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谜》 第一章 写在前面 写在前面的话；迟到的老舍缘 多年前，我读到初中，姨送了一本谈创作的书给我，至今其他全忘了，不能忘怀的就是读到老舍先生的短文《著者略历》，感觉真是美极了、风趣极了，虽三言两语，却精简至极、盎然之至，仿佛在逗戏、调侃着被介绍的一方，说的是别一人，活到四十，“博大家一笑”，不过尔尔，留在世界的痕迹，有儿女、文字，就够了。是那种看得开、襟怀坦荡的人的心态。它顿使我悟到，世间原来还有这样一种活法和经营文字的方式。 先生是这样写的：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发表于1938年2月《宇宙风》第60期）这段文字经得住一读再读，是那种半文半白而又流畅灵动的“独白”，不太像他在其他文章中写出的那类同样很出味道的纯粹“大白话”。 据资料介绍，20世纪30年代中期，北大、清华、燕京等数所大学的文人在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家里举行“读诗会”，结果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老舍的文字最经得住读”，沈从文还加上“环转如珠，流畅如水”的评语。这就是说，老舍的同时代人，就已认识到其作品的价值来了（吴福辉：《今日老舍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在英国最著名的牛津大学做客座研究员时，那里的东方研究所所长告诉他，他教牛津的学生学中国语文时，选的教材就是老舍的《我这一辈子》（另一个学习的是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它是一本分门类、以史为线，概要介绍中国文化的小书，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经史子集的内容、来龙去脉。）。而作为中国人的我，也是上到大学之时，才得以见着的，自己误打误撞买了来，看过后爱不释手，从没有哪位老师郑重推荐。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遗憾。 同时，我又不得不佩服牛津大学的“牛气”、眼光：人家确有那样的资本，一下子找着了“中国语文”里最精华、最出彩的“脉”，学到了正宗、自如、圆熟的白话语言，了解到精确的中国人的生活、情味与风俗细节等，真是无有第二人可以代替。 在我看来，老舍先生应该是20世纪中国作家中最为杰出的长篇小说大师。 他的作品中，有着浓郁的文化意味，最经得住时间考验，各种文体也都会，一生发表过长篇、中篇、短篇小说，还写了散文、话剧、论文、京剧、曲剧、大鼓、相声、单弦、歌剧、创作谈、太平书、新旧体诗、河南坠子、太平歌词、电影剧本……搞过翻译，把英文译为中文，中文译为英文，合计近一千万字。 一身集聚了如此多的光华，对我们来说，一个个都构成了难以想象又极愿了解的谜，且让我们来具体见识见识。 有了这两样，我觉得英国学生对中国文化，就能有初步了解了。 鲁迅等作家是南方人，文字半文半白，或者是欧式化的语言，不是正宗北京大白话。真正白话了的，把它变成活泼的、可以对付一切的是老舍，他是北京人。但即使在他，也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开始在英国写的几个长篇，就有点拗口，到《小坡的生日》以后，才走出来了。 第一章 老舍 脾性恶劣的姑母为什么都不得不承认新生的老舍，“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定会光宗耀祖”？ 老舍，原名舒庆春 (梁实秋在《关于老舍》一文里说，旗人有名无姓，指名为姓，晚近多冠以汉姓，所以，老舍到底原来是何姓氏，是不是姓舒，现已无可考。对老舍殊有研究的学者胡金铨先生，在他的《老舍和他的作品》里说，“舒字可能是排行……我们就暂定他姓舒”。宗彝在《道成以来朝野杂记》中则称，满族八大姓，其一是“舒穆鲁氏”，绎姓舒，那么，老舍的姓舒，就可能绎“舒穆鲁”了，而不是在名字之上冠以汉姓。但据后来老舍的秘书透露，他其实有过解释，说老舍的“舍”念shě ，不念shè。“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姓，以姓作名，舒字拆开来是一个舍予，意思是无我，没有我。我很为自己的名字骄傲，从姓到名从头到脚，我把自己全贡献出来了。关键是一个舍字，舍什么，舍的是予。我写的书用的笔名老舍，也是保了一个舍字，不是老予，不是老我。以姓为名，以名构成姓，都是围绕这个意思。这是我一辈子的信念，虽然我身居国外多年，作品也译成外文，但我从不给自己起过外文名字。可惜的是，我的姓名译成外文，只是音译，却译不出它的含义来。我不会起另外的名字，永远不，我至死守着这个舍字。我的名字和我这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参见舒乙：《观察老舍》《在文学馆听讲座》第一辑《文学的使命》l34页，华艺出版社2002年1月。)，字舍予，属狗，满族人。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现为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8号院内北房，时在阳历1899年2月3日黄昏，也就是阴历戊戌年（1898年）腊月二十三酉时。 依中国时岁民俗，这天是“小年”，灶王爷要去西天，上报人间“好事”(传说，灶王是“一家之主”，为玉帝派来人间监察一家人德行操守的神，每年腊月二十三必去西天，向玉帝汇报全家人一年的善恶好歹，作为玉帝下年奖惩人间的凭据。这个日子既重要，为使它“上天言好事”，各家于灶王出发前，都要虔诚献祭。供品一般是粘度很强的糖，意在糊上灶王的嘴，不许它乱说话。但嘴既被粘住，灶王说不得坏话，好话同样说不得，终于言路堵塞，齐心瞒骗，下情不能上达，好人遭殃，而坏人更无法无天了。这风俗对尘世人等的自我愚弄与作践，实是不无讽刺啊。)，“全北京的人，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可谓生逢良辰节日，以至连一向脾性恶劣的姑母，都不得不承认：“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哇！说不定，灶王爷身旁的小童儿因为贪吃糖果，没来得及上天，就留在这里呢！”(引文参见：《正红旗下·一》。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所选老舍文章，皆出自《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又因次日恰“立春”，是一年中的头一个节气，乃取名“庆春”。“可以想象得到，当初我的父母必是这么看：有子名春，来头必大，定会光宗耀祖。还可以想象得到：春字这个吉祥字，父母当然希望儿女美似春花，一生吉利，万事亨通。”(《百花齐放的春天》。)“舍予”则是“舒”字的分拆。而笔名“老舍”，与他的姓、字相关，都含了一个“舍”在内。它第一次出现，是在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见于1926年《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八号上。 老舍的出身和名号如此考究“传奇”，我们若单自这一点说，他的一生，“春”确是“庆”到了，“来历”也被自己作出的斐然成就证实，世称他是“五四”一代现代作家甚至整个20世纪作家中，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和“著名大师”（ 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1988年7月。）和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俄罗斯]斯别什涅夫：《老舍与幽默》，《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但一生终结，却也在那个 “舍”里藏了——一生信仰所系在“牺牲自我”，可“老”是“舍”“予”着，最后连性命都“舍”却不要，而投了太平湖。 这是后话。 即使被姑母言中，老舍确不是凡人，可在起步阶段，凄苦沾染了生活的全部。这种感受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后来以“月牙儿”这个物象，来透露童小心迹：那是“带着点寒气的一钩儿浅金……一次一次的在我记 忆中的碧云上斜挂……照着我的泪”（ 参见《月牙儿》一、二章。）。 这个感受很重要，几乎决定了他一生命笔的主要取向和底调。正是有了一个惨淡酸涩的童年，最终造就了老舍那颗刚强而伟大的平民作家的魂灵。 老舍出生前，他父母已生过三位哥哥、四位姐姐，活下来长大成人的却只有四人：大姐、二姐、三姐、三哥。 他是母亲的“老儿子”，生他时，母亲41岁，两个姐姐出嫁，三姐十一二岁，哥哥**岁，姑母守寡，和他们一起生活。 算来一家六七口，进项只有父亲舒永寿每月的三两银子。 舒永寿是一名保卫皇城的护军，属满族“八旗”里的“正红旗”（1615年，清祖努尔哈赤以旗的颜色组成八个兵团，分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自、正蓝、镶蓝，是谓八旗。清祖为统帅，子侄分帅各旗，把满族男子都编入兵团，终生服役，战时征战，平时劳作。占领北京，建立清朝后，建制未变。为保持八旗军战斗力，政府还严格限制旗人参与工商业，不准离开北京住，只许在圈占的地方定居，按等级制定粮饷制度，每月发放有限的饷银，每年两季发放饷米，旗人逐渐丧失自谋生计的能力，游手好闲，寅吃卵粮，终日玩耍，且玩得考究、精致、入迷。老舍作品里，写了一大批这样不学无术的旗人子孙，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支“军队”，一旦遭遇外来侵略、内部纷争时，清朝不亡那才是咄咄怪事！）。除了春秋两季尚能发一点米，接补生计，再无别的生活来源。因此，家中苦时每天只吃两顿饭，把一点菜叶子和粮食，掺进酸豆汁汤，熬成稀糊糊喝。 也许身体太弱的缘故，老舍一生下，就给家庭带来不幸：父亲不在家，城里正当值，滴水成冰，接生婆缺经验，母亲又营养不良，生养时失血过多，晕了过去，半夜才醒来。幸亏他大姐从婆家及时赶回来，揣他入怀，才保住老舍一条命。 到他一岁多时，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指1900年以军事行动进入中国的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的八国联合军队，总人数约3万人。中国一些意见认为起因是西方列强妄图以义和团运动反抗作恶多端的传教士、领事为借口，企图共同瓜分中国。西方主要意见则认为起因是清朝纵容义和团运动残忍杀死西方传教士及领事人员，义和团拳民对东交民巷外国大使馆和西什库教堂等地发动了攻击。另有观点认为，清朝统治者图谋通过义和团运动来打击西方国家对其的控制，以加强其统治地位。其结果是清政府被迫与总共十一个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付清，被称庚子赔款。在战争中，俄国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为日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伏笔。）攻入北京城。 “皇上跑了……满城是血光”（《我的母亲》），“处处是火舌，火柱，飞舞，吐动，摇摆，颠狂。忽然哗啦一声，一架房倒下去，火星，焦碳，尘土，白烟，一齐飞扬，火苗压在下面，一齐在底下往横里吐射，象千百条探头吐舌的火蛇。静寂，静寂，火蛇慢慢的，忍耐的，往上翻。绕到上边来，与高处的火结到一处，通明，纯亮，忽忽的响（《我这一辈子》）。 城里的守兵，为着民族气节，更为着一个腐朽不堪的王朝，拼死抵御敌寇。 舒永寿也在正阳门阻击，用的是老式抬枪，需要随放随装火药。 不幸，敌人的子弹打着他身边的火药，同时把他身上的火药燃着，他遍体烧伤，爬进南长街一家粮店，即现在的西华门副食商店。 里面没有人，全跑了。他就一直躺在那里。 后来还是他内侄败下阵来，闯进去找水喝，才发现了他。见他浑身都烧肿，已不能说话，只颤抖着将一双因脚肿而脱下来的布袜子和裤腿带交给内侄。 内侄想把垂死的姑父背回家，可外面正乱，慌忙逃出去，急急去报信，进门就“放声大哭，把那双袜子交给了我的母亲”。这便是老舍父亲留下的遗物，后来被埋在坟里。 他坟里只埋了这一样东西和写了生辰八字的纸。年幼时，老舍母亲每年都要有几趟，带他到城外的舒氏茔地来上坟：我记得那个坟：小小的一堆儿土，远处有一些高土岗儿，太阳在黄土岗儿上斜着。妈妈似乎顾不得我了，把我放在一旁，抱着坟头儿去哭（《月牙儿》三章。）。 母亲曾经告诉过他：咱们是旗人，你父亲阵亡了，他原是正红旗下的一名“巴亚喇”。日后，这位“巴亚喇”留下一只腰牌，是他上下岗所用的通行证，上面有他的名字，还有证明其长相特点的“面黄无须”四个字。（满语里的“巴亚喇”，汉语里指“护军”）母亲多次讲到他怎样失去父亲。“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吐了一口气》）父亲死后，联军又挨家挨户搜抢财物。 这些兵上来就刺死了老舍家的狗，再翻箱倒柜。小儿睡眠正酣，未出声，倒扣在一只破旧的空箱子下，险些被压死或刺死。可见兵燹之祸，无论起因如何，对普通百姓来说，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深重灾难。 因此，姑母再次惊奇道：“洋鬼子这么翻腾，这小子居然还睡了一觉，这事真邪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兴许咱家祖坟上真的要冒青烟了。” 那以后的日子，孤儿寡母，怎么活过来的，老舍自己都说不清。 好在他将说不清的一切全部揉进生命精神以及日后那些不朽的小说人物的形象里去了，无论是最初的《老张的哲学》、《二马》，还是盛期的《离婚》、《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月牙儿》，或者是晚年的《茶馆》、《正红旗下》，都成为可以触摸感知的悲凉世界，对着这乱世进行控诉和抗议。 第一章 成就老舍的两个人 老舍是怎样从一个贫苦小儿一步步登上文学圣殿的高峰的？在此过程中有哪人和哪机会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什么说一个不怎么相干的阔大爷，成就了老舍？ 老舍曾说，他真正的老师是母亲：“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我的母亲》。下面涉及母亲的文字，皆出于此。)老舍的母亲姓马，生在德胜门外，通往大钟寺大路上的一个小村子里。 当时乡下农家规矩，女人都需干活。这养成她勤俭诚实、清洁守序、爱护花草树木的习惯。把小院扫 一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叫旧桌面上不存一星儿尘土，连破柜门上的铜活儿也叫它永远闪着光，并且有求必应、热情好客、自尊有同情心，讲义气，能伸手帮别人一把的时候从不推脱，身体也好。 丈夫去世后，时不时有内战、兵变，满城血光火焰，一家上下要吃要喝，精神紧张，恐慌不安，全凭母亲一人横着心担起来，“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 她的性格既软又硬，对人对事取和平态度，把吃亏看成是当然，不仅从不跟旁人为小事斗气，甚至伺候守寡的大姑子好多年，完了还把大姑子的所有遗物交给突然冒出来的大姑子的“侄儿”。 她很爱面子，“有客人来，无论手里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遇上亲友家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千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 然而“穷讲究”的母亲在贫困之中一向乐观：家里夏天佐餐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过年了，包顿饺子也搁不起肉，她总是自信地告诉儿女们：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苦中寻乐，是下层旗人们非常普遍的特点，他们不这样做，就很难饱聚生气地渡过一道道生活难关。 她还把尊严看得很重，平时想起见官就紧张，可到了非找衙门里办交涉不可的地步，她又能毫不示弱地挺身而往。 要不是有这样一个母亲，“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不过对子女的爱，抵不过贫困更有力量，她虽然知道读书重要，可是为了每个月的三四吊钱发愁为难，不得不让儿子留在家里，不去上学。一直到9岁(应该是虚岁。)，老舍还一字不识。 这时候，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出场了，老天爷让他来到这个世上，让他最初那样富有，目的只为通过他来“资助”一颗不朽的灵魂——贫穷只使这灵魂强健，让它充满对底层贫民的博爱。 真正成就老舍的是这个人：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功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上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一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叫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宗月大师》)。 这位刘大叔刘寿锦，后来出家为僧的宗月大师，就演绎成了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里的人物定大爷，一个慈善家、阔大爷，他其实早在老舍满月前，就专程来看过，留下印象。 不过，那次他并不真是“偶然的来了”，而是自己新得爱女，又听说舒家生了个小子，比他女儿晚一天出世，才兴然光顾。 可他从不经营，乐善好施，大笔的家私最后空空如也。 其人格、品性、追求、思想，对老舍成长、成才、创作的影响、意义和作用，我觉得甚至和老舍的母亲不相上下。 并且，刘寿锦的女儿和老舍初恋，人生遭际波澜曲折，成为老舍笔下许多人物的原型，所以，他的出场与事迹，就很值得大记特记。 《正红旗下》是这样描述的：正在这时候，来了一辆咯噔咯噔响的轿车，在我们的门外停住。紧跟着，一阵比雁声更清亮的笑声，由门外一直进到院中。大家都吃了一惊随着笑声，一段彩虹光芒四射，向前移动。朱红的帽结子发着光，青缎小帽发着光，帽沿上的一颗大珍珠发着光，二蓝团龙段面的灰鼠袍子发着光，米色缎子坎肩发着光，雪青的褡包在身后放着光，粉底官靴发着光。众人把彩虹挡住，请安的请安，问候的问候，这才看清一张眉清目秀的圆胖洁白的脸，与漆黑含笑的一双眼珠，也都发着光。听不清他说了什么，虽然他的噪音很清亮。他的话每每被他的哈哈哈与啊啊啊扰乱；雪白的牙齿一闪一闪地发着光。 光彩进了屋，走到炕前，照到我的脸上。哈哈哈，好！好！他不肯坐下，也不肯喝一口茶，白胖细润的手从怀中随便摸出一张二两的银票，放在我的身旁。他的大拇指戴着个翡翠扳指（象牙齿或晶玉的装饰品，原为射箭钩弓时的用其），发出柔和温润的光泽。好！好啊！哈哈哈！随着笑声，那一身光彩往外移动。不送，不送，都不送！哈哈哈！笑着，他到了街门口。笑着，他跨上车沿。鞭子轻响，车轮转动，咯噔咯噔……笑声渐远，车出了胡同，车后留下一些飞尘。 姑母急忙跑回来，立在炕前，呆呆地看着那张银票，似乎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家全回来了。出了声：“定大爷，定大爷！他怎么会来了呢？他由哪儿听说的呢？” 大家都要说点什么，可都想不起说什么才好。我们的胡同里没来过那样体面的轿车。我们从来没有接过二两银子的“喜敬”——那时候，二两银子可以吃一桌高级的酒席！ 父亲很后悔：“你看，我今年怎么会忘了给他去拜年呢？怎么呢？” “你没拜年去，他听谁说的呢？”姑母还问那个老问题。 “你放心吧，”母亲安慰父亲，“他既来了，就一定没挑了眼！定大爷是肚子里撑得开船的人！” “他到底听谁说的呢？”姑母又追问一次。 没人能够回答姑母的问题，她就默默地回到自己屋中，心中既有点佩服我，又有点妒意。无可如何地点起兰花烟，她不住地骂贼秃子。 我的曾祖母不是跟过一位满族大员，到云南等处去过吗？那位大员不是带回数不清的元宝吗？ 定大爷就是这位到处拾元宝的大员的后代。 他的官印（原指官府所用之印，后以敬称人的大名）是定禄。他有好几个号：子丰、裕斋、富臣、少甫，有时候还自称霜清老人，虽然他刚过二十岁。刚满六岁，就有三位名儒教导他，一位教满文，一位讲经史，一位教汉文诗赋。先不提宅院有多么大，光说书房就有带廊子的六大间。书房外有一座精致的小假山，霜清老人高兴便到山巅拿个大顶。山前有牡丹池与芍药池，每到春天便长起香蒿子与兔儿草，颇为茂盛；牡丹与芍药都早被“老人”揪出来，看看离开土还能开花与否。书房东头的粉壁前，种着一片翠竹，西头儿有一株紫荆。竹与紫荆还都活着。好几位满族大员的子弟，和两三位汉族富家子弟，都来此附学。他们有的中了秀 -老舍作品封面。才，有的得到差事，只有霜清老人才学出众，能够唱整出的《当锏卖马》（京剧。唱的是《隋唐演义》中秦叔宝的故事。），文武双全。他是有才华的。他喜欢写字，高兴便叫书童研一大海碗墨，供他写三尺大的福字与寿字，赏给他的同学们；若不高兴，他就半年也不动一次笔，所以他的字写得很有力量，只是偶然地缺少两笔，或多了一撇。他也很爱吟诗。 灵感一来，他便写出一句，命令同学们补足其余。他没学会满文，也没学好汉文，可是自信只要一使劲，马上就都学会，于是暂且不忙着使劲。他也偶然地记住一二古文中的名句，如“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类，随时引用，出口成章。兴之所至，他对什么学术、学说都感兴趣，对什么三教九流的人物都乐意交往。他自居为新式的旗人，既有文化，又宽宏大量。他甚至同情康、梁的维新的主张与办法。他的心地善良，只要有人肯叫“大爷”，他就肯赏银子。 他不知道他父亲比祖父更阔了一些，还是差了一些。他不知道他们给他留下多少财产。每月的收支，他只听管事的一句话。他不屑于问一切东西的价值，只要他爱，花多少钱也肯买。 自幼儿，他就拿金银锞子与玛瑙翡翠作玩具，所以不知道它们是贵重物品。因此，不少和尚与道士都说他有仙根，海阔天空，悠然自得。他一看到别人为生活发愁着急，便以为必是心田狭隘，不善解脱。 他似乎记得，又似乎不大记得，他的祖辈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缺点，和怎么拾来那些元宝。 他只觉得生下来便被绸缎裹着，男女仆伺候着，完全因为他的福大命大造化大。他不能不承认自己是满人，可并不过度地以此自豪，他有时候编出一些刻薄的笑话，讥诮旗人。他渺茫地感到自己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特种人物，既记得几个满州字，又会作一两句汉文诗，而且一使劲便可以成圣成佛。他没有能够取得功名，似乎也无意花钱去捐个什么官衔，他愿意无牵无挂，像行云流水那么闲适而又忙碌。 他与我们的关系是颇有趣的。虽然我的曾祖母在他家帮过忙，我们可并不是他的家奴（包衣，指在藩郧勋门永世为奴的人。）。他的祖父、父亲，与我的祖父、父亲，总是那么似断似续地有点关系，又没有多大关系。一直到他当了家，这种关系还没有断绝。我们去看他，他也许接见，也许不接见，那全凭他的高兴与否。他若是一时心血来潮呢，也许来看看我们。这次他来贺喜，后来我们才探听到，原来是因为他自己得了个女娃娃，也是腊月生的，比我早一天。他非常高兴，觉得世界上只有他们夫妇才会生个女娃娃，别人不会有此本领与福气。大概是便宜坊的老王掌柜，在给定宅送账单去，走漏了消息：在祭灶那天，那个时辰，一位文曲星或扫帚星降生在一个穷旗兵家里。 是的，老王掌柜和定宅的管事的颇有交情。每逢定大爷想吃熏鸡或烤鸭，管事的总是照顾王掌柜，而王掌柜总是送去两只或三只，便在账上记下四只或六只。到年节要账的时候，即使按照三只或四只还账，王掌柜与管事的也得些好处。老王掌柜有时候受良心的遣责，认为自己颇欠诚实，可是管事的告诉他：你想想吧，若是一节只欠你一两银子，我怎么向大爷报账呢？大爷会说：怎么，凭我的身份就欠他一两？没有的事！不还！告诉你，老掌柜，至少开十两，才像个样子！受了这点教育之后，老掌柜才不再受良心的遣责，而安心地开花账了。 定大爷看见了我，而且记住了我。是的，当我已经满了七岁（本书作者以为此即实岁7岁，虚岁应该是9岁。），而还没有人想起我该入学读书，就多亏他又心血来潮，忽然来到我家。哈哈了几声，啊啊了几声，他把我扯到一家改良私塾里去，叫我给孔夫子与老师磕头。他替我交了第一次的学费。第二天，他派人送来一管“文章一品”，一块“君子之风”，三本小书，和一丈蓝布——摸不清是作书包用的呢，还是叫我作一身裤褂。 这中间许多事，除了老舍自己的记忆与想象外，当然还有家人的补述。可见得这位阔大爷的脾气。 比较参照散文《宗月大师》里的真实记录，就更可以明白刘寿锦对老舍人品、性格、思想养成上的影响了，这些都做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艺术世界的底蕴：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 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 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作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 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当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 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 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作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除出来。他是要作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作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 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雀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如果说，父亲的惨死，八国联军的烧与抢，贫寒的家世，坚强的母亲，都对老舍的童年人格增添了色彩，萌发了他的爱国爱民心的话，那么，让他知道把这爱心落为社会性行动的，正是这位宗月大师刘寿锦。 老舍的宗教情结，对佛教教义的领悟，拯世救民的人道主义信念，以及作品中理想人物的设计，都带了这位大师的影子。虽然这理想，是那样脆弱，那样稚嫩，那样微不足道，那样难以普及，但毕竟代表了一种希望，一种追求，一种信念。 更为难得的是，所有这一切身体力行，不着痕迹，都是以人的行动来表露的。 老舍追随大师所做的那些慈善事业，也是他抗日时期，参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9年以后参与朝鲜战争、社会建设、大跃进等重大历事件宣传活动的预演。 通过早年的一些社会活动，老舍的组织能力也得到培养、训练，拓宽了社会接触面，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扩展了视野，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作品艺术性、思想性的纯澈度。 后来的人会惊讶、礼敬于造物的神奇：“资助者”出现的概率已极低，让老舍遇见刘寿锦，并在他心中占据一定地位，其解释得清的原因只能用“迷信”的态度来信仰，信仰它是主的恩赐——老舍将来就成为了基督徒。 进而，一切教育都不能靠纯粹的政府投资行为来实现，那样不仅发展渠道单一、模式单一、所学内容单一，而且也不利于民间慈善事业的成长、进步，许多潜在的天才，单因一个没钱，又没有渠道获取赞助、得到教育的机会，而永远埋没，作为了社会长期积弱积贫的重要渊源之一。 这种系列性的“因果报应”，是对世界的警示。 第二章 老舍学历与出道 老舍的最终学历是什么？为什么学历那样低还能出国？ 照现在的学历教育看，老舍的最终学历只算得中等师范学、校毕业，文凭相当于中专，在校学习时间拢总11年，从1907至1918年，中间在1913年初，由于经济困难，曾退学半年，夏天才考入免费供应膳宿、制服、学费和书籍的北京师范学校（北京工业大学的前身），5年制。 从受教内容看，他上过两年私塾，背下许多古诗文，1909年后，转入具有半传统、半现代意义的学校，为后来读师范，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学和汉族市民文学，学习用文言文写诗歌、散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他有个表舅开茶馆，他爱到小学附近的天桥蹭戏，去茶馆听说书，为“小五义”、“杨家将”、“包公案”、“苏三起解”、“水漫金山”等故事所迷，喜欢满人、汉人的乐器、拳脚、杂耍等民间文艺；自小作文和演讲都好，受到国文老师称赞，常被老师指定为低年级同学的“代课”老师。 一天，他和同学相约考完作文后去放风筝，恰好作文题目就是《说纸鸢》，老舍很快写完，看到同学不知如何下笔，就给他起了头，好早点交卷。几天后，老师孙焕文把同学的作文拿出来大加夸赞，说破题得体，很称人心，就念了那段开头语，老舍和同学偷望窃笑，被孙老师抓住，那同学只好如实招供了。孙先生听后，未发火，点头赞道，我教书多年，庆春文章奇才奇思，时至今日，没有哪一个，作文能超过他的。 这些吸收与激励，都使他可贵的文学天赋，得到了陪护、养育，终而修炼成有用之才。 当然，即使是读书，老舍也不是什么都喜欢，他小学时的同学、语言学家罗常培曾介绍说，老舍不爱读《三字经》、《百家姓》，这和现在有些天才儿童不爱学英语单词一样，它们都枯燥、干巴，如果把它们做成趣味性的“游戏”，那么，接受就相对容易多了，也不会为人所不爱了。 钱钟书考清华时数学只有十几分，英语和语文却是满分，最初他学英语就不是一上来先背生词，而是通过阅读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发现那里面故事情节更吸引人，学好它就不必翻译了，从而爱上英语学习的。老舍同样爱有趣、好玩的东西，不爱学起来就头疼，又毫无情趣的“知识”，像算术、绘画，为此，他不惜逃学、挨板子。 被老师打过后，即使他“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流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 此外，家庭也发生了一些变故，为哥哥娶亲典出舒家祖坟地，三姐出嫁，姑母去世，他们生活更困难了。母亲为养家，供儿子上学，出去当过女仆，做过女工，烧饭、打扫卫生。 常常，老舍中午放学回来，母亲会内疚地说，今儿中午没饭了，他总是扭头就走，饿肚子上学，不愿看到母亲痛苦的眼神，也不想让同学知道自己没饭吃，强打精神听课。 考北京师范学校，也是他偷偷考进去的，旗人子弟很少考这样的学校。 但他没想到，学校要预交保证金10元，他犹豫再三，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起早贪黑忙了半个月，嫂子把自己结婚陪嫁的木箱子卖了才凑够。 因为穷，更因为旗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末世人”境遇，和本质上的善良，性格上他特别孤高、温厚、宽容，“软而硬”，形容举止严肃、老成，爱独自沉思，每每很悲观、抑郁。 尤其到年关时，别人家都能欢度，他的心头却满是辛酸、凄楚，给人留下了比较谨慎胆小、有点古怪和神经质的印象。 他自身的一些“病”，后来也给了笔下的人物。其所创造的最成功的三个长篇小说人物——老李、祥子、祁瑞宣，基本性格特征也都是沉郁压抑的，内心丰富而矛盾，作者以偏爱的感情写其朴拙，把自己的生活片段给了他们，让他们都具有了天然生成的超越生活环境的孤独孤高。 但老舍的光芒直到此时还是内敛的，到转入北京师范学校后才渐渐放射出来。人们常看到他演说，参加辩论会，各科都好，成为校长方唯一的得意门生。 而且，学校本就偏重古文教育，老师中有几位出色的“才子”，引导老舍对《十八家诗抄》、《陆放翁诗集》等爱不释手。在其他课上别人演题或背单词时，他总是在那里读古文，学着做诗，记住了不少典故。 五四运动前……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歌是学陆放翁与吴 梅村”（《我的创作经验》。《刁斗》1卷4期，1934年12月15日出版。）。 这里也开设了外语、心理学、地理、植物学等新式课程。课余，他还去帮刘寿锦大叔办贫儿学校，施放粮米。 1918年6月，老舍以优秀成绩、优良品质，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第四班，永远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但他的自学远没有结束，近五十岁到美国后，也还在不断学习，认真研究着福克纳等作家的经典作品。 反映为小说里的世界，他的多数优秀作品都固执地把背景选在“北平”。幽深的胡同、嘈杂的茶馆、破败的大杂院，市民风俗，世态人情，都是她的象征。 1918年7月，经老师推举，被委派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校长，这时他19岁。赴任前，他和母亲一夜没合眼，他对母亲说：此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就任后，老舍力主改革，对学生采用新教材，开设新课程，实行新的管理办法，用新思想启发、教育学生。 他吃住在校，参加各种活动，浇花种草，深得学生家长称赞。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那天是星期日，他像往常一样在学校，不知道，第二天上课时，才听说了，受到极大震动，思想、感情发生很大变化，从此“装备”了一双新的眼睛和一颗新的心灵，打破了原先相对局限而闭塞的世界，来开放性地观察、体认这个社会了。 他后来是这样说的：假如没有五四运动，我可能终生只是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决不会想到去搞文艺，做作家，敢于怀疑圣人，知道应该反抗谁、反抗什么，并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选取不同于才子佳人类型的题材，去批判黑暗了。 1920年9月，老舍被任命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除了处理公务外，还要进行调查，把发现的问题写成报告，提出解决方法。但是学务局一片死气，人们都不喜欢这个年轻人，对他冷嘲热讽，他们关心的是做交易、捞油水、抢肥缺，维持现状。他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大部分就取材于这时候的见闻。 到1922年时，老舍收敛起锋芒，变得苦闷消沉、心灰意懒了，常去看戏、打牌、逛公园、喝酒，只是不嫖。那样，“当深夜扪心自问的时候，才不至于把自己整个地放到荒唐鬼之群里面去”。 这是许多年轻人渡不过去的“关”——人生中有一段“危险时刻”，是用来历练心志、情性的，过不去的人就会栽下来。 母亲很为他担心，觉得治疗儿子弊病的办法就是给他说个媳妇，便开始了张罗。找到—个佐领家的不识字的小姐，长得好看，办妥后才告诉儿子，更让老舍苦不堪言，头一次和母亲大吵一顿。 当时，老舍正与刘寿锦大叔的女儿产生了甜美的恋情，又怕母亲伤心，为退婚陷于苦恼。在姐姐的帮助下，才解除婚约。老舍本人则大病一场，脱光了头发，害得半年不敢脱帽。 养病期间，他终于有了悔悟，决心戒除不良嗜好，觉得像现在这样，清闲而报酬优厚，只能毁了自己，该找些正经事做，便义务担任了刘寿锦贫儿学校的教员，学会了打拳、练剑。 1912年，老舍领洗人教，做了一名基督徒，隶属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当过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主日学主任，还写过一篇《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宣传“华人自办教会”，主张自培自立。这是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可惜没能存留下来。 他又参加英文夜校的学习，义务为它做些服务，在这里认识了后来对他有巨大人生影响的许地山、白涤洲和夜校主持人刚由英国回国的缸瓦市监督教会主持、北京监督教联合会会长宝广林，一起讨论教育、文学、宗教和改造社会、为社会服务等问题。 即使这样，他依然受到冷遇和申斥，龌龊而乌烟瘴气的官场，容不下老舍不亢不卑、不吹不拍的“穷酸味”。他愤然辞职，去了天津南开中学做国文教员。原先他一月赚一百多元，现在只能到50元，可是他很快活，接触的是可爱的学生，在学校活动，做的事多，有规律。 南开中学思想活跃，自由气息甚浓，老舍在这里恢复了自信，遇到了颇有魅力的基督教绅士张佰苓教授。张也曾激励过学生时期的周恩来，后来老舍和周的交情，可能始于对张共同的感激和结识。 第三章 艺术化的京城满族与老舍 满族及其文化对旗人作家老舍影响究竟有多大？为什么说曹雪芹和老舍是满族人贡献给世界的最优秀的作家？ 舍的出身及其有意无意的学习、渲染之环境，是得天独厚的，在他身上浓缩、凝聚了民族的变迁史。 曾有人考察过他的满族身份和老北京底层市民生活与外界大环境、艺术生活的关系。 舒乙先生说： 如果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区划地图，我们又会多少有点儿意外：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经游离于正红旗的居住区域之外，它属于正黄旗的范围。可见，老舍的父亲永寿，或者是他的前辈，也有过短距离搬迁的经历。好在他家并没走远，小羊圈胡同南面的护国寺街以南，以及出了这条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红旗的地盘。也就是说，从他家向南、向西，都只差着几十米，便能进入正红旗原先的驻地。我们在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想到的另一点，就是：正黄旗，正是永寿的妻子、老舍的母亲——舒马氏娘家所隶属的那个旗。 我想，对这个坐标点的捕捉，也许能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点，是象征性的：日后的老舍，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主要是姓氏与血脉，还有他那为国尽忠的高尚精神这很重要，而从老舍母亲那里继承的，却不仅有血脉，更包括一生受用的性情和品质，以及绝不轻易改变的做人方式，这想必更重要；第二点，则应当说是在老舍人生道路中分明得到印证的，他的呼吸、他的经历、他的气质、他的感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生成与升华的，这里深扎下了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 舒乙又说： 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对老城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一景山——后门——鼓楼——北城根—一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应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这里。 由这个发现所支持着的，我想，应当是这样的判断：这片作家一生写也写不够的老城西北角……这片浸润着父精母血的旗族“热土”中，萌发出来的文化心理意识，对老舍的一生，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载《散记老舍》8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学者关纪新在《旗人作家老舍》里则作了远景式概括：清代后期，京城满族已经将自己由早年间单纯尚武的民族，逐步改造成了一个相当艺术化的社会群体。 贫寒难捱，是长久以来落入“八旗生计”陷阱的下层旗人最大的感受。他们何尝不希望有朝一日，能摆脱这种困境，但是做不到，一代又一代，旗人的儿女还得是旗人，谁也挣不掉八旗制度的钳制。……即使是旗族中间的“天皇贵胄”、王爷贝勒们，也活得不是那么痛快，他们虽无冻馁之忧，却同样没有随意离开府邸出游外埠的权利，任凭有多少财富，却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他们只好变着法子找寻心灵间哪怕是暂时的安慰和平衡，于是，文化艺术，也就成了他们调节自我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老舍后来在小说《四世同堂》中，对当年的旗族艺术生活场景做过清晰的描绘：“整天整年地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子词。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生活艺术是值得写出多少部有价值有趣味的书来的。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老舍，落生在这么一个被里里外外“艺术化”了的民族。……近年来，国内的语言学者已经发表了一批论文，证实了八旗子弟（尤其是满洲人）从清初定居燕京起，近300年间，先是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母语——满语，随即就对京城流行的汉语言，进行了极大程度和极具耐性的改造，京腔京韵，恰恰是经过了一代代视语言为艺术的满人不懈的锤炼、把玩，才变成了今天这般地清爽悦耳、富有表现力。老舍晚年在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间，也就此不无自豪地写过：“至于北京话呀，他（指作品中人物t我，的表哥、满族青年福海——引者注）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轻脆快当的腔调；到了他这一辈，这腔调有时候过于轻脆快当，以至有时候使外乡人听不大清楚。”看来，早年间的老舍，就对“京腔京韵”跟旗人社区的特殊关系，有了切身感受。他的早期习作，已经显示出对京语大白话出色的驾驭能力。“五四”以后，白话文写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种突出追求，但是，许多白话文写作的倡导者本人却受到种种局限而写不出典范的白话作品。也就在这个时候，北京方言的运气来了，被确定为中国现代“国语”标准音，旧日旗人们用一生精力把玩语音锤炼语言的生活情趣，没想到在这里恰恰和时代的文化需求迎面撞了个满怀！老舍正是极大限度地得益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优势，……将北京话的内在美感通盘地准确地把握住……成了中国现代作家中运用北京大白话写作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从上小学起就偏爱文学，旗人们代代相传的文学爱好吸引着他，旗人们的传统读物也自然地进入他的浏览视线。由于清朝定都中原以后几代君主的垂范作用，清代的八旗子弟中间，产生过大批的文人墨客，仅流传下来作品集的，就有上千位（例如在民国年间由巴噜特恩华个人所辑《八旗艺文编目》中，即收录了清代旗族作家1035位的1779部作品集目录，其中满洲旗人及其作品约占六成）。满洲正黄旗纳兰性德及其词作《饮水词》、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包衣曹雪芹及其长篇小说《红楼梦》、满洲镶蓝旗顾太清（西林春）及其词作《东海渔歌》、满洲镶红旗费莫文康及其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等等，都在中华文学史上，享有或突出或重要的地位。富有民族情感而且倾心于文学的庆春，当然会以本民族出现过这样的文学伟绩而感到骄傲，更会从这些民族文学的厚重积淀中汲取营养。这种在文学道路上的文化认同，在相当的程度上，左右了他后来的创作取向。 清代的满人，既然早就已经把本民族的中心立足点迁移到了北京，并且还亲切地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故乡，那么，京城的各样风俗，也就难免地要受到满人文化传统这把“筛子”的过滤。满洲人在当皇帝，一当就当了二三百年，市井间的种种风气，转向满洲人喜好和易于接受的样式，不足为奇，这与人们常讲的“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大概是一个道理。从这个角度来想问题，清代的满人们，的确是把京俗改造成了新型的“满汉全席”式的满俗，也把满俗跟京俗在心里划上了一个等号。老舍早年生活在京城的时候，这个等号还存在，京城世风还远不像20世纪晚近阶段那样，被搅入了太多的南北文化和欧美异质文化。老舍脑海中记挂了一辈子的故都民俗一年节的、婚嫁的、育儿的、丧葬的、起居的、饮食的、商贸的、娱乐的、风物的、心理的……可以说，都与老年间的满习息息相通。……满族，是个一向没有被人们真正说清楚的民族，在短短300年间，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又在自身发展中孕育了何等样儿的悲剧！一代又一代的满族作家在思考，在探讨，在自省……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中，最先发出了“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的感叹，敲响了“须要退步抽身早”的长鸣钟，可以说是这种运用文学进行民族自审的先声了。从清代到当代，以老舍为代表的满族文学家，又在同一方向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这说明，满族这个在中国现有的56个民族中较早“碰壁”的成员，愿意成为最先冲出历史“迷宫”的民族，其实，中国的境内所有民族，哪一个没有历史教训和文化教训需要归结呢？民族的自我超越意识和深层次的文化省视意识，对每个力图走出历史“怪圈”从而迎头赶上现代文明的民族，都是必需的。……老舍……的文学虽然较少鲁迅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却以自己既充满规箴又不失真诚的笔触，坚持不懈地去捕捉、解剖与针砭东方“老民族”的文化旧习和心理症结。 他以毕生上千万字的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极其深刻又极具价值的民族文化启示录。 第四章 海外之路 老舍为什么要出国？又为什么能出国？ 1923年2月，老舍应邀回北京，到民间团体教育会做了文书，并在罗常培所在京师第一中学兼任教员，但薪水加起来尚不足学员时的三分之一，不得不卖掉皮袍，给母亲添置寒衣米面。 这时他开始发奋读书了，曾到燕大旁听。 经宝广林推荐，他认识了缸瓦市伦敦会成员、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又译“易文思”），他的勤奋好学给教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自己也渐渐改变了对洋鬼子的成见，两人成为好朋友。 1924年夏，26岁时，机会再次降临到老舍身上。艾温士告诉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想在中国聘请中文讲师，他有意推荐老舍去。 老舍犹豫再三，放心不下母亲，最后还是答应了，他考虑到，出国除了收入稳定外，还能考察各国情形，寻求救国道路。 最主要的，连他自己也未意料到的是，他在那里“有闲”了，继续了自己的“学业”时代，读了大量的书，找到了创作上的“情人”，爱上它、结交它、模仿它，走进世界最前沿的现代作家的世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 这也是创作所必须要经历的道路。 环节似乎又是紧紧相扣的，在他写作时，一个重要人物始终在场，为他的小说找到了能在国内发表的地方。 老舍是1924年9月14日坐客轮到达英国的，检查官查完了自己人，才查“外国人”，因此，老舍是最后一个。 先是审，他说的是“华英官话”，艺术地把几个英国字匀在中国字里，人家很难听懂，折腾半天才放行，随大家去火车站。 大概30分钟后，火车进入伦敦市区，在车站停住，艾温士教授已先在那里等候，告诉他，房子找好了，而且是和许地山住在一起。 那是在巴威特卡那路18号，二层小楼的第二层上。房东是两位老姑娘。妹妹四十上下，做过教师，尊敬艾温士教授，感谢他介绍客人。姐姐则需要人照顾，妹妹不能出去做事，给大家洗衣、收拾房子、买东西、做饭，其勤苦和独立精神，深为老舍敬佩，了解到英国社会下层贫民的生活，但她做牛肉半生不熟，使老舍见到就晕。 老友许地山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位比较有影响的作家，曾留校任教，在老舍之先出国留学，拿到美国的硕士后，又到牛津研究宗教，两年后拿到硕士学位，就回了国。 现在因为没开学，就在伦敦住了几天，写写小说，是个性格随和，爱说笑话，知道什么说什么，毫无保留的人。 他有时很厌恶外国人，连英国人喝汤时不准出声，都当作愚蠢可笑。这影响了老舍看待外面世界的态度。毕竟，他不是出来读大学，无需要由学生向成人期过渡，而是做教师的，在社会上已有过6年的工作经历，是一种成年期的再社会化过程，在其中融合两大文化与生活方式。 初到国外的老舍，只觉得一切很新鲜，还来不及进行判断，有许地山带他游览城内城外，老舍既可看到“古迹”，也能留意到它阴暗的方面。 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位于菲斯波里广场北侧，是一座三层高的大楼，教授东方世界的一切语言文字，学生没有任何入学限制，从十几到六七十岁，老舍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班级、课程的划分也是按学生的选择决定，他们程度不同，需要学习的功课不同，课时不同，所要的老师也就不同。有的一人一班，让几位老师忙得团团转，也让老舍接触到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英国人。这些中等人家子弟，与八旗子弟差不多，学习只为混资格。他在伦敦时的最后一部小说《二马》里，有不少这一类的人，可供比较。 在这里，老舍讲授的课程包括口语、翻译、历史、道教、佛教和唐代爱情小说等。 学生也有整班上课的，大多是军人，会一种语言每年能加金一百英镑，或继续在国内任职，或派往外国占领地。大英帝国野心勃勃，如此处心积虑地训练人才！这形成老舍救国救民，必先改革教育的思想，写进了后来的《二马》、《猫城记》中。 1925年春，老舍搬到荷兰公园圣詹姆斯广场31号，与汉学家克莱门特·艾支顿合租一层小楼。此人曾是牛津大学补习学校教员，颇有才华。老舍遇见时，逢他闹离婚被解职，很落魄，他提议“交换知识”，让老舍教他中文，他教老舍英文，住在一起。二人便合租了，建立了深厚友谊，是老舍在英国最亲密的朋友。 老舍在伦敦共呆过5年，在这里就3年。他帮助艾支顿翻译了《金瓶梅》，写出了两部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半部《二马》。 2003年1 1月，这里遂被英国遗产委员会正式镶上圆形蓝牌，列为“名人故居”。老舍成为了第一位在英住所被定为“名人故居”的中国作家。其创意则源于舒乙。 在英国，故居被镶挂蓝牌的名人需要具备的条件比较苛刻：需是业内多数成员公认的杰出人物；为人类福祉做出过重要和积极的贡献；具有一定知名度，可为“才识广博”的过路人认出；诞辰超过100年并且已经逝世；如是非英国公民，则还应具有国际声望或在本国声名卓著；且在此居住的时期是其生平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无疑，老舍符合以上条件。 1997年12月5日，老舍的儿子舒乙，便委托旅英华人陈小滢女士处理相关法律事宜，又经中国驻英大使馆从中斡旋，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弗兰斯·伍德（france wood）女士等英国的中国通推介，经6年努力，才如愿以偿。 在这里，通过艾支顿，老舍认识了许多英国朋友，善良、务实、独立、勤苦，都富有才华，懂几国语言，却就是找不到工作。那些远不及他们的人，找个事情做，就更难了！ 老舍自己的薪水一年也才250英镑，不够一个普通学生的生活费，还得寄钱养活老母。 有一次多寄了一点，就不够了，只好请朋友代付两周的房钱。 1928年秋，老舍搬到托林顿广场14号公寓，这里条件很差，租着的都是穷人、苦学生，使他切身体会到中国人在异国的生活状况。 1929年春，为省房租，老舍再搬至蒙特利尔路，度过最后半年异国生活。那是个交通不便的地方，到学校需转几次车。按合同，7月31日期满。他忙申请至到80磅回国旅费，看望了朋友，6月底就离开伦敦，花一个多月时间，游览了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最后在巴黎住下，想找个工作，适逢经济恐慌，大小企业破产，失业者巨多，一个多月后离开了。 幸亏这里的朋友还拿着老舍几个钱，仅够买三等票到英属殖民地新加坡。他就开路走了。 行二十余天，到达后，他身无分文，决定先去商务印书馆。语言不通，他不认路，由着车夫往前拉，巧的是商务印书馆恰在这条路上，他高兴地下来，找到经理，介绍了自己，说是《小说月报》的作者，说明来意。 经理很客气，把他辗转介绍到一家华侨中学做教员。 他的学生十五六岁，肤浅，思想上却很激进，让人觉得新思想不在西方，而在东方。 他在那里呆了近半年，合约到期了，有人从中破坏，他干不下去，加上母亲不断来信，2月底，他只得离开那个给了他“魔力”的地方.在1930年3月到达上海。 后在母亲催促下，搭船北上，于4月19日，回到阔别已久的北平。 第五章 最初的创作与阅读经典 老舍是怎样吸收经典里的精华，化而为自己血液的？ 老舍是所有大作家中，使用汉字时最少用到难字的。他追求的是俗而有力。他认为大作家的作品都是“俗而有力的”。 这里的大作家包括本土作家，也包括其他世界各地的作家。老舍是能直接阅读原典的人，他是现代文学史上受外国文学影响最深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创作生涯的四分之一时间是在国外，有三分之一的长篇，成于异域，早期受荷马、狄更斯、康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影响，因此，他的话是真切的体会，而不是二手转述。 英国之行对老舍来说，其最大意义在于，它是他真正阅读经典的地方，也是他开始真正创作的地方。但早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时，他就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小铃儿》，应校刊编者之约而写，署名舍予。对这个作品，他认为只是充数儿的，不算真的创作。 继而，在南开他又翻译了老朋友宝广林的论文《基督教的大同之义》。 到英国教书后，老舍受东方学院之邀，参加过一次公开的学术讲演，题为《唐代爱情小说》，十分成功，后来就发表在燕京书院学刊上，是老舍的第一篇谈文学的论文。 1925年，他和艾支顿合租时，又曾不遗余力地帮助艾支顿完成《金瓶梅》的翻译，但老舍从来不提这事。 上述作品都是额外收获，起码不是他有意进行独立写作的成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自己当劝学员时的一段生活，写一个地痞、高利贷者老张，小学校长，只信仰金钱，以钱为本位，以及他做的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内容从学界深入社会，笔调诙谐，刻画出老北京市民的生活与世相。 写作第一部长篇时，许地山已去牛津上学，老舍孑然一身，也没有多余的钱出外消遣，新鲜感已失，便拿了笔写起来，自己和自己讲笑话，借以排解苦闷与寂寞。写出来有好几本文字后，许地山又来玩，没什么题目好谈，他便拿出本子来念了几段，许地山敦促他写下去。 许地山是文学研究会会员，遵守“为人生而艺术”的“会规”，作品早已蜚声文坛，代表作有小说《命命鸟》等。他的话对老舍自然是个激励。 此外，老舍一向热爱、喜欢文学，早在师范学校时，就开始有所偏向地进行研习，“偷偷的”写，“用白话写：而且字句之间要放上新的标点符号，那是多么痛快有趣的事啊！”（《老舍选集》自序，《老舍文集》16卷，221页。）这使他得到训练。 此后有闲时老舍就写。大约1926年春，他把它写出来了，立即寄给国内的罗常培和白涤洲看。罗把它转呈鲁迅，鲁迅批评说地方色彩浓了，但技巧上尚有商量的地方。当时，北新书局很想出版，结果《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抢了先，是由于许地山看过后，没提意见，就让老舍寄给了他。 老舍自己没抱太大期望，随便那么一卷，扔进邮局，都没挂号。没想到两三个月后，居然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令人耳目一新，很快印成书，畅了销。 看到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诞生，老舍快活得连话都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就在眼圈中，就去一家中国餐馆犒劳自己一顿。 可以说，这小说顺利出世，意义非凡。它是老舍创作的真正起点，和那时候的长篇比一比，也是比较胜出的。其独到的北京方言，俏皮尖刻，已初露语言大师端倪。其中有关北京生活、自然风光和青年人爱情心理的描写，尤为精彩。 所缺的和写《猫》、《围城》之前的钱钟书一样，只在小说的布局与构思；有时“幽默”太过，流于油腔滑调。这在初学者，往往是难免的，也是必须经历的磨练过程。 这以后，他觉得自己是要真正当个作家了，对未来有了希望和追求，在许地山介绍下，加入文学研究会。一边拼命读外国名著，一边写第二部探索国民性的长篇《赵子曰》，只不过，这次的主角是年轻人，学生。 阅读名著的经历使老舍感到，并非是个名著，就能给好处，对有的作品，他根本读不进，也有的读得很痛苦，即使歌德与莎士比亚，他都不能忍受。 他慢慢发现到自己所爱的作家和作品。但丁的《神曲》让他受益最大，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和文艺能够达到的真正深度。 1926年夏，写了一年多时间，《赵子曰》脱稿。老舍先把稿子给朋友看，提提意见，朋友看得直笑。他更有了信心，依旧给郑振铎。1927年春在《小说月报》上连载。 最初的创作，在老舍是比较功利的，为了拿一点稿费，解决吃饭问题。 许多作家起步时也都很功利，他们不清楚自己将到达什么地方，会取得怎样的成就，能不能成功。他们的自信和追求，是随着外界的肯定、奖许而不断提升的。 但在那样的年代，国内正爆发北伐战争，任谁都不能忘记国家大事，原先的底层体验中注进了爱国内容，成为他写作时的思想倾向。 9月底，郑振铎到了伦敦，过去二人只有书信往来，一直未谋面，这次老舍就请他出去吃饭，郑振铎作了回请，互道倾慕，非常亲密。 1928年，老舍开始阅读康拉德、威尔斯、狄更斯、福楼拜等作家的作品，这都是他喜爱的作家。他们让他明白了文艺的真正深度，懂得了那些能够传之久远的作品，不管什么派别，都是健康、崇高、真实的。 狄更斯是他的第一位“老师”，二人在秉性、才情、经历上很相似，使他起步就找到了自己。在《老张的哲学》里，留有对这位老师的“摹仿”痕迹。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等人，也都有过类似的食而不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成了大师。事实上，到《赵子曰》时，老舍就已有了突破。 在国外作家中，康拉德是老舍最崇敬的人。他那写实的风格，尖刻的笔调，很得老舍心意。又使他懂得了怎样去丰富自己的经验，写作不是游戏等。 经典作家注重社会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也使老舍注意并发现了许多旅居国外的知识分子的屈辱、苦难，并直接促成他着手写作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开始形成自己风格特色的《二马》。 写它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当时，老舍已搬到了托林顿广场附近的一座公寓里了。 朋友给他讲过许多穷苦的中国人，到处被人瞧不起的故事。他感触很深，写了父子俩在伦敦的遭遇，比较了中英两国的国民性，探索了中国人的出路问题。 他一边写，一边念给朋友听，请他们提意见。 和前两部不一样的是，它引入了康拉德的倒叙法，起首就见了最后一幕，对故事先有了通盘设计，写来节奏紧凑严密，人物心理描写精致入微，把背景伦敦的环境、氛围，写得那样细腻真切，在狄更斯式俏皮的外壳下，有了真理的苦味，又用了清浅简练的白话，第一次保持完全意义上的老北京人的活的、出味的语言，在质上，是一个大的飞跃。当然，它只是一部在艺术上初步成熟的作品，某些人物尚嫌单薄。计划6月要离开英国，这小说他是狠心“硬行结束”的，以便离开前就寄给《小说月报》，不留心病，所以时间过于仓促，来不及作深入开掘。 1929年5月，《二马》开始连载。 同时，他还写了一个短篇《旅游》，在《留英学报》上发表了。 到了新加坡后，老舍再也看不到中国人的愚弱了，相反，他看到的是希望，是中国人无穷的创造力和抗争精神。他不再看好写爱情小说，以为世界比爱情大得多，爱情的分量很轻，或许是他一直没有爱情生活的缘故，这样，他开始以明快的笔调写《小坡的生日》。 写到五万多字时，学校放假，合约到期，他虽然想留下来，人家却排挤，他不得不回了上海，住在郑振铎那里，用半个月时间完成了它的最后部分，交《小说月报》发表。 老舍认为，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并说直到写了这部作品，他才真正明白了白话的力量，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描写一切。 可以说，有了这几部大作品，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得到了初步的确定。 但如果没有许地山这个关键性人物的出现，再往前说，如果不是老舍参加了基督教教堂的英文夜校，又认识主持人宝广林，并在那时候就结识许地山，后来通过宝广林认识艾温士，受艾温士推荐出国，在英国有如此有利、优越的文化环境、条件，那么，很难说老舍就能出去，出去了就能选择走写作这条路，写了作品就能这样顺利出生。 如此，一个天才的成长与出来，确是需要许多方面的因素来成就的。有时候，哪怕是极其偶然的东西悄然而来，不期然而至，任何人都意识不到将意味什么。 事后去想想，也会发现它出现得多么不可思议，多么神奇神异，仿佛是造物者上帝的灵感！也只能是一个“灵感”！ 同时，主观的努力和外界的提携、激励，我们很难说谁更重要，对不同的人，二者的意义不一样。 譬如出身世家的人，后一个不很缺乏，所缺的是前者，对来自后一方面的帮助，就没有太大价值。可是，对像老舍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在那样一种环境条件下，身边要没有了许地山、宝广林，那么他起码还要摸索多年，去等待其他机会。也可能在摸索、等待过程中，一次次饱受煎熬，一次次灰心绝望，太久了，挣扎的力都会丧失掉，到可以起飞腾跃时，那翅膀却可能再难举动了。 第一章 初恋刘小姐 老舍的情感生活经历了哪些动荡？ 它们在他的生命里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又如何表现在他笔身上，成为一种创作“模式”？老舍和阔大爷的千金小姐苦苦相恋，却终不能成为眷属，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位千金小姐又如何成了老舍小说里人物的原型？ 母亲而外，老舍的一生中还出现过几位女人，对他的生活、除性情，甚至人生取向，都有过极其深刻的影响。其一是他的初恋对象，其一是后来的妻子胡絮青。另外还有一位，即就是维系了特殊友情关系的知名女作家赵清阁。 老舍的初恋对象，就是刘寿锦大叔那位大他一天的女儿，二人同为师范学校毕业生。当初，母亲私自为儿子找媳妇时，他就很痛苦过，就因为他已经有了这个爱的对象。刘寿锦也是因了这个女儿，才注意到他；他带老舍上学后，老舍得以经常出入刘家，两个人无意有了接近的机会。在上中学前，他们之间还谈不上有什么关系，但到老舍上中学时，刘家一贫如洗。老舍学业有成、事业有成，还在帮刘寿锦办学校和慈善事业。学校就在刘寿锦家的西跨院，他女儿也在这里义务做教师，出落得温柔、怡静。接触更多，差距却小了，两个人的感情一天天加深，大概在17岁的时候，已经萌发了爱的情愫。 可是老舍对刘寿锦大叔感激至深，加之他很要强，内向、固执，极力压抑情感，不肯表白，也未提亲，刘小姐更不会主动提出来。如老舍所言：“我们都二十二岁了，可是五四运动还没降生呢。男女的交际还不是普通的事。” 不久，老舍就把秘密告诉了同学罗常培。好景不长，美好的初恋彻底粉碎。1923年，还是在教育会的时候，刘寿锦因不善经营，家业迅速败落下来，出家人庙做了和尚，并让夫人和女儿随之做了带发修行的优波夷（一译优婆夷，即女居士；相对于优波塞（一译优婆塞），即男居士。居士则指不出家的佛教信徒。）。 他们以为遁入佛门便可清净无事，其实在那多事之秋并不然。刘小姐结局如何虽不得而知，老舍研究的专家们都说不清楚，但一定遇到了麻烦，她本身又当盛年，**正强，一失足无可回头，心爱的人又不在身边。 最初，在知道她出家的消息后，老舍“心碎人瘦”“病人膏肓”，把巨大的悲伤埋在心底。1933年在记它的小说《微神》和1937年的散文《无题（因为没有故事）》里有所流露，这也成了他毅然出走英国，一去6年，而无所留恋的原因之一。到他回来时，一切成了定局，爱人不再能爱，她只好凄惨地离开人世。 《微神》这篇自传体小说，诗情如画，在记述这段错失的缘分时，把所有的五官感知都系在心上，让我们从侧面了解到二人的情感历程和她后来的遭际：我没睡去，我知道已离梦境不远，但是还听得清清楚楚小鸟的相唤与轻歌。说也奇怪，每逢到似睡非睡的时候，我才看见那块地方——不晓得一定是哪里，可是在入梦以前它老是那个样儿浮在眼前。就管它叫作梦的前方吧。这块地方并没有多大，没有山，没有海。像一个花园，可又没有清楚的界限。差不多是个不甚规则的三角，三个尖端浸在流动的黑暗里。一角上——我永远先看见它——是一片金黄与大红的花，密密层层！ 没有阳光，一片红黄的后面便全是黑暗，可是黑的背景使红黄更加深厚，就好像大黑瓶上画着红牡丹，深厚得至于使美中有一点点恐怖。 黑暗的背景，我明白了，使红黄的一片抱住了自己的彩色，不向四外走射一点；况且没有阳光，彩色不飞入空中，而完全贴染在地上。我老先看见这块，一看见它，其余的便不看也会知道的，正好像一看见香山，准知道碧云寺在哪儿藏着呢。 其余的两角，左边是一个斜长的土坡，满盖着灰紫的野花，在不漂亮中有些深厚的力量，或者月光能使那灰的部分多一些银色，显出点诗的灵空；但是我不记得在哪儿有个小月亮。无论怎样，我也不厌恶它。 不，我爱这个似乎被霜弄暗了的紫色，像年轻的母亲穿着暗紫长袍。右边的一角是最漂亮的，一处小草房，门前有一架细蔓的月季，满开着单纯的花，全是浅粉的。 设若我的眼由左向右转，灰紫、红黄、浅粉，像是由秋看到初春，时候倒流；生命不但不是由盛而衰，反倒是以玫瑰作香色双艳的结束。 三角的中间是一片绿草，深绿、软厚、微湿；每一短叶都向上挺着，似乎是听着远处的雨声。没有一点风，没有一个飞动的小虫；一个鬼艳的小世界，活着的只有颜色。 在真实的经验中，我没见过这么个境界。可是它永远存在，在我的梦前。英格兰的深绿，苏格兰的紫草小山，德国黑林的幽晦，或者是它的祖先们，但是谁准知道呢。从赤道附近的浓艳中减去阳光，也有点像它，但是它又没有虹样的蛇与五彩的禽，算了吧，反正我认识它。 我看见它多少多少次了。它和“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是我心中的一对画屏。可是我没到那个小房里去过。我不是被那些颜色吸引得不动一动，便是由它的草地上恍惚的走入另种色彩的梦境。它是我常遇到的朋友，彼此连姓名都晓得，只是没细细谈过心。 我不晓得它的中心是什么颜色的，是含着一点什么神秘的音乐——真希望有点响动！ 这次我决定了去探险。 一想就到了月季花下，或也许因为怕听我自己的足音？月季花对于我是有些端阳前后的暗示，我希望在哪儿贴着张深黄纸，印着个殊红的判官，在两束香艾的中间。没有。 只在我心中听见了声“樱桃”的吆喝。这个地方是太静了。 小房子的门闭着，窗上门上都挡着牙白的帘儿，并没有花影，因为阳光不足。里边什么动静也没有，好像它是寂寞的发源地。轻轻地推开门，静寂与整洁双双地欢迎我进去，是欢迎我；室中的一切是“人”的，假如外面景物是“鬼”——希望我没用上过于强烈的字。 一大间，用幔帐截成一大一小的两间。幔帐也是牙白的，上面绣着些小蝴蝶。外间只有一条长案，一个小椭圆桌儿，一把椅子，全是暗草色的，没有油饰过。椅上的小垫是浅绿的，桌上有几本书。案上有一盆小松，两方古铜镜，锈色比小松浅些。内间有一个小床，罩着一块快垂到地上的绿毯。床首悬着一个小篮，有些快干的茉莉花。地上铺着一块长方的蒲垫，垫的旁边放着一双绣白花的小绿拖鞋。 我的心跳起来了！我决不是入了复杂而光灿的诗境；平淡朴美是此处的音调，也不是幻景，因为我认识那只绣着白花的小绿拖鞋。 爱情的故事往往是平凡的，正如春雨秋霜那样平凡。可是平凡的人们偏爱在这些平凡的事中找些诗意；那么，想必是世界上多数的事物是更缺乏色彩的；可怜的人们！希望我的故事也有些应有的趣味吧。 没有像那一回那么美的了。我说“那一回”，因为在那一天那一会儿的一切都是美的。她家中的那株海棠花正开成一个大粉白的雪球；沿墙的细竹刚拔出新笋；天上一片娇晴；她的父母都没在家；大白猫在花下酣睡。听见我来了，她像燕儿似的从帘下飞出来；没顾得换鞋，脚下一双小绿拖鞋像两片嫩绿的叶儿。她喜欢得像清早的阳光，腮上的两片苹果比往常红着许多倍，似乎有两颗香红的心在脸上开了两个小井，溢着红润的胭脂泉。那时她还梳着长黑辫。 她父母在家的时候，她只能隔着窗儿望我一望，或是设法在我走去的时节，和我笑一笑。这一次，她就像一个小猫遇上了个好玩的伴儿；我一向不晓得她“能”这样的活泼。在一同往屋中走的工夫，她的肩挨上了我的。我们都才十七岁。我们都没说什么，可是四只眼彼此告诉我们是欣喜到万分。我最爱看她家壁上那张工笔百鸟朝凤；这次，我的眼匀不出工夫来。我看着那双小绿拖鞋；她往后收了收脚，连耳根儿都有点红了：可是仍然笑着。我想问她的功课，没问；想问新生的小猫有全白的没有，没问；心中的问题多了，只是口被一种什么力量给封起来，我知道她也是如此，因为看见她的白润的脖儿直微微地动，似乎要将些不相干的言语咽下去，而真值得一说的又不好意思说。 她在临窗的一个小红木凳上坐着，海棠花影在她半个脸上微动。有时候她微向窗外看看，大概是怕有人进来。及至看清了没人，她脸上的花影都被欢悦给浸渍得红艳了。 她的两手交换着轻轻地摸小凳的沿，显着不耐烦，可是欢喜的不耐烦。最后，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极不愿意而又不得不说地说，“走吧！” 我自己已忘了自己，只看见，不是听见，两个什么字由她的口中出来？可是在心的深处猜对那两个字的意思，因为我也有点那样的关切。我的心不愿动，我的脑知道非走不可。我的眼盯住了她的。她要低头，还没低下去，便又勇敢地抬起来，故意地，不怕地，羞而不肯羞地，迎着我的眼。直到不约而同地垂下头去，又不约而同地抬起来，又那么看。心似乎已碰着心。 我走，极慢的，她送我到帘外，眼上蒙了一层露水。我走到二门，回了回头，她已赶到海棠花下。我像一个羽毛似的飘荡出去。 以后，再没有这种机会。 有一次，她家中落了，并不使人十分悲伤的丧事。在灯光下我和她说了两句话。她穿着一身孝衣。手放在胸前，摆弄着孝衣的扣带。站得离我很近，几乎能彼此听得见脸上热力的激射，像雨后的禾谷那样带着声儿生长。可是，只说了两句极没有意思的话——口与舌的一些动作：我们的心并没管它们。 我们都二十二岁了，可是五四运动还没降生呢。男女的交际还不是普通的事。我毕业后便作了小学的校长，平生最大的光荣，因为她给了我一封贺信。信笺的末尾——印着一枝梅花——她注了一行：不要回信。我也就没敢写回信。可是我好像心中燃着一束火把，无所不尽其极地整顿学校。我拿办好了学校作为给她的回信；她也在我的梦中给我鼓着得胜的掌——那一对连腕也是玉的手！ 提婚是不能想的事。许多许多无意识而有力量的阻碍，像个专以力气自雄的恶虎，站在我们中间。 有一件足以自慰的，我那系在心上的耳朵始终没听到她的定婚消息。还有件比这更好的事，我兼任了一个平民学校的校长，她担任着一点功课。我只希望能时时见到她，不求别的。她呢，她知道怎么躲避我——已经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她失去了十七八岁时的天真与活泼，可是增加了女子的尊严与神秘。 又过了二年，我上了南洋。到她家辞行的那天，她恰巧没在家。 在外国的几年中，我无从打听她的消息。直接通信是不可能的。间接探问，又不好意思。只好在梦里相会了。说也奇怪，我在梦中的女性永远是“她”。梦境的不同使我有时悲泣，有时狂喜；恋的幻境里也自有一种味道。她，在我的心中，还是十七岁时的样子：小圆脸，眉眼清秀中带着一点媚意。身量不高，处处都那么柔软，走路非常的轻巧。那一条长黑的发辫，造成最动心的一个背影。我也记得她梳起头来的样儿，但是我总梦见那带辫的背影。 回国后，自然先探听她的一切。一切消息都像谣言，她已作了暗娼！ 就是这种刺心的消息，也没减少我的热情；不，我反倒更想见她，更想帮助她。我到她家去。已不在那里住，我只由墙外看见那株海棠树的一部分。房子早已卖掉了。 到底我找到她了。她已剪了发，向后梳拢着，在项部有个大绿梳子。 穿着一件粉红长袍，袖子仅到肘部，那双臂，已不是那么活软的了。脸上的粉很厚，脑门和眼角都有些褶子。可是她还笑得很好看，虽然一点活泼的气象也没有了。设若把粉和油都去掉，她大概最好也只像个产后的病妇。她始终没正眼看我一次，虽然脸上并没有羞愧的样子，她也说也笑，只是心没在话与笑中，好像完全应酬我。我试着探问她些问题与经济状况，她不大愿意回答。她点着一支香烟，烟很灵通地从鼻孔出来，她把左膝放在右膝上，仰着头看烟的升降变化，极无聊而又显着刚强。我的眼湿了，她不会看不见我的泪，可是她没有任何表示。她不住地看自己的手指甲，又轻轻地向后按头发，似乎她只是为它们活着呢。提到家中的人，她什么也没告诉我。我只好走吧。临出来的时候，我把住址告诉给她——深愿她求我，或是命令我，作点事。她似乎根本没往心里听，一笑，眼看看别处，没有往外送我的意思。她以为我是出去了，其实我是立在门口没动，这么着，她一回头，我们对了眼光。只是那么一擦似的她转过头去。 初恋是青春的第一朵花，不能随便掷弃。我托人给她送了点钱去。 留下了，并没有回话。 朋友们看出我的悲苦来，眉头是最会出卖人的。她们善意的给我介绍女友，惨笑地摇首是我的回答。我得等着她。初恋像幼年的宝贝永远是最甜蜜的，不管那个宝贝是一个小布人，还是几块小石子。慢慢的，我开始和几个最知己的朋友谈论她，他们看在我的面上没说她什么，可是假装闹着玩似的暗刺我，他们看我太愚，也就是说她不配一恋。 他们越这样，我越顽固。是她打开了我的爱的园门，我得和她走到山穷水尽。怜比爱少着些味道，可是更多着些人情。不久，我托友人向她说明，我愿意娶她。我自己没胆量去。友人回来，带回来她的几声狂笑。 她没说别的，只狂笑了一阵。她是笑谁？笑我的愚，很好，多情的人不是每每有些傻气吗？这足以使人得意。笑她自己，那只是因为不好意思哭，过度的悲郁使人狂笑。 愚痴给我些力量，我决定自己去见她。要说的话都详细的编制好，演习了许多次，我告诉自己——只许胜，不许败。她没在家。又去了两次，都没见着。第四次去，屋门里停着小小的一口薄棺材，装着她。她是因打胎而死。一篮最鲜的玫瑰，瓣上带着我心上的泪，放在她的灵前，结束了我的初恋，开始终生的虚空。为什么她落到这般光景？ 我不愿再打听。反正她在我心中永远不死。 我正呆看着那小绿拖鞋，我觉得背后的幔帐动了一动。一回头，帐子上绣的小蝴蝶在她的头上飞动呢。她还是十七八岁时的模样，还是那么轻巧，像仙女飞降下来还没十分立稳那样立着。我往后退了一步，似乎是怕一往前凑就能把她吓跑。 这一退的工夫，她变了，变成二十多岁的样子。她也往后退了，随退随着脸上加着皱纹。她狂笑起来。 我坐在那个小床上。刚坐下，我又起来了，扑过她去，极快；她在这极短的时间内，又变回十七岁时的样子。在一秒钟里我看见她半生的变化，她像是不受时间的拘束。我坐在椅子上，她坐在我的怀中。我自己也恢复了十五六年前脸土的红色，我觉得出。我们就这样坐着，听着彼此心血的潮荡。不知有多么久。最后，我找到声音，唇贴着她的耳边，问：“你独自住在这里？” “我不住在这里；我住在这儿，”她指着我的心说。 “始终你没忘了我，那么？”我握紧了她的手。“被别人吻的时候，我心中看着你！” “可是你许别人吻你？”我并没有一点妒意。 “爱在心里，唇不会闲着；谁教你不来吻我呢？” “我不是怕得罪你的父母吗？不是我上了南洋吗？”她点了点头，“惧怕使你失去一切，隔离使爱的心慌了。” 她告诉了我，她死前的光景。在我出国的那一年，她的母亲死去。她比较得自由了一些。出墙的花枝自会招来蜂蝶，有人便追求她。她还想念着我，可是**往往比爱少些忍耐力，爱的花不都是梅花。她接受了一个青年的爱，因为他长得像我。他非常地爱她，可是她还忘不了我，**的获得不就是爱的满足，相似的容貌不能代替爱的真形。 他疑心了，她承认了她的心是在南洋。他们俩断绝了关系。这时候，她父亲的财产全丢了。她非嫁人不可。她把自己卖给一个阔家公子，为是供给她的父亲。 “你不会去教学挣钱？”我问。 “我只能教小学，那点薪水还不够父亲买烟吃的！” 我们俩都楞起来。我是想：假使我那时候回来，以我的经济能力说，能供给得起她的父亲吗？我还不是大睁白眼地看着她卖身？ “我把爱藏在心中，”她说，“拿**挣来的茶饭营养着它。我深恐**死了，爱便不存在，其实我是错了；先不用说这个吧。他非常的妒忌，永远跟着我，无论我是干什么。上哪儿去，他老随着我。他找不出我的破绽来，可是觉得出我是不爱他。慢慢的，他由讨厌变为公开地辱骂我，甚至于打我，他逼得我没法不承认我的心是另有所寄。忍无可忍也就顾不及饭碗问题了。他把我赶出来，连一件长衫也没给我留。我呢，父亲照样和我要钱，我自己得吃得穿，而且我一向吃好的穿好的惯了。为满足**，还得利用**，身体是现成的本钱。凡给我钱的便买去我点筋肉的笑。我很会笑：我照着镜子练习那迷人的笑。环境的不同使人作退一步想，这样零卖，倒是比终日叫哪一个阔公子管着强一些。在街上，有多少人指着我的后影叹气，可是我到底是自由的，有时候我与些打扮得不漂亮的女子遇上，我也有些得意。我一共打过四次胎，但是创痛过去便又笑了。 “最初，我颇有一些名气，因为我既是作过富宅的玩物，又能识几个字，新派旧派的人都愿来照顾我。我没工夫去思想，甚至于不想积蓄一点钱，我完全为我的服装香粉活着。今天的漂亮是今天的生活，明天自有明天管照着自己，身体的疲倦，只管眼前的刺激，不顾将来。不久，这种生活也不能维持了。父亲的烟是无底的深坑。打胎需要花许多费用。 以前不想剩钱；钱自然不会自己剩下。我连一点无聊的傲气也不敢存了。我得极下贱地去找钱了，有时是明抢。有人指着我的后影叹气，我也回头向他笑一笑了。 打一次胎增加两三岁。镜子是不欺人的，我已老丑了。疯狂足以补足衰老。我尽着**的所能伺候人们，不然，我没有生意。我敞着门睡着，我是大家的，不是我自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什么时间也可以买我的身体。我消失在欲海里。在清醒的世界中我并不存在。我的手指算计着钱数。我不思想，只是盘算——怎能多进五毛钱。我不哭，哭不好看。 只为钱着急，不管我自己。” 她休息了一会儿，我的泪已滴湿她的衣襟。 “你回来了！”她继续着说：“你也三十多了；我记得你是十七岁的小学生。你的眼已不是那年——多少年了？——看我那双绿拖鞋的眼。可是，你，多少还是你自己，我，早已死了。你可以继续作那初恋的梦，我已无梦可作。我始终一点也不怀疑，我知道你要是回来，必定要我。及至见着你，我自己已找不到我自己，拿什么给你呢？你没回来的时候，我永远不拒绝，不论是对谁说，我是爱你；你回来了，我只好狂笑。单等我落到这样，你才回来，这不是有意戏弄人？假如你永远不回来，我老有个南洋作我的梦景，你老有个我在你的心中，岂不很美？你偏偏回来了，而且回来这样迟——” “可是来迟了并不就是来不及了，”我插了一句。“晚了就是来不及了。我杀了自己。” “什么？” “我杀了我自己。我命定的只能住在你心中，生存在一首诗里，生死有什么区别? 在打胎的时候我自己下了手。有你在我左右，我没法子再笑。不笑，我怎么挣钱？只有一条路，名字叫死。你回来迟了，我别再死迟了：我再晚死一会儿，我便连住在你心中的希望也没有了。我住在这里，这里便是你的心。这里没有阳光，没有声响，只有一些颜色。颜色是更持久的，颜色画成咱们的记忆。看那双小鞋，绿的，是点颜色，你我永远认识它们。” “但是我也记得那双脚。许我看看吗？” 她笑了，摇摇头。 我很坚决，我握住她的脚，扯下她的袜，露出没有肉的一支白脚骨。 “去吧！”她推了我一把。“从此你我无缘再见了！我愿住在你的心中，现在不行了；我愿在你心中永远是青春。”太阳已往西斜去；风大了些，也凉了些，东方有些黑云。春光在一个梦中惨淡了许多。我立起来，又看见那片暗绿的松树。立了不知有多久。 远处来了些蠕动的小人，随着一些听不甚真的音乐。越来越近了，田中惊起许多白翅的鸟，哀鸣着向山这边飞。我看清了，一群人们匆匆地走，带起一些灰土。三五鼓手在前，几个白衣人在后，最后是一口棺材。春天也要埋人的。撒起一把纸钱，蝴蝶似的落在麦田上。东方的黑云更厚了，柳条的绿色加深了许多，绿得有些凄惨。心中茫然，只想起那双小绿拖鞋，像两片树叶在永生的树上作着春梦。 《无题（因为没有故事）》里又写出了作者对于她的怀念：对了，我记得她的眼。她死了好多年了，她的眼还活着，在我的心里。这对眼睛替我看守着爱情……它们只有两种神情：一个是凝视，极短极快，可是千真万确的是凝视。只微微一看，就看到我的灵魂，把一切 -老舍藏画。 都无声的告诉了给我。凝视，一点也不错，我知道她只须极短极快的一看，看的动作过去了，极快的过去了，可是，她心里看着我呢，不定看多么久呢；我到底得管这叫作凝视，不论它是多么快，多么短。一切的诗文都用得着，这一眼道尽了爱所会说的与所会做的。另一个是眼珠横着一移动，由微笑移动到微笑里去，在处女的尊严中笑出一点点被爱逗出的轻佻，由热情中笑出一点点无法抑止的高兴。 我没和她说过一句话，没握过一次手，见面连点头都不点。可是我的一切，她知道；她的一切，我知道。我们用不着看彼此的服装，用不着打听彼此的身世，我们一眼看到一粒珍珠，藏在彼此的心里；这一点点便是我们的一切，那些七零八碎的东西都是配搭，都无须注意。 看我一眼，她低着头轻快的走过去，把一点微笑留在她身后的空气中，像太阳落后还留下一些明霞。 我们彼此躲避着，同时彼此愿马上搂抱在一处。我们轻轻的哀叹；老舍忽然遇见了，那么凝视一下，登时欢喜起来，身上像减了分量，每一步都走得轻快有力，像要跳起来的样子。 我们极愿意说一句话，可是我们很怕交谈，说什么呢？哪一个日常的俗字能道出我们的心事呢？让我们不开口，永不开口吧！我们的对视与微笑是永生的，是完全的，其余的一切都是破碎微弱，不值得一作的。 我们分离有许多年了，她还是那么秀美，那么多情，在我的心里。她将永远不老，永远只向我一个人微笑。在我的梦中，我常常看见她，一个甜美的梦是最真实，是纯洁，最完美的。 多少多少人生中的小困苦小折磨使我丧气，使我轻看生命。可是，那个微笑与眼神忽然的从哪儿飞来，我想起唯有“人面桃花相映红”差可托拟的一点心情与境界，我忘了困苦，我不再丧气，我恢复了青春；无疑的，我在她的洁白的梦中，必定还是个美少年呀。 春在燕的翅上，把春光颤得更明了一些，同样，我的青春在她的眼里，永远使我的血温暖，像土中的一颗子粒，永远想发出一个小小的绿芽。一粒小豆那么小的一点爱情，眼珠一移，嘴唇一动，日月都没有了作用，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是一对刚开开的春花。 不要再说什么，不要再说什么！我的烦恼也是香甜的呀，因为她那么看过我！ 可见，刘小姐活着时，不幸沦落，被人蹂躏，似乎打过好几次胎。 影响到老舍的小说作品，凡描写到男女爱情时，就有了一定的模子：男女相爱，女方的地位，一般比男方高，女方或失意，或沦落风尘，或过早天亡，男方则都是远走他乡，如老舍本人的出行英国一样。而他笔下的年轻娼妓，小福子、“月牙儿”等，也都读过书，大多是师范毕业，做过小学教师，卖身都有个被强迫的过程。暗含了这位刘小姐的身世、遭遇。 很显然，如果不是有这么一个初恋，老舍的艺术世界、人物形象，怕是会有极大变化的。 第二章 老舍的婚姻 老舍的婚姻经历了什么样的曲折？ 1930年，老舍初回国，因为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已是名人，回北平后，日程安排很满，会见亲友，接受来访，找工作。 7月7日，又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作了题为《论创作》的报告，表达了他正视现实与民间疾苦的文学主张，受到热烈欢迎。 而这次去邀请他来作讲演的人，正是胡絮青（参见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0年4月第一版），时为师大学生，差一年毕业，25岁，爱好新文艺，和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叫“真社”，有散文、诗歌等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他们是听说老舍从国外回来后，以“真社”的名义作的邀请。 那时，老舍怕烦扰母亲，就住在北京师范学校教务长、老朋友白涤洲家，胡絮青因课余在那里兼课，同学们就公推她出面。她去了，没说几句话，老舍就答应了，定下演讲的日期。 到家后，她母亲就打听见到老舍没有，是怎么个人。胡絮青很奇怪，平素里老太太很保守，连大学都不乐意女儿去上，常叮嘱女儿别和男生来往，这次反常了，就说他又瘦又弱，人倒很老实。后来才知道，她被蒙在鼓里了，老太太见她腼腆老实、不认识人，害怕把姑娘“搁老了”，早就托了她哥哥的朋友罗常培给留意物色个女婿。罗常培一口答应，想到了顶要好的知己老舍，看出二人为人和性情、爱好很接近，合得来，就对胡家老太太讲了，老太太同意，只瞒着女儿一个，老舍讲演时也不知情，她去约老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天作之合。 但老舍却未想过结婚上的事，朋友们都急了，说：你要是再不结婚，会变成个脾气古怪的人，我们再不理你了！ 老舍觉得经济情况已好转，不至于因他结婚使母亲的生活受到影响，这才丢掉独身思想，同意他们帮自己去找（参见胡絮青、舒乙：《老舍和朋友们》，《十月》1985年3期），恰好胡家也来托亲，罗常培没费什么事，撮合成功。 这真是打不断的姻缘！ 没几天，老舍去了济南齐鲁大学教书，任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教授（《齐大月刊》1930年10月10日创刊号。 ）。 寒假时，二人受请，一起吃过几顿饭，老舍就给胡絮青去信，让彼此以信交流，说出心里的话。回济南后，就每天起码要去一封信。 1931年暑假，胡絮青大学毕业，老舍从济南回到北平，和她成亲。当时，亲朋到了一百多位，用了土洋结合的仪式来办，迎了亲，磕了头，才去饭庄里吃喜宴。 按老舍本意，他想旅行结婚，在香山或颐和园租间房，免去一切俗礼，省得结婚时像猴儿似的被人捉弄，可胡家老太太不依，老舍不想让老人太伤心难过，听了话。 半个月后，夫妻去了济南，胡絮青1937年9月底，日本人人侵山东，局势危急，学生、友人纷纷辞别逃难，老舍也想走，济南一旦失陷，他就有被逼为汉奸的危险。可是三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一个才3个月，还有老人，怎么走呢？ 胡絮青理解丈夫，一肩担过来。 老舍自述道：“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她却把泪落在肚中，沉静的给我打点行李。她晓得必须放我走……”（《自述》，《老舍文集》14卷，180页）至于要走的理由，《四世同堂》里有所表述，是小说里的老大瑞宣，鼓励三弟出去时说的：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五分钟的热气能使任何人登时成为英雄，真正的英雄却是无论受多么久，多么大的困苦，都仍旧毫无悔意或灰心的人老舍这一走，注定要饱受战乱离别之苦，而在精神上做了“真正的英雄”！同时，也把巨大的苦难留给了胡絮青。 走的那天是11月15日，能听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了，老舍觉得不能再迟疑，把一点积蓄都留在家里，只身带了五十块钱，才提了皮箱出家门，开始了流亡。 在那些流亡的日子里，他始终担心留在敌区的家眷，想接他们出来，却没有路费，不少人为生计所迫，已放弃写作。 直到老舍母亲在北平去世，胡絮青为老人办完丧事，才拖儿带女，拉扯三个孩子，跋涉几千里，历时五十余天，穿过重重封锁，逃出来，于1943年11月17日，辗转到重庆。并在朋友帮助下安了家。这时，夫妻分别已整整六年。 6年里，老舍没有一天不在牵挂，觉得对不起妻子，“可是在无可奈何之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的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由悬念而自励，一个有欠摩登的夫人，是怎样的能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哪！”“国难时期……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一封信》，《老舍文集》14卷，121页。）胡絮青留在北平沦陷区5年，当了四年多的中学教员，尝够了国亡家破的苦楚，孩子也改姓胡，即使这样仍常受日本孩子欺负。当时的北京，成了活人遭殃，狐鬼横行的活地狱。 其回报就是，胡絮青细心介绍了北平的生活，方方面面，说了两三个月时间，才把几年间的见闻、感触对一批批朋友唠叨完，促成老舍的排除一切干扰，在离重庆五十多公里的北碚小镇，开始了近一百万字的《四世同堂》的创作。 对此，胡絮青是这样进行描述的：“慢慢地，朋友们之间这方面的话题谈得不多了，老舍却开始忙碌起来。他仔细地询问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市民的反应如何，挨着个儿地和我漫谈北京亲友和一切熟人的详细情况。我说某家死了人，大家怎么样热心地去帮忙，他就把那家办丧事的一些细节绘声绘色地补充上去；我说某人当了汉奸，他就把那个人吃什么，穿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什么的神情，一一表演给我看，好像他也在沦陷区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我佩服他对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么深，那么细，那么真。这种漫无边际的漫谈，又谈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他这个人从不乱吹‘想写这个“想写那个’，而是有了十成把握再对别人宣布，对我也是如此。 他一说，我准知道这部‘空前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算是有了。”（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有这样一个妻子从旁告知细节，这部小说就踩住了“实景”，而不是悬空的了。它也是老舍一生所写最长的，还可能是“最好的”（这是老舍的自我评价。参见舒乙《老舍在美国》，《文艺报》1999年5月1日）一部“完整的”（《正红旗下》应该比《四世同堂》更伟大，可惜只有个开头，没写完））作品。第一、二部写了两年，第三部则是在美国讲学期间完成的。 1945年3月，老舍应邀去美国，为期一年，谁也料不到此去会长达四年多，他决意留下，将《四世同堂》的最后一部做完，还组织人翻译出来，并着手写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做完了想做的事，才坐上船，1949年l0月13日从旧金山出发，12月12日回到阔别14年之久的北京。 不久，胡絮青母子自重庆到北京，一家人方结束聚少离多、动荡不定的生活。 正因为家人、尤其是妻子做出了巨大牺牲，老舍才能有如此斐然卓的成就，其多数作品，都写成于离群索居的环境下。 做一个作家的妻子，看来是很不容易的。 做老舍这样的以写作为生命，写起来不要命的作家的妻子则尤难。 仅以此说，当初要是选人不适，老舍要不是娶了胡絮青这样外柔内刚、富有节气和牺牲精神的知识女性，他的事迹怕是要逊色很多的。 第一章 在山东教学与创作 老舍是如何写出一篇篇经典作品的？它们各自有何特色，又为何成为了经典？ 老舍是如何走上专业创作之路的？ 1930年至抗战前夕，老舍主要是在山东的两所大学度过的，一是济南的齐鲁大学，它为美国教会创办。另一个是青岛的山东大学。 1930年8月至1934年7月是在齐大。因它校风十分保守，死气沉沉，没有一点学术气氛，闷死人，就辞了职。（参见：《马彦祥谈老舍》，《剧坛》1984年4期），于1934年9月至1936年夏，在山大任教。在这里，他又因学生运动受到当局镇压，加之无意教书，而再次辞去教职，专事写作——其实他早想专门搞创作了。 幸好有这一年时光完全属于自己，让他的生活充满情趣，得着了许多欢乐与灵感，最多产，收获也最大。他在这年不仅写了《骆驼祥子》、《文博士》两个长篇，还写出了《我这一辈子》，以及大量的散文、随笔。 一年后，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打破了一切，适遇齐大文学院再次相聘，请他任文学系主任，他忙前往就职。数个月后，又不得不丢弃一切，抛妻别子，只身逃亡。 所以，济南和青岛都让老舍留下了美好印象，那段妻儿绕膝的生活，是他波澜不定的人生旅途中相对较为安静、和睦的时期，也是他一生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 先在济南，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并写成一部短篇小说集《赶集》，收入《微神》等15个短篇。 到青岛后，他写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樱海集》，收了他最著名的中篇《月牙儿》，以及第三个短篇小说集《蛤藻集》，收有《断魂枪>等7个短篇。 《大明湖》于1931年夏写完，主角是在城市底层挣扎的母女二人，遭遇悲惨。可惜这部书稿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毁了。老舍不愿它从此埋没，据记忆又写得一篇《月牙儿》，如诗样清冷凉薄。 《猫城记》1932年8月被连载出来，以幻想形式描写“猫人”怎样因麻木、愚昧、自残、苟且偷安而被“矮人”灭绝的故事，是一部政治寓言体小说。他自己认为这是个失败的作品，没有可取之处，悲观情绪过重，有点概念化、脸谱化，也不幽默、少含蓄。这部小说现在却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据说因此老舍获得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后来因为去世，才把当年的奖项给了亚洲的另一位作家川端康成（诺贝尔文学奖只发给在世作家。参见陈洁：《外国学者眼中的老舍》等，《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3日。不过，这只是一个传说，许多人都在这样传说，究竟有多少可信度，不得而知。起码瑞典文学院唯一的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主理人之一的马锐然，好像没有说起过此事。他倒是肯定1988年，要是沈从文5月不死.10月的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沈的。况且，被提名不等于就获奖。林语堂等人也曾多次被提名。但是，依老舍的文学成就看，他即使获诺奖也会是其中比较优秀的。）。 《牛天赐传》是他写得最见艰难的书，成于1934年夏天，“匆匆赶出，一无是处”。 这期间，为讲课，他更广泛地涉猎了外国文学，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认定它“是世界伟大文艺中‘最’伟大的”（《读与写》）。 同时，他系统研究了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历代文论、民间文艺，找到了东西方艺术的适度平衡和美的和谐，继在英国系统阅读、研究外国文学实现第一次飞跃后，产生了第二次升华—外来影响深深潜入他笔底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整篇的艺术氛围里，皮相地望去，却完全是纯民族传统的光泽。《离婚》里已能有所体味，“你很难指出张大哥、老李和契诃夫笔下哪一个被猥琐的生活钝化了心灵的小市民相仿，但你却能强烈地体味到契诃夫式的‘近乎无事的悲剧’和那扑面而来的庸人气息”（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48页，学林出版社1988牟7月）。 第二章 《离婚》与骆驼祥子 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为什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1917-1957》中说，到1957年，《骆驼祥子》“也许是最好的中国现代小说”？ 老舍的《离婚》成于1933年夏天，解剖了典型市民的庸碌性格，保住作者原有的一切长处，结构严谨和谐，而避免了前些作品的油滑等不足，是老舍的“第一本完美的作品”（常风：《论老舍（离婚）》。天津《大公报》1934年9月12日。），也是现代小说中的一部杰作。一经出版，就广受好评。它也为老舍最喜欢的，超过在山东大学教书《骆驼祥子》。 《离婚》是中国人生活的舞台、象征和缩影，表现了一个主题：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含混，怯懦，折中，没有生气，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背静是灰色。在一片灰色中，走出了一群灰色的人。 本来，老李想要和太太离婚是故事的主干，老李应是主角，太太是对象。可是张大哥习惯当主角，插进来，故事就变成了张大哥阻止老李和太太离婚，喧宾夺主，取代主角位置。他之能这样，是受到了身份约定的：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 既然张大哥确信自己是一切人的大哥，可以驾驭一切，那么他自作主张地让老李接太太，为他们找房子，也就不为其怪。老李却不知道应该感激他，还是该恨他。通过这样的角色错位，小说就把虚假的主角张大哥放在不相称的位置上，写了他的自以为是和缺乏自知之明，“每根毫毛都合着社会的意思生长”，达到了讽刺和批判的目的。 故事线索则是世俗的节庆：四次请客，串起了一迭事情。 第一次，张大哥请老李，想用厨房艺术来消灭离婚。他成功了，安定了二妹妹的情绪，稳定了她的婚姻。老李则悟出面包就是一切，决定接家眷。第二次，老李被迫请小赵们。那就成了小赵们的狂欢节，而老李和太太成为挨宰的猪羊。第三次是小赵还席，想延续狂欢。第四次则是张大哥谢小赵，请的人被打死，厨房艺术宣告破产。 其近于无事的悲剧，深刻完美地体现了作者洞察、表现生活的卓越才能，令人发笑，引人惊叹。在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上，离伟大已不远。 故事里的中心人物张大哥，在财政所就职。一座高级衙门，能在其中办事的人，都被称为社会的中坚。 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所长是官僚土匪。办事员是骗子。吴太极是饭桶把式匠。孙先生是流氓兼北平俗语搜集者。张大哥本人则是男性媒婆，无事可干，每天专为别人张罗婚事，由此与社会有了广泛的接触，人缘好，成了一切人的大哥。 他满足快乐地热于助人，永远折中敷衍，永远寻求平衡，乐意活在黑暗里，不得罪人。最终却并不解决任何问题。 “他的生命就是瞎热闹一回，热闹而没有任何意义。” 即使儿子被特务诬陷捉了，生活才动荡不安起来，以至受小赵等讹诈，赔了一所房子才救出，过后还是继续做黑暗的小虫。 跟着他的老李，有点色彩，引人同情，让人失望。 他受过更多的教育，有理想、有激情，试图走出这灰色的圈子，却失败了。因为那黑暗势力、灰色的人生太沉重，他过分软弱、迁就，想离婚，又无力摆脱，讨厌老张的作为，又离不了他，看不起同事，却自甘不如等等。 其他人更浑浑噩噩、庸庸碌碌。唯一带了血性的汉子是丁二爷，为张大哥行道义，悄悄杀掉小赵，免遭更大图谋。 可见，在平静的无风无雨的生活里，是藏了杀机的。我们能许可它的继续存在吗？ 创作时，作者吸收了《大明湖》、《猫城记》的教训，要重归幽默，重返北京。写故乡，写自己熟悉的人事。随写随发现新的事实。 结构上，它匀净、和谐、严谨，精巧又含蓄，写来整齐一致。加之看住了幽默，底气就坚实，很耐读。 一般人认为，使老舍步人中国现代小说大师殿堂的，还是开始写作于1936年夏天的《骆驼祥子》。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先圭就曾说，到1957年，《骆驼样子》“也许是最好的中国现代小说”。 这部小说，他是边写边发表的，9月在《宇宙风》上连载，每月用两段，共24段，到1937年10月载完。是老舍辞去山东大学职位后所写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自己创作生涯的转折，他很在意它成不成功，它将决定他今后如何选择。 这以前，“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因为它使我既不能专心一致的写作，而又终年无一日休息，有损于健康……《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的作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为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 所以我说，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 不过，一个作家，不必处心积虑去观察什么，只是要交朋友，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得交识。其中任何一位，哪陷-句话，都可能触动心绪、灵感，成为组织、生长新的人物情节的契点。《骆驼祥子》的故事和人物，骆驼与车夫，就都是听来的。 写它的起因是1936年春天，山大的朋友过来，谈起他在北平时用过的一位车夫，车子买而又卖，三起三落，末了儿还是受穷。另有一个车夫，则是被军队抓了去，乘移动之际，偷回了三匹骆驼。 当然，从听说来的材料到写成一部作品，尚有好大一段距离。这时，先需拿出作者毕生的经验，去千方百计使那主要的参考内容丰富起来。 小说家是人生经验的百货店，货充实，生意才兴隆。种子也是靠把水分、温度、阳光细心调处得当，才发芽生长的。因而，遇到一个好的故事，传达什么思想，生发怎样的感情，都要先在事情里旅行。 理清了，不忙着就写，而去发现其中不圆满的地方，进行必要补充，发现不熟悉、不知道的，设法把它弄明白。哪些能打听，哪些要实地取材，哪些可以设身处地进行想象等等。只有资料丰富，写一段而知道全部时，认识才可能深刻，而有所剪裁，写的事人物担负得起，作品才真切生动。 就《骆驼祥子》而言，写的是车夫，作者就得认真调查，进而从春到夏，他收集材料，了解各种各类车夫，慢慢进行分析取舍，找到他们的共同性，了解车夫生活的细节：他们有些什么问题？怎样解决？表现到衣食言语姿态上如何？内心状态如何？根源在何？如何体现他们在吃苦？雨里、夜里、冬天、夏天有些什么区别？发生哪些具体、细琐的遭遇？反应会怎样？为什么？怎样以事配人、以人配事？想通了，最后他才决定以写一个车夫的生活、性情忧悲为主。 他知道，写活一个人，不单是描写“这一个”，连同他遭遇的一切，它们在生活、生命上的根据，他身周的世界，都要写到，为其命运寻一个说法，找一个差不多的根源。 从1936年春天酝酿、准备，到夏天，小说里的人物、故事都活了，老舍辞职坐下来，一天到晚想着它，心中从不休息，挂着它，专意构思、创作。此时，笔落在哪里，都能准确到位，不蔓不枝不敷衍，显出了作者杰出的风格才华。 小说之所以能成功，还因为作者在创作前，就和底层市民生活在一起，熟悉他们的生活、命运，同情其艰辛与不幸。加上他的出身，如梁实秋说的，“老舍从来不讳言其幼时之穷，时常在文章里叙说他小时候的苦况，但是他不但没有抱怨的意思，而且也从不‘以贫骄人’，贫非罪，但是贫却是人的社会的病态。所以老舍的为人与作品充满对穷人的同情，希望穷人的生活能够改善，但是并不摆出所谓革命者的姿态。这是他的宽厚处，激烈刚肠，但是有他的分寸”。“其他生长于贫苦之家，所以他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贫苦，也正因为他亲自体验了贫苦生活，所以他才能写出像《骆驼祥子》那样的小说”。 今天来看，《骆驼祥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类于狄更斯之与19世纪中期的英国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与同期的俄国文学。 内容上，它写了一个从乡下来的、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祥子，勤劳、朴实、憨厚、善良，有用不完的力气，也不缺希望与信心，就是想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好把生活拿在自己手中，做个自由的劳动者。却三次落空，挫折和打击一次比一次沉，在一个女子虎妞的诱惑、缠绕下，摆不脱折磨、痛苦，从有梦想的、要强的洋车夫，精神摧毁瓦解，丧失美好品质，一步步走向堕落、走向毁灭，成为一个“无赖刺头儿”，一个“行尸走肉”。揭示了“人类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的主旨。 这是故事的中心和核心。抽掉这个诱惑、缠绕、折磨、痛苦，小说就不成其小说了。 老舍本人却说，骆驼和车夫是故事的核，那是不确切的，它只是初步构思时的情形，“骆驼”只在第二、三两章里提到了。进入创作过程后，祥子与虎妞的故事，才成了小说核心，自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一章，随着虎妞的难产死去，样子去了妓院找小福子，其阴魂依然在缠绕。 祥子千方百计想拥有自己的车，和当时老舍的日夜梦想，要成为职业写家一样，是一种不能自拔的向往和追求，两者之间就有了共通性，作者也才有了一颗“体贴”的心，写洋车夫的这一“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从而让“三起三落的线索有了实在的情绪，有了内在的生命”。 作者如此这般，把自己投射进三起三落的故事后，故事有了实在的情绪和内在生命，但也使得情节在展开时，带有一个不合现实生活逻辑的问题：有辆自己的车，有位能吃苦的妻子，又怎样呢？ 小说副线写的是二强子、老马两家，都有过自己的车，生活仍充满苦难，而且家破人亡，那么，祥子为何还要“一往无前”地醉心于买车呢？ 这是作者把这个顽固的念头强加给了人物，当它是追求理想的一种象征，其形象却不很真实与统一。 祥子堕落的一个关节点，是小福子的死对于他的打击。从里到外，“他不再有希望”，“变成了走兽”，而活在感性中，精神上混沌一片，毫无理性，即使杀了人也不负责。但这却不是什么“个人主义”。如果说阮明是个人主义的，必要时可以主动牺牲祥子，那么祥子则是无意识，没打算出卖人，到时候却那样做了，出卖了。可见一个非常自私、保守，只顾自己往前跑的人，抱不成团，只好窝里斗。 在写到祥子堕落前，作者的心和人物贴着，像附身进去，揣摩着他的每一寸心事，比较切实。可是这个人物不如虎妞鲜活。 早先，虎妞是有过性经历的，直到与祥子发生后，才有了满足，这成了选择他的一个重要理由。恰好祥子丢车后走投无路，她诱惑他，激活他想占小便宜的小市民意识，强行和他结了婚，给他带来了伤害，从内部给了他不安与苦闷，腐蚀了他的意志、精神、道德和**，把他引入毁灭、堕落的路，揭露了兵荒、告密、愚蠢、残忍、性病流行等社会弊症。 虎妞却一直得不到祥子的爱，因为她丑、老、厉害，不要脸，他想摆脱她，甚至想掐死她，另娶亲，但那样又养不活家庭。这种结合，不能不使祥子陷入困境，以喝酒解闷。婚后，他还在想着买车、拉车，虎妞想的则是让他陪她玩，从他身上挽回失去的青春。 虎妞和祥子婚前、婚后紧张关系的描写，如夏志清说的，是这部小说特别出色的部分。在这里，读者像是爬上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可以俯视**裸的人生经验的狂暴可怖，一点不温情、说教或投合大众趣味，有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病理学式的塑造人物的味道。 艺术上，线索单纯明朗，白描手法出神入化，话到人到的人物语言，狄更斯式的俏皮精辟的叙述语言，康拉德工笔式的写景，难度极高的“炼字”功夫，使之澄清如水，亲切、新鲜、恰当、活泼，又可诵。 老舍一贯的幽默风格，到这里，已恰到好处，再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刻意为之的，而出于事实本身可笑，达到一个新境界，其含蓄，意蕴丰富，让人神会于心，哭笑不得。 他曾这样总结道： 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时候，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言语，勉强的使它带上点幽默味道。这，往好里说，足以使文字活泼有趣；往坏里说，就往往招人讨厌。 其对北平风俗民情的描写，成为刻画人物的一个重要构成，是一大特色。像大杂院的生活细节，天桥的风俗和祝寿等。 不足之处在于，结尾收得慌了点，应该多写两三章，再刹住，那样就能更从容不迫了。而祥子性格的发展、命运的转折，也稍许有些突然，留了些人为的痕迹。 曾有人说，应该让祥子去“造反”、“革命”，真要那样的话，就不伦不类了。 为什么一部小说，一定要给人物出路或来个大团圆呢？ 真正伟大的作品，一般都是悲剧。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个悲剧。 所以，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老舍出了《骆驼祥子》的修订本，删了最后部分，“弱化”了“悲剧”的力度，却更显仓促了。后来又恢复到原初版本的样子，就是很明智的选择，那更见完整、深刻而有力。 第三章 《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中短篇小说经典 为什么本书作者将老舍的《我这一辈子》和他的另一个中篇《月牙儿》，以及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金锁记》，并列为四部“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如果说《离婚》、《骆驼祥子》是老舍的长篇代表作，那么《我这一辈子》、《月牙儿》则是他的中篇代表作，《断魂枪》、《老字号》是他的短篇代表作。各有特色，都堪称经典之作。它们都是这一时期写出来的。 在西方，作家们的小说受基督教影响，往往注重灵肉关系，习惯从人的内心去安排结构，写精神与**的争夺。中国小说却往往见事不见人，用事情来带动人物、发展人物，把外在情节摆在第一位。 《我这一辈子》则在外在情节和内在精神之间，寻到了最佳的结合点。这篇小说和老舍另一个中篇《月牙儿》，以及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金锁记》，可以并列为四部“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参见夏志清：《论张爱玲》，《张爱玲评说六十年》，267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8月。或者《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我个人的偏好看，我喜爱前三部作品更甚一些。钱钟书的《猫》、刘恒的《伏羲伏羲》等，也都不错。我对《阿q正传》却不怎么喜欢，认为它有点理念化。）。它可以作为联结《骆驼祥子》与《四世同堂》的一条线索，最能体现老舍小说本色，让“我”亲身出场，讲述一生事情。 “我”学的是裱糊匠，后来做了巡警，直做到巡长、卫队长，却是没运气，丢了官，20年后回到起点，做守卫，好在儿子娶了媳妇，也都是巡警“世家”；45岁上，总局的局长换了，检阅全城巡警时，“我”那把胡子惹了祸，局长让滚蛋，就这么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我”被刷下来，毁了终生，连养老的抚恤金都没了指望。这事想得开也好，想不开也罢，“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 到50岁，要强的儿子病死，“我”也走到绝路，需得拿出全套本事。 二十多岁小伙子的力，帮人家买菜、搬家、看房子、做小工，“除了拉洋车，我什么都作了……肚子里可是只有点稀粥与窝窝头，身上到冬天没有一件厚实的棉袄，我不求人白给我点什么，还讲仗着力气与本事挣饭吃，豪横了一辈子，到死我还不能输这口气”。 如果不出现奇迹，这样的结局，再拖一阵子，一家儿就只有都等死，要么儿媳妇沦为妓女，来抚养三口之家。 一个小小的过失，有如此大的后果与不幸，难怪主人公这样感叹：个人的事虽然很小，可是一加在个人身上便受不住；一个米粒很小，教蚂蚁去搬运便很费力气。个人的事也是如此。人活着仗了一口气，多咱有点事儿，把这口气憋住，人就要抽风。人是多么小的玩意儿呢！文中精细地作了重点讲说的事有两件，丢老婆和兵变，全都惊心动魄，但真正对“我”产生根本性作用、影响的，是前一个“米粒”般小的。 老婆是师哥黑子拐跑的，想不通，那家伙傻大粗黑，“我”比他阔，漂亮，也聪明，做事麻利，更像个人，她怎么忍心丢下两个孩子，不再回来了呢？是什么吸引了她呢？ 没有人知道答案何在，作者也未正面回答，把问题留给了读者。我们借助心理学才有了唯一的解释：得到的不如偷到的，偷得着的不如偷不着的。她上了钩，起始仅仅在于寂寞，要寻个刺激，变换变换口味，这是人性里隐蔽的一角。真正有了体肤之亲后，她有了比较，在**上得了更大满足，为此不惜选择私奔。 所以，人性的深处通于兽性。对于不同的人，它有时甚至指示、裹挟思想，决定、左右行动方向。 我们在《骆驼祥子》里，也会看到这一让人“莫名其妙”的现象：在选择祥子前，虎妞有过性方面的经历、经验，唯有祥子是壮健坚实的，给了她一种死去活来的快慰，这驱动她很快霸占了他，明知道双方不合之处太多，也要不惜一切，折磨他，直至心灵严重变态。 《我这一辈子》里，私奔的男女未作任何刻画，大片的空白我们却能在作者别的作品里找到佐证，加以填补。 至于兵变，当时就放了火，大兵们烧杀抢掠一番后，民众也跟着发了疯，男女、老人和孩子，都出来打与抢，平时蛰伏着的“鬼”，纷纷出笼，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人性里的兽性，压都压不住。 这是真正惊人的天才之笔：“良民打抢的时候才真正彻底”，不在大兵之下。 在鲁迅笔下，只才写到看客的麻木不仁，老舍却留意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在没有约束、罪不罚众的心理下，人所彻底暴露出的恶性、兽性。 所以，这里提出的不仅是国民性的问题，更是个人类性的问题，人之为人的本质，以及一夜间忽人忽兽的可怕。 如果说中国文明水平不高，那么日本呢？欧洲呢？ 何以千万民众狂呼“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希特勒万岁”，杀遍亚、欧两大洲呢？他们可并不一定都是法西斯！法西斯也不是与生俱来，看来它是个难以克服的悲剧，人性本身中存在着不可超越的永久性限度。这既是民族之忧，也是人类之忧！而“文明”着的人们，谁能说明天不骤然面目狰狞得可怕呢？尤其是茁被-j人利用，去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时。 《月牙儿》在老舍的全部小说作品里，多少算得“异类”，不大能见，倒不在于它写到了妓女和暗娼题材。早在《唐代的爱情生活》中，老舍就曾对才子与歌妓间的爱情故事，有所研究（在《北里志》、《教坊记》等故事中，才子与歌妓们相爱，受到了摧残。）。唐以后的人也写下了《晶花宝鉴》、《九尾龟》、《杏花天》、《肉蒲团》等，到与他同时代的鸳鸯蝴蝶派出现，人物早已降格，歌妓不“歌”，才子不“才”，纯粹在卖身买乐。可见，老舍在题材上无所创新。但在写作态度和写作手法上，他与任何前人都不同，发现并挖掘了更为深远的东西。大概和他的初恋情人，后来被迫卖淫、打了胎死去（如前分析，可参见散文《无题（因为没有故事）》、小说《微神》。罗常培证实，这两篇文章就是老舍写自己初恋情人故事的。）经历相关。 “是她打开了我的爱的园门，我得和她走到山穷水尽”。可是，“为什 么她落到这般光景？” “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世界就是狼吞虎咽的世界……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若是兽，钱就是兽的胆子”，“这个世界不是个梦，是真的地狱”，没有善良，没有情爱，没有尊严，只有耻辱和弱肉强食。所以，她“不再为谁负着什么道德责任……开始卖了”（参见《月牙儿》31、33、40章。）。 当知道情人从国外回来后，老舍必定还会要她，但是，“单等我落到这样，你才回来，这不是有意戏弄人？”幸而及时死了。 所以，从短篇《微神》到中篇《月牙儿》，再回到《微神》，老舍一直在追问、揣摩，把情人为何堕落、怎样堕落，心理经受了怎样的磨难、打击，直至毁灭的全过程，都写到了、写透了。 故事的细部不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总体上却差不离，因而，作为_胡絮青画《秋 深深爱着“她”的另一方，老舍自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而化身进实图去，贴心体会，看到了社会的病态，以现代意识加以审视，才终于展示出一段被侮辱、被伤害的痛苦心史。其他作者，看到的却是其中的浪漫、乐趣，把妓女不当人待。偶有同情的，也很少能真正地入微体贴。 而一个如此野兽横行、恶人猖獗的世界，即使有感化院，有人教“我”作工，“我”早会了的这些，“我”也不信： 要是这些本事能挣饭吃，我早就不干那个苦事了。我跟他们这样讲，他们不信，他们说我没出息，没道德……他们很乐观。 我可没这个信心。 从这个角度说，只要有着贫富差距，有着“过剩”人口，有着失业，妓女就是个不能根绝的社会恶疾。 手法上，作者以第一人称“我”自叙身世，在狱中回忆不堪回首的岁月。比较后她得出一个看法：“狱里是个好地方，它使人坚信人类的没有起色。” 其堕落、其毁灭、其控诉、其悲愤，如泣如诉，得到了有力的表现与喷发。 《月牙儿》的语言，炉火纯青，形象简洁，很有哲理味道，在这点上和《我这一辈子》特别接近。但在故事背景的情绪、氛围之渲染上，更为凄苦悲凉，装进了更深更多的感情与真切体验。 就这点来说，《我这一辈子》多少还是“隔膜”一点的，同样也是准确细腻的心理、情感描述或流露，但打动人的程度和深度，都比有着强烈抒情性的《月牙儿》稍逊一筹。 《月牙儿》还是一首散文诗，开篇即确定是独自低诉的。一句“又看见月牙儿了”，意味着凄惨境遇的不断重复，把诗的节奏与史的段落，和谐融合了，上升为哲理的人生体验，追问这世界究竟怎么了。 那一弯微光惨淡的“月牙儿”，则连穿始终，有着高度的象征意义。 它无依无靠，挂在天的一角，被黑暗包裹，既与“我”处境、心理、生活氛围暗通，又是主人公悲苦命运的见证、象征，还是她孤苦零丁时的陪伴与倾诉对象。一度她曾千方百计躲避它，最终它又吞没了她。情与景的诗**融，相互蕴涵，更见了作品艺术上的不朽魅力。 老舍曾说，才子佳人的小说未必不好，看是否能写得高明。西欧名著，多数是佳人才子的事儿，只看写法怎样。《月牙儿》彻底走了个反向，有佳人而不得才子，想才子而为男人所骗，主旨就不同寻常。 《断魂枪》又是一个新的主题。 第一句即是：“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简单十一字，集约全部内容，笼罩全部叙事，充满张力，交代了主人公是谁，他过去所干行当，以及时代变迁后，他精神的发展趋向，大势不可逆，镖局吃不开，不得不改为客栈。大师开篇确实不一般。 镖局既无用，主人的枪更成落伍、过气的东西，一身技艺，施不能施，传不得传，人家打上门来，要与他较量，比一高下，他则淡然处之，坚决不应，也不外授。 送走了肇事的，一切平静了，故事本该结束，主人的内心却再难平服，毕竟多少年风餐露宿，辛勤学得的本事，曾经二十年无敌手，创下盛名“五虎断魂枪”的功夫，能说丢就丢了？ 只能夜静人稀时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夜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滑凉的枪，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月下练枪，一颗失落了自我的灵魂，是不甘的，还想苦苦挣扎。 所以，外在的情节故事及其冲突，渐渐弱减，最终都化成了结尾处的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作者的笔，也从传统性的情节叙事，转到了现代性的非情节叙事。 一段尴尬的转折期，读者顿有“生不逢时”之叹。“在我小时候发财的行当与事情，许多许多都忽然走到绝处”，是《我这一辈子》里的主人公丢了裱糊业，改做巡警的原因。热兵器时代来到后，沙子龙的枪再厉害，在乱世中，安能抵过子弹与大炮？ 因此，从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笼罩着壮烈凄凉色彩的生命。“镖局”和“客栈”之间，连接着沙子龙已经走过的漫长生活道路，其处境被整体性揭示出来。 这都是表层的意思，老舍写作时的意思，许多评论家能读到的意思。其实，意思还更深、更多。比如，现代教育也存在类似误区。 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研究生，我们学了多少东西，可究竟哪些真是有用的呢？毕业之后，多少人改了行，学得的丢了多少！ 好不容易有了一份事业，做出一番作为，中途却碰到失业、被淘汰，人到中年，要再去寻找新的职业……其心理，也该与沙子龙一样吧？ 再者，很年轻的时候，老舍自己就学过拳棒，也买过刀枪剑戟。在青岛教书时，他房前院子里还专辟出一块场子来，架子上插有十八般兵器，用于习练、健身。现代许多人，动不动也有买刀耍剑的，晨间舞练一回，强身健体。甚至女子也有学防身拳脚的。 太平世道，谁还能出门就带枪炮？武艺却什么时候都能带，不定什么时候就发挥用场，最不抵可以用来强身防贼。沙子龙要能再世，开个武馆子，谁说就一定英雄无了用武之地？ 在“现代化”取代“传统”的过程中，有多少宝贵遗产，许多的好技术，不传了，就这样葬送。可见，与其说沙子龙是清醒的，不如说他很不开通。不是时代抛弃了他，而是他抛弃了时代。 作者未必意识到了这点，只在批其落后、荒唐，但到底未忘人物身上引人佩服的东西。 台湾散文家董桥曾说：一个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是沉闷、堕落的。而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也注定是干枯的。 传统里的精髓，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支柱，是宝贵遗产，很难说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有用无用，多半是急功近利的人们的硬性指派，“唯物”使我们不再具备长远的眼量，不再具备目标理想，而丧失精神、灵魂层次的追求后，“人”离着“非人”，已没有几步远了。 不过，这是现代人能读出来的东西，放在当时，应该顾不到。艺术作品是可以常读常新的。 《老字号》和《断魂枪》所蕴涵的意义、情绪很接近，耐看而不好懂，有味而见不到底，能够看出老舍作品的模糊性、深刻性和多义性。 正派规矩、讲信用的老字号“三和祥”倒了，胜利的那方“正香村”，却是以“三和祥”不屑的方式发的财：满街上去拉客，走的是歪门邪道，不对顾客说一句实话，一年到头大喊降价，把假货当真的卖，以东洋货充西洋货……为了自家生意，简直不择手段，反倒越来越兴隆。 如此，“正派规矩”、“讲信用”，不合潮流，有什么用呢？灵活应变、弄虚作假，又有什么不好呢？ 这体现出作者的感伤与无奈。 情感上，我们都倾向于老字号。而在理智上，我们又要接受、肯定新生的“正香村”，对新生中的“道”，却并不就全盘肯定。 因此，怀旧，但并不彻底，该弃的当弃；创新，但并不过度，有一个底线，有待于“怀守”。 这些东西，理论上谁都分得清，落实起来却难免要变形走样，分不清、划不清——那是一个连带的整体，砍了脑袋，却盼着他还能活蹦乱跳，显然是莫衷一是的“两难”选择。 《老字号》所反映的主题就伟大了。因为一切“两难”，永远都是没有正确答案，却充满探究不尽的魅力的。 屈辱地“活”，还是勇敢地“死”，曾经缠绕过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做着国王时，李尔（莎士比亚：《李尔王》。）不许手下人说真话，处罚了说真话的小女儿；剥夺一切，扫地出门，经受磨难，成为普通人后，他方才明白到真话有多重要：却疯掉了，明白也没有任何用场了。 绝对的权力使人性异化，假如李尔能重获话语权的话，那么他还会从“明白”而如此循环，那他明白时好呢，还是不明白时好？ 《李尔王》、《哈姆莱特》就带上了永恒的品性。《老字号》当具有同样 的艺术魅力。 此文简短，无妨赏析： 过了节，检查日货嚷嚷动了。周掌柜痪了似的上东洋货。检查队已经出动，周掌柜把东洋货全摆在大面上，而且下了命令：“进来买主，先拿日本布；别处不敢卖，咱们正好作一批生意。看见乡下人，明说这是东洋布，他们认这个；对城里的人，说德国货。” 检查队到了，周掌柜脸上要笑出几个蝴蝶儿来，让吸烟，让喝茶。 ”三合祥，冲这三个字，不是卖东洋货的地方，所以呀！诸位看吧！门口那些有德国布，也有土布；内柜都是国货绸缎，小号在南方有联号，自办自运。” 大家疑心那些花布。周掌柜笑了：“张福来，把后边剩下的那匹东洋布拿来。” 布拿来了。他扯住检查队的队长：“先生，不屈心，只剩下这么一匹东洋布，跟先生穿的这件大衫一样的材料，所以呀！”他回过头来，“福来，把这匹料子扔到街上去！” 队长看着自己的大衫，头也没抬，便走出去了。 这批随时可以变成德国货、国货、英国货的日本布赚了一大笔钱。 有识货的人，当着周掌柜的面，把布扔在地上，周掌柜会笑着命令徒弟：“拿真正西洋货去，难道就看不出先生是懂眼的人吗？”然后对买主：“什么人要什么货，白给你这个，你也不要，所以呀！”于是又作了一号买卖。 客人临走，好像怪舍不得周掌柜。辛德治看透了，作买卖打算要赚钱的话，得会变戏法、说相声。周掌柜是个人物。可是辛德治不想再在这儿千，他越佩服周掌柜，心里越难过。他的汗由脊梁骨下去。打算睡得安稳一些，他得离开这样的三合祥。 可是，没等到他在别处找好位置，周掌柜上天成领东去了。天成需要这样的人，而周掌柜也愿意去，因为三合祥的老规矩太深了，仿佛是长了根，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辛德治送出周掌柜去，好像是送走了一块心病。 对于东家们，辛德治以十五六年老伙计的资格，是可以说几句话的，虽然不一定发生什么效力。他知道哪些位东家是更老派一些，他知道怎样打动他们。他去给钱掌柜运动，也托出钱掌柜的老朋友们来帮忙。他不说钱掌柜的一切都好，而是说钱与周二位各有所长，应当折中一下，不能死守旧法，也别改变的太过火。老字号是值得保存的，新办法也得学着用。字号与利益两顾着——他知道这必能打动了东家们。 他心里，可是，另有个主意。钱掌柜回来，一切就都回来，三合祥必定是“老”三合祥，要不然便什么也不是。他想好了：减去煤气灯、洋鼓洋号、广告、传单、烟卷；至必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减人，大概可以省去一大笔开销。况且，不出声而贱卖，尺大而货物地道。难道人们就都是傻子吗？ 钱掌柜果然回来了。街上只剩了正香村的煤气灯，三合祥恢复了昔日的肃静，虽然因为欢迎钱掌柜而悬挂上那四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 三合祥挂上宫灯那天，天成号门口放了两只骆驼，骆驼身上披满了各色的缎条，驼峰上安着一明一灭的五彩电灯。骆驼的左右辟了抓彩部，一人一毛钱，凑足了十个人就开彩，一毛钱有得一匹摩登绸的希望。天成门外成了庙会，挤不动的人。真有笑嘻嘻夹走一匹摩登绸的嘛！ 三合祥的门凳上又罩上蓝呢套，钱掌柜眼皮也不抬，在那里坐着。 伙计们安静地坐在柜里，有的轻轻拨弄算盘珠儿，有的徐缓地打着哈欠，辛德治口里不说什么，心中可是着急。半天儿能不进来一个买主。偶尔有人在外边打一眼，似乎是要进来，可是看看金匾，往天成那边走去。 有时候已经进来，看了货，因不打价钱，又空手走了。只有几位老主顾，时常来买点东西；可也有时候只和钱掌柜说会儿话，慨叹着年月这样穷，喝两碗茶就走，什么也不买。 辛德治喜欢听他们说话，这使他想起昔年的光景，可是他也晓得，昔年的光景，大概不会回来了；这条街只有天成“是”个买卖！ 过了一节，三合祥非减人不可了。辛德治含着泪和钱掌柜说：“我一人干五个人的活，咱们不怕！”老掌柜也说：“咱们不怕！”辛德治那晚睡得非常香甜，准备次日干五个人的活。 可是过了一年，三合祥倒给天成了。 第一章 流离失所的乱世 战争不仅改变人性，而且改变每个人的生命轨迹。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老舍的人生和创作有什么改变？ 战争如何改变了作家的人生轨迹？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老舍的母亲就处身敌区了，恰逢妻子又临产，青岛危急，老舍内忧外患，却动弹不得。 直到8月份，他的处境才稍稍好转，齐鲁大学来聘，妻子生下一女，出了院，老舍能先去济南，再接家小。8月14日，日本敌人从青岛登陆，他焦急万分，托朋友将妻儿送到济南来。 下面的日子，局势并未好转，只是进一步恶化了，再不走，山东会全丢，自己要当亡国奴。他只好再转移，一个人挤上火车，先在武汉，着手组织、创办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因他无党无派，在第一代作家群中有一定声望，就被推举为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是实际的理事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情况下，国共两党党员作家出任领导，都不合适。参见胡绍轩：《现代文坛风云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12月。）这一千就是8年，办了刊物，召开会议，处理文件，发展分会，接待各地作家等等。 为响应“文协”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倡议，他不写过去那样的作品了，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学习、写作，为宣传抗战服务，张扬功利艺术。同时，他结交了许多朋友，从每个人身上去学东西，学习他们的经验、特长。朋友们甚至作了原型在小说里出现。 1938年7月，武汉告急，老舍等一行再度流亡，8月14日到达重庆，一住8年，写了大量的抗战剧，如《国家至上》、《大地龙蛇》、《残雾》等。 又参加了作家战地慰问团，途经7个省二十多个地区，历时近半年，从1939年6至12月，把沿途见闻写成一个长诗《剑北篇》，最后只写到三千多行，就写不下去了。 这些作品，从艺术上看，理性化了，承载了过多“政治”因素，都不能说是成功的。他自己告白道：“抗战以来的文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点抗战八股味道。 可是细心一想呢，抗战八股总比功名八股有些用处。”（《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但是，1949年以后，老舍倒是真写了些“功名八股”，把自己该写的丢之一旁，那就很难原谅了。可以看出，他的“功利”倾向是有一定渊源性的，是带了不少主动意识的，并不全是真就无奈的，说明他在某些方面，有着难以突破的性格缺陷、思想误区。 而他除了心灵的痛苦，**的疲累以外，还有贫困导致的贫血和营养不良，这些都严重地伤害了老舍的健康。梁实秋回忆说，那时候，“他又黑又瘦，甚为憔悴，平常总是佝偻着腰，迈着四方步，说话的声音低沉徐缓，但是有风趣……对待谁都是一样的和蔼亲切，存心厚道，所以他的人缘好”（参见粱实秋在未知老舍已死时所写的《忆老舍》。得知老舍去世的准确消息后，他又写过一篇《忆老舍》。） 1940年冬，老舍病倒了。不少人劝他改行，他却不愿离开文协和手中的笔。因为他所能做的编辑、教师、官员都有误于写东西，单要有气，就决不放弃文艺。1941年8月，在老朋友们的盛情邀请下，老舍飞到昆明作了短期的游学，到西南联大等高校作讲演，写出了《大地龙蛇》。该剧不太尽人意，可它引出了《四世同堂》等巨著，开始了从文化的角度来反观现实、进行批判的新路数。11月初，他告别友人，回到重庆，又回到贫病忙的境况中。1943年6月，老舍移居北碚，距重庆五十多公里，想写长篇《火葬》，结果勉为其难，累出病来，进了医院，做了手术。 没几天，分别6年的妻子胡絮青万里迢迢，从北平沦陷区，领着几个孩子来到大后方重庆。他生活上虽还是老样子，但多少得到了一些照顾。 胡絮青就对他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生活，种种人物的心情、嘴脸等，都是充满感情的细节，不想触发和激活了老舍非凡的想象力，将对北平人事风情的惊人了解，自如化进了构思：我生活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三年写作自述》，《老舍文集》15卷，430页。）随着胡絮青的讲述，上百个人物活了，老舍活在了里面，与他们的命运、心态、精神息息相通。 他产生了创作《四世同堂》的冲动。 很少有作家能从本能、从生命崇高的求生**和被侮辱损害的意义上，认识贫困，在**摧残、精神戕害中，展现贫穷的威严酷烈。老舍做到了，前有《我这一辈子》里民众乘兵乱抢劫，后有《四世同堂》，把侵略战争的残暴，最终定格在饥荒上。如前面所说，在鲁迅的作品里，焦点是直接对准下层人精神创伤的；老舍在这同时，首先顾及的是他们遭遇到的**戕害。鲁迅于死亡中，表现人的觉醒；老舍人物的精神幻灭，则是后至的。 《四世同堂》正是这样，从题材到体裁，都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回归”。他本该早日觉悟，回头去写自己熟悉的北平生活，却一直少契机。沦陷区的生活又是从无人涉猎的，他拖着病弱的身体，写几天养几天，一边与沉重的生活负担拼熬。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他除参加必要的文艺活动外，就是关在家里，默默写作，年底写完《四世同堂》第二部。 从这些作品的出生日程看，且不说两度长期在国外滞留时的情形，就是在抗战时期，条件如此艰苦，老舍在写作上也是最卖力气的。一家刊物曾这样记载道：他独个儿住在……偏僻的院落里，埋头写，写，写。 一天到晚低着头，脑子都有些昏了。他常向朋友们说，多写一篇是一篇，炸弹落到头上，死也瞑目了。 第二章 深厚情谊 赵清阁是谁？为什么她生前要把老舍的一百多封信烧毁大半？ 老舍好客，朋友遍天下，他和赵清阁之间的亲密情谊更是在他的人生里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其中以张彦林所著《锦心绣女赵清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资料最为翔实。擅长挖掘史料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藏书家陈子善，在《月上柳梢》文中的讲述也比较清楚。程绍国在长篇散文《鸿雁存影——林斤澜与沈从文、老舍、茅盾》里，则把老舍1949回国前后的生活，作了相对客观的叙述，引起关注。 赵清阁，1914年农历五月初九生，河南信阳人。5岁丧母，7岁时在外祖母家家塾里开始读书，后转入信阳省立第二女师附小。初中快毕业时，因父亲和继母商量，要让她与当地一个有功名的人家订婚，恰被她听见，又不想中断学业，性格孤傲的赵清阁便决心离家出走，考入开封艺术高中。后发奋苦读，获得助学金，并开始发表文章。毕业后，主编报纸副刊。因文得罪人遭解雇，乃远走上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艺术教育系二年级，攻西画，学习音乐。常在上海的《女子月刊》上发表作品。受到复旦大学教授姚名达和夫人黄心勉赏识，美专教授倪贻德和作家叶灵凤也常常对她有帮助，向一些报刊推荐文章。 名气渐大，她在天一电影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半工半读。并认识洪深、欧阳予倩、袁牧之等电影、戏剧界人士。“美专”毕业以后，赵清阁再回到开封，受聘在母校艺术高中教书。暑假时写了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其中两篇因揭露一个军阀强行抢婚和抨击西餐馆用女招待变相卖笑闯祸，刺伤地方当权者，因为那个馆子是他们开的。一天深夜，几个军警借查毒品为名，抄了赵清阁的家，查获一封有名的“赤色分子”田汉的信和《资本论》一类的书，成为罪证，次日一大早，下着蒙蒙雨，闯进四个军警，宣称赵清阁是**的嫌疑犯，将她逮捕。老师、同学、报馆编辑都很担忧，为她申请具保，军警却不释放。她在狱中苦熬几个月后，多亏初中时代的一位老师设法营救。 出狱后，赵清阁甩掉特务盯梢，再回上海，姚名达聘她任女子书店总编辑兼《女子月刊》编委会委员。抗日形势日紧，才辗转至南京，创办主编《妇女文化》。日军侵华后，1938年2月她来到武汉。恰好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文协”成立前夕，由于老舍是当时的中间派，国共两党都能接受，所以推举他做了协会总负责，据林斤澜说，这时“周恩来便想法让24岁的女作家赵清阁做了老舍的秘书，由赵主编宣传抗战的文艺月刊《弹花》”。 赵清阁则在“茹苦忆《弹花》”一文里介绍，私营书店出版一本刊物，总是希望赚钱，赔钱生意绝不肯做。《弹花》是华中图书公司的老板唐性天支持创办的，此人出身北京大学，他们谈得来，比如对《弹花》的创刊宗旨一拍即合，都主张宣传抗战救国，“只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销路好；销路好，要靠名作家，他认为名作家才有号召力，这等于是他的条件。至于作家的政治倾向他不在乎，他表示：反正大敌当前，抗战第一，各党各派的作家，除了汉奸都会是抗日的。我同意他的看法。这也反映了《弹花》的立场观点，反映了文艺界的普遍愿望——团结抗战。《弹花》是抗战后出版的第一个文艺刊物，……恰值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之时。我是‘文协’会员，就为《弹花》组稿带来了便利，保证了一定质量，相应地销数也逐渐增加”。 《弹花》刊名寓意即是“抗战的子弹，开出胜利之花”。刊名如人，它完全吻合赵清阁的气质。刘以鬯在《记赵清阁》文章中说：“赵清阁是个具有男子气概的女人，气质忧郁，性格倔强。……在十七岁之前，因为幼失母爱，变成一个孤僻的孩子，处境虽劣，却能在暴风中坚定如劲草。 在她的小说集《凤》中，她说‘喜欢孤僻’；又说‘喜欢寂静’。‘孤僻’的人容易自卑，她却是一个例外。 她在‘寂静’中学会怎样思索，活得既倨傲又倔强。唯其倨傲，唯其倔强，成年后，才能写出这么多的作品，这么多的并不低于一般水平的作品。……桑尼尔在哈佛读‘英文四十七’时开始‘找到信任自己作品的勇气’；赵清阁则与敌人、病魔作战时产生冲锋陷阵的勇气。一个身体孱弱的人，在缺乏医药与物质的环境中，极有可能成为悲观主义者。赵清阁的情形有悖于常理。当她从事文艺工作时，她有钢铁般的意志与钢铁般的毅力，……因此变成一个执拗的乐观主义者。具有这种意志与毅力的作家并不多，萧红太软弱，即使叶紫也不能与赵清阁相比。……病魔一直在威胁着她，甚至有可能夺去她的生命，她却不断与病魔抗争……尽管健康情况不好，却活得十分有劲，既无‘弱不胜衣’的病态；也没有1 want live fast的消极思想……一若徐志摩将曼殊斐尔喻鹃鸟时所说：‘唱至血枯音嘶，也还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作为一个剧作家，赵清阁是偏见的受害者。无论怎样努力，她的作品总不像曹禹、洪深、田汉……那样受人重视。她与老舍合作的《桃李春风》，虽然得过奖，人们却将功劳记在老舍头上。老舍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对戏剧原理的认识不够充分。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 因此，写《国家至上》时，与宋之的合作；写《桃李春风》时，与赵清阁合作。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赵清阁的名字常与老舍联在一起；不过我见到她时，她总是与封凤子在一起的。……封凤子温柔似水；赵清阁刚强豪爽。也许是这种略带阳刚的性格，使‘见着女人也老觉得拘束’（见《老牛破车》）的老舍有勇气跟她合写《桃李春风》。老舍一向怕女人’，与女作家合写剧本，需要极大的勇气。……缺乏热情的作家，绝对写不出扣人心弦的作品。赵清阁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她愿意将热情注在作品里，不愿意将它当作面具戴在脸上。……赵清阁的国家观念特别强烈，有良知，愿意负起匹夫的责任。” 这样的气质，就给正在武汉主编《文艺战线》旬刊的胡绍轩留下印象。1938年2月，胡绍轩为给《文艺》组稿，曾在武昌一家酒楼订席，宴请作家，其中有老舍、郁达夫和赵清阁等。二人因此结识。也许这的确是善于搞“统战”的周恩来，“想法”让她接近老舍的最佳方式但据赵清阁的履历显示，她“1957年参加农工民主党1983年入中国**”，赵清阁也是1938年和周恩来在武汉相识，直到1940年夏天与逝世九周年安娥一起为替“左联”剧作家左明，寻求治疗肺病的费用，才在重庆第一次正面与周恩来接触，周恩来被赵清阁为朋友侠肝义胆的情怀感动，留下印象的。可见当时她不是**党员，除非是秘密党员，否则就只能算“进步作家”了。无论过程怎样，结果老舍成为《弹花》的主要撰稿人，并为《弹花》创刊号写了《我们携起手来》：“伟大的是能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这些中国作家，散开来，我们也许只能放出飞蚊的微音，联合起来，他们定能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大家能凑在一起呐喊就是伟大。……我们也是一团精兵，只要我们能迈齐了脚步，一同朝着暴日奔去，我们的势力不可侮！” 战事日紧后，《弹花》不久便无法按期出版，赵清阁不愿放弃，其时她被教育部聘为中小学教科书特约编委，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她通过努力，很快取得政府给予的办刊津贴，《弹花》又陆续出版十期。后因文章开罪官方，官资取消，刊物只好停办。1938年7月，武汉吃紧，赵清阁随老舍到了重庆。直到1942年10月，胡絮青携子女三个辗转抵渝，他们一家在北碚住下。 赵清阁和老舍又合写了剧本《虎啸》（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和《桃李春风》。先前赵清阁已改编过不少作品。 赵清阁的主要作品包括《（红楼梦）话剧集》，改编的老舍同名小说剧本《离婚》，又据民间传说改编出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据汤显祖《牡丹亭》改编出小说《杜丽娘》，据孔尚任《桃花扇》改编出越剧本《李香君》等。赵清阁写戏剧先于老舍，所以在剧本创作技巧及操作方面曾影响过老舍。其中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震》，中西书局1943年）是值得关注的作品。它歌颂了一位热诚、刚直、慈祥、富于正义感的教师辛永年，事教十余年，落得两袖清风，白发苍苍。对穷学生慷慨解囊相助，对其子却劝其从军。 抗战中，他力办平民教育，唤醒民众，带领学生走出敌占区，沿路受到过去学生的爱戴。 赵清阁说，写这个剧本“旨在表扬教育者的气节操守，牺牲的精神，并提倡尊师重道，多给教育者一点安慰和鼓励”，“合作剧本是一件难事，弄得不好，很容易使故事情节不统一，人物性格相矛盾。所以当初老舍叫我同他合作剧本的时候，我不大赞成；因为他的意思，是希望发挥两个人的长处！他善于写对话，我比较懂得戏的表现：俾成功一个完整的剧本。而我却相反地担心这样会失败。……合作的经过是如此：故事由我们两个人共同商定后，他把故事写出来，我从事分幕。好像盖房子，我把架子搭好以后，他执笔第一、二幕。那时候我正……住医院……他带着一、二幕的原稿来看我的病，于是我躺在床上接着草写第三、四幕。 但我不过‘草’写而已，文字上还是他偏劳整理起来的……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博得不少喝彩声，但假如你一半用欣赏艺术的眼光去看她，那么剧本能够使你发现两样珍贵的东西：一是人类最高的感情——天伦的、师生的；二是良心——教育的、生活的”。 老舍在回忆中则说：“《桃李春风》虽然得过奖，里面缺欠可实在不少。此剧系与赵清阁先生合写的，上演时的修正，都是由她执笔的，那时是越来越多了。国民党以剧审、重税、限价等高压手段，再加上奖励诱导，双管齐下，在抗战的最后两年终于把话剧逼进了死胡同：或者迎合官方，或者遁人历史，或者媚俗”（《论国民党话剧政策的两歧性及其危害》，《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弊端虽早现，后来却愈演愈烈，成了一个总也甩不掉的顽固的传统。 1943年，《扫荡报》因在连载徐讦的长篇《风萧萧》而声名大噪，将要载完正在物色新的长篇时，赵清阁说老舍正在写作《四世同堂》，并将交某个刊物发表。《扫荡报》主编立刻给老舍写信，希望老舍把它交给她，老舍爽快同意。从1944年1 1月10日起，《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便以《四世同堂》为题在它的副刊上连载，到1945年9月2日载毕，共179期，34段。可见赵清阁对老舍的一切，是非常熟悉的。 20世纪末，赵清阁在晚年回忆战时重庆文友欢聚场面时，犹表怀念，说：那时的文人常喜联句赌酒，数老舍“联得既快又精，他还善于集人名为诗，很有风趣”。老舍曾为赵清阁写过一首五言绝句，都是用人名组成，既有意境，又朗朗上口，广为流传。诗为：“清阁赵家璧，白薇黄药眠。江村陈瘦竹，高天臧云远。”赵清阁说：“人名诗难作，作得自然，不露痕迹，尤其难！我佩服老舍的才华。”赵清阁还藏有老舍大量的手札。她自制了一个精美的画册，都是自己的画作，每幅画旁分别有郭沫若、冰心、梅贻琦、张恨水等人的题词。这本册页的题签“清阁翰墨香”，则为老舍手书。 抗战后期，重庆白色恐怖，赵清阁处境困难，她本以为无党无派、住在乡间北碚就能少一些政治是非，其实不然。一次赵清阁接到郭沫若信，邀她到赖家桥谈谈。信中说：“我们这里都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赵清阁当即回信：“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 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文协”在欢送周恩来回延安的酒会上，赵清阁曾问周恩来：“有前途吗？”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就要天亮了，但还要斗争。” 1945年1 1月赵清阁回到上海，任《神州日报》副刊主编，表现活跃，写了长篇、散文等，并参加由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主持的全国戏剧协会，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47年春，赵清阁写有短篇小说《落叶无限愁》，收入她主编的《无题集——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集》。写的是邵环教授有妻子、有孩子，人至中年，却爱上了未婚的年轻女画家灿。满以为能够与灿终成眷属，不料灿汉会战前的不愿毁坏邵教授已有的家室，抗战胜利后悄然离去，留下一封婉拒书。 邵环教授读完信，离家出走，往上海寻到灿，两人漫步街头。灿还是顾忌邵环有家室，承认自己心情矛盾，说：“因为我们是活在现实里的，现实会不断地折磨我们！除非我们一起去跳江，才能逃避现实，才能克服矛盾。”当邵环要求与灿一起离开上海，灿又得知邵妻明日将追到上海后，便下决心悄悄离开原住处，永远消失。失望中，“邵环倒在泥泞中，落叶寂寞地埋葬了他的灵魂”。作品满纸愁绪，消失了锐气。读者以为她没有写完，期待一个团圆结局。赵清阁却说“我宁愿到此为止”，三十年后还说“今天依然这样看”。不少人认为，这篇小说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 此外，在创作《落叶无限愁》前不久，赵清阁还写过一篇《记校长先生》，写的同样是一个有家室的中年知识分子，恋上年轻女子而未成眷属的故事。由于事情曲折，兼有对话描写，因此编辑在题目下注明“回忆短篇”，同今日之自传小说。20世纪90年代，赵清阁出版了她的《不堪回首》，收了此篇，特加按语，说“这是五十年前在重庆写的一篇散文……”篇名改成《心中的秘密》。 赵清阁终生未嫁。她和老舍的深厚友谊，到1945年发生了“微妙的转折”。老舍唯有到美国去。但老舍在美国的状态并不那么如愿，相反，他过得特别艰难，很难再挺下去。加上周恩来见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缺了冰心（当时冰心在日本）、老舍两位**的老朋友，表示过遗憾，“他需要老舍这样的大作家歌唱新中国”。曾先后请曹禺和阳翰笙等友人给老舍写信，转达邀请他回国的意见，阳翰笙把这个意思告诉了赵清阁，希望由赵清阁出面写信，说明周恩来的意图。老舍接到了赵清阁的信，很快下定决心，决定回国。赵清阁本人因此在“文革”中被诬为“为阳翰笙、邵荃麟招降纳叛”。 1949年，内战形势紧迫，上海风声鹤唳，赵清阁上了黑名单。时已在港的阳翰笙关怀赵清阁，劝她隐避，她只好东逃躲。但总算没有生命之忧。 老舍虽然事务繁忙，却仍时刻关心赵清阁，常给她写信。如50年代中后期和1964年写的信（四信出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六期文献史料专号。），说：清弟： 快到你的寿日了：我祝你健康，快活！ 许久无信，或系故意不写。我猜：也许是为我那篇小文（待考）的缘故。我也猜得出，你愿我忘了此事，全心去服务，你总是为别人想，连通信的一点权益也愿牺牲。这就是你，自己甘于吃亏，绝不拖住别人！我感谢你的深厚友谊！不管你吧，我到时候即写信给你，但不再乱说，你若以为这样做可以，就请也暇中写几行来，好吧？我忙极，腿又很坏。匆匆，祝长寿！ 舍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果来信，不必辩论什么，告诉我些工作上的事吧，我极盼知道！ 清弟： 我已回京月余（1956年8月初，老舍得病，往辽宁疗养，9月初返回北京。），因头仍发晕，故未写信。已服汤药十多剂……家璧来，带来茶叶，谢谢你。 昨见广平（许广平(1898-1968)：鲁迅夫人。当时她去上海，了解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在座谈会上对赵清阁工作不对口提出意见，上海电影厂随即恢复赵清阁编剧职务。但她的处境好像不太好。如1957年4月末，周恩来曾到上海举行一次电影工作者座谈会。走进会场后，他见白杨、赵丹、张骏祥等人都到了，再扫视一遍，忽然间：“赵清阁怎么没有来？”主事者忙解释，说今天星期日，来不及通知。次日《文汇报》将此事披露。翌年，周恩来又至上海召开文艺界座谈会，才见到赵清阁。）同志，她说你精神略好，只是仍很消瘦，她十分关切你，并言设法改进一切。我也告诉她，你非常感谢她的温情与友谊。 舍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 清弟： 近日想念甚切，因王莹（女演员、作家，主演《自由神》，写有《两种美国人》等。1974年去世。）由南返京，说在沪没见到你。我甚不放心，也不敢写信，怕你或在积极学习中。昨得函，始悉你又病了。我前日给家璧函，提到我的关心，叫他去看你。切盼你的病况急速好转，好多服务。 谢谢你提的意见（赵清阁原注：1957年老舍先生奉命写了一个“新喜剧”《西望长安》，虽是讽刺喜剧，但读来缺乏幽默感。而他的作品之吸引入，就在于这一特色，不过50年代正是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写喜剧不易，讽刺更难！我直率地提出了意见，也是反映读者的意见。我说《西望长安》像“活报剧”（活报剧乃抗战时期的一种街头宣传剧，简短明确；随时随地在街头巷尾向民众演出，宣传抗日救国）。老舍先生不同意我的看法，作了解释，只承认是“新活搬剧”。也坦直地说出了他的难处与顾虑。可读者不理解，私下颇有议论。《西望长安》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1月号。）。……“反特”未能突出因系讽刺剧。反动分子未能写好，因材料多，不易概括。详细写他，不易讽刺；顾了讽刺，而不能多写他。况且，还给正面人物留出两幕三场戏。……“活报”不正确。戏虽没写好，但是新尝试，此种戏向无前例。对于干部们的讽刺不够，正因为它是新喜剧——与古典讽刺文学不同。古人可否定一切，故讽刺深入。 我们不能那样办。我们必须讽刺坏的那一部分，而不能全盘否定，以致使人有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的感染，那不行。此剧极难写，但给创作上开辟了一条道路，它也许像“活报”，但是一种新的活报。 粟到中南海受训，而又作了官，剧中已交待清楚。 忙，不多写。盼你新春快乐！祝你健康！ 舍上 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 清阁： 昨得家璧函，知病势有发展，极感不安！千祈静养，不要着急，不要苦闷。治病须打起精神去治，心中放不下，虽有好药亦失效用！练练气功，这能养气养心，所以能治病！舒绣文@在沪时，曾有名医为她诊治。她亦将赴沪，请向她打听…… 舍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上面的信，抬头用“清弟”或“清阁”，郭沫若却是称其为“清阁仁兄”，关系很好的冰心、赵家璧，也不过只叫她“清阁”，其余人等就更为疏远了。可见二人情谊之不一般。 从20世纪40年代后，赵清阁就不时收到老舍的信，1996年她花费两年的时间，将它们连同其他著名人士的信编成《书信集锦》，想出版，却不成。 1999年去世前，她将书信的原件捐献出去，一部分赠上海图书馆，小部分赠上海鲁迅纪念馆，另一部分则退还这些已故作家的后人。《书信集锦》则交唯一相依为命的保姆吴嫂。后来吴嫂捐出其书籍、文房四宝后，却未捐出《书信集锦》，而是把它的抄本送到赵清阁好友、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史承钧手中，请他帮助联系出版社出版。史承钧找过两个出版社，但都没有理想的结果。 2005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其出版，易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收书信210余封，其中有不少谈到了老舍，如1979年2月23日赵家璧信中说：“记得1962年在北京学习期间，为敦劝舍公赶快编选‘文集’事，我曾作过一番努力，并得到阳翰笙同志的支持，可惜舍公无意于此，只好作罢。现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旧事重提，今年除出《剧作选》和《骆驼祥子》外，筹备出版《文集》。他们要我在沪收买老舍旧著，我当然全力以赴，最近向上海书店弄到40余种，有剧本、诗集，都是抗战期间土纸印初版本，极为名贵。其中有些我都没见到过，如《剑北篇》、《谁先到了重庆》、《张自忠》等。最后一种是列入你主编的《弹花文艺丛书》中，该书系唐性天出版。抗战期间，我家就借居唐性天书店楼上，当时舍公等常来我家吃饭，可惜当时我还没认识你。屈指计算，那是35年前的旧事了。 我在舍公生前忠诚服务，今天，还是全力以赴。这样的恩友，就他一人而已。如能看到《文集》出版，也算了我心愿。” 老舍本人的信件，却只有如上四件。 赵清阁生前，曾有人读到由她提供的老舍给她的十多封信，据说她当时收有老舍的信达一百多封，去世前却烧毁大半。 至于赵清阁收藏的名家书画，则都捐出去了，家里挂的是复制品，唯一的真迹是老舍的对联：“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那是赵清阁1961年生日时老舍题赠的，边上的小字是“清阁长寿”，落款为“老舍恭祝”。它挂在书案前方的墙上，与她朝暮相处。 在她一生中，应该时常记起和老舍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1963年4月，阳翰笙、老舍出席广州文艺会议后返途经上海，老舍来看望赵清阁。 她正患肝病，老舍在那里逗留三天才离沪回京，并一直关心赵清阁病情发展，才有了1964年的信。 1966年老舍不幸去世，对赵清阁打击很大。“文革”中她同样受到批斗和抄家，患上脑血栓，偏瘫数年。1976年后，她经常把别人所写的纪念老舍的文章剪下来，以寄想念。并在诸多怀念文章中，常提到老舍。1949年以后政治阴影之所以若即若离跟随她许多年，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她曾向国民党要员张道藩习美术，且都写剧本，一度过从不浅，参与过国民党主办的《文艺先锋》、《申报》“春秋”副刊的创作活动。 在《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中，最有意思的是丁玲1979年2月27日来信，说：“我离开文艺界几乎已经是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了。是一个臭名远扬的人，在这期间中除蛰居北京（1955-1958年）两年多，关在牛棚一年，坐监狱五年，其余时间都在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还做过一点基层的文教工作和被发配在山西农村当不十分自由的老百姓。生活过来的确是不易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倒觉得实在有许多好处。可以说比较懂得了一些农民，确实照我自己曾对文艺工作者所说的‘到群众中去落户’（不过我要比一个作家去落户困难多一点）。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的确有许多好人。同这些人做朋友，总是使人愉快的，总是觉得人类有希望、祖国有希望，我个人也是很有希望的。正因为我多年在下面当农工、当农民，我才得以不死，我才得以有今天，我才好像很有一点雄心勃勃咧。遗憾的是廿四年过去了，时间太长了，最好的年龄过去了！勃勃雄心已经同身体、同仅有的岁月很不相称了！” 这多少说明了一个时代人物的多重命运中，背后带有的一些通性吧？ 第三章 在美国、加拿大的讲学与创作 应邀访问美国的老舍为什么逾期滞留不回？ 《四世同堂》为什么是残缺的？1949年朱，为什么许多人要写信叫他回国？ 舍第二次长时间出国，是政治性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有一段时期，美国倾向于国共两党进行合作，其招待中国文化人士，就是该政策的一环。1946年3月4日，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和曹禹去讲学，为期一年，仿效苏联邀请郭沫若、茅盾，要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好感。推荐这两位的则是美国的中国学者john king fairbank。他在重庆时，与二人交往甚密。 当老舍他们动身赴美时，虽有张治中将军设宴送行，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冰心等作陪，老舍还以他惯有的幽默说将去美国一年，此行是把他拿出去展览一下，引来宾哄堂大笑。就有记者问他对赴美讲学的感想，老舍又开玩笑说，此次赴美是“放青儿”，好比是一头骆驼，春天到张家口外去吃青草、换毛，然后马上回来，以做更长途的跋涉和承担更沉的负重。可见他也许已经预感到了难得化解的内战阴云。 到上海后，上海文艺界也举行了盛大欢送会，一百多人参加，并留有合影。起程前，美国驻华大使馆也为老舍和曹禺举行了鸡尾酒会。其后，老舍便带着病，怀着深深的忧思，和曹禺一起登上运输舰，经过两周多的海上漂泊，于3月20日到达西雅图。 日程表被排得很满。短短时间内，老舍两次横穿全美大陆，经芝加哥，于29日抵华盛顿，向美国国务院确定讲学和访问日程。用了半年的时间，先后到访纽约、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地。 4月到纽约后，还发生了一件意外。 当时去接他们的是朋友乔志高（高克毅）。乔考虑到老舍在英国生活多年，将他安排在闹市中心不太合适，就在一家高级住宅旅馆史丹霍饭店订了房间。几天后老舍他们就搬离了旅馆，去了闹市中心的塔夫脱饭店。因为那里的房价便一1946年摄于 宜，而美国国务院的津贴有一定的标准，超过的钱得自己付。 美国。 有一天老舍闲来无事，就在旅馆和电影院大门前溜达。一会儿来了一位举止和蔼的老者，跟他攀谈起来。老舍初来乍到，有人主动过来聊天，当然求之不得。作家的本能也使他愿意多聊，亲身体验美国风土人情。这老者谈吐不俗，和老舍一见如故，耐心地解答老舍提出的各种问题。不久，老者好像忽然想起什么，说他约了个朋友一起去商店，半天不见人影，问老舍高兴不高兴溜达，陪他去取东西。老舍欣然应允。两人到了一家百货公司，老者“啊呀”一声说：“糟糕！”原来老者与那位朋友约好，携款来取手表的，现在朋友没来，身边现款不够，回去拿又麻烦，无奈，问这位萍水相逢的知己有没有50元，暂借一下，回旅馆立即奉还。 “喏，就在这家，请在外面稍等，我去去就来。手头这东西索性麻烦你替我拿一下。”既有抵押品，还怕什么？老舍递上50美元，接过沉甸甸的包裹，乖乖地站在路旁，浏览纽约街景。左等右等，老者却始终不见。过了大半个钟头，老舍心知不妙，赶紧冲进那家商店一看，老头已逃之天天。 他只好顺原路返回塔夫脱饭店，开包裹一看，里面包着几层破报纸和一块砖头。 接下来老舍和曹禺会见了旅美的中国电影演员王莹，在王莹的安排下与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座谈了两次，拜访了旅美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 来美之前，老舍的《骆驼祥子》曾被翻译成《洋车夫》，成为畅销书，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出席当地文化活动。但美国人只对《洋车夫》的作者感兴趣，老舍有感于他们对中国现状，尤其是中国作家的创作缺乏了解，误解颇多，讲学时，就把讲题定为《中国文学之历史与现状》、《中国艺术的新道路》等，曹禺则讲《中国戏剧之历史与现状》，但许多美国人不感兴趣。主持者利用听众心理，拉着《洋车夫》的作者到处讲演，弄得老舍很痛苦，他的讲演听众不多，人们不想知道中国人的苦难。 8月他们又应加拿大政府邀请，去那里进行了一个月的参观、游览和讲学，受到欢迎，各大报纸载文介绍和欢迎他们。老舍喜爱花草，他发现加拿大许多城市街道电灯柱顶端，都挂有一对花盆，各种鲜花生长其中，并有专门设计制造的汽车给柱顶的盆花浇水，不免感叹。 9月23日，老舍他们回到纽约，住在萨拉托加—斯普林一座专门用来接待各国艺术家，名叫雅斗的大花园里。老舍利用这个难得条件，继续创作他的《四世同堂》。每天清晨六点多起床，锻炼锻炼身体，然后工作。傍晚时分到食堂进晚餐，天南海北地东拉西扯。老舍、曹禺还去过一次南方，在新墨西哥州，看到一群土著人的孩子，衣衫破烂，面黄肌瘦，心里很难过。 预定的时间很快过去，国内也爆发了内战，老舍虽然牵挂着，却知回天无力，如果当时回去，即使能生存，也难以集中精力写作。美国虽不是最佳的写作之地，毕竟比国内强一些。所以1946年底，曹禺按原计划回国时，老舍打算留下来，继续完成《四世同堂》的写作。分手前老舍特别难过，面上毫无表情，默默地帮曹禺整理行装，送他上车，摇着手一直看他远去。 送别曹禺后，老舍在赛珍珠帮助下，先在纽约24大道83西街118号租了两间公寓房。此后一直到回国，都主要从事笔耕，对外交流少了，以节约、减少开支。而其生活来源，主要靠《骆驼祥子》英译本在美国畅销所得的版税（一部分版税，资助给了国内文化人士，重办出版公司。《四世同堂》一、二部，都在该公司（晨光）出版。参见赵家璧所著《老舍和我》（《新文学史料》1986年2期）以及《赛珍珠为介绍老舍致埃得的信件》（《十月》1988年第4期））。 意外的是，《洋车夫》的译者自作主张，把《骆驼祥子》的悲剧结局改成大团圆，小福子还活着，祥子抱着她从妓院逃了出来，二人自由了。老舍对此很不满，那时他在国内，没有办法。这位译者在翻译《离婚》时，再度作了很大修改，想让离婚的人都遂愿，加进色情描写，老舍不能答应，拒绝改动，译者却恶劣地进行恫吓。老舍愤怒地将他推上法庭，纠纷持续近一年，老舍重新获得版权，挽回了影响。他又约请美籍华人作家郭镜秋女士进行翻译出版。 生活上更苦不堪言，吃不惯洋饭，一日三餐像用药，没有什么跑动，肚子不时捣乱，头总晕，但不敢去求医，只能聊以自慰：想起抗战中受过的苦，战乱的窘迫，见苦也不苦了，好在有书可读，有文章可写。 曹禺回忆道：老舍读书很多，当时正值袖珍本的《福克纳文集》风行美国，这位致力于反映美国南方社会两百年来变迁的作家作品，使老舍着了迷，他受益不浅。 福克纳，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老舍一样，都注重风俗史描绘，有特定的文化、地域背景，以此凸现国人心态。 在撰写《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时，老舍加强了这种“风俗—一心态史”上的描写，把过去、现在搅在一起，着重表现人物心灵深处那种亘古至今的真实情感。在后来的剧作《茶馆》和小说《正红旗下》等作品里，历史也被缠绕在现实里，或者说，永远处在一种缠绕的时间状态中。都和福克纳的影响分不开。 写作《四世同堂》的时间主要是1947年夏天至1948年6月底。老舍写得很辛苦，整天闷坐斗室。住处又难找，价格高得出奇，只得住进又乱又差的大公寓。多年的颠沛流离落下病根，加上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窘和折磨，他经常疾病缠身。物价飞涨，他甚至到了连买鞋都觉得很困难的程度。 身处异国，老舍人生地疏，想出版自己的小说得有代理人。他找的首位代理人因家务繁重等，没有多久就辞职。赛珍珠给他推荐大卫·劳埃得做他的代理人，开始了长时间的合作。回国后，老舍还常常和他有书信往来，可见合作比较愉快。 1948年3月老舍原来计划回国，但因《骆驼祥子》摄制电影的关系，经美国务院核准续居半年。此时写完《四世同堂》，老舍开始了它的翻译工作，合作者是浦爱德。 之后，他白天和郭镜秋女士一起工作，边写边译他的新作《鼓书艺人》。这部小说是老舍在美国完成的第二部长篇，完成时间约在1948年夏至年底。取材于重庆，以老舍好友、著名鼓书艺人傅少舫和养女傅贵花为原型，写抗战时期大后方曲艺艺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转变它对研究老舍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标志着老舍思想的重大转折。老舍写几章交给郭，郭译后还几章，再取几章新的，翻译时间比写作时间稍晚一点。大约到1949年春天就完成，1952年在美国出版，书名是the drum singers。回国以后，老舍以同样的题材创作了话剧《方珍珠》，是《鼓书艺人》的姊妹篇。 《鼓书艺人》的中文书稿，则一直未在国内出版，而是在他逝世多年后，由郭镜秋的英文版翻译过来的，留下莫大的遗憾。 此后，老舍又把他的短篇小说《断魂枪》改编成三幕四场英文话剧。 该剧据说是老舍应美国学生要求而创作的，但未正式出版。1986年才在哥伦比亚大学被发现，由老舍的孙女舒悦翻译为中文，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全集》以《五虎断魂枪》为名收入。此外老舍还组织了《离婚》、《牛天赐传》的翻译。老舍创作的一个《唐人街》的作品，很可能已在美国发表，老舍和代理人的通信中有过关于它出版合同方面的记载，但迄今为止尚未被发现。 白天干完活，晚上老舍还要花两三个小时，帮浦爱德女士将《四世同堂》翻译成英文缩写本。 浦爱德生在中国，能听懂汉语，却看不懂，需要老舍念，她随即用英文记录下来，再加工润色。起初这样的合作老舍不觉如何，后来回国心切，他嫌费时间，就跳着读了。《四世同堂》英译本1951年由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取名为《黄色风暴》。其第三部在国内只发表了前20章，从21-33章，没有发表过中文版，因为原稿后来找不到了（是老舍自己找不到，丢了，还是被上海的出版商弄丢的，不得而知）。所以现在《四世同堂》的最后13章，就是从这个英文缩写本翻译过来的，许多细节、味道、英文缩写本出版时删去的内容等等，都不再能恢复原貌（当然，假如没有这个简易本的话，最后的章节也就永远失传了。） 第四章 《四世同堂》的艺术价值 抗战爆发以后，老舍已很少写小说，更很少以北平为背景写长篇小说，那需要投入全部的力气，也要有好的主题。 而抗战以来，丰富的生活与经历，在城市、农村，在前线、后方，以及在大西北劳军途中所见、所感、所闻、所思，自己身上发生的深刻变化，都在准确理解和把握人物的基础上，赋予了那个时代环境下具体的一个个逼真形象。 老舍这么一个最厌恶战争的人，现在也得高喊一声“杀杀杀”，经历一段精神裂变与洗礼。但作者远比其他作家伟大的是，他并不到此为止：将来，假若我能再见太平，我必会忏悔！ 人与人是根本不应当互相残杀的！现在，我可决不后悔。现在，我们必须放弃了那小小的人道主义，去消灭敌人，以便争取那比妇人之仁更大的人道主义。不仅要杀日本侵略者，连同汉奸、伪军，“该杀的人很多”，以及我们的习惯、思想、态度、精神等等：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 另一方面，瑞宣在日本人死亡时也会哭，因为“敌人也是人”。 而一旦日本人投了降，无辜的日本老太婆，也在战争中丢了年轻一辈亲人的孤独者，属于一个民族、但思想已经超越了国家民族界限的老邻居，瑞宣他们却并没有发泄、报复——普通百姓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不该承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罪过。这也是人道主义的一个方面。相反，曾经信誓旦旦，说日本一战败，就好好收拾收拾北平的丁约翰之流，倒是另一种形式、容易忘记历史的“洋奴”，他得知日本投降后，不是对战争进行总结、反思，而是首先 想到“我上英国府去”。 一次长达八年的战争，即使我们胜利了，也一定会胜利，死了多少人，对侥幸活过来的人来说，有多少亲人一个个离开了，那胜利又怎 样呢？ “胜利和失败有什么区别？胜利又能带来什么好处？胜利的日子应 该诅咒，应该哭。”更应该总结、反思，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找差距。 《四世同堂》里那些负面形象，冠晓荷、李空山、大赤包之类，身上的缺陷，有些是人性中本有的，绝大多数却是后天养成的。从这里，能找到我们民族在太平日子里难以发现、挖掘的弊端，即我们精神、思想、习惯、欲念……里的“垃圾”。 这样，通过写作不朽的家族小说和描述历史状况，就展示了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 具体的承载人有瑞宣、瑞全和钱默吟，他们身上都活着作者自己的影子。特别是瑞全，逃出北平，经战争和生活的磨练后，对土地和民众有了新的认识。老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和体验，里面的人物才有了活的依据，写出了战争对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消极影响。 但刻画得最成功的第一人物还是瑞宣，他不仅含了作者的影子，更多的是胡絮青的影子，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 因为其中的许多心理与思想冲突，就是胡絮青的。 本来，以这样一个男人，尽鼓动别人走出去，抗日，自己却就是不能离开，甚至连弟弟瑞丰，都鼓动他离开，留下的理由，却无非是比他单多出两个孩子，这理由就不很充分。可是，若将此心理当成是胡絮青的，一个知识女性的，就合情合理多了。胡絮青一定向作者讲述了她当时许多的心理活动细节，这是老舍形成瑞宣这个人物最坚实的基础。 此后，战时北京日常生活的生动缩影，侵略者的残暴，亡国奴悲惨处境，苦难和斗争，短短几年内，一个小胡同的人，砍头的砍头，活埋的活埋，自尽的自尽，坐牢的坐牢，饿死的饿死，多少家破人亡的事，所有 ：嘉乏？世同季节性节日和地方习俗，也就有丁落实，有一个“眼睛”始终在帮作者观察、注意、补充。应该说，《骆驼祥子》是一个高度，《四世同堂》是又一个高度。无论思想，还是艺术，都堪称杰作。 它的生活的广度与深度，人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结构的开阔而宏大，透视生活的敏锐眼光与批判力量，气概之非凡，都是以前作品所没有的。“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故事通过一个典型的胡同，里面住着三教九流的人士，绘出战时日常生活全景，他们为生存所作的种种努力与冒险。却并不直接表现战争与日本人，只是提到或论及，让他们起催化剂作用，引发出病态社会的种种问题，比如：面对蛮横自大的技术强权，几千年传统和文化有什么用？如何达到一个人道的社会？ 着重写一个象征着传统理想的中国，未被破坏的“四世同堂”的祁家，有个守旧的老人，和三个道德取向各个不同的孙子。 老大是中心里的中心，为表孝道，不能尽忠报国，始终在两难中犹豫、彷徨、羞怯，以其不能行动产生的负疚感，贯穿全故事。后来觉悟了，开始搞地下工作，却晚了，战争拖了八年。也正因为中国多是这样的人，后来是在世界各国帮助下，才迫使日本人投的降，而没有像苏联人那样勇敢，全民抗战，仅用五年，就一直打到德国本土上，给侵略者狠狠的教训。 老二少受注意，刻画得不够生动，是一个受妻子影响，没有道德脊梁，投机而趋炎附势的人。本可以与一家人呆一起，但由于他的懦弱和巴结当权者的**，导致最后的死亡。 老三是新一代的代表.杀死了一度爱过、沦为汉奸的招弟。 由此辐射到邻居钱家、冠家等胡同里其他人家的诸多表现。通过反讽和有感**彩的细节，描写了每个人的私生活如何被日本人的压迫所损害的过程。 这种故事结构，要求作者像写戏剧时一样，以明晰笔触，将人物的优点、缺点个性化。以气节划分爱憎，对汉奸进行鞭挞，对守士进行赞美，对普通人，尽管都有这样那样的弱点，无不怜惜同情。 夏志清曾对此批评道：以尖锐的善与恶的两极分化刻画主要人物，把人物和故事定型化，“对所有的汉奸、通敌者都受到惩罚和可耻地死去这一原则的机械运用”，使得小说的故事结构有机械呆板之嫌。“睢一可信的人物（当汉奸们被夸大地讽刺的部分，英雄钱默吟则变得浪漫化了）是祁家的成员，他们在极端屈辱的处境下仍努力保持爱国热忱。”王德威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理由，认为：尽管恶人不能幸存，但许多其他重要角色也死于疾病、饥饿，甚或意外。每当面临非理性的处境和生活的荒谬时，老舍以反讽来处理它们。所以，虽然“几乎未能避免说教的章节和情绪化的插入语”，“但是，这个事实不应该妨碍人们去注意老舍在给定的模式上力图营造的变化；也不应该忽视他想做的事与作品的实际效果之间常有的张力”，“推出了一个庞大的人物阵容，并概括了几乎所有他此前作品的主题”。 确实是的。可以说，老舍在创作时，尽量避免了说教的意味，并不有意教人应该怎么做，而是给我们机会，参与到人物命运中去，给人启示：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权力，决定如何在社会中生存，以及如何对任何给定的社会秩序做出反应。 其意义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沦陷区城市生活的作品本少，有着如此深广社会内容的巨制，展示了无疑服务于教化目的的如此多样性的人物，更无第二部，填补了空白，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 《四世同堂》的语言，炉火纯青，新奇、生动、亲切。随便打开书，翻到哪里都可以读下去，看到一种真实的画面与景象。就这点说，能与之一比的很少。 在巴金的《家》中，表达了一个主题，青年人是出走的，也就从整体上否定、背弃了“四世同堂”式的家。 老舍笔下则不同，家是可维护、可改良，不可否定的。这比巴金就深刻、成熟了许多。 结尾处，死了多少人以后，“垃圾”也都去了另一个世界，祁家约齐街坊，庆祝战争结束。而那个祁老人也还活着，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起风了”，暗示了一个段落结束，另一个段落的即将开始。 《四世同堂》前两部六十七章，出过单行本，第三部完成于美国，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曾在上海《小说》连载，至八十七章突然“终了”。直到1979、1980年-别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也只有以上八十七章。最后十三章的原稿没有。1981年，胡絮青意外得到老舍在美国期间翻译的英文缩写本，由马小弥译为中文，才以近似的原貌与读者见面。 第五章 回国之路 老舍为什么最终要回国，他在美国的生活怎么样？ 1947年10月9日，老舍在纽约与冯玉祥将军会面。冯玉祥是以考察水利为名出国的，实际上是为了摆脱蒋介石的控制。抗战初期他就认识老舍，曾给老舍很大的生活援助，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冯玉祥爱吟诗作赋，直爽，与老舍很相投。9日傍晚，听说了冯玉祥来到纽约，老舍立刻到旅馆看望。不料竟成诀别，冯玉祥在回国路上，因乘坐的轮船失火而亡。 1948年底，老舍坐骨神经病开始发作，开始忍着，没当回事，到1949年4月，疼痛难忍，才住进医院，做了手术。6月病体好转，准备出院时，国内形势大变。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上海，国民党全线崩溃。老舍心情舒畅起来，打电话邀日本朋友到公寓吃饭，说，“中国不久将获得新生了。……中国已经有希望了，我要尽快回中国去”。觉得不和中国民众一起生活，耳畔消失乡音，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 1949年6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在即，郭沫若、茅盾、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三十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秘密渠道送到老舍手中。于是，老舍一边处理手头未完的工作，一边做回国准备。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舍又收到赵清阁、曹禺邀请信，即整装回返。 10月初，老舍来到旧金山，拟坐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赴香港，然后北上。由于船延期启航，在三藩市又等了约一周，13日才乘船离美。同船有22名回国的留学生。船经夏威夷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老舍均下船作参观。11月4日抵香港。去北方的船票吃紧，28日他才买到，经朝鲜仁川，12月9日到了天津。1949年12月12日，老舍回北京，暂住北京饭店。此时已是阔别北京14年了。次日，周恩来在阳翰笙陪同下，前来看望。见老舍有腿疾，行动不便，就给他配了专车。 自1938年他们在武汉认识后，1946年赴美讲学前，周恩来又前来欢送。现在久别重逢，老舍受到感动。 1950年1月4日，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举行茶话会，欢迎老舍归来，茅盾主持，老舍也讲了话，当场演唱了刚写好的《过新年》。 老舍在北京饭店住了3个月，大西南解放，妻子带着4个孩子回到北。老舍在东城灯市口买了一所带院子的房子，种上花草，自此才有了一个家，这时已经52岁。 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老舍被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6月5日，市文联召开第一次理事会，他当选为主席。 副主席为梅兰芳、李伯钊和赵树理。秘书长由文化处处长王亚平兼任。 理事会理事共45人，候补理事5人，常务理事25人。理事会包括了首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 继而，他改变态度、风格，取抗战时期所选过的路，也是与昔日倡导过的“为人生而艺术”相一致，他又走到了极端，决定放弃一切，尽快适应新社会的形势、要求，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先写通俗文艺鼓词、快板、歌词、相声，再试着经营长篇。 1949年以后，审查旧作也比较严。陈徒手说：“凡旧作与新社会不合拍的，都得仔细过滤、删掉。……连瞿秋白早年写的访俄游记《俄乡纪程》里的海参威华侨吸鸦片、贩毒等内容，也属‘给中国人脸上抹黑’，1953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时悉数被删。……老作家要出版旧作，就更得仔细斟酌、删节了。譬如叶圣陶忍痛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则被迫改写《雷雨》、《日出》的剧本，……老舍也不例外。……一时拿不出新作，就先对其主要著作《骆驼祥子》开刀。该书末尾有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份子，那样描写祥子有‘丑化劳动人民’的嫌疑，再版时只好统统删去。” 另一方面，友人也在促使他写这些作品。当时不仅曲艺缺乏好作品，戏剧上也在闹荒。朋友们就鼓动他来写，他是个有求必应的人，便写了五幕话剧《方珍珠》，不是很成功。此后，到1965年，他发表剧作23部，水平高低互见，大部分作品，证明了他的政治热忱，也显示了他不顾成败的“冒险”，生活准备不够，“只好东拼西凑”（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166-1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促使他放弃小说创作，而潜心写戏剧作品的原因之一是认为，“以一部分劳动人民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讲，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而看戏就不那么麻烦”（《老舍剧作选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1950年上半年，林斤澜到了北京人艺创作组（1951年底调北京市文联）。7月15日老舍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委托，写《龙须沟》剧本。因他寒腿，走路不很方便，右手总执手杖，不能常下去，人艺领导就派林斤澜下去采访，找素材给老舍。老舍再借阅一些文件，大体了解附近市民的生活状况，根据它们写出剧本。这就叫“三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老舍说：“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要达到对人民政府修沟的歌颂。哪怕自己还不成熟，我也要反映它。”构思却很艰苦。灵机一动，才以一个小院子里的人物为主，通过他们和这条水沟关系的变化，对比出两个社会的不同性质，来歌颂新社会，命名《龙须沟》。写作时一气呵成。 《龙须沟》写出后，北京人艺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焦菊隐当导演，焦极有艺术天分，他觉得《龙须沟》太单薄，不宜演出。人艺一再努力，焦菊隐最后同意了，说就让导演和演员共同丰富这部戏吧。195 1年2月2日《龙须沟》在北京剧场首次上演，获得巨大“成功”。此后一直演到年底，盛况不衰。 但老舍则感到，写这样的剧本是一次冒险，不熟悉的东西是很难写好的，《龙须沟》的成功在于扬长避短，写了熟悉的人和事，但在感性层面上，他认为得力于高涨的政治热情。政治上的热情弥补了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写出了符合时代政治需要的作品。当时周扬想给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但一些解放区过来的作家、理论家不服气，认为老舍刚从美国回来，没有参加革命斗争。彭真表态，那就由北京市发吧，《龙须沟》是写北京的。12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因此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 不久，老舍写起了“三反”、“五反”内容的话剧，虽然他知道在运动过程中写运动不好，但他舍不得放弃趁热打铁的机会。1952年2月，他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写作。运动一个接一个，任务也一个接一个，他又生了病，费时十个月，改写十次，交出第一稿。 人艺的朋友们提了意见，他反复来去，重写了九次，直到演出前，才取名叫《春华秋实》，付出很多，结果却不很“成功”。他不计较艺术上的得失，把对当前实际的社会教育作用摆在第一位。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全国文联成立宣传委员会，老舍、侩悲鸿等13人被选为宣传委员。他组织编写各种文章，并带头捐款，支持、声援朝鲜战争。 1953年秋，中国人民第三届慰问团组成，贺龙为团长，老舍、梅兰芳、康克清、吴晗等为副团长。10月20日到达朝鲜，进行为期五十余天的慰问活动。工作结束后，他要求留下来体验生活，和前线战士共同生活5个月。1954年4月回国，写出了中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立即又着手准备材料，写反映工人生活的剧本《青年突击队》。这边刚脱稿，他又听从公安部长的意见，写起了讽刺剧《西望长安》。 1958年“大跃进”，老舍也频频出席各种座谈会、誓师会，许多作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跃进计划，老舍没有计划，但也不甘落后。想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需要他做的事也实在太多了，他不仅有着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数不清的头衔，还是《北京文艺》、《说说唱唱》的主编，数不清的会议、活动与学习在等着他，文艺界的、非文艺界的，国内的、外事的，都要他去陪同访问、吃饭、座谈、出访，真是应接不暇。现在加上个“跃进”，他病倒了，勉强住了一个月院，略微好转，稍可活动，他就走出家门，短短几个月，写出了三个剧本，《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反映大跃进时代，都是他不熟悉的体裁，质量可想而知。 他心中有一种欲罢不能的热情，情不自禁就想写一点什么。 当然，他也有不少苦衷，有时候，他想说想写想干的，都办不成，不能说不能写不能干。而他不想做的，尤其是不想参加的活动，他也得参加，在显赫位置，需要发言、表态。 反胡风运动中，老舍虽和他关系很好，抗敌协会时，一为总务部主任，一为研究部主任，老舍还曾找人，推荐一度失业的胡风到复旦大学任教，可谓知情、知己，但也积极参与其事，连续写了《看穿了胡风的心》、《扫除人民胎气的垃圾》、《都来参加战斗吧》等“檄文”，予以“声讨”，多数是迫于形势和压力的表态。但从标题等方面就可以看出，它和“文革”时期，“大批判”运动中所用的语言、腔调是一路的。老舍这个积极表态的人，在“文革”刚开始就不堪其辱，自尽而死，胡风则是1965年判刑后，须到四川落户，行前大悲，写了四封信，文艺界唯一受到他的信的只有老舍，也幸亏胡风及早就远离运动和是非的中心，否则他的劫难比老舍来，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右时，吴祖光被划为右派，陈徒手说：“老舍与吴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开发言批判他。而对吴祖光来说，大概多挨几场口诛笔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老舍的作家良心并没有泯灭。不久将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吴妻新凤霞迫于生计，将吴收藏的齐白石的话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见是吴祖光的收藏品，便说等吴从北大荒回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正直**发动大跃进运动，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到公社干部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回到城里，她是把老舍当做好朋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可千万别跟人说呀！’”。 六十年代初，老舍的话剧有意回避了现实题材，写了一些儿童、历史、民族等题材的作品。但上面的关注、更改指令始终没有断过。1962年老舍发牢骚：“写童话剧《宝船》，我就生怕把皇帝写胖了写瘦了，写的不合适就会引来批评。”1965年，老舍的创作明显跌入谷底，他无法适应环境严峻的尺度。他看了不少现代戏，但很少表态，想努力跟上形势，但又力不从心。北京人艺一个老编剧蓝荫海与老舍同在北京郊区密云县体验过生活，他叹息道：老舍写的真苦，苦极了。 林斤谰就认为：老舍是文艺界配合政治的快手和高手。建国之后为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其中发表的二十几部，包括话剧15部，歌剧3部，曲剧1部翻译局1部。为出笼的半成品、反复修改的草稿更是无从计算，不为外人所知。建国后受到领导的器重，刚写了《龙须沟》，便得了“人民艺术家”的高帽，他就不能不起劲的歌颂。但他骨子里毕竟是个作家，他知道什么是艺术品，什么不是。他在30年代初就写过一本《文学概论讲义》，他认为中国的艺术理论至少是不发达的。不发达的原因是我们的先贤古哲多半把文学当成“载道”、“明理”的奴婢，当成一种改头换面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等等说教的工具，它固有的规律反倒成了不足道的微末之技。就是在50年代“歌颂”的间隙，老舍也写过理性文章，用以严肃争鸣，如《论悲剧》、《勤学苦练，提高作品质量》、《创作的繁荣和提高》等等。他在《自谴》中说道：“文艺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 因此说，作为作家的老舍是切实存在的，对国家如骨如血的眷恋也是存在的（如抗战时）。老舍是个比较复杂的人。赵树理有一次刚从苏联回来作报告，说不愿多住，理由是“屋里屋外没地方吐痰”。说着说着，右手提上左袖口，给大家看一只手表，叹道三头毛驴的价。他还把音乐说成牛叫马叫，一时成了名言。老舍不是这样简单的人。鲁迅在世时说他“油滑”，主要说的是先前的作品。林斤澜认为老舍是一个有心机的，智慧过人、知人知世的人。他八面玲珑，以“外场”和“交游”闻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面人！ 并且，对于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以及随头衔而来的种种事务的增多，难以应接，他心里不能说没有矛盾。有了社会地位，得到社会肯定，生活、创作上也受到照顾、支持，这都是有利的一面。但一个人冷静后想想，会感到不安、空虚和痛苦的。回国以 粪后，他写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命题性的，规定了内容、主题，限制了题材、篇幅。他检讨10年来我不算不辛苦，天天都要动动.可是我没黜一漱出的作品来。 他又感叹道：年轻人，总急着出名，他们不知道，名人不是那么好当的。成了名，那名字就不只属于你自己……当名人是要’事 付出代价的，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其实，这也不尽然。相反的例子也是浪费，对社会而言，未尝就不是。 有的。如果自己坚守寂寞，也不是不可能。早在1957年，西方有客人来，就问过他，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活动，你是个作家，就该专心写作。 老舍感谢他的好意提醒，却又心安理得，认为就应该这样，而不能只是埋头写作，专顾个人名利，他要为社会贡献才智，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显然，他除了有所顾虑，不得不如此说话以外，思想里也还是留有不少误区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定位应该准确，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急功近利，勉力干了不能干的，绝对干不好，对自己来说是个巨大作品是造福千秋的事，更该离功利热闹的世界远一些。作家写出优秀作品来，传之永久，就是对社会、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也是他的定位所在。“最需要的地方”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地方，也常常是最不合适的地方，在那样的地方也能干事情，却放错了位置，会把“作家”的功能缩小了，把“大师”降到“匠人”的水准上去，一个时代不缺少“匠人”，却十分缺少“大师”。“大师”是属于全人类的，“匠人”却只属于他的时代。 老舍的误区就在于，他把一个“大师”降格为“匠人”了，多少也以为写东西只是他个人的行为，写好一个东西只是为他个人得名利，而不把它当作是自己对社会所能做出的最好“贡献”，是社会真正“最需要”他来做的。 其实他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林斤澜说，他早期看见老舍时，通常头上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绛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文明棍，活脱脱一个洋绅士。他进会场，右手拄棍，左手托帽，有点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处瞧瞧，说：“找不到钉子，帽子还是挂在我的头上吧。”大家都笑，他自己不笑。当时新中国成立，他的确很激动，对政治也就积极配合。 1954年12月，老舍写出《茶馆》，1957年《茶馆》在《收获》创刊号发表。可惜受“大跃进”影响，《茶馆》只演了3个月，被迫停演。5年后，人艺对剧本老舍与冯乃超作了修改，加入了“革命”与“反抗”等主题，老舍未置可否。即使这样，它很快也受到挤兑，演出几十场后，悄悄停演。直到1979年，人艺为纪念老舍诞辰80周年，第三次把它搬上舞台，获得巨大成功。巡回到德国、法国、美国等地演出，都受到热烈欢迎。 到了夏天，他又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思想了，不然会被上纲上线，躲不过“反右”这一关。可是，看到许多青年人无端被打成“右派”，自己真正认可的意见不仅不能坚持，反要“文过饰非”，他内心也很痛苦。 但老舍的大师品性和人格良知，会时时来召唤他，向着艺术的本真性回归。他在紧跟政治热情和时代需要写作的同时，也写了两个他所熟悉的过去那段社会生活的著作，这就是永远放射着光芒的艺术珍品《茶馆》和《正红旗下》。这样，他才继《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和《四世同堂》之后，赢得了艺术人生的第三次辉煌！ 第一章 《茶馆》及其曲折风波 老舍有多重人格吗？如何理解他的政治“热情”？有多少是他真实的热情？ 1954年8月21日，老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中国首次“选举”人民代表，他感到很激动，有了思路，要写一部《一家代表》的戏。如林斤澜说的，《茶馆》的前身是《一家代表》，或者说《一家代表》催生了《茶馆》。当时搞了个“小小的”运动，叫普选的宣传运动。但《一家代表》交给人艺时，这个运动已经过去，别的大运动露出苗头，配合宣传告吹。剧院也曾开排，后来觉得没劲，就收了。不过老舍不可能就此扔掉它，从前的茶馆里贴着条子“莫谈国事”，现在让人民参政议政，老舍非常看重这个思想。便在《一家代表》的基础上，写出一个四幕六场话剧《秦氏三兄弟》，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写到1948年的学生运动。大家就在人艺剧院前厅二楼北侧会议室，听老舍朗读。院长曹禺看到第一幕写北京裕泰大茶馆时，则处于狂喜状态。“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好作品的心情了。我曾对老舍先生说：‘这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曹禺反复申明，它“古典”、“够古典水平”。人艺的其他人也一致认为第一幕超出一般水平，后两幕还不行，上下不协调，单摆浮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需要进一步修改。老舍诚恳地表示：希望大家帮助。他在美国时就考虑要写一个北京的茶馆，写一个时代。但到第二幕写民国、国民党时代，他很发愁应该怎样写下去。 “最大的问题是解放后的茶馆怎么写？现在茶馆少了，没有生活了。想去四川看看，但不能把四川搬到北京来。戏拿不出来呢？” 人艺的人产生了两种修改方案。一天上午，曹禺和总导演焦菊隐来到老舍家，曹禺谈了第一种方案：将就原稿，提出“最佳修改”的“具体”意见。谈到中间，老舍听出意思来了，打断谈话，表示另写。接着焦菊隐第二方案上场，认为就以这“单摆浮搁”的这场戏为主，发展成一部多幕剧。还说“所有的事件都在茶馆里进行”，通过茶馆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这个戏的名字，可以就叫茶馆”。老舍对焦菊隐的每一句话都听得非常入神，有时眼睛又不住地移动，好像已在构思另一个新剧本了。显然焦菊隐的方案，正中老舍下怀。 但对于他的可以不写新时代，仍表惊讶：“不写可以吗？”“当然可以。”“不写就不写。” 老舍理明了思路。埋头写作，还没写完，就急着把于是之找来，兴致勃勃地谈了笔下快呼之欲出的王利发这个角色。他说：“我这个掌柜的，可是从小演到老，二十几岁演到七八十，一共得有好几百句台词呢！”这么一说，于是之也有了一股创作冲动。等剧本公布，他赶紧写了一篇很长的申请书，一再恳切地希望：“就让我演吧。”（本节参见陈徒手：《<茶馆>诞生始末及命运》。）3个月后，老舍写成剧本，交给人艺。1957年12月2日，老舍还在人艺剧院205会议室，向全体演员朗读《茶馆》。年底，侥幸躲过“反右”一劫，被传为“不戴帽子的右派”的焦菊隐以戴罪立功的态度来到排练场，心情郁闷的他把一身本事都用到《茶馆》中。焦菊隐跟老舍没有私交，是面子上的事，但两人相互尊重。有时焦菊隐没商量就改了台词，老舍心里有意见。老舍就一次一次来听，你们提，我自己改，不叫你们改。老舍坚持要出文学本，也有保持自己东西的意味。 应该说，老舍认真，焦菊隐较真儿，戏排出来就有个样子，水平很高。 在看完《茶馆》连排后，1958年3月5日老舍又到演员中去，对表演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独特角度，坦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王掌柜的口要“老”点，少年老成，能干得不得了。 穿灰大褂的不要坐在房口，这样没人敢进茶馆来。 松二爷的话要“润”，说得有滋味，寻着人叫好的意思，恍然自得。二德子走路不对，架子大，不像一般戏里的打手。唐铁嘴，走要溜，像打幡上坟的穷生。卖女儿的戏没做足，不是很感动人。 秦二爷是个人物，戏已交待清楚。 常四爷是旗人小官，身体壮，有正义感。那时看到大清国不成的人很少，承袭满族人跑马射箭。 太监，说话漂亮，态度柔和，雅。 刘麻子、人犯，应付人一人一样。 逃兵，我们现在看了他们的可笑。当时的兵相当讲究，有他们聪明之处（北京人艺1958年《老舍先生看茶馆连排意见》记录手稿。）。 焦菊隐对老舍写人物的大手笔和看人世的眼光极为推崇，欣赏老舍又刁又狠的点评，认为这些三言两语恰恰能帮助演员们开窍，有一通百通之效。在老舍讲评后，他再次强调《茶馆》中人物的重要性：“许多人在这部戏中就是一两分钟戏，要使观众留下非常深的印象，要叫观众心里叫好。这个戏不是看故事，是要看人的。” 1958年3月5日北京各文艺团体抢着落实“大跃进”指标。北京人艺参照了青年艺术剧院的“跃进”指标，立即做了调整，定下全年演出场次为950场，创作220件。当天组织全院人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到全国文联“报喜”。《茶馆》在此时悄然排演，建立了以童超为队长，马群、胡宗温为副队长的演出队，4月份坚持在首都剧场演出，一演就是49场。但越来越火热的大跃进气氛不能容忍《茶馆》的存在，文化部某官员7月10日越级跑到人艺开党组会，会上指责道：“《茶馆》第一幕为什么搞得那么红火热闹？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反抗的力量？” 他整整批了一上午，点了于是之等好几个人的名字。党组的人心里不服也不敢说，只能决定停演。好在当晚预定苏联专家彼得罗夫来看《茶馆》，由老舍、梅兰芳陪同，只好等第二天停演，否则就要退当天的票。但他们没跟老舍先生说明真实的停演原因，没说党内的事，只说要轮换节目。 停演前后，非议已经接踵而来。如剧中秦二爷有一句台词：“我的工厂封了。”有领导就说那不是指工商业改造，不是与党对着干吗？有人则说全剧结束时三个老头撤纸钱，是为新社会唱葬歌。秦仲义的台词“这支笔原是签合同的，现在没用了”，则是影射公私合营，污蔑新社会一天不如一天等。 陈徒手在人艺保存的《茶馆》档案中，发现了《读书》1959年第2期，里面有一篇署名文章《评老舍的（茶馆）》，充满火药味：王利发是一种典型的奴隶性格，难道不应该予以批判？作者对此没有有力量地给予批判，反而在最后通过王的自白，把他的这种行为美化了。 作者笔下的几个劳动人民形象也是消极的，不会斗争，逆来顺受，显然没有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的情感。 剧中出现了不少迎合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趣味，如太监买老婆、两个逃兵合娶老婆的畸形故事告诉今天的读者，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据《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1963年4月2日上午，全院才召开《茶馆》复排动员大会，当晚《茶馆》试装、连排，老舍前来观看。艺术至上的焦菊隐心有余悸，居然想到加进“革命”红线，实在是残酷斗争之后企求自保的结果。在北京人艺档案室保存的铅印本里，还可以看到当年生硬加进的“段落”：演讲学生：同胞们，请大家看看政府当局吧！正当各国列强要瓜分我国的生死存亡关头，政府当局甘愿做亡国奴！…… 王掌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中国是一盘散沙，我们要唤醒民众。（高呼）誓死不做亡国奴！ 学生甲：老人家，城门打开了！ 学生乙：我们的队伍进城了！ （二人将“反饥饿”、“美军滚出去”的标语贴在墙上，学生们的歌声雄壮。） 这些自然都是违背艺术规律的瞎鼓捣。4月4日上午，再次在人民剧场连排，请有关方面审查，老舍依然兴致颇高地再看一遍。剧院的人发现，老舍此次看后话语不多，回家后依然不言语。7月7日，周恩来在乘飞机外出前匆匆看了一遍《茶馆》，临走前只是简单地告诉焦菊隐等：《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还有点意见的话，就是这个戏选择时期不够典型，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否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时间是戊戌政变以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了。应该是“五四”、“二七”年大革命、抗战、解放战争。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表示要自己告诉老舍。但从后来《茶馆》演出很快夭折来看，周恩来或许没有向老舍提出修改意见。 1957年版的《茶馆》，实为当代戏剧史上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老舍最优秀的戏剧作品。它以一个老字号，裕泰茶馆为背景，写了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三个典型时代，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清末，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期的民国初年，以及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一方面展示北平风俗的变迁，另一方面写了三个时代的共同特征，即民不聊生，政局混乱，是非不分，恶人得势，并呈越来越肆无忌惮之势。最后，让见谁都请安的王利发、耿直的常四爷、雄心勃勃的秦仲义，三个贯穿全剧始终的人物，走投无路之下，撤纸钱，祭奠自己，为这三个时代的社会、制度，合唱了一曲葬歌，倾注了作者对历史变迁和民族命运的沉思。 结构处理上，它没有中心的情节和贯穿全剧的冲突，把人物活动范围，限在一个小小的茶馆里，从而像《四世同堂》一样，避开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避开对高官大人不熟悉的短处，发挥特长，单写大的事件“在民间的反响”（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83-8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化进小人物日常生活片段中，他们怎么活着与死去，突出了一时不如一时的趋势，以“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的创新形式，将三教九流的众多人物，摆置于显现不同时代风貌的场景中。其中第一幕最为精彩。 第一幕：前，有“大傻杨”的快板，交代剧情，介绍人物，间以评议。穿插的故事包括，国农民，卖起了儿女。想办实业和改良难以起步，因为顽固派得势，能随便抓人。第二幕：还是那个茶馆，时代变了。军阀混战，更加民不聊生。 第三幕：日本鬼子占国土整八年，百姓生活痛苦。现在胜利了，国民北京人艺1999年版话剧党统治下，日子却更不好过，连掌柜的都逼得上了吊。 在谈到创作《茶馆》的经验时，老舍曾介绍了构思中的几个技巧：外 扮王利发。濮存国有沙龙，中国有茶馆，那里人物多，出场自由，并且年代又长，不容易 昕扮常四爷。 找到中心的故事，就让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这样“中心”就有了着落，能够以人物带动故事。其次，次要人物由父子相继，帮助了故事的联续。让每个角色都在恰当的位置，说着自己的事，与时代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各就像各。无关紧要的人物则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 安排了人物，剧情就好办了。写什么、如何写，小人物作什么，说什么，再夸大些，润色一下，无人能比老舍更熟悉、更清楚。 那都是活的语言，说的话都从人物生命、生活的根子上流出来。漫长的年代，就被人物及其命运联结，全剧显得紧凑、严密，丝丝入扣，而一体化了。 总之，《茶馆》有着深邃的历史内涵，百科全书式的生活容量，宏阔而严谨的结构，精练而富于个性化的语言艺术，3万字就写了50年和70多个人物，堪称“东方舞台的奇迹”，非大手笔不能办。 在此之前，老舍写过很多剧本，都是歌颂新北京历史巨变的，却无一能留。因为他虽然热爱新生活，却不熟悉，起码知道得不全面。因此，曾有人善意地规劝老舍，少写一点，写你熟悉的人与事。现在，《茶馆》“回归”了，写了旧的题材，也才真的成了功。看来艺术的规律，是谁都不敢违背的。这是多少天才尝试失败后的经验之谈。 当然，没有那些失败的堆积，也许根本就回不了那个头。但这多半是对初人道行的人说的，像老舍这样的作家，到了晚年，却把巨大才力浪费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区，写一些短效应的作品，不能不让人遗憾。 梁实秋在悼念老舍的一篇文章里，曾就胡絮青的一段话（《老舍剧作选再版后记》）发表过感想，胡的原话是：“老舍生前，由于他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经常遭到新社会的人的诅骂，这使得老舍很自豪。他曾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大声的说过：‘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他把自己称为歌颂……公德的‘歌德派’，把自己的作品叫做‘遵命文学”’。作为知音，梁说他相信这是一段信史，为什么呢？“我认为他这话有相声的味道。说相声的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要不时的诅骂自己，挖苦自己，作践自己，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得罪人，一方面招大家一笑。其实他说的未必是真心话，还很可能话中有刺，语中带讽。老舍的作品处处都有相声的味道……胡絮青说他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倒是我所不解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政治主张，就是有也不鲜明。我只知道他有一个悲天悯人的同情穷人的态度。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如何能够摇身一变而成为‘歌德派’？如何能自称所写的东西是‘遵命文学’？这变化如果是真的，简直不可思议，这事实我无法接受。”（《忆老舍》） 第二章 汪曾祺、林斤澜等人说老舍 老舍真的是“歌德”派吗？为什么在台湾的老友梁实秋认为老舍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相信他真的是“歌德派”？为什么“大师”老舍要把自己降格为“匠人”？ 汪曾祺在《老舍先生》里写道： “花在人养。”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得花枝助”。 叶浅予曾用白描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里，微仰着头，意态悠远。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 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面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他的握手是轻轻的，但是很亲切。茶已经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 老舍先生爱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酽。 他曾告诉我，到莫斯科去开会，旅馆里倒是为他特备了一只暖壶。可是他沏了茶，刚喝了几口，一转眼，服务员就给倒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摆尾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的设想赞叹不止。 老舍先生极其爱重齐白石，谈起来时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逸事，大多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老舍先生谈这四幅里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是哪一句我忘记了），要求画卷心的芭蕉。老人踌躇了很久，终于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画。老舍先生说：“老人是认真的。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谎：“没有！”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隙缝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画案有他自制的“消息”），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打开一看，都是惊人的杰作——就是后来纪录片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那是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的。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舒乙先生则在《老舍的爱好》里说：老舍的爱好相当广泛，打拳、养花、喝茶、养猫、绘画、书法、古玩、相声、戏曲、起名字、交朋友等，大约有十九种之多。打拳是因出身寒苦，22岁时得了一场大病，闯过这一关后，老舍很注意锻炼身体，生活极为规律，早睡早起，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拳。最早还练过剑术。一位旅英的朋友陈逸飞拜访他，看到老舍一个人在室外做模仿动物的舞蹈，他对陈先生说这叫“昆仑**拳”，既能健身又能防身。他让陈先生打他一拳，陈的拳伸出后他胸部一收，顺势把陈先生撂倒了。1933年他在济南教学时，结交一位著名拳师，还购置了刀枪剑戟、斧钺钩钗摆在住处，抗战时期在重庆也是每天早晨练拳。 舒乙还说：老舍爱养花。老北京的一般住户，家中都养三种植物，枣树、夹竹桃、石榴树。枣树直接栽在院里，而夹竹桃、石榴树要栽在盆里，这两种植物开红花，有一种喜庆气氛。 老舍的哥哥比他大8岁，不好找工作，后来请来帮助老舍养花。在哥哥指导下，老舍养了三百多盆花，一百多个品种。书桌上也总要放一枝花，哪怕是一个旧瓶里插上几片竹叶，这是他不可或缺的点缀。 老舍喜欢欣赏画、收藏画。他自己“不会画，对画家崇拜得不得了。我母亲胡絮青能写能画，在老舍眼里也是不得了。他最早得到的一幅名作是齐白石的《雏鸡图》。画中十几只姿态各异的雏鸡，呼之欲出，十分可爱”。 不过，这样的老舍却不是全面的，所以林斤澜的介绍就很有必要了。同样一桩事，他的介绍加进了修饰词，不似汪曾祺永远那样平简。 林斤澜说，到1955年反胡风前，老舍的心情可说一片蔚蓝。每年的确两次把文联的人叫到他家聚会。赏菊时，他有一个大哥，帮他抄写东西，也帮他莳花。喝酒时，有一次拿出一瓶葡萄酒，炫耀是**送的。 老舍自己好酒量，从来不醉。曹禺有一次大醉，溜到桌下，两只手还在空中抓划，原来是在找酒瓶。1955年之后，这种事少了，到1959年“反右倾”，根本上就没有了。老舍还很爱才。当众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老舍发表了许多文章，认为目前有不少认识性的错误，一味歌颂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会渐次扩大，迟早酿成大患。而且，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悲剧。 老舍是那种作家个性的领导。他一般给人的印象是随和的，善应酬，善言谈。他讲话有特点，不是官话，有外交辞令可也不是那种含糊其词的、温吞吞的话。他的话有时是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刻薄的、甚至是不给面子的。 林斤澜回忆道：“大跃进”时，西城摆开赛诗擂台，请老舍坐主席台，还请老舍讲话。老舍讲话时，遵循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精神，他先歌颂“大跃进”，末后落到打擂台的诗上，说：“要说诗，这不是诗。” 三年灾难时期，政协食堂对民主人士有“特供”，据说老舍家人也常去买饭吃。林斤澜以为老舍当是那里的常客，问了老舍。老舍断然回答：“不去。”林斤澜一愣，老舍正色补充：“不爱去。”林斤澜还是疑惑，因为那是饿死人的年代。老舍再作补充，字正腔圆：“标新立异。”林斤澜叹服这位语言大师，“标新立异”用得好，看出他的态度。 1961年在北京新桥饭店，中宣部和中国文联召开的会议上，茅盾发言，说老舍以幽默见长，但近作幽默渐渐少了，他表示遗憾。老舍毫不客气，简直是针锋相对，说茅盾指出的，恰恰是他的进步，以前的幽默是轻飘，现在才郑重起来。五百来人鸦默雀静。接着老舍批评青年作家太拘谨，放不开。说：“北京有个林斤澜，你要是还放不开，那你青年时候就是个痞的！…‘许多人回头看我，那真是当头棒喝。不料，老舍拿起曲波的《林海雪原》——《林海雪原》是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当时是畅销书，行内评价也很高，差不多是有口皆碑。当时还没有‘样板戏’，《林海雪原》就算是里程碑了。老舍说：‘这部书叫我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因为我没有那样的生活。如果我有那样的生活，我写的话，十万字就可以了吧。’老天爷，那就是说，要抹掉四分之三！——据说，曲波当时也在场。” 林斤澜还认为老舍是那种“两面人”：“他有滋有味地‘紧跟’，但又暗暗写他的《正红旗下》。他不是称赞我深入生活吗？我有时从农村回来，向他这个文联主席汇报工作，嗳，他很不耐烦。他不是经常称赞我勤奋吗？一天我把刚出的新书《山里红》给他时，他看也不看，把它放在一边，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又出书啦。’……邓友梅打成右派，老舍著文批判，发表在《人民日报》。邓友梅改造期间，突见老舍，想要回避，老舍主动叫住邓友梅，说：‘好好干吧，你还年轻呢不是？来日方长嘛。’后来邓友梅去了辽宁省鞍山市文联。鞍山一个剧团演出了老舍的剧本《女店员》，派人送演出税给老舍。老舍见了介绍信，就问起邓友梅，对来人说：‘回去告诉他，我问他好。叫他好好干。’过了一年，送演出税的这个人找邓友梅，说：‘老邓，你得帮我个忙，不然我就没法活了。’他说剧团里有人告他贪污，他不承认，剧团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家查证。不料，老舍家记的账与他交给老舍的不符。那人哭着说：‘老舍先生肯定记错了，他不给我做证，我这辈子就毁了。我到北京去，怕他不见我，求你写个信请他见我一见……’邓友梅便写了信。那人几天后回来，向邓友梅道谢，并出示老舍所写证明的抄件。上面写道：‘该同志送来的演出税确是800元，但我只交家中500，其余300留下买烟抽了。特此证明。’春节期间，邓友梅回京探亲，遇上老舍，笑着问：‘怎么你也留私房钱？师母不至于管得这么严吧？’老舍小声说：‘说实在的，我也记不得他给了我多少钱。见他处在生死关头，我想我认了这笔账比他认了强。万一我记错，冤枉了人家，我这一辈子受良心责备；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这次教训他也会改过的’……吴祖光打成右派，在批判会上，老舍有些话也是叫人很难受的。比如有一句：‘你吴祖光长着一条油光光的舌头……’吴祖光一直记着这句话，临死前一年还说老舍的不是。可是老舍有一回在一个古玩店，发现有吴祖光当出的字画，他却买下来，还给了吴祖光。吴祖光流放了，老舍叫新凤霞不要离弃他，给他写信。” 林斤澜还在《两个作家》里写道，建国初，老舍出访苏联归来，在霞公府小礼堂做报告。那是个星期天，听众满座。有久居国外的学者，还有携外籍夫人来的，他们不是来听新鲜的。那时候听报告是“进步”、“靠拢”。若是现在，不少报告要靠放个参考片来招人。 沈从文常自称乡下人，他当时的境遇十分不好：作家当不了，教授做不成。也坦然走来，只是不和人招呼，在讲台正前方五六排地方默然坐下。老舍一开讲，沈从文就摸出一本软面笔记本，因近视，把本本卷起来托在胸前，右手的水笔竖直，直行记录。那都是拿惯了毛笔的缘故……目不旁视，手不停顿，全座就他一人。老舍向来妙语连珠，这回目光一落在沈从文身上，口角不禁迟慢。沈从文这样托本书写，必须直腰，低头，两肘悬空。老舍的目光戚戚，仿佛说：何苦来！何苦来！ 报告完毕，听众外涌，老舍好嗓子，低沉又传远，叫道：“从文，一块儿走。”沈从文在人流中回身，但站不住脚，也不想站住，说了声什么，微细听不清。尽管那笑容不好形容，只是叫人想起他常自称的“乡下人”。 林斤澜说，老舍这个人绝不可恶，但有时却非常可怕。从维熙打成右派罪名之一是在《长春》发表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写农村生活一隅。后来批判时，老舍居然在《北京文艺》上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所以老舍对待沈从文，也是类似的态度。 第一章 巅峰之作《正红旗下》 老舍在中国文学史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的作品与同时代的“大师”比较，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正红旗下》为什么夭折？为什么作者认为老舍的潜力，一定不是只能写出“一部《红楼梦》”，但他放弃了自己？ 1962年春节，老舍写出一副对联来自勉：付出九牛二虎力，不作七拼八凑文。这算是一种觉悟。毕竟，他已经64岁了，不能再多耽误了。 1960至1962年，文艺界相对繁荣起来。老舍也觉得形势变了，不必再写应景文章。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时，老舍积攒多年的人生悲剧被触动，他的身世经历涌上心头，他熟悉这个世界，感情落进了过去的年代，父亲的死，母亲的勤俭，姑妈的自私，姐姐的不幸，自己的童年……他找到了发泄的通道，先写了话剧《义和团》，再向前延伸思绪。1961年年底，他开始写作酝酿一生的自传性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以家族为背景。 1962年3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老舍情绪很好，在发言中透露，他正写《正红旗下》。回北京后还给一些朋友朗诵过其中几段。但好景不长，恰逢文艺界开上，批评长篇小说《刘志丹》。 上海那边又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打着“革命”旗号，只许写1949年以后的“新人新事”。 1962年《人民文学》刊登的小说《落霞一青年》、《北京文艺》刊登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1964年被定为“坏小说”、“大毒草”，“披着历史题材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全国各报刊杂志都在批判形形色色的“毒草”。 老舍的朋友，原《人民日报》社长、党内少有的才子邓拓，教训在先。 1957年邓拓到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自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邓拓在《北京晚报》开了专栏《燕山夜话》，漫谈古今中外，共发表一百五十多篇文章。老舍很赞赏，称他“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别具一格”。1966年4月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燕山夜话》，老舍只能沉默。这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觉察到了形势的险恶。4月14日，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思想，没有用**思想来武装自己。” 郭沫若的发言送报社发表，先后刊登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正写《正红旗下》的老舍也许从中看出来，他的作家生涯彻底结束了。“他终于明白，他想写的那种小说不是党需要的。清末满人的故事不合时宜，写出来不能出版是小事，弄不好会惹祸上身。无奈之中，他搁下笔，把已完成的八万字手稿放进了书桌。他的妻子后来回忆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老舍再也没有动过《正红旗下》，而且，甚至再也没有向谁提起过它来。”’非凡的创作搁浅，老舍写《陈各庄上养猪多》去了。此后，这部《正红旗下》就只有八万多字，后面的精彩故事，被老舍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对此，曾有人感叹，说：“假如先生还在，他将写出多少好作品来！一篇《正红旗下》，倘若那时的政治气候能使他更从容地写作，他差不多可以写成一部《红楼梦》。”（于是之：《假如先生还在》，《人民日报》1986年8月24日）其实，把这“假如”和“倘若”当真的话，老舍的成就一定不只是一部《红楼梦》！ 1966年4月，山雨欲来，他看望朋友王莹及其丈夫谢和赓，老舍在美国时，他们是好友。其实二人都是秘密的**地下党员，1942年在周恩来指示安排下赴美留学。王是演员、作家，1943年春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战歌曲。老舍先行归国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大概其**员身份暴露，王莹夫妇1954年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罪下狱。后经赛珍珠等人声援被驱逐出境，1955年年底回国。一年多后遇上反右运动，谢和赓被打成右派分子，曾送北大荒劳改几年。此时王莹夫妇住在北京西郊香山。王莹在电话中告诉老舍，她的两本书刚刚修改誊抄完毕。次日老舍专程到访，感慨地说：“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我的家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堕入‘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以及他们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 我可对您和谢先生说，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谢和赓：《老舍最后的作品》，《嘹望》1984年9月第39期。）说到这里，他情绪激烈，眼泪夺眶而出。王莹也十分激动。两人相对无言，久久不能开口。这是他们生前的最后一面。4个月后老舍走上不归路，王莹和谢和赓不久被捕入狱。谢和赓坐了8年监，出来时精神失常。王莹更惨，被关进监狱后再没能出来，死于1974年。 由此还可见得，伟大的天才自身恐怕也是有责任的。他过于陷身周旋和应付庶务了，连与家人谈话的时间都没有。在最后的日子里，才变得深居简出，却很少再写文章。想想看，如果从一开始，他意志坚决一点，排除一切干扰，就把这些计划付诸实际，先把它们做完了再说，那将是何等了不起的功绩啊！ 因此，这也和作家性格上的软弱，缺乏勇气等有关。 当然，我们在读了老舍的那些琅琅上口的顺口溜，痛其自贱的时候，也应该理解他内心的伤痛。他将其藏在心里，难以示人，除了王莹等至交外，连家人面前都不提，可谓身边无知音。 按照老舍的预想，《正红旗下》是他在美国即已考虑成熟的三部历史小说里的第一部。它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自己家庭生活为背景，展开三重悲剧：自己家庭苦难遭遇；民族被烧杀凌辱，奋起抗战；以满族为文本，写出它由盛而衰的历史，从而对整体民族性弱点进行批评。 前两个方面，在《小人物自述》、《茶馆》和散文《我的母亲》等作品中，早就有所描写。最后那层主题，直到《正红旗下》，才真正得到揭示。 可惜的是，三个方面都没有来得及展开。唯一能够得点安慰的是，这不足十万字的作品，尽管人物性格还在刻画、发展，主要矛盾还不明朗，但本身已相当完整，相对独立，自成格局。其高度的艺术品位和价值已充分显现，表现了老舍晚年创作风格臻于完美的非凡造诣。 作品所展现的清末社会风情和民俗，是一幅动人画卷，精致美妙，准确周到，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同类作品中，绝无出其右者。 三百多年来，满族向世界贡献了两位最杰出的小说大师，曹雪芹和老舍（纳兰性德也是满族贡献给世界的一位杰出作家，但他只是著名词人。有人认为，《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是纳兰性德，但缺少可信的证据）。其共同的方面，在于都以宏博爱心和心理上的悲剧性，写了“家史”。 曹雪芹生于康乾盛世，因家道不幸中落，有繁华不再、兴衰无常的生命、历史之叹慨，看到了人性里的天然悲剧，那种悲剧更多地带了“人”的色彩。 老舍生于晚清末年旗人圈内，穷苦起家，跨越民国最为乱糟糟的历史大变迁时段，承载了祖祖辈辈因天缘际遇，弱小民族统治广大汉民族后该应付出的代价：后期清朝旗人，为确保能随时拉出来打仗，不许有经济活动，不许擅离驻地，有“自由”，有“铁杆庄稼”‘保障，为调济生活，就在苦中作乐，日常礼节礼貌，都有了一定程式。连京腔京韵，都经受了一代代的锤炼，撇着它，动听、清爽、悦耳，富有表现力，成了排遣光阴的一个有机部分。玩乐上下进全部心事和聪明后，生活考究，虽相当“艺术化”，却也越来越“无用”，越来越徒具形式。更不要说，更多是失去“铁杆庄稼”保障的底层旗民，能做的就剩下拉洋车、当巡警、卖艺、做妓女、经商买卖了，但是，因为面子、因为制度性限制，既难有远见性地学习其它谋生本领，丧失了一切技能，又不能、不屑于做事，坐吃山空，对一切失去自信和信心，像小说里提到的大姐夫一家、姑母、定大爷等人。其衰落就是必然的，整个民族被“侵略”、凌辱后，以这样的后备军打仗，其不堪一击，更是必然的。 因而，老舍看到的多是“族性”里的“天然”悲剧，那种悲剧更多地带了“集体无意识”里积攒下的“族”的色彩。 另一方面，深浸其中的老舍，一生都热衷于曲艺和俗文艺，保留了艺术地生活的品性，切磋非同寻常，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北京话的内在美感，自就成了运用北京大白话的一代宗师。 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里曾说：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 周作人则在日文版的《骆驼祥子》序言里说：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 《正红旗下》又把这一优势，发挥到了极至。在对母亲、大姐、福海二哥、定大爷等人看似不经意的描述中，饱蘸着浓情，抒发了感激、怀念之意，意味丰厚深沉、瑰丽迷人。 反派角色上，大姐夫、大姐公公婆婆、姑母、多老大、牛牧师，身上载了更多的民族文化负面性内容，都有入木三分的刻画。 像大姐夫一家，父子都是武职，不知带兵打仗，却养了鸟，咳嗽、发笑如何更艺术，都很讲究。可是威风只在嘴皮子上，平时需要借赊，寅吃卯粮，连卖烧饼的都敢骂他们。在对他们平淡的叙述中，有着对全般历史真实的自省与逼视：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第二章）。 旗人“末世人”的境遇，受到旧、新时代的双重遗弃，使他们自甘作了“末世人”，透出历史的沧桑感和哀歌的色彩，满盈了悲剧美学意蕴。 而作者将批判推进到旗人社会，那是他最有心理障碍的领域。 《二马》里有过一句名言，说：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正红旗下》是对这“出窝老”的文化的深层次检讨和自省。 围绕“我”的降生，牵出主线，展示各类满族人物饶有特点的活动，不网人的生计处境，和迥异的心理状态。 中间多数是寄生的、没落的、浑浑噩噩的、空虚沉沦的，害怕维新变法。另一类却欲从中挣脱，自食其力。也有在作斗争的。都很年轻，却处处受制约。 经过这些揭示，我们不难发现，清朝社会的基础，八旗制度，如今有流水落花之势，社会出现急剧分化和精神危机，调整变革的路都不通了。 在旗人社会特定的历史框架中，作品还填充了丰富多彩的民俗内容，不啻是京师旗人生活风情的博览。 如果说拉伯雷把一切生活都纳入狂欢节的快活的时间里的话，那么，老舍的故事则多是浓缩在各种各样的节庆时间里。 所以，拉伯雷把生活节庆化了，表现的是西方的喜剧形式，狂欢化和浪漫化。老舍则把节庆生活化了，表现了中国的喜剧形式，生活化而现实化。 《正红旗下》是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特色的——倘能更从容，他完全可以写成一部《红楼梦》。 艺术的规律是，熟悉许多农民，才能创造一个成功的农民形象。对于写“新生活”“新人物”，老舍很吃力不顺手，有隔膜之感，老抓不住要点。而那些宏大的历史题材，他配写，也只有他能写，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瞬息京华、风声鹤唳一类的玩意意味浓。 1960年写话剧《神拳》时，他就尝试回到30年思考过的题材上，写那部家族性质的历史小说了。 当时，“左倾”思潮得到抑制，创作自由，题材多样化得到提倡。他才全力投进来。写得很辛苦，要什么字都需想好久，描写什么就需要什么语汇。 然而，大约动笔半年后，他停笔了。 为什么呢？ 胡絮青于《写在（正红旗下）》一文中说明道：1962年下半年，那位“理论权威”‘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涉及面极广的错案，株连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这股现代文字狱妖风一起，传记小说这个体裁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反党”的大帽子呢？转过年来，张春桥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样的口号难不住老舍，谁都知道，十几年来，他写了大量描写新人新事的作品。然而，这个口号的发明者名曰“大写十三年”，实则扼杀“双百”方针，一串又一串禁令接踵而来，像《正红旗下》这类作品只好不写，束之高阁。我想，这些文艺政策上的不正常现象，就构成了《正红旗下》既没写完，又没发表的原因。 此后，他真就很少再写什么了。 问题是，在那个年代，有没有写作的人，自说自话，为写而写，不跟风，不看风，写出来再说的？《红楼梦》作者可曾看人脸色、受人影响而不写？可曾顾虑到能不能发表？所以，这的确也与老舍自身性格上的不坚定有关。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太爱生命、痛苦眷恋着精神世界的精魂，让我们仿佛听到了他在《断魂枪》里，那声声的“不传！不传！” 第二章 比较老舍与矛盾、巴金的长篇小说 由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等先生著写的，那本著名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湿儒敏、吴福辉著。242-25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中，温儒敏先生这样来比较和定位老舍：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243页）。谈到巴金时，温先生又进一步作了比较：巴金所提供的带有强烈主观性、抒情性的中、长篇小说，与茅盾、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的中、长篇小说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而巴金小说所创造的“青年世界”是30年代艺术画廊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259页）这样比较是很成问题的，原因有五。 其一，单就长篇创作说，老舍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个高峰，以《骆驼祥子》、《离婚》等为主，40年代、60年代还各有一次，以《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为主，而茅盾、巴金，只在30年代有过那么一次，此后就基本“停步”了；其二，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是和茅盾很不一样的东西，如果硬要拉条线出来的话，那么茅盾和巴金在长篇上的风格、思想倾向，倒应该更接近的，属于“革命”文学系列，斗争气息较浓，老舍则冲淡、柔和得多；其三，老舍经典著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的语言，是茅盾，尤其是巴金远远比不了的，今天的人怕是很难再喜欢《子夜》和《家》，但对老舍，因了他语言上的无与伦比，像《红楼梦》一样，耐看，到什么时候都有人爱读，受益无穷；其四，仅拿三人30年代的代表作比，《子夜》和《家》在整体的艺术性有着致命的缺陷，更比不了《骆驼祥子》，也不如《离婚》。 若从文学性看，《子夜》的那些“伟大主题”，不仅可读性极差，而且主题先行，大量的是社会调查的素材的堆积，未经情感的燃烧和深切体验。颇有些社会文献的味道，像形象化的论说文，宣传品，是专写给当时的政治领导人看的。过于急功近利的后果是，“被一个时代认为‘正确’的作品，其生命力往往是短暂的，因为所谓‘正确’会很快因时间地点条件而转化，带有很强的时间性，而矛盾和困惑常常是超越时空的……写《子夜》时的茅盾不矛盾了，变得‘正确’了，因而……《子夜》这部作品，浅显通俗，一览无余，作品经不住任何回味，用不着任何阐释……而经典著作应该是经得住后代不断阐释的复杂的深不见底的艺术品”（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16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家》的艺术性，比《子夜》要好，作者巴金是典型的小说家，他在创作中用人物和情节来思维，通常把自己想象成故事里的一个主角，由他推进情节发展，反映“激情”生活，刻画“激情”人物，吸引入放不下来。但其中有些章节冗长、沉闷、罗嗦，写得不像，和他的“爱情三部曲”以及晚年所写的《随想录》一样，单纯浅显，甚至有点幼稚。文字也较糙。 其五，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三条近似的发展线：占主导地位的，是以鲁迅、郭沫若、茅盾、萧红、巴金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处于“边缘”地位，远离时代，追求艺术独立的品性，强调审美价值，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发挥其影响功效的“美文”、“性灵派”传统，代表作家有沈从文、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钱钟书、张爱玲、张恨水、金庸、汪曾祺等；第三线则是既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追求纯真艺术效果，又有强烈社会责任和参与意识的作家，周转于两极之间，以郁达夫、闻一多、朱自清、曹禺等人为代表。具体到老舍，他是第三条线上的最佳典型。 好在老舍的功利化取向并不彻底、完全，让他写“新事物”、“新生活”时，那是为难他了，那支笔也是生疏、艰涩的。当写熟悉的生活，写旧人旧事旧社会旧年代，尤其是回到他的北平，写老北京的生活世相时，他的艺术世界又变得精彩卓越了。 从他抗战后期所写的《四世同堂》和一些散文、创作谈，以及1957年、1961年年底前后，写就的《茶馆》、《正红旗下》，都能看出他的这些变化，他创作心理上天才般的矛盾和彷徨。 以巴金、茅盾这样的天赋，虽也都或多或少，有过类似的苦恼、折磨，但总体上说，他们小说创作上的生涯——说得再苛刻一点，其在文学上的成就，都成于并止于1945年抗战胜利以前了（晚年巴金倒是写过一部“大书”《随想录》的，但它除了有点史料或资料性的价值外，就再无多少可取之处了。参见蒋泥：《读懂巴金》（《另类童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巴金的底线》（《闲话》2007午第一期）等。）。 如此，笔者才认为，老舍和茅盾、巴金，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小说或文学大师。温儒敏先生的判断有待商榷。 第三章 老舍小说艺术技巧的纵与横 为什么老舍的经典作品《离婚》、《骆驼祥子》、《断魂枪》、《月牙儿》、《老字号》、《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都要用“木桩式”结构？老舍、钱钟书和金庸的文字都幽默，他们有什么不同？ 现代小说的一个特征在于它逐渐抛弃了传统小说的史传意识，走向个体心理意识，背弃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和大团圆模式，追求片段体与悲剧意识，强化了观念和理性，而弱化了故事与情节。 老舍则有所不同，作品的显著特征恰在于它们的故事性，于写作之先，就选取了一个好的故事，使故事很具史传性，多用传记体，尤其是《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骆驼祥子》、《四世同堂》。 老舍的史传意识却又是现代性的、批评性的，不仅讲述了人的外在社会经历，更写到了人的内心精神变迁史，其叙述方式和角度变化多端，化进了中西方经典著作在这方面的特长，长篇小说都是在讲故事中完成的。早期的作品，由于技法不很成熟，显得零乱枝蔓，从他的《离婚》以后，出现转折，才摸索出自己独特的处理办法，明白了讲故事所需坚守的原则：以简洁朴实的语言，讲述自己“熟悉的”故事，借故事阐释人生，“追求更深的意义”（《怎样写小说》，《文史杂志》1945年l卷8期。）。 并力求控制自己，做到把人物都栓在一个“木桩”上，发现“腰眼”，推进一个故事。 在怎样控制叙述，使叙述者处于恰当位置，怎样在叙述中融注自我个性，使叙述者与叙述对象，叙述的放纵与节制之间，始终处在一个“有意义的关系”中，如何描写人物，设置景物，处理事实等方面，作家也显露出高度的技巧。 此后的作品，都从这里获得经验，老舍文体得到质的飞跃。 其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和短篇小说《断魂枪》、《老字号》等，就是他文体成熟与形式趋于完美的标志性作品。 它们以悲凉苍茫的历史意味为底色，在幽默诙谐的叙述里，引入了诗的笔法，营造艺术氛围，语言也更加个性化，集中紧凑，在有限的篇幅里，延展了小说“多向的社会穿透力”（关纪新：《老舍评传》，251-259页，重庆出版社l998年10月。），以“准确产生调匀之美”（《我怎样写短篇小说》，《宇宙风》1936年8期。）。 到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里，中、短篇小说文体的精细，结构的紧凑，语言的直白，完全融入到它们的每一片段与情境的描写里，注意人物事情“点”的描写，也注意“面”的扩大与复杂交错的关系’“点“‘面”之间借助人物活动的线索’联结起来’自由紧凑，纵宽阔，体现了他文体上的辉煌灿烂。 通常情形下，小说结构的方式有三种：木桩式、群像式和场景式。最成功的就是“木桩式”，把所有人物、事情，都拴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人物、事情上，使其紧凑、集中、均匀。 《离婚》、《骆驼祥子》、《断魂枪》、《月牙儿》、《老字号》、《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老舍的这些经典作品，都采用了这样的结构。 明确而自觉，像《骆驼祥子》、《猫城记》、《月牙儿》。另有一些则未必明确，只意在提问题，以很强的形象，造出丰富多义的启示性，让读者人最有兴味的是《断魂枪》、《我这一辈子》。有些却完全没有有意赋予什么内涵，丰厚的生活现象自身就包含了无穷哲理，如《离婚》。 老舍作品的语言，是其文体独特性的重要支撑。 对话语言上，作家依着人物心中的变动，让人物自己说出富有个性色彩的话来，其言谈，就不但应合了人物的身份，而且也合乎了它当时的心态环境。 叙述语言上，则力求俗白、简明、生动、风趣，富含哲理，讲究音律、气势的变化和起伏。 老舍的情感和灵魂，始终是中国的，他所有作品的题旨，都在剖析国民性，提升读者品位、人格、修养，培养他们对于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牺牲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它纠正了那种轻飘飘的文本之偏差，仅注重“怎样说”，注重文本的实验、技巧，而对“说什么”不加注意和关心。 小说应该关怀人类的精神和心灵世界，探究、追问生的价值意义，表现困境与困惑，并有所超越，作诗意升华。其次，才追求以新颖的技巧，带来的审美陌生化体验。 现代优秀作家中，多数人生活根底扎实，小说艺术功力却不够圆熟，哲学意识引发的人生体验，未曾酿成审美的情感体验，作品停留于哲学意识阶段，未上升为独特的哲理人生和情感审美体验。像鲁迅的《阿q正传》，就带有一些理念化的倾向和人为斧凿的痕迹，语言精练则精练矣，对话和叙述，却一律是硬而拗口的，反不如他带有生命沉思和体验的爱情小说《伤逝》。 老舍和鲁迅，都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彻底坚持国民性探索与批评的作家，前者的原创性思想，虽不及后者深刻，但他的经典性作品，很少有鲁迅那样的艺术缺陷。 而且，他的批评和反思，是通过精细密实的社会、文化的民族风习和历史变迁来叙写的，人物只是其中的一环。鲁迅的人物，却是“裸露”的，背景、甚至人物的身份，都没有交代，比如《药》或《狂人日记》，单独来看，就不太能看得明白，需要额外加进许多的背景性介绍，而且仅限于知识性的介绍。这些知识，由于是旁人为阅读方便而外加的，就不能参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主题思想的开掘等等。 鲁迅的风格也永远是一针见血的，特别正经。 老舍走的是一条看起来轻松的路，小说的人物，和它所处时代的环境、背景、文化、风习，是一体性地出现，双方关系，也是丰富、和谐地交织、交融，这就避免了鲁迅式的“于巴”、“坚硬”或“赤条条”，显得亲切、温婉、典雅、精致。同时，适合于展开长篇小说纷繁错综的故事和情节。 另一方面，“幽默”一词虽由林语堂发明和首倡，但林氏小说语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幽默，而是冲淡柔和、意味绵长的，得道家风韵之精义(最体现他这一特色的，是林氏小说申最优秀的、近80万畜的长篇《京华烟云》)。 中国小说家中，真正把握了“幽默”真谛的杰出人士，是老舍、钱钟书、金庸，当得起“语言大师”称谓的，老舍一人而已。 钱钟书的“幽默”，体现在句子上，五官打通，随便哪个“通”了“感”的比喻，都充满书卷味，在一点上，有意作出许多俏皮的凭空联想与强化发挥，意思多半是尖刻的讽刺与调侃，满是“理趣”：颐谷表面上拘谨，心里早蠢搅着无主招领的爱情。一个十**岁没有女朋友的男孩子，往往心里藏的女人抵得上皇帝三十六官的数目，心里的污秽有时过于公共厕所。同时他对恋爱抱有崇高的观念，他希望找到一个女人能跟自己心灵契合，有亲密而纯洁的关系，把生理冲动推隔得远远的，裹上重重文饰，不许它露出本来面目。颐谷和爱默接触以后，他的泛滥无归的情感渐渐收聚在一处，而对于一个毫无恋爱经验的男孩子，中年妇人的成熟的姿媚，正像暮春天气或鸭绒褥子一样泥得人软软的清醒不来（《猫》）。 也许是上够了演讲和宣传的当，现代人……以为只有不说话的人开口准说真话，害得新官上任，训话时个个都说：“为政不在多言，”恨不能只指嘴、指心、指天，三个手势了事。韩学愈虽非哑巴，天生有点口吃，因为要掩饰自己的口吃，他讲话少、慢、着力，仿佛每个字都有他全部人格作担保。不轻易开口的人总使旁人想他满腹深藏着智慧，正像密封牢锁的箱子，一般人总以为里面结结实实都是宝贝（《围城》2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l年-2月）。 两段简单的介绍，“通”了“感”的比喻就有“无主招领”、“三十六宫”、“公共厕所”、“推隔”、“裹上”、“不许”、“泛滥无归”、“收聚”、“暮春天气或鸭绒褥子”、“泥得”、“恨不能”、“全部人格”、“密封牢锁”、“结结实实”、“宝贝”等，是典型的钱钟书的语言。 它们很难深深感动我们的灵魂，感染我们的情绪（《围城》结尾和主人公方鸿渐失恋部分是两个例外。其中带了作者的情感体验在内，十分动人。可惜这样的内容，在钱钟书的所有小说中，都太少了。），却使我们的思绪始终处于活跃的兴奋状态，参与着作者新奇的浮想联翩的世界。 金庸的“幽默”，则体现在塑造的类型化滑稽人物上，最著名的例子是《笑傲江湖》里的桃谷六仙，满口天真烂漫，永远都长不大似的。其实起到了插科打诨的功效。 而他所有作品里，都起码有一位主角，身上带了极其“顽皮”的灵性、天性，好落实作家的幽默风格，从黄蓉（本书所述金庸作品人物，参见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5月出版的三十六卷的《金庸作品集》备书）、令狐冲、虚竹，一直到天下人都作了他爸爸、出身妓院的韦小宝。 最经典的一段叙述，可以他的压轴和扛鼎之作《鹿鼎记》最末一节说明，那韦小宝带了七个老婆，回出生地看他娘韦春芳，符合人物心理、本性：那日韦小宝到了扬州，带了夫人儿女，去丽春院见娘。母子相见，自是不胜之喜。韦春芳见七个媳妇个个如花如玉，心想：小宝这小贼挑女人的眼力倒不错，他来开院子，一定发大财。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妈，我的老子到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娘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把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之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鹿鼎记》，第1979页。）这一段是母子俩调侃，也只有他们两个办事**裸，灵魂早已麻木不仁，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浅薄过来人，才说得出。 最主要的，还是为快乐而快乐，作家借此来调弄读者，使他们得到阅读的趣味。 轻轻笑过后，我们眼前就浮起两个活宝的滑稽样。 金庸作品通俗化的性质，决定了他作品中幽默的底调，是轻喜剧的，甚至是漫画式的，模式化的，不太经得住追问，因而不怎么合乎常情或生活逻辑的。 因此，如果说，金庸的幽默是“阳性”的，给人光明的体验，钱钟书的幽默是“中性”的，很少触及人的心灵世界、内心情绪，那么，老舍的幽默则是“阴性”的，严肃的，悲凉的，愤恨的，带着血与泪的，从而也就是真正打动人心的。 然而，他的个性、气质，决定了他的温婉风格，即便想讽刺什么，那也是有条不紊、不动声色、力量内敛性的，需得细细琢磨个中甘苦，方才品出来滋味。譬如：总而言之吧，在这么个以蛮横不讲理为荣，以破坏秩序为增光耀祖的社会里，巡警简直是多余。明白了这个，再加上我们前面所说过的食不饱力不足那一套，大概谁也能明白个**成了。我们不抹稀泥，怎么办呢……爽性我把最泄气的也说了吧：当过一两年差事，我在弟兄们中间已经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我的办事诀窍，就是……怎么不负责任，而且不教人看出抹稀泥来，我就怎办。话要说得好听，甜嘴蜜舌的把责任全推到一边去，准保不招灾不惹祸。弟兄们都会这一套，可是他们的嘴和神气差着点劲儿。一句话有多少种说法，把神气弄对了地方，话就能说出去又拉回来，像弹簧似的（《四世同堂》58页。《老舍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 日本并不像英美那样以政治决定军事，也不像德意那样以军事决定政治。她的民族性格似乎替她决定了一切。她有天大的野心，而老自惭腿短身量矮，所以尽管她有吞吃地球的**，而不敢公然的提出什么主义，打起什么旗号。她只能在军人闯出祸来以后，才去找合适的欺人的名词与说法。她的政治是给军事擦屁股（《我这一辈子》第十节。）。 （桐芳告诫高第）一个女人就像风筝。别看它花红柳绿的，在半天空中摇摇摆摆，怪美的，其实那根线儿是在人家手里呢！不服气，你要挣断那根线儿，好，你就头朝下，不是落在树上，就是挂在电线上，连尾巴带翅膀，全扯得稀烂，比什么都难看！……要嫁人的话，就嫁个老老实实的人：不怕穷点，只要小两口儿能消消停停的过日子就好（《四世同堂》，第83页。）！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他们理应想一想怎么还债，怎么节省开支，省得在年根底下叫债主们把门环子敲碎。没有，他们没有那么想。大姐婆婆不知由哪里找到一点钱，买了头号的大糖瓜，带芝麻的和不带芝麻的，摆在灶王面前，并且瞪着眼下命令：“吃了我的糖，到天上多说几句好话，别不三不四地顺口开河，瞎扯！”两位男人呢，也不知由哪里弄来一点钱，都买了鞭炮。老爷儿俩都脱了长袍。老头儿换上一件旧狐皮马褂，不系纽扣，而用一条旧布褡包松拢着，十分潇洒。大姐夫呢，年轻火力壮，只穿着小棉袄，直打喷嚏，而连说不冷。鞭声先起，清脆紧张，一会儿便火花急溅，响成一片。儿子放单响的麻雷子，父亲放双响的二踢脚，间隔停匀，有板有眼：噼啪噼啪，咚；噼啪噼啪，咚——当！这样一放完，父子相视微笑，都觉得放炮的技巧九城第一……（《正红旗下》第一节。）再一个不同就是，金庸的调侃幽默，主要是以对话来实现的，说话人装疯卖傻，半疯半傻，真疯真傻，说着说着，我们就忍俊不禁了。 钱钟书的调侃幽默，又主要以无所不在的作者叙述语言来实现，在交代人物、事情的过程中，比类联想，把风马牛不相及的双方强行扭在一起，制造错位、突兀的惊奇效应，达到逗笑读者的目的。 老舍的幽默则圆融含混一些，不像前者那样锋芒毕露、一目了然，在仿佛漫不经心的风物描写里，把一种本该正常的状态，稍稍引歪了，突出它们不同寻常的方面，有时连自已（“我”）和身边的亲人都肯调侃一气、挖苦一气，拿他们所干的一些事，从中看出性情上的“怪异”荒诞。 钱钟书和金庸，是舍不得如此付出的，而由于二者的调侃、讽刺，对外不对内、对人不对己，如善于自保的李敖，太过聪明、自负，就难得对自我（个体）存在的悲剧，作出曹雪芹那样的深度或本体意义上的追问与反思。 老舍的命笔方式，应该比钱钟书和金庸优裕，本来很容易就能达到一定深度，但是他的不足比之金、钱又不同，精神、思想里“现实”成分过多，笔头穿走于形而下的具象世界，缺乏《红楼梦》那样的形而上的混沌、苍茫感，也不及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深度，就相对地“小气”了。 好在，《红楼梦》仅此一部，鲁迅的思想、精神，也主要不在小说作品里，老舍那些相对“小气”的小说，因为他对底层生活的熟悉和原生态体验与史家的洞识力，的确给了他的人物以生命的“原色和质感”，其魅力和艺术价值，仍是首屈一指的。 第四章 老舍的文学贡献 杨义曾在《老舍与二十世纪文学》里总结说，老舍贡献出一系列的杰作已经很了不起了，连同这些，他还贡献了一系列具有大家风范的艺术法则。 其一是老舍作品蕴涵的文化学。从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始，他就把众生相摆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大视野中进行剖析，为民族性格里庸俗、怯懦而苟且偷安的习气焦虑不已，以启蒙者的智者眼光，关注着民族性格的健康，在纵声大笑中，表露了忧郁的人文关怀。直到《四世同堂》时期，仍锲而不舍地剖析着存在于小胡同、大杂院中的层次丰富的文化“千层糕”，强调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的自我批判，警戒“泥古则失今，执今则阻来”，关注民族文化古往今来的文化生命。而北京平民生活，是带着他胎记的生活，他从这个胎记人生中，剖析着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 其二在于老舍作品蕴涵的小说学。他的作品不是设色浓重、油彩重叠的油画，也不甚追求宏伟苍劲的结构框架，往往轻松落笔、信马由缰，以敦厚本色的漫画笔调，勾勒出一幅幅滋味十足的燕京百态图，弥漫喧声笑语和煤烟气。其作品中可爱的世相，味道俗而不滥。如果说茅盾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政治，巴金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激情的话，那么，老舍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习俗。最老舍化的老舍作品中，习俗几乎是无所不在的非主人公的主人公，把习俗人格化，把人格习俗化，是老舍小说学的一大绝招。 老舍小说的另一绝活是语言学。“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初期白话来自口语、话本，杂以欧化翻译腔，以及书卷气十足的文言词。老舍的大本事就在，他把文学语言一下就扎到了北京老百姓的舌头根上，散发出浓郁的京味魅力，和带着他胎记的京味人生习俗，浑然一体，语言也是习俗，习俗也是语言，达到新文学的语言学的新境界。 难忘老舍式幽默，脱口而出，毫无修饰，本色自然。开始写作时，带着轻松心态，当是写着玩，当笑话写，后来笑里带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 把文化思考渗入幽默，遂使俗趣中含深思，调侃中洋溢诗情。 老舍的文学世界也是开放着的。他向世界开放，在伦敦就开始了写作；向多民族开放，本人来自满族下层。又具有主体性，脚踏实地，扎根于带有自己胎记的北京平凡人生，从中升华出属于自己的不抱残守缺、也不随波逐流的文化学、小说学、语言学。 第一章 八月二十三日殴打事件 老舍挨打的过程是惊心动魄的，参与的人各是什么表现？他为何选择自杀来结束一生？ 1966年8月23日，已经无班可上的老舍，为什么刚从医院出院，就急于去上班？他为什么三次受暴打？ 1964年3月24至4月28，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对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就写了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但在国内竟发表不了。这是第一个信号。他的笔越来越受到左的方面的压力。从数量看，1963年他发表短文40篇，1964年是10篇，1965年是9篇，1966年只有l篇了。 生活于村外小大概人一生中有许多“未卜先知”的征兆、细节，可能是会反复出现。 。只不过开始临来时，像离了你很远，你和它八杆子打不着，甚至直接参与进来，推波助澜，促成其事态的发展、恶化。 转来转去，哪一天却可能“碰着”“打着”你了，旁人在发动。曾经打过、整过、批过、附和过、诬陷过别人的，轮着自己时，和前人一样，也会有冤诉不出、不让诉、无处诉，如此，“莫须有”的罪名，谁也料不到哪一天就落在自己身上。那些不能早早出来既伸张、张扬法律正义，又伸张、张扬道德正义的人，就是我们常说的“麻木”者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者。 老舍有良知层面上的道德正义感，却缺少对法理层面上的法律正义的认识，以及维护勇气。在后一方面，即使现代文学史上思想最深刻的鲁迅，也存有很大漏洞与不及（参见蒋泥：《人何以“立”》，《文艺争鸣》2002年3期。）。毕竟作家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全了再搞创作，因此，我们在他20年代的作品《赵子日》、30年代的《大悲寺外》《猫城记》里，看到了三十多年后将会再次上演的年轻“暴民”的闹剧。 《赵子曰》里，校长被学生捆起来打，庶务员的耳朵也被他们钉在门框上。《猫城记》里的猫人，杀皇上杀家长，也杀教员。《大悲寺外》的主人公，是位极具博爱、牺牲精神的学监黄先生，却遭毒打，是那种蛮横的、因私的、恶意的、利用了群体集会时的盲从作恶的心理，来推进事态扩大化的攻击：“‘打他！’这是一个与手工教员最亲近的学友喊的……跟着，‘打！“打！’后面的全立起来。”三天后，他死在医院里。 对于他们的遭遇，尤其是黄先生的死，老舍是深切同情的，对学生的无知，也是带了道义上的谴责的，甚至让打死人的那位，一辈子不得安宁，事事失败，凡到他就要成功时，就受到灵魂的折磨，退缩了，毁了，把它当成是死者的“诅咒”，只好不干什么，生者住到死者黄先生墓边，“离他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现出了生者卑下、恶毒的可悲的天性，有一种因果报应的悲惨的意味。 作者不是把它们当作犯罪事情来处理，让作恶者得到法的公正警示和制裁，起码没有这样努力的意识，而仅停于道德层面上，无所启蒙、恶根尚在，难免就不再来。 且看1951年，老舍自己参加过的一次控诉“恶霸”的会。 那天，他到得相当早，已坐满了人，什么人都有，无分彼此地坐在一起。当大会开始，台上一个个宣布“恶霸”们的罪状时，台下全体就高喊：“打倒……”后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叫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大家中的一个。 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呢？恨仇敌……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这样，我上了一课，惊心动魄的一课。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这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我愿……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文章发表于1951年10月。参见《老舍文集》14卷，325-327页。）老舍本人遭到迫害，却是被指控为北京市原市长彭真的“同谋”了，而且，作为《北文艺》的主编，他对发表《海瑞罢官》负有责任，定了个“莫须有”的罪名，一直战战兢兢。1966年7月10日，首都各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支援越南反抗美国的战争大会，老舍出席，并坐在主席台上。这时，在这样的场合露面，在他已久违了。会后，他对同时参加大会的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巴金：《“最后的时刻”》。）这腔调在今天的人听来，显得很悲凉、凄惨、失气。 因此，林斤澜在《名著选读》中说：“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 1966年浩劫初起时，老舍就在写检讨、受批斗。批斗间隙、批斗之后，老舍对林斤澜说的还是艺术，特别是小说语言艺术，如：“语言就是脸皮。你看个别人，写了一辈子，也有影响，可没自己的面目。”林斤澜认为，这里的“个别人”指的是巴金、章靳以他们。 7月13日，老舍在家忽吐鲜血，被送进医院。未痊愈，他很牵挂外面的运动，就出了院。到8月21日，他憋不住了，曾愤愤说：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他们这么大的权力？又要死人啦，特别是那些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 对于死这样的重大行动，老舍早有揭示。屈原的“死节”，更是他心中伟大人格的范本。 但是人都逃不开他的环境与时代，有直道而行者，有委曲求全者，许多品节高尚之士，为表白清白人格，展示不辱气节，纷纷自杀，越到后来，老舍作品里人物自杀的心理强度越来越加大，从《老张的哲学》里的李静、《赵子曰》里的李景纯，到《猫城记》里的大鹰，《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茶馆》里的王利发等，其死都带了为自己信仰和人格进行“身谏”、殉难的性质，具有了宗教精神，成了老舍自己自杀的“预演”。 在他曾为之讴歌过的“三反”、“五反”中，有位朋友受诬陷，辩解无门，跳入护城河自杀，人们纷说他不该出此下策，老舍却认为这也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想不到，他也会走这条路，成了“文革”中文化界最早的受害致死者！并且，其受害方式，也是靠了1951年那种群众集会，无限度地上纲上线，毫无法律上的根据，人人在喊打，真就打着了。 8月23日，已经无班可上，老舍刚出院，却去上班了。文联大院里贴满大字报，出出进进的人神秘而慌乱，透着异样。老舍在办公室拼命吸烟。中午该回家了，没见着司机。 下午，北京市文联会议室正在开会学习，一群红卫兵，是那整整一代在疯狂中迷失了方向的、不再读书的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他们多年练旧戏，现在觉得应比旁人更有责任执行**指示。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将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戏装、道具等“四旧”拿出来烧掉。当天他们决定去安定门外成贤街国子监大院孔庙焚烧京戏戏装——他们误以为，自己的破坏性运动，会净化党和国家——但觉得还该拉几个文化局的领导去批斗，就闯进文联，文化局本和文联隔不远，又想起要拉几个名人去陪斗。就闯进来，拿着名单唱名，叫到的人，赶快出去到广场上站队，随即往他脖颈上挂块牌子。凡是挂上牌子的，就算是“金榜题名”，进入牛鬼蛇神的“行列”。这时人们才领悟到，原来这就是造反派在造封、资、修的反了。不由分说，被叫的人一个一个出去，弯着腰，在大太阳底下撅着屁股排成队。只听有人大声逐个地问，问后就把一张黄纸用浆糊贴在被问者背上。 这时，屋里就剩下老舍和端木蕻良两个人没叫到。端木蕻良虽然知道文联有个后门，可以从那儿溜走，但他又想，没等溜掉就会被造反派抓回来，再加上一层“破坏革命”的罪名，还不知会有什么后果呢，莫如挺着脖子挨刀吧。老舍很镇定，背着手从窗子往外看。 这时，学生看见了他们，叫他们出去，老舍先行，端木蕻良跟出。造反派命令他们排入队伍，和大家一样猫着腰，作出等着挨打的姿式。接着，便有人在他们背上刷厚厚的浆糊，把事先准备好的、上面写着姓名、职务和工资数目的黄纸，一下贴到背上。 上车去陪斗的牛鬼蛇神中，本没有老舍。但他看到萧军等三十多人被学生装上车，便从人群中站了出去。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学生一眼认出他，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老舍就成了他们的俘虏。 他们像一群发往西伯利亚的囚徒一样赶上一辆没篷的大卡车，旁边围着很多造反派，趁着上汽车不能作任何防御的时候，劈头盖脸地向他们打来，有的用皮带，有的用木棍，真是“乱箭齐发”。挨打的只有用手护着头部的份儿，其他什么也看不清，只听到口号和打人声混在一起。 乱哄哄爬上去，车上很挤，天特别热，好不容易车颠颠簸簸地开了，尽管站不住，但因挤也摔不倒。 卡车在哄叫口号声中停下，他们又在乱棍齐下中赶下车，被带到一个广场上，围成圈儿，然后全都“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圈子中间堆着几十箱精工绣成的戏装，被点燃，火星四溅。革命对象个个汗流浃背，灰尘满面。 不一会儿，有一个孩子的声音问：“哪个是老舍？”“不知道！”“你们天天在一起，怎么会不知道？快说！”“我们都脸朝地，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会知道？”另一个声音则说：“他有病，经不起打。” 广场上已有一二百个学生，主要是绒线胡同女八中的学生，她们一边焚烧京剧戏装，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是当时干部子弟的特别标志之一。），拷打“黑帮”。“黑帮”中有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张梦庚、张国础，北京市文联萧军、骆宾基，京剧演员苟惹生、白云生等。 一阵喧嚣，造反派又来了一批生力军，他们拿的不是皮带、木棍，而是京戏中皂隶们手执的黑红棍。 局势完全失控，成千上万的人拥来孔庙（文庙）。北京市副市长闻讯赶去，面对大火和狂热的学生，他无法搭救他们。 红卫兵也拉了文联图书馆的图书，准备烧，老舍对他们说：我老了，这是国家的文化，不要破坏它，如果愿意，把书拿走吧，千万不要烧。红卫兵却把书堆在大理石走廊上，浇上煤油，点了火，老舍发疯般去救，受到毒打，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块戏装上的白绸水袖替他包扎，水袖挂着血迹，后脑又渗着血。 傍晚时分，革委会的人见这么多人被毒打，出了人命负不起责任，就让先把老舍这样血压高的先接回去。他单独被押进他的主席办公室，交给他的女秘书。他蹒跚走进屋子，却不坐办公桌，也不坐沙发。而是背靠沙发扶手，蹲在地上，脸色苍白，皮肉搭拉。女秘书坐在窗下办公桌上写字。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和老舍说话，避免眼睛转过去看老舍。 先前，只要听说老舍过来，女秘书先把茉莉花茶用一两口开水沏在杯子里。等老舍进屋落座，立马兑上滚开水送到老舍手里。而前段时间，她就写过大字报，说老舍上海还有女人云云。 天渐渐黑了。忽然，齐声高叫。挤出几百个十四五岁的女红卫兵，闲逛的人们集合起来，惩罚起“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老舍也从自己的办公室给架出来，站在没有花的花坛上，两三个女红卫兵在叫喊。这些女红卫兵纽扣不齐，脑后散乱，比起白天的女中学生来，要次一等。老舍因系着水袖，引起注意。一个三十多岁的高个子喊道：革命小将们，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反革命黑帮分子老舍，他今天下午在批判会上非常不老实……老舍抬头来辩：我没有不老实，说话要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我不能胡编。 高个子没等他说完就起哄，几个学生冲上去，把他反剪了手，坐“喷气式”，高喊“打倒黑帮分子！”“老舍不低头就叫他灭亡！” 高个子进一步鼓动，让红卫兵开老舍的批斗会。但他们喊过全国通用的口号后，却批不起来。因为她们不知老舍是干什么的，是作家吗？作过什么？放过毒吗？放的什么毒？因而她们号召揭发，号召文联群众揭发，号召文联作家揭发，可惜叫不出一个名字来。眼见冷场即将来临，本着救场如救火、也是自救的精神，当场就有一位作家站起来，义愤填膺地批评老舍拿了美金，老舍很倔，双目圆睁，驳斥说：没有！我没有拿过美金！（参见杨沫：《风雨十年家国事》，《花城》1983年6期。）老舍一个四十多岁的同事则喊道：“我揭发，老舍拿美金，在解放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出卖给了美国……”‘林斤澜认为此人“又可怜，又可恶。……这个同事说这个话的第三天，廊道里出来一张大字报，揭发他本人抗美援朝时候出访东欧，当地一个出版商询问出书稿酬，要什么货币支付，他答道：‘美金”’同事的揭发，无异于让红卫兵得救，他们高呼打倒老舍，欢态可掬，不料老舍抖擞精神，两眼圆睁：“我有话说……我不但拿过美金，还拿过英镑，那是解放前，我靠这个生活……”老舍还居然列账目，说一九多少年，在英国，什么书，英镑多少。又说一九多少年，在美国，什么书店，多少美金。 群情爆炸，许多人喊起来，“老舍狡辩！”“老舍污蔑！”“老舍反攻倒算！”让他老实交代。人们热情高涨，押着推着老舍往前走，每走一步头被按一下，屁股上踢一脚，他步履维艰，一步三晃。红卫兵把他胳膊往后使劲背，又踢上一脚，老舍支撑不住，倒在地上。左右反剪着他的红卫兵又一人踢一脚，一手揪住他头发，近乎趴在地上的老舍的脸，苍白无色，痛苦抽搐着，汗水一道道流下，双腿在颤抖。67岁的老舍从一天的猥琐里挣扎出来，他奋不顾身了，呼叫：“我有话说……”“我没说完……”“我没有卖国，事情是这样……”红卫兵听不见了，发疯地跳起来，把他的头往地上猛压。 有人发现老舍胸前没挂牌子，觉得大逆不道。很快就有写着“反革命黑帮分子”几个字的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女红卫兵往老舍头上套。那牌子吊着根细铁丝，又短，匆忙中，勒着了耳朵，勒不下去，但还是拼命勒。支架老舍双手往上托铁丝，托出头顶，犹有余力，不知是收不住，还是没有收，老舍突然作了反抗，顽强地直起身，挺起脖子，撕心裂肺地喊：你们让我说什么！他猛转身，将黑木牌愤然砸出去，打在刚才对他又压又打的女红卫兵头上。 这举动惊呆了众人，等惊醒过来，院子里一片哗然，只听见“打打打”的声音，花坛上女红卫兵劈啪打过去，男红卫兵跳上花坛劈啪乱打。 老舍立刻矬下去，非跪，非蹲，是成团堆在地上。 台阶下的人都往上涌，乱成一片。不知谁搬来一张桌子，把老舍从人群里拖出来，拉到桌子上跪下。他的眼镜破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浑身是土，汗衫一条一条的撕挂着，鞋也剩了一只，头无力耷拉着。 红卫兵对着奄奄一息的老人厉声喝问：你打了红卫兵，知不知罪？ 老舍沉默许久，头无力地点两下。 把你的罪行写下来！ 纸笔摆开，老舍好会子才拿起笔，每写一笔都似乎付出了全身的力气，足足用了五分钟，才写出八个字，“我打了红卫兵老舍”。 写完，他目光呆滞，完全瘫倒在桌面上。 这时，林斤澜说，革委会副主任浩然当时的确怕老舍出事，他打了不少电话，声称这样的人物，若是打死了，大家不干净。最后找来两位警察，开来一辆吉普车。说老舍是“现行反革命”，打了红卫兵，那就别批斗他了，交给派出所法办。 警察上了花坛，一左一右，站在老舍身边，起了把红卫兵隔开的作用，可是全无表情，也无话说。老舍还堆在地上，警察不去碰，也不看，最后还是革委会的人和造反派耳语几句，让车开到台阶下，上去拽起老舍，也拽过警察的手，算是完成了交给专政机关的“手”续。 老舍起身还没有站稳，就对警察咧开肉皮，一笑。表面上看，这是皮笑肉不笑，可是叫人心里——这里得用一个北京土字：疹！ 一番争夺后，老舍被塞进汽车。红卫兵的拳头纷纷在车壳和车窗上敲打，尾随而去。在附近一个带四合院的派出所，那里跪着一溜“黑帮”，老舍被推进去，尾随而来的中学红卫兵们，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不听劝阻，举起无情的皮鞭，又轮番毒打，一直到深夜。 林斤澜回忆说：老舍在进门廊转角处，看骆宾基的大字报《谩骂决不是战斗》，看后不由得找人说说话。可是这些日子，人们见了他，或视而不见，或掉头不视，或“嗯”的一声算是打招呼，立即走开。林斤澜这时站在门口台阶旁边，一个没有花的花坛上，扭着身子活动筋骨。老舍也踅到花坛上。他要说话，问起林斤澜的冠心病。 到了中午，骄阳如火。七八个女红卫兵闯进会议室，欢叫一声。“学习”的走资派作家们赶紧让开。主持革委会工作的副主任浩然（正主任是个老病号）过来，叫女红卫兵出去，这里要锁门。女红卫兵不理，有说沙发是修正主义，有说躺上去革革命。浩然很生气，可也无法。他往外走，对着廊道大吼一声：“开会！！”吼罢，浩然走了。老舍原有专车接送，这天中午，司机罢车，不替开了。老舍只好到院子门口对面买了个烧饼。没有人搭理他，老舍的口型，像是哼着什么牌子曲，不过没有出声。下午三点左右，院子里沸沸扬扬起来。文联和文化局同在一个院子，文化局那边先叫喊，叫人名，叫口号，嘶哑声，轰隆声，拳脚皮肉碰撞，拥挤推搡踉跄。文联会议室这边“学习”的人们屏声静气，翻张耳朵。当文化局那边大声叫揪名旦苟慧生时，只见老舍站了起来，脸上抽搐，甩甩手，嘴里啧喷几声，走出五六步，回头，坐下，木然。忽然，文联这边两扇门打开，外面几条嗓子叫道：“出来，出来……” 老舍和大家鱼贯而出，毒日头里晒着。只见一群人围打萧军。萧军从小练拳棒，自称“短刀一把，双拳分厢，左来左挡，右来右捅……”女红卫兵扑将过去，摘下铜扣腰带，七手八脚，劈面乱打。萧军倒下了。作家管桦在人丛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本是经典语言，却不灵。好心人立即把管桦拽到人后。林斤澜说，文革中管桦全程没有被揪出来，完好无损，盖人缘不错，并且后面有靠山。有人把萧军从地上拉起来，要他认罪。萧军叉腿站定，叉手丹田，徐徐答道：“服打不服罪。”后来又用帆布大卡车揪一批人到“国子监”去。文联被揪的，第一名便是老舍，另还有骆宾基、端木蕻良、田蓝、金紫光、张季纯、江风等六人。 第二章 老舍自杀之谜 老舍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是自杀，为什么他死后腹中无水？1979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 艾笛来中国，对萧乾夫妇说，“那一年，本来诺贝尔文学奖已决定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但查明他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发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一年”是指哪一年？ 舍的长子舒乙说，老舍后来是被通知来接他的胡絮青弄回家的，挤在一辆三轮车内，凌晨才到。胡絮青为他清理伤口，血块把背心都粘住了，棉纱进了肉里，掀不开，需用棉花沾上热水，一点一点浸软了，再轻轻揭撕。胡絮青不敢哭，尽力说着话，浑身在颤动。他们谈了许多，是生与死的长谈，但他未对亲人直言。在他临行前，派出所有通知，早上须拿“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前去市文联报到。这，或许就是他走向死亡之路、决不再去受辱的直接由头。 第二天，8月24日，他按时去“上班”，出门前，把3岁的小孙女唤到身前，俯下去，拉着她手，慢慢说：和爷爷说再——见——！ 他走了，但不是去文联，而是失踪了。 家人焦急万分，舒乙立即起草了一封信，直奔国务院接待站。一位负责的人听完他陈述后，接了信，说会立即报告。几小时后来了电话，说上面正派人在设法寻找。 8月25日，市文联电话通知舒乙去一趟，拿出一张纸来，写着：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让他立即到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去处理后事。 老舍的尸体，是晨间来湖边锻炼的一个演员发现也有说是几个小学生发现的，去湖边玩，看见里面漂了个东西，用石头砍，后来才看清是个人，叫了起来，公园的人报了案。其中一个亲眼目睹的小学生后来说，老舍脚上是栓了重物的，可能是从后湖的桥上跳下自杀的。也可能是他杀，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参见《在文学馆听讲座》第一辑《文学的使命》，85页。）在离岸十几步远的水面，有个人的后脑露出来。人们七手八脚，打捞上来（负责打捞的是北太平庄派出所副所长高长森。），见全身已冰凉，岸边有他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钢笔，口袋里有工作证，写了他的名字和职务。围观者哗然，给他盖上席子，以防日晒。整个上午和中午，这里人山人海。当天消息就传遍北京城外西北角。 他选这里作为自己的归去之地，是找他母亲来了。 多年以后，舒乙找到一张老北京地图，发现在旧城西北角，外面是太平湖，对应于城里，就是观音庵，是老舍做教授后，亲自给他母亲买的住地。 “当他丧失了一切（本书著者按：这种“丧失”，也包括他所熟悉、留恋的，那些没被战火摧毁，却被人为拆除、毁坏的北京旧城和不少文明古迹，以及随之荡然无存的老北束风习、文化、生活样式等。他的老朋友、著名建筑学家、学者柒思成、林徽因等人，就曾上书，希望保留老北京古城墙和一些历史文化古迹，但基本上都没有保住。几十年后，不少人为之惋惜不已。如果当时听取梁思成等专家们的建议，巧妙地把它们加以改造、利用，那将是多么功德无量的事啊！），而且他感受到人们把他抛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的归属应该是这儿，这儿有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把生命和性格传给他的唯一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参见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 据公园看门人的介绍，24日这位老人就一直在这里坐，从早到晚，都没有动。手里拿了一卷纸。25日清晨，湖面还飘浮着那些纸，打捞上来看时，却是**诗词，很工整，是老舍亲手抄写的。 也有说他是绝望了，创作困惑而绝望，没有了自由空间，红卫兵打人、“破四旧”，行为的意义同历史上的“焚书”一样，他无路可走。或说是太脆弱了，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没有经历任何风浪，没有吃过任何亏，暴雨一来，就没扛住。这两种说法都比较牵强。冰心则说，他自杀很可能因为脾气硬，受不得委屈，一直听的全是称赞的话，夸他的人很多，从来没有一个说他不好的。平时乐观，忽然受批斗，就受不了，觉得没什么可留恋的。并认为他一定会选择跳水，他小说里自杀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参见《在文学馆听讲座》第一辑《文学的使命》69-83页。）。 一个细节是，老舍的妻子胡絮青没被允许看他最后一面，她被通知去认尸，到达时，看见湖边地上一具尸体，盖着一张凉席，想揭开看看，不准，只准在尸体的脚上摸了摸。鞋袜是干的，没有水湿（参见梁实秋确知老舍死后所写的《忆老舍》。）。随后尸体被送去八宝山，匆匆火化，因为是“自杀”、是“反革命”，骨灰不得保留，和他父亲一样。 据火葬场工作人员说：全国政协常委一级的人，被这样“处理”掉的，他是第一位。 不过，这些细节又与浩然、林斤澜的见闻不太一致。因为浩然知道老舍沉湖后，曾给老舍家打电话，胡絮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林斤澜因此认为老舍之死，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表层的，也有深层的。把账算在革委会负责人浩然身上，是不公平的；不懂事的女红卫兵、“苦恣恶“的同事固然有责任，但他们都是引子。由整个文化大革命去负责吗？那也只能负一部分。林斤澜认为，浩然所说的他8月23日晚给胡絮青打电话，让她接他回去，胡絮青态度很不好，说她没办法接老舍。老舍死后，浩然又给胡絮青打电话，胡絮青态度仍很冷淡，林斤澜倾向于相信浩然的话。 此外，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过两岸文学座谈会，台湾作家姜穆先生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很可疑，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 舒乙先生不同意，举了五点理由，主要是说老舍作品里，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如《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钱太太，在丈夫被捕，儿子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后，一头碰死在儿子棺材上。《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折磨后，上吊而亡。《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老舍还在信中说，如果重庆被日本人攻下来，他不跑，他会跳嘉陵江。1987年2月18日，舒乙曾有机会访问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他和老舍是多年的老朋友，1957年被打成“右派”，思绪低落，“文革”初起，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8月初曾和夫人又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抬头看见老舍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老舍非常坦率，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马老人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老舍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什刹海离老舍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去，并不顺脚。看来老舍是专门去的。说明老舍已经做好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切准备。 舒乙说的固然都站得住，但姜穆的意见也并非全部无理，相反姜穆完全依据“科学”和常识进行判断。而舒乙说了那么多，哪一个也都不能解释为何老舍死后腹中无水、脚下无泥、鞋袜都在岸上这些疑点，尤其是第一条——除非老舍死后腹中的确有水，其他人没看清，或者不让看，因此记不清真实的情况。 总之，这是一个待解的谜。 一个“人民艺术家”，就这样最后以“自绝于人民”的罪名，走完他的人生之旅，没有留一句遗言，成为那场持续10年之久的大灾难的第一批遇难者中的一个。到1978年，才得平反，“恢复名誉”。 可是，有些东西是“恢复”不了的。如他不能写作计划里的三部历史小说……翻译家文洁若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透露：沈从文于1988年去世后，把他的作品译成瑞典文的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在悼念文章中写道：“1988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最有力的候选人。”（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一位真诚、正直、勇敢、热情的长者》，见《长江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关于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消息，至今未见诸文字，但我认为是可信的。 1978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艾笛由于研究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开始和他通信。转年初春，她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当时我们住在天坛南门东二楼六单元303室。萧乾于三月间拿到一纸改正书，社会活动多起来了。所以艾笛女士光临舍下之际，我特地回家来帮忙照料，招待远客。 萧乾事先提醒我，要多听少说，不要插嘴，免得打断他们的思路。不知怎么一来，艾笛女士忽然把话题转到老舍差点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上。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发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 萧乾曾对我说，在一定的时候，沉默是一种深沉。他听了艾笛女士这番话，没做出反应，我在一旁听了，也没敢吱声。倘若我立即惊喜地刨根问底，说不定会让这位初次见面的外宾瞧不起，心想：原来中国人眼巴巴地就盼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连没到手的，也会使他们如此兴奋。 然而我情不自禁地将此事告诉了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当时她的办公室和我的只隔一个门，并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老舍之死是最令中外各界人士震撼之事。早在1966年10月1日香港发行的英文报纸《香港星报》就报道了。1967年，日本作家水上勉写下了《蟋蟀葫芦》，悼念老舍。瑞典于1950年就和中国建交了，在北京设有驻华使馆。 我不相信，迟至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的“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 我平生与老舍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跟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的诗人方殷与师大女附中的一位资深女教师结婚，婚礼在该校的大礼堂举行。我到得早，瞧见老舍从驶入操场的一辆小卧车中走下来。他大概前不久才从美国回来，西服革履，举止潇洒。作为主婚人，他就着一对新人是“大男大女”这个问题讲了一通，幽默风趣，台下的女生从头笑到尾，气氛极为热烈。 第二次是1965年5月，我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回国后，在文联礼堂做报告。刘白羽先发言，讲得面面俱到。轮到老舍时，他不紧不慢地说：“该讲的，白羽同志全讲了。我来点儿大会花絮吧。” 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1950年9月参加工作以来，我还没听过如此生动的报告。我记了详细的笔记，可惜在文革“打砸抢”中，随着家中的一切，荡然无存了的。我想，像老舍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富于特色的作家，是不甘心跟在旁人后面照本宣科的，所以有此即兴发挥。而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扼杀个性，扼杀特色。 中国不是没有像老舍这样的世界级的作家，可惜被“四人帮”及其爪牙逼得走上了绝路。这个悲剧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2003年5月初稿， 2006年9月修订，11月16日再订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