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爹俺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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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文学] 《俺爹俺娘》作者：焦波【完结】


    图书简介：


    《俺爹俺娘》从焦波给爹娘拍摄的万余张照片中精选出120幅，配以朴实文字，记录了两个世纪老人30年间的生活片断，真实、质朴，影印出一个个真情瞬间，编织出一个游子思念家乡、想念爹娘的图片散文故事。


    焦波，用他的照相机，做了一件让每个为人子女者震撼的事情——他永远留住了自己的父母。当他把自己父母一生的音容相貌展现在中国美术馆，媒体评论：「感动京城，轰动全国」「是近年来惟一让人落泪的影展」，几十万观众哭了。每个人，透过照片，都能看到自己父母颤微的身影，看到一种无言的震撼。在这个纷杂重利的社会里，能让如此众多的人集体潸然泪下，是多么地让人慨嘆。许多人留言：什么时候能把这些照片结集，出一本书，让我们抚摸我们的心灵，回望我们的父母，让我们再一次感受一种温暖和力量……


    将父母留住，让震撼凝固。如今，《俺爹俺娘》已经正式出版了。我们想让中国人再次集体感动，我们想让中国人再次感受一种温情和朝拜。尽管，这种感动日渐稀少来之不易。


    我们想到了您，我们想通过您，感动每一个读者，感动这个社会的角角落落。我们想为这个社会的和谐、温暖作一个文化人力所能及的事情。


    当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您也许能感知不同的温情：亲情、乡情、爱情……不错，每个人透过《俺爹俺娘》的一生，都会感受到不同的情愫，我们一生，是离不了「情」字的。


    随意道来的平凡人的平常事，读者随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随时看起来。如唠家常，说来道去都成语。平凡人的生活，平常心，平常事总能咂出人生味道。


    作者简介


    曾任山东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淄博市新闻摄影学会会长、淄博市青年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市青联委员。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学会执委、最高会士──博学会士，南开大学与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兼职教授。


    30年拍摄亲生爹娘心血力作——《俺爹俺娘》，荣获首届国际民俗摄影比赛大奖——人类贡献奖 。


    1、目录及序言


    余秋雨：序


    余秋雨


    焦波这个人，我没有见过，他的爹娘，我却很熟悉。


    ——说这话，好像在故意跨越辈分讨便宜，但很多读者都会像我这样说。这个至孝男儿，就像中国自古以来乡村间的许多本分男子一样，恭敬地当众喊一声「俺爹俺娘」，就把自己的身子躲到了老人背后。人们见到的，只是两位老人的身姿，而且，大家都见到了。


    作为着名摄影家的焦波，当他刚刚摆弄照相机的时候，一定是立志向越来越开阔的陌生世界捕捉镜头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也这样做了。但是，他终于发现，阅尽大千世界，自己最有必要、最有责任向广大读者介绍的，竟是那个养育了自己生命的温暖小天地。爹娘疲惫的笑容，是他万里行脚的归宿，爹娘满脸的皱纹，是他永远的「国家地理杂志」。


    孝顺爹娘，尊敬父母，这种优秀的传统品德本应在当代中国大力提倡，但焦波的行动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门庭之内的孝顺和尊敬。他把自己的爹娘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图像呈现给社会，有血有肉地告诉人们何谓中国伦理，何谓东方亲情，何谓华夏子民。本来，这一些大概念已有诸多学术论定，但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生态和心态是具体可感的，远比学术概念丰富。这一点连古人也懂，因此留下了《二十四孝图》之类的阐释例证。这种例证的弊病仍然是过于概念化，并由此走向了极端化和非人性化。焦波是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孝子，早已从陈旧概念走出，仅凭生命的感性，来传达天地间的亲情，因此，为了读解我们民族的精神结构提供了一份感性素材。


    除摄影外，焦波还写下了不少文字。这些文字也是感性的，保持住了生活和感情的原生状态，与摄影相得益彰。应该说，它们离不开摄影，但如果离开了，也是上好的亲情散文。


    天下的爹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焦波的爹娘生活在农村，因此更具有一种紧贴大地的典型性。华夏民族的主体立足农耕，世世代代繁衍在竹篱泥途河沟边。后人的种种城市行迹，大多也是由农村起步。因此，即使并非出生在农村的读者，看到这些摄影作品也会有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感动，就像很多年前我们看到画家罗中立先生的作品《父亲》一样。


    我是焦波作品的忠实读者，其中有一个特殊原因是，我也从农村走出。我的父母亲与他的父母亲属于另一种类型，但我非常熟悉焦波父母亲的那一种类型，也深知这种类型与我父母亲这种类型的关系。为此，我要对焦波深表感谢：是你的镜头，使我一次次更深切地怀念父母。我想，要向你表示这种感谢的，远不仅仅是我。


    能为焦波先生的这部图文集写序，是我的荣幸。


    自序(图)


    有本书上说：「当父亲背起儿子时，父亲笑了；当儿子背起父亲时，儿子哭了。」（1997年）


    「娘，您抱了我一辈子啦，我也抱抱您吧！」在故宫，我把娘抱了起来。妻子夏立群抢拍了这个镜头。（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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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想再给你们照相啊，俺爹俺娘（自序）


    在我学摄影之前，爹娘只照过一次相。


    那是日本鬼子时期办「良民证」时村上让照的。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爹24岁，娘26岁，他们交了钱，到8里外的源泉村去照相。


    「那时咋照相呢？」我问爹。


    「男的女的分开，四个人一组，坐到一根长凳上照。照了再剪开。相片到了村里，伪村长控制起来，必须再交钱才能拿到相片。我又交了两份钱，却只得到自己的一张相片。」爹说。


    「可能是没把俺照上，俺一直没见到俺那相片是啥样。」长到20多岁才照这一回相，还没见到相片，娘一直觉得委屈。


    爹说:「年岁长了，俺当时照的那指头肚大小的相片也早找不到了。」


    以后30多年，爹娘再没见到过照相机。也难怪，我们村太穷，人穷了哪有心思照相。


    长大了，我走出了穷山村在外教学。1974年春天，我和女朋友夏立群（现在的妻子）带着她父亲抗日战争时期在战场上缴获的那台德国蔡司伊康相机回家时，爹用粗黑的手抚摸着这神奇的玩意儿，眼神里充满疑惑：


    「这方匣子咋能照出人影呢？」


    当我按女朋友给调好的光圈、快门，举起这「方匣子」要给他们拍照的时候，他们你看我，我看你，躲躲闪闪，不知所措。娘还说：


    「别照了，俺长得又不好看。」


    这一次，我拍的照片大多数都虚了，只有一张很清楚。以后，我还带着照相机回去过几次，终于拍下了娘扶着我不满周岁的儿子学步的瞬间，记录下当木匠的爹拉大锯的神情，还单独为爹娘拍了一张清晰的合影。


    1982年，也是春天，我开始照着书本学习摄影。当时，正值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承包了几亩责任田，爹娘如鱼得水。爹娘干啥都要强，种地也要种出个花样来。他们像过筛子一样细细地耕耙土地，像种花一样侍弄地里的庄稼。我在城里工作，也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回去帮一下忙。刚学会拍照就如同刚学会骑自行车、开汽车一样，如痴如醉。跑街头、下工厂、到农村，工休日都搭在创作上，回家的次数少了。爹在地里忙不过来，他性子急、脾气倔、好强，但毕竟年纪大了，劳累时就冲着娘嚷几句，说我忘了家，忘了本，「修正主义」了。偶尔我回去干点活儿，也是一肩挑着担子，一肩挎着照相机。爹看见，又嚷起来：


    「干活就要正经干，你这是啥样？『要饭的牵个猴子——玩心不退』。」


    娘出来圆场:「学照相咋不是正经事？都像你这一辈子只认得锄把、斧头？」


    我的照片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了，我高兴地把报纸给爹娘寄回去。然而，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回信。


    秋天到了，庄稼熟了。我因单位有会议拍照不能按时回家秋收。过了几日，也没有收到爹娘催我回去的书信，我心里不安，等会议结束，便匆匆往家赶。为避免见面不愉快，我把照相机放在包里。走进家门，才知秋粮已收割进场，冬小麦也快种完了。望着年近七旬、疲惫不堪的爹娘，我歉疚极了。娘却安慰我说:「没啥，俺习惯了。今秋你爹就是不让捎信催你来家，说你正忙着正经事呢。」


    山区的秋天是美丽的，农家院里满目秋实。我想创作几幅农家金秋的作品，需要爹娘参与到画面之中。跟他们一商量，行！我告诉他们，在镜头前面不要紧张，权当我不在场。我利用门口作框架构图，让高大的玉米垛充满画面，捕捉娘用簸箕簸粮的瞬间，取名《窗口》，透过农家丰收的院落这一「窗口」反映农村改革新貌。我还拍摄了爹手捧大地瓜由衷喜悦的镜头……这个秋天，我相机里的收穫不次于丰收的田野。


    报纸发表摄影作品，都在署名后带「摄影」二字。渐渐的，爹娘不再称我拍照为照相，而是改口为「摄影」。家乡人读「摄」为「聂」，「摄影」说成「聂影」，听别人这样说我觉得别扭，但从爹娘口中说出这两个字，我听着十分舒服。


    「往上点儿，再往上点儿，你听见了吗？」（1995年）


    1974年春天，我和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同爹娘的自拍合影。那年爹60岁，娘62岁。这是迄今看到的爹娘最早的照片。


    邻居们也喜欢让我拍照。每当有人说要我照几张相时，爹娘都要给他纠正：


    「他这不叫照相，叫『聂影』。不要绷着脸，要的是自然。」


    他们还有意跟我的拍照对象拉家常，说几句笑话，以便我在一旁抓拍。


    「报社里的记者都是这样『聂影』的。」他们告诉邻居。


    过了不长时间，我还真的考进了报社，当上了记者，「方匣子」也换成了「长镜头」。报纸上隔三差五有我拍的新闻照片。从那时起，爹娘养成了看报的习惯。报纸一到村里，爹便抢着看报上的照片。如果报上有我的作品，他便拿回家讲给娘听。爹的脾气也似乎改变了许多，很少再听他吵嚷。我每次回家，也都跟随爹娘的活动「聂」几张「影」，他们在我的镜头前十分自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时间久了，我也为爹娘拍了不少「作品」。


    1990年，我组织了骑自行车长征路摄影考察队，这二万五千里，便成了爹娘最关注的「热线」。每晚电视里播放天气预报出现中国地图，爹便指点着某一个点，告诉娘我已到达的地方。我在外考察的九个多月里，报纸上有关我们的报导，爹每期必读，有时还把报纸借回家读给娘听。雪山草地是考察长征路的「重头戏」，也是艰难险阻最多的地方，还几次出现危及生命的险情。我把这段感受最深的经历写成长篇通讯，见报后，爹一边看一边掉眼泪，但没把这篇报导读给娘听。以后的几天里，他不住地念叨:「聂影不易呀，比俺种地难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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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9月，又是一个金秋。我已到北京工作，带着妻儿回家给爹贺80大寿。寿宴以后，我给爹娘留影。在他们的配合下，我又拍了两张十分满意的照片，回京后放大寄了回去。过了些时候，当我再回老家探望爹娘时，见这两幅照片并排镶在一个大镜框里，挂在爹娘的床头。惹人眼目的是，在两位老人照片下面，爹用毛笔写下四个字：焦波摄影。


    2000年春天，我又买了一台摄像机开始拍摄爹娘生活。对我手里的新玩意儿，爹娘还是认为是照相机，但又觉得这个新玩意儿和其他照相机不同。一天，娘坐在我的身边，仔细地端详着摄像机，问：


    「你这个照相机比原来那个照相机好是不是？」


    我说:「是！」


    娘说:「我看也是！」


    我把摄像机镜头转过来对着我和娘，用手搂着娘的脖子说：


    「娘，咱俩照张相！」


    娘在寻像器里看到我和她在一起的镜头，乐呵呵地说:「还是俺儿白生啊。」


    一句话说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依偎在娘的怀抱里，我撒娇地说：


    「娘，我照不够您，照不够您啊。」


    「赶快照几张吧，再不就没啥照了。」娘乐呵呵地给我幽了一默。


    爹在一旁也乐了。也许是看到我和娘这么亲近感到高兴，也许是我从来没有与他这样亲近过他有几分嫉妒，爹说话了：


    「『至亲不过亲父子，至近不过亲夫妻。』这是一句老话。照我看来，亲父子不如亲母子近。为啥呢，儿子出世前在他娘身上已呆了大半年了，能不亲吗？」


    听了爹的话，周围的人也乐了。


    自从我给爹娘开始录像后，娘就养成了爱看我的摄像机的习惯，时不时地凑到我跟前，看看寻像器里我拍的是什么。


    有一天，娘问:「这不是照谁就是谁吗？」


    「当然照谁就是谁了，对着小狗还能出来小猫了？」爹又和娘幽了一默。


    「这不还是那个老汉吗？」娘指着寻像器里爹的影像说。


    爹听了，拽了拽鬍子说:「不是个老汉还是一个小青年吗？」


    我又把镜头对着娘，爹马上和娘打趣:「快过去看看，里头有个新媳妇啊。」


    这下娘懂了，撇了撇嘴:「还新媳妇？都老成啥样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给爹娘录像，娘突然问我:「你照的这些相（她还是认为我拍的是照片）是不是给那报社，他们印报纸啊？」


    「俺儿子不是照片，他是『聂影』，要得是自然。」爹说。（1998年）


    「咋还这么『聂影』呢？怪不好意思的。」娘说。（1997年）


    「是啊，是印报纸啊。」我边录边说。


    「就和这些一样吗？」娘指了指糊墙的几张印着照片的报纸问。


    「是啊，就印这样的报纸。」我说。


    「印成这样，不是祥好（家乡话，很好的意思）吗？」一会儿，娘又凑到我跟前问:「他们用你的相片印报纸，不是给你钱吗？」


    没想到娘问我这个问题。拍照片这么多年了，娘第一次问我这个。


    我如实回答:「给我钱。」


    「只要给你钱就行。」娘似乎得到了一个很想得到的答案，点了点头，不再问了。


    「那你愿意照吗？」我追问了娘一句。


    「给钱，我还不愿意吗？」娘几分认真地说。


    「那叫稿费，你不懂！就像我给人家干木匠活，人家给咱钱一个样。」爹对娘说。


    岁月无情，爹娘老了。30年来，我为他们拍了12000多张照片，600多个小时的录像。这些照片和录像，记录下爹娘的日常起居，接人待物，喜怒哀乐，也记录下爹娘身边的风土人情，世事沧桑。儿子为什么总对着「长得不好看」的爹娘拍来拍去，他们或许不理解，这些照片会派上什么用场，他们或许也想不到。但他们相信，儿子做的事是对的，也只有儿子才会这样做。爹娘对儿子是无私的，儿子对爹娘也是无私的。


    许多人问我究竟为什么坚持这么多年。说实话，动机很简单：看见一天天变老的爹娘，我捨不得他们走。用什么办法才能留住爹娘？只有照相机和摄像机才能留住爹娘,只有照相机和摄像机才能留住活生生的爹娘。


    2002年12月，爹走了。2004年2月，娘也走了。我用照相机和摄像机记录下了老人离开这个世界的瞬间，为爹娘一生的故事画上了句号。然而，失去爹娘的痛苦使我长时间不敢面对照相机和摄像机，不敢看给爹娘留下的照片和录像。如今，我又在问自己，我真的把爹娘留住了吗？我说不出答案，起码在今天说不出来。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想起来心里流血的愿望！那就是：


    多想再给你们照相啊，俺爹俺娘！


    2、俺爹


    爹的家谱(图)


    我爷爷焦心铨，他活了76岁，仅留下了1950年拍的这一张照片。


    爹在世的时候，我称他为活家谱。


    上至十祖八世，下至三辈五代，我们家族里的事情，爹理得清清楚楚。


    太爷爷的上几辈兄弟几个，每个人叫什么名字，活了多大岁数，妻室姓氏，生有几男几女，各叫什么名字，包括谁无嗣，谁续弦，爹都说得明明白白。


    我们村焦姓是大户。我的家族原有一本家谱，爹说他曾看过好几遍。这本家谱在「文革」中被焚毁，从此纸上的东西变为老人口中的言传。爹从小喜欢别人讲这个，喜欢记这个。看了，听了，记下了，又喜欢讲给别人听。就这样「学而时习之」，爹把家谱记得非常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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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理会这个，所以从小听爹不知讲了多少遍的东西一点都没记住。


    「唉，」爹嘆一口气，「光给你们讲不行啊，你们记不住，咋能传给下一辈呢？」爹对「家族史」的后继是否有人的问题开始担忧了。


    「趁我还不糊涂，是不是得给后辈留下一本家谱了。」有一次，爹徵求我意见。


    「你愿意干这事你就干吧。」我有些不以为然。


    爹说这话的时间是1992年初。当我一个月后再回去探望爹娘时，爹看见我，第一件事就是从柜子里拿出（准确地应该说是「捧出」）一本用黄色的纸粗装的一本「书」，封面是歪歪扭扭的四个字「焦氏家谱」。当这本家谱放到我面前的时候，爹的两眼直盯盯地看着我，似乎在看我的反应，看得出，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我顺手翻了几页，顺口说了一句:「挺好！」便又放到了爹的手里。对于我的反应，爹显然有些失望，但没完全失去兴致。他告诉我为修这本家谱，他请了写毛笔字最好的堂孙焦裕国代笔，人家忙活了十几天都没在咱家吃一顿饭；又说，远在60里外住的本家听说修家谱，特地选了三辈人代表来看望他。人家还带来了一条烟，一瓶酒，那可是一块五毛钱一盒的好烟，两块八一瓶的好酒。人家图什么，就图家谱修成以后，复印一下，送给人家一本就成。


    爹说完了这些话后又看看我。


    爹的这番话打动了我，我整天在外为报纸採访，拍照，写稿，目的是为了发表出来得到社会认可。爹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见诸于纸上的「作品」，他也是希望得到认可，传播后世啊。


    我把家谱带到城里，复印了十几份，给爹带回去。爹很高兴，他列了一个名单，让外甥女桂花代表他一家一家地送。爹把原底本留在了家里，让娘用一块家织的蓝印花布包了起来，压在老柜子里面的最底层。


    一晃10年过去了。


    2002年12月，爹去世了。桂花从柜子底翻出这本家谱，交给我说:「二舅，把俺姥爷留下的这个『宝贝』给你吧，这是他生前多次交代的。」


    我拿着（准确地说应该是「捧着」）凝结了爹的一生心血的「着作」，心潮难平。


    我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爹修的家谱。这本家谱，编写得极为认真：有序言，有注释，书写得也极为工整。用我们编辑的眼光来看，「书」做得很到位。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谱序竟是爹写的(准确地说，是爹口述本意，堂孙焦裕国执笔整理的)。文后工工整整地落着爹的名字：文崇。谱序写得结构严谨，古文语言运用得当，读起来十分流畅。也算是爹的作品吧，全文抄录如下：


    族之有谱，所以详世序明支派也。吾族自明朝由冀州枣强迁居以来，计今约五百有余岁矣。其间经历史转折，沧桑之变，不无迁徙流亡，过嗣分居。前因无谱可考，以致世序不明，亲疏难辨，族众鉴此而兴嘆，于一九四九年爰议修谱。遍诣章丘、莱芜、临朐、沂源，联合吾同姓亲族，究本追源，历经年余，谱整告善，按地区支系编册合集，付梓六部，各地分存保管，何其幸哉！所憾吾村存谱因动乱而失焉，至今杳无音迹，亦与无谱有何异耶！然前固无谱而兴嘆，今为失谱而所感，是此再修家谱以补失欠。本欲照原谱重整，但无本参考，而且吾人能力有限，是以此谱仅自十四世。


    1927年，我家的分家文书和分房分地的分单（部分内容）。


    爷爷的三弟焦心温和三弟媳1942年的「良民证」。


    永常祖始，详载本支系，同将十至十六世吾村祖先及传世文字，着于篇首，供传继参考，世序相续不紊，以利吾族兴旺发展。是为志。


    公历一九九二年壬申，修谱人：文崇（二十一世）


    爹不但修了家谱，还用文字记录下了他的爷爷的儿子们（我爷爷和他的兄弟）的生活故事。故事还蛮生动。这里，我整理一段给读者欣赏，故事的意思没变，只是由爹的口气变成了我的口气来讲：


    我的太爷爷（爹的爷爷）叫焦纯名，与太奶奶赵氏没生女儿，只生了5个儿子。叫算命先生给孩子们起名字，先生琢磨了半晌，对太爷爷说:「若让你纯名在后世有名，必占『五行』，那就让五个孩子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带『金木水火土』5个偏旁部首吧。」


    于是，爷爷的五个兄弟便以长次为序分别取名为焦心铨、焦心标、焦心温、焦心炎、焦心培。


    太爷爷兄弟五个，他是老三，惟有他学了木工，所以成了我家第一代木匠。木匠，在农村是「百匠之首」，是吃得开的人。他的大儿子焦心铨（我爷爷）出生时家境还好些，还读了两年书，以后4个儿子相继出世，家里增添了4张吃饭的嘴，家境便一年不如一年，爷爷的4个弟弟一天学校门都没进。所以爷爷常说，比起他4个弟弟来，他占了肚子里多两打字的便宜。


    其实，比起他的4个弟弟来，爷爷还占了一个便宜，那就是完完整整地从太爷爷那里继承下来木匠手艺。其他几个弟弟都不上心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只学会拉个大锯。木匠业内有句行话:「百日斧子千日錛，大锯只需一早晨。」大锯一早晨就能学会，可见达到「三年学徒五年匠」的功夫，他们还相差得很远。太爷爷过世得早，4个弟弟都不大，就仗着是老大，就仗着读了两年书，就仗着比其他兄弟多买了几亩地，不但吃了上顿还能有下顿，而且手中还不断有几个铜子儿，爷爷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兄长」、「家长」两副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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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找过两个媳妇，第一个张氏结婚一年后，因为生孩子难产，大人孩子都没命了。爷爷和第二个媳妇翟氏（即我奶奶）结婚后，借了几吊钱，办了一个木匠铺子，来做打棺材的生意，因为这种活不需要太精的手艺，几个弟弟都能跟着干，爷爷省却了许多不放心。在工钱分配上，爷爷按出力大小发放，五弟年幼，调皮又贪玩，心思不在木匠活上，爷爷总是苦口婆心地教导他:「心培呀，你要自立呀，大哥也会老的，你这样下去，我不放心呀。」


    然而，五弟还是不争气，得到的工钱最少。但当他真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爷爷便沉不住气了，他当着其他兄弟的面「宣布」:「五弟有难，这个月我多给他俩钱，你们也别眼红。」几个弟弟想不通，爷爷又说:「咱们是一母同胞，你们是我的弟弟，他是你们的弟弟。只要我锅里有的，弟兄们碗里也会有，不为了弟兄们，我开这个木匠铺子干啥？」


    几句话说得弟弟们都不吱声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的大哥办起这个木匠铺子实际上就是给全家支起了一口锅，一口天天都冒热气的锅。


    就在爷爷的木匠铺子办得最红火的时候，太奶奶死了。爷爷操持着把丧事办得排排场场，放鞭放炮，七天大殡，席棚从位于村中心的家一直扎到北门外。在送葬的路上，爷爷打头，4个弟弟依次排后，三步一作揖，五步一磕头。爷爷一边哭一边喊:「娘呀，我要让您放心，您的大儿子能把几个弟弟带好，能把这个家养好啊。」


    然而，好景不长，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天下闹饥荒，死的人倒不少，但家家置不起棺木，草蓆一卷埋了就拉倒了。爷爷的木匠铺子再也办不下去了。没有了餬口的钱，几个弟弟也都不听爷爷的管教了，都要出去逃荒。爷爷嘴上不说，心里却非常难受。他跑到太奶奶的坟上跪了半天，喃喃地说:「娘，儿子无能，看顾不好几个弟弟，我对不起您和爹呀，对不住呀！」


    几天后，爷爷的4个弟弟三个下了关东，一个去了江苏。每个弟弟走，爷爷都给他们凑足盘缠。爷爷对4个弟弟说:「哥哥对不住你们，把咱家的饭锅砸了。我们五兄弟要在一起才能有造化，如今分开了，造化也就没了。我当大哥的最后再立一个规矩：无论到了天南海北，咱们的儿子们的名字都要带一个山字，希望孩子们都能像山一样独立地站在地上。」4个弟弟离家的时候，爷爷都用大青驴把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


    爷爷的四弟焦心炎和四弟媳。这两张照片是1942年办「良民证」时拍摄的。


    爷爷的四弟焦心炎和四弟媳。这两张照片是1942年办「良民证」时拍摄的。


    解放后，爷爷的4个弟弟都回到了家乡，还真的带回了名字带山的8个后辈兄弟，连同我爹共9个。他们是爷爷的儿子焦文崇（我爹），爷爷二弟的儿子焦文峰，三弟的儿子焦文岚、焦文岩，四弟的儿子焦文峻、焦文岱（后改名焦文枫）、焦文岳，五弟的儿子焦文嵩、焦文岐。尽管有了这么多的「山」，但爷爷的4个弟弟晚境都不太好，活的年纪也都不太大，最长的四弟也只有69岁。我爷爷活的年纪最长，76岁那年安卧在自己的堂屋里。临终前，他说:「俺兄弟中，我又是长兄，活得又最长，也算是『金命』了，值了。」


    读了我爹的作品，亲爱的读者，您大概了解我爹的家世了吧！真的，从爹的「作品」里我才明明白白地知道了我的根，我的家史，了解了我的前辈人。并且，从爹修的家谱里，从爷爷和爹两代人身上，看到了我们家族里优良的传统品德，意识到肩上承载的辈分和品德承上启下的责任。


    只有在这时，我才意识到爹修家谱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件事。


    拉大锯(图)


    在做木匠活，他说:「墨线打在木头上就成了规矩，拉锯就得照着墨线走，凡事都要按着规矩走。」（1976年）


    学木匠，得先学拉大锯。「百日斧子千日錛，大锯只需一清晨。」木匠活中，最好学的是拉大锯。


    「拉锯拉锯，你来我去。」虽说简单，但真正拉好，也不是易事。拉大锯重要的是两手端平锯梁，拉锯和送锯用力适度。


    我第一次拉大锯是12岁，爹说他比我还早一年。


    那是一个假期的早晨，爹把一段最好拉的梧桐木放上墨线，让我跟他一起拉。我从小见别人拉得轻轻松松，欢欢快快，但我第一次把大锯端在手中，却不知怎么拉下第一锯。爹在大锯另一头告诉我，两肩放平，两手端平锯梁，往怀中平拉就是，锯是带齿的，只要移动，自然就越拉越深。爹轻松地拉过去了，轮到我拉过来时，不是锯条弹起来落不到墨线上，就是锯齿死卡在上边拉不动。爹说：


    「锯条弹起来，是用力轻了，锯齿卡住拉不动是用力重了。应该两手放松，不要死死攥住锯把，这样，心也会放松，锯条才能轻松地拉过来，送过去。」


    我照着他的说法试了几下，还行，锯条开始进入木头了。梧桐木木质软，好拉，但锯条也容易走墨。锯条偏右了，我就狠狠抬左臂，右臂使劲往下压，想把锯条再折回来走正墨，但越用劲，越不行，锯条离墨越远。爹在另一头知道我拉走墨线了，就跟我换过位置来，告诉我不要心急，不要用力太大，要把锯抬起，轻飘飘地往正墨上靠，这样锯条便走正道了。另外，初拉大锯，要目不斜视，才看得准，拉得准。我按爹说的话去做，虽说拉得好了一些，还是「飞龙走蛇」，锯条弯来弯去。这一天，把两厘米厚的板子，拉得厚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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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再拉，心情不紧张了，锯也拉好了。那时我个子矮，大人站在地上，我得站在矮凳上。到了十六七岁，才能和爹站着平拉。但遇到长木头，两人都需站到长凳上。我喜欢拉更长的木头，如果在两米高以上，凳子就要吊得很高，站在上边，虽晃晃悠悠有些不稳，但居高临下看四周，却很神气。以后，我不但学会了拉一抽锯，还学会了拉三抽锯。三抽锯就是拉过一段长的，再带两段小的，锯条的声响便由一抽锯的「嚓、嚓」变为「嚓——嚓嚓」，十分轻松欢快。爹给拉三抽锯起了个挺有诗意的名字「凤凰三点头」，爹说，名字虽好听，拉起来也欢快，出活却少，不如一抽锯，一下是一下，送拉的锯条长，出活多。


    拉大锯，拉个一天半天还耐得住劲，若拉时间长了，就觉得音调乏味了。记得上初中时有一个暑假，我拉了20天大锯，便想打退堂鼓。爹看我不高兴，对我说：


    「学木匠要先拉三年大锯，你知道为啥？不是说拉三年才能学会，是三年中让你悟两个理：一是懂得两人配合才能完成一件事，不论干啥事，要讲合作；二是磨磨性子，干事不图虚，要脚踏实地，一心一意。这个理悟通了，即使这辈子你不干木匠，干啥也能干好。」


    真没想到，在平平常常的拉大锯上，爹还讲出了这么多的道理。当然，那时我还不完全懂，等我走上了社会，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坎坎坷坷以后，回过头再回味一下爹的话，才理解了其中的含意。搞摄影，做事业，还有做人，我何尝不是像拉大锯那样，目不斜视，照着墨线，一锯一锯地「拉」呢！


    改大门 盖新房(图)


    家里盖房，来了 30 多个匠人、小工帮忙，娘出出进进，忙着为匠工们备饭:「俺一辈子就是忙饭的命。」娘说。（ 1998 年）


    我家的大门原朝东，靠街，出入方便，爹娘从这个大门进出了60多年。


    十年前，一位风水先生看了说，大门改在院子的东南角，这样你家才会人丁兴旺，后世有为。爹十分相信风水学说，便把原大门堵了起来，在院子的东南角开了一个大门。门盖得高高大大、飞檐斗拱，迎面还建了一面带山水画的影壁，再往里是一个六角形门，十分漂亮，但从街上进出大门需绕一个弯。凡到我家的人，首先夸赞大门的气派漂亮，然后往往跟上两个字:「就是……」意思很明白：走着不方便。家里人也有同感，但碍着爹要强的面子，这话是绝对不能说出口的。


    1998年春天，原大门旁边的三间旧房要塌了，我跟爹商量：拆掉算了，盖上三间新房，冬天烧个土暖气，也暖和，爹娘可搬进去住。原来住的北房给照料爹娘生活的外甥女桂花一家住。


    爹开始不同意，想了几天，又同意了。看得出来，他是捨不得离开他用心血盖起的那三间海青房。这里原是爷爷结婚后分到的三间草棚，临时用土坯夹成住房，一家人一住就是40多年。1955年，爹把旧房拆掉，翻新成了村里的第一座海青房。爹在这座房子里安上了玻璃窗户，这在当时农村是极少见的，在我们一带山区还是第一家。为使隔间宽一点，爹不用土坯和砖石垒隔墙，而是发挥当木匠的优势，用木板做成了隔墙，这样大大减少了隔墙厚度，既增加了房间面积，又美观大方。至于天花板，开始用木板做成，过了几年又泥成了平滑滑的白泥顶板，同城里楼房一样，这比村里别人家先进了20年。开始，人们不理解爹的做法，说窗子大，收不住财；说玻璃窗扇不如木头稜子的安全，「顶棚（天花板）高，穷了腰（腰里没钱）」等等。爹没管这些，笑笑说:「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果然，1970年代初，像我家这样玻璃窗户和白泥天花板式的房屋时兴起来，人们开始夸赞爹的超前意识。


    40多年后，又要盖新房了，但在新房的高度、宽度、门窗原大小上，爹却和外甥女桂花的爱人方喜产生了分歧。爹说：


    「新房的高度不能超过海青房的高度，我盖的海青房是正房，别的房子高了，会压倒它的气势。」


    方喜是村建筑队的技工，整天在外建房，他对爹说:「姥爷，现在农家没有再盖低于两米九的房子了，矮了不气派。」


    爹说:「我不管外边咋办，咱家有咱家的规矩。」


    「那么,咱把窗子和门大一点行吗？窗子一米八见方，门口的高度两米七，你看咋样?」


    爹听了直摇头，接着又瞪眼睛:「我干一辈子木匠了，还不懂？！窗户、门口大了成了玻璃墙了，像啥样？作为一家之主，我说了算！」


    我虽支持年轻人的意见，但又要考虑到爹的想法和面子，便在中间圆场。我对爹说：


    「您老这么大岁数了，这房子还能住几年，以后这些房子还不都是给年小的？您一直说要顺时代、赶潮流，如今咋又这么固执了呢？」


    爹想了想，说考虑考虑再说。我知道他动摇了。我又说服方喜让让步，门和窗户的高度分别矮下来了30厘米。爹终于「通过」了改动的意见，新房很快盖成了。


    新房盖起来以后，外甥女桂花跟我商量，是不是在原大门的位置开一个小门，避免从街上往家搬运东西时走新大门绕远路，这个小门平时上锁，必要时开一下。我把这意思跟爹一说，爹当即同意:


    「我不是榆木脑袋死脑筋，年轻人的意见只要跟我通个气，还有不能商量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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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门开了以后，头几天还常锁着，过了些日子，又常开着了，走习惯了也就不锁了。有一天，爹要上街，不知谁把小门锁了，他便喊了起来：


    「桂花，桂花，给我开开小门，腿脚不灵了，不想绕圈子了。」


    爹精心建起来的豪华大门形同虚设，反倒上了锁，很少开了。


    行人头(图)


    堂兄的儿子结婚，娘帮着蒸喜饽饽喜糕。（1996年）


    在我们家乡娶媳妇时，前往抬花轿、搬圆房（嫁妆）的人称为行人，在行人中有一个组织者，这人便称为行人头。行人头一般是识几个字、会说会道，办事热心和有威望的人。在村里，具备这样条件的也就那么几个人，爹是其中一个，年轻时，他当了好多年行人头。


    按我们那一带的习俗，娶亲这天，天亮前行人们要去女方家搬圆房，抬新媳妇，天亮后按适合的时辰过门。迎亲的人们到了女方家门口，只让行人头先进门，其他行人被关在门外。女方家人抱一捆豆秸，点着，让行人们烤豆秸火，意思是豆（都）得好运，秸（皆）大欢喜。这时行人头跟女方的父母，说一些孩子到那边受罪了，不周的地方请你们老人多担待了等话。女方的父母也说几句孩子不懂事，不会干活了，到那边请老人多调教了等谦虚的话。客套之后，才把大门打开，行人们进院，按行人头的吩咐把嫁妆用绳子封到扁担上。负责抬轿的行人把轿放在大门口，新媳妇要由命相适宜的哥哥或叔叔用紧扣的两只手背托到轿上。新媳妇的长辈再向行人头叮嘱几句抬轿要稳了，不要磕碰了圆房了等话，迎亲队伍便启程了。


    八九岁的时候，我也当了一回小行人，跟着大人们抱个布帘子。那次行人中有两个腿瘸的人，一个是本家的瘸子四叔，一个是叫狗剩的瘸子哥。那次的行人头是南门里的五爷爷，五爷爷爱说爱闹，唱村戏时是饰演丑角的老手。这一次，他把迎亲的两盏纱灯让两个瘸子一人打一盏。纱灯是迎亲队伍中的前导，两个瘸子并排前行，一走一拐，挑起的纱灯晃来晃去，引得满街看媳妇的人不再去注意新媳妇的花轿，而对两个瘸子的「表演」笑得前仰后合。


    爹说，干行人头长了，热闹的事多着呢。1955年冬天，大义娶媳妇那天，正下大雪。爹是行人头，他嘱咐抬花轿的人一定注意脚下的山路，千万别有个闪失。爹按行人头惯用的说法，不断地提醒抬轿的行人和轿中的新媳妇：


    「下一台！」就是要下坡了。


    「前后打出！」是告诉抬轿人要换肩了。


    「慢调慢甩！」意思是要转弯了，提醒新媳妇扶牢坐稳。


    当花轿抬到龙湾口时，天已放亮。突然，前边的抬轿人失足滑倒，轿身猛烈前倾，新媳妇「扑通」一声从轿里滚到地上。幸亏雪厚，没有磕伤，却弄得满身是雪。一阵风吹来，掉落在地上的蒙头红布被颳得老远。行人们有的给新媳妇扑打身上的雪，有的去追蒙头红布。当再把新媳妇抱上轿时，爹突然发现新媳妇脚上的鞋没了，于是大伙又在雪地里找鞋。找了半天没找到，这时一个行人发现，新媳妇的鞋根本就没掉，是鞋套子把鞋遮住了。我们那一带有个风俗，新媳妇的脚不能沾地，所以都要套个红鞋套，猛一看，像没穿鞋一样。新媳妇受了一场惊吓，不高兴也说不出来。按那一带的风俗，新媳妇过门这天是不能说话的。


    正因为新媳妇不能说话，有时爱闹的行人，总千方百计让她说话。爹说，四喜娶媳妇时，他们刚把新媳妇抬出村来，几个抬轿的行人就打赌看谁能让新媳妇说话。


    「新媳妇，你渴吗？」没有回答。


    「你坐得舒服吗？」还是没有回答。


    点子想了不少，新媳妇就是不开口。快进我们村子了，爹对一个行人耳语一句，那人心领神会，便大声说：


    「停下来！停下来！新媳妇要尿尿。」


    话音刚落，轿里终于传出一声慢言细语：


    「俺不尿。」


    四根香蕉(图)


    1998年大年除夕，爹从小卖部买来四根香蕉，说是祭祖用。「他们生前都没见过这稀罕物呢！」爹说。


    1998年大年除夕，爹从小卖部买来四根香蕉，说是祭祖用。「他们生前都没见过这稀罕物呢！」爹说。


    我第一次见这「稀罕物」的时候也十三四岁了。当时，对门的一个哥哥从南方探亲回来，带回来一些香蕉，给了我们家四根。等送香蕉的哥哥一走，我就缠着要吃。爹给了我一根，我不知咋吃，带着皮就咬了一口，又苦又涩，连忙吐了出来。爹尝了一口，也说不好吃，他也是带皮吃的。


    爹的「之乎者也」


    爹小时候上过四年学，读完了《论语》，《孟子》刚读了个头，便辍学跟爷爷学木匠了。


    爹的记性好，学过的知识记得牢，平时说话，凡扯上点古文词句的，都搬出来和土话结合一下。土话里掺古文，白话之中加诗词，听起来十分有意思。


    小时候，爹常提几个问题，考我和二姐，我总是抢先回答，也往往答错。但等二姐回答正确时，我又会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时，爹便会教训我：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样，「之」来「之」去，我哪里能懂！爹再给我解释一遍，还是记不住。爹便大声训我，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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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在一旁看不下去，冲着爹说:「啥事『吱吱吱吱』的？是知了还是蛐蛐？你好好说嘛！」


    娘的话，把我逗乐了，爹也乐了。


    娘是不识字的，也可以说只认识一个字。记得小时候的一天晚上，我和姐姐正在油灯下写作业，娘在一旁借着灯光纳鞋底。突然，娘指着书上的一个字说：


    「你舅小时候的书上也有这个字。」


    「娘识字啦！」我和姐姐欢呼起来。其实娘也不知那字念啥，那是同学的「同」字。


    爹认识的字可就多啦，唐诗他能背100多首。他懂得风水，会看好日子，在乡亲们的眼里，他是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通的人。


    我喜欢听爹讲故事，但他净讲他小时读的书上的故事:《孔融让梨》了，《司马光砸缸》了，这些故事用白话讲听起来好懂，但爹在里面夹上几句文言文，就有些费解了。


    「让，美德也；让之于兄弟，美之美者也！」「集丰之产，集丰之财，一举而让之可也。」


    记得那次爹背《孔融让梨》中的这些语句时，家里正买了些桃子。他一手拿一个大的，一手拿一个小的，也算是「形象教学」吧，这我才懂了一些。不一会儿，我就背了下来。虽说有些囫囵吞枣，但「让」是「美德」，还是懂了。


    几年后的一天，我放学回家，见爹正跟邻居四叔在争执什么。娘告诉我，是为自留地的分界问题。我一下想起了爹教的《孔融让梨》中的话，便把爹拉到屋里，给他背了起来：


    「让，美德也；让之于兄弟，美之美者也。」


    还没背完，爹便乐了，用手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脑袋说：「你『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


    几年前，邻村出了一起杀人案，我本家的一个侄子涉嫌被抓入狱。他的父母认为我在报社工作，会有关系，便天天往我家跑，请爹打电话跟我说说，给他们通通门子。爹听完后，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


    「『知儿莫过父母』，孩子平时又偷又摸，你们还不知道？『莫以恶小而为之』古人说了几千年了，就算这个不知道，《三字经》上的『子不教，父之过』，你们该清楚吧！」


    几句话把他们说得无言答对。等我回家，爹给我谈起这事时，仍有些气：


    「子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他罪有应得！你管也管不了。」


    我的儿子上大学了，爹常在人前夸耀:「后生可畏。」假期儿子回家，是爹最兴奋的时候。享受天伦之乐，爷孙无话不说，滔滔不绝，有趣有谐。记得他们谈到毛主席词中的一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爹对「逝者」的解释是死去的人。儿子说不太确切，应该是过去的时光。爹便诙谐地说了一句歇后语：


    「梁惠王不骑马——『寡人愿安承教』（乘轿）。」


    儿子问我爹:「爷爷，读这些书你是怎么记住的？」


    爹说:「『学而时习之』嘛！」又说，他上学时，先生还用易懂易记的俗话解释古文。比如《论语》中的「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几句，就分别有这样几句顺口熘：「踩着楼台磴磴窄，披着蓑衣去会客，拄着哀杖哈哈笑，急瞪两眼治不得。」


    这有趣的解释儿子听着十分新鲜，这是他在大学课堂上听不到的。爹看他高兴，又得意地出了一组字谜，爹背字谜却像诵诗吟词，语气抑扬顿挫：与子别了，天涯人难到，恨春天日暮人又少，欲罢不能了。


    吾有口，难分晓，既皂难为白，分地不用刀，从今不把仇人靠，千里行不如撇去了好。


    当然，谜底很简单，是从一到十这样简单的几个汉字。但，爹却不简单。


    爹论家国大事精言妙语(图)


    那一年，爹的门牙掉了一颗。（1976年）


    爹有一肚子智慧，有一肚子文化。他的智慧是天生的，又是后天扩容的；他的文化一方面来源于小时候读的四年书，更多的则来源于一辈子地多学多听多问多记。文化增添了他的智慧，智慧丰富他的文化。爹喜欢谈论外边的世界，喜欢谈论家国大事，家事国事在他的嘴里谈论出来，文化里头有智慧，智慧里头有文化，智慧和文化里头还掺杂着自己的创造和见解。历史的，现实的，书报杂志上看的，老百姓嘴里听的，自己脑子里想的，全都融合在一起，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粗看起来东扯葫芦西扯瓢，细细一琢磨，道道门门，关关联联，实际上就是那么回事。


    爹崇拜伟人。在伟人当中，爹最崇拜周恩来和邓小平。有时三说两说就扯到他们身上。


    你听，他开始谈论国务院了：


    「国务院倒不小，就属国务院大；总理总理，啥也理着。早前的四大宰相之一。总理没有理不着的事，这我明白。国务院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国务院门前站岗的就跟木头似的，直直地矗在那里，天安门前也有两个，我有意看了看。


    「我在电影上看过周总理打拍子指挥唱歌。八路军的歌我还会两个:『打倒侵略的强盗，建立和平的阵地，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生存，团结起来。英勇向上，消灭敌人，争取最后的胜利。』『河里水是黄又黄，东洋鬼子太张狂，昨天烧了王家寨，今天又烧张家庄。』」


    我从来没听爹唱过歌，虽说有点跑调，但能唱，就很不错了，我赶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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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您这不是还挺会唱吗？」


    我这一说，爹唱得更起劲了：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田园和课堂，我们的队伍强壮。』抗日的一些歌，还有在太行山的一个，『我们在太行山上，兵强马又壮，山高林又密，敌人从哪里进就叫他在哪里灭亡。』太行山不知道在哪里？」


    「在山西。」我说。


    爹又问:「延安你去过？周总理说占了延安就失了延安，让了延安就得了延安。让给国民党，那些人（国民党）没地方住就走了，走了，这些人（共产党）又来了，就得了延安。不是叫三离延安嘛。


    「人家美国人到月亮上去了，周总理说:『俺中国早就去了，嫦娥奔月那就是去了。』周总理的词来得快。他说话对答如流，怪不得人家叫他周铁嘴。苏联（人）说:『你们自己说你们国家怎么怎么好，你们的副统帅（林彪）怎么往我们这里跑呢？』周总理说:『苍蝇怎么往厕所里跑呢?』


    「周总理脑子快，邓小平也不离。「四人帮」就很坏啊，江青想要坐殿啊。国家那么乱，拿下去了四个人，好了。邓小平不是说，五年就翻翻身啊。结果，不够五年就翻过来了，而且还坚持共产党领导呢。不是共产党了，别的党，那就又反了。这是官天下。上下五千年，环球八万里啊。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搞不上去，穷人总是翻不了身。他说停止不走，中国三千年也翻不了身，人家建国已多少年了，人家走，走得还很快。邓小平那些话好结实呢。治理国家，就像李白似的，没有嘴不行。


    「邓小平那人心眼子就是快。王洪文要出国，邓小平考他，他啥也不知道。邓小平又问他，你说中国有多少茅房，他不知道。邓小平让他竖起个鸡蛋来，他也不行。邓小平把鸡蛋的大头从桌面上一碰就竖起来了，王洪文说：『这不是破了吗？』邓小平说：『不破不立。』周总理动手术时就是邓小平担负着总理的事。周总理说：『我看你干得比我还行呢。』」


    我很佩服爹的跳跃式思维。


    2001年7月，爹娘结婚70周年纪念日前几天，我提出让爹娘到北京游览，爹开始同意，一会儿又说不想去了，原因是他不能走，上下车不方便。


    我说:「我背着您。」


    爹说:「不行。」


    我说:「您不是还没有去看天坛吗？」


    爹说:「天坛？天坛不去了，我上那里去看天坛做啥？看故宫已经代表了。那天坛不就一个圆形，画子上有。就像那天去看圆明园似的，不就是那么一摊灰、一摊石头（废墟）吗。」


    说到圆明园，爹来气了:「中国也到槓（够窝囊）了，那时候受八国联军欺。人家从天津、从秦皇岛进了北京。咸丰跑到了热河。」


    说到皇帝是窝囊废，爹马上想到了邓小平:「怪不得邓小平说的话急得那个英国女王都哭了。为香港回归谈判时，邓小平说连九龙岛那里都收回，英国女王说还不到期，还要呆好几年。邓小平说现在中国说收就一回收，不平等的条约这里就是不承认！你想咋！收就都收，不到期？啥时候到期！急得那个英国女王没啥说，都哭了。」


    爹绘声绘色的讲述，逗得我直乐，爹也乐得说不下去了。


    我问:「你听谁说的？」


    爹说：


    「我听人家说的，『欲知朝中事，请问山倒爷。』很多事京城的人不知道，山里人早传满了。


    「有那么一副对子:『济南南千佛山山有千佛，广东东九龙岛岛无九龙。』如今，香港成了游览区了。董建华（爹又想到了好多人……），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就跟华盛顿是第一任总统一样；孙中山建立了官天下，原来是家天下。夏家就是一千年，周家八百多年。秦始皇想弄上长城，咱中国老是他来坐啊。传了二世，二世只弄了三年。楚汉相争，弄了四年。就成了汉高祖刘邦。项羽失败了。项羽拿得刘邦巴巴结实啊，他武艺又大。那个韩信可有能了。盛世啊，顶属元朝。那时凡有结婚的，他们（统治者）得先和新媳妇睡三宿觉。你看那人狠不，他想传他那种。莫论原野，他那时扩充好大啊！」


    「那不是陈毅出国，」（爹又想到陈毅了），「人家说陈毅:『你是栋樑。』一个外国人对陈毅说:『你看他骂你呢，他说你是个木头。栋樑不是木头吗？』陈毅说:『我是国家一栋樑。』」


    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事。


    只要你愿意听他还愿意说。


    一会儿，说到我在中国美术馆办过摄影展览时，爹说:


    「美术馆是北京十大建筑之一，还有人民大会堂，还有军事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很大，（图纸）是梁思成审阅了的。梁思成是梁啓超的儿子。光绪变法跟着西方国家学，慈禧不同意，想吃藕。人就掰开藕盒，把信放进藕眼里传到宫里。后来，康有为、梁啓超跑到日本。变法变了好几朝。宋朝的王安石也变法，一人三亩地，不许卖。司马光等人不同意。《资治通鑑》就是司马光写的。


    「北京这地方好啊。解放北京，傅作义向毛主席请罪，说:『我是个罪人。』毛主席说:『你是个功臣，你守着北京没挨一枪，省下多少炮弹，要是打的话，故宫早就打零散了。』接着给了他个水利部长。对此，林彪才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毛主席说傅作义功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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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爹的这一席话，思维够跳跃的吧！


    爹爱讲历史名人，爱谈论家国大事，又爱联繫实际。有一天，爹听广播上说有些村干部贪污腐化时，对我说:「乡亲为重，你就是当再大的官，没乡亲就是不行。早先城里赵家做过道台府，海关道。据说胳膊那么粗的一股银子往他家里淌，在那个社会行啊。现今不行了，像陈希同，好几个亿，完了。他就忘了曾子所说的话:『夫子之道，忠恕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孔子说的。」


    爹不但通晓古今，对自己家里的事也拿得起放得下，遇啥事也能想得开。1998年12月，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摄影展览以后，引起轰动，不料一个月以后，娘大病不起，曾有一天病危。当时我一下子蒙了，爹开导我说：


    「波，有大喜就有大悲，好事不能光咱来占。大喜不能过望，大悲不能过伤，凡事都得想得开才是。」爹就是这样，从从容容地应付家里发生的事情。


    1999年秋，哥的癫痫病一宿犯了三次。到了天明，爹起来提尿罐（平日都是哥提），在院子里一下子滑倒，摔折了胯骨，从此再也不能行走了。我想，这对于一生好强的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能受得了吗？当我赶回家看他时，爹的精神却不像我想像得那么坏。我刚要张口劝他，他却说话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要妥过去就不行啊。我这个人不怨天，不尤人啊。到了黄叶的时候了，有罪就得受啊。就是这个结果！我再受罪也不找头死，找头死，给你落名誉啊。这叫床头债，生病在床头躺着，不是床头债吗！我认了！」


    我说:「爹，我雇个保姆给您伺候，您和俺娘就好好地活吧！再陪伴俺个十年八年，双双百岁，那多幸福啊！」


    爹说:「儿啊，『家贫知孝子，子孝父心宽。』这个夫妻双双百岁大寿了不起啊。干隆下江南时，有个人家大门上挂着一块牌匾，上写着『天下第一家』。干隆说:『我富有四海，贵为天子，我都没有叫天下第一家，他为何挂出天下第一家来。那家老翁说:『如我富不如我贵，如我贵不如我父子公孙三继第，如我父子公孙三继第，不如我是结发夫妻百岁齐。』干隆一听服了，说:『我是不如这一家啊』！」


    过了一会儿，爹突然问我:「波，俺和你娘到了100岁，挂个『百岁堂』牌匾，市里来挂吗？」


    「说不定省里来挂呢！」我说。


    「吴官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来挂？」爹瞪大眼睛看着我说。


    「那不更好了！」我说。


    爹笑了笑:「这不过说说嘴算了，再活一年也不易啊。到了俺这个年纪，也就是一年一年地活，一天一天地数吧……」


    这时，桂花要给爹理发，爹指着自己的满头白发对娘说：


    「我是白头翁啊。」


    说到白头翁，爹马上想到白头翁是位中药名字，他又想起什么了，说:「以前药铺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白头翁牵牛上长山，生地耕成熟地；红娘子皂针刺昆布，金花绣出银花。』牵牛、长山、生地、熟地、红娘子、皂针、昆布、金花、银花。这都是些药名。」


    说完对联，爹又想到了诗:「那七言诗以前我能背70多首，现在只背30多首。你知道不,『一枝红杏出墙来』这句诗还是个灯谜，打一功名，就是探花。油煎豆腐，也是个灯谜，打两个古人名字，黄盖李白啊，你说是不是？」


    爹谈古论今一辈子，最为得意的是他在北京为我的影展剪彩时，和牛群的一段对话，他经常作为精彩得意之笔向人复述，也可以说是炫耀。你听，他又说开了：


    「在中国美术馆里，牛群对我说:『我的相声让人笑，您儿子的摄影让人哭。』我说谁家也是望子成龙啊，我怎么会不望子成龙呢。他说:『是啊，望子成龙就对了。』我又说，孟子不是说嘛，『男子生来为之有妻，女子生来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牛群听了，嘴里一个劲的『啊啊』，他对不上啊!对不上词啊!牛群那是啥人？那是靠耍嘴皮子吃饭的！他可是世界名人啊！」


    较真(图)


    爹在用拐仗丈量天安门门洞的长度。（1996年）


    北京太大，累了，咱歇歇再走。（1996年）


    爹脾气倔，又加上当了一辈子木匠头儿，干啥都较真。


    小时候，常听爹背诵他小时学过的课文。有一篇写长城的，其中有两句:「山海关前多景致，八达岭上好风光。」我问爹「八达岭」是啥，他说是一个山岭，在北京。「离天安门多远？」我问，爹答不上来了。过了几天，他告诉我，八达岭在北京北边，离天安门有140里路。为这事，他专门去问了刚从北京回来的邻居四哥。


    够较真的吧？


    爹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是:「丁是丁，卯是卯，木匠手中的尺子是『规矩』，差一分一厘，就是『胡来』。」1959年，邻村的李木匠到北京建人民大会堂回来，爹到他家打听大会堂的规模，知道了大会堂的柱子是直径1.5米。他又问:


    「天安门门洞有多长?」


    李木匠说:「可能30来米吧。」


    「到底三十几米？」爹又问。


    「你管那么多干吗！难道你还要建一座天安门？」爹的较真碰了壁。


    1996年深秋，我把爹娘接到北京游览，爹总算有机会对关心的事较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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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娘晚9点到北京，第二天就去逛颐和园。


    我们从朝阳门下了地铁站。上了车，爹告诉娘，下地铁的台阶是96级。这是他一步一步数过的。


    在颐和园，娘悄悄问我:「毛主席住哪间屋？」


    这话被爹听到了，他较真起来：


    「这叫颐和园，是慈禧太后的别墅。毛主席住在中南海。」


    爹跟娘较真没用，娘只知道毛主席住在北京。


    第二天，爹娘在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遗容之后，就去天安门。爹一个一个数了城门上的门钉，量了量门的宽度和厚度，然后开始用拐杖一下一下量天安门城楼的门洞长度。他一边量，一边报数。游人们看见一个老头子在量天安门，觉得好奇，便聚拢过来看，许多人还帮爹报数：


    爹:「一、二、三……」


    游人们喊:「四、五、六……」


    量完了，爹满意地说:「43米长，我终于弄明白了！回去谁要再乱说，我就告诉他，我亲自量过！」


    在故宫太和殿前，爹娘合抱殿前的大柱子，看究竟有多粗。第三天游览长城时，他又步量两个烽火台之间的距离，用手量长城砖的长宽厚度。当了一辈子木匠的爹，手指、胳膊、拐杖甚至眼睛都是精确的尺度。


    爹较真的事，在第六天达到了「高潮」。要离京回山东了，在招待所柜檯结帐时，爹说应该多交5块钱，服务员和值班经理不解。爹说：


    「我不小心把一个茶杯碰到地上了，虽说没打破，茶杯却裂了一条纹，说不定哪天就要破。我看过住房须知，杯子标价5元，所以要照价赔偿。」


    值班经理听老人这么一说，十分感动:「老人家，就别赔了！有您这句话就得了!」


    爹说:「招待所的『须知』就是『规矩』，这就像俺当木匠用的尺子一样，『无规矩，不成方圆』，俺一辈子都认这个死理。」


    值班经理竖起了大拇指，用最地道的北京话说:「老人家，您真较真儿啊！」


    出了门，娘用「挖苦」的口气笑着对爹说：


    「没想到你小气了一辈子，今天倒大方了。」


    爹急了，吼起来:「那是在家，这是在哪儿？咱丢人不能丢在京城！」


    打官司(图)


    这张爹娘1996年在长城上的合影，却被一家企业把爹换成另外一个老头儿做成了药品广告（见下图），让一生较真的爹要打官司。


    报纸广告上，娘的身边换了另外一个老头儿。（2000年）


    2000年4月初的一天，外甥女桂花和丈夫方喜到城里赶集时，发现有人在散发张贴一张广告，广告上有一张娘和一个不相识的老头的合影。他们觉得不对劲，便把这张广告拿回了家。


    4月30日，中央电视台记者跟随我回家拍摄一期《东方之子》，这一次的主持人是白岩松。中午吃饭时，桂花拿出了这张广告，对我说：


    「二舅，你看他们这样做违不违法？」


    我接过广告一看，这是某家大型企业的一张8开2版彩印报型广告。头版头条是娘和一个老头的合影照片。凭多年的从影经验，我一下就看出来，这是一张改头换面的照片，原照片是4年前爹娘游览长城时我抓拍的爹娘的合影，本来属于爹的位置却换上了另外一个不相识的老头儿。照片的下方是醒目的标题《咱爸咱妈》。文中说，咱爸咱妈上了年纪身体不好，脾气不合，老吵架，服用了他们厂的产品之后，又重新焕发了青春……


    很显然，他们是利用照片和《俺爹俺娘》的知名度，来做这种虚假广告，以期达到推销他们产品的目的。我顿时气得胸口发闷。


    我把广告给白岩松看，岩松第一句话就是：


    「焦波，跟他企业打官司，你肯定能赢。着作权、肖像权、名誉权，它侵犯了多种权益。」


    我问桂花:「这张广告你姥爷姥娘（我爹娘）看见过吗？」


    桂花说:「俺姥爷一直住院没在家，他不知道，俺姥娘不认字，看了也没用，所以也没让她看。」


    我说:「那好，桂花，这件事别让你姥爷知道，他知道后会生气的。」


    桂花说:「我知道了，一定保密。」


    我把这张广告带回北京，正考虑如何打官司的时候，淄博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已做了一期新闻节目，他们是发现了这张广告后，马上去我老家採访爹娘的。从他们採访到的画面中，我看到，当淄博电视台记者宋立峰把广告递给我爹时，爹一看就火冒三丈，气得鬍子直打哆嗦：


    「古来杀父之仇最大，再就是夺妻之恨，这都是些犯条款的事。这么大的企业，他能不懂得这事？」


    娘耳朵聋听不出爹说什么，但看到爹吹鬍子瞪眼生了大气，知道出了大事。她从爹的手中拽过报纸，说要看看上边到底登了个啥照片。娘端详了半天，满脸疑惑地问记者：


    「这一个老汉是谁？我咋不认识他？」


    记者刚要问娘什么，爹抢过了话头：


    「你不认识他，怎么和人家照相呢？」


    这一句娘听清楚了，对爹说:「我没想着和人家照相啊？」


    爹一听，更火了:「你这是搞的些啥？你不和人家照相，他咋就登在这报纸上呢？」


    「不论你想啥？俺就是没和人家照这张相。」娘也生气了，跟爹争执起来。


    这些年来，我从来没见娘敢这样顶撞爹。爹见娘不承认，吵得更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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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啥人呀！你看长得这个熊样！再说，这事还得怪你那宝贝儿！他照来照去，照了咱20多年，却照出了这样的照片。是嫌他爹长得不漂亮，又想找一个新爹咋的？」


    记者看爹大动肝火了，而且还把我也扯进去了，赶紧告诉爹娘这是做广告的厂家在印刷过程中把爹的形象有意地去掉了，又换上了这个老头。


    娘听了，咋也弄不明白：


    「这照好的相片还能换人？」


    爹一听就明白了:「这事我懂，现今的科学能办成这事。我说呢，俺和老伴结婚70年了，恩恩爱爱，夫唱妇随的，她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的。再说，俺那孝顺儿也不会照这样的相啊。」


    记者见爹气消了一些，问爹：


    「大爷，您看这事咋处理？」


    「打官司！」爹不假思考脱口而出。


    「打官司？咋还打官司？」娘吃惊地问爹。


    「当然得打官司。这不是个小事。」


    「啥大不了的事，就不会好好说说？」娘一生都没和别人红红脸，哪敢想到打官司。


    「你就是树叶掉下来怕砸破头。这个你不懂，你少说话。打官司以咱俩的名义打，有事我一人顶着。」爹又转向记者，「上法庭！就是上法庭。咱相信政府是为老百姓做主的。」爹的声嗓越来越大。


    娘知道爹的脾气，他看准了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便不再说话了。


    这时候，村里村外的人也看到了这张侵权广告，不知内情的人议论纷纷。有的说：


    「焦波这倒好，去这儿去那儿，算是个人物，却把他娘卖钱花了。」


    外村的人说得更难听:「焦波他爹死了，他娘又找了个老伴儿呢。」


    这些议论传到家里，爹又生气了，让桂花打电话给我，说一定得跟这个侵权企业打官司，讨个说法。


    娘不懂得什么侵权不侵权，只知道被人家欺负了，还受到爹的误解，心里委屈，见了婶子大娘就抹眼泪：


    「咱好好的一家人家，咋就摊上这种事呢？」


    不几天，爹娘双双病倒了，躺在家里打吊瓶。


    爹要打官司的新闻在电视台播了以后，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北京青年报》还以《〈俺爹俺娘〉被盗用，俺爹要讨说法》为题做了整版的报导，《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消费者报》等全国上百家报刊也做了报导。做侵权广告的厂家迫于社会和舆论的压力，到处求人讲情，表示他们承认错误，向老人和我赔礼道歉，并表示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


    我回家徵求爹的意见。听说侵权企业承认了错误，爹说：


    「既然他认错了，也赔礼道歉了，那就让他一把吧。这叫『饶人是福』。古人不是有句话吗？『话到舌尖留半句，理从处事让三分。』凡事不能做到槓上（做绝了），他提出和解也行。」


    我尊重爹的意见，经过与侵权企业商谈，双方很快达成和解协议。这场侵权官司最终没打起来，甚至连诉状还没来得及写，就画上了句号。


    我问爹：


    「当初你怎么想到要打官司的？」


    爹说:「咱老实了几辈子啦，总是受到人家欺负，现在这个社会，讲以法治国，有人欺咱，我就咽不下这口恶气。」


    我又问:「当时你咋还误解俺娘呢？」


    爹说:「刚看那张广告时，我认准你娘和人家照了那张相片，一生气就瞎联繫，连结婚时的事都想到了。你不知道，你娘过门后，就相不中我，嫌我黑。她倒相中人家那些小白脸儿了，可人家还相不中她呢。她没那大网，能拿住那大鱼？不过这么些年了，我也不计较了，用现今的话说就是既往不咎，得往前看了。可是到这把年纪了，你娘除了到我床边上让我给她挠嵴樑以外，白天，她上这张床上躺，上那张床上躺，唯独不上我这张床上躺。不信你问一问老陈（保姆）。」


    听了爹的话，我和老陈直乐。


    过了一会儿，爹推了推娘的手，说：


    「我说，那一次见到那张广告，我误解你了，也委屈你了。电影《李双双》中不是说：『天上下雨地上流，两口子打仗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黑夜睡觉在一头』嘛。」


    爹没说完，自己就已经笑得说不下去了，笑得眼泪都快要出来了。


    娘好像根本就没听爹说的这些话，脸上也没有多少反应。见爹不再说话了，才拉拉我的衣角，问：


    「官司不是不打了吗？」


    「不打了，和解了。」


    娘好像放下了一桩心事一样，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


    「不打了好，和解了好啊！」


    3、俺娘


    送行(图)


    俺娘叫乔花桂，身高1.41米，体重35公斤。她属牛。生于1913年，卒于2004年。(1991年)


    在田里剜谷苗的老娘，像立在天地之间的一尊雕像。拍下这个镜头，我哭了……（1995年）


    那几年，这件皱皱巴巴的衣服，就是娘的「礼服」，只在赶集上店串亲戚的时候，才捨得穿。（1976年）


    也不知有多少次这样的送行，不知有多少次。


    每次娘送我，我都不让她往大门外走，她总说:「我不出去了。」但当走远了猛一回头，娘每次都跟在身后……


    偶尔在家住一夜，娘总是坐在我床头，跟我絮絮叨叨地聊个没完。有时没啥说了，就干坐在那儿。「娘，回屋睡吧！」我说。她出去了。不一会儿，又回来，说，「我来看看火」，看完火，又坐在我的床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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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离开家时已是晚上10点多，山村里没有一点灯火。娘拿了手电，执意送我到大门口。她站住了，将手电光照到通往村外的小路上。路上的光越来越淡，直至消失。我知道已走出很远了，但回头一看，那束手电光依然在向我晃动。在黑黑的夜里，我看不见娘那矮小的身躯，但我知道在那晃动的光束后面，有一双昏花的眼睛直直地望着黑漆漆的远方，望着比手电光照得更远的地方。


    这就是俺娘！俺的亲娘！！


    娘的小脚(图)


    娘不怕儿子给她的小脚照相，「让人看看俺这辈人受的罪。」她说。（1993年）


    娘有一双小脚，一双由裹脚布缠断了脚趾的小脚。


    刚记事时，出于好奇，我爱用小手抚摸娘的小脚。娘坐在炕沿上，拉着我的两只小手，让我站在她并排着的两只小脚上，腿一翘一翘地往上弹，一边弹，一边唱:「跳跳长长，跳到80还长。」当时，二姐6岁，她穿着娘的小尖鞋，拄着根棒子秸，在院子里学小脚老太太歪歪扭扭地走路。娘在一旁直乐。


    二姐这个年龄，正是娘最痛苦的时候，姥姥开始逼娘缠脚了。娘记得姥姥扯一条二尺来长的白布条，先从娘的大脚趾往里裹，紧紧地把其他四个脚趾往下弯。娘叫了一声，姥姥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叫啥？还有不疼的！『脚越小，亲好找，脚大找不着婆婆家。』」姥姥反反覆覆念叨着。


    娘说，她就只叫喊了那一声疼，从此，再疼也没叫过。


    刚缠脚下地走路，脚掌疼得不敢落地，娘只好两手扶墙用脚后跟跳着走。


    过了几天，娘便自己缠，咬着牙缠得紧些，再紧些。每天晚上，还要照着姥姥教的方法，使劲地攥脚趾，说这样，脚趾弯得快。就这样，直到把两只脚除大脚趾以外，其他脚趾的骨头全都缠断、踩平，理想的「三寸金莲」才算形成。这得需要一两年时间。


    二姨比娘小6岁，到她缠脚的年龄，娘成了姥姥的帮手，给二姨扯布条，教她缠脚。二姨脾气拗，脚一痛，就把裹脚布放开，这样不知挨了姥姥多少打，最后还是缠成了小脚。


    三姨比娘小十几岁，到她缠脚的年龄，禁止缠脚、强制放脚的宣传已到了我们这偏僻的山村。姥姥强制她缠了几天，便「强制」不下去了，三姨从此没再缠。以后，宣传攻势越来越强大。娘记得八路军宣传队的一个头头走村串户说唱宣传：


    「今年种地人真忙，组织妇女把脚放，大脚赶路多稳当，放脚劳动多荣光。」


    刚开始，群众接受不了。妇女们又躲又藏，娘曾几次躲到我家房子的天棚上面。后来，妇女们想通了，开始放脚。年轻一点的，放开后，成了不大不小的「解放脚」，村人也叫它「扁地瓜脚」。像娘这样年纪的人想放也放不开了，就像爹说得那样:「油炸果子炸定了型，还能再还原成面？」


    就这样，娘用「定型」的小脚走了近一个世纪。


    七八岁时，她背着姥爷编的小筐，沿着赶驴人常走的山路捡驴粪。走上十里八里才捡满筐，背着回家，刚缠的脚又红又肿。10年、20年过去了，娘的小脚板越磨越硬，越走越快，负重力越来越强，到20里外的八陡村赶集，娘「嗵嗵嗵」地在前边走，几个男人都赶不上。我家有盘石磨，用它磨煎饼糊。这盘石磨大，推起来需两个人，爹又不摸磨棍，说推磨就头晕，所以磨煎饼糊的活差不多都是娘一个人来干。星期天回家，我和二姐抢着帮娘多推一些。但推磨大都需要早上早起来干，有时我们醒不了，娘也不忍心叫我们。等天亮了，我们起床了，娘已推完在刷磨了。一盘大石磨，上面再放一盆要磨的煎饼糊料，就靠一个近60岁老人的那双三寸小脚来用力转动，把一大盆煎饼糊磨完。那双小脚有多大负荷力，我这个学过物理的中学生是如何也计算不出来的。有一天，我问娘：


    「娘，你推磨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娘说:「俺也没想啥。抱着磨棍使劲往前走，走一步不就少一步吗！」


    娘说得平平淡淡，我听起来却觉得震撼人心。


    如今，像娘这样的小脚老太太越来越少了。娘爬泰山，逛北京，她的小脚成为游人注目的一道「风景」。有的惊嘆她的脚小得出奇，有的赞嘆她的步子快得出奇，都愿跟他合影留念。我对娘的小脚也拍了不少照片，想留住这即将消失的「文物」，但我更想留住娘的小脚所走出的坚忍不拔的人生。


    哪个女人不死三五个孩子


    我堂弟的孩子阳阳住在南京，每次回来都和娘合影，这两张合影分别拍于1992年和2004年，拍完后一张合影20天，娘就走了。


    我堂弟的孩子阳阳住在南京，每次回来都和娘合影，这两张合影分别拍于1992年和2004年，拍完后一张合影20天，娘就走了。


    爹娘共生了八个孩子，活了四个，死了四个。


    我的傻子哥哥是爹娘的第一个孩子。第二个是闺女，七八岁了，突然患了流鼻血的病，一块块的棉花套塞进鼻孔，就是止不住。听说山上一种菜叶能止血，娘挖回来，塞进姐姐的鼻孔里，血又从嘴里流出来。可怜巴巴的大姐抱着娘的腿哭：


    「娘，找人给俺治治吧！」


    娘吧嗒吧嗒直掉泪:「这山里，上哪儿找人治呀！」


    没过几天，大姐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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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爹娘生的两个男孩子又相继死去。娘常说其中一个又白又胖，是我们兄妹中长得最漂亮的，长大肯定是个大身量。才40天，竟把挡在炕边的枕头蹬到地上。娘便找一个大蒲团，放在地上，让他躺在上边。正值秋收，爹在坡里忙，娘在场里忙，顾不上照顾孩子。孩子发烧了，娘回家摸一下他那发烫的额头，匆匆餵几口奶，又赶回场里忙去了，连续几天都是这样。有一天回来摸孩子额头时，冰凉冰凉的，孩子死了。死了，扔了也就罢了。


    等懂事的时候，我问娘:「死了那么多孩子，就不心疼？」


    娘说:「以前哪个女人不死三个五个孩子。」


    生活的拖累，对孩子一个又一个轻易死去，那都是剜娘心上的肉啊！那有啥法子啊！当娘的心都麻木了。


    娘说，我们兄弟姊妹出生的时辰大都是夜里，临产了，她也不叫人，自己把孩子拾起来，收拾好了，如果是个男孩，就和爹说一声，如果生了个女孩，都不敢言语，女孩是不讨人喜欢的。生我的时候，全家人已经吃了晚饭，都已经睡了。娘摸黑把我生在地上，一只手把我提起来，一只手摸了摸我的屁股沟，知道是个男孩，才叫醒我爹。


    那年月，女人生了孩子，喝顿小米饭就算坐月子了，第二天该干啥干啥，大人孩子的命都不值钱。那时不知啥叫卫生纸，用布缝个袋子装上草木灰，就是卫生带，带着它推碾拉磨，血水顺着裤腿往下流。女人哪个不落下个月子病。听人说，娘生二姐时难产，请大奶奶来帮忙。孩子总算生下来了，子宫却脱垂了。大奶奶一看，认为是胎衣没下来，赶紧抓住脱垂的子宫不放，怕它再收了回去。折腾了大半夜，天亮了，才看清胎衣就在地上，大奶奶这才松了手。从此，娘落下了病，痛苦了一辈子。


    至于孩子们的出生日子，娘几乎说不清，只有大姐的生日她记得清楚，是阴历四月十六日，因家乡有一种说法:「收豆不收豆，看四月十六。」「那天月亮出得早，又大又圆，那年的豆子长得特别好。」娘回忆说。


    邻居的大婶大娘们说起死孩子的事，口气也和我娘一样平静。是啊，掰开手指头数一数，没有一个女人生的孩子个个活下来。三婶说，她生的第一个孩子时正推着磨。放下磨棍进屋把孩子生下，包一包扔到炕上，再出来继续推磨，推完磨进屋看看孩子，孩子早没气了。廷义娘生了13个孩子，只活了4个。念风娘生了12个孩子，只活了3个。我们村西有一条沟，村人习惯叫它西沟。谁家死了孩子，用破席捲起来，扎上根草绳，就扔在西沟里，所以，西沟也叫死孩子沟。山里的狼，村里的狗，都到那里找食吃。一天晚上，我家的狗从外边拖着块东西进了家门，在墙角里「咔吱咔吱地啃。我和姐姐端着油灯走近前一看，原来狗吃的是一条死孩子的腿。我和姐姐很惊慌地告诉了娘，娘说这是常有的事。


    然而，过了几年，我的小弟弟突然发病死去了，娘却时时疼在心上，直懊悔没有去找个医生：


    「以前没医生，现在村里有了，还是把孩子耽误了。」


    娘哭了好长时间，一向不拿孩子当回事的爹也流了几滴眼泪。我至今认为，我那弟弟长得丑，脑子又笨，被小伙伴戏称为「猪八戒」，长大了也会成为大哥一样的傻子。每当我说起这个，娘总反驳：


    「谁说他傻？我看不傻，要是有他的话，也是一大家人了。」


    毕竟，弟弟是爹娘的老生儿子，他死时，爹娘已是近50岁的人了。


    灶王(图)


    腊月二十三称为过小年。这是1995年过小年我给娘拍的照片。


    腊月二十三称为过小年。这是1995年过小年我给娘拍的照片。


    每年腊月二十三，是辞灶的日子。爹就念叨读过的《日用杂字》上的一段话:「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早晨二十二，辞灶在眼前。糖瓜称几两，黄面烙几盘。点酒辞了灶，拾掇置办年。蒸糕用黄米，加枣味更甜。发面蒸馍馍，多多搋几拳……」


    擦鱼锅(图)


    20世纪80年代，时兴大美人挂历，娘把挂历拆开贴满了墙，「城里人也是这样！」爹说。（1988年）


    我家离海边几百里，吃鲜鱼的机会很少，记得10岁前只吃过一回，还是爹从10里外的源泉大集上买的。村里的合作社（小卖部）里只卖点小干巴鱼和咸鱼。


    干鱼和咸鱼也不能经常吃到。爹常算一笔帐，一斤鱼要四五毛钱，一斤白菜只一二分钱，一斤鱼钱可以买多少斤白菜！再说，家里流传一句古训:「家有粮食万担，不用萝蔔就饭。」是说就生萝蔔下饭吃，吃得格外多，会吃穷了家。爹在这一古训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一下：


    「家有粮万担，不用鱼就饭。」


    是啊！萝蔔就饭会吃那么多，鱼就饭就会吃得更多了。


    实在太馋了，尤其是邻居的院子里飘过来一阵煎咸鱼的香气时，我就嚷着叫娘买鱼。娘拗不过，就会破一下爹的「训条」，去合作社买上几条小干鱼或一条咸鱼，回来做菜吃。


    我家做鱼就是一种做法：放到锅里一点油，煎着吃。每次鱼还未煎熟，我便拿着煎饼，等在灶边，闻着鱼味的香气，咂咂小嘴，咽几口唾沫。鱼一上桌，我和姐姐便一人抢一块，再给爹拨一块，把鱼头给傻哥哥，一条鱼便没有了。锅里剩下一点鱼渣渣，娘用煎饼擦一下锅底吃几口就算吃鱼了。一块鱼是不解馋的。我和姐姐又抢着擦鱼锅，觉得擦鱼锅比吃鱼还香，娘又把鱼锅让给我们。我俩把鱼锅擦了一遍又一遍，擦得光光亮亮，直到一点油星星也没有了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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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顿饭吃得特别多，肚子鼓鼓的。


    后来，我建立了家庭，生活好了，也能经常吃鱼了。但不论吃咸鱼还是吃鲜鱼，我还是喜欢油煎的吃法。并且，鱼做好上桌了，不让爱人刷锅，还喜欢用馒头把鱼锅擦一下。我的儿子跟我学，也养成了这一习惯。


    我回家把这一习惯讲给爹娘听，爹说：


    「现如今吃粮不愁了，看来咱家里的那句古训也该废除了。」


    我说:「不光不愁吃粮了，也不愁吃鱼了，你发展的那一句训条也得废除。」


    爹憨憨地只是笑。


    大包子(图)


    娘包大包子，荤的素的包成不同形状，愿意吃哪一种，一看就分辨明白。（1996年）


    我从记事起，就爱吃娘包的大包子，皮软馅香，十分可口。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家来了位客人，好久没吃大包子了，娘便包了一次。这一次是黑面南瓜馅，但吃起来真够香的了。出于小孩心理，还想出去谝一谝。当我刚拿着一个包子走出大门，迎面跑来阚家的哑巴儿，他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包子就跑。我一边喊，一边追。眼看快追上了，哑巴直往包子上吐唾沫，我一看，噁心极了，便不再追了。哑巴吃着香喷喷的「猎物」，沖我嘿嘿直乐。回家后，我跟娘一说，娘嘆了口气:「他家也太困难了，吃不上一顿饱饭，怪可怜的，你给他吃了就算了，还追啥？」


    三年后，生活不是那么困难了，我家又蒸了大包子。比我大几岁的伦哥对我说，他极想吃一个尝尝。我跑回家去给他拿了一个，他三口两口就吞下去了，说还想吃一个。我又要回去拿，他告诉我:「再这样往外拿，大人就知道你是给别人吃的。最好是你一边走，一边吃，出来再给我。」我说:「那你不嫌脏吗？」他忙不迭地说:「不嫌，不嫌！」


    娘的「冰箱」(图)


    秋天，把成熟的葫芦摘下来，中间锯开成为两半，再放到锅里煮一煮，葫芦瓤是一道极好的菜，而葫芦瓢用作盛水的勺，又经济，又比买的铁勺好使。（1996年）


    爹曾给我讲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最爱吃的菜就是豆腐，说豆腐就是他的命。有人问他，那么要是有肉呢，你是吃肉还是吃豆腐？那人马上说，见了肉我就不要命了。


    这是以前在副食品极为匮乏时人们的选择，我就是一个见了肉就不要命的人。


    娘知道我从小爱吃肉。


    那时家里一年来吃不了几回肉。除了逢年过节吃一点外，平时有客人来才割一点肉。


    照我们那儿的吃饭风俗，客人吃饭是不能把盘子里的菜吃光的，尤其是不能光拣肉吃，那样做客就不儒雅，会给主人留下笑柄的。因此，我盼客人来，也盼客人走，客人一走，剩菜是属于我的，尤其是剩在菜里边的肉。


    等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的生活好了一点，除了来客人以外，也能十天半月割一次肉了。那时割肉都到邻村的集上割，我们村没有集市。家中割了肉，如果我不在，娘会把它炒好，放到一个花盆里留起来，如果不是太热天，三两天不坏。这样，每个周末回家，拉开抽屉，里边的盆里总有一些熟肉。肉是切碎后带汤煮的，汤都冷成了肉冻。放到嘴里，那个香劲就甭提了。


    再往后，上了师范，离家远了，一般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在学校每天都是可以吃到肉的，但家里割了肉，爹娘还是捨不得吃，还是给我留。时间长了我不回去，娘便过几天就把肉回回锅。回几次锅，肉就不新鲜了，回锅多了再放久了，肉还会变味的。于是娘想了一个办法，她把盛肉的盆放到一个篮子里，拴上根绳子，把篮子吊到外院的一口水池里，水池有几人深，如同水井一样，只是比水井肚子大。从前，我村打不出井来，村民只好在天井里修水池，等下雨蓄水，以此饮用和供其他用水。1974年，我村用上了自来水，这些水池也废掉了。水池里夏天特别凉，也就是零上几c吧，小时候天旱缺水。池水要见底了，打不上水来，爹还用绳子拴着我的腰，让我的两腿坐在一根小木棍上，下到水池底刮水呢。记得那时正是盛夏，我穿着一件长袖衣服，还冷得浑身打颤呢。


    大概娘想到这，才想出了把肉放到水池底下保鲜的方法。娘把盛肉的篮子放到离水面几尺的高度，把绳子结在池口上的一根长木棍上，木棍上再盖一块大石板，将池口盖住。这样等我回家来，娘便取出来，我就能吃到新鲜的熟肉了。


    爹称这口水池是娘的天然冰箱。什么是冰箱，是什么样子？我连见也没见过，爹是听收音机里说，像北京这样的大城里的大户人家才有这个贮存保鲜食品的物件的。


    一次我回家，娘见到我便去做饭，当她把肉盆从水池里取出来时，盆里躺着一只死老鼠，肉一点都没有了。我和娘断定，是老鼠顺着绳子爬下去，吃完了肉上不来，饿死在盆子里了。


    「我大意了，没想到这一点，我应该在盆子上蒙一块塑料布呀，把塑料布牢牢捆住，老鼠也够不着肉吃了。」娘说。


    于是再往后，娘每次都用塑料布把肉盆密封好，再放下去，末了，还要把水池口用石块堵得严严实实，这样两道「防线」老鼠就再也不会偷吃到肉了。


    一天傍晚，天下起瓢泼大雨，又是雷又是闪的把人震得心惊肉跳。娘突然站起身对爹说，她要去把吊在水池里的肉盆提上来，看天这个下法，院子里的水会漫过池口，水会从石缝里往水池里灌，肉会泡汤的。爹拦不住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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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去吧，草帽在门后边挂着。」


    娘戴上草帽出了屋门。


    突然，一道闪电，借着闪光，娘发现院子里站着一个人。娘喊了一声：


    「谁？」


    脚下一滑，娘摔倒在泥水里。腿一阵剧痛，便爬不起来了。


    那人一看，赶快来扶娘，娘一看，是邻居的张光棍，便对他说：


    「侄子，别管我，快把水池盖打开，把绳子提出来，下边有个篮子，里边有熟肉，别让雨水泡了。」


    张光棍一听，赶快把肉取出来，又把受伤的娘背进屋里。


    当我周末回家时，见娘一瘸一拐的，赶忙问怎么啦？娘说了那天的事情，好在腿没摔断，只扭了一下筋。


    娘拿出了那天抢救出来的肉，给我炒了满满一大碗菜。该吃饭了，娘说：


    「去把你光棍哥叫来一块吃吧，要不是那天他把肉提上来，肉早泡汤了。再说，又是雷又是雨的，你爹在屋里听不见，要不是他把我背到屋里，我还不知在雨里泡多长时间呢。没想到这个打了半辈子光棍的又懒又馋的汉子，还做了这么一件好事呢。」


    我赶快到光棍哥家去，光棍哥正要做饭，我把来意一说，他愣了半天，然后过来拽拽我的衣袖，神神秘秘地说：


    「兄弟，怪丢人的。实话告诉你，你们家那次丢的肉，是我偷吃了，那只死老鼠也是我放进去的。那天下雨，也是装着去你家玩实际上是去偷肉的。唉……」


    我回家把事情跟娘一说，娘没生气，也没感到意外，只是长长地嘆了一口气说：


    「唉，他也怪可怜的。不说别的，就说吃肉吧，一年365天，他也吃不上个一回半回的。」


    绞脸与剪发(图)


    娘认真地欣赏别人绞脸。（1998年）


    2002年春节，外甥女桂花在家办了一个美容美发厅，她首先让娘享受了一把。


    从我记事起，每天早上睁开眼，就看见娘坐在炕沿上梳头。她抖搂开绾着的纂儿，拿起油亮的梳子，往上吐几口唾沫，便一下一下梳起来。她梳好上半部，把头发甩到胸前，左手攥着发根，右手再梳理发梢。发梢不好梳，头发交叉在一起，一连几下都梳不开，到梳开的时候，梳子上也别满挣断的头发。该绾纂儿了，娘把头发捋在一起，用嘴咬着，拾起炕边的头绳，两手在脑后的发根上绕几个圈，打一个结，再把头发甩到脑后，一圈一圈地盘起一个团，戴上黑丝网，扎上几根别针。娘起身把镜子放回到窗台上，把梳子上的断发取下来，在右手指上转几个圈，挽成一个团，塞进院墙缝里，说是等攒多了，货郎来了，用它换针使。


    太阳出来了，娘开始做早饭了，同院住的大婶才开始梳头。她每早梳头都坐在院子里的矮凳上，镜子放到磨盘上。她先把梳子放进脸盆水里蘸一下，才慢慢悠悠地梳头，梳几下，再蘸一下水。她的孩子光着屁股从屋里跑出来，蹲在院子里拉屎撒尿。她一边大声呵斥着孩子，一边慢慢悠悠地站起身，披散着头发，找块玉米棒子皮，给孩子擦腚，再用铁杴把粪便铲起，端到猪圈里。回来，再坐下来慢慢悠悠地梳头。做饭的娘，梳头的大婶，不断地搭着腔说话。


    该洗头了，娘把灶膛里的小灰（草木灰）挖出来，放在一个大木盆里，灌满水泡上一宿，第二天用澄清的小灰水洗头。有时还用做豆腐压出来的清浆洗头。娘说，用小灰水和豆腐浆洗头，比用硷水还下灰，头发柔软滑润。那时娘洗衣服也是用小灰水和豆腐浆。记得娘用小灰水或豆腐浆洗完头，再用清水沖一遍，把梳子放进脸盆里涮涮，拿出来用大拇指的指甲将梳子齿从头到尾拨几下，梳子上的水便弹落，梳子发出琴一样的声响，娘再梳理头发。


    同院的大婶也是用小灰水和豆腐浆洗头。她还有一手绞脸的好手艺，娘就不会。谁家的闺女要出嫁了，哪家的媳妇要走亲戚了，都找大婶绞脸。这是一种古老的美容方式：在要绞脸的女人脸上抹上石灰，大婶咬着打绞的丝线，两手扯着线两端，在抹着石灰的脸上绞来绞去，一会儿，寒毛被拔光，眉毛也修得像柳叶一样又细又弯，脸上光滑、白净多了。娘说，她出嫁前也绞过脸，叫「开脸」；开过脸再绾纂儿，叫「上头」。开了脸，上了头的闺女就成大人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娘学会了卷头发，姐姐和邻居的几个女孩洗完头，都来找我娘，娘把她们前额的头发卷到高粱穗的秆上，用线缠紧，再用热毛巾捂一会儿，一两个钟头后解开线，取出高粱穗秆，捲发就做成了。上初中的二姐说，她们学校有个老师会烫发，能烫得满头是花。我曾跟着二姐到学校见过这个老师。他姓苏，大鼻子，蓝眼睛，黄黄的捲发。二姐说，他爸爸是苏联人，妈妈是中国人。二姐让苏老师给我理了一个小平头，洗头时用的是洋胰子，那味道直呛嗓子眼儿。那天有几个女老师要烫发，苏老师把两把大钳子放在炉火中烧热，在女老师的头发上夹来夹去，烧热的铁钳碰着湿头发，发出「嗞嗞」的响声，冒出一缕缕热气，一股烧焦的糊味。原来城里人就是这样烫发呀！我回家给娘一说，娘「嘘」了一口气，说:「城里是城里的，乡下是乡下的，俺是没学那技术，要是学会了，也敢那样烫。」


    几年后「文革」开始了，十几年中没有人绞脸、捲发、烫发。20世纪80年代末，美容美发大流行，城里的年轻人洗头都用什么「潘婷」、「飘柔」、「海飞丝」，烫发也不用火钳了，用电烫。农村也没用小灰水、豆腐浆洗头洗衣服的了，娘也都是用肥皂和洗衣粉。1991年，外甥女桂花到城里学习美容美发技术，回来粉刷了一间老房，开了个「桂花发屋」，每天都挤满了人。第二年秋，娘80大寿前，桂花动员娘把纂儿剪掉，理成短发，说这样精神，洗着方便、梳着方便。起初，娘捨不得那绾了60多年的纂儿，还是爹劝她「应该顺应潮流，紧跟形势」，娘才坐到了「桂花发屋」的转椅上。桂花剪掉了娘的纂儿，还用「飘柔」洗发液给娘「飘柔」了一下，做完后，娘直说清爽。二姐又给娘做了件翻领的素花短袖衫。祝寿的那天，我回家看见「旧貌变新颜」的娘，一下子惊呆了，脱口而出:「娘，您也像城里的老太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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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院住的比娘小十几岁的大婶没有剪发，每天早晨，依旧坐在院子里梳头绾纂儿。偶尔也有人请她绞脸，不过来绞脸的都是些中老年妇女了。


    抱窝(图)


    这些孩子都是娘帮邻居带大的。学校开展「五讲四美」活动，这些孩子都来帮娘扫 地做好事。（1983年）


    「『好狗不挡路』，光知道吃，吃，就不知道让让路。」娘嗔怪爹。（1994年）


    当下蛋的老母鸡下完蛋后仍不离鸡窝，赶也赶不出来的时候，娘告诉我：它要抱窝了。


    我不知抱窝是啥意思，娘说:「抱窝就是抱小鸡。鸡蛋在老母鸡的身子底下孵21天，小鸡便出壳了。」


    不是说，老母鸡想抱窝就让它抱，这得看家里需要不需要抱小鸡，大多数时候，是不需要它抱，更需要它下蛋。娘说:「要抱窝的老母鸡想抱窝的时候，它就吃食减少了，几天后便不再下蛋了。它要抱窝，体温也开始升高，不信你摸摸。」我把小手往鸡的翅膀底下一摸，哟，还真是滚烫滚烫的，像感冒的人发烧似的。「把它从鸡窝里拖出来，抱到南沟水湾里洗一下，它就不再抱窝了。」娘说。


    抱窝一般在春末夏初，水湾里的水还乍凉乍凉。那时我六七岁，和邻居翠姐轮换着，把老母鸡抱到水湾旁。翠姐两手使劲地按住老母鸡往水里沉。浑身滚烫的老母鸡一接触到凉水，扑扑稜稜要挣脱开，弄得翠姐满脸满身都是水。我赶紧过去帮忙，两个人才能将它制伏。当把老母鸡的羽毛全部浸透时，我们两双小手也被冷水泡得通红。我们赶紧把鸡从水里拖出来，扔到水湾边的草地上，顺势从衣服上擦擦手，再把手放到腋下暖和暖和。暖和过来的小手直发痒。再看着那只老母鸡，滴着水的羽毛紧贴在身上，像瘦了一大圈，冻得哆哆嗦嗦站立不住，直在草地上打圈圈。我们把它抱起来时，它也无力挣脱。我拨开它的羽毛一看，原来像米粒大的鸡皮疙瘩变得足有高粱粒儿大了。


    当在太阳底下晒上大半天，它的羽毛重新蓬松展开时，一般的老母鸡便不再抱窝了。有时也会碰上「屡教不改」的，那就再让它来上一次或两次「冷水浴」，它也就不敢抱窝了。


    抱窝鸡一般能孵鸡蛋二三十个，一个家庭一般不需要每年增添这么多鸡。需要抱鸡的时候，邻居们便合计一下，看看哪家的抱窝鸡个头大，性子软，有耐心，这样的就叫做会抱鸡的老母鸡。我娘还是很乐意为大家服务的，几乎每年都让我们家的鸡来抱小鸡。鸡蛋是大家你仨我俩凑的，为防止弄混了，每家在鸡蛋上画了个记号。做记号的颜料或是红、蓝墨水，或是锅灰。也不是家家的鸡蛋都能孵出小鸡，不养公鸡只养母鸡的家里的鸡下的蛋，就孵不出小鸡。当时我不懂，大人也不让我问，娘只是告诉我，和公鸡在一起的母鸡下的蛋，打开以后，蛋黄两侧分别有一个像绿豆粒大的「小耳朵」，颜色比蛋清白一点。没有和公鸡在一起的母鸡下的蛋，蛋黄边上只有一个「小耳朵」，这样的鸡蛋就孵不出小鸡。在中午做菜时，我拿了两个不同的鸡蛋打在碗里比较，还真是这样。我说呢，不养公鸡的家庭的女人们都拿着鸡蛋到有公鸡的家里换鸡蛋呢。


    在准备鸡蛋的同时，娘开始张罗抱窝鸡的窝，一般是找一个圆圆的筐或者是一个大盆，放在屋子的一角，里边铺上厚厚的麦穰，并把麦穰做成一个凹下去的上大下小的窝。再找一块凉蓆头铺在麦穰上边，最后把鸡蛋摆在凉蓆上。我问为什么要铺凉蓆，娘说，凉蓆面光滑，老母鸡抱窝的过程中要时常用尖嘴巴翻动身下的鸡蛋，使鸡蛋的受热保持匀和。在凉蓆上翻动鸡蛋自然比在麦穰上翻动容易得多。


    「把老母鸡抱过来吧！」娘支使我。


    我赶紧把抱窝的老母鸡递到娘的手里，娘顺手就把它放到鸡蛋上。


    「它不会把鸡蛋压破吗？」我问。


    「傻孩子，会抱窝的老母鸡咋能压破鸡蛋呢？你看当娘的搂着孩子睡觉，哪有压伤孩子的？」


    说话当儿，只见老母鸡稳稳地趴在鸡蛋上面，张开两个大翅膀，把鸡蛋全部盖在了身子下。娘再找来一个大竹筛，罩在鸡窝上。这样又进光又透气。


    「都出去，都出去。」娘一边赶我们小孩子出门，一边说:「抱窝的鸡怕受惊，以后再不能在这里大声嚷嚷，更不能掀开竹筛看。」


    娘不说这话不要紧，说了这话，我更觉得神秘了。总想偷着掀开竹筛看看。但每次都会被娘或者姐姐看见，她们吼一声：


    「咋没记性！」


    于是我赶忙把手缩回来。


    晚上躺在炕上，只听抱鸡窝里哗啦啦直响。娘说：


    「你听，老母鸡开始翻动鸡蛋了。」


    我静静地听着，像听一首动听的歌，一会儿，响声没了。娘催我快睡，我一点睡意也没有，瞪着个眼睛，愣愣地想着小鸡在鸡蛋里生长的过程。好慢哟，娘说得三七二十一天，正好三个星期呢。


    爹娘响起了鼾声，他们都睡了。此刻老母鸡是不是也要睡觉呢？睡了觉的老母鸡会不会收起翅膀歇一会儿呢？我得看个究竟。


    我轻轻地掀开被子，摸着黑跨过挡在我身边的娘的身体熘下炕。光脚踩在地上，也出不了声响。摸到抱鸡窝后，轻轻掀开竹筛，伸进一只手一摸，老母鸡仍然张着翅膀，遮护着身下的鸡蛋呢。面对我的骚扰，老母鸡也像通人性似的，只小声「咕咕」了一两声。我再摸一下老母鸡身下的鸡蛋，每个都热乎乎的。怕娘听见，我赶紧把竹筛盖好，又摸黑走到门口，用脚探试到尿盆，「哗哗哗」撒泡尿，而且故意撒得特别响。撒完后，不再轻手轻脚了，使劲迈过娘的身体，躺到了被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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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饭后，娘说该餵老母鸡了。我说老母鸡离开鸡窝，鸡蛋凉了咋办？娘说:「正孵着的鸡蛋，受了凉就会闪了里边的正在生成的小鸡。」说着，从炕头拿过一个早已准备好的专门为抱窝鸡缝制的尺把见方的小棉被，放在火炉上烤一烤，把老母鸡从窝里抱出来后，马上把热乎乎的小棉被盖到鸡蛋上。抱窝的老母鸡的饭食要比其它鸡优待一些，把平日剩粥和谷糠搅拌的鸡食，改为玉米或谷子。抱窝鸡也像抢时间一样，出窝后先呼扇两下翅膀，如同人们收工后摇晃一下劳累的胳膊一样，接着拉出一大摊鸡粪，拉完后，便直奔为它准备的鸡食盆，嘴巴「哒哒哒哒」敲击着鸡食盆里的食物，不一会儿，鸡食盆里的食物所剩无几，鸡脖子下方的鸡嗉子也像放进了一个小馒头一样，鼓鼓胀胀了。吃饱了，老母鸡再走到水盆边喝几口水，便快步走到鸡窝边。娘赶紧一手取下盖鸡蛋的小棉被，一手揪着鸡翅膀把老母鸡放回到鸡蛋上。老母鸡又乖乖地张开了翅膀……就这样，每天就餵它一顿，吃喝拉撒总共也就用三两分钟时间。


    一天晚上，娘对爹说，里院的四奶奶家的大黑母鸡很长时间不见了，是不是也在抱窝。姐姐马上说，她曾看见四奶奶的儿子曾去村养鸡场换过寿光县大洋鸡蛋，说不定就是为孵小鸡准备的。第二天，我借去四奶奶屋里玩耍之际，偷偷地「侦察」了一番，看到里屋的方桌下放着一只瓦缸，上面扣着一只竹筛。趁没人我掀开一看，里边果然趴着那只大黑母鸡。我把看到的情况跟娘说了，娘只是笑了笑。又过了两三天，那只大黑母鸡已经领着一大群小鸡「嘓嘓嘓嘓」地在院子里觅食了。这个时候，四奶奶才对娘说，她一共放进了28个鸡蛋，全部孵出了小鸡。而且洋鸡蛋个大，一出壳的小鸡个头也大。娘听了，依旧笑了笑没说话。倒是四奶奶的大儿媳妇冲着四奶奶嚷了一句:「你早该说要抱小鸡，也给俺带上几个鸡蛋。」四奶奶狠狠地瞪了儿媳一眼，没说话，走进屋去了。


    日思夜盼的21天终于快到头了，我还没听见有小鸡的动静。第20天的那天夜里，突然听到一声小鸡的叫声，我和娘披衣下炕，端着油灯走近鸡窝。娘掀开竹筛，从鸡翅膀下，摸出一只小鸡，小鸡刚出壳，身上还湿漉漉的，也站不稳当，娘赶紧又把它放回到老母鸡的翅膀下边，又伸手摸出已分成两半的蛋壳。娘说，看看蛋壳上有什么标记，属于谁家的鸡蛋孵出来的小鸡，就在小鸡屁股的绒毛上涂上与蛋壳标记相同的记号，千万不能给人家混了。再有，出了鸡的蛋壳也必须及时拿出来，不然，蛋壳若套在了其它的鸡蛋上，小鸡的嘴巴便嗑不开蛋壳，会憋死的。


    就这样，娘一直守到天亮，白天除了干活做饭以外，还时不时地来收拾出壳的小鸡和蛋壳。到傍晚，已出了20多只小鸡了。小鸡的毛慢慢蓬松了，毛茸茸的煞是可爱。我找来一只小碗，按娘的吩咐用温水泡上小米餵它们。


    到了掌灯时分，全家人已吃完晚饭了，却还有几只鸡蛋没出小鸡。爹说：


    「怕是出不来小鸡了，21天不出鸡就叫『坏蛋』！」


    娘白了爹一眼:「别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人生孩子还有搁月的呢，鸡蛋孵22天才出小鸡的也有。」说着让姐姐端来一盆温水，告诉我们，把鸡蛋拿出来放到温水里，沉到水底的是没有生成小鸡的鸡蛋，浮到水面上的鸡蛋里面就已生成了小鸡。鸡蛋在水面上摆动的，说明小鸡是活的，不摆动的就说明小鸡已死在蛋壳里了。


    按娘的说法，我把剩余的5只鸡蛋放进温水里，有两只沉到了水底，三只漂在了水面上，但浮在水面的只有两只微微地摇。娘说，快把这两只放回到老母鸡翅膀底下。把剩余的三个打开一看，沉水底的鸡蛋果然没生成小鸡，肯定是只有一只小耳朵的鸡蛋了，不过孵化长了，蛋黄和蛋清已混在一起，稀稀拉拉成一锅粥了。把另一只打开，果真小鸡憋死在蛋壳里。小鸡已长全了，只是鸡屁股还紧贴在蛋壳上，娘说，这叫还没收黄，蛋黄是生成鸡屁股的，一般收黄前，小鸡就开始用小嘴啄蛋壳，等蛋壳破裂时，屁股也就长好了，也就算收黄了，小鸡便从蛋壳里滚了出来。这只小鸡也许就在今天才憋死的。


    第二天上午，小鸡出全了。娘查了一下，我们家的十几只鸡蛋全出小鸡了，没出小鸡的三只「坏蛋」全是邻居家的。


    「这咋好意思给人家呢？」娘嘟囔着，「干脆把咱家的小鸡里拿出三只来，在小鸡屁股上按没出鸡的蛋壳上的标记标好，送给人家算了。」


    我和姐姐都很贊成，我们知道要不这样，娘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下午，我挨门挨户通知邻居的大婶大娘来认领小鸡。娘对她们说：


    「愿意拿回去的就拿走，不愿意拿回去的就放在这里让老母鸡带上一段时间，等小鸡长了翅膀，再领回去也行。」


    4、俺爹和俺娘


    娘和爹，爹和娘(图)


    男在前，女在后，爹在任何时候都是唱「主角」。（1995年）


    娘6岁缠脚，趾甲长成了蜗牛的样子，爹常为她修剪。（1994年）


    爹娘在一起生活了整整72年。


    72年，就人的一生而言，是一段漫长的时光。


    「娘过门前，你见过她吗？」我曾问爹。


    「没有，虽说是一个村东，一个村西，却没有见面的机会。那时还小，十五六岁，懂啥？」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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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人给你说婆家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又问娘。


    「知道一点点，俺也不问。同意不同意是爹娘说了算，他们又不跟俺商量。」娘说。


    虚岁17的爹和虚岁19的娘，便在吹吹打打声中成亲了。


    成亲那天，娘身穿福义褂、福义袄和福义裙，头蒙红布，脚穿三寸绣花鞋，坐着花轿来到我家。迎亲拜堂的爹，身穿大褂，头戴洋草帽，脚蹬黑布靴。爹回忆说，这顶洋草帽还是从20里以外的他舅家借来的。当拜完天地，进入洞房，给娘掀开蒙头红布的时候，爹才知道娘长得啥样。


    「个子挺矮，长得不算丑，也不算俊。」这就是娘给爹留下的第一印象。


    娘当时低着头，眼睛直往脚下看，新郎到底啥模样，她连瞅都没瞅一眼。


    一连几天，新郎新娘不说一句话。爹一大早就外出干木匠活，中午、晚上回来，娘已做好了饭。爹和爷爷奶奶在桌上吃，娘走到锅台边上吃，还是不说话。两年后，两人才开始说话，第三年上有了我大哥，家里才有了点欢乐气氛。


    「你咋能憋那么长时间不跟爹说话呢？」我问娘。


    娘说:「他动不动就吵人，不想答理他。」


    爹11个兄妹，就剩了他一个，爷爷奶奶宠着他。他脾气倔，爱吵人，有一次，爹还打了娘两巴掌。娘烦透了，竟喝下一灯煤油。幸亏家里人发现早，给她往嘴里灌绿豆水和白炭土（一种白色的土，传说这种土和绿豆水能解毒），娘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出来，才保全了性命。


    我问爹娘，你们想到过离婚吗？


    爹说:「没有，咱家不兴这个。结了婚就像钉子砸到木头里，离啥婚。」


    娘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不都是这样。唉，俺这一辈子也受够他的气了。」


    以后日子长了，他们总算「磨合」好了。「一个巴掌拍不响」，爹烦了，吵几句，娘装作没听见就过去了，不计较言语高低。


    过日子嘛，天天一个锅里摸勺子，也还会出现一些矛盾。


    有一年快过春节了，舅舅到我家，说我姥姥的祭日快到了。娘对爹说，把橱子里那包饼干让他舅捎回去，给他姥姥上坟吧，他姥姥一辈子没见过饼干。爹没说什么，就算答应了。过了几天，爹突然跟娘吵了起来：


    「今天啥日子，你忘了？」


    娘一想，坏了，今天不是我奶奶的祭日吗！趁天还没黑，赶快打发外甥女桂花去上坟。爹觉得不出气，又跟着吵了一句：


    「光想着你娘，忘了俺娘了！」


    娘闷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天便病倒了。


    我和姐姐赶回家，商量着怎么说说爹，让他改改爱吵人的脾气，没想到进屋一看，爹守在娘的床前又餵药、又餵饭，还不时拉过娘的手抚摸着。


    「爹，你不是常说『事多伤心，话多伤人』吗？以后你不要……」


    我还没说完，爹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便打断我的话：


    「今年咱那庄稼长得不孬，能过个好年了。」又东扯西扯说开了别的。说完后，又要抢着去烧火做饭。这对从来不下灶的爹来说，可真难为他了，我和姐姐又赶紧抢着去做。


    娘也猜出我和姐姐要劝说爹的心思，便对我们说:「别怪你爹，谁还没有个脾气，他平时说话就扩着个嗓门喊，就像打架似的，可他心不坏。俺还怕他不吵呢，听他嗓门一小，就是身体有毛病了。」


    听了娘的话，我和姐姐偷偷笑了。


    爹娘吵嘴闹意见，从不当着儿女的面，他们在我心目中始终是和和睦睦的。记得幼年和爹娘在一盘炕上睡，躺下后，他们就开始说话，絮絮叨叨地说些家里家外发生的事。我总是在他们的说话声中入睡。早上醒来，还是絮絮叨叨的说话声，好像整夜没睡一样。不同的是早上说的都是夜里做了个啥梦了，今天该干啥活了之类的话。这时爹说话总是慢言细语的。


    娘病重，爹日夜守在娘的身边。（1999年）「少年夫妻老来伴。」年纪大了，爹娘变得形影不离。我和二姐在外工作，把爹娘一块接出来住几天还行，要是只接出一个来，在外的一个就挂念家里的一个。邻居大婶跟爹娘开玩笑说：「你老两口属刺猬的，身上都有刺，却谁也扎不着谁。」


    爹听了，笑着说:「这叫『秤桿子不离秤砣，老汉不离老婆』，你懂吗？」


    这就是我的爹和娘。


    大院子与大箢子(图)


    这是爹娘共同住了60多年的小院。（1980年）


    1998年拆了几间老房，我家的小院才扩展成现在这样子。


    太爷爷是我家的第一代木匠，除家有两间西屋之外，村外还有做木匠活的五间草棚，这就是一家的全部房产。


    太爷爷有五个儿子，都是相继在这西屋里结的婚，并且都得到祖上的一份房产，即做木匠活的草棚一间。


    我爷爷是老大，也是唯一的继承父亲木匠手艺的儿子。他结婚后，把分到的草棚翻新成了住房，又在院里盖了两间南屋，在里边做木匠活。南屋和北屋之间，西边盖了一间驴棚，东边盖了一间厨房。四面夹击，院子就成了长宽不过丈余的小窄道。院子里再置一盘磨煎饼糊的石磨，两人推磨，刚能转开圈子。要有人进出院子，必须先停下推磨，才能打开大门。


    我爹是爷爷的大儿子，太爷爷的长孙。虚岁15，有人便开始为他找媳妇了，打听到东村乔家的大女儿比爹大两岁。「女大二，好福气；女大三，抱金砖。」奶奶托人去说媒，媳妇说成了，她就是我娘。但听娘说，成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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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听媒婆介绍了我爹和家庭情况之后，还多长了一个心眼，她还要找一个人再打听打听男家的情况。找谁呢？找「挎大箢子的」（「箢子」是山东一带柳编盛粮的器具，当时卖针头线脑的老太婆把所卖的东西放到一个很大的箢子里，走门串户地去卖，「挎大箢子的」也就成为这些人的代称）最合适了。姥娘找的这位挎大箢子的，对我家很熟悉，她顺口说了一句:「他家啥都好，就是院子窄，我挎大箢子都转不过身来。」这下姥姥不同意了。因为姥姥的娘家是小院子，嫁到我姥爷家，院子更小，她总说要给女儿找个有方方正正、亮亮堂堂的大院子的人。没想到，女儿找的这家还是小院子，于是就准备跟媒婆回绝此事。最后，还是姥爷做了主，他说，男方老实，本分，又有木匠手艺，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人家。院子小怕啥，以后日子过好了，还愁没个大院子！听姥爷这么一说，姥姥也就不言语了。


    娘在小院子里住了近70年。1998年，在翻盖新房时，拆掉了几间旧房，我家才有了一个方方正正、亮亮堂堂的大院子，娘欢喜得不得了。我问娘，要有几个「挎大箢子的」来咱这大院子里也能盛得下吧？娘说:「开辆汽车来也盛得下。」


    上泰山(图)


    爷爷一辈子没上过泰山，爹抱着爷爷的画像爬上泰山极顶。（1998年）


    上泰山，向泰山奶奶（碧霞元君）还愿，向泰山奶奶求子、求福、求寿是家乡一带的人尤其是女人们一生的夙愿。不少女人一生七上泰山，十上泰山。早先不通火车汽车时，从我村到泰山180里，小脚女人来回走七天，其中上山下山60里一天打来回。去过的人都说:「不累，有奶奶保佑。」


    上泰山，是爹娘做了一辈子的梦，直到1998年才梦想成真。


    爹出门都要看个好日子，经他提议，爬泰山的时间定在阴历五月二十一日。


    离启程还有两三天，娘和同行的三姨已在做上山还愿的准备：买香，买黄表纸。三姨用金纸叠了66只元宝，还跟娘商量，提前三天吃素不吃荤。娘说：


    「我不管这些，心诚就行了，忌这几天口有啥用。」


    爹啥也没准备，只在离家的时候，将用布包着的一个方框子给了同行的外甥女桂花。


    到了泰安，住进了招待所。


    住带有卫生间的标准间，爹娘还是第一次。看到干干净净的白色被罩、床单，爹娘不忍心往上坐。他们走到房外把身上的衣服扑打了个干净，才进房坐到床上。


    中午在餐厅吃饭，三姨坚持不吃荤，只吃了几口馒头和几个豆腐丸子。娘却不顾忌，说既然出来了，桌上的菜都要尝尝。吃完饭，娘忙不迭地拾掇碗筷。表姐对她说：


    「这里有服务员整理，你还认为是在家里？」


    下午，娘在服务台买来了香皂和两块手绢，说是爹让她去买的，香皂用来洗脸，手绢放在枕头上当枕巾，怕弄脏了枕套。我告诉她卫生间里配备的牙膏、牙刷、小肥皂，都是让我们用的，枕巾套一天一换，不需要再往上垫手绢。娘笑笑说：


    「俺还以为那些牙刷肥皂都是摆设呢，一直不敢拆开用。」


    第二天坐车到中天门，再转乘索道到南天门。下索道后桂花告诉我，乘索道时她怕得要死，在心里念叨求泰山奶奶保佑。我问娘害怕吗？她说：


    「俺不怕，在这么高的天上看风景，多好！坐飞机也是这个样吧？」


    爹娘携手走过天街，进了碧霞祠，在泰山奶奶的坐像前，娘长跪不起，「老奶奶，老奶奶」地念个不停，一声接一声地祷告。她念念叨叨，从上辈说到下辈，从亲戚说到朋友，还有一套一套我听不懂意思的话。在嚮往已久的泰山上，娘像是要把80多年的心里话全讲出来，把千头万绪的挂心事、愁心事，求奶奶排除干净，从这里带走她所想得到的泰山奶奶能给予她和子孙们所有的赐福！祷告完毕，她重重地磕了六个响头。站在一旁的爹也吃力地弯下两条病腿，同娘一起磕头。


    离极顶还有好长的一段路，是上还是不上，儿女们徵求爹娘的意见。爹说:「不上极顶，哪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呢？上！」于是，众人搀扶着爹娘往上攀登，但两位老人不愿别人搀扶，坚持扶着栏杆爬上去。娘迈动两只小脚，像跑一样，引来路边游客不断喝彩。当他们知道娘86岁，爹84岁时，都竖起了大拇指。几个累得走不动的大学生看到爹娘往上爬的劲头，也鼓起了劲，同爹娘一起到了极顶。


    站在泰山极顶，爹娘眺望远方，久久不说一句话。爹从包里拿出了临行前给外甥女的那个包着的方框子，我一看，是爷爷的画像。爹把爷爷的画像抱在怀中，让我给他在「五岳独尊」的石刻前留影。爹对着爷爷的画像说：


    「爹，你一生没来过泰山，今天，俺把你请上来了，你看看这山上的风景吧！」


    说完，他拉起娘的手，把手搭在娘的肩膀上，让我给他们摄一张。每次照相，爹总是坚持男左女右的规矩。这一次，他却让娘坐在左边。爹说：


    「也该让你娘的地位提高提高了。慈禧不是也讲究凤在上，龙在下嘛。」


    我们都乐了。爹娘脖子上围着从山下买的写有「登览泰山，一生平安」字样的红福带，喜眉喜眼。


    拍完照，爹喜滋滋地问我和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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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今天是啥日子？是我和你娘结婚纪念日。67年前的今天，我和你娘拜堂成亲，67年后，我们俩又登上了泰山极顶。」


    我们听了十分惊喜，此时才明白爹为啥选中这个日子登山。我和姐姐埋怨爹：


    「你为啥不早说呢？让我们也好好准备准备，庆贺庆贺。」


    爹说:「还咋庆贺，登上俺心中最高的这座山，不就是最好的庆贺吗？你们陪俺来，也算尽到了孝心了。」


    寿坟 寿衣 打狗棍(图)


    爹把这口厚棺材让给娘占，娘逢人便说:「俺没白跟当木匠的过了一辈子。」（1996年）


    旧时50多岁的人，有点钱的，都为自己准备寿棺，人们往往对寿棺的厚薄看得很重，都希望死后能占口厚棺材。爷爷60岁时，爹就为他准备了四寸棺帮的柏木寿棺，在当时便是最厚的棺材了。我记得，爷爷去世时，三天大殡，八人抬棺。棺材所经之处，人们都投以羡慕眼光。


    爹娘对寿棺也看得很重。爷爷和爹经营了一辈子棺材铺，剩下了两口三寸棺帮的柏木棺材。爹对娘说:「再有人来买咱也不卖了。有句话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咱也沾沾开棺材铺的光，死了占这两口好棺材。两口棺材一样厚，咱俩也平等了。」不料，「文革」时，造反派把没藏好的一口棺材拉出去烧掉了，另一口因放在一间闲房的角落，没有被发现。这是棺材铺里的最后一口棺材了，爹连夜拆掉，用土坯将棺材板围了个严严实实。「文革」以后，乡村又时兴打寿棺。爹把拆掉的棺材重新做好，说自己百年之后占。


    几年后的一天，爹娘坐在炕头上拉哌儿（闲聊），不知为什么，爹想到了寿棺的事。他对娘说：


    「哎，我说。」这就是爹要给娘说话的开头语，「我寻思着咱家这口厚棺材，干脆你占得了。」


    「我占？」娘认为听错了，反问了爹一句。


    「是啊！你来占。你跟着我，吃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累，还受了我一辈子气，就应该占一口厚棺材。我再做一口薄的自己占。」


    娘一听，直摇头:「那不行。我占厚的，你占薄的，那多不匀和啊。」


    爹说:「怎么不匀和，匀和。」


    娘想了想说:「俺那棺材厚，抬着可沉啊！」


    爹笑了:「抬着沉？到时候还用着你抬！」


    几天后，爹的几个徒弟又给爹做了一口一寸棺帮的寿棺。娘摸摸爹让给她的那口厚棺材，又摸摸爹新打的这口薄棺材，只说了一句话:「俺没白跟当木匠的过了一辈子。」


    棺材都有了，爹娘又开始商量着打坟了。原先堆着几十座坟头的祖坟地，在「文革」破「四旧」中已被剷平，成为外姓人家耕种的农田。爹却能在里面准确地判断出原来每个坟头的准确位置，然后在自己应该占的位置上，打上他和娘的两间石头垒的寿坟。爹对石匠头说：


    「两个棺材不一样大，厚的大一点，薄的小一点。所以坟也要打的一间大一点，一间小一点。你们打好后，我再来看一下。」


    爹为了节省点石材，竟把自己的那间坟打得小了一点。


    坟打好了，再用土填平，这样，误不了人家继续在上边种地了。为了自己百年之后，后人能准确地找到寿坟的位置，爹特意在坟地的石堰上找到一块容易辨认的石头，从这块石头到自己寿坟的距离用步量一下，把数字告诉后代。


    爹考虑寿坟时，娘开始为爹、为自己缝制寿衣。她说，趁还能拿针线，自己做，穿着合体，也免得给后人添麻烦。按家乡风俗，寿衣必须五条衣领（即五件上衣），娘做了内衣、夹袄、小棉袄、大棉袄共四件。因还差一条衣领，娘便依照习惯，在大棉袄的衣领上再缝上一条，这样便凑足了五条衣领。爹说五条衣领寓意后代兴旺，五子登科。做完寿衣，娘又缝了鞋袜和帽子。当时，我和爱人还在城里的寿衣店给娘买了一条黑纱巾和一条花裙子，娘十分欢喜。在娘的寿衣中，有两样显眼的东西，一样是一副绑腿的绣花布带子，这是娘出嫁前姥姥给她买的，结婚时只扎过一回，娘要在临终时扎上它，再走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另外一样东西是两双尖脚小鞋，一双大一点，一双小一点，娘特意交代:「等我死后，把大一点的这双给我穿上，火化后，再把这双小的连同骨灰放到棺材里去。」（我们那儿时兴火化后，还要把骨灰撒到棺材里再土葬。）


    爹娘到了80多岁，整天把「死」放在嘴边上。


    一天，娘对我说:「生病也别治了，净花钱，还愁死？要死就死，要活就活一天。你看人家比我大的都死了。小起我的也死了。」


    爹爹在一旁说:「差一时不生，差一时不死！孔子说，自古皆有死，一个也没落下，该你死跑到哪也躲不了。」


    娘说:「咋就不想事了？一点也说不过来了，不知道怎么了。」


    爹说:「这是阎王捎来信了。耳聋，眼花，这不是捎来了两回信吗？早先一个人，梦里碰上阎王爷，阎王爷告诉他，你死前我会捎信给你的。以后这人死了，见了阎王爷，阎王爷问他，我的信收到了吗？那人说没有啊，阎王爷说:『你的耳朵聋了吗？』那人说:『是啊，聋了。』阎王爷说:『这就是第一封信；你的眼花了吗？』那人说:『花了。』阎王爷说:『这不就是第二封信吗？』耳聋眼花，就是阎王爷捎信来了，就该去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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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说:「快闭上眼吧。都90了，还壮实啊？」


    爹说:「『万事份一定，浮生空自忙。』早晚叫你『黄金入柜』（尸体装入棺材）。像咱这么大的年纪，后晌（晚上）脱下袜子鞋，不知早晨穿不穿。」


    那天，表姐来我家，给娘送来了一个新棉袄。


    表姐说:「大姑，我给你做了一个三表新的棉袄。


    娘撇了一下嘴说:「哎哟，这还不知道活几天。」


    表姐说:「活一天也得穿得好好的。」


    娘说:「我就寻思没一些穿头。」


    爹在一旁又插话了:「阎王爷叫你的时候，你说我还有好几个袄没穿呢。」


    说归说，死还没来，那就好好活吧。每年春天，娘总是把寿衣拿到院子里晒一晒。因为，家乡有个风俗，多晒寿衣会长寿的。有一次，我惊奇地在娘的寿衣里发现多了一条像放羊鞭一样的小木棍，木棍上裹着一个白字条。娘说：


    「这叫『打狗棍』，是邻居二奶奶送我的。她说我一辈子心善、行好，心肠太软，到那边要提防恶狗伤身。」


    说着，娘把裹在木棍子上的字条取下来，递给我。我一看，上面写着一首打油诗，诗是这样写的：


    这只鞭杆七寸长，两头都是金银镶。你把鞭杆拿在手，来来回回打恶狗。一打恶狗扬长去，二打恶狗回家乡，三打恶狗去西方。


    这首打油诗，不识字的娘能一字不少地背下来。她一边背，一边笑，笑得十分自在。


    死，是个可怕的字眼，一般人怕谈它，达官贵人更避讳它。然而，爹娘却不在意，从从容容地准备迎接它。爹娘是太平常的人了，也许正因为「太平常」，才活得这般从容。


    爹娘剪彩(图)


    在中国美术馆，爹娘用从老家带来的剪刀为儿子的影展剪彩。（1998年）


    娘在火车上打着吊瓶，进京为儿子的影展剪彩。（1998年）


    为爹娘拍了20多年照片，我想为爹娘办个影展，影展就定在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影展的日子就定在娘的86岁生日那天。


    那是在1998年的春节时定好的。


    这一年春节前，娘的肺气肿病犯得早，犯得比哪一次都重，幸亏我回家早，赶快把娘送往医院，记得那是过小年的前两天。上了年纪的人过年等于过关。对于已85岁高龄往90岁上数的娘来说，这个关越来越难过了。民间有一句俗话:「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坐。」意思是70岁以上的老人，最好不要留他在外过夜，过夜就可能出意外；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连留他坐都不敢留，坐一坐就可能有出事的危险。这几年，爹常挂在嘴边上一句话就是:「到了俺这把年纪，晚上脱下鞋和袜，不知早晨穿不穿。」


    这几句话，使我感到可怕。


    我日日夜夜守候在娘的身边。娘的命大，我的福大，娘竟在年三十齣院回家过年了。


    初一，我们家融合在一片喜庆的气氛里，娘给前来拜年的孩子们一个一个发着压岁钱，嘴里一边嘟囔：


    「我真没想到还能来家过这个年。」


    临了，剩了一份，娘给了我：


    「这个你拿着，也算娘给你压岁了。」


    我说:「娘，我多大年纪了，都快抱孙子啦！」


    娘说:「你年纪再大，有我和你爹，你还是孩子。」


    一句话，把我说得热乎乎的，眼睛酸酸的。有娘好啊，有娘好啊！我在默默念着。


    一会儿，我去文新大婶家拜年，大婶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唠叨：


    「侄儿啊，这回你又用钱把你娘买回来了！」


    我说:「大婶，钱，花了咱再挣，亲娘不就是一个吗？」


    我这句话，让大婶掉了半天泪。看见有人去拜年的，她就说：


    「人家焦波说了，钱花了再挣，亲娘只有一个呢。」说着，又抹眼泪了。


    这一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未眠。面对家里的情况，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决定今年办成三件事：一、开春后拆掉老房，盖一座新房，安上土暖气，让老人再不能受凉犯病；二、今年写出一本书，写本关于家里的书，书名就叫《俺爹俺娘》；三、年内在北京为爹娘办一个影展，让爹娘生前能看到儿子20年来为他们拍的照片挂到艺术殿堂里。展览的时间定在娘的生日这天，在美术馆为爹娘祝寿。


    想到这里，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让爹娘为影展剪彩，让爹娘在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里享受一下大人物才能享受到的规格和荣誉。


    盖房很顺利，桂花的丈夫方喜家兄弟十几个都是泥瓦匠，都来帮忙，从拆老房到盖起新房只用了半个月时间。


    麦穗发黄的时候，我把几年没休的假凑到一起，请了一个长假，回老家写我的书。虽几年不写东西了，但这次写的都是有关爹娘、有关亲情的小故事，用不着构思，想咋写就咋写，因此写得很顺利，基本上一天写一篇，有时还写两篇。写不下去了，就到地里割麦子。割麦子是累活，用劲虽不大，腰弯得久了，又酸又痛。休息时，躺在麦捆上，看着天上飘拂的白云，任蚂蚁在胳膊上爬来爬去，我似乎又回到了那幸福的童年，写作的激情又来了。爹娘知道我在写书，每天晚上都愿跟我聊，往往一聊就聊出一段故事。就这样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书便写成了。


    当我把书稿送给出版社以后，就该准备影展了。影展需要一大笔钱，正在我为经费犯愁的时候，8月份揭晓的首届中国国际民俗摄影比赛，我的《俺爹俺娘》组照摘得了人类贡献奖大奖，奖金66000元。影展的经费终于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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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了66000元奖金。我欣喜若狂，也想给爹娘一个惊喜，于是想了好长时间，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那是在老家的饭桌上，我说:「爹，我的照片获奖了！」


    爹说:「不孬，不孬。」却只字不问奖金的事儿。


    这位在京的打工妹拉着我爹的手直掉泪:「看见这些照片，俺想家了。」（1998年）


    我憋不住了，跟爹说:「你猜多少奖金？」


    爹说:「俺猜不着。」


    我眉飞色舞地说:「六万六啊！」


    爹听了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钱不钱的，咱要的是那名誉。」


    听了爹的话，我傻眼了，望着平平静静吃着煎饼的爹半晌说不出话来。爹辛苦了一辈子，80多岁还依然下地，不就是为了养家餬口吗？他一辈子也没想到会挣这么多钱，但当这些钱放到眼前时，他却看得那么淡，把荣誉看得那么重，相比之下，我这个「文化人」实在赶不上俺这跟斧头锄耙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爹呀。


    这件事，在我心里震撼了许久许久。


    11月初，我把影展的照片放大制作完毕后，回家同爹娘商量剪彩的事。


    「爹、娘，我要在北京为你们办摄影展览，把你们的照片展出来，你们看咋样？」我说。


    「那倒是好，在哪个地方展？」爹问。


    「在中国美术馆，那是最好的展览场地了。」我说。


    「我知道，那是北京50年代十大建筑中的一个。」爹兴奋地说。


    「到展览那天，你和我娘到北京去，给我剪彩。」


    「啥叫剪彩？」娘问。


    「就是两个人牵一根红绸子，你和爹把红绸子剪断。」我给娘解释说。


    娘一听，撇了撇嘴:「那不就瞎了吗？」（山东方言，浪费了的意思。）


    爹用手拨了一下娘的胳膊:「这你就不懂了，俺在电视上见领导人剪彩，知道咋剪法。」


    过了一会儿，爹又说，「那里剪刀我使不惯，去的时候别忘了带咱家的老剪刀。」


    娘说:「俺啥剪子也使得惯。」


    爹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使了一辈子剪子了。要论使大锯斧头，你还不能跟我比呢。」


    俩老人像孩子一样叽喳了半天。


    最后，爹告诉娘，「到时，咱俩得一块儿剪，你剪断了，我剪不断，人家要笑话咱。」


    「到时咱还能喊个一二三？」娘堵了爹一句。


    打这一天起，爹天天磨家里的老剪子，磨了一遍又一遍；娘对邻居们说：


    「过两天，俺就上北京去开会。」


    在老人的心中，能到北京「开会」的是啥身份的人，不是英雄模范就是干部，干部还得是大干部呢，村上乡里的干部能上北京开会的也不多。


    「这回儿子能让俺上北京『开会』了。」娘唠叨了好几天。


    离影展开幕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回家接爹娘进京剪彩，娘却在两天前又犯病了。听外甥女桂花说，娘说还有几天就去开会了，非要洗洗头不可，这一洗，可就感冒了，感冒了就引起了肺气肿，肺气肿就引起了心脏和脑部缺氧。当我见到娘的时候，她正在医院里打吊瓶，吸氧气，脸憋得像紫茄子一样。


    我问院长:「娘这种情况，一周后能去北京吗？」


    院长摇摇头:「绝对不可能的，大娘这次病犯得特别重。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千万不能去！」


    躺在床上的娘听到了院长的话，大声说:「不要紧，俺能行，俺能去北京开会。」


    爹把我拉到一边，说：


    「波，我知道这次影展是你这一生的大事，俺听人说了，能在北京十大建筑里办影展的，很不容易；又听说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为你主办，俺儿是摄影家了。我很光彩，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都想望子成龙。这一回，你娘要是去不了，我就是拖着这条病腿爬也要爬到北京，为你剪这个彩，剪完彩，我这一生就算完成任务了。」


    爹这一席话，说得我的眼泪直往下流。我给爹留了些钱，说给我娘治病要紧，我得赶快回京布展。并嘱咐爹：


    「你们都不要去了，只要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


    在回京的路上，我的心乱极了，老天啊，你咋就对我这么不公平呢，我想为爹娘尽这么点孝心，还爹娘一生一世待我的情，你咋就在关键时刻让我和老人都不能如愿呢！


    11月30日，是布展的最后一天，朋友们都来帮忙，大大小小的照片摆了满满一地。下午1点多钟，我正忙活着往墙上挂照片，手机响了，我一看显示的号码，是医院的朋友王福义打来的，我的喉头一紧：坏了，家里出事了，就赶紧接电话。电话那头，福义告诉我，娘说什么今天也要出院上北京去，医生没办法就依了她。医院派了个救护车，直接把他们送到淄博火车站，现在已上了青岛到北京的26次特快列车，在车上，他正给我娘打吊瓶呢。


    听了福义的话，望着眼前爹娘的照片，我像孩子一样「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娘啊，娘，我希望你能来给我剪彩，但却不希望你拼着老命来呀。」


    晚上8点，我去北京站接爹娘。爹娘都穿着军用大衣，娘的脸还有些虚肿。我疾步冲上车，把娘背了起来，背下火车，背出车站。娘这次来得太不容易了，在北京，我不能让娘再走一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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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把娘背进美术馆。娘这一天精神特别好，说病已完全好了，不让我背她进展厅。爹娘十分庄重地一人拿一张影展的请柬，在儿女们的搀扶下进了展厅。展厅里掌声雷动，数十台照相机的闪光灯对着爹娘频频闪光。在中宣部、文化部、中国老龄协会、《人民日报》等部门领导的簇拥下，爹娘走到了礼仪小姐拉起的红绸前。我注意到，爹先慢慢地把从老家带来的那把剪刀举起来，停了片刻，又扭过头去看娘，娘拿着礼仪小姐递给她的剪刀，不知如何下手，她身后的领导们一个劲地给她比划，教她从哪儿下剪刀。


    闪光灯又是一阵闪光，快门声响成一片。「咔嚓」一下，爹娘同时剪断了那根凝聚了儿子多少心血、泪水和孝心的红绸子。


    掌声又沸腾了，我的眼睛又潮湿了。几乎每一个在场的人，包括爹娘身后的领导们，眼里都含着泪花。


    剪完彩，爹娘看了一遍影展，回到了旅馆。


    见娘精精神神地只是偷着笑，爹说话了：


    「看把你乐的，剪了彩，就把你的病『剪』好了。」


    娘还是在乐，却不无遗憾地嘟囔了一句：


    「俺还以为来开一个多大的会呢，原来就那么一点小营生（山东方言，小东西的意思）啊……」


    娘不走，还要我给她照相呢(图)


    田里劳动的娘和照相的我。（1998年）


    爹娘从北京为我的影展剪彩回去后，精神很好，娘的身体也很快恢复了健康。在北京整日沉浸在影展成功的喜悦之中的我，听到这个消息，比影展的成功还高兴。谢天谢地，娘终于「闯」过来了，今年可以过一个欢欢乐乐的春节了。我盘算着，再过一年多，他们俩就跨过世纪了，跨过新世纪的门槛，他们结婚就满70周年了。我还能为爹娘拍好多好多的照片呢。


    我是腊月二十七往家走的。快到我村子的时候，大姐夫打电话给我，说娘又住院了。是三天前犯的病，从乡镇医院又转到了市第一医院，因为目前还没危险，怕我担心，所以没告诉我，让我直接到医院去。


    我一听，头马上炸了。娘啊娘，过年这个关，您咋就这么难过呢！


    赶到医院，娘正躺在床上打吊瓶吸氧，这一次她的病犯得特别重，脑子都有点不好使了，看见我顿了一下，才认出了我。我叫了声娘，娘那被病痛折磨得有些扭曲的脸马上舒展了。


    听医生讲，娘这次肺气肿影响到脑部缺氧，心衰，还得上了个带状疱疹，这个病是很痛苦的，小伙子都会痛得在床上打滚。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病痛又在折磨我娘了。她发疯地叫着，失去了理智，吊瓶的针头也被挣脱出来。我和姐、表姐、姐夫两个人按着她的胳膊，两个人按着她的双腿，还是按不住。痛苦中的娘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儿，被我们按住不能打滚，就在床上拧着身子，转着圈子。这样整整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娘终于平静了下来，她睁开眼睛，看见我在她身边，双手把我搂到怀里，说了一句:「你不要想我了！」说了这一句话，然后又迷糊起来，谁也不认识了。


    娘搂我的这一动作，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想到有过。农村人，表达感情的方式一般没有拥拥抱抱的，但是娘却採取了这种方式，说了一句最使儿子心痛的话。娘和儿子是连心的，她知道几天不见我就想她，她在最痛苦的时候，还想到解脱儿子的痛苦。娘，您这句话却让我更离不开您了。


    医生走了过来，他是这个科的主任，看到我的痛苦，劝我说：「焦老师，大娘这场病看来很难医治了，大脑缺氧，脑细胞死亡，心脏衰竭，都是很危险的徵兆。再说她又患上了带状疱疹，病痛得不能配合治疗，连打吊瓶都打不进了，我们也真没办法了。」


    我说:「按你的说法，就没有抢救的必要了？」


    他说:「倒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几个科室都会诊过，像这样大的年纪，这种病人，即便救过来，往好处说是痴呆，往坏处讲就是植物人。」


    我不假思索地说:「大夫，能把我娘救成个植物人也行，我回来，看见娘躺在那里，我起码还有娘呢。」


    大夫们摇了摇头，一个个出去了。


    两天后，就是除夕，我回家看了看爹，安慰了他几句，又遵照爹的意思，按家乡风俗给祖宗们上完坟，便和外甥女桂花赶回医院陪娘过年。我从街上买来两个红气球，挂在娘的床头两侧。桂花从家里拿来包好的饺子和一个电饭锅。除夕之夜，住院的除危重病人以外都回家过年了，我们住的六层只剩了娘一个病人，加上我和桂花，值班护士小范，总共就4个人。隔壁是一座居民楼，家家户户电视机里的春节文艺晚会的歌声掌声，满博山城的鞭炮声，不断传到这寂静的病房里。


    娘似乎稳定了一些，喝了几口水就躺下了。我点了一炷香，插在了窗台上一个空水瓶里，让桂花先出一下。我扑通一声跪下，转着圈磕了36个响头，嘴里喃喃自语:「泰山奶奶，八方神灵啊，求求你们让我娘再闯过来！娘离不开我，我离不开娘啊！」


    第二天，天气很好。当太阳晒到娘的病床上时，娘醒了过来。桂花煮好了饺子，我附在娘的耳朵边上说:「娘，今天过年了，起来吃个饺子吧。」娘听懂了我的话，说了声:「噢，过年了。」便要起身，我和桂花把娘扶起来，让她坐在床边的沙发上，桂花又给娘擦了脸梳了头。几天不开口的娘强硬着咽下去3个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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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佯说试试娘发不发烧，其实……（1999年）


    过了一会儿，娘抬起头来说:「今黑夜外面放了一宿枪。」


    我说:「娘，那不是放枪，那是放炮仗。」


    娘说:「是啊，还放炮仗。」


    这一天，爹来看娘，娘却愣愣地认不出他来。爹进门就掉泪，攥住了娘的手:「你咋就不认识我了呢？咱结婚68年来，这是第一回不在一起过年啊。」说着又抹眼泪。临走，爹深情地说了一句:「这次我回去就不来看你了，我在家里等着你。」


    娘没反应，也许她啥都没听明白。


    是我对八方神灵磕头求救得到了灵验，还是爹来看娘，给娘带来了生机。从年初二后，娘的神志清醒了许多，疱疹也不再那么强烈地折磨她，也能给她打上吊瓶了，还能吃一点东西了。


    初八，我接到宝鸡市老年摄影协会的邀请，他们举办一个闹元宵摄影比赛，参加的也多是老年人，请我去当评委。


    对这些老年人的邀请，我觉得不去对不住他们，去了又放心不下病中的娘。爹知道后对我说:「波，你应该去，你爹娘是你的老人，那里的老人需要你，也是你的老人，你娘这几天见好了，你就放心地去吧，办完后快回来就行。」


    于是初九我乘机赶到宝鸡。在宝鸡的几天里，我每天给家里打电话，家里都说娘挺平稳的。正月十四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娘吃力地迈进家门口，使劲地唤我的名字。我哭喊起来，同室的朋友吴坚毅将我唤醒，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家里可能出事了，便马上给家里打电话，这个梦还真准，家里人说娘不行了。其实我走后的当天，她就严重了，就再也不说话，不吃东西，再也打不进吊瓶了。是爹怕我不放心，让家里人一直瞒着我。电话中，家里人并告诉我爹的意思是让娘回家去。


    我说不行，等我回去后再出院。


    过了几分钟，我的手机又响了，是妻子打来的，她说:「爹说什么也要接娘回家，他说，『每次住院出院都是听儿子的，今天也得听我一回了。俗话说亲不过母子，近不过夫妻，俺俩已经68年夫妻了，把她接回来，我亲自伺候她几天，她走了，我心里也好受点。再说，人死，也要死在家里的床上』。」


    听完这些话，我无话可说了，既然这样，就按爹的意思办吧。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家里家外站满了人，都是我的亲戚和邻居，我快步跑进屋，见娘静静地躺在床上。我大声地叫了一声娘，娘竟然一欠身子，双手扶床坐了起来。她使劲睁开浮肿的眼睛看着我，艰难地说了句:「你回来了。」


    在场的人都很吃惊，说娘几天都不说话也起不来，也不认人了。看来心中就是在等着我呀。


    我从桌上端起一碗米汤，盛了一小勺，说：


    「娘，这是我从北京给你带来的米汤，你就喝一口吧。」


    娘竟然张开嘴，喝了一口。


    我又说:「再喝你孙子的一口吧。」


    她又喝了一口，便再也不张嘴了。


    「娘，我求求您，再喝一口吧。」我没别的招了。


    「你再求我，我也喝不下去了。」说完又迷迷糊糊躺下去了。


    第二天下午，我去医院请教医生，看娘的病还有无办法救治。刚到医院，便接到家里来电话，说让我赶快回家。电话中姐夫的声音有些不对劲，听旁边还有好多人忙忙活活的声音。我知道不好，打个的便往回赶。


    一进屋门，娘已穿上了寿衣，躺在了灵床上。


    最可怕的时候终于来到了。我呼天唤地哭着喊着。爹说:「你娘还没走，还有一口气，不能哭，只能喊。」


    我大声地喊着：


    「娘！娘！您别走！你回来吧！我还要给您照相呢。


    一想到照相，我马上意识到，我已给娘拍了20多年照片了，我要给她再拍一张遗照。


    我取出了照相机，爹明白我的意思，对外甥方喜说:「快，换上个大灯泡。」


    我跪在地上给娘拍了几张照片，又把相机递给儿子说:「你给我和你奶奶合张影。」


    这时候，娘光往外吐气，不往里喘气，嗓子眼开始捯痰。脸上的皱纹也开始展平了，医院的福义兄弟和村里的医生都说:「最多再有两个小时，老人便会走了。」


    然而，整整一夜，娘没有走。


    天大亮了，太阳从窗外照到了娘的灵床上，又照到了娘的脸上。


    我突然发现，娘的眼皮在动，她的手也在动。


    我大声喊道:「娘又活了，娘又回来了。」


    众人凑过来一看，娘真的睁开眼睛了。爹说:「快喊你娘！大声喊！不停地喊！她捨不得俺呀！从黄泉路上又回来了！」说着，爹又凑到娘的身边，俯下身子说:「我试试你娘发不发烧。」说着，把脸贴在了娘的额头上。爹说试试娘的体温，实际上是在亲吻娘的额头，我万万没有想到，当着儿女的面，爹竟用现代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对娘表达他的爱。


    听说娘活过来了，邻居们也感到我家，大伙儿赶快把娘抬回到里屋的床上。爹说:「把你娘的寿衣脱下来吧，让她歇歇。」


    我赶紧同爹商量再把娘送往医院抢救:「爹，你是懂文识字有见识的人，人为啥非得死在家里的床上呢？你看那些大人物，也不都是死在医院里吗？」


    爹点点头，同意了:「去吧，看来你娘的寿限还不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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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家人又把娘送到了医院。当春暖花开的时候，娘竟奇蹟般的站了起来，清明以后，娘出院了。虽说开始脑子还有些糊涂，但慢慢地好多事都记起来了，生活也能自理了。


    娘病重时，窗台上的一盆瓜叶菊也蔫了，过了几天，又活过来了。娘说:「这花活了，看来俺也死不了了。」


    娘出院的那天，我又给娘在院子里照了一张相。我对娘说：


    「娘，你还有好多好多寿限呢。再过一年多，你和爹结婚就70周年了，咱再去北京，去看看我那新家。到那一天，咱坐飞机去，在飞机上，我还要给你照好多好多的相呢。」


    过年(图)


    外甥用小车推着爹翻山走亲戚。爹说，他年轻时推的是木轮子车，推起来「吱扭，吱扭」，木轮声响出好远好远！（1997年）


    2001年春节到了，爹娘离开在城里租的房子回家过年。


    除夕之夜，山村大雪纷飞，礼花飞绽，鞭炮鸣响此起彼伏。


    吃完饺子，在堂屋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爹看了一会儿，就进屋休息了，他自从胯骨伤了以后，坐不了多长时间就得躺下。电视机的歌声笑声，掌声吸引娘看了一个节目又一个节目，我劝她早躺下休息她就是不肯离开电视机。


    突然，里屋传出了爹的训斥声：


    「你娘的，往我跟前靠靠，你听不见吗？」


    我进里屋一看，爹躺在床上，一只手拿着尿壶，正给哥接尿。


    哥自己不是不会撒尿，而是每次撒尿总不利索，不是没等解开裤子就撒，就是解开裤子，也往往撒到裤裆上。晚上，黑灯瞎火，爹怕他去院子里的厕所摔倒，就让他在屋里撒。爹每次都是让哥到他的床前，举着尿壶为哥接尿。


    「靠近点，靠我近点。你离我这么远干啥？」爹的火气更大了，声嗓也更大了。


    爹声嗓越大，哥越不敢往爹的床前靠。


    「没搁进去！你再往前靠靠！我操你娘的，我给你割下这根营生（东西）来。」


    哥更害怕了，「哗哗哗」尿全撒在了地上。


    「啪！」爹伸手就给了哥一巴掌:「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你想叫我怎么样啊，你？」


    也许娘也听见了爹的呵斥声，她走进里屋，一看地上，明白了什么事:「哎哟，都尿到地上去了。」


    「我让你进来，你不进来，你看，他都尿到地上去了。」爹又埋怨开娘了。


    「拿进地板擦来。」爹又冲着哥嚷了一句。


    桂花拿着地板擦进屋，她一边擦地，一边说:「大过年的，人家不心焦。」她是说给爹听的，但没直接冲着爹说，因为她知道，就爹的脾气，在这个火候上，她批评爹就等于火上浇油。


    娘没理会爹的脾气，像这种平常发生的太多了。她走到哥哥的床前，为哥哥铺好褥子，又整好被子，让哥躺下，又把哥的棉衣棉裤毛衣一件一件地平平展展地盖到哥的被子上。


    给哥盖完，娘又给爹盖，见爹的衣服都盖到脚下，便一件一件地给爹盖到上身的被子上。


    「别给我盖到上边，别给我盖到上边。」爹对着娘喊。


    娘没听懂爹的意思，仍在按自己的想法给爹盖。


    「哎哟，我那娘哎，你非让我起来不可？」爹一边说一边坐起来，从娘的手中拽过衣服又盖到自己的脚上:「我就是脚冷，怕凉啊！你咋就老往我身上盖呢？」


    「你这也太不讲理了，你这样，俺姥娘咋躺下呢？」桂花看不下去了，低声对爹嘟囔了一句。


    「是啊，俺娘和你通腿睡，你在这一头堆上这么多衣服，她咋躺下呢？」我看到这里，也忍不住了，也批评开了爹。


    爹似乎觉得理亏，又似乎觉得自己小题大做了一点，看看我，看看娘，看看哥，又看看桂花，不说话了。


    也许是风雪里来家受了凉，也许是受了爹的气，娘揉着肚子直喊难受。


    桂花看见娘的肚子有点胀，便拿来了吗丁啉，让娘吃下，哥听见娘说肚子疼，凑到娘跟前，把手伸到娘的肚子上给娘揉着。我一看哥这样关心娘，又想起了一件事，对着爹说了起来：


    「爹，不是我说你，昨天晚上为俺娘把你压脚的小被子给俺哥盖上了，你就吵俺娘，而且吵了一天吶，我算知道你吵了。」


    「吵啥，炒豆子！」爹笑了，打开了趣。他好像在为自己找台阶下。


    「还炒豆子，要是我的话，早气煞了，你就不会忍着点,总是吵吵？」


    「嘿嘿，都炒干了。」爹又笑着说。


    看到爹以这种方式缓和紧张的气氛，我还有啥说的，对料理不好生活的哥，爹的确也费了不少心，不说别的，单说每天晚上给哥接尿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了。爹是直肠子，有火就想发，发了就完事，他一辈子就这脾气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生就骨头长就肉了」,不好改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爹看我不说话了，一把把娘拉到跟前，伸手给娘揉起肚子来:「来，我给你揉揉就好了，我这手是『妙手回春』啊！」


    我笑了，对于俺这样的爹，真拿他没办法。


    「给我挠挠嵴樑吧！」娘对爹说，娘转过了身子，靠近爹，爹一下一下给娘挠开了，一边挠一边说:「挠痒痒，就是这个样，得使上点劲！」


    「再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娘似乎学着平日爹的口气对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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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怎么说，爹就怎么办，一场小小的家庭矛盾就这样化解了。


    外屋的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还正在演出，赵本山的小品《卖拐》把观众的情绪拉到了高潮。


    爹娘睡了，里屋的电棍拉死了，只留一盏不很光亮的壁灯。这盏灯整夜不熄，为的是给爹娘起夜时照明。


    我睡在爹娘对面的床铺上，迷迷糊糊,忽然，我听到娘的这一头有摆弄硬纸的声音，起身一看，娘躺在被窝里侧着身子数钱，这些钱都是我今天100，明天50给她的。钱大多是10元一张的，都是新票子，所以，娘数点起来，「咔吧咔吧」的声音特别响。一张一张，娘专注地数着。此时,表正指着1点半。我想看个究竟，娘到底有多少钱。不料娘突然一回头，看见我站在她的身边，赶忙回过头去，慌乱地把钱包到手绢里，拉了拉被角，盖了起来，一会儿，再抬眼看我一眼，咳嗽一声，闭上眼睛，假装睡了。


    一阵鞭炮声把我惊醒。桂花和丈夫方喜还有晶晶已起来，在院子放开了鞭炮。我看了墙上的表，早上5点。


    我赶忙起床，再起晚了，邻居的孩子们就会来拜年了。


    爹娘也都起床了，娘已梳完了头，在整理床铺呢。


    「坏了，坏了。」身后传来娘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娘拿着一沓钱，望着我:「坏了，那三张票子没了。」


    「咋没有了呢，你手上不是……」我指着她手上的钱说。


    「这些都是零的，那三张带人头的大票子没了，今天夜里我还……」


    娘只说了一半就不说了，也许她突然想起了夜里她数钱被我看见的尴尬一事。


    桂花听见娘说钱没了，进来说:「二舅，你看看她的兜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再看看是不是掉到她的裤筒里，不在裤筒里，就是在褥子底下，就这些地方，俺姥娘弄俩钱就爱数，数来数去，就忘了藏到哪个地方了。」桂花整日照料爹娘生活，经常见娘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我把娘的褥子掀开一看，底下压着三张票子。


    「娘，你看这是什么？」我说。


    娘凑过去一看，乐了:「这不是在这儿吗？三张，没错，我说没不了吧。」


    说完把三张100元的票子拿在手中，如释重负地笑着。


    「你这个死老婆子，记性不如忘性快，还这儿藏那儿掖，我早早晚晚得把你的钱『偷』了来。」


    娘知道爹跟她开玩笑，拍了拍爹的腿说:「我就是拿着钱馋馋你，看你怎么样？」


    俩老人又像孩子一样，叽喳开了。


    外边的鞭炮声更响了，爹望了一眼初露曙色的窗户吟道：


    「『一夜之间连双岁，五更以后分二年。』这个年五更不孬，平风静浪，今年是个好年景啊。」


    娘说:「年初一有点太阳多好！」


    爹顺口来了一句:「『艷阳天，春光好，北鸟飞还』啊。」


    娘听不懂爹的文词，走到爹床前收拾被子:「别转文了，快起来吧。天大明大明了。」


    爹顺口又「转」了一句:「大明江山一统,洪武家国难寻啊！」


    然后他用小时候上学吟诗诵词的声调，抑扬顿挫地「唱」了起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窗外，雪仍在下。


    白金婚(图)


    爹娘坐飞机到北京，登机前，爹让我给他和娘合个影，说回去拿给乡亲们看。（2001年）


    这对来自加拿大的夫妇，看到高龄的爹娘携手登上长城，羡慕不已。（1996年）


    1999年，娘从灵床上又活了过来，在当地传为奇谈；连当时为娘会诊的几位市里边的高级大夫也认为这是难以解释的奇蹟。更不可思议的是，娘还基本恢复了记忆。


    起初，娘连我姐也不认识，她也不知道我的外甥女桂花是我大姐的女儿。有几次，我试着问娘去过几次北京，她时而说去过一次，时而又说去了三次，都不对。终于有一天，她说去了两次。我问哪两次，她说：


    「一次是咱上天安门，还上了长城，另一次是你展览剪彩。」我一听她全说对了。


    我接着问:「娘，剪彩好不好？」


    「好啊！」娘说，「就是那些相片大的就着实大，小的就着实小。」


    我又问:「您还想着什么？」


    娘说:「你看那些照相的（指开幕式上採访的记者们），有跪着的，有爬着的，挤过来挤过去！怪笑人！」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看那个闺女（指一个观众），看了俺和你爹的照片，挤眼就是泪，挤眼就是泪。」


    这大概就是娘对进京剪彩的全部记忆，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娘病重的时候，我曾十分后悔，影展过后就没跟她交流一下她的感受。我想，永远不可能了。我永远不会知道娘当时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些什么。今天，终于和娘交流了，终于知道娘作为影展的嘉宾到北京开了这个「会」，到底是啥感受了。


    就在娘出院的那一天，我对娘说：


    「娘，等你身体好了，到你和爹结婚7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咱再坐飞机去北京，您还没坐过飞机呢。」


    娘说不出是苦笑，还是真笑，她的表情很复杂，一边摇头，一边说：


    「俺这个样子还能坐飞机？」


    打那以后，坐飞机这个事娘一直挂在心里。她常对大婶大娘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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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儿说，还让俺再上北京，还让俺坐坐飞机呢！」眉宇间露出的那种喜悦，那种企盼，就像两年前盼着去北京「开会」（为影展剪彩）一样。


    为了让爹娘能盼到这一天，1999年冬，我就在城里的医院旁租了个两居室的房子，雇了个男保姆，照顾爹娘还有我那个傻子大哥。这所房子里水电暖齐全，爹娘不会再受凉风刺激了。再加上医院的兄弟王福义——这位与我相识相交20多年的朋友，每天上班前都到老人房中看一看，如老人身体不适，马上治疗。可以说爹娘在这儿，同住干休所，疗养院一样。因此，老人顺利地度过了两个冬天。每年都在春暖花开时，才回到乡下。


    2001年夏天，我回去张罗庆贺爹娘结婚70周年纪念日活动，并请爹娘坐飞机到北京游览。


    70年婚姻称为白金婚。为庆贺爹娘白金婚并答谢父老乡亲，农历五月二十一日（7月11日）这一天，我在村里的土墙上举办了《俺爹俺娘·乡里乡亲》摄影展，展出了20多年来为爹娘和乡亲们拍的几百幅照片。山村像过节一样热闹，看影展的人像赶集一样拥挤。


    我家的老房墙上，贴上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大红喜字。这是村里的老师用了大半天时间刻成的。爹穿上姐姐们给他做的米黄色的中式对襟大褂，他说比结婚时穿得气派多了。姐姐们又把一个紫红色的大襟褂子要给娘穿，娘说啥也不穿，说比当年结婚时穿得还红，表姐说穿这个衣服坐飞机好看，娘才穿了起来，并穿上了双星集团专门为她做的那双红色的尖脚鞋。


    爹娘的这一打扮，光彩照人。在那个一米见方的大红喜字下，我为爹娘拍了最有纪念意义的合影，又拍了一张全家福。然后，在乡亲们的送行下出了山村，坐车直奔济南机场。


    在去机场的路上，娘问我：


    「飞机有多大呀，有咱家房子那么大吗？」


    我说:「飞机上能坐二三百人呢，咱家房子才坐几个人。」


    娘又问:「飞机那么大，咋能飞起来呢？」


    这我就不好回答了。爹在旁边插话了：


    「飞机大，能飞起来，是有机器嘛！」


    登上长城，娘东瞧瞧，西望望:「五年前，俺和你爹来这里的时候，不就是在这个天井（烽火台）里和那两个加拉大两口子照了一张相。」「还加拉大，是加拿大！你老婆子知道啥！」爹给娘又较起真儿来了。（2001年）


    娘说:「俺不信，光有机器就能飞起来，那鸟身上没机器光呼扇翅膀就飞起来了。」


    我笑了，全车人都笑了，爹怎么也回不上话来了。


    到了机场安检时，我背着不能行走的爹，娘自己拿着机票，身份证，泰然自若地从安检门走了过去。空姐用轮椅把爹娘推到飞机前，刚要上飞机，爹喊了我一声：


    「波，给俺和飞机照一张相，拿回家给乡亲们看看。」


    上了飞机，爹娘坐在椅子上前后左右地看，嘴里直嘟囔：


    「还真是大，真是大，比咱家那房子大好几个呢。」


    空姐要帮爹娘系安全带，倔强的爹娘说什么也不让别人帮忙，说自己能繫上。但当把两根安全带碰在一起时，他们怎么也插接不上。最后还是我「指点」了一下，爹娘才看明白了，「咔嚓」一声，安全带系好了。


    由于飞机晚点，起飞时已是黄昏，但在万米高空还能看到天边的红霞。机组人员知道机上有对白金婚老人，特意为爹娘准备了两份纪念品：两架东航最新飞机模型。接过飞机模型，爹一个劲地向空姐道谢，然后对娘说：


    「看！人家奖给咱两架大飞机，咱想啥时坐就啥时坐了。」


    娘说:「收起来，保存好，拿回去给晶晶（外甥女桂花的孩子）玩。」


    爹逗着娘说:「咱年纪大了，也成小玩童了。」


    说着，深情地拉起娘的手，娘也不挣脱，爹更高兴了，放开他那大嗓门，念了一句戏词：


    「手把手儿把话拉！」


    看着爹娘的举动，听着他们的话语，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爹娘不易呀，相扶相携，度过了生活上的一个又一个难关，走过了70年漫漫长路。此刻，在通往北京的万米高空上，他们一定感慨万千，不知有多少话要相互诉说。但他们只是紧紧地拉着手，爹只说了句「手把手儿把话拉」这一句戏词，便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半个小时后，飞机快要着陆了。在北京城灿烂灯火的上空，我向爹娘指点我家房子的大体位置，并说明天一早就去我的家里看看。


    娘突然问:「你住的楼有多么高呀？」


    我说:「24层呢，我住15层。」


    娘「呀」了一声:「那么高吗？」


    爹说话了:「楼再高，还比得上这飞机飞得高吗？」


    娘又问:「那么高怎么上啊？」


    我说:「不用愁，有电梯。」


    娘似乎明白了:「对了，可能像坐飞机一样，还没觉出动来，忽悠一下就飞上去了。」


    娘这一句话，我们都笑了，连空姐也笑了。


    当飞机平稳地降落在首都机场时，爹娘有些恋恋不捨：


    「咋这么快就到了呢？太快了，太快了！」


    我问爹:「爹，你觉得坐飞机咋样？」


    爹说:「就是怪舒服。也舒服，也清雅，也美丽啊。」


    我又问娘:「娘，你说坐飞机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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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认认真真地说:「坐飞机好啊，比坐汽车强！」


    「咋个强法呢？」我问。


    娘想了想说:「稳当。」


    大生日(图)


    娘80大寿，第一次坐上席（重要客人位置）。虽然乐，还有些不习惯。「你就是在锅台上吃饭的命。」爹给了娘一句。（1992年）


    2002年农历八月初十，是爹的88大寿，我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提前一天赶回家。


    爹的生日往往不如娘的生日隆重，都是历史的原因了。论时节，爹的生日是在中秋节前5天。姐姐姐夫们来送十五，大都在八月十四，如果八月初十来给爹过生日，八月十四再来送十五，在时间上实在抽不出来，所以一般不是给爹过了生日，十五就不来了，就是让爹的生日晚几天和中秋节一起过。这样，爹就难免有些不快；而娘的生日恰在秋后，坡里的活完了，场里的活完了，亲戚朋友固然来得多，隆重一些。爹就难免有些吃醋。这一次爹88岁生日了，我和姐姐商量一定给他过得隆重一点。


    天上淅淅沥沥地下着细雨，我家大门前开满了牵牛花，牵牛花的喇叭簇拥着大门口的老石碾，连电线桿的拉索上，牵牛花也牵着手从地上沿着拉索一直牵到了最上端，形成七八米长的喇叭花串。我想，牵牛花送来了这么多「喇叭」助兴，爹的生日能不热闹吗？


    院子里的丝瓜结了十几个，个个都有近1米长，吊在绳子上都快挨着地面了。雨丝敲打着丝瓜叶，叶茎上的雨水又顺着丝瓜淌落到地上。爹娘坐在堂屋里看窗外的雨景，我的进屋，他们全然不觉。我喊了几声爹娘，他们才把头转回来。


    「哎呀，俺儿回来了。大雨天路上咋走的。」娘坐在马扎上欠了欠身子。


    「快把东西放下，歇歇。」爹坐在轮椅上，指了指沙发对我说。


    娘要起身拿苍蝇拍打苍蝇，欠了欠身子没起来，爹顺手拽住娘的胳膊把她扶了起来:「你娘不壮实了，触触就倒，大夏天的都喘，还能再熬一个冬天？」


    娘拿起苍蝇拍子，打了一个苍蝇，又颤颤巍巍地坐了下去。爹指了指娘，又说:「甭说是她，我今年都够呛。真是拿钱买着活。波，今年是俺的殉头年……」


    「别瞎说了。」我连忙制止他别再说下去。


    「好与不好不在于说与不说，你等着看，我和你娘，还有你哥，俺仨用不了一年半载就全打发了。」爹一边搓着手，一边说。说完后舌头又习惯性地在两唇间打了几个转，歪头吐了口唾沫。这是爹近几年来形成的一个习惯动作，每说完一段话后，舌头总是迅速地在唇间打转，稀疏的鬍子也随着上下急促地抖几下。


    大哥捧着个杯子喝了几口水，想出门到院子里去，爹的轮椅又堵在门口，打不开门。他看看我，看看娘，又看看爹，不知咋出去。


    爹吼了一声:「干啥？」


    「尿尿！」哥的声嗓也挺大。


    「尿尿？」那你出去吧，爹的声音和善了许多。


    爹挪了挪轮椅，娘拉开门上的拉锁，哥打开门从院子里吊垂的十几根大丝瓜的空隙间穿过去厕所，他也不壮实了，走路东倒西歪，撞得丝瓜你碰我，我碰你，在瓜绳上晃悠着。


    「波，你听着，」爹又说话了，「俺那身份证在哪儿？去年坐飞机去北京不是用过吗？咋没找着？还能用一回吗？」


    我说:「可不，还用。」


    「就是火化时还用，别的没用了。」爹几分调侃，几分认真又几分嬉笑地说。


    「你想这个干啥呢？」我想打断他。


    「火化时，要是身份证丢了咋治？还得上博山区开上个信吗？」爹继续笑着说。


    「你管这个干啥呢？」我不愿听。


    「火化场不给烧咋治？你得回来……」爹憋不住，笑出声来。


    「你净想那个。」


    「别的没用处了。」


    「还再坐飞机呢。」


    「哎哟！」爹使劲把头转向一边，「坐飞鸡（机），还坐飞狗呢。」


    说完，爹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长时间没说话。


    窗外的雨停了，云稀了许多，天亮了许多。


    重外甥女晶晶放学回来了，跟我打了个招呼，便进里屋去了。


    「现今这学校都招不起生来了。早先你上学的时候，咱村学校每年招70来个学生，这每年只招十三四个。」爹说。


    要过年了，爹娘整理一下相框里儿孙们的照片，这也算是过个团圆年吧!(1998年 )


    「计划生育……」我说。


    「是啊，计划生育，再下去20年你看看，咱国家人口也就10亿了。以后的家庭是四二一呀。」


    「咋个四二一？」我问。


    「两个独生子女结婚，两头都有父母，不是『四』吗？他小两口子不是『二』吗？只要一个孩子不是『一』吗？这就叫四二一。」


    没想到爹整天不出门，还知道得这么多呢。


    第二天是爹的生日，亲戚朋友来了许多人，邻居大叔大婶们也来帮忙做饭。年糕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上面漂了一大层红枣，元宝似的饺子包了几大盖帘，就等着下锅了。


    跟我家一墙之隔的堂兄弟方俊家也在忙活着，杀猪宰鹅比我家还热闹，他的二女儿亮亮考上大学了，亲戚朋友都来吃喜酒。阵阵鞭炮声，传到我家里，爹娘都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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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谁家结婚？」娘问。


    「哪是结婚的？」我逗娘。


    「没结婚的又不年不节的咋放炮仗？」爹说。


    我正要告诉他，门开了，方俊的媳妇带着亮亮进来了，告诉爹娘亮亮就要去上大学了。


    娘一把搂住亮亮，激动地说:「上大学了！好歹俺那孙女不离（山东方言，不错的意思）了，俺家里又有了个女大学生了。」


    爹又从娘的怀里拉过亮亮，从兜里掏出50块钱，塞到亮亮手里:「这几块钱，你路上花。我知道俺孙女怪灵范，可是灵范人外面还有灵范的人。老是门门功课考第一，上哪去都考第一，这才是灵范人。咱这个村不好吧，就是出人才。你看焦方干的儿子考了全市第一名，上级奖了他两万块钱，他爱上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随便挑。」接着，爹问亮亮去哪儿上学。亮亮说:「去湖北襄樊。」爹马上说:「三国时，孙权就占那儿。」说着，又吟诵起常挂在他嘴边上的那首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古来帝王将相都讲究惟有读书高。」


    寿宴开始了。考虑到爹腿脚不便，就没让他来外间宾席上用餐。爹坐在轮椅上，一个人在里屋吃，不断有人进来给他敬酒。


    大姐夫不断地给爹上菜，二姐夫不断地给爹敬酒:「爹，不管怎么样，好好地活呀，到了这个年龄不简单也不容易。」说着给爹斟了一杯酒，递给爹。


    「88了，」爹点了点头，「说实在的，我没想到活到这么大年纪。咱村里活到88的就是最大的了，活到88的就只有3个。」


    大姐夫拉着我走到一边说:「今天咱办错了一件事，你看出来了没有，爹很想和客人在一块吃饭，因为他行动不方便，咱把他一个人安排在里屋吃，他有些不高兴了。其实人到了这把年纪不讲究口吃的，就图和大家说说话。」


    我一听，觉得是这个理儿:「今天没办法了，我看下次娘生日时，让爹和娘都坐主席上，弥补一下吧。也只有这样了。」


    爹大寿以后，二姐接娘到城里住了个把月，顺便看了看病，调养了一下身子。


    农历十月初七，娘的生日到了，这是娘的90大寿，我先到二姐家把娘接回了家。刚进家门，还未坐定，爹就问娘:「你还去二闺女家吗？」


    「不去了，哪儿也不去了，无论咋着也不去了。」娘边解围巾边说，「我死也死在家里。」


    「你说话不算话。」爹说。


    「咋不算话？」娘问。


    「你出尔反尔——出乎尔者，反乎尔者，这是孔子说的。杨六郎说韩昌:『你出尔反尔，你说过有我在就永远不犯边，我这没死，你咋就犯边了呢？』」爹从现实又扯到了古人。


    娘听不懂这些话，只是说:「出去又睡不着，成宿又不睡……」


    爹打断娘的话:「还是在家里好啊，是不？『谁不说咱家乡好？』不是有这么一个歌吗？餵得儿喂，餵得儿喂，谁不说咱家乡好啊……」爹竟高兴地唱了一句。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邻村赶集买菜。从集上回到家，表姐和二姐都来了，二姑也来了。她们找出去年爹娘白金婚时给娘做的那个带花的红褂子，要给娘穿上，娘嫌红，说啥也不穿。


    爹娘一起生活了几十年，隔着廊柱歇息，动作、神情都快一致了！（1996年）


    二姑说，「你没看那电视上，电影上的老人穿得比这还红呢。」


    娘这才同意穿。穿上了，又一个劲儿说瘦。


    「『歇凉褂子护身袄』，瘦了暖和。」爹说。


    我问:「爹，俺娘好看不？」


    「好看，又熘熘，又勾勾，实在好看，实在好看！」爹顺口就说。


    我们都笑了。爹说:「这是老戏《穆柯寨》上，焦贊见穆桂英长得那么漂亮，便说：『又熘熘，又勾勾，实在好看，实在好看。』」


    「那俺娘也好看喽？」我又问。


    「好看，比结婚时还好看。」爹美滋滋地说。


    「咋比结婚时好看呢？」我问。


    「结婚时她老哭丧个脸，不舒坦。」爹说。


    「是俺姥娘没相中你。」桂花趁机又说了一句。


    「没相中我跟了我这么多年了，72年了。」爹更得意了。


    寿宴前，先吃寿面，娘顺手把自己碗里的一个荷包蛋夹到爹的碗里。


    「这鸡蛋不吃，你想吃啥？」爹明明知道娘在表达一种情感，却故意这么说。


    麦粒儿长的几段面条掉在衣服上，爹用两个指头捡起来，放到嘴里吃了，一边吃一边背诗:「锄禾日当午，汗流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汗滴禾下土。」我给爹纠正。


    「是，汗滴禾下土。朱夫子治家格言中不是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勿渴而掘井。』这不是大实话吗？干渴了才打井，不就干死了。」


    娘的寿宴开始了，我们把爹和娘都安排到主座上，爹更高兴了。娘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后。爹说:「点了九根蜡烛，九九（久久）长寿。你死还早呢！」


    寿宴之后，我要再给爹娘照一张合影。爹和娘坐在院子里青翠欲滴的竹子前，面色红润，鹤发童颜。儿女们在老人面前不断地逗乐:「再近一点，再亲一点。」


    「从小夫妻到老亲。」爹左手拉着娘的左胳膊，右手搭在娘的肩上，使劲往自己身边拽了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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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从小夫妻了？」不知是谁问了一句。


    「是啊，俺又不是半路的。」说着，爹又用右手把娘的头往自己这边扳了扳，自己又使劲把头歪向娘的头。


    娘笑了，笑得那么甜。


    爹乐了，乐得那么美。


    「咔嚓，咔嚓。」我连续按动了几下快门。


    没想到，这竟是爹娘的最后一张合影。


    一个月后，爹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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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俺家


    爹娘打我(图)


    儿子跟爹的感情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距离感。尽管爹时不时地「巴结」儿子。（1998年）


    儿子还是跟娘亲。这是1972年我与娘的第一张合影。


    在我的记忆中，爹娘都打过我。


    按鲁中山区农民的习惯，爹娘通腿而眠。儿时，我有时跟爹一头睡，有时跟娘一头睡，他们夜里睡觉总搂着我。孩子的心是敏感的，我觉得在我们兄弟姊妹中，爹娘最喜欢我。


    一天夜里，我跟爹一头睡，正做着梦，突然像掉进了冰窖一样浑身冰凉，猛一醒来，才知尿炕了。爹娘也醒了，尽管娘为我求情，爹还是照我的屁股上打了两巴掌，我哭着钻进了娘的被窝。


    大概六七岁了吧，一天我从街上回家，刚进大门，看到娘正在猪圈里解手。按我们家乡的旧习俗，一般家庭没有单独的厕所，大小便都在猪圈里。人上厕所时，猪老在屁股后边拱，吞吃粪便。也不知为什么，我嘴里熘出这么一句话:「小心别让猪咬了去。」说完，还得意地笑着跑了。


    下午，爹和姐姐都上坡去了，我在院子里玩。娘笑着叫我的乳名:「来星，到屋来我给你点好吃的。」我信以为真，跑进屋里。娘一把扭住我屁股上的肉，厉声说道:「头午你说了句啥话？小小孩子不出息。说，以后还敢不敢！」我不说话，娘不松手。「娘，我再也不敢了！」娘松手了。


    这就是我记在心里爹娘打我的事：爹打了我两巴掌，娘扭了我一把。


    爹娘的傻瓜儿子(图)


    这是我患智障的大哥，也是让爹娘操了一辈子心的儿子。爹说:「吃不愁，穿不愁，就是这傻瓜儿子是愁肠。」（2001年）


    爹娘结婚后，两年闹别扭，不搭腔，第三年才有了一个儿子，这就是我的大哥。


    从我记事时到以后的几十年里，哥哥在我头脑中的形象几乎没有改变：微驼的腰板，两只像小蒲扇一样的大耳朵，两只大眼睛朝着你滴熘滴熘地转，你看他一眼，他马上低下头或转过脸或转过身去，然后，继续做他该做的事，干他该干的活儿。


    哥哥是智障人，家乡人称这种人为嘲巴。


    从祖上说，我爷爷兄弟五个，他排行老大，在家里属长子长孙；爹又是爷爷和奶奶的第一个孩子，弟妹11个最后剩下他一个，在家里不但属长子长孙，还是一根独苗；哥哥出世了，又顶起了长子长孙的名分。


    哥哥出生时，我的家境还能餬口。爷爷和爹两人干木匠，还经营了一家木匠铺。有口吃的，有件穿的，就盼个人丁兴旺了。第一个孩子就是儿子，全家自然欢喜得不得了。


    哥哥长得也招人喜欢，脚大胳膊长，白白胖胖，有一双滴熘滴熘的大眼睛不说，还长了一对特别大的耳朵。爹常夸耀说:「脚大站地稳，眼大观四方，两手过膝两耳垂肩，那是帝王之相。」


    拿哥哥当宝贝的，莫过于奶奶了。奶奶说，她不求孩子帝相不帝相，只要旺相就行。所以，她给哥哥取名旺洲。每天她把哥哥抱在怀里，口中俺那旺洲儿长旺洲儿短的亲热得不得了。娘奶水不足，奶奶便熬好米汤用小勺舀起来，吹了又吹，吹完了再含进口中，试试勺子热不热，然后才餵给哥哥喝。


    爷爷和爹则整天商量着，哥哥大了，该上什么学，小学该由谁来教，中学该去哪儿上，反正哥能上到哪一步，家里就供到哪一步。爷爷说:「学费呀，不愁，咱俩少吃少喝点，无非白天干了，夜里再加班，多打几样家具，多打几口棺材卖，孩子上学的费用就挤出来了。」


    可是，随着哥哥一天天长大，他们发现有点不对头，哥哥的笑是傻笑，眼睛珠子滴熘滴熘转是傻转。哥5岁才蹒跚走路，9岁才牙牙学语。爷爷和爹对哥哥的上学梦彻底破灭了。可怜的奶奶，没听到长孙叫一声奶奶便去世了。


    以后，几年的时间里，便是娘抱着哥哥到处求医问药。有一次吃了张大仙的药后，按大仙的吩咐娘给哥盖上三床被子捂汗。结果，差点没把哥捂死。从那以后，哥更傻了。


    在我最早的记忆里，哥哥给我留下印象的是我六七岁时看见的一件事。那是在春天，还未脱下棉裤的时候。这天，天气暖洋洋的，我去我们家菜地割韭菜。菜地里有一间小屋，那是入社前盛粮看场用的。拐过小屋的山墙，我听到有人哼哼叽叽地在叫，再往前走，看见哥哥半躺在小屋朝阳的墙根上，敞开着棉裤腰，一只手在裤裆里上上下下地玩弄着什么，他两眼微微地眯缝着，嘴咧得好大，一边玩，嘴里一边发出哼哼叽叽的声响。在暖暖的太阳照射下，表现出十分舒服的模样。在那个年纪，我不知哥哥在干什么，但从他得意的样子来看，那哼哼叽叽的声音不像是病中的呻吟。哥哥在专注做他的事，我的到来，他没有觉察。我割完韭菜，便悄悄地离开了菜地。以后也没有把看到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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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快30岁了，也没娶到老婆。听爹娘说，按我们家的生活状况，也有不少上门给哥说媒的，但是爹娘说，好的不敢要，既怕对不起人家又怕对不住人家，如果再找一个智力差一点的，一个傻儿再加一个傻媳妇，岂不是一个饥荒成了俩。如果有个孩子再傻，那不就更麻烦了吗，所以，就决定一辈子也不给哥哥找媳妇了。


    对婚姻方面的事，哥哥也不会主动说。一听说找媳妇还红脸。哥越不好意思，村里的人越是拿他开玩笑：


    「旺洲，给你找个媳妇吧。」


    「给你找，给你找。」哥哥听了眯缝个眼，咧着嘴直乐。一边用手摇摇晃晃，一边嘴里重复「给你找」这三个字，乐呵呵地走开，该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去了。


    在哥哥40岁的时候，邻居们有些传言，说村里的一个老寡妇和哥哥相好，经常让哥哥去她家玩。我听了，回家问娘是否有这回事，娘说:「没有的事，你哥知道啥？再说他胆子小，从没给家里惹是生非。」


    大哥每日依偎在娘身边，还喜欢偷偷地摸娘的手。爹说:「虽说你哥有些傻，但他70岁了还有爹有娘，这傻儿有福啊！」（2001年）


    是啊，哥哥是很老实。但我却宁愿相信这是真的，哥哥40不小快50岁了，活了大半辈子啦，也应该享受一下人世间男欢女爱的生活了。


    哥哥平日很少言语，对一般的话，他也会说，但他不愿多说，对农活和家务活他都会做。无论在家里或者在生产队里，他干的都是粗活，累活。


    家里挑水啦，挑土垫猪圈啦，出猪圈肥啦，这些事，都是哥哥的。干了家里的再干生产队里的。什么活最苦最累，生产队长就分配给哥哥干。一天到晚往山上挑粪啦，一天到晚挑水种庄稼啦，都是哥哥的事。一种活一干就是一天，有时，一连串的就干个十天半月。长期的挑挑担担，哥哥的两个肩膀上分别磨起了一个茧包，硬硬的隆起来，像个小馒头。


    只有爹娘心疼哥哥，实在看不下去了，爹娘便找生产队长:「就没有一点轻快活让俺旺洲干干，他整天累得这样，你就能看得下去？」于是队长发发善心，调弄着让哥哥干几天稍轻一点的活。在队长的眼里，哥哥是傻汉是嘲巴，是头牲口。整劳力一天挣10分工，可是不管哥哥干啥活，队长总是让记工员给哥哥记8分。


    你说哥傻吧，有时却表现得出奇的不傻。有一次，我跟二姐拉磨，磨完玉米面，需要用磨棍，系上磨系套（三个铁环做成），套在石磨上层的磨稚上，把石磨的上层抬起来，把石磨两层之间的玉米面扫出来。石磨的上层在两端分别有一个磨稚，但这一天我们用的时候，却少了一个，我和二姐把有磨稚的一端抬起来扫净磨里的面粉后，石磨的另一半扫不着，需要从另一端抬起再扫余下的面粉。而这一端的磨稚丢了咋办，二姐说，把这一个磨稚拔出来，安到另一端的孔里，不就行了。我想，也只能这样做。我们正要拔的时候，哥哥在一旁看见了，他哼哼了两声，走过来，一把拽着那个磨稚，「呼啦」一下把磨转了半圈，磨稚就转到了没扫的那半边去了。这样抬起来一扫不正合适吗？对于哥哥的聪明举动，我和二姐这两个中学生都傻眼了。谁说我哥哥傻，他一点不傻，谁再说他傻，我就拿今天的事说给他听。


    还有一回，队长带领十几个人在山上刨地，地快刨完了，离收工的时间还早，需要再割豆子，但所有人都没拿镰刀来。队长便让哥回村到各家把十几个人的镰刀拿到地里来。哥去了，不长时间就抱回了一大捆镰刀。哥一把一把地送到每个人手里，分完了，一个也不少，而且，每个人拿到的都是自家的镰刀，一个都不错。大伙都说，谁说旺洲傻，他一点不傻。这件事让我们正常人去干，也未必能记得这么清楚。


    农村兴帮工，谁家盖房子啦，修个院墙啦，都是相互帮忙。哥哥最愿去干这种事，一是这种干活场面热热闹闹；二是同桌吃饭，也不分你低我高，吃完饭，主家还都会和对待别人一样塞给哥哥一包香菸。因为哥哥实干，无论谁家都喜欢让他去。


    有一次，哥哥为邻居家帮工累了一天，队长又让他把大粪挑到山上去，哥不去，嘴里直说:「明日帮工，明日帮工。」队长急了，顺手抄起一根棍子就打了哥一下子。这一下把哥打火了，只见他咬着牙，瞪着眼抄起一把镢头，就要和队长拼命。在一旁的娘急了，大喊一声：


    「焦旺洲，你要干啥？给我放下。」


    哥哥这才收住手，一边嘟囔着:「明日帮工，明日帮工」，一边走开了。


    我小时候嫌弃哥哥，动不动就骂他嘲巴，每当我骂他时，他都不做声，还冲我嘿嘿地笑。娘听了不愿意，对我说:「不能那样骂他，他再嘲也是你哥。」


    从我八九岁起便跟哥睡一个床，他睡一头，我睡一头。到了上中学时，还这样睡，家里房子窄，被褥又少，只能这样睡。我每个周末回家住一夜，哥哥都是早早把床扫了又扫，还细心地把床单褥子整得平平的，没有一点褶皱。可我还是嫌他脏，夜里不让他伸腿，每当他把腿伸到我这头时，我就喊:「臭死了，臭死了，快把腿蜷回去。」哥哥又把腿蜷了回去。有一天夜里，我还是这样，爹看不下去了，在另一张床上嚷:「焦来星（我的小名），你待咋，他干一天活累了，你就不让他伸伸腿歇歇！」爹一嚷，我没话了。是啊，有哥哥这样在队里辛辛苦苦挣工分，在家里帮爹娘干家务，我才能安心上学呀！想到这里，我拽了拽哥哥的腿，让他伸开，还给他掖了掖被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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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的癫痫病又犯了，倒在地上把鼻樑骨磕断。娘一边给他擦血，一边掉泪:「儿啊，娘心疼呀！」 （1998年）


    哥哥从小对吃的喝的不争不抢，给他，他就吃，不给他，他就不吃。瓜果梨枣无论放在哪里，哥哥都不去动。吃饭也是这样，他拿个碗放在那里，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给他盛多少他就吃多少，也不多吃，也不剩下；碰上家里做点好吃的，他还让着别人吃。


    哥哥喜欢孩子。我的儿子小时候，在家呆了几年，哥哥和他亲不够，常和他闹着玩。每当儿子回家，哥哥就像报喜似的跑到街上，告诉街上的人:「小剑（儿子）来了，小剑来了。」儿子长时间不回家，他会老在村口张望；家里做点好吃的，他都对娘说:「给小剑留着，给小剑留着。」


    有这么一个傻儿子，爹娘始终觉得是块心病，尤其是哥哥老了，不能干活身体还有病的时候，爹娘对他就更放心不下，更疼爱有加了。


    每当谈到哥哥，爹心里总是很矛盾，他既心疼哥哥，又觉得哥哥不给他争气，很无奈。爹常这样说:「有两句话就像说的是俺家的情况:『养儿不如我，要钱做什么；养儿胜似我，要钱做什么』！」


    但对于娘来说，傻哥哥是他心上最重要的人。吃饭时娘怕他不饱，一个劲儿地往哥哥的碗里盛饭；我买点营养品给爹娘补养身体，娘趁人看不见就往哥的碗里倒；每天夜里娘总是起来看看哥哥的床上是不是被子掉下来了，给他盖了又盖，有时还把爹压被角的小被子扯过来给哥哥盖上，弄得爹直和娘嚷:「他冷，我就不冷了？你心里就只有这个傻儿子。」


    有时我和姐姐跟娘开玩笑：


    「娘，你对待哥比对待俺还好！」


    听到这话，娘嘆一口气：


    「你们能吃能喝的，在外头我放心啊，你哥不是不能吗？娘不疼他谁疼他？」


    2000年，我在城里给爹娘租了个两居室,找了个保姆伺候他们，让他们在城里暖暖和和地过冬。在离家进城时，娘说什么也得带哥哥一块去，说如果哥哥不去，她也不去。最后还是带着哥哥去了城里。


    几年前，娘在给爹和自己做好了寿衣以后，又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给哥缝寿衣。80多岁的老娘，顶着满头白发，为傻儿子缝寿衣，心里是啥滋味啊，那一针一线穿的都是娘心上的肉啊！缝完以后，娘对我说:「你哥哥费了一辈子力，活得不易啊，又没个家下（妻子），他穿着娘做的衣裳走，娘心里舒坦。要是他死在我后边，你记着，千万给他穿得板板整整的。」


    对于爹娘的疼爱，哥哥心里不是不知道。平常没事，他总是依偎在娘的身边，娘要起身了，他扶一把，娘要上厕所了，他把便盆拿到屋里，免得娘出去受凉。爹不小心摔折了胯骨，躺在床上几个月，都是哥给他端屎倒尿。


    2000年麦季的一天，我回家看望爹娘，看到爹在院子乘凉，娘在屋里午睡，哥哥正在外屋喝水。哥哥喝了几口，瞟了一眼院子里的爹，又瞟了一眼里屋睡觉的娘，然后放下水杯，走到里屋，从爹的床上拿了一件褂子盖到娘的腿上，又扯了一件裤子盖到娘的身上，可能他觉得还不够暖，又回身把爹的被子抱起来，「呼啦」一下盖到娘的身上，最后还低下头掖了掖被角，又弯下腰把娘的两只鞋放整齐，然后才回到外间继续喝水。


    1999年春节前，我娘患了一场大病，转了几个医院，好长时间没回家。腊月初八这天，刺骨的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裹住了我们的山村，就在这一天，哥哥走失了。村里人有的说他往村东方向走了，邻村的人说见他在镇医院门口转悠。听了这话，我断定哥哥肯定是去医院找我娘了。不过，他只知道娘在镇医院住，却不知几天前又转到市里的医院去了。晚上，哥哥仍没回来，大半个村子里的人打着灯笼火把四处寻找，找了半夜，也没找着。大伙说:「这下完了，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死叫花。』这冰天雪地的，焦旺洲肯定是冻死了。」


    第二天一早，大伙儿又去找，终于在离我们村8里地的山坳里找到了哥哥。哥哥没冻死，他丢了帽子，丢了袜子和鞋，赤着脚在雪地里转圈圈，嘴里还不断的嘟囔:「俺娘上哪儿了？俺娘上哪儿了？」看到这个情景，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2002年11月11日，娘过90大寿。吃饭时，爹给哥哥盛了一碗肉，递到哥的手里，说:「让你也过个生日吧！」从爹的口中，我才知道农历十月初十是哥哥的生日。哥哥活了这么大年纪，第一次过生日啊。爹接着说:「甭看你哥哥他命不好吧，但是70岁了，还有爹有娘，不容易呀。」


    没想到刚过一个月，爹突患脑溢血，住进了医院。此时，娘也患病不起，我和姐姐商量把娘也接到医院住下。哥哥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两眼直盯盯地看着娘，长时间没有移开。娘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她执意在离家前看一看爹和哥哥的寿衣齐全了没有。她一件一件的翻看，看得很仔细，当看到哥哥的寿衣上有一根带子没缝牢时，又让外甥女桂花给她拿来针线，一针一针地把带子缝好。娘在缝寿衣时，哥哥又直盯盯地看着娘的一举一动。此时，他的眼眶里泪水滚动。


    爹最终未能抢救过来，住院第八天，医生告之病危，为了不使娘受到刺激，我们把娘转移到了淄博市里的表姐家。才把爹接回家，爹在老屋去世。我注意到那两天，哥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坐在爹的灵前，低着头，长时间地注视着灵桌上爹的遗像，又抬起头，长时间地注视着挂在墙上的娘的相片，下巴总是微微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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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走后，娘又不在家，哥哥成天一人在空空的房间里发呆。照顾他的外甥女桂花只好骗他，说我娘很快就回来了。哥听说后就每天坐在大门口，眼睛直直地望着路口。


    娘在城里也想家，她想我爹更惦念我哥。我告诉娘爹病好了，哥哥也很好。娘就说:「让你哥哥和你爹在一个桌子吃饭，黑夜让桂花起来给你哥哥盖盖，千万别冻死他了。」


    当我回家把这些话告诉桂花时，哥哥听到了，他低下头，一声不吭，然后脱鞋上床，用被子把身子裹了个严严实实。我告诉他，再等十来天，天就暖和了，娘就会回来了。哥哥蒙着头，隔着被哼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没想到就在这天夜里，哥哥突然犯了癫痫病，一头倒在了床沿上，磕破了脑血管，成了脑溢血，昏迷不醒。


    我们赶快把娘接回家，好让她再看哥哥最后一眼。娘一进家门，就扑到哥的床前，喃喃地说:「旺洲啊，你不是盼我回来吗？我回来了。你睁开眼看看，娘回来了。」但不管娘怎么喊，哥哥再也听不到了，他闭着眼张着嘴，断断续续地呼着气。娘把哥哥的头放进自己的怀里，双手紧紧地搂着哥哥。哥哥终于在娘的温暖的怀中呼出了最后一口气，安详地走了。这一天，离爹的去世整整90天。


    哥哥就安葬在爹和娘的合葬坟前，这是爹生前安排的。爹说:「你哥哥孤单单的一辈子了，没个家下，没个儿女，死了就让他在俺和你娘的跟前，跟俺做个伴儿吧。」


    当我处理完哥的后事要回京时，又去爹和哥哥的坟上看了看。两簇花圈并排着立在相邻的坟头。爹的坟上的花圈已褪了色，哥哥的坟上的花圈依旧新鲜，輓联在微风中飘飘扬扬，像是哥哥的双手在向爹挥动。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在说，哥哥呀，你没白活一生，你不是一个嘲巴，你是我的好哥哥，是咱爹娘的好儿子啊！


    我正出神地想着，突然，哥坟上的花圈弯下了腰，慢慢地、慢慢地倒在爹的坟头上……


    割断绊脚线(图)


    蹒跚学步的孩子，让最年长的老人用菜刀割断「绊脚线」，就能走得快，走得稳。至今，山乡仍沿袭着这一古老的习俗。（1997年）


    当孩子蹒跚学步时，年长的老人拿菜刀从孩子的两腿间划一下，叫割断绊脚线，这样孩子就会顺利地迈步。我在家时曾多次见过这种仪式。


    刚学步的孩子摇摇晃晃，迈第一步十分困难，往往是迈出的脚还未落地，身子便往后晃，一下子坐到地上。割绊脚线时，孩子又不能让人扶，拿菜刀的老人必须手疾眼快，在孩子抬起一只脚的一剎那，将菜刀伸进孩子的裤裆地上，迅速地向后一划，孩子即便倒了，也不会坐到刀背上。村里人都信任我娘，四邻八舍的孩子学步时，都让她来割绊脚线。娘说，这辈子经她的手割断绊脚线的孩子，也说不清有多少个。


    据说，娘在为我割绊脚线时，特意借了把大菜刀，这样割得重，我会走得利索，将来还会走得远。


    在我的兄弟姊妹中，我上的学最多，也走得最远。上五年级时，我就离开村子，到5里以外的南崮山小学上学。中学走得更远，在淄博二中，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也许因为我大哥患痴呆病，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又在6岁时患病死去，爹娘便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大姐只读过两年书，便下地干活了。当时二姐也和我在同一中学上学，回家拿饭时，娘都是偷偷塞给两个熟鸡蛋，让我带到学校，而二姐只能从家里带点咸菜。时间长了，二姐也知道这事，但山里的孩子懂事早，尤其是女孩，很早就知道疼爱弟弟妹妹。她理解爹娘的心思，时时处处关心我。学校每星期六下午大扫除，专供老师买饭的小伙房总是抽几个女生帮忙劳动。二姐每次去，干完活后都要掏一毛钱买上两个像饺子一般大的包子，包在手绢里，到我的教室门前把我叫出来，把包子塞到我手里。


    「文革」中上中学，没学到多少东西，我和二姐都回家了。我跟爹学木匠。爹是我家祖传第三代木匠，我从12岁便在放学后跟他拉大锯。但爹不希望子承父业，希望我有个离开家门的机会。他常说:「会飞的鸟，就不能把它拦在笼子里，该走的时候就让它走，该飞的时候就让它飞。」


    终于，我有了一个读师范院校的机会，还可转户口，爹娘欢喜得不得了，整日为我准备行装。入学前一天，我去20里外的公社送政审表。办完手续天已擦黑，我在小摊上买了两个馒头，三毛钱炸肉，边吃边往家跑。到家已近晚上9点，爹娘还在等我吃晚饭呢。当听说我吃了三毛钱炸肉时，爹嘴里嘟囔了一句：


    「三毛钱吶，你也捨得！」


    一向寡言少语的娘搭腔了:「你不是常说是鸟就让它飞吗？孩子就要出去读书了，咋还捨不得？还要像你一辈子在家吃煎饼就咸菜？」


    爹笑了，连声说:「也是，也是。」


    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离家60里的一所山区中学教学。我要上班了，爹娘盘算着给我准备行头，几天里，他们总在商量，有时晚上商量到很晚才熄灯。


    从小依赖家里惯了，应该准备什么我心中一点数也没有。上班前一天，我去找同学玩，回家后，爹娘把我叫到屋里说看几样东西。进屋一看，地上放着一辆锃亮闪光的自行车，青岛产的「大金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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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说:「你开始工作了，路这么远，来回坐车不方便，俺和你娘商量，给你买了这辆自行车。买这辆车不容易，是俺给河南密县菸酒糖茶公司的你二叔打信，托他淘换了车子票，买好后，用火车託运回来的。给，还买了块手錶，这是上海牌的，听说不错，这表还是托在博兴当兵的你四哥给买的。」


    说这话时，爹的神情充满了得意与兴奋。


    这时，娘从里屋抱出来两个包袱，打开一看，是一件棉半大衣，和一床家织蓝印花布被面的棉被。


    娘说:「走了几个亲戚门才淘换了几斤棉花票，给絮了这床新棉被，咱家那几床被子都是盖了几十年的老棉花套了，盖着沉，又不暖和，这些棉花新，又柔软又暖和。本想给你换个新洋布的花被面，家里没钱了，你先盖着吧，过两年再换。这件半大衣，是让你二姐进城给你买的。你工作在大山里，冬天冷，白天穿着暖身子，晚上还可以压压脚。」


    爹常对我说:「『门里出身，三分匠人』，你不在家，你娘倒成了我的帮手了。」（1977年）


    娘说完，两眼紧盯着我的脸，像是要从儿子的脸上看出他们做的这几件事是不是成功。


    我抚摸着这几样行头，激动得不知说啥好。


    这都是我眼热了几年的东西啊！记得邻居二叔去非洲修坦贊铁路，回国后买了一辆飞鸽牌小飞轮自行车，这是村里的第一辆。我曾想，啥时我也能够骑上一辆自行车，哪怕是大飞轮的「大金鹿」呢；对于手錶我早就想要了，只是觉得家里穷买不起，就不难为爹娘了。我上师范的那个班里84人，50多个女同学里面，只有5人买了手錶。30多个男同学里面，就一个买了手錶。这个男同学白天总把戴表的那只手腕的袖子高高挽起，让人老远一看，就知道他戴着手錶。晚上，躺在被窝里，他总是抬着手腕，凑在近视眼跟前，看了又看。拍毕业照时，他也有意站在最左边的位置上，露出戴着闪光锃亮手錶的手腕。每当看见他的手錶时，我心想，啥时我也把袖子挽得高高的，手腕上也有一块锃亮的手錶呀。


    如今，这两样最想要的东西，爹娘都给置办齐了，还买了这件半大衣。我一算，这三件「行头」得花不少钱呀。便问爹娘：


    「家里这么紧，咋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呢？」


    娘说:「你爹卖了一副上等寿材（打寿棺用的木料），换了400块钱。100块钱买了粮食，125块钱买了这辆车子，120块钱买了这块手錶，50块钱买了这个半大衣，剩了5块钱，你买点塑料带子，缠缠自行车车梁吧，俺看着人家那车子上都缠得红红绿绿的。」


    爹卖的这副上好的寿材是他当了一辈子木匠，特意选中留给自己和娘用的。我知道爹娘这辈老人特别看重后事，为了儿子他竟捨得卖了。


    「这副寿材不是你们百年之后用吗？咋卖了呢？」我问爹。


    「都是先顾活着的事，哪有先顾死后的事？死后的事有条件就办得好一点，没条件就办得差一点嘛。死了死了，死了什么都了结了，我看好赖都一个样。」


    爹的一番话，说得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最后，爹又嘱咐我：


    「工作了，就是大人了，我和你娘就给你准备这一次行头了，以后俺就不管了，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吧！」


    我带着爹娘给置办的三件行头上班了。


    听二姐说，我离家后的当天晚上，爹娘大半宿没睡觉，他们又在商量生活大事。


    爹说:「儿子刚参加工作，每月工资只有25元5角，年轻人在外花销大，剩不了几个钱，我还得出去挣两个，贴补一下生活，俗话说，『娘有爷有不跟自己有，自己有不跟腰里有啊』。再说，也要考虑儿子的婚事了，光靠他那一点钱是不行的，咱还得给他托底呀。」


    娘说:「你这么大年纪了，按理说是不应该出去了，可不出去有啥法子啊！你出去后，千万别惦着家里，俺在家好赖都能过，汤汤水水地填饱肚皮就行。你在外卖力气，可得吃好，俺知道你这也捨不得吃，那也捨不得喝，伤了身子咱那儿子也不放心啊！」


    爹说:「我知道了，你放心在家看着咱那傻儿子，每月我给你捎俩钱来，你俩平安了，我在外也放心了。」


    第二天一早，爹就背着木匠箱子上路了，他去了城郊的夏家庄煤矿木工组打工。


    当我听说爹去打工的消息，揪心似的难受。爹是顶着满头白发去的。他毕竟57岁了。人家的爹到这个年龄都退休回家享清福了，俺爹却又走出了家门，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陌生的环境，吃这碗饭容易吗？而且爹在家乡是赫赫有名的匠人头，如今在人家手下打工，一辈子好强的爹，不觉得憋屈吗！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他什么都不顾了。想到这，我对爹娘又有了新的愧疚。


    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这是爹打工的木工组的组长老陈打来的，他告诉我，爹不小心弄伤了手，让我赶快去看看。


    我匆匆赶到那家煤矿，找到木工组，师傅们指点说，爹在宿舍里歇着呢。我走进低矮昏暗的宿舍里，环顾四周才发现墙角一个用木板搭成的简易床铺上躺着一个人，走近了，才看清是俺爹。爹见我来了，赶忙坐了起来，他左手抬了抬要我坐到木工凳子上，右手却藏在被子底下不拿出来。我叫了一声爹，把爹的右手拿出来一看，上边缠着厚厚的绷带，绷带上渗出了大片红红的血。我说不出话来了，眼泪「刷」地一下就掉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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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这个孩子，都多大了，还这么爱哭。我没什么，只刮去了一点皮。」爹瘦了，蜡黄的脸上极力堆上好多笑。


    这时，木工组长老陈进来了，对我说：


    「别听你爹的，他让电锯削去了半截大拇指，刚去医院包扎好，又要干活，是我逼他躺下休息的。」


    听了老陈的话，我的心更痛了，对爹说：


    「爹，咱不干了，回家吧，我会多挣些钱养你们老的。」


    爹说:「傻孩子，人家解放军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我这也算轻伤，过几天就长好了，不碍干活。在家干了一辈子木匠活，都没伤身子，乍到这里接触到电锯电刨子这些新玩意儿，还不顺手。过些时候就适应了，你就放心吧。」


    到吃饭的时候了，爹给我五毛钱菜票让我去打一个菜吃，说别给他打了，他的缸子里还有。我掀开放在他床头的两个搪瓷缸子盖一看，一个里边是清水煮的白菜帮子，一个里边是两个黑面馒头。爹干这么累的活，整天就是吃这样的饭菜呀。煤矿的食堂里有十几种菜，爹捨不得呀。爹说，他每天工资是两块四毛钱，得回家上交生产队里一块五毛钱买10分工（年终结算时，分配到社员手里，10分工才值一毛三分钱）。不然秋天分不到粮食。剩下九毛钱，花一毛钱买两顿白菜帮子，两毛五一斤的白面馒头他捨不得吃，就换成了两毛一斤的黑面馒头票，说这样每顿饭吃一斤，一天三顿可以省一毛五分钱。木工组长老陈常对爹说，焦师傅啊，三毛钱一个烩菜，你买个烩菜吃啊。爹白馒头都捨不得吃，还捨得买烩菜啊？！


    爹给我一分一分地算帐，我的心口窝堵得难受，眼泪又刷刷地流了下来。


    这一顿饭，我去食堂给爹打了一个五毛钱的蒜黄炒肉，打了一斤白面馒头，看见爹吃完，才离开了那家煤矿。


    三天后，爹就开始干活了。这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次「休养」。


    爹在城里打工整整10年，1982年村里实行土地承包了，才回到家侍弄开了土地。这一年，他已67岁了。


    以后，我的工作几年换一个地方，先是在最偏远的山村教学，又进城到了区教育局，后又考进了《淄博日报》社，离爹娘越来越远。1994年，我要到北京工作了，离家将更远了。


    我回家与80多岁的爹娘商量，没想到我刚说完，爹就说：


    「你往高处走，俺不拦挡。你学走路的时候，你娘就代表俺给你割断绊脚线了，这辈子你就放心地走吧，放心地跑吧。」


    接着，爹又说:「《论语》中有一句话：父母在，不远游。我给它改了，叫『父母在，可远游』。社会变了，老脑筋也得变变了。」


    听说，我进京后，爹娘摆了一大桌供品，在灶王前上了一次隆重的喜供。


    隔代情(图)


    我儿子的第一步，是在娘的扶持下开始的。（1978年）


    儿子上了大学，暑假回家看奶奶，非用小铁车推着奶奶在村子里转转。娘说：「坐俺孙子的小铁车，比坐儿子的小轿车还舒服。」 （1997年）


    「豆米糕，一包枣，孙子吃了爷爷饱。」这是我幼时跟爷爷学的一首儿歌中的一句。为啥孙子吃了爷爷会饱呢？我不懂。爷爷说:「等你当爷爷的时候，就知道了。」


    从我记事到爷爷去世，只有几年时间，我总觉得爷爷待我比爹待我好。爹的嗓门大，动不动就训人。每当他对我瞪眼睛的时候，爷爷总是对他说，「你要咋？要是把孩子吓着了，我跟你算帐！」爷爷成了我的保护神。有时看爹生气了，我便跟爷爷一块睡。一个夏夜，屋里闷得透不过气来，爷爷抱我到屋门的台阶上坐着凉快。全家人都睡了，不会有人出来，我和爷爷都是一丝不挂。我坐在他怀里，他的双腿和双臂包围着我，四周是黑洞洞的，我一点都不害怕。爷爷指着天上的星星告诉我，哪个是北斗七星、哪个是牛郎星、哪个是织女星，还跟我讲「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的故事。我不懂，听着也没兴趣，他没讲完我就睡着了。


    记得刚上一年级放秋假，下了几天雨，爷爷领我到豆地里拾胀豆子。收割豆子时，熟豆荚往往绷裂，豆子便掉到地上。下过雨，豆粒被水泡得鼓鼓的，拾回家去炒着吃可好了。我和爷爷用手翻着地里的豆叶，拾着一个个饱鼓鼓的豆子，心里甭提多高兴。爷爷说，假如现在不拾，翻过地后，种上麦子，麦垄上还会长出豆芽。不过这些豆芽和家里生的豆芽颜色不一样，家里生的豆芽是黄的，地里的豆芽是绿的，也可採回去吃。


    记得那次，我和爷爷拾了半瓢胀豆子。回到家，爷爷把这些豆子分出一半，说晒干了换豆腐吃，另一半放在锅里炒。我心急，直往灶里续柴，火势很旺。爷爷说，这不行，「心急喝不了热黏粥」，这样炒豆子外皮糊了，里边还不熟，慢火慢烘，炒出的豆子才又香又酥。因我还要到学校参加秋假学习小组学习，便匆匆装了一把还软乎乎的豆子边吃边往学校跑。等傍晚从学校回家时，爷爷站在家门外的街上，叫住了我，从兜里掏出一包手帕包着的炒好的豆子。我抓起几个扔到嘴里，真香、真酥。听爷爷说，他慢火烘了半天才炒成这样。我往爷爷嘴里塞，他只吃了一个就不吃了。


    我长大了，有了儿子。爹听说抱了孙子，甭提多高兴，出来进去乐呵呵的闭不上嘴。娘对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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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添个孙子恣（高兴）的！」


    爹说:「敢情，『抱孙子强起揽金子』。」


    儿子小时候，曾由爹娘带了几年。我发现，就这几年，他跟爷爷奶奶建立的关系比和我还亲近。每逢假期，他都回家和爷爷奶奶团聚几天。爷爷奶奶几天不见他，就想。家里有点好吃的，总说留给我儿子吃，有时留得变味了，不得不扔掉。


    爹不但望子成龙，还望「孙」成龙。他相信命相学，专门请先生给我儿子测八字。先生说：


    「恭喜啊！你孙子生在八月十五，生辰不错。『初一高官十五将』，你孙子是个将星啊。」爹听了，美得不得了，顺口就跟先生开了句玩笑:「俺家三辈匠星呢！」


    先生听了不解:「怎么？三辈将星？我咋没算出来？」


    爹笑了:「木匠。」


    先生竖起了大拇指:「有你这样有智慧的爷爷，孙子差不了！」


    爹73岁那年，生了场大病，病中一再念叨:「我不能死，要看着孙子上大学。」那时我儿子刚读初中。儿子大学毕业了，爹又说:「我最大的心愿是看着孙子考上研究生。」


    大学毕业的儿子还是经常回家看望爷爷奶奶。有一天，他从老家回来，喜滋滋地对我和妻子说:「你们猜一猜在老家我睡在哪儿？我是和爷爷奶奶在一个被窝里睡的。」


    娘的寿诞(图)


    这两张娘过生日的照片，相隔10年。


    这两张娘过生日的照片，相隔10年。


    这两张娘过生日的照片，相隔10年。


    以往爹娘过生日，家里只包水饺、煮点年糕就是了。10年前(1987)的那次娘过生日，我和姐姐给她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喝完酒，该吃蛋糕了，娘拿来了切菜刀，划来划去，怎么也切不成块。她嘴里直念叨:「这像豆腐渣，花钱买这个干啥？切不成块反倒搅成一锅粥了，还不如咱家的年糕呢。」（见下页上图）


    1997年，娘85岁大寿，我和姐姐们又给她买了一个大号带「寿」字的生日蛋糕，还插上了花花绿绿的生日蜡烛。孙男弟女们围在一起，拍着巴掌唱了一遍外国歌曲《生日快乐》，然后让娘吹灭蜡烛。娘把嘴凑到蜡烛前，吹了几次都吹不灭，还是大伙围上去才吹灭了。娘又念叨起来:「唉，俺这张嘴火能吹着，灯能吹灭，今天咋就吹不灭这几根蜡烛呢？老了，没牙了，嘴漏风！」（见下页下图）


    粮食(图)


    干完家里，又到场上，农忙时，爹娘一霎也闲不住。（1995年）


    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小伙伴们都长得瘦瘦小小，只有我长得高，长得胖。上坡割草时，我们把绳子拴在树上，看谁跑得快，先摸到绳子。每次我都遥遥领先。和同龄的孩子们摔跤，没有一个人能摔倒我。大人们说，这都是俺家生活好一点的缘故。


    1958年是一个难得的丰收年。老年人说，从来没见庄稼长得这么好。那一年「大跃进」，村里开始吃食堂。粮食都收到村里的仓库里，家家不能存一粒粮食。坡里的庄稼，离村近的就收割，远在山里的都不去收。成堆成堆的地瓜，就在地下挖三尺深沟，埋在里面，盖上几捆棒子秸，就算做好贮粮过冬的准备了。冬去春来，山上没收的庄稼让田鼠糟蹋得乱七八糟，埋在地下的地瓜都烂成稀泥。


    1959年，天气大旱，地里庄稼稀稀落落。地里不打粮食，村里的粮库被大食堂的大锅「吞」得空空荡荡，连续三年的饥荒开始了。开始时还能吃糠吃野菜，后来吃树叶吃树皮。「大跃进」中那狂热的欢乐没有了，家家都有患浮肿病的人。


    大约第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已睡着了，突然被爹捅醒，说是起来出去做点事。半夜里干啥呢？我迷迷糊糊地跟随着爹娘来到我家木匠铺的西屋里。娘点上一盏油灯，爹拿了把杴，在屋角铲去一层土，露出一块木板。爹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木板掀开，下面出现一个水桶粗的坑，娘端过油灯一照，我才发现坑里是谷子。有多少，我不知道。爹拿过一个瓢，伸手要去挖粮，手还未接触到粮食，突然「啊」了一声，大叫「长虫（蛇）」！手像触电一样缩了回来。我一把拉住娘的衣襟，从她的身后偷偷地往坑里看一眼，果真有一条长虫在粮食里蠕动。因它身上花花点点的颜色和谷子差不多，灯光又暗，是不容易发现的。我平时对长虫怕得要死，让爹赶快打死它。爹说，家里的长虫不能打，打死了会遭祸殃的。前几年，东头阚家在屋里发现一条长虫，便把它打死了。结果没出几个月，家里遭了大火。长虫是护家的神，还是放了好。他拿来一条木棍伸到粮食里，把长虫挑出来，呀！长虫足足有学校拔河的绳子那么粗。爹把它放到地上，长虫迟疑了几秒钟，便快速地爬走了。爹说，没事了，就和娘放心地用瓢往外挖谷子。开始挖出来的谷子已发霉，直到挖下半尺深，才见到好谷子。爹娘一边挖，一边告诉我，地下埋的是两个大瓮，下边的一个正放，口朝上；上边的一个反放，口朝下。两个瓮的口一样大，扣在一起，严丝合缝，上边的瓮底早被敲掉，两个瓮便形成一个坚实的、不透水的地下粮仓。这两瓮粮食是在1947年存上的。那年我村刚解放，国民党残部和土匪还时常到村里来袭击、抢粮食，人民政府号召村民把贮存的粮食藏好，爷爷和爹便想了这个办法，藏起了这800多斤谷子。爹说，在粮食中，谷子是最耐贮藏的，只要干燥，是不会变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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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用瓢往外挖粮，手够不着了，倒扣的大瓮也慢慢变粗了，爹便让我下去挖，一瓢一瓢往外递。瓮里边瀰漫着粮食霉变的气味，直呛嗓子眼儿。爹便找来一把大蒲扇往里扇几下风，这样气味好多了。我使劲地挖粮，想尽快干完，生怕又有一条长虫藏在瓮底。


    天亮前，才把这两瓮粮食挖出来，运到家里。白天，趁太阳好的时候，爹娘把大门关上，偷偷地在院子里晒。晚上，娘摸黑给周围邻居每家送了几斤。她没说是十几年前的贮存粮食，只说是从远方亲戚家借的，邻居们都说娘送来了救命粮。这两瓮救命粮，帮我家度过了灾荒。


    驴驮子上的故事(图)


    山里人跟山打交道。这条通往南山的小路，爹娘共同走过了70多年。（1997年）


    入社前我们家养着一头毛驴，用它推碾、拉磨，上山驮粪。爹说，年轻时，他赶过不少毛驴。那是在日本鬼子时期，兵荒马乱，没有人做寿棺、打家具，我们家的木匠铺子冷冷清清，爹便赶着毛驴做盐的买卖。


    从我家到太河集60里，要过九道河，驴驮子空着去，人可以骑在驴背上。但回来时，驴背、人肩都是满载。一头毛驴驮150斤到180斤盐，为了多赚点钱，赶驴人的肩上还要背上一个盛着三四十斤盐的布袋。有时爹能背50斤。遇到过河或走极险的山路，人还要先走过去，把肩上的盐袋放到路边，再回去牵驴过河或爬山。


    驴平常很温顺，但脾气暴躁起来，也难管教。若是公驴和母驴相遇，驴性子一上来，更难制伏。


    爹就遇上一回。那次过淄河，爹刚把盐袋放到河对岸的石头上，忽听「呜嘎呜嘎」的驴叫，回身一看，对岸拴在树上的大青驴，已挣断缰绳朝另一头驴跑去。我家的驴是公驴，爹知道另一头准是母驴，它俩相遇将有一场死去活来的「爱情」。爹急忙跑过去，想和牵母驴的人共同制伏这两头发情的毛驴。但无论如何拽缰绳，两头驴厮磨着脖颈就是不分开。爹和那人急了，拿起棍子去打驴屁股。也许「驴脾气」上来了，两头驴不但尥蹶子，还双双跑到河边的浅水里狂奔，结果，驴驮子上盛盐的布袋口开了，盐都撒到了河里，再也收不回来。至今爹谈起此事，还「驴脾气，驴脾气」地骂个不停。


    我所体会的驴脾气是温和的，我骑在驴背上的往事是美丽的。在我5岁那年的一天傍晚，我的双脚被开水烫伤，大姐在给我脱袜子的时候，把两脚的皮都带了下来。爹和几个叔叔让我躺到一个盛粮的大簸箩里，抬着送到8里外的医院包扎。医生嘱咐每隔三天换一次药。


    到换药时，我便不愿躺到簸箩里让人抬着去医院，而嚷着要骑毛驴去，并还要让五婶娘家的翠姐陪我去。爹不肯，我就哭闹，爹直骂我是「驴脾气」。他还是依了我，给驴上了鞍，上了驮。驴驮子的两个条篓我和翠姐一人占一个，娘骑在驴驮子中间，爹牵着驴缰绳，慢慢悠悠地往医院走。


    外甥女桂花(图)


    桂花十几岁就下地干活，这是1982年我拍她在山上采树叶的照片。


    桂花是我的外甥女，是大姐的女儿，今年38岁。她虽不在我家出生，却在我家生活了近30年。


    桂花出生在1968年12月，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月。农村女孩儿取名晚，又加上当时给女孩起个英呀，花啊，兰啊的名字不时兴，弄不好给你扣个「四旧回潮」的帽子，所以桂花一岁多了还没个名字。有一天，村里的大喇叭里唱着革命历史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爹听到这首歌，灵机来了，对大姐说:「这个闺女，就叫桂花，有这首革命歌曲撑着，谁也不敢说咱复旧。」


    1970年代初，农村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人气有了灾荒，地里也就不打粮食了。每家一年分三四百斤粮食，掺糠加菜地吃，也只能凑合半年。由于长期营养不足，桂花患上了黄疸型肝炎，睡一宿觉，白床单就会变成黄色。桂花要住院，姐姐却拿不出一分钱。爹娘把桂花生病的消息告诉了我。当时我已工作，虽说每月工资只有25元5角，我还是从仅有的200多元积蓄里拿出了100元钱，桂花才住进了市传染病医院，记得我去医院看她时，桂花看见我进门，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只叫了我一声「二舅」，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我连忙搂住她，一边给她擦着泪，一边说:「桂花，不哭，二舅有钱给你治病，有钱养活你，等病好了，到俺家去住吧。姥爷和姥娘给你做好吃的东西。」


    就我这一句话，桂花还真拿着当个事儿。姐姐姐夫也同意。爹娘更不用说，他们说早就打算替大姐养个孩子了。桂花出院后就到了我家。记得桂花来的那天，穿了条露着棉花的蓝棉裤和一件盖不住肚脐眼的碎花破棉袄。


    20多年之后，当桂花的女儿晶晶也有当年桂花来我们家那么大的时候，桂花告诉我：


    「二舅，你猜当时我为啥来这儿住，我想住院用了你100块钱，家里肯定还不起，我来了，你就不好意思要了。再说我走了，也给家里省下点粮食。」一句话，说得我鼻子直发酸。


    桂花刚来我家时，有一段日子融入不了我们这个家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懂事太早，太勤快。那时爹和娘也都上60了，懂事的桂花就开始帮干家务活了。娘摊煎饼了，桂花早已给她把柴火抱到煎饼炉子旁，要推磨了，桂花就赶快找磨棍，拿磨系套；每到吃饭时，她总是先让着老人吃，自己还不敢吃饱。我在外教学，每周回家一次，发现桂花总把自己当外人，觉得不对劲，便对她说:「桂花，你就是这家里人，别总是觉得自己是来走亲戚的。来就别打谱走了，长大了也别走了，咱永远是一家人。」爹娘也说:「你二舅说得对，俺没个孙女，就拿你当个孙女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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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桂花很快就改变了过去的做法，事事处处都像我们家里的一个人了。


    桂花小学毕业，便再也不愿上学了，我劝过她也没用。她一个劲儿地说:「姥娘和姥爷年纪都大了，还在地里干活，我不忍心。我得下学帮家里种地了。」对于桂花是否继续上学，爹娘的意见由桂花自己决定。我看得出来，桂花不上学，爹娘也愿意，在他们看来，一个闺女家上学多了也没大用处，但是，爹娘不说这个话，要由桂花自己说出来，不然，长大了桂花再想过来，不就落埋怨吗？


    桂花下了学，十三四岁便干开了大人的活，无论家里地里成了爹娘最好的帮手。家里大事小事爹娘当家，但事事都由桂花操办，无论办什么事，办得都叫爹娘放心，这样也省却了我不少心思。


    1989年，我萌生了给桂花找一个工作的念头，听说区供销社有一种合同工，我就想给桂花办一下。桂花听了当然高兴，能离开土地，吃公家粮，拿国家的钱了，对她来说当然是一件大事。看得出来，那几天桂花特别兴奋，家里家外，都能听到她的笑声。当然，我也考虑到，桂花出去了，家里怎么办，一天比一天变老的爹娘就缺人照顾了。桂花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二舅，我就是出去了，我也不愿意在城里，我会要求在离家很近的镇供销社工作，误不了照顾家里的老人。」


    娘病重期间，神志不清，躺在桂花的身上才能安静下来。桂花就是这样托着娘也毫不埋怨。（1999年）


    桂花说的是心里话，我是相信她的。但事情办得不顺利，我托办的人本来说得好好的，最终还是以桂花上学太少给了我一个委婉的推辞。


    对于这件事，我好长时间没好意思跟桂花说，我想，桂花肯定会抱怨我这个在她眼中当记者的且很有能力的舅舅，怎么会连这么件事都办不成？过了几天，桂花知道了事没办成，她不但没埋怨，反倒劝开我了:「二舅，别拿当个事，人家公家那个大门也不是光朝着咱家开的，办不成也没啥，在家种地一个样儿。」


    桂花说到做到，过了不长时间，她同意邻居大婶给她介绍对象，并提出条件结婚后男方必须住在我家，必须同意和她一块照顾老人。家里现状和以后的状况，桂花心里是一清二楚的，爹娘都快80岁的人了，智障的哥哥不到60岁便失去了劳动能力，整天不是拉下就是尿下，而且还添了个癫痫病，三天两头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种地做饭都已经是小事，伺候三个老人，才是最让人头痛的事啊！


    我在外想起这些事来都头痛，何况桂花每天都面临这种状况呢？桂花却说：


    「没事，怎么也能过得去。俺姥爷俺姥娘养我的小，我应该养他们的老，二舅你就放心吧。」


    1992年，桂花和本村的阚方喜结婚了，婚后第二年有了个女儿，取名晶晶，方喜在村建安公司干装修工，每天早起晚归在城里上班，家里、地里的活就全部由桂花一人「承包」了。


    桂花很想掌握点技术，开始她对照相着迷，以后又让我教她学摄像，她还催丈夫阚方喜也学，平时两人切磋技术，这两样他俩学得都很好。我在家里留了一台照相机和一台摄像机，让他们记录一下爹娘的生活。几年来，他们为老人拍了不少好照片和录像资料，爹娘在他们的镜头面前更为自然。


    几年前，桂花还去城里学习了美容美发技术，在家里办了一个美容美发厅。邻居的姑娘媳妇们还有大叔大爷们都来找桂花整整头理个发，桂花热情接待，却不收他们的钱或者象徵性地只收个三块两块。


    俗话说，「两好才能合一好」，农忙的时候，邻居的媳妇姑娘也都帮桂花的忙。这些媳妇们按辈分桂花一般都得叫妗子，姑娘们桂花一般得叫姨或者表姐表妹。对于她们，桂花叫起来特别亲热，有时还爱和她们开个玩笑。家里来客人了，桂花忙不过来，就隔着几堵墙大声喊:「二妗，三妗，来帮帮忙，别忘了带棵葱过来当葱花用。俺家的葱吃完了。」于是一会儿，邻居的「妗子们」或拿棵葱或拿头蒜就过来了，过来后挽挽袖子就干活。当然，饭做好了，她们坐下就吃。即使不帮忙来串串门，赶上饭食头了，桂花也递给她们一个马扎:「妗子，坐下吃吧，不吃白不吃。」于是妗子们坐下就吃，一边吃一边开着玩笑。「嘻嘻嘻」，「哈哈哈」，满屋笑声。


    对此，爹有时看不惯，但他也不好说，只是等我回家的时候，说起话来的时候爹会说:「桂花在咱家开了两个店，一个理发店，一个饭店，两个店都是义务服务。」娘喜欢这样的气氛，有时人家不在这里吃，她还不高兴。弟妹们都说:「桂花的为人随俺大娘（我娘），难怪俩人的名字正反一个样，一个是花桂（我娘叫乔花桂）一个是桂花。」


    2001年7月，纪念爹娘结婚70周年家里人要陪老人坐飞机来北京游览，桂花主动提出自己在家照顾我的傻子大哥，她对我说:「二舅，我还年轻，以后有得是机会，就叫俺二姨和俺表姑去吧。她们退休了，在家闷得慌，也好出去散散心。」我提出可以让保姆老陈在家照顾我大哥，但桂花说:「俺陈叔在咱家照顾老人也不容易，遇到这样一个机会，哪能不让人家去呢。还是一句话，我年轻，机会还有。」


    桂花就是这样，遇事总是想着别人，总是让着别人。我家保姆老陈早年丧妻，两个儿子二十四五了还没找对象，一家人三条光棍。桂花多次劝老陈再找一个老伴，组成一个完整的家。看着老陈动心，桂花便请我的大婶做媒，给老陈介绍了我们村的一个50来岁的寡妇，婚事很快成了，两人也很快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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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桂花这一善举，邻居们都劝桂花：


    「你咋这样做呢，你倒成全他了，他结婚后能安心在这儿照顾你姥爷姥娘吗？」


    桂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咱对人家好，人家还不对咱好？」


    对此，桂花还大大方方地跟老陈说了个明白:「陈叔，你结婚了，不让你去俺婶子那里是俺不懂事，你就是掌握一点，你要是去的话和我说一声，我在家看着俺姥爷和俺姥娘，如我不在家，你千万不要出门，俺姥娘糊涂了，腿脚不好，万一她出去摔倒了，咱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听了桂花的话，老陈似乎很感动。一个劲儿地说:「这我保证，你不在家我决不出门。」


    不料刚刚过了几天，桂花和丈夫孩子走娘家去了，晚饭后，老陈撞死门，便去他老婆家去了。我娘那几天神志不太清楚，迷迷糊糊地就转开了门锁，摸黑走到了街上，我哥在后边追，一边追一边喊。大哥的喊声惊动了邻居，他们跑出家门，才把我娘搀扶回家。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都批评老陈不是，老陈一气之下便不干了。


    这一次桂花很伤心，也很生气，她对我说:「二舅，他不干就不干吧，我想好了，我把美发厅关门，我来照顾俺姥爷、姥娘和俺大舅。」我不同意，想再找一个保姆，桂花就是不同意:「二舅，有几个和咱们一心的，还是我来照顾老人吧。」


    时近春节，这是美发厅生意最好的时候。但是，桂花还是把美发厅的门关了，一心一意伺候开了老人。


    老人越老越难伺候了，一阵糊涂起来就不像正常人，一阵任性起来又像不懂事的孩子。尤其是娘90岁以后，糊涂得更厉害了，有时刚吃了饭，就跟桂花说:「我还没吃，赶快弄饭给我，不给我弄不行。」有时刚上了厕所，她又说没上，还要再起来上。


    娘腿脚不利落，脚一沾地就要摔跟头，桂花白天夜里不敢离窝，怕娘摔倒。每天夜里桂花都跟娘一屋睡，有时娘起来小便刚躺下不到10分钟，又说起来小便。桂花一听有动静，就赶紧爬起来，扶娘下床，一夜之间，多达十几次。


    桂花太辛苦了，我每次回家看着她因为睡眠不足浮肿的眼泡，看着她瘦削的面颊，我几次心疼得掉泪，但桂花总是笑着劝我：


    「二舅，你别拿这当个事，我还年轻，顶得住。再说，俺姥爷、姥娘、俺大舅都年纪这么大了，还能用我几天。」


    桂花的几句话又说得我鼻子发酸。


    桂花送走了我爹又送走了我大哥，2004年又送走了我娘。照顾老人的这些年中，尤其是爹娘的最后这几年，桂花忍辱负重，费了心费了力，受了委屈，付出了太多太多。她没有像同龄的女孩子那样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却为了老人为了我们的家付出了她的青春年华。


    我为爹娘拍了30年照片，社会上便把我誉为「孝子」。然而，30年来我在父母跟前累计起来也难说有三年。然而，桂花却服侍老人20多年，一天都没得闲，这容易吗？如今，好人都让我占了，名誉都让我赚了，成绩都记在我的名下了，而桂花却承载了巨大的责任，还忍受了许多痛苦和委屈。俗话说:「三年床前无孝子」，桂花20多年如一日照顾老人，默默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这种精神是多么伟大和崇高啊！


    在送走娘的第二天清晨，我跟桂花说：


    「桂花，你也该过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了。休息些时候，你再考虑干点什么，比如说再把美发厅开张起来，或者是开一家照相馆。」


    桂花沉思了一下，对我说:「二舅，今年晶晶中考，我得尽全力催促她的学习，一切想法都要等到她考上城里的中学再说吧。」


    五婶娘(图)


    五婶娘的全家福。（1962年，左一为翠姐）


    我出生时，娘身体很差，一直没有奶水。听娘说，我吸吮着娘那干瘪的奶头，整夜地哭。娘抱着我，急得满院子转。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有人说喝童茶（小孩子的尿）管用，娘喝了两次，却一点用也没有；有人说喝自己的尿务必（家乡话效果很好的意思），娘用大碗接了自己的尿，憋着气喝下去，还是下不来一滴奶水。


    「去找他五婶娘吧，听说她的奶极好。」爹沉不住气了。


    五婶娘的丈夫姓胡，早年当过道士，后来当老师，排行老五，论乡亲，我称他五叔。五婶娘每生一个孩子，奶都特别好，邻居几个奶水不足的孩子，都吃过她的奶。有一年，她还用剩余的奶水餵养过一只失去娘的小羊呢。


    娘把我抱到了五婶娘家。五婶娘刚生了一个闺女，叫小翠，比我大几天。五婶娘一见我饿的那个样，赶忙抱过去，把溢着奶珠的奶头塞进我的小嘴说：


    「看把俺儿饿的，咋不早把孩子抱过来呢！」


    从此，我一饿，娘就把我抱到五婶娘家，五婶娘总是放下手中的活计，把我抱在怀里。有时，五婶娘正在餵翠姐，她就把翠姐放到炕上，先给我餵奶，不管翠姐是哭是闹。有时，一个奶头餵翠姐，一个奶头餵我。


    这些，都是我长大后，娘告诉我的。我记事时，看到五婶娘宽宽的胸脯上，两只奶子鼓鼓胀胀，颤颤巍巍，奶水总往外溢，把大襟褂子的胸口都浸湿了。我眼馋了，跑上去抱着那大奶子吸上几口，两手像是抱着一只大葫芦。


    从会说话起，我也叫五婶娘为娘。我唤亲娘时，是短短的语音:「娘。」唤五婶娘时，却是长长的一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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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岁时，能跑了，我便和翠姐跟在五婶娘的屁股后边上山摘豆角，挖野菜。到了她家的地边，五婶娘嘱咐我俩在山坡上玩，她下地摘豆角。一会儿，她那高大的身影就隐在浓浓的玉米地里。我便大声喊：


    「娘——」


    「哎——」玉米地里传出五婶娘的应答。


    我还是长长地喊，她还是长长地应答。翠姐也跟着我喊，我俩像是在比赛。我的声音总比翠姐的声音大，叫喊的次数也比翠姐多。就这样，我俩喊一声，五婶娘应一声，直到她挎着满满一篮子豆角出现在地头上。


    我整日待在五婶娘身边，连吃饭也不愿回家，娘来领我，我就哭闹。娘只好把我吃的饭送到五婶娘家，每次都是送两份，让翠姐和我一块吃。晚上，我在五婶娘的炕上睡着了，娘才能把我抱回家去。


    「你给孩子做干娘吧。」娘对五婶娘说。


    「那敢情好！」五婶娘满口答应。


    我不知道什么叫干娘，娘便对我说:「你只管叫娘就行了。」


    但过了不长时间，五婶娘不让我叫她娘了，她对我娘说：


    「我算了一卦，我是天河水命，孩子是霹雳火命，水克火，不能误了孩子。」


    于是，我改口叫她五婶娘。


    翠姐说话晚，都5岁了，还说不清。


    「姐姐！」我清脆地叫她。


    「兄弟。」她回叫我，却把兄弟说成「葱弟」。


    「葱地？还韭菜地呢？」五婶娘大笑着说道。我娘也乐了。


    笑完之后，五婶娘便教我们唱歌了。我从她那儿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她操着浓浓的家乡话唱，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个」字唱成「过」，把「呼儿嗨呀」唱成「呼噜嗨呀」。她唱一句，我和翠姐跟着唱一句，有时娘也在旁边学。学会了《东方红》，还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唱累了，娘盛上三碗米汤，一碗给五婶娘，另两碗给我和翠姐。


    夏日天长，天黑就已吃完了晚饭。娘领我到五婶娘家去串门，五婶娘却还在灶上做饭。为了省油，她家晚上做饭是不点灯的，娘帮她往灶膛里续柴，灶膛里跳动着红红的火苗。我和翠姐咬着春玉米的甜秸，追着要五婶娘讲故事。她会的故事可多了，什么「孙猴子大闹天宫」了、「白娘子与许仙」了……娘也喜欢听，催五婶娘快讲。黑暗中，「嚓、嚓、嚓」是翠姐和我嚼玉米秸的声音，「啪、啪、啪」是灶膛里烧干柴的爆响，再就是五婶娘的讲故事的浑厚嗓音了。


    一天，听五婶娘说，村里来了一个照相的师傅，她们照了一张全家相。于是我就天天盼望着相片洗回来，看看相片上的人是不是和他们一个样。我埋怨爹娘，他们就想不到全家照一个相。等了十几天，相片送来了，我看了看，就数五婶娘照得自然，翠姐依偎着她，一脸怯生生的样子。我想，要是我，才不怕呢。五婶娘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等照相的再来咱村，俺和俺儿照一张。」


    我上学了，不能整日待在五婶娘家里。娘与五婶娘却来往更多了。你帮我推碾子，我帮你纳鞋底，就像亲姊妹一样。一次，娘生病两天没到五婶娘家，很少串门的五婶娘到我家看望我娘，她拉着我娘的手说：


    「嫂子，听说你生病，俺就害怕。要是你死了，俺就像少了一根胳膊。」


    五婶娘在生翠姐的弟弟时，娘也正怀身孕，快要生我的弟弟了。但娘还是拖着沉重的身子去给五婶娘接生。娘刚到院子里，五婶娘就在屋里喊：


    「嫂子，你千万别进来！」因为家乡有种说法，带着身孕给别人接生，身上的孩子要搁月的。娘没管这些，还是进了屋。


    后来听娘说，当老师的五叔被辞退了。他脾气坏，动不动就拿五婶娘出气。洗脸水烧热了或凉了，他噼头就给五婶娘泼过去，五婶娘又赶忙去给他烧一盆不冷不热的水。五婶娘常年做三种饭，最细的给五叔，差一点的给孩子们，最后用刷锅水放上点野菜煮一煮自己吃。她从未上过桌同五叔吃一顿饭。对五婶娘的处境和地位，娘同情她，常安慰她。说到伤心处，两人一块抹眼泪。三年困难期间，五婶娘家的生活更为拮据，吃棒子心、吃树叶，全家患浮肿病。我家也不宽裕，娘经常给她家送些粮食，我也经常找藉口拿着煎饼到外面吃，其实是把煎饼送给翠姐和她弟弟吃。


    到我上初中，离家远了，住在学校一周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去我先跟娘说几句话，便到五婶娘家去。娘也总陪我。五婶娘每次见到我，不是从柜子里拿出一把花生，就是拿出个梨，塞到我手里，我知道那是她回娘家时带回来给我留的。晚上，我还是喜欢在她那不点灯的屋里，帮她往灶里续柴做饭，听她和翠姐摸黑「呼啦呼啦」地喝粥。我把学校里的新鲜事讲给她们听，还给她们唱歌，有时，五婶娘也跟着哼。一次，五婶娘问我：


    「儿啊，你长大干啥？」


    我说:「当老师，挣了钱，让娘和您都过上好日子。」


    不料没过多长时间，五婶娘查出病来了，而且病很重。娘买了很多东西，让我给五婶娘送去。这一次，她没有去，我想她是让我单独和五婶娘说说话吧。当我见到五婶娘时，她躺在炕上，脸色苍白，说话无力。我哭了，五婶娘那失去光泽的眼里也噙满泪水。一会儿，她把身子翻了过去，不再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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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几天，五婶娘就去世了。娘说，五婶娘咽气前，一直唤着我的名字。娘看到五婶娘脚上没袜子，跑回家去把自己的新袜子拿来给她穿上，还扯了一块白布，给她做了一个枕头。出殡那天，我抱着五婶娘不满三岁的小女儿俊俊为她送殡。我哭得很伤心，几次在地上打滚。按家乡风俗，因五叔当过道士，五婶娘不能进胡家的祖坟地，只能安葬在偏僻的道士林。


    给我乳汁，给我欢乐的五婶娘走了，我深深地怀念她。娘说，没了五婶娘，她也像去了一根胳膊。


    最近，在五婶娘的女儿翠姐家里，我找到了记忆中的那张五婶娘家的全家相。相片上的五婶娘却不太像我记忆中的她：这一个太年轻。五婶娘两眼看着我，离我很近，又很遥远


    ——照片这东西，太真切，反而把记忆中残缺的碎片凝固起来的美沖淡了不少。我想假如五婶娘还活着，我会给她照好多好多的相，和给亲娘照的一样多！


    姊弟情(图)


    娘姐弟四人凑到一块，总有说不完的话。「舅舅、姨，歇歇了！」「俺不累！」（1997年）


    2006年9月17日是二姨的90大寿，此时重病住院，我赶往兖州给她祝寿。她意识朦胧，但知道我来看她，嘴里直念叨:「我想你舅舅，想你娘啊！病好了，我要回家看他们。」舅舅和娘已先后去世几年了，因二姨久病卧床，家人一直瞒着她。


    娘姐弟四个，她是大姐。


    在她们姐弟四个中，数娘个头矮。舅舅的个子是一米七，二姨和三姨分别是一米六五和一米六二，娘只有一米四一。


    姥爷隔几年下一次关东，长时间不在家。娘从五六岁起，便成为姥姥的帮手，知道疼娘，也知道疼弟弟妹妹。家里粮少，每顿饭捨不得多做，干的稠的，给弟弟妹妹吃，她和姥姥光喝点稀粥。姥姥家盖不起房子，只能典房住，十几年间搬了三次家。到十六七岁，娘便承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娘嫁到我家后，娘家的事有不少仍担在她身上：给姨和舅舅做衣做鞋，帮姥姥料理家务。好在婆家娘家离得不远，娘抽空忙完我家的活赶忙再去姥姥家忙。


    舅舅至今还记得，娘曾救过他一命。舅舅20岁那年的一天，娘帮姥姥忙完活，没回家，住在了姥姥家。半夜土匪来绑票，当他们撞开大门，叫喊着让屋里的人开门时，娘急中生智，和三姨搬开土炕上的两个土坯，让舅舅钻进了炕洞。上边压了块面板，面板让边铺上席，又躺在了上边。土匪们撞开屋门，掀开床上的被子，见只有娘、三姨和姥姥，说了声不要女人，便离开姥姥家。第二天听说，文彤的大爷在夜里让土匪绑了票。家里人卖了三亩地去领人，结果土匪拿了钱去却没放人回来，因为文彤的大爷说了一句:「看你们都很面熟，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仅这一句话便送了命。


    舅舅结婚后，妗子生了三个孩子，便去世了。舅舅从此没再续娶。因家穷，他把最小的一个女儿送给了人家，自己带了一双儿女，又当爹，又当娘。姥爷去逝，姥姥又年迈，娘承担起照料舅舅家两个孩子的责任。做点好饭，给他们送一份过去；给我们姐弟做鞋做衣服，同时给表姐和表弟也做一套。表姐出嫁后，经常去看我娘。她说:「俺大姑待俺比亲娘还亲，这里就是俺的娘家。」在娘生重病的日子里，表姐天天守在她身边掉眼泪。


    舅舅老了，表姐到城里工作离家远，我的两个姨也离得远，所以离舅舅最近的亲人便是我娘。表弟经常让舅舅生气，舅舅自己做饭，冷一口热一口，吃不舒服。他心里有啥不痛快，都到我家，跟我娘说说。娘每做一顿饺子、包子，都让外甥女给舅舅送去。舅舅患腿痛病，走路一瘸一拐。娘住院的那几天，他一天跑一趟医院，8里路，他一跛一跛得用两三个小时。


    邻居们说，娘不光是对自己的娘家人这样，对邻居、对乡亲也是这样关心、这样亲热。在我家住宿的客人清晨要早走的，娘总是提前起来做好饭，让客人吃饱再走，哪怕客人三四点走也是这样。若是人家执意不吃就走了，她便说:「咋没吃就走了呢！」就这句话，她念叨好多天。


    读过书，在村里当过干部的舅舅说了这么几句话:「咱姐弟中，别看大姐长得最矮小，但她对咱家操心最多，出力最大。」


    6、俺爹俺娘俺家乡


    天津湾的水(图)


    我的故乡天津湾村春天景色。（2006年）


    我家在村南围墙外，这是南门旧址。爹说，村围墙是清同治六年（公元 1867 年）修建的。 1958 年上级号召大炼钢铁，为建炼铁炉拆除了南门。（ 1998 年）


    农闲时节，山村的女人们却不得空闲。（1990年）


    在我们村的村名「天津湾」三个字中，虽说有两个字与「水」有关系，但我们村却是远近闻名的缺水村，村民吃水全靠下雨流到储水池里的刷街水。水池一般有几丈深，池口和井口一般大，下边是直径数米的大圆筒。下雨之前，人们用石块，在水池的进水口前挡一道小埂，街上的雨水便能顺着小埂流进池里。雨后第二天，人们就到水池里打水，打上来的水浑浑浊浊。爹听人家说，苦杏仁能使水很快变清，便找来几颗杏核，取出杏仁，砸碎放进水缸。一夜过去，水依旧是黄色，烧开后倒在碗里，像黄黄的茶水。外来的客人端起它，憋着气才能喝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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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是这样的水，一年也吃不到头。遇到夏天雨水少，村中所有水池里的储水连半年也吃不上。家家惜水如金，一小半盆洗脸水，全家人轮流着用，用完了捨不得泼，等水中的灰尘沉了底，再用上边的水餵猪、餵牲口。


    打井寻水，挖水池储水，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村形成热潮。区打井队、公社打井队在村里村外钻探了几次，结果几百米深的钻孔都是干窟窿。钻井的同时，生产队还组织社员多挖储水池。邻居文高大叔是挖水池的倡导者和领头人。一天中午饭后，他没告诉家人便扛着镢头第一个上了南山坡，到了新挖的池边，等了一会儿，不见同伴来。他想，在上边等也是白耽误工夫，何不早下去挖着等呢。他顺着辘轳上的绳子下到了五六米深的池底，就挖了起来。不一会儿雷声大作，下起雨来了。雨越下越大，若再不上去，水灌进池里会出危险的。大叔两手抓着辘轳上的绳子往上爬，等爬到池口，四周没有可抓的地方，于是又顺着绳子滑到池底，反覆几次，都没成功。他拼命喊叫，但在这旷野、在这池底、在这雷声隆隆的雨天，哪能有人听到。一下午，用辘轳往上提土的同伴都没来上工。在农村，下雨天是休息的日子，谁也没想到大叔会提前上坡下到池里。晚上，大叔的家人开始找人。由于都怀有「下雨不可能上坡」的心理，所以没到南坡的池边去找。直到第二天上午，到池边干活的人才发现池底有人，文高大叔泡在半米深的冷水里，由于长时间的浸泡、惊吓和劳累，他已神情恍惚，救上来没几个月便去世了。那年他才38岁。


    20世纪70年代末，我村终于钻探出一口深水井，家家户户安上了自来水管，村民终于告别了喝刷街水的历史。


    又过了几年，博山城缺水，钻探队又到了我们村，在村东的沟底钻探出了20口深井，组成一个机井群，为20公里外的博山城区供水。城里还建起一块纪念碑，纪念天津湾「引水济博」工程。从此，「天津湾」才真正成为一个水灵灵的名字。


    「破提篮」里出学子(图)


    官厅是爹曾上过4年学的学堂，这是1949年前村里第一所官办学堂。爹在这里念完了《论语》，便跟爷爷学木匠营生了。比爹晚几年在这里上学的小伙伴们也已进入暮年，这里是他们每天必到的地方。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家长里短，点评着村里村外的「新闻」。他们自称「等死队」，一年中，总有几个从这里消失，又有几个年纪稍轻的补充进来。（1995年）


    这是1950年土改后村里用地主的房子办的解放后第一所学校。（1988年）


    这是1972年盖的新学校，当时是村里惟一宽敞的大瓦房。（1990年）


    2002年，我在山东高青县找到了我的小学五年级班主任赵明堂老师。


    焦家是我们村的大户，焦家林是村边最大的坟地。焦家林第一座坟的主人叫焦雄，他于明嘉靖九年正月初九去世。当年九月，他的三个儿子曰强、曰杰和曰远为他立碑。碑早已在「文革」中被砸掉。爹至今还记得碑文上有两句话:「南有行龙，北有岳阳，此村之佳境也。」据说焦雄的石碑两旁的厢板是两块响石，用手一拍，嗡嗡作响，悠扬动听，传出很远。有个风水先生断言，两山夹一村，村名天津湾，水能养木，木能成材，此村必定文人辈出。


    爹说，村里也确实出过几个读书人。焦学之、焦习之兄弟俩，焦文时、焦文利、焦文和兄弟仨的名字，分别是从「学而时习之」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古语中取出的，显示了他们是读书人子弟的身份。


    出个读书人，是家家做梦都想的好事。但兵荒马乱，人都吃不饱，有几家孩子能实现上学的美梦呢？爷爷常说一句话，不让孩子读书，就永远没有返气的时候。他给爹取名文崇，就是希望家人崇尚文化，以文耀祖。但爹只上了四年学，便不得不退学跟爷爷学木匠。爹说:「『子曰：巫匠异然。』但只要混口饱饭吃，还管他『异然』不『异然』。」一般请人干木匠活的，给匠工吃的饭都是好一点的。有句俗语:「家里做好饭，匠工活路不用看。」是说饭食好了，匠工就会好好干活。娘说，我家每逢请人耕地，中午都是做油花卷给赶牛的人吃。有一次，耕了一个来回了，赶牛人突然想起，这是块吃油卷的地呀，便把犁放深了一寸。爹说，他吃人家最好的饭是馍馍，最好的菜是油条拌芹菜。碰上吃葱拌豆腐时，主人往往忘了放盐。村里流传这么一句话:「青葱拌豆腐，临吃再加盐。」是说如早放盐的话，葱和豆腐被盐腌长了，看起来菜的数量就少了一些。爹喜欢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他看书看得有味，「嚼」得也有味。有时不吃一口菜，一个煎饼就已下肚，饭吃完了，还不知就的是啥菜。爹的许多知识就是在吃饭时学到的。爹的同辈人，上学的很少，上中学的没有一个。


    乡村对女孩和男孩上学念书的态度很不一样。二姐都10岁了，家里也不提让她上学的事，是她自己跑到学校报了名，才读完了初中。大姐也是10岁上的学。我刚6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爹便给我虚报了出生年月，让我早早入了学。三个人上学，支付的学费书费是很多的。大姐只读了3年便下地干活，帮娘纺线织布。我记得，晚上，娘纺线常纺到深夜。纺完线后到舅舅家的织布机上织布，织出的布或用山上的郎棒枝熬水染成土黄色，或用水湾里的淤泥染成土灰色。到过年时，我们兄弟姐妹穿的都是洋布做的衣服，爹娘穿的都是自家织的粗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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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还不是最差的，有的同学家就指望鸡屁股这个「小银行」，买个笔和本子，都拿几个鸡蛋到小卖部换。上中学了，同学中有城里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他们的经济条件不知比我们农民子女好多少倍。他们每顿饭到食堂打饭买菜，我们是每周从家里背煎饼。夏天，煎饼两天就长黑毛，大家便在宿舍里拉上绳子，把煎饼搭在上边晾。宿舍里挂得满满当当，看起来像一面面小黄旗，到处是刺鼻的霉酸味。就是这样长毛的煎饼，每顿饭用开水泡一下，就着咸菜吃。同周围几个村比起来，我们村的生活最差，好多学生用破提篮盛饭上学，所以，同学们编了个顺口熘:「金郭庄，银源泉，天津湾的破提篮。」但我们村的学生学习最用功，每次考试，成绩总在前头，考大学的成绩也不赖。尤其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我们村每年考出的大中专生都在20名以上。1979年，考出去了30名。近几年来，全村出去的大中专生总共500多人。爹说，五六十年代，我们天津湾西村的人口是1700多人，40多年过去，现还是那么多人，除了计划生育的原因以外，考学出去的人多是重要因素。我们村被称为「状元村」。还有位学者把村里出去的大学生称为「从破提篮里走出的学子」。


    离开爹娘离开家这些年，我总喜欢这个拍摄像爹娘一样的普通百姓。这位老大爷见到我总说我像他的儿子。（1984年）


    也许小时候娘给我割了绊脚线的缘故，我的路越走越远。1990年，我组织了红军长征路摄影考察队，9个多月的时间，骑自行车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图为在卢定桥上留影。下图为过草地的情景。


    也许小时候娘给我割了绊脚线的缘故，我的路越走越远。1990年，我组织了红军长征路摄影考察队，9个多月的时间，骑自行车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图为在卢定桥上留影。下图为过草地的情景。


    三年前，从「破提篮里走出的学子们」捐资为村里修了柏油路，盖起了一所设施完善的学校，教学大楼就恰巧建在早已剷平的焦家林边上。每天，上课的钟声在学校上空回响，比当年焦家林焦雄墓前的那块石碑厢板的响声更悠扬，传得更远。


    「西方大路」与「东方大路」(图)


    四爷爷的大儿子焦文俊（我的大叔）去世后，堂弟站在椅子上，为他举行「叫地门」仪式。（1998年）


    「命归西天」是人们对死的结语。传说西天是一方净土，是一个极乐世界，是在争争夺夺，忙忙碌碌的人世间走了一遭的人的最好的归宿。


    其实，「西天」再好，也不是人们嚮往的地方，临死的人仍留恋生活的这个「东方」世界，活着的人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把要去「西方世界」的人拉回到这个「东方世界」中来。我的家乡有种风俗，当人弥留之际，亲属用木勺子敲打门框，呼唤着他回来，有不少人果真会「死」而复生。


    我10岁那年，爷爷硬朗朗的身体突然患病，在后脖颈上长了个肿瘤。据大夫讲，只要动个手术，摘除了就会痊癒，以后也不会复发。但爷爷脾气犟，死活不去医院，也不做手术。他说：


    「我已活了76岁了，阎王爷已捎来了三封信：一是眼花，二是耳聋，三是行走不便，是该往西方路上走的时候了。」


    但说归说，他还是对生活的社会十分留恋。他让人搀扶着走上南山坡，看着住了70多年的村庄，不愿离去；见了孙子孙女们也格外亲热，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放开：


    「要是看着你们都成人多好！」有时还自言自语:「俺要跟阎王爷说说，让俺在『东方大路』上多走几天。」


    一天夜里，他的病情恶化，从床上滚到地上，仅剩一口气了。爹赶忙给爷爷穿寿衣，娘跑到厨房，拿了把木勺子敲打着门框，一遍又一遍的高喊：


    「爹，你回来吧！你回来吧！」


    邻居听见了，纷纷跑到我家来，拿了两条长凳放到屋的正堂间，铺上一床高粱秸打的箔，将穿好寿衣的爷爷架到上面（因为传说人死在床上不好，所以在断气前就得架下来）。娘又敲打着门框喊了几声，爷爷真的动弹了，一会儿，平躺的身子侧了过去。于是，大伙又把他架回到床上。爷爷又活了一个多月。


    到爷爷真正死的时候，忙白公事（丧事）的人便在院子里搭一个席棚，接待前来弔丧的亲戚。一般的来人在席棚里对着牌位拜几拜就完了。若是女婿，拜完后，还要蹿灵，即「哇」的一声，不顾一切奔到屋里的棺材前跪下，再由亲属赶忙将他扶起，送出屋外。爷爷没有亲女儿，本家的一个大姑夫表示对爷爷的敬重，也蹿了灵。在这以前，我也见过几回蹿灵的人，姥爷死时，爹就蹿过灵。我发现，蹿灵的人就大哭一声，有的眼里有泪，有的眼里根本没有泪。我想，何必搞这个形式呢！我担心长大了给丈人蹿灵的时候，会掉不出眼泪。爹说王五死的时候，他的二女婿蹿灵以后，哭不出泪来，就直往眼上抹唾沫，在场的人扭过头去直偷笑。


    丧事中，还要向土地庙送几次浆水，意思是死去的人还在土地爷那儿暂住，要给他送几次吃的。还要去坟上煎糕，即在坟底用两块砖支一个灶，点上一把豆秸火，放上锅，锅里倒上油放几片豆腐、馒头和年糕，温一下后，便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由几个穿孝服的女人使劲往坟外抛，一边抛，一边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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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得高，过得高，踩着楼台磴磴高！谁高？俺儿高！」


    扔出来的豆腐、年糕、馒头被围观的孩子抢来夺去。据说，谁吃了，谁长命。


    最惊心动魄、撕心裂肺的时候是出殡前的「叫地门」那一时刻。「叫地门」是死者的儿子为老人叫开「西方大门」的仪式。记得爷爷出殡时，爹举着一根棍子，上边挂一桿秤，一盏马灯，一面镜子，一个筛面的罗子，爹站到一张桌子上。这时，送殡的人不许哭，院子里静得出奇。爹便连着高喊三声:「爹，你上西方大路！爹，你上明方大路！」还得一声比一声高。当时爹没喊完，就痛哭失声，险些从桌子上掉下来。接着，院子里哭声一片，亲属中有人将一个黑碗摔碎，棺材便由几个人用手从屋里抬到大门外。爹手执一片用黄纸包着的青瓦。等棺木在大门外用绳子封好，穿上抬扛要起棺时，爹再把青瓦摔碎。


    顶包打瓦的人是死者的财产继承人。如果死者没有儿子，要从侄孙中过继一个来顶包打瓦。因牵扯到财产的继承权的大事情，往往会引起纠纷，有的家庭还会为谁来顶包打瓦而打得不可开交。我们家族有个大爷爷，膝下无男，只有两个女儿，大爷爷死前曾留下遗言让本家的侄子万真顶包打瓦，这引起了两个女儿的不满。于是大爷爷死后，他的两个女儿和万真家在财产继承上发生纠纷，还未出殡，便大闹起来。大爷爷的两个女儿用哀杖敲打着棺材盖，口中念念有词：


    「敲敲棺材盖，绝了下一代！」诅咒承继人断子绝孙。


    万真的媳妇也不示弱，她一手拿把铁勺，一手拿一口铁锅，铁勺敲铁锅，声音更大，嘴里叫得也更响：


    「你敲盖，我敲锅，看看谁家死得多。」诅咒对方多死人。


    为老人出殡的白公事，成了一场闹剧。


    爹说，人死是悲事，但留下的笑话多着呢。方边他爹给父亲上坟，每次都捨不得买香、买纸、买供品，只在坟前放上十块钱。临了，对父亲的坟说:「爹，你不花，我可又要拿走了。」跟爹一起干木匠的张四叔，因为脸上有麻子，外号叫四麻子，四麻子爱说笑话，临终前还跟人开玩笑，他说:「西方大路准不孬，要不，去了的人为啥都不愿回来呢！至于那里到底怎么样，我去了以后给你们捎个信回来，或者回来跟你们说说。」他死了以后，人们又拿着他开玩笑了:「四麻子是个说话算数的人，都不回来了，西方大路不孬是肯定了。」张老业死时，他的儿子「叫地门」时，把「你上西方大路」说成了「你上东方大路」，当时众人不敢笑，事后却传为笑谈。张老业的儿子解释说：


    「西方是空空世界，还是东方大路上有钱挣，等俺爹给俺挣足了钱，从岳阳山（我村的一座山）后不也同样能转到西方大路上去吗！」


    我爹听了，骂他道：


    「浑小子，地球是圆的，从东方大路上还能走到美国呢，那也是西方，让你爹在美国给你挣些美元，你再送他到更远的西方大路上不更好吗？」


    窑货岭(图)


    窑货岭上的桃花开了，娘说:「你们城里没有山里的景色好吧，多照几张带回去让他们看。」（1997年）


    我家在村的南门外，正对着南山——回龙山。回龙山的脚下有一条光秃秃的山岭，叫窑货岭。听爹讲，200多年前，我们村也出窑货（瓷器），这条岭上排满了窑炉，村里人便叫它窑货岭。岭上原来林木繁茂，烧窑都光了。我小的时候，还能看见一孔旧窑。旧窑背依一面山坡，窑顶和山坡一样平，窑有两人深，顶已塌，窑壁是紫红色的，用手抠一下还很硬，爹说是多年的窑火烧成这样的。窑只有一个门，是小拱门，爹说那是装窑和出窑时的通道。我和小伙伴们曾经钻到窑里面玩。


    窑货岭也是爹小时候和伙伴们玩的地方，不过他们那时不像我玩得那么轻松。每天到岭上，肩上都背一个筐，或打猪草，或采树叶。不装满筐子，是不敢玩的，怕回家挨揍。爹说，他们那时玩得更调皮，更有意思：他们往窑里投石头，看谁投得准；从岭上偷偷摘了人家树上的柿子，抱捆干棒子秸，躲在窑里烧着吃。烧柿子的烟从窑里冒出来，远远就能看见，树主曾逮住过他们一回。有一天他和两个小伙伴看到一个比他们大几岁的男孩，领着一个女孩进了窑里，便相互挤了挤眼睛，悄悄走到窑顶上，解开裤子，一齐向窑里撒尿。撒完后，一边大笑，一边快步跑下山岭。


    在窑货岭上，还有一个当年为躲日本鬼子而挖的土洞。娘说，这个土洞还有不少故事呢。


    1944年的一天，传说日本鬼子快要进村了，男人们都跑进了山里，我家几个跑不动的女人和孩子躲进了洞里。孩子的哭声惊动了几个提枪的人，他们把女人们赶出来，要她们回家为部队做饭。听他们说话娘才知道，这哪里是日本鬼子，原来都是些「三本」（就是汉奸，因为当地读「日本」为「二本」，所以称为日本人干事的叫「三本」），还是住的不远的本地人。


    「三本」到了我家，把娘养的鸡都杀了，让娘给他们炖。临走时，看到圈里有头猪，又要赶着走。娘不慌不忙地对他们说：


    「老总啊，这猪还不肥，一身骨头架子，没多少肉。」


    一个「三本」说:「不肥，也比鸡大。」


    「猪骨头硌坏了你们的牙，俺可担待不起，等我养肥了，再给你们送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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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本」听了，笑了，提着娘炖好的鸡走了。


    晚上，爹从山里回来，说那里也不安全，邻居大侄子没躲进洞里，让「三本」抓住了。问他叫啥，他回答说叫焦改方。一个「三本」说:「我们正要抓当共产党的焦方改，看来就是你！」说着，命几个「三本」挖坑活埋。当坑挖到齐腰深时，焦改方跪下大哭起来:「老总啊，可怜我吧，我还没娶媳妇啊！」「三本」们笑了:「凭这熊样，还真不像共产党。」随后把他放走了。


    等我记事的时候，窑货岭上的地里都种上了果树，但过了几年又都砍了。过几年再种上，再砍，折腾了好几遭，以致多年以后窑货岭依旧是光秃秃的山岭。


    1982年，村里分责任田，家里的地又恰巧分在了岭上的旧窑旁。旧窑早已被填平，上边生了一片荒草。爹利用空闲时间割去荒草，垦出一块几平方米的新地。他说，这块新地一年能打十几斤高粱呢。爹的两个叔兄弟分的地和我家的地紧挨着，他们都在地里种上了果树。春天开花时，桃红梨白，窑货岭像穿上了花衣裳。


    近几年，窑货岭上建起了一个私营採石场，採石的炮声一天几次在岭上炸响。爹说，照这样干法，用不了几年，他的责任田和旧窑上的那块新地就会被炮声翻个个儿，兄弟俩的果园也保不住。那时他们就只好到村里另划分的土地上耕种了。


    花盆灯(图)


    乡亲们在我家的院子里做花盆灯。（2001年）


    2001年元宵节，爹娘欢欢喜喜在看地方民俗表演。


    2006年元宵节，我与家乡的父老乡亲。看戏的人群里没有了俺爹俺娘。


    283 你敲你的锣鼓，我下我的棋，爹（左二）老喜欢看别人下棋，有时娘叫好几遍才回去吃饭。（1988年）


    「咚咚锵！咚咚锵！」每年元宵节，天刚擦黑，大街上的锣鼓便敲得人吃不安稳饭。孩子们拿张煎饼，夹块咸菜，就往外跑。


    闹元宵，在我们家乡一带称为玩十五。按我们村习惯，过了年初二开始扎戏台，初五开始唱戏，唱到初十歇两天，就该准备玩十五了。


    玩十五前，爹娘一般要忙两天，把在关爷庙放了一年的玩十五的器具，拂去上边厚厚的尘土，进行检修。属木匠活的，由爹来干；缝补戏衣裳一类的针线活，则由娘和几位大婶「承包」了。干这些活每人都是尽义务，从上几辈传下来就是白搭力气的事，也是个人乐意尽力的事，没有人会想到要什么功夫钱。爹说，每年修理玩十五的器具，自家都要搭上不少木头。


    我最盼望的是爹在忙完村里的事后，给我做个花盆灯。花盆灯的做法是先用高粱秸扎成花盆形状上大下小方形的空架，四周糊上色纸，然后找当过老师的胡先生在上边画上几笔水仙呀、兰草呀之类简单的画，写上几条灯谜，花盆边上扎一根树枝，枝条上粘上纸做的绿叶红花，花盆灯就做好了。花盆里装上一盏油灯，或一根蜡烛，花盆架上安上一段二三尺长的木棍，举在手中，在玩十五的队伍中穿行，甭提多神气了。爹给我做花盆灯，不用高粱秸，用木头，举着它，更神气。


    我6岁的时候，爹给我们做了一个花盆灯，但因为我还小，不让上街，只举着它在大门口过过瘾。姐姐去了，举花盆灯的都是像她一般大的十二三岁的小孩。


    玩十五的队伍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桌搁」队。「桌搁」是我们村的传统表演形式，10岁左右的小孩子扮成古戏里的人物角色，站在两人抬的桌子上，两手比划着名做一个造型，就称为「桌搁」。我不喜欢「桌搁」，觉得死死板板不好看，远不如相邻的崮山村来俺村串村表演的转「蕊子」好看。爹的看法不一样，他说还是「桌搁」好，耐看。我想大概因为他是每年抬「桌搁」的积极参与者吧。「桌搁」队后边就是花盆灯队，二三十个花花绿绿的花盆灯能占据村里的大半截街道。当时山村没电，四周没有一点光亮的东西，只有花盆灯那带有颜色的灯火在锣鼓声中 移 动，形成一条灯龙，煞是神秘、好看。每到街口，花盆灯队还要进行串花表演，其实就是相邻的两个举花盆灯的人前后、左右变换位置走动。娘告诉我，站在高处看花盆灯表演，才好看呢。我曾和五婶娘家翠姐站在她家墙头上，居高临下看花盆队的串花表演。「灯龙」远去了，锣鼓声也小了，我却站在墙头上不肯下来，真盼望花盆灯队再折回来表演一回。


    第二天，我把看到的景象讲给举花盆灯表演的姐姐听，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说：


    「真的，俺表演得那么神？」


    八月十五闹元宵(图)


    元宵节民俗表演，在我们那一带称为「玩十五」，这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2002年）


    都知道闹元宵是在正月十五，没听说过八月十五闹元宵。爹说，我们村就有。


    那是在1949年，那年阴历闰七月，到八月中秋，已是麦下种，秋场净。因年景好，世事也太平了，家家都想吃上块月饼，过个安安稳稳的中秋佳节。


    爹记得八月十五午后，在村里当民兵指导员的舅舅突然到我家，对爹娘说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成立的时间是在两天前。爹掐指一算，是公元1949年10月1日。至于人民共和国如何成立的，当村领导的舅舅也说不清楚，爹自然也不十分明白，知道人民翻身做了主人这一点就够了，就足以让受尽千辛万苦的老百姓大喜大贺了。舅舅说，村里决定晚上像玩十五（闹元宵）一样开庆祝会，热闹热闹，让爹召集木匠们修好玩十五用的龙灯、蕊子和桌搁。爹立即跟木匠们一说，大伙自然高兴得很，一下午便把要用的器具都修好了。爹还在天黑前做好了十几个花盆灯，全都糊上了红纸，以增加喜庆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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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又大又圆的月亮露出东山头时，锣鼓声便在官厅场里响了起来，庆贺的队伍按多年的玩十五的套路，表演起来。不同的是这次无论是舞龙灯的、转蕊子的，还是串花盆灯的，比哪一次都欢快。在官厅里教学的焦先生还唱起了「武老二」（快书）：


    「明白了，明白了，反动派逃跑了。」人们一阵欢呼。


    他又唱道:「明白了，明白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人们又一阵欢呼。还有人「噼噼啪啪」放起了鞭炮。


    是啊，迎来这一天多不易啊！远的不说，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占领了8里外的源泉，又修炮楼，又支大炮，加上汉奸恶霸与之勾结，为非作歹，老百姓吃尽了苦头。爹说，那时日本兵有多少，谁也不知道，只在山上远远地看见一辆汽车拉着些兵来回跑，后来才知道就那么几个日本人。他们尽指使汉奸进村干坏事。一听说日本人（其实大多数是汉奸）来了，人们就往山里躲。小孩不能上学，大人不能种地。1943年冻了玉米棒，闹了饥荒，全村饿死了许多人。


    日本鬼子投降了，国民党兵又来了。我村从1947年春天解放后，南麻战役、孟良崮战役相继打响，我村的官厅成为后方医院。担架队把一批批伤兵从前方抬到这里医治。因当时医疗条件差，缺医少药，对腿有重伤的医治方法都是锯腿。伤员的腿一筐一筐地往外抬。晚上，引来了狼群，邻居家的九妮在碾盘上乘凉睡觉，被狼叼走，又被人追回，所以取名「狼剩」。听舅舅说，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也在这里养过伤。他住的是舅舅家的西屋，娘还给他送过饭。伤员在村里养伤期间，舅舅看护着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又要反攻，舅舅和村里的干部为转移伤员，动员群众出人出毛驴，出门板做担架，很快把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爹说，他曾两次抬伤员，送到桓台。后来，国民党兵来报复，村里的民兵及邻村北崮山焦裕禄领导的民兵，配合解放军，利用熟悉的地形进行还击。那一次，敌人啃了根硬骨头，死伤不少。舅舅说，还有12名伤员牺牲在我们村，舅舅带人把他们掩埋在村头，他们的名字是孙建福、王志保、王芝福、镇山新、李作红……还有三位未留下姓名。至于他们的籍贯，舅舅只知道镇山新是四川人，孙建福是本省牟平县碾子头村人。解放后，舅舅写信给他们的家人，告诉他们烈士牺牲的情况。


    经历了艰难的岁月，迎来了今天的胜利，乡亲们咋不欣喜若狂呢！这个庆祝会，持续到深夜，大伙还不尽兴，虽说反反覆覆的还是演出那些不知道看了多少年的玩十五，反反覆覆地听焦先生唱那几句「明白了」的「武老二」，但大伙听了还想听，看了还想看。此时，爹的「诗意」也来了，他跟焦先生一合计，一段简单「明白了」又加了几节新内容：


    「明白了，明白了，天下从此太平了！明白了，明白了，日子越过越美好！明白了，明白了，八月十五闹元宵。」


    村里这个老戏台和这棵老松树有500年的历史了，爹说，它们和村子的年龄一样长。（1997年）


    又大又圆的月亮升上中天。山村仍响着震天的锣鼓，锣鼓声中是几十人、几百人的齐声唱和合:「明白了，明白了……」


    铡草 捣药 踩箱罗(图)


    「年纪大了，推不动碾子了，只能给你们罗罗面了。」娘对邻居的事总是这么热心。（1996年）


    「以后你退休来家，俺养活你。」大婶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1988年）


    1993年，娘与六个老姐妹在一起，左边的小男孩才两岁。


    2001年，老姐妹们与小男孩又聚集在一起。


    幼年时代，有几种声响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铡草声、捣药声和踩箱罗声。


    我家餵着一头大青驴，皮毛乌黑，膘肥体壮，用它拉耧耩地，拉磨推碾，还用它驮盐到盐店去卖。爹说，村里的驴数它个大劲大，一次能驮200来斤盐，一天走七八十里路也累不垮。


    驴壮，全靠餵得精细，餵得及时。每天傍晚，爹牵大青驴回家，把缰绳往驴槽边一拴，娘已把饭菜端到了桌子上。吃完饭，爹娘就开始为驴铡草料。


    爹把墙角那口用了几十年的老铡刀提到屋门口，抱来几捆谷草。娘端来一盏油灯，放到铡刀边的小凳上。爹执掌铡刀把铡草，娘负责往里续谷草。铡草需要力气，续草需要技术。当爹两手把刀抬高时，两脚跟也随之抬了起来。这时坐在地上的娘已把谷草理好，准确地往铡刀下一续，续进去的长度不长不短，一指来长算合适，铡刀起落，便会出现「刷、咔」的声响。这一「刷」一「咔」是续草和铡草密切配合的和谐音律。我曾对着钟錶数过，钟錶每「咔哒」一下，爹娘的铡草声也「刷咔」一下，不快不慢，节奏悦耳。


    我有时端着油灯蹲在地上看，有时躺在炕上，在铡草声中进入梦乡。铡草声是我家的「小夜曲」，它伴着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另一种动听的、有节奏的声响。大约七八岁时，娘病了。一天，爹让我跟姐姐去8里外的郭庄药铺抓药。中药铺里的老医生鬚发雪白，他细心地称好药后，把几块个大的药放进一个比捣蒜的臼子大好多的铜臼子里，拿起铜药锤，「丁丁当当」地捣起药来。捣药声不像捣蒜声，只是音调的「嗵嗵」声，而是时长时短的脆响。老医生拿药锤的右手腕，灵活地扭动着，有时还转个圈，药臼子便发出这样有节奏的声响:「当，噹噹丁，丁噹噹丁，噹噹丁。」我听得入迷，耳朵尽量往药臼子旁边凑，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老医生捣药的手腕。原来他捣几下药后，有意提起药锤在药臼边上空敲一下，这才使本来单调的捣药声变得那么丰富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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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只要家里需要去抓中药，我都抢着去，想多听听那动听的捣药声。但有时药里没有大块的，老医生就不再捣药，我心里就像少了点什么，提不起精神来。


    至于踩箱罗，知道的人可能不多。我们村有一家开了个「馍馍坊」，每天卖上百斤馍馍。磨面粉需要两头大驴拉两个大磨，罗面不是用平常的圆形罗子，那样太慢，也太累人。他们用的是箱罗，就是一个方形的木箱里，有两根平滑的木条，作罗床。上边放上方形的大罗，罗壁上钉着一根传杆从木箱的壁洞里穿出来，连接在一根竖木柱上。木柱下方连一块尺把长的踏板，踏板下边是半圆形。两脚轮换踩动踏板，竖木柱就会左右摆动，带动箱内罗子的连杆来回晃动。这是一个虽说笨重，但又有一定机械原理的罗面机。踩箱罗的女人站在踏板上，两脚有节奏地踩动，木箱里的罗子就会发出「咚、咚咚」的声响。踩箱罗的人的身子随着脚左右摆动，在「咚咚」的声响中像在舞蹈，这是我幼年记忆中最美的舞蹈。


    我家离馍馍坊只隔几堵墙，我有时和小伙伴们去磨面房看踩箱罗，有时趴在我家墙头上听那用脚踩出来的乐曲。


    多少年过去了，这三种看似笨重或原始的劳作除了捣药还能在药店见到外，铡草和踩箱罗再也见不到了。


    7、俺爹俺娘像太阳


    爹娘和太阳的故事(图)


    2001年我生日那天，我搂着爹娘照了这张相，有爹有娘儿子多大也撒娇啊！


    按照鲁中山区农民的习俗，爹娘一辈子通腿而眠。小时候，我有时跟爹睡，有时候钻到娘的被窝里。（1995年）


    小时候，跟爹娘一块睡，爹一头，娘一头。我有时爱跟爹一头睡，有时也爱钻到娘被窝里。娘睡觉喜欢使劲地搂着我，我稍微离开她一点，她又把我搂到身边。那时娘还年轻，两只奶子鼓鼓的柔柔的顶着我，娘一动，奶子摩擦我幼嫩的胸脯，温柔极了。


    跟娘在一头睡几天后，我又爱钻到爹那头的被窝里。爹的体温好像比别人都高，挨着他，像挨着一个炭火炉子，我幼嫩的皮肤会觉得发烫。冬天的夜晚，我总是紧紧地抱着他。爹的胸脯很宽，他平躺的时候，像一张小床，有时我就干脆趴在他的胸脯上。我还爱把耳朵贴在爹的胸前，听爹的心跳，「咚咚咚」，爹的心跳很响，像擂动一面大鼓。


    每天晚上躺下后，娘的脚冰凉冰凉。爹说，那是因为娘从小就缠了小脚，脚趾都折断了，紧贴在脚心上，白天又把一根带子紧紧地扎在脚腕上，把血脉都隔断了，脚还有不凉的。


    「来，伸到我这『炭火炉子』旁边烤一烤吧，我这胸膛比炭火炉子还热得匀和呢。」


    说着，爹把娘的脚拉到自己的胸前。


    爹娘都爱讲故事，娘讲故事时一边讲，一边哼儿歌，像「长尾巴狼，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还有，「宝贝宝贝黄，出来看看娘，宝贝宝贝草，还是有娘好」，就那么常听的几个，而且还都是让人听起来凄悽苦苦，心里总不得劲。爹的故事多，什么三国啦，水浒啦，聊斋啦，他满肚子都是故事。多少年以后，大多数故事我都忘记了，然而有一个《太阳的故事》和一首《开开门》的儿歌，总是记在我的心头。


    爹说，从前，有一家人家，有爹有娘，有一个儿子，三口人过日子。爹在地里侍弄庄稼，娘在家纺线织布，日子过得很舒坦。不料有一天，爹染了风寒，不几日便离开了人世，这孤儿寡母过起了无依无靠的日子。那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娘也死了，家里就剩下了这个年幼的儿子。没人给他缝棉衣，没人给他做棉鞋，好可怜的孩子，白天就找个背风的地方晒太阳。太阳光好暖和啊，在暖暖的阳光里，孩子甜甜地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的脸原来就是爹娘的脸——一会儿是爹，一会儿是娘，孩子一边叫着爹一边叫着娘，直奔太阳的身边，太阳一把把他搂在怀里，脸紧紧地贴着孩子的脸，好暖和哟，好暖和哟，孩子幸福极了。正在这时，孩子突然觉得浑身冰凉，醒过来，见太阳已经落下西山，北风呼呼地刮着，雪花纷纷地飘着。孩子起身，回到家，走进了那个曾经有过温暖的冰冷的房子里。


    「后来怎么样了？」我问爹。


    「后来嘛，孩子也死了。在他死后，人们编了这么一首儿歌：


    开开门，黑咕隆咚，


    拿起火，点上灯，


    灯看我，我看灯，


    看不看的不做声。


    伸伸腿，冰碴儿凉，


    翻翻身，靠着墙，


    谁是孩子他爹娘！


    爹的故事讲完了，我哭了。记得那天夜里，我一手紧紧地抱着爹的胳膊，一手紧紧地抱着娘的腿，一夜都没有松开……


    俺爹走了(图)


    我给爹照的最后一张照片，一个月后，爹便去世了。（2002年）


    昨夜，慈父入梦。矇眬之中似在通往泰山的山路上。在三三两两的上山人群中，爹依旧穿着娘给他做的那件对襟的黑色棉袄和那条黑色棉裤。父子俩相对而视，老人的脸上竟无任何表情。


    「你是俺爹吧？」我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问道。


    「我不是你爹！我不是你爹！」老人连连摇头摆手，很快便消失在上山的人群之中。


    爹走了10天了。


    2002年12月8日早上，我突然接到家里电话，说爹夜里突发脑溢血，昏迷了。当我赶回家时，爹已躺在了医院里。任凭我怎么喊，他都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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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日每夜守候在爹的病床前，在静静的夜里，我仔细地端详着爹的脸，爹的面色红润，与病前相比，也没瘦削多少，如果没有插在鼻腔里的输氧、进食的管子的话，就跟平时睡熟了一模一样。我不断摸摸他那并不发烧但却滚烫滚烫的胸脯，爹的心脏还在有力地跳着。


    爹的生命力是极强的，村里的老人都说他命大。在爹的身上有许多传奇的故事：


    爷爷奶奶共生了11个孩子，11个孩子中，爹是老大。后边的弟弟妹妹两年出生一个，也基本上两年死一个。爹15岁时，流行瘟疫，他的弟弟妹妹一天中死了3个。患痨病的奶奶痛苦得昏过去3次，当木匠的爷爷打了三口小棺材。


    爹很小就跟奶奶下地干活，八九岁就跟在爷爷屁股后边拿斧头、递凿子，11岁就开始拉大锯。艰难的生活，摔打得他结结实实像个木墩子。


    一天，本家的一个老姑来我家玩，她细细打量了一番在院子里玩的爹和两个弟弟，指着爹的两个白白净净的弟弟说:「甭看这俩长得好，我不喜欢。他俩都是来要帐的。」说完拉过我爹，搂在怀里:「这一个我喜欢，用石头砸也砸不死。」她还真说着了，过了些时候，爹的两个弟弟相继死去。待到我娘嫁到我家时，奶奶还生了两个孩子，也都先后死了。爹共11个兄弟姊妹，就剩下他一个。


    爹长大后，遇到过几次险情，都躲了过来。30岁那年夏天，他去东山里买木头，那里流行霍乱，和爹一块去的三个人，都得上了病，回来死了两个，唯独爹没事。还有一次，爹在外村做完木匠活，天已黑了，一人抄小路往家走，不小心一脚踩进路边的水井里，幸亏肩上的大锯横卡在井口上，爹手抓着结实的锯梁，才没掉进井底……至于他50多岁时的那次遇险就更悬乎了，一天，爹在坡里给生产队干活，休息时，到一个僻静的石堰下解手，刚蹲下一会儿，忽听得不远的採石场里有人喊:「放炮了！」他提上裤子就跑，没跑出两步远，炮就响了，一块碗大的石头落在了他刚解下的大便上。爹说，当时他的腿发软，出了一身冷汗。


    爹年轻时一直没生过大病，73岁那年春天，得了黄疸型肝炎。他很害怕，说吃不上新麦子了，但经过治疗，恢复得很快。到了80来岁，反倒更精神了。除了耳聋眼花，腿脚不灵便外，心脑血管和各个脏器都没有什么大毛病。爹非常乐观，他常说:「肚里没病死不了人。」


    如今爹患上了这可怕的脑溢血，难道他真的要走吗？我多么奢望他能闯过这一关，在一个早上，他会伴随着太阳醒来，还会像往常一样，笑嘻嘻地对着我的镜头，让我给他照相呢。


    爹住院后，娘在家里病得也不轻。在爹住院的第二天，我也把她接进了医院。娘住的病房和爹的病房只隔两个门，娘每天都问:「你爹说话了吗？你爹说话了吗？」我和姐姐都骗她说:「爹说话了，已好了，回家了。」


    第六天早上，爹突然有点清醒了。我大声呼喊着:「爹，睁开眼看看我，我回来了。」


    爹使劲睁眼，就是睁不开。


    为测试一下他的神志，在一旁的我的同学王福国问爹：


    「你儿叫啥名？」


    「焦波。」爹几分吃力但很清楚地回答。


    「他是干啥的？」


    「摄影家。」


    「给你照相了没有？」


    说来也怪，给爹娘拍了30年照片，我却没有和爹单独照过相，如今爹已在弥留之际，这张照片能挽留住永远的遗憾吗！（2002年）


    「给俺照了好多相。」


    「他办展览了没有？」


    「我和俺家里（老伴）上北京剪的彩。」


    「你和老伴结婚多少年了？」


    「（结婚时）她19，我17。」


    「多少年了？」


    停顿了有半分钟时间，爹艰难地吐出几个字：


    「72年了。」


    说完，又昏迷了。


    娘在医院住了6天，肺气肿控制住了，但爹却不行了。为了让娘不受刺激，我和姐姐决定把她送到住在淄博市里的表姐（舅舅的女儿）家去躲一阵子。我对娘说：


    「娘，这天还太冷，回家不行，你到俺表姐家住几天，天暖和了咱再回家好不好？」


    「不去，哪儿我都不去！我就是回家！」娘很坚决。


    「你这刚刚好了，回家后再犯病咋办？」我说。


    「我死也死在家里。你爹说了，咱哪儿都不去了，还是在家里好。」娘把爹的话也搬出来了。


    「你回去吧！你死了俺也不管你了！你又不听话。」二姐生气地对娘说。


    娘不说话了。我们知道，她「同意」得很勉强。


    我们搀扶着娘慢慢走出病房，下楼出院。下楼必须经过爹的病房，外甥女桂花搀着娘的胳膊，极力用身体挡着娘的视线，怕娘看到爹。娘缓缓地走着，路过爹的病房时，门半开着，爹仰面躺在床上，闭着眼睛，鼻孔里插着输氧管和进食管。此时，爹娘相距数步之遥。然而，相濡以沫72年的爹娘却没有相见，蹒跚前行的娘和弥留之中的爹不会想到这擦肩而过的永别啊。


    这场面是残酷的。是我为保护娘的身体，没让她跟爹见最后一面的。我不知这样做究竟是对还是错，我不知是否「导演」了一场悲剧。爹呀，娘呀，宽恕我吧！儿子只能这样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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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后，爹就去世了。遵照他的遗愿，临终前，我把他送回了家，爹在他亲手翻盖、并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出殡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紧紧抱着20年前为爹拍的照片，嘴里只喊着一句话:「爹，我还想给您照相呀。」


    爹走后的这些天里，我一直为没有多陪陪爹，没有跟他好好说说话，没有从他的心窝里掏出他一生的智慧和故事而悔恨不已。


    爹走了。他正走向冥冥高处。


    梦中的爹为何不认儿子，我不得其解，歉疚之中又多了几分痛苦。我单位的同事刘康为我圆梦，劝慰我：


    「老人知你心重，他的意思一定是让你尽快忘记了他，以便在世上好好生活。」


    我想也许是这样——这就是俺爹，无论在哪个世界，他都是这么一心想着儿子。


    娘，儿做好了准备为您送行(图)


    「呦，俺儿回来了！」第一眼看见儿子进门的娘。（2000年）


    娘，今天（2004年1月6日）是儿的生日，千里之外，我挂念着您。


    孩童时代，我就听您说过，家乡有句俗语:「孩儿的生日娘苦日。」那时我不懂，以后依然不懂，今天知天命的我，方才明白：您痛苦地把儿送到这个世界，痛苦地养儿一生，如今，92岁的娘啊，您又痛苦地与病床为伴。


    娘，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痛苦与不幸。


    6岁缠脚，断趾痛苦缠绕了您幼小的心灵；姥爷下关东，几年杳无音讯，姥姥哮喘病，直不起腰身。您是长女，下面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尽管您只有10岁，却过早地承担了生活的责任。您跟着姥姥秋收割豆，您稚嫩的小手拿不动镰刀，您便用两手掐断豆棵，掐得两手红肿。回家的路上，姥姥挑一担您背一捆，脚小身重背更重，崎岖羊肠路难行，失重的身体，连同失重的背负，让您滚下山坡。倔强的您爬起身来，扯扯被乱石划破的衣服，摸一摸被荆棘刺破的脸，再弯腰拾起那沉重的豆捆——这全家维生的希望，继续前行。


    您19岁来到我家，与爹成亲，在这之前，您和爹都不知道对方长得啥样，当爹掀开您的蒙头红布时，爹说，他看见了您，个子很矮，长得不丑也不俊。然而，您连头也没敢抬，一眼也没敢看，我爹长得啥模样，您也不知道。好可怜的娘啊，这就是您的洞房花烛，一个人开始美好生活的时辰。


    成亲三年，你俩不说一句话。爹说您嫌他黑，相不中他，您说爹脾气太大，动不动就吵人。再往后，你们俩和好。你说没有不打仗的夫妻，平日活那么多，彼此没有闲空去生气，打完吵完不再提，过几天就都忘了，您倔强的性格中又多些宽容。邻居说，一辈子，您没跟街坊红过一次脸。谁家粮短了，衣缺了，您总是把我们餬口的粮食抠出一瓢半碗接济他们，有时爹知道，有时您干脆背着爹。您说爹是属兔的，心眼儿小，乡亲们夸您不愧是属牛，行事大方实在，是个好人。


    然而，好人不一定得好报，中年的娘，不幸又降临到您的身上，我的大哥患了一场大病，成了傻子，大哥下边几个弟弟妹妹先后死了4个，其中两个都已八九岁了，都能下地干活了，却接连夭折。您曾说，每一个孩子死去，都是剜去了您心头的一块肉，都会留下永远也不会癒合的伤口。


    人间之大不幸为白发人送黑发人。娘，在您晚年，在几个月前，您又经历了失去我傻大哥的伤痛。他在您跟前享受了70年的母爱，最后在您温暖的怀中闭上了眼睛。哥的离去，是对您的致命一击，然而，您嘴上却说:「他走在我前头，我就放心了，就不牵挂了。」实际上您在自我安慰您那流血的心。


    娘，我知道，您的最大牵挂是我，我知道我是您的骄傲和希望。您不说出来，我能体会得到。


    娘，还记得吗？1996年秋天那次在北京故宫游览，您走累了，我陪您休息。我看看周围富丽堂皇的古建筑，又看看身边缠着小脚的亲娘，看看您那饱经沧桑的脸和被无情岁月压弯的腰，一种莫名的情感涌上心头。我脱口说了一句:「娘，您抱了我一辈子了，我也抱抱您吧！」说完，把坐在连椅上的您抱了起来。娘，您可能平生第一次接受儿子用这种方式表达的爱，这种爱来得又那么突然，强烈，您说不出任何话，只是笑，手中还提着没顾得放下的拐棍。


    当您为儿子的举动乐得合不拢嘴的时候，我的心却又一沉：娘竟是这般的轻！也就只有几十斤重！为儿女，为家庭，为社会付出了那么多的情感、心血和汗水的人竟只有这弱小的身躯！随着时间的推移，您的身躯还会变小，变轻，到那时，我能忍心再把您抱起来吗？我忍不住要哭。


    还有一次，我对您说：


    「娘，我想您，夜里光做梦。」


    您说:「我也想您呀，想起来整夜不合眼。」


    我说:「您是俺的好娘啊。」


    您说:「你是俺的好儿啊。」


    「好娘啊。」


    「好儿啊。」


    「好娘只有一个啊。」


    「好儿只有一个啊。」


    多美好啊，我们的对话，简直就是一首诗，是人世间至纯至美的一首诗啊。我把它录进了我的摄像机里，我把它永生永世镌刻在心中。


    娘，有生就有死，我既然无法改变这一自然规律，我就准备好了为您送行。请原谅儿写下这个残酷的题目，写下这篇残酷的文章。为了避免这一天不要过早的到来，儿已倾其所有，尽其所能；为了能接纳这一天的到来，我已准备了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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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吗，娘？在我几岁的时候，您生病，我就爱哭，就怕失去了您，其实，那时您才四五十岁；现在，我都到了您当年的那个年龄，面对您的病床，我还是难以接受失去您的现实。我只有经常强迫性地问自己，娘真的走了怎么办？怎么办？我极力让自己的心灵能够装载这个大概不久就会到来的现实。


    有时，我干脆去体会一个假设，假设我真正成了一个没娘的孩子的感觉。我还在体会，如果您真的没有了，我会找一种您仍然在的感觉。娘，我知道这样对您太不孝了，我知道我在自欺欺人，掩耳盗铃。


    娘，我知道您自己也在做着离去的准备。爹走后的一天，我问您：


    「娘，俺爹要是死了咋办？」


    您说:「死了就死了呗！」


    但过了一会儿，您突然问:「他还坐他那车子（轮椅）吗？他一顿还能吃一个馒头吗？」


    我又问您，「娘，您怕死吗？」


    「我不怕死，我自己死了也不怕。」您说。


    我说:「娘，您不怕，我却怕您死呢。」


    您说:「死就死了，你害啥怕呢？我不怕死。」


    娘，说到死，您是那样的从容。说完您躺在了床铺上，陷入了沉思……娘，您真的走累了吗？这一个世纪的风，这一个世纪的雨，这陪伴您一个世纪的风雨兼程！


    娘，您的离去将是无法避免的事实，我怕了这么些年终无所用。今天，我想通了，与其这样长期的怕「送行」这两个字，不如大胆的拿起笔，在纸上写下这个题目，写下这篇文字。我想，在我们母子的情感里构筑一个「天堂的空间」吧，我永远做您的儿子。我相信再世，我相信来生……


    于是，我写下了：


    娘，儿做好了准备，为您送行。


    俺娘也走了(图)


    2003年农历十月初七，是娘的91岁大寿。此时，娘还不知爹已经去世一年了，三个月后，娘也走了。


    2004年2月14日中午，按照每天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向娘请安的习惯，我和照料娘生活的外甥女桂花通了电话。桂花告诉我，娘今天吃了4块饼干，两个鸡蛋，还喝了一袋牛奶，正躺在床上午休呢。我听了很高兴，患有肺气肿病的娘总算逃过了严寒的冬天，过几天我回去的话，说不定她会坐在大门口，晒着太阳等我呢。


    晚上9点半，桂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从傍晚起，娘突然言语不清，神志昏迷。我立即打车赶到北京站，在离开车还有两分钟的时候，跳上了晚上10点10分北京开往青岛的25次特快列车。上车后，给家里打电话，听说在医院工作的朋友王福义已带着医生赶到我家，已给娘打上了吊瓶。他们告诉我娘不会有事的。


    也许这次娘会像往次一样真的没事。临出门时，妻子也安慰我:「别急，你一回家，老人兴许又会好起来的。」是的，这些年来娘多次病重，都是我回去后娘就好了。1999年春节，医生宣布娘病危，家里人已给娘穿上了寿衣，我回去时娘只剩了一口气。我拼命地喊娘，又给娘照了几张相。第二天早晨，娘竟然睁开了眼睛，经过抢救，娘又奇蹟般的活了下来。娘经常说:「人家都说，俺儿来了，我这病就好了，我觉着也是。」


    这次也会出现奇蹟吗？火车上我一夜未眠，望着车窗外黑漆漆的天空胡思乱想。


    赶到家冲进屋门时已是15日早上6点08分，王福义和医生们告诉我，娘仅剩一口气了。我扑到娘的床前，攥着娘热乎乎的手，喊了一声娘，娘立即答应了一声，又喊一声，又答应一声。娘的眼皮在动，想睁却睁不开，娘的嘴在微微颤动，想说却说不出来。一分钟以后，娘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就像天塌了一样，我的眼前一片黑暗。


    「娘知道我回来了，她答应了！娘在等我啊！她是等着我回来送她啊！」不论我怎样哭喊，娘再也不回来了。她上爹那儿去了。


    爹走了13个月了。对爹去世的消息，我和家里人一直瞒着娘。在这13个月里，我没法面对娘对爹的询问。一开始，我跟娘说爹又住院了，过了几天又对娘说爹出院后去北京跟我住在一块儿了。为了娘的健康，我只能这样啊！


    每次我回去，娘第一句话就是:「你爹咋不回来呢？他吃饭咋样？他还壮实吧？」


    2003年夏天，北京流行「非典」，娘看了电视，寝食不安。她天天守在电话旁等我的电话。每当听到电话铃响，她抓起话筒就问：


    「北京太平（疫情得到控制）了没有？要是太平了，赶快和你爹回来，我怪想他了，我要和他说说话。」


    过了一会儿，娘又说:「我咋还说出我想你爹的话来呢，说出来怪丑的。」


    2004年春节，我回家过年。娘一看见我头一句话还是:「你爹咋不回来，他到底咋样？」


    「娘，爹很好，天暖和了，我就送他回来。」我言不由衷地搪塞着。


    「咋听说他不壮实了？」娘盯着我的脸，又问。


    「壮实啊，谁说不壮实！他一顿还吃一个馒头呢。」我强装笑脸地说。


    娘听了，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开，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对于爹的事，娘不是觉察不到。我不在家的时候，她经常逼问外甥女桂花:「你姥爷到底是咋样了？他早不在了！我做梦他已经死了。」但对于我，对这个让娘挂牵又整日挂牵娘的儿子，娘说话点到就是，不给儿子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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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和我都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啊。


    年三十下午，我给爹上坟去了，桂花陪娘在家。等我上坟回来，桂花让我看了一段她刚给娘录的像：录像中的娘似乎没有了往日的神情，口气也与平日大不一样，神神叨叨得不像她本人。只听桂花问她：


    「你看见啥了？姥娘！」


    娘一副谁也不如她的样子说:「你没法知道，你姥爷已不和这相片上一样了，他那头和身子已不在一块了。我说你也不明白。你不会知道的。」


    再看您一眼，娘！我再也没有娘了；再拉一下您的手，娘！娘的手已经冰凉冰凉了。（2004年）


    在两三分钟的时间里，娘一直重复这几句话，神情始终是那样子。看了这段录像，我很惊诧。娘到底看到了什么？是什么使她失去了常态？


    大年初一，我打开笔记本电脑，里边输有爹生前我给他录的像。


    「娘，你看看这『电视』，你看我爹在北京不是很好吗？」我把娘架到电脑前说。


    录像里的爹，又说又笑，又背诗，又背词。娘的两眼直直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的爹，想张嘴和爹说话，又怕打断了爹的话，她又喜又忧，神情十分复杂。


    看完了录像，娘满足地对我说:「我好歹（总算）看见你爹爹了。」


    说这话后的第20天，娘便走了。她去跟爹做伴去了，和爹永远地在一起了。我跪在娘的灵前，双手攥着娘那冰凉的手，腮贴着娘那冰凉的脸颊，哭喊着:「娘，俺爹早走了，我没跟您说，我有罪呀！我有罪呀！」


    我这心里流血的哭喊，娘能听到吗！


    爹走后的一年中，娘还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残酷现实。那就是我傻大哥的离去。


    爹去世后，娘在城里表姐家住。她放心不下爹，更放心不下大哥。她每天让表姐打电话告诉家里人，夜里起来给哥盖盖被子。哥在家也日夜想娘。清明节快到了，天气也暖和了，我打算把娘送回家去。但就在娘要回去的前几天，哥犯了癫痫病，倒在床沿上，脑血管破裂，昏迷不醒。我在北京得到这个消息，连夜赶回去。在表姐家见到娘的时候，娘还不知道哥出事了。娘见我回去了，十分高兴，跟我拉这聊那。我真不忍心在娘最高兴的时候告诉她这个对于她来说是致命打击的消息。但再不说，娘连哥的面也见不到了。最后，我还是鼓足了勇气对娘说：


    「娘，俺哥这两天不好受……」


    娘没等我说完就明白了，一边围围巾一边说:「咱们快回家。」


    在车上，娘过一会儿问一次:「你哥他还有气吗？」


    「还有气，您别着急！」


    「唉！」娘嘆了一口气。慢慢地从兜里掏出一块白手绢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边有100多元钱。娘说:「你拿着用吧！我没用了。」显然，娘在做最坏的打算了。


    到家后，娘径直走向哥的床前。看到哥呼呼地喘气，娘推了推哥的肩膀，见没有反应，便俯在哥的耳边大喊：


    「旺洲，旺洲！我回来了！你不是嫌我没来吗，我来家了！」然而，哥一点反应也没有。


    「唉！」娘又嘆了一口气。她倒上一杯水，拿个调羹一点一点地往哥的嘴里餵水。哥虽昏迷，却下意识地咽下几口。


    餵完水，娘又给哥扯扯没盖好的被角，又给哥的脚上压上一件棉袄，然后坐到了哥的床沿上。


    哥张着嘴喘了一宿气，娘坐在床边陪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娘看到哥不行了，让桂花给哥哥理理发。当几个人把哥扶起来理发的时候，我发现娘也顺手从桌子上拿了一把梳子，一下一下地梳起自己的满头白发来……


    此时的娘十分镇静。然而她越是镇静，我的喉头就越发紧：白发亲娘啊，您要送儿子走了，您心里是多么难受啊！娘，您哭吧，您哭出来轻松一下吧。可是，您不流一滴泪水，不哭喊一声，却用梳子「梳理」流血的心……


    哥理完发，娘也梳完了头。娘又让桂花把哥的寿衣抱来。这是10年前娘给哥做的寿衣，每一件都带着娘的深情。娘一件件地给哥穿好，然后两手紧紧地搂着哥。70岁的傻儿子在91岁的亲娘怀中终于闭上了眼睛。


    哥出殡后，娘再也不能自持。她一边呜咽，一边自责:「都怪我这个死老婆子，孩子再痴，也没有多着的。我在城里把命保住了，却把孩子送走了。我是有意把孩子送走了！早知道这样，我说啥都不出去呀！我就是自己死了，也不叫孩子死了呀。」


    处理完哥的后事，我要回北京了。娘嘱咐我:「见到你爹，千万不要把你哥的事告诉他。你就说这次是顺便来家看看的。」对于娘的嘱咐，我含泪答应。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我们村举行给后土真君（传说管土地的神）迎驾、送驾仪式。娘说:「只要虔诚地跪拜后土真君，死后才能顺利进入天国，老辈们都是这样说的。」（1979年）


    娘又突然问我：


    「在外头你还存着两个（钱）吗？」


    「嗯。」我点了点头。


    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


    娘:「那就赶快回来吧！还是早点回来好。这么远，又（相互情况）不知道。」


    我:「我回来，谁管我饭？」


    娘:「还谁管你饭，你不会种地？种点地，怎么还挣不出饭来！满够吃的！」


    我:「那我不照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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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噢，来家就没法照相了。你说在外照相好，还是来家种地好？」


    我:「您说呢？」


    娘沉思一会儿:「还是照相省劲，照相省劲啊！……」


    爹走了，哥走了，孤孤单单的娘多想让我陪在身边，支撑她那孤苦的心啊！然而，为了儿子，娘还是选择了孤苦。无论什么时候，她都是为儿子着想啊！


    如今，娘走了，我后悔没有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能陪伴在她的身旁。


    在娘的葬礼上，我雇了唢吶班子为娘送行。在呜咽的唢吶声中，乡亲们凡能出门的都站在街上目送娘的灵柩远去，1000多人的送行队伍，挤满了山村街巷，哭声惊天动地。


    娘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在世间近一个世纪岁月中，她用自己的道德品行感染了所有认识她的人，


    娘一生没有和任何人红过脸，娘的心中永远只有别人。我记得，我家是常年不关大门的，家里的东西谁家想用，进门拿着就走。娘就喜欢乡亲们来借家里的东西。40多年前的一天，邻居的念同大叔来向娘借五毛钱急用，娘翻箱倒柜找不到一分钱，她泡上茶水，让爹陪着大叔说话，自己拿了几个鸡蛋，去供销社卖掉，换了五毛钱，递到念同大叔手里。念同大叔直到临终前还念叨着说我娘是个好人。对于吃的东西，娘总是说别人吃到嘴里，比她自己吃了要高兴。他常挂在嘴边上这样一句话:「自己吃了填坑（仅仅起到土填到坑里的作用），别人吃了传名。」邻居来我家玩，到吃饭的时候，坐下来就吃，不吃娘还不高兴；如有客人在我家过夜，无论客人早上走得多早，娘总是提前起床，煮上一碗面条，让客人吃饱，暖着肚子上路；在娘病重住院的时候，神志不太清楚，听见有人来看他，嘴里还嘟囔:「烧上锅，下上面条，打上鸡蛋。」最令乡亲们不能忘怀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自然灾害时期，爹娘把十几年前埋在地下备荒的1000多斤粮食挖了出来，娘挨家挨户一瓢一瓢地送，她说:「『能忍十日破，忍不得一日饿』咱匀一匀，都熬点粥喝吧！」乡亲们感激娘给他们送去了救命粮，不少人给娘下跪感恩……


    爹娘的品德感天动地，院子里的两簇翠竹似乎也通人性，爹走了以后，朝北的那一簇叶子变黄，几天后便枯萎了；现在娘走了，朝南的那一簇也枯萎了，他们的生命跟着爹娘走了……


    在送走娘的第二天夜里，我仍然睡不着，被泪水浸泡了三天三夜的双眼，眼睑生疼。数不清跪了多少次的双腿红肿，两膝硌出血印。我起身环顾四周，老屋空空，爷爷和爹的遗像旁边，又多了娘的遗像。我弯下两条木头似的双腿，给爷爷、给爹娘叩了三个头，告诉他们我又要回北京了。黑漆漆的夜里，我又踏上了娘每次都送我的那条小路，只是这一次，少了那个矮小佝偻的身影，少了那束手电筒的亮光和那双昏花的眼睛。


    忽然，外甥女桂花追上我，她手里拿着一块毛巾，让我擦一下皮鞋上那层厚厚的泥土，我迟疑了一下，告诉桂花，这是从娘坟上沾上的泥土，就别擦了，还是把它带回北京吧……


    自跋：没了啥，也别没了牵挂(图)


    用镜头留住爹娘


    爹去世14个月了，娘去世才20多天。


    忙起来，还觉不出什么，一闲下来，爹娘的影子就直往我脑海里撞。撞一下，心痛一下，再撞一下，再痛一下。


    在娘走后的第五天，杨晋峰和贾克两位挚友分别从太原和石家庄结伴来京看我。谈及爹娘双双离去，我长嘆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总算没有牵挂了。」


    贾克说：「大哥，说实在的，没了这份牵挂，反倒不如有这份牵挂好。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晋峰点头称是。贾克一年前失去了父亲，晋峰双亲健在。


    也真是。如今，朋友的话，我真真切切体味到了。一天到晚心神不定，一天到晚坐立不安，一天到晚心里的那份空空落落和空空落落带来的那无数份悲悽，让人实在难以承受。


    爹娘在的时候，我怕家里来电话，来电话大都是爹娘生病的消息，平时，爹娘是不让家里人给我打电话的，说怕吓我一跳；我怕接家里电话，但我又24小时开着手机，怕万一家里有事找不到我；我想出差又不敢出远差，怕家里万一有事赶不回来。


    爹娘在的时候，我每天打一个电话回去问安，听听爹娘说上一两句话，我就判定他们身体好不好。听到他们的身体有毛病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挂上愁云，坐不住，站不下；听到他们的身体硬硬朗朗的时候，我就欢愉得像个孩子，又想蹦，又想跳。


    爹娘在的时候，我个把月就回去一次，这已成了多年的习惯。到回家的前几天，我就开始准备行程：哪天走，坐什么车，提醒自己别忘了带好相机回家给爹娘照相，和妻子上街忙忙活活给爹娘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那种企盼回家的心情不亚于一个孩子。


    我牵挂爹娘，爹娘也牵挂着我。


    快到我回家的日子了，爹娘就催外甥女桂花打电话给我，问我哪一天到家。我嘱咐桂花:「先别告诉你姥爷姥娘我到家的具体时间，只和他们说，我就要回去了，免得他俩整天在家数日子，整天在大门外等。」


    每次回到家，我总是轻手轻脚进门，想捕捉爹娘第一眼看见我的那份惊喜。爹娘俩人都聋，听不到我进屋门的脚步声，往往是我举着照相机或者摄像机已走到他们跟前，他们还觉察不到，我已端详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才猛地一下看见我，两张老脸上爆发出来的那份惊，那份喜，那份嗔怪，都让我感动，都让我感到无比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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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我，爹娘第一句话往往是：


    「哎哟，俺儿回来了！」


    笫二句话往往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孩子一样跟俺撒娇！」


    我听了往往哈哈一笑，然后拉着爹娘的手抚摸着，还不时用头拱一拱爹娘的前胸。此时的我，可不就是个孩子，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幸福的孩子。


    每次离家，爹娘都要送我。近几年，爹摔折了胯骨，出不了门，只能隔着窗户看我出门；娘是90的人了，都走不动了，还是让人架着，一步一喘地送出大门，送到胡同口，送到我的车前。我上车了，她还扶着车门，不住地唠叨:「天黑能到家吗？别老往家跑，常打个电话来就行。」


    每次离开家，那份淡淡的离愁里交融着的暖暖的母爱，总让我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每次从家里回来，朋友们都会问我:「爹娘咋样？」


    「很不错，我回去了，两老每天多吃两张煎饼。走时，娘还为我包饺子呢。」


    说这话时，我底气很足，总带着几分自豪，有时还带有几分炫耀：


    看！我有爹娘！我有硬朗朗的爹娘！


    ……


    用镜头留住爹娘


    爹去世14个月了，娘去世才20多天。


    忙起来，还觉不出什么，一闲下来，爹娘的影子就直往我脑海里撞。撞一下，心痛一下，再撞一下，再痛一下。


    在娘走后的第五天，杨晋峰和贾克两位挚友分别从太原和石家庄结伴来京看我。谈及爹娘双双离去，我长嘆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总算没有牵挂了。」


    贾克说：「大哥，说实在的，没了这份牵挂，反倒不如有这份牵挂好。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晋峰点头称是。贾克一年前失去了父亲，晋峰双亲健在。


    也真是。如今，朋友的话，我真真切切体味到了。一天到晚心神不定，一天到晚坐立不安，一天到晚心里的那份空空落落和空空落落带来的那无数份悲悽，让人实在难以承受。


    爹娘在的时候，我怕家里来电话，来电话大都是爹娘生病的消息，平时，爹娘是不让家里人给我打电话的，说怕吓我一跳；我怕接家里电话，但我又24小时开着手机，怕万一家里有事找不到我；我想出差又不敢出远差，怕家里万一有事赶不回来。


    爹娘在的时候，我每天打一个电话回去问安，听听爹娘说上一两句话，我就判定他们身体好不好。听到他们的身体有毛病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挂上愁云，坐不住，站不下；听到他们的身体硬硬朗朗的时候，我就欢愉得像个孩子，又想蹦，又想跳。


    爹娘在的时候，我个把月就回去一次，这已成了多年的习惯。到回家的前几天，我就开始准备行程：哪天走，坐什么车，提醒自己别忘了带好相机回家给爹娘照相，和妻子上街忙忙活活给爹娘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那种企盼回家的心情不亚于一个孩子。


    我牵挂爹娘，爹娘也牵挂着我。


    快到我回家的日子了，爹娘就催外甥女桂花打电话给我，问我哪一天到家。我嘱咐桂花:「先别告诉你姥爷姥娘我到家的具体时间，只和他们说，我就要回去了，免得他俩整天在家数日子，整天在大门外等。」


    每次回到家，我总是轻手轻脚进门，想捕捉爹娘第一眼看见我的那份惊喜。爹娘俩人都聋，听不到我进屋门的脚步声，往往是我举着照相机或者摄像机已走到他们跟前，他们还觉察不到，我已端详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才猛地一下看见我，两张老脸上爆发出来的那份惊，那份喜，那份嗔怪，都让我感动，都让我感到无比幸福。


    看见我，爹娘第一句话往往是：


    「哎哟，俺儿回来了！」


    笫二句话往往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孩子一样跟俺撒娇！」


    我听了往往哈哈一笑，然后拉着爹娘的手抚摸着，还不时用头拱一拱爹娘的前胸。此时的我，可不就是个孩子，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幸福的孩子。


    每次离家，爹娘都要送我。近几年，爹摔折了胯骨，出不了门，只能隔着窗户看我出门；娘是90的人了，都走不动了，还是让人架着，一步一喘地送出大门，送到胡同口，送到我的车前。我上车了，她还扶着车门，不住地唠叨:「天黑能到家吗？别老往家跑，常打个电话来就行。」


    每次离开家，那份淡淡的离愁里交融着的暖暖的母爱，总让我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每次从家里回来，朋友们都会问我:「爹娘咋样？」


    「很不错，我回去了，两老每天多吃两张煎饼。走时，娘还为我包饺子呢。」


    说这话时，我底气很足，总带着几分自豪，有时还带有几分炫耀：


    看！我有爹娘！我有硬朗朗的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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