那，欧阳海冲上来啦。一个信念推动着他：“……为共产主义理想献身的时刻到了!共产党员应该冲上前去!”在这里，彭德怀先划了一个大红惊嘆号，写道：“他的信念只一个”。后面又划了两个惊嘆号。 “欧阳海冲上了铁路!抢在车头到达之前，拼尽全力推开了战马!……满载旅客的列车免遭颠覆!旅客的生命得救了……共产党员欧阳海却被巨大的火车卷进车轮底下，倒在血泊中……”彭德怀在这后面划了三个惊嘆号，写了八个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延生从欧阳海的衣兜里掏出了一本《毛泽东着作选读》和一个被鲜血染红了的笔记本。笔记本第一页上清晰地写着：“即使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我，我也仍然衷心地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必然胜利，一定会有更多觉醒了的人为它战斗!” 彭德怀在这里写道：“欧阳海是伟大一生，永远不朽，他的革命精神将教(育)千千万万人民，成百的欧阳海!” 一本不寻常的自传 (或“如椽之笔写人格”) ——访中纪委常委彭钢少将 彭钢是彭德怀元帅的侄女，她的父亲彭荣华烈士是彭德怀的二弟。彭德怀从朝鲜回国后，彭钢一直跟随着伯父生活。她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纪律检查部部长，现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目前，她正在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收集整理彭老总的文稿。 问：最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彭德怀自传》，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我们想请您谈一谈彭德怀元帅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自传的?这个自传又是怎么出版的?
第18页 应该说，这本书资料很宝贵。这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伯伯，我才这么就说。广大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只要认真看了这本书，就会有这样的印象。 这个自传，写于一个特殊的年代。四十岁以上的同志都知道，伯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在他被关押的日子里，专案组反覆要他写交代材料，为了回答专案组提出的许多荒诞无稽的问题，他亲手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材料，有的写在笔记本上，有的写在纸上。有好几个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为他平反，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我跟他原来的秘书王焰和伯母浦安修商量，应该把伯伯的一生搞清楚，光靠几篇回忆文章是不够的。他们说这个主意好。浦安修以彭德怀夫人的名义给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经批准，1979年就成立了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分头到各地查阅材料，当时分工我写青少年时期。我到了湖南、江西、山西等地收集材料。1980年我到总后工作，离开了编写组。这部自传，是以伯伯70年写的材料为主，同时参考了他在庐山会议后所写的“八万言书”等一些材料。由浦安修和当时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整理，编写组对一些需要加以注释的地方进行了注释。李琦在战争年代给伯伯当过秘书，对他很有感情。在他们的努力下，1981年整理出来，并以《彭德怀自述》的名字发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问：这个自传和人们所说的“八万言书”是什么关系? 说到这本书，就不能不说到1962年的所谓“八万言书”。——当时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前些年的左的东西进行纠正。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到1959年庐山会议，提到彭德怀的问题，说伯伯里通外国。说别人可以平反，惟有彭德怀不能平反。 那时他已从中南海搬到挂甲屯吴家花园住了。我也正好在家，记得那天我进他的办公室，他说你看一下这个。——说他“里通外国”的话就在那份材料上。他很气愤，简直是怒不可遏。我能说什么呢?他沉默了半天，说：我应该按照宪法，应该告状。我对他说：“你说我天真，我看你也天真。”那天他掉了眼泪。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自己祖国，对党对人民特别忠诚的人，说他里通外国，他实在无法容忍。掉眼泪也不奇怪。 他说，我要用事实来说话，于是，他又开始写信，也就是所谓八万言书。这个材料中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对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进行了批驳。信写好后送给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转上去。后来说有三股风。说他就是翻案风。其实这个八万言书，很多老同志都没有看到。王震将军也没有见过。(后来我还问过他。他说没有看到。)陈毅同志也没有看到，还说你们都说彭德怀写信，我怎么没有见到，后来还专门找了来看。 顺便说一句，在那段时间，伯伯还在想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认为毛主席领导打了几十年的仗，应该认真研究总结一下，但只是有个提纲。他感嘆说：“过去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时间;现在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条件了。” 问：听说彭老总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手边没有什么资料，完全是凭记忆在写作。是这样的吗? 是的，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可以说他手头没有任何资料，全靠记忆。 1962年以后，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连应该送的文件也不给他送了。要出去查什么资料更是不可能的。在那样的环境里是没有人能帮他的。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了忙。他平时不记日记，只是在庐山7月23日主席讲话后，他心情非常痛苦，写了一段日记。因此，他写的这个东西只能靠自己的记忆了。 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读过《自传》的老同志和搞历史的同志都很嘆服。那么多的历史人物，那么多的战斗经历，他的记忆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他对我说过，记忆是有规律的。和记外文单词一样，记忆有个方法。如果记不住，是你没有想记住。想记住的事，就能记住。头一天的事，三天后重复记忆一次，过几天再重复一次，就能记牢。 伯伯小时只读过两年私塾。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主要是自学，他的文字水平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我们有的大学生高多了。战争年代的很多文稿都是自己起草的。自传的文字很干净，很有他的语言风格。 他还有个特点，就是读过的书喜欢做眉批，做记录。他给我讲《资治通鑑》里的故事，我都不记得了，他却能说得头头是道。可惜的是他读过的那些书都被人给烧了。 他这个人看起来很粗，其实很细。好多事情的细节他都记得。他硬是靠记忆把他自己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史实都写了出来。 问：由于这本书是那样的情形下写出来的，肯定会有局限，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你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是按提审的提纲写的。我们在整理原始材料时，就看到过伯伯写下的：某某说，我只许说罪，不许表功……有人评论说，这是一部用血和眼泪写出来的自传。 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有局限的。有些本应该展开的地方没有展开来写。比如，会理会议，他写得很短。有的细节没有写。当时林彪给他打电话，要他出来指挥红军打仗。他拒绝了。后来林彪给军委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到后，以为是张闻天和彭德怀鼓动林彪搞的。说是彭德怀鼓动的。还说林彪：“你懂什么，你还是个娃娃!”——这件事一下子误会了好多年。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第四次讲会理会议。林彪这时才出来说，这事和彭德怀没有关系，写信的时候他不知道。当时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他这么表态当然也还有和彭划清界限的意思。即使这样，毛主席还是不相信……可见误会之深。《彭德怀自传》里写得很简单，最近出版的杨尚昆的回忆录里就详细了，聂帅的回忆录里也写了。林彪打电话时好几个人都在场。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也回忆了这个事件。
第19页 对于他对革命的贡献，这个自传留了不少的空间。一是因为我们前面说过的专案组要他“只讲罪行”，另一方面他这个人从来就是不喜欢吹自己的。自己做了十分，能说五六分就不错了。比如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一些了解情况的老同志和研究井冈山斗争史的专家都谈到，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他有两大贡献，一是顾全大局，决定红五军留守井冈山，迎击三四十倍于我的敌军，掩护红四军突围赣南;二是收复井冈山，发展根据地，使鄂东南、湘鄂赣、湘鄂边苏区连成一片。在书中他写得很简单。再比如对百团大战的问题。打完后主席还打来电报，给予很高的评价，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对百团大战的运筹指挥，他没有多写，倒是写了不少自己的失误。当然对有人攻击百团大战，他是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驳。对华北座谈会，也只有几句。……从文字中是能看得出来的。综合起来看就更值得深思。 相反，他对自己的错误和失误，认识还是很深刻的。这本书中，无论是红军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都有检讨，而且剖析自己非常深的。这可不是要写给专案组看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我说：“古人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古人还说要闻过则喜。”当我问他能否做到闻过则喜时，他说：“我也做不到，我能做到闻过不怒。”庐山会议后，他还在反省自己：说当时就不该作检讨。作了违心的检查，结果适得其反，人民还在挨饿。他说我要知道这个结果，还不如不写信了。但就我个人来讲是不可能的，有不同的看法，我就要说。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是非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也正因为如此，在庐山当有人说他的一生倒三七开时，他争辩说对半开。当有人说他有野心时，他说：“我根本不是这种人，我根本不要当什么大英雄。说我伪装，一年两年能装，30年50年还能装?”说他有个“军事俱乐部”。他吼道：“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出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来报名吧!”…… 总之，这本书里写下了他的人格。他是剖开自己的心，是红是黑，你们看吧。 问：关于这本书有很多传说，有人说，当年彭老总为了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送回了老家埋在地里。是这样的吗? 他对我说，1961年，他回了一次老家。有一天晚上，他把一些材料拿出来，交给我母亲龙国英，说是要埋起来。伯伯和我妈一起，把稿子埋在了灶炉下头，南方天潮，埋在炉灶底下不会潮。伯伯特别信任我妈。我爸结婚早，我妈到彭家来比较早。伯伯也曾经对我说过：你妈家很穷的，到我们彭家以后受了不少的苦，是很不容易的。 伯伯把这个东西送回老家，是作了最坏的打算，但他还是相信历史是会公正的。 应该说明的是，那次送回去的东西，也还不能说就是这本书，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写的材料。如八万言书等，(中央档案馆就有)也只是这本书中的一部分。 聂荣臻西行 聂荣臻对着正在睡觉的毛泽东喊道：“主席，你必须马上离开。”而对“第一夫人”江青，却不买帐。 坚决支持邓小平南巡讲话，重要地方让秘书念三遍。九十大寿时，卓琳让小孙子给元帅磕头。 发射“澳星”失败，元帅疑问：报纸上不是说准备很充分吗?共和国飞弹事业的奠基人深情地回忆起仅有的几次失败。 临终遗言，令所有的人动容。 聂荣臻对着正在睡觉的毛泽东喊道：“主席，你必 须马上离开。”而对“第一夫人”江青，却不买帐。 1992年1月，聂荣臻元帅的办公室要挂一张毛泽东的照片，选哪一张呢?工作人员找了半天，拿出两张请他过目。 一张是毛泽东的办公照，一张是他本人陪毛泽东等人看飞行表演的照片。 两张彩照放在他面前，他看了看，说：“就要这一张。”他指的是毛泽东办公的那一张。 工作人员倾向挂飞行表演那一张。觉得画面上有主席和几位老帅，而且聂荣臻元帅正向主席汇报情况，主席仰望天空，神态表情都好。 老人思索着说：“不，还是毛主席办公的这张好。”既然聂帅已经这样决定，也就只好依他。聂帅对工作人员说：我们这一代人，跟随毛泽东同志闹革命，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没有他，我们还不知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在我的心目中，毛泽东同志永远是第一位的。他晚年尽管有许多错误，都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办公的这张照片，一直陪他走完了人生的旅程。 许多老同志都说，聂荣臻元帅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是很深的，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 人们都知道，1948年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他和毛泽东曾有过一次历险的经历。那时国民党的特务侦察到毛泽东到了城南庄，就派飞机来轰炸。毛泽东正在睡觉，聂荣臻听到飞机的声音，立即赶到毛泽东的房间，把他叫醒。毛泽东却说：“不要紧，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聂荣臻急了，他红着脸对毛泽东说：“你必须马上离开，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第20页 毛泽东还是不着急。聂荣臻也来不及等待主席的点头同意，就命令战士马上抬来一副担架，连拉带扯，把主席抬进了防空洞，敌机就连投几枚炸弹，其中一枚正落在主席的小院里，把门窗和一些物品都炸碎了。 事后人们都说：“从来没见聂司令红过脸，那次他可真急了，要不是他，还不知要出什么大事情!”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了他十分眷恋的中国大地。此时聂荣臻的身体也很不好。当工作人员把这一消息告诉他的时候，很少流泪的聂荣臻竟怆然泪下…… 泣泪中他没头没脑地只说了一句：“他们要搞分裂，怎么办么?”秘书的心里明白，“他们”就是指“四人帮”。 这是他对毛泽东的感情，而对曾经是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他却完全是另一种态度。 据说，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江青结合，聂荣臻就是有保留的。因为他听到不少有关江青的议论。 对江青的反感，主要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她煽动打倒一切，上跳下窜，一会儿说自己是“小小的老百姓”，一会儿又以“老娘”自居。老帅们哪里看得惯这些? 聂荣臻曾经和叶剑英多次议论过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他们有一个共识：投鼠忌器，还不到动她的时候。 毛泽东追悼会期间，中央领导人轮流守灵。轮到聂荣臻守灵的那天，恰巧他的心脏病复发了，不能参加。他让秘书写报告向中央请假。 秘书按照当时的惯例在报告的结尾加上一句：望江青同志节哀保重。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然而，稿子送到聂荣臻元帅的手里，他认真看后，对秘书说：“把最后一句勾掉。我是向中央请假，不要写那么多。” 秘书看到老首长这种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由衷地感到钦佩。这在“四人帮”气势汹汹的年代，聂荣臻元帅如此为人很是难能可贵! 毛泽东去世以后，“四人帮”果然如聂帅等老一辈革命家所料，加快了纂党夺权的步伐，聂荣臻更加忧心忡忡，他通过杨成武等人，与叶剑英联繫，他认为如果我们不动手，“四人帮”就要动手了。聂帅为战胜江青反党集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坚决支持邓小平南巡讲话，重要地方让秘书念 三遍。九十大寿时，卓琳让小孙子给元帅磕头。 聂荣臻有个习惯，每天要听秘书读文件、读报，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从不间断。 他十分关心经济特区的建设，每当听到有关特区的好消息，他总是非常高兴，觉得这样好。 聂荣臻元帅遗憾自己健康状况不好，所以常说，要是身体好，我一定要到特区去看看，看看那里的大好形势。 这天，他听秘书读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讲话。 邓小平说：“实践证明，我们搞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点!” 聂帅听到这里，深有感触地说：“小平同志了不起，这个讲话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因为坚持了小平同志的思想。按照小平同志的思想搞下去，我国的改革开放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听了一遍，他还觉得有些东西没听明白，就叫秘书再念一遍，有的地方，他听了三遍，后来又问别的秘书是如何理解小平同志讲话的。 说到他和小平的关系，许多人都知道，他们两个既是四川老乡，又是密切合作70年的老战友。 1920年，他们在巴黎第一次见面，然后一起参加了由周恩来、赵世炎发起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他们又先后转到当时的革命圣地苏联学习。 20世纪30年代，中共临时中央迁到江西苏区后，便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邓小平反对这种“左”倾路线，于是遭到“无情打击”。在长征路上，他们想把邓小平从中央秘书长职位上调离开，聂荣臻知道后，当即表示欢迎小平到一军团工作。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俩都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再后来，他们的合作更加密切。 聂荣臻主持制定的科学工作14条，被邓小平称为“科学宪法”。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为把科研单位几家的关系理顺，特建议请聂荣臻元帅出面协调。因为他知道只有聂荣臻元帅能担当起这个重任。 1975年冬，“四人帮”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邓小平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聂荣臻一如既往，保持着和他的良好关系。由于邓小平的处境相当困难，有的同志不敢去见邓小平了，聂荣臻知道后，说：“小平同志还兼着总参谋长嘛!中央没有免他的职，为什么不去向他请示汇报工作?” 周恩来逝世以后，聂荣臻到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后，特意驱车到东交民巷邓小平的家，想和这位老战友聊聊。谁知不巧，邓小平同志有事开会，不在家，也只好作罢。 人们都说，患难时刻见真情，这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他们从第一线退下来以后，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每年都要见见面。邓小平平时不怎么外出，也很少到别人家串门，但他有时还要到聂荣臻家走动走动。
第21页 直到1990年10月15日，已经是86岁高龄的邓小平还亲自到聂荣臻元帅家里，两人在一起谈心。 邓小平风趣地说：“过了90就是胜利!” 聂荣臻过了90，应该说是胜利了。 特别有趣的是，卓琳带着儿孙去给聂荣臻祝寿的情景。那天，一进聂荣臻元帅的房子，卓琳就对她的小孙子说：“快给聂爷爷磕头!” 小孙子觉得很好玩，扑通一声，跪在了聂荣臻面前，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忙说：“快起来，快起来!” 小孙子跪在那里不动，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发射“澳星”失败，元帅疑问：报纸上不是说准备很充分吗? 共和国飞弹事业的奠基人深情地回忆起仅有的几次失败。 在聂帅的心里，国防科技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每一次试验，每一次发射，他都瞭然在胸。虽然他不能再像当年一样，奔赴发射场实地指挥，但他那颗不懂“休息”的心，却早已飞到那热火朝天的现场。 1992年3月，要为澳大利亚发射同步卫星的事聂帅早知道了，而且也知道这次发射“澳星”非同寻常。虽然，我们并不是第一次发射外星，但这次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用的是新型大推力火箭，这种火箭如果发射成功，将来发射宇宙飞船也将採用它，所以对国内国际影响都很大，非常重要，素来关心航天事业的聂帅，此时怎能安心睡大觉。刚好2月中旬某报上专门登载关于“澳星”的一篇报导。秘书及时念给聂帅听，其中特别讲到我们如何认真准备，虽不能说万无一失，但也是非常严格要求的。老帅听了，心情才稍安些。等到将近发射那几天，他的病情已有些加重，心力衰竭相当严重。但他每天仍要询问有关“澳星”发射的情况。 “澳星”发射失败了。 这消息能不能告诉他?工作人员很为难。他们怕这不好的消息会使聂帅的病情加重。想瞒着他，但又没法瞒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把这消息告诉了他。 聂帅躺在躺椅上，一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很突然，那种诧异的目光是在提出疑问：报纸上不是讲，准备得很充分吗?在旁的同志无言以对，只好说现在情况还弄不清，等有进一步情况再随时报告。然后又安慰聂帅说：您不要着急，我们科技人员的技术水平和作风都是过硬的，都是老帅培养出来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也是容易查清的。聂帅听后没再说什么。 当时医生非常担心，要做好各种准备。 然而，聂帅毕竟是身经百战的老帅，很快，他就从沉重中解脱出来。 第二天早晨醒来，聂帅就问有无新情况，秘书告诉，已连夜将卫星安全地拆卸下来，交外方保存。我们将继续分解检查。老帅若有所思地说：是啊，哪能保证每次发射都百分之百的成功?正像没有常胜将军一样，我们过去发射和试验都有过失误的教训，只是由于严格要求，才把失败降到最低限度。下午，聂帅听完了文件后又谈起“澳星”一事，他追述了过去仅有的几次失败的情况。他记忆最深的是1962年那次失败的情况，那是在完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发射自己设计的中近程飞弹。结果，试验失败了，大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当聂帅知道大家沉痛的心情，以及少数同志信心不足时，立即在电话中鼓励大家胜不骄，败不馁。经过两年的研究改进，终于在1964年取得圆满成功，迈出了自行设计的第一步，标志着我国飞弹事业走向成熟的阶段。这是中国飞弹发射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不久，“澳星”发射失败的原因找到了，工作人员报告给重病中的聂帅，他说：“找到原因了就好。” 直到逝世前几天，他还在询问有关情况…… 聂帅关心中国的科技事业，更爱护那些为祖国科技事业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这在科技界是有口皆碑的。无论是在轻视知识、轻视人才、歧视知识分子年代里，还是在知识分子受到一定重视的今天，他都一如既往地关心他们，爱护他们。 1961年，百花盛开的春天，聂帅收到许多知识分子来信，谈到他们遇到的一些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诸如政治信任问题、知识老化急需更新问题、科技资料保密问题，以及科技干部的晋升职级问题等等，聂荣臻元帅不便对每个人一一答覆，于是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一封信，寄给国务院主管这方面工作的科技干部局，请他们研究。其中，对科技干部晋升职级问题，聂帅指出：“当前对科技干部晋升职级时，有的片面强调有何着作、发表过什么论文……在此影响下，有的医生不愿看门诊管病房;有的教师不愿上课教书;有的科技人员不愿动脑子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而热心埋头着书写论文。这说明有些单位在掌握晋升职级条件中有偏差。” 他还说：“晋升的条件还是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首先看他对本职工作完成得如何，服从分配，安心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也是一条重要的考核标准。讲才，也首先看他的本职业务水平。一个工人在实际锻鍊中，达到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就是没有写论文，也应该提为工程师。一个科技干部不能解决本职范围内的问题，一味搞自己的论文，就应进行批评教育。”
第22页 聂帅深有感触地说：“这批科技干部已是50岁左右的人了，要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他们的作用，此其时也，否则老之将至，悔之晚矣!”聂帅特别指出：“五六十年代，我们党一方面注意解决科技干部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就是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激励所有的科技人员埋头苦干，为祖国争光，因而作出了很大成绩。” 聂荣臻元帅是很惜才的，对专家、学者特别器重。1986年，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患了不治之症，聂荣臻元帅知道后就通过女儿聂力不断问候。当病危时，聂帅就叫秘书连夜去301医院，代表他转达对邓稼先和他的家属的问候。 这时癌痛已经把这位科学家折磨得昏迷过去，他的夫人许鹿希守在他身边。 秘书说：“聂帅讲，邓稼先同志对我国的原子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听说他病重，派我连夜来探望，希望他能够转危为安。” 许鹿希握住秘书的手说：“请转告聂荣臻元帅，我们一家谢谢他老人家。稼先讲过多次，他永远铭记聂帅对他的关怀和帮助。他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因为有聂帅的好领导。谢谢聂荣臻元帅，谢谢聂荣臻元帅。” 一生福星高照，几度摆脱病魔。大行前，别 情依依。一篇遗言，显示出政治家伟大气概。 聂荣臻是唯物主义者，他深信自己将要去见马克思了。要不，他怎么想到要作《临别遗言》呢?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人们都说聂帅是福帅，革命几十年，在战场上没受过伤;在白区搞地下工作没被捕过。的确是福星高照。只是晚年疾病缠身，几次重病折磨。1991年9月25日，专家们动员聂荣臻元帅到医院接受治疗，因为他的病比较严重，随时都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万一情况发生了，在医院抢救也比较及时，他同意了。那天，清晨七点半钟，他急着把两位多年在身边的秘书叫到身边。他说：这次犯病不是好兆头，可能一去了之，两眼一闭万事休。当然我还是想活下去，想看看为之奋斗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景象。但是，我知道我的病情严重，不同以往，所以留下几句话吧…… 在专家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老帅转危为安，大约住了两个半月的医院后，聂帅急于回家。医院根据他的康复情况，只好答应了，聂帅非常高兴，临出院的前一天，把院领导和有关的同志都请到了病房来。老帅除了表示感谢外，主要谈了如何加强301医院的医疗力量，包括设备充实和更新问题，聂荣臻元帅看到301医院的发展壮大很高兴，301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也都非常高兴。 聂荣臻元帅平时比较严肃，谈话少，语言非常简练，能用一个字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时，绝不用两个字。如果不用语言，只用一点表情就可沟通思想时，他愿传神会意。这是他的作风。 办事时，他也喜欢干脆利索，准确无误。所以工作人员总是严肃紧张，凡是老帅交办的事，既雷厉风行又一丝不苟。不过，聂帅晚年的性格有些变化，精神好时，愿与工作人员聊天叙旧，无所不谈。1992年2月12日他与秘书畅谈起往事，他说，我已经93岁了，1922年在法国加入少年共产党，(因那时法国只有党，没有团，就叫少年共产主义者，我们翻译成少年共产党。)后来派李维汉同志回国联繫，陈独秀说，不要叫少年共产党，叫共产主义青年团好。我从那时入团，1923年转为共产党，算来已70年了。2月29日，他想起彭真，不知最近恢复得怎样，就让秘书电话问候，并转告彭真：1.大革命时期还健在的领导人只有四五个人了，请多保重。不能走时不要勉强走，可坐车让人推着走。2.自己的心脏病有好转，但肠胃消化不好，谢谢彭真同志的关心。3.自己已93岁，入党70年，仍想争取多活几天，看看社会主义祖国的发展。4.我一生，生而无憾，死而无恨。5.现在出版东西太多，说长论短任人评说吧。 1992年3月以来，聂荣臻元帅的病情不断加重。4月初，中央和军委的首长们不断来人或电话询问病情。医生为了聂帅的健康，一律谢绝探视，限制很严。有的老同志来了想隔玻璃窗看一看，但因聂帅神志很清，必然引起他的激动，所以医生还是不允许。4月12日，他自感情况严重，又一次把秘书叫到身边。他说，我的心力衰竭，恐怕很难度过这一关…… 两位老秘书都劝说，别激动，要安静，专家们会有办法的。聂荣臻说：“即使医生想挽救，也很难抢救过来，因此趁头脑还清醒写几句话，就叫做临别遗言吧。” 两位老秘书闻听此言，十分伤感。他们准备好录音机，静静地守在他身边，让共和国最后一位元帅的最后的声音，如实地留在世上： 我已经93岁了，寿命也算是很长的。我入党已70年，从未脱离过党的岗位，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我虽然对党没做过多大的贡献，但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贊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好像有许多话还言犹未尽。总之，我衷心希望全党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协力群策群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同时也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我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
第23页 秘书们悲痛地连连点头。老帅的遗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还对家人、对专家、对医护人员和多年在身边工作的同志提出了自己的希望。 聂荣臻元帅说“遗言”时，虽然精力不够，有些气喘，时断时续地谈，但政治家的气概、伟大的胸怀溢于言表。在场的家人和秘书都哭了，而老人家却劝大家不要悲伤难过，这是自然规律，迟早总有这一天! 5月14日，是聂荣臻元帅一生中最后的一天。这天，他和往常一样，很早就醒来。他用慈祥的眼睛和医护人员交流，他用低微清晰的语音同人们谈话。 上午，他照例听秘书读报。先读了《人民日报》的新闻，又读了《参考消息》上的国际新闻。 听到报上有消息说，前几天一场喜雨，使北方的干旱有明显的缓解，小麦长势喜人。聂荣臻元帅很高兴，说：“这就好了。” 就在这天，聂荣臻元帅的家乡四川省江津县来人，在北京开会，他们请在京的江津的同志对家乡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跟上全国发展的大好形势，提出意见和建议，聂帅的女儿聂力也参加了会。聂力回到家就来到老人的床边，老人忙问：“会开完了?” “开完了。人们提了不少好的建议。” “是要改革，要开放，要不江津就不能发展。” 聂力告诉父亲，江津的同志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正在设法缩小这些差距。 “是嘛，我们江津有一种特产——米花糖。糖是不错，可是我们的包装上不去，三四十年一贯制。日本人就比较注意包装、装潢。要打出去，就要有所改进。” 聂荣臻元帅说这些话的时候情绪很高。 聂力说：“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说到养育他的故乡，聂荣臻元帅和许多老人一样，总有一种深厚的眷恋之情。 晚上，两位秘书照例要到他的床前看看，老帅一见面就问： “军事文选的编辑、出版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了?” 秘书回答说：“正准备排印。” 聂荣臻元帅又说：“那几篇文章是否收进去了?” 他指的是有关“八一”南昌起义、红军创建时期的文章，前些天秘书曾把复印件给他看过。 “都收进去了。” 他点点头，又问：“什么时候出版?” “出版社的同志讲，八一节前一定出版。请您放心。” “这就好!” 说完，他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晚上9点半钟，老帅看了看钟说：“你们去休息吧!” 随后，他又催促老伴和女儿都去休息。 老帅活动很有规律，每晚10点钟，他要睡眠，入睡后便有鼾声。可是这天，他入睡不久就发生了呼吸困难，紧接着是心力衰竭。虽然医生及时抢救，正像老人所料，也未能挽救过来。创建共和国的最后一位老帅就这样安详地离去了! 聂荣臻元帅，您知道吗，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您弥留之际和闻听噩耗时，都赶到您的床前。他们一一和您告别。就连有病在身的彭真同志，本已睡觉，也立即起身，从郊外赶到您的身边，抚摸着您的手，老泪纵横…… 1992年5月28日，聂荣臻元帅的遗体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后，一部分骨灰就撒埋在公墓一棵苍翠的柏树下，以慰他生平爱松柏，喜其不畏严寒，傲然屹立的英雄气概。树旁竖立着一块汉白玉的标石，正面刻着聂帅80岁时自题的“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的诗句。背面刻着“聂荣臻同志骨灰撒放处”的说明，以供人们凭弔。另一部分骨灰护送到西北戈壁滩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试验训练基地，安放在这有意义的大漠中，以表示他对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厚爱和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所寄予的殷切期望。在烈士陵园里，江泽民总书记亲题：“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碑文大字金光闪闪，永照神州大地。聂荣臻元帅的伟大业绩、伟大精神将与中华民族永世共在! 毛主席面前讲真话 江渭清说：“公共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粮，我们的国家吃不起啊!您老人家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全劳力吃干，半劳力吃稀，是因为粮食不够。” 柯庆施很不高兴，正要说话，毛泽东摆摆手，说：“柯老你不要压他。” 1958年中国大地上的“大跃进”，使“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毛泽东热情地肯定了它，但对这其中的很多问题，他的心里也没有底。 1960年，毛泽东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且以身作则亲自下去调查。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和毛泽东有些交往，他不久前同笔者谈起这段往事，颇多感慨—— “公共食堂”问题 1960年，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他把6个大区的书记及有关的省委书记叫到专列上，和他们研究有关农村工作的问题。江渭清是其中之一。 汇报中涉及“公共食堂”问题。当时上上下下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办公共食堂有利于集体出工，可以节省粮食，节约柴草……总之好处很多。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太多，弊大于利，根本不适合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必须加以解决。
第24页 在这趟专列上，拥护办公共食堂的是多数，大家先后发言，历数公共食堂的好处，发表了很多意见。 江渭清一直没有说话，不久前他到农村调查，发现了很多问题，是说还是不说?他一直在琢磨，公共食堂问题一直是个敏感问题，不是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被打成右倾吗? 但是，他还是想说，因为有一件事情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不能抹去，他认为必须在毛泽东面前说真话。 ——那是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毛泽东到了上海，把江苏、安徽等地的省委书记叫到上海开会时，曾和江渭清有一次谈话。毛泽东开门见山，问他：你们江苏省委有没有右派?有人说刘顺元就是个大右派。 江渭清一惊，马上想到过去的一些事情，刘顺元在旅大当市委书记时，对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对史达林的一些做法也有意见。因而有人说他反苏。他甚至还说，列宁主义高明，史达林有局限……仅凭这些，就能说人家是右派吗? 江渭清看了看主席，说：“主席，这话恐怕不能这样说，您老人家说过，10句话有9句说对了，打90分;10句话有8句说对了打80分。谁不说几句错话呢?” 毛泽东好像没有料到江渭清会这么说，他把手中的烟拧灭，问：“你打不打?” 江渭清沉默了一下，说：“主席，要打也可以，您派人来搞。” 按照一般情况，毛泽东会不高兴甚至会对江渭清有看法，但他老人家并非如此，而是口气缓和地说：“那你就不打嘛。” 江渭清很受感动，看来主席并非听不进不同意见。 江渭清正在沉思，毛泽东点他的名了： “渭清，他们都发表意见，惟独你不发表意见，这是什么道理?” 主席又点名要自己发表意见，当着这么多的人说不同意见，合适吗? 毛泽东见他面有难色，说：“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你说!” 江渭清说：“不少同志认为办公共食堂怎么好，怎么好，我了解到的情况却是怎么不好，怎么不好。”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那你就讲怎么不好嘛!” 江渭清已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说了出来。 他说：“公共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粮，我们的国家吃不起啊!您老人家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全劳力吃干，半劳力吃稀，是因为粮食不够。现在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的粮。” 毛泽东认真听着，竖起一个食指，操着湖南普通话说：“这是一，二呢?” 江渭清见毛泽东的态度如此，进一步放开讲：“猪为什么少了?鸡为什么没有了?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口猪，就是3亿口猪。现在您老人家带头不吃猪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猪肉，这成什么体统?” 毛泽东竖起他的中指，问：“这是二，那么三呢?” 江渭清深感痛心地说：“主席，办公共食堂的损失，是很难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这还算小，您再到公路上看看，树都砍得差不多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搂一搂，弄点树叶子，烂柴草，就可以了。现在都给你烧木柴，毁了多少木材啊!” 毛泽东竖起无名指，对周恩来总理说：“总理，他说的有道理啊!”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贊同。 毛泽东又说：“看来可以搞几个调查组，田家英一个，陈伯达一个，胡乔木一个，到各农村去搞调查，搞他一个月，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如果他说的对，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说到这里，毛泽东挥动右手，作了个有力的手势，好像真的要一风吹。他接着说：“如果不是呢，另当别论。” 毛泽东侧过身，对江渭清说：“你江渭清说食堂不好，不能办，你就马上解散吧!” 江渭清说：“主席，马上解散还不行，群众没有锅，碗筷也要准备。” “你说要多久?” “要3个月。” 这时，坐在一边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发言了，他对江渭清说：“你们江苏的苏州地区基础比较好，他们那里的食堂还可以照办下去。” 江渭清解释说：“苏州的情况好一点，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也不能办。” 柯庆施很不高兴，正要说话，毛泽东摆摆手，说：“柯老你不要压他。” …… 事后，中共中央经过反覆研究，详细调查，作出了顺应民意的决定，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相继取消。真的应了毛泽东的话：“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 1958年中国大地上的“大跃进”，使“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毛泽东热情地肯定了它，但对这其中的很多问题，他的心里也没有底。因此，20世纪60年代，他花了不少心思来研究这个问题。 郑州会议召开前，毛泽东跑了不少地方深入调查情况。这次他来上海，把曾希圣、江渭清等人找去，专题研究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
第25页 毛泽东见到省委书记们，开门见山地说：“有人说我们，所有制这个大前提，既搞大了，又搞快了。现在我们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研究，要找到理论根据。柯老、曾希圣、江渭清你们三个人，分头去搞调查，把调查的情况向我汇报。” 毛泽东坐镇上海，并叮嘱他们，这次调查的时间不要长，一个星期到十天然后回上海来汇报。 毛泽东有令，他们立即行动。 江渭清和陈光带了两个秘书很快到了武进，找了一个有特点的大队，蹲了一个星期，然后风尘僕僕地返回上海。 毛泽东已经在等他们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你们回来了好。我就等着你们的情况呢!” 柯庆施说：“我作自我批评，我因为有别的工作，没有去成，主席您知道。” 毛泽东说：“不要你讲，听他们的。” 江渭清听曾希圣汇报的时候，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调查来的实际情况讲给毛泽东听，不管那些情况是不是阴暗面，因为主席是要听真实情况的。 一时走了神，毛泽东又在叫他： “渭清，你呢?” 江渭清赶忙回答：“我和陈光到了武进在一个村子待了几天，有个支部书记给我很大启发。” “这个支部书记讲了什么?” “他说，今天人民公社搞得这么大，出现了浮夸风，平调风，主要原因是三个误解。” “哪三个误解?” 毛泽东听的十分认真，这时候你休想来点什么假的，他的眼睛你是骗不了的。 江渭清沉住气，将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话复述给党的最高领袖听： “在农村，现在有三个误解：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共产主义;第二，我们把现在的集体所有制误解为全民所有制;第三，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误解为共主主义的按需分配。”听到这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钢笔，对在座的人说：“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呀!” 江渭清又把农村支部书记、大队长们的意见，进行了简要的概括——现在的问题是三个不相适应——这三个不相适应是因为前面的三个误解造成的。 “说说哪三个不相适应?” “首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公社所有制，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力，而是耕牛的生产力;第二，是现阶段人们的觉悟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农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适应不了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第三，我们的干部的管理水平与农业大生产不相适应。这个问题很明显，农村干部的管理水平，从互助组，合作社，一下子过渡到人民公社，怎么能适应得了?” 听完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站起来，又说一句：“这个支部书记有水平!” 听到毛泽东这么讲，江渭清十分兴奋，他对毛泽东说：“现在，农村基层的同志，都希望中央能有个正确的决策，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好，我们很快就开会，是要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不久，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 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之后，颳起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问题。整社3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犯了冒险主义。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前进的过远了一点，下面的同志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现在搞的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应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要出安民告示，我们在党内的主要锋芒还要反“左”。 毛泽东的这些话，肯定是吸取了来自基层的意见，这其中有没有那个支部书记的意见，我们没有考证，但他的话中的确讲到了误解，讲到了不相适应。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怎样评价郑州会议，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毛泽东的这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则是值得人们效法的。 说到这一点，江渭清总要重复毛泽东的一句话，毛泽东说过： 中央是个加工厂，原材料来自各省，根据各省提供的材料，制成成品。你们提供的是优质材料，就加工成优质产品，你们提供的是劣质材料，就加工出劣质产品。 毛泽东的话可谓语重心长。 敢唱反调的大将黄克诚 在庐山会议上，他明知唱“反调”不会有好结果，但他还是说了真话，甚至在毛泽东请他吃饭的时候，他还和毛泽东争论。 如果说黄克诚在革命队伍中敢唱“反调”，那么，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他因为唱“反调”被撤职的事情，恐怕不下十次。
第26页 到了晚年，黄克诚又受命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在此期间，他有过两个讲话，一个是对毛泽东，一个是对林彪。 说起黄克诚大将，熟悉他的人会告诉你他的两个很不雅的绰号——“黄瞎子”和“黄老头子”。 叫他“黄瞎子”是因为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没了眼镜就模糊一片。有时候夜行军，前面的人说有坑，要跳一下，他就跟着蹦。有一次前面的小鬼和他开玩笑，没有坑也跳一跳，他在后面也跟着一蹦一跳，逗得人们直乐。还有一次，他看到前面有个影子，以为是他们司令部的什么人，就拍着那人说：“小伙子，好好走!”人们又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那是一匹白马的屁股…… 叫他“黄老头子”，是因为他有气管炎，咳起来很厉害，再加上他又不注意衣着打扮，有时候和农村的老人别无二致。 这里说两个故事。一次，他到十旅的司令部去。到了门口，站岗的卫兵不让他进去，说这个老头子要找谁?他说，我要找你们的刘震司令!人家不给找。后来就惊动了刘震，他出来一看，是黄克诚，就说：“这是黄师长!” 经过1959年的磨难，他又重新工作后，到总后去找洪学智。卫兵又把他拦住，问：“你这个老头子要找谁?”他说：“我找你们部长。”人家说什么也不信。他说，你们找他来问问…… 别看黄克诚的身体不是很好，“他的骨头却是很硬的!”这在党内外有口皆碑。他一生坎坷，多次挨整，但秉性不改，还是敢说，敢讲，敢唱反调。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忠心耿耿、犯颜直谏的忠臣。黄克诚与他们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共产党人，只要是出以公心，就应该敢讲话”。 在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日子里，人们常常慨嘆，现在谁还敢唱“反调”啊!这足以说明唱反调之艰难。我们这里记述的正是这位黄克诚大将敢唱“反调”的几件事。 在庐山会议上，他明知唱“反调”不会有好结果，但他还是说了真话，甚至在毛泽东请他吃饭的时候，他还和毛泽东争论。 他是被毛泽东电召上山的。 上山前，他曾经到过湖南农村，也见到过彭老总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所反映的情况。说实在的，他是反对“大跃进”的。 有一次，他在中央书记处开会，听谭震林讲山东的农业情况。应该说，谭震林是“大跃进”的支持者，谭异常兴奋地说：“山东的小麦亩产平均可达400斤哟!真是了不起!” 黄克诚听了直摇头。那时候小麦的产量还比较低。 会上，他拉住这位老战友，说：“老兄，山东的小麦亩产平均多少?” 谭老闆和他也不见外，他们不仅是湖南老乡，在新四军的时候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说： “不是说过了嘛，400斤嘛!” 黄克诚说：“你骗鬼去吧!” 谭震林说：“我亲眼见的嘛!” “你要说，有的地方亩产400，我信;要说平均400，只有鬼才信。” 可惜那时他的意见还是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对搞人民公社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大势所趋，但他认为是搞不好的。他对周小舟、王任重等人说过：人民公社挂个牌子，先看看，别急…… 后来他到过湖南农村，对邵阳等地的小高炉炼铁颇有看法，给那些想听他说好话的同志泼了一瓢冷水：“你们这么搞，太不划算了，浪费资源，劳民伤财……” 同时，他对湖南没有搞强迫密植表示支持。他说：“这就对了嘛，这样你们的粮食就比湖北、广东多了些，那里已经有人吃不上饭了。” 说这些话时，黄克诚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还对当地的领导同志说：“这几年，我们党内，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不敢讲真话，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看风说假话的反被提拔重用。” 他还说：“有些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瞎指挥，下面怕戴‘右倾’的帽子，就大放卫星，讲粮食亩产几万斤，一个县讲生产多少万吨钢……” 正因为有了这些，他上山以后的表现就不难理解了。 他上山时，庐山正是云雾瀰漫的时候。彭德怀的意见书已经在会议上印发了。 他到的当天晚上，李锐、周惠和周小舟来看他，和他谈起了山上的情况，认为在小组会上不能多谈缺点，谁说了都会有压力。 黄克诚说：“我在书记处会上讲过，我黄克诚也算是个敢讲点真话的人，现在也不好讲了。” 说到彭老总的信，他说：“写信干什么?有话去找主席说就好了。” “你对那封信怎么看?” “我没有细看，粗看了一下觉得有问题，有漏洞，还有刺。按照实际情况，缺点还可以说得再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说。” 为什么不能对彭说，黄克诚当然知道。虽说是中途上山，但当时的大气候他是知道的，关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历史上的那些恩恩怨怨，他也知道。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看法上有分歧，而且支持者占了上风，他更是清楚。
第27页 对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叫他上山，他也明白，叫他上山来自然是要他讲话，讲话也自然是要按毛泽东的意思来讲…… 明明知道这些，但到了小组会上，他的发言还是有他的性格特点，还是他黄克诚的风格。他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十足，更踏实。” 他对前些天会上讲大跃进不足的《会议记录》中的三条缺点，还觉不够，还要补充以下几条： 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 二、比例失调; 三、1959年的指标过大。 头一条为主导，后两条与之有联繫。 在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他干脆说：“我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也可以。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 越说他越有气，“现有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高扬到了一趟河南，看了几个地方，发现他们放的卫星不对头，炼的钢不能用，产量也不实，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果材料转到了省委，省委大发雷霆，还不是因为说了你的不好的一面。这种风气很不好，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缺点。” 有好心者向他使眼色，他不管，还是要把心中的话都说出来。“去年开始，有了那么一股风，就是铺张浪费。不要说别人，就我们中央，出来开会，不是也铺张吗?我自己也吃了，也玩了，但心里头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这好吗?我们一天到晚对群众说，要人家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可我们的干部吃那么好，群众听吗?……” 他的这些话受到了一些同志的欢迎，也和一些同志发生了争论。他事后回忆说：“我当时的火气也蛮大。” 至今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说起黄克诚的这次发言来，还都记忆犹新，说黄老那是掏心窝子的话啊! 那次会上，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和他谈过话，要他和彭德怀划清界限，但黄克诚总是“执迷不悟”。 实在不行，毛泽东要亲自出马和他谈话了。 作为毛泽东提名的总参谋长，应该说他身上有毛泽东欣赏的东西。毛泽东找他一起共进了晚餐。 毛泽东谈话历来是天高地阔，无所不谈，说目前的形势，也说历史上的情况。 当他们谈到当年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突然问：“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克诚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 “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 这时黄克诚说出了字字千钧的一句话： “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这就是黄克诚。这也正是人们说的，刀架在脖子上了，他还和别人论理。 黄克诚不这样认为，毛泽东是他信任的领袖，他认为就应该向毛泽东讲真话甚至提出批评，并希望毛泽东能够从谏如流。 此后毛泽东又和他谈过许多，几乎每件事都有争辩，只是不同程度罢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主席给我戴五顶帽子。我和他争论起来了，说我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我不同意。我和彭在一起共事，有的事情见解一致，但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分歧也很大，怎么能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呢?说我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我说，我怎么是彭的政治参谋长，是你调我来当参谋长的嘛!我说我不行，是你非要我当。再说，他在山上，我在山下，相隔几千里……还有一顶，是说我们是湖南集团，我也不接受，同是湖南籍，在一起多说点话就叫湖南集团?主席说我们是军事俱乐部成员，我们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啊?如果说我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我还是承认的…… …… 黄克诚如此说法，也就必然会有后来的结果，因而有人说，黄克诚是自食其果，这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如果说黄克诚在革命队伍中敢唱“反调”，那么，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他因为唱“反调”被撤职的事情，恐怕不下十次。 说来话长了。我们只能拣几件很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说一说。 说起来今天的年轻同志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正在占上风。湘南特委坚决执行这条错误路线，提出耸人听闻的口号，就叫做： “烧烧烧!烧掉一个旧世界!” “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 …… 这些“左”倾盲动主义者，异想天开地以为烧光杀光了，敌人来了没有房住没有饭吃，就可以不打自退了。 当时在永兴县委工作的黄克诚接到的指示是： 县衙门要烧!土豪的房子要烧!县城的街道和商店也要烧!从衡阳到坪石公路两侧15里要统统烧光!
第28页 天啊，怎么能这么干呢? 县委书记对黄克诚说：“必须坚决执行命令!” 黄克诚据理力争：“这么干老百姓是反对的，弄不好要出乱子。” “出什么乱子?这是对敌人狠不狠的问题!你黄克诚是什么立场?” “什么立场?老百姓的立场!” “你是‘右’倾!对敌斗争不敢下手!” “这不是对敌斗争，这是烧房子，我们这么干，老百姓不同意的!” “你这是尾巴主义!!” “你这是盲目蛮干，后果你来承担?” 年轻气盛的黄克诚不听这位书记的意见。 县委书记最后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你必须执行!” “这是错误的，我无法执行!” “你不执行我就要严肃处分你!” 当时，黄克诚的心目中，党组织是无比神圣的，他可以反对一些人的决定，但绝不可对抗组织。 但在执行时他还是大大地打了折扣，只烧了县衙门而没有一条一条街的全烧，大部分房屋和商店硬是保留了下来。 从此，黄克诚就开始有了唱反调的名声。 实践证明，黄克诚的反调唱得是有道理的，当时坚决执行了湘南特委指示的郴县县委，引起了农民反水，把县委的干部几乎杀光了。 由于黄克诚一再和县委唱反调，县委就开会批评他“右”倾，要他写检讨。黄克诚说，我没有错，写什么检讨? 于是，他的县委委员当不成了。 他到三军团的时候正是立三路线占上风，上上下下都吵嚷着打大城市。黄克诚认为这是头脑发热，拿我们的那点力量去打大城市，好比以卵击石。他给军团长彭德怀写信，陈述自己的看法。三军团打下平江之后，研究下一步行动，他又提出反对攻打大城市的看法，因而受到严厉批评，撤销了准备委任他为纵队政委的任命。 1932年，红一方面军决定打赣州，兵临城下了，他又大唱反调，在行军路上和彭德怀吵了起来，说：“彭老总，你这是半个立三路线!”彭德怀也是执行上级指示，他说：“不管什么路线，要打就得打胜!”结果，打赣州失利，黄克诚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主动撤出战斗，从而保存了实力，幸未被追究。 但后来，他因为支持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反对错误的中央指示，被批判了一个多月，他和军政委贺昌吵了一路，走路时吵，住下以后还接着争论。他对贺昌说：“我们要争论20年!” 这里我们要多说两句黄克诚和彭德怀的关系。 黄克诚自己说过：“我和彭老总的关系，可以说是合作了一辈子，也吵了几十年，有时候是他对，有时候是我对。我当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时，在大楼里吵，不少机关干部都说，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吵哇?为了工作，言不及私，吵了也不会影响关系。”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后，三军团在广昌开会。黄克诚因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被撤了三师政委的职务。 红军长征途中，他又因为提意见反对打消耗战，被认为是“右”倾，调离他所在的三军团四师，当了司令部的侦察科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苏区打“ab”团，一开始，黄克诚也跟着杀过人，这使他一生痛悔不已，直至晚年，还在为此痛心。到了大打“ab”团的时候，他就拒绝再乱杀人了。他还安排被怀疑是“ab”团的人藏起来，坚决顶住肃反委员会的杀人命令，其结果不仅是被撤职，险些自己也掉了脑袋…… 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黄克诚在新四军第三师又唱起了反调…… 1943年的春天，正是莺歌燕舞的好时光，我们的革命队伍内部却颳起了一场冷风——上级要搞什么“抢救”运动。 对此黄克诚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他知道一旦发生了逼供信，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对华中局的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但当时，中央下来的指示，不敢不执行，他们也很难啊。 对中央的指示，黄克诚也不能不执行，但他有自己的办法。——在他所领导的三师七旅搞一个小小的试点，他亲自坐镇，实地考察。 “抢救”一展开，问题就出来了。被抓起来的人，特别是小知识分子，一经审问，就开始乱供一气，咬出了许多人，根本就是瞎编出来的。 黄克诚来听汇报，听着听着，他坐不住了，说：“好了，这样下去，七旅很快就能‘抢救’出一半人来。” 当时被派去搞这项工作的同志说：“那怎么办啊，怎么向中央交代?” “马上停下来，有问题我负责。” 他说这话的时候斩钉截铁。 “马上把抓起来的人都放出来，把他们的善后工作做好。绝不能再这么搞了。” 这话如今听来很简单，但当时是有很大压力的呀! 回到三师，他下令，所有部队停止“抢救”，发现有问题的人，按照 正常的手续处理。 一些好心人劝他说：“这样和上面对着干，怕会有麻烦吧!” 黄克诚说：“我一个人有点麻烦，没有关系，我也不怕麻烦。要是那么多的人都有麻烦，可就真麻烦了。”
第29页 不久，华中局召开整风汇报会，黄克诚又遇上了新情况。他和七师政委曾希圣住在一个房间。平时两人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这一次，曾希圣却好像有什么心事，不怎么讲话。 晚上熄了灯，黄克诚说：“希圣，你有点不对头啊，出什么事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你骗不了我，有什么事尽管说，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忙。” 曾希圣还是不说。看来情况复杂。 夜晚，曾希圣睡不着，黄克诚也没睡着。曾希圣披上衣服下了地，他也跟着下了地。 在有些春寒的夜晚，两个战友又谈了很久，曾希圣才说出了真实情况—— 原来曾希圣的爱人余叔被人揭发，说她可能是个特务，现正在受审查。 “余叔会是特务?”黄克诚不信。 曾希圣不说话，只抽闷烟。 “你信不信?” “人证、供词都在，我不信又有什么办法?” “是什么人供出来的?” “二师政治部的。” “她怎么知道?” “她们在上海的时候是同学，在上海的时候就……” 黄克诚摇摇头，说：“别人不了解你的老婆，你还不了解她吗?这样吧，我把这个人找来问问。” 会议休息时间，黄克诚找到谭震林，请他通知二师政治部把那个女干部叫来。 那个女同志来了，黄克诚说：“你谈谈你是怎么加入特务组织的。” “那是一个漆黑的晚上，我去参加我们一个同学的聚会……” 她讲得有声有色，还说了一大套怎样进行特务活动，她说得越是形象，黄克诚越是怀疑，等她说完，黄克诚问：“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我从不对组织说假话。” “这就好，我问你，你说的这些话，是不是有人要你这么说的?” “不是……” 黄克诚已经看出她说话的态度和前几句都不一样了，于是又耐心细緻地给她做工作，告诉她，要是说了假话，对组织、对同志、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就是有压力也不能说假话。 听着听着，这个女同志忽然大哭起来。 黄克诚又安慰她，不要哭，只要说真话还是来得及的。 她哭着说：“我的那些话都是假话……” “你为什么讲那些假话?” “刚刚搞‘抢救’时，我讲的是真话，可人们不相信。开一次会，又开一次会，我被他们整得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气。我瞎说了他们就不整我了。我越是瞎编，越是受表扬……” 黄克诚找到谭震林，对他说：“谭老闆，这种‘抢救’办法真是害死人啊!连曾希圣的老婆也给‘抢救’了。” 谭震林也觉得很是吃惊，说：“真是这样子吗?” 黄克诚又问：“你们那里一共‘抢救’出了多少特务?” “一个团大概有百十人的样子。” “哎呀，这怎么得了哇!一个团要有那么多的特务，你们离敌人那么近，你们又把他们反覆审查，那部队还不乱了套，人还不跑了?” 谭震林说：“一个也没有跑。” 黄克诚有些激动了，说：“老兄，我们那么整人家，人家一个也没有跑，哪有这样的特务!赶快给人家平反吧!” 谭震林说：“是这个道理。” 黄克诚又找到当时主持工作的饶漱石，也把这个道理说了。饶漱石也觉得这么搞有点问题。 黄克诚说：“别的地区我们不清楚，我们这里应该对被‘抢救’的干部甄别平反。” 饶漱石同意了。 打曹甸，他的意见和刘少奇、陈毅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几乎吵了起来。但这也没有影响他们以后的关系…… 这是1940年的事情，当时新四军黄桥决战胜利以后，韩德勤退守曹甸、车桥、兴化一线。如何解决这股顽军，是新四军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时指挥部的意图是，借黄桥决战的东风，攻占曹甸，一举消灭韩德勤。 作为五纵司令员的黄克诚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认为我们主动去打韩德勤，是不合时宜的。 当时还在搞统一战线，和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们的队伍刚刚到达淮海、盐阜地区，顽军残部和土匪、特务和反动地主武装到处捣乱破坏，根据地内部很不稳定，当务之急是，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 而敌人的情况就很不同了，那里是他们的老窝，要想一下子吃掉他们是很难的。 他把自己的意见向华中指挥部作了陈述，但没有被认同，中央批准了攻打曹甸的计划。 军令如山倒，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黄克诚虽然不同意这样打曹甸，但他必须执行命令。 战斗是11月29日打响的。 在隆隆的炮声中，黄克诚又给华中总指挥部发了电报，对曹甸战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电报中说：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东安、宜黄、南丰……直至会理、甘泉等战役，均如此证明)，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伤亡可能。
第30页 ……我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其战法： 一、首先在4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繫与增援。 二、肃清4个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的敌人，将其完全逼入四据点内。 三、逐步筑垒掘进。 四、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劳。 五、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 六、探悉到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定强攻，请集中新四军、五纵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意见又一次被认为是保守而不予理睬。 结果，此战没有完成预定目的，敌人虽有较大伤亡，而我们有2000多名将士血洒苏北……战后，自然要总结经验教训，当时的华中局领导认为，这完全是因为黄克诚的“右”倾保守造成的，因而撤了他的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保留了政治委员的职务。而实际上，由陈毅兼任的司令员，并没有到任，五纵司令部的事情还是要黄克诚来管。 后来，在阜宁召开干部会议，专门批评黄克诚。 黄克诚当然不服气，他据理力争，坚持自己的意见。 会场上的气氛十分的严肃，刘少奇、陈毅都在场，他们都对黄克诚的态度不满。 黄克诚说：“我没有必要检讨，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的失误。” “黄克诚，你这是什么态度?” “这是推卸责任!” “就是因为你‘右’倾，你有自己的想法，而没有认真执行军部的决定!” …… 会上吵，会后黄克诚找到陈毅，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说：“你是我的老上级，从红军时期我们就在一起，你就是我的领导，你说，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 陈毅说：“这次的事情，你是提出过意见，但后来没有打好，你是有责任的。” 黄克诚说：“我事先提出了意见，打起来后也提出了办法，你们就是不听，五纵主力全部出动，由上级统一指挥，仗没打好怎么能怪我?” …… 为了顾全大局，黄克诚在会上作了一个检讨，对有些问题讲了自己的看法。 有些事情，是要沉淀一下才能解决的。如果双方都在气头上，问题是很难说清楚的。 这里我们不能不再次说到胸怀坦荡的陈老总。到了1942年，他在总结曹甸战役时说：“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说：“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 他又说：“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作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採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 听了陈毅的话，黄克诚觉得，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 到了晚年，黄克诚又受命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在此期 间，他有过两个讲话，一个是对毛泽东，一个是对林彪。 粉碎“四人帮”以后，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后来又出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书记。在这段时间里，他有过两个看来和中纪委的工作关系不是很大的讲话——这又涉及两个对中国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人民领袖毛泽东和叛党叛国的林彪。 1980年11月，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黄克诚是常务书记，他说他要讲话，至于讲什么，却没有说。人们都觉得无非是讲怎样端正党风。 此时已经双目失明的黄克诚是在别人挽扶下走上主席台的。他没有讲稿，也不可能有讲稿，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如果说那天他的讲话口若悬河，那一点都不夸张。他坐在台上，开口便说： “今天我来这里讲话，不讲别的，想先谈一谈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他从我党我军的创建时期说起，讲到毛泽东在危机中怎样挽救革命，讲到毛泽东受排斥后，中国革命受到的损失;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到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 他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没有套话，没有官话。 会场上安静极了。 会后的反响强烈极了。 有人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有见地的报告了; 有人说，好久没有见到过高级领导人这样讲话了; 也有人说，黄老这是怎么回事，在这个会上讲这样的问题。 还有人说，这完全文不对题! 后来，有人送来了他的讲话录音整理稿，说：“黄老，你的这个讲话可以拿出去发表。” 他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个讲话，如果拿出去发表，一定要请中央的同志审查。 于是，这个稿子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 当时小平同志很忙，但他还是很快看了这个稿子。他明确指示： “此稿可以发表，请乔木同志在文字上把把关。” 黄克诚的稿子又送到了胡乔木的桌上。
第31页 很快，胡乔木看了稿子，做了一点技术上的处理，就送给新华社发了通稿。 稿子一见报，反映更加强烈，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到几百封来信。 多数的信当然是贊成他的讲话的，也有少数人来信骂他，说他是老糊涂，是老僵化…… 秘书选了一些信来给他读。听着听着，他摆了摆手说：“那些贊成的信就不要读了，我就不相信都是众口一词的赞誉之声，不可能没有反对的意见。” 其实秘书已经找出了4封，但觉得这里面有的信完全是不讲道理，甚至有些话很不客气，怕惹他生气。 当他听说确有这样的信时，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快读给我听听，骂我的话也没关系。” 于是秘书把4封最有代表性的信读给他听。读到那些辱骂性的话时，秘书都有点提心弔胆，他却开怀大笑，说：“有味道，实在精彩。”停了一下，他又说：“可惜不知道写信的都是些什么人，我很想同他们探讨一番。” 秘书说，写信的人大概都不会用真实姓名，就是用了真实姓名恐怕也不好找。 黄老又说：“写信的人我看不外乎三种人，一种是年轻人，因为他们不懂历史;一种可能是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挨了整，心里有气;还有一种可能是思想方面有局限性、片面性和绝对化，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老人对秘书说：“能不能设法找到写信人，以我个人的名义把他们请来，先请他们吃顿饭，然后和他们好好谈谈，我相信是能统一认识的。” 秘书按照他的意见，找了几个信的地址，准备和当地的有关部门联繫，这时黄老又说： “我想了想，觉得不能这样做，如果通过政府部门去找，人家不明真相，还以为是给黄克诚写信惹了大祸，给写信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带来不好的效果。” 此事只好作罢，黄老嘆了口气，看来他是对此深感惋惜。 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如此，对林彪的评价就更有他的性格特点—— 他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以后，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同志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送请他审读。 听完条目，他让秘书再念一遍。 秘书又给他念一遍，听完，他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如果说熟悉林彪的人，我现在算是一个。也只有我这样的人说话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林彪也是整我的，但我还是要说他一些好话。” 秘书说：“现在这么写是经过认真研究的吧?” 黄克诚说：“经过研究也不对，这么写是不行的。文字少不说，历史上战功也没有反映出来。” 这在当时，不要说年轻人，就是党内的同志也不敢这么说。 “这样吧，你去把他们请来，我要和他们谈谈，既然是百科全书，就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秘书很快通知了有关的同志。 于是在北京郊区他养病的地方，有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 面对这些搞百科全书的秀才们，黄老的话很有几分沉重。说话有点慢，但却是字字千钧。 “你们来徵求我的意见，我就要讲几句话，我也有责任讲几句话。我也是一个老同志。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先说几句题外话，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有些微微发抖，来这里的同志也有些紧张。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的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我军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的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我这个人是敢讲点真话的。现在我也要说林彪几句。他和我早就认识了，井冈山会师，就见到了他。以后我们分了合，合了分，有不少的接触。在红军时期，朱毛手下战斗力最强、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确有指挥能力，算得上一员战将。要承认这个事实。林彪生前我这么说，林彪死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说了红军时期，又说抗日战争，再说进军东北。黄克诚认为，林彪在东北是有很大贡献的。去东北的时候，大概只有10万人，到出关时，有120万部队，这不能说没有他的功劳。如果我们说林彪是个不会打仗的人，只有鬼才信。辽渖战役，他的功劳不能抹掉，也是抹不掉的。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他是东北地区和部队的主要领导人，这历史功迹不能抹掉。 黄克诚说了历史，又说解放以后，他说：“建国以后，军队授衔，那是经过毛主席，经过许多同志反覆考虑、权衡，才评出了十大元帅。国内外都知道。如果把他写成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也难以令人置信……” 他还谈到了《毛泽东选集》中收录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你们年轻，没有经历那段时间的斗争，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林彪当时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也写进条目中，这点也值得斟酌。在我们党内，一个下级干部向上级领导写信直陈己见，尽管意见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级反映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这一点来说，本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即使现在，也应当提倡这种精神。一个人提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的，但只要不是反党反革命言论，都应当允许提，提错了也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嘛……”
第32页 参加当时座谈的人听了，都说：“这话也只能是黄老讲。” 黄老的话的确抓住了当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百科编辑部专门发了一期通讯，全文刊载了他的这次谈话。他自己却说，我只不过是说了一些应该说的话而已。 别人并不知道，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乱的日子里，有人给黄克诚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有些事林彪是知情的。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谁知林彪不光没有为他说话，反而更加重了对黄克诚的批判…… “不管他怎么对我，反正我是公道地对他。” 黄克诚如是说。 朝鲜战场上的洪学智 当时毛泽东发给志愿军的电报，开头多是“彭邓洪韩解杜”，洪学智作为其中的“洪”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次战役，38军打出军威，打出“38军万岁”的口号来。 彭德怀的住处变成一片火海，他对洪学智说：“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 彭德怀发火，洪学智兼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 中国有句俗话：不打不成交。 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美国在朝鲜交手;70年代，毛泽东和尼克森在北京握手。 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代名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对美国军队进行友好访问。 将军是幽默的，他独特的谈吐使美国同行感到惊异。一次晚宴上，一位美国将军问：“洪将军，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 洪学智笑笑说：“我是你们美国的大学毕业的。” 翻译一惊，直译过去。美国军人不解了，又问：“我们哪个军校毕业?” “你们的空军大学。” 美国军人这才恍然大悟，大笑起来，说：“那请你到我们这里来办公。” 洪学智说：“你们还没有给我发毕业证哪!” …… 这时谁都知道将军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战争。 正是那场战争，使洪学智将军的军事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成为我军一名耀眼的将星。 邓华接站，林彪谈话，洪学智走马上任。 1950年的8月，南方出奇的热。身为15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的洪学智冒着酷暑奉命前往北京汇报。那时的交通还很落后，从广州到北京是个很艰苦的行程。闷热潮湿的天气使他生了一身的白泡子疮，痛痒难忍。心想到了北京，要赶快找个医院治一治。 车到了北京，停在了前门车站。刚刚走下车厢，就听到有人操着湖南口音大叫“老哥!” 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老战友邓华。 “伙计，你不是到东北去了吗，怎么还在这里泡蘑菇?” 邓华不久前被任命为13兵团司令，先于洪学智进京，准备到东北去赴任。 邓华笑着说：“我还没有走呢。” “怎么还没有走?不是说任务紧急吗?” “任务紧急也要接你呀!” “接我?” “可不是嘛!” 洪学智觉得情况有点不对，就问：“有什么情况吗?” “有很重要的情况，过一会儿林副主席同你谈。” 这时的林彪已经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他找谈话当然不会是小事。 “能透露一点吗?” 邓华笑着摇头，一点也不肯说。 一辆吉普车把他们拉到了当时林彪的住处。此时已是中午。见到林彪，没有寒暄，也没有客套，林彪只是说，到了吃饭的时候了，吃饭，吃饭。 入座以后，林彪慢条斯理地说：“洪学智同志，东北边防工作需要你，已经确定了，你到东北去。” 这太突然了!洪学智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他说：“我……” 林彪又说：“今天邓华同志就出发去朝鲜了解作战情况。13兵团的几个军已经在鸭绿江边布防了。邓华一走，很多工作就没有人管了。这些部队都是四野的老部队，你熟悉。你们要赶快去东北指挥管理部队。” 说到这里，林彪停了一下，不容商量地说：“吃了午饭就走，火车票都弄好了，马上就走!”洪学智怔住了——这么紧急呀! 邓华在一边说：“我之所以没有走，是因为要入朝了解情况，得调几个人，还有就是等你来，去那里管理部队。” 洪学智这才明白，邓华的葫芦卖的是这样的药。可是自己来北京是叶剑英亲自交代的任务，到军委请示工作的呀。这可怎么办? 邓华又说：“那里的部队你是熟悉的，你不去谁去?我看你最合适。走吧，老哥，吃完饭咱们一块走。” 洪学智对他们说：“我来北京，叶剑英同志交代了很多的事情，他还等着我的回话呢，是不是让我先回去安排一下再走?” 林彪说：“不行，来不及了，现在朝鲜战局紧张，叶司令交给你的任务你打个电话或是写封信给他，让他另选人接你的工作。” 洪学智面有难色，说：“我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连换洗衣服也没有带，还生了一身的大泡疮。”
第33页 林彪说：“没有关系，衣服，你到东北去找几件，大泡疮也到那边去治。” 洪学智知道林彪的脾气，他定了的事，说也没有用。邓华还不停地敲边鼓：“不能让他回去，他跑了不回来怎么办?” 洪学智说：“我怎么能跑呢?” 邓华说：“叶参座(叶剑英)要是不放你呢?他把你扣住不让来呢?” “不会的。” “不听你说了，反正你就别想回去了，老老实实跟我上东北吧!” …… 时间已经不多，洪学智赶快要通了叶剑英的电话，向他报告了这里的情况。广州那头的叶剑英急了，说：“洪学智，是你自己争取的吧?” “参座，我就是争取也争取不来呀，看样子是军委研究好了的。” “不行，你先回来再说。” “参座，林副主席让我马上就去东北，详细情况电话上不好说，我写了封信。” 叶剑英沉默了一会儿说：“既然军委定了，你就去吧。”顿了顿又说：“要是早知这样，就不叫你到北京去了。” …… 一代战将洪学智就这样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开始了他作为一代名将的辉煌。 当时毛泽东发给志愿军的电报，开头多是“彭邓洪韩解杜”， 洪学智作为其中的“洪”起到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 歌是这么唱的，但当时过江却是静悄悄的。10月19日洪学智和他的战士们趁着夜色来到了朝鲜的国土上。 过江后的第五天，志愿军司令部就进行了分工。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抓总，分管作战;邓华为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分管干部和政工;第二副司令为洪学智，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韩先楚为第三副司令，解沛然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在这里，我们不必详细叙述战争的进程，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代战将的风采。 10月25日，我军就和敌军遭遇，第一次战役打响了。 凌晨，作战室的电话铃响起来。 “谁的电话?”参谋长解沛然问。 118师的司令部报告说，他们的正面发现了敌人! “你们的位置在哪里?” “在北镇至温井的公路上，刚刚离开北镇不远。” “敌人有多少?” “不清楚。” “是美国人还是伪军?” “不知道。” 情况紧急，解沛然把洪学智叫了起来。 这时电话又响了，洪学智接过电话问：“是谁?” “118师师长邓岳。” “我是洪学智，你们前面到底是美国人，还是朝鲜人?” 邓岳说：“看起来不像美国鬼子，我们的侦察人员已经听见他们说话了，都讲朝鲜话。” “多往里放一放，等敌人钻进口袋再坚决消灭他!” …… 此时，无论是美军还是伪军，都很狂妄，他们并不知道我志愿军主力已经过江，还在声称马上可以“饮马鸭绿江”呢! 25日上午9时，40军120师来电称他们已和伪1师正式交火。 到12时，118师邓岳来电话报告他们与敌作战的经过。“伪6师2团的一个加强营进到我伏击圈内以后，我军採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敌人大部被歼，活捉了好几百人，还有3名美国顾问。” 洪学智一拍手说：“好，先敲了他一下子!” 战争中，情况瞬息万变，要认真分析敌情，才能果断下决心。那些日子，他们经常是在油灯下，绞尽脑汁，反覆权衡，因为他们知道，这时的决策 将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 第一次战役的时候，彭总曾想用38军和40军的两个师再加上42军的125师，重点攻击熙川之敌。38军未能按计划插到指定位置。彭老总在作战室发了火： “这个梁兴初(38军军长)怎么这样慢慢腾腾的?” 参谋长说：“三个方向的敌人正向温井运动，想合击我温井部队，熙川的敌人好像已撤出了。”彭德怀的眼睛瞪起老大：“你看看，要跑了不是?” 洪学智正盯着地图，他意识到如果不随机应变，很可能会造成军事上的被动。他说：“彭总，我们的计划要马上改变。” “怎么个变法?” “放弃首歼熙川之敌的计划，用40军坚决阻住向温井进攻的敌人，把伪6师7团围住，诱使熙川、云山的敌人出来，我们集中38、39、40军吃他六七个团。” 洪学智的这个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来得很快。 彭德怀思忖了一下，问邓华和韩先楚：“你们两位的意见呢?” “老洪的主意好!”邓华和韩先楚也都表了态。 彭德怀一锤定音：“就这样定了，马上给各军师发报!” …… 然而，第一次战役38军还是没有按时赶到指定地点，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在总结经验教训的会上，彭老总指着梁兴初问：“梁兴初，我让你往熙川插，你为什么插不下去，你是怎么搞的?” 梁兴初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
第34页 “你还是主力呢，什么主力?这是第一仗，39军在云山打美军骑兵第一师打得好，40军包围伪六师也不错，你38军怎么就不给我插下去?你说，为什么?” 梁兴初只好低着头挨骂。 洪学智知道，当领导的有时候唱黑脸，有时候要唱红脸。吃饭时，他见梁兴初看着饭碗发愁，就主动和他说别的。梁兴初说：“洪副司令，我们38军可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窝囊仗呀!我们是往前插了，确实插不动啊。” 洪学智说：“老梁，不以一次成败论英雄，这次没有打好还有下一次嘛!” 梁兴初攥了攥拳头，说：“下一次!” 第二次战役，38军打出军威，打出“38军万岁”的口号来。 在志愿军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在第二次战役中38军的作用，也知道“万岁军”这一说法的由来。 在第一次战役中窝了一肚子火的38军军长梁兴初，动员部队时就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保证完成迂回任务。” 当时给他们的任务是一定要插到三所里，切断平壤与价川的联繫。 战役打响后洪学智跟彭德怀、邓华守在作战室，等着他们的消息。别的部队不断有消息传来，惟独38军113师一直没有音信。 参谋长和通信处长盯在电台前，不停地呼叫，113师就是不回话，38军前指也没有一点消息。 彭老总倒背着手，在作战室转圈子，“这个113师怎么搞的，跑到哪儿去了呢?” 洪学智和邓华先后都到了电台前，洪学智说：“这回梁兴初可是要打翻身仗的。” 邓华说：“再等等……” 38军前指联繫上了，他们也不知道113师的具体位置。 你说急人不急人? 他们一夜没有睡，一直等着113师的消息，直到第二天清晨，电台里传来了113师的信号。一对坐标，他们已经到了指定地点——三所里。 洪学智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来到彭总的作战室，彭总也长出了一口气，说：“总算是出来了，总算是到了。” 原来，113师为了保证插到预定地点，实行了无线电静默，他们14个小时赶了140里路啊! 他们的电台一打开，美军就知道了。刚刚展开没有几分钟，敌人的骑兵第一师一个团就赶到了，激战马上开始了。113师击退了敌人的10多次冲击，牢牢地守住了三所里，并切断了敌人的退路。 这时敌人又想从北面的龙源里退走，113师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先敌占领了龙源里，保证了战役的全面胜利。 …… 战报送到了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只说了三个字：“打得好!” 洪学智对他说：“老总啊，他们上次没打好，受到了批评，这次就是要打出样子来。他们就是有股不服输的劲头!” 彭总说：“要嘉奖他们!我来写嘉奖令!” 彭德怀挥笔写道： 梁、刘并转38军全体同志： 此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的某些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百余，终日轰炸，反覆突围，终未得逞，至昨(30日)战果辉煌，计缴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彭邓洪韩解杜 写完，彭德怀问：“你们看怎么样?” 洪学智说：“很好!”邓华说：“同意!” “那就发出去吧!” 参谋刚刚走，彭总又说：“拿回来，拿回来!” 他接过电报，大笔一挥写下一行大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38军万岁!” 这就是彭德怀的风格，没有完成任务，他骂你;任务完成得好，他就奖励你! 不过这个评价还是出乎洪学智的预料，还从来没有人说过一个军万岁啊，彭德怀就这么说了。洪学智打心里佩服他。 “怎么样?”他问邓华和洪学智。 他俩都不好表态，他们曾经都是这支部队的老领导，不好说自己的部队好话呀!彭总说：“不表态就是同意了，马上通报全军，上报军委!” 彭德怀的住处变成一片火海， 他对洪学智说：“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 后来人说这是奇蹟。——抗美援朝时，我们没有制空权，但我们硬是把美国人打到了谈判桌上。由于空中是人家的，因而也就没有前方后方，敌人的飞机可以随时来轰炸，司令部的安全都受到威胁。中央几次发电报要注意防空，特别要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 这事理所当然归洪学智管。他和邓华商议，先给彭老总搞一个防空洞。于是，一个工兵连在彭老总住处不远的地方开始了施工。 要施工就要放炮，炮声惊动了彭德怀。听说是给他挖防空洞，他很不高兴，把部队撵走了。 第二天洪学智不见部队施工，就叫人把那个连长找了来。 连长很是委屈，说彭老总不高兴，叫他们走。 洪学智说：“他说他的，你们挖你们的，继续施工。”
第35页 “彭老总要怪下来可怎么办?” “你们就说是洪副司令叫挖的。你们放炮可以多打几个眼，集中放炮，放炮前告诉彭总的警卫一下。” 工兵连又开始了施工。这下，彭老总生气了，问那个连长：“谁叫你们来的?” “洪副司令。” “马上给我停了!” “洪副司令不让停。” 彭德怀对警卫员说：“去把洪学智叫来。” 洪学智来了，彭德怀指着他说：“你个洪学智，是不是没有事干了，在山下瞎鼓捣什么!” 洪学智解释说：“这不是瞎搞，这是为防空，我要保证你的安全!” “那玩意没有用!” 洪学智说：“怎么能说没有用，敌机来了再挖就来不及了。” 彭总说：“我的防空不要你管!” “彭总，这话就不对了，我是执行中央命令，中央要管的。” 彭德怀不好再说什么。防空洞也就挖成了。 不久，这里发生了被炸事件。 那天下午，4架美国飞机在大榆洞上空转了一圈，炸坏了坡上的变电所。天快黑时，又来侦察。这引起了洪学智的警觉——平时总是先侦察，后轰炸的，明天会不会挨炸哟?他找到邓华，说：“伙计，我看情况不对，闹不好明天要出事。” 邓华说：“那咱们就研究一下明天防空的事情，得想个办法让彭总参加。” 彭总不来，他工作起来向来是不顾个人安危的。洪学智和他说，他脖子一梗：“我不怕美国飞机，用不着躲。” 没有办法，邓华和洪学智他们开会研究了防空方案。 第二天，要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洪学智想了一着——把彭总屋里的地图给摘走，挂进了防空洞。他可是不能一日无地图的哟，更何况是在特殊时期。 别人都进了洞里，就是彭总不来。参谋去叫了几次，他还是不肯出来。再去叫，说不定他又要发火了。邓华说：“老洪，彭总老和你开玩笑，你去叫吧。” 洪学智只好硬着头皮进了彭德怀的办公室。 彭德怀一见洪学智，火气不打一处来，吼道：“洪麻子，你把我的作战地图弄到哪里去了?” “老总，拿到下面防空洞里去了，我们都在那里等着你去研究作战方案呢。” “我不去，要开会就在这里开!” “这里太危险，老总快走吧。” “你怕危险，你走;我不怕，我就在这里，我哪里也不去!” 洪学智也有些着急，说：“老总，那边地图都挂好了，火也烧起来了，人们就等你一个……” “我说你这个洪学智就是多管闲事!” “这不是闲事，这就该我管。” 见他不再说话，洪学智推着他说：“彭总，快走吧，你就听我这一次!” 连推带拉，总算把他拉出来了。洪学智又叫警卫员：“把彭总的铺盖也拿到洞里去。” 彭总说：“不要弄，那没有事!” …… 他们的作战会议没有开多久，敌人的飞机就来了。朝彭德怀住的房子一阵狂轰滥炸，一枚汽油弹正好落在了他住室的顶上，房子很快烧掉了，已经撤出后又进去取东西的毛岸英和另外一位参谋光荣牺牲了…… 那天，彭德怀一天没有说话，坐在防空洞里像是一尊雕塑。洪学智去叫他吃饭，他才抬起头来，说：“洪大个子，我看你这个人还是个好人哪!” 洪学智见他说话了，就说：“我当然是个好人，不是坏人了!” “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 “我要警卫员搬你的被子，你不搬，要是不搬出来，今晚哪有被子盖。” “老夫今天算是捡了一条命。” 停了好半天，他又说：“唉，为什么偏偏把岸英给炸死了呢?”语气中充满了惋惜。 …… 有人说，要不是那天洪学智把彭总拉了出来，整个韩战的战史还不知是怎么个写法。此言不无道理。 洪学智回国汇报，面见周恩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召见。 第五次战役开始后不久，正在检查工作的洪学智接到彭德怀的电话，要他马上赶到志愿军司令部。 走进彭德怀的办公室，天已经擦黑了。 “老洪，你马上回国。” “回国?”洪学智怔了。 “党中央和军委对后勤工作都很关心，你回去向总理汇报一下我们前线后方的供应情况。” 对于这次汇报，洪学智将军记忆犹新，也有过生动的回忆： 回到北京，我先到帅府园中央军委驻地，聂荣臻代总长说：“周副主席正等着你呢，快去吧!” 当时，我穿了志愿军的单军装，由于日夜兼程，浑身泥污，但是也顾不了许多，就急急忙忙赶到了中南海周副主席的办公室。 周副主席已经站在门口等我了，我向他敬了礼，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洪学智同志，你一路辛苦了!” 我说：“周副主席辛苦!” 周副主席让我坐下，关切地问：“前线作战情况怎么样?”
第36页 我向周副主席汇报了前线的基本情况，然后说：“几次战役打下来，我们吃亏就吃在没有制空权，敌机的轰炸破坏，使我军受到了很大损失。敌机经常一折腾就是一天，见到人就猛冲下来嘎嘎地扫射，扔汽油弹，化学地雷，定时炸弹，三角钉……晚上是夜航机，战士们叫‘黑寡妇’，也不盘旋，炸弹便纷纷落下，到处是大火，主要是阻滞我军行动。” 周副主席十分严肃地说：“美帝国主义欺负我们，疯狂到了极点。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的海空优势下，我们却打到了三八线。美军这是第一次在世界上吃败仗。不过志愿军要想不吃亏，就得研究对付敌机的办法。” 我说：“志司在后方的支援下，已经加强了高炮部队，并已在关键点上增设了防空哨。现在我军主要是靠勇敢精神。比如运输车遇到敌机轰炸时，有的就开足马力，猛跑一阵，带起数百米的尘土，搞得敌人不知是怎么回事，惊呼共军的汽车施放了烟幕弹。” 周副主席笑了，说：“战士们的勇敢精神，打掉了恐美病。同志们付出了鲜血，但教育了5亿人。”说到这儿，他沉思了一会儿说，“美国会不会登陆中国?现在还不能肯定，但是前线我方胜利越大，登陆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前线一定要打好。中央军委考虑，要尽快出动飞机，当然，我们的飞机有限，只能给敌机造成一点混乱，振奋一下士气。” 我说：“前线将士都盼望我军出动飞机。” 周副主席说：“中国有飞机，许多与我国有伟大友谊的国家有飞机，但飞机参战还不是时候，这个你当副司令的应该是很清楚的。” 我一想确实如此，飞机要吃汽油。如果用朝鲜战场现有的运输力量来供应，就是把一切军需弹药都停运，也不见得行呀，后方供应制约着战役的规模，这一点也不假。 接着，周副主席又问：“供应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汇报说：“志愿军没有防空力量，公路运输线长达数百公里。第三次战役时，前面兵站与后面兵站相距三四百公里，形成中间空虚，前后脱节。另外后勤高度分散，也没有自己独立的通讯系统，常常联络不上。” 周副主席说：“所以外国军事家说，后勤是现代化战争的瓶颈。志愿军后勤必须加强，中央军委考虑，要给志愿军后勤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 我说：“军委的决策太正确了。后勤现存的主要问题是供应不及时。前三次战役，部队是在挨饿受冻的情况下打败敌人的。如果供应得好，胜利会更大。现在战士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没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 周副主席神情严肃地听着，点着头，不时地用铅笔在纸上写几个字。 “现在敌人的参战飞机已由1000多架增到了2000多架，并由普遍轰炸转向破坏我运输线，特别是凝固汽油弹对我地面仓库、设施危害最大。敌人还派遣大批特务潜入指示目标轰炸。4月8日，敌机向我三登库地区投的大量燃烧弹，一次就烧毁了84节火车皮的物资，其中有生熟粮食287万斤，豆油33万斤……现在供应的物资只能有百分之六七十送到前线……” 周副主席听到这里，脸上露出十分严峻的表情。 我又说：“我们志愿军也採取了些积极的预防措施。” 周副主席以询问的目光注视着我。 我说：“每次战役发起前，除汽车装满，马车装足外，人员还加大携带量，一个战士携带量达六七十斤。在部队运动快速供应困难后勤跟进不及时的情况下，这是一线作战部队生存和战斗的必要保障手段。” 周副主席说：“我们的战士辛苦了。” 我说：“战士虽然苦一点，但感到还是这样保险一些。” …… 这次汇报，周副主席还问了不少战场上的细节问题，最后，洪学智说：“彭总还让我向你汇报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问题。” 周恩来对此很感兴趣，“快说说你们的想法。” “从韩战中，彭总和我们都逐渐认识了现代化战争中后勤的作用。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在空中、地面、海上、前方、后方同时进行，或交叉进行，战场范围广，情况变化快，人力物力消耗大，现在欧美国家都实行大后勤战略，50公里以前是前方司令部的事，50公里以后是后方司令部的事，战争不仅在前方打，也在后方打。现在，美国对我后方实施全面控制轰炸，就是在我们后方打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规模，不仅决定了我们在前方进行的战争规模，而且也决定着前方战争的成败。我们只有打赢了这场后方的战争，才能更好地保证我们前方战争的胜利。后勤要适应这一特点，需要军委给我们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铁道部队、工兵部队等诸多兵种联合作战，而且需要成立后方战争的领率机关——后方勤务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后方战争的诸兵种联合作战，在战斗中进行保障，在保障中进行战争。” 周恩来立即表态：“这个想法很好，很重要，军委一定尽快研究採取措施。”
第37页 也正是在这次汇报结束的时候，周恩来说：“快五一了，你准备一下，上天安门吧。” 洪学智拍拍自己的旧军装，说：“总理呀，我就这个样子能上天安门吗?” 周恩来说：“没有关系，穿这衣服好啊，你代表我们的志愿军嘛!” 洪学智说：“还是别上了吧!” 周恩来说：“这样吧，我告诉杨立三，给你做一套新军装。” “五一”那天，洪学智穿了新军装，走上了天安门。忽然有人来通知，说是毛主席要接见，这叫洪学智又有点紧张。 不一会儿，他被带到了休息室。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在。毛泽东拉着洪学智的手说：“这是我们志愿军的副司令员，从朝鲜前线回来的。是志愿军的代表。” 毛泽东坐下来，问彭老总的身体情况，又问了一些战场上的情况。他说：“你们打的敌人，有飞机、大炮和海军优势，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 朱德说：“你们打的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 毛泽东关切地问：“你回来汇报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已经给总理汇报了，总理做了安排。” …… 彭德怀发火，洪学智兼任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 当中央军委关于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电报到达以后，洪学智还真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他有一种预感，这个司令可能要自己兼任了。他思前想后，觉得不能兼。这不是患得患失，是有原因的。一是自己对军事工作更熟悉，二是这里的后勤工作太难搞了，怕自己不能胜任。 所以当邓华、韩先楚等人都说还是老洪兼任好的时候，他说话了：“我兼不了这个后勤司令!” 一直没有说话的彭德怀问：“为什么?” “前一段让我管没有管好，现在兼任这个司令，还是搞不好呀。别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干，这个司令还请别人干吧!” 彭德怀不高兴了，他说：“你不干，谁干?” “要邓华兼，他水平高。” 邓华说：“不成，我协助彭总管作战，又兼着副政委，我有分身法好了。” “那就请韩先楚同志兼!” 韩先楚也有他的理由：“我老往前面跑，到一线去督促部队，你叫我怎么兼嘛?” 洪学智说：“彭总，让后面派人来嘛!” 彭德怀显然不高兴了，他反问：“你说派谁来吧?” “李聚奎、周纯全都可以。” 彭德怀听了直摇头，说：“他们有后面的任务，也很重呀!” 洪学智说：“那还可以让杨立三派人来，我可以给他当副手。” 彭德怀火了，手往桌子上重重一拍，墨水瓶跳起老高：“你不干，你不用干了!” 说完，他又站起来，在屋里转一个圈，说：“你们不干我干!你去指挥部队吧!” 洪学智见彭德怀发这么大的脾气，就说：“老总，你这么说，可是将军的话了。” “将军?是我将你的军，还是你将我的军?嗯?” 邓华又出来打圆场了，他说：“老洪，还是你干吧，你一来就兼管这事，现在让别人管也插不上手啊!” “我是管过，可我管得并不好呀!” “你没有管好，别人就一定能管好?”邓华说，“你就干吧。” 别人也出来劝洪学智，洪学智坐在那里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如果非要我兼，得让我讲个条件。” 这时彭德怀的气也小了一点儿，说：“什么条件呀?” “第一个条件是，干不好早点撤我的职，早点换比我能干的同志;第二个，我是个军事干部，愿做军事工作，抗美援朝完了，回国后不要再让我搞后勤了，我还搞军事。” 彭德怀一听，说：“我当是什么条件呢，行，答应你，同意你的意见。” …… 当天，志愿军党委作出了决定，洪学智兼任后方勤务司令。 彭德怀对洪学智说：“前方是我的，后方是你的。” 1951年7月，美国方面趁朝鲜北方发大水的机会，对我后方发动了一场绞杀战——“空中封锁战役”。想把我们的后方运输线彻底切断。 得知这一情报后，彭德怀特意把洪学智叫到桧仓。一见面彭总就说：“洪大个子，敌人要把战争转到后方了，这是一场破坏与反破坏、绞杀与反绞杀的残酷斗争，前方是我的，后方是你的，你一定要打赢它!” 洪学智深知肩上这副担子有多重。那些日子，他是吃不好睡不安，今天在这里看物资隐蔽，明天在那里布置假目标，后天检查防空哨的情况…… 他经常是上午在高炮部队，下午就到了工兵部队，晚上可能又是和铁道部队的领导同志研究工作。 一天，他又要到部队去检查，刚上路就碰上了敌人的b26飞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个隐蔽的地方都没有。 司机和警卫员都吓坏了。洪学智说：“别急!”
第38页 但他的心里可是很着急，这下可麻烦了。 他抬头看看飞机，嘿，怪了，b26怎么飞回去了? 再一看，原来是我们的飞机迎面冲上来了。洪学智一拍手说：“快走，我们的飞机掩护呢!” 为了打断我们的运输线，敌人的确也是绞尽了脑汁，改变战略战术。敌变我变，他变重点突击，洪学智命令高炮部队变“集中兵力重点保卫”为“重点保卫，机动作战”;你炸桥樑，我把桥藏起来，变成水中桥、潜水桥…… 人们都说，我们后勤有人有物的地方，都会有洪副司令的身影;哪里有一种新的对付鬼子的办法，洪副司令准会去哪里开会…… 打到后来，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也不得不对记者说：“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了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蹟。”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王波大校和洪学智将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的协助，特表示谢意。) 首任航天城司令孙继先 随着“神舟”五号的升空，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名声大振。这里是我国最大的也是最早建立的卫星发射基地。关于它的创建，关于它的历史，关于它的第一任司令员孙继先都有着非常传奇的经历和故事。 在1955年授衔的将领中，能有传说的人并不是很多，孙继先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位老军人对我说，孙司令的传说是提起来一串，放下去一堆。 先说几件奇事。 ——身经百战而身上没有一点伤，这不能不说是奇蹟。他从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到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结束，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都干过，参加过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上百次，敌人的刀枪不曾伤过他一根毫毛。当后人问起此事时，他总是说，子弹是长眼睛的。那言外之意就是，子弹不碰他。长征中血战湘江时，身为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手中的大刀砍卷了刃，刺刀也弯了，最后赤手空拳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究竟打死了多少个敌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是清理战场的时候，他把身上的血衣脱下来，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一点伤。战友问起时，他不像后来说得那般轻松，而是说，是早年学过的一身的武艺帮了他的大忙。 ——人们都说上将许世友是少林寺出身，并不知道中将孙继先是个武林高手。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到邻村郑庄寨拜了师傅学武艺，在师傅的引导下到河南商丘一个叫杨庄南馆的地方学习武艺。——这可是正经的学武艺，一套《杨家枪谱》要学上三年。孙继先不光学了枪法，刀、棍、三节鞭样样在行。在三里五乡可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有一次几小青年和他过招，三下两下就放倒了几个，他不客气地说：“你们，差点童子功。” ——对中国人来说，强渡大渡河绝对是一部英雄传奇。在这部传奇中孙继先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他小跑着来到安顺场。在半山腰的一个煤棚里，孙继先见到了脸色严峻的刘伯承和聂荣臻。刘伯承说：一营长，现在给你下达任务：一、消灭安顺场的守敌。二、最快的速度找到过河的船。三、立即过河。四、过河后迅速抢占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过河。每完成一项任务，点一把火为信号。在团长杨得志的率领下，孙继先从二连选了十七个勇士，用一条仅有的小船开始渡江。第一船过去了九个，第二船上去了八个，孙继先跳上船指挥。十八勇士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大渡河的第一条通道。 ——他对体育到了“酷爱”的程度。1935年的11月7日，为纪念十月革命节，红军搞了一个大的运动会，他个人拿了跳远的第一名。他带的队伍，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解放战争期间，他当22军军长时，亲自担任他们军的篮球队队长——这也开创了一个先例。军长当篮球队长，而且还是队伍中的中锋。不少老同志都记得，他们军的球队和宁波市代表队的一场比赛。军长亲自上阵，硬是把宁波队打败了。当时宁波队的人都说，你们军长都上了，能不胜吗?后来在济南军区当副司令员，分管体工队。他那可真叫管——有球必看。而军区的球队有比赛，他必到场。他不光看，还现场指挥。那个上，那个下，他都要管。他当时的目标是“四个第一”他所说的“四个第一”可不是林彪的四个第一，而是军区的男篮女篮、男排女排得了全国和全军的四个第一，教练说，我可不是教练，真正教练是孙副司令员。 …… 关于历史上的传说，不再赘述。下面笔记的是初创基地时，孙继先将军的种种行为—— 从兵团司令到“杂牌司令” 出任基地司令，对孙继先来说实在是太突然—— 1957年深秋的一天下午，身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孙继先突然接到了志愿军司令杨勇的电话，要他“马上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坐火车回国，接受新任务”。 “什么任务?”孙继先问。 “不知道。军委刚来的电报，你抓紧时间准备，火车票已经给你买好啦!” 军委调我回去干什么?他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头绪。——朝鲜局势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新任务”可能与朝鲜前线关系不大，……莫非台湾海峡有战事?那阵子蒋介石一直叫嚣反攻大陆，会不会调我到福建前线?
第39页 孙继先带着满脑子假设到了北京，一下火车，见到来接站的人，就说：到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的办公室。 肖华见孙继先来了，热情地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他们是老熟人了，红军时就在一起工作过。 “老孙呀，军委决定你回来，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给你一个新任务!”肖华倒是开门见山。 “肖主任，你说什么任务吧!” “筹建一个飞弹试验靶场!” “什么?靶场?”孙继先如入五里云雾之中。 肖华说：“是飞弹靶场!美国一直吹嘘，他们的两颗原子弹使日本投降了，韩战期间，它动不动就用原子弹吓唬我们，利用核讹诈称霸世界!虽然我们从来没怕过这东西，我们战略上一直在藐视它，但在战术上我们必须重视它，只有尽快制造出我们自己的飞弹、原子弹，才能打破美国的核垄断，粉碎他们的核讹诈。世界已进入原子时代，美、苏、英、法等国相继都建立了自己的飞弹(火箭)工业，如果我们落在后边，就会被动挨打!” 孙继先听明白了。沉吟片刻，他说：“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搞这么尖端的科技、这么重要的工作，我是一窍不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肖主任你知道，我一直是带兵打仗的呀!” 肖华说：军委觉得你能胜任，才叫你从朝鲜回来。聂帅还要和你谈。 第二天，张爱萍将军把孙继先邀到办公室见面，简要地交代了一下任务，就带他到了聂荣臻元帅家里。聂帅将中央的部署和决定向他作了传达，并语重心长地说：“这可不是当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强渡大渡河!这是尖端科学!是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攀登上去的。我们现在就是要走科技事业的长征路，要爬尖端科学的雪山，渡新时期的大渡河!这是关系军队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的大事，在这个重要任务面前，对我们是一次新的考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好这个任务。” 孙继先一直是带兵打仗的人，战争年代，首长交代任务他从未退缩过。而现在，面临的任务毕竟不是打仗，而是攀登科技高峰，这不是仅仅依靠一般的智慧和勇气能解决问题的。因此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回答：“坚决完成任务!”而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在孙继先的军人生涯中是不多见的。 也正是这时候孙继先才知道了我国初创时期的飞弹、火箭事业的有关情况： 1951年10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多方交涉和巧妙安排，物理学家钱学森携眷从美国经华沙回到北京。 1956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总参办公大楼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请钱学森同志给与会元帅、将军们谈“在我国发展飞弹技术的规划设想”。 1956年5月党中央根据军委会议的报告，决定建立并发展我国的飞弹事业。 l956年10月8日，成立以钱学森为院长的我国第一个飞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来代号为零零三八部队。 1957年8月31日中央军委讨论通过了五院提出的《关于建设飞弹靶场和试验场的规划(草案)》，决定开始筹建飞弹试验靶场，并成立了以炮兵政委邱创成为主任的靶场筹建委员。 1957年9月，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宋任穷上将访问苏联，与苏联签订了新技术协定。 1957年9月25日，经总参批准，炮兵组成了靶场筹建处，对外称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后来，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提出，组建飞弹靶场的工作炮兵干不了。为此，军委改变初衷，决定以志愿军二十兵团机关为基础，抽调干部组建一个出军委直接领导的飞弹实验靶场。) 1957年10月1日，中苏签订协定，苏联于12月派遣技术专家援助我国修建飞弹试验靶场。 …… 孙继先越来越感到这件任务非同小可，他再次找到肖华，把心里话和盘托出。 肖华拍拍孙继先的肩膀，说：“我知道你有些为难之处，事关重大，心里没底嘛，可以边干边学嘛!过去我们打仗，不也是边打边学会的吗?叫你干你就干，赶着鸭子上架也得干!我看你一定能干好!” 接着，肖华很自信地说：“我们有自己的专家!去年10月，国防部成立了第五研究院，就是专门研制飞弹的。从美国刚回来的专家钱学森在那里负责组织研究工作。他们是第一道手续，搞研究工作，你们是第二道手续，研究出来进行实验。你的任务就是组建实验靶场。”“钱学森这个人很了不起，是美国最早进行火箭技术研究的六个成员之一，他放弃了优越的科学试验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决心将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美国海军部次长金布尔曾说过：‘我宁愿枪毙他，也不让他回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五个师。’随后他就把钱学森监禁了起来。后经周总理、陈毅外长的多方交涉和巧妙安排，将钱学森一家接回祖国。” 肖华喝了口水接着说：“聂荣臻元帅和陈赓大将专门去了一趟苏联，签订了一个新技术协定，苏共同意帮助我们搞‘两弹’，他们的专家说，靶场要有地对地、空对空、舰对舰、地对空、地对舰、舰对岸、空对地等专业，他们将派48个专家分别到这些专业部门当顾问，中国也要有40多个专家与他们搭配。我们的专家已陆续调来一些，在炮兵大院东楼办公，暂挂‘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牌子，主要是为了保密，今后组建过程中还需要什么人，你可以从二十兵团里选调。”
第40页 “二十兵团还在朝鲜呢!” “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就这样，在毫无思想准备、没有任何退缩余地的情况下，孙继先来到这个最初叫“靶场筹备处”，别名“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地方。 很快，在北京市东直门外左家庄设了个办事处，有陆军、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雷达兵、电话兵、卫生兵、文艺兵等着装五花八门的人进出。当地老百姓经常好奇地询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呀，怎么什么样的军装都穿呢?” 有一天孙继先来到这里，正碰上有老百姓在问一个战士，战士没好气地说：“我们是杂牌军!” 孙继先自嘲道：“我从正经的兵团司令成了杂牌司令了!” “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说来也是一种矛盾现象，发誓“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孙继先，对基地建在酒泉附近并不十分贊同。晚年他还说：“把基地建在这里并非最佳选择。” 飞弹试验靶场的架子搭起来了，地点选定在哪里? 统帅部责成聂荣臻元帅组织飞弹试验靶场勘察小组。成员有聂帅秘书安东、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后装备部部长万毅、二十兵团司令员孙继先以及海军和空军的有关领导。 1958年年初，在料峭的寒风中，勘察小组乘坐的专机从北京出发，先向北到东三省，再飞内蒙古坦荡的草原，到宁夏、甘肃、新疆的无垠沙漠，从上海至青岛一线的海滩，到大西南崇山峻岭……它几乎飞遍了祖国的天涯海角。 飞机在河套以西银川市附近盘旋，孙继先看到，这里背靠有粮仓之称的“银川”，有生命之源黄河水，有可用于建立发射基地的山岭和荒滩。飞机在一片荒滩上降落了。勘察小组经过实地勘察，认为这是合适建场的地点。 回到北京后，苏联专家却认为，这里的地域还不够宽阔，地质条件还不理想等等。 又经过几天的寻找，勘察小组又选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地区(位于甘肃酒泉附近)的一块地方。这里地域开阔，有足够的建场面积。 苏联专家认为后一个地点好，孙继先等人认为银川附近好。两种意见分歧严重，孰是孰非，很难说得清楚。孙继先认为额济纳旗不仅交通不便，而且生存条件太差，增加了大量本来可以减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的消耗;从战略角度看，这里离边境太近，又是一片开阔的平地，无险可守，机械化部队只要两小时行程就可到达这里…… 军委经过多方考虑，最后还採纳了苏联专家意见，决定定点额济纳旗地区。 自己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军委作了决策，就要无条件执行。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孙继先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和作风。此次定点，军委决定后，他再没有说过二话。只是当他离休后，听说基地的家属孩子上学等问题还是不能很好解决的时候，他说过，要是把点定在银川附近就没有这问题了。 他第一次来到了戈壁滩，真正见识了“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天空飞鸟绝，大雁不落脚”的景象。同行的人都在骂这里的条件恶劣。孙继先低头不说话。 在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青山头”，他开口说话了，指着一片绿阴问： “这里为什么是绿的?” 同行的人告诉他，祁连山融化的雪水从较深的地层流经这里渗了出来，使这座孤零零的小出头披上了绿装。 他沉思良久，说：“这叫我想起在南京军事学院时刘伯承元帅提出的口号‘干在石头城，埋在紫金山!’我今天也提一个口号——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他百年之后，家人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埋在了“青山头”一侧的烈士陵园。 “伸手派” 孙继先曾经和人们说起基地初创时的情况，说：“我那时是一个光杆司令，既没有政委，又没有副司令，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钱，要设备。为要人，我几乎踏破了总干部部的门槛。要了政委，要副司令，要各部的部长……” 在孙继先受命组建飞弹实验基地任务时，国防部成立了一个“五部”。部长万毅负责二十基地的管理工作。孙继先去万毅部长那里“汇报”，万部长心知肚明，说：“你找我，是要人要钱。我既不管人又不管钱，我到哪里去弄啊?你要人，就直接去总政治部要，要钱嘛，恐怕找总长也不行，总长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去找总理了!” 孙继先又到罗瑞卿那里“汇报”，罗总长倒干脆，说：“我们一起去找总理吧!” 总理对发展我国的飞弹事业非常重视。在经济状况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批了五个亿，主要用于基地的基本建设，包括修专线铁路、军用公路和全部设备的安装费用等等(这里不包括购买苏联设备的费用，购设备属国家大项目，是由基地报计划，从外贸部出钱购买)。当时，周总理、罗总长用了很大精力亲自抓基地建，国家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保证基地的建设。特别是周总理，频繁召见孙继先，询问基地建设的进度。
第41页 在孙继先看来，一切事情都是有人干的。因此，在基地创建初期，他用了大量的精力来“要人”。总干部部对孙继先提名的干部，在严格政审的前提下，基本上是开绿灯的。原空三军政委栗在山被孙继光要来了，而且破格从正军提拔为正兵团，被任命为基地第一任政委。广州军区参谋处处长李富泽不想来，也被他拉来当了副司令。…… 总干部部要求，基地选调干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政治条件好，(必须做到三清白：家庭成分清白，个人历史清白，社会关系清白。)二是身体条件好，三是有一定文化程度。在20世纪50年代，从部队选调文化程度高的年轻人是有一定难度的，一是这样的人本身就少，二是即便有，原单位也不肯放。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援，送来了一大抢大学生，包括学纺织、学商业的等都送来了。由于专业不对口，孙继先只好把其中一些大学生(主要是纺织等专业的大学生)送了回去，并安排他们到专业对口的岗位工作。但有一些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坚决不走，立志留在戈壁滩，献身祖国的科研事业。孙继先最后拍板：“这种人统统留下，分配到各个实验部安排工作!给他们发挥自己才能的位置!” 后来，部队院校自己培养的大学生陆续分配到基地，特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和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毕业生的到来，为基地的技术力量增添了新的血液。这些军队和地方培养的大学生，本来可以选择到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们都选择了戈壁滩，他们在荒漠中奋斗了几十年，不仅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而且他们的爱人、子女也都奉献给了戈壁滩。 除了军事技术人员外，必须根据专家的要求选调专业人才。苏联专家提出需要调进一些懂得光学的人才，如果实在没有，调一些会照相的人也行，为此，孙继先曾从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上海、东北等地选调了一批专门照相的人;这些人经过自学努力，后来为进行飞弹实验，在拍片、观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苏联专家选调西餐厨师着实让孙继先费了一番脑筋。苏联专家吃不惯中餐，只能吃西餐，而且是十分挑剔的西餐。孙继先派人到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选调。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找个西餐厨师很不容易，找个年轻的西餐厨师就更困难了。 孙继先对李富泽说：“你亲自出马，无论如何也要找几个好的西餐厨师来。” 李富泽先跑到北京，闯到北京市一位副市长的家里，想从北京的大饭店里“抠”出两个西餐高级厨师来，“两三个就行。”副市长说：“实在对不起，我们的外事任务更重，西餐厨师还不够呢!”李富泽吃了闭门羹，出门上了火车站，连夜赶往哈尔滨。这里的市委书记是他的老战友。李富泽连求带赖，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市委书记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割爱给了他四个。 …… 那时一进入基地，就几乎与世隔绝。写信、与朋友交往都不允许泄露基地的情况，通信地址一律用代号兰州市×××信箱。孙继先本人在戈壁滩工作期间，从未在公开场合下露过面，国外情报机构寻不到他的踪迹，便说：“此人下落不明。”他的家人虽知他在西北工作，但谁也不知在什么具体地点、干什么具体工作，更没有一个亲属跟他去过一次基地。 1959年2月18日，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命令：“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9年2月5日命令：任命孙继先为二十训练基地司令员;任命栗在山为20训练基地政治委员……”从此，不再使用“二十兵团”、“二十基地”等名称和“零零二九部队”的代号。2月25日，总政治部批准组成基地党委常委会，书记孙继先，副书记栗在山。 至此，孙继先奉命组建的飞弹试验靶场，成为我国最早承担陆、海、空三军各型飞弹试验任务的综合型发射试验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中央军委赋予的科研项目和飞弹试制品进行试验，对工业成批生产的飞弹产品进行检验和对战斗部队进行飞弹使用和维护管理等方面的训练。 创业轶事 创业艰难百战多。 基地初创时期孙继先和他的战友们经历了怎样的困难和洗礼，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二十基地的老人，多次向我叙述起他们如何被40c以上的气温蒸烤，如何被铺天盖地的沙暴掩埋，如何被第一次喝到人血的蚊虫叮咬，如何被严寒和饥渴折磨……同时老人们也会告诉你一些听来似乎不是很沉重，却又很有意味的轶事。特别是关于司令员孙继先的。 轶事之一：用北京建人民大会堂的材料，建西北的人民大会堂 定点额济纳旗后不久，周总理连续两次召见了孙继先。当时，苏联的飞弹发射装置陆续运到基地，其中地对地、空对空、地对空、空对舰、舰对岸等发射装置，用于跟踪测量方面的装置，如：kt—60、kt—50等也运到。总理询问什么时候能搞好靶场?什么时候能发射?孙继先一一作了回答。总理又问起当地的社会情况，孙继先汇报说：“当地只有800多人口，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额济纳旗的蒙古族牧民为了支援国防建设，他们把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荒漠绿洲让了出来，在旗政府的率领下，捲起了帐篷，赶着牛羊，扶老携幼，远迁他乡……”总理再三嘱咐孙继先一定要把基地的工作搞好，同时又一再嘱咐他一定要把民族团结工作做好。
第42页 后来在铁路和公路工程紧张施工的时候，总理又不止一次地询问孙继先：公路修得怎么样了?铁路何时通车?什么时候能发射?等等。基地大规模的施工建设即将结束时，总理最关心的便是飞机场的修建情况，经常询问飞机什么时候可以在基地着陆等问题。那阵子，孙继先经常就基地建设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和面临的困难、问题，向总理如实地汇报，总理对基地建设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孙继先说：“我们基地的建设没有总理的直接关怀是建不成的。” 有一次，孙继先听说北京建人民大会堂剩下些边角料，便说：“总理，能不能把这些边角料给了我们?” 总理说：“你要它干什么?” “我们在那里安家，想建个基地礼堂。” 总理说：“好哇，批给你们。” 不久，这批材料运抵“东风”(基地所在地名)。孙继先专为此事开了一个会。他说：“我向总理要来了建人民大会堂的材料，我们在基地建一个礼堂，要一流的设计，一流的施工质量。再过三十年也不落后。” 因此，人们说孙继先要建西北的人民大会堂。他说：“就是要有人民大会堂的质量。” 不久，一座漂亮的礼堂拔地而起，在当时的西北地区首屈一指，堪称建筑精品。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北仍属先进之列。可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这座礼堂的顶盖和木质结构化为灰烬，但它的地基和四壁却完好无损，人们在原基础上又重建了一座礼堂。可见，当年的设计水平、施工能力和建筑质量是多么的优秀。 轶事之二：和陈士榘上将“叫板” 1960年夏，基地早期基建工程的任务完成后，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想到自己的部队连个像样的营房都有没有，就下令，撤离基地的工程兵将剩余建材全部带走。 就在他们装车的时候，二十基地的官兵报告了孙继先。 孙继先把副司令员李富泽找来，说：“他们要把东西都拉走?” 李富有泽说：“东西是二十基地的，不是他工程兵的，拉走，没门!” 孙继先说：“你立即去把“东风”至清水的军用铁路线给封了。” 李富泽指挥重兵，拦住运料军列。双方形成僵局。陈士榘一个电话打到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那里，说二十基地拦他们的车，杨成武把电话打到孙继先那里问情况。结果陈士榘、孙继先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 最后，杨副总长说：“两个兄弟部队总不能打起来吧?这样吧，孙继先你先放行，再解决争议。” 孙继先不服，说：“杨副总长，服从命令可以，这事情怎么解决?” “总部立即派人调查。” 孙继先下令撤走了部队。陈士榘急忙将部下拍摄的大批反映工程兵指战员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照片，带到了总部首长那里，要求总部首长允许将二十基地基建“剩料”拨给工程兵建营房。 “官司”打到总参谋长罗瑞卿那里，决定让陈士榘将“剩料”原数退还二十基地，并十分严厉地说：“国家供给二十基地的建材是不允许随便挪用的，本来运进去就不容易，又把它运出来，下一步二十基地的建设怎么搞?!如果陈士榘执意不退还这些‘剩料’，那他就是窃国大盗!” 最后，陈士榘如数退还了“剩料”，了结了这场纠纷。 其实，陈士榘和孙继先的私人感情一直很好，陈司令员很赞赏战争年代自己手下的这员战将，孙司令员也一贯敬重这位身经百战的老上级。这个时候，他们没有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而闹别扭，而是为国家、为士兵的利益发生争执的。事后，他们言归于好，友谊长存。 只是孙继先去世后，陈士榘对孙继先的儿子说：你父亲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大! 轶事之三：“兔司令” 二十基地的初创，正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的大饥荒使创业者们原本十分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此时的孙继先将军作出过不少的惊人之举： ——一天，孙继先召开常委会，他说：“今天不为别的事，请大家算一笔帐。” 他说，“二十基地位除了享受11类地区(北京是6类地区)的工资外，国家还允许享受一定比例的边疆补贴，两项加在一起，与在内地工作的同志相比，差不多等于拿双份工资。如果我领取这双份工资，数额将超过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比比贡献，自己怎能么和毛主席相比?” 他明确表示：国家面临困难时期，他只按当地标准拿工资，别的补贴一分不拿。 司令员不拿，别人谁还敢领?于是，二十基地的官兵只拿当地的工资，不再另要边疆补贴了。 直到国家经济状况好转以后，二十基地才恢复边疆补贴。 对此，人们褒贬不一，孙继先本人到死不悔。 …… ——他召开基地党委会，请来了一个司务长。他说：“今天我们请他讲讲外出採购的情况。” 原来，这位司务长路过甘肃省境内的一个村庄，发现村里死气沉沉。甚至有人饿死在街上，青壮年身体虚弱的难以出门，不少人已躺在床上饿得奄奄一息。
第43页 孙继先说：“从明天开始，组织部队轮流到这个村去看一看，回来后就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于是一场自发的募捐活动开始了。孙继先和基地的领导带头捐了粮票和衣物，指战员们把自己原本就十分紧张的粮票和油票捐给生命垂危的饥民。有的同志自己本身就营养不良，甚至患了夜盲症或浮肿过多次，也从自己的口粮中扣出一斤、两斤给饥民;有的同志刚结婚，就把自己新婚的红毛衣和花被子捐了出来…… 看到这样的场面，孙继先脸上有了点表情，说：“这才是二十基地作风!” ——他的秘书因营养不良腿脚浮肿，体检时发现转氨酶增高，秘书怕自己的病传染给他，有意与他保持距离，他说：“没有关系，我回北京吃点好的，抵抗力就上来了。”秘书跟他回到北京家里一看，才知道司令员说的是假话。他上中学的长子十四五岁，已连续三次发生浮肿;七十高龄的老父亲和妻子也得了浮肿病。孙继先飞机上发的黑面包(陪同苏联专家才有)自己没有吃，带给了老父亲。看到这一切，秘书含泪走开了。 ——人们记得，孙继先将军带着基地第一代领导在戈壁滩上修建水库的情景;人们不会忘记为解决生活问题，他组织打黄羊时的身影;人们至今都可以看到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决定》。要求：“多种植高产作物，要切实精耕现有熟地，同时要完成已分配的开荒数字，为部队生产基地打下基础。”同时强调：“生产中要注意和地区绿化工作相结合，要按规划开荒，保存林木草原，不得滥加砍伐……。”在下达的生产指标中，要求部队“达到蔬菜全部自给”，对粮、油、畜等也规定了指标，其中“进行养兔试点”的要求，闹出了一段笑话： 当年，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科教片，描述了一个农村姑娘用放养的办法养鸡，既节约饲料，又能多下蛋，这个姑娘只要一吹哨子，满山遍野的鸡就跑了过来，人称这个姑娘为“鸡司令”。孙继先看后产生联想：这戈壁滩到处都是兔子能吃的沙枣树和骆驼刺，兔子繁殖力那么强，何不从幼兔开始吹哨放养，如能成功，既节省了餵兔的菜，又增加了兔肉产量，何乐而不为呢?他指示后勤部门试一下放养餵兔的方法，后勤的同志说：兔子与鸡的本性不同，一吹哨就会吓跑的，根本搞不成“兔司令”。他说：“你不试怎么知道不行?” 人们只好去试验，他也参加这种试验。结果显然是失败的，但他的良苦用心和急迫心情谁能不理解呢? 与苏联专家的碰撞与合作 有一年，孙继先应周总理邀请回京参加“五一”节活动，在总理住所紫光阁参加舞会时，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就把他请到了春寓宅。毛主席见面就问：“孙继先，你学到了点东西没有?” 孙继先当然明白是指苏联专家，就回答：“学了一点。” 毛主席问了一些苏联专家的情况，鼓励孙继先尽量多学一点东西，使自己能独立指导飞弹发射工作。那时，孙继先几乎每周去专家那里2次到3次，认真观察和学习，尤其是最关键的技术——地对地的操作，他不但学会了地对地发射指挥操作技术，而且连地对空等操作技术也学会了。 毋庸讳言，二十基地的创建与苏联专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二十基地组建至专家奉召返回，先后聘请了三批专家共163人。前两批专家是国防科委直接聘请的，第三批专家的聘请工作是二十基地办理的。 第一批专家36人，由盖杜科夫少将率领，分别于1957年12月和1958年2月来华，并于1958年4月全部回国。主要任务是勘察定点，选择靶址。 第二批专家35人，由乌斯和培拉夫率领，于1958年9月开始陆续来华，同年12月全部回国。这批专家主要在工程兵设计院做基地建设的设计工作，他们曾帮助基地提出过在国外订货的清单，较系统地讲解过靶场的试验工作，并编写过一些讲义，等等。 第三批专家91人，由谢列莫夫斯基和柯瓦廖夫中校率领，于1959年3月至1960年5月陆续来华，其中37人因工作期满或工作调动，于1960年8月4日前回国，其余54人均于8月4日到8月24日奉召突然撤走。这批专家多数来自苏联的靶场和工厂，主要任务是帮助基地安装设备、组织训练和试验，少数专家是临时帮助执行p—2火箭发射任务的。他们曾帮助基地审查编制、编写工作条例和职责，训练部队的技术人员和安装特种设备等等。 孙继先接触的第一个专家是盖杜科夫少将。他是第一批名专家中军衔最高的。此人做事喜欢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态度十分傲慢。孙继先最不能接受的是盖杜科夫用讽刺和挖苦的语言讥笑中国军人缺乏飞弹知识。孙继先认为“我们请你来当专家，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不是请你来讽刺和挖苦的”。 1958年之交，火箭运载核弹头的弹着点问题提上了日程，组成以陈士榘为组长，孙继先为副组长的勘察小组，成员有安东、万毅、赵东华(工程兵参谋长)、随行秘书、翻译等七人和苏联专家盖杜科夫少将一行4人，共计11人。飞机自北京经太原、银川、兰州，在新疆的哈密机场降落。第二天勘察小组人员分乘两架直升机飞向敦煌以西的死亡之海——罗布泊上空。经空中察看，初步商定：哈密以南、敦煌以西的开阔区域为试验区域，这也就是后来的马兰基地(二十一基地)。
第44页 在这次勘察中，经历过一次“钻口袋”般的惊险飞行。天山一条幽深神秘的峡谷吸引了盖杜科夫少将。他对驾驶员说：“飞进去。”驾驶员说：“这里不是航线。”“那也飞进去。”飞机开进峡谷。结果越飞山越高，越钻谷越深，钻到后来，看不到山顶了，峡谷也越来越狭窄了，飞机像钻进了一个袋子，一片阴森的感觉，令人毛骨悚然。 驾驶员说：“这里不是航线，请首长有思想准备!”顿时，几个苏联人的脸色苍白，陈士榘也有些紧张。 飞机的机翼碰在树叶上发出了“哗拉哗拉”的响声，不知谁冒出来一句：“完了!” 话音未落，飞机又拉了起来，在峡谷中探路飞行。孙继先平时话就不多，这时，他说了一句：“请大家不要紧张，飞机上有足够的油，是可以飞出去的!”他深信有山就有谷，有谷就有口，只要驾驶员冷静下来，就能选准航线，飞出峡谷。他用十分坚决的口吻指挥驾驶员：左边是苏联，右边是中国，只要见到山口就朝右拐，哪怕是飞回原路，也能飞出去。驾驶员照此办理，终于飞出了峡谷，在阿科苏降落了。 下飞机后，孙继先对盖杜科夫少将说：“这次勘察，你没经过小组长的同意，就进了驾驶舱指挥驾驶。飞机出了问题怎么办?后来又提出钻进峡谷的要求，险些出事故!你必须好好地接受教训!” 回到乌督木齐，同行的另外三名苏联专家和在家的苏联专家一起，对盖杜科夫好一顿批评，一直到半夜，据翻译传来的消息说，大家指责他时说：“要知道飞机上有一个上将、三个中将，你这样的做法，万一飞机出事，怎么交代!”他却十分轻松地回答：“到那时还交代个屁，连我自己都‘交代’了!” 紧接着，他们又到葫芦岛勘察海军飞弹弹着点，临近县城的时候，天已近傍晚，盖杜科夫突然提出要到城南边的深山里转转。 同行的人劝他：“你还是不去的好，那里边可能不太安全。” 他说：“不安全?!我们苏联人不怕!” 孙继先毫不客气地接上—句：“我们中国人更不怕!不让你去是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对你的安全是要负责任的。如果非要去，我可以陪你去。” “你敢去?”盖杜科夫执意要显示自己的胆量并想将中国人一军。 孙继先轻蔑地一笑，说：“走!” 天色暗了下来，这山沟越走越深，周围静悄悄、阴森森的。孙继先告诉他：解放前这里有土匪，现在山里边会不会有坏人出没，难以料定。盖杜科夫有点害怕了，对孙继先说：“还是回去吧，在这山沟里，真出来几个土匪，我们就都完了。” 孙继先却来了精神，说：“我打了一辈子仗，还怕土匪?我不怕，你怕你回去吧!” 盖杜科夫知道孙继先话中有话，再也没有了平时的骄横，执意要孙继先一起返回。 第二天，苏联专家们狠狠地批评了盖杜科夫，说他逞能，逼着中国的将军进深山，很晚才回来，出了问题是要负责任的! 盖杜科夫却说：“孙，胆子大。” 直到他回国临别时，还伸出大拇指说：“孙司令员——真正的军人。” 当年，我国向苏联聘请专家，并不是要几个就来几个，而是他们想来几个就来几个。有时我们需要测试或发射专家，他们来的却是安装或者工程的专家，甚至还出现过什么都不会的“专家”。其中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安装专家”，什么技术也不懂，来了几天就回去了。今天来明天又走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个别“专家”是克格勃身份的，对其他专家暗中监视。有一次，一个专家讲课讲到要害处突然不讲了，孙继先当场问：“为什么不讲了?” 这个专家见孙继先十分严肃，慌慌忙忙地答了一句：“下边的内容保密，不能讲。” 孙继先火了，说：“老师教学生还要保密?” 说完拂袖而去。当晚，这个专家独自来到孙继先的宿舍，靠近孙继先的耳朵说：“你别生气啦，是有人不准讲，明天我接着讲!” 孙继先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日子里，和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1960年8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几天之内撤走全部专家的时候，有些专家还在许多细节上帮助了我们，使基地的建设减少了许多损失。 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上校是苏联自己靶场的副指挥，是内行专家，什么都亲手干，把着手教给中国人技术，讲课也不对中国人“保密”，孙继先与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有一次，讲完地对空飞弹的课后，他悄悄对孙继先说：“给你们的资料都不能用。地对空资料有两种：一种是实验阶段的，另一种是成功阶段的，你们拣后一种用。”后来他又告诉孙继先“地对地的资料也不行，是实验中已被淘汰的资料”。引起了孙继先的警惕。 专家组副组长柯瓦廖夫中校与基地副司令员李富泽的私人感情也很好。为了躲避克格勃的监视，有时趁克格勃醉酒之时，把李富泽副司令员和一些技术干部请到自己的卧室进行个别辅导。……
第45页 1960年夏季，苏联专家驻我国国防部首席顾问巴托夫大将刚从莫斯科来到北京就乘专机来到了戈壁滩，名为看望专家，实为秘密布置撤离。在欢迎的宴会上，这个外号叫“黑泥巴”的大将突然指着谢列莫夫斯基宣布：“他，明天就要回国了!” 谢列莫夫斯基和孙继先都怔住了。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孙继先起身对巴托夫说：“大将同志，我们这里工作刚开始，还没有履行完合同，谢列莫夫斯基上校怎么能中途就走?” “黑泥巴”说：“这是上级的决定!”…… 当天晚上12点钟，谢列莫夫斯基来到了孙继先的宿舍，对他说：“发给你们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笔记本上。隔几天，苏联的专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笔记本也会统统带走的。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内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 孙继先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说出了两个字：“同志。” 谢列莫夫斯基嘱咐：“今晚我来这里，对谁都不要说，包括栗政委、李副司令员都不要说。” 孙继先立即调动所有能拍照的中国技术人员到工作间作好拍照准备，并严格保密。同时，与周总理接通电话，汇报了这一情况和安排。 总理指示：一定要把笔记本内容全部拍下来。照片拍完后，孙继先又给总理回了个电话，总理在电话中连声说：“好，好，好!你们做得很好，很及时!” 后来，孙继先把从笔记本上拍下来的资料拿到“五院”，与五院研究的资料一对照，证明了谢列莫夫斯基的笔记本上的资料是完全正确的。应当说这位苏联专家组长为中国火箭实验少走弯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少年后孙继先说起他，还说那才叫国际主义战士!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柯瓦廖夫回过一封信，说他回国后，年龄尚轻，就提前退林，返回到自己的故乡——顿河旁的一个小村庄里。但他对中国人民的情意仍深厚无比。他在信中说：“我们中苏两国之间有源远流长的友谊，尽管天空出现了一团乌云，我还是坚定地相信，乌云一定会散去，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总会结束的……” 红箭腾空 基地从开始组建那天起，孙继先就同基地党委的同志一起，本着“边组建、边建设、边训练”的方针，在北京的通县、长辛店等地对试验部队进行技术培训，基地的领导机关和各试验部则由苏联专家负责讲授实验法。1960年初，基地接收工程设施后，开始对苏制样机、设备进行安装调试、校正和组织合练。广大科技人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经过刻苦钻研，初步掌握了设备性能和试验方法。 我国在东风基地发射的第一枚地对地飞弹，是苏制p—2飞弹，这枚飞弹于1958年秋天就运到了戈壁滩。由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基建工程，所以1959年才开始做发射试验任务的准备工作。到了1960年2月19日，国防科委正式下令，决定于1960年的5—6月份发射苏制p—2飞弹。这次试验任务的代号是101任务。 接到任务后，基地专门召开了一次研究试验任务的党委扩大会，会上孙继先强调说：“飞弹发射，从基地首区打到安西落区，一打就是500多公里。我们过去谁见过?基地不少人原来是干炮兵的，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火炮，也只能打几十公里，最多一百公里。所以，我们首先要转变观念，从常规武器的使用转变为飞弹武器的发射试验。” 他提醒自己的同事：“这可是我国第一次发射地对地飞弹啊!这件事非常光荣，非常伟大。我们能参加，也非常荣幸。我们每一个党委委员都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履行好职责，使基地党委的决定和意图落实到你所分管的单位中去。从2月份开始，基地的中心工作就是试验任务，其他工作都要服从试验任务，有矛盾时要给试验任务让路。” 1960年4月2日，孙继先司令员、栗在山政委向基地参试官兵下达了101任务第一号命令。正在这时，苏联专家以“中国生产的液氧不合格”为由，不让我们用自己的液氧发射飞弹。 按中苏国防科技协定，苏方应派专家到中国传授发射技术。当时，我国尚缺乏液氧推进剂的生产技术，兰州一家化工厂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依靠科技人员和工人研究并生产出了我国自己的液氧推进剂，经化验，完全合格。当时的专家组组长契尔阔夫却藉口要回国覆核化验结果，硬是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最后，他们的回答是：“你们的燃料不合格!” 孙继先要求他履行合同，帮助解决技术问题，他却说：“这是国家之间的事，有个责任问题，我们不便插手。” 孙继先拍了桌子，说：“有责任，我们承担，你不必担心!” 契尔阔夫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表示：“非常遗憾，这是我们上级的指示，我们不能违抗。” 当国产液氧从兰州运到基地时，契尔阔夫俨然以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口气劝阻中国人不要用这些燃料，否则会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同时，他一再表示：“苏维埃社会义共和国联盟一向最讲信誉，由苏联生产的液氧一定按合同准时运到!” 就这样，我国自行研制的后来被证明是十分合格的价值150万元人民币的整车厢燃料白白地倒进了沙海，燃起了熊熊大火，中国人民的心血就这样简单地化成了烟云……在场的官兵，许多人都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第46页 契尔阔夫“讲信誉”的话说完没多久，苏联国防部就给中国国防部发来了电报：“因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不可抗拒的事故，不能履行合同。” 显然，苏联政府是没有诚意的!孙继先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在山代表二十基地全体官兵上书军委，强烈要求用自己的液氧发射火箭。 为此，周总理在紫光阁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彭德怀元帅、聂荣臻元帅和国防科委的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聂帅明确指出：苏联停止燃料供应，绝不是技术上的原因，而是政治上的原因!彭老总说，赫秃子欺人太甚，我们中国人不是随便让人捏的。最后，周总理说：二十基地的指战员们一致要求用国产燃料，他们自己检验这些燃料是合格的，我同意他们的意见，同志们的意见怎样?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总理在基地打来的报告上亲笔批了二字：“同意”。 紫光阁高级军事会议结束后，周总理招招手说：“孙继先你留下。” 总理问孙继先：“你坦率地回答我，第一次发射地对地飞弹，你有多大把握?” 孙继先说了四五条天时、地利、人和等完全有把握的依据，但还是回答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 总理又问：“那百分之二十呢?” “因为是第一次，缺乏经验。” 总理对这样的回答很满意，说：“不错，万事开头难。这件事我们过去没干过，一定要认真细緻，稳妥可靠，争取胜利。你们就大胆放手干吧。” 会后，张爱萍经过在二十基地实地考察后，向军委写报告，建议在9月9—15日期间，选择时机进行发射试验。 转眼间到了8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断绝援助。“老大哥”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们一下子停止了对我国提供的一百多个援助项目：使我们的飞弹试验部队面临着最艰难、最严峻的时刻!刚刚建起来的火箭发射场，有许多仪器和设备将被搁置沙海之中;不少设施建了半截被迫停了下来;主要技术资料和图纸全被苏联专家带走…… 然而，二十基地的创业者们以加倍的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他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解飞弹发射试验任务!由于准备充分，1960年9月3日，罗瑞卿总长亲自批准了p—2地对地飞弹的发射计划。 9月10日清晨，孙继先绕首区3号发射场转了3圈，他要从最坏的方面作好准备!他又来到了消防队，作了最后一次试前检查…… 7时42分，点火按钮起动，伴着一阵震撼大地的轰鸣和尾部燃烧的火光，飞弹腾空而起，7分钟后，准确地击中了安西弹着点的目标。成功了!在苏联专家撤走后17天，二十基地用自己的液氧，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地对地飞弹。 地对地飞弹试验部吕琳部长迅速将参试人员集合在发射场上，孙继先用洪亮的声音自豪地宣布：“苏联专家撤走后仅17天，我们在没有任何经验可提供借鑑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用国产推进剂，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地对地战略飞弹。这说明我们的基地有能力完成新武器的发射试验任务!参加这次任务的所有单位的人员都付出了辛勤劳动，我代表基地党委和领导向全体参试单位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衷心感谢!” 第一枚使用国产燃料发射地对地飞弹试验成功后，整个二十基地又立即投入了第一枚国产地对对飞弹发射试验紧张的准备工作。 一天晚上，孙继先接到了周总理的电话。总理说：“钱学森同志要亲临发射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我们的国宝——钱学森同志就交给你啦，你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孙继先知道，苏联在进行火箭发射试验时，曾经有过几次液氧爆炸事故的教训;其中一次竟然死了一个元帅、两个上将和几个中将，共死了十七名将军。这回我国第一次用自己生产的液氧发射国产的地对地飞弹，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1960年11月4日，聂帅和钱学森同机飞抵二十基地。在孙继先等基地领导人的陪同下，他们视察了技术阵地和发射场，在询问了每一个关键性的细节后，聂帅十分关切地问道：“能不能准时发射?” “不会推迟!”孙司令员回答。 钱学森又提醒道：只有搞好预测，才能避免失败，因为这是科学。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孙继先已组织过多次检测工作，对这次发射试验，他早就胸有成竹了! 11月5日晨，撤离场区的警报机响了，孙司令员陪同聂帅、钱学森等进入了敖包山指挥所…… “三十分钟准备!” “十分钟准备!” “一分钟准备!” “点火!”“隆隆”巨响，震撼着荒原。我国自己生产的第一枚地对地飞弹“东风1号”在滚滚气浪中腾空而起，飞向大漠深处。几分钟后，飞弹在预定弹着区爆炸，腾起沖天的烟柱! “成功啦!”“成功啦!”基地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中。 聂帅紧紧握着孙继先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成功了，谢谢你，感谢基地，感谢全体参射人员。你们为祖国争了光，争了气。……这是我军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有了自己的飞弹!”
第47页 有胆有识郑维山 有人说，战将之所以成为战将，就是靠了他们的胆识。 这话多少有点绝对。战将之所以能够成为战将，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没有胆识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一员战将，却是大家都公认的。 说到战将的胆识，不少老同志会说到出生在大别山区的郑维山将军。 血与火——艰苦卓绝出胆识 人的胆识，有先天的成分，也有后天的因素。 大别山人的骨头硬，大别山人的胆子大!出生在大别山的郑维山，从小就开始接受血与火的洗礼。他刚刚记事的时候，父亲就是村苏维埃主席，赤卫队员，那时的阶级斗争可真是你死我活。幼小的心灵很快就懂得什么是仇恨，什么是革命。他和小伙伴为父亲的革命活动望风送信，13岁就当上了少先队员。在国民党对根据地实行“三光”(烧、杀、抢)的清剿中，他的父亲和叔叔都壮烈牺牲。面对白色恐怖，有人吓破了胆，而只有15岁的郑维山却带着70余名赤卫队员参加了红军。 郑维山很幸运，来到鄂豫皖红1军第1师，成了徐向前师长的传令兵。三年以后，刚满18岁的他担起了红9军第27师政委的重担。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就是胆大，不怕死。” 他当政委后的第一仗——夜袭陇南五里墩，打垮敌4个团，俘敌300余人，杀出了威风，部队传颂“新来的政委是个胆子特别大的猛将”。接着，他又先后到30军89师和红四方面军的主力88师任政委，在黄猫哑战斗中，歼敌14000人，他率“夜老虎”团夜袭二郎山，全歼川军“王老虎旅”，使88师形成了“近、快、猛、狠”的战斗作风。 在长征途中，他三爬雪山、三过草地、九死一生，三次参加红军主力会师。在迎接红二方面军时，他不惧张国焘的淫威，向任粥时、贺龙、关向应详细汇报了张国焘闹分裂时情况，表达了自己和部队的困惑和不解，并将张国焘以中央名义发的文件交给他们，以当时所能採取的方式进行了维护党的团结的斗争。在第一次过草地后，他在包座之战中率部打援，採用隐蔽接敌、突然攻击、猛插分割的战术，经半日激战即歼敌一个整师，为打开红军北上通道起了重要作用。 此后，郑维山1936年年底随西路军西征。他带领的88师作为主力，始终处于最艰险的战斗中。在他参加指挥的四十里舖、永昌、八坝、水磨关、倪家营子等多次大血战，最后，他奉30军首长的命令，把师里所有能参加战斗的人员组织起来，在梨园口、康隆寺以死阻敌。他身先士卒、浴血奋战，直至部队被打散，他自己头部负伤昏迷。——这是郑维山一生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的。他和副师长熊得臣在祁连山下的一个小村子里，被三兄弟救下，给了他们吃的，还把他们藏在一个山洞里，逃过马家军的搜捕，他们才得以讨饭回延安。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郑维山都有不俗的表现。他从一名红军战士成长为一名高级指挥员，作为战将的胆略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 新保安——有惊有险见胆略 如果翻阅当年的历史资料，你会看到当年的平津战役被称为“平津张战役”。为何?这要从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说起—— 辽渖战役结束后，当时在北平的傅作义面临三种选择：一是按蒋介石的想法，南撤，但傅作义一直担心被蒋介石吞併。二是西撤绥远，然而那里地瘠民穷，兵源枯竭，补给困难，终非长久之计。坚守北平?坚守的前景也不看好，不过，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地区人多地丰，交通便利，守撤回旋余地大;辽渖战役刚结束，东北野战军不可能马上入关，正值隆冬严寒，难以远征，即便要打，自己具有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优势，可以争取胜利。几经考虑，傅作义终于作出“暂守平律，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基本方针。 因此，他的56万兵力，收缩在东起北宁路的滦县，西至平绥路的张家口，长达1200华里的地带，以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张家口为重点，摆开一字长蛇阵。 毛泽东针对傅、蒋之间的矛盾，和博作义是撤、还是守的踌躇难决的心理，制定了将敌“抑留华北，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考虑到淮海战役一旦打响，徐州告急，傅作义极有可能南撤或西退。毛泽东审时度势，决意在平津张一线打大仗。于是开始了紧张的调兵遣将——此时的华北我军，第1兵团在围困太原;第2兵团粉碎傅作义突袭石家庄阴谋后，在河北曲阳地区休整，准备开太原参加会战;第3兵团远在归绥。中央军委果断决定： 1.第3兵团回师张家口，以防傅作义率嫡系撤;2.缓攻太原，以免过早攻克，使傅作义感到孤立;3.令东北野战军迅速隐蔽入关;4.派人与傅作义联繫，稳住他。 先打位于北平西的平绥路家口，是毛泽东的一着高棋。平绥路是傅作义嫡系逃往绥远的惟一通道，张家口又是傅作义的重要军事基地。既可切断敌西逃之路，又可调出北平向张家口援之敌，同时，将敌注意力吸引到西面，又能掩护我东北野战隐蔽入关。真可谓一石三鸟。 毛泽东命第3兵团必须于11月25日由现地发，以6天时间(愈快愈好)到达张家口附近，以抓住张家口敌不使往东逃掉为原则。并特别强调，抓住、包围敌人之后，攻击，以吸引北平之敌西援，然后协同第2兵团和东北野战军遣兵团，把傅作义主力分割包围于平绥线上。
第48页 11月29日夜，随着一阵猛烈的炮火，第3兵团包围张家口战斗打响，井迅速形成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平津战役从此拉开序幕。 正如毛泽东所料，傅作义非常害怕失去张家口，急令丰臺的第35军两个师和驻怀来的第104军第258师分别乘火车、汽车增援张家口;同时，将第104军主力和第16军分别西至怀来、昌平、南口地区，以确保平张路畅通，留有后路。这正是毛泽东所期望的。 第35军是傅作义的“命根子”，抓住了35军，就抓住了傅作义，也就拖住了平津地区的国民党部队。所以，当第35军到达张家口后，毛泽东立即亲拟电稿，命令第3兵团“筑工围好，不使敌跑掉”。 同时，命令东北先遣兵团急进，包围怀来、南口之敌，隔断昌平与怀来的联繫，击退北平增援之敌。命令第2兵团迅速开向宣化，奔袭下花园地区，破击平张，隔断张家口与宣化的联繫。 就这样，各路大军开始紧锣密鼓地行动着。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12月5日，秘密入关的东北先遣兵团攻打密云，使傅作义大为震惊，他感到情况不妙，马上飞往张家口，亲自部署第35军回撤北平。同时令第104军、第16军同时向西运动，接应第35军。 12月6日中午，第35军从张家口乘300辆汽车扬长东去。得知第35军东逃，而我第3兵团又未能及时阻击，毛泽东火了，指名道姓地批评第3兵团： “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繫的任务，放35军东逃是极端错误的。今后杨(成武)、李(天焕)任务是包围张家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东或绕道跑拐(主要注意不使敌西逃)，如敌逃跑，则坚决全歼之。杨李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 同时，在电文中，毛泽东把堵住第35军东逃的任务交给了第2兵团。 现35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得志)、罗(端卿)、耿(咫)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 当然，这一切都是东北先遣兵团攻打密云引起的，在发了上述电文的同时，毛泽东给东北野司发出了电文。电文中，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林、罗、刘。电文最后说： 希望杨罗耿能于6日或7日早在下花园、新保安线上抓住15军及104军，而怀来之敌亦未跑掉，你们可协同杨罗耿歼灭该敌。 此时，第2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正率各纵队火速开进。然而，百里以上的路程，至少一天时间。同时，他命令位于平绥线的4纵第12旅顽阻击，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为主力赶到争取时间。郑维山率3纵直奔新保安。开进途中，郑维山凭着对战争的敏感，嗅出了非同一般的火药味。傅作义的第35军刚到张家口，又急忙撤回北平;我方呢，电报一封比一封火急，快走!快到位!这说明什么?双方最高统帅层都在作部署、调整。这意味着我军要对傅作义、对北平动手了! 8日黎明前，第2兵团各纵队才从西、南两面全部到达新保安，将敌包围。郑维山率3纵立即投入了抗击敌35军突围的战斗。 第35军之所以能被围在新保安，和35军军长郭景云有直接关系。在他看来，从张家口到北平开汽车不过一夜路程，回去不至于有什么问题。12月6日中午，他的车队呼呼拉拉出发了，很顺利地过了宣化。再往东走，就不那么顺利了。我地方部队不停袭扰。当晚只得宿营鸡鸣驿。7日晨，郭率35军继续东进，遭到早已在新保安布防我冀热察军区部队和华北第4纵第12旅的猛烈阻击，只好求傅作义派飞机前来助战。尽管第12旅作战勇猛，但势单力薄，且战且退，战至下午6时，35军全部占领新保安，当晚在新保安宿营。 8日下午，郑维山收到了兵团急电： 军委已严令责备我们到达太迟，致敌35军得以东突，影响整个作战计划。现要我们确实包围着敌35军于现在地区，并隔断与怀来的联繫。如果跑掉，由我们负责。我们已对军委负了责。因此，我们亦要求你们严格而确实地执行我们的一切命令，谁要因疏忽或不坚决而放走敌人，是一定要追究责任的。 这样的电令是很少见的。作为一军之长的郑维山感到肩上的担子格外沉重。他想到的是另一个问题： 35军回撤受阻时，傅作义会不会派兵接应或支援呢?如果傅作义命令位于怀来的第104军西出接应，第104军、第35军两军会合，将对整个战局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恰在这时，郑维山接到侦察分队的报告，说沙城以西地区有零星枪声，郑维山就初步判定可能是敌104军开始行动了。他抄起电话问防守在新保安城东的4纵：“你们4纵在沙城地区有没有部队?”回答是：没有，我们的任务是阻止35军东逃。 郑维山很快接到侦察小分队的再次报告。敌人大股部队沿洋河北岸土路向西运动。郑维山一听，证实了他的判断——敌l04军前来接应第35军，且已相距不远。 郑维山拿起电话，说：“接兵团!” “线路不通!” 郑维山扔下电话，说：“给兵团发报!” 然而，无线信号极差，也联络不上。 怎么办?上级的命令是原地不动，如果去打接应的敌人，就是违抗军令!如果出了问题，他将受到严肃处理!如果按命令于原地不动，很可能使前来接应的敌人对我四纵形成前后夹击，如果这两股敌人合流，敌35军不就跑了?
第49页 怎么办?人们都看着纵队司令郑维山。此时，对他的智慧和胆略都是严峻的考验。 郑维山就是郑维山，他对参谋长说：抽出兵力，主动出击，立即行动! 他命令9旅配属7旅1个团继续围城，坚决阻敌突围;命令8旅和7旅(欠1个团)随他东出迎西援之敌。同时指示电台，尽快沟通联络，向兵团报告纵队行动。 这天夜里，北风怒吼。郑维山率部队开始行动。 前卫团到达沙城西南的宋家村西，刚想进村时，突然，从村中传出一阵枪响。接着，枪炮声顿时乱成一团。 郑维山问：“怎么回事?” 没有人回答。不少人都意识到，这可能是敌人的先头部队。 郑维山立即命令前卫团就地展开，命令团长张文轩设法捕获俘虏，弄明敌情。 紧接着，他在硷滩一个房子里，主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作出了非常大胆的决定：第7旅(欠1个团)，在硷滩、马圈地区构筑3道阻击阵地，从正面阻击敌人;第8旅进至沙城东南侧，从敌人侧后配合第7旅的正面阻击;负责围城的第9旅抽出1个团部署在马圈与新保安之间，作为第2梯队。 郑维山对他的旅团长们说：“明天的仗，不好打。一定是一场恶战!能准备的，必须在天亮前完成。” 就郑维山下达战斗命令时，傅作义任命第104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指挥第104军(欠1个师)、第16军(欠1个师)及第35军(欠1个师)，速解新保安之围，星夜向北平转进。 安春山接到傅作义的电后，立即在作战地图上的“马圈”画了一个圈。命令第269师、第250师，星夜行军到沙城以南贾家营附近集结，接应第35军向新保安以南地区突围，他要求部队9日前打通赵家营、宋家营、马圈、新保安间的道路。 1948年12月9日天刚蒙蒙亮，战斗打响，东西两面敌人同时向3纵队阵地发起攻击，十几架飞机轮番轰炸。此时，第3纵队陷入三面受敌的危境之中。 对于战斗的残酷、激烈，早在郑维山的意料之中。他所未料到的是，电台与兵团联繫上后，一封急电送到郑维山手中，大意是： “中央军委并告郑维山： 郑维山擅自将3纵队围城部队主力调至沙城地区，如35军逃跑，郑要负完全责任。” 郑维山自然能掂量出这份电报的分量，对兵团所强调的包围住35军的任务，他是清楚的。而自己的指挥，也正是为了更好地围住35军。但此时不可能作更多的解释，他立即给兵团回电，简单说明情况，并向兵团求援： “现在我这里情况严重，处境困难，望令4纵增援我1至2个团。” 安春山指挥的部队，很有了几分疯狂，他们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连续发起多批次的集团冲锋。马圈、硷滩阵地硝烟瀰漫。第3纵队依託临时工事，顽强阻击，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他们的进攻。一个小小的阵地都是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 从天亮打到中午，敌军只攻占了两三个村庄，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 在郑维山指挥部队与敌激战的同时，毛泽东已指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迅速突进，插向康庄、怀来，彻底切断了援敌退路。 与此同时，第4纵参谋长唐子安奉命率2个营赶来支援郑维山。 傅作义得知在康庄、怀来地区发现共军主力部队的消息，可谓心急如焚，35军没有接出来，104军和16军也被截住，其后果不堪设想，他要通了安春山的电话，说：“无论如何你也要把郭景云接出来。你亲自去!” 下午4时，安春山亲自指挥，组织了2个团的兵力，在空军和炮兵掩护下，向我3纵队阵地发起了凶猛的攻击。 同时，新保安的第35军也拼死突围，并进至东园地区。这两股敌人相距的直线距离不到4公里——枪炮声清晰可辨。 在这两股敌人中间的在3纵队已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郑维山知道，如果让这两股敌人会合，他的一切努力将付之东流，甚至还可能影响到整个战役的进程，他铁青着脸下令：“阵地谁也不能丢，必须坚持到天黑!” 他果断命令第8旅由沙城向敌侧后出击，同时拿出2梯队，从马圈两侧加入战斗，配合正面部队实施反击。 打到天黑，敌人的火力开始减弱。3纵队却愈战愈猛，一个反反冲击打得敌人被打得溃退下去。“沖啊!”战士们跃出工事，乘胜追击。 这时郑维山对参谋长说：“命令他们停止追击，返回原地待命。” 郑维山清楚，打援是为了包围敌35军，现在援敌已被打退，第3纵队的任务仍是包围敌35军…… 当晚，郑维山收到中央军委的嘉奖令，电文说： “新保安敌35军9日数次向东猛突，均被我击退，怀来敌104军向西猛犯，亦仅占我沙城以南一村。杨罗耿3、4纵队昨(9)日击退东西两面犯敌，确保自己阵地。应传令嘉奖。” 几个小时后，傅作义发出了“要求中共停止战斗，双方谈判解决”的电报。 因此，有战史专家认为，郑维山果断命令部队堵截傅作义的第104军对第35军的接应，将自身置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而不顾，为切断第35军回撤北平的通道，实现毛泽东的“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略意图，迫使傅作义走向和平道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50页 战金城——拍板定案见胆识 如果讲胆识，朝鲜战场上的金城反击战最能反映郑维山的个性—— 我们现在看到的38度线，基本上是一条直线。然而在1952年的时候，这条线并不直。在金城它拐了一个弯，向北凸出了十多公里。正是在1953年夏季攻势中，郑维山将军率部队把这个弯拉直了。他策划和导演的一场3000多人大潜伏，创造了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奇蹟。 话要从他当二十兵团的代司令员说起—— 1952年7月，彭德怀点将郑维山到二十兵团接替回国养病的杨成武，出任代理司令员。这个黑瘦精悍的司令很快转遍了二十兵团的阵地。当时他就看到了金城这块突入我方阵地的“楔子”——它宽约20公里，纵深9公里，且居高临下，如果能见度好的话，他可以将二十兵团纵深十几公里的动作看得很清楚。 “这个楔子不拔，仗不好打。”郑维山对随行的参谋说。 但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这个“楔子”在十多个月后才得以拔除。根据志愿军总部的命令，二十兵团用近一年的时间进行防御作战和战术反击。在1952年的秋季攻势中，郑维山指挥部队打得有声有色，两个月歼敌万余人，夺取阵地50多处。毛泽东称他们的打法为“零敲牛皮糖”，给予极高评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城地区的反击作战战机出现了。 志愿军首长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开展1953年夏季攻势。此时，志司将主要攻击方向和任务交给二十兵团。并将新入朝的第十四、第二十一军调归二十兵团指挥，同时又从第九兵团方向抽调炮兵第七师第二十团、总炮兵预备队第二师第二十九团加到二十兵团作战，交给郑维山指挥。 于是，郑维山开始运筹帷幄—— 要打好夏季攻势，就要首先攻占973、883.7高地等敌人前沿阵地的支撑点。然而这又谈何容易! 这几个高地地势高，地形复杂，实在是易守难攻。而防守这几个高地的联合国军有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他们的防线被称为“密苏里防线”——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老家密苏里命名的防线，且经营了三年多…… 郑维山的目光停留在六十军阵地前那片开阔地，那里长满茂密的灌木和野草。春天他去视察时，曾对军里的负责同志说：“要保护好这一带植被，不允许敌人下山接近，发现就打。”六十军组织特等射手，专打敌人的零星人员，只要敌人一靠近就打。现在是用这片地的时候了。 他形成了一个颇为大胆的行动计划。 1953年5月的一天，郑维山召集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二十兵团的各军的领导，还有三兵团的司令员许世友，副政委杜义德以及李天佑、李成芳等人。二十兵团作战室大掩蔽部里坐满了人。 郑维山先分析了当前敌我态势，随后端出了他反覆思考过的的方案。他说，我们以两个军(二十一、五十四)作两翼保障，两个军(六十、六十七)正面突击，一个军(六十八)作总预备队，攻取敌当面两个团的阵地，即883.7、949.2高地和十字架山(座首洞南山)。这三点分别位于金城以东、东南，是敌稳固金城地区防御的三个强点(另一点为轿岩)。打下这三点，等于砍掉敌三条牛腿，使敌金城地区防御失去平衡，有利于我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为第三阶段收复金城地区作准备。 “怎么打?敌我双方主阵地相距最多三公里，中间深谷相隔。步兵怎么集结?我看可以把部队提前隐蔽到敌前沿，第二天天黑后发起冲击，当晚完成攻击战斗，争取到四五个小时抢修工事，补充弹药，天亮后就可有效地反击敌人的反扑。至于我们潜伏多少人，我测算了一下，至少要三千人。” 郑维山环视了一下开会的人，说：“这不是异想天开，除了我军已作了长期充分的准备外，我看有四个有利条件：一，刚才说到的几个点，敌人认为他强我弱，不会料到我从这里下手，可以出其不意。二、883.7高地陡坡下有一开阔地，在敌人看来，似乎是我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但该地树丛茂密，地表植被完好，我可将部队提前潜伏在这里，战斗打响后，直接发起冲击，减少伤亡，节省体力，在进攻冲击的距离和时间上出其不意。三、六十军已有两条坑道挖在949.2、883.7高地的山腿上，可囤积弹药和二梯队。四、883.7高地和949.2高地与我阵地前沿之间有一片杂木林，可将炮兵临时发射阵地隐蔽于此。这不仅可增加我炮火射程和准确性，而且由于该区距敌前沿近，不易受到敌纵深炮火的压制，利于发挥我火力。” 郑维山讲完，补充一句：“现在请大家提意见，如果有更好的方案，也请提出来。” 此时，近50多人的大掩蔽部里鸦雀无声，出现长时间的冷场。 这在郑维山预料之中——要同时攻取敌两个团的阵地，这是韩战进入相持阶段近两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大超出了志愿军总部规定的“攻击目标不超过一个营为原则，最好每个军一次攻歼一至两个排到一至两个连”的范围。其二，在无制空权、技术装备较差的情况下，大白天，三千人大潜伏，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也无先例。其三，朝鲜战场是当时全世界都注目的战场，万一打不好，不仅是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会影响国家和军队的形象，影响停战谈判的进程。
第51页 六十军军长张祖谅站了起来，他说：“支持兵团的作战方案，坚决执行命令，完成兵团交给的攻占883.7、1949.2高地，歼敌一个团的任务。” 他就进攻的方法，使用的兵力、火器，成功的有利条件、不利条件作了客观分析论证，对战斗打响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及解决的办法、应变措施一一作了说明。他说：“此次作战，主要是出奇制胜，其主要手段是大潜伏。3000多人在敌人手榴弹能砸到的地方潜伏一夜，是敌 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敢想，而且能做到。对于这一问题，自从六十军接防以来，我们根据郑司令员的指示，进行了探索演练。先后组织对敌连以下目标反击26次，反击达到全歼守敌的目的，其中有21次都採取了大小不同的潜伏手段，班排连营都搞过。时间从几个小时到两昼夜都演习过，全部取得成功，使用兵力敌我对比基本是1：1到1：3。也就是说，此次反击，歼敌一个团的目标，我用3500人的兵力，只要潜伏成功，就够了。” 张祖谅的话刚落音，六十七军军长邱蔚站起来发言。他同意支持兵团的作战方案，坚决要求攻打“十字架山”(座首洞南山)，并完成歼敌一个团的任务。并就具体作战的方法、措施作了简要说明。 …… 自然，他也明显地看出，有人对这个方案是怀疑的。会前有人甚至对他说，新任司令政委都来了，这一仗是不是不要再打了。——当时对高级指挥人员进行轮换，二十兵团将由杨勇出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志愿军总部领导已和郑维山谈过话。 正在这时，作战室的电话响了，志愿军政委、代司令员邓华来电话，“请郑维山同志接电话。” 郑维山接过电话，就听邓华对郑维山说：“我们考虑了你们的作战计划，我们认为打883.7、949.2高地的条件不成熟。我们的意见是不要打，请你们考虑。” 郑维山回答：“我决心已定，错了我负责。” 挂了电话，他一脸严肃地对与会者说：“这一仗一定要打。错了我负责!杀头杀我的!” 张祖谅说：“我和你共同负责!” 郑维山一拍桌子，说：“不要你负责，你只管打你的，错了，有一个脑袋顶着就够了!” …… 会议结束后，郑维山将第一批突击连队的干部请到了兵团司令部。 “今天请大家来，先慰问你们!把祖国送来的慰问品发给你们，并请你们把祖国和人民的期望带给每一个战士!”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位老同志回忆：“接过郑司令递上来的糖果，我们就知道这次任务有多么重了。” 接下来是官兵一起研究潜伏时的具体问题——吃饭怎么解决?有人咳嗽怎么办?睡觉打呼噜怎么办?大小便怎么办?蚊叮、虫咬怎么办?……如何控制敌人，不让其靠近潜伏区，而又不使敌察觉我有意在控制他。 一切安排就绪，他亲自坐镇六十军，详细过问一些平时不注意的细节。 他对张军长说：“3000人潜伏到敌阵地前沿一天一夜，哪一点想不到，哪一个问题不解决，都可能功亏一篑。” 张祖谅说：“战斗打响时，只要这3000多人能站起来冲锋，胜利就有八九分了。” 6月9日，郑维山来到兵团在龙门山坑道里开设的前进指挥所。这里与六十军指挥所相距不到百米，与敌前沿阵地直线距离12000米左右，潜伏区、敌前沿阵地均在眼界内。——这也是他的特点，每次大战，他都设法把自己的指挥位置放得离前沿很近。 晚7时，各突击部队相继报告： 六十军五三五团前进指挥所和二、三营第一梯队6个步兵连、2个机炮连1537人在902.8高地前沿潜伏完毕，侦察分队封锁了敌人出入道路。 五四二团5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1000余人进入973高地前沿潜伏完毕。 五四三团4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1000余人在883.7高地前沿潜伏完毕。 五四o团2连在949.2高地西北侧潜伏完毕。 一八o师侦察连到达指定位置潜伏完毕。 次日凌晨4时，六十军突击部队共两个团部的前进指挥所、15个半步兵连、4个机炮连，约3500余人，全部安全进入潜伏区。 太阳出来了，照在隐蔽着3000壮士的那片树丛草地上，露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炮兵有目的无目标地打着冷炮——按计划和规定的信号，每隔一段时间连打几炮，保护隐蔽在草丛中战士们翻个身。 在兵团指挥部，军、师指挥所里，指挥官们却各个感到时间太慢太慢。张祖谅不时看表。 突然，180师报告：“有六七个敌人正往潜伏区走来。” 张军长不由往兵团指挥所看了一眼，立即命令炮兵：“一炮，最多两炮，把那几个敌人打掉!” 随着炮响，敌人窜了回去。 一切又归于平静。 此时的郑维山，坐在指挥部里，一动不动。直到太阳落山，他才站了起来。 朝鲜半岛，天黑得太晚了，八点，星星出现了。郑维山抬起手腕，通报自己手錶的时间：“现在对表，8点13分20秒。” 8时15分，所有电话、电台、步话机开通。
第52页 8点20分，郑维山导演的炮战首先开始——上万发炮弹呼啸着倾泻在敌前沿阵地上。几分钟后，我炮火向纵深转移，敌人钻出掩蔽部，想利用野战工事与我步兵决战。谁知数分钟后，我炮火又打了回来，来不及进坑道的人被炸得肢体横飞。 第三兵团司令许世友，见郑维山如此善用炮火，说：“好!郑司令员给咱上回锅肉了!” 郑维山笑着说：“等着吧，今天还有红烧洋鬼子呢!” 话音刚落，炮兵第三次急袭开始，刚出现在朝鲜战场的苏制“喀秋沙”火箭营，突然加入战斗，一个集火齐射，成千上万条火龙飞向敌人阵地，把天空都映红了，敌人阵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 此时，郑维山端坐在作战地图前，一声不响。他在等待潜伏的部队的消息，按他的计算，发起攻击一个半小时，将夺取敌前沿阵地。但两个小时过去了，除了阵地上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却没有接到六十军的报告。他不由地看作战参谋。 “六十军!请把你们的进展情况报来!”作战参谋对电话吼道。 几次催问，没有结果。 郑维山抓起电话，找军长张祖谅：“怎么搞的?仗才开始就放羊啦!” “情况没有全部报上来，派出搜集情况的参谋还没有回来。”张祖谅说，“我们正在搜集情况，综合后立即上报。” 情况很快报上来了。战况令所有的人，包括志愿军总部首长也感到兴奋。潜伏突击队共用了70就攻占了预定目标902.8、973、883.7高地，歼敌二十七团、第二、第三营和师部搜索连。 此时郑维山开始“激将”，他告诉六十军军长：“你的对面，是敌人一个军团4个师，还有美一个空军联队，天亮敌人肯定要反扑，告诉部队要作好与敌长时间拼杀的准备，你要顶不住，早说话，兵团二梯队第二o三师和六十三师配在你后面。” 张祖谅一听，这是什么意思?他抓起电话，一个团一个团地问情况，末了还要加上一句：“郑司令说了，我们要是不行，预备队随时可接替我们。” 那些师长、团长们谁不明白，拿下上述阵地，基本用的是潜伏的部队，军的预备队和各师预备队，都没有用上呢，岂能让兵团二梯队上来! 天亮后，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步兵开始反扑。我军依託既得阵地顽强抗击敌人，连续打退了敌十多次冲锋。 中午，张祖谅打来电话，直接找郑维山。 郑维山接过电话，就听张祖谅在电话里喊：“郑司令，883.7高地弹药告急，请兵团支援。” 郑维山想也没想，就说：“知道了，我想办法给你送!”他清楚张祖谅不是遇到特别困难，是不会求援的。 放下电话，郑维山往前沿阵地看去，那里，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爆炸声不绝于耳。怎么送?靠人背肩挑，解决不了问题。用车辆送，难躲飞机轰炸。郑维山走出掩蔽部，警卫紧跟着他来到存放弹药的坑道。站在坑道口观察了几分钟，下达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命令： 他说：“看到没有，敌人这一批飞机拉起转弯，再飞回来要十几分钟。我们在坑道里将弹药装好，10辆车一起冲出坑道，等它飞回来，我们早上去了。” 这一招还真灵。10辆满载弹药的汽车，趁敌机转弯时冲出坑道，直奔883.7高地。当敌人明白过来时，9辆车已到达安全地带…… 当敌人集中力量向六十军阵地反扑之时，郑维山又向右翼的六十七军发出一道命令： “你们立即向十字架山发起攻击!火力要猛，动作要快。” 六十七军的将士们早就等着动手的命令，现在时候到了。座首洞南山(十字架山)顿时枪炮声大作，六十七军一鼓作气冲上山头，敌第八师第二十一团大部被歼。 六十七军突然迅猛的攻势，使美军司令官泰勒的指挥部里乱成一团，泰勒匆忙调兵遣将，企图阻止六十七军扩大战果。他哪里知道，郑维山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 此时，郑维山准备的兵团二梯队两个师分别从东西两侧同时加入战斗，向敌第五师949.2高地和敌第二十师六十二团1089.6阵地同时发起猛烈攻击。 敌第五师招架不住，退至第二道防线，打到15日零时，敌第五师的部队开始向南溃逃。炸毁了北汉江上的六座桥樑和大量渡河器材，混乱中不少人掉入江中，丢弃重型装备到处可见。 …… 6月15日晚，郑维山正指挥兵团第二梯队向前推进，实施全部收复金城时，接到志愿军总部和朝鲜人民军联合签发的命令：“敌方已答应我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战线将按照双方现已占领的实际控制线重新划定。签署停战协议在即。” 同时，志司还指示郑维山，立即派人将我部现已占领的阵前沿坐标图送往板门店，以便验证界定军事分界线。命令还规定：“从6月16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攻击，但对敌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予打击。” 历时5天6夜的金城反击作战第二阶段遂告结束。二十兵团所属部队攻占金城以东及东南地区949.2、973、902.8、883.7、1089.6、870、760、938和座首洞南山9个要点，攻歼敌两个团的阵地，共毙伤俘敌28382人，收复土地54平方公里。
第53页 当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却不见了代司令郑维山的影子。后来有人看见他竟然在作战室的桌子上睡着了——五天来他几乎没有合过眼。高度紧张过后，他睡得十分香甜。 留遗嘱——弥留之际显胆识 一位哲人说过，看一个人的胆识，只要看他怎么对待死就够了。 1998年4月，郑维山将军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肺部有一块阴影，经过反覆检查，确诊为肺部肿瘤，需要做切除手术。 开始人们不想告诉他病情，他说：“有什么关系，大不了是个死，我们这些人要死也早死过几回了，不要跟我打什么埋伏。”人们只好把病情告诉他，他不仅没有精神负担，反而能吃能睡，体重增加。 当时，他已年过八旬，手术开始前他又提出要求，不要全身麻醉，以免日后影响记忆和恢复。进手术室前，他还谈笑风声，说：“战斗就要打响了，集中兵力、集中精力，按计划打下去就是了。”他还说：“只要从手术台上下来，胜利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了。” 手术后三天，他奇蹟般地下床了。第五天出现在走廊里，把工作人员吓了一跳。三个多月后，他来到老部队军史馆的开馆仪式上发表讲话…… 然而，一年后，病情发生变化，他不得不又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进行化疗。 2000年4月19日，根据他的病情，领导和医学专家都要他从北京军区总医院转到301医院。那天他只提了一个条件：一定要回一趟家。 医生和家人怎么也劝不了，他说，我有重要事情，一定要回去一趟。 人们不知道，他是要回去写遗嘱。那天他写下的遗嘱大意是：死后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尸体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祁连山和河西走廊…… 转到301医院后的一天，他对秘书说：“那次回家，写了个遗嘱，现在看还不行，要重写。除了三不外，还要加上一条，遗体交医院解剖，还有，撒骨灰要给兰州军区找麻烦，你和几个孩子把它撒在老家村后的大山上就行了。” 又过了几天，他把在部队当副军长的大儿子叫到床边，他口述，秘书记录，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中央军委： 我身体日渐不支，感觉日子不长了。我作为一个1930年入党的老党员，能活到今天，看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太平盛世，看到香港、澳门回归，亲自参加了祖国50周年大典，已感欣慰和满足了。遗憾的是没能看到台弯统一到祖国的怀抱。但我坚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下，祖国一定会统一，祖国的明天会更美好。 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我郑重请求，在我不行的时候，适时停止对我的治疗，多节约些医疗经费，也是我对党的最后一次贡献。 我一生积蓄无多，请将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上交组织。平时积存下来的书籍送给大别山一个学校，供山区的孩子们使用。 丧事从简，中央早就提倡，我是当年带头签字的老同志之一。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进八宝山，也不搞任何形式的送别仪式，尸体供医学单位解剖后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屋嵴洼的山上。最后一个敬礼! 一个老共产党员、老战士郑维山 2000年4月19日 2000年5月9日1时10分，郑维山将军面向他浴血奋战过的河西走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301医院遵照老将军的嘱託，除头部外对身体进行了全面解剖，还取出了部分器官作为标本进行分析。 5月1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看到此信后批示：“非常感人，确实感人。信，要保存，这种精神在人生观教育中我要讲。请永波同志务必要妥善处理，请迟副主席阅。” 这封信很快传开了。不少熟悉他的老同志说：这是郑司令的风格。这是郑司令的个性。 三野“空军司令”刘瑞龙 三野“空军司令”刘瑞龙从红十四军创史人之一到三野后勤部长兼政委，他没有授衔，老同志却戏称他为三野“空军司令”。 为了共和国的农业、农村工作呕心沥血，从农业部常务副部长直至倒在农业会议上。 江泽民给刘瑞龙夫人江彤写信并抄录的三首诗词。信中说：“江彤同志：我抄录了江上青江树峰的三首诗词，其中表达了对刘瑞龙、顾民元同志的怀念。乍暖还寒，请予珍重。” 笔者供职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张爱萍将军题写书名、张震将军作序的《刘瑞龙诗稿》。书中在显着位置收录了江泽民写给刘瑞龙夫人江彤的一封信和抄录的三首诗词。信中说：“江彤同志：我抄录了江上青、江树峰的三首诗词，其中表达了对刘瑞龙、顾民元同志的怀念。乍暖还寒，请予珍重。” 江泽民同志抄录的江上青烈士和江树峰同志的三首诗词，其一是江上青1939年寄给江树峰的诗： 过隙光阴似白驹，十年患难早相扶。雄心拼付三期战，别绪全凭一雁书。春水绿杨思故里，秋山红叶走征途。天涯兄弟成劳燕，互问风尘老病无。 其二是江树峰1982年怀念江上青之词——调寄青玉案：
第54页 腾腾晓雾秋山去，竟一别难重聚。梦魂几绕蕉窗叙;街头宣讲，广场歌剧，星月何从数。碑名已勒洪湖渡，英烈江淮生死处。翠柏丹枫千万句;青阳春早，广陵梅吐，嘱我行兄路。 其三是江树峰怀念顾民元书赠刘瑞龙同志之词——调寄八声甘州： 亿通城南角，正书斋净几作诗文。想狼山登眺，啬园凭弔，天石初敦。讵料汇龙成一别，竟作浪花奔。《写读》成绝响，中道星殒。何处诗觥三百，慰精魂安憩，大地皆春。喜海天雨露，乃健继家声。望江边，粮棉新士，记当年鼓吹费艰辛。浩歌荡，泉台携手，上与兄斟。 江泽民的信和抄录的三首诗词，体现了总书记和我们党对老同志及其家属的关心。江上青、江树峰的诗词表达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和战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该书出版后，众多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来电来信询问——刘瑞龙是何许人也?他与江上青、江树峰有着怎样的情谊?《刘瑞龙诗稿》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笔者因参与编辑《刘瑞龙诗稿》，对其中情况略知一二，应该说，这是一本很特殊的诗稿，收录了作者一生创作的近200首诗词，有早期“在马背上哼成的”诗作，有土地革命时期用“三字经”的形式写成的布告、通告，有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激烈斗争的真实写照，也有对新中国的热情歌颂，有他的人生感悟以及对子女的勉励，充分展示了一个老共产党人为人民鞠躬尽瘁的高风亮节和广阔胸襟。可以说，《刘瑞龙诗稿》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词集，是一部给予后人以丰富教益和深刻启迪的警示录。 从红十四军创始人之一到着名的“空军司令” ——三野后勤部长兼政委 刘瑞龙1910年10月生于江苏南通。出生后70天，父亲就去世了，孤儿寡母生活十分窘迫。母亲白日里糊纸锭、代人刺绣，晚上挑灯纺纱线，挣钱供儿子上学。刘瑞龙小小年纪，就要用长衫的大襟包着纸锭给人送货。母亲是一个老儒生的女儿，精通文墨，她要求儿子勤奋读书，晚上她一边纺纱，一边听儿子读书。督促温习功课之余，她还讲一些弹词小说里的故事给儿子听。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使刘瑞龙自小对中国的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他以后的诗词创作打下了基础。 1921年，刘瑞龙转入南通城北高等小学读书，14岁考入通州师范。此间寄宿在他表哥葛松亭家中，因为表姐夫恽子强是恽代英的胞弟，从他们那里，刘瑞龙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7大革命失败后，刘瑞龙在白色恐怖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通州师范的党支部书记，他组织顾民元、江上青等革命青年开展学生运动，并吸收他们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两年后，时任南通县委书记年仅19岁的刘瑞龙与李超时、何昆、张爱萍、黄火青等同志参加创建红十四军，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腹地带组织工农武装。 红十四军失败后，刘瑞龙调入江苏省委，在陈云同志任书记的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担任副书记及省农委书记，并在李硕勛同志任书记的军委任委员。1932年秋，因为出现了叛徒，刘瑞龙不能继续留在上海，中央让他选择去苏联学习或者到东北工作。虽然他一直嚮往能到当时世界的革命中心——苏联学习，但想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毅然决定留在国内工作。当时红四方面军刚进入四川，急需干部，他被派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中央交通员崔逢云同志的护送下，他化装成商人，多次与敌人巧妙周旋，历经了千辛万苦，翻越悬崖绝壁上的栈道才到达汉中。用他的话说，真真切切体味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刘瑞龙先在红二十九军工作，不久任川陕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部长，后又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当时，由于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关押杀害了党的许多优秀干部，对于知识分子干部，更是打击迫害。刘瑞龙是“白腿子”。(知识分子)，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宣传部长的岗位上，冒着极大的危险，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了不少同志。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了艰苦的长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红四方面军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走过草地。刘瑞龙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策骑攀北麓，晨雾冷阴浓。嘘气成冰滴，奋力登顶峰。政雾晴万里，红日浴絮云。万山回吟啸，举首揽太清。”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翻越金山遇到的艰难险阻，也抒发了一个革命者勇于战胜困难，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情怀。42年后，当刘瑞龙的小孙子出世时，他给孩子起了个名叫“草地”，以此来纪念那段永世难忘的历程。 1936年春天，红四方面军长徵到达了四川北部的藏区计孜。刘瑞龙利用工作间隙，努力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并亲自参加领导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为了更好地与少数民族群众沟通，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挤出时间学习藏语和口语。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总结部队开展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刘瑞龙把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做群众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归纳起来，制定了《藏回地区工作须知》、《藏区十要十不要》、《回区十要十不要》等简明易行的工作守则，推动了党的民族政策在全军的贯彻执行。刘瑞龙十分注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拜访了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向他表明了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经过多次友好互谈，彼此十分融洽，格达活佛认为刘瑞龙博学多识，值得信任，对刘瑞龙宣传的我党政策极为赞赏。在紧要关头，格达活佛带领白利寺的僧俗群众，特地徵集了青稞134石，豌豆72石和许多骡马、氂牛来支援红军。
第55页 1936年10月，刘瑞龙奉命参加西路军西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西路军惨遭重创，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在与敌军的浴血奋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刘瑞龙也被国民党马步芳残部关押在狱中。后经党中央驻兰州代表谢觉哉、王定国同志的营救，才和其他同志一起回到延安。 刘瑞龙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后，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与胡乔木、冯文斌等同志一起担任领导与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抗日青年干部。1939年9月，他随刘少奇同志到河南确山竹沟镇。11月份到达了新四军第六支队所在地——豫皖苏边区涡阳县新兴集，在那里刘瑞龙担任了中共豫皖苏区区委副书记。 此时，和他一起在南通参加革命的江上青和顾民元等也在这一带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江上青1929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笔为枪，写诗撰文，创办刊物，传播革命火种。江上青两次被捕，在狱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他创作了大量追求革命理想的诗歌，表达了共产党人矢志不渝追求革命理想的情怀。1938年11月，江上青成功地推动国民党六安县长盛子瑾抗日。刘少奇同志曾高度评价说：抗战初期，我党在皖东北与盛子瑾的统战，是一个成功的范例。1939年8月29日，江上青在率队谈判返回途中，遭反动武装袭击，壮烈牺牲，年仅28岁。 顾民元烈士是刘瑞龙的表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启东县政府一科长，后来当县长。1941年2月24日，顾民元被误杀。同年4月，被新四军追认为烈士。 1940年，刘瑞龙调任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1941年9月，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成立后，刘瑞龙又担任了行署主任的职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根据地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地处淮北的新四军得到发展壮大。根据地政府发动和领导群众减租减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壮大了抗日力量。为了保证军民的物质供给，淮北区党委健全了政府的财政机构，积极发展经济，发行边币，稳定金融，和法币、伪币作斗争。区党委还提倡实行开源节流，严格财经审计，杜绝贪污浪费，边区政府被群众誉为“最廉洁的政府”。刘瑞龙曾经说：“那时，我和彭雪枫同志一个铜板也要掰成两半花。” 在这段时间里，刘瑞龙创作了一批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诗歌，着名的有收在书中的“农民歌”、“革命三字经”，“阶级化分歌”等。这些诗歌传播苏维埃政府的公告，启发劳苦大众的革命觉悟，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农民的本质，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造就“世界平等”的新社会。 解放战争时期，刘瑞龙历任华中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豫皖苏分局财经办事处主任、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委等职务，在苏中、涟水、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和进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以及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中，直接指挥和组织后勤支前工作，为前方战斗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 华中《新华日报》的战地记者徐熊同志风趣地说：“刘瑞龙这位战勤司令实际上是一位‘空军司令’，他手下只有一位秘书、两位警卫员、两位副手，他当时主要参与抓了三件大事：一是进行土地改革，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有力地支援战争;二是把支前后勤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建立了支前后勤机构——北线战勤司令部和基层支前组织：三是有预见地协助华中分局、华中军区组织敌后武装，就地坚持斗争。” 1949年元月初，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前委的领导下，经过66天激战，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辉煌胜利。在战役中，就是这位“空军司令”直接组织和指挥了浩大而复杂的战勤与支前工作。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中，要保证由数百万民工和民兵组成的支前队伍能够及时地把枪枝弹药、后勤补给送到前线，把伤员转移到后方，必须建立一个自上而下、运转灵活的后勤指挥系统。刘瑞龙为此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虚心向广大干部群众请教，找到了战勤支前工作的关键所在，从而悟出了发动群众、指导工作的要诀。在淮海战役和横渡长江两大战役中，刘瑞龙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后来电影《车轮滚滚》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民工支前的感人情景。 元月10日，刘瑞龙随粟裕代司令员驱车来到陈官庄战场。明亮的月光下，打扫战场的汽车车灯发射出耀眼的光芒，战士们忙着搬运战利品，一群群的俘虏被押出战场，三三两两的敌伤兵正等待我军收容，四处都洋溢着胜利的欢乐与喜悦。刘瑞龙立即写下了《庆淮海战役全胜》的诗篇，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激动不已的心情：徐宿萧永大战场，自古兵家决兴亡。蒋贼陈兵六十万，妄图顽抗逞强梁。主客攻守时已变，解放军威势大张。百万军民齐协力，长围猛击力如钢。贼军饥寒日交窘，我军从容气昂扬。总攻聚歼同捣蒜，贼军技穷终败亡。一战全胜定江北，整装待发渡长江。 1997年出版的《淮海战役支前后勤日记》中，刘瑞龙多角度、多层面、系统翔实地记录了整个淮海战役特别是渡江作战期间，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张震同志曾高度评价了这部日记，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光辉历史的重要见证，其中所总结的战时后勤工作的经验，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56页 与农业的不解之缘——从农业部 常务副部长直至倒在农业会议上 上海解放后，刘瑞龙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书记等职。1953年2月，调任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刘瑞龙这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62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 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后，刘瑞龙经常下乡蹲点，进行实地调查，认真总结农村工作的经验。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亲自参与并组织起草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初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建设方案》(初稿)的工作。为了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他悉心钻研威廉士土壤学等专着，虚心向专家学习，向农民学习。刘瑞龙的诗集中，就有一首是总结老农秧田除稗经验的即兴之作。 1955年，毛泽东主席接到农民的反映，说是麻雀祸害庄稼，他提笔批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毛主席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刘瑞龙。 据专家调查统计，当时中国大约有22亿只麻雀。麻雀究竟是不是害鸟?为了慎重起见，刘瑞龙特地找到动物学家钱燕文。钱燕文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长期和动物打交道，在他看来，麻雀是吃植物种子的，植物种子多半不是粮食，况且麻雀还吃害虫。钱燕文没有系统研究过麻雀的食性，定夺22亿只生灵的生杀大权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思忖再三，提笔在报告下边写道：“我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在那个年代里，这份没有科学家定论的报告，最终也没有改变麻雀的命运。 刘瑞龙在参考古代和近代农业着作的基础上，旁徵博引，撰写了《农业增产的八项措施》，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文化大革命”中，刘瑞龙遭到残酷的迫害，在狱中他用捡来的烟盒当稿纸，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农业八字宪法浅说》一书的提纲。因此，刘瑞龙在农业界不仅是公认的有建树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基于刘瑞龙在农业专业技术方面的造诣，北京农业大学曾授予他名誉教授。 在“文革”中，刘瑞龙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从1967年11月到1972年11月，他被非法关押在上海监狱。整整五年的囚禁生活，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肉体，却没有摧毁他作为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 他在《回忆我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情况》一文中写道：“五年中折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危害最大的是夏天用车轮战连续审讯的办法让我白天挨高温，夜里餵蚊子。有两年冬天到了11月份还不让家属送棉被，冻得腰都直不起来……他们用尽手段，可是没有结果，只好把我放出去，但在所谓‘解放’我的结论中捏造了许多不实之词……后来我在中央组织部抄件中看到‘四人帮’控制下的审委所作的错误结论时大吃一惊。经申诉才得到新审委彻底平反。” 刘瑞龙在狱中，重新通读了《资本论》等马列原着，同时也没有忘记他挚爱的农业事业，构思并详细列出了《农业八字宪法浅说》的写作提纲。没有纸，利用放风的时间，从垃圾堆里捡来破烂的烟盒纸，他用芝麻大的小字，工工整整写下了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和诗词。在《刘瑞龙诗稿》中，有十五首诗词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 1972年年底，刘瑞龙出狱时，带回的衣服裤子已经十分破旧，但都补得平平整整，有一件衣服上竟然织补了240多块补丁。刘瑞龙问孩子们“你们知道这些补丁是如何织成的吗?”孩子们猜不出，他拿出几根用鸡翅膀骨磨成的小针，针上的小眼是他用窗纱的铁丝一点一点钻出来的。他把别人丢弃的破袜子拆出线来，再沿着布的纹理，一针一线把衣服、裤子上的破洞织补好。刘瑞龙之所以能在那种恶劣环境中仍保持衣着整洁，是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名革命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粉碎“四人帮”后，刘瑞龙重获解放。他用诗欢呼“清除四害，大快人心”，颂扬“周邓度艰危，为国费苦心”，歌颂“四五运动起，十月换干坤，千钧摧枯朽，‘三全’始复春”。刘瑞龙重新回到农业部工作，当选为五届政协常委和六届人大常委，以饱满的热情全力投入党的事业。作为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农林口政党工作指导小组组长，他高度负责，一丝不苟，旗帜鲜明，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 刘瑞龙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关注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他不顾年老体弱，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商品经济以及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等问题，向中央和全国人大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他亲身体会到党的改革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他欣喜地赋诗“神州风光好，江海喜奔腾。四化责任重，战绩日日新”。 自1984年起，已是古稀之年的刘瑞龙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他对这两部大百科全书编纂方案、总体设计、内容规划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组织专家、解决经费困难等方面，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历时16年，编撰人员达到6200多人，汇集了全国一流的学科带头人和专家学者，包括农业经济、农业历史、生物学、农业气象等共25卷，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令人钦佩的是，作为总编委主任的刘瑞龙，不顾年迈多病，不仅为推进全书编撰作出了重大决策，而且事必亲躬，参加各种会议，作出具体部署，对全书的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常常对他的子女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民，就是不了解中国。要把中国建设好，就必须发展农业，就必须做好农民的工作。”
第57页 1988年5月，78岁高龄的刘瑞龙到广州参加全国农史学会的会议。此前，刘瑞龙的心脏病已经十分严重，曾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了解他病情的同志，劝他不要到外地去，但刘瑞龙坚持要去，谁也拗不过他。到广州后，刘瑞龙没有住进本已安排好的高级宾馆，坚持要和会议代表们一起住在郊区华南农学院招待所。他不顾天气炎热，坚持参加会议的全部活动，认真听取与会代表的发言，还按照老习惯，认真地做笔记。会议快结束时，刘瑞龙抽出时间与从事农业专业的年轻学者们座谈，鼓励他们要献身祖国的农业事业，还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交换意见。5月24日，他亲笔修改会议的总结报告，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多钟。这种连年轻人也难以承受的工作负荷，终于引起了心脏病严重发作，由于病情危急，刘瑞龙被送到附近的大学附属医院抢救。5月25日晚上7点钟，刘瑞龙终因抢救无效，不幸溘然长逝，永远地离开了他眷恋的大地。 克己克家——孩子眼中的严父慈父 刘瑞龙一生艰苦朴素，克己克家，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他最反感的事，莫过于请客送礼、吃吃喝喝。不论什么人送礼，他都是一概谢绝。“文革”前，刘瑞龙在华东局农办工作时，一次去苏州视察，苏州地委的同志托司机送他一盒百合。他知道后发了脾气，对司机说：“怎么拿来的怎么退回去!”司机只好将百合送回了苏州。 刘瑞龙一向公私分明，公家的东西分文不沾，公家给他配备的专车，家里人是不能使用的。夫人也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身患严重的肺心病，但每次去看病，都是转乘好几路公共汽车到医院。像这样“不近人情”的事例的确太多了，以至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里人也都习惯成自然，都自觉地遵守他为大家立下的规矩，有了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绝不利用他的地位和威信办私事。 刘瑞龙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小时候，碗里的米粒没有吃干净，他就教育他们一定要爱惜农民千辛万苦种出来的粮食。延淮、延东当年独自在北京上高中，家里每月只给20元钱，其中包括寒暑假回上海的路费。那时家里人口多，经济负担重，但刘瑞龙总要省下钱接济生活困难的烈士亲属。刘瑞龙还将朱文英烈士的母亲姚老太太接来生活在一起，孩子们都尊称她“婆婆”。1961年，刘瑞龙调到华东局农办工作，婆婆也随到上海。刘瑞龙对婆婆就像儿子对待母亲，下班回家后，只要有时间总要陪婆婆下一会儿五子棋，让婆婆高兴高兴。“文革”中，造反派强迫婆婆揭发刘瑞龙的“问题”，年近九旬的婆婆就装耳聋，说：“你们说什么?我听不见。”20世纪60年代，一位烈士的女儿到上海治病，生活无着落找到了他家。刘瑞龙跟夫人商量，腾出一间房让她住，还为她提供生活费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瑞龙受到冲击被关押时，她才离开。刘瑞龙说：“他们的亲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就一定要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来看待。想想死去的战友，我们生活艰苦一点又有什么呢。” 刘瑞龙对孩子很严，却很少大声地训斥孩子。女儿延淮从小爱好十分广泛，画画、跳舞、拉小提琴、练体操，她都十分上心。到了初二，这些爱好却使她的学习成绩下降了。有一天，全家正在吃晚饭，刘瑞龙突然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对延淮说：“你现在是一个学生，就应该以学为主。你爱好广泛是一件好事，但每一个人在他人生的不同时期，都应该有不同的重点任务，如果什么爱好都不愿意放弃，就什么都不能学精。你现在的重点任务就是搞好学习，否则将来你用什么去建设祖国?” 刘瑞龙的教育使延淮猛然警醒，她从此下定决心，刻苦发愤，最终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清华附中学习。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她都牢记父亲的教导，在46岁时远渡重洋到美国学习计算机国际联机检索技术。回国时，她也像父亲当年一样，只把一大堆科研技术资料带了回来。 1964年的夏天，刚入党的二女儿刘延东考取了清华大学，从北京回到上海，刘瑞龙不是让因高考已经十分疲惫的她在家里好好休息，而是要她离开喧嚣的城市，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到上海郊区青浦县参加“四清”。刘瑞龙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社会的主体。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就等于不了解中国的社会。你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应该到农村去，好好地了解中国农村的现状，了解农民的生活和思想。你是一个新党员，更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鍊自己。” 延东到农村后，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给失学的孩子扫盲……交上了许多农民朋友，加深了对党的农村政策的理解。刘瑞龙写诗告诫她“牢记党决议，实干世所崇……同志多请教，团结四化同。人民有清苦，时刻挂心中……事事靠实干，不搞‘客里空’。”1981年，延东将到北京市朝阳区工作，父亲又送她一首诗：“工作遇疑难，调研路自通。实事中求是，遵则耻随风。复杂问题来，静析忌盲从。” 儿子延伸从小就爱读书，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更是把买书、读书当成了生命中的第一需要。延伸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和刘瑞龙在一起谈自己学习和读书的心得、体会。刘瑞龙静静地倾听着儿子对某书的理解，时而插上几句话，发表自己的看法。舐犊之情像涓涓溪水，在刘瑞龙与儿子的心间流淌。刘瑞龙多次把自己收藏的文物和书籍捐献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把几千册书籍送给了他的母校——江苏南通师范和南通农校。虽然刘瑞龙没有把书留给爱书的儿女，但儿女们十分理解刘瑞龙博大、宽深的胸怀。
第58页 刘瑞龙既是对孩子要求十分严格的“严父”，又是十分疼爱孩子的“慈父”。他在《示诸儿》一诗中写道：“人生有真评，为民服务多。党手正方向，决议勤切摩。人民养育我，甘为孺子牛。祖国抚爱我，奋志壮山河。四化振中华，力争唱凯歌。学习为建设，忘本实可羞。坚持四原则，唾弃瞎自由。勤奋攻学业，寸阴莫蹉跎。”孩子们把父亲当做良师益友，工作中遇到困难，也喜欢向父亲请教。而刘瑞龙每次都是引经据典，帮助他们分析问题，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刘瑞龙的严格要求，使孩子们从小养成刻苦好学、不怕困难、襟怀坦白、刚正不阿、联繫群众的良好习惯。如今四个子女中有的从事党务工作，有高级工程师，有大学教授，每每回忆起父亲的谆谆教诲，他们总是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他们之所以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所成就，都与刘瑞龙的严格教育分不开。 “胆大包天”聂凤智 威震四方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早就有“胆大包天”的名声。这主要是他在淮海大战中的表现和渡江作战的壮举…… 其实，聂凤智决非仅仅是一介武夫，他是一位有血有肉，颇富情感的男子汉…… 因参与撰写《谭震林传》，笔者去金陵採访聂凤智，此时这位威震四方的大区司令员的喉管已经切开，脖子上带着一条输氧管子。夫人何鸣说，他是1986年查出肺癌的，1989年再次动了手术，气管切开…… 那天，他正带着管子练毛笔字，宣纸上写下好几个“赤胆”“赤胆”。大概是认为这两个字写得不够满意，所以就反覆练。 胆大包天 小时看电影《战上海》，不知道这其中的很多情节是聂凤智一手导演的—— 在我军凌厉的攻势下，汤恩伯乘船逃跑了，留下个刘昌义被临时加了个“淞沪警备副司令”的头衔，“统率”剩下的51军和青年军、交警总队等。青年军、交警总队是“国军”中的嫡系，属“少壮派”。聂凤智深知蒋军内嫡庶矛盾的根深蒂固;刘昌义指挥不了青年军，本人又曾有过想向我方靠拢的表示，所以，一开始就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的嫡系“少壮派”，而对刘昌义进行争取。 不久，负责和上海地下党联繫的同志回来报告说，通过内部关系，终于和刘昌义联繫上了，并说，由于我军狠狠地打击了“少壮派”，刘昌义已感到危在旦夕，表示愿意考虑我方提出的条件。他已让刘昌义直接找聂凤智联繫。 果然，不一会，电话来了，是从敌人警备司令部转过来的。他直截了当地对刘昌义说： “刘军长，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光明大道，就是放下武器。历史也可能会因为保全了上海，保护了上海六百万人民而记你一功。可以保证你部全体官兵和包括你太太、子女的安全，这是陈毅将军要我转告你的!另一条道嘛，我不说你也清楚。” 刘昌义连忙问：“啊，请问阁下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7军军长，聂凤智。” “哦，哦，久闻大名!” “刘军长，你决定吧。”聂凤智紧逼对方。 “请问，陈毅将军现在什么地方?” “陈将军就在我们后面不远，他给你的投降命令已经送来，马上就到!” 这一招极其有力有效。刘昌义沉思片刻后就说：“我马上亲来面谈。” 在一边的副参谋长知道，聂凤智哪来的“投降命令”。见他放下电话，就说：“军长，这命令……” 聂凤智手一指：“你马上起草了一份。” “我?” “你代陈毅同志起草一份嘛!” 副参谋长哪里敢假造陈毅的命令，说：“这，这……” “这是我的命令!” 聂凤智又对政治部主任说：“你找人去刻了一个‘陈毅’的‘关防’。” 政治部主任直搓手，说：“这阵地上，到哪里去刻图章啊?” 聂凤智“狡猾”地一笑，说：“地里不有的是萝蔔嘛!” 一切准备就绪，刘昌义到了设在虹桥一个小照相馆的27军指挥所。作战科长热情接待，就在楼上的聂凤智，却是端足了军长的“架子”，千呼万唤不露面。对作战科长说：“再晒他一会儿。” 作战科长“一请”，“稍等”，“再请”，“稍候”，刘昌义马上就感觉出了这个军长的地位和作用之重要。待终于“请”下楼时，又见他尽管貌不惊人，却是一脸威严，立时便有几分敬畏。边上的人见聂凤智做得煞有介事，都止不住窃笑。 “你叫刘昌义?”聂凤智噼头就问。 “是的。”刘昌义毕恭毕敬地立正回答。 “那好，我现在向你宣读我们陈毅将军的命令。”他就郑重其事地向刘昌义宣读起了那份盖有萝蔔大印的“命令”。读了一遍，交给了刘昌义。 刘昌义匆匆浏览了一眼，点头表示“谨领”。
第59页 这时，聂凤智才客气地让茶让座，和他谈起了当前上海的处境，以及我党我军的一贯政策。刘昌义当即表示：51军他完全可以负责，并同意当晚就撤出阵地，分别在江湾、大场集中，听候处理。可其他老蒋嫡系，他无能为力。聂凤智说，只要51军解决就行，其他的不为难他，并客客气气地把他送出门口。 51军的顺利解决，极大地动摇了上海市区的整个防线敌人和防御心理，79师抓紧时机，分头抢渡、迂回包抄，使正在因51军的撤出而忙于调整部署的苏州河北岸之敌很快顾此失彼。 也正是在此时，后来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79师235团7连指导员的迟浩田，率两名战士从下水道钻过，首先抢渡成功，直闯敌人指挥部，俘获了一名上校师长，并迫使整个师部和三个营的官兵缴械投降，创下了攻克上海闹市区的一个奇蹟。 27军的率先突破苏州河防线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勇猛而迅速地插进了上海的核心部位。 这时，陈毅打来电话： “聂凤智吗?前面情形怎么样了?” 聂凤智不免有几分得意地说：“刘昌义就投降了;现在苏州河也突过去了。” “好哇，你用的什么法术?” 聂凤智报告了“造假”的经历。陈毅听了哈哈大笑。 “好你个聂凤智，胆大包天，居然把我也‘全权’代表了。” 敢走险棋 笔者去採访聂凤智，临行前，一位老将军说起他：“那傢伙可是敢出险招!敢出奇招!”紧接着又慨嘆一声：“无险就无大胜!人生就如此啊!” 他向我说起百万雄师过大江时的一着险棋—— 当时，国共两党军队对峙于杨子江边。聂凤智所率27军的进攻正面有一个江心洲，名曰黑沙洲，洲不大，却是水上咽喉要地，敌人派重兵把守，工事十分坚固复杂，是江防中的第一道防线。要想过江，必须先拿下它。 聂凤智先后十多次派侦察兵过江，上演“渡江侦察记”，摸清了敌人在黑沙洲和长江南岸的江防情况，还抓回几十名“舌头”。 在军党委会上，研究渡江方案。有人主张，先集中兵力，打下黑沙洲，有人建议分三个地点突击过江。聂凤智闷头不发言，待大家讲得差不多了，他说，我不这么看，黑沙洲不宜强攻，强攻正中敌人下怀。用一个师“看”住黑沙洲，两个师从黑沙洲两侧偷偷绕过。设想一出，大家议论纷纷。 有人小声说：“异想天开!” 有人干脆说：“军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聂凤智说：“军事上的‘绝对’是没有的。正是由于谁都看到不取黑沙洲就无法过江，谁都知道一览无余的江面大部队无法偷渡，谁都觉得百万大军的行动无法保密，才为‘偷渡’提供了可能。敌人面对的是我陈兵江畔的强大压力，枪一响，必定全力以赴对付正面攻击，也一定会忽视非正面的突袭。” 他又说：“攻取黑沙洲，是毫无问题的;但必然要耗费时间，必然要造成的伤亡。我想了又想，觉得还是用一个师看住它。另外的部队隐蔽或相对隐蔽地接近南岸，其攻击效果会大不一样……” 然而，任凭聂凤智说破嘴皮，意见还是无法统一。聂凤智的脸一黑乎，一字一顿地说： “军事问题，军事主官有权决定。我决定，81师一个团“看”住黑沙洲。对黑沙洲实行半圆形的三面佯攻;另两个团摆在后面不动。79师和80师绕过黑沙洲，直取南岸。错了，我负责，谁不执行，谁对党负责，撤职枪毙，不要怪我。” 他用自己的权威“统一”了意见。 总攻发起后，正如聂凤智所料，黑沙洲守敌果然全部被81师一个团的佯攻火力所吸引，竟对两侧飞帆而过的大部队毫无反应;南岸的敌人也因此在我大部队快抵岸边时才发现，才手忙脚乱地放枪打炮。27军第一个突破了长江天险，横渡过了长江。 聂凤智随第二梯队赶到指定的会合地点，正碰到了237团的政委丁锐。丁锐高兴地喊：“啊呀，军长，你先到了?!” 聂凤智问：“你的部队呢?” “很好哇!” “我问你伤亡情况!” “奇了，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伤?” “一个重伤都没有，擦破块皮就不算了。” “你他妈的，研究的时候你还哇啦哇啦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叫不同意。” “啊呀军长，你报复也不要这么快嘛?那个时候，我们哪儿想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大部队过江后，黑沙洲很快被81师拿下。二梯队的一只运输船，渡江中还缴获敌人的一艘铁甲炮舰!聂凤智待各部会齐后，口授了一道仅仅12个字的电报，命令电台用最快的速度拍发给毛主席和党中央： “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此时的将军，那才叫潇洒，那才叫富有诗情。 攻城不准打炮 聂凤智是笔者所见过的，个性鲜明的战将之一，他的故事，提起来一串，放下去一堆。老作家松植写过他的传记，谈起来更是滔滔不绝—— 扫清上海外围以后，27军占领上海西郊的虹桥机场。随之攻入了市区，攻到苏州河边、北岸敌人居高临下实施火力压制，部队伤亡增加，聂凤智接到电话，请示动用炮火攻击。
第60页 此前，中央要求“军政全胜”，尽可能地保全上海，尽可能地保护好人民的生命财产。聂凤智根据自己的理解，命令部队——不打一炮，不用一个炸药包。也许是扫清外围的战斗不是很激烈，部队没有叫唤。一到市区矛盾尖锐起来了。 聂凤智赶到苏州河边，苏州河有三十多米宽，北岸，敌人利用岸边的高楼大厦，部署了强大的交叉火力，桥头、路口筑有坚固的碉堡，坦克和装甲巡逻车不时开过，把河面、桥面、路封锁得滴水不漏。 南岸，却是一条空旷的大马路，部队进攻通道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由于“禁止”用炮，无法有效地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无法有效地压制对方，进攻的部队几乎成了敌人的活靶子。特别是外白渡桥边，敌人的轻重机枪从对面高耸的百老汇大厦上疯狂地扫射，正在攻击的部队一批接一批地无情倒下…… 聂凤智来到前沿，部队早已被打得哇哇叫了;有的干部把山炮、野炮、榴弹炮、九二四步兵炮，一股脑儿地都搬到前面来，好几十门大炮的炮口齐刷刷地对着百老汇大厦。 “军长，下令开炮吧，保证一炮一个火力点，几炮就把对岸的敌人火力点全干掉!” “军长，三包炸药一拉，保管把他娘的那幢大楼炸飞上天!” “军长……” 看着大家的激动情绪，聂凤智反倒冷静下来了。 多少年后，聂凤智回忆说，当时干部战士都打红了眼，只要我一句话，苏州河北岸顿时就是一片火海，对面就可能在我们的炮火中夷为平地，无数平民百姓就不可避免地会在炮火中丧生……上海没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暴政下毁灭，却在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中遭受损坏，历史又将怎样记下这一笔? 考虑再三，聂凤智含着眼泪作出决定：“禁令”仍然不能解除，绝对禁止打炮，谁敢擅放一炮，军法从事! 在这种情况下，党委临时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论。批评的矛头都指向他，意见极其尖锐刺耳： “请问聂凤智同志，我们现在是不是打仗?” “上级要求军政全胜，也没有说不准用炮!” “下面干部战士反映说，我们的军长到底是爱什么?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还是爱我们干部战士的生命和鲜血!” …… 听着听着，聂凤智汗水湿透了衣服，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压了压火，还是尽量用平和的口气说：“说我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不爱干部战士的生命鲜血?上海的楼房现在是资产阶级的，解放后，楼房就是无产阶级的了。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果破坏了，就会影响整个新中国的建设，花多少钱才能建设一个新上海?这个钱，还不照样是人民群众的血汗?蒋介石就希望我们这样把上海打烂。如果开炮，不正中了他们的意!我们现在忍耐一些痛苦，再作一些牺牲，正是爱我们的战士，爱我们的部队，爱我们的事业，我们只有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里夺回来交还给上海人民，那才是真正的爱!” “这些道理谁不懂?批准打一两炮就有那么严重?”对方还带着“火药味”。 “牺牲苏州河北岸这个局部来保全上海这个整体，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当。” …… 会议开了一夜，还是争论不休。最后，他以军长的身份再次严令： “我再说一次!已经有令在先，谁要打一炮，我就要这个人的脑袋;谁要用一包炸药，我就要这个人的脑袋!这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错了我个人负责!” 事后，聂凤智回忆说，我当时横下一条心，说我“独断专行”也好，说我“个人英雄主义”也罢，我当军长就得执行我的命令。 原来临时党委会的精神传下去后，部队仍然有牴触情绪，炮团的一位战士就是不买帐，哇哇叫着：“他妈的，我就要放他一炮!” 副团长说：“别胡来，打了要枪毙!” 话音没有落，“轰”的一声，炮弹飞出去了。 这一炮，把百老汇大厦打了个大窟窿;副团长吓呆了。在27军，“聂军长”的厉害尽人皆知，说“要脑袋”，就是真“要脑袋”，他一面准备逮捕那名战士，一面电话报告聂凤智。 聂凤智接到报告，不由哑然失笑。从内心说，他十分理解甚至喜欢这样的战士，喜欢他“抗命”，喜欢他敢骂自己，敢与自己唱对台戏，这样的战士只要调教好了，绝对是个好兵! 聂凤智破天荒地“心软”了，他给副团长交代： “行了，就不要逮捕了，战士嘛，敌人把他打火了，伤亡那么大，有股子气，干出一两件傻事也是难免的;教育教育就是了。倒是你们，作为干部，应该好好地认真掌握部队。你们没有掌握好部队，战士错了，又搞他，不就错上加错，以后要绝对注意不能再出事!” 聂军长说了不算数，这在27军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一个将军和四本书 正当海湾战争进行得 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人向中国的有关部门传来了一条消息——海湾美军陆战队中正流传着一本《孙子兵法概论》。这消息引起了军事学术界的关注，也让各国的军事指挥机关感到惊奇——
第61页 是谁写的《孙子兵法概论》?又是谁将这本书推荐给了美国的军事指挥机关?美国人读得懂吗?它对海湾战争有用吗? 谁能想到，海湾战场美军陆战队军 官中会流传一个老共产党人着作。 正当海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人向中国的有关部门传来了一条消息——海湾美军陆战队中正流传着一本《孙子兵法》。 这消息引起了军事学术界的关注，也让各国的军事指挥机关感到惊奇—— 是谁把《孙子兵法》翻译到了美国?又是谁将这本书推荐给了美国的军事指挥机关?美国人读得懂吗?它对海湾战争有用吗? 经过一番周折，有人找到了流传在美军中的《孙子兵法》。——这不是2000年前的《孙子兵法》，而是后人所写的《孙子兵法概论》。重视智慧财产权的美国人在书的封面上印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陶汉章。 陶汉章是何许人也? 笔者在京郊的红山口找到了这位老将军。他原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副院长。 他已经八十高龄，但仍然神采奕奕。一副很是秀气的眼镜使他显得更加斯文，也使他显提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在他那简朴的客厅里，我们的话题就从这本书开始了。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孙子兵法并写出这本概论的?” 陶汉章将军指指桌上的刘伯承的照片，话题就从这位开国元帅说起了： “应该说，这本书有他的心血。”陶汉章说，“还是50年代的时候，刘帅在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我在那里当搞教学。有一天刘帅对我说，现在讲战役学，都是苏联的东西，学员反映听不懂，你能不能讲一讲孙子兵法?” 陶汉章说：“《孙子兵法》虽然早就读过，可是要讲课……” 见他面有难色，刘帅说：“你再系统地读一读，我们找个时间再研究一次。” 没有过几天，刘伯承就通知陶汉章把战役系上课的教员和有关人员找来开会。 刘帅主持召开了研究孙子兵法的座谈会。他首先发言：“孙子兵法十三篇，实际上是一本散文，其中有不少雷同和重复的地方，我看是否可以分为六个问题来讲。这六个问题是：智谋、兵势、奇兵和正兵、虚和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刘帅一番话，使陶汉章很受启发，也就成了后来他写《孙子兵法概论》的基本框架。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本书终于在1985年出版了，在以后五年的时间里，共印了五次，发行十几万册，在当时的军事学术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孙子兵法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对世界军事学术的贡献，出版后不久，就受到了国外的注意。”陶汉章将军很有几分得意地说。 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官员把它译成了英文，在美国纽约的史特林公司出版。也许是出版业的不景气，也许是美国人的偏见，出版后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海湾战争爆发前，有人向美国国防部推荐，他们购买一百本书，发给参战的高级将领。紧接着，美国军事书籍俱乐部和星条旗出版社，又购了一批书，推荐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是，这本书就在那里流行了起来。 陶汉章也因此而名声大震。 美国国会高级顾问布尔基斯金给陶汉章的信中说：“我读了你的书，不仅我一个人受益，我相信所有读了这本书的人都会受益。” 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州务卿派员专门找到了在广州休息陶汉章，授予他阿拉巴马州荣誉州务卿的称号。 那天我们的话题几乎都和书有关，而将军的几本书也都很有传奇经历。 陶汉章的第一本“着作”竟是用花花绿绿的纸写成 从江西进贤县一个小山村走出来的陶汉章没有什么更特别的经历。十几岁时，他投奔自己的姑父，到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官学校”读书。 1933年，陶汉章参加了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因反蒋失败，军人各奔东西，他听说老家江西有红军，就回到了南昌。 当时，国内的情况十分复杂，他刚刚到南昌，就听说进贤县的国民党党部传他，说他是反蒋分子…… 所以他只能在南昌待着，有一天，陶汉章翻报纸，看到上面说在新余县有共匪活动，就决定到那里去找一找。 于是就有了他参加红军的曲折经历。他有一个侄子在新余县当副县长，听说他从抗日前线回来，就请他到新余县作报告。在那里，他住了三天，听侄子的佣人讲，江那边就是红军，这里是一半红一半白。于是，陶汉章想方设法坐上了回城的一艘小船。 当船行至罗坊镇时，陶汉章对船老闆说：“这里有我的一个同学，我要去看看。如果等到十二点不见我回来，你就可以走了。” 上了岸，陶汉章一路向南走，问了几个人，人家警惕性都很高，都说不知道红军在哪里。又饿又累时，前面来了个老人，陶汉章问他：“能不能带我去找红军?”老人打量了半天，说：“你先在这里歇会儿，我给你找找看。” 不一会儿，来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中年人。他问陶汉章：“你为什么要找红军?”
第62页 “我想参加革命。” 那人也不多问什么，就带了陶汉章往山里走。到了区苏维埃，他们又和上级联繫。很快得到答覆，叫把陶汉章送到永新县去。——他就这样参加了红军，成了红六军团的一员。 陶汉章见到的第一个领导人是任弼时。听说他从冯玉祥的军官学校出来，有些文化，就把他留在了机关。到政治部当干事——那个干事可不是怎么好当的啊，既要当编剧，又要当演员，还要写标语，作宣传…… 说实在的，陶汉章不想当政治干部，想当军事干部。谁知军事干部没有当成，却在红军学校当起了教官。而当教官就要有教材，那时谁给我们的红军提供教材呀? “还不是靠自己干!”回忆起那时候的日子，陶汉章很是兴奋。“根据当时干部的特点，我拟了一个讲课提纲，叫军事问答一百题。一边总结，一边教课。后来就成了我的第一本书。” 江西的条件相当艰苦，红军吃盐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写字用的纸了。当陶汉章的《军事问答一百题》写好以后，却没有纸张印刷。他就和同事们到外面去找。找回来的纸有红的，有绿的，也有花的，也有一面写了字的。 陶汉章就是用这样的纸油印出了他的第一本书。也正是这本花花绿绿的书，使不少红军战士很快地成长起来。 对自己的这本着作，陶汉章很是爱惜。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短暂的休整，他总是随身带着这本书。在长征路上，这本书已经磨烂了他还是捨不得扔掉。直到过草地时上级要求轻装再轻装，他才近不得已把它留在了草地…… 如今，这本书是再也找不到了，说起来陶汉章将军还很有点遗憾。 共产党人写的书在国民党的陪都出版，半个世纪后才见到样书 1936年，19岁的陶汉章经过长征以后，调到了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他任学校支队长兼军事课教员。一天，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找到当时的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交给他一封信。 信是从重庆寄来的，署名是三联书店邹韬奋。信中说，希望能写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 韦国清把陶汉章找来，说：“你正在教军事课，这本书就由你来写吧。”陶汉章看完信，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把我们八路军开展游击战的经验介绍到全国去，一定会有很大的收穫。 但是，那个时候要写一本书绝非易事。红军打游击虽然有经验，但这些实践经验要经过提炼概括才能变成教材。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既要理论指导，又要有写作才能的人来完成。 陶汉章连续干了几个昼夜，拟出了写作提纲，徵求了一下意见后，寄到重庆的三联书店。对方很快给予了答覆，并且说，写完一章寄一章来。 于是陶汉章在随营学校开始了紧张艰苦的写作。自己打草稿，自己画图表，自己誊写，自己校对。一连干了三个月，从五台写到榆次，再写到交城、文水，最后在古城洪洞完成了这部17万字的学术着作。 为了使这部书更加完整，书后附录了我军四位高级将领的短文：林彪的《抗战经验》、刘伯承的《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战术应用》、肖克的《论平地游击战》、郭化若的《游击战争战术的基本方针》。 大约一个月后，陶汉章收到了重庆寄来的十分奇特的稿酬——一大捆邮票。 说来也不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之间惟有邮票是可以通用的，邮票可以当作货币使用。 拿了稿费，战友们要他请客。陶汉章揣着邮票到了洛川城，小馆子老闆拿出最好的饭菜招待他们，临走时掏出一卷邮票付帐，战友们哈哈大笑。 稿费收了，客也请了，就是没见到自己出的书是什么模样。后来，战事繁忙，他也没顾上去找这本书。 1994年，陶汉章在京参加黄埔军校70周年纪念会，见到一位台湾来的老军人，谈起当年国共合作抗战时的情景，老军人说：“1938年，在湖南南岳衡山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线各战区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是你们的一本书，叫《游击战术纲要》。” 陶汉章眼睛一亮，忙问：“还记得这本书是谁写的吗?” “是陶剑青先生。” “哦，鄙人是也。” 老军人站起身，拱手道：“陶先生，你是我的老师。” “不敢不敢。”…… 后来，陶汉章托人在重庆的图书馆找到了这本本该在50年前见到的书。 朱德说：“陶汉章中状元了，今天要喝‘状元红’!”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战略决战就要开始了，在晋察冀军区三纵当参谋长的陶汉章像许多将领一样，正渴望着在这场活剧中扮演一个适当的角色——这正是好男儿建功立业的时候啊! 谁知命运没有能使他成为一个战功显赫的将军，倒使他向成为一军事理论家迈进了一步。 有一天，军区副政委罗瑞卿找到他，说：“现在解放战争发展相当快，我们急需参谋人才，想搞一个高级参谋班，想让你去做这个事情。” 陶汉章在参谋长的位置上正干得有滋有味，不愿意离开，就对罗瑞卿说：“让我考虑考虑。”
第63页 不久，部队进行整训，罗瑞卿又来找他，还是要他去。陶汉章说：“罗政委，请你和杨成武同志讲一讲，如果他同意，我就去。” 罗瑞卿找到杨成武，谈了要陶汉章的事情。杨成武不愿意让他走，就说：“罗副政委，你能不能写个条子，借陶汉章半年?” 罗瑞卿说：“那就借半年吧。”说着掏出笔，真写了借条。 杨成武这才放了行。于是，陶汉章又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也正是在教书的过程中，陶汉章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本书的创作，也就有了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本《参谋工作》。 要教书，要写书，自己首先要读更多的书才行，陶汉章深知这一点。那一阵子，陶汉章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在书海中遨游，既是件快乐的事，也是件乏味的事情。有一阵，人们说他读书读得昏头昏脑，完全不像精明干练的参谋长了。 其实陶汉章正为一个件事头痛—— 既然是搞参谋教育，就应该搞清楚参谋制度是何时产生的，搞清“参谋长”这一个词是从哪里来的。中国古书中有不少记载，但那都被称为谋士、军师，好像还不是“参谋长”，他找啊找，终于在一本叫《毛奇传》的书里找到了出处。——1807年，拿破崙率数十万大军横扫欧洲，远征义大利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参谋人才——他任命了贝蒂埃元帅为参谋长。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完成了很有价值的学术着作《参谋工作》一书。 这本书在参谋训练班上当教材以后，还很快在部队中流传开来，不仅在华北，在华东，在中南等野战军都有了这本书翻印本。 这时陶汉章已经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育长。不久，华北军大专门召开了这本书的奖励大会，军区党委给了表彰，聂荣臻司令员签发了嘉奖令。同时，还给了他相当可观的奖金。 “奖励陶汉章三百元!” 那时的三百元可不是现在的三百元，当时干部的每月津贴只有四元啊! 教育长谭家述说：“老陶，我们要吃你的大户!” 于是，找了一个休息日，陶汉章自己驾车把当时正在华北军大休息的朱老总、叶剑英、朱良才等同志拉上，开到了石家庄的“状元坊”——这里的掌勺师傅是他派到石家庄的老关系户，菜烧得好，这里也安全。 人们说，要喝茅台酒，朱老总却说：“今天陶汉章中了状元，我们要喝‘状元红’!” 这在战争间隙里也是难得的一聚。 如今陶汉章虽然已经休息，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写作，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当我们对他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的时候，他却淡淡一笑，说：“有许多同志都能写，也有理论水平，像刘帅、陈毅、陈赓、许光达等同志，他们都没有时间写，在他们面前，我真是班门弄斧。” 大闹怀仁堂的谭老闆 上到毛泽东主席，下到农口的一般工作人员，都称谭震林为“谭老闆”。这个称谓从何而来? “大闹怀仁堂”这一说法，出自“四人帮”之口，却成了老一辈革命家向邪恶势力抗争的代名词。 人民大会堂的批斗大会上，谭震林宁死不肯低头，有人动手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说，这件事我永生不能忘。 谭老闆与江青的关系是人们说的比较多的，他说“我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上到毛泽东主席，下到农口的一般工作人员， 都称谭震林为“谭老闆”。这个称谓从何而来? 中国革命史中人物，有别名、绰号者甚众。细细考证，别名绰号的来源大致有两个方面—— 以形象特徵得名者居多。周恩来早年蓄有漂亮的络腮鬍子，人们便称之为美髯公。朱德的鬍子也颇茂盛，因而红四军将士也称他为“朱鬍子”、“鬍子军长”。他当时的妻子任若兰，英姿勃勃，脸上有浅白麻子，人们干脆叫她“麻部长”(她曾做过妇女部长)。罗瑞卿的个子高，年轻时消瘦修长，便得了一个“罗长子”的绰号。李作鹏眼睛不好，戴了墨镜，便被人们喊为“李瞎子”…… 有些绰号、别名与职务分不开。称叶剑英为“参座”或“叶参座”，是因为他当过八路军的参谋长。称彭德怀、陈毅、贺龙、聂荣臻等人为“老总”，是因为他们总管过一个地区、一个方面的党政军事工作。 谭震林却得了一个与形象和职务都无关的雅号——“谭老闆”。他身材不高，大约不足1米60;面色不白，甚至还可以说有点黑，肚皮不大，还不如跟他多年的警卫员老沈肚皮大。这些，都与“老闆”的形象相去甚远。要讲职务，他当过司令员、政治委员、省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这些都与“老闆”不搭界。 然而，“谭老闆”的名声却是人们公认了的。上至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下至新四军的普通战士都如此称呼他。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称赞他：谭老闆，你这一炮放得好哇!在另一个会上批评他：谭老闆，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谭震林分管的农林口，人们更是把“谭老闆”挂在嘴边，汇报工作时，开口便是“遵照老闆的意见……”“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对“老闆”的称谓也有了兴趣，经过多方调查写了一篇《雅号“谭老闆”的考证》刊登在《新农大》报上……
第64页 “老闆”必有些来历。 《新农大》报上说，“老闆”之称，来自浙江杭州，是杭州解放后所得。这想必是那时报纸凑不够版面，东拼西扯起来的，当然不足为凭。 那么，“老闆”到底来自何时何地? “老闆”的战友、“老闆”的亲属以及党史、军史研究专家的回答各异，甚至大相迳庭。 有人说，叫他谭老闆，是因为毛主席叫起来的。在一次会上，毛主席叫他：谭老闆，说说你的意见。主席带头叫，别人跟着叫，老闆老闆的，很快叫顺了口。 有人说，因为他是店员出身，开店嘛自然是老闆，所以，“谭副总理就成谭老闆了”。 有人说，叫他谭老闆，起初是开玩笑。他不激烈反对，反而笑呵呵，所以越叫越响，叫得快把原名都取代了。 还有人说，老闆的名字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四军工作时，因执行任务的需要，化装成老闆模样，对外称老闆。以后就沿袭下来，习惯成自然，大家都称他谭老闆。 经过一番认真考证，笔者认为，这后一种说法真实性最大。他的部下、战友多数以为此种说法有道理。 194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发电给中共江苏省委称： 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调谭震林同志去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军指挥，不日出发。 这份只有几十字的电报，引出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当时，谭震林正在安徽省的泾县。他的妻子田秉秀(葛惠敏)已经是怀孕9月有余，眼看就要临盆。军令如山倒，妻子一边为他整理行装，一边抹眼泪。他只能安慰说：“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妻子理解他，他也很为自己不能在妻子身边而感到内疚——这毕竟是新婚刚一年，而且是自己第一次做父亲啊! “你身体不好，自己要注意。”妻子嘱咐他。他患肺病尚未痊癒，还不时咳嗽。 谭震林没有时间儿女情长，他匆匆告别妻子，乘着月夜上路了。 此行的目的地是“东路”，即津浦路东段的“苏太常”“澄锡虞”地区(苏州、太仓、常熟、江阴、无锡一带的简称)。 坚持苏南抗战，是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它西有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南京，东临早已沦陷的上海市，中间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要在这一带发展抗日武装，坚持抗日斗争，确实责任重大。 为了确保安全，谭震林和随行人员都进行了一番伪装。谭震林化名林俊，身份是上校衔的国民党“三战区参谋主任”。 “从今以后，谁再叫出谭司令，我就不客气噜!”谭震林这样说。 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化装为马夫，一个是挎盒子枪的。而随行的廖海涛化名廖涛，是林俊的“秘书”，俞炳辉化名张德标，职务是“侍从副官”。 他们用特殊手段，制作了通行证，堂堂正正写好，去东路“检查工作”。——这个“国民党三战区”的“检查小组”，行色匆匆，奔走在皖南到江苏的路上。 行程是异常艰辛的。从皖南到苏南，本来并不算远的路程，走了整整18天。到达新四军江南总指挥部水西村后，他们稍事停留，又匆匆赶路。 此时，谭震林的衣着打扮已经是“鸟枪换炮”了。——雪白的衬衣，毛料西裤，外披哔叽长衫，头顶黑色礼帽。走路时前呼后拥，俨然一派“大老闆”的神气。这还不够，他还借用延陵镇一家绸布店老闆的名字搞了良民证，证上的名字是：李明。 谭震林甩甩衣袖，对同行者们说：“我走几步，你们看看，像不像老闆!” 说完，迈起四方步，把肚子挺一挺，摇摇晃晃，逗得人们大笑不止。 “笑什么?像，还是不像?” “像是像，就是有点太摆架子。” “不摆架子怎么行，我看很像。” …… 同行的吵吵闹闹，谭震林却说：“像不像三分样。我尽量摆出老闆的样子，有什么破绽，你们替我弥补着点。” “老闆”的正式称谓，自此而始。 “良民证”上是李老闆，实际姓氏应为谭老闆，按照化名，应为林老闆。姓氏上容易出错，干脆把姓省略去，一律称“老闆”。 几天以后，老闆出现在常州街头。 到了常州，住进了一家“萃昌豆行”。老闆的“买卖”越做越大，改行经营起豆类来了。——由日本人签发的通行证上，他又变成了豆行的老闆。 不要小看这张通行证，有了它，在苏州一带活动就畅行无阻。谭震林能够得到它，全凭“萃昌豆行”的小伙计，我们的地下交通员张建林。他买通各种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了这个证件。 虽说有了证件，谭震林仍然十分谨慎。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到了苏州以后，住进东来旅馆，“老闆”对他的“伙计”们说：“累是累点，可今晚都去看电影。” 有随行者不解其意，谭又悄声告诉他们：“小心为好，看电影比在旅馆更安全。”
第65页 这伙“商人”连看两场电影，回到旅馆已是深夜。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又在老闆带领下登船直奔常熟。 在常熟，大老闆遇到了一对小老闆。 董浜镇的“涵芬阁”茶馆，是我党秘密交通站。店老闆是陈关林、陈二妹夫妇。他们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讲湖南话的老闆。 对此，谭震林记忆颇深刻。直到晚年，他还说：“1940年，我到东路，一来就到董浜的陈关林茶馆店，这位关林嫂，就是茶馆店的老闆娘，曾经接待过我们。” 至于京剧“沙家浜”，取材于这个小茶馆，那是另外的事了，我们不在此处赘述。 谭震林在常熟没有停留，连夜前往徐州市“民抗”司令部驻地。 第二天，太阳初升的时候，老闆以很不协调的衣着，出现在“江南抗日义勇军东部司令部”和中共东路特委、常熟县委等同志的面前。 不几天，队伍里便传开了这样一句话： “上级派来了个老闆!” 按理说，事情结束了，“老闆”的称呼也就该结束了。谁知这称呼不仅没结束，反而越叫越响了。 这其中，有人叫着好玩;有人觉得他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叫“老闆”也合适;他自己也没有及时宣布该结束这称呼，所以就叫下去了。他大概也没想到“老闆”的称呼会伴随他的后半生。 “大闹怀仁堂”这一说法，出自“四人帮”之口， 却成了老一辈革命家向邪恶势力抗争的代名词。 一排高级轿车，停在中南海怀仁堂前。 这座金碧辉煌的建筑，可以算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了。远的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里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的话剧! 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 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发表极其重要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这里处理了高岗、饶漱石…… 毛泽东去世以后，在这里抓走了祸国殃民的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后话了。 当初建造“怀仁堂”的慈禧太后，怎么也想像不出她的这座“佛照楼”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议事场所。 今天，怀仁堂前一片宁静。卫兵依然肃立，铜狮依然威严。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央高层的斗争几近白热化、公开化，双方阵垒分明，观点尖锐对立。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已经不可避免。 2月6日，怀仁堂会议室里，响起了叶剑英的广东式普通话音：“我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叶剑英这是问陈伯达。那个时候，陈伯达了不起呀，全党公认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2月11日，还是在怀仁堂，叶剑英、徐向前两位元帅又同中央文革的人发生了冲突。 叶剑英不无嘲讽地说：“请地方的同志保护一下我们军队!” 徐向前的态度更鲜明：“你们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军队，我就不干了!” 2月14日，也是在怀仁堂，斗争升级了。在“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稳定军队，要不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问题上，双方拍了桌子，瞪了眼睛。 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接着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想干什么?” …… 这天是2月16日。 谭震林迈步走进怀仁堂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今天的主角。因为今天的会议的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签署的会议通知上写得明明白白。 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碰头会(当时有大碰头会和小碰头会，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两个碰头会的召集人都是周恩来。毛泽东、林彪都不参加)。谭震林的任务是“碰头”，他怎么会一下子成为会议的主要角色呢? 问题是“碰头”，碰上了张春桥的“头”。 假如谭老闆不是迎面碰上了张春桥，假如张春桥不是咄咄逼人，也许爆发不了这场尖锐的斗争。然而，这些假设，都只能是假设。事情按照它内在的规律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 本来，周恩来是召集人，他应该宣布开会，宣布散会。然而他没有宣布开会，也没有宣布散会，只是因为—— 谭震林碰上了张春桥。 他们是熟人。谭震林在上海工作时，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他们不仅打过交道，谭还曾经批评过他。 “文化大革命”以来，张春桥平步青云，步步得宠。但谭老闆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此，当他迈着四方步进入会议室的时候，谭老闆拦住了他，冷不丁问一句：“春桥同志，陈丕显同志为什么不让来北京?”
第66页 谭老闆曾经在两个场合亲耳听到毛泽东讲，把某些省委书记接到北京来。江华、江渭清、谭启龙等人先后接来了，惟独上海的陈丕显没来。 张春桥怔了一下。谭老闆的脾气，他是知道一些的。但现在的张春桥，已经不是前几年的张春桥了。他不冷不热地回答：“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的火气不打一处来。最近，他经常听到有人把事情往“群众”头上推，动不动就是说群众不同意。他朝张春桥吼起来：“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上学!”张春桥一伙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镇住了。而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暗暗为谭老闆叫好。 见张春桥不说话，谭震林更来气。几乎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 谭震林把目光转向在座的老战友，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老同志的目光，给了谭震林更足的勇气和力量。他把自己的愤懑，一股脑往外倒： “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还不够，谭震林是65岁的人，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种种风雨，见到过党内多次重大斗争。他把心窝子里的话都掏了出来：“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说出这话的时候，他不是没有考虑到后果的。他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义愤填膺地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4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的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他指名道姓责骂起江青来，使会议室气氛更加紧张。 谢富治也许是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空气，也许是为了给江青辩护，朝谭震林摆摆手，说：“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多次保过谭震林同志，并没有说你是反革命。” 谭震林不吃这一套，手拍着座椅，说：“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当时，如果有江青出面保谁，谁自然就有了一顶保护伞。谭震林却坚决不要。在场的陈伯达、王力等人都对谭震林的态度表示“义愤”，叽叽咕咕，也没敢大声说。 谭震林越说越来气，他站起来，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他跨出一步，又回过头来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他边说边往外走。政治局常委的大碰头会就要出现有人愤然退席的局面。 人微言轻，会议召集人周恩来，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他深知这其中的利害，他不能让谭震林这样离开会场。 周恩来站起身，很严厉地说：“谭震林同志，你回来!” 陈毅元帅也劝他：“谭老闆，不要走，要留在里面斗争!” 看着几位老战友，谭震林似乎明白了什么。陈老总说得有道理，是要留在里面斗争啊!他放下了皮包。 陈毅元帅借题发挥，讲了一段也相当厉害的话： “这些傢伙上台(指蒯大富之类)，就是要搞修正主义。” 说到此处，他望了周恩来总理一眼。总理的脸色很严肃，紧抿的嘴角好像在说：陈老总，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陈毅的脾气，在一定的程度上和谭震林有相似的地方，说起话来，一发而不可收。他又把“文化大革命”和延安整风扯到了一起，意思很明确，就是对整风运动中极“左”的做法不满。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在延安时不是挨整的吗?” 周恩来说：“我应该检讨，当时是整得对的嘛。” 陈毅又转向康生，说：“康生同志也被整。” 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珠子一转，说：“当时我是总学委主任，我不是挨整的。当时我是批评过总理的。” 康生可谓旗帜鲜明，给陈毅一个“下不来台”。 陈毅不管他是什么态度，依旧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说：“历史将证明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史达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雪夫，搞修正主义吗?” 周恩来接过话茬，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嘛!……” 余秋里站了起来，他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说：“你们不要这样讲，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经常讲谭老闆的好话，这我们都是听到的。” 李先念抢白他一句：“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 阵垒已经十分分明，要么东风压倒西风，要么西风压倒东风，此时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 李先念操着浓重的湖北腔，指责“中央文革”：“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中学生组织的‘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都是十几岁的娃娃!”
第67页 谭震林留在会上，他的气没有消，也不可能消，说话的口气依旧：“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拍着手里的皮包，说：“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我哪一点反对毛主席!” 谢富治说：“是啊，是啊。我们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党的利益出发。” “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谭震林把谢富治顶了个哑口无言。 李先念接着说：“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被打倒了!” 周恩来对康生说：“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康生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看。” 周恩来又问陈伯达：“你看过没有?” 陈伯达忙说：“我也没有看。” 他们所说的《红旗》13期社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主要精神是：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採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这篇社论发表前，陈伯达、康生都看过。见到老同志们如此激烈地反对这篇社论，他们又都改口说没看过。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他们这类政客惯用的伎俩。 谭震林的思路，随着李先念的话题扯到了瞒着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他说：“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是什么?我看消极面是主要的!” …… 问题越扯越多，话越说越长，当时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只是低头记录。他们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 本来预定研究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议题也只好作罢。…… 从紧跟到低触再到抗争，谭震林经 历痛苦的思想斗争，决定要公开反击。 谭老闆因“二月逆流”而声名大震。 说起二月抗争，笔者访问过的几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伸起大拇指，说谭老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是“这个”! 是的，听听怀仁堂里“就是砍头坐牢也要斗争到底!”的铿锵之声，你就不得不佩服这个人物。 然而，谭老闆为什么会这样干?他为什么敢这样干?这其中有多少必然的因素?又有多少偶然的因素?“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思想脉络是怎样的?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为了解开这其中的谜，笔者曾经往返于北京的小胡同、上海的大马路，寻找一个又一个的知情人士，终于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弄清了谭老闆在此前后的言行及思想轨迹。 假如说，谭老闆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反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谭老闆本人也反对这种说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刚刚点燃的时候，谭老闆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并不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真正意图，也没料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权势会那么迅速地膨胀并祸国殃民。他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崇拜，努力使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合拍。那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投身在这场“反修防修，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来。 对此，谭震林曾经说过，刚开始，我们不了解主席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搞到什么程度，要达到什么目的。对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所作所为看不惯，但也不好多说什么，因为我们弄不清是毛主席的意图，还是他们自作主张。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时候，谭震林也曾决定向农业口所属院校派工作组。 “红卫兵”大串联，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时候，谭震林曾经跟随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接待过来京的外地“红卫兵”。 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学院等大专院校的运动开展起来后，谭震林曾经到学校看大字报，同“造反”的学生谈话。 在林彪的主持下，谭震林曾经参与讨论、研究、制定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等文件。 …… 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积极参加，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搞这场运动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过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势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因而，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反动面目也需要一个过程。 至于认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那就更是艰难而复杂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了。 面对大字报铺天盖地，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的局面，谭老闆的疑虑越来越深。他是分管农业口的副总理、书记处书记，如果农村都造起反来，8亿人口的吃饭就成了大问题。他找到刚到中央不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陶铸，诉说心中的疑虑。在陶铸的支持下，经请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起草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第68页 这个规定，定下了许多“框框”，诸如：北京和外地的学生不得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得参加县以下单位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秋收大忙季节，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购;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等等。 规定还特别要求：各级干部，应在群众的帮助下，揭发错误，批评错误，改正错误。对上级党委任命的干部，均不应採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这份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红头文件，对于稳定农村的形势，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央文革”的人十分恼火，他们认为，这是“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的典型材料。文件成了他们攻击诬陷陶铸的重要内容。 1966年的金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林彪发表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并且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这些，都引起许多老同志的反感。 吃饭桌上，会后散步时，谭老闆和陈正人、江一真等同志议论，觉得陈伯达的报告有许多片面性的东西，不那么实事求是，而且把问题上纲上线。江一真说：“不少省委书记不同意陈的报告。”谭老闆也说：“对反动路线的‘反动’二字，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 他们的这些议论，被专爱在背后搞小动作的人听到了，捅到上头，同时告诉造反派组织，让他们在小报上登出来，加以批判。 谭老闆有意见，不只是会下议论议论，他是要“放炮”的。果然，在正式的小组会上，他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报告，讲群众群众，不讲阶级观点，不讲阶级路线……”“没有强调党的领导，光讲群众，没有党的领导。” 针对陈伯达讲的多数、少数问题，谭老闆火了。他说：“少数就好吗?多数就不好?在农村，地富反坏是少数，贫下中农是多数怎么理解?……” 这些话，当然很刺陈伯达的耳朵。引起他们对谭震林的不满，也是很正常的事。 这些，仅仅是铺垫。一些令谭震林目瞪口呆的事情相继发生了。——贺龙的家，被“造反派”冲击了。国务院副总理，一代开国元勛，不得不在周总理的帮助下，住在中南海里面。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同外面的相勾结，透露了消息，外面的广播车开到中南海门口，不分昼夜地高喊：“打倒贺龙!”声言：不揪出贺龙绝不收兵!周恩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指示有关人员，将贺龙转移到西山……谭老闆得到消息后，气得手直抖，说：这像什么话! 陶铸被打倒，是典型的“突然袭击”。1967年1月4日下午，陶铸正和周恩来总理等人开会的时候，江青、陈伯达、康生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公开点陶铸的名，说他执行“刘邓路线”，应该被打倒。谭老闆问司机：“是打倒陶铸吗?”司机确认无疑。他沉默不语了。他找到李富春，开门见山地问：“要打倒陶铸吗?”“不知道哇!”“这就怪了!”要打倒一个政治局常委，而另一位常委却根本不知道。可见当时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地步!“陈伯达有什么资格讲陶铸的问题?”李富春说：“这得问主席去。”据说，李富春真的去问了毛泽东，毛泽东也不知道此事，因而引出了后来毛泽东批评陈伯达“一个政治局委员，打倒另一个政治局委员!” 上海爆发了所谓“一月革命”，以王洪文为头头的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的大会，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地，相继出现了“曙光”，响起“春雷”，一场遍及中华大地夺权斗争全面展开。谭老闆愈来愈想不通：共产党的权力机关都被推翻了，还能叫“革命”吗? 一批和谭震林很熟悉的老同志、老部下被打倒，被批斗，被戴上叛徒、特务的帽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他们的真实写照。经过多方努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他们刚住到京西宾馆，谭震林就去看他们。江华、江渭清、谭启龙、李葆华等老同志见到谭老闆，纷纷诉说心中的愤懑和本人的遭遇。“老闆啊，这样下去，国将不国，党将不党!”“老闆啊，得想想办法啊!”他们的肺腑之言，使谭震林吃不香，睡不着。他们被接到北京来还难保住，那些来不了的同志呢?井冈山时期仅剩的女同志之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仲廉竟不明不白地被整死在厕所里…… 那段时间，他时常去李富春家里，同富春交换意见，和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一起，忧国忧民。谭震林说起话来，容易“放炮”，他说过许多出格的话： “叫那几个秀才(指“中央文革”)乱搞，国家不垮才是怪事!” “他们就是要把国家搞乱，乱了以后才能夺权。他们的野心大着哩!” “我看他们下一步要搞总理。他们要把主席封锁起来，不让别人跟主席接近。”
第69页 “应该找林×××反映情况，争取他的支持。” ……谭震林的这些话，得到了老同志的贊同。他们的感受和认识是一致的。这为他们在怀仁堂的抗争，作了准备。因此，李富春的家，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据点”。 紧接着，发生了渔轮停港的事件，使谭震林和“中央文革”的斗争表面化了。渔轮停港，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各渔场都搞起了“四大”，在公海上捕鱼的船队也要如法炮制。水产部的同志深知，一旦在公海上搞起“四大”，后果实难预料。每条船上都有枪枝弹药，如果打起派仗，出了乱子，那将是国际影响。但是，谁也不敢作出渔轮上不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问题摆在了谭震林的面前，他和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用水产部的名义给各渔业公司发电报。命令出海归来的船队，停港一周，集中时间搞运动，然后再出海。他请示了总理，总理也明确表示：船上的枪枝弹药，应该全部移交给海军;可以暂停港一周搞运动;还是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就这样一件事，在当时，搞得很热闹。造反派反覆追问，此决定是谁作出的。有关工作人员说，是经周总理、“中央文革”同意的。他们问“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的人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贴出大字报，说“谭震林破坏渔业生产，罪责难逃”! 谭震林本来是反对全国动乱，要抓紧生产的，反被别人扣上一顶破坏生产的帽子，他很是恼火，给江青、陈伯达写了一封信，痛斥他们对自己的污衊。 恰巧，陈伯达打电话来，责问此事：“这样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同中央文革商量?致使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 谭老闆一听就火了：“你陈伯达是干什么的?管这么宽!这样的事，我们完全有权决定，并不是什么事都必须经过中央文革!” 陈伯达说：“现在正在搞运动，你应该知道你们的决定是错误的，实际上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 “谁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不就是那么几吨鱼吗?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跟造反派怎么讲的?你们是什么态度?” 谭震林的嗓门很大，震得电话嗡嗡直响。 陈伯达本想责问谭震林，没想到碰了个硬钉子。 两人吵了半个多小时，不欢而散。 挂了电话，谭震林还在气呼呼地骂这位“马列主义理论家”狗屁不通! …… “二月逆流”的发生，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有许多偶然因素。“渔轮停港”的事件，是偶然而又必然发生的冲突之一。有了前面的怀疑不满，才会有这件事的正面冲突。有了这次正面冲突，才会有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这又是一种必然。 谭老闆个子小却脾气大，这是战争年代大多数人都公认的。 谭震林之所以大闹怀仁堂，除了当时大的背景和他的觉悟以外，还有一条，就是和他的脾气有关—— 说起他的脾气，人们对他的评价就大不相同了。原江苏省省长惠浴宇曾对笔者说：“老闆的脾气，发起来你可是吃不消。不过，没有脾气的领导者也难说是好的领导者。”陈毅元帅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谭老闆朝你发脾气，你可能受不了。可是一转身呢，他又在说你的好处了……”这大概就是指谭老闆批评人时，叫被批评者下不了台、无地自容、难以忍受。但过后他不记帐，从不背后给人小鞋穿。 笔者以为，一个人发脾气前后，正是他的个性表现最充分的时候。谭老闆在第二次打涟水前后是大发了脾气的，许多人都记得他那次发脾气时的情景。 事情发生在1946年的秋天。 那时，蒋介石还是很猖狂的。他认为他手里有军事优势，又有美国大老闆的支持，悍然发动内战，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在华中，他集中了包括所谓“王牌”74师在内的大批军队，两次进攻涟水。 第一次涟水保卫战在粟裕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经过十几个昼夜的激战，共歼敌9000余人，取得了解放战争初期我华中自卫战北线的第一个大胜仗。 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是在谭震林等同志的组织指挥下进行的。历时两个星期，共歼敌4000余人，并主动撤出了战斗。 由于涟水城位于淤黄河、盐河之间，淤黄河自西南至城南，折向东南，成一河套，经芨菱向东北而去。盐河亦由西南与淤黄河平行至城西大关绕至城北向东北流去，因此，两次涟水保卫战都与这两条河有关。人们的记忆，也离不开这两条河。 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战斗激烈，许多老同志回忆起来都说：“那场仗打得很凶很凶的呀!” 后来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他担任民力动员指挥部的主任。那天下午，他正在涟水的河边指挥架桥——供部队使用的浮桥已经被炮火炸断，等着过河的队伍堵在河岸上，人们急得团团转。项南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们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牛车、门板、柴草、麻绳搭起的浮桥还没有接上，而等待过河的人却越来越多。
第70页 忽然一匹飞马送来一封急信，通信员只说一句：“老闆给你的。” 项南接过信一看，是谭老闆的亲笔，忙拆开信封。信的内容只有一行大字，直刺项南眼睛： “今晚不把桥架好，就枪毙你!” 军中无戏言，谭老闆动了肝火。项南也知道谭老闆这道命令的分量。他把民力动员部的人叫来，要大家齐心协力，当晚坚决完成任务。 当晚，浮桥架好后，谭老闆来了，他赞许地点点头，就到过河的队伍中。他对乱糟糟的队伍很不满意。 确实，河边的队伍挤成一团，人马、辎重、伤员、民夫，嘈嘈杂杂。有的队伍还为过河发生争吵。 谭老闆走到河边时，正过担架队伍。项南指着放在河边的担架说：“老闆，你看——” 担架上有粮食，有用具，甚至还带着瓷夜壶。 “这哪里是在打仗，这简直是在搬家!” 谭老闆脸色铁青。他朝着有伤员的担架走去。果然，担架上有许多零碎罈罈罐罐，再加上被战火撕破的衣着，显得十分杂乱。 谭老闆立定，对跟在身后的参谋说：“派几个兵，把担架上的夜壶一类的东西，统统给我打掉!” 参谋迟钝了一下，谭老闆厉声喝道：“快去!”说完又补充：“不像话!” “是!” 不一会儿，河边传来砰砰叭叭的敲击声…… 有个伤员见打他的东西，骂骂咧咧，朝战士吼叫，战士说：“谭老闆——” 人们看到，谭老闆虎着脸，正朝他们走过来，霎时没了声音。 这类看似不大的事情，在谭老闆的生活中屡见不鲜。但在决策和指挥作战中的表现，则更能展示他的脾气。 第一次涟水保卫战的硝烟未散，敌人气势汹汹反扑过来。在研究保卫涟水的战斗方案时，谭老闆和16旅的首长发生了分歧。 谭老闆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判断：张灵甫的74师还会从淤黄河的南面发起进攻，因而安排16旅在南面打阻击。 16旅的旅长、政委都不这样看。旅长王必成说：“张灵甫上次吃了亏，这傢伙狡猾得很，他不会再从南面来了。” 政委江渭清也说：“我们是否调整一下部署……” 谭震林说：“你们16旅不要操心过大，还是打你们的阻击。” 他的话很肯定，似乎决心已下。 江渭清还是强调一句：“要是敌情有变化，临时调我们可来不及。” 谭老闆不高兴了，说：“叫你们不要操心就不要操心。” 按当时的规矩，下级向上级建议，只能建议三次，如果上级不採纳，你就不能再提这个建议了。 战斗打响以后，谭老闆发现敌人避开16旅的狙击，攻到涟水城下，守城的部队连连告急。 他只得下令“16旅飞兵保卫涟水!” 16旅官兵接到命令，连夜奔驰，天亮前，赶到了炮火硝烟的涟水城边。 这时，通信兵已经架通了电话。政委江渭清接到了谭老闆嘶哑着声音的电话： “16旅立即反击，把敌人赶出涟水!” 江渭清说：“部队刚到，还没有准备好，等晚上反击行不行?” 谭老闆对着电话吼：“趁着敌人立足未稳，赶快打反击!” 旅长王必成不同意这样干，再次向老闆建议，等部队稍事整理以后再进攻。谭老闆说：“不要再讲了，拼死也要反击!” 军令如山倒，下级必须服从上级。16旅按照谭老闆的指示，迅速展开队伍，向涟水城发起猛攻。 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和较大的人力物力优势，使他们的进攻无法奏效。部队伤亡较大，久攻不下，只好撤出战斗。 撤退的路上，谭老闆的吉普车赶上了16旅政委江渭清。 他脸色阴沉，开口就骂：“你们16旅搞得什么名堂!涟水失守，是华野六纵的耻辱!我要给上级发电报!” 江渭清知道，此时解释也无用处，干脆听他发脾气。 谭老闆还对其他负责同志说：“任务没有完成，该撤职的撤职!” 涟水一战，16旅吃了大亏，整编部队后，需要补充新兵和弹药。谭老闆的气还没有消，硬邦邦甩过一句话： “穷则越穷，富则越富。” 言外之意是，你们旅不打胜仗，就不该给你补充。这当然是气话。 直到莱芜战役胜利后，谭老闆来这支部队调俘虏，他才意识到涟水保卫战时自己的态度是怎样伤了别人的心。 那个夜晚，江渭清、王必成等领导同志还围着一个火盆烤火。谭震林进来了。 简单寒暄过后，谭老闆说明来意：“军部决定，从你们俘虏的人中拨1万给叶飞部队。” 沉默了一会儿，王必成开口说：“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一个也不调!” 一句话噎得谭老闆无法再接茬。 江渭清赶忙打圆场，说：“谭政委，明天再谈，今天就不谈了，你也先休息休息。” 王必成心中有气，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他不是那种不顾大局而闹意气的人。该调人给人，该调枪给枪，他不会打折扣的。 其实，从涟水保卫战结束以后，谭老闆就开始对自己的组织指挥进行系统的反思，认识到当时对16旅的批评是不合适的。只是缺少一个表明自己态度的机会。
第71页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华东野战军在贾汪召开总结表彰大会，谭老闆登台发言。面对着浴血奋战的指挥员们，老闆的心情有些激动，以至于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同志们，今天是表彰大会……” 他一边说着，一边比划着名，眼前齐刷刷坐着的下级军官们，仿佛又在硝烟滚滚的战壕前沿拼命。 他不顾自己的面子，开始数落自己： “在涟水，我批评六纵的领导(16旅)是错误的!我应该自我批评啊……” 台下的听众中间，有许多是亲眼见谭老闆在涟水发脾气的人，也有被老闆批评哭了的。此时此刻，他们面对坦诚的上级，还能再说什么呢!只能用极热烈的掌声，打断了谭老闆的讲话。 至今，说起谭老闆在贾汪做自我批评的事，江渭清依然很感慨：“哎呀，当时，我们听了他的自我批评，心里的气一下子就顺了!” 战争年代他是如此，全国解放以后，他的脾气是不是有所改变呢? 建国后，他得了一个雅号“谭大炮”。 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开炮。 俗话说，官大脾气长。 俗话也说，官大口难开。 谭老闆倒是没有变，他还是他，该说话的时候他不会闭口，该发脾气的时候他照发不误。 全国解放以后，谭老闆的“官”越做越大，当了副总理，进了政治局，分管整个农业口的工作…… 但他时刻警惕着，千万不能变成“官老爷”。他不知说过多少次，“进城做了官，最可怕的是变成‘官老爷’啊!” 他牢记着毛泽东讲过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成语，时刻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联繫，倾听老百姓的呼声。对那些官僚主义的倾向的问题，他从不客气，从不留情。在这方面有人称他为“谭大炮”。 这外号不知怎么叫他听到了，他没有生气，而是说：“朝官僚主义开炮有什么错?就是要把脱离群众的歪风邪气都轰掉!” 且看他几次小小的开火—— 有一段时间，有关部门为了首长的安全，作出规定，外出开会，不得随便乱喝水。警卫人员、秘书应该给首长带个暖壶，喝自带的水。 那天，他要到西苑旅社去讲话。司机拎了个暖壶放到车上。他问：“带暖壶干什么用?又不是走个千八百里的。 ” 司机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他火了，说：“这是什么人的规定?” “保卫部门。” “乱扯淡!”谭老闆把皮包扔进车里，“这简直是国民党!” 司机和秘书都不敢讲话。坐在车上，他还在说：“这么下去，老百姓不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才是怪事。” 到了会场上，他的气还没有消，端起桌上的茶杯，咕咚咕咚喝了两口，说：“同志们，我们有关部门不许我喝你们的水!要自己带水，你们说这是什么作风?什么规定?” 秘书给他递眼色，要他不要再讲，他根本不听，继续放炮：“为了首长安全?有这么保卫的吗?对这种规定，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不遵守!不听他这一套!” 直到把火发完了，他才罢休。 到宾馆开会，事先有了准备的服务员给他开门，他又看不惯了，走进屋里，朝服务员招招手： “小鬼，过来过来，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女服务员跑到他身边，问：“首长有什么事情?” “我问你，给我们开门是你们领导安排的呀，还是你主动干的呀?” 服务员被问愣了，不知这位“大首长”是什么意思。 “两者都有。”服务员反应很快。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是所有的人来你们这里，你都给他们开门呢?还是只管给当官的开门?” 服务员脸红了，说：“我们当然是为领导服务的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对你开门，我先表示感谢了。但是我也得告诉你，以后像我这样身强力壮、不伤不残的人来了，不管他官有多大，都不管开门的事!如果当官当到连门也要别人开的地步，这个官也就差不多完蛋了!” 服务员静听着，不知如何是好。 谭老闆像想起什么，又补充一句：“要是你们的领导责怪，就叫他来找我!” 对类似的事情，只要叫他碰上，非得挨一顿批评不可，不论走到哪里，都是如此。正如在他身边工作过多年的同志所说：“老闆眼里容不得半点官僚主义，容不得半点欺负老百姓的事情。” 那年，他回到老家攸县，在县城散步，撞上一件看似很小的事，他又忍不住开口了。 一群人排着队，拎着口袋，等在粮店的窗口前——这窗口1米多高，很小，只能伸进手去拿口袋。旁边等着买粮的人在议论： “把售粮口垒这么高，存心不让你买!” “谁惹得起他们，他们是官家!” 听到这些议论，谭老闆站住脚。停了片刻又走到售粮窗口。只见里面的工作人员一副冷面孔，正在呵斥一位来购粮的孩子。 谭老闆不朝卖粮的工作人员发作，而是转过身，对跟来的县委的同志说：
第72页 “为什么把售粮的窗口开这么高?” “他们怕开低了不安全吧!” 谭老闆说：“你们看看，开这么高，我够着都费劲，孩子、老人怎么办?” 县委的干部沉默不语。 谭老闆把手一甩，说：“这是存心整群众!我们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服务，一到具体事情上，就整群众，简直不像话!” 县委的同志说：“我们尽快通知他们改正这些缺点……” “不是这些缺点的问题!你们眼皮底下尽是这类事情，你们不脸红吗?我看，你们用这件事，进行一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 ——这件事，一时在攸县的居民中传为美谈。当然也惹得一些人很不高兴，认为他那么大的干部不该管这种很具体的小事。管这种小事，有损于干部的威信。 谭震林不管别人怎么议论，他该怎么干，依然怎么干。在这一点上，他是我行我素，不被风言风语所左右。 恰在这时，攸县城关镇发生了一起干群矛盾的事件，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传到了谭老闆的耳朵里： 原来，城关镇的居民修了一条马路。路面刚刚铺好，还没有干，就被县百货公司的经理等人的车辆压坏了。这下子激起了公愤，居民纷纷找到百货公司去讲理，要求经理赔偿。那位经理不仅不赔偿，还强词夺理，说路就是要走的!群众气得没办法，只好在街中心的黑板报上写了一篇批评文章，指名道姓，说这位经理是官僚主义作怪，特权思想作祟。经理哪受得了这样的刺激，找到县委组织部，说镇上的群众要“闹事“，说这样闹下去，他没法工作了云云。县委组织部的负责同志也认为不该把经理的大名弄到黑板报上去，并指示镇委书记把黑板摘下来。镇委书记听了群众的反映，认为县委组织部负责人的意见不对，随即向县委主要负责人反映。 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天已快黑了。谭老闆说“我去看看。” 人们劝阻他不要去了。他坚持说，一定要去看看。大家拗不过他，只好陪他去看。 他认真读了黑板报上的批评文章，又看了被那位经理压坏了的路，好半天没有说话。往回走的路上，他对县委的负责同志说：“群众的批评好哇!让群众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我们如果把群众的意见压下去，那才可怕!” 晚上，他又明确表态，对这位经理的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进行了严肃批评。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们口口声声说是人民的公僕，实际上，是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绝不是一个干部应该做的事!这件事情，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必须彻底解决。 在谭老闆的干预下，县直机关展开了讨论，并且进行了整风。那位经理作了认真的检查，并修好了路面。 群众获胜，由衷地感激为他们说话的谭老闆。有的老太太说，要是共产党的干部都像谭震林这样就好喽! 正因为这样，有的干部“怕”谭老闆。他的夫人葛惠敏对他说：“你能不能脾气小点，别管那么多的闲事?” 他很不以为然，说：“怎么是闲事?该管的就是要管。这种事情，别叫我碰上，碰上了就别怪我不客气。” 他何止是不客气，有时是叫人下不来台。他还有他的理论，叫做：就是叫你下不来台，否则，你是记不住、改不了的! 在攸县蹲点结束前，召开过一次县社干部会。与会的各位县社干部，都是捧着稿子念，念得很是乏味，听会的人不是打哈欠，就是抽菸。 有一位讲话者开始念稿子，磕磕巴巴，念得很不顺畅。稿子显然不是他自己写的。 谭老闆打断他的讲话，说：“我问你，你的稿子是谁写的?” 被问者支支吾吾，说是别人帮助起草的。 “别人帮助起草的?我问你，今天讲话是你讲，还是别人讲?” 被问者脸都红了。 谭老闆从衣袋里摸出自己的一份讲稿，说：“我都不敢像你们那样，3页半的稿子，还要秘书给起草。” 会场上寂静至极。他站起身，虎着脸，一点都不留情面地批评： “官，越当越懒!讲十几分钟的话，都要别人替你写个稿子!这样，不脱离实际才奇怪呢!从今天开始，你们谁要是再要别人给你起草即兴讲话稿，谁就是不称职的干部，谁就得给我站起来!” 他意犹未尽，又说：“战争年代，我们给部队讲话，都是不要稿子的。讲得不是很有层次，人们也很爱听。我们不能越来越退化!如果我再看见这种情况，可就不会客气了!” 讲话的同志当时确实下不来台，谭老闆又给他个台阶下，说：“我打断你的话，有点不礼貌，为了倡导一种风气，我要这么做，就是要你记住，这样干是不行的!” ——这是他对同志的批评，有了这样的脾气，也就不难理解他在怀仁堂的表现了。 给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办公 室打电话，谭老闆继续抗争着…… “大闹怀仁堂”之后，谭老闆并没有就此罢休。他致信林彪，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他要求面见毛泽东，向他陈述一切……然而，事情的发展对他越来越不利。
第73页 怀仁堂的会议散了。 谭震林把公文包重重地甩在车上。他心中的气还没有消。司机看他的脸色不好，也不敢多问。 回到家里，他饭没吃，脸没洗，径直进了办公室。妻子葛惠敏发觉情况不对头，是怎么回事，他说：“和你没有关系，你不用管”——这也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工作上的事，不在家里说;党内的机密文件，不许家人看…… 他靠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把房门关紧，不准孩子们进来。 许久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了。心中的郁闷憋久了，这是总爆发。他觉得，这一炮打得还不够过瘾，还应该再厉害点。 他也想到了后果，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中央文革》的人有所收敛，有所改变。另一种是他们变本加厉，更加猖狂。 像过去打仗一样，作最坏的打算，朝最好的方面努力。 他靠在沙发上，漫无边际地想着。 他甚至想，那一伙子(江青、张春桥等)此刻正在干什么呢? 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楼内灯火通明，不知里面又在策划着名什么，研究着什么。 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饭都顾不上吃，匆匆忙忙整理了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记录也是很有学问的，他们把这份记录作了各种各样的删节和加工，准备报给称病在家的江青。 后来，据王力、陈伯达、戚本禹交代，他们当时被会场上的剑拔弩张的气氛吓坏了。整理材料时，姚文元对王力说： “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你要站稳立场啊!” 王力专门跑到“中央文革”的另一位成员戚本禹那里，给他讲述怀仁堂会议的情况。 王力说：“你没有去，可不得了啦，谭震林、陈毅在怀仁堂大闹起来啦!你躲在家里倒挺舒服。谭震林、陈毅反党、反毛主席、反林彪、反中央文革，简直是反对一切……” 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人，一起找到江青。将“记录”送给她看。江青可说是又气又喜。 气的是，谭震林、陈毅等人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她;喜的是，这些人居然扬言不跟主席了，这不是绝好的把柄吗! 江青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聂荣臻是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总理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他们认为，江青应该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江青却要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亲自汇报。她给毛泽东办公室打了电话，还写了张纸条： 主席： 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江青2月16日 毛泽东当晚召见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他们怎么汇报的，毛泽东又是怎样说的，我们没有查到原始记录，可能没有记录，自从“录音“事件之后，毛泽东的很多谈话都无记录，只是当事人事后谈过当时的情况。虽然这些情况，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但他们当时似乎还不敢伪造“最高最新指示”。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是晚上10时左右进入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的。毛泽东依然坐在沙发上读他的书。请张、姚、王坐下后，毛泽东问张春桥和姚文元：“你们什么时候回上海去?” 张春桥回答说：“18日走。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没有了，都说过了。” 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示意他说下去。张春桥把他们凑起的情况，扼要地汇报了。 毛泽东听着，吸着烟，面带微笑。对怀仁堂剑拔弩张的形势，他似乎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越听，他的笑容越收敛。当张春桥说到陈毅的发言时，不知是“整风运动”，还是“史达林晚年把权交给赫鲁雪夫”那句话刺激了他，他的表情顿时严肃起来。当张春桥汇报到李先念批评《红旗》杂志1966年13期社论，周恩来说，这样大的事，应该让政治局常委讨论一下时，毛泽东插话了：“党章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的社论要送常委审查?我们党没有这种先例。” 此时，张春桥说：“主席还记得吗?我们是不贊成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的。要把所有的干部放到火里烧的文件，是在谭震林他们这些人都参加的会议上搞的。是他们要把中层干部都打倒。” 张春桥所说的这份文件，是指1966年8月李富春约谢富治、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谷牧、赵尔陆、周荣鑫、姚依林等同志根据《十六条》的精神，研究国务院8个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拟定的十条意见。这十条意见，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主张把“干部放到火里烧一烧”，让他们在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周恩来阅后认为很好。并为此给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写信，很客气地说，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可否即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件送到毛泽东手上后，毛泽东曾经批示印发周恩来提议的“各同志”，并表示“此事应当讨论一下”。
第74页 现在，张春桥重提此事，无非有两种目的，一是为他们“打倒一切”辩解;二是把“打倒所有干部”的罪名，扣在老同志们头上，反诬这些老同志倒打一把。 毛泽东又说：“现在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煤炭和铁路。” 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是平和的，并没有因为听到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刺耳的批评而立即暴跳起来。 当时在场的王力问：“前几天我和关锋根据主席、总理的意见，写了一篇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已送主席，主席看过没有?” 毛泽东说：“你马上直接再送一份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很显然，毛泽东还在生陈伯达的气。 从这次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看，毛泽东虽受到些刺激，但似乎还没有决定要反击所谓“二月逆流”。 2月17日，张春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送上了毛泽东要的“十条意见“，同时附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9月10日提出的五条意见。 就在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的时候，谭震林也没有休息。他想给老战友们打电话，转念又觉得打电话没有什么用处。自己在会场上的言行，他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态度， 他们也清楚。要把“中央文革”的气焰打掉，老同志们能做的都做了。 他想到了一个人，要给这个人写信。 此人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林彪。 在当时，能够对“中央文革”起点制约作用的，除了毛泽东，恐怕就是林彪了。种种迹象表明，林彪与“中央文革”的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应该让他知道一下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应该努力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谭震林十分善良地这样推测。 再者，林彪是一个老同志，从井冈山时期他们就有过交往。几十年来，虽说不在一个系统工作，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是可以的。就在怀仁堂开会前，叶群还打来过电话，说“一零一”(林彪的代号)还是很关心谭老闆的。由此可见，林彪并不是要把老同志置于死地。 ——谭震林又被假象所迷惑了。 当然，有一种意见认为，谭震林当时已经知道林彪的态度，就是要同他们斗一场。这种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但还不全是如此。如果是朝林彪开火，谭震林写信的口气就不是这样了。 谭震林在他宽大的办公桌上，铺开公文纸开始给林彪写信。信是用钢笔写的，一落笔，他就抑制不住激愤的心情，许多“刺耳”的语言，毫不顾忌地出现在雪白的纸上。 下面是信的全文。 林彪同志： 昨天的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 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了××，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是主席反覆说过要保的，无可奈何，只好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戴上反革命高帽不行，因为这样太露骨了，又来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巨大损失的罪名。非把我整倒不行。对于丑化党的行为，对于老干部倒下去，他们一言不发，少了几吨鱼，就如此大发雷霆，就可看出他们喜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作检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致 敬礼! 震林 2月17日 写完这封信，他长舒了一口气。 他亲自写好信封，交机要秘书立即送到林彪办公室。 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大的失误，他对林彪还缺乏真正的了解。 林彪在收到这封信之前，已经接待了一批“客人”——江青和王力。 林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肯见什么人的。江青来电求见，他不好拒绝。不知这次江青又有什么新情况。 时针刚刚指到8点，江青和王力就赶到了林彪的会客室。
第75页 “我们是来向林副主席汇报情况的。” 江青坐在离林彪最近的沙发上，很有几分讨好地对林彪说。 王力扼要地讲了“大闹怀仁堂”前后的一些情况，也讲了京西宾馆的军委会议上的一些情况，特别着重讲了16日晚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的谈话要点。 林彪静静地听着，不像有的人听汇报，高兴时点头，不高兴时皱眉头。他的面部好像没有表情。 叶群就不同了，她拿了个本子做记录。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指示，她记得特别认真。 王力讲完，江青问林彪有什么指示。 林彪只讲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军。 ——这是指在京西宾馆的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等同志同“中央文革”抗争时，徐向前元帅所说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等言论。 第二句话是：陈伯达是一个书生。 ——这是指1月初，在陶铸等问题上，陈伯达“放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林彪确实就讲了这两句话。 据当事人王力后来回忆，汇报完后，江青让叶群派车将他送回，而江青留下来同林彪、叶群密谈，其内容不得而知。 谭震林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18日晚，事情会发生如此戏剧性地急剧变化。 18日晚10时左右，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等人，都接到通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开会。——这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后来的碰头会，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会。反正毛泽东就请了这些人。 毛泽东在会上“震怒”。他语言尖刻，火药味十足。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他指指正在记录的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定，有人要夺他的权，让他做好准备。” 毛泽东对老同志们说：“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同志、叶群同志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发起脾气来，是相当厉害的，言辞也常常走极端。他说：“把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他指名道姓地批评谭震林、陈毅：“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 毛泽东最后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请全体党员来解决! 毛泽东讲完，退场。 会议确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叫政治生活批评会)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并确定由周恩来同陈毅谈话，李先念、谢富治同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同徐向前谈话，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 究竟是谁使毛泽东“震怒”的?他怎么会发如此大的火?我们很难考察得十分准确。有人说是因为谭震林的信，毛泽东看到后很受刺激，所以才发了火。我们认为这个说法不够确切。 因为谭震林的信是17日送给林彪的。而林彪是在19日叶群从毛主席那里开完会后才转给主席的。 林彪给主席的信，是由秘书起草，他亲自签名的，全文如下： 主席： 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预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林彪19日 这就是谭震林一直认为他是“老同志”的林彪。在毛泽东发怒之后，他把这样的信转去，不正好是在火上浇油吗!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之后，随即挥动粗铅笔，写了两行字： 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如果按照18日晚毛泽东发怒的态度，他必定会在这封信上作批示的。因为这封信上公然骂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比武则天还凶”，并且声明：“这个反，我造定了!” 然而，毛泽东只是“已阅”，就退回去了! 毛泽东的态度为什么不断变化? 毛泽东真是个研究不透的人。 历史就是有许多不解之谜。 据说，林彪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大有点拍马屁拍到马蹄上的感觉，将此信揉成一团，扔进字纸篓中。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事后拣起来存入档案的——这个说法确实与否，我们无法找林彪核对，但我们看到这封信的原件，确实是被揉搓、被撕过的。 至于毛泽东究竟为何“震怒“，有一种说法可供参考： 《党史文汇》月刊曾经发表过一篇《二月逆流史话》，其中讲到2月17日，康生单独会见毛泽东。他不仅叙述了开会的情况，而且是从历史的高度、从理论的高度、从路线的高度把“怀仁堂会议”的内容加以篡改，以此激怒了毛泽东。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找到可靠的依据。
第76页 谭震林是在家里听李富春、李先念传达毛泽东“震怒“的情况的。 两位老同志在传达时用词是委婉的——他们的政治态度同谭老闆别无二致。可以想见这次谈话的艰难。 谭震林听得目瞪口呆。 他并没有反对毛泽东，他还希望毛泽东听听老同志们的意见，扼制一下“中央文革“的活动。谁知毛泽东竟是如此态度。 他觉得，肯定有人蒙蔽了毛泽东，应该向毛泽东面陈一切。 老同志们劝他冷静一些，认真对待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谭震林说：“我就是要向主席讲明情况!” 他又错了。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是那么容易听得进老同志的逆耳忠言了。 他和毛泽东的办公室联繫，希望主席抽点时间同他谈谈。得到的答覆是最近主席很忙，等有了空，就给你打电话。 谭老闆静静地等待着，而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却一直没有响。 与此同时，党中央的“政治生活会”连续召开了7次。这7次名曰“政治生活会”实际上是对谭震林、陈毅等同志进行批评和围攻。 康生在会上说：“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咬牙切齿地说：“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说：“这是自上而下地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面对重重压力，谭震林没有退缩，也没有屈服，他用“检讨”的形式，继续抗争着，直到不让他再参加会议。 人民大会堂的万人批斗大会上，谭震林宁死不肯低头， 有人动手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说，这件事我永生不能忘。 谭老闆从来没有像这段日子这样苦闷过。 他吃过饭，就坐在办公桌前，既不读书，也不看报，连听收音机的习惯也改变了。他拿着一枝铅笔，在纸上写着，划着名。每天只写一页纸。 他在写检讨。 这检讨怎么写呀!以往毛泽东也批评过他。批评后他很快就能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这一回，却是有本质的不同。 他不承认自己“错”了。“文化大革命”就听任“中央文革”这样胡闹下去?中国就这样混乱下去?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就这样被他们糟蹋下去?…… 他陷入了愈来愈深的苦闷之中。我们从现存的一份又一份检讨中，可以看出这位65岁的老革命家的思想轨迹。 这种苦闷似乎不难理解。他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追随毛泽东。他尊敬毛泽东，崇拜毛泽东，总是希望毛泽东把事情做好。在毛泽东的麾下几十个春秋，他认定毛是个伟大人物，是出类拔萃的革命领袖。因而对毛泽东的决定和指示，他是言听计从的。他认为，他在怀仁堂发脾气，是维护毛泽东，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的。而江青他们那些人，才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干自己的勾当。 可是，毛泽东却说，“中央文革”执行我的指示，成绩是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我! 由于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他不能不思考毛泽东的这些话，不能不反省自己的言行，不能不在夜深人静的凌晨扪心自问：是我错了吗? 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在这件事上，只是不该那么冲动地发脾气。可是，陈伯达、江青这一伙人也太气人了。谭老闆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若依着谭老闆的性格，他是真的“不干了”。然而他毕竟是个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有着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他还是要在党中央的政治生活批评会上，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所谓“批评”。 在汉语词彙中，“批评”和“批判”似有所不同。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叫做“政治生活批评会“。而“中央文革”和“左派”们对陈毅、谭震林的“批评”，绝不仅仅是同志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一种“围攻”。他们要谭震林承认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谭老闆不承认反对毛主席，他们便说：“态度不好”，“拒不认错”。谭老闆承认反对“中央文革”，他们又说“看他的反动气焰有多么嚣张!” …… 真正想把谭震林打倒的人并不多。周恩来等同志千方百计想让他过关，让他“站出来继续革命”。许多老同志、老部下也来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好汉不吃眼前亏”…… 1967年5月1日，北京照例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在红旗飘扬、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上，谭老闆见到了很多老同志。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悄声对他说： “老闆，认个错没什么要紧的。谁也少不了认错、检讨、反省。历史总是公正的嘛……” 谭老闆握住老战友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又有许多人走进休息室，他们只能用目光来交流感情了。 又有一位老部下来叫他。他们相跟着走到城楼上的栏杆前。老部下沉默了一阵，才说：“老闆啊，你得检讨哇。你硬顶下去，他们就会彻底打倒你。你现在不能倒，你倒下了，我们这一大批人也就倒下了。”
第77页 谭老闆望着广场上如潮的“红卫兵”，许久没有回答。 老部下又说：“这不是怕丢官。毛主席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你也告诉我们要讲策略，老闆，检讨也是一种策略。现在检讨过了关，将来还可以和他们斗，你说是不是?” …… 不知是不是这些劝说起了些作用，后来谭老闆相继写了几份检讨。写检讨和送检讨的心情都是复杂的。这在他的检讨中可以看出来。 ——他把一份检讨送给毛泽东和林彪，并写信说：送上我在军委扩大会议发言稿一份，请审阅指教。这次检查是在上次检查的基础上，增加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法，对阶级斗争的看法，和革命左派、革命群众组织的看法。在这三个问题上，我都犯了立场上的错误，都站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对路线上去了。尽管不是自觉的，但错误是严重的，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表现。 ——谭老闆把一份检讨送给周总理。并写信说：总理，我的检查已写好，检查后即可与革命群众组织接触。如何接触，请你指示。我估计我自己去找他们可能有困难，需要总理指定人帮助才行。 周恩来总理是希望他尽快“过关”的。并且覆信指出他的检讨应该在哪几方面“加深认识”，以便保他顺利地“站出来”。周恩来是尽了他最大努力的。 然而，江青、康生等人就完全不是这个态度了。江青授意戚本禹很快把消息透露给了北师大、北农大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这股逆流的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目的是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要小看这几条。在“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的时候，这几条的煽动性是相当大的。“谁胆敢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和他血战到底“就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中央文革“还向北师大的谭厚兰授意：”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 于是，3月8日前后，不知底细的“红卫兵”小将，冲击了农业展览馆的学大寨展览。在宣传车大喇叭的引导下，群众激昂的游行队伍，高呼“打倒谭震林!”的口号，沖向东郊的农业展览馆。游行的队伍边走边散发一份油印好的传单。醒目的标题是：《谭震林是炮制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的罪魁祸首》，这份传单罗织罪名，说谭震林声称进展览的标准是“产量高”，“没有产量怎么叫人信服?”说谭震林“一手砍掉两面红旗”，虽正厅只有“总路线万岁”，实际上旁边两厅有另外的“两面红旗”，等等。 一个星期之后，首都街头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次公开打出了“打倒二月逆流”的口号，公开点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名字，声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 到了酷热的七八月间，国务院各口的“造反派”和各高校的造反派揪斗老一辈革命家的斗争几近白热化。“摧资联委”和“揪刘火线指挥部”动员数十万人围困中南海。外事口的“批陈联络站”也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农业口的群众组织组成了“揪谭火线”，不把谭震林揪出来誓不罢休。 周恩来总理对揪斗他的副总理是极力反对的。毛泽东此时不在北京，“中央文革”不断地施加压力，使周恩来处于内外夹击的境地。农业口的造反派声称：不把谭震林揪出来，他们就不撤离。这不能不使周恩来心急如焚。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利用部队，保证这些老同志的安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所谓的“群众斗争”限制在一定的条件下。 继陈毅被大会批斗以后，农业口的“揪谭火线”更加嚣张。他们想方设法，要把谭震林揪出来批斗。周恩来总理表示在农大开个1000人的会议，让谭震林和造反派见面，接受批判。“揪谭火线”在某些人的支持下，坚决不干，要开大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周恩来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接见了他们。 那是1967年的8月17日早晨，周总理忙了一夜，眼里布满了血丝。他坐在会议室里，听造反派的代表们详细陈述了意见以后，说：“你们要开大会，就在人民大会堂开，不能到别处去。” 他问造反派的头头：“你们要开万人大会，如果别的组织来沖，怎么办?” 造反派代表提出：“在人民大会堂开谭的批斗会，会提高他的身价!” 周恩来生气了，说：“你这是什么话?批判彭德怀也是在这里嘛!” 周恩来十分详细地安排了这次批斗会。他说：“你们的发言要控制在4个钟头之内，星期六开，时间1点半到6点，中间可休息一刻钟，或许休息不了。这个大会我是要奉陪的。” 批斗大会召开前，周恩来还和造反派约法三章，不许武斗，不许悬挂大标语，不许挂牌子。 他因一件临时重要任务离开，请李先念同志坐镇。 批斗会前，谭老闆倒很坦然。“到群众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嘛!”他对工作人员说。
第78页 话是这么说，会开成什么样子，他心中没有底。他和警卫员、秘书交代：“到了那里我记不下来，你们帮助我记一记。” 为安全起见，他坐上了负责警卫的吉普车，而他平时乘坐的轿车上是秘书和工作人员。 踏上人民大会堂台阶时，谭老闆感慨万千：他多次在这里出席重要会议，会见外国来宾，而且常常是神采飞扬。今天，他却来这里出席批判斗争会，怎能不感触颇多。 “批判就批判嘛，有什么了不起?”事后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学生、造反派，我又不是没有见过。并不像洪水猛兽那么可怕。谁知……” 他不愿再说下去了。他的脸上表现出很复杂的神情。 据目击者说：那天人民大会堂的会议气氛十分热烈，口号声此起彼伏。批判稿有点“火药味”，都可以理解。不可思议的是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 一位徐娘半老的女性。 当这个女性跳上台的时候，谭老闆扫了她一眼，那目光里充满了藐视——他们是老熟人了。 她曾在老闆所管辖的农业口工作过一段时间。她的丈夫是一位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老革命”。在李富春副总理家议论“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时，他也参加过。后来在“路线斗争”中，站在了江青一边。谭老闆对他们两口子可说是一肚子气。 这位女性跳到台上，揭发批判谭老闆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可谓“字字血，声声泪”。谭老闆想回敬她两句，可会上又不准被批斗者讲话。谭老闆只好忍着。 谁知这位女性俨然一个大泼妇，批判到火头上，蹦着蹿着来到谭老闆身边，挥起她那双想扭转干坤的手，朝着谭震林打来…… 这一巴掌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命令! 马上有几个男人，冲上台直奔谭老闆。 几乎与此同时，跟随谭老闆多年的警卫、秘书以及保卫人员喊着：“不许动手!”“凭什么打人!”也往台上沖。 这时，坐在台上的李先念副总理正听旁边一个干部说话，听到喊声，他抬头一看—— 已经有几个人揪着谭震林胳膊，狠劲往下按他的脖子。一边按，一边喊：“低头认罪!”“低头认罪!” 谭老闆哪里受过这样的气，头可断，头不可辱!他梗着脖子，质问那些人：“你们要干什么?!” “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谭老闆怒目而视，牙齿咬得格格响。 李先念高声喝问：“你们干什么?” 但剎那间，他们揪的揪，推的推，把65岁的谭震林“打倒“在地，还有人残忍地踩了几脚! 李先念同志站起来抗议：“你们这样搞，我马上退出会场!你们和周总理有协议的，不准搞武斗!” 主持会议的人怕事情闹大，不好交代，赶忙说：“先念同志，我们马上制止!” 谭震林已经被警卫人员扶起来，他吐一口唾沫，张了张口，想说什么没说出来。 事后，他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说：“这件事，我永生不能忘，是对我谭震林人格的污辱!” 堂堂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就这样被一帮无耻之徒凌辱。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的“大民主”。不要说谭老闆是个老革命，即便他仅仅是个65岁的老人，也不应该用这种非人性的手段来对待他!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带头打人者不是黄毛小儿，也不是一哄就上的毛头小子，而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女性。 疯狂的政治运动使人变得毫无人性。 当谭老闆被跟随多年的警卫员沈凤云扶着走回家里的时候，葛惠敏和孩子们都围了上来。 他们见谭老闆脸色不对，很不合时宜地问：“爸爸怎么了?”“爸爸生病了吗?” 谭老闆拨开众人说：“我没事!” 沈凤云忍不住了，他说：“还没事呢，让……” 他终于说不下去，两行眼泪挂在了胖胖的腮边。 葛惠敏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首长让人家给打了……” 老沈哭了起来。小点的孩子也跟着流眼泪。 谭老闆走进自己的那间办公室，回过来安慰人们：“没有你们的事，我也没有事，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笔者访问谭老闆的警卫沈凤云的时候，这个老同志因中风偏瘫在床上，说起这段经历来，眼眶里盈满了泪水。说话的声音也断断续续：“老头挨打……那天……我哭了……” 人民大会堂的批斗会后，谭老闆还曾被揪到农业大学批斗过一次。详细经过，我们不再赘述。 谭老闆这之后的日子，似乎是越来越艰难了。家里先后几次被搜查，他个人的行动也要受限制。1968年3月，江青在工人体育场的10万人大会上宣布谭震林是大叛徒之后，他的境遇更进一步“升级”了。 谭老闆本人，被所谓“专案组”严格控制起来，不得与任何人接触。 谭震林的家立即搬出中南海。他的妻子葛惠敏因不堪忍受动乱的折磨，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送进了公安医院。
第79页 谭老闆的工作人员、秘书、警卫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没完没了的检讨，没完没了的批判…… 有人揭发，谭震林是大叛徒，对他的斗争进一步升级。 晚年，谭老闆同搞党史研究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说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我可以接受，但说我是叛徒，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老人说此话时，颇动感情。手拍桌子，桌上的茶杯格格作响。可见此事在老人心目中的位置。 “叛徒”问题，不仅折磨了这位刚直的老人，也株连了许多同志。然而，这件事情的起因缘由是怎样一回事，人们却不甚了解。许多谭震林的部下、战友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为了搞清“叛徒”问题始末，笔者先后访问了十几个较为知情者，翻阅了上百万字的文字资料。 所谓谭震林的“叛徒”问题，首次在群众中提出，应当归“功”于江青，江青说应该归功于别人，那是别有用心。 1968年3月21日。 京西宾馆礼堂。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赴京汇报团的全体成员和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江苏班全体学员在等候中央领导的接见。语录歌唱了一个又一个，还是不见有领导出现。 人们不由得伸起脖子，向台上观望——他们不知道今天会是谁来接见。会不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 忽然台上的所有灯光都亮了，有人带头鼓起掌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汪东兴、叶群等出现在主席台上。 掌声的潮水落下之后，陈伯达、江青开始讲话。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很难懂，人们也没听出什么新东西。江青就不同了，她出语惊人，向人们宣布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 “我们有确凿证据，谭震林是大叛徒!” 这是个时时处处都要出风头的女人! 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1968年时江青的话意味着什么。她的一句话，可以把你捧到天上，也可以把你打入地狱。她说你是鬼，你就不能再是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新闻，虽然还没有十分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却也够快的。第二天的红卫兵小报，几乎全部刊登了“谭震林是大叛徒”的消息。 江青可能觉得这还远远不够。6天以后，她又出现在首都工人体育场的主席台上，面对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的会标，这个想永远唱主角的女人不禁心襟摇荡。她正正头顶上的军帽，把麦克风往嘴边移一移，拉长嗓音，开始讲话。她历数了“中央文革”的“辉煌胜利”之后，又说：“谭震林是一个叛徒。我保过他，现在我要喊：打倒谭震林!他是刘邓陶的黑干将，现在有确凿的证据，他是叛徒!” 康生也恶狠狠地说：“谭震林这个叛徒，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上他要猖狂进攻，并且声明，砍掉他的脑袋，坐牢，他也要斗争到底，请同志们看看他这个反革命的气焰多恶劣!” …… 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讲话，欺骗了许多善良的人们。一时间“打倒大叛徒谭震林”的标语铺天盖地而来。全国各地相继掀起了揪斗“谭式人物”的狂潮。 谭震林是怎样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变成“大叛徒”的呢?这魔术般的变化是谁一手操纵的呢? 叛徒问题的提出，是和当时的大气候紧密相连的。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全国很快颳起“抓叛徒”的歪风。林彪、江青等人煽风点火，说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各地相继出现了“揪叛徒”战斗队。“东北叛徒集团”，“新疆叛徒集团”等冤案就是这样形成的。 “揪叛徒”的妖风和所谓“二月逆流”，相隔只有一个月。因此，有人按照当时的逻辑推断：谭震林胆敢反对“中央文革”，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他在历史上就是反革命。 首先是一份来自钟山脚下的“内参”提出了这个问题。“内参”称：据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反革命分子王×交代，谭震林是个叛徒。谭曾在1934年9月被捕，捕后不久被关在苏州反省院。于1935年3月被释放出院。王×曾任“反省院”军事训练勤务督案。据说，到“反省院”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叛变自首分子，一种是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政治犯。谭震林被捕时的名字叫李思豪。当时反省院的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反省院每期反省、感化时间为6个月。凡出反省院者，都要写一份自白书。谭是否写“自白书”，江苏××组织正在继续调查。 王×还交代说，当时与谭震林在反省院的，还有张爱萍、曹荻秋等人。××组织负责同志认为，谭震林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死保江苏省委，死保江渭清一小撮，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有辫子在江苏。
第80页 这份“内参”，“中央文革”和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看到了。这不能不引起他们的重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岁月。 紧接着，又有一位人士给叶群写信，转来“叛徒线索陈赓、谭震林、张爱萍点滴材料”，这位人士转的材料，是××大学抓叛徒战斗团的一个专案组，审讯一个叫强雷的反革命分子所得到的。其内容，与那份“内参”大致相同。 叶群收到这封信后，立即转给了江青。江青对这样的材料，当然很感兴趣。在她的直接干预下，1967年12月，成立了所谓“谭震林专案组”。 专案组用了很大的气力，来搞“叛徒”问题。很快，他们发现，前面的两个线索，都是子虚乌有。1934年，谭震林根本没有到过江苏，那时他正在闽西。倒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段历史，有些“油水”。 有人揭发，“七七事变”后，闽西南红军改编为闽西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军政委员会改名为闽西南特委，谭震林任闽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到金丰传达命令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扣留一夜，后又放行。 还有人揭发，谭震林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时，从福建龙巖出发，去江西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路经瑞金，住在我游击队办事处。1月7日晚被国民党江西警察保安总队黄才悌部包围，谭震林等100余人被缴械，扣留一星期左右。谭震林此时背叛了革命…… 专案组将这些材料，报告江青等人以后，江青作了批示。要他们一定抓住线索，把证人找到，搞出“成果”。不久，她就声称：“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谭震林是叛徒。 ” 在那个年代里，不论是谁，只要被捕过，就有叛徒嫌疑，就可能是叛徒。“红卫兵小将”这样想，是“神经过敏”，而江青等政客这样推论，就是怀有险恶的目的了。 把谭震林整得死去活来的“叛徒”问题——“瑞金事件”的历史面目，是可以写成传奇故事的，我们在这里不妨描述几笔。 1938年年初，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谭震林被任命为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员。(张鼎丞任司令员)他接到军部的命令，要他到军部汇报工作。据谭震林自己讲，当时项英那里没有警卫部队，向他要一个警卫班。他此行带的一个班警卫，就是到项英同志那里去的。 他们一行人抵达瑞金时，太阳已经西斜。找到河背街的新四军驻瑞金办事处，吃过晚饭，天就黑了。这时，瑞金附近的游击队负责人张开荆等同志，听说谭震林带人到了瑞金，就赶到了办事处。 谭震林事先并没有通知他们来瑞金。既然来了，就开起会来。——面对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形势，的确有许多话要说。根据与会者后来回忆，开会的主要内容是：新四军准备北上安徽集中，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安置好地方党的工作。他们还认真讨论了哪些人该走，哪些人留下等具体问题。 不知不觉已到午夜时分，正当张开荆等准备离开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院子里有人吼：“出来，统统出来!” 喊叫声，拉枪栓的声音，外面跑步的声音乱成一锅粥。 谭震林叫大家不要乱，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制止了要开枪的同志。 一个连长模样的国民党军官拎着手枪走进屋来，说：“你们今天来了多少人?统统到我们团部去登记。” 谭震林回答：“今天我们刚到，又这么晚了，有话明天再说。” “你们必须去登记!” “跟我们走!“ 谭震林说：“去把你们长官叫来!” 这时候，有国民党士兵进到屋里，东瞅西看要搜东西。谭震林发起脾气来：“你们是哪里来的混蛋，没有纪律!” 敌连长解释说：“长官不要骂人，我们弟兄只是进房检查。” 谭震林说：“你们这是搞什么?现在日本人打中国，你们在这里搞摩擦!” 敌连长说：“你们这么多人来了，还说我们搞摩擦?” 谭震林觉得，跟他说也没有用，他不是要到团部去吗!正好找他们的上司。这时，有的警卫战士要打，谭震林说：不要打，现在是团结抗日的时候，事情会搞清楚的。 谭震林等人，跟了这支队伍去他们的团部，没想到敌人採取欺骗手段，缴了他们的枪，并且把他们捆绑起来。 谭震林对国民党的官兵说明情况，晓以大义，都无济于事。 谭震林哪里知道，这件事的起因，联繫着一个叛徒和一个女人。 新四军瑞金办事处的隔壁是一个货店。店老闆的女儿风华正茂，正是招蜂惹蝶的年纪。随谭震林来的战士中，有一位意志薄弱分子，很快就同那女人勾搭在一起了。女的问男的，来此地干什么，男的便把不该说的情况，告诉了相好的，于是，消息传了出去。 消息传到黄才悌耳中，(他又名黄镇中)事情便闹大了。这位黄才悌，本是红一军团的一位连级干部，后来投敌叛变，为虎作伥。国共两党和谈以后，他想趁机将汀瑞游击队收编。恰在此时，红军游击队替县署破获一起抢劫案，县长很满意，给游击队不少给养。这个案子牵扯到黄镇中的一个亲信。他正无处发泄，就以“事先没有通告，聚集这么多人开会，图谋不轨”为理由，把谭震林及其游击队负责人抓了起来。
第81页 第二天，敌营长把张开荆叫去，很有几分客气地对他说：“国共合作了，你们整编成新四军，在山上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不如把游击队带下山来，在瑞金城整编。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解决。” 张开荆知道这是圈套。对敌营长说：“这恐怕不行，我们没有接到下山的命令。” 敌营长说：“你们还管什么命令不命令，现在下山正好。” …… 张开荆被他纠缠了好久，才答应说，考虑考虑再答覆。 回到被押的地方，张开荆向谭震林汇报了情况，并且提出建议：利用敌人这次机会，把游击队带到龙巖方向去。 谭震林表示同意。叮嘱张开荆，回去后赶快把队伍带走。隔了一天之后，敌营长又把张开荆押了去。 “考虑得怎么样了?” “让我回去，我没有把握把游击队带下山来。” “你怎么能说没把握，只要你肯带，就能带下来。” 张开荆故意对他说：“你非要我去，我就去试一试吧。” “去了，肯定能带回来。” 张开荆说：“只能试试看。” “好!一言为定。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今晚咱就结拜为兄弟，你年长，为大哥;我比你小，是小弟!” 张开荆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手，赶忙说：“我们从来不搞结拜兄弟这样的关系。反正我回去后，尽快把队伍带下山来就是了。” “你要是不同我结拜兄弟，就是没有诚意。” “你看，结拜不结拜兄弟都是一样的，我一定把队伍带下山来。” …… 两个人蘑菇了半天，没有结果，敌营长答应让张回去考虑考虑。 张开荆又去向谭震林汇报。谭震林问他的意见，张开荆说：“不答应和他结拜兄弟，他不会放我回去……为了挽救游击队，我看可以答应他，只要放我回去了，就不由他了。我马上把队伍带走。” 谭震林从策略上考虑，对张开荆说：“同他拜把子以后，尽快回游击队去。回去后把情况说清楚，以后进行动员，力争后天晚上把游击队全部拉到龙巖去整编。” 张开荆根据谭震林的指示，同敌营长喝鸡血酒拜兄弟之后，返回了游击队，很快带着队伍开赴龙巖。 与此同时，温仰春从南昌新四军军部领取电台，带着报话人员返回龙巖的路上，也被扣在了瑞金。邓振洵、李坚真到龙巖办事，途中听说谭震林被扣，急忙返回瑞金，以新四军联络参谋的身份，与黄才悌交涉，要他们放人。黄才悌不仅不放，反而把他们也扣留下来。 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复杂。新四军池江办事处、龙巖办事处都向国民党瑞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项英也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发了急电，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全部人员。 谭震林、温仰春也和国民党瑞金当局交涉，让电台发报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接到电报后，也和国民党江西保安司令部交涉。 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由江西保安司令部发电，命令瑞金当局释放被押人员，批评他们的行动是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战，是违法犯罪行为。 这样一来，黄才悌害怕了，赶忙归还了枪枝弹药、电台以及印信、符号等物件。还摆了一桌酒菜，赔礼道歉。 既然对方已经承认错误，就应该表现出大度和宽容，这是人之常情。况且又是在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也不能不依不饶。这与坚持原则是两回事。 所以，谭震林对他们说：“这也不能全怪你们，你们不了解情况，我们事先也没有通知你们。” “怪兄弟无知，实在抱歉抱歉，望今后团结合作，一致抗日。” 谭震林不失时机地宣传新四军的政策：“团结抗日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我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只要两党团结一致，中国就有希望。” …… 这就是“瑞金事件”的前前后后。说谭震林是叛徒的人，先是抓住国民党军队把他们一行人释放为由，认为这其中必有交易，否则怎么能释放他们? 搞来搞去，查来查去，觉得这个问题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又提出谭震林让游击队的负责人和敌人拜把子，是叛徒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许你为自己辩护的，谭老闆就是有一千条理由，也无法说清。 好在当时毛泽东并不糊涂。他认为，说谭老闆是“叛徒”，缺少确凿的证据。叫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中间又有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当然这种保护是有策略、有巧妙办法的)，所以，一直没有像对待刘少奇那样，向全党全军发文件，说谭震林是叛徒。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权威可说是至高无上的，但也不能说他一手遮天。有些事情，他说了，也未必算数。尽管他在谭老闆的“叛徒”问题上没有表态，“江青反革命集团”却依然在全国造成了“谭震林是叛徒”的广泛影响。 为肃清这种影响，中共中央于1980年1月10日向全国发出了为谭震林平反的通知。谭老闆身上被泼的污水才得以洗清。 面对莫须有的罪名，正直的人让谭震林肃然起敬。
第82页 政治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老百姓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 笔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舞台，各色人等，三教九流，都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了生末净旦丑。“文化大革命”这个舞台，使人性中的伟大与卑微，善良与丑恶暴露得淋漓尽致。 当江青等人从首都工人体育场的主席台上走下来的时候，这段插曲的序幕便开始了。 与会者中间，有那么一位参加革命年头不少的先生，我们隐其姓名，叫他为h君。听完江青的讲话，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回到驻地，赶紧铺开纸张，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写信。 信中说，听了中央首长的讲话，他“心情十分激动”，革命的警惕性空前提高，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利害关系，表示“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除了表示他的耿耿忠心，这封信的中心意思是：他在天津某局工作时，领导了当时的肃反工作。在整理敌伪档案时，发现过一封国民党特务的信。信中明确写着，到解放区之后，遇到什么事情，可以去找谭震林云云。 h君为了证实他的说法的可靠性，声称天津市某局的领导同志陆××、温××知道此事。 请注意这封信的发出日期：1968年3月28日。江青在工人体育场发表讲话，诬陷谭震林是叛徒的时间是1968年3月27日下午。 按照信的字数和写信时认真程度，h君没有四五个小时的时间是写不好抄不清的。也就是说，听完报告就写信，写完后立即发出去的。——这倒是真有点时代特色，“执行指示不过夜”嘛! h君写这封信的动机，我们无从考察。有一条可以肯定：他的神志是清醒的。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一个受共产党培养教育多年的老同志，如果不是出于某种压力，而主动写这样一封信，就给我们许多思索的空间。 也许他的确看到过这样一封国民党特务的信，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不便说出来，现在上头揭出谭是“叛徒”，他才正式给中央写材料。 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封信等于诬陷谭震林是“内奸”，比“叛徒”更进了一步。 也许他记错了名字，把本来不是谭震林的事，记在了谭震林的头上。 也许是同名同姓的人，根本不是这个谭震林。 但愿他不是落井下石，想借揭发谭老闆给自己捞点什么好处。但更愿他不是虚构这样一个情节，来向别人表示什么…… 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连夜写出来的白纸黑字是客观存在的。不管后来h君怎样解释，这个存在是客观的。 戏剧性的事情在后头。 这封事关重大的信，很快转到了首脑机关，并受到了特殊的重视。 这封信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江青的案头。她读完这封信，其神态不得而知。只是从桌上摸了支铅笔，立即批给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要他“核实并报”。 这封信被列为机要件，送到了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手中。 第二天，有江青批示的信转到了公安部负责同志的办公室。 公安部行动起来。十几个人像梳头过篦子一样，把肃反时敌伪档案篦了一遍，没有查到h君提到的那封信。 公安部立即给江青等人写了报告。同时，又派车派人，到天津去找h君信中提到的陆××和温××。 公安部出面搞调查，既增加了紧张气氛，又增添了神秘色彩。这两位被找来的时候，心中不免要打打小鼓，当他们听身着警服的人说明来意后，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陆××终于开口了。 温××也说：“没有一点印象。” “和你们同时工作的h记得清清楚楚，你们怎么能没有印象?” “没有就是没有嘛!” “这是件大事情，希望你们能够实事求是，不说假话。”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公安部的人看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就让他们回去想一想。 他们“想”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印象。等到穿警服的人再来找他们，他们说，h有印象，你们去找他，我们反正没有处理过这件事。公安部的人(此时已成立了谭震林专案组，应该是专案组的人)说：“既然这样，你们写一份证明材料来。” 他们说：“马上就写吧。” 陆××挥笔写下的证明是： 我没有听说过工厂向局党委报送清理敌伪档案材料有谭震林的敌伪档案。我也没有看到过有谭震林的敌伪档案，也没有处理过这样的问题。 温同志的证明材料如下： 在肃反期间，没有从敌伪档案中，发现有谭震林的材料的印象，也没有见过这种材料，更没有处理过这种重要材料。以上是我一个多月来反覆回忆的结果。 他们不仅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而且盖上了印章或手印，以示他们对此事负责。 这样的结果当然不能使江青满意。来调查的人为慎重起见，要陆××和温××提供当时接触过敌伪档案的人员。这两位同志很坦荡地介绍了所有与肃反有关的同志。
第83页 于是，他们又在天津市的范围内进行了相当细緻的调查。 当时在局里管收发文件的张××，写了如下的证明材料： 我负责管揭发材料转递工作和后期处理文件材料中，没有发现下边转递或上缴有关谭震林的材料，我也没有听到别人议论这方面的问题。 负责审查具体人案卷的夏××，当时任肃反审查组长的贾××，肃反办公室的许××等同志，或是“经过细緻的回忆，不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或是“脑子里没有一点印象”。还有人证明“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有这样的事”。 这些同志用他们手中的笔，写下了真实的情况，写下了真实的历史，也写出了他们伟大而正直的人格。 专案组只好把这些材料上报，并得出结论：h写信所揭发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江青也只好作罢。 至此，读者诸君也可得出自己的判断了。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可能会觉得此事很荒唐，而这荒唐事又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 惟一值得赞美的，是敢于讲真话的人。据说，给谭震林平反的时候，把他的专案材料给他过目，并当面销毁。谭震林看到了这段故事，表示不要烧了，并且击节感嘆：这些同志我一个都不认识，这些同志好哇!还是好人多呀!谭老闆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如果这些被调查的人中间，有一位昧着良心说看到过那样的材料，事情就会更复杂，更难办，谭老闆受的折磨会更多。 谭老闆由衷地感谢这些好人! 我们也由衷地敬佩这些好人! 但愿我们的社会中，说真话的好人会越来越多! 谭老闆与江青的关系是人们说的比较多的， 他说“我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这是谭老闆的原话。 他在会上说过，和老同志聊天说过，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说过。 乍一听来，这话不知是什么意思;细细想来，确有许多潜台词。 很多知情者称：这是句大实话。这其中说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谭老闆拒不受江青拉拢的历史事实。 江青和谭老闆的关系很简单。从历史上讲他们没有什么瓜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江青还不知在哪里，毛泽东的夫人还是贺子珍。谭震林也没有机会去山东、上海，哪里知道有这样一位人物? 江青还在延安听毛泽东讲课的时光，谭老闆正在新四军浴血奋战。江青恐怕也只知道谭震林的名字。这时谭老闆可是听说过，毛泽东结婚了，夫人姓江名青——对此人在上海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耳闻。 解放战争开始后，谭老闆终日戎马倥偬，没有待在大本营，因而与江青也没有什么正面的接触。 解放后，谭老闆调到中央工作，虽有些交往，也是很少的。那时候，毛泽东对江青管得很严，不让她在更多的场合抛头露面。 后来，江青搞起了京剧“革命”。谭老闆还认为，这倒是不错，她搞她的老本行，说不定还能搞出点名堂来。谁知江青的眼光绝不仅仅局限在几齣戏上，她是要当“文化革命的旗手”。 直到林彪委託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谭老闆也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她要步入中国政坛，并且要演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 但是，谭老闆对她的做派，很有些看不惯。身为主席的夫人，应该是落落大方，不能有半点“戏子”味道，否则就不配主席夫人的称号。江青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时时事事都爱出风头，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 看不惯归看不惯，对江青还是要有几分敬重的，她毕竟是毛泽东的夫人，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况且你也不知道她的哪些言行是代表毛泽东的——对江青可以有看法，对毛泽东却不能有异议。这是多年来形成的很有几分迷信色彩的思维方式。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以后，江青越来越活跃。今天在这里接见“造反派”，明天在那里发表讲话。到处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开口闭口都是“我坚决支持你们”! 谭老闆越来越看不惯、听不惯了。石油部有一位高级干部在学习江青“重要指示”的会上，因为说了一句：“她有点自吹自擂”，就成了反革命，斗得人家死不了也活不成。谭老闆知道了，很气愤。人家说你一句自吹自擂有什么了不起，就值得这么整人家吗?! 特别是江青在人民大会堂讲陶铸的话，更深深地刺激了谭老闆。她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怒目圆睁，说：“陶铸压迫我!他压迫中央文革!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的劲去帮助他，可他倒过来压迫我……”谭老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陶铸刚来北京没有几天，怎么压迫她了?她还说对陶铸很耐心地帮助，我倒要问问她，她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在谭老闆看来，此时的江青已经不仅仅是张狂、不自量，而是怀有政治野心、是有权欲的了。 “这不正常啊!”谭老闆不止一次地重复着这句话。 然而，谭老闆也不止一次地见到江青在群众面前说：“我是一个传令兵，毛主席的传令兵。”“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
第84页 有时候，她还会摆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对红卫兵们卖关子：“你们一定想知道毛主席最近的情况，我告诉你们，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 因而，谭老闆不能不考虑，江青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毛泽东的意思呢?即使是这样，让她上跳下窜总是不正常的。但这些想法又没有正式的场合能够提出来，只能和老同志们发发牢骚。 然而，此时的江青并不知道人们对她有各种各样的反感。这一方面是由于有些马屁精当着她的面极尽吹捧之能事;另一方面是毛泽东明确批评她的，缺少“自知之明”。而那些对她很有意见的人又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给她提。所以，她自以为了不起，愈来愈自我膨胀。因此也就同许多人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直至这种矛盾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 江青怎样看待谭老闆，我们不得而知。她想拉拢谭老闆，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一点，她自己也不否认。在“打倒谭震林”的声浪中，她还承认，她“保过谭震林”。谢富治也曾亲口对谭震林说：“老闆吶，江青同志一直是保你的。”只是谭震林根本不买帐，说：“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工作，我不要她保。” 在不少人看来，谭震林是紧跟毛泽东的。井冈山时期，他们就有密切的接触。毛泽东挨整失意，谭震林也跟着倒霉。调到北京工作，也是毛泽东点的将。毛泽东器重的人，能不跟江青搞好关系吗?不管别人怎样想，反正江青是这样想的。 她认为，谭震林应该像谢富治一样，俯首听命，跟着她的指挥棒转。 她认为，她保过谭震林，谭就应该感恩戴德，永志不忘。 她错了。 她虽然很敏感，却没能看透谭老闆是怎样一个人。她和陈伯达去找谭震林的那次，才使她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 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前夕，形势很是紧张，各路“造反派”已经开始行动，局势发展很难预料。最高决策层对上海以及华东很有点不放心。谁能去稳定华东的局势呢? 有人想到了谭老闆。 他曾经在华东局工作过好几年的时间，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应该算一个“老华东”了。 派他去上海坐镇，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有利的选择。 谭老闆好像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在人事问题上，他相信组织。只要组织上没有谈话，他就不相信。当熟悉的人来问他，是不是要去华东的时候，他只是笑笑，说：“奇怪了，我怎么不知道?” 他没想到正式找他谈话的会是这两个人——江青和陈伯达。 那天夜晚，天气很冷，好像还飘着小雪粒儿。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已经是11点多了，谭震林拿起黑色的呢子帽，走出会议室。刚走到楼梯口，听到背后有人叫： “谭震林同志——” 是江青的声音。谭震林站住，江青已经追了过来。 “请等一会儿，伯达同志和我找你有事。” 谭震林转身和她一块走进了会议室。还没有坐定，陈伯达来了。 “他们找我有什么事?”谭震林想了很多。可能性最大的是关于农业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自从“十六条”正式公布以后，农业口的运动发展很快，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造反”组织“造反”队伍，把农业口搞得乱糟糟。谭老闆想把运动纳入他的轨道，难免要表示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因此，有人认为他压制群众，压制革命，向“中央文革”接待站告了状。谭老闆打定一条主意，他们爱怎么谈就怎么谈，反正农业口的运动不能让他们插手。 谭老闆这样想着，江青、陈伯达互相推让着：“你谈吧。”“你谈你谈。”最后江青摆出主席夫人的架子同他谈话了： “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找你到这里来，你大概已经猜到了为什么。” 谭震林不习惯她这种谈话的方式。故作不知地问：“你们是不常找我谈话的，该是有什么重大事情吧?” 陈伯达说：“我们是奉命来徵求你的意见的，江青同志说吧——” “上海方面，运动怎么搞?陈丕显他们怕是不行了。自从柯老(柯庆施)去世以后，华东方面没有人能镇住。所以，主席考虑让你去上海。” 谭震林觉得有些不对头。这样的人事变动，即使不是主席亲自谈话，也该由总理出面谈一谈，怎么叫这么两个人来谈?江青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就凭着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就可以代表党的主席来谈话?这总是不大正常的吧? 反过来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奇奇怪怪的事很多，也不必大惊小怪了。况且人家已经说了，是代表主席来谈话的，你还有什么话说。 就在谭震林迟疑的一剎那，江青又说话了：“你准备准备，定下来就可以去了。你爱人葛惠敏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就不要跟去了，等以后再说。” 听到此处，谭老闆心里有点火。他忍不住问一问：“葛惠敏有什么问题?” 江青看看陈伯达，陈伯达看看江青。他们没有估计到谭老闆会来这么一句。陈伯达有些尴尬地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以后再说，还是先考虑去上海的问题。”
第85页 谭震林好不恼火，江青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葛惠敏有问题。她有什么问题?她是怎样一个人，我谭震林最清楚。你江青凭什么信口说她有问题? 恼火归恼火，谭震林也不好发作。他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自己的信任。 没等他说完，江青又开口了： “谭震林同志，你在历次路线斗争中，是站在主席一边的，是跟主席干革命的，是有贡献的。这次去华东，就是要打开局面。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谭震林心里却好长时间不痛快。事后，他说：“江青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格来评论我的历史?不让我老婆去上海，无非是她知道我老婆在上海上过大学，知道她在上海的一些情况。她就是要把所有知道她的情况的人统统打倒。” 由于种种原因，谭老闆没有去上海。 有人认为，是上海的造反派夺了权，成立了所谓“上海公社”，局势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毛泽东才决定不派人去了。 也有人认为，谭老闆的言行，刺激了“中央文革”的人，他们在毛泽东那里告黑状，谭老闆才没去成。 不管什么原因，谭震林是没有去上海。他留在北京，继续领导农业口的生产和运动。不久，就发生了“大闹怀仁堂”的事件。 谭老闆和江青的第二次正面接触，是在所谓“二月逆流”之后。 有材料说，毛泽东批评了江青，要她和老同志们搞好关系，要她到老同志那里走一走。所以，她登门到谭老闆家。 江青还是她那做派，先打电话告诉谭家：“我要来看谭副总理。”意思无非是要引起重视。 秘书向谭老闆报告。他正在读文件，头也没抬，说：“那就来吧。” 秘书又告诉葛惠敏，葛惠敏说：“去告诉孩子们，不要乱跑。” 孩子们听说江青要来，都躲到自己的屋里，小的把脸贴在窗上，想看看这位风云人物。 江青来了，裹得严严实实，让人看不清她的真面目。葛惠敏把她引进了谭震林的办公室。 谭老闆礼节性地站起来，毫无热情地同她打个招呼。从写信骂她是武则天以后，就没打算与她握手言和。既然你来了，应付一下总还是人之常情。葛惠敏也泡了一杯茶端到她面前。 “主席让我来，和你谈一谈。”江青倒也没有兜圈子，“要和你们老同志搞好关系，向你们学习。” 戏子!不愧是个戏子!谭老闆心里一阵反感。这会儿又要向老同志学习，又赔礼又道歉，转眼就不知你怎么说了! 谭老闆答应着，只听江青又说：“我是个新兵，还要靠你们多多帮助。谁都有说错话的时候，包括你们老同志，错了没关系，改了就好。主席历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 “繁昌战歌，你唱得好极了。你还会唱吗?” “北京医院，我不去，不去。” 谭老闆独自唱起“繁昌之战”： 皖南门户， 长江边上 平静的繁昌， 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 唱着唱着，葛惠敏会突然叫道：“我会唱，我会唱!” 谭老闆继续唱： 无耻的日本强盗， 海陆空军一齐进攻…… 唱着唱着，葛惠敏跟着大声唱了起来： 峨头山的搏斗， 塘口坎的血战， 我们用雪亮的刺刀， 爆裂的手榴弹， 把敌人打下山冈…… 两位老人越唱越高兴，谭老闆挥动着手臂，打着拍子，仿佛不是他们俩合唱，而是在指挥着新四军的千军万马在唱。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葛惠敏的病略有好转。谭老闆就抽空和身边的一对小儿女讲起党史来。孩子小，都是生在新社会，对党的历史可说是知之甚少，只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瞎折腾，应该叫他们知道革命是怎么胜利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 每天吃过早饭，谭老闆就搬一把椅子，把两个孩子叫过来：“今天咱们说哪一段儿?” “讲南昌起义以后，到朱毛井冈山会师!”女儿出题目了。 “老闆”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把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的历史，编成一段又一段有趣的故事，随口道来，逗得两个孩子时而哈哈大笑，时而心情紧张。 “你们要记住哇，要不等我们这一代人死掉了，这历史就成了谁愿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谭老闆说此话时，可谓语重心长。 两个孩子也听得认真，他们不光听，还记录了下来。至今，他们回忆起那段日子，都说：“我们那点党史知识，都是那时候学的。” 在桂林的那段日子，谭震林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世事的纷扰。政治上的被压迫感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淡了。置身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如果不是被关在院子里，他真有些归真返璞了。 他学做饭——当学徒的时候，曾经做过些日子的饭。参加革命以后，随着职务的递升，他很少有机会下厨房了。民以食为天，在中央当副总理，抓农业口的工作，不也是为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吗?现在具体到自己的吃饭问题了，他才进一步发现，烹饪也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同是那点油盐酱醋，同是那些瓜菜肉蛋，做出来的味道却是千差万别。他喜食辣味，做的辣子肉丁水平也逐步提高，有时还会赢得全家人的喝采。
第86页 他养鸡——先是让孩子买来几只小鸡，给它们泡米、饮水。咕咕咕一叫，小鸡就跟在“老闆”的后边跑。俨然一个鸡司令。从春到秋，小鸡长大了，公鸡打鸣了，他就叫孩子起床：“快起来，公鸡都来催你们了，懒虫!”母鸡生蛋了，他拣来对葛惠敏说：“看看，这么大的蛋，会不会是双黄的?”最有趣的是他领养驻地附近老乡的鸡。那年闹鸡瘟，不少老乡的鸡一群群死去。他叫孩子们把熟识人的鸡抱进院子里来，说：“我这里干净，不会闹鸡瘟。” 结果，院子里的鸡增加了好几倍。有一天晚上，夜深人静，突然鸡笼传来嘶哑的叫声，孩子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谭老闆已经拎着根棍子冲出屋门，边走边说：“黄鼠狼来抓鸡了!”随着一阵桌球的拍打声和喊声，黄鼠狼被打跑了。谭老闆拎着棍子回到寝室，自言自语： “要是鸡被拉走了，还没法给老乡交代哩!” 他种菜——“谷雨前后，种瓜点豆”。谭老闆望着淅淅沥沥的春雨，对儿子谭小旭说：“等雨停了，到街上去买点菜籽儿，我教你们种菜。”儿子把菜籽买回来，谭老闆和他们一块翻地，施肥。等地里冒出嫩绿嫩绿的芽子，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女儿说：“爸，人家老乡有些菜是栽秧子的，咱们也去买点吧。”老人答应了，孩子们买回了各种各样的嫩秧，也栽下，还支起几个大架子做凉棚，怕把菜秧晒蔫了……到了盛夏，黄瓜架上吊满顶着黄花的黄瓜，西红柿挂起了一盏盏红灯笼，茄子有紫有青，辣椒有红有绿。满园奼紫嫣红，招来蜂飞蝶舞。谭老闆叼着烟，像个园艺师。他发现一株株绿秧长出了阔大的叶子，说不上是什么菜，问孩子们，他们也不懂。“这是什么菜呢?”“老闆”只能找当地的看守来问。看守看了看，说“那是菸叶!”谭老闆笑了起来，他喊来孩子，说：“你们五谷不分，我也快五谷不分了，你们把烟苗子买来种，多亏没有炒来吃一吃。‘爆炒菸叶’，是一道新鲜菜。”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 谭老闆离开政治旋涡的这段日子，中国政坛的动荡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1970年的夏秋之交，庐山又爆发了一场斗争。一向很受重用、身居高位的“天才理论家”陈伯达翻了车，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用他那十分尖锐的语言，说陈伯达“採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并且声明：“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谭老闆是听从北京来的大儿子说这些消息的。听完，他只说：“是嘛?” “北京都正式传达了，各单位要搞‘批陈整风’呢!” “又是庐山，又是庐山。” 谭老闆说着，抱来那台老式的留声机，放上一张黑色密纹唱片。很快屋里响起了《借东风》的京胡伴奏声。 1971年的9月13日，对中国的政治家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个日子标志着一批混迹政坛的骗子被判死刑。这个日子，也标志着被他们一伙整到外地、整到狱中的人有了希望的曙光。 消息很快传到桂林，在谭老闆身边的两个孩子都被叫去听了传达。回来后，他们绘声绘色地讲林彪怎样仓皇出逃，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怎样搞“五七一工程”纪要，讲中央怎样採取果断措施，把林彪几员大将作必要的处理…… 谭老闆听得极为认真，不时问一句：“是这样吗?”“文件原话怎么说的?”——这个消息对他震动很大。他想起在“大闹怀仁堂“时，陈毅同志曾经说过的：历史上谁反对毛主席?吹毛主席的才是反对他的，历史还会证明! 时间是公允的，历史也是公正的。 当晚，他非要和孩子们打扑克。“来拱猪也行，5、10、k也行，谁输了谁反戴帽子。” “好，非让爸爸多戴两顶不可!” 于是，一场鏖战，直至夜静更深。家人都慨嘆老头哪来这么大的精神。 …… 形势一天天好转。1971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我也搞不清楚……” 毛泽东的讲话，不胫而走。这等于公开给“二月逆流”平反，作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的日子，自然也就大有好转。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来到关押谭震林的地方。他走进谭震林的住宅，同他握手，称他为“老闆”、“首长”，并且对随行的人说，要照顾好“首长”。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信号!当然，在特定的背景下，韦国清不可把他所知道的话都和谭震林说，况且韦国清对中央的事情也未必全清楚。
第87页 关在这个院子的另一部分自治区的老干部也可以和他来往了。礼节性的拜会、叙旧，自然也少不了小声议论一些林彪、陈伯达等人的事情，谈点政治上的问题。 由于“文化大革命”，谭震林家的6个孩子各奔东西，有到北大荒的，到鄂北山区的，也有后来辗转到北京的，他们受到的种种歧视和折磨不在这里赘述。这里有必要插上一段他的大女儿谭泾远的事情，因为这和他回北京有着直接的联繫。 197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谭泾远的一个朋友来找她，很有点神秘地对她说：“你赶快到胡耀邦叔叔那里去一趟。” 谭泾远摸不着头脑，问：“去胡耀邦叔叔家干什么?” “他找你有事。” 谭泾远去了。胡耀邦夫妇热情接待了她。胡耀邦开门见山，说：“我找你来，是为你爸爸的事情。” “我爸爸不是被他们发配到广西了吗，他们……” “是啊。最近情况有所好转。有些讲话你可能也知道了。毛主席说‘二月逆流’是反林彪、陈伯达的。许多老同志陆续都要回来工作，你爸也该回来了。” 谭泾远又何尝不希望父亲早日回到北京来，重新工作呢! “可是，现在有人造你爸的谣。”胡耀邦很认真地告诉她，“说他讲了，在什么范围批了我，给我在什么范围消除影响，否则就不回北京来……” 谭泾远已经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胡耀邦说：“你要设法到你爸那里去，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尽快给主席写封信，作点检讨也无所谓了，提出回京的要求……” 谭泾远感到了一个革命前辈对父亲的关心，也看到了老同志之间的真挚情谊。 谭泾远回到家，决定以旅行结婚的名义，请假去桂林。 大女儿和男朋友的到来，令谭震林夫妇非常高兴，他们忙着给女儿操持起婚礼来。谭震林说：“你们就在12月26日结婚，纪念毛主席的生日。这个日子好!” 谭泾远赶忙把胡耀邦叔叔的意见转告了父亲，并且催父亲尽快写信。 谭老闆说：“好了，你忙你的事情吧，我会处理的。” 就在12月26日这一天，谭老闆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两封信。 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 今年7月24日不幸把右腿跌断了，在广西自治区党委和桂林市委的关怀下，现已基本好了，只是还需要扶拐棍走路，我希望回京检查一次。葛惠敏还需要回京治疗，在我身边的两个小孩，小光(19岁)，小旭(18岁)也要回京才好安置他们继续上学或者进工厂做工，或者到国营农场去劳动。随我一道回京的有一个炊事员陈培全(我的女婿)、女儿和外甥。 请主席批示 祝 主席健康长寿 谭震林 1972年12月26日 另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 今年是我离京庆祝主席生日的第4年，每到这个时候，总是要回忆一下过去，想来想去还是一句话，有了主席才有我的今天。可惜的是跟主席数十年亲耳听过主席的教导也不知多少次，可是在自己的言行中，能够体现主席思想的事是很少很少的。可以说，我是革命的受益者，对革命只起到了一般参加者的作用，平时是如此，到了关键时刻也是如此，甚至在个别关键问题上和主席思想背道而驰，1958年大跃进中的“左”和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右”就是最典型的事例。今日回想起来更能鞭策自己，这种经常的自我鞭策，即使进步有限，也不致继续倒退。 我感谢主席感谢中央对我的宽大处理。 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谭震林 1972年12月26日 于桂林 这两封信，通过有关渠道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读此信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只见到他用粗铅笔作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第二封信所提问题，请纪、汪办。 1973年1月2日 毛泽东批示不久，谭震林就被中央派去的公务车接回了北京，住进了北京医院。 作为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对“大跃进”有 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晚年他有了重新的认识。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中谭震林是真正的逆境的话，那么，大跃进时期则应该说是他当时的顺境，后来的逆境了。 我们还从后来说起吧! 1981年早春，乍暖还寒。北京街头虽有几株玉兰、迎春点缀，却还不见春姑娘的容颜。 俗称“谭老闆”的谭震林对家人说：“北京的春天来得晚，南方，早是柳绿花红。”孩子们说，老人心里早是春天了。 这一年，谭老闆已经79周岁，按照中国民间的算法，这是80岁了。 过完春节，他就开始准备东西，仿佛是要转移战场、开闢新区。晚辈问他：“您要到哪里去?” 他回答说：“要到农村看看。” 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当徒工也是紧靠农村的小城镇。是中国农村的水土滋养了他。 南北征战，大部分时间也在农村。他手下的干部、战士，多是穿了军装的农家子弟。他所参与指挥的战斗战役，也多是在农村的土地上。江南的红壤、江北的黄土上都有他的足迹。
第88页 他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的依然是农业口的工作。蹲点、调查往农村跑;制定农业规划、农业政策更离不开广大农民兄弟。他常说：我们的血脉里有中国农民的血液。 近几年是怎么了，还是那片国土，还是黄皮肤黑眼珠的人，却把中国的农村弄出了许多令人瞠目的变化。生产承包责任制几乎席捲了全国农村。对此，议论颇多。“好得很”、“糟得很”两种针锋相对的说法像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一样。这对于曾经长期分管过农村工作、参与主持制定过农村工作多项方针政策的谭老闆说来，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他没有表态，也没有发议论，而是坚持说，要到农村看看。 此时，北国还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而江南却是春意盎然。老人不顾疲劳，东奔西跑，看了一个村，又看一个庄。他在一家种植白木耳的农户面前，详细询问了收入情况，当他得知这家年收入在万元以上时，不禁问了一句：这里没有“浮夸”吧?农民领着他看了自己购买的汽车，他信服了。 江苏农村的巨变，使谭老闆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幢幢红砖蓝瓦的小楼的主人，不是高级干部，也不是工人、机关干部的宿舍，而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屋里的陈设，都有80年代的特色。他指着刚刚修好的一幢小楼，问它的主人： “是自己出钱修的?” “攒了3年的钱。”小伙子很诚恳地回答。 “三层楼都用来干什么?” “一层老人住。二层我们住。三层是库房，放粮食和东西。” “让老人住楼下可不好!” 小伙子一听急了，说：“可不是我们故意让老人住楼下。是老人嫌上下楼不方便。” 谭老闆哦了一声，笑了。 随行的同志都记得，那一晚，谭老闆在住地的院里转了好久。他不言不语，只是慢慢地转啊走啊，甚至惊飞了树上的鸟儿。 是什么东西刺激了他?他在思考什么?警卫员不便问，别人也不好问。他转回寝室后落座在沙发上，慨嘆一声：“哪个时候，中国都在发热，全党都在发热呀!” 那段日子在他记忆中是不会轻易抹掉的。 他清楚地回忆起既充满豪情，又脱离实际，既意气风发又充满幻想的日子。他对警卫人员说：“那时候，大家怎么都相信那些没有影子的事情呢?” 1958年1月3日，汕头先报出了晚稻亩产3000斤的消息。紧接着，贵州金沙报出了3025斤的记录。北方不甘落后，河南遂平小麦亩产2015斤。湖北襄阳、河北魏县、湖北谷城、河北临漳、湖北光化、河南商丘、辉县、西平……一个比一个产量高。到了盛夏，高产的温度比大自然的温度还高——湖北麻城亩产36900多斤，安徽繁昌43075斤，四川郫县824525斤。 这是天方夜谭吗?不是。只要翻开那时的报章杂志，“卫星”是随处可见。我们的党报，以通栏的大标题印着醒目的黑体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些，谭老闆不仅相信了，而且还大力鼓吹过。第一次引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口号的工作组，就是他派出去的。 想想也难怪。新中国刚成立，面对一穷二白的华夏大地，毛泽东不是说过嘛：“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亿万人民需要的，不正是过好日子吗! 人民的需要和领袖们的愿望重合在一起，而怎样走向富裕又没有现成的模式，所以就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大跃进”。 那时的口号多么鼓舞人心啊!“超英赶美”，15年超过英国，20年赶上美国。 至今，人们也不会怀疑这些口号的动机是否正确。而人们看到的，是这个口号是多么的不自量，多么的盲目和可笑。 事实是，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工农业不仅没有追上英国，赶上美国，反而同他们差距更大了。 毛泽东是喜欢跃进的。要不，他怎么能在《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上批示：“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呢! 谭老闆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无比兴奋。在这一点上，他们合拍了! 毛泽东冒着酷暑，到农村视察。他要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徐水、安国、定县、新乡……处处是热火朝天的景象。再加上老天作美，庄稼长得确实好。这不能不促使毛泽东热上加热。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他主持作出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致使原来是局部的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向全国蔓延。 那段时间里，谭老闆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形势每天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分管农业口工作，哪能有片刻的歇息。他下河南、跑山东、走安徽、去浙江—— 谭老闆所到之处，看到的是丰收在望的庄稼和人们的沖天干劲。到处是猎猎的红旗，到处是“大战丰产田“的人群。他情绪受到鼓舞，他觉得自己在八届五中全会后定下的指标是“右倾”保守了，毛泽东提出的“插红旗、拔白旗”是有道理的。各地形成的“高产竞赛”、“高指标竞赛”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
第89页 不知不觉中，他的头脑也越来越发热。在安徽，他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我来安徽，主要看形势，不是要大跃进吗?究竟怎么个跃法?怎么进法?干劲究竟有多大?干劲表现在什么地方?一看就得出一个概念：劲头很大，各种作物生长都很好，我就看到了大跃进的形势。亳县的谷子长得很整齐，可以来个亩产千斤。临泉的棉花可以来个亩产250斤皮棉。桐城的水稻搞得不错，你和大家比赛，不要压淮北，要压湖北，压湖南的醴陵，压广东的汕头。汕头、醴陵和湖北的几个县，是搞亩产1500斤的，你们来个全县平均2000斤，盖过他。这不是自满，这是打擂台……第一个‘卫星’放出去，第二个就出来了。现在河南正同湖北争，第一个卫星叫2000斤，第二个叫3000斤，第三个叫4000斤。大概过几天还能出现5000斤。我看麦子5000斤的卫星可能出在你们安徽的阜阳。会不会出现万斤亩?我看有可能。” 谭老闆讲这些话的时候，是极其真诚的。下面的三级干部听这些话的时候，也是真诚的。 谭老闆虽然有些异想天开，但他毕竟是接触到一些实际的。因而即使他的讲话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有一些空想的成分，也还不像小知识分子的那种不切实际。山西省洪洞县给中央的报告中称：“……使小麦和谷子嫁接，让每个麦穗有8寸到1尺长，每穗结籽500粒，如果每亩是250万株，还可以产到89000斤，如果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或麦粒像石榴籽那样大，产量就无法计量……”对此，谭老闆是将信将疑的，曾专门找有关科学家问过。得到的回答是模稜两可的。 他的头脑发热，也还是有些现实的。如果借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这句话，倒还比较合适。请看他在陕西西安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呢?就是我刚讲的：第一，吃要吃得很好，不是光吃饱。每顿都有荤，或者吃鸡肉，或者吃猪肉，或者吃鱼，或者吃鸡蛋……当然，有些珍贵的食品，猴头、燕窝、银耳，能作为“各取所需”?还不能够…… 第二是穿。也应有尽有。各种花色，各种式样都有，不是乌鸦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蓝。将来普通的布是用来做工作服。工作之外，其余时间都是绫罗绸缎，都是毛料呢绒……要发展养狐业，人民公社都饲养狐狸……才有狐皮大衣……也要养水獭、老虎，不养老虎，就没有虎皮。餵猪还要给老虎吃。餵鸡还要给狐狸吃…… 第三是住。要跟现代化城市比，什么是现代化?就是人民公社。北方有暖气，南方有冷气，都是高楼大厦，什么电灯电话，自来水都不在话下。收音机、电视机也不在话下…… 第四是交通。除了赛跑，凡是要走路的都有工具……飞机也是四通八达，每个县都有飞机场……飞机太多了，在天空中要打架，天空中还要派交通警察，是不是说不能?那不，每个人都有一架飞机的时候，也不是太远…… 第五，每个人都要受高等教育，要普及教育。共产主义大体就是这几条，吃穿住行加文化娱乐、科学院、体育，这些总起来就是共产主义! 这段被许多人引用过的讲话，除了“天空中还要派交通警察”一段外，应该说还是比较实际的。 只是目前的情景，不是靠“一大二公”实现的，反而是靠当时挨批判的“生产承包责任制”来实现的。 面对这一切，他老人家怎能不感慨万端? 面对这一切，他怎么能够安然入眠? 谭老闆闭目躺在床上，几十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不时涌上心头。 他觉得，自己是个尊重事实并勇于承认错误、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这一点，党内的同志，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有过评价。在“大跃进”的问题上，自己是有责任的，那么，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本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前，人们已看到了“浮夸风”、“共产风”的危害，包括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那段日子里，谭老闆回了一趟老家。 尽管谭老闆当了“大官”，家乡人同他说话还是随便一些，他了解的真实情况也就多了一些，因而认识到存在的问题也就更明确。在南方九省市农业会议上，他开始放“炮”了。 他说：“1958年的毛病，第一是刮‘共产风’。把桌椅板凳、簪子、耳环、银元、房屋、牲畜直到鸡鸭都共产了。这股风是武汉会议剎的车。第二是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否定了按劳分配，否定了评工记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把劳动效率降低了。第三是浮夸风。 浮夸风是从1958年7月开始的，发展的最高峰是大炼钢铁。那时吹‘一天产300万吨钢’，这是不可想像的事。第四是放‘卫星’。你一个，我一个，毛病就出来了。第五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和以公社为单位的统一分配。这是挫伤群众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月的郑州会议剎住了这个车。第六是‘拔白旗’。去年‘拔白旗’起了不少坏作用。现在看来，无例外地(当然不是说一个也没有)，全国的红旗县没有不出问题的。绝大多数的红旗县粮食最紧张。”
第90页 在1959年的春天，谭老闆敢讲这样的话，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文过饰非，勇于自我批评。 他说：这些问题，教训是深刻的，我应该负责。因为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管好。虽然大跃进了，可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走了一个麦城。 这些话，是当着许许多多干部的面讲的。所以，有的同志说：这些话，只有他谭老闆敢讲，也只有他才能讲得出来。 谭老闆带着许许多多的材料，到庐山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会议的主题是纠正已经认识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但因彭德怀等同志对“左”倾问题的批评，引发了所谓的反“右倾”。致使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机错过了。 庐山的云雾，并没能使我们的同志清醒过来，倒是后来的所谓“天灾人祸”，使不少共产党人逐步清醒了——尽管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认为是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有的认为是苏联撕毁协议，还有的认为是“大跃进”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但毕竟是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了。 1961年年初，毛泽东开始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他明明白白地说：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发现的材料表明，毛泽东的注意力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农村工作上的。要不，他怎么能亲自派出3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去调查呢! 毛泽东往农村跑，别的中央领导同志也往农村跑。刘少奇带工作组在湖南农村跑了44天，住在潮湿的土屋里听乡亲们讲心里话。周恩来则到了河北省的邯郸地区，就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朱德用1个多月的时间跑了四川、河南、陕西3省。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调查…… 作为分管农业口工作的谭老闆这次到了河南省新乡的七里营公社的留庄，直接抓一个村子、一个公社的整风整社。他轻车简从，一副农村干部打扮。进村的时候，来迎接他们的干部，误把警卫沈凤云当作了首长，而把他当作随从。人们争着为胖胖的老沈提包的时候，老沈哭笑不得，说：“那才是谭副总理!” 谭老闆说：“有什么好接的，我们自己来就是了，又不是来做客!” 他吃住在农村，认真了解实际情况，深刻反省，思想上的震动很大。在这次蹲点结束时，他有个总结，请听他是怎么说的—— “‘左’主要是从1958年开始的。如过早地实行公社一级所有制，刮‘共产风’，搞乱了农村所有制，把社会主义误认为共产主义，把按劳分配误认为按需分配，没有正确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在流通领域中，过早地对小商小贩、合作商店实行了过渡。”“在农村方面所犯‘左’倾错误的实质，是掠夺了农民，剥夺了劳动者。”“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採取赎买政策，剥夺的只是官僚资产阶级。……我们对农民、对劳动者，怎么能採取只是剥夺的办法呢?这种错误是极危险的，发展下去要断送革命。” 谭老闆再次解剖自己，作认真的自我批评。不怕脸上发烧，不怕丢威信，坦坦荡荡，光明磊落。他的话是这样讲的： “‘五风’主要来自上边，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大家再看看我在1958年写的论夏季大丰收的文章，在郑州农业书记会上的总结，在河南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9年在郑州谈争取小麦大丰收的问题和棉花现场会议上的讲话，都有‘共产风’、浮夸风的瞎指挥，而浮夸风尤为突出。所以说，我们中央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应该负主要责任。” 谭老闆曾经说过，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我们才对1958年以来的“左”的错误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在这次空前的盛会上，他认真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书面检讨，并亲自送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请他批交“七千人大会”。 邓小平很快作了批示，认为中央承担责任就可以了，不必在大会上作书面检讨了。 谭老闆觉得，总书记说中央承担责任就可以，并不等于说自己的错误就可以闭口不提了。他先在农业口的分会上作了检讨，又把稿子在农林水利口各部的党员科长以上干部中传达。 该检讨的检讨了，该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了。但谭老闆并不因此而完事，他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的农业到底应该走怎样的一条发展道路?怎样的政策才更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如果按照“七千人大会”的思路发展下去，谭老闆或许能够进一步探讨清楚这个问题，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论愈来愈占上风，谭老闆不可能脱离开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来思考这些问题，更何况他是一个紧跟毛泽东、崇拜毛泽东的人呢! 自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谭老闆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也愈来愈多。 现在，他经过实地考察，亲身体验，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中国农业的希望之光，怎能不由衷地赞嘆?
第91页 有人说，人到了晚年容易固执，很难接受新鲜事物，更难承认自己的错误。这话虽然有道理，但在谭老闆身上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接受了中国农村的新变化，并热情肯定，加以赞扬。而对自己在职在位的失误，毫不避讳，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谭老闆从农村回京以后，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接见中国、联邦德国经济混合委员会农业粮食工作小组德方组长、联邦德国农业部会议国务秘书加卢斯率领的代表团。会见前，他与中国方面的有关人士谈起了农业问题，态度鲜明，充满了自我批评精神。 这位老共产党员的铿锵话语，许久留在人们的心坎上—— “过去，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危害很大。现在变化了，形势很好。虽然农业的经营形式多种多样，但集中起来都是搞生产责任制。过去急于搞共产主义，现在看来还是现行政策符合实际情况。” 他甚至还说：“国家正在起变化，农业形势很好，搞了生产责任制，效果好。种什么，怎么种，农民有了自主权。因此，也就有了责任心，今年农业有个大发展。可是，我们有相当多的干部对推行责任制思想还不通，不贊成。这个接见室是安徽厅，安徽省今年粮棉大幅度增产。这主要是责任制的效果。” 这就是谭老闆，一位心胸宽阔、令人尊敬的老人。 谭政大将书生气 他说：什么“三八作风”?这很不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 降为副主任以后，他的心情是不好的，但还改不了他的“夫子”气…… 邓小平在他的信上批示：“谭政无大错，建议到军委当顾问。 ” 书生气至死不改，到了晚年，他还在为笔墨官司“较真儿”。 也许是中国文化中有儒家的传统，所以中国历史上不乏“儒将”。就是在共和国1955年授衔的十员大将中，也有几个是颇具儒将风度的。而谭政大将则更是有名的“夫子”。 称他为夫子，倒不是因为他说话总是之乎者也，也不是因为他身上有老知识分子的酸气，更不是因为他很注重仪表，讲究整洁……而是说他为人做事很有学者风度，很有知识分子的刚直和谦逊。 然而，政治家对儒将身上的书生气是很警惕的，不是有那么一句名言吗：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还有人告诫说：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当然也有人歌颂书生气，赞美这种书生气，多年来，不是有人以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自豪吗? 谭政大将虽然身经百战，但他身上的“书生气”总也改不掉。直到他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没有改掉这一点。 他说：什么“三八作风”? 这很不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 林彪是中国共产党内很有个性的人物之一。他的个性不仅反映在他对重大事情的决断上，也反映在他平时的讲话上。他有过不少的创造——诸如“一点两面”、“三三制”等等。公道地讲，他这种编串子的办法，有时候还是很起作用的，起码能使人们把很多很复杂的内容变得好记了…… 但是这种归纳有时候很有片面性，甚至会有以偏概全的问题。当然这都是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个问题，在当时我们恐怕是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来的。 谭政大将就提了出来。 那还是在他就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在广州参加的军委会议上，他第一次看到了“三八作风”这个说法。这是林彪的一个讲话的徵求意见稿，林彪把毛泽东当年给“抗大”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来了个大概括。 谭政看了，很不以为然，他说：“这恐怕不是很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这容易说混了。需要再斟酌斟酌……” 有人提醒他，说这是林总本人的意思，不是秀才们概括的。谭政说，林总说的也不是不能改嘛! 不是他不了解林彪，他们在一起共事有几十年了，对方是怎么一个人都很清楚。在东北打仗的时候，林彪对政治工作的事很少过问，也还听得进他谭政的意见。 可谭政怎么也没想到，林彪会把他的这个提法拿到了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更没有想到这个提法在会议的文件中出现。 谭政拿着中央的红头文件，看着看着就坐不住了。白纸黑字，“三八作风”直刺他的眼睛。 多年来谭政心目中“全党服从中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原则。他绝不是说说而已的。对于中央的文件是不会有二话的，他赶快布置总政宣传部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准备工作。 宣传部起草了宣传提纲，送到了谭政的案头。 恰在这个时候，另一封信也送到了他的案头。 这是一位当年在“抗大”学习过的干部写来的。他认为，如果提“三八作风”的话，那么，“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否应该改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第92页 怎么办? 谭政认为，不是写信的同志咬文嚼字，这是有道理的。于是，他又亲自出面，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专门请示是用“艰苦奋斗”还是用“艰苦朴素”。 给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还没有批回来，又出了岔子——有个军区的宣传部写来一个请示，问是不是可以把“三八作风”写成大标语，刷在军区的大院子里? 宣传部又把这份报告，送到了谭政大将的案头。 在谭政看来这件事情很简单，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还没有回音，这要等毛主席批下来以后再作答覆。 下面军区又来电话催问，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只好去问谭主任。他对宣传部的同志说：“不急，等毛主席批示了再答覆，也不迟。” …… 偏偏有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把总政这里没有立即表态的情况告诉了林彪。 这时的林彪正在考虑“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上升，他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他不能容忍全军的最高政治机关，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声音。 他对一个常去他那里的人说：总政这是阻止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诋毁“三八作风”。 他还对有的人说：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就是这样，你不攻他，他就攻你;你不打他，他就打你;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 这无疑是个信号。如果是政治斗争中的老手的话，那么是不会忽视这种传言的。在这种时候，谭政身上的书生气表现得更加明显了—— 他对把这消息告诉他的同志说：“以后不要去听那些小道消息。我不相信那些话会是林总说的。” 也有好心者劝他说：“你和林彪是多年的老上下级关系，你的一些话林总有意见，你去认个错不就得了?” 他还是说，没有那个必要。他觉得林彪是了解他的，不会因为这些工作上的事对他怎么样的。 同时，他也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我说的那些话有什么错?你们说嘛! 他依旧上他的班，开他的会。工作就是他的生命。 他却不知道有人正在暗算他。在他的头脑里，是不会有那么坏的人专门整人的，特别是在我们党内。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谭政主持召开了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紧接着他又到政治学院去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而这个报告又登在了解放军报的显着位置上。 这时，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人已经嗅出了些味道——这和林彪的一些说法是并不一致的。 而谭政认为他的说法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过了许多年以后，人们和他说起这段往事时，他自己也说，我当时是书生气十足。 林彪是个很喜欢搞突然袭击的人。对战场上的敌人是如此，建国后对他的许多同事也是如此。 他提出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并要谭政准备一个《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谭政带了几个人，很快起草出了一份报告稿，送给军委常委徵求意见。别人的意见回来了，惟独不见林彪的意见批回来。 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了，林彪突然提出先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一个叫谭政听来很吃惊的讲话。 林彪拖着他的湖北腔说：“现在政治工作的方向有些偏。今年总政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虽然也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开得不好，许多应该回答的问题没有回答。联想到去年的政工会议，情况也是如此。” 就在不久前，林彪见到谭政时还说：“军队的政治工作还好，我很放心。” 他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林彪在他的这次讲话中，还发表了那个当时很新奇的说法：四个第一! 他讲起这些来可谓摇头摆尾，他说：“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 这就是“四个第一”第一次在部队出现。 对这些说法，谭政怎么能够接受呢?但不接受也得接受，林彪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他的话自然是军委首长的指示，是为下一步军委扩大会议定下的调子。 到了开晚饭的时间，谭政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他把起草报告的同志找来，要他们在原来的报告稿上加进林彪的意思。然后马上报给林彪。 恐怕到这时，谭政大将是预感到了一点什么。但他还没料到下一步的斗争矛头就是他本人。 说来后人很难相信，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作了报告以后，总政的另一个负责同志却作了一个和他的调子完全不同的长篇发言。 谭政的报告，是林彪交代要做的。后来的修改稿，林彪也是看过的。 而另一位负责同志的发言，也是林彪要他作的，基本意见是林彪的。 谭政听着这位同志的发言，越听越不是滋味。按一般的常理，这位同志发言前应该和自己打个招呼呀，这样总是不大对头吧。他哪里知道正是林彪让这位同志这么干的。
第93页 他已经隐约感到，这次会很可能是朝着自己来的。 而这两个内容不同的报告，在与会者当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一些看风向的人便开始在会上会下活动，散布对谭政很不利的话。也有人在会上发难，把谭政的讲话当成靶子批判。 林彪也明确指示：“谭政要对所犯错误作出检讨!” 谭政是很仓促“迎战”的。实际上他只能是被动挨打。 最后，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并且要求总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继续解决他的问题。 军委扩大会议后，总政党委扩大会 打倒了以谭政为首的“反党集团”。 总政治部的党委扩大会议接着开了起来。这种名为党委扩大会议的斗争会，完全是不许讲道理的。只准谭政承认他是“反对党，反对军委，反对毛泽东思想”。而不许他解释，更不许他说理。 偏偏谭政又是个爱讲点“理”的人。他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主席，也不可能反对毛主席。要他承认这一条，他坚决不干。 他在斗争会上据理力争：“你们这么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决策，件件都是经毛主席审定批准的。罗荣桓、陈毅同志主持，我参加制定的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关于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大纲，还有文化教育十年规划，以及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和其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报告过毛主席，有的毛主席还作了批示，这些怎么倒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东西?还有说我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人和技术的关系上只强调技术作用，不讲人的因素第一。这也不是事实。” 他的这些说明和争辩，得到的只是一句话：谭政的态度很不老实。 那时候有个很是时髦的说法，叫做新帐老帐一起算。有人出来算谭政的老帐了： “1944年，你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几次修改形成的。这是毛主席的着作，可用你的名义发表以后，你捞了多少政治资本? ” 听到这里，谭政忍无可忍了，他站起来说：“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也是毛主席修改的，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后来在大会上宣读，和在报上发表用我的名义，都是中央开会定下来的，我就是想用我的名义发表也发表不了哇!” “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你就是想藉此捞政治资本!你还不承认!” “你和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必须交代你们的反党纲领!” …… 可以说，那些日子是谭政心情最坏的时候了。家人发现，他本来已经戒了好几年的烟又抽上了，而且是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他常常是被烟雾笼罩。有时候，他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坐着发呆，一坐就是半天。 谭政大将实在是想不通，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死也要死个明白呀! 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去找林总说一说嘛，他不去。 还有人建议他去找毛主席，他也没有去。 实在闷得难受了，他去了他的前任罗荣桓元帅家里。 他们之间也是几十年的相交相知了。谭政来总政治部当主任，是罗帅给毛主席写信建议的。 谭政把罗帅当成兄长，平时有了什么想不通的事，他都要找这位老大哥。就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比如两口子闹意见了也是找罗帅给调解调解…… 罗荣桓也知道了一些情况，见谭政来找他，就说：“你心里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吧。” 谭政心情很是激动，他说：“罗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罗帅虽说身体不太好，但对一些事情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有些话他也不好说。 “主席同意这么搞?”谭政还问。 “不要管怎么回事了，还是要振作起来，还是要工作的嘛!” 说这话时，大概罗帅也觉得没有力量，但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又能说什么呢? 沉默了好一阵子，谭政又说：“我还能干什么呢?”言外之意是，我都快成反党分子了，还能干什么? “过去长期在机关工作，有了时间可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 两人谈了一阵子，也没有什么更好谈的，他们就分手了。 降为副主任以后，他的心情是不好 的，但还改不了他的“夫子”气…… 谭政55岁那年，他正式被降为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同时也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和国防部副部长。 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波折。从中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谭政心里是清楚的。但是他的那种“夫子”气却没改掉。 他由总政治部主任降为副主任后，分工管总参、总后和总政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后来又加了一项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及民兵政治工作。 在别人看来，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不让你再工作了，副主任也是个有名无实的事儿。而谭政是那种给他个棒槌他就认真的人。他还真的当起了副主任。
第94页 ——他跑了总参的直属单位，一个又一个的招待所，一个又一个通信站，看那里的政治工作是不是保持了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 ——他跑了总政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又跑八一体工大队。要人家谈怎样做好演员的思想工作，怎样正确对待比赛中的胜败…… ——不是要他管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吗，他就下到了公安总队一些哨所，去和那里的战士促膝谈心…… ——不是管后勤的政治工作吗，他就到武汉的一个被服厂去蹲点，一蹲就是3个月。 “大有收穫，大有收穫!”回到北京，见到了罗荣桓元帅，他很有几分兴奋。 他很详细地向罗帅讲起军事工厂的一些情况，说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把他带回来的几件不合格的衣服给罗帅看。 他还对罗帅说，有的军事工厂有问题，特别是生产军械弹药的工厂，那要是出了质量问题可是不得了! 罗帅也很是高兴地对他说：“好哇，好哇，你把调查的情况写个报告，也准备一个稿子，向军委汇报。” 于是，谭政就认真地准备起来了。手头的材料是现成的，他不用准备就能说出许多事情来，自己动手写提纲，认真和秘书凑材料。 材料准备好了，也向上面报告了，说叫他等，他就静静地等。一天过去了，没有消息，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等了几个星期，还是没有消息，他不能再等下去了，就又去找罗帅。 这时罗帅身体已经是越来越不行了，他自己也无能为力。 一天谭政正在总后参加会议，得到消息说罗帅不行了，他和李聚奎上将飞车赶到罗帅家里，也没能说上一句话。弔唁时不好有更多的表示，回到家里，他不禁失声痛哭…… 1964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开始了。不少领导同志都下去了，谭政也决定下到基层去。 他下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改造自己的思想。 他选择了江西九江的一个军工厂。他的正式职务是工作组的组长。到厂的第二天，他就穿上工作服下车间劳动起来了。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改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名字——唐一夫。 这又应了他的那个外号——“夫子”。 他在这个工厂正经当了半年多的工人，并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人一致起来。 工人们对这个“老唐”很感兴趣，有什么话愿意对他说，甚至有的工人家里发生了矛盾也愿意找他去帮助解决…… 既然是工作组的组长，就还要管一些事情。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到南昌去参加一个会议。 他带上秘书就去了。研究军工生产，他现在是有发言权的。 谁知来到南昌的当天晚上，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请告诉谭政同志，他是犯了错误的，他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 秘书觉得不对头，就问：“这是谁的意见?” 电话里说出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秘书只能回答：“知道了。” 怎么和谭政老头说呢?秘书可是费尽了心思。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扯谎。 “谭政同志，会议改期了，我们要先回九江。” 谭政说：“不会吧，不是定好了的吗?” 秘书说：“刚刚改的。” “不行，我要去问问他们，哪能这样不负责任，劳民伤财。” 秘书再次劝他：“首长，就不要再问了吧!” 他说：“不问怎么行，是不能这个样子的呀。” 秘书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他这才不说话了。 他沉默了一阵，又问：“是谁不让我参加会的呢?” 秘书只好告诉了他。他又吃惊地睁大眼睛，连声说：“不会的，不会的。” 秘书只好说：“首长，不要太书生气了……” 邓小平在他的信上批示：谭政无大错，建议到军委当顾问。 “文化大革命”前，谭政被降职到了福建省当副省长。可以说是副省长的椅子还没有坐热，“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来了。他先是被福州军区卫生学校的造反派抓走，后来又被揪回北京接受三军造反派的批斗。 他曾经对人说过，“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把所有批斗手段都尝了一遍。后来又被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8年…… 当他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说话迟钝，腿脚不灵，真的像是一个小老头了，老秘书去见他时，他竟然哭了起来，老泪纵横，像是个孩子。 “没有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啊!” 老秘书问起在监狱里的情况，他摇摇头，说：“8年了，别提它了!” 说这话时，颇有点像当时样板戏里的台词。 他说起出来以后的情况，说到不少老同志来看他，“那天耀邦同志来了，特别关照他们照顾我的生活。”说着说着，止不住又流泪了。 “我是出来了，但就这么待着，也不是个办法，总得有点事情做才行啊!” 这就是谭政，这就是他的书生气。
第95页 秘书给他出主意，“那你就给叶副主席写封信，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他觉得可行。第二天就动手给叶帅写了一封不是很长的信。 此时，正是邓小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叶帅很快把这封信批给了他。 向来以作风干练而闻名的邓小平很快就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并作了批示：主席，谭政无大错，建议到军委当顾问。 当天，这封信送到了中南海游泳池。 毛泽东也想到了这个老乡，他们应该说是老熟人了，井冈山时期，谭政就当过他这个前委书记的秘书。毛泽东在谭政的信上用粗粗的铅笔画了一个很大的圈。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这样，谭政大将又穿上了他无比喜爱的军装。 说来也很有意思，他穿上新军装的时候，高兴得像个新兵。虽说没有了当年的大将军衔，但这“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也足以让这位老红军战士兴奋得睡不着觉了。 他穿了军装去看叶帅。在西山叶帅的住所，他握住老帅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叶帅看他的身体被摧残成这副模样，也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谭政啊。”叶老帅坐下来关切地对他说，“你出来工作，是小平同志建议，毛主席批准的。你呀，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身体不好了，就不要像过去那样，不要勉强。” 叶帅说话的声音不大，谭政的耳朵已经有点背了，没有听清。叶帅只好又说了一遍。 谭政听清楚了，但他还是说：“能工作了，我就要给党多做点事情。” 两人说了许多过去的事，但也有很多的话没有说出来，他们还不能说啊! 分手时，叶帅说，你的耳朵不好了，送一个助听器给你吧! 谭政接过来，试了试，说清楚多了，这东西好! …… 他又去了徐向前元帅家里。站在徐帅面前，徐帅竟然不敢认他了。 “谭政，你怎么一下子老成这个样子了?” 谭政苦笑了一下，说：“林彪把人往死里整。” 两双久经风霜的手握在了一起，很久没有分开。 “你被关了几年呀?” “快9年了。徐帅，你说，他们怎么能这么整我呢?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整我。” “你这个谭政，真是个书生。要整你，还要问为什么?” 徐帅的山西腔，久久响在他的耳边。 书生气至死不改，到了晚年，他还在为了笔墨官司“较真儿”。 这又要说到前面提过的那个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 当年批谭政的时候，说是他把毛主席改过的文章说成是自己的。他不服气，因为那个稿子他改了6次，毛主席只改了一次，而且是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怎么能说这个稿子不是我写的呢? 批他的时候，他不认这个帐，后来他更不认这个帐。 有一天，一个地位相当高的人来看他，对他说：“谭主任，你在延安作的那个政治工作报告，不能算是你的着作吧?” 他没有回答。对这样的问题他是不屑于正面回答的。 过了不久，有关方面给他送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文件中，有一个附件，就是那个报告。这回的处理更是有趣，没有署谭政的名，也没有署别人的名，而是署了“留守兵团政治部”。 谭政又好气又好笑，“留守兵团政治部怎么作报告?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他很不高兴地对秘书说。 秘书能说什么，只能说：“可能是他们搞错了吧!” 他还是十分认真地说：“历史总会是真实的，总有一天会有人说公道话的。” 没有多久，他就得了脑血栓。有人说，那是气的。谭政自己什么也不说。这会儿就是想说，他也说不利索了。 有一天，老秘书兴沖沖地来看他，坐在病床边赶快拿出一本书，对他说：“谭老，这是党的权威部门编辑的《党史参考资料》，里面收了你的那篇文章。” 他没有听明白。他的耳朵是越来越不行了。 秘书又赶忙给他写在纸上，告诉他这个消息，又把书打开给他看。他明白了，脸上出现了难得见到的笑容。 他的嘴动了动，说出了几个字。老秘书也无法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从口形看，好像是说： “实事求是就好。” 有人说，谭政这个人就是特别计较这些事。 谭政说：这不是个名利问题，对这样的事有必要较较真! (此稿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谭政同志的秘书乔希章同志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粟裕“文革”二三事 粟裕没有被打倒，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也因为周恩来保他，用他…… 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在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压力面前，他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有人说粟裕的耳朵很灵的呀，怎么就是没有听见要请江青同志讲话呢? 邓小平东山再起，粟裕受命南下。回到北京，他向邓小平、叶剑英作了详细汇报。 据说毛泽东是从来不带枪的，因为他是统帅。
第96页 据说粟裕是总带着枪的，因为他是战将。 听长期在粟裕身边工作的老同志讲，从战争年代始粟裕大将就养成了两大嗜好：保存手枪和看地图。解放以后，他还保留收藏过好几种手枪——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有我们国家造的，也有外国友人送的。就连他送给儿子的第一件礼物也是一支打10多米远的真的小手枪…… 将军喜欢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有一天，把将军手里的枪也收走了，那就说明将军所在的国家不正常了。 这种不正常偏偏让粟裕大将赶上了。有一天，他接到通知，要把手枪交给有关部门保管。 ——我们这些打了一辈子仗的人连一支手枪也不能留了吗?得到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搞运动了，先把枪集中起来保管，等运动结束以后再还给你们。 不管别人怎么说，粟裕是当了真的。他把自己保存的枪交出的时候，还不忘叮嘱一句：“好好保管，运动结束后再还给我。” 将军没有了枪，却被推上另一个更加复杂的战场。 他面对的敌人不是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而是另外一种更阴险、更毒辣的人。 粟裕没有被打倒，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 也因为周恩来保他，用他…… 要说清楚粟裕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就有必要说一说他为什么没有在运动中被打倒。 毛泽东生前说过，“文化大革命”有两大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而在打倒一切的情况下，粟裕却没有被打倒，不能说不是一个例外。 要说清楚这个例外，就要说到更远的年代—— 研究党史军史的人都知道，1958年军队发生了一次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粟裕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此后，他被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这实际上是个闲职，也就是没有了在军事第一线的工作的权力。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在有些人看来他不过是一只“死老虎”了，斗争的锋芒主要不是针对他了。 这时候有人想到了他。 那天他突然接到电话，说周恩来找他谈话，他心里惴惴不安。总理见到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说，粟裕有战功!你一时还是打不倒的。” 周恩来要他到国防工办去当军管小组组长，支撑当时已是很困难的国防工业。接着他又担任了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 也正是这样最高统帅的话才有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的特殊经历。 在那段日子，有些人是要把一切老干部都打倒的。他们能放过粟裕吗? 在林彪、江青直接掌握的黑名单上，就列上了粟裕的名字。 在军事科学院，有造反派扯起了“打倒叶(剑英)粟(裕)王(树声)”的旗帜。 在京西宾馆，有人成立了他的专案组，开始查他的所谓“特嫌“的问题…… 到了1967年，“中央文革”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有人在国防工办也喊出了打倒粟裕的口号，贴出了打倒粟裕的大标语，说他是“二月逆流”的成员。 这个时候，周恩来出面了。他打电话给粟裕打了招呼，说明天我要到大会上质问他们。 第二天在国防工办的造反派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厉声质问： “谁说粟裕是二月逆流的成员，你站出来!” “谁说的，你站出来!” “谁说的，你站出来!” 周恩来连说三遍，没有人敢站出来。粟裕这才没有被打倒。 那个时候，国防工业系统的两派斗争是很激烈的。中央文革支持一派，林彪一伙又支持另一派。两派打得不可开交。经常弄得粟裕吃不好饭，睡不成觉。 虽说毛泽东说过话，周恩来又力保他，但粟裕也没有能在国防工办待多长时间。 林彪也不能容他在国防工办，很快就让他的亲信把权力夺了过去。 这时，周恩来又找到粟裕，说：“你现在回不了部队，就继续留在国务院业务组吧，我这里很需要人。” 粟裕看看总理消瘦的身体，说：“总理呀，我努力学着做吧。但请总理替我向主席报告，一旦打起仗来，我还是要上前线。” 总理当然理解一个大将的心情，点头答应了。 粟裕一方面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同时又两度担任中央军委常委…… 既然要在那种情况下工作，就不可避免地同林彪江青一伙发生尖锐矛盾，就要和他们的行径作斗争。这种斗争有时候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面对面的争斗，如谭震林;另一种是避其锋芒，暗度陈仓，如周恩来。 战争年代，粟裕就是以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着称的。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更加谨言慎行。每说一句话都是经过反覆思考的。这并非是他胆小怕事了，相反，这正是他的一种斗争艺术。 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在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 球转动的压力面前，他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庐山这个地方，之所以出名，不仅仅是因为它风光秀丽，而是因为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这里召开过几次重要会议。
第97页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是在浓浓的云雾中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各种人物都有不同的表演。斗争的情节也很是曲折复杂的。但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记着的，还是那场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 没有参加那次会议的人是很难理解当时的山上的气氛的。时至今日，有位参加了会议的老同志还对笔者说：“谁也别当事后诸葛亮，不要说别人，就是老帅们当时也是搞不清楚的哟!” 粟裕是带着军事科学院的中央委员上山的。他们被编在了西北组。 在周恩来宣布了会议议程以后，毛泽东问：谁还讲话?林彪说：“我想说两句。” 毛泽东说，那好，请林彪讲话。 于是乎林彪就在开幕会上作了一个很有点火药味的发言。这个发言，现在看来有的地方语法不通，但中心意思是十分明确的。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他攻击那些同意不设国家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胜利以后这20年，特别是文化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 粟裕听了林彪的这个讲话以后，也像许多来开会的同志一样，以为这是林彪代表中央作的开幕词，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但他隐约感到这里面有点什么潜台词。 第二天，就有人开始串联了，吴法宪要求全会听林彪的讲话录音，还有人说，有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等等。 到了8月24日的下午，陈伯达、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和西北组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不点名地攻击张春桥等人。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粟裕也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但他不跟“风”，而是凭着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对党的忠诚判断是非。这时候，他已经预感到这里面有名堂，是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而对这两个集团，粟裕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林彪江青的所作所为，他是怀有高度警惕的。 由于林彪集团的主要力量在军队，也就有人来找粟裕，要他“赶快表态吧”，“到了该表态的时候了”。 粟裕听了，没有说话，没有表情。 到了25日，华北组的发言作为全会的六号简报发到了粟裕手上。他更加感到事态的严重。——这绝不是个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由于有了这个六号简报，设国家主席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组通过了决议，要求宪法草案一定要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定要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还有人说毛主席实在不愿当，可以让林彪当。 军事科学院的几位中央委员怎么办呢?总得有个态度吧。在小组会上，有人说应该设国家主席，一个国家是要有个元首嘛，也有人说，设不设只是个形式问题，我们国家反正是毛主席当主席。 有人对粟裕说：“粟老总，咱们也该表态了吧。” 粟裕说：“别急，再等一等。” 又有人说：“不能再等了，再等就被动了。” 粟裕还是不说话。 按说他是军队的代表，应该表示支持林彪的意见。但他就是不吭声。他觉得这背后有名堂。 果然不出所料，当天下午，他出席了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大光其火，点名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发言。 毛泽东说，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有些话提起来有千斤重，放下来只4两。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你们再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 会议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六号简报。 这时候，小组的同志们才感到粟裕的深思熟虑。要表态的同志找到粟裕，说“多亏了你，要不然我们就犯错误了”。 粟裕还是不说话。 有人说，粟裕的耳朵很灵的呀，怎么 就是没有听见要请江青同志讲话呢? 1975年的四届人大要开幕了。 军队代表团组成以后，粟裕被推举担任了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 有人说了，那时开人民代表大会，还不就是那么回事，举举手就是了。其实，参加了会议的人都知道，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时正是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江青一伙企图组阁的阴谋被挫以后，怎么能甘心呢!他是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 对这一点，粟裕是心中有数的。他看到，江青在军队没有职务，却总想插手军队的事情。这是很不正常的，因而对江青的一些言行採取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态度，像一些老同志一样对江青避而远之。
第98页 生活往往是这样，你越是躲着谁，谁可能就是要找到门上来。 有一天，工作人员告诉他江青的秘书来电话，说是江青同志要到军队代表团看看。 粟裕听了没有反应，秘书知道，这也是他的一种态度，只表示他知道了。 想想也是，他不欢迎江青来，江青又要来，他能说什么呢? 江青要插手军队的想法，不是一天两天才形成的。不管你是什么态度，她想来就来了。 解放军代表团的几个负责人都在，江青走进会议室。 “早就想来看看军队的同志们。”江青倒也是开门见山。 粟裕他们只好说：“欢迎江青同志。” “你们的情况怎么样啊?”江青素有见官大一级的作风，她和粟裕这样的老同志在一起，也是一样。 江青的思维很活跃，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人们也只能跟着她的思路，听她信口开河。 这时，有一位老同志转过身来对粟裕说：“粟裕同志，是不是把代表团集中起来，请江青同志给大家讲讲话。” 你说要命不要命，粟裕最不想让江青在这里添乱，这位老兄偏偏不开眼。 粟裕赶快和旁边的一个人说话，装作没听见，他希望江青也没听见。 谁知那位老同志不理解粟裕同志的意思，真的以为他没听见，又说一遍：“粟裕同志，咱们集合全体代表，请江青同志作指示吧。” 在别人看来，粟裕这回是听清楚了。可他依然和那位同志说话，没理这个茬儿。 江青这时已经完全明白了粟裕的意思，便站起身，忿忿地走了。 不少的同志为他捏着一把汗，也有人说，粟裕的耳朵不背呀，怎么就没听见请江青讲话的意见呢? 当晚，粟裕同志回到家里，把夫人楚青和孩子们叫到身边，很严肃地说：“我今天给了江青一个软钉子……”他如此这般地叙述了一番。又说：“江青这个人，你们是知道的，我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你们也要有精神准备。” 事后，江青也没能对粟裕怎么样。因此，有的老同志对粟裕说：“装作听不见，也是你对付江青的一招呀!” 粟裕只是笑，不作回答。 邓小平东山再起，粟裕受命南下。 回到北京，他向邓小平、叶剑英作了详细汇报。 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像邓小平这样三起三落的人并不多见。他的三起三落，也使不少的人跟着三起三落。粟裕虽然没有那么大的起伏，但也跟着小平同志做了不少的事情。 邓小平上台以后，马上着手对部队的事情进行整顿。他和叶剑英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前，派粟裕下部队做调查。 粟裕决定先去华东。这是很有用意的。此时，王洪文、张春桥已在军队窃取高位。而上海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很猖獗的地区。 他们先到了南京军区驻皖部队和安徽省军区。 那个时候，“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谓的“民兵指挥部”正是很热闹的时候。他碰到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对待这个十分尖锐敏感的问题。 平时谨言慎行的他，也并不是总缄口不言，到了关键的时候，他还是会说出很与众不同的话，会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来。 要不他还是粟裕吗? 会议室里，坐了不少的军政要员，他们是来参加全省地委书记会议的全体同志。他们自然想听听军委来的老将军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对民兵指挥部问题，当时就有不同的意见，不少部队的同志看到了军委的领导，就提出全国出现的“工人民兵指挥总部”和地方武装部门谁指挥谁的问题。 这个时候，粟裕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并不很大，却很有力量。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记得50年代。我当总参谋长时，亲耳听毛主席说过：鑑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有民兵指挥部，很值得研究。” 他说出这话的时候，全场没有一点声音。 这几句话真可谓振聋发聩。这是公开地否定“民兵指挥部”! 有人说粟裕是有矛又有盾——既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谁也不好反对;又点出了贝利亚的名字，而贝利亚又是一个有野心，搞阴谋的人，这等于说，有人利用民兵问题在搞阴谋。 事后，果然有人将他的讲话密报了“上海帮”，但他们对毛主席的话也无可奈何。这时，人们才理解了粟裕的斗争艺术。 一说到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好像老同志都是反对他们的。其实不然，当时也有个别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看不清楚。在一次会上，一个老同志慷慨发言，批评别的老同志：“你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有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粟裕听说以后，笑笑说：没有关系，他，我认识，我和他谈一谈。 当天晚上，他把那个老同志叫了来，和他谈了很久。 事后那个老同志说，多亏了粟裕找我谈了话，要不，我非在这个问题上跌跤不可。 …… 粟裕回到北京，已经是6月初夏了。这次外出，他知道了不少情况。他给军委写了一份比较“堂皇”的书面报告。因为军委成员中还有王洪文、张春桥呀!他独自给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作了口头汇报。
第99页 所谓口头汇报，就是不能给别人听的。内容自然是针对江青一伙的。 他说，现在他们(江青一伙)插手军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地搞“飞地”(即搞所谓农场、生产基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 他还告诉两位老帅，那些人虽然想插手军队，但军队团以下是稳定的，他们的手也不是那么容易插进来的。但是部队确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同志是思想糊涂，以为“四人帮”就是正确路线，跟着他们跑…… 粟裕告诉邓小平和叶剑英，有一些领导同志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拉一些人，打一些人，搞得不好会把这一些人压到“四人帮”那边去。 在汇报过程中，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听得很认真，他们不时还问一些问题，而粟裕的回答令他们比较满意。 在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两位军委领导的讲话中都引用了粟裕的一些观点和材料…… 有些老同志说，粟裕不愧是粟裕，他尽叫林彪江青一伙碰“软钉子”。 (本书中写粟裕大将的几篇文字得到了《粟裕传》编写组朱楹等同志的帮助，特此致谢。) 宁折不弯张经武 从统战部到中南海，仅有一路之隔，张经武走进红墙，又走出了红墙，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 “文革”期间统战部发生了一起“档案事件”，有人诬陷他支持抢档案…… “我怎么是刘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是毛泽东派我去西藏的!” 他和专案组的人大吵大闹，坚持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 张经武这个名字，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很陌生了。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显赫一时，作过“封疆大吏”——中央政府驻西藏代表，后来又任共和国主席办公室主任。不用我们过多叙述，只要先看看下面这份张经武亲笔写的简历就可以知道他当初是怎样一个人物—— 1933年2月，工农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证明人叶剑英。 1933年夏，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证明人周恩来。 1933年秋，军委直辖第三师师长，证明人周恩来。 1934年春，广昌基地司令员，证明人朱德。 1934年夏，军委第五局副局长，证明人刘伯承。 1934年9月，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证明人何长工。 1934年12月，军委纵队参谋长，证明人王首道。 1937年10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证明人黎玉。 1942年6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副司令员，证明人肖劲光。 1942年10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证明人贺龙。 1945年9月，晋绥军区参谋长，证明人贺龙。 1946年2月，北平执行部组长，参谋长，证明人叶剑英。 1947年8月，西北军区参谋长，证明人贺龙。 1949年6月，西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证明人贺龙。 1949年11月，西南军区副参谋长，证明人贺龙。 1950年6月，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证明人聂荣臻。 1950年9月，军委办公厅主任，证明人聂荣臻。 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证明人毛泽东。 1952年3月，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证明人邓小平。 195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主任，证明人毛泽东。 如果说这些简历都是“死的”的，还不能使你对张经武有一个形象的认识的话，那么请看两则小故事，你就会感觉到他是怎样一个人了—— 在山东时，张经武有一匹枣红色的战马。一次和敌人遭遇，他被突然出现的一伙敌人围住了，拼杀中他负了伤，是这匹战马把他从乱阵中驮了出来。从此，他对这匹马就像对自己的战友一样，精心饲养，百般爱护。要是马儿生了病，他也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来怜爱它。甚至亲手为它拌料、饮水……他说，这匹马对我有恩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这匹马跟着他从山东到了晋绥。 在1942年那极其困难的日子里，人都没有好吃的，更何况马?恰在这时，枣红马像是知道人们的困难，不吃也不喝。张经武找了兽医，多方调治，它就是不张口。终于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马儿呜咽着去了。 他好不悲伤。坐在屋里，什么也干不下去。这时有人说：“这匹马死了，正好解解馋。”张经武一拍桌子吼道：“谁敢!” 第二天，他和警卫员一起，把枣红马安葬在黄土高原上。 ——他就是这样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另一件事足以说明他性格里的另一面。 1956年，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到西藏，坐车前往日喀则的一个公园时，突然发生了车祸。路有砍伐过的树墩子，被落下的树叶覆盖，前面的车底盘高，过去时没有事，陈毅坐的吉姆车底盘低，撞在一个树墩子上，陈老总哎哟一声，却没有伤着;同车的班禅的堪厅主任计晋美没有吭声却翻了个大跟头;同车的副师长韩林撞了车顶棚…… 消息传到了派车的兰州军区，这就成了一件大事——这不是拿陈老总生命开玩笑吗!还有人怀疑司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第100页 那几天的气氛相当紧张，看来那个司机挨处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人们都那么说。 这时候，张经武出来说话了：“这不是一件什么政治问题，谁保证不了永远不出事故。我看这情况比较特殊，不能太责怪司机同志了。” 有他出来说话，司机的问题自然就很快解脱了。 人们也从此得出了一看法——张代表真是个宽厚的人! 就是这样一位经历丰富、性格温和，待人宽厚的将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给亲人留下一句话就离他们而去了。 这不能不令人们生出许多的怀疑。 更可气的是，他的骨灰也不知被中央专案组“一办”弄到了什么地方，至今无法寻找。 我们接触了有关他晚年的材料以后，我们不禁震惊了!这是一位怎样刚正不阿的将军，这又是一位怎样个性鲜明的将军! 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1978年年末，张经武的夫人杨岗从秦城监狱放出来以后，就和孩子们四处奔走，寻找张经武的骨灰——他们知道，张经武在1971年就不在世了，但作为他的亲人，他们很想找到他的骨灰，很想知道张经武究竟是怎么死的。他们看到的是当时的中央专案组“一办”给统战部发的一张死亡通知书，上面称：张经武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于10月27日去世。 他们对这个通知是怀疑的，他们知道张经武被监护时，身体很好，没有什么大病。 于是她就和儿子女儿开始了漫长的寻访调查。 他们先找到了原统战部“五一六”专案组的一位女负责人。她说，张经武死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杨岗和儿子直奔东四六条北京军区总医院，想查找张经武的病历。查了半天也没找到张经武的名字。 门诊部的王主任告诉他们：“文革期间卫戍区送来的病人都用代号，还是去问问他的代号是什么。” 代号没问到，却得到了另外一条线索——张经武不是死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而是在三里屯附近卫戍区的一个师医院。 他们又驱车来到这个医院的医务处，查到了一张代号为56号的病历，上面写着：患者企图自杀，自撞墙自杀未成，将右臂撞伤，左肘关节脱臼，5月1日送积水潭医院。 杨岗以为搞错了，问：“这是他的病历吗?” 当时的副院长刘芝荣告拆她：“没有错，听说这个老头在西藏工作了好多年，后来还是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那时一说56号就都知道是张经武。” “他是不是死在这个医院里的?” “是的。” “他1971年死在这里，只有几年的时间，怎么能没那时的病历呢?”杨岗问。 刘副院长回忆道：“他是在绝食七八天后的一个下午抬来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几乎听不到呼吸，因血管已瘪输不进血，很快就死了，没有病历。我去转了一下，抢救时我不在场。他表现得很坚强，是反抗绝食死的。我们当时就认为这些老同志没有什么问题。” 过了几天，他们又来到这个医院，把当时负责抢救张经武的内科主任找来，请他回忆当时的情况。 这位主任说：“张经武送来时，呼吸心跳都没有了。当时还是採取了抢救措施，输液，股动脉推葡萄糖，心内注射药物，都没有反应，半个小时后就去世了。当时的诊断是飢饿引起的心力衰竭，他不是什么心脏病，是饿了好几天才送到医院来的。太晚了。” “当时有病历吗?” “肯定有，但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死后可能被中央专案组拿走了。” ……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还是个谜。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中央一办张经武专案组的负责人有意向中央和家属隐瞒了张死亡的真实情况，并伪造了一死亡报告。 杨岗为搞清楚他的问题，东奔西走，找了许多的领导人。先找了李井泉，当时的人大副委员长，原来的政治局委员——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张经武只有一个女儿，是李井泉把自己的小儿子给了他。要李井泉向有关方面反映张经武的事情。 杨岗找了叶帅、聂帅、徐帅和邓小平，他们都曾经是张经武的老领导，后来的接触也比较多，特别是邓小平，文革前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牌。请这些老同志过问张经武的事情…… 他们找到了当时的组织部长胡耀邦，叙说了张经武的一些情况。当说到张经武在受审查期间态度很坏，和专案组对抗，甚至和有的人骂了起来，因而现在有人说他不能平反时，这位容易激动的革命家忽一下站了起来，说：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果我们的老同志在被关押期间都低头认罪，让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还不知道要出多少冤假错案?一个人就是要有气节，宁死不屈!谁说这是罪状?那是颠倒黑白!中央开会时，我要为张经武说话! 在多方干预下，张经武得到了彻底平反，但他的骨灰却由中央专案组一办和统战部五一六专案组个别负责人指示火葬场丢弃了。 从统战部到中南海，仅有一路之隔，张经武走进红墙， 又走出了红墙，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
第101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风”吹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时候，刚刚从西藏自治区党政军第一把手调到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不久的张经武，也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想跟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布署，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然而运动的发展绝非像他所理解的那样，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更不会想到后来演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 统战部很快出现了三派群众组织，一派叫“革命造反团”，一派叫“一一四战斗队”还有一派叫做“东方红公社”。他们都说自己是革命造反派，是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张经武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派。 当时，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和小将们一起革命。张经武很是彷徨，他一时不知道该支持谁才好。三派也都拉他——因为他刚刚到统战部，又是中央委员。历史也清白。 但是“革命”的形势需要他马上表态，这曾经让他很是为难。这时，一位他很是敬重的领导同志，也是分管统战系统的负责同志告诉他“东方红“是毛主席的一个秘书支持的。他按照习惯的思维方法觉得支持这个组织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也就铸成了大错。 支持一派，必然要得罪一派。民族学院的“抗大”等组织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冲进他的家，企图抓住张经武。而另一派“东方红”就把他藏了起来。为了避过风头，他们还把张经武转移到外地待了两天……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张经武才给周总理写了信，报告了自己的情况。他实在是不愿意为自己的事情找总理，他知道总理也很难。 在周恩来的干预下，他像当时的许多老干部一样住进了中南海。 中南海的日子是比较平静的，他每天除了看报纸听广播并没有别的事情要做。但他的心里很不平静，他仍然关心着统战部的运动。他很想知道那里运动的进展情况。 知夫莫如妻。杨岗知道他想什么。在山东纵队时，这位沂水县的妇女部长经山东分局书 记郭洪涛介绍和张经武结了婚。他们相濡以沫几十年，当然最清楚自己的爱人。那时，杨岗还经常到部里、到街上去看大字报，她把看到的和张有关的情况写成纸条藏进给张经武送去的饭盒里、面包里，张经武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渠道，了解一些外面的情况。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送进去的条子被人发现了，很快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说张经武对抗运动，在中南海还与老婆进行秘密串联。 江青当时正是日如中天，她什么事都想管，什么事都能管，什么事都敢管。在中央文革的一次碰头会上，她责问周恩来：“张经武是你保护起来的吗?” 周恩来没说话，她又说：“他在中南海也不老实，他老婆还给他传递秘密情报。这样的人就应该到运动中去烧烧。” 周恩来被她闹得没有办法，再加上统战部群众组织也要求张经武回统战部参加运动，接受批判，交代问题，就同意他先回去。 张经武回到统战部时，周恩来有过交代，就是只能在小范围内接受批判。要文斗，不得武斗，要保证他的生活条件。 有一天，他正在统战部大院看大字报，忽然听到有人叫，一看是自己的外甥叶知秋。在当时的情况下相见，就是有话也不能多说，只是互相问候了几句，叶知秋就告诉了他一些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他对外甥说：“告诉他们，不要紧的，毛主席会说话的。” 就因为这件事，有人说他还进行串联，说他和有的人订立攻守同盟。对他的批判也随之升级。 不久，他就被监护了起来。先是北京西郊的半壁店，后来又到安定门外的交通部干校改造成的临时监狱。 “文革”期间统战部发生了一起“档案事件”，有人诬陷他支持抢档案…… “文革”期间，统战部发生了一起“档案事件”。这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也被传得很是离奇。 事情发生在1967年1月15日，有人指挥群众组织冲进了统战部档案室，抢走了二十多箱档案材料。据后来参加抢档案的人讲，他们当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批材料，不让对立面“天派”抢去。这些材料被他们装上汽车，拉走了。 当时传说，这些档案中有一箱是绝对机密的，档案散失后，有的到了特务机关之手，使党在境外的一些人员受到了严重损失。特别是台湾的一些高层人士被杀…… 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些都是谣言。但在当时此事惊动了党的最高层，公安机关把几个主要头头抓了起来。 事情发生后，张经武明确表态：这是错误的! 但指挥抢档案的人中，有那么一位局级干部，他为了掩人耳目，也为了给自己开脱，说：“张经武知道此事。”并且还编出了怎么商量怎么开会的“情节”。 而抢档案在场的另一个头头却说，张经武根本不知此事。尽管有人讲真话，当时又有谁听真话呢? 于是乎，专案组就开始审问他，要他交代支持抢档案的“罪行”。 张经武很是气愤：“我干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工作，难道不懂什么是机密?我怎么能支持他们抢党的机密?这不是笑话吗?“
第102页 “抢档案的，正是你支持的组织。你和他们穿一条裤子，就是你支持他们抢档案!” 这叫什么逻辑?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张经武还想和他们讲理：“我是支持过他们，毛主席说要我们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嘛!” 他不知道，要打他为抢档案的黑后台，是两派斗争的需要，也是中央文革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需要。 “革命”需要他承认是抢档案的黑后台，不承认就要打打态度，因此他就开始吃苦头。 他说：“有我这样的假党员吗?” 不久张经武就被两个专案组管了起来。一个是中央专案组“一办”，另一个是“五一六”专案组。 那时候，有个说法叫“老帐新帐一起算”，只要打倒你，就要查查你的历史问题，不要说别人，就是周恩来不也有人要查他当年在上海搞地下活动的情况吗? 直接审问他。在众多的所谓问题中，有一条说张经武是假党员。这个问题的提出很有意思。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张经武从没有想到会有人说他是假党员。他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居然成了假党员，这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 张经武记得，1930年春天，自己徘徊在武昌街头，正好碰上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同学曾希圣和伍云甫，当时自己的心情十分苦闷——在军阀樊仲秀部当排长负了伤，对自己的前途和中国的前途都感到悲观。 在这里碰见了老同学，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味道。他们走进了一家小酒馆，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那时，曾希圣和伍云甫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他们劝张经武不要灰心，可先回到樊仲秀部，慢慢再求发展。 张经武说：“给军阀干，还有什么意思?”伍云甫告拆他，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让张经武搞兵运。 张经武听了他们的劝说，又回到了樊仲秀部。也正是这样，他才得以在这一年的4月，由樊部的干校里的军需姚上进，政治教官管梓材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3人组成秘密的校委会，张经武任委员。 …… 在革命的路上真是鱼龙混杂，大浪淘沙。他和这两个人各奔东西。解放后张经武还和这两个人通过信，但并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在历次填写的材料中，张经武都是这么填的。 张经武把自己回忆起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专案组，他说：“我的入党介绍人应该是姚和管，曾希圣后来也清楚。你们可以去查证。” 专案组先找了也正受到冲击的曾希圣。曾知道他的经历，却不能证明谁介绍张经武入了党。 专案组又派人跑到南京，到南京监狱翻遍了档案，找到了一封管梓材给张经武未寄出的信。并且得知姚上进已经去世，管梓材还活着。他们又千方百计找到了管梓材本人。 “文革”期间内查外调的事情很多，像这样的外调，管梓材经历过好多次，在这种问题面前他的回答首先是不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当问及他是不是张经武的入党介绍人时，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介绍他入党呢?” 专案组的人认为这是重要突破，赶快回来向上级报告。 报上去了很久，却没有音信，后来才知道，这样的事情很多。最高层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意见，认为： 大革命时期，入党可不像后来，有入党仪式，有入党志愿书。那时只要你愿意入党，组织上也觉得你可以入党，就通知你是党员了。且那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只有和你联繫的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别人根本不知道。 历史曾经发生过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却发展了一批人入党，而这些党员都出生入死，为党工作。你能说这些同志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怎么是刘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 是毛主席派我去西藏的!” 专案组要他交代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所谓黑线人物问题。因为当时有人揭发他在西藏工作期间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张经武的态度很鲜明，他说：“去西藏是毛主席派我去的，那里的大政方针是毛主席定的，我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怎么能说是修正主义!” 专案组的人说：“你态度放老实一点，赶快交代你和他们的黑关系。” “我去西藏，是毛主席找我谈的话，有什么不清楚的你们可以去问他。” 专案组认为他的态度很不好，要打一打他的态度。谁知，越打张经武越强硬。致使他们的审问再也进行不下去。 晚上，他们让张经武写交代。写什么呢，张经武面对铺开的稿纸，回忆起那一幕幕令他永生难忘的画面。 1951年春天，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代表的和谈代表团来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张经武是谈判代表之一。这次和谈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在当时引起了多大的震动啊! 后来张经武被任命为驻藏代表。是周恩来总理在紫光阁和他谈的话，向他详细交代了入藏任务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张经武说：“感谢总理的信任，我对西藏很生疏，怕完成不好这项任务。”
第103页 周恩来说：“正是因为西藏的情况不同，才派你去，你一定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紧接着他驱车去了丰泽园，毛泽东主席召见并留他吃了晚饭，毛泽东亲笔书写一封给达赖喇嘛的信，请张经武亲手交给他。临出门时，毛泽东又嘱咐说：你到西藏去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认真开展统战工作，尽快说服达赖返回拉萨。 ——此时的达赖正在距印度很近的亚东，他随时可能出境。 张经武接受任务，直奔广州，再经香港去印度。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坐飞机还是坐轮船，如果坐飞机，他携带的礼品就只能扔下。如果坐轮船，东西到可以带走，但时间太长，一旦达赖出走后果不堪设想。张经武毅然决定，他携带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几名随员乘机先行。 经过一番周折，张经武到了亚东。至今张经武还清楚地记得亚东那美丽的景色，虽然她海拔两千多米，却是树木葱茏、鸟语花香。 第二天，张经武见到了达赖，将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交给了他。也许是中央政府的真诚打动了达赖，他表示藏历6月18日返回拉萨。 随后在拉萨的日子，是惊险而又紧张的日子。这里对张经武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需要应付和处理多少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他的身体本来就虚弱，再加上高原缺氧严重，他突然晕倒了，但清醒过来以后又连夜工作。 以后在拉萨的日子，是充满挑战的日子，也是张经武永不能忘记的日子。 …… 越是回忆，张经武越是想不通。如果说，把自己的这一段也否定了，那不等于把毛主席也否定了吗? 铺开的稿纸上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他和专案组的人大吵大闹，坚决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 由于上面的几个问题都不能使张经武就范，因此，他就成为抗拒运动的典型。他的境遇也就越来越坏。有一阵子每天都有专案组的人要他来交代问题。对他进行车轮战，疲劳战。 这天，“五一六”专案组一位女负责人气汹汹地走进来，吼道：“张经武，你好大的胆，居然想当总理!” 张经武不仅没有反驳，而且冷笑了一声。 “你必须老实交代!” “说别的还可以，你们不觉得这种说法太可笑吗?我张经武还不敢有这分野心吶!” 来人手拿一张纸说：“你还不交代，我们手里有材料!” “那就把材料给我看看。” 材料当然不能给他看，问题还是要交代的。至此，张经武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他们有什么材料说我想当总理呢，无非是他们说我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的最大罪名是反对周恩来，反周恩来就是想当总理吗! 张经武怎么也想不到，专案组手里的材料竟来自他的夫人杨岗…… 几乎是和张经武同时被抓起来的杨岗，已经在秦城监狱被斗得神经失常了。她哭，她叫，她呼喊，可专案组的人并没有因此放过她，採取逼供信的办法，硬要她写一份关于张经武的军事政变计划。 这份材料中说，张经武参与贺龙搞“二月兵变”，兵变成功后，贺龙当主席，张经武当总理。 专案组就拿了这张纸逼张经武承认他要当总理，篡党夺权。要他交出所谓“二月兵变”的黑纲领。 张经武听完哈哈大笑：“你们太抬举我了，我生来还不曾有这样的想法吶!” 那位女将说：“张经武，你态度放老实一点!” 张经武轻蔑地看着她，一句话也不说。 她很惧怕张经武的目光，不敢和他对视，这场闹剧也就至此不了了之了。 宁为玉碎，不求瓦全，他选择了以死抗争。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充满了恐怖。 也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但丁描写的炼狱。 张经武也是一步一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荒谬的。刚刚开始时，他是紧跟，他生怕自己掉队，后来他迷惘，他觉得是一场闹剧，再到后来，他都怀疑这场运动的真实目的了。 这就是所说那场反修防修的大革命吗? 这就是人们说的触及灵魂的革命吗? 越看越不是那么回事，越看越觉得自己是被人愚弄了。 于是再让他交代什么问题，他都不再理睬，他用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抗争。 这样他就被认为极不老实，他就是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他就更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此时，他是多么想见到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向他们陈述这一切，然而，他写了无数次的信根本就送不上去，他甚至有些绝望了…… 终于有一天，他趁着看守不注意，一头朝暖气上撞去，顿时鲜血直流。 有一天，他和看守他的人闹了起来。 “你们把我写的信送给周恩来!” “你是个老反革命，有什么资格这样说话?” “我是老反革命?告诉你，我闹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你骂人!这个老反革命!” “就是骂了你，又怎么样?” 看守挥起了拳头，张经武也挥起了拳头。青年时期，张经武就习武健身，在军校时还学过擒拿格斗。
第104页 士可杀，不可辱!他动了手，张经武也动了手，但张经武毕竟是60多岁的人，他怎么能够打得过年轻力壮的看守呢! 于是他的胳膊被扭断了，他的身上留下了青一块紫一块的“纪念”…… 在那种情况下，抗争也没有什么用处，但张经武还是选择抗争，否则，他就不是张经武了。 此后他採取另外一种斗争方式——绝食。他对专案组斗争方式也只能用这样的办法了。 “你们查不出什么问题，还不放我出去，我绝不会再吃你们给我的饭。” 他很平静地对专案组的人说。 “爱吃不吃，不吃还为革命节约了呢!” 他们没有想到，张经武真的是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和他们抗争了。 一天，两天，三天……张经武坚持了一个星期，最后，就出现了休克，专案组这才把他送进了医院。 在这段时间，专案组没有向上面汇报，实际上是让张自己饿死。 据说张经武死后，周总理批评了他们，并对有些人作了处分。 1979年9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张经武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张经武以极高的评价。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张经武同志的亲属张华川的大力支持，提供了照片，在此特表谢意。) 陈少敏就是不举手 当人们说起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曾激动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长达18天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始终不表态。她得到的评价是：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 熟悉陈少敏的人都说：大姐之所以在中央全会上敢投反对票，是由她的政治责任感、她的党性以及她独特的个性所决定的。 林彪、康生、江青等人可以整垮她的身体，却不能动摇她的意志，她终于等到了“四人帮”垮台的那一天。 当人们说起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曾激动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1968年11月1日，寒冷的北风袭击着京城。全城的广播喇叭里都播着同一个声音：“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在北京胜利闭幕。” 随着萧瑟的寒风，人们断断续续可以听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刘少奇……叛徒……一致决议，……永远开除……一切职务……” 第二天套红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大报，都刊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 就在全国的宣传机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就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有一位像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老同志说：“一致个屁，我就没有举手!” 她就是当时已经66岁高龄，1928年入党的七届、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 陈少敏是带着病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肾脏严重下垂、腿脚已经很不利落。按照医生的“判决”，她已是病入膏肓了。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使她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一刻不停地为人民工作着。 应该说，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是这届全会的“高潮”。那时，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也没有当今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採用的是鼓掌通过或举手表决。当代表们举起森林般的胳膊时，不是显示出统一的意志和一致的力量吗!? 播音员宣读完《审查报告》后，便是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齐刷刷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藉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臂膀…… “好，一致通过。”此时此刻，趴在桌上，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的陈少敏，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不知是工作人员的疏忽，还是出于对陈少敏大姐的爱护，反正没有人在会场上把这一情况讲出来。 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举了手。 当然，举手的人中，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完全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和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又另当别论了。 反正陈少敏是没有举手。 ——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气氛，是不容许人们有不同意见的。谁表示不同意见，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谁就要被“打翻在地”。 也许，此时的陈少敏，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快70的人了，难道在党内斗争中，他们还会把自己怎么样? 也许，是她“心底无私天地宽”，把一生交给了共产主义事业，来去无牵挂，所以才敢有如此举动。 也许…… 所以，事后人们说：也只有她，才敢不举手。 那位戴眼镜的“康老”，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
第105页 “你为什么不举手?” 同康生打交道，已经是多少年的事情了。全会期间，他们也曾有交锋。陈少敏对身居高位的他并不惧怕。她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声音虽然不高，却足以令人震撼了。 陈少敏的态度，令不少关心她的人担心，特别是在她身边工作的同志。司机项怀玺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大姐，见她脸色很难看，就问：“大姐，你不舒服?” “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 批判刘少奇，项怀玺是知道的，但他没想到刘少奇戴那么大的三顶帽子。 “我没举手。” 项怀玺害怕，因为这是中央的全会，不能有不同意见啊! “你不举手，他们……” 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权利。” …… 是的，中央委员在会上表示自己的意见，确实是她的权利。但在是非颠倒的岁月里，正当的权利会被剥夺或自我剥夺，会被视为异端，也会带来厄运。 长达18天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始终不表态。 她得到的评价是：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 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说法，扩大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除台湾省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召开全会，解决中央的问题不正是大好时机吗? 可是，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中央委员不够半数，无法开全会。但是，后来又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就过了半数。把“中央文革” 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等，都“扩大”进来，总数达到133人，“人多议论多，热气高”，会议还能开不好吗! 陈少敏是党的八届中央委员，是会议的当然代表。然而开会的前一天，她还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甚至是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她怎么能知道呢!从1967年开始，她就成了受冲击的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等等。在全总机关挨批斗，还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去坐“喷气式”…… 这样一个“黑帮分子”，还能让她参加党的中央全会吗?——这是当时造反派的逻辑。 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当他发现报到名单上没有陈少敏的名字后，就派中央办公厅的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去问明情况。 挂着军用车牌号的北京吉普来到复兴门外的全总大楼时，得到的答覆是：陈少敏是叛徒，不能让她参加中央的会议。 中央办公厅的人说，会议马上就要开了，周总理要我们来问情况、送通知的。 接待的人没有办法，只好把扣压的通知交给了陈少敏。 造反派还是不同意她去开会。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在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他们还是放行了。 陈少敏后来回忆说：当我拄着拐杖走进人民大会堂时，全会就要开始了。周总理叫我的名字，我答了一声到!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围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问题，展开“讨论”。名曰“讨论”，实际上是对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进行分组围攻。 陈少敏一言不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她由不了解情况想跟上“伟大战略部署”，到怀疑、牴触甚至反对，经历了痛苦的思想历程。上一次(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传达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她才明白这场运动要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少敏很愤懑。她从理智上到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她用特殊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开会休息时，她有意坐在刘少奇身边，同他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想以此安慰少奇同志。刘少奇很理解这种心情，对陈少敏和其他表示同情的同志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 十一中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眼泪顺着饱经风霜的脸直往下流。她想不通，她有意见，她甚至说：“只要林彪一个，别的都不要了……”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她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这一帽子，又有了新的材料。 不管怎么批判和围攻，陈少敏拒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对来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同志不是中国的赫鲁雪夫。”
第106页 …… 对于所谓“二月逆流”，陈少敏无疑是站在谭震林、陈毅等老同志一边的。她用沉默来对待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围攻，始终不肯发言。 那位以整人起家的康生，见陈少敏缄口不言，就点她的名：“陈少敏同志，你谈一谈嘛。” “我身体不舒服。” 陈少敏说完，用拐杖敲敲地毯。 “不舒服也要表示态度嘛!” 陈少敏依旧不发言。 康生恼羞成怒，说：“身体不舒服，你可以请假出去!” 陈少敏不屑一顾，心里说：你想叫我出去，我偏不出去! 康生也拿她没有办法。 后来，看了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的三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行材料”，以及江青、林彪等人的批语，陈少敏简直怒不可遏了。 江青批示，称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局代表”。林彪批：“完全同意。”并且肉麻地写道：“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这哪里是什么正常的党内斗争，完全是要把人置于死地! 在10月23日的小组会上，讨论《审查报告》，陈少敏做了一个“检查”。与其说是检查，不如是给刘少奇澄清所谓罪行。这必然招来严厉的批评。 有人说她“根本没有同刘少奇划清界限”，有人说她“思想上不通，和中央的精神有牴触”。 随你们怎样说，陈少敏还是不明确表态。24日，继续开会。陈少敏成了江青、康生一伙的重点攻击目标。 “陈少敏，对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这是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刘少奇的罪行，你应该清楚，你和他在一起工作过那么长时间!” 陈少敏抬抬眼皮，回答一句：“少奇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嘛!” 她居然称叛徒、内奸、工贼是同志!这不能不把戴眼镜的康生激怒。康生站起来，恶狠狠地说：“这就是你的态度?!你要考虑后果!” 后果，陈少敏早就考虑到了。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她是不敢这样说的。 “你这个人，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哩!农村老太婆的觉悟都比你高!” 这是同一小组的一位人士对她的评价。这句评价印在了当时的简报上。 这时，陈少敏已经下了决心，要在开会时不投贊成票。于是，就有了本文稿开头的那一幕。 熟悉陈少敏的人都说：大姐之所以在中央全会上敢投反对票， 是由她的政治责任感、她的党性以及她独特的个性所决定的。 在“文化大革命”最紧张的岁月，陈少敏为什么敢讲真话，敢于同江青、康生等人唱“对台戏”? 有人认为，陈少敏敢讲真话，是因为她资格老，没有人敢惹她。 有人则认为：她没有家庭、没有儿女，一切都无所谓…… 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够全面。熟悉她的人都说，她之所以那么做，是由她的责任感、她的党性以及她的独特的个性决定的。只要了解了她的历史，就会觉得她那么做是很自然的。 搞党史的人都知道，陈少敏是我们党内长期负责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的女领导干部之一(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属凤毛麟角)。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仅有三位女委员，她是其中之一。 另外两位是邓颖超和蔡畅。因此有人说，她是和邓颖超齐名的女共产主义战士。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她的知名度远没有邓颖超高。 在豫南、鄂中等地，人们不叫她的大名，而称她为“陈大脚”。那一带的传说更是耸人听闻：红军中有一女将，脚有一尺长，走起路来一阵风，日行千里，骑一匹千里马，手使双枪，左右开弓。日本鬼子听说“陈大脚”来了，闻风丧胆……她被描绘成一个“巾帼英雄”。而在革命队伍中，则传说她爱骂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陈大脚来谈话”…… 要想在很短的篇幅内，写出陈少敏的形象是困难的。这里，我们只能简略地进行一番叙述。 陈少敏1902年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县范于村。她原名孙肇修，参加革命后才改名叫陈少敏。 在村里，她的父亲是个有“反骨”的汉子，是全村第一个剪辫子的人。他具有反抗意识的个性，影响了陈少敏，使她成为全村第一个反对缠脚裹足的大脚闺女。这在前清的遗老遗少眼里，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她的父母却容忍和支持了她。 后来，21岁的陈少敏又外出求学，寻找为穷人翻身解放而奋斗的“穷人党”。在文美女中，她参加了马列主义演讲小组，第一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罢课，抗议校方的反动行为，又被学校开除。 离校后陈少敏回到寿光县，担任共青团县委妇女部长。1928年，她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不久，她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去了。 这里有必要写一段陈少敏的私事。有人说陈少敏一生不嫁，是个花木兰式的人物，这其实是误传。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爱人的照片挂在卧室内。同别人说起爱人来，更是很动感情：
第107页 “他呀，任国桢，任国桢!鲁迅的爱雏!他写的《苏俄文艺论战》一书，就是鲁迅先生给写的序!” 任国桢是我党早期的革命领袖之一。是1925年中共奉天市第一个支部的书记。当过哈尔滨的县委书记、满州省委委员、临时常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等职务。 陈少敏同他组织过一个假的家庭，他们扮为夫妻在青岛展开工作。那时上级同陈少敏谈这个问题时，她还有点发憷呢!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结成了革命的伴侣，组织批准他们结了婚，并且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任国桢牺牲在山西，陈少敏非常悲痛，像生了一场大病。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她的身影出现在豫南地区，后又向鄂中挺进，与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组建了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为豫鄂边区的创建和发展呕心沥血。 日本投降以后，她又和李先念、郑位三组织了中原地区反内战的斗争。蒋介石调集30万部队，包围我中原军区，企图消灭这里的革命力量。这时陈少敏迈着大脚出现在突围的队伍中。 她组织团以上干部和伤病员及家属孩子的撤退工作，是最后一批撤离宣化店的人员…… 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从敌人手中夺取了政权。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任的纺织工会主席。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跑天津，到上海，下青岛。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陈大姐的笑声。 那时候，人们都知道郝建秀工作法，殊不知，正是陈少敏发现了她，认真总结了她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并且安排郝建秀到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毕业后又到华东纺织工学院深造。郝建秀学成后，有人想安排她当领导干部，陈少敏不同意，坚持让郝建秀回到青岛纺织厂，从工段长干起，一级一级地实践。后来的情况证明，陈少敏的决策，无论对工作，还是对郝建秀本人都是有好处的。 陈少敏长期在工会工作，十分注意倾听工人的呼声，维护工人的利益。她敢说敢讲，敢为工人说话。有一次她到青岛的一个纺织厂，见到厂长和工人的生活悬殊很大。她对厂长说：“你住那么漂亮的小洋楼，看着女工在厂门口给孩子餵奶，风吹雨打的，你心里好受吗?你要主动地为工人办点实事。”在陈少敏的批评和提醒下，这个厂长搬出了小洋楼，办起了託儿所。 在头脑发热的1958年，纺织工业战线上也放起了“卫星”，陈少敏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到郑州的一个纺织厂视察，厂里的有关人员兴高采烈地向她介绍创高产的情况，想得到她的表扬，她听完汇报，说：“到车间看看。” 细纱车间，机器隆隆转动，花毛纷飞，断头率很高，工人大汗直流，纺出来的纱还是不合格。陈少敏指着引她进来的干部，很是气愤地说：“你们不要想蒙我，一听你们的数字，我就知道有假。你们这样搞大跃进，这是胡闹!农民种棉花，工人纺纱有多么辛苦?你们就是这样领导生产的?生产出这么低捻度的纱，织出的布一穿就破，你们对得起谁?” 厂领导被她骂得抬不起头，一句话也不敢说。 对政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她更是毫不留情。有些问题能解决的她一定解决，不能解决的，她就出面去找人，有时直接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解放初期，一些纱厂还有童工，工资低，待遇差，问题拖了好久，不能解决。她很是气愤地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说：“有3000余10来岁的童工，每天站在车边上，扯9个钟头的热茧，所得工资是一升二合小米，除饭钱外，仅余300元(人民币3元)，连买鞋袜都不够!资本家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孩子怎么不去做童工?!” 她对政府迟迟不能公布劳动保险条例更是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工人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不断地捐献，义务劳动、劳军、救灾，政府也应该照顾工人的生活，使工人从切身生活中感到政府是自己的。但我们的政府则爱把粉擦在屁股上，费了一年工夫，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人民眼巴巴等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但至今不见公布。” 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去年一年中，我们卖了很多狗皮膏药(指浮夸风)，狗皮膏药被我们卖完了。如再不解决此问题，只好卖西北风，(这个不要成本)……” 好在那时毛泽东还听得进这些话，对她的这些过激的话，毛泽东也没有怪罪她。 这就是陈少敏的个性。 了解了她的个性也就不难理解她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表现了。 林彪、康生、江青等人可以整垮她的身体，却不能动 摇她的意志，她终于等到了林彪“四人帮”垮台的那一天。 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举动，大大触怒了林彪、康生等人。此后她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文件停发，该参加的会议不给参加，就连“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园票，也没有了这位老革命家的份儿。 她的心情越来越坏，身体也越来越不好。林彪又发布了所谓“一号命令”，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对老干部，老同志实行紧急疏散。陈少敏当然在疏散之列。 此时，她的心脏病、关节炎及肾脏的疾病都相当严重，已卧床不起，不能行走了。亲属及关心她的同志怎样恳求也无济于事，她硬是被几个人抬着上了火车。
第108页 陈少敏来到河南罗山后，心脏病和关节炎越发严重，又缺医少药，很快就瘫痪了——她被彻底“打倒”了。没有人扶，她坐都坐不起来。 林彪、康生等人往死里整她，人民群众却无限热爱这位“陈大姐”。河南罗山是当年豫鄂边区的根据地。“陈大脚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老游击战士，农会、妇女会的干部争着来看望她。无奈她是受“监护”的，不准同她接触。当地的群众想尽一切办法，说服“监护”陈少敏的人，照顾她的生活。 一个年老的女会长，捧出小米、红枣和花生，对陈少敏说：“大姐，他们不要你，我们要你，我们像当年一样养活你!” 陈少敏感动得热泪纵横。 还有一位老奶奶，看陈少敏脚上的布鞋旧了，特意摸摸她那双大脚，回家和女儿一起给她赶做了一双棉鞋。陈少敏收下了棉鞋，却不肯穿，把它带回了北京。 …… 她是在林彪摔死后回北京的。情况稍有好转，但心头的阴云依然不散。她看到“四人帮”等人的形象在电视上出现，就用手敲床头柜。她只能用这样的办法来发泄心头的义愤了。 197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在这举国悲痛的日子里，这位老共产党员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再去看周总理一眼。然而，这点愿望也根本无法实现。她气得把床头柜拍得冬冬直响。恰巧有一位老同志来看她，她怒火冲天地说：“向总理遗体告别，还要资格，凭什么资格?我凭共产党员的资格!” 她还说：“总理是被他们气死的。早晚要跟他们算这笔帐!” 周总理尸骨未寒，江青反革命集团就磨刀霍霍，上海出现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消息传到陈少敏耳朵里，她气不打一处来，高声说：“我不贊成，不投票!”“他要当了总理，我们国家就完了!” 一些老同志问她：“如果选总理，大姐准备投谁的票?” 她提高了嗓门，说：“我选毛主席说的那个‘人才难得’的人的票。” 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陈少敏又说：“党和国家的大权，一定要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手里，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陈少敏有幸看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那时她兴奋得像个孩子，挥动着能动的右手，叫道：“拿茅台来!干怀!” 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她还想和人民群众一道干共产主义事业。然而，她被迫害的躯体已经再也不能站起来了。1977年12月14日，她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她惟一的遗憾，是没能看到中共中央给刘少奇摘掉那三顶“帽子”。 陶汉章将军访谈录 关于“大节，小节……”，“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有过一个讲话，说到干部的大节小节问题，大意是说有的干部大节是好的，小节有点问题没有什么关系。这个讲话曾经广泛流传。有人说这个讲话是针对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说的，那时陶汉章在广州军区当参谋长，他可以把当时的情况说得很清楚。 由于陶汉章将军比较熟识，再加上他曾经是我所在的老部队的参谋长，因此也就一些历史上有意思的话题对他进行了访谈。下面就是关于“文革”的一段真实的访谈记录。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把问题简称为“问”，而陶汉章将军的回答简称为“陶”。 问：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有过一个讲话，说到干部的大节小节问题，大意是说有的干部大节是好的，小节有点问题没有什么关系。这个讲话曾经广泛流传。有人说这个讲话是针对黄永胜说的，那时你在广州军区当参谋长，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陶：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林彪是有这样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也的确是针对黄永胜说的。但我第一次听到有关大节小节问题的说法，还不是对着黄永胜说的，而是对广州军区另一位副司令说的。 这位副司令生活作风问题严重，把一个宾馆的小姑娘搞大了肚子。运动起来后，有人把这个问题揭了出来，七百多人联名写了大字报，送到军区机关。是我和文年生同志接待的。七百多人要求撤这个副司令的职。文年生同志答覆说，撤一个副司令员的职，要报军委，我们没有这个权力。结果他们就把文年生围住，不让回家…… 我们把情况报告了军委，很快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打来电话，说请示了林副主席，林副主席说，这个干部大节是好的，小节有点问题，你们要帮助帮助他。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大节小节的说法。后来群众反映黄永胜的问题，才引出了林彪的那个关于大节小节的讲话。那个讲话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上讲，是救了黄永胜等人的命。 问：有这么严重吗? 陶：那当然。1966年年初广州军区召开了一次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军区有很多干部对黄永胜意见很大。他既有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又有组织路线上的错误，人们气愤地称他是广州的“南霸天”，要他作检讨。开会时黄永胜不在广州，与会者给他提意见也很带点火药味。开始我是保他的。他毕竟打过不少的仗，也走过长征。所以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我还和文年生商量，还是应该以党委的名义做解释工作。
第109页 我们虽然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有一些工作是做不通的，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无法解答和解释的。对此我们就记了一个小本子，派政治部副主任江民风同志到北京，当面向黄永胜汇报。 那时黄永胜不敢回广州，他知道那里有不少人对他意见很大。自然也有人私下里跟他说了一些广州开会的情况。 江民风同志找到黄永胜后，如实转达了大家的意见，大概是谈了三次。谈过群众的意见后，黄永胜的态度很恶劣，他说：“人是一个，命是一条，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 这次谈话后不久，我们就听到了有关林彪讲话的传达。说黄永胜是小节问题，大节是忠于毛主席的。 问：林彪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 陶：记不准确了，反正就是说什么大节小节问题，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应该找得到的。 (笔者后来查到了这个讲话，这是1966年8月10日上午9时许世友向林彪汇报后，林彪的一个讲话，当时在座的有杨成武、刘志坚等。) 林彪说，看干部，首先要看他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干劲好不好，要看主流和支流。 林彪说，要注意不要迷失方向，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其他都小好小坏。到底哪是第一位的哪是第二位的，这是两种干部政策。一种是注意小节，不注意大节;一种也注意小节，但主要注意大节。有些干部小节不那么好，生活作风、男女关系、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有毛病，不太好。但他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还有一种干部，小节毛病不多，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人缘也好，是和事佬，也不偷鸡摸狗的，但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如果用这种干部，我们的军队就会便成修正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政策要注意大节。 黄永胜也就很快回到了广州。他说我们在他不在的时候搞了阴谋，要把他反掉。于是就发动一批人来整我们，这也就是后来的所谓“文、郭、项、江、陶”事件。 问：文郭项江陶? 陶：文，就是文年生同志，郭是郭承柱副政委，项是政治部主任项炜，江是江民风，他当时是政治部副主任，陶就是我了，我是当时的参谋长。 问：当时强加到你头上罪名是什么? 陶：那可就多了。我是红六军团出来的，六军团不是二方面军的吗，所以他们就说我是贺龙派来的，是贺龙的小爪牙。其实我和贺老总的接触很少。工作上没有什么联繫，更没有什么私交。 我被打倒，当时具体说有三件事，第一个是北京军事学院的造反派来串联，要住我们军区的招待所，我是参谋长啊，人家来请示我，说有一个叫“鬼见愁”的战斗队，要来住。我一听这名字就反感，什么“鬼见愁”，不让住!后来他们就说我把造反派赶到大街上去了。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 第二个罪名是说我支持保皇派，叫我的儿子镇压造反派。我的老二陶瑞是“主义兵”的头头，他们是反对造反的，我的确也支持过他们，我的想法是与其让那些傢伙无法无天，还不如让这些人管管他们…… 第三个就更荒唐，广州体育学院的造反派夺了院长的权，一个造反派的头头要当院长。他找到司令部，要我批准他当院长。我说，我不能批，我没有这个权力，要军委批。他们就说我是压制造反派。 到后来又说我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直到彻底把我打倒。 问：你刚才说过，一开始你还是保黄永胜的，他回来后为什么还要整你呢?你们历史上有什么恩怨吗? 陶：应该说我和他没有什么积怨。我是60年代初到广州军区当参谋长的，据叶帅讲还是黄永胜想要我去的。1963年的春天，我随叶帅到缅甸去访问。叶帅问我，你想不想到野战部队?我说：“想啊!”叶帅说，那到广州军区怎么样?我说广州有什么好，现在又没有仗打。叶帅说，广州那个地方很复杂，要应付各种情况，各种事态，文的、武的、政治的，经济的，对你可能是个很好的锻鍊。我想想也是。叶帅还说：“广州军区正缺一个参谋长，到处找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有一次黄永胜对我说陶汉章给他当过参谋长，他想让你去呢!” 黄永胜为什么会提到我呢?这个说来话就更长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晋察冀，但没有什么很多的接触，真正打交道是在延安教导二旅。我当参谋长，旅长是黄永胜，政委是邓华。那时彼此相处得还可以。要不他怎么会向叶帅建议呢? 问：你调到黄永胜手下当参谋长后相处得怎么样?发生过什么冲突没有? 陶：一开始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只是觉得他不那么实事求是。比如说，部队在惠州做了不少的工事，我上任后到那里去检查，发现坑道里面都积了水，水深的地方要有一米多。我当时很不高兴，回到广州后就对黄永胜说，那里的工事都不能用了。黄永胜不相信，他说那不可能吧，都封得好好的。给军委汇报时就说工事如何坚固……如果有敌人来犯，坚守三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广州军区在汕头附近围海造田，办了个很大的农场。黄永胜说，全军只有我们广州军区解决了吃肉吃菜的问题。他要机关向军委报告，也就是向主持工作的林彪汇报，说全年的粮肉补助都解决了。我说现在粮食还没有收到家，还是不报为好。黄永胜说，你这个人太老实，能解决就是能解决嘛!他是司令员，报就报吧。刚刚报上去第四天台风来了，大坝决口粮食无收，养的猪也给吹跑了……我和黄发生了争论，他就认为我不按照他的意志办事。
第110页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还比如说，有一次叶帅打来电话问，如果北线发生问题，要调你们广州军区一个军，多长时间能出发?黄永胜对我说，参谋长，你报，最多三天就可以出发!我说，黄司令，就目前的情况，别说三天，三个月能拉出去就算快的了。 其实，这也是他的老毛病了，在教导二旅的时候，我们和日本人打了一仗，丢了一门炮。本来是他给搞丢的，可他给上面汇报时却说是我丢的。那时我都过了铁路，不在那里。他就是这么个人。 仅仅有这些矛盾都不要紧，关键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林彪拉帮结伙，要搞政治阴谋，要拉一些人，也有那么一些人拼命想往上靠，这就不是一般的矛盾了。 问：你在广州军区当参谋长时，能感觉到他和林彪的关系不正常吗? 陶：他把林彪当成广州军区的太上皇，极力往林彪身上靠这是人所共知的。林彪怕风怕光，他命令给林彪住的楼前修了一条五百多米长的走廊。每次林彪从广州回北京，他都要送一火车皮的东西。说来人们都不信，他不光自己这么干，还要我们这些人跟着他干。有一年林彪到了广州，黄永胜对我说，林副主席来了别人可以不去，你这个参谋长一定要去他那里。你们司令部的钱，一定要安排好。我就去了，林彪刚刚睡下，叶群见了我。等我出来后才发现，黄永胜根本没有离开，他在等着我，见我回来忙问：“林副主席有什么说法?” 这就是黄永胜! 问：既然你们之间并没有历史恩怨，黄永胜为什么要整你呢? 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当参谋长，了解一些事情的底细。那个时候，组织上派他去过一次香港，而且是以一个东南亚的资本家的身份去的。回来后要在我管理的司令部报帐，我一看，好傢伙，花了八千块，那个时候的八千元相当于现在的七八十万吧?当时我想，干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呢? 我们有一个情报组在香港，他们的人回来后向我这个参谋长汇报，我才知道黄永胜在那边去嫖过妓女，而且那个妓女还是国民党派到香港的重要人物。 情报组的同志还告诉我，黄永胜还在香港存了钱，有30万港币。他是司令员，他叫情报组的人用一个假名存在银行的。至于这30万元是怎么来的，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有人说是战争年代他发的洋财，也有人说是后来抓了走私的东西卖了得来的。他自己曾经对我说，这钱是准备用来给中央首长买药用的。 黄永胜的这些事情，当时就有人反映到了军委，我们都并不知情。后来广州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那个女的又来了。总参谋长罗瑞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黄永胜的那个什么人来了，你要派人监视她，看她都和些什么人联繫，搞些什么活动。 这事情也让我很为难，，黄永胜是司令员啊。对罗瑞卿的指示我也要执行，就派了一台车和一个参谋，蹲在宾馆里跟踪这个女的。但有一天还是失踪了。也就是那一天，这个女的进了我们军区大院，还到了黄永胜家里。黄永胜的老婆知道了，还和黄闹了一场。 ……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人贴了黄永胜的大字报，把他的这些事揭了出来，大字报的题目是“黄永胜意欲何为!”他就怀疑是我写的。他也怕我把他的一些丑行给揭出来，所以要往死里整我。 问：能谈谈你被打倒，或者说是受迫害前后的情况吗? 陶：黄永胜从北京回来以后，他有了林彪的支持，腰杆子硬多了。在党委常委会上传达中央指示，他居然说，林副主席是党的接班人，反对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他黄永胜就是反对林彪。也就是反对毛主席。 他们组织人在司令部开我的斗争会，黄永胜派人去看。说实在的当时司令部的多数还是保我的，斗不起来，黄永胜就发了脾气，说广州军区司令部是一潭死水。 在黄永胜的压力下，有些人就开始揭发我的所谓问题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被发动了起来。 这里我说一个人的故事，就是我当时的秘书。古人说“试玉当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一点都不假。这个秘书平时对我很好的，大事小事都想得特别周到，有时我想不到的事情他都替我想到了。我的脚是有了名的香港脚，他跟我出差，主动给我洗脚，涂药;所以我夫人说，这个秘书真是不错。我也觉得他很好。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人家要他揭发，他就说我好吃，好玩，经常借工作之机游山玩水，借看地形时打猎;而且说我很懂得吃，到什么地方都要人家的地方特色……他还揭发我，有时在办公室不办公，专门看小说。他的这些材料送给了黄永胜，黄永胜大发脾气，说：这都是些什么鸡毛蒜皮，一点高精尖的东西都没有! 黄永胜又给这个秘书施加压力。要他必须揭发出“高精尖”的问题来。并且把这种揭发提到了路线高度，揭出了“高精尖”的问题就是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个秘书就揭发说，我住的小楼上经常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因此他说我的楼上可能有国民党特务的电台。你们年轻人不知道那个时候人们对这样的揭发多么敏感。一个惊人的“故事”编造出来了——陶汉章家里有一个电台，直接和台湾联繫。而给我开车的司机是间谍组组员，我的夫人黎朗是组长，我也是特务。
第111页 问：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说法真的有人相信吗? 陶：怎么没有人相信，人们还确信不疑呢!还有更叫人难以相信的呢，他们为了证实这一消息，找到了我的二女儿，那时她还在上小学。他们问她，你夜里听到过你爸爸房里有滴滴答答的声音吗?她说，好像听到过。这下好了，陶汉章的女儿都说他们给国民党发电报，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吗! 要说残酷，那可真叫残酷，我的司机被他们活活打死了呀!我的夫人也被折磨死了，这是后话。 问：“文化大革命”中你们这一级的干部，有过什么抗争吗? 陶：大的抗争说不上，但也和他们作了不少的斗争。我们先是被搞到从化去参加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是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就是在温泉的时候，发生了“主义兵”劫狱的事情。前面说到过的我的那个二儿子，听说我被关在了温泉，一天晚上就带了他们的“队伍”，想把我们给抢出去。我当时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半夜听到枪响。他是一群孩子，怎么能把我们给劫出去呢? 他们的举动不光没有帮上忙，反而把他们的境遇搞得更糟了，几个孩子被赶到了一间小房子里，没有吃的，就出去拉板车，挣一点钱来买饭。有一天，二陶拉着板车在司令部门口过，偏偏被黄永胜看见了。黄永胜说，这不是陶汉章的小儿子吗，他是敢玩命的，说不定还会行刺，把他抓起来。这孩子也就被他们抓起来了，后来又给送到了湖南。 问：在湖南的情况是否要好一点? 陶：不是的，只能说是更差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几个监视着，就是上个厕所，也要用枪顶着你。吃的饭不能叫饭，住的房子四面透风。这都不要紧，关键是对你的非人的批斗。三四个人不停地围攻，要我交出电台。我反问他们，你们见过电台是什么样子的吗?我能把它藏在什么地方?……他们就说态度不老实，于是不让我睡觉，连斗了三天三夜。我夫人受得罪就更多了，她被踢得肚子出血，顺着裤腿往下流……后来，她得了癌症，也不给治疗。我说，“文化大革命”中对人的折磨和法西斯集中营差不多。 一直到了1971年，林彪摔死以后，我们的情况才好了一些。唉，“文革”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