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无岸》 第1节 1 火车在沪宁线上由西向东行驶，时间是1991年11月19日。这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艰难的旅行，走走停停，已经走了十年，而且还要继续走下去，仿佛这旅行是在兜圈子，永无尽头。 这次旅行的起点是安徽省马鞍山市，目的地是深圳。深圳太出名了，前面不需要冠某某省，后面不需要加上“市”，深圳就是深圳，说深圳谁都知道，不象说马鞍山，前面非得加上安徽省，否则别人还真不知道你说的是香港的马鞍山还是东北的马鞍山；后面的“市”更重要，有了这个“市”，马鞍山就能与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平起平坐，他们不都是叫“市”吗？“市”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阿q名字前面的那个“赵”姓，有了这个“赵”，一贫如洗的阿q就可以和赵老太爷攀上亲了。 往上攀是人的天性，扪心自问，我们谁不想往上攀？刚开始是姑娘们喜欢傍大款，后来发展到小伙子喜欢傍富婆，现在您看看，连政府官员都要傍大企业家。事实上，现在不仅人喜欢往上攀，凡是活着的东西它都喜欢往上攀，就说现在我搭乘的这辆火车吧，放着现成的皖赣线近道不走，偏要道上海杭州这些有钱的大城市里转一圈，沾点财气才肯上路，与旧时拉车的牲口差不了多少，势利得很！ 火车的势利让我生气。由于火车的嫌贫爱富，害得我非得跟着它先从南京到上海，再从上海到杭州，又从杭州经南昌到株洲，最后才从株洲沿京广线南下，十足走了个“之”字形，费时费事费钱，少慢差费，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精神，同时也预示着我此次旅行的不顺。如果火车不势利，它就可以走皖赣线，我就可以直接在马鞍山上车，火车穿越皖南大地，直插鹰潭，既快又省。如果那样，我就可以在家吃完晚饭再出门，至少可以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多待半天，而且他们还可以直接把我送上火车，多好！ 生气归生气，旅行还得继续，我犯不着与火车这样的家伙赌气。好在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上车就能睡觉，睡着了也就自然不生气了。以前我与同事一起出差时，他们总是羡慕我，甚至有人还正儿八经地向我讨教上车就睡的秘诀，我想了半天，说：小时候我妈忙，没空抱我，于是将我放在摇篮里摇，一摇一晃，轰隆轰隆，跟火车上差不多，所以现在上火车就能睡着了。过年的时候老母亲来，我恭恭敬敬地敬老人家酒，感谢她给我养成了这个好习惯。母亲恍惚，说不对，你小时候哪里有什么摇篮给你睡呀。我说那我为什么现在一上火车就能睡着，而别人却睡不着？母亲想了半天，说：这个呀，那时候我们家住在二场站，整天火车来来往往，从小就习惯了。母亲不会新名词，如果她会，她一定会说到“胎教”。 “胎教”虽好，但我今天可能难入睡。刚刚要睡着时，就被一个卖杂志的吵醒。卖杂志的在叫：“哎，看了看了，请看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的自白。”我一听就知道是骗人的，上次出差，好像也是这个人，或者是一个与他差不多的人，也是这样喊：“哎，看了看了，看江青为什么自杀，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我当时抵不住诱惑，买了一本，但从头看到尾，也没看到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退杂志是不可能的，火车早跑几百里了。 其实，睡不着的主要原因是我心里有事。 这次旅行是我精心策划的。本来审稿会是在武汉开的，从哪里到武汉都近，再说出版社就在武汉工业大学里面，在武汉开这个审稿会天经地义。但我不想去武汉开，我想将会址迁到深圳，这样我就可以冠冕堂皇地以出差的方式去一趟深圳，如果在深圳找到合适的单位，干脆就不回来了。为达此目的，我串通了南方新型建材厂的谢厂长，鼓动他为会议提供方便，并反复讲解了此举对他们厂及他本人的意义，最后，谢厂长被我说动心了，表示愿意出钱出力，这才最终促成了会议的南迁。 “这位同志你是工程师吧？” 我正在想着心思，对铺的汉子突然对我说。我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一口就说我是工程师，而不说我是军人或警察？其实从外表上看我更像军人或警察。我没戴眼镜，一点没有知识分子的外在特征，想当年找对象时，就因为自己一点不像知识分子，还被一个崇拜陈景润的女孩当面拒绝过，我清楚地记得，女孩忿忿不平地对介绍人说：“哼！还说是知识分子呢，别骗我了，你以为我傻？他要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戴眼镜？” 我今天仍然没有戴眼镜，这位大哥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工程师，并且不说我是医生或教师呢？神了。 “何以见得？”我问。 “跑得多了，看人总有个八九不离十。”中年汉子很自信。 “那你能不能再看具体点？”我的好奇新被调动起来。 中年汉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下我，说：“你应该是研究所的。” 我心里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会看相，因为我确实是设计院的，并且设计院从去年开始决定紧跟形势，正式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改为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虽然只加了两个字，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任何改变，但听起来大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位中年汉子说我是研究所的，与研究院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再仔细一想，应该说中年汉子说的完全正确，我确实是研究所的。以前我们是设计院情报室，自从设计院改成设计研究院之后，我们情报室也水涨船高，从室升格为所，所以，我现在的完整身份应该是设计研究院情报研究所的工程师，一点没错！ “你真会看相？”我问，态度也明显变地友好起来。 中年汉子笑了，没说会，也没说不会。 “能不能替我看看？”我进一步要求道。其实我是不信这些东西的，但人在面临一个重大决策时往往会宁可信一点，就当是参考一下吧，况且这位老兄能看得这么准。 “你要看什么呢？”汉子问。 “看看我这次出去运气怎么样？”我实话实说，就像是当时的病人对当时的医生。 中年汉子又认认真真看了看我，再让我伸出左手里外翻看了半天。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引起上面几个铺位的旅客们的好奇，这些人完全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一切，纷纷用身体或眼神向中年汉子靠过来。中年汉子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因此也就更加卖力起来，仿佛正在做一项伟大的测试，而我就是实验品，但我是完全志愿的，没人强迫我。 “你这次旅途很长啊。”中年汉子说。 “是，是，是很长。”我必须配合他，而配合的最佳方式是鼓励他。 “你运气不错，”他说，“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 “对，对，对。”我说。 “贵人相助”这句话我是听过的，前几年看过一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就有这句话。从我已经走过的这些年来看，确实是每每在关键时刻确实有人帮我。就说这次南下吧，我人还没动，那边至少已经有两条半路子在等我了。第一条是张一民，我的同学加同事，他说他在深圳等我；第二条是郑康平，直接就是大老板，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但我手里既有尚方宝剑又有敲门砖，不怕他不热情；至于那半条路嘛，是石大哥，虽说只是在飞机上偶尔认识的，但我对深圳早就有心，所以回来后特意给他寄去一斤上好的绿茶，他收到后还给我写了回信，明确表示欢迎我来深圳玩，虽说这种萍水相逢的关系并不可靠，但算作半条路是可以的，关键时刻好过没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单纯是为了求财我劝你别抱太大希望。”中年汉子给我泼了一瓢凉水。 “为什么？”我有点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为了钱我离开设计院干什么？说实话，我想着去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钱。前面说了，我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不仅我在设计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设计院工作，夫妻俩一个单位，我在情报所，她在自控所。包括复用二底图在内，她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张甲a图纸，相当能战斗了。而我当时已经是“高产作家”，情报室规定每人每年的编写或翻译量为六万字，我实打实要完成几十万字。就这样，夫妻俩合起来还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资一百二十五元，她也是，加起来正好二百五。“二百五”在我们那里是骂人的话，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个人能拿这个不吉利数，我就不会想着“下海”了，不想着“下海”我就不会有今天这趟旅行了。 当时我那个小家庭是四个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还有儿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还要领工资，刚开始是四十五，后来涨到五十，当时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穷则思变，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篇文稿见刊，至今我的家中还保留几十本《钢铁》、《耐火材料》、《工业炉》及安徽、江苏、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杂志，上面有我的“大作”。后来觉得投稿不过瘾了，干脆写书，日以继夜地干了三个月，每天七页稿纸，我写她抄，用标准的绘图仿宋体抄七页也不比我轻松多少。拿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银行汇过来的两千多元稿费，我们夫妻二人加上儿子和保姆，将钱摊了满满一地，充分享受一把电影“百万英磅”中亨利亚当的喜悦。 但这种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彻底改变经济状况，惟有“下海”。那时候我们那里流行一个说法，说“一等公民漂洋过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这种流行说法有点类似于古代的儿童歌谣，有时不失预见性。那时还没有“下岗”这一说，报上甚至还不敢说中国有“失业”，只是闪烁其辞地说“待业”，可见“等待安排”就很有预见性。受这种有预见性的“歌谣”的鼓惑，我蠢蠢欲动，每天高度紧张地关注有关特区那边的一切消息。恰好在这时候，我的好朋友张一民下海去深圳了，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使我下定了决心。“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是马命，总是要跑的，不跑反而会把你憋死，迟跑不如早跑。”中年汉子说。 我听了这最后一番话如坠入云里雾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几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这样，一是从来都不把话说死，总是留有余地；二是同一番话能有多种解释。现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实和当前的股评人士差不多，怎么听都有道理，什么结果他都不算错。但那时候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决心已下，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既然我是马命，那就注定要不断地跑。 后来的发展证明，中年汉子还真说得对，至少大部分是对的。 第2节 2 车到广州，我没出站，直接转车去东莞，谢厂长的公司在东莞，我们的审稿会实际上是在东莞开，开完会之后再去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参观。我鼓动会议在东莞召开最后之所以得以成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对大多数与会者起了作用，如果当时只安排在东莞开会，而不安排去深圳参观，是不会得到那么多人一致响应的。对我来说，关键是那张“边防证”，我当时把边防证看得很神圣，认为没有它我是绝对去不了深圳的，而得到它必须要经过单位保卫处，不是开会单位保卫处是绝对不会给我行这个方便的，在设计院，保卫处的人平常没有地位，现在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能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哪能轻易放过？所以，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行方便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窗口”参观结束后就自由活动了。我的活动首先是找张一民。 张一民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而且都在乐队，关系不错，闹地震那年，他家没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后来由于上山下乡我们各奔东西，恢复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学一方，谁知四年后，居然又分配到同一个设计院，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 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进行的，好像院里没几个人知道。我偷偷地帮他搞到机票，又用自行车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电影《地道战》里鬼子偷偷地进村，又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送战友。临别时，张一民说：我在深圳等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修过心理学，但这句话说得很到位，确实是我最最想听的话。 那时候我也想过漂洋过海去当一等公民，于是在英语上很下了点功夫。我发现学英语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过程，当时《美国之音》向中国学习美国英语的年轻人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美国是个大熔炉”。美国是不是一个大熔炉我不知道，但深圳肯定是个小熔炉，她首先就将张一民给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我”的张一民，他冷淡得让我吃惊，连顿饭都没请我吃！当我提出要他为我先安排个住处时，把他吓傻了，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幸好我有退路，这个“退路”就是郑康平。 前面说过，郑康平我并不认识，不认识没关系，邓工认识。邓工是我们院相对年轻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进的设计院，但我们之间这十年是个断层，所以我们并不遥远。邓工脾气不太好，并且他认为脾气不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经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赏，但自我欣赏多了别人就不怎么欣赏，如此一来，邓工在院里总体上说就表现为不得志。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两年我就不干了，去深圳，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圳当大老板。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为我高度关注着有关深圳这边的一切情况。 我开始与邓工套近乎。邓工以前曾搞过一个三相电弧炉改造项目，项目是搞成了，但并没有引起院里面的重视，这自然又引发邓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时候我要靠稿费补贴家用，正好要写一篇关于钢铁行业节能方面的文章，于是就把他这个项目写进去了。捧着撒发着油墨香的《冶金节能》，邓工的“耿直”发挥到了极点，大声说：“这就叫墙里开花墙外香！” “耿直”够了之后，才发现作者就是墙里的同事。于是邓工拉着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邓工说，郑康平夫妇是他大学同班同学，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文革中被整得够呛，连女朋友都差一点吹了。邓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干部，并且很讲义气，在郑康平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很大帮助与鼓励。改革开放后，郑康平的海外关系反而成了资本，现在由他舅舅投资，在深圳搞了一家钢格板公司，郑康平出任总经理，发了。郑没有忘记邓工，多次写信或打电话邀请邓工来深圳共谋发展，邓工一直没去，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故意“翘”，他对我说了真心话：等混上高级职称就去。 我等不及高级职称了，我愿意去。耿直的人往往也确实很义气，邓工拍了拍胸脯，说：老兄的事情我邓某人包了。话虽然这么说，但是为了万无一失，我还是用自己擅长的方法作了必要的铺垫，具体做法就是在《冶金参考》上赶发了一篇“钢格板占据工程材料新领域”的文章，一方面为郑康平做一次免费的广告，卖个人情给他，另一方面也避免他将来会以我对钢格板一窍不通来拒绝我。这时候，江苏一个乡镇企业恰好孝敬给我一条红塔山香烟，我立刻充当二传手，借花献佛，拿去孝敬邓工。邓工的老婆看着有人送来高级香烟，顿时觉得自己的丈夫在设计院出人头地了，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带着这个好心情，借着红塔山的天高云淡，邓工认认真真地写了三张纸，把我说的无可挑剔。有了这三张纸做尚方宝剑，再加上那篇文章做我的敲门砖，我有理由踌躇满志。 离开张一民，我去见郑康平，左手拿着敲门砖，右手握住尚方宝剑。但不知是郑康平怕敲门砖还是怕尚方宝剑，反正他是吓得不敢见我。不见我没关系，我可以坐在小厅里面等，一直等到下午两点了，我也拿出“耿直”的劲来，趁人不注意直接闯进去。郑康平确实很忙，我闯进去时他正在做百忙之后的短暂睡眠。 “郑总您好！” 郑康平醒了，马上在大班椅子上坐直。“马鞍山院的邓工让我来看看你。”我说。 “噢，好好。老邓呀，邓庆生。” 我很高兴，郑总果然记得邓工，说明邓工没吹牛。 “这是邓工让我带给你的信。”我双手递上那封信，并且又敬上一盒宜兴紫砂茶壶，说这也是邓工让我带给他的。 郑康平对茶壶似乎不感兴趣，接过去，嘴里说了声谢谢，就摆在了一边。对茶壶不感兴趣我不在乎，关键是对信，他对邓工的信也不感兴趣，连拆都没拆就放到了一边。我急了，说郑总您还是看看信吧。我只能这么说，我跟这个郑康平初次见面，不能自己吹自己，在可能的情况下，由别人吹自己总好过自己吹自己。 郑康平在我的催促下勉强地看看几眼邓工花了大力气写的那封信，然后又把它丢在一边，说以后再看吧。 “您最好现在看。”我强忍着气愤，但还是有点急了。 “为什么？”他不解地问。 “因为这是一分关于我的推荐信。” “推荐信？推荐什么？” “推荐我到您这里工作呀。”我说。 “到我这来工作？谁说我这里要人了？” 这下好了，既然是推荐信，那就更不用看了。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委屈，几乎就要发作了，我这么远赶来，等了几个小时，拿了你同学的推荐信，还自己搭上一份礼品，连杯水都没喝，客气话都没说一句。 “这么说是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了？”我说。 “我这里根本就不缺人，不但不缺人，我还要炒掉几个人呢！” “那好，”我说，“把紫砂茶壶还给我，这不是邓工给你的，是我买的。” “好好，”他说，“拿去，赶紧拿走。” 第3节 3 不出半天，两条半路就断了两条，并且遭受了莫大的屈辱。我非常气愤，心里想：张一民郑康平，你们等着！ 生气没用，人还要活，路还要走，旅行还得继续。下楼之后我先买了份盒饭，然后想着怎么办。办法总是有的，不是还有半条路吗？人在走投无路时脸皮会变厚。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石大哥打过去一个电话。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两次了，再多一次也无所谓。我相信那个中年汉子的话，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帮我的，现在看来这个贵人只能是石大哥了。 石大哥接到我的电话，说：我太忙了，没办法过来接你，你自己做几路几路中巴，到什么什么地方下车，来永安商场找我。我简直就是喜不自禁，马上拖上行李，按他指定的路线挤上中巴，走了很远很远，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了位于蛇口太子路的永安商场。那时候深南大道正在修建，行车特慢，南油大道根本没有，中巴在南头里面七弯八拐，头都转晕了，从罗湖到蛇口足足花了两个半小时。当我找到石大哥时，已经五点多，他正在指挥装车，听见我喊他，马上过来打招呼，并且掏出大哥大指示老婆晚上加两个菜，有客人。那一刻我差点就流出眼泪，像老电影里失散多年的红军终于重新找到了党的感觉。 晚上虽然我只能睡地铺，但感觉特温暖。我将从郑康平那里要回来的礼品送给石大哥，并且向石大哥申请用一下电话，跟老婆报了个平安。 第二天石大哥照例要上班，他给我找了辆自行车，说：你自己骑车转转，找工作的事急不得。 我比石大哥想象的要顺利，当天上午就找到了工作。那天我从石大哥家出来，骑了自行车没走多远就碰到一家工厂，对看门的说找工作，他说你找错了，是那边的恒基实业招聘工程师。我按他指的方向沿南山脚下从东向西走一百米。对骑车的我来说也就是上车下车两个动作。接待我的是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干部，胸前戴了个工牌，上面写着“副经理”，我亮出随身带来的一大堆红色证书，他眼睛当场发亮，说：你等一下。转身闪进去了。 副经理领我来见秦老板时，他正在埋头看我那一大堆证书。说来好笑，那一堆证书中的绝大多数是各种论文的获奖证书，诸如“优秀论文奖”之类，没想到今天起了这么大的作用。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做假证的事，这一大堆的论文、著作、学历证明、获奖证书着实让香港老板秦春泉先生大开眼界，他确信发现了真正的人才。秦老板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么有成就干吗还要到我这里来？我当然不能说是生活所迫，觉得那样说怪丢人的，于是说：在我们那里，谁干得好谁麻烦就多。秦老板好像很同意我的观点，非常认同地点点头，然后用我听不懂的话对那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副经理说了一串什么，副经理将桌子上那一大堆证书收在一起，抱在手里把我领进一间看上去像老板办公室的房间，安排我在沙发上坐下，把那些证书还给我，说：你等一下，老板还要找你谈谈。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副经理也是会笑的。 我在傻等着，但感觉自己已经被录用了，否则还要找我谈什么，干脆打发走算了。 过了一会儿，秦老板进来了。他是一阵风似地进来的，脸上笑嘻嘻的，整个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他一边走进来一边笑嘻嘻地与我打招呼，仿佛是对老朋友。他用带有浓重方言的“普通话”喊我：灯辣阿。我知道他这是友好的表示，但我不知该怎样答话，只好欠身点头加傻笑。这时候他已经坐到他的大班台上，用更加标准一点的普通话一边招手一边对我说：来来来，上来坐。我就从沙发上彻底站起来，坐到他对面的围椅上。围椅显然是专门留给接受老板谈话的人坐的，而且只有一张，看来老板喜欢找人单独谈话。单独被领导或上司召见谈话的经历我还是有的，所以并不怯场，只是心里告戒自己：注意，言多必失！但秦老板并没有给我失言的机会，他只是告诉我：人工你不用操心，你把事情做好就行了，人工是我考虑的事。另外，不好意思，你必须与工人一起吃，所以伙食相当差，不知你能不能受得了。没等我回答，他又说：你先吃了再说，等以后你们北方人多了，公司再统一解决。我没说话，还是在傻笑。说实话，他虽然用了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我还是好多地方听不懂，比如“人工”，再比如为什么说我是“北方人”，但此时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伙食到底差到什么程度，难道比我当年上山下乡在建设兵团连续吃几个月咸萝卜樱子还差？也未必不可能。这里是资本家的工厂。我想起了万恶的旧社会，想起天津三条石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情景。我想不管怎么样，先干了再说，就当是了解生活丰富阅历。我说没关系，我吃得苦。秦老板笑了，笑得比刚才更灿烂。他笑着抓起了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又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放下电话，仍然对我笑，也像我刚才那样傻笑，笑得蛮天真，使我怀疑这就是香港的大老板。 这时候，副经理又进来了，对秦老板不知说了句什么，然后笑着对我说：“丁先生，请吃饭去吧。”边说还边做着请的手势。 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称我为“先生”，由于我的姓名一共只有两个极简单的字，所以熟人对我都直呼其名，合作单位的人一般都喊“丁工”，从来没被称为“先生”的。我看看秦老板，意思是说秦老板是不是一起去。虽然没说话，秦老板还是准确地理解了我的意思，他笑着示意让我自己去。副经理将我领到楼下，来到主厂房的旁边的一个临时性建筑食堂，变戏法般地拿出一个带活动把子的不锈钢饭盒，递给我，说：“那边有水龙头，洗洗，从后面排队就行了。”我问：“不用饭票？”他笑笑，说不用。 食堂不大，比我们学校的小多了，甚至比我们设计院食堂都小，差不多与上山下乡时我们连队食堂一般大，但那时候我们连队在食堂就餐人员只有三十多人，而这里面挤了少说也有三百人，满满的，全部在排队，没人在吃饭。仔细一看，才发现食堂有一个后门，打完饭之后工人从后门出去了。 我老老实实地挤到最后，一步一步地机械地跟着队伍往前移动。周围的男男女女不时地有人看我一眼，但看得时间很短，只要我一回眼他们马上就躲开。个别长相较好的女工在眼光躲开之后又对着同伴的耳朵嘀咕了两三秒钟，然后她们一起放声大笑，其中一个还做出要打另一个的样子。我知道她们肯定是在说我，所以尽可能目不斜视，面上露出极微弱地微笑。 快到窗口时，我才看清，员工在这里排队其实只是打菜，每人一荤两素，打完菜后迅速向后门走去，那里有饭和汤，打饭和打汤实行按需分配，吃多少打多少，没想到这小小的员工食堂居然还部分实现了共产主义。轮到我时，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肴，一下子竟愣在那里，不知该点什么菜。以前在食堂吃饭，窗口前面都有一块黑板，标明什么什么菜，多少多少价钱，习惯了，今天猛一遇见这么多没名没姓没价钱的菜，还真有点不知所措。窗口里面的小伙子非常友善地看着我，笑着问：“你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尽管他将丁说成是“灯”，但我还是听清了他的意思，赶紧大幅度地点点头，同时心里纳闷：我是主管？主管是什么头衔？管什么？老板还没明确告诉是否录用我，就由食堂的厨工来宣布我的职位，看来资本主义的管理才真正体现工人(厨工)当家作主。“老板说了，”小伙子说，“你随便点，要吃什么点什么。” 我怕妨碍后面的人，来不及细想，就随便点了三个菜，记得好像是半片红烧猪脚、一条油炸非洲鲫鱼和一份空心菜。这就是秦老板一再向我解释并表示歉意的“相当差”的伙食！说实话，比我在家里吃的好多了。事实上，如果我在家里有这么“相当差”的伙食，我可能就不来深圳了。在家里时，院里逢年过节发点荤，我和妻子总是像宝贝一样藏在冷冻柜里，需要改善伙食时，取出来如劈柴一般砍点下来，配点青椒炒个菜，一家四口像过年。当然，好菜也是会买的，比如买条小桂鱼，但那是专门给儿子补钙的，我和妻子是万万动不得的，如果我们要动，那也必须给保姆吃，而那条小鱼还不够保姆一个人吃。 吃着这“相当差”的菜，我只有一个想法：要是老婆孩子也能吃上就好了！这样想着，我的眼前就浮现了儿子吃榨菜的模样。眼泪滴到了碗里。 秦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道理的。秦老板、副经理还有几个香港师傅他们吃小灶，单说那道汤，听说就加了各种参料，比香港的阿二靓汤还地道。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吃的确实是相当相当差。刚才我在秦老板的办公室里等他那段时间，秦老板正在与几个香港师傅交涉。秦老板主张我与他们一起吃小灶，几个香港师傅不同意，理由是：从今往后北方来的师傅越来越多，要是都跟了他们吃小灶怎么办？最后秦老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么不受任何限制。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陈秉章告诉我的。 吃过饭，副经理领我去安排宿舍。他们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秦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秦老板说过了，结果他们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资本主义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甚至有铁路，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他们叫写字楼)，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们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陈秉章戴副眼镜，看就是知识分子，一问，果然是电视大学毕业，在公司搞化验。陈秉章比我大两岁，学历虽不高，但阅历并不浅。他问我是那里人，我告诉他是马鞍山的，他马上就说他知道马鞍山，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背完这段语录，我对他一下子亲近许多。 陈秉章告诉我他是广州人，因为他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与秦老板认识，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谋得这个差使。 “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秦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文革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他的电镀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定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秦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地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秦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说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啊，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千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并且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说：“先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给我们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唠，”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模一样拿两三万一月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其实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秦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地找石大哥报喜去了。 第4节 4 石大哥对我这么快就找到工作非常惊奇，问我是哪里，我告诉他是山脚下工业四路顶头的恒基实业，他更高兴，说：那是一家相当不错的港资厂，很难进的，听说老板只要他们潮洲人，外省人一律不收的。 “安排你做什么？”石大哥问。 “好像是主管。”我说。 “主管？”石大哥问。 “是的，”我说，“但不知具体管什么。” “主管是公司的第三把手，”石大哥说，“除了老板和那个副经理，就你官大了？” “工钱多少？”石大哥又问。 “好像是一两千吧，老板没跟我谈这个问题。”接着，我把陈秉章对我说的话讲给石大哥听。 石大哥说：“那个广州佬讲得对，香港人在这边工资一个月是两三万港币，而大陆的工程师每月确实只有一两千，没办法，是这样的。” 石大哥见我没说话，又安慰我，说：“不过你可能要高些，做主管的应该有两千。行了，比我高了，我才一千四呢，先干着吧。” 我见石大哥误解了，赶忙跟他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嫌少了，是觉得很多了。 石大哥看着我，认真地说：“你千万别这么说，跟老板没什么客气的。你绝不要说你在家只拿一百多，千万别说！这么远跑来，不就是想多挣两个吗？记住，跟老板别客气。” 石大哥如此严肃，由不得我不认真对待。 从石大哥那里回来，才三点多钟，我放下行李就去找秦老板，准备立即上手工作。秦老板没在，副经理告诉我，秦老板已经回香港了，要下个礼拜才过来。我问他我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他抬手看看表，想了一下，说：行，就算你从今天下午开始上班吧。那口气绝对是给我一个面子。想想自己以前在国营单位，上半个月报到拿一个月工资，下半个月报到，哪怕是三十一号报到，也拿半个月工资，绝不像这里具体到哪一天甚至精确到上午还是下午。还没上班，就已经充分感觉到资本主义气息了。 副经理告诉我：我的运气最好，老板每周只过来一天，恰好让我碰上了，否则谁也不敢当场拍板录用，至少不可能直接录用做主管，而且如果不直接做主管，要想从下面一步一步提起来就难了。 听了这话我先是一阵窃喜，后又觉得主管有什么了不起？但嘴上却说：谢谢您了，这全是您引见的结果。 副经理说：“今后我们好好合作，我对技术不懂，你是专家了，要好好镇一镇那些香港佬。” 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不敢说话，甚至不敢点头。 副经理又说：“我主要管行政，五百多号员工，吃喝拉撒睡，还有办暂住证、防火、安全、吵嘴打架男女关系，整天累死，老板还是不满意。他也不想想，香港佬一天到晚都干了什么，凭什么人工比我高那么多？” 他这么一讲我更不敢说话了，心里老是想着陈秉章对我说的话。 晚上加班，从晚饭后一直加到十点。在后来的几天里，天天加班，我感到很震惊，这怎么行？金属都有疲劳强度，何况人呢。既然让我管生产，我决定解决点实际问题，就从这个问题入手。 那几天晚上，我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看，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检查，又仔细分析了复印的定单和写字楼下达的任务表，发现一个问题：只要生产安排得当，同样的生产任务完全可以在正常工作日内完成，根本用不着加班加点！这一发现使我很激动，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跟副经理说，甚至没有对陈秉章说，我有一个小心眼，生怕别人分享我的功劳。后来的发展证明，小心眼是有害的，不仅害人，也害自己。 我偷偷地写了份报告，并且附上包含劳力和设备合理利用在内的开工计划表。我盼望着星期二快点到来，我要向秦老板献一份大礼！事实上，人有点小心眼或好大喜功的心态很正常，但任何缺点都不能过分，一过分就是致命的。星期二那天，秦老板从香港来了，秦老板甚至还专门找到我，问我工作怎么样，生活是否习惯，我一一作了回答，可就是没有将那份附有计划的报告直接交给他。我的小心眼甚至小到老板的头上！我居然怕秦老板会将功劳窃为己有。现在想想觉得可笑，但当时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可能是我刚从内地国营单位出来，还带着在那种环境中长期养成的思维方式吧。 下午开会，秦老板说了许多鼓气的话。大意是说香港写字楼那边又接了很多定单，要我们这边加紧干，说准备还要再加两条生产线。我这时候才知道公司在香港那边还有写字楼，并且公司主要业务是香港写字楼那边接的，我们这边实际上是个生产基地，难怪老板一星期只过来一天。 秦老板说得很认真，也很费力，因为他为了照顾我，不得不用他不习惯的普通话来说。我很着急，生怕他说完之后就散会，如果那样，我就没有表现机会了。好在秦老板还算民主，讲累了之后便问我们有没有要说的。先问副经理，副经理说了关于招聘的是事，说广告登出去之后，已经收到全国各地的应聘信七十几封，其中大学毕业并且做过这一行的有十五人，待遇要求符合我们希望的有六人，看是不是从中挑三人通知来见工。秦老板笑着点头，并没有表态。他接着又问几个香港师傅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几个师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摇摇头。秦老板这时候问我，我其实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把自己早已想好的和盘托出，并且还双手呈上报告与计划。秦老板对我好像格外客气，在问我有没有要说的时候，笑的幅度本来就比刚才大，听了我的发言笑度越来越大，后来又慢慢变得严肃，当我的材料递给他之后，他已经变得完全严肃。不仅他变得严肃，而且几个香港师傅也很严肃，只有副经理的面部表情很复杂，看不出是紧张还是幸灾乐祸。这样安静了好大一会儿，秦老板板着脸说：作业去吧。我不知“作业”是干什么，但看大家都往外走，也跟着走。心里有点失望，秦老板没表扬我，甚至没有讨论一下我的方案。 我来到化验室。化验室的陈秉章现在是我惟一能说说话的人。这里普通员工的素质实在太差，我没想到深圳工人的素质比我们那里差那么多，简直没法沟通。前两天我上生产线了解情况，偶尔发现一个女工有点模样，至少看上去不太土，于是找个理由上前攀谈几句，这个有点模样的女工果然比一般的女工胆大，她问我：你会说白话吗？我说不会。她又问：你会说潮洲话吗？我说不会。她说：噢，我知道了，你是客家人！于是，不到半天时间，五百多工人都知道他们新来的主管是客家人。当天晚上，居然还有几个客家妹来到我宿舍门口，要认我这个客家老乡，差点就把陈秉章笑死。 我把刚才会上的情况对陈秉章说了，问他是怎么回事。陈秉章沉默了半天，说：你闯祸了！ 我很紧张，马上就想到了炒鱿鱼，想到我怎样向石大哥解释，怎样对老婆说。我问：怎么闯祸了？ 陈秉章没说话，先是看着我，然后又走过去把化验室的门关上，这才回过头来说：“你来之前秦老板就说过这个问题，和你提的一模一样。秦老板说现在的工作量五百多人工根本就不需要加班，但香港师傅就是要搞成天天加班，天天加班他们就可以和工人一样天天拿加班工资，一个月上万呢！他们跟老板说这里的工人其实是乡下来得农民，素质差，五百人抵不上香港的二百人，秦老板说二百人做这些活也不用加班。他们为这事还吵过。这下好了，你一说，老板有根据了，你看吧，马上就有好戏。” 这时候我开始安慰自己，说：“这是纸包不住火的事情，就是我不说，老板心里也有数。再说，公司马上又要进来几个大学生，他们来了也会看出问题，也会说的。” “要来大学生？”陈秉章紧张地问。 “是啊。” “什么时候来？” “很快吧。” “几个？” “三个吧。” “有没有搞化验的？” “不知道。” 我或然发觉陈秉章其实蛮在意这份工作。 第5节 5 第二天，秦老板又回来了，并且带来一个女的，蛮漂亮。我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昨天刚走今天就回来？是不是带来个女客户？我跑到化验室问陈秉章，陈秉章说这下真有戏看了，说不定要炒人，炒香港人。我问怎么说。他告诉我：这个女人姓唐，大陆人，以前是沈阳市文工团的，后来去了香港，现在在秦老板香港的写字楼工作，与秦老板的关系很不一般，秦老板最相信她。她今天和秦老板一起过来，估计应该与我昨天提交的那份材料有关。 陈秉章还告诉我，秦老板以前在潮洲是有一个乡下老婆的，而且还有一个女儿，偷渡到香港后，又找了个老婆，他就是靠这个香港老婆发财的，现在倒好，又跟这个唐小姐不清不楚。 说曹操，曹操到。我们正聊得有劲，唐小姐款款走来。到底是搞文艺的，一招一试就是不一样，与数百名打工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要说秦老板喜欢，我看了也不由得有点动心。 唐小姐是来找我的。她对我十分热情，远远地就露出洁白的浩齿，配上鲜亮的衣装，使我感到了一股袭人的力量。 “你好！”唐小姐直接对我说话，仿佛旁边没有陈秉章的存在。 “你好。”我一面回答，一面故意用目光询问着陈秉章，好像根本不知道这女人是谁，为什么与我打招呼。 陈秉章配合得很好，马上向我介绍：“唐小姐，我们公司香港写字楼的。” 这时候唐小姐才不得不对陈秉章点点头，算是补打招呼。 我趁机上去与她握手，感觉她的手很有肉 “您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她也明知故问。我感受着她手上的温暖，闻着她身上奇特的香味，说：“是是是。” “我们下去聊聊好吗？” “好好。” 我们下到二楼，来到秦老板的办公室。此时秦老板不在，秦老板办公室里就我和唐小姐俩人。唐小姐没有坐到秦老板的大班台上，而是善解人意地坐在沙发上，这样我与她离得就很近，谈话的气氛平等许多。我从来没有跟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此近距离地在一起的经历，我能感到自己的心跳。我是过来人，有老婆有儿子，但我确实还是第一次体会到美女的魅力，是那种让你心跳的魅力。我以前还从没有体验过美女的魅力，就是谈恋爱结婚时也没有美女的概念，我们那个时候那个环境里择偶的唯一标准是学历，女的看男的主要看学历，在同等学历下再看是那所大学毕业的，比如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小伙子肯定比马鞍山钢铁学院毕业的吃香；男的看女的也主要看学历，在同等学历下才考虑漂亮不漂亮，其实考虑不考虑也差不多，当时的女大学生，尤其是学工科的女大学生，相差的只有气质，几乎区分不出漂亮不漂亮，特别丑的估计设计院也不会要，特别漂亮的恐怕也不会来设计院，所以在我们的概念中几乎没有漂亮与不漂亮之分。说实话，我对美女的认识就是从唐小姐开始的。唐小姐是我的“性美学”启蒙老师。从唐小姐身上我发现，女人的美是一种全面的美，而不像我以前理解的仅仅是脸漂亮。真正漂亮的女人，除了脸蛋漂亮之外，还包括她的身段、走路姿势、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一个自然而然的面部表情、说话的声音、语调、着装、化装、身上的气味以及说不清道不白的她的身体周围那种不知到底是不是客观存在的某种“气场”。唐小姐就是全面具备上述综合“美因子”的美女，直到那时我才遗憾地发觉：真正的美女其实早就归进了专业的文艺团体，她们从小就被选进了专业的舞蹈训练班或其他表演训练班，然后就进入专业的文艺团体，这些人与我们以前建设兵团或学校的业余文艺宣传队员有本质区别，说白了，真正的好苗子早被选走了，尤其是我们那一代。这一发现使我认识到自己老婆在这方面的严重不足，许多年之后，我与前妻离了，为的是另一个女人，一个专业舞蹈演员出身的女人，这个人就是我第二任妻子，我不敢确定这件事与当初秦老板手下的那个唐小姐有没有关系，我想，就算没有直接关系，也应该有间接影响。 唐小姐那天其实只与我谈了关于人员招聘的问题，她问我该招几个人，什么样的人。我说可以先招三个人，两个搞管理的，一个高技术的。她问为什么要招两个搞管理的，不可以技术、管理、化验各招一个吗？我说管理最重要，五百多个人，需要两个人才行，再说搞管理的人本身难管理，招两个好，两个有竞争，至于化验嘛，只是简单的滴定分析和金厚测定，陈秉章一个人就足够了，如果实在要加人或换人，也可以留给新来的管理者去解决，看他们是什么意见。 说实话，我当时是有意护着陈秉章，尽管我知道他做滴定的姿势太难看，明显不专业，但我还是不忍心让他走，留一天算一天吧。 唐小姐似乎被我说服了，接着就取出一叠应聘信，我一张一张地翻着。为节省时间，我只看学历复印件。我发现副经理他们对很多问题没搞清楚，比如他们以为北京钢铁学院就是北京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就是培养搞广播和电视的专门人才等等。我没跟唐小姐多解释，只是让她又多拿出应聘信来，我从中挑选了三人，其中搞技术的那个人是无锡轻工学院电镀专业的，而非他们以前内定的那个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生。 唐小姐这一次在蛇口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她也回过几次香港，秦老板也过来几次，但总的感觉仿佛唐小姐是老板，尽管她没做什么，甚至好像都没说什么，但大家都很害怕她，包括几个香港师傅。 唐小姐做事很认真，亲自写信打电话约那三个人来，并且不厌其烦地看我呈送给秦老板的计划，一项一项地核对，一遍一遍地向我请教，有时我们离得很近，我能闻到从她体内呼出的热气，我发现那才是她身上真实的气味，是那种不含香水和化装品的气味。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这种气味对异性很重要，人可以没有性行为，但不可以不接受异性的气味，否则就会得病。这时候我就觉得与秦老板很平等，尽管他是香港人，是大老板，但我和他可以接受来自同一个女人身上的同一种气味。 我一面接受着唐小姐身上的气味，一面向她解释着计划中的问题，在向她解释与指教的过程中，还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原计划中的几个问题，及时地作了修正。由此我发现，对别人指导的过程也是自己完善提高的过程。 那段时间，秦老板每次过来都对我很客气，这点不仅从脸色上能看出来，就是每次请大家吃饭，秦老板也专门把我叫到身边，仿佛我在公司的地位比副经理还高。我发现香港老板特别喜欢请员工吃饭，当然被吃请的不是一般的员工，而是像我和副经理以及香港师傅们。说实话，每次吃请我都很心疼，想着自己在这里大吃大喝，老婆孩子却在家受苦，所以每次吃请我都想象着我老婆孩子也来了，这种画饼充饥的想法非但没有减轻痛苦，反而更觉得难受，仿佛是借酒消愁愁更愁。有时我甚至想，老板您干脆别请我了，直接把该花的钱给我，我寄给我老婆，让她跟儿子买烧鸡吃。后来，我就真的这么做了，每次秦老板请我大吃大喝之后，我就给老婆寄一封信，里面夹十块钱，让她去买个烧鸡跟儿子和保姆开一次荤。那时我虽然还没拿过一次工资，但基本上不用钱，从家带来的钱也不见少，不在乎十块钱，关键是我有盼头，觉得很快就会领工资，一领就是一两千，几乎是大款了，还在乎十块钱？我在信中对老婆说：我现在很有钱了，你们尽管往好里吃！ 秦老板很爱吃，也很会吃。我发现他请我们吃饭不见得是为了融洽关系，好像吃就是吃，没什么目的和企图。以前听人说“吃在广东”，我以为仅仅是说广东的菜好吃，当时我还不服气，觉得我们家乡的菜也很好吃，甚至更好吃，我至今都认为天下最好吃的菜其实是我妈妈做的菜。现在跟着秦老板吃多了我慢慢悟出：“吃在广东”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广东人(当然包括香港人)其实很“好吃”，不仅正餐要吃，广东人的喝茶其实也是吃，而且能吃得很饱，并且每天不是喝一次茶，而是喝好几次茶，比我们那里正餐都多，早上有早茶，晚上有晚茶，另外还有中午茶，下午茶，还有的茶楼干脆提出“二十四小时全日为您服务”。 我和秦老板在一起当然不全是吃，事实上，他与我在一起讨论过关于工作方面的各种问题，包括技术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镀金不难，难的是既要有很好的结合力，又要有很好的光泽。他说就表壳镀金来说，其实就是在不锈钢表面镀金，而不锈钢表面镀金是最难的，因为不锈钢表面有一层氧化膜，这种氧化膜能起到防止金属生锈的作用，但同时也是造成镀层与基体结合力不牢的主要原因。我或然发觉秦老板其实很有水平。因为从他所受的教育背景看，他能说出这番话来确实很不简单。想想也是，就算他这份产业是靠老婆起家的，但如果他自己不是才华出众，一个香港的富家小姐能随随便便嫁给一个大陆的偷渡仔吗？再说，就是给了他一个起步平台，如果他自己不争气，也不会有今天的气候。从他将工厂迁到深圳这一步看，至少他的眼光是很准的。 秦老板有一次对我说，他现在非常忙，他的主要业务在香港，所以很少过来，他想把经理的位置让出来，还说他准备公开选拔经理，要我也参加竞选。我听了后明显感到身体里的血液往上涌，但嘴上却投其所好地说：我看唐小姐就不错，对公司很忠诚，做事不唬。秦老板这时候普通话仿佛大有长进，他好像完全听懂了我说的话，楞了一会儿，说：不行，唐小姐要负责香港写字楼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定单大部分靠她。我又说：香港那边不是有您吗？他笑笑，笑得很天真，像个大小孩，摇摇头，说：不行，我今后要经常过大陆这边来，我准备在关外搞一个大的工业区。我问：公司准备般到关外吗？他说不，搞大工业区是搞房地产开发，搞起来后出租给人家开工厂，就像我们这间厂，就是租用蛇口鱼工贸的。他还告诉我，关内已经没有地皮了，就是有也留着做商业用地，不会用来做工厂，还说现在香港老板来深圳都喜欢在关外开厂，因为关外人工更平。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工厂租给别人，而自己却又要租别人的厂房，在内地我还没听说过厂房可以租的。 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过房地产开发这个词。后来的发展证明，秦春泉在商业运作上确实是有远见的。随着像他自己这样一些本来在香港根本就不起眼的小老板在大陆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香港和台湾小老板跑到深圳来，借助于这边改革开放的东风，及在劳动力、厂房租金、税收、环保征收、辅助原料及生活费用方面的低成本，不用几年就一个个成了大老板。这些人过来都是要租用厂房的。刚开始是深圳特区内，比如像秦老板自己，后来是深圳特区外，也就是所谓的“关外”，就是秦老板现在打算在那里建工业区的地方，再后来就是东莞，由香港向内地逐步推进。 秦老板有时正和我说着话，手机响了，他取出来，打开翻盖(比石大哥的那种先进，石大哥当时用的还是砖头块似“大哥大”)，迅速往楼顶上跑，边跑边对着手机里大喊，喊什么我听不懂，但肯定是谈业务的，不是电镀业务就是开发工业区业务。我不知道该不该跟着他跑，好像跟不跟都不好，只好跟在后面走，隔一段距离，等我到达楼顶时，他差不多正好打完电话，然后他问我刚才说到哪里，等我告诉他后，我们接着说。有几次，秦老板干脆把我叫到楼顶上说话，这样，一旦手机响起，他随时接听，非常从容，再也不用狼狈地奔跑了。现在回想，秦老板当时用的手机一定是香港的，蛇口与香港隔水相望，香港手机在蛇口的楼顶能用。 秦老板与我很少谈他个人的事。关于他个人的事，我是从陈秉章和工人们那里听来的。厂里有许多跟秦老板一个村的人，有些还是他的亲戚，比如秦德能、秦德龙、秦德宝等等，我甚至怀疑秦老板这一辈是春字辈，他的下一辈是德字辈。果然，我在员工登记表当中发现了有一个叫秦春盛的，我问秦德龙：秦春盛是你叔吗？他说：可以这么说吧，秦老板还是我叔呢，有什么用？秦德龙告诉我，这里姓秦的都是一个祖宗，有的还是很近的亲戚，比如秦春盛就是秦德宝的堂叔，但亲戚不一定就会得到照顾，得到照顾的亲戚也不一定就真心为他卖命。从秦德龙身上，我发现自己以前的看法有偏差，五百多工人中，素质并非一般齐，有那么多素质差的，也必然有几个甚至几十个素质高的，比如秦德龙，至少比那些以为全世界就只有说白话、潮洲话和客家话三种人的女工素质高许多。后来，在我当上经理之后，我真的将秦德龙提为工段长，还将另外一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调到化验室学化验。这些自是后话。 秦德龙告诉我：秦老板家成分不好，所以文革期间受压迫很惨，他就与人结伙偷渡去了香港。但去香港的人未必都能发财，事实上，当初他们大队(现在是村)一起去香港的有十几个人，最后混出头的只有秦老板一个人，还有一个李生，现在跟着秦老板做，混得也可以。我问哪个李生，秦德龙说就是前两天与老板一起来得那个李先生。我问李先生为什么叫李生，秦德龙笑，他说香港人就这么叫，李先生就称李生，王先生就称王生。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香港人说话能省就省，比如“早晨好”，香港人就只说“早晨”两个字，反正大家都知道是那个意思就行了。其实内地也是，王大明不喊王大明，而是简称老王或小王，但如果你是两个字，比如你叫王明，则别人就喊王明，而不称老王或小王了，因为反正都是两个字，没的可省，不如直呼其名算了。 陈秉章曾对我说过，副经理对秦老板很有些意见，我想不通，现在将秦德龙对我说的与之一联系，似乎有点通了。 副经理和秦老板不仅是一个村的，而且两人是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当年在一个班时，副经理是个乖孩子，学习成绩好，经常给秦老板抄作业，后来长大了，副经理由于自己乖巧，更由于他父亲是大队书记，顺理成章地进村小学当了民办教师，而秦老板则老老实实地下地种田。而且由于家庭出生富农，生产队不把他当人，什么脏活累活没人干的活都派给他，好事轮不到他，坏事全往他身上推。那时候只有一个人不歧视他，就是副经理。据说，秦老板偷渡之前对自己的父母都没说，但他对大队书记的儿子副经理说了。秦老板有点迷信，他认定成事在天，于是他对他最好的朋友说，如果副经理当时反对他这么做或干脆去检举揭发他，那就说明天意不让他偷渡，他就认了，谁知他这个好朋友听完之后没有任何反应，跟没听见一样，秦老板就偷渡去了，并且一直认为是命中注定自己一定会成功的，结果就真的成功了。今天在蛇口恒基公司里，秦老板和副经理之间的这段历史一直是工人们经久不衰的话题，并且有好几个版本。一种说法是副经理这人天性就四平八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与秦老板虽然是好朋友，但好朋友是不是偷渡与他没关系，所以他没反应；另一种说法是副经理很狡猾，他是故意装着没听见，假如秦老板偷渡成功了，并且将来发达了，他没反对没揭发就是支持，就有功，就有资本沾光，如果偷渡没成功，被抓了，他没任何责任，对政府可以说是他根本就没听见，私下对秦老板还可以说：你看，我什么话都没说，还不是要你三思吗？还有一种说法最离奇，说其实副经理当时听了之后立刻就考虑自己是不是跟了去，但天生优柔寡断的性格使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所以没来得及反应。不管是那一种说法，反正秦老板与副经理二人的关系不一般，反正后来秦老板衣锦还乡时第一个就找副经理，要他辞去那狗屁民办教师，跟他出来干一番事业。依副经理的性格，是不会轻易“下海”的，但他经不住身边人的怂恿，特别是看着以前靠自己关照的秦春泉摇身一变成了香港大老板，连县长都屁颠屁颠跟在后面，多少也激起他体内雄性荷尔蒙的膨胀，加上他当时正为“民转公”的事闹得很不顺心，于是就跟着秦老板来到蛇口，干起了现在这个副经理。 副经理对秦老板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个人待遇上。副经理的工资是每月两千五百元，这个工资待遇与我当时在设计院相比是高得惊人了，相当于一个国家甲级设计院里二十名工程师的工资！相对于副经理自己来说，那更是不得了，就算他当时顺利地“民转公”了，每月工资才七十二元，一个月抵好几年了，按说，副经理应该相当满意了，其实不然。问题出在一个“比”字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话谁都知道，秦老板知道，副经理也知道，但知道归知道，比还是照比。秦老板给副经理的待遇是拿他跟国内的人相比的，这样比起来他给副经理的待遇就很高很高，比国务院总理都高。副经理拿他的待遇跟香港师傅相比，这样一比他的待遇就很低很低，比香港一个买冰棍的老太太都低。要说他们二位谁都没错，所以结怨就越来越深。秦老板之所以要按国内的标准比，因为你副经理本来就是中国大陆人，而且是大陆贫困地区的乡下人，深圳户口也是秦老板最近出钱给解决的，即使按深圳的标准，每月两千五也不算低的。副经理之所以要跟香港师傅比，因为恒基公司本来就是港资企业，副经理事实上等于是这个港资企业的负责人，所付出的劳动和对公司贡献远远大于公司里任何一个香港人，就论与秦老板个人的交情来说，他也远远深于任何一个港籍职员，难道就因为自己没有香港居民身份，就一定要在待遇上比自己的下级低十倍？！既然说到待遇，还不仅仅是工资，就是吃饭，还是在副经理几乎翻脸的情况下，通过唐小姐调停才争取到与港人同等地位的。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两千五和两万五对副经理来说反正都是用不完，但教书先生出身的副经理咽不下这口气，要不是他天生平和的性格，恐怕早就闹翻了。 尽管副经理是个能沉得住气的人，但他对秦老板的强烈不满还是偶尔表露出来。副经理有两个表露方式，一是消极怠工，本着我拿多少钱干多少事的精神，只管行政，不管生产，甚至于有时候希望生产上出问题，他躲在一边看笑话，反正你秦春泉花了那么多钱请了几个香港师傅，管我什么事？二是脸色铁青，副经理是不会轻易发怒的，一旦发怒就脸色铁青，据说副经理与秦老板在一起经常脸色铁青。直到今日，我仍然记得副经理脸色铁青的样子，事实上，每当我用到“脸色铁青”这个词组，我的脑中马上就浮现副经理当时的样子。副经理面色洁白，温文尔雅，脸一泛青就格外有震撼力，使我过目不忘。 第6节 6 选中的三个大学生最后来了两个，一个搞技术，一个搞管理。搞技术的那个人太认真，一天到晚拿个笔到处记，以至于唐小姐认为他是对手派来偷情报的，要不是我力保，差点就被抄鱿鱼。搞管理的那小子是个牛皮大王，神经兮兮的，一会儿一个考古新发现，发现一个问题，哪怕是一点小问题，一定要咋咋呼呼，必须将我、副经理、唐小姐三人全汇报到，只恨不能飞过香港直接去跟秦老板汇报。刚开始我还能忍受，想着年轻人，工作热情高不是坏事，就是有点想表现自己也不足为奇，只要不过就行，但他实在太过了，后来不仅我烦他，连忍耐性极好的副经理也不时地脸色微青。我像是自己犯了错误，因为这个人是我圈定的。唐小姐虽然没说什么，仍然那样笑吟吟的，继续扮演着马科斯执政期间菲律宾总统夫人尼梅尔达的角色，只是比尼梅尔达更年轻，更漂亮，更具魅力，对全厂女工更具榜样作用，对我们有更直接的吸引力，但她肯定已有想法。唐小姐这时候回香港几天，然后与秦老板一起过来，带来重大决定：抄掉那个搞管理的，选举产生公司经理。 看着那个热情、自负、狂妄、好大喜功、神经兮兮的小伙子自己提着行李昂首挺胸地走出大门，我或然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说炒就炒了？我们有没有给他一点点机会？比如认认真真地跟他谈一次话，提醒他应该注意那些地方。没有，一次也没有，只是背后摇头，没有谁给他提出哪怕是一点点善意的忠告，甚至于见他神经兮兮的反而幸灾乐祸，暗自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高兴。我这时候才感觉到了老板厂的残酷，这种残酷就是只给你一次机会，决不给你第二次。这种残酷今天发生在这个小伙子的身上，没准哪一天就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按照秦老板的意思，公司经理将由公司全体员工投票选举产生。秦老板为何要搞这个动作我不得而知。是有意给副经理敲警钟？是他确实认为应该有一个得力的经理来掌管公司日常工作而同时又觉得副经理不能胜任？还是他心血来潮赶时髦借此来装装“民主管理”的门面或借此来增强公司的凝聚力？不管他是出于何种考虑，反正这事牵扯到我，秦老板是打算打我这张牌。 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本能地感到这对我不见得是好事，我来公司的时间太短了，还没树立起威信，此时参加竞选，十有八九我会落败；另一方面，我又确实很想当这个经理，当上经理工资待遇就能提高，在公司也会安全些，不会像那个搞管理的小伙子一样说炒就被炒了。通过“下海”这些天的实践，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以前我就知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一直以为搞技术搞专业是劳心者，比如工程师、教师、医生、作家、画家等等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都是劳心者，而做工做农的人是劳力者，比如种田的、种地的、打铁的、剃头的、扛包的、买报的、开车的等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都是劳力者，现在我发现这种认识是大错特错了，我终于开了窍：只有统治者或管理者才可称其为劳心者，其他一切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是劳力者。我回想起自己在设计院的遭遇，我们要定个高级职称那么困难，很多老知识分子誓誓旦旦地表示绝不为三斗米折腰，但到时候还是为高级职称低头，而那些管理者，比如人事处的计划处的，则一个个轻而易举地评上高级管理师、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还有他妈的说不清楚的狗屁高级某某师。这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要当劳心者，要当经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竞选胜利，管他秦老板是怎么考虑的，取胜总比落败好。决心已下，我开始付诸实施。 候选人三个，副经理、我、还有就是要从自由报名者中筛选一个。但就是这个自由报名名额，其产生过程比选举公司经理本身似乎还要复杂。刚开始是没人报名，动员了半天也没用，为这事我还专门跟陈秉章谈过，他的反应相当冷淡，我发现他不仅对这件事冷淡，而且最近对我一直比较冷淡，常常有一种冷眼相看的感觉，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他了？或者我什么地方让他看不惯了？不知道。我也不打算细想这个问题，现在我的首要任务是争取竞选当上公司经理，这对我很关键。我也找过秦德龙，他笑着说：“丁主管别那我开心了。”我说秦老板这会儿是真想民主一回，机会难得，管他能不能选上，就当是丰富一点人生经历。秦德龙不领情，依然将头摇得像拨浪鼓。我有点着急，觉得这样一来不仅秦老板难看，我们也觉得没意思，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如果只有我和副经理两个候选人，那以后还怎样相处？中国人向来信奉“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赌钱”，两个人赌钱，你赢我多少我输你几个一清二楚，有什么意思？ 正当一筹莫展之际，生产线上一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到写字楼报了名。公司大概是为了消除尴尬或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当晚就在饭堂门口出了红榜，宣布自愿报名参加竞选者的名单，尽管所谓的“名单”上只有那个小伙子一个人，却也印证了英格兰那句“it’sbetterthannothing”(好过没有)的谚语。我当即找小伙子谈了话，发觉他确实蛮有思想，至少能对答如流。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他是梅县人，说客家话的。我说外面传说我们公司只招潮洲人，怎么我发现还是有几个客家人？他说是的，是只招潮洲人，我们是副经理老婆家的亲戚，副经理老婆是我们客家人。我问他是什么学历，他说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海南，他家有个亲戚在海南的国营农场，他在那里干了一年，才通过副经理老婆的关系进了公司。最后，我问他为什么要报名，他说好玩，他知道他不可能被选上，但也不会因此而有什么坏处，说不定还能有什么好处呢。 他说的对，真有好处，由于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特别是他要求上进的精神和他的见多识广以及说话的逻辑性，促使我在上任经理后将他从生产线抽调到化验室学习化验。 红榜还真管用。公司在饭堂门口张贴“名单”的第二天，又有几个人报名竞选经理。没出三天，报名人数竟达三十六个。唐小姐宣布截止，就在这三十六人当中选一个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唐小姐把我叫到秦老板的办公室。秦老板不在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就是唐小姐的办公室。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着人事部送来的三十六张用工表，仔细地挑选着，看了一会儿就觉得这样不行，看不出名堂来，这些资料和上次管理人员应聘资料不一样，没个性，差不多，于是我建议把着三十六个人全部叫到会议室，大家座谈一下，相当于“面试”，顺便鼓励鼓励，说不定还真能发现几个可教之才。唐小姐瞪着大眼看看我，点点头。 座谈会于晚上下班后举行，三十六个“候选”候选人加上唐小姐、副经理还有我，将会议室挤得满满的。唐小姐先是说了一番鼓励的话，然后问副经理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副经理笑着摇摇头，表示没有，她又睁大眼睛对我抬抬头，我说了几句民主选举公司经理这件事的意义，顺便将秦老板吹捧了一番，唐小姐接着就让“候选”候选人们一个挨着一个发言。从他们的发言情况看，这些有志于竞选公司经理的人实在是良莠不齐，既有像生产线上那个客家小伙子一样能说会道的，也有自始至终连说话都没敢抬头的潮洲妹。我略微感到遗憾的是，秦德龙没报名，这说明还有些有能力的人并没有报名参加竞选。最后，唐小姐确定检验组组长作为正式的候选人。该组长是个三十出头的女同胞，看上去精明能干，气质不错，以前是秦老板他们村的妇女队长，现在公司里很多人还是喊她“队长”，她丈夫也在公司上班，是秦老板的远房亲戚。我对唐小姐的选择很赞同，虽然是假民主，但也要演得像，否则就适得其反，再说既然是民主选举，三个候选人中就应该有一个女同胞，毕竟，五百多人的工厂里有差不多四百名打工妹，没个女同胞不具代表性。 我对自己当选经理是有信心的。从整个公司管理结构上说，既然秦老板要将主要精力放到大工业区的开发上，蛇口的工厂就必须找一个生产行政一把抓的人，唐小姐或许能够胜任，但香港写字楼那边离不了她，副经理对秦老板有情绪，就是没情绪，他也不懂生产管理，现在的生产实际上是没人管，任几个香港师傅搞，而这几个香港师傅说到底就只能是做师傅，其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还不及国内国营厂的一个正儿八经的张师傅或李师傅，香港师傅的法宝就是哄着工人们干活，为此，他们不惜自己掏腰包经常请工人吃夜宵，或干脆多报加班，让工人们高兴，副经理对此完全是闭两只眼，不幸灾乐祸就算品德高尚了。如果这次我当经理，秦老板就有了两只手，一只手是分管香港写字楼的唐小姐，另一只手是分管蛇口工厂的我。想到自己即将与美丽绝伦的唐小姐平起平坐，心中荡起温馨的激动。 那几天我一直想着怎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说实话，我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绝大多数工人我都叫不出名字。我找来工人的花名册，带着花名册每个车间每条工段地跑，争取能一口叫出组长及骨干的名字，最后，我动用了绝招：给全厂每个工人寄去一张能够参加抽奖的明信片！我选择的时间恰倒好处，工人们头一天晚饭时收到明信片，第二天就参加投票。我知道如今人的感情浅，必须现炒现卖，否则过期作废。那一天晚饭时，我成了明星，每个工人都热情洋溢地对我打招呼，饭堂里，“丁先生”、“丁主管”不绝于耳，秦德龙那帮人更直接，干脆喊起了“丁经理”。 投票的结果没有出人意料，我顺利当选。我特意注意到副经理的表情，他的脸色正常，丝毫没有铁青色，十分坦然地带头鼓掌，对我点头微笑，这反倒使我不安起来，不知是副经理的涵养特好，还是前面有什么陷阱在等着我。 上任后，我即刻对生产编制与班制进行了调整。整个工厂按生产流程划分为三个工段，分别叫做一工段，二工段和三工段。一工段负责加工件的开箱、清洗、上架、除油、打磨抛光、喷蓝油及夹具的制作与维修；二工段负责电镀，包括酸金、水金、厚金和化验室；三工段负责产品的检验、包装、出货。在班制安排上，将每个工段的上下班时间错开半小时，这样既解决了工人在同一时间涌向饭堂和洗澡间带来的诸多不便，又能每天节约一两个小时的通风照明用电。以前香港师傅负责生产，要开工一起开工，要下班一道下班，而事实上，从开箱清洗到电镀起码要等半小时，从电镀到检验又要等半小时，这样就天天造成窝工，还白白浪费电。下班情况也一样。我作了这样调整后，工人们普遍反应很好，香港师傅也不得不点头称是。 在人员安排上，提拔秦德龙为第二工段的工段长，调那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到化验室。我对陈秉章说：随着定单的增加，又要新开两条生产线，唐小姐本准备找一个学化验的大学生，我觉得不必了，这小伙子由你带着就行了。陈秉章好像没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并不领我的情。对于那个“妇女队长”，我让她“恢复原职”，学着大学里的做法，让她担任女工部部长，但是是业余的，本质工作还是第三工段的检验组组长。工厂有差不多四百女工，大多数是没有结婚的打工妹，有个大姐关照她们一点是完全必要的。 秦老板在选举工作完成后就匆匆去了香港，那边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唐小姐在蛇口也只多留一天，听了我的想法，她没说好与不好，只是关照我有什么事要多与副经理商量，并要副经理多支持我。根据唐小姐的要求，所有这些事情，事先我都征求过副经理的意见，其实，就是唐小姐没这样要求，我也会这么做的。副经理对我的一切做法都完全赞同，而且还帮我解释这么安排的理由，这使我很感激他，我没想到副经理的胸怀这么开阔，同时又隐隐约约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但到底哪里不对劲，我也不知道。 第7节 7 当上经理后，我的工作台也从四楼搬到了二楼，也就是搬进工厂的写字楼。这样，我就认识了秦晓芸。 秦晓芸是秦老板的侄女，在公司做报关员。我以前就听人说过，说她很青春亮丽，光彩照人，并说谁要是把她搞到手谁就成了公司的二老板了。这些当然都是说说而已，谁也没当真，我更没把这话当回事，我早结婚了，有老婆有孩子，就是真有这样的好事也轮不到我。 秦晓芸成天泡海关，回公司的时间少，即使回来了，也不到生产线来，所以我根本就没见过她，也不知她到底漂亮不漂亮，因为工人们的漂亮标准与我可能不一样。 那一天，我正在埋头画进度表，她一弹一弹地走到我面前，甜甜地说：“丁经理，你好！”凭声音的甜度和普通话标准度我就知道是她。抬起头，我明知故问：“你是——” “秦晓芸。”她说话间脑袋一晃一晃，大眼睛一闪一闪，一束大马尾巴左右摇摆，十分顽皮。我心里暗暗一惊，不是惊她的漂亮，说实话，她远不及唐小姐漂亮，我吃惊的是她的洋气。在我的想象中，她有可能漂亮，但决不会洋气，相反，我认为她应该是很土气，你想想，他们村妇女队长也就那个样，她能洋气到哪里？就是漂亮，也应该是“土漂亮”，但事实上，秦晓芸的确很洋气，一点不象农村长大的，难道后天的培养能改变一个人骨子里的土气？也未必不可以，我父亲就是农村长大的，现在还能看出土气吗？ 我故意摆出长辈或领导的样子，放下笔，身子向后仰一仰，右手小幅度地用力一挥，说：“坐，坐。” 秦晓芸在我对面坐下，但头并没有静止，马尾巴还在摆，大眼睛还在闪。说实话，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她，但对她喜欢的感觉与对唐小姐不同，仿佛有点长辈对晚辈或上级对下级的那种关爱。 “你功劳不小呀，”我尽量找些与自己身份相符的话说，“我们公司的货物进出关一向很顺，这都是你秦小姐的功劳呀！” “怎么，”她说，“你想给我发奖金啊？” “我手里那点钱，全给你你也未必看得上呀。” “那你全给我看看。” 我们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突然，我觉得不妥，这个秦小姐太扎眼，我们这样上班时间在写字楼里不咸不淡地聊天不是那么回事。我故意看看表，说：“不好意思，我要去车间看看。” 她反应很快，“啊，影响你工作了。” 我说哪里，与你谈话本来就是工作嘛。 她又那样顽皮地微微低下头，偷偷地朝两边看看，伸伸舌头，眨眨眼，走了。 那一天我走在生产线上特别有精神，颈子绷得直直的，感觉自己极像个军队首长，而且是大首长，因为小首长对士兵没那么亲切。 晚上睡在床上，我想到了老婆孩子，继而有想到了唐小姐，想到了秦晓芸。假如说唐小姐像一个熟透了的水蜜桃，那么秦晓芸就是个冰清玉洁青苹果，那么老婆呢？老婆是什么？我不知道。 睡梦中，秦晓芸顽皮的神态，使孤寂的夜充实着温馨的风。 秦晓芸对我存在着一种吸引力，她那开心顽皮无忧无虑的样子对我是一股清新的风，使我暗地里对她有一种期盼，盼望她天天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如果哪一天没有出现，我就有点烦躁不安，心情不好，好在她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总是在我刚开始表现烦躁不安时及时地在我面前出现，仿佛我们已经心有灵犀。 我曾担心这是我自做多情，对此我还真认真思考过。我还拿她与唐小姐作过对比。唐小姐比秦晓芸更漂亮，而且我们之间接触也更多，我怎么对唐小姐没有“自做多情”？我想，即使是自做多情那也是互相的，既然是互相的，那还叫自做多情吗？.为了证实，有一天我强烈地克制住自己，从早到晚在生产线上转，坚决不下写字楼，连吃饭都让陈秉章替我带上来，累了渴了就到化验室去。化验室现在是我的根据地。自从陈秉章无意中表现出对这份工作的很看重以来，我一直在暗暗帮他，为了帮他，我将那个将客家话的小伙子安排进化验室，并要搞技术的小伙子来化验室“协助”陈秉章一起指导他，其实是让陈秉章也跟着学学，陈秉章嘴上硬，暗地里也偷偷地学，现在一招一试像样多了。尽管陈秉章表面上对此好像并不领情，但我知道他爱面子，表面上不领情是不愿意承认他很在意这份工作，其实内心应该是感激我的，所以我就资格把化验室当成自己的根据地。 下午五点钟，她来了。她像没事一样一走一跳地在三楼转了一圈，又从三楼转到四楼，而此时我正在四楼，我从化验室的窗户望外看，这个窗户正好能看到整个工业四路，如果秦晓芸出去，我应该能看到。 秦晓芸一进来，化验室的空气就被激活了。陈秉章与一般的打工仔不一样，自认为是知识分子，是白领，因此他敢拿秦老板的侄女开玩笑，如果他不开玩笑，那就证明自己胆怯，就把自己混成普通的打工仔了。 “公主稀客。怎么今天有空下来体恤民情了？”陈秉章眼睛和手都在忙着测金厚，嘴巴却不肯闲着。 我没回头，仍然看着窗外，但老远地就感觉到她来了，心跳随着她那独特的脚步声临近而逐步加快。 秦晓芸没接陈秉章的话，她身子留在门外，只把头伸进来，几乎毫不掩饰地对我说：“你今天忙什么呀？怎么一天没下写字楼来？” 她直接用“你”而不称“丁经理”，说明她在心里已经把我们的关系升格了，使我很感动，也有点激动，于是实话实说：“我在看。” “看什么？”她有点迫不及待。 “看你是不是从这条路上走出去。” “那又怎么样？”她问。 “如果现在你从这条路上走出去，我就使劲对你招手，你能感觉到吗？”我几乎忘了旁边还有两个人。 旁边的这两个人一下子沉寂了。化验室被激活的空气此时又陡然凝固。我注意到陈秉章的手或然停顿了几秒钟，然后又恢复常态，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确实还没发生什么事。 第8节 8 给秦老板打工快两个月了，还没拿过一分钱。老板厂与国营单位完全不是一回事，到国营单位上班，不到一个月肯定会领到工资，而且数量一般会超出你的期望，除了工资本身就多不就少以外，多少另外还会有一些奖金、附加工资、加班工资或节日费之类，绝对量虽小，但感觉蛮好。老板厂就不一样了，老板厂要押一个月工资，也就是这个月的工资要押到下个月才能拿到，到下个月还不是月头，而是要捱到十五号。 我是盼望着快点拿工资的，这样至少我会知道自己到底那多少钱一个月。这不仅是我关心的问题，也是我老婆关心的问题，她问过几次了，“你工资到底一月多少？”我没法回答，她没法理解。有时候，我真想跟秦老板好好谈谈这个问题，但秦老板非常忙，最近很少来蛇口，即使来了也是忙得不得了，我找不出一个适当的时机来谈这件事，有时恰好只有我们俩在一起，似乎可以谈了，但那种气氛仿佛是油，我这个问题仿佛是水，实在容不到一块儿，只好作罢。再说，秦老板早已有言在先：人工的事不用我操心，我只要把事情做好就行了。真是这样吗？我不知道。 如果拿到工资，第一件事是给自己买几件衣服，特区不比内地，气候不对，气氛也不对，有些衣服在马鞍山穿着蛮好，在深圳好像就穿不出去了，而特区的人有可能更浅薄，内地人常常犯以貌取人的错误，深圳人常常犯以衣取人的错误，穿的太差太土了还真不行，这不仅是我的面子，也是秦老板的面子，你想想，如果别人小瞧了秦老板的公司经理，他有面子吗？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不是当时心里有了秦晓芸而表现为“男为悦己者容”？ 如果拿到工资，我要好好请一下石大哥，要请他全家，他在我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刻帮助过我，我一定要涌泉相报。 如果拿到工资，我要为老婆从香港买回一枚戒指。老婆手上戴的那枚戒指太小，是结婚时候我妈妈送给她的，妈妈那枚大戒指还是解放前留下的，我和哥哥结婚时，妈妈跑到南京将自己的戒指一分为二，打成两枚，送给我嫂嫂和我老婆每人一枚，一枚改两枚，当然大不了。虽然老婆从来没说什么，但他们室同事的戒指都比她的大，于是我就觉得对不住她，就一直想给她买个大的。这么想着我有觉得对不起自己的母亲，老婆戴个小的还觉得不够意思，母亲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了儿媳妇该怎样呢？于是我又想着，干脆给老婆和母亲一人买一个，这不就两全其美了？不行，给母亲买而不给丈母娘买那还了得？要买都得买。我有那么多钱吗？应该有的，你想想，副经理的工资是两千五，经理怎么着也得三千吧？而且据我了解，深圳公司里经理与副经理的工资一般都要相差几倍。我不要太贪，不要想着工资是副经理的几倍，更不要与香港师傅攀比，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还是实际点，三千就够了，一月工资我就可以将老婆、妈妈、丈母娘的戒指全买了！我要唐小姐帮我从香港买，买香港周大福的，周大福的金货我在内地就听说过，你想想，当我老婆、我妈妈、我丈母娘她们同时戴上我送给她们的香港周大福金店的货真价实的大戒指时，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父母怎么看我？我岳父岳母怎么看我？我哥哥姐姐怎么看我？我小舅子怎么看我？我以前在设计院的那些同事怎么看？我想好了，不能小气，尤其是这种用一辈子的东西，我一定要买大点的，好看点的。 盼望领工资的不是我一个，这几天在生产线上，我常常时不时地听见工人们谈论工资的事。有一天我到第三工段，那个女工部长还专门问我：“丁经理，这个月出粮不耽误吧？”我当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像我这样在老板厂打工的经理，说实话是老板要你理的事你就要去理，不要你理的事你就不要去理，比如工资的事就不是我能理得了的。但我还是爽快地回答：“误不了。”仿佛工人们的薪水已经在我的腰包里，我说发就发。我心里蛮高兴，工人们都关心出粮了，说明工资快发了。 工资虽然还没发，但我已经获悉一些对我十分有利的消息。那一天秦晓芸告诉我，厂里已经做工资表了，是香港写字楼通知这边做的，并说过两天秦老板过这边来时签了字就发，而且电话通知里专门说了，丁经理的工资不要做，丁经理的工资由香港写字楼发。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的工资由香港写字楼发，而据我所知香港当时劳工的最低标准是每月四千五百港币，也就是说，我的月薪至少在四千五百以上，大大高于我的预算，此时我惟一有点不安的是我拿这么高工资会不会对副经理造成一种伤害，我不理解秦老板为什么不能像对我一样对待对副经理，是不是远香近臭？我甚至有些担心这么多钱我该怎样用，干脆让老婆也辞职算了，想想，一月四千五，一年就五万多，差不多相当于我在设计院干一辈子了！ 我非常激动，激动得差点在秦晓芸的身上有亲热的举动，但嘴上却说：钱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干得开心，秦老板这样信任我，我当把工作做得更好才是。 我这样说当然是考虑到秦晓芸是秦老板的亲侄女，但也是说的心里话。中国人信奉士为知己者死，秦老板待我这么好，这么信任，让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让我一年可以挣一辈子的钱，我多做点工作还不是应该的吗？ “你做的还不好呀？”秦晓芸说。按她的意思，我做的已经尽善尽美了。 “还不好。”我说。 我不是谦虚，我说的是真话，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做的不好，不但不好，甚至很对不起秦老板。 恒基公司是做香港钟表镀金业务的，两头在外，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原料均来自于香港原料行。这种镀金原料是很昂贵的，但目前却浪费惊人。秦老板并不清楚，我清楚，我不仅清楚原料浪费惊人，我还知道造成这种浪费的根源在哪里，并且懂得如何解决，但我没告诉秦老板，也没自己着手解决，所以我说我做得不好，我对不起秦老板。秦老板那么器重我，给我这么高的工资，而我却因为自己所谓的哥们义气没有及时地杜绝这种浪费，我实在有愧！ 有那么一刻，我差点就将这些情况对秦晓芸和盘托出，但我忍住了，我在对秦老板忠诚的同时，也应该对陈秉章忠诚，至少，我要事先与他沟通一下，否则就太不够朋友了，甚至有对朋友落井下石之嫌。我知道，爱面子的陈秉章其实是很在意这份工作的，如果他真的像他嘴上说的那样无所谓，那我早就换人了，毕竟，电大中文毕业的陈秉章是根本不能胜任目前这份工作的，秦老板要是换成我，我宁可每月白白给他一份工资，也不能让他负责化验室。电镀厂的化验室相当重要，生产线上的金液兑加量完全凭化验室的指令下，六条生产线，每月几百万的原料费呀！由于不懂，为了保险起见，目前陈秉章采取的是“油多不坏菜”的办法，多加一点金液反正没坏处，这种办法当然行，但就要多用原料，造成极大的浪费。我初步算了一下，目前每月大约浪费20万人民币！秦老板和唐小姐他们对电镀液化学成分控制一知半解，加上生意好做，赚的总比浪费的多，公司也没有一套科学的财务成本控制系统，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一直也都没在意，他们只知道从香港进来的是金液，不是金块，因此就很安全，不会有人偷去打戒指，其实，金液比金锭更贵，浪费起来更惊人！每月20万是保守的估计。而且，再往深里想一想，浪费多了对谁有好处？对原料行，而原料行是陈秉章哥哥开的，陈秉章很在意这份工作，到底是在意这一千多块钱工资还是在意他哥哥原料行的生意？我不敢再往下想了，陈秉章是我的朋友，我不能把朋友想得太坏。 我忍住了，我没对秦晓芸说，我要先找陈秉章谈谈，等与他谈通了，我再向秦老板作详细汇报。这是大事，弄不好会影响到秦老板与陈秉章哥哥的关系，我要慎之又慎才对。再说，我担心自己与陈秉章肯定会谈得不欢而散，如果那样，我还会坚持原则吗？如果坚持，肯定会彻底得罪陈秉章，如果不坚持，谁也不知道，大家相安无事，但我心里会觉得对不起秦老板。这时候我的思想有点乱，我甚至想如果秦老板对我不要这么好就好了，比如他没有直接从香港写字楼给我发工资，而是对我和对副经理一样，只给我两三千一个月，比如——不行，只给两三千我就不坚持当经理的原则吗？不行，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找陈秉章开诚布公地谈谈，如果他明事理，我会替他遮着，并对他妥善安排，如果他执迷不悟，我就对他不客气，甚至开除他！秦老板对我太好了，假如在他和陈秉章俩人中我必须得罪一个，我只有得罪陈秉章。 决心下了，心情也就愉快了。借着这种好心情，我第一次，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约了秦晓芸。 第9节 9 对女人我是越来越不懂了，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如今似乎比三十几岁的妇女更容易开通。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去约唐小姐的，但我敢约秦晓芸。说实话，不是我想“勾引”她，恰恰相反，我觉得如果我再不主动约她我就太不绅士了，甚至觉得太委屈她了。男人女人的关系如果到了心有灵犀的份上，男人还装糊涂，再玩深沉，那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要是真深沉就别让感觉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与秦晓芸双方的这种感觉是互相的，分不清你我，也分不清主次。 我已决定主动约秦晓芸，哪怕只是做个姿态。我希望她找个理由拒绝我，那样我就解脱了，没有负罪感了。但她没有拒绝我，我有一种被逼上绝路的感觉。 那天下午，我看着秦晓芸的背影，拨通了她的电话。 “别回头。”我说。声音是哈出来的，饶过声带。 “好啊，工作时间打私人电话。”她用同样的发声方法说。 “公事。” “什么公事？” “我看公司的报关员很辛苦，晚上请她爬南山。” 花筒里传出被压抑的笑声。 “六点半，工业七路口。” 不容她反应，我即刻挂上电话，抓起劳保手套上了生产线。虽没回头，但我能感到她灼热的目光照射着我，脊背上热热的。 山没爬成，第一次“约会”当然也就夭折了，而且是永远地夭折，因为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深圳太吝啬，连约会都只给一次机会。 我刚从三楼转到四楼，秦晓芸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追上来，老远地就对我招手，我没在装矜持，笑着跑过去，“啪”地一个立正敬礼，大声说：“公主，有何指示？”我觉得越是在人多的地方我越应该表现的自然些，反而不会引起别人怀疑。我以为她会被我逗得笑弯腰，谁知她只是非常勉强地挤了点笑容给我。说：“老板来了，叫你。” 心情是相互传染的，下楼时，我的兴奋期已过。我问她：“你怎么不高兴？” “没什么。”她说。我已经找不到任何感觉。 “老板来的真是时候，你看，想请你爬山都不行了。”我只好自找台阶。 她没任何表情，仿佛我说的事与她毫无关系。 秦老板已经在工资表上签了字，并嘱咐他们今晚就发。老板虽然说的是我仍然听不懂的潮洲话，但两个月的耳闻目睹，结合当时的场景，我居然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灯辣阿。”秦老板一如既往，见到我就马上开玩笑似地打招呼，并像个大孩子开心地笑，满脸灿烂。秦老板的气色很好，气色好就代表生意好，老板的生意好我们就跟着好。老板对我好我就感到心中有愧，因为我还没有将目前每月浪费20多万金液的事及时向他反应。 “晚上一起吃饭。”秦老板已经改用普通话。我发现老板的普通话大有长进，不知是这几天忙着在关外开发工业区与大陆这边人交往多了，还是专门为了和我交流，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很感动，对秦老板也更佩服。 “好，好。”我说，“我去将工作安排一下，干脆不加班了，反正要领工资，大家也不会有心事，出了次品更麻烦。” 老板没说什么，还是那样灿烂地笑，那意思仿佛他还没笑够，需要继续笑，或者是他觉得生产安排是我的事，他根本不用操心。就像他说的人工的事情不用我操心一样。 那顿晚饭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当然是我。秦老板刚才已经将一本存折塞给我，并且一个劲地跟我解释，说我刚来，少点，以后会慢慢给我加的。我不好意思当面打开看，但我马上就想起我第一天来时他反复向我做的解释：伙食很差，不好意思。我就笑，老板问我笑什么，我说钱多少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要干的开心。说得秦老板很开心。等老板转过身与别人说话时，我还是忍不住偷偷地拿出存折，迅速地展开看了一眼，我的乖乖，九千！！我赶紧藏好，生怕丢了，心里一阵狂跳。 愁的许师傅。这餐饭算是对许师傅的送行饭，上的第一道菜就是炒鱿鱼。我有点同情许师傅，只有我知道，其实最该炒的是陈秉章，但老板不知道，老板可能是看陈秉章工资那么低根本就不值一炒吧。当然，如果我将事实真相对老板讲清楚了则另当别论。但我还没说，因为我还没找陈秉章谈，不知怎样开口，不过，明天我是肯定要说的，冲着这九千块一个月我也要豁出去，否则还算是人吗？ 借着酒劲，许师傅红着脸对我说：“阿丁，记着，你比我更惨！” 我感到很委屈，心底里对他那点同情也荡然无存了。 副经理赶快制止，把话岔开。其他几个香港师傅低头喝酒吃饭，对我不冷不热，非常有克制。 秦老板只陪我们吃了一会儿就提前走了，这一幕他没看到。我想，如果秦老板在，或者唐小姐在，许师傅就不会说了。那样，那顿饭我会吃的好过些。但他们都不在，这让我怀疑唐小姐是不是有意回避，要不然唐小姐这次怎么没跟秦老板一起过来呢？我现在盼望唐小姐过来，她过来我就请她帮我从香港周大福那里买三个大戒指，老婆一个，妈妈一个，岳母一个。 晚饭早早就散了，我找到电话亭先给老婆报个喜，又给妈妈报个安。以前我打电话总是长话短说，今天说的特别多，都拿九千块一个月了，还在乎这点电话费吗？有人说穷人和富人的区别主要在生活方式，我认为生活方式还是取决于经济基础，有钱人和没钱人的生活方式当然不一样，比如打电话。 长途打完后，我又给石大哥打了个短途，告诉他我要请他们全家。石大哥说你发工资了？我说是的。他说拿了钱也不要乱花，留着。我说乱花不了，多着呢。他说多少？我说九千！他愣了一下，说：那也不要乱花。我说好，但大哥还是要请的。他又愣了一下，说实在要请星期天你买点菜回来，让你嫂子做吧。 晚上回到宿舍，我忍不住再次打开存折，再仔细看看。 这是一本香港查打银行的活期存折，与大陆这边的不太一样，但存折我还是能看懂的，尤其是上边的阿拉伯数字。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怎么上面写的不是9000而是900.00？！如果我眼没看花，那么我的工资不是九千，而是九百！岂不是笑话？我的工资是九百？还不如秦德龙？秦德龙这个月连工资带加班费总共还有一千一呢。我傻了，好在我已经是一个五百多人的香港公司经理，现在是一个人住单间，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和陈秉章两个人住，还不被他笑死？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搞错了。我对自己看阿拉伯数字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急需要证实。这么晚了怎么证实？香港查打银行在蛇口是有一个分理处，但现在肯定是关门了。我把化验室那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从床上拧起来。我自认为有恩于他，这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他比陈秉章可靠。小伙子进门后，我把存折给他看看，问他是多少？小伙子很疑惑，说这个你还看不懂？九百嘛。我问有没有看错？小伙子摇摇头说没有，这怎么能看错。他又问我：你怎么了，丁经理。我说没什么，你回去睡觉吧。 小伙子回去睡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肯定是弄错了，那小伙子的话能信吗？他见过香港的存折吗？明天上午我要溜出去一会儿，借辆自行车，去查打银行分理处去把钱取出来，管它是多少，全部取出来不就什么都明白了。想着想着我慢慢地迷糊起来，迷糊间我来到银行，银行的小姐见我是个大客户，对我十分热情，专门为我准备了一个大袋子，装了满满一袋港币给我，我一看，怎么这么多？不是九千，是九万！我一高兴，抓起一叠钱给银行的小姐，银行小姐一眨眼变成了秦晓芸，秦晓芸“叭”地一把打掉我手中的钱，说：“呸！谁要你的臭钱！”温馨灿烂的秦小姐一下子变成了样板戏里的女英雄。我吓醒了，一头汗。 第二天我来到银行，接待我的果然是位小姐，但远不如秦晓芸漂亮，至少不像秦晓芸那么甜。我有点失望，但还是递上存折。 “全取了。”我说。 小姐愣了一下，说：“先生，最好留十块吧，这样好保留存折。” 我说行。 “填张单吧。”小姐说着递给我单据。 “填多少？”我问。 小姐这一次愣了半天，还是礼貌地替我看了存折，说：“填八百九十元。” 为了尽快兑现请石大哥的客，路上我就将这八百九十元港币兑换成了人民币。当时港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比例是一百港币换七十四人民币，我用这八百九十块港币共兑换了六百五十八块人民币，差不多正好就是化验室那个被我提拔上来的小伙子一个月的工资。 我找到副经理，非常严肃，说：“我找你谈点事。” 副经理马上站起来，说：“什么事。” “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我们来到秦老板的办公室，关上门。秦老板和唐小姐不在时，我们从来没进过这间办公室。今天我走进这间办公室，怎么也寻不着昨天的感觉。 我故作平静地对副经理说：“我要走了。这段时间假如有什么冒犯，还望谅解。” “你要辞职？” “是的。” “不要这样，千万别跟香港佬一般见识，别看他们是香港人，狗屁不通。” “不不不，”我说，“与许师傅无关。” “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晚还好好的。” 我几乎哭了，将脸背过去，掏出那本存折和刚才兑换的六百五十八块人民币。 副经理接过去看了半天，什么话也没说，脸色铁青，比我以往见过的任何一次都青，青得可怕. 副经理铁青着脸抓过电话，嘀嘀嗒嗒地按了一通号码，还没等对方接，又挂了，重新按了一组数字，等着对方接。秦老板办公室里很静，我能听见对方是唐小姐在“喂，喂”。 “丁经理要辞工。”副经理说。 “为什么？” “他工资才六百多。” “六百多？不对吧？不是九百吗？” “九百港币就是六百多人民币。” “他要多少？” “你们认为一个五百多人公司的经理应该多少？！”脾气一向极好的副经理终于发火了，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我，为他自己的竞争对手。 “你叫他先别走，我马上上来。” 唐小姐在下午下班前赶到工厂。她的突然到来使很多人颇感意外，因为据说她总是上午来，下午下班前赶来还是第一次。 唐小姐一如既往，对我特别热情，老远地就展现了一排洁白的浩齿，加上鲜亮的服装，透着一股袭人的力量。 “对不起，”唐小姐甜甜地说，“是我搞错了，秦老板说是九百人民币，被我粗心弄成港币了，马上就给你补上。” 我看看副经理，副经理铁青的脸还没变回来，我指着脸色铁青的副经理说：“你听到了，她马上补给我。” 副经理还没说话，唐小姐抢着说：“对，这就补。”还是那样迷人地笑。 “快补吧，补完我就走人。” 说走就真走了。秦老板给别人只是一次机会，我给秦老板也只是一次机会。他可以将香港人和内地人看作是两种不同的高级动物，而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是同一种，是平等的，大家都只有一次机会。 我本来可以每月再为他节省二十万的，只需他付给我合理的工资，但我走了。也许在今天看起来我当时不必走，九百人民币也不错，而且秦老板已经说了要加的，比如三个月要加到一千二百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当时我确实是走了，因为当时是走到那个份上了，走到那个份上了就很难回头。人生有时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错过了一个路口，就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没办法回头，除非一直走到下个路口。当然，最主要的是我当时有退路，如果没有退路，或许我就会采取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这个退路就是萧博儒。 第10节 10 在秦老板那里的两个月里，我只休息过一次。前面说过，吃住都在工厂里，真正做到了以厂为家。作为一个管理者，只要不出厂就是在上班，无所谓休息不休息，反正有事就叫我，半夜被叫起的事也是常有的事。前几天，一个女工睡到半夜突然大叫，说有人强xx她，大家都闹醒了，我去检查了一通，见门窗都是好好的，十几个女工一个房间，怎么“强xx”呀？几百个女工，大多数是未出过远门的乡下妹，半夜惊醒的事经常有。 我说的“休息一次”其实就是去广州那一次，那一次算是真正的休息。就是那一次，我认识了台湾的萧老板。 我有一个同学在广州，从地图上看，广州和深圳几乎就是挨在一起。我在恒基公司稳定下来后，就给这个同学去过信，他回信说让我有空去广州玩，我就去了。去的时候是在南头坐的大客车，回来是乘的是火车，因为听陈秉章说从广州来深圳如果是乘汽车则路上很可能被“卖猪仔”，也就是车走到一半就被人赶下车，说车不走了，乘客另上一辆车吧。我当然不愿意被当成猪仔卖，于是回来时就乘火车。 火车上相当挤，挤着挤着就有人吵起架来。这好像已经成了规律，没什么可奇怪的，反正不管什么原因，挤到最后必然有吵架的。但我天生喜欢看热闹，这些天在恒基公司做经理，成天装腔作势，压抑得够呛，好不容易放风一次，当然要回归自然。于是，我拼着命往里挤，车厢里的人以为我是他们中哪一方的，倒也自觉地让开一条道，那意思是希望我过去后能给本来不怎么旺的火添把柴，这样他们看起来更过瘾些。我当然也不愿意辜负同胞们的殷切希望。 挤到面前一看，才发现自己的重要，如果我不来，这戏还真演不下去了，二比一，怎么演？二的那一方是两个香港人，说着满口白话，大声地指责一个矮矮胖胖活像癞蛤蟆的人。我不知癞蛤蟆犯了什么罪，只觉得他怪可怜，结结巴巴说不出个整话来，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讲的是普通话。这下我找到帮他的充足理由了，我最看不惯富人欺负穷人，特别是香港的富人欺负我们大陆的穷人。我正在想着怎样介入，突然，得势不让人的香港佬掏出一个小牌牌，抵到癞蛤蟆的眼前，那意思他是香港皇家警察，如何如何，眼看癞蛤蟆就要求饶了，我一步跨上前，“啪”地掏出一个小绿本本，举手受中一晃，以比他更高的分贝吼道：“香港警察有什么了不起？！谁给你的权力在这条路上执行公务的？我怎么不知道？”一句话，把两个香港人镇住了。二位先是一愣，看看我的小本本，继而收起他那个小牌牌，满脸推笑，像汉奸见了日本鬼子。癞蛤蟆见有人挺身而出为其撑腰，顿时来了精神，“嗖”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尽管站起来也不高，但胸脯挺得蛮高。癞蛤蟆说了句整话：“他们打翻了我的饮料，不道歉，还要我赔他们衣服。是不是欺人太甚了？”俩香港人说了一堆我半懂不懂的话。我说好了，吵什么吵？他能故意把饮料往你们裤子上倒吗？车上人挤，大家包涵点嘛。香港人还要说什么，我说好了好了，你们走你们的吧。二位不知是真是假的“皇家警察”灰溜溜地走了。 等他们走了，我才故意大声说：香港警察有什么了不起？这里也不是香港。 我猜想，周围的大陆人一定觉得很过瘾，我要的就是这效果。 癞蛤蟆很感激我，坚持要把座位让给我。我说不用了，到了。 我和癞蛤蟆一道走出深圳火车站。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回蛇口。他说顺路，我送送你吧。想着刚才帮了他，有一种有功要受禄的感觉，于是随他上了的士。 刚才我在皇家警察面前亮的那个小本本是我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上学时发的，上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字很管用，买票上车都优先，所以我一直带着，没想到今天在这里派上用场了。心里一阵窃喜。但这种小本本与“皇家警察”手里的小牌牌一样，事实上是经不起细问的，好在并没有人细问。刚才“皇家警察”没敢细问，现在癞蛤蟆也不好意思细问。癞蛤蟆这时候必恭必敬地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台湾宏大公司萧博儒董事长”。 “啊，失敬失敬，原来你是台湾的大老板呀！” 我这时候才发现他与我们大陆人是有点不一样，比如皮带系得很低，将整个肚子突现出来，仿佛是我儿子刚刚学英语，将英文字母“d”字写反了。 “哪里哪里，萧博儒，小企业，做自行车花鼓的。” 人不可惟貌相。自以为聪明过人的我没想到有眼不识泰山，差点把台湾的大老板看作是癞蛤蟆。此时我觉得应该将错就错，故意装傻，继续扮演所谓的豪爽，我学着邓工的耿直，于是故意“实话实说”：“早知道你是台湾人，而且是大老板，我就不帮你了。” “好！”萧老板说，“我就喜欢你这豪爽性格。要是不嫌弃，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那我就高攀了？” “这是缘分。”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击掌握手，成为朋友。 萧博儒让车上北环，说先去他的工厂看看，吃过饭再送我到蛇口。我说好。既然已经是朋友了，去他工厂看看或者吃顿饭当然是好主意。 萧老板的工厂比恒基差多了。在关外的凤凰冈村，一个不大的小二楼，前后空地用铁皮围成厂房，铁皮房与小二楼容为一体。楼上的一半是写字楼，另一半是女工宿舍，楼下的一半是仓库，另一半与前后铁皮房连成一体，构成了一个蛮大的车间。后面的铁皮房的一部分隔出一块做男工宿舍。可见，萧老板是个精打细算的人，真正做到了地尽其用。 萧老板给我的整体感觉是不如秦老板有钱，但比秦老板文化高。一问，果然是在加拿大上的大学，回台湾后先是在他姐夫的工厂干了两年，后来申请了青年创业贷款，加上他自己的积蓄和姐夫的支持，好不容易开了这间小厂，目前主要是立足深圳的台资企业，为台湾在深圳的自行车厂生产花鼓。 “什么是花鼓？”我问。 “花鼓就是自行车轴皮，固定钢丝用的。”萧博儒边说边拿起一个给我看。 这东西我当然认识，骑自行车骑了十几年了，但以前并不知道它叫花鼓。 那天晚上萧博儒请我在西乡的一个餐厅里吃的饭。说是吃饭，其实主要是说话和喝酒。我发现他很能喝酒，一直喝到十一点，我说不行了，我要回去，他坚持要打个的士送我。我觉得他才是蛮义气。 后来，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并将他在台湾的电话告诉我，说他一个月只来深圳两次，我要有事找他就打他台湾的电话。但我没给他打过电话，没事。 我离开恒基前几天又见过萧老板一次，他来蛇口找我，又请我喝酒。我要上班，不敢喝多，他一个人喝，他说台湾人都能喝酒，我问为什么，他说应酬。我问怎么应酬，他说一晚上要连喝三次酒那种应酬。 酒多话就多。那天晚上萧博儒对我说了很多话，主要是他对现在请的这个经理不放心，并说：我这个庙小呀，不然你来帮我就好了。结合我自己面临的实际，很想问一问他提到的那个经理的一些情况，但我当时在恒基很有干头，并不想跳槽，所以没敢接话，怕萧老板顺着话请我过去帮他，那样我就很为难了，于是装着没听见。他又问我在这边工资多少，我说三千。那时候秦晓芸还没告诉我我工资由香港发，否则我准说四千五。 我决定离开恒基后，当场用秦老板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给萧老板，一打就通了，我很高兴，对着话筒说：钱不是主要的，干的开心就行，我已决定这边辞工，跟你干。 “好啊，”他说，“就怕我这边给不了那么高的工资。” “别谈工资，”我说，“干了再说吧。” 我在耍心眼，我相信只要我去了，萧老板怎么也不会给我九百块一个月吧？人不都是讲“比较”吗？萧老板认为我在这边拿三千，除非他不要我去，只要要我去，决不会只给九百，给九百不符合比较规则。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就今天，我已经辞工了。” 没办法，我知道这样太急了不好，但我还真担心今晚就没地方住。我不好意思又回到石大哥那里。我更担心萧老板那里夜长梦多，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再说，不能考虑的太多了。人有时候不能太顾面子，如果我几个月前太顾面子，就不会给石大哥打电话求他，如果那样，说不定当天就打道回俯了，还能有今天？我发现关键时刻敢于放下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生存能力，对于我来说，这种能力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被逼出来的，我在设计院时没有这种能力，现在有了。 萧老板愣了一下，说好吧，你过去吧，我给张先生打电话，他会安排你的。 “那地方你还认识吗？”萧老板似乎不放心。 “认识，”我说，“不是凤凰冈吗，我打个的就行了。” 听口气我像是发了财。 是发了财，我刚才结算了差不多三个月的工资。 第11节 11 赶到凤凰冈已是六点，天几乎黑了。萧老板显然已经打过电话来，但那个让他不放心的台湾人张先生对我并不热情，甚至还怀有敌意。他明显不热情，但还是按照老板的意思将我安排在他自己的宿舍里。宿舍的条件比恒基强多了，租用本地村民的一套三房两厅的房子，张先生和他的女朋友住最里面一间，我被安排在了外间，中间还有一间空着。张先生将我安排进房间，并把大门和房门的锁匙交给我，然后就走了，甚至没为我安排晚饭。 床是现成的，我下去自己买了席子和桶，在街上吃了饭，开始新的生活。 人是很能适应环境的，上次我随萧老板来这里时，一点都看不惯凤凰冈这鬼地方。远，在关外，而且是关外一个蛮偏僻的角落，说到底，这里是农村，而蛇口是城市。转念一想，农村也好城市也好，管我什么事？我是来挣钱的，挣到就好，挣不到就不好，现在既已离开恒基，就别再想蛇口，应该想宏大，想凤凰冈，不管是向前看还是向钱看，都得这么想这么看。 凤凰冈说是一个村，但随着台湾厂的增多，这里也已经有一条不大不小但挺热闹的街道。街道两旁尽是餐馆、发廊、杂货铺。我在小餐馆吃了个一菜一汤，花了十五块，感觉吃的还不如恒基的职工食堂里那“相当差”的伙食。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吃饱了。在杂货铺里买了床席子和塑料桶之类的东西，回到宿舍三下两下就收拾停当了。接着就是没事，没电视，又没有任何熟人，才八点多种，实在不是睡觉的时间，只好又来到街上，想着就当是熟悉周围环境吧。 街上依然很热闹，不少打工仔打工女模样的男男女女围坐在大排挡门前吃吃喝喝，不时地发出阵阵笑声，我豁然觉得他们比我开心，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打情骂笑无所顾及，不是很开心吗？ 我感得自己很孤独。想到此时妻子肯定已经哄着儿子睡了，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吗？看着一户开杂货铺的，夫妻俩屋里屋外地忙着，跟本顾不得小孩在满地爬，好像那几毛钱的生意比他们儿子还重要，想到自己不也是一样吗？为了几斗米，离妻别子，千里迢迢，还不如这一家开杂货铺的幸福，他们至少一家人在一起。我羡慕他们！ 唐小姐好吗？她此刻是回香港还是留在蛇口？应该在蛇口。听说秦老板在蛇口有房子，我想是真的，不然秦老板来时住在哪里？秦老板不在时，他的办公室就是唐小姐的办公室，由此推断，他的宿舍也应该就是唐小姐的宿舍，不然唐小姐过来时住在哪里？既然蛇口有现成的宿舍，我又是突然离去，唐小姐肯定留在蛇口。不仅唐小姐留在蛇口，而且十有八九秦老板明天就会赶来。活该！ 秦晓芸现在在哪里？她是念我还是恨我？或者是根本就没念也没恨，压根就忘了我。她现在好吗？想起活泼可爱的秦晓芸，我心口一阵收紧，仿佛突然丢失一件珍宝，这才体会到祖国语言的伟大，确实是“心里想”，而不是其他地方想，包括不是大脑想。 秦晓芸怎么会突然退缩了？是我退缩了还是她退缩了？或者根本就是我弄错了，她原本就没这个意思，是我自己把别人的热情友好曲解了。要不要明天打个电话过去？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想好了要向前看吗？ 这么胡思乱想着，我走到一家发廊的门口，一排年轻的小姐已经对我发出热情的邀请。“先生洗头吧。” 好吧，反正洗个头才五块钱。几个月没碰过女人了，唐小姐那里给了我女人的气味，使我不至于得病，现在如果在被年轻的小姐接触接触头皮，身心一定会更加健康。其实这也是天意。前面说了，这条街上就只有餐馆、发廊和杂货铺，既然餐馆和杂货铺都进过了，现在轮轮到发廊也是顺理成章的。 发廊里有空调，冲这点，五块钱值。说句不怕丢人的话，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进发廊。以前在内地只是有理发店，没有发廊，理发店和发廊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理发为目的，洗头按摩为辅，后者以洗头为主，理发为辅，而且替你洗头的肯定不是大老爷们，恰恰相反，替你洗头或者说是按摩的必定是年轻的小姐。来深圳后，剃过两次头，就在恒基公司门口搞掂的，三块钱，洗都没洗，剃完就回公司洗澡，还洗头干什么？想想老婆在马鞍山，逢年过节才花一块五毛钱吹个头，我花那冤枉钱干什么？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我身上确实很有钱，多五块少五块根本就感觉不出区别，既然感觉不出区别，花和不花一个样，不如花了；今天还做出了重大决定；今天我跳槽了；今天我需要平衡一下自己心理；今天我应该犒劳一下自己。 让年轻的小姐在你头上又是揉又是摸，并且小姐胸部有时还不经意地蹭你一下，不想入非非是不可能的。更难得小姐善解人意，没话找话：“先生你是刚来的吧？” “是的，”我说。 “刚从台湾来？”洗头妹问。 “不是，”我说，“你看我是台湾人吗？” “当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哪你怎么看出我是刚来的？” “这街上的台湾人我全认识。” “是吗？” “是的。” 我心情好起来。奇怪，怎么一到这里心情就好起来了，至少没有刚才那种孤独感了。我以前不知道发廊具有使人的心情好起来的功能，冲着这种功能，我以后应该多来。 心情好起来话就多起来。我问：“你说这街上的台湾老板你都认识？” “是的，都认识。” “那我问你认不认识萧博儒？” “谁？” “萧博儒，萧老板。” 洗头妹肯定被问住了，连手也停了。 “是凤凰冈的吗？”洗头妹问。 “是的。”我回答的非常肯定。 洗头妹又开始洗头，但动作没有刚才有力，速度也一块一慢地不如刚才节奏均匀。 “嗳，阿萍呀，你认不认识一个萧老板？台湾的。”洗头妹大声地问着她的同伴。那意思不只是问那个叫阿萍的，而是向所有的洗头妹发出询问。所有的洗头妹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摇摇头，没人知道。 我的心情已经彻底地好起来，我已经开始笑了，仿佛与人打赌赢了。 这时候，从里面出来一个比她们年纪都更大一点而且更漂亮一点更有见识一点的女人。女人笑着问我：“先生你问的萧老板是我们凤凰冈的吗？” 我说是的。 她又问：“哪个厂的？” 我本不想这么快告诉她，想再考考她们，但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使我猛然意识到她不是洗头妹，而是他们老板，我觉得不该再开玩笑，于是对她说：“就是前面宏大厂的。” 老板娘笑了，说：“先生你肯定弄错了，宏大厂老板我认识，而且很熟，他不姓萧，姓张，叫张国良。” 我不知道张先生是不是叫张国良，但我想老板娘说的应该是他。我问老板娘：“你说的那个张国良是宏大厂的吗？” “是啊。” “是不是高高胖胖戴个眼镜的？” “是啊。” “嗷，你说张老板呀，我认识，每天骑个大霸王。”给我洗头的那个妹子来劲了，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嘴巴手臂功能全面恢复。 洗头妹说得对，张先生确实是骑了个大霸王。 “他告诉你们他是宏大的老板吗？”我问。 “是啊，”洗头妹说，“这里谁都知道呀。” 现在是我糊涂了，萧博儒不是老板？张国良是老板？或者他们二位都是老板，宏大公司是他们俩合股搞的？凭我的感觉，萧老板没有说谎，那就是张国良说谎。他为什么要说谎？仅仅是吹大牛还是有其他更大的问题？ 第12节 12 第二天上班，我按时来到工厂。张先生早晨上班前将工人结合在一起，由他训话。看样子他天天如此，给工人训话使他不像台湾人，倒像是日本人，或者说我以前不知道台湾人对工人训话是什么样子，但日本人的样子我知道，电影电视里都有。 我可以不参加他们训话的，但是想想还是低调点，先给他面子，所以我也和工人们一起列队。他并没有向工人们介绍我，这也不能怪他，他该怎样介绍呢？虽说人不可惟貌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貌看人的，所以我参加到队伍里，工人们并没有将我视为他们同类，就像我第一天出现在恒基饭堂里时工人也没有谁认为我也是工人一样。所以也用不着张国良介绍。 训话完毕开始上班。我观察了一下，整个生产过程大致可分为三大工序。第一道是备料，第二道是加工，第三道是装配。与恒基相比，虽然行业完全不同，但基本工序却惊人的相似，由此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加工制造业基本生产工序可能都是一样的。和恒基一样，宏大的关键工序也是在第二道工序，主要设备是车床和冲床。车床要求精度高，车大了车小了都不行，冲床危险性大，弄不好会出工伤事故。第三道工序技术性最强，花鼓装紧了装松了都不行。我一个工作面一个工作面认真看了，发现这个张国良生产安排基本合理，明显是个内行，比恒基公司的副经理懂行，文化素质也比那边的香港师傅高些，这从开工前的训话就可看出。 我来到写字楼，张国良冷淡而不失礼貌，随手一比划，说：反正没人，随便你坐哪里。我说行，谢谢！然后就在中间的一张位置上坐下。 张国良说得对，写字楼里是没什么人，整个管理人员就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也是，五六十人的小厂，俩管理人员也够，但再小的公司也得有个会计吧？带着这个疑问我观察了几天，发现会计是有的，但是是兼职的，兼职会计就是张国良的女朋友。从工作量来说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我看她几天才记一次账，而且通常是张国良在外边有应酬花了一大笔钱之后她才记账，但是从工作关系及财务制度上考虑，我觉得这样不妥，如果张国良不是老板，只是一个打工的，他们俩口子怎能一个当经理一个做财务呢？显然不妥，但我没说，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跟谁说。萧老板没来，我也闹不清萧博儒张国良二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二人与宏大公司的关系，说什么说？对谁说？ 就我自己来说，在宏大公司的住宿条件比恒基要好，毕竟是享受台湾人的待遇。从这一点看，那个洗头妹至少说对了一半。但吃的就差多了。公司里没有食堂，工人下班后就到马路对面的小餐馆打饭，每份一块五，居然多少还有点肉，我实在不敢吃。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肯定是不会吃这种饭的，说句难听的话，这种饭实在也不像人吃的，其卫生条件之差令人咋舌。事实上，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也不存在吃饭的问题，我几乎见他们天天在外面有应酬，好像很有规律，到时候就走了，从凤凰冈到西乡，骑大霸王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他们的应酬是从来不会叫上我的，好象不是看不起我这么简单，而是有意回避我。为什么要有意回避我呢？我不知道。但饭还是要吃的，于是我就只好像第一天刚来的时候一样，在一个稍微正规一点的餐馆里吃。有时候就只要一个汤，连菜都省了，就是这样，也感觉有经济压力。我给老婆打电话说到这件事情，她说不管怎么说，吃是不能太省的，能不能自己做点？比如晚餐？我觉得她讲的有道理，但我并没有马上就去买锅碗瓢盆，我还没见到萧老板，我还搞不清宏大公司到底是谁的，我还不知道自己能干多长。 我盼望着萧老板快点过来。 在等待萧博儒回来的那十多天里，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公司除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外，还有另外一个管理人员，居然还是这间工厂的厂长。厂长平常不坐班，也很少到工厂来，除非工厂发生什么特殊的事。那一天厂长突然回到厂里，传达村里紧急通知，说最近这一带发生霍乱，要我们加强卫生管理，预防霍乱。我一听认为是瞎扯，在我的印象中霍乱是非常遥远的过去的事，此时此地怎会说有就有？但是我非常赞同加强卫生管理，特别是马路对面那些小餐馆的卫生管理，不要说霍乱，就是染上个肝炎也不是小事。 又过了两天，厂长说的话得到间接证实。宝安区卫生部门下来强行发药，每人必须服用二十颗四环素。我从没服用过四环素，并且我知道这药不是好东西，因为我见过四环素牙，但为了预防可能存在的霍乱，只好吃了。厂长自己也吃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吃没吃我不知道。 厂长是本村的一个小姐。真正的小姐，不但没结婚，据说还没有男朋友。人不错，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本地人而觉得高人一等趾高气扬，她待我蛮客气，至少比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待我客气，喜欢跟我聊天，谈起香港的四大天王如数家珍。说实话，有这么个厂长经常来聊聊天，我的感觉好多了。美中不足的是厂长的相貌不敢恭维，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她的好感。人的感觉可能是互相的，厂长对我印象好像也不错，因为自从我上次与她聊过天之后，她几乎每天下午都来办公室。后来我专门打听了一下，凤凰冈的每个厂都有一个这样的厂长，统一由村里指派，专门协助台湾厂处理办暂住证和社会治安一类的事，我感到像是村里派到厂里的书记。“书记”的工资由各工厂发，不多，好像就一千多一点。“书记”当然不是靠这点钱生活，听说村民们每年都发很多钱，按人头发，在工厂里兼任厂长的工资只能算是外快。村民们另一项重要收入是房屋出租，比如像我现在和张国良住的宿舍。村民每家都有楼，至少一栋，楼高四到八层，不能再高了，再高就得装电梯。 萧博儒终于回来了。我们喝酒。这次我真喝了，因为这次他是我的老板，他要我喝我就喝，不怕影响工作。其实我也没什么“工作”。要说工作，今天陪他喝酒就是最大的工作，因为喝酒就要说话，说话就是汇报工作。 酒过三巡，我问萧博儒：“宏大公司到底谁是老板？” “什么意思？”他并没喝多。 “我问宏大公司谁是真正的老板？” 萧博儒见我问的认真，他也就认真地回答：“我和我大姐夫都算是吧。但公司是我注册的，我负法律责任，大姐夫的钱算是我借的，我是要还本付息的，所以应该说我是老板。” “不对。”我说。 萧博儒透过硕大的镜片看着我，眼球经过镜片放大更加向外突出，像个大鼓眼泡，与酒后泛红的脸和占去面部三分之一面积的镜片浑然一体，使癞蛤蟆的形象更加名副其实。 “来来来，”我叫过来服务员，“小姐，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宏大厂吗？” “知道呀，”服务员说，“就在村头呀。” “你知道宏大厂的老板是谁吗？” 服务员摇摇头。 “去，把你们老板叫过来。” 不大一会儿，老板老了。老板上来就敬烟，说：“二位老板，有什么不周到的请多包涵。” 我说没事，菜不错，我们以后经常来。 老板说谢谢，谢谢！ 我说请你过来是想向你打听个人。老板问打听谁。我说村头宏大厂的张老板。他说张老板有阵子没来吃饭了。我问为什么？老板说张老板现在生意做大了，天天去西乡吃饭，嫌我们这庙小了。 我斜眼瞟了以下萧博儒，继续说：“我再给你打听个人。” “谁？”老板问。 “萧老板。” “萧老板？” “对，萧老板。”我说。 老板扰了半天头，说：“凤凰冈好像没有萧老板。” “再想想，”我说，“台湾的萧老板。” “没有。”老板非常肯定地说，“你要说台湾老板我就敢肯定没有姓萧的。” 我说：“听说宏大厂的老板就姓萧，而张老板不是老板，张老板是给萧老板打工的，你知道吗？” 饭店老板看看我，又看看萧博儒，没说话，头却摇得像拨浪鼓。 我看看萧老板，对饭店老板说：“没事了，谢谢。” 萧博儒没说话，继续喝酒。 我不喝酒了，继续说话。我说如果张国良不是老板，而是你请的经理，那么，他女朋友就不能在公司里搞管理，起码不能管财务，这是起码的常识。我还建议：请厂长兼任公司会计，工资加一点。并说厂长是本村人，跑不了，而且人也蛮正派。 萧博儒只是继续喝酒，没说话，也不知他听清楚我说的没有。 第二天上班，萧博儒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要来账本，一页一页认真地翻着，还时不时把其中的某一页折叠起来。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看不出是喜是怒，深不可测。 这几天，萧博儒交给我一个任务，制定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我照办，一项一项地写，写完了，觉得可以了，再抄一遍。没办法，公司没有打字机也没有复印机，一点不像是外资企业。抄好后交给萧博儒看，他略微看一看，在上面签个字，说：“贴出去。”我就找来胶水，到楼下贴在墙上。几乎是每天搞一个制度，有《卫生管理制度》、《考勤制度》、《宿舍管理制度》、《安全制度》、《防火制度》、《仓库管理制度》、《招工制度》等等。等萧博儒的账查完了，我的各项制度也制定得差不多了。这期间我还给他提出一项建议：设立董事长信箱，鼓励员工提合理化建议或检举揭发危害公司利益的坏人坏事。为此，又专门加了一项《董事长信箱管理制度》，强调董事长信箱只有一把锁匙，这把锁匙由董事长个人亲自保管，其他任何人不得开启。制度还规定，凡是合理化建议被采纳的，酌情给予奖励，检举揭发也一样。后来的发展证实，还幸亏设立了这个董事长信箱，它至少发挥两次重要作用。 账看完，萧老板的蛤蟆脸变成了驴脸。但他什么话也没说，甚至与我也不说，包括喝酒的时候也不说话，只是有天晚上突然说：“明天我妹妹要来。”但是他妹妹为什么要来，来干什么，他都没说，我也没问，别人妹妹来管我什么事？来了以后我才知道，萧老板既没有听张国良的解释，也没有听我的建议，而是按他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让他妹妹来公司管财务。一切尽在不言中. 萧小姐管公司财务后，张国良的脸色难看许多，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的神气劲了。至此，我完全相信萧博儒是真正的老板了，而张国良是水货的。真老板有底气，水货老板底气不足。 按道理说，财务工作交出之后，张国良的女朋友就没什么事了，但事实情况恰好相反，我明显感到她比以前更忙了，忙什么？我想不懂，还是半月之后董事长信箱帮我揭开这个谜。 第13节 13 萧小姐到任后，萧老板对工厂似乎放心许多，在我的建议下，通过厂长牵线，我陪着他拜访了村里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又到西乡派出所和宝安县经委走动走动，似乎像是对外说明身份。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仍然呆在公司里，仍然担任原来的职务，我不理解萧老板是怎么考虑的，似乎又觉得台湾人与台湾人之间是蛮讲情义的，不像秦老板对香港师傅做得那么绝。 这一天，萧老板突然对我说：明天你跟我一起出趟差，顺便回家看看。我一听能回家，兴奋极了，立即想到了儿子。我发现对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来说，老婆孩子都想，但确实是想儿子在先。 第一站是到宁波，深圳有直达宁波的飞机，对方一个小面包已在机场等我们。我发现大陆人对台湾人确实是非常友善的，把我们当成贵宾。 小面包载着我们走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有三小时，才到了一个镇上，镇长书记全都在等我们，宾主先是礼尚往来，然后才谈正题。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秦老板要从他们这里定货，所定的货就是自行车花鼓，难怪他们如此热情。我很奇怪，我们自己生产自行车花鼓的，我们本应该是卖方，怎么摇身一变成了买方了？看不懂，看不懂我就只管喝酒吃菜。但我没喝多，因为我还能听见他们说什么，比如萧老板要求他们在所有花鼓上都要打上“宏大”的印记，那个厂长满口答应，连说了几个没问题。 生意谈完之后，主人很热情，想专门带我和萧博儒到溪口玩玩，但萧老板好像是公务缠身，对玩不感兴趣，坚持要走。主人好像生怕丢了这单生意，就来做我的工作，说溪口离他们这里只有二十多公里，就等于是家门口了，并说凡是到他们这里来的人没有不去溪口看看的。我想也是，就二十多公里，不去也太可惜了，再说溪口我还真没来过，也想去看看，于是我就对萧博儒说：还是去吧，溪口是你们将委员长的老家，风水不错，去看看会沾点仙气的。萧博儒被我逗笑了，说那就去吧。 主人没有说大话，我们沿班溪公路行驶不到半小时就抵达溪口镇，然后步行去了蒋母墓，本来还要去御书亭的，谁知走到入山亭萧博儒就死活不愿往前走了，他不时地看表，一副焦急的样子，我只好对接待单位的人说：反正以后会常来，有的是机会，这次我们真的比较急，回吧。话说到这个份上，别人也就不再勉强，直接将我们送到宁波火车站。宾主道别。 车上，我一直在想，萧博儒这么匆匆忙忙赶往杭州有什么重要的事吗？我没问，他也没说，事实上，关于这次出差的真正目的及行程我一概不知。不知也好，省得瞎操心，反正我就相当于免费旅游和免费探亲吧，问那么多干什么。 火车快进杭州时，停了，那个地方正好叫萧山，与萧博儒的萧恰好同字，我指给站牌给他看，他也乐了。我说：“说不定这是你的老家呢。”他摇摇头，说不可能，我祖籍是福建的。 直到到了杭州几个小时之后，我才知道他这么急急忙忙赶到杭州的真正目的。原来是找小姐。我有点不理解，找小姐那么急干什么？我觉得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萧博儒的祖籍不就是福建的吗？那么我们体内荷尔蒙应该是差不多的，干吗他从台湾来了才几天就急猴猴地找小姐？我取笑他，他倒坦诚：不一样的，苏杭出美女嘛。我想完了，下一站肯定是苏州。这样我回到家的日子肯定有得往后推几天了。 到杭州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华侨宾馆安顿下来之后，萧博儒要我陪他沿湖滨路走走，我提醒他：这种事在大陆是违法的，你还是小心点。 走着走着萧博儒不走了，他发现了一个目标。说实话，那小姐一点也不像现在的鸡，无论穿着打扮还是气质，我看与一般的人没什么两样，萧博儒怎么就知道她是做这一行的？难道他有灵感？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要说有什么特别，那就是这位小姐是只身一人，而其他女孩几乎没有只身一人的，要么有女伴，要么有父母，要么有男朋友，要么有兄弟姐妹陪着。我马上就想，幸亏我没有女儿，要是有，肯定不让她晚上一个人出门，女孩晚上一个人出门闲逛，好女孩也被人误解为妓女。 萧博儒与女孩手挽手了，我就只好与她们分开，但我并没有走远，怕有警察突然出来把萧博儒抓起来。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成了萧老板的保镖，而且是个很称职的保镖，直到萧老板与那个女孩手挽手进了我们投宿的华侨宾馆，我都一直远远地跟着，生怕会出什么事，比如女孩的同伙突然出来敲诈一笔。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就在他们进入宾馆之前，我发现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两个人也在跟踪他们。我非常警觉，同时因为萧老板是台商身份，因为我身上有那个小本本，所以我居然一点也没有害怕。不但不害怕，甚至还有点兴奋，觉得自己总算发挥作用了，又觉得自己很像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地下游击队。我绕到后面，突然出现在那两个人的面前，低声但底气十足地问：“干什么的？” 两个人竟然愣住了，足足过了十秒，其中的一个才露出笑脸，讨好似地对我说：“噢，没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那女孩怎么说她认识你们？” 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挤出非常谦虚的笑脸讨好我，其中一个胖点的说：“我们其实相当于那个女孩的保镖呀。” “行了，这里不需要你们保什么了，你们走吧。” 两个人不急不慢地晃走了。说实话，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或许他们真是只相当于那个女孩的保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是警察，这点我早就看出来了，警察不会这么无聊跟踪这么长时间，要是我怀疑他们是警察，我也不敢主动靠上去的，相反，我会阻止萧老板把那个女孩带回宾馆。 虽不是警察，我还是不放心。他们二人晃走之后，我马上就回房间，敲门，我对着门小声说：“是我，开门，有事。” 我在外面等了一会儿他们才开门，萧老板连衣服都没穿好，或许他认为是我，没必要穿好。我问那个女孩：那俩个男人是谁？她说没关系，自己人。 我弄糊涂了，难道小姐真配保镖？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就有人按门铃，我以为是服务员，心想杭州的服务员这么这么差？没有理睬。门铃继续响，突然，萧博儒从床上弹起来，光着脚跑过去开门，我觉得很反常，爬到床那头伸脑袋一看，我的妈呀，还是昨天那个小姐！小姐今天穿了件紫色灯线绒上装，一头齐耳的短发，看上去比昨天晚上年纪大一点，但更加不像是做那种事的，反倒像一个人民教师。 萧博儒见到她来了很高兴，说：“你真来了？” “是啊，”那女的说，“说话算话嘛。” “好，好，好。”萧博儒一口气说了三个“好”，仿佛还不过瘾，又对我说：“你看，这女孩多好，说话算话，昨天答应今天当我的导游，今天一大早就来了。” 我说：“你们去吧，我想睡觉。” “一起去，我们把房间退掉，不回来了。”萧博儒的口气不容商量。 我们提了行李，到楼下退了房，花二百三十元租了辆车，上路了。 在“导游”的带领下，先是沿西湖兜了一圈，断桥残雪、平湖秋月、苏堤春晓、花港观鱼、三潭印月一路走马观花。我坐在前面相当于保镖的位置，萧老板和那个女孩坐在后排。他们好像情义未尽，又加上断桥红楼的联想，居然当着我和司机的面，一路卿卿我我不堪入目。我真的觉得不好意思，只好学着司机的样子，目不斜视，眼看前方。 中午在春江楼用餐，“导游”帮我们点了糖醋熏鱼，萧博儒赞不绝口。春江楼的菜好吃，服务也周到，用餐完毕，还赠送礼品，有檀香扇、杭州二十四景扑克牌、西湖风景明信片。萧博儒对这些小礼品个个爱不释手，我和司机都说我们不要的，全给你吧。“导游”更聪明，对领班说：这位朋友是台湾来的，很喜欢你们的这些有特色的小礼品，能不能多给几个？领班看看萧博儒的大蛤蟆眼镜和反“d”字形肚皮，确信萧博儒是台湾同胞，并为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破例送了一大盒小礼品，萧博儒非常珍惜地装在包里，一再表示要多介绍几个台湾同胞来春江楼吃糖醋熏鱼，收精美礼品。 下午到灵隐寺，我对萧博儒说我不进去了。萧博儒不知是不是想着正好可以省下二十块钱，或者他现在心思完全在“导游”身上，根本就没时间同我客气，反正他没说什么，只顾自己带“导游”进去了。我真想提醒他：在佛门圣地最好不要卿卿我我。但我没说，想着反正我是眼不见心不烦。 没进灵隐寺，我就在车上与司机聊天。司机也不知道我跟萧博儒是什么关系，就把那个台湾佬臭得一塌糊涂，并说他最瞧不起台湾人的这个毛病，我说那不一定，你看我不就蛮规矩吗？司机看了看我，说你不是台湾人，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台湾人？他又看看，说讲不出来，反正你不是。我很奇怪，凤凰冈的洗头妹“一眼”就看出我是台湾人，杭州的司机却“一眼”就看出我不是台湾人。 由于在杭州耽误了一天时间，苏州肯定是去不成了。萧老板要赶到无锡，因为无锡正在举行第三届全国自行车产品交易会，这才是我们此次出差的真正目的地。大约是“导游”到导得萧博儒很开心，否则他不对我谈行程安排，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像是好朋友，无话不说，有时候又不像是朋友，什么都不说，闹不清。 第14节 14 台湾的客商全部被安排在无锡湖滨大酒店，我与萧老板住一间，也成了“台商”。 台湾人在一起抱得很紧，他们之间做生意也蛮讲义气，一般不会互相欺诈或无限期地拖延货款。我陪着萧老板整天与他们泡在一起，感觉也很开心，他们对我很友好，说什么事也不回避我，只是有一点不太习惯，他们太喜欢找小姐，而且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这方面的经验，不知是炫耀还是以此表示关系亲密。有人说台湾人小气，在我看来这要看是什么事，对什么人，至少，他们在找小姐时是很大方的。说台湾人小气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相对与香港人而言的。就我与他们的实际交往来看，总体感觉是：台湾人更象大陆人，而香港人多少有点被西化了；台湾人普遍比香港人文化程度高，香港人普遍比台湾人富裕；台湾人比较有事业心，香港人讲究生活得开心；台湾人与台湾人之间抱得很紧，相互之间作生意也将信誉，但台湾人对大陆的男人和女人采取的是“重女轻男”政策，香港人这方面不明显。 跟这一批台湾商人在一起的另一感觉是他们似乎只是对祖国大陆的人民币和美少女感兴趣，而对大陆的秀丽风光却视而不见。在无锡的几天里，我曾多次提醒他们沿太湖去看看鼋头渚，看看三山，顺便登鹿顶山，再跨六十孔桥，游梅园，但他们一概没有反应，不仅不去我推荐的这些名胜，就是近在咫尺的蠡园他们也不屑一进，那情景就好像无锡的这些风景都是我家的，是我为客人精心准备的礼物，而客人却不愿接受一般。 在无锡泡了几天，我对萧老板此次江浙之行的目的也逐渐清楚。台湾自行车行业不仅在深圳东莞有一些工厂，在江浙一带也有不少。萧老板一直想做他们的生意，但从深圳长途运输显然不切实际，并且他在深圳凤凰冈的这间工厂规模也太小，深圳市场已经供不应求，不可能再分出一部分供应江浙的台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是在长江三角洲再建一间厂，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不行，眼下萧博儒没有这么多钱。事实上，就是凤凰冈这间小厂的钱他还借了青年创业投资基金和他大姐夫的钱。于是，萧博儒打算借机下蛋，也就是从我们去的宁波那家工厂采购现成的花鼓，然后再卖给长江三角洲这边的台湾自行车企业，只是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所有的产品全部打上“宏大”的商标印记。如此一来，他不仅可以赚取差价，而且可以先占领长江三角洲这块肥市场。他只能选择宁波，不能选择无锡或昆山，生产与使用的双方不能离得太近，太近了会露馅。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的家乡马鞍山有这种工厂就好了，马鞍山距离虽近，但不属于一个省，最好。可惜马鞍山没有，没办法，我想为家乡做点贡献都不行。 台湾人之间做生意似乎很顺利，我看常常是萧老板只说“我在浙江搞了个分厂”，对方马上就说“好啊，你给我发货吧”，没想到他们之间生意这么好做！萧博儒不虚此行。 下一站是南京。南京离马鞍山只有四十多公里了。我在无锡的时候就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老婆，老婆认为我离开恒基算是赚了个大便宜，没想到台资厂还有假公济私出差回家的机会，并说眼下回乡带来个台湾老板本身就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我们是中午到达南京的。由于我一心想着老婆孩子，玩起来也仿佛心不在焉。先是去看了中山陵。我按照自己的理解，认为台湾人是一定要去中山陵的，那时候还没听说过民进党，我总是将台湾和国民党划等号，中山陵上不是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图案吗？萧博儒对中山陵以及中山陵上面的青天白日图案确实是比较有兴趣，但这种兴趣远比不上他对金陵美女的兴趣。萧老板很聪明，他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份。晚餐时，他对一个服务员产生了兴趣，于是故意装疯卖傻地问一些傻问题，引起服务员的一阵笑声，我赶忙解释：我这位朋友刚从台湾来。 那时候内地不比深圳，深圳的洗头妹可以天天按摩台湾人的头皮甚至更进一步，内地人拿台湾人当稀罕物。听说萧博儒是台湾老板，服务员的眼睛马上发亮，对他所提的一切幼稚可笑的问题都给予耐心地解答。比如萧博儒问服务员叫什么，服务员回答叫陈颖，萧博儒问是什么“颖”，服务员告诉他是邓颖超的颖，萧博儒又问“邓颖超”是什么人？服务员忍不住又笑了，当时的大陆人谁不知道邓颖超？笑归笑，服务员还是极有耐心地为他慢慢解释。那一刻，萧博儒仿佛变成了一个天真可爱的小朋友，而我们年轻漂亮的服务员则成了幼儿园里尽职的小阿姨。突然，天真可爱的小朋友像是想起了什么，执意要对热情而极具耐心的服务员表示感谢，感谢的方式是赠送礼品，服务员不敢要，萧博儒坚决要给，最后引来了经理，我怕闹误会，赶紧向经理解释：我这位台湾朋友对你们餐厅和这位服务员的服务相当满意，执意要送服务员一件小纪念品，服务员不敢要，说你们有规定，您看怎么办？经理听后大为感动，没想到他这间小餐厅居然深得台湾同胞如此厚爱，居然要给我们免单。 “免单是什么意思？”萧博儒继续装疯卖傻，要装就要装到底。这次我没让小服务员再费心了，我抢在她前面对萧博儒解释了。萧博儒把那个蛤蟆脑袋摇晃了几下，连声说不行。最后，单肯定是照买了，不但单照买了，而且那份礼物也在经理的首肯之下由小服务员收下。经理一直将我们送至马路上，双方仿佛是多年的老朋友，但我不太高兴，因为我发现那份贵重的礼品竟然是我们在杭州春江楼免费索取的那些小纪念品。我有一种服务员被欺骗甚至被玷污的感觉，仿佛餐馆服务员是我的同胞，而萧老板是日本人一样。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这种感觉是怎么冒出来的。 萧老板很给面子，不仅按照我的要求与我家乡的市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的官员进行了会谈，而且还实地考察了几个当地的地方企业。那时候还没有给国营企业解困收购兼并这一说，双方只是谈合作谈投资的事。萧老板是比较诚实的，我亲耳听他对协作办主任说：“我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老板，只是前年才争取到青年创业投资贷款办起了这家小公司。”但协作办主任对萧博儒到底能不能投资似乎并不介意，只要他能按协作办的要求到他指定的企业去“考察”就好像心满意足了。实事求是地说，协作办主任还是比较务实的，他并没有要求我们象征性地搞一个“意向投资协议书”，如果他有这项要求，我也会尽力满足他的，如果那样，他当年的“政绩”肯定会更好些，但协作办主任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认为他还是个蛮正派的人，我为家乡有这样廉洁奉公的好官员而感到欣慰，也为主任的表现没有让我们大陆人丢脸而对他心存感激。大约感激是互相的，协作办主任对我好像也十分感激，觉得我为家乡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让我有点莫名其妙，以为他当官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地会说客气话，其实不然，他是当真的。就在我们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协作办主任将我拉到一边，正儿八经地说：“你看，你对家乡这么关心，我们真的想好好感谢你，这样吧，你看你有什么事需要市里面出面帮忙的，尽管说，没问题。”我刚开始有一种无功受禄的感觉，但看他说的那么认真，如果不找他帮点忙倒像是反而不给他面子了，于是想了想，还真想出了事来。我说：“是这样，我现在跟单位算是请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如果方便，能不能帮我把人事关系挂到市里？”主任满口答应，说没问题，这事我正好可以管得着，我就帮你把关系挂在市政府驻深办事处，你们院虽说是与市里平级的，但只要我发函，他们肯定会给面子。 萧老板还专门上我家坐了坐，看望了我的老婆孩子，遗憾的是他空手而来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应该空手的。尽管有这样的感觉，但我并没有很在意，想着毕竟是台湾来的，可能礼节与我们不同。那天恰好我岳父在我家，他们还聊了天。岳父有个哥哥在台北，四九年过去的，当时是国民党空军，后来是公务员，想着条件应当可以，但从来没回来过，可能是他在台湾另成家了，不好面对这边的亲儿子。前二年从台北寄来一千美元，是寄到我岳父这里的，大约是相信我岳父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处长，会比较公正地分配这笔钱。尽管如此，为了不给自己的弟弟带来可能的麻烦，他还专门列了份长长的名单，指明谁谁谁多少多少，其中在清华大学当讲师的侄女只分到十美元。好在那位讲师当时不在国内，正在美利坚合众国作为期两年的交流讲学，否则分到这十美元不知怎么想。我岳父还不错，分到一百，但岳父没要，全部给了他哥哥那一房的人，并且岳父好像还不高兴，说：台湾人一定还以为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吧。所以，今天岳父对萧老板的空手造访也见怪不怪。岳父好像比那位协作办主任更有见识，对萧老板不卑不亢，给我长了脸。 不知是岳父的长脸还是主任的盛情，或者是我老婆孩子的客观存在让萧老板更放心，反正出差回来后萧博儒对我更信任。表现之一是他经常让我去罗湖提现金。要用钱了，他就拿出一张取款单，在上面签上他“萧博儒”三个大字，交给我，并让公司那辆拉货用的双排座跟着我，去位于罗湖的海燕大厦二楼一家外资银行取现金。最多的一次是取十五万港币，一千元一张的票子，一百五十张，将裤子口袋塞得满满的。说实话，我完全可以将它拿走，那个双排座司机根本就没跟我上来，海燕大厦附近不允许停车，车停得老远，我拿了钱跑到广州了他可能都不知道，如果萧博儒为此找到我家，我老婆完全可以反过来向他要人，这么大的中国，他到哪找我？报案也没任何证据，没法受理，但我不可能这么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除非我永远不想做君子了。我还是要做君子的，所以没有这么做。说实话，有时想着他对小姐们的那个猴相，又觉得真该拿走算了。 第15节 15 萧小姐告诉他哥哥，有十几万元对不上账。萧老板说：“到底多少？准确点，再拿个清单出来，一笔一笔写清楚。” 总共是十六万，恰好是笔整数，肯定被挪用了。 “董事长信箱”接到一封检举揭发信，说张国良已经在村尾租了厂房，并且买了设备，准备自己干了。揭发信没名没姓，不知真假。萧老板递给我，我说这有什么可考虑的？不就三分钟的路吗，过去看看就行了。 村尾还真新建了两栋厂房，比我们现在的漂亮多了，厂房还没完全建好，门口的场地和道路还没弄平，却已经有工厂开始往里搬了。我和萧老板把脸凑到窗户上一间一间看过去，果然发现东面的一个大开间了里安装着几台冲床。我们找到看场地的老头子，问宏大厂张老板的新厂房是哪间？老头很热情，马上把我们带到刚才我们看到冲床的那个大开间，说：“这就是，机器已经搬来了，过两天就生产。”我侧过头看着萧博儒，发现他已经变成了三角眼。 我说：“说话一定要兑现，找到那个写揭发信的人，发奖金。” 西乡万昌公司找上门来，讨要买车床的钱。萧老板说：“我们向来都是现金交易的，谁欠你的钱？” 萧老板让他妹妹拿出账本，翻出凭据，指给对方看：款已付了，这是凭据。万昌公司的来人将脸凑近些，说：“凭据上写的是‘机床’，事实是冲床，这张凭据付的是冲床的款，车床的钱一直没付。” 我将凭据要过来看了看，说：“既然是冲床，为什么票上不写冲床，偏要写‘机床’呢？” “是你们张老板坚持要这么写的，并说冲床也属于机床的一种，这么写也可以。”来人说，“不过没关系，发票上有机器型号，你们可以核对一下。”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萧老板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对万昌公司的人说：“冲床我们还没用，退货，货款冲抵车床的钱，多退少补。” 来人说：“这我作不了主，得回去问老板。” 我向萧博儒建议：“赶快弄清楚他有没有私刻公章和财务章，如果刻了，立即报案，如果没有，再作处理。” 此时的张国良恰好不在凤凰冈，他昨天请了假，说是随女朋友去衡阳。萧博儒说：什么女朋友！他在台湾早有老婆孩子，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我看着萧博儒，没说话，心里想着一句成语：五十步笑百步。 我先叫来厂长，然后我们三人一起来到村委会，了解新厂房的情况。村主任说张老板是来签了份租房合同，并且已经交了三个月租金，但不是以宏大公司名义签的。我们问是以什么名义签的，我们想看看合同。主任支吾了半天，说保管合同的人不在，他记不清是以什么公司名义签的了。 我又向萧博儒建议：“村委会这边的事交给厂长处理，她是村里人，好办。你自己赶快给你的老客户打电话，他们或许知道。” 萧博儒照我的话做了，他这时候好像特别听我的。 老客户们有三种回话。第一种是真正的老客户，是萧老板在台湾他姐夫的厂里做事时的老客户，他们说绝不知道有怎么回事，并说博儒你放心，姓张就是开厂我们也绝不和他做生意，除非你要我们关照他；第二种是到深圳这边才认识的新客户，他们说知道这件事，张国良请他们吃饭时说过，说他自己要开工厂，并要我们今后关照他，我们当时并没把他当回事，只是应付着说没问题，但不知道他真搞起来了；第三种是张国良自己到深圳找的客户，萧老板本人跟他们反而不是很熟悉，他们说话态度比较暧昧，模棱两可，甚至还有一个姓佟的客户反过来“开导”萧老板：生意大家做嘛，兄弟之间做长了还分家呢，大家都是台湾人，互相关照点，别搞得太僵，等等。我抢过电话，对他说：宏大公司是萧博儒的，张国良没有一点股份，他是给萧老板打工的，不存在“兄弟分家”一说。对方停了一下，说：是吗？你是谁？萧老板把电话键按住了，说别跟他讲了，张国良没去衡阳，就在深圳，也许就在他那里。 我再次向萧老板建议：到工商管理局查查，看有没有一个叫张国良的台商来注册过什么公司。这一次萧老板没有采纳我的建议，但他也没说不，而是直接拿起电话，拨通张国良的手机，关机。 我说：“接通也没用，他说他在衡阳，几天回不来，你怎么办？” “你认为他在衡阳吗？”萧博儒问。 “肯定不会，”萧小姐抢着说，“他那边要开工了，现在怎么可能跑到衡阳去？” “不一定，”我说，“假如他到衡阳是为了搞钱呢？” 萧老板和萧小姐互相看看，又一起看着我，没说话。 第16节 16 还真让我一口猜中。张国良确实是去了衡阳，确实是为钱而去。 张国良的“女朋友”是衡阳人，长的还可以，撇开像唐小姐这类文艺界专业出身的人，她算是漂亮的。好像比秦晓芸还漂亮些，但绝对不及秦晓芸可爱，差远了。主要差别是秦晓芸洋气，她不土不洋；秦晓芸天真活波，她忸里做作；秦晓芸单纯真挚，她势利虚荣。 “女朋友”中专毕业，本来是在宏大公司做文员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是她主动的还是张国良主动的，反正和“张老板”搞到了一起，正儿八经地做起了“老板娘”。在我来公司之前，全凤凰冈的人大约都知道她是宏大的“老板娘”。有没有实际搞到钱谁也说不清，但虚荣心已经赚足了，甚至可以说是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听说就在我来的前几天，“丈母娘”还亲自从衡阳赶来凤凰冈，实地考察了“女婿”的实力。“女婿”说眼下这个厂条件是差了些，主要是对大陆的政策还吃不准，现在已经摸准了，马上就投资干个大的。“女婿”不仅说，而且还把“丈母娘”带到当时正在建设中的那两栋新厂房面前，请“丈母娘”做主，看挑哪间好。“丈母娘”很有见识，当即给予原则指导：第一，设备重，应选一楼，脚踏实地发展快；第二，就东不就西，迎着太阳好长。“女婿”言听计从，当即与母女俩一起找到村主任，说：“东头一楼那个最大的开间我要了，现在就付定金。”把个“丈母娘”羡慕得要死，恨不能自己年轻二十岁，当即问“女婿”：你爸爸还好吗？ 张国良这次衡阳之行主要是为了筹款。本来是不需要的，但没想到萧博儒不声不响地来了个釜底抽薪，将自己的妹妹安排进来当了会计，一下子断了财路，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资金还是不够，只好硬着头皮来求“丈母娘”。 张国良很懂得做事情的路数，来衡阳之前就先做好了“女朋友”的工作。他对“女朋友说：“其实钱是够的，但为了争取客户，我已经对他们说好是‘送二结一’，也就是说，头一批先不收钱，用了再说，等到第二批货到时才结第一笔款，这样就押了一批款，流动资金就没有了，所以急需解决一笔流动资金。” “女朋友”不放心，她问：“如果别人只定这一批货，下次不在你这里进货了怎么办？如果第二批货到了对还不付第一笔款怎么办？” 张国良说：“不会的。这些客户都是长期用户，不可能只定一批下次不进货。再说大家都是台湾人，台湾人在岛内可以尔虞我诈，但出了岛还是比较团结的，至少我们之间做长期生意不会赖账。” “其实我这都是为了你，”张国良趁热打铁，“我只有真正当老板了，你才是真正的老板娘。而且，我也只有赚到大钱了，才能和她离婚，与你正式结婚。” “女朋友”没说话，仍然在低头想着什么，而张国良已经陷入美好的遐想之中，他说：“我们去欧洲旅行结婚，在古罗马的大教堂举行盛大的婚礼！我有许多同学在欧洲，我请他们全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们要让上帝作证，证明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风光的新娘！”说着，张国良还情不自禁地将“女朋友”一顿热吻，“女朋友”费了很大的劲才醒过来。说：“我妈妈有钱。” 张国良此时对“钱”好像根本不在意，在意的完全是感情。他仿佛没有听清楚“我妈妈有钱”这句话的意思，“答非所问”地说：“到那时候，我们就将你妈妈接到台湾来，让她伴着阿里山日月潭的风光安度晚年。对了，你妈也不能太保守，我们应该为她张罗个老伴，台湾有很多有钱的老单身，他们非常希望找一个温柔贤惠的大陆女人共度晚年。你妈妈那么漂亮，肯定没问题的。” 天知道“女朋友”在电话里跟她妈妈怎么说的，反正他们俩这次去衡阳就是去拿钱的。“丈母娘”不仅将老伴的工伤费悉数奉献，而且还从兄弟姐妹那里又凑了几万。本来钱几乎就要到手了，但女朋友的一个舅舅突然之间提出了疑问，他将姐姐拉到一边说：“不对呀，姐姐，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钱凑在一起不过二十万，一个台商为了二十万跑这么远来求我们，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有什么奇怪？”丈母娘说，“你没听说如今越是有钱的人越缺钱吗？实话对你说吧，这点钱人家本来是不需要的，是我实地看了他那里的生意很好，有意想参一股。你姐夫死了，我将来不靠女儿女婿靠谁呀？” 丈母娘说着竟哭起来，舅舅想着算了，反正我就拿了三万，就算是为了自己的姐姐吧。 二十万到手后，张国良当即真的成了台湾大老板，马上对丈母娘和几个舅舅表示：亲戚中谁要是没事干的，来深圳找我，全安排。 一句话说得丈母娘光彩照人，“女朋友”的一家一夜之间成了豪门望族，整条街上都知道丈母娘成了“台属”，说不定当年春节就能赶上台胞团拜会，几个舅舅走起路来头颅自然昂起三十度。 人的预感有时是很准的。张国良拿到这二十万现金后就一直有一种要出事的感觉，所以他很紧张。 钱在“女朋友”身上，即使遇上打劫的也未必能搜出。他们拿女人的长丝袜当袋子，一万一万地排好，然后绑在“女朋友”的腰上，“女朋友”因此看上去就像怀孕四五个月的孕妇。张国良自己身上另装了几千块钱，即使真遇上打劫的，光天化日之下，劫匪拿到几千块之后也会溜之大吉的，决不会再向一个孕妇下手。既然如此，还能出什么事呢？或许是自己吓自己。 萧博儒已经报了案，他向警方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他的经理和出纳携款外逃，要求警方协助缉拿。萧博儒不仅向派出所报了案，而且向深圳市台湾事务办公室作了口头和书面汇报，并将这一情况连同派出所和市台办的反馈信息一起传真给有关客户。 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刚回到凤凰冈，立即被警察带走。在派出所里，张国良对萧博儒提出的指控举不出反证，只好强调自己并不是“携款外逃”，事实是自己也开了公司，挪用了宏大公司一部分流动资金，一旦自己运转起来，肯定会补上这个窟窿的，绝无“携款外逃”之意。并且说：如果是“外逃”，还会自己回来吗？ 既已承认挪用，人也就暂时扣留，并进行检查，当即从“女朋友”身上搜出二十万，恰好是萧博儒报失的数字，十六万现金和四万车床欠款，人脏俱获。 萧博儒给派出所送了锦旗：“台商卫士，神警神速。” 又通报市台办，说案子已破，感谢协助。同样的文字也传真给有关客户。 张国良和“女朋友”被抓之后，宏大厂一下子热闹起来，成了整个凤凰冈的“明星企业”。我去洗头时，洗头妹和老板娘都热情地向我打听这打听那，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台湾人之间的事，但有一点我说了：宏大公司是萧老板的，张国良只是为他打工的。后来村主任在厂长的带领下来到厂里，找萧博儒说情，说你们都是台湾人，既然钱已经追回来了，算了吧。萧博儒对村主任很客气，但关于放人的事，他说他做不了主，这是警察的事，我没办法。 没过两天，“丈母娘”来了，吵着找萧博儒要人，被萧博儒的妹妹顶回去：人是警察抓的，管我们什么事？张国良在台湾的老婆和丈母娘都没管，你算他什么人？ 但后来萧老板又突然亲自去派出所替张国良说情，说念其初犯，并且钱已如数追回，希望不予追究。派出所看张国良是台湾人，本来就照顾三分，现在被挪用的钱已全部追回，失主本人又来求情，加上凤凰冈村里面也出面找过西乡派出所和宝安公安分局，考虑到张国良现在也已经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也是“台商”了，这件案子可以解释为台商与台商之间的经济纠纷案，现在既然双方已经讲和了，派出所也就做顺水人情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放了。 对于萧博儒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主动去派出所保张国良出来，我一直想不通，只是以为台湾人之间确实很讲义气，后来还是他妹妹无意中说漏嘴了：这个张国良本来就与萧博儒的姐夫沾亲带故，否则萧博儒当初也不会请他来做总经理的。我想，后来肯定还是他姐夫出面了，萧博文才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是他姐夫的面子大，而是他姐夫的资产大，萧博儒在生意上还要仰仗他姐夫。 张国良出来之后，这件事我以为就算是过去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张国良，听工人说他在东莞的一家台湾厂打工，也有人说他到龙冈去办了一家花鼓厂，发展得还不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这事真好像是永远过去了，与我无关了。突然有一天，“董事长信箱”又收到一封神秘的检举揭发信，信上说张国良已经找了人，准备杀了丁先生。萧老板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将这封信给我看了。并且实话告诉我：这个张国良在台湾时就与黑社会有染。那一刻，我像是接到了生死牌，眼前立刻浮现港台影视上黑社会杀人的各种场面，想到了我年迈的父母和刚会跑的儿子，想到了老婆。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迅速逃离，赶快回家。 我没想到我这么怕死。我对萧博儒说：“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我家在哪里。” “那当然。” “这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家的情况。” “是的，你放心。” “我今天就走，马上走，你送我到广州机场，直接送上飞机。” “没问题。” 路上，萧博儒塞给我一个信封，我捏了捏，大约有几千块，说：“谢谢。” 萧博儒握住我的手，说：“你这都是为了我。” 我说：“你怎么办？他会不会对你下手？” 萧博儒没说话，眼睛看着远方，似乎很远、很远。这时候我突然感到他的眼光中有一种令人琢磨不透的东西。但反正我也离开他了，不去深想了。 临上飞机时，萧博儒对我说：“先在家歇段时间，我在江苏的业务很快就要开展起来，你要是愿意，可以帮我负责那边的业务。那些人你在无锡都见过，熟人。随你自己愿吧。” 第17节 17 一回到家里，我就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我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半天没说话。老婆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说萧老板要在江苏开展业务，让我先回来筹备。她说：那你不回深圳了？我说再说吧，反正工资照副付。说着，我把那个信封交给老婆，她接过去，认真地数起来，数得很认真。而我则想，这几乎是我的一条命呀！ 我照例回情报室“上班”，尽管我现在属于借出人员，市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已经为我办好了借用手续，我上班也没工资，但不去情报所去哪里？好在有我一大堆来信，正好可以看看。我发现国人对印刷品是很信赖的，当初我为了混稿费胡乱写了一些东西，如今真被人当作某某专家了，收到了很多求教信，这些求教信中居然还有一封来自国防科技大学，并且是两位教授一起写来的，向我请教有关舰艇用轻质绝热材料方面的问题，我真想给他们回封信，问他们可不可以收我做博士，如果可以，我就可以天天指导自己的导师了。 看着这些来信，我似乎又很怀念在情报所工作的日日夜夜。所里面人见我从深圳回来都很热情，那样子不亚于见到归国侨胞，我的虚荣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某种满足。同事们还嚷着要我请客，仿佛认定我已经发了大财了。被他们这样一捧一抬，我的双脚就离开了地面，而且离得蛮远，想下都下不来。我豁然发现：我已经没法再回设计院了，没法再回情报所了，这里已经不属于我，开弓没有回头箭呀！ 回情报所“上班”是有好处的，情报所可以看到各种报纸，其中《中国青年报》上一则招聘启示吸引了我。登启示的是海南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说招聘从副总裁到企划人员各个岗位的人才。我给他们去了封信，照例是附上各种证书和奖状的复印件，并对近几个月的经历作了夸张性描述。这点夸张也不算过分，的确，通过这几个月跟着香港老板台湾老板后面混，长的见识比在内地几年都多。 我记得好像就投过这一份个人资料，没想到一下就投中了。他们很快就给我回了信，拟聘我做公司发展部经理，并问我有什么待遇要求。我等不及写信了，马上回了电话过去，说我很乐意去海南服务，并说没什么待遇要求，按公司制度办就行了。我在恒基公司搞过招聘，知道提待遇要求没任何好处，除非是老板求你，你自己去应聘还能提什么要求？公司还能为你改变其工资制度？再说，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回设计院上班肯定不适应了，就是能适应也丢不起这个人。只要你“下海”了，就别想再回头，回不了头，各种各样的因素让你没法回头，没面子回头。 对方说你可以来面试，我问面试怎么说，对方说面试时要带来各种证件的原件，一般这么远通知你面试大都能通过的，万一通不过，公司承担回去的路费。我说可以。 我相信自己的实力，包括应付面试的能力。毕竟，我面试过别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这样经历的人还是少数中的少数。 我对老婆说我要去海南，她说你不跟萧老板干了？我编了个理由，说台湾人好色，老是要找小姐，我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要去海南。老婆听了很顺耳，就没说什么，我真担心她问：要是海南的老板也好色怎么办？但她没问，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老婆和儿子一起送我到南京，我将从南京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坐汽车去海南。我心情不好，在南京无缘无辜地跟的士司机吵了一架，直到今天都觉得对不起那个的士司机。在南京车站广场，正好有儿童电动三轮车玩，一次两块钱，我坚决主张给儿子玩，我们再也不是“二百五”了，无论到哪里我都不可能是“二百五”了，我失去那么多，换来的就只有这一个，如果连儿子玩一下电动车都舍不得，我“下海”干什么？ 我排队买票，老婆带儿子排队等电动车。他们等到了，老婆将电动车抓在手里，叫儿子赶快跑过来取票，我看见儿子惶惶张张跑过来，我一惊：儿子大了！会跑了！我第一次去深圳时他连走都困难，现在居然能跑了！ 火车开动时，老婆孩子倒没事，我哭了。不知道是为老婆儿子还是为自己。等到再想和儿子说再见的时候，火车已经驶离很远，忽然感觉自己是在船上，而船正向驶大海，离岸越来越远，即使这时候我想回头，也可能找不到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