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官场》 第一章 给一把手做报告的犯人 戴向军当然说谢谢，非常满意，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巨大差别。直到有一天，当他利用这个岗位为自己淘了满满一大桶金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内部调整"的真正价值。 也就是在南都，换上其他地方，说出来恐怕还没人相信。 为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定》，南都有关方面精心组织了一场形式特别的报告会。听众是身居要职的各级官员和大型国营企业的一把手，而报告嘉宾却是一位身穿囚服的犯人。 报告人叫戴向军，今年46岁，曾经是南都赫赫有名的大老板，资产达数亿元。四年前，因财务欺诈、侵吞国有资产、偷逃税款、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罪名锒铛入狱，身陷囹圄。 戴向军原名叫"戴想军"，上军校之后，在老师的建议下，改名为"戴向军"。 戴向军不是南都本地人，老家在千里之外的淮北平原。半个多世纪之前，那里曾爆发了一场决定中国人民命运并足以改变整个世界大格局的著名战役。当时国民党军队控制着徐州、蚌埠两大重要城市，但广大乡村却掌握在人民解放军手中。戴向军的老家戴家湾属于乡村，控制在解放军手中。不知道是宣传动员的工作得力还是这里的老百姓天生觉悟高，反正当时戴家湾的全部老百姓都投入到支援解放军的运动中来。他的父亲戴梦田那年17岁，血气方刚，不甘落后，当然不会例外。戴梦田做了一辈子关于田地的梦，直到解放军开进村之后他才第一次有了当家做主人的感觉，所以，他真心拥护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商量，戴梦田决定和堂弟二秃子一起报名参军。除了感恩戴德的思想外，参军光荣也是原因之一。当时他们村凡是参军的人，一律戴大红花，骑老黄牛，敲锣打鼓从村头到村尾来回走几圈，一路上惹得大姑娘小媳妇踮起脚尖张望，像戴梦田和二秃子这样的穷光蛋，哪里经历过这排场？就冲这儿，他们也要参军。但是，临报名的时候，区上的王干部打量了他们俩半天，欲言又止，最后却动员他们参加担架队，并说参加担架队也是参加革命，还说担架队好，不用打仗还能发饷。二秃子不干，态度坚决，因为他知道，参加担架队是不会戴大红花骑老黄牛的。二秃子胆子大，他反问王干部，是不是因为看他是秃子怕部队不收？那可不行，咱部队上秃子不少，为什么他们能当解放军我就不能当？王干部说不过他，只好同意。戴向军的父亲戴梦田脸上有麻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王干部才动员他参加担架队的，但既然秃子能够参军，麻子当然也可以参军了，因为他也见到咱部队上的人有脸上长麻子的。不过，戴梦田没有二秃子那么冲，比较随和。戴梦田觉得王干部说的话多少有些道理，参加担架队虽然没排场，但排场不能当饭吃，子弹不长眼睛，要是真参了军，排场是排场了，但排场之后吃枪挨炮也不一定，既然都是参加革命，干吗一定要当解放军？再说，好不容易梦想成真，分了田地，还等着他播种呢，参军就没办法种田了。于是，戴梦田听从了王干部的建议，参加了担架队。后来的事情就不用说了，肠子都悔青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二秃子成了部队首长，娶了城里的老婆，回乡的时候县人武部派小车子送着，乡长陪着，那排场……而戴梦田除了说"如果当初我也……"之外，只能老老实实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所以，戴向军出生的时候，父亲一看是个带把子的，想都没有想，立刻就给他安上了"想军"这个名字。意思很明确，就是想着将来参军。1977年，戴向军到了父亲参加担架队的年龄，赶上国家恢复高考，戴向军的考分超过大专线，按照他本人的意愿是上地区师专，两年之后就当老师，吃商品粮，属于国家干部。可父亲不同意，坚决要儿子上军校，并拿他远房叔叔二秃子做例子，说只有到部队才能有出息。 "当一辈子老师有什么出息？"父亲戴梦田说，"在部队上，只要不转业，就一直往上升。你看你二叔，都当师长了，你当老师能当出个师长来？" 戴向军承认当老师永远当不来师长，上军校多少还有这种可能。再想想，全村现在最受人尊敬的还是他二叔，于是，子遂父愿，上了陆军学校。到校后，接受老师的建议，改叫"戴向军"。 毕业实习那年，赶上对越自卫反击战，戴向军当实习排长，打穿插，可步话机坏了。明明他们已经占领了阵地，后面的部队还继续打炮，连长急得骂娘。关键时刻，戴向军灵机一动，用旗语代替步话机，为战役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荣立二等功。 正当戴向军准备在部队上大展身手的时候，一道命令下来，他所在的部队被撤销。 戴向军感觉如青天霹雳。 不错，他早知道要裁军。可没有想到裁到自己头上。不仅是文革之后第一批陆军学校毕业的，而且还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立过二等功，他这样的人都不保留，部队保留什么样的人呢？ 戴向军找到首长。 首长说："是啊，你热爱部队，这是好事情，而且干得相当不错，这个时候转业确实是可惜了。" 戴向军见有门，脸上禁不住露出一点笑容，这是他这些天来第一次面露笑容。 但首长没有笑，他依然严肃。首长告诉戴向军，这次裁军下了死规定，一刀切，一个不留，包括首长自己。 "否则，"首长说，"口子一开，谁都可以找到自己留下来的充足理由。" 戴向军强迫自己接受现实，当即向首长表示坚决执行组织上的决定，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同时，积极做好其他同志的思想工作，配合组织上百分之百地落实这个最后的任务。直到这个时候，首长一直紧锁的眉头才舒展开，把一只手放在戴向军的肩膀上，重重地按了按，说这就对了，并且语重心长地提醒戴向军将来无论到哪里，都要谦虚谨慎，和同志搞好团结，做人做事情都不要怕吃亏，天下没有白吃的亏。戴向军认真地点头，努力将首长的话全部记在心里。 戴向军说到做到，站好最后一班岗，不仅自己以愉快的心情面对转业，而且还努力做好战友的思想工作，主动帮着先离队的战友收拾行李。最后，戴向军分配到了好单位——南都市公安系统——不仅可以享受发达地区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以继续穿制服。 正式安置前，南都专门为他们这批转业干部举办了一个培训班。地点位于南都市黄埔区的省委党校内。在戴向军之前，同样的地点已经迎接过一批学员了，所以，他们这批人被学员们自己称为"黄埔二期"。 由于不忘首长的临别教诲，戴向军离开部队后继续严格要求自己，具体表现就是没有趁离队和报到之间的间隙回老家，而是一趟火车直接坐到南都，所以，他是"黄埔二期"最早的学员。由于来得太早了，所以工作人员还有些不好意思。 "这么早就来报到啊，我们都还没准备好呢。"工作人员说。 "不好意思，部队的习惯，总想着要打提前仗。"戴向军忙解释。 工作人员自然说没关系，并开玩笑地说来早了也好，干脆帮我们整理房间，迎接其他学员。戴向军当然说好，说当兵的，别的不敢说，干力气活没问题。 本来是说着玩的，可戴向军当真了，把自己当成了工作人员，和他们一起整理房间，迎接新学员，以至于后面的同学以为他就是工作人员，直到那天开完欢迎会，大家才知道戴向军原来也是他们"黄埔二期"的正式学员。 欢迎会的最后一项内容是选举班长和联络员。班长好选，谁在部队的职位最高就选谁，一致推选他们这个班职位最高的柯正勇。接下来选联络员。联络员是跑腿的，不计较职位高低，勤快就行。但正因为如此，反而不好选，好像人人都符合条件，到底选谁就成了问题。关键是大家都刚刚见面，互相之间不认识，怎么选？如此，酝酿了半天，连个候选人都没有提出来。这时候，主持欢迎会的刘主任主动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戴向军。刘主任感觉戴向军义务帮忙这么多天，没有什么可报答的，提议他当联络员，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肯定吧。刘主任提议完之后，学员们一片茫然，他们并不知道"戴向军同学"是谁。这时候，刘主任抬抬手，让戴向军站起来。于是，戴向军就站起来，习惯性地向大家行了一个军礼。这时候大家才知道，这几天忙前跑后的这个"工作人员"原来也是他们班的学员。好了，不用选了，鼓掌通过。就这样，还没有正式到地方上报到，戴向军就拥有了一批社会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柯正勇。柯正勇是副军级转业，到地方上职位也比较高，即将就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由于柯正勇是班长，戴向军是联络员，他们两个人之间接触最多。虽然大家都是学员，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但戴向军每次来到柯正勇房间，都要按部队时候的规矩喊报告行军礼，以下级的身份和语气汇报工作，接受指示，让柯正勇依旧有部队首长的感觉。在具体工作上，凡是需要吃苦出力的，像每天早上发报纸，课上分发资料，收集学生的意见和想法等这些琐碎无功的事情，戴向军全部包了，从不让柯正勇操心；而凡是出风头的事情，比如代表他们这个班对外打交道的时候，或者友谊球赛、联欢聚会需要发表讲话的事情，戴向军都把柯班长推到第一线，甚至为他起草发言稿，搞得自己像秘书。戴向军的这些做法当然获得了柯正勇的好感，并逐步建立了信任。培训班结束时，柯正勇对戴向军说出了心里话。说要是以前，他就会把戴向军留在身边，可这里不是部队，他也刚刚来，没那么容易跨部门调人，但作为即将上任的市政府副秘书长，他说话还有点分量，在公安系统内部帮戴向军动了动。 "原本分配你去劳改局是吧？"柯正勇说，"现在你改去交管局，系统内部调整，变动不大，但我觉得交管局更合适你，你觉得怎么样？" 戴向军当然说谢谢，非常满意，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巨大差别。直到有一天，当他利用这个岗位为自己淘了满满一大桶金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内部调整"的真正价值。 第二章 温柔的圈套 戴向军再次冒汗。这次不是额头，而是脊背，所冒出的也不是热汗，而是冷汗。 戴向军早听说地方上人际关系复杂，但没想到会复杂到这个程度，才正式上班第一天，就给他下了这么大一个温柔的圈套。 戴向军分配到交管局的车管所担任证照中心副主任。所谓证照中心，说白了就是为新车发放行驶证和车牌的。在没有亲身经历之前，戴向军并没有认为这个岗位比劳改局好。相反，他当时还沉浸在部队生活的惯性之中，甚至以为劳改局的工作更好一些，起码更接近部队生活。不过，他相信首长，在"黄埔二期"的时候，柯正勇就是首长，既然柯正勇说交管局的工作更适合他，那么就一定适合他。至少，工作地点在市内，眼下是他一个人先过来的，这个优越性不明显，等安定下来把老婆孩子接过来了，特别是将来孩子要上学了，市内工作和远郊工作的差别就体现出来了。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交管局和劳改局的差别远远不止这么简单，甚至可以说差别大着呢。 正式上班的第一天，中心的同事就张罗着为他接风，方式很简单，约好了下班之后大家一起去吃一顿。这种方式戴向军不是很习惯。铺张，还不如开个欢迎会正式，但入乡随俗，想到部队首长临别时候的教诲，要和同事们搞好团结，想到现在毕竟不是在部队了，南都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做法肯定与部队有差别，自己应该有意识地习惯地方上的做法，于是就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大家的邀请，下班之后和同事们一起高高兴兴地去了一家酒店。 还没有进门，就感觉不对劲儿。也太豪华了。当时戴向军就想，这里一定很贵吧。不过他没有说，也没有问，他不能让同事们觉得他太没见识，更不能让同事们感觉他小气，所以，虽然感觉有些别扭，但他仍然装着没事一样随同事们进了酒店。 上了三楼，入了包房，包房里面的奢华更让他吃惊。红地毯、真皮沙发、水晶酒具、大彩电、专用卫生间一应俱全。说实话，戴向军是部队机关的正营级作战参谋，也不是一点见识没有的乡巴佬，多少参加过一些吃请活动，甚至也进入过一些豪华场所，但是，像这样奢华的场所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戴向军尽量和同事们保持一致，笑着入坐，但心里仍然有些不安，主要还是担心钱。如果是同事们凑份子请他，那么这个人情他早晚是要还的。如果是用公家的钱铺张，那么，自己作为副主任，上任头一天就动用公款大吃大喝更不合适。但是，他看见主任和同事们都很开心，都像没有事情一样，他就只好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要紧张，大不了到时候我付账就行了。这么想着，他就真不紧张了，因为他那天身上恰好装了钱。 宴会开始，戴向军的心情非但没有轻松，反而更加紧张了。敢情他们这里吃饭并不是鸡、鸭、鱼、肉一起上，大家推杯敬盏，相互谦让，而是各吃各的，每人一份。比如鲍鱼，一人面前一个，配上刀叉，像吃西餐那样，自己动手自己吃，不需要谦让，甚至不需要招呼，各人吃各人的。还比如鱼翅，戴向军在部队有一次陪首长赴宴见识过，就是一小杯羹里面有几根像龙口粉丝一样的东西，但这里不是，这里是每人面前一个砂锅，砂锅下面是托盘，砂锅里面是羹，但不是一小杯羹，而是一砂锅羹。戴向军知道这东西贵，一小杯都很贵，那么现在每人一砂锅呢？这还只是吃之前的感受，吃起来之后，才发现这里面不是几根"龙口粉丝"，而是一大块整鱼翅！像小时候他姐姐们用的桃木梳子一样！厚墩墩的，比桃木梳子还要厚，还要宽，这该值多少钱？！说实话，戴向军有点张不开口了。看看左右，大家都好像没事一样，认真地吃，津津有味地吃，非常坦然地吃，像平常在家喝一碗稀饭一样地吃。戴向军再次告诫自己和同事们保持一致，于是，也就赶紧吃，赶紧喝。 两道菜上完，又来了第三道菜。还是老规矩，一人一份，各吃各的。 戴向军有些坐不住了。他想知道价格。毕竟，吃完之后有可能要他付账的。就是别人付账，他也应该知道别人为他花费了多少钱。 瞅准机会，戴向军小声向服务员索要菜谱。服务员以为他还要加菜，热情得很，很快就把菜谱呈上。坐他旁边的主任也爽快地说："还想吃什么，尽管点。"那口气，仿佛是免费的。 戴向军点点头，报以微笑，说只是看看。 也确实只是看看，他哪里还会再点菜。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每道菜的价格都是大几百元。如果是大家加在一起还好说，如果是每一份这个价钱，那么十多个人加起来一道菜不就是大几千块？那么这一餐吃下来不得花费一两万？ 戴向军的额头有些冒汗。他努力让自己镇静，但还是忍不住急切地想知道到底是每份这个价钱，还是这么多人加起来这么多钱。但他不好意思问，既不好意思问服务员，也不好意思问主任，因为大家坐得那么近，无论他是问服务员还是问主任，就等于是问大家了，而这个时候他如果问大家这个问题，那就不是一般地没有见识和小气了，所以，他不能问。既然不能问，那么就只能让额头冒汗。 虽然不能问，但是他在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价格。菜谱印刷得非常精致，不是临时为他们这一桌写的菜单，据此，戴向军猜想应该是每份这个价钱，因为如果是这么多人加起来这个价钱，那么十个人吃十份和一个人吃一份就是一个价钱，不合逻辑嘛，所以，虽然没有问，但戴向军基本上已经肯定是每份这个价钱，也就是说，这顿欢迎他的晚宴要花费一两万块钱！这大大超出他的想象，也远远超出他的支付能力。别说今天晚上他身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就是今后他想还这份人情，也花不起这么多钱。这该怎么办？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甚至希望这次是公款请客，如果是公款请客，那么他就不需要还人情了，因为公家是从来不需要私人还人情的。但这个想法一冒头，他马上就在心里给了自己一个嘴巴。这不是腐败吗？！自己刚来第一天，还是个副主任，第一天上班就花费上万元的公款大吃大喝，这难道不是腐败吗？到地方上工作第一天就腐败，那么以后会怎么样？戴向军警觉起来，他甚至想到这是不是一个圈套，是主任他们商量好的，用这种方式给他一个下马威。如果这顿欢迎宴让他戴向军付账，那么就等于让他出丑，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如果他戴向军不付账，让证照中心付账，那么就让他落下一个动用公款大吃大喝的把柄。 戴向军再次冒汗。这次不是额头，而是脊背，所冒出的也不是热汗，而是冷汗。 戴向军早听说地方上人际关系复杂，但没想到会复杂到这个程度，才正式上班第一天，就给他下了这么大一个温柔的圈套。 戴向军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想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不就是吃一顿饭嘛，没什么大不了的，自己是从战场上下来的，连炮火都不怕，难道还怕一顿饭？当初自己一跃而起打旗语的时候，如果恰好一发炮弹落在身边，不是当场就光荣了？好在当时恰好没有炮弹落在自己身边，使自己成了幸存者。既然是幸存者，就相当于白拣了一条命。既然连命都是白拣的，那么还在乎一两万块钱吗？戴向军已经想好了，最坏的结果就是先用公家的钱把账结了，自己以后节省一点，慢慢还，反正这里的工资比部队高，慢慢还是能还上的。还上了不行吗？这么想着，反倒坦然了。戴向军拿出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劲头来，认真地吃，细细地品，不能一两万块钱花出去了，连吃的东西是什么味道都不知道，那就太吃亏了。 吃得差不多了，戴向军以非常坦然的心态请教主任："这顿饭花费不少吧？" 主任停下来，抬起头，先看了一眼戴向军，然后又扫视一下桌面，说："不多，不到两万块钱吧。" 真要花一两万？！戴向军心里想，一两万块钱还不多？！ 他妈的！ 戴向军心里骂了一句，脸上可能也露出怒色。 "这账怎么结？"戴向军尽量平静地问。 主任愣了一下，看着戴向军，仿佛是看外星人，或者是在猜想戴向军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奇怪的问题。 戴向军没有躲闪，接住主任的目光，看着他。 双方这样僵持了几秒钟，主任大概突然意识到戴向军是今天刚来的，而且是从内地的部队来的，于是，忍不住露出了笑容，当然，不能说是嘲笑，只能说是非常友好的笑，起码要努力表现出是友好的笑。等表示充分了，他才说："你是说埋单吧？" 戴向军已经在白云山脚下生活几个月了，虽然"黄埔二期"是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他们班上的学员也几乎全部来自内地，但在这几个月里面，无论从电视上还是从培训班工作人员的嘴巴里，他们或多或少也听过不少南都话，特别是戴向军，担任联络员，与培训班工作人员和外面讲南都话的人打交道不少，所以，这时候他虽然不会说南都话，但像"埋单"这样的词还是能听懂的。于是，听主任这样回答，他就点点头，表示是的。 主任仍然保持着刚才的笑容看着戴向军，但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一转脸，对自己的司机说："给阿四打电话。"司机立刻起身出去了。不一会儿，司机回来了，冲主任点点头，重新坐下。再过一会儿，那个叫阿四的人就来了。 第三章 背带裤和人头马xo 因为大老板可以超脱，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只需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也就是所谓的处理公共关系。穿背带裤不仅不会影响工作，而且相当于一种自我介绍，上来就表明自己的身份，对提高处理公共关系的效率大有好处。 人还未到，声音就先进来了。 阿四在门口就嚷起来："边位咳戴主任？边位咳戴主任？" 一进门，满面春风，由于笑得夸张，本来就肥胖的脸上顿时堆积起了一团一团火红的肉，每一团肉都由于保养得过分而肥得流油。大概是刚刚喝了酒，从另一张酒桌上特意赶过来的，所以，此时这个叫阿四的中年男人脸色红润，像是特意上了光亮剂，反光力很强，稍不注意，你就会误以为他这张脸本身就能发光，用"火红"二字形容并不过分。这张脸很有感召力，它立刻就把整个包房里面的所有空气分子全部激活了，仿佛顷刻之间空气分子按照进程有序的规则排列组合，自然抱成团，然后以团为单位疯狂地飞舞起来。最能感受这种变化的莫过于大家的脸。此时，大家的脸像是集体中了六合彩一样同时绽放开来，一起热情洋溢地反馈着阿四像夏季里盛开的荷花一样的面孔。但阿四不为所动，他一边夸张地与各位打招呼，一边径直不拐弯不停息地走到主任和戴向军之间，先是冲着他们两个人，然后专门针对戴向军，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突然相遇一样，把整个身子向后仰了一仰，仿佛是借此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眼球与戴向军面孔之间的焦距，然后伸出右手的食指，并把右臂收回到自己的胸前，手腕紧贴在自己的胸口，手指却尽量地向前伸，使劲儿地点着戴向军，大声说："戴主任！戴主任！"喊了两声之后，才把手伸出去，与戴向军握手。 热情是能相互感染的。虽然并不知道这个阿四是谁，但戴向军也禁不住站起来，同样笑着，把手伸向对方。 阿四并不是象征性地握手，而是把戴向军的手抓住不放，来回使劲地左右摇了摇，却还不过瘾，仿佛他是左撇子，右手的力量不够，这时候不得不邀请左手参与进来，把左手压在戴向军的右手背上，随着右手一起摇了几下，才说："早听说我们证照中心要来一个副主任，还说在部队是当参谋长的，我以为是个老哥呢，没想到，这么年轻，还是个靓仔。好，好，好！" 说实话，刚才戴向军被他搞糊涂了，还以为这个阿四是自己的一个老朋友，多年没见，今天终于见面了，所以才这么热情，如此激动。即便不是老朋友，起码也是以前的一个熟人，至少是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面，打过交道。戴向军一边和他握手的时候，还一边在自己的大脑中费劲地检索，努力回想着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自己和这个叫阿四的老朋友或老熟人见过面或打过交道。这时候，听阿四这样一表白，才知道以前并没有见过这个人，更不会是什么朋友，只是初次见面。 初次见面就这么热情？ 戴向军有些疑惑，因为如此做派与他的人生经验不相符。好在这个时候主任的司机已经为这个叫阿四的人搬过来一张椅子，阿四的屁股已经坐在椅子上，后加盟的那只左手虽然还与戴向军的右手没有分开，但右手已经放到主任的胳膊上，说："为什么不早点叫我？不行，这顿我埋单，但是不算，改日我再请一次。" 直到这个时候，戴向军才有一点反应过来。知道这个叫阿四的人是特意赶过来付账的，于是，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暂时找到了一块落脚点。至少，这顿饭不要他付账了，起码避免了眼前的难堪。当然，也不需要动用公款了，不会落下第一天就违纪的把柄。但是，很快就冒出新的问题：这个阿四是什么人呢？既然自己和他并不是老朋友，也不是旧熟人，这么说吧，以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就是现在，他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一概不知，凭什么让他埋单，而且埋了单还不算，还要再请一次？ 趁着他和主任说话的空隙，戴向军仔细打量着这个叫阿四的人。 阿四比戴向军年长，大概长十岁，四十多岁的样子。但并不显老，主要是脸色红润、发亮，所以就显得年轻。不仅是脸发亮，连头发也发亮。当然，是黑得发亮。而且头发很整齐，一尘不染，一丝不乱，可能是先用飘柔洗发膏仔细清洗，然后上护发素，吹干，再喷定型胶保护的。尽管有造假嫌疑，但由于造得逼真，所以单从脸色和头发看，看不出实际年龄。暴露阿四年龄的是他的身材。身材不容易造假。阿四身材的主要特点是胖。当然，礼貌一点说胖不叫胖，应该叫发福。但不管怎么叫，总不能把水桶腰叫成水蛇腰，尽管它们只相差一个字。阿四的腰比较粗，或者说肚子比较大，如果只看肚子不看脸，肯定以为是孕妇，而且不是刚刚怀孕的小孕妇，而是即将临产的大孕妇。这种肚子长在老百姓身上，俗称蛤蟆肚，也就是像癞蛤蟆的肚子，但如果是长在人民公仆身上，称呼就变了，由蛤蟆肚变成将军肚了，也就是像大将军的肚子。当然，这样的称呼并不科学，因为戴向军的远房二叔叔就是将军，但二叔叔并没有长像阿四这样的肚子。戴向军在部队上的首长也是将军，同样，也没有长像阿四这样的肚子。大概阿四自己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并没有张扬自己的将军肚，而是尽量掩饰，掩饰的方式是穿了背带裤。背带裤的特点是没有腰。既然没有腰，那么自然也就看不出腰粗腰细的问题来。好比一个腿粗的女性，为了掩饰自己的粗腿，千万不能穿紧身裤，相反，应该穿裙裤，因为裙裤的下摆肥大，反而显示不出包裹其中的腿的粗细。现在这个叫阿四的中年男子也一样，由于穿了条根本就没有腰的背带裤，反而让人不觉得他的肚子太像孕妇，起码不像即将临产的大孕妇。但是，这种没有腰的裤子也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办法扎皮带。既然连腰都没有，怎么能扎皮带呢？总不能把皮带扎在胸口上吧。于是，为了让穿在身上的裤子不至于当众掉下来，只好为这种裤子配上背带。背带是三叉型的，前面两根，后面一根。前面的两根宽，后面的一根窄，前面的两根宽皮带在绕过肩膀伸向背后之后，也学着沫江和若江在四川乐山汇合的样子，逐渐在阿四的背后汇合，并且通过一个小机关，汇合在一条窄带子上，这根窄带子再通过一个金属挂钩钩在裤子上。如此，只要不参加诸如打篮球或长跑一类的群众体育运动，基本上可以保证不会发生当众掉裤子的事情。 戴向军有些疑惑，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背带裤是小朋友的专利，他自己小时候就穿过背带裤，怎么现在小孩子很少穿了，反而像阿四这样的大老爷们倒爱穿呢？但是疑惑归疑惑，戴向军不得不承认，这种背带裤穿在这个叫阿四的人身上确实很好看。不对，不能说是好看，只能说是能显示身份。显示什么身份呢？肯定不是农民身份。农民如果穿上这样的裤子肯定不能干农活了。也不像工人，因为工人也是要出力气从事劳动的，穿上这种背带裤同样也不方便工人做工，所以也不是工人身份。那么是不是军人呢？戴向军这个想法刚一冒头，马上就自我否定了。他刚刚从部队转业，对军人还是非常了解的，哪里有军人穿这样花里胡哨的背带裤的？不是，肯定不是。最后，戴向军不得不想到了干部，刚开始觉得有些对路，但仔细一想也不是，小干部不敢摆这么大的谱，否则大干部看了心里一定不舒服，而小干部如果让大干部不舒服了，他这个干部还能当下去吗？所以，肯定不是小干部。那么是不是大干部呢？戴向军又想了想，觉得更加不可能。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么，阿四这种打扮到底代表什么身份呢？ 正当戴向军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个领班模样的人进来，笑容可掬地走到阿四身边，弯下腰，仿佛是请阿四欣赏她领口下面雪白的乳沟。等阿四欣赏够了，才说："老板，总共是一万八千八百八十八，最吉利的数字，您肯定天天发了。请您签字。" 对呀！戴向军恍然大悟。什么身份？老板身份呀！这种背带裤就是显示他的老板身份呀！ 戴向军舒坦了一些，因为他终于弄清楚眼前这个叫阿四的人的基本身份——老板，而且不是小老板，是大老板。因为小老板比如炸油条的、卖豆浆的、开小修理铺的，必须自己动手，穿着这种花里胡哨的背带裤不仅不方面劳作，而且还会把顾客吓跑，所以，这个阿四一定不是小老板，而是大老板。因为大老板可以超脱，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只需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也就是所谓的处理公共关系。穿背带裤不仅不会影响工作，而且相当于一种自我介绍，上来就表明自己的身份，对提高处理公共关系的效率大有好处。 这时候，大老板阿四已经在领班提供的单子上潇洒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但由于大老板的字体往往充满个性，除了他们自己认识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都不认识，所以，虽然阿四是当着戴向军的面签署自己的大名的，但戴向军仍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而阿四显然也是一个有心人，他仿佛已经察觉到戴向军一直在注意他，所以，他并不打算让戴向军失望。签完字之后，并没有将单子立刻还给领班小姐，而是做了一个俏皮的表情，要求领班小姐敬戴向军一杯酒。 "戴参谋长，"阿四向领班小姐介绍说，"刚刚转业，今天上任，我们证照中心二当家的。" "参谋，参谋。"戴向军赶快解释。刚才阿四说他是参谋长的时候，他就想解释，但没有机会，现在在小姐面前，阿四说话的节奏慢一些，总算让戴向军逮到一个解释的机会。 "哎呀，这么年轻就当副主任啦，还要请戴主任多关照呀。"领班以哥伦布第一次发现新大陆的惊叹语气。说着，同时马上双手呈上自己的名片，并且索要戴向军的名片。戴向军没有名片，以前在部队的时候根本用不着名片，前段时间在"黄埔二期"培训班的时候没有人为他印名片，现在到证照中心还没有来得及印名片。 或许，在这种场合回赠不了名片是不礼貌的，所以，尽管领班一连说了两个"没关系"，但主任和阿四还是挺身而出为戴向军解围。主任解围的方式是立刻吩咐下面的人明天就为戴向军印名片，要加快的。阿四的解围方式是说"下次补、下次补"，说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猛一拍自己的脑袋，向戴向军道歉，说："你看看，你看看我这个脑子，说了半天，居然把给名片的事情忘了。"说完，赶快掏出自己的名片，毕恭毕敬地双手递给戴向军。戴向军接过来一看，"南都四海工贸公司法人代表陈四宝"，果然是老板。 领班走后，阿四继续和大家说着话。当然，主要是与主任和戴向军说话。 阿四说话很上路子，净挑对方喜欢听的话说，并且，他还善解人意。当他对主任说话的时候，用的是南都话，当他转过脸对戴向军说话时，说的是普通话，这样，不仅便于沟通，而且大家都能照顾到。 在阿四这样用两种语调说话的时候，戴向军发现一个秘密。他发现，当阿四说南都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嘴型变化加上语调效果，活脱脱就是一个南都人，而当他对着戴向军说普通话的时候，同样是这个人，嘴型变化和脸上表达情感时候的皱纹分布完全不同了，配合语调的效果，又使他更像是个北方人，甚至就像戴向军老家那个地方的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戴向军以前并不知道人在说不同语调的时候会表现出不同地方的人相。这一发现让戴向军微微有点兴奋，以至于尽管他并没有对这个现在已经搞清楚叫陈四宝的老板说话的内容十分感兴趣，但对他说话的语调及语调来回地变化却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听起来也就更加认真，并且重点听语调和语调来回的变化。突然，他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阿四在从南都语调转到普通话语调的时候，由于转得太快，频道转换不及，多少就带了一点普通话之外的影子，而这个影子居然就是戴向军家乡方言的影子！ 难道我们是老乡？这也太巧了吧？ 还真是老乡。一问，立刻就得到证实。虽然不是一个省的，但是戴向军老家那个地方三省交界，曾经还有学者建议干脆在那个地方设立一个以徐州为省会的省，叫淮海省。尽管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建议并没有实现，但那个地方虽然分属几个省，方言语调高度一致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说陈四宝和戴向军是老乡也能成立。 "哎呀，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啥叫缘分，这就叫缘分！"陈四宝立刻高兴得手舞足蹈，虽然已经结账了，但一定要服务员再上一瓶酒，并且要好酒，要洋酒，要人头马x·o！ 戴向军是能喝酒的。事实上，他们老家那个地方的人基本上都能喝酒。但是，喝酒需要气氛。在陈四宝来之前，他们虽然也上了酒，但并没有气氛，大家只是象征性地相互招呼一下，然后各吃各的，并不劝酒，所以，戴向军也就象征性地喝了两口，并没有喝好，或者说，并没喝出喝酒的气氛来，现在陈四宝又要上一瓶酒，而且是一瓶人头马，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大概是人头马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煽动性吧，所以，陈四宝把洋酒一点，整个包房里顿时就显露出喝酒的气氛来了。能喝酒的，自然想尝试两口，不能喝酒的，也想看个热闹。接下来，就是一整套喝洋酒的程序。不要小看程序，这也是气氛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套程序，喝酒的气氛将大打折扣。 程序的第一步是验酒。酒保戴着雪白的手套，右手背在后面，左手托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的步伐和表情走进来，走到陈四宝面前，微微鞠躬，在助手的配合下，先向陈四宝展示外包装，然后当着众人的面以规范的动作小心而熟练地拆开外包装，取出酒瓶，双手按瓶口朝上标准六十度角把人头马呈送到陈四宝面前。陈四宝非常内行地接过酒瓶，头向后仰了仰，先是看了商标和出品日期，然后举起来，对着光照了照，又晃了几下，再照了照，脸上才露出基本满意的微笑。但是，他并没有点头，也没有把酒瓶换给酒保，而是把它递给戴向军。戴向军愣了一下，明白陈四宝这么做是尊敬他，可他并没有喝过洋酒，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对洋酒的真假和质量做出评判。不过，这时候整个屋子的人都看着他，他不能实话实说，不能说"对不起，我没有喝过这玩意，看不出来"，相反，戴向军硬着头皮接过酒，也学着陈四宝的样子重复了一遍动作，别的门道没有看出来，只看见瓶子上有新鲜的指纹，想必是刚才陈四宝留下的，但戴向军没有说，而是仍然学着陈四宝的样子，隔着陈四宝，把酒直接递到主任面前，以表示他对主任的尊敬。如此这番之后，才算完成第一步程序。 第二步是开瓶。洋酒的开瓶和国产酒不一样，得有专门的工具，采取标准的动作。酒保在完成验酒程序之后，从助手手上接过一个专门的开启工具。工具的一端是呈罗纹旋转状的金属钩，另一端是个把子，而且这个把子上有两个分叉。戴向军注意到，酒保先是把那两个分叉扳向另一端，然后左手扶稳酒瓶，右手握紧把子，把罗纹旋转状尖头对着瓶盖中心附近，开始旋转，一边旋转一边配合向下用力的动作。等到罗纹旋转状部分基本上全部深入瓶盖之后，停止旋转，把瓶子放稳，双手同时用力，将把子上那两个分叉同时向下反转压下来。戴向军这时候才看清楚，原来这两个分叉相当于两根杠杆，在它们被压下的同时，瓶盖中的软木塞被罗纹旋转钩拉了出来。 最后当然是倒酒。洋酒的倒酒也讲究，不是直接倒在酒杯里，而是先把洋酒倒在一个分装器皿当中，这个分装器皿既不同于中国人用的茶壶或茶杯，也不完全像实验室用的烧杯或量杯，大概介于它们几者之间吧。其作用相当于排球运动中的二传手，洋酒须经过它再倒进酒杯里。洋酒的酒杯也很特别，不是一杆子到底，而是非常曲折。上面是盛酒的鼓型容器，中间是一根独立的玻璃柱，下面是能保证平稳立于桌面的圆底。从总体上看，有一种婀娜感，应该属于阴性。倒洋酒的时候，并不倒满，也不倒一半，甚至不是倒三分之一，而只倒大概五分之一的样子。陈四宝显然是老喝这东西，所以，在喝之前，还知道用指缝夹住酒杯，来回地晃，并且告诉新认识的老乡戴向军，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氧化，喝起来味道才最正宗。 戴向军照着陈四宝的样子做了，并且照着他的样子喝了。本来自我感觉是非常雅观非常惬意的事情，但是，酒刚一喝进口，就差点喷了出来。他没想到这洋酒听起来这么好听，看起来那么好看，举在手上如此优雅，可喝起来却这等难喝。戴向军大脑中立刻就蹦出了一个词——马尿——并且立刻理解它为什么叫"人头马"了。这么一想，就更加觉得受不了了。在此之前，戴向军喝过红酒，也喝过诸如白兰地和香槟一类沾点洋气的果酒，所以，在正式喝人头马之前，他曾经把它想象成味道与红酒或果酒差不多，要说有什么差别，那么就是人头马应该比白兰地或国产香宾更爽口一些，却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难喝。到底像什么呢？戴向军使劲想了想，想着说像马尿肯定不符合事实，因为真正的马尿他并没有喝过，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比较，只不过听人这样形容过，所以他也就下意识地蹦出来。如果现在真要仔细评价，洋酒肯定不是马尿的味道。想到最后，戴向军终于想起来了，洋酒像什么，像他小时候喝过的一种治疗咳嗽的糖浆味道呀。 戴向军不想再装了，不管是像马尿还是像咳嗽糖浆，他都没有办法喝下去，既然没有办法喝下去，那就必须明说。不喝还不说明情况，在今天这种场合是相当不礼貌的，所以，他没有选择，现在必须实话实说。 "不行，"戴向军说，"这味道我适应不了。" 戴向军这句话是豁出去说的。他知道这样说同样不礼貌，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同样是不礼貌，只好选择比较轻的一种，说完之后，就准备接受别人的嘲笑。但是，没有嘲笑，或者说还没来得及等别人嘲笑，陈四宝就哈哈大笑起来。 "好！"陈四宝叫起来，"我们老家的人就是实在。讲真话，我也喝不惯，但还要装，装得很喜欢。你好，不装，好！够哥们儿！好，俺们不喝这个，俺们喝白酒。喝家乡的白酒。说，喝洋河大曲还是古井贡？" "一样。"戴向军说。 "那就一样来一瓶，你一瓶我一瓶，一对一，不喝混酒。"陈四宝说。 戴向军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看看主任。这是他在部队养成的习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先看看首长的态度，首长的态度往往就是他的态度。这时候，首长的态度是喝酒，喝洋酒。既然戴向军和陈四宝都表示并不喜欢喝洋酒了，那么这瓶人头马就属于主任的了。此时的主任正张罗着如何瓜分这瓶人头马，对戴向军投来的请示目光丝毫没有领会。倒是陈四宝理解了戴向军的眼神，马上就说："没事，他要是不服气，我再给他上一瓶人头马。"这句话主任听见了，马上就说："好，你再上一瓶。" 那天晚上最后的情景戴向军已经模糊了。不错，他是能喝酒，但也不至于一顿能喝一瓶高度白酒。况且，喝酒是要经常锻炼的，而戴向军只有在探亲回老家的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锻炼机会，平常在部队机关基本上不喝酒，如果因为工作上的原因下到基层，倒是要喝酒的，但在那种情况下，他自己往往就是"首长"，所以，必须维护形象注意影响，必须装，装得非常矜持，装得不胜酒量，装得他即便很能喝酒但也绝不贪杯，因此，即使偶然下到基层，也还是没有办法得到锻炼的。这次转业来南都，本来是可以顺便先回老家一趟的，如果顺便回了老家，那么就肯定得到了一次极好的锻炼机会，因为在他们老家，亲戚朋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把客人灌醉就表示对客人不热情——可惜戴向军惦记着首长的临别教诲，工作第一，这次并没有路过老家，因此也就没有得到这个非常宝贵的锻炼机会，突然一下子喝一瓶，那天他就喝迷糊了。 尽管迷糊了，但有一点是清醒的，那就是，戴向军感觉自己与主任和同事之间更加融洽了，他已经以最快的速度融入这个集体了。这其中，他的老乡陈四宝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陈四宝说话算话，那顿饭那顿酒果然是他买的单。这之后他又接连宴请了他们几次，每次都把戴向军放在主角的位置，每次戴向军都没有忘记主任是他的首长，所以，他在接受别人恭维的同时，戴向军一次都没有忘记把这种恭维转嫁到主任头上。哪怕是在喝得醉醺醺的情况下都保持高度的警惕。于是，他很快成了证照中心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第四章 官场朋友与商场朋友 "那就没有关系。"柯正勇非常肯定地说，"至于利用不利用，要看怎么说，其实利用都是互相的。他作为专门做汽车生意的老板，当然希望与发放汽车证照的部门搞好关系。你不是说在你之前他已经和你们那里每个人都很熟悉，关系都很好了吗？那就不存在利用你的问题。" 陈四宝成了戴向军在南都最贴心的朋友。 戴向军在南都举目无亲，有一个非常贴心的朋友是非常必要的。在陈四宝之前，他以为柯正勇最贴心，但认识陈四宝之后，他才知道那是一种误解。不错，柯正勇确实给了他很大的关照，如果不是柯正勇，他就不会在车管所证照中心工作，也就可能根本没有机会认识陈四宝这个老乡。但是，给予关照是一回事情，是不是贴心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再说，贴心也是分方面的，在关于诸如去哪个单位工作这样的问题上，或许柯正勇才是最贴心的，但是，生活中发生这样的大事情的机会非常少，而更多的是一些生活琐事，在处理生活琐事方面，就很难要求柯正勇贴心了。当然，这样说并不代表戴向军与柯正勇隔心隔肺，更不是戴向军交了新朋友就忘记了老朋友，而实在是由于柯正勇级别太高，不仅在部队上正师和正营之间相差太大，就是到了地方上，一个城市的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和该市车管所证照中心副主任之间差别也很大。所以，从心理上讲，戴向军只能把柯正勇当"首长"，而不敢与他称兄道弟，既然不能称兄道弟，那么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贴心。这一点，恰好陈四宝填补了戴向军情感上的一个不能长期真空的空白。 当然，戴向军不傻，他知道陈四宝和他攀老乡交朋友成知己是有所图的。事实上，那天第一次见面喝酒的第二天，戴向军就知道陈四宝是做汽车生意的。做汽车生意，当然离不开与证照中心打交道，正因为如此，陈四宝才与证照中心的每一个人都交朋友，正因为如此，戴向军来中心的第一天同事们张罗着接风请客最后却要陈四宝埋单。说实话，戴向军对此也不是没有警惕过，他甚至还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柯正勇。 那一天戴向军去看望柯正勇，顺便孝敬他两瓶家乡的好酒。柯正勇对戴向军来看望他很欢迎，但是对他带着好酒来不高兴，并且当面批评，说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来这一套了？你一个月工资是多少？能买得起这样的好酒吗？戴向军赶快解释，说并不是他学会了哪一套，而实在是老乡从家乡带来的家乡特产，但是，正像首长您所说的，这酒太好了，我实在受用不起，但也不可能拿到街上卖掉啊，所以，只好请首长代为享用。戴向军这样一解释，柯正勇当然就不能再批评了。不但不能再批评了，而且还被戴向军说得笑起来，只好笑纳。 其实戴向军也没有说谎，这酒确实不是他买的，而是老乡给的。哪个老乡给的？当然是陈四宝给的。 柯正勇在笑纳之后，很自然地就问戴向军是什么老乡给的？出手蛮大气嘛，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于是，戴向军就一五一十老老实实地把他如何认识陈四宝的情况向柯正勇做了汇报，同时，也向柯正勇袒露了自己的担心，担心这样与发生业务关系的老板交往甚密，是不是不好？更进一步说，会不会有一天会被他利用，拖下水？ 戴向军对柯正勇谈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真心求教，他确实有这个思想顾虑，确实希望得到一个长辈的指教，至少希望有一个能说知心话的人说一说，而在南都，这个人非柯正勇莫属。另一方面，他这样做还能达到另一个目的，就是拉近与柯正勇的关系，使之与柯秘书长的关系更加不一般。 柯正勇听了戴向军的话之后，停顿了好长时间，然后，提了两个问题：第一，这陈四宝是在认识你之后才做汽车生意的，还是以前一直就做汽车生意？第二，是你介绍陈四宝与证照中心主任和其他人认识的，还是反过来，是你们主任和同事介绍你与陈四宝认识的？戴向军当然是如实回答，说陈四宝早就做这个生意了，他早就认识我们主任和同事了，当然是主任和同事介绍我认识这个陈四宝的，而不是我把陈四宝介绍给主任和同事的。 "那就没有关系。"柯正勇非常肯定地说，"至于利用不利用，要看怎么说，其实利用都是互相的。他作为专门做汽车生意的老板，当然希望与发放汽车证照的部门搞好关系，你不是说在你之前他已经和你们那里每个人都很熟悉，关系都很好了吗？那就不存在利用你的问题。" 戴向军听了豁然开朗，想着领导就是领导，看什么问题都能抓住本质。是啊，如果陈四宝以前并不是做汽车生意的，而是因为认识我才做这个生意的，那么，就真是利用我，但事实上他早就做这个生意了，并且与证照中心的每一个人包括主任在内关系都非常到位，就是没有我，他也照样做这个生意，又怎么能说是利用我呢？况且，秘书长说得对，即便利用一下又怎么样呢？利用从来都是互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价值往往就体现在他能对别人有多大的利用价值上。就说刚刚送给秘书长的这两瓶好酒，秘书长虽然表示了不高兴，甚至提出了批评，但这种不高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高兴，这种批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这么说吧，柯秘书长心里其实还是很高兴的，表面批评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表扬，而造成这种高兴和表扬的这两瓶酒不正是陈四宝给的吗？如果不是陈四宝给的，我戴向军就是有孝敬柯秘书长的心，也没有这个力。 至于说到"拖下水"的问题，柯正勇也没有回避。他说这个问题关键看自己，三十几岁的人了，又是咱部队上培养的干部，战场上机枪大炮都没有吓倒，难道还会被一个个体户拖下水？对自己也太没有信心了吧？当然，最后柯正勇没有忘记提醒戴向军多少还是要注意点，多了解一点，最好能去陈四宝的公司看看，看看他是不是老板。并说，根据他的经验，真正的老板都是有资产的，一般做事情都考虑后果，不会太出格的，怕就怕有些人根本就不是老板，装得很有钱，给你一点小恩小惠，把你套住，然后利用你手中的权利去完成他的原始积累。 戴向军听了自然是胜读十年书，一个劲儿地点头，牢牢记在心里，怀着感激离开柯正勇那里。 戴向军对柯正勇的点头不是做做样子的。相反，他是从心里佩服柯正勇的分析与指教的，承认柯正勇确实比他有头脑，大领导不愧是大领导。他打心眼里庆幸自己拥有这样一位好首长、好长辈、好老师，并且，他决定立刻按照柯正勇的指教去实践。 事实上，陈四宝曾经主动邀请戴向军去他公司看看，但当时戴向军心里有疙瘩，下意识里不希望与陈四宝走得太近，所以就以没时间为理由推脱了。听了柯正勇的一番教诲之后，戴向军的思想顾虑打消了，于是就开始主动寻找去陈四宝公司看看的机会。可事情往往就这么怪，当初陈四宝主动邀请他去的时候，戴向军不去，现在他想去了，而陈四宝偏偏又不发出邀请了。戴向军心里急，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不好意思主动说的。主动说，往轻里考虑可能跌身份，往重里想容易让对方怀疑动机不纯，必须等到一个最恰当的时机。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期待中的机会并没有出现。换句话说，在这半个月里，陈四宝虽然多次来证照中心办过事情，而且每次都与戴向军打了招呼，甚至还有两次办完事情并没有马上走，而是等着戴向军下班，然后请戴向军去喝酒。但是，就是没有再提邀请戴向军到他公司坐坐的事情。 戴向军有些着急了。产生了一种对首长指示执行不力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让他有一种压力，带着这种压力，他决定打消顾虑，主动出击。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想着主动要求去看看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况且，主动要求有主动要求的好处，起码，陈四宝来不及做假，可以看到更真实的情况。这么想着，戴向军心里就有数了。 这一天周末，上午戴向军主动给陈四宝打电话，说请他喝茶。陈四宝有些受宠若惊，马上就说好，并表示由他请客。 "那不行，"戴向军说，"老乡之间，你总要给我一点做人的机会吧，如果总是你请我，一次也不让我请你，这个朋友还怎么做下去？" 末了，戴向军还煞有其事地补充说，他确实没有多少钱，所以才不敢请陈四宝喝酒，而只敢请他喝茶。这种本来可能丢身份的话，用在他们这种关系上，不但没有丢身份，而且恰到好处，既调侃了，又把两个人的关系拉得更近了，而且还能让对方感到戴向军这个人非常诚恳。 喝完茶，陈四宝问戴向军下午有什么安排？那意思，如果戴向军没有其他安排，陈四宝就带他去玩桑拿之类的高消费。 戴向军终于等到了这一刻。他假装突然想起来的样子，说："哎，对了，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你上次说让我去你公司坐坐，当时我没有时间，现在正好有空，不如去你那里吧。" 陈四宝的公司在九江。当然不是江西省庐山脚下的那个大九江，而是离南都几十千米的小九江。关于这个小九江，戴向军以前也多少知道一点，知道这个九江盛产一种双蒸米酒，由于这种酒的包装特别，直接装在一个大酒杯当中，不仅打开就能喝，不需要另外倒在杯子里，而且喝完之后，杯子还可以继续使用，所以，非常受大排档一类的小餐厅欢迎，因为很少有客人在喝完这种九江双蒸米酒之后会把杯子带走的，所以，许多大排档一类的小餐厅都使用这种免费的杯子。戴向军的老婆孩子还没有过来，他自己一个人没有开伙，中午在单位吃，晚上除了有吃请之外，就在这种大排档一类的小餐厅对付，用过这种盛双蒸米酒的杯子，还打听过它的来历，所以，对南都附近的这个小九江不算陌生。但是，那个周末他跟陈四宝去九江，却还是让他大吃一惊。他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双蒸酒厂，展现在他眼前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一片汽车的海洋！ 戴向军是专门为汽车发放证照的，虽然从事这项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汽车市场还是去过的，不过，像这样规模的汽车大世界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一定不敢相信。还没有打开车门，就已经被那种气氛所感染。刚一下车，满眼都是汽车玻璃造成的那些耀眼夺目的反射光线，刺激得他一时难以适应。 一望无际的停车场上，一行行一列列汽车，整整齐齐地码放着，那方阵就仿佛部队在进行分列式。但明显比分列式更加宏大，更为壮观，而且色彩丰富。大红、宝蓝、银灰、亮黄、银白、釉黑……各种颜色的车子，在中午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金光，直刺人的心底，让人顿时感到自己的渺小，心情也不由得激动起来。而环绕着这些停车场的，是数不清的车行，一间紧挨着一间。车行外墙上，各款显示尊贵和地位的名车巨幅广告尽显张扬，把车子与金钱、美女、权力、富贵全部画上了等号。 随着如潮的人流，戴向军跟随陈四宝走进了这个商业的大海，汽车的海洋。皇冠、宝马、奔驰、林肯、保时捷、法拉力……平时偶尔才见的名车，在这里却随处可见。虽然是专门为它们发放牌照的，但是，猛一下见到这么多名贵的车，并且直接置身其中，戴向军还是有一种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 正当戴向军有些晕头转向的时候，陈四宝停下了，笑着对戴向军说："到了。" 戴向军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他说什么到了，到哪里了。直到陈四宝把他请进一家车行，并介绍说这就是他的小号时，戴向军这才想起他此行的真正目的。 走进车行，早有店员备好了茶点，殷勤地招待。 "这么大的汽车市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看来，老兄想不发财都不行啊。"戴向军恭维说。 当然，也不完全是恭维，他说的也是心里话，这么大的汽车市场戴向军确实是第一次看到，在这么大的市场当中拥有一席之地，他也真相信陈四宝发了大财。同时他暗暗高兴，柯正勇布置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陈四宝是真老板，不是冒牌货。 "发财谈不上，"陈四宝说，"赚点辛苦钱吧。你老弟要是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起做。" 戴向军愣了一下，没敢接话。他不敢确定"一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两个人合股，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把他这么多年的积蓄和所有的转业费加起来也不够陈四宝这个车行的一个零头，怎么"一起做"？但是，巨大的汽车市场确实让戴向军看到了一种机会，一种自己与财富相距很近的机会。说实话，他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机会。以前在部队，机会也是有的，但那时候几乎一切机会都体现在晋升上，而晋升的最大诱惑是荣誉，不是金钱，而他现在感受到机会则好像与荣誉没有直接关系，倒与金钱非常紧密了。 戴向军来不及多想，又不敢轻易表态或轻易放弃，他选择了暂时的回避。回避的方式是问另外一个问题。 "来这里买车的主要还是南都人吧？"戴向军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么大一个汽车市场建在这么远的地方呢？" 戴向军这么问也不全是为了打岔，而是真有这个疑问。毕竟，相对于南都来说，九江是个非常小的地方，既然是非常小的地方，那么本身的购买力肯定有限，既然购买力非常有限，那么为什么不把市场直接建在购买力大的地方呢？比如直接建在南都？ 戴向军虽然没有从事过经济工作，但是离产地越近成本越低的道理还是懂的。比如他们家乡产的一种烧鸡，在他们镇上卖五块钱一只，到了火车站就卖七块，而到了南京就卖十块了，所以，他认为这么大的汽车市场要么建设在汽车生产基地，要么建设在它的消费中心，怎么说也不该建在九江这个小地方。 "也不是特意建设的，"陈四宝说，"应该说是自然形成的。另外，来这里买车的也不仅是南都人，全国各地的人都有。" "哦？"这倒是戴向军没有想到的。汽车不是小玩意，难道北京、上海西安、武汉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人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买汽车的？难道他们那些地方没有汽车卖？不过，他相信陈四宝说的话，因为这么辽阔的一个汽车的海洋，想想也不是一个南都市能够容纳得了的。况且，一看就知道这个市场不是开一天两天了，而且还将继续开下去，即便南都有巨大的购买能力，也不能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年复一年地这样不停息地长期购买下去吧。 "市场是自然形成的。"陈四宝进一步解释说。 戴向军没有说话，也没有点头，他仍然看着陈四宝。他还没有理解，想着就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也应该自然形成在南都呀，而不应该形成在九江。 "怎么说呢，"陈四宝说："好比现在有许多娱乐场所，里面其实是有小姐服务的，但凡是带有小姐服务的场所，都不会开在市委市政府的大门口。我们这里情况也差不多。" 陈四宝这样一说，戴向军似乎就明白一些了，他明白带有小姐服务的娱乐场所确实不能建在市委市政府附近，如果建在市委市政府附近，那不是找麻烦嘛。但是，买汽车不是搞色情服务呀，不存在怕扫黄的问题呀，难道这里面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猫腻？ 陈四宝见戴向军仍然不开窍，就干脆把问题说得更明白一些。 "这么说吧，"陈四宝说，"我们这里车子更便宜。" 便宜？同样的汽车，相隔几十里的地方能便宜多少呢？ 戴向军心里这么想着，嘴巴上也就问出来。毕竟，他和陈四宝是称兄道弟的老乡，现在又是休息时间，说话不必太拘谨。 "便宜三四成吧。"陈四宝说。 "这么多？！"戴向军有些惊讶。 也由不得他不惊讶。他是专门为这些车辆发放证照的，当然知道这里面的行情。眼前这些名贵进口汽车，少则几十万一辆，多则上百万，便宜三四成是什么概念？ "来路是不是有问题啊？"戴向军禁不住问。目的倒不是他打算过问这个问题，而只是觉得好奇，还有就是对眼前这个同乡老大哥有些关心。因为他问完之后，还没有忘记提醒一句："老哥您可不能做违法的事情呀。" 陈四宝当然是明白人，他知道戴向军是好意，是没有把他当外人，于是，他自己也就没有把戴向军当外人，更没有把他当做一个警察。这时候，他对戴向军实话实说了。 "这要看是怎么讲，"陈四宝说，"要说一点问题没有，不可能便宜这么多，但要说是违法，也不至于。如果要是明显违法，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摆在这里，谁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来抓呢？为什么没有人来管呢？" 戴向军一听，是这个理。凡是要做违法生意的，总是要避人耳目，千方百计地偷偷摸摸，哪有这样明目张胆摆在大路上大摇大摆公开做的呢？但是，这么想着，他更加不明白。不违法，怎么能便宜三四成呢？ "你们这些车是不是都有正规的进口许可证？"戴向军到底是专门管汽车的，所以，一下子就问到了问题的实质。 陈四宝微微一怔，说有，当然有。 "但是，"陈四宝说，"骗谁也不能骗你老弟。有是有，但以一顶十。做一辆车的证，进十辆车的货。许可证就是把保护伞，有一把就够了，不会有谁天天需要用到雨伞的。您说是不是？" 陈四宝这样一说，戴向军就没有办法回答了。如果单纯从老乡和兄弟的角度回答，当然说是，但是，他同时又是监管人员，办一辆许可证进十辆汽车，明显是违规的嘛，怎么能说是呢？于是，想了想，戴向军在监管者和兄弟之间找到了一个折中的说法。 戴向军问："一辆车的证，怎么能把十辆车弄进来啊？海关不管吗？" 戴向军这样问是经过考虑的，既表明自己作为监管人员的态度，明确回答这样做肯定不行，又巧妙地躲避了责任，把责任推到海关那里，可以理解是只要海关放行，就不管他的事情，责任就全部落在海关方面监管不力上去了。 戴向军自以为自己问得非常巧妙，没想到陈四宝的回答比他还干脆。 "这还不好办，"陈四宝说，"我们可以整件分拆呀，按散件进口嘛。散件的关税差不多只有整车的十分之一，我们赚的就是这个差价。" 戴向军听了没有说话，暗暗吸了一口冷气，心里想，难怪呢。 陈四宝见戴向军的脸色不是很好看，马上就做了解释工作。说眼下改革开放，很多法律法规并不健全，需要探索，上面总的精神是摸着石头过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要不是明显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经济思路，都可以探索，我们现在这种做法其实就是探索，要不然，这么大的排场，怎么没有人来管呢？ "我们再出去看看吧。"戴向军提议。 他这时候做这样的提议，当然不是对外面的汽车大世界真的抱有那么大的兴趣，而只是想为自己思考陈四宝的话争取一段时间。 第五章 一起做 这么说吧，在发生金钱交往之前，双方的关系是面子关系，也就是只停留在表面上的。只有当一方接受另一方的金钱之后，双方才好比是上了同一条船，什么话都可以说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 两个人重新来到外面。这次不是从前门出来的，而是直接从后门出来，后面的车更多。 戴向军假装对汽车非常有兴趣的样子，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其实心思并没有真正放在汽车上，而是在继续消化陈四宝刚才所说的话。 陈四宝刚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对戴向军影响最大。因为他说到了"排场"。"排场"是最有他们家乡特色的专用词汇，可以有各种解释。比如当年他二叔叔因为想"排场"而积极报名参军，在那个场合，"排场"是光荣和引人注目的意思。比如眼下，九江的汽车市场连绵数十里，红旗招展，汇成靓车的海洋，甚为"排场"，在这里，"排场"可以理解成场面宏大和壮观张扬的意思，也可以引申为众所周知的意思。此外，尚有婚礼办得"排场"、丧事办得"排场"，甚至某个人因为漂亮、气质好而被乡亲们说成是长得"排场"等，总之，陈四宝在这个时候冒出这样一句最有家乡特色的话，不仅恰如其分，一语道出问题的核心，而且还一下子拉近了自己和戴向军之间特殊的关系，使戴向军不得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 换个角度，戴向军就觉得陈四宝说得确实有些道理。这么大的排场，如果真有大问题，难道没有人管吗？既然这么排场地做，又没有人来管，那么就说明问题不是很大，而只要问题不是很大，在眼下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就确实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探索。戴向军甚至记得前几天报纸上还在宣传一个观点，叫做"用足政策"，意思是只要上面没有明确提出不能做的，都可以尝试。当然，"尝试"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质意思就是都能做。当时戴向军看了报纸上的这个社论之后还颇有些感慨，感慨自己的家乡之所以比南方落后，根本原因不是资源不如南方，也不是人的素质不如南方，而是胆子没有南方人大，没有"用足政策"。结合眼下的情况，南都人这种"办一个证进十辆车"的做法肯定是超出了"探索"的界限，但超出界限又怎么样呢？不是已经存在几年了吗？而且还将继续存在。即便将来上面查得紧了，坚决取缔了，这么多年当地的税收和就业已经实惠了，不管最后怎么处理，总不能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效果再抹杀回去。这样一想，戴向军就不是考虑九江这里该不该这么做了，而是想到他的家乡为什么不这么做了，明显为家乡没有这么做而感到惋惜。 陈四宝好像并没有理解戴向军此时此刻的想法，他一边在向戴向军介绍着各种新款车辆，一边继续着刚才的话题，说这里的交易量每天可以达到上千辆。 上千辆？戴向军听了心里一震，没有管住嘴巴，禁不住随口问出来："你们这样干，政府不管吗？" "哪里会不管啦，"陈四宝仍然实话实说，"但总有办法会让他们睁只眼闭只眼啦。再说，我们可都是守法公民，照章纳税，对地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啦。" 戴向军听了差点叹出一口气来，因为陈四宝说的恰好就是他刚才想到的。 "戴联络员，戴联络员！哎呀，真是你呀，戴联络员！" 突然，有人在不远的地方对他们这样喊起来。头一声小，第二声大，第三声简直就是叫起来。 陈四宝没有反应，仿佛没有把"戴联络员"和"戴主任"联系在一起。而戴向军大概也渐渐生疏了这个称呼，所以，第一声他并没有反应，但还是愣了一下，等到第二声喊出来的时候，已经确定是喊他了，并且顺着声音看过去，却发现在一大排皇冠车的另一边有一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孔。 "丁有刚！"戴向军也叫起来。 两个人都激动得不得了，迅速从两辆大皇冠中间相向穿过来，站在两辆车子中间就你一拳我一掌地互相对击，倒把本来和戴向军在一起的陈四宝给冷落了。不过，没有冷落太长的时间，戴向军立刻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马上拉住丁有刚的手，把他拉到这边，将他和陈四宝互相做了介绍。 戴向军在向丁有刚介绍陈四宝的时候，没有说得太多，只说是自己的老乡，陈老板，而向陈四宝介绍丁有刚的时候，也不详细，告诉陈四宝，丁有刚是他在"黄埔二期"的战友，现在在南都市邮电局工作，是大处长。 陈四宝自然像见到了工商税务或海关的大领导，又是点头又是握手，最后还没有忘记呈上自己的名片。 丁有刚对陈四宝倒反应一般，虽然也和他握手，也回赠了名片，但整个过程完全是走形式，草草地看了一下陈四宝的名片，也不知道看清楚没有，马上就把自己的注意力重新放在戴向军身上。 "怎么？"丁有刚问，"今天微服私访，是来缉私还是打假啊？" 丁有刚知道戴向军现在车管所工作，所以才这样开玩笑。 "哪里，"戴向军说，"这里不是我的地盘，怎么敢管？参观一下。" "不是吧，"丁有刚说，"一定是发财了，准备买车？" "说你自己吧？是不是你要买车了？"戴向军问。 丁有刚笑笑，未置是否。 戴向军本来是开玩笑的，没想到丁有刚还真要买车了，竟然一下子有点不是滋味起来。同样是"黄埔二期"的，同样是副职，人家都来买车了，自己连这个想法都没有过。不过，他不能将这种不是滋味表露出来，于是，以夸张的口气问："看中什么车，说出来我帮你参谋参谋。" 丁有刚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似乎有些腼腆地说："丰田皇冠，最新款的，就是这辆黑色的。你看怎么样？" 丁有刚说的就是他们两个刚才相互掐时旁边的那一辆。 "眼光不错，"戴向军说，"这段时间给这款车上牌的人不少。这车够气派，又不张扬，最适合当处级官员的坐骑。" 戴向军本来或许只是顺嘴奉承两句的，没想到一下子提醒丁有刚了。 "对呀，"丁有刚说，"本来还担心买车不好上牌呢，巧了，管牌照的人不就在我眼前嘛。这是天意，我这车今天肯定买了。车牌，就拜托兄弟你帮我搞定！" 戴向军心里叫苦。他最清楚，给票证不全的车上牌，上面是明文禁止的。不错，他是在管牌照的发放，但是，牌照的发放不仅仅经过他一个环节，他甚至都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环节，每个环节该怎么走。再说，即便他有这个能力，就真的要为这个仅仅"同学"了三个月的"战友"费那么大劲把全部的环节都走一遍吗？可是，如果他不接受这个拜托，该怎样搪塞呢？ "走，先到我公司坐坐。"陈四宝热情地说，说着，就拉着他们去他的四海公司。戴向军自然是求之不得，起码，陈四宝的邀请为他争取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戴向军知道，很多事情差就差在一个缓冲时间上，许多非常棘手的事情，一旦有一个缓冲，立刻就能迎刃而解，甚至自动解决了。这么想着，戴向军就积极响应陈四宝的号召，拉着丁有刚一起去陈四宝的四海工贸公司。 果然，一进四海公司，问题解决了。戴向军突然想起来，这个问题可以交给陈四宝呀。他几乎每天都做这种事情，肯定知道里面的弯弯绕，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环节，每个环节该怎么走，甚至知道哪些票据是必须要有的，而哪些票据则是可以省略或干脆造假的。大不了，事情用陈四宝的名义做，暗中他戴向军帮忙就是了。 大家一坐下，戴向军就发话了。 "没问题，"戴向军说，"小事一桩，你干脆就在我老乡黄老板这里买，然后他到我那里办，不就行了？" 当然行了，陈四宝那里也不是没有这种皇冠车，就是没有，只要他一个电话，五分钟之内就能匀过来一辆。 "那最好，"丁有刚说，"反正在哪里买都是买。在朋友这里买最好。万一车子出了质量问题，我还能找到主。" 丁有刚这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开玩笑，但陈四宝当真了，马上就表态，说质量肯定没有问题，如果有一点问题，我还怎么见戴主任？而如果不见戴主任，我还怎么做这个生意？并当即表示，戴向军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你先去那边问一个实价，不管是多少，我这边都给你免一个茶水钱。丁有刚说那倒不必了，只要车子质量没有问题，你又能保证上牌，我还要请你喝茶呢。就这样，几分钟的工夫，一单生意做成了。见双方都很满意的样子，戴向军非常开心。既解决了他面临的难题，又为双方做了人情，至于办照嘛，他陈四宝哪天不来证照中心办牌照？也不在乎多一个还是少一个丁有刚的车牌照。 晚上照例是陈四宝开车把戴向军送到宿舍楼下。临下车之前，陈四宝递给戴向军一个信封。戴向军知道里面是钱，不要。 "入乡随俗，"陈四宝说，"这是规矩，南都这边的规矩。你帮我介绍了业务，让我赚了钱，我当然要给你红包。如果你不要，就让我坏了规矩，坏规矩是要破财的。你总不希望看着老哥破财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要则是帮他，不要则是害他了，戴向军有什么理由害陈四宝呢？于是，就只好接了。 当晚，戴向军失眠了。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像是额头前面的墙壁上挂了一面屏幕，尽管闭上了眼睛，但白天发生的事情还是犹如放电影一样不断地在眼前重现。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是汽车大世界的镜头，一会儿是丁有刚买车的镜头，还一会儿又是陈四宝笑吟吟地递给他一个大信封的镜头。丁有刚的买车对他是一大冲击。同样是"黄埔二期"的战友，同样在一个城市，论级别，丁有刚是高一点，可论实权，不见得在他之上，为什么人家都买车了，而自己连个车轮都买不起？难道真的是自己能力比他差吗？真能差那么多吗？再说这个陈四宝，虽然说是老乡，虽然彼此称兄道弟，但自己一直把他当"个体户"看，心理上总是高他一等的，可就是这个"个体户"，今天一出手给的信封，就是自己在部队两年的津贴，或者是在车管所半年的工资。"个体户"怎么了？"个体户"照样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每天开着宝马到处跑。 戴向军想起陈四宝说的"一起做"。"一起做"是什么意思呢？是让自己辞职和他合伙卖车？还是自己并不辞职，而只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卖车提供方便？他那么神通广大了，还一定要我为他提供方便？是不是他想要更方便？或者是把生意做得更大一些？如果这样，戴向军想，干吗一定找我呢？他与主任的关系不也是很好吗？他不是可以直接找主任合作吗？主任不是比我这个副主任能为他提供更大的方便吗？难道他真是念老乡的情谊而有意帮我吗？他有那么好吗？ 戴向军发觉不想还好，越想越糊涂，最后，他决定来一个冷处理，先不想这些事情，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不要因为这个周末发生的事情而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更不能影响自己的正常判断。如果陈四宝今天只是随便说说，那我也就随便听听，大可不必为随便说说或随便听听的事情动太多的脑筋。如果陈四宝是认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那么，他一定会找机会把同样的话再说一遍，或者是把同样的意思再表达一遍。等他再说一遍或再表达一遍的时候再说。如果他没有再说一遍或再表达一遍，而我自己想通了，想与他"一起做"了，也没有关系，大不了像今天一样，主动请他喝茶，把今天没有接上的话再接起来就是。总之，眼下什么也不用考虑，静观事态的发展，到时候再说，先冷处理没有错。 周一上班，一切如常，车管所证照中心每天照样接待着各种各样来办车照的人。当然，说"各种各样"并不确切，确切地讲，他们每天接待的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像陈四宝这样的老客户，他们一办就是几张甚至十几张牌照，这些老客户对业务程序非常熟悉，需要的各种票据和文件一样不少，所以，办起来效率非常高，他们与证照中心的工作人员关系也很融洽，彼此像朋友，不，应该说就是朋友，往往是一边办着，一边还开一些小玩笑，甚至还说着上周末他们一起外出所碰到的一些事。而另一类正好相反，是散户，全部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可能一辈子也就在他们这里办理一次车照，因此，他们对业务相当生疏，丢三落四，不是少了这个票据就是缺了那个文件，有时候为办一个车照跑了三四次，他们与证照中心工作人员的关系也相当生硬，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味道，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他们自己还不耐烦，常常指责工作人员为什么不一次把所有的要求说清楚，害他们为办一个证照跑好几次，甚至，他们经常投诉。而且，戴向军发现，凡是对证照中心的服务投诉的基本上都是这些散户，像陈四宝这样的老客户没有一个投诉的，如此，工作人员自然就讨厌散户，为他们服务效率低、费劲，还经常遭受投诉，谁高兴呀？双方吵架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在零散客户责怪工作人员为什么不一次把全部要带的文件讲清楚的同时，工作人员也责怪零散客户为什么不一次把贴在墙上的规定阅读仔细。总之，工作人员不喜欢这些零散客户，而喜欢陈四宝这样的老客户。其实，戴向军心里清楚，这些丢三落四并且天天抱怨经常投诉的零散顾客恰恰是正儿八经的真正客户，他们是从正规渠道买车的人，而那些业务非常熟练从来不投诉，一次办理几张甚至十几张并且每个星期都来办的人，基本上都是陈四宝这样专门做违规生意的人。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公平，规规矩矩的客户反而给人添麻烦，不受欢迎，投机取巧的不法商人反而效率高，态度好，基本上都与中心的工作人员成了朋友。戴向军感叹人世间存在太多的事情合理未必合法，而合法却未必合理。不过，戴向军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消耗自己过多的精力，他觉得这不是他该管的事情，他也管不了这个事情，这个礼拜，他最关心的是陈四宝为丁有刚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毕竟，他已经收了陈四宝的钱了，如果钱都收了，而事情又没给人家办妥，是不符合戴向军做人原则的。再说，这也是他们"黄埔二期"战友当中第一个找他办事的人，他已经当面答应丁有刚了，如果答应了而又没有帮人把事情办成，那么他以后还怎样见丁有刚？还怎样见"黄埔二期"的其他战友？所以，这个礼拜戴向军表面上一如既往地平和地工作和生活，其实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他注意着陈四宝，等待着陈四宝把丁有刚的那份资料拿到他这里来让他特批。但是，一个礼拜即将过去了，陈四宝一直没有来找他，而他又不好主动问，于是，心里面开始打鼓。难道这件事情还要拖到下个礼拜？难道中间遇到了什么麻烦？一想到麻烦，戴向军心里就紧了一下。可千万不能出什么麻烦呀！他甚至做了最坏的设想，怀疑着陈四宝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比如故意用这件事情把他套住。如果这样，那么戴向军还真比较被动。一方面，他收了人家的钱，另一方面，他是在明知手续不全的情况下让陈四宝办这个车牌的，无论是其中的哪一条，只要摆到桌面上，他戴向军都必须吃不了兜着走。戴向军就是在这种忐忑不安当中度过了一个礼拜。 下一个礼拜开始，戴向军更加留心陈四宝的一举一动，看他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但是，和上个礼拜一样，一切如常，没有任何异常。陈四宝还和以前一样来办车照，一样来了之后跟主任打招呼，跟戴向军攀老乡，跟其他人开玩笑，给大家带一些小礼物，还说周末请大家出去潇洒，总之，以前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没有任何不正常的现象。难道自己多心了？这么一想，戴向军也就觉得确实是自己多心了，我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陈四宝的事情，他凭什么要套住我呢？或者说，他凭什么要算计我呢？大小我还是一个副主任，如果他算计我，即便我不能把他怎么样，那么，我们主任怎么看？我们中心的其他人怎么看？下次谁还敢和他打交道？谁还敢和他陈四宝交朋友？而如果整个证照中心的人都不敢和他打交道，不敢与他交朋友，那么，他陈四宝还能继续做这门生意吗？毕竟，不管前面他的路子多么畅通，最后没有我们证照中心发牌照，汽车是不能上马路的，而汽车如果不能上马路，再漂亮的汽车不都变成废铁了？所以，冷静下来一想，就知道陈四宝不会故意给他下套。这么想着，戴向军就自己笑自己太胆小了，太多心了，并且还从自己的父亲身上找到原因，想着父亲当年就是太胆小，如果父亲当年不是太胆小，不是太怕承担风险，父亲就一定和二叔叔一样坚决要求参军了，如果那样，现在好歹也是一个离休老干部。 这么想着，戴向军就多少安心一点。但是，心思仍然没有完全放下，因为关于丁有刚的车牌问题，陈四宝还没有找他，而只要陈四宝一天不找他，这个问题就一天没有解决，就总是个事情，他戴向军就不能彻底放心。 他决定主动问一下陈四宝。他觉得这个时候应该主动问一下陈四宝了。太早了问，显得自己没有城府，沉不住气；太迟了不问，也不行，显得自己没有底气，所以，坚持到这个礼拜三，他决定主动问一问陈四宝。可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天中午，他还没有来得及问陈四宝，陈四宝就主动找到他了。 戴向军的办公室是半开间。所谓"半开间"，就是一个独立的办公室，但又不完全独立，与外面普通工作人员的工作空间用毛玻璃隔开。这种毛玻璃有一个功能，坐在里面的管理者能够清楚地看见外面工作人员的工作状况，但外面的人看里面只能看一个大概，并不能清楚地看见里面的管理者到底在干什么，这种半开间现在不算什么，甚至渐渐地被电子眼所取代，但在当时，除了南都之外，其他地方还没有。戴向军刚刚坐在这种办公室的时候还不习惯，总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外面的人都能看见，后来才知道它的奥妙，并慢慢适应这种半开放式的办公场所。陈四宝是老熟人，对这种半开间功能的认识比戴向军还早，知道里面能看见外面而外面却看不见里面，所以，星期三那天中午进来之后，还没有说话，就笑眯眯地把两个信封放在戴向军的办公桌上了。戴向军很警觉，马上就意识到是钱，和上个礼拜天他接受的那个信封一样的钱，所不同的是那天是一个，今天是两个。戴向军先是本能地朝自己半开间办公室的门上看了一眼，然后问："什么意思？"同时，心里立刻就想到了上次那个信封，想到丁有刚的车牌，想到陈四宝到现在还没有给丁有刚办车牌，却又送来两个信封，无功受禄，不是圈套也是圈套了。 "先收起来。"陈四宝轻声提醒道。 戴向军没有立刻按他的提示做，略微想了一下，然后顺手把正在看着的报纸盖在上面，算是有保留地接受陈四宝的意见吧。 "什么意思？"戴向军再问一遍。他已经想好了，如果是无功受禄，则坚决不要。不仅这两个信封不要，甚至把上次那个信封也一起退还给他。老乡归老乡，原则归原则，戴向军绝不会因为一两个信封而丧失自己的原则。 "业务提成呀！"陈四宝兴奋而又低声地说。 "业务提成？"戴向军问，"什么业务提成？你上次不是给过了嘛。哎，对了，丁有刚那个车牌到底办好没有？" 他差点就说"如果办不好我就把提成退给你"。 这下该陈四宝疑惑了，他瞪着眼睛疑惑地看着戴向军，说："办好了呀，早办好了呀，你不是在上面签过字吗？" "办好了？我还在上面签过字？什么时候？" "上礼拜三呀，一共11份，就在这里，也是这个时候，你一起签的。" 戴向军愣了一下，他想起来了，一个礼拜前的这个时候他确实为陈四宝签过一堆字。其实这差不多已经成了规律，陈四宝每个星期一上午送来一叠材料，交到服务窗口，窗口那边按照程序核实、盖章，明明当时就能办完的事情，硬是要拖到星期三的上午才把一切基本办妥的材料交到他这里签字，由于是熟人，有时候也是陈四宝自己把前面窗口办妥的这些材料拿到他这里来签字，等他签字之后，最后再交到主任那里做最终的审定。上个星期三的中午就是陈四宝自己拿来的。由于前面有窗口做妥了一切具体工作，后面又有主任最终审定，所以，戴向军这里说起来是二审，是一道关口，但陈四宝是老乡，是老熟人，是上个周末刚刚接受了他一个大信封的兄弟，所以，戴向军当时其实是连看都没有，直接就一份接着一份地签上自己的大名了，哪里注意到里面有丁有刚。 戴向军忍不住笑起来，都已经办完了，而且是经过他签字办完的，他居然还不知道，还为这件事情操心了整整一个礼拜，难道不好笑吗？当然，他没有大笑，外面虽然看不清楚里面的具体细节，但大致轮廓还是能看见的，所以他作为副主任如果在办公室里与客户大笑影响是不好的。 "你怎么没有对我说一声？"戴向军忍住笑问陈四宝。 陈四宝也笑了，笑的幅度同样不大，说我以为你早知道呢。 "这个是什么？"戴向军问。问的态度比刚才缓和了一些。 "提成呀。"陈四宝说。 戴向军没有说话，看着他，意思是问什么提成，就算丁有刚买车的业务算他戴向军介绍的，就算介绍这个业务应该有提成，但也不能一笔业务拿三份提成呀。 "你不知道呀？"陈四宝兴奋地说，"又有两个人来我这里买车呀，他们都说是你的战友呀。" "我的两个战友？谁？"戴向军问。 陈四宝好像也说不清楚具体的名字，于是，就把手上的那一大叠办证材料摊在桌子上，找出那两份，指给戴向军看。戴向军一看，果然是他们"黄埔二期"的两个战友。 陈四宝走后，戴向军先是把两个信封收到抽屉里，然后给丁有刚打电话。 本来他下意识里是有点感谢丁有刚的，因为丁有刚为他介绍了业务，让他拿到了业务提成，没想到丁有刚一接到他的电话马上就说对不起，他多嘴了，给戴向军添麻烦了等，还解释说大家并不是为了图便宜，只是为了更保险，其他车行虽然也包办证，但谁知道那些证有没有问题呀，不像四海车行，直接有你老兄做后盾，不会有假的，所以，我一对他们说，这些小子们就都奔那里了。 证实了自己的判断，戴向军顿时有了一种得了便宜又卖了乖的感觉，想着这财运要是来了，你想挡都挡不住，于是，灵机一动，顺着丁有刚话唱高调，说没什么，我们"黄埔二期"的战友不帮忙我还帮谁的忙？没关系，你让他们都来找四海车行吧。末了，他还不忘开玩笑地说，说不定哪天我也有事情找你老兄帮忙呢。 "没问题，只要看得起，你老兄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丁有刚立刻应承。 在以后的日子里，果然又有许多"黄埔二期"的战友找到陈四宝的车行买车，而每次陈四宝都在星期三中午去戴向军办公室送材料二审时给他一个、两个或三个信封。这期间，丁有刚说话算话，还召集过一次聚会，参加聚会的，基本上全部都是他们"黄埔二期"已经买车或即将买车的学员。不用说，他们都是通过或即将通过陈四宝的四海车行买车，他们都多少有些感激戴向军，而戴向军心里则喜忧掺半。喜的是他这几个月赚的钱比在此之前他这一辈子赚的钱都多，而且他这些钱赚得毫不费力，几乎是坐在办公室里收钱。忧的是，这么多战友都买车了，而他戴向军却没有买，就表明他混得不如大家好。不知不觉当中，戴向军发现大家的价值观都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在很大程度上，衡量一个人混得好不好，主要就是看他的经济状况，现在既然大家都买车了，而他戴向军没有买车，不是说明他的经济状况不如大家好吗？所以他就有些不开心。但战友们不知道，战友们居然一致认为他最有实权，也最有钱，不买车不是因为混得不好，而是混得太好了，所以怕露富。战友们这样认为也是有根据的，因为他们都以为戴向军是陈四宝的后台老板，现在前台老板陈四宝都开宝马了，后台老板戴向军还能买不起车吗？所以，他们都认定戴向军是怕露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根本就不富，起码相对于这些战友来说不富。 尽管不富，但比以前好多了，因为陈四宝的生意在继续扩大，这从他每次报到戴向军这里签字的材料的厚度就能看出来。于是，他给戴向军的信封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刚开始，戴向军还问问，问这是什么，陈四宝还解释，说是他战友买车的业务提成，后来，说战友不行了，因为他们"黄埔二期"战友的数量是有限的，即便每个人都买一辆车，也不能无限下去，于是陈四宝就说是他战友介绍来的，再后来，就说是战友介绍内地老家的客户来九江买的，提成当然还记在戴向军头上。最后，戴向军渐渐明白了，陈四宝这是变相地贿赂他。他想，即便真是他的战友来买车，陈四宝想把这个提成算在他戴向军头上当然可以，但如果不算在他头上也可以，至于那些所谓的战友介绍来的关系，甚至是远在内地省份的朋友，即便真有这么回事，也完全可以不算在他头上。换句话说，陈四宝要是想给他钱，总能找到理由，因为"战友介绍来的"是个非常不确定说法，任意一个客户都可以说成是"战友介绍来的"。戴向军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有过一段思想斗争。一方面，他觉得这个钱不该拿，拿了等于变相受贿，另一方面，这些钱确实对他太有诱惑力了，拿得好好的，突然让他不拿还真有点舍不得了。最后，他认为这钱拿了白拿，不拿也白不拿，既然如此，那么还不如拿。 戴向军甚至还设想过如果自己不拿该是什么样一种情况。首先，这等于是他和陈四宝闹翻了，他和陈四宝作为老乡和铁哥们，相处得好好的，干吗要闹翻了呢？其次，就是他不再收这个钱了，难道他真的从此之后就严格把关了？要知道，办车照是有一套程序的，他自己只是整条程序当中的一个环节，如果他严格把关了，得罪的就不是陈四宝一个人，而是整条程序当中的每一个环节上所涉及的每一个人。他发疯了？最后，当然也就是最关键的，是他渐渐地发现，自己爱钱了，甚至比以往在部队上爱荣誉还要爱钱，因为实践证明，钱这东西太有用了，太实在了。别人不说，就说自己的老婆，上次来南都，来的时候乘火车，回去的时候戴向军为老婆买了机票，还为老婆买了金项链、漂亮时装、真皮坤包，把老婆乐得快疯掉了，而如果不是这样实打实地为老婆花钱，光靠嘴巴说或靠身体做，可能把嘴巴说破把身体做瘪，估计老婆也不会高兴到这个程度。自己的老婆都这样，何况其他人呢。所以，虽然意识到这是一种变相受贿，但戴向军还在继续拿。而且，越拿手越大，以前拿一个、两个信封还胆战心惊，现在三个、五个还嫌少了，还会问："怎么，生意不好了？"这也难怪，与买一辆车相比，陈四宝给的信封再大也嫌小，再多也嫌少。终于有一天，当陈四宝感觉自己的信封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戴向军的胃口的时候，他又提到"一起做"的问题。 这一天两个人酒足饭饱之后，陈四宝以老大哥的身份开导戴向军：做一单是做，做十单也是做，与其这样小打小闹偷偷摸摸地，不如我们一起做，做更大的生意，大赚一把。 戴向军又找回了久违的警觉，他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戴向军了，他清楚地知道陈四宝所说的"一起做"肯定不是要他辞职和他一起做，如果那样，就完全不必找他了，戴向军知道，所谓的"一起做"，肯定是想进一步动用他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关系，做更加冒险的事情。要是以前，带着这样的警觉，戴向军肯定会把话暂时岔开，但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戴向军已经尝到金钱的魅力，现在戴向军热爱金钱了，现在戴向军与陈四宝的关系也不一样了。戴向军发现，金钱能拉近人的关系。比如戴向军和陈四宝之间的关系，以前就很铁，现在更加钢了。戴向军甚至设想过，如果这时候冒出一个什么部门来调查陈四宝，他戴向军肯定会拼命保护他的。为什么？因为保护陈四宝就是保护他戴向军呀。因此，当这次陈四宝再提出"一起做"的时候，虽然有所警觉，但戴向军并没有把话岔开，而是问怎么做？ 尽管包厢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但陈四宝还是尽量把嗓子压低，并且下意识地朝门上看了一眼，然后才转过脸，从牙缝里面挤出三个字："搞批文。" "搞批文？"戴向军问。 "搞批文。"陈四宝说。 说着，陈四宝还以非常贴心的口气对戴向军实话实说，业务提成只是一个零头，靠业务提成，永远不能发大财，而要发大财，就必须想办法搞到进口车的批文，并说，只要戴向军能搞到批文，其他的任何事情都不用他操心，全部由他陈四宝包办，利润双方一半对一半。 此时，戴向军终于明白"一起做"是什么意思了。但是，明白了之后，他并没有高兴，就好比有人告诉他月亮上面遍地是黄金一样，听上去是好，但是他拿不到，还是白搭。戴向军心里清楚，他只是一个证照中心的副主任，要说给一两辆来路不正的汽车办个牌照什么的，只要他特批，上上下下都会给他面子的，因为这样的事情主任或中心的其他人多多少少也有过，既然大家都有过，那么大家都相互给对方面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两只眼睛全部闭上也是可以的，但是，搞批文的情况可不一样。因为批文并不归他们证照中心发，就是上上下下全部配合他，他也弄不出一张汽车进口批文来，而且批文都有文号的，都有备案，想伪造都不成。 "你不是认识柯秘书长嘛，"陈四宝继续开导说，"只要他帮你，就肯定有办法。" 戴向军想了想，不错，他是认识柯秘书长，不仅认识，而且是彼此信任的好朋友，但是，认识是一回事，让他出面帮自己搞批文是另外一回事情。与领导交朋友，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不能让领导为难，更不能给鼻子就上脸，所以，戴向军对柯正勇是不是能帮他搞批文的事情并没有把握，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把握。不要说是这么大的事情，就是自己老婆调动工作的事情，戴向军都没有敢麻烦柯正勇。 想起老婆调动工作的事情，戴向军就有些恼火。本来在转业的时候，说得非常好，老婆是可以一起调到南都来的，但是，当时老婆对南都这边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担心这边的教学质量马虎，耽误儿子的学习，于是就让戴向军一个人先过来，等到他在这边稳定了，情况也熟悉了，儿子也正好放假了，他们才跟着过来。但是，等到儿子放假的时候，老婆却并没有顺利调过来。主要原因是具体工作要自己找，等他们找好了，人事局负责给予办理。这与戴向军他们想象的不一样。按照戴向军和他老婆的想象，既然是按政策随迁过来，当然就是人事局给安排一个地方，大不了老婆不挑剔，组织上安排哪里就在哪里，如果让他们自己联系具体的单位，人生地不熟，上哪里联系？结果，拖到现在老婆也没有调过来。他本来打算找柯正勇帮忙的，去看望过柯正勇几次，但几次都没有开得了口，一方面觉得这种事情组织上应该按政策给解决的，所以不需要麻烦柯秘书长，另一方面则觉得自己与柯秘书长其实并没有很深的交情，只是初步取得一点好感和信任而已，这个时候一提出自己的要求，弄不好会把秘书长吓得与自己疏远了，所以，宁可现在和老婆继续分居两地，戴向军也没有敢去麻烦柯正勇。自己老婆调动的事情尚且如此，搞批文的事情能开得了口吗？ "认识是认识，"戴向军说，"但让他帮我搞批文没有把握。" "让他帮你搞批文当然是不可能，"陈四宝把"你"说得很重，"但是，如果是帮他自己搞呢？难道也没有把握？" "帮他自己搞？"戴向军问。 "对，帮他自己搞。"陈四宝说。 戴向军看着陈四宝，不理解，起码没有完全理解。 陈四宝继续点拨戴向军，说："柯秘书长在这个位置也就是最后一班岗了，按照正常的情况，他应该希望在大权在握的时候为自己搞点积累，但作为大领导，很多事情他是不能自己出面办的，最好是有一个他信任的人帮他实现权力向金钱的转变，而他来南都的时间并不长，除了你之外，大概还没有可以信赖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你出面，通过搞批文，帮他做点事情，是完全有可能的。" 戴向军显然是被陈四宝说服了，起码，他认为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值得尝试。接着，他们又商量了具体细节，也就是怎样试探柯正勇。商量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恩惠在先，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决定先找个机会给柯正勇送钱，只要他敢收钱，就敢帮戴向军搞批文。 这个主意是陈四宝出的，但戴向军很快就接受了，因为他想到他自己，他自己不是在接受了陈四宝的信封之后双方关系才实现实质性突破的吗？这么说吧，在发生金钱交往之前，双方的关系是面子关系，也就是只停留在表面上的，只有当一方接受另一方的金钱之后，双方才好比是上了同一条船，什么话都可以说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既然自己是这样，戴向军想，柯正勇大概也会是这样。不过，他仍然不是很放心，他问陈四宝：万一他接受了我们的好处，但又没有给我们办批文怎么办？ "应该不会的，"陈四宝说，"将心比心，你自己愿意无功受禄吗？" 戴向军摇摇头，表示他不愿意。 "还是啊，"陈四宝说，"你都不愿意，柯秘书长那么大的领导能愿意吗？" 戴向军信了，脸上露出信服的微笑。但是，笑过之后，又有一些难堪，仿佛有什么想法不好意思说的样子。 陈四宝是什么人？一看他这样，马上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说："钱的事情你放心。我说过了，我们一起做，你只要出力就行，钱的事情我包了。我相信你，即便最后事情没有办成，我也绝对不会说一个不字。" 戴向军再次露出微笑，并且使劲地点点头，说好，我这就着手。 第六章 批文 "但是作为大领导，很多事情他是不能自己出面办的，最好是有一个他信任的人帮他实现权力向金钱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你出面，通过搞批文，帮他做点事情，是完全有可能的。" 戴向军又去看望柯正勇，柯正勇正在家里练习打领带，一问，才知道柯秘书长马上要出国考察。戴向军感觉这是一个机会，于是联系陈四宝。两个人一商量，决定以帮助秘书长换外汇的方式送他一笔美金。事不迟疑，陈四宝立刻张罗着换外币，戴向军则再次赶到柯正勇的家，问他要不要带一些美金出去。 "不用吧，"柯正勇不是很确定地说，"外事办那边应该有安排吧。" "他们准备的那一点哪里够，"戴向军说，"最好还是自己带一点，万一您想买些家电或金银首饰什么的，没有外币怎么行？" 秘书长还在犹豫，旁边他夫人已经开腔了。 "我觉得小戴讲得对，"夫人说，"国外的家电质量好，价格便宜，能带干吗不带一点回来？现在哪个出去不带些东西回来？只是不知道人民币怎么换外币。" "这个好办，"戴向军马上接过话，"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有办法。" 于是，也不用等秘书长首肯了，夫人就忙着准备人民币。 当时人民币和美金的对价是八块三对一，也就是说，八块三毛钱换一美金。当然，这是官方牌价，黑市上比例大一些。秘书长夫人当时一共交给戴向军一万人民币，按当时的对价，大概能调换1200美金。戴向军和陈四宝一商量，决定给秘书长夫人5000美金。也就是说，按二比一的对价给她。本来陈四宝还想多给一些的，至少给一万美金，但戴向军不同意，说第一次孝敬秘书长，要尽量做得不露痕迹，太多了会引起秘书长警觉，反而把事情弄砸了，再说出国人员身上所带的外币有限制，太多了带不出去，弄不好会给秘书长添麻烦，那样就不好了。陈四宝接受了戴向军的意见，说行，就按你说的，先投石问路。 秘书长夫人本来对人民币和美金的对价不是那么很清楚，但自从她把一万人民币交到戴向军手上之后，就注意看报纸和电视上的外汇对价，知道美金和人民币的对价是一比八块三，所以，当戴向军把5000美金交到她手上的时候，秘书长夫人马上就知道里面有猫腻。但是，秘书长夫人不愧是秘书长夫人，她既不会像普通老百姓老婆那样大惊小怪，更不会像普通小市民那样装聋作哑，而是轻声问了一句："有这么多吗？没有这么多吧？" 幸好，这一点戴向军早考虑到了，连怎么回答都想好了。戴向军当时的回答是："多带一点，没坏处。" 这是一句标准的废话，多带一点当然没坏处，但人家秘书长夫人问的不是多带还是少带的问题，而是问一万元人民币怎么能换5000美金的问题，他回答"多带一点没坏处"不是所答非所问吗？ 对，戴向军就是要所答非所问。既然你秘书长夫人不明确问，那么他就不明确答，回答"多带一点没坏处"，就是既要告诉秘书长夫人这美金确实是多了，又不告诉你为什么会多出来，这就叫含蓄，就叫一切尽在不言中。 秘书长从国外考察回来，戴向军再次去探望，发现他们家果然有了变化。不仅新添了一台日本东芝冰箱，而且两口子对戴向军的态度也有新内容。秘书长夫人明显对戴向军更加热情，居然亲自为他泡了茶，一下子让戴向军这个小下级享受到老上级的待遇。秘书长本人也不含糊，在紧张的出国考察期间，居然没有忘记他这个"黄埔二期"的小战友，特意为他买了一个立体声单放机。虽然并不值多少钱，但由于是秘书长亲自送的，意义非同一般。戴向军后来还专门让陈四宝戴在耳朵上听了，两边耳朵的声音不一样，组合在一起是绝对的立体声，音乐像是从天上下来的，由远至近，奇妙无比。 两个人感觉问路成功了，可以开展下一步行动。 故伎重演。这次是秘书长的儿子准备考托福，虽然仅仅是考托福，离真正的出国八字还不见一撇，但戴向军还是以这个理由一下子送了两万美金。尽管钱是交到夫人手上的，但这种事情肯定瞒不过柯正勇本人。这一次数目比上一次大，而且行贿的意味更加明显，秘书长不能再装糊涂，也没有用一个小电器打发他，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第一次比较正式地与戴向军谈话。 "你发财了？"柯正勇问。 "这要看怎么比，"戴向军按照事先演练好的话说，"如果和以前在部队上比，托您的福，帮我调换了一份好工作，确实是发财了。但如果和其他人比，差远了。南都当地人就不比了，就说我们黄埔二期的战友，许多人都买车了，但我这个专门给汽车发牌照的副主任还买不起车，所以，跟他们相比，我和您一样，穷着呢。" "哦，"柯正勇问，"他们都买车了？" "买车了。"戴向军说。 "都哪些人？"柯正勇又问。 戴向军就七七八八说了一大堆人。 听完，柯正勇半天没有说话，在思考。这样思考了一会儿，柯正勇问："那美金是怎么回事？" 戴向军回答："上次您出国那笔是我给换的。我承认，我有感恩的思想，又有一种义愤。您这么大一个领导，出国考察，才带一万人民币，换成美金才一千多一点，那些人怎么就那么有钱？所以，没跟您商量，我就自己贴了一点，凑成了五千美金给您。但这次不是，不是我没有这个心，而是我实在没有这个能力。这次是替陈四宝给您的。" "陈四宝？"柯正勇问。 "对，陈四宝，"戴向军说，"我跟您说过的，是我的那个老乡，您还让我到他公司看看，看看他是真老板还是假老板。记起了吗？" 柯正勇把头向上仰了仰，嘴巴张开，但没有说话，只是又"啊"了一声，表示想起来了，戴向军确实曾经向他说过这个人，有印象。 "他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柯正勇问。 "也没有什么事情，"戴向军说，"上次我就是托他换美金的，他问我为什么换美金，我当时在义愤头上，就把情况说了。他听了也有同感，感觉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像您这样自身能力强对国家贡献大而且廉正的领导反而受穷，出国才带一万块钱，而那些素质不高不务正业甚至是劳改释放人员反而发了大财了，所以，这次听说毛毛考托福要出国，他就主动要求资助一点。" 柯正勇听了一笑，说："没有这么简单吧？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托我办？如果有，尽管说，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而我又能办到的，就凭他和你的关系，只要你开口，能办的我自然会帮着办。" 戴向军没有立刻回答，故意停顿了一下，仿佛他不好意思说，等秘书长再次催问之后，才说："肯定不涉及原则问题。他一个个体老板，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是改革开放才让他发财的，对党的政策拥护着呢，哪里有什么原则问题。无非是想争取一个公平的生意机会。" "说，什么机会？"柯正勇问。 "他是做汽车生意的，"戴向军说，"做汽车生意需要批文，而现在能搞到批文的都是一些高干子弟，像他这样没有背景的人就只能看着别人吃肉，自己啃骨头，甚至有时候连骨头都啃不到。所以，他想通过您看能不能搞到批文，不求特别照顾，只求能与别人得到同等的生意机会，哪怕一次也行。" 戴向军自认为自己表达得非常有水平了，既表明了想搞批文的意思，又把这种搞批文的行动说成是正义的行为。说实话，这番话说完之后，戴向军多少有些得意，因为这番话并不是他和陈四宝事先商量好的，而是他临时发挥出来的，他对自己的说法比较满意。他甚至认为这样说了之后秘书长一定就会爽快地答应，因为答应帮他们搞批文就相当于答应做一项维护正义的事情，维护正义的事情秘书长能不答应吗？ 但是，他没有想到，柯正勇听完之后，并没有马上表态，而是沉默了半天，最后才说："这事情不归我管。" 戴向军把秘书长和他的对话一字不少地重复给陈四宝听，本以为陈四宝会相当失望的，没想到他听了之后并没有失望，而是蹦出两个字："有门。" "有门？"戴向军不理解。 "你想想，"陈四宝说，"什么级别的领导交什么级别的朋友，柯秘书长怎么可能没有能管批文的朋友呢？只要他想帮我们，或者说只要他把我们的事情当做他自己的事情去办，就肯定能找到相应的关系。从你刚才的描述看，他是非常想帮我们的，是不是？" "是。"戴向军说。 "那不就行了，"陈四宝说，"不相信你看，他肯定有办法。" 果然，没过两天，柯正勇主动给戴向军打电话，叫他晚上到他家去一下。 戴向军不敢耽误，马上就向陈四宝通报。陈四宝立刻就从九江赶回南都，两个人凑在一起商量。 当然，所谓的商量其实就是分析，分析柯正勇这么紧急召见他到底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按照戴向军的判断，可能是好事情，也可能是坏事情。好事情当然是告诉他有办法了，他已经找到某某人了，搞到批文了。坏事情是说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你把美金拿回去吧，无功不受禄。戴向军本人更倾向于是坏事情，因为如果是好事情，那么不必去他家，电话里面就可以说，而只有坏事情，不能在电话里面说，只能当面说，并且当面说完，立刻就把美金还给他，弄不好，还把上次的一起还给他。 "如果要是这样，我怎么办？是接还是不接？"戴向军问。 陈四宝不做声，他在想，想了半天，也没有一个结论。 接肯定不好，送出去的礼，哪有收回来的道理？但如果秘书长执意退还，不接过来他生气怎么办？ 但是，陈四宝又不能不回答戴向军的问题，因为说到底，这美金是陈四宝出的，陈四宝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戴向军是很难做的。最后，逼得陈四宝下定决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天下哪有打送礼人的道理？我相信秘书长。即便秘书长这次确实没有帮我们搞到批文，他也一定把我们惦记在心里，今后一旦有机会，还是会想办法帮我们的。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哪怕他发火了，你都不要接。" 他们两个都没有分析对。柯秘书长那天紧急召见戴向军既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坏，而是给了一个活口。 柯正勇告诉戴向军，他有一个朋友恰好在北京主管进口车的审批工作，姓陆，叫陆方舟，但他和这个陆方舟的关系一般，达不到给批文的那种交情，所以他特意拜托另外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因为另外这个朋友和陆方舟的关系深一些，估计多少会给点面子。说着，柯正勇就把那个朋友的信交给了戴向军。戴向军一刻都没有耽误，出了机关家属大院就把那封信交给陈四宝，并且在车上就详细汇报了柯正勇所讲的每一句话。 陈四宝仔细看了信，又认真听了戴向军的描述，最后提出一个要求：你和我一起去一趟北京。 陈四宝说得很认真，让戴向军不好轻易拒绝，但是，他不明白陈四宝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相貌，"陈四宝说，"我的相貌不行，一看就是在社会上混的，北京的那些大机关我去过，像我这样门都难进。" 戴向军以为他是开玩笑，听陈四宝这样说禁不住笑起来。但陈四宝没有笑，陈四宝非常严肃。他告诉戴向军，这不是开玩笑，是说真话。他说戴向军一看就是正经的机关干部，在领导面前可信度会大一些。秘书长给的这条路子是一次性的，不可能再给他们第二封引荐信，所以，必须一次成功，否则前功尽弃。因此，戴向军必须和他一起去。 说实话，两个人认识这么长时间，戴向军还是第一次见到陈四宝这么认真严肃地强调一件事情，再一想，自己正好可以请探亲假，去一次就去一次吧，估计在北京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剩下的时间正好可以回石家庄看老婆孩子，还节省路费了。 两个人到北京后，立刻去见陆方舟。按照事先商量的方案，陈四宝在门口等着，戴向军一个人进去。 戴向军有公安机关的工作证，很顺利地进去了。可进去之后并没有见到陆方舟。他没想到陆方舟的门口有那么多的人排队，搞得像在医院看病挂号一样。去的人先把要办的事情对秘书说，然后就在那里等，叫到谁谁就进去，就和在医院护士叫病人去一样。戴向军把柯正勇的朋友写的信给秘书看了，但没有把写信人说成是朋友的朋友，而说成是他自己的朋友，然后就非常有把握地在门口等。可一直等到下班了，得到的答复是不用等了，明天再来吧。这个情景不但超出了戴向军的见识，也超出了陈四宝的见识。所以，当戴向军垂头丧气地从里面出来并把情况告诉陈四宝之后，陈四宝简直不敢相信。不过，随即他就表现出乐观。 "这说明这个陆方舟有料，"陈四宝说，"说明我们找对人了。" 戴向军一听，也重新打起精神来。 接受教训，第二天他们起了个大早。照例，还是陈四宝在门口等，戴向军一个人进去。 这次他终于见到陆方舟了。不过，只能说是他见到陆方舟了，而不能说是陆方舟见到他了，因为自始至终，陆方舟好像都没有正眼看他一下，只是在那封信上扫了几眼，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然后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还给戴向军而已。戴向军来不及看陆方舟写的是什么字，就忙着说感谢话，但陆方舟似乎并不理会，摆摆手，具体意思可以理解成他知道了，也可以理解成不用感谢了，甚至还可以理解成打发他快走。不过，不管怎么理解，结果是一样，戴向军立刻就快走了，因为他最清楚外面的情况，外面有那么多人在排队等候，其中有几个他还面熟，遭遇和他一样，是昨天没有排上的，出于对同类的同情心，他也不忍心占用陆方舟太多的时间。 拿了批条，两个人都高兴不起来。对戴向军来说，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用他们老家的土话说，那滋味比用自己的热脸碰到对方冷屁股上的感觉还难受。对于陈四宝来说，捧着那批条看了半天，心里盘算了一下，就这几辆破车，倒腾了半天，刨去给秘书长的美金，摊上这趟两个人到北京的费用，加上戴向军所遭受的侮辱，其实赚不了多少钱了。 戴向军说："这是最后一次，下次再也不做了，宁可饿死也不做了，你别再鼓动我，杀了我我也不做了。" 陈四宝说："下次归下次，这次既然拿到批条了，怎么地也要凭它换成批文，否则我们不是更亏了。明天对不起，我们还要跑部里。" 他们预料的没有错，这个陆方舟确实有料，他的批条非常管用。第二天他们来到部里，几乎没费周折就拿到了批文。但两个人仍然没有高兴，主要是数量太少，没什么赚头，加上这种生意没有复制性，秘书长不可能再给他们搞到第二封引荐信，而他们自己原来打算搞到批文赚了钱之后直接行贿陆方舟的计划显然也行不通了，一来赚得太少，没有办法再行贿，二来对方连看都没有正眼看戴向军一眼，明显是不想再见他的意思，怎么再攀上去？所以，只能做一次，早知道只能做一次，并且是这么一个小单，还不如不做。但是，他们俩都没说，不把这层令人不愉快的窗户纸捅破，默不做声地往外走。 他们刚一出大门，还没有来得及拐弯，立刻就被一大堆人围上了。他们刚才根本就没有发现这里有任何人，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来，明显是在打伏击。他们当时第一感觉就是被人打劫了。但是，又显然不是被打劫，哪有大白天在首都北京的国家机关门口打劫的？再说，这些人全部都是笑脸，而且是明显讨好他们的笑脸，哪有打劫还带笑脸的？所以，肯定又不是打劫的。那么，这些突然之间围上来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稍微冷静一点之后，他们很快就明白，这些人是要买他们的批文。 他们当然不会卖批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南都到北京好不容易才弄到一张没有屁股大的批文，说什么也不会卖的。 尽管不卖，但他们还是很好奇，就问了一下，问如果要卖，是什么价钱。问清楚之后，陈四宝就真想卖了。如果卖了，差不多正好可以弥补他们所付出的钱，而如果不买，回去用它倒车，也多赚不了多少。不知道是赌气还是因为批量太少不值得再折腾的缘故，陈四宝想了一想，就真把批文卖了。 戴向军心里有些不舒服。不是心疼少赚的那几个钱，而是感觉陈四宝不是很尊敬他，就是真要卖，起码也要跟他商量，征得他的同意才是，怎么商量一下都没有，说卖就卖了呢？仿佛这东西根本就是他陈四宝一个人的，与他戴向军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再一想，也真是，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陈四宝一手策划并承担一切开销的，既然如此，那么东西当然也就是他陈四宝一个人的，而他戴向军自己充其量就是一个跑腿的，就只能拿跑腿的辛苦费，而不能享受其他收益。 这么一想，戴向军的心情非但没有好起来，反而更加糟糕。 "我明天回石家庄了。"戴向军说。 "行，"陈四宝说，"我明天也回南都了。他妈的，这生意做的。" 显然，陈四宝心里更加不高兴，毕竟他与利益的关系更直接一些，或者说，他对这单生意抱的希望更大一些，所以，他失望的情绪更大。 尽管情绪不好，但陈四宝还没有失控，还知道拿出两万块给戴向军。 戴向军没接，问："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陈四宝反问。 "这钱是什么意思？"戴向军问，问的声音有些硬。 陈四宝略微愣了一下，像是突然反应过来，先是"啊"一声，然后马上就说："对不起，我是有些生气，但不是对你，是对我自己。我自己把情况想得太好了，以为通过秘书长的关系可以打开一条新渠道。现在你看到了，根本就没有建立新渠道，而是一锤子买卖。我们单做这一单生意有什么意思？单做一单，所消耗的精力不比做十单少，每个关节照样都要走一遍，而且走通了之后下次不会再走，很不划算的，不如卖掉。" 戴向军承认陈四宝讲得对，如果从生意的角度考虑，他卖掉批文的做法或许是理性的，但他还是不舒服。他在乎的不是卖批文这件事情本身，而是陈四宝对他的态度。天大的理由，也不能不与他商量一下就做决定吧。 "就是卖，你也应该和我商量一下嘛。"戴向军说。 "是是是，"陈四宝说，"你说的是，我是该先和你商量的。我已经说过对不起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看你当时就在身边，一切你都看见了，你也没有反对，我就没想起来找个地方再单独和你商量，就自作主张了。别生气，好吗？" 戴向军笑了。算是两个人达成谅解，但是他仍然没有拿那两万块钱。他说："亲兄弟明算账，你算了没有，这次我们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如果赚了，赚多少？如果赔了，赔多少？说好了是我们两个一起做的，如果赔了，这钱我不能要，如果赚了，也应该算清楚，我们俩一人一半。" "这要看怎么算了，"陈四宝说，"如果只算经济账，刨去各项费用，差不多也就剩这两万块，如果搭上你受的窝囊气，搭上我这些天消耗的精力，肯定是赔了，赔大了，算不清楚了。" 戴向军听了，想了一下，自己拿了一万，把另一万推给陈四宝，说："精力和窝囊气都不说了，我们俩扯平，这钱我们也一人一半。" 陈四宝笑了，推回来，说："行，算我送你的。" "别，"戴向军说，"我凭什么要你送钱？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合作，就不要坏了规矩，坏了规矩，不仅生意做不成，总有一天连朋友也做不成。" "行，"陈四宝笑着说，"你讲得对，我听你的，亲兄弟明算账。这钱我收着。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石家庄。我不给你，这钱我给我弟妹，给我大侄子，行了吧？" 说着，陈四宝就做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动作，非常潇洒地把那一万块钱收了回去。 这下，戴向军笑了，真笑，笑着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第七章 第一桶金 "做生意一定要讲量……找人搞批文，量不是控制在自己手里，这生意没法持续做。而如果像你说的买，虽然成本会高一些，但量可以自己控制呀，我们可以一次多买几个批文，加在一起量就上去了，这生意就有做头了。" 由于身上有现金，当天晚上他们没有出去吃饭，戴向军对北京熟，他说在宾馆里点菜到房间不仅贵而且吃不出北京风味，他让陈四宝在宾馆等着，他自己拐到胡同里面买来烧鸡、猪脚、花生米、猪耳朵和啤酒，两个人在宾馆房间里面边吃边聊。大概由于想着明天就能见到老婆孩子了，戴向军多少有点兴奋，酒喝得多，话也没有少说。 喝着酒，戴向军问陈四宝：你明天真跟我去石家庄呀？陈四宝说当然，你不欢迎我去呀？戴向军说欢迎，当然欢迎，但我总感觉你像开玩笑。陈四宝说不开玩笑，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我这时候应该去订回南都的机票了。戴向军说如果是真的，那我们还在这里吃什么？刚才就直接打一个的士奔石家庄呀。陈四宝说这个我想到了，但怕不安全，天黑，带着现金，万一路上车子坏了，麻烦。戴向军又说，如果你真跟我去石家庄，最好明天先把钱存银行，大白天带那么多现金也不好。陈四宝说不用存，我明天直接把钱汇到南都。戴向军问可以吗？陈四宝说你老外，连这个都不知道。戴向军说我是不知道，我也没有做过生意。陈四宝说你不做生意可惜了，如果你做生意，肯定比我强。戴向军说是吗？陈四宝说："当然，我骗你干什么。"戴向军说我这不是做了吗？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做的吗？怎么，你翻悔了？想甩掉我呀？陈四宝说哪里的话，我巴不得呢，你比我聪明，人际关系也比我广，长得一脸可信度，我们一起合作最好，可惜这次不顺利，如果顺利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真正合作了。戴向军说好啊，搞了半天你还没有和我真正合作呀？陈四宝说这种事情光靠嘴巴讲没用，要来真的，所谓真正的合作，就是真正一起赚钱，这次没有真正赚到钱，嘴巴上说真正合作有什么用？ 戴向军不说话了。他在想，想着自己以前对生意人的看法可能有偏差。总以为无商不奸，生意人都是滑头的，不诚实，现在看来，也不一定，要看在哪些方面。在某些方面，可能确实是无商不奸，做生意的人即使表面对你好，心里也惦记着将来利用你的资源发财，把交朋友也当成一种投资。但在另一方面，生意人又是最实在的，最看重实际收益，不玩虚的。于是，戴向军又想起了陈四宝刚才说的那些话，想到陈四宝说他最适合做生意，他想陈四宝可能说的是真话，不是恭维他。如果真是这样，戴向军想，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像现在这样在公家做事情，如果绝对廉正，意味着绝对贫困，起码相对于陈四宝这样的人来说是绝对贫困，我哪一点比他差？凭什么我要绝对贫困？但如果私下搞些名堂，搞小了没有意思，搞大了很难说哪一天不出大事情，即便侥幸不出事情，心里也总是不踏实，不如逮着好机会下海算了。 戴向军又想到陈四宝说到的这次生意。这次生意实在是太不顺利了，如果顺利，如果陆方舟批给他们的进口车足够多，多到他们根本舍不得把批文卖掉，留着自己做，做成了之后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回来感谢陆方舟，陆方舟一高兴，就再给他们批更多的进口车，他们还是留着自己做，做完之后再来感谢陆方舟，陆方舟再给他们批文，如此，就进入了良性循环，一个新的发财渠道就建立起来了。而这个渠道的输入端是陆方舟，实际与陆方舟打交道的是我戴向军，他陈四宝甩不了我，这个渠道输出端是发放车牌，也掌握在我戴向军手上，他陈四宝还是甩不掉我，所以，不管他陈四宝是真把我当兄弟还是假把我当兄弟，两头都卡在我手上，自然必须和我"一起做"，让我享受百分之五十的利润。百分之五十呀，戴向军想，那是多少？那我一笔生意不就成了百万富翁？一年不就成了千万富翁？到那个时候，我还在乎老婆是不是正式调动到南都来吗？还在乎单位上那点可怜的工资吗？还有意无意地找借口不参加丁有刚他们张罗的聚会吗？这么想着，戴向军就有些晕晕乎乎的了，就仿佛他已经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戴向军说。 "什么秘密？"陈四宝问。 "我告诉你你不能告诉我老婆。"戴向军又说。 "那当然。"陈四宝答应。 "我以前的女朋友就在北京。"戴向军说。 "初恋情人？"陈四宝来劲了。 戴向军得意地点头，表示是的。 陈四宝笑了，说要不然明天我们先不去石家庄了，你去看看她？ 戴向军一摆手，摆的幅度非常大，说不了，她结婚了，有老公。哎，她老公好像就在机电部当官呢。 "是吗，"陈四宝说，"这么巧？" "你让我想想，"戴向军说，"你让我想想。" 说着，戴向军就向后一仰，头靠在被子上闭上眼睛真开始想了。 陈四宝等了一会儿，没声，再一看，戴向军居然睡着了。 陈四宝笑了一下，拿出老大哥的姿态来。先是把残羹剩菜收拾了一下，又把他自己那张床上的被子抱过来，轻轻地盖在戴向军身上。没想到一下子就把戴向军惊醒了。或许，并不是他把戴向军惊醒的，而是戴向军根本就没有真正睡着，一直在半醒半睡状态思考问题，现在经陈四宝一盖被子，彻底醒了。 戴向军坐起来，说："我想起来了。这生意能做。不靠陆方舟，靠我们自己。" 尽管陈四宝认定戴向军是讲梦话。但即便是讲梦话，只要与自己的生意有直接关系，他还是本能地把耳朵立起来，听戴向军说。 戴向军继续说："这次我们只有几辆车，所以把批文卖了，如果是几十辆、上百辆，还卖吗？" "废话，"陈四宝说，"几十辆上百辆我干吗要卖？怕钱多了扎手呀？" "对呀，"戴向军说，"我们可以买呀，直接买批文呀。既然能卖，那就能买。我可以在里面找熟人，就找我那个女朋友的老公，不是要他帮着搞批文，就请他提供一点点小方便，让我在大楼里面有个歇脚的地方，然后，我就直接在里面把拿到批文的人截住，在里面买，不用躲在门口跟那些人抢着买。我们买一个几十辆、上百辆的批文不就可以自己做了吗？而且这次买了，下次还可以买，不断地买，买批文比托人走关系搞批文还快还靠得住，这生意可以一直做下去。买批文花钱，但是找人搞批文也要花钱呀，差不多，你算一下，是不是可以做。" 哪里还用算，一听就知道这生意能做。不能做，白天那些人抢着买他们的批文干什么？ 陈四宝失态了，双手握住戴向军的两个肩膀，使劲一摇，说："我的好兄弟呀！你真是做生意的天才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不用算就知道能赚！不要说我们自己做了，就按今天我们卖出去的价格，如果带回南都，我哪里也不去，就在九江，就坐在我的公司里面，打几个电话出去，马上就有人上门求我。我的好兄弟呀，我说的嘛，你比我聪明！不做生意可惜了。行，我们一起做，明天就做。" 冷静下来之后，两个人又商量了具体细节。一致决定明天戴向军请他以前的女朋友全家吃饭，打探出前女友的老公是不是在那个部里工作，能否利用这个关系为他在大楼里面截住客户提供一些小方便，而陈四宝则混在昨天"打劫"他们的那群人里面，再摸摸行情，看每天成交量能达到多少，价格怎么样。末了，戴向军问陈四宝："你说如果你把批文带回南都，价格肯定更高一些，那你昨天干吗还要把它卖掉？" "量，"陈四宝说，"做生意一定要讲量。就那几辆车，让我带回九江我也不好意思转手。量小不值得，还丢人。关键是量。找人搞批文，量不是控制在自己手里，这生意没法持续做，而如果像你说的买，虽然成本可能高一些，但量可以自己控制呀，我们可以一次多买几个批文呀，加在一起量就上去了，这生意就有做头了。" 不用说，这天晚上他们两个睡不着觉了，兴奋着呢。刚开始当然是谈生意，而且就谈这单生意的事情。他们谈得很细，几乎把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谈到最后，甚至连回去之后见到柯正勇该怎么说都考虑好了。但是，这单生意就这么简单，只要想到了，只要有钱做，并且只要他们有畅通的出手渠道，真正做起来并不复杂，所以，谈到最后，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不过，他们依然兴奋，依然睡不着觉，于是，就把谈话的内容稍微往外拓展了那么一点点。 陈四宝问戴向军他那个女朋友是怎么回事？ 戴向军眼睛里闪了一下，忍住了，没说。但陈四宝肯定是想听的，别说这个问题与他们明天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一点关系没有，他也想听，所以，就哄着戴向军说。戴向军本来就喝了酒，有点兴奋，哪里经得住陈四宝的软硬兼施，最后顶不住，就说了。 说到第一个女朋友，戴向军有些兴奋。不仅兴奋，而且得意。按照戴向军的说法，当年是女朋友主动追求他的。 当年戴向军在部队荣立二等功之后，到处做报告，其中主要是到学校做报告，不但到中小学做报告，还到大学做报告。到中小学做报告没问题，到大学里面做报告就发生了问题，因为报告之后，他收到了许多同学的来信，其中有一部分是女同学，而在这部分女同学的来信当中，除了表示要向他学习、谈理想、谈学习的信件之外，还有一部分是谈爱情的。简单地说，有些信件直接就是表达对他的爱慕的。更简单一点说，就是求爱信。那时候戴向军还没有谈过恋爱，但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也已经有所了解，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在梦里面和某个不确定的异性发生身体接触，像真的一样，于是，就真有了那种因在思想完全放松状态下通过某种想象而发生的事情，直接说吧，那时候他已经有了梦遗。既然如此，那么接到求爱信就不能不引起心中的波澜，甚至波澜壮阔。但是，波澜归波澜，壮阔归壮阔，戴向军并没有让自己随波逐流。原因嘛，一是因为当时的大学生管理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上大学可以和女朋友一起在外面租房子同居，那时候在校大学生不允许结婚，不提倡谈恋爱，作为军校学员，管理更加严格，这无形当中给戴向军上了一道紧箍咒，让他不敢放任自己心中的波澜公然壮阔起来，更不敢随波逐流。另一方面，他当时又是做报告又是写毕业论文，实在太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他当时并没有对这些求爱信给予及时的处理。好在这段时间不长，因为他们很快就毕业了，既然毕业了，就不是学生了，既然不是学生了，那么就有资格考虑这个问题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戴向军经历了自己的初恋。 由于已经经过实战锻炼，并且荣立过二等功，所以戴向军毕业之后没有像一般的军校毕业生那样下到连队，而是留在机关当了作战参谋，使得他比较有空闲时间。这时候，他才把当初那些信全部清理出来，拆开，大致看一遍，马上就做了挑选。挑选的原则是眼见为实，凡是没有带照片的，先放在一边，带照片的，集中起来认真看。不仅看照片，而且还看信件。为了预防可能的混淆，他特意从办公室带一些回型针到宿舍，把信件和各自的照片别在一起。如此这番处理之后，他相中了杨俐。原因很简单，杨俐漂亮，而且漂亮得谦虚。怎么能看出谦虚呢？因为名字谦虚，所以戴向军就认为她漂亮得谦虚。戴向军这样判断是有根据的。上中学的时候，他们班有个女同学姓张，叫张美丽，本来人长得还行，虽然说不上漂亮，但是在他们那所乡村中学里，起码也不能算丑的，但就是不谦虚，什么名字不能叫，偏偏叫"张美丽"，这下好了，男同学背后给她打了一个全校最低分。和张美丽相比，杨俐就显得谦虚了。因为用了聪明伶俐的"俐"，而不是漂亮美丽的"丽"，再把照片与中学同学"张美丽"的形象一对比，谦虚精神更加充分体现。于是，戴向军就给这个叫杨俐的同学写了封非常谦虚的信，说自己前段时间忙着做毕业论文，实在没有时间写信，一直拖到今天，很不好意思；说他因为来自农村，家庭状况非常一般，看到杨俐的来信和照片之后尽管非常激动，但不敢贸然回信，现在经过这么多天的思想斗争，还是决定碰碰运气，等等。总之，既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又解释了这么长时间才回信的原因，还没有忘记谦虚谨慎的精神。考虑到杨俐听过自己的报告，知道他的长相，所以就没有附照片，而是别出心裁地在信封里夹了几张邮票，既表达自己急切盼望对方回信的心情，又善解人意地考虑到杨俐是学生，而他自己已经工作了，双方交往发生的费用应该由他承担。信发出去之后，戴向军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想着对方可能是一时冲动，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冷却，热情早就过了，说不定已经有男朋友了，所以，戴向军在等待杨俐回信的同时，也做好了向第二目标、第三目标，甚至第四目标散发信息的思想准备。没想到杨俐同学立刻就回信了，而且信中热情洋溢，对他过这么多天才回信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更难得的是杨俐并没有嫌弃戴向军的农村出身，说她虽然是在城市长大的，但她父母却是从农村考上大学到城市来的，所以，从根子上说，她也来自农村，甚至还说往前推几十年，全中国几乎就没有不是来自农村的。看了这样的回信，戴向军又进一步推测对方是个善良且善解人意的好姑娘，于是，立刻就与她明确了恋爱关系。 杨俐是中国人民大学78级的学生，77级和78级之间虽然只差半年，77级春季入学，78级秋季入学，但戴向军是三年制，杨俐是四年制，所以，此时虽然戴向军已经从陆军学校毕业正式成为部队的一名参谋了，但杨俐还是人大三年级的学员。趁着出差的机会，戴向军到北京看望了杨俐。那几天，戴向军几乎天天晚上和杨俐见面，而且每次都心潮彭拜，每天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他都不能入睡，仔细回想着和杨俐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最后，不得不拧开台灯，给杨俐写信。既然明天又要见面，干吗半夜起来写信呢？不知道。没有理由。或者说有太多的理由。反正当时戴向军就是这么做的。第二天晚上再见面，戴向军一只手不断地伸到自己裤子口袋里，几次想把头天夜里写的信当面交给杨俐，但一次又一次不好意思这么做，直到临走的那一天，在火车站，火车已经启动了，戴向军才隔着车窗，把这些信扔给杨俐。 信虽然长，但内容非常简单，就是戴向军非常渴望与杨俐身体接触。说简单一点，就是戴向军想亲吻杨俐，但是他不敢，不知道既然他们已经明确恋爱关系了，那么他是不是就可以亲吻她了。 信扔给杨俐后，戴向军就吓得不敢往车窗外面看，怕杨俐看了信之后骂他是流氓，然后永远不理睬他。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情况是杨俐把他这些信交给他们部队，如果那样，那么戴向军即使不挨处分，丑也要把自己丑死了。所以，戴向军当场就后悔了，要不是火车已经启动，他完全有可能追下去，把信抢回来。 回到部队，戴向军千思万想，追悔莫及，写了一封深刻的检查寄给杨俐，不好意思请求她不要把信交给部队，而只是请求杨俐的谅解。杨俐很快就回信了，偌大的信纸上只写了两个字：傻瓜！ 不用说，戴向军和杨俐的关系产生了飞跃。再见面的时候，他们拥抱了，接吻了。当然，他们没有做得更多。不是他们不想，而是时代所限，在他们那个时代，谈恋爱就只能这样，一般不会发生直接意义上的性行为，如果那样，就是大逆不道，而对于一对政治上和事业上都积极要求进步的年轻人来说，必须有足够的自制力不让自己大逆不道。尽管如此，据后来戴向军自己对陈四宝说，那种感觉更加美妙，更加刻骨铭心，而如果像现在的年轻人，一谈恋爱就上床，反而没有体味到爱情的奥妙。 戴向军和杨俐的美妙爱情坚持了差不多正好一年。一年之后，杨俐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机关，她对戴向军提出了一个非常合理但戴向军却无法达到的目标：调到北京。 戴向军根本没有去努力，因为他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杨俐非常生气，说能不能是能力问题，努力不努力是态度问题，你连努力一下的勇气都没有，说明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后来，杨俐又提出了新的建议，说如果调动实在不行，还有另外一个途径，考研究生，只要你考上了研究生，我就和你结婚，这样，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你就可以留在北京了。 杨俐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还专门为戴向军寄来研究生复习资料。戴向军一看，根本就没门。他同样没有做这个无谓的努力。他认为自己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大专三年，实际只上了两年的课程，而且大部分是学军事指挥的，别说没有考研究生的水平，就是有，也没有合适的专业。关键是，自己在部队上很受重视，那种气氛下他不可能提出去考研究生，提出去考研究生相当于想当逃兵，戴向军不想当逃兵，所以就没有报考研究生。同样，戴向军的态度再次让杨俐失望，最终，他们说拜拜了。 戴向军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也经历了一场寻死觅活的失恋。当然，他是军人，职业决定了他没有资格让情感迷失斗志，他最终靠毅力强迫自己走出失恋的阴影，开始了新的生活。 戴向军现在的妻子是通过热心人介绍认识的，好像并没有经历恋爱过程，直接就结婚了。导致速成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女方就在部队附近的一所中学当老师，离得近，接触多，不容易断，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结婚之后面临可能的调动问题，简单。二是女方也来自农村，并且正好是当地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和当初戴向军的理想吻合，相互不嫌弃，有天然的认同感。女方虽然不如杨俐漂亮，却也端庄，按照在一个部队的老乡说，更适合做老婆，于是，很快就做了他老婆。 "你做了她没有？"陈四宝问。 陈四宝指的是戴向军第一个女朋友杨俐，如果是现在的老婆，就不用问了，儿子都有了，还存在"做"的问题吗？ 戴向军不好意思地笑笑，摇头，表示没有。陈四宝不信。戴向军说真没有，差点。陈四宝问怎么"差点"？戴向军说反正就是差点，你不用套我了，我不会说的，睡吧，明天忙着呢。 第二天事情比他们想象得简单。戴向军给杨俐打了电话，杨俐不在办公室，办公室的同事问明情况后，给了戴向军一个传呼机号码，戴向军给杨俐打传呼，杨俐回了电话，说她在青岛出差，十天半个月回不来，并问戴向军有什么事情，戴向军想了想，没好意思问她老公是不是在机电部工作，而是转了一个弯，问杨俐在机电部有没有熟人。杨俐说有啊，她一个同学就在那里，混上处长了呢，并问戴向军有什么事情。戴向军当然没有说卖批文的事情，只是说想打听一下关于批文的事情。杨俐把她那同学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告诉了戴向军，并且先给那个同学打了个电话，介绍了戴向军的情况。一见面，那同学居然认识戴向军，因为当年戴向军给他们做过报告，而且他好像也知道杨俐和戴向军有那么一段经历，所以，对戴向军非常热情，戴向军顺利地达到了在机电部内部有个"歇脚点"的目的。 陈四宝在门外的工作也顺利。由于他昨天跟这些人已经见过面，算是熟人了，所以今天他一出现，大家又"围攻"他，以为他还是来卖批文的。陈四宝灵机一动，顺水推舟，没有说自己要买批文，而是含含糊糊地说他那个朋友还没出来，等他那个朋友出来才知道是不是有批文卖。"他那个朋友"当然是指戴向军，这话大家相信，昨天就看见他从部里出来，今天好像也看见他进去了，所以，门口那些倒批文的人都有点巴结陈四宝，对他的一切问题似乎都能做到有问必答，让陈四宝了解到许多这方面的情况。 不用说，那次探亲假戴向军并没有回石家庄，他在北京忙得不可开交。他第一次感受到天天赚钱给人带来的快乐和成就感。当探亲假结束他回到南都时，和陈四宝碰在一起，一算账，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如此，戴向军获得了第一桶金。 第八章 下海 戴向军想，为什么自己能当老板，而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能当老板？就因为他们习惯性地把困难想在前头，最后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如果让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讨论，讨论到最后肯定是放弃。 此时的戴向军正在被押解在路上。上面很重视，专门派了车来接，但戴向军没有被安排在那辆车上，而是坐在有公安标记的三菱吉普车上。这是北城监狱最好的车了，平时不轻易使用。监狱方面显然把戴向军当成了最重要的犯人，但并没有认为他是最危险的犯人，因此他们并没有像对待其他犯人那样把他夹在两名狱警之间，而是让他坐在副驾驶的后面，他前面就是监狱长，旁边是一名高大的狱警。狱警的任务显然是专门看管他，而监狱长除了协助狱警看管戴向军之外，还要负责与前面的引导车联络。既要保持跟得上，又要维持一定的距离。不知道是不是不方便在戴向军面前说话的缘故，监狱长在与前面的引导车联系的时候，并没有对着手机"喂、喂、喂"，而是在手机上按键，不说话，就按键。不用看，单听声音，戴向军就知道监狱长是在发信息，而且能判断出他是发信息还是回信息，甚至能大致判断他们之间的信息内容。 这不能表明戴向军有特异功能，而只能说他对这一切太熟悉了——戴向军曾经专门做这个生意——他曾拥有一个专门做通讯业的天安帝国。 戴向军那次从北京回来之后，并没有忘记柯正勇，照样还是去看望了秘书长，感谢秘书长上次托朋友写给陆方舟的那封信。 柯正勇当然高兴，因为这说明他那封信起到了作用，同时也不敢太高兴，怕戴向军再向他要这样的介绍信，所以接受戴向军的感谢之后，柯正勇就说老陆这个人很难说话的，一般是不给朋友面子的，这次请那个朋友写了信，他多少给了一点面子，下次如还再这样做，估计就没这么好使了。 戴向军说是的，您说得非常对，陆主任这个人是不好打交道，架子太大，见了两次才见到，而且见面之后正眼都不看一下，草草地扫了一眼信，象征性地给了几辆车，差价甚至不抵费用。 "哦？"柯正勇听了一惊，这倒是他没有想到的，幸亏自己刚才说话有所保留，否则还真有些下不来台了。 "那你们这次白忙了？"柯正勇问。 "那倒没有，"戴向军说，"好在我在机电部还有一个熟人，他帮我们出了另外一个主意，我们做了一把，还行。" "另外一个主意？"柯正勇问，"什么主意？" 戴向军基本上没有保留，把他们通过卖批文做进口车生意的事情对柯正勇说了。当然，说得比较谦虚，没有说这个主意是他自己偶然想起来的，而是说他在机电部那个熟人告诉他的。说完，他没有忘记继续感谢柯正勇，说如果不是秘书长托朋友给他们写了那个引荐信，那么他根本就不会去机电部，根本就想不起来做这个生意，所以他要感谢秘书长。说着，戴向军就拿出来礼物。当然，不是美金，而是极品文房四宝，也没有说就是在南都买的，而是说从家乡特意为秘书长订做的。 戴向军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希望秘书长能理解这东西是他一个人孝敬的，与陈四宝无关。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关于他这次来看望并感谢柯正勇，戴向军曾经与陈四宝说过，但陈四宝并不积极，虽然没有明说，却已经流露出他认为柯正勇没有料，托朋友写了封引荐信几乎没有起作用的思想，还说秘书长眼看就要退休了，估计将来更难帮他们忙了。但戴向军不这么看。戴向军认为秘书长已经尽力了，自己不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自己在南都真正的朋友就两个，第一是柯正勇，第二才是陈四宝，别说天不转水转，柯正勇在这个问题上或许真的没料，但说不定哪一天在哪个问题上他就能起决定作用了，就算陈四宝说得对，柯正勇真的没料了，戴向军也不想失去一个好朋友，所以，这次他坚持来看望柯正勇，坚持来感谢柯正勇，并且他没有把这次来看望和感谢柯正勇的事情对陈四宝说，所以感谢的礼品也完全是他自己买的，与陈四宝无关。 戴向军认为任何人做人都很难完全排除势利，但人不能太势利，赚钱确实很重要，但除了金钱之外，人还必须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还必须有感情的交流和依托，所以，别说今天秘书长还在位，就是将来真有一天柯正勇退休了，不当秘书长了，而他戴向军自己成了大老板了，再不需要柯正勇庇护了，他也一定会经常来看望柯正勇，给他们带礼物。戴向军甚至想，这，大概就是我和陈四宝的区别吧。 幸亏如此。柯正勇在听完戴向军的讲述之后，马上就告诫他：这生意你们要加紧做，做完之后，立刻收手。 戴向军听了很紧张，瞪着大眼睛看着柯正勇。柯正勇进一步解释说："关于九江的那个汽车大市场，已经引起有关方面注意了，虽然眼下还没有决定立刻整顿，但估计不会维持太长的时间。" 戴向军还是瞪着大眼看着柯正勇，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柯正勇最后说。 戴向军点头，使劲点头。 从柯正勇家出来，戴向军立刻约陈四宝见面。幸好，他们现在都像杨俐一样，有了传呼机，随时能约得到。 一见面，戴向军就把陈四宝骂一顿，骂他势利。陈四宝不服气，说我怎么势利了？戴向军说去北京之前，你那么积极追着让我巴结秘书长，回来之后，我说过要去看望秘书长，你怎么一点都不热心了？陈四宝笑了，说秘书长是你的关系，并不是我的关系，我遵守做朋友的规矩，你的关系永远是你的关系，我永远不会把你的关系变成我的关系，这表明我义气呀，你应该表扬我才对呀。戴向军说屁，如果这次陆方舟批给我们一百辆车，看你会不会这样说。陈四宝说那当然不一样了。戴向军说所以我说你势利嘛。陈四宝说势利没有错呀，如果大家是朋友，比如像我和你之间，当然不能势利，但我和秘书长不是朋友，只是想通过他做生意，生意做完了，当然交情也就完了，如果他愿意和我做朋友，我愿意呀，你问问他愿意吗？如果愿意，我明天就在中国大酒店请他，他能赏光吗？ 戴向军没话说了。他不得不承认陈四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像陈四宝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大酒店请柯正勇吃饭，柯正勇确实不一定赏光，换句话说，是柯正勇首先没有把陈四宝当成朋友。 心里虽然这么想了，但嘴巴上肯定不能这样说。戴向军说："反正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个不一样。" "好好好，"陈四宝说，"是不一样。你是大主任，当过大英雄，我是个体户，是唯利是图的小人，好了吧。" 戴向军笑了，然后才说正事，把柯正勇刚才说的话告诉了陈四宝。 陈四宝一听，刚刚得意的脸马上就变严肃了，说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不快了，"戴向军说，"让你们逍遥好几年了。" 陈四宝更加严肃了一点，说那怎么办？我明天就关门？ 戴向军先是嘴巴咬得紧紧的，摇摇头，然后说："正好相反，我们要赶紧做，暂停其他一切活动，抢着做一把。反正到时候秘书长会事先通知我，我们干吗不玩一把最后的疯狂。你看吧，肯定会有一拨最后的疯狂。" 在此后的几个月当中，戴向军通过"黄埔二期"的一个战友弄到了病假条，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倒卖批文的活动当中。而陈四宝则玩了一个小心眼，一方面积极配合着与戴向军一起进行最后的疯狂，另一方面悄悄地转让了他在九江的店面，并花钱办理了一个南太平洋岛国的护照。该岛国虽然人口只相当于他老家的一个乡，但正是由于小，所以才与世无争，护照居然可以在许多国家享受免签。当柯正勇在戴向军的传呼机上留言"紧急刹车"之后，戴向军把同样的留言转发到陈四宝的传呼机上。 戴向军在北京就地处理掉手上的批文，然后立刻飞回南都。他想劝陈四宝离开南都，回避一段时间。戴向军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对朋友关心的角度考虑，但更主要的是替他自己考虑，因为只要陈四宝不出事情，他戴向军就不会出事情。可是，当他飞回南都后，却再也找不到陈四宝了。当然，他不敢去九江找，甚至不敢往陈四宝九江的公司里面打电话，事实上，在此之前好多天他都不往陈四宝公司里面打电话了，怕电话记录惹麻烦，所以，此时他只能通过传呼机给陈四宝留言，并且还只留隐晦的语言："立刻联系老弟。"可留言发出去之后，就随着电波消失在茫茫的宇宙当中，一点回音都没有。戴向军着急，怀疑陈四宝私吞了最后两笔利润，于是，找到一个街边电话，冒名紧急传呼了几遍，仍然没有回复。他紧张了，怀疑陈四宝已经被抓起来了，一天一夜没睡，想给柯正勇打电话，或直接去他家，打探一下消息，但怕给秘书长添麻烦，不敢。他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想着只要证明陈四宝确实出事情了，那么他就立刻逃跑。往哪里跑呢？戴向军整整想了一个晚上，一听见楼梯响就以为是来抓他的，结果也没有想出一个合适的躲藏地点。回老家不行，回石家庄也不行，最后竟然想到了他曾经去过的越南。一想到越南，就觉得可悲，那是他立功的地方，现在竟然想到去躲藏。 第二天一大早，戴向军就躲了出去，此时他感觉最不安全的地方或许就是自己的住处了。他想找一个地方喝早茶，可惜他去得太早了，人家居然还没有开门。他又跑到公园，假装晨炼。为了装得像，还把外衣脱了，挂在树上，自己则在一旁伸胳膊弯腿。好不容易等到上午八点，想着可以找茶楼喝早茶了，没想到传呼机响了。一看，吓一跳，居然是陈四宝的留言！ 戴向军怀疑是专案组冒充陈四宝打的，不敢直接打电话查询，转了一圈，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打给传呼台。所获得的留言是："我已出国，属于你的已到你账上。我们是朋友。四宝。" 戴向军长长出了一口气，仿佛把憋了一夜的气全部出完了，不甘心，又打电话问传呼台：在国外能打我的传呼吗？回答是："当然。" 戴向军这才感觉到自己饥饿，不是一般的饿，是很饿，快饿晕了。 戴向军病了。这次是真病，不是为了倒批文而用假病假条制造的假病。病得莫名其妙，病得天翻地覆。发烧不止，还查不出原因。不得已，戴向军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他还不甘心，想弄清楚自己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发烧，想搞明白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但医生没有办法告诉他，因为各种检查手段都用了，竟然就是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好在经过如此这番折腾一通之后，竟然退烧了，而且退得彻底，退得干干净净，就好像他从来没有生过病一样。但医生不放心让他出院，说再观察几天。 戴向军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越想越觉得蹊跷。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鬼？难道是自己这些天亏心事做多了，遭受老天爷惩罚？ 戴向军从来都不相信迷信，看见南都人在自己家里或者店铺里面摆神台总觉得好笑，没想到这次他有点敬畏鬼神了。 戴向军开始安慰自己，心里对自己说并没有做亏心事。倒卖批文算不上伤天害理，最多只能算是钻了国家政策的空子，要说丧天害理，那些手中掌握审批权而将这种审批权变相出卖的人才是伤天害理，比如陆方舟他们，为什么他们不无缘无故地发烧，而偏偏让我无缘无故地发烧？当然，戴向军想，让我发烧也有一定的道理，老天爷不会无缘无故冤枉一个好人，即便倒卖批文不算伤天害理，起码我假装生病利用国家给职工的福利条件私下做自己的生意是不道德的，尤其是假装生病，人的嘴巴毒着呢，你说自己生病，老天爷就真让你生一次病。那么，戴向军想，我不装病又怎么办呢？不装病我能分身去北京吗？能一下子赚几百万吗？机会实在是难得呀。戴向军又想，其实我知道装病不道德，但这个不道德是被逼出来的，如果不装病，我实话实说，跟单位说我要自己做生意，请几个月事假，可以吗？不用问就知道不行。戴向军进一步想，其实我请病假单位的人也知道是怎么回事，陈四宝不是说过主任他们私下也在做吗？既然陈四宝能这样对我说，同样的话他也一定能对他们说，即使陈四宝不说，其他人也会说的，南都做汽车的，谁不认识车管所证照中心的人？但是，知道是知道，只要不明说，大家都会装着不知道。这就是南都人的好处，很少有红眼病，只要不直接妨碍到他个人的利益，你无论在外面做什么，他们都会装做不知道。所以，戴向军请病假做生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并非主观上想占单位的便宜。 经过这么一番自我安慰之后，戴向军的心情好了一些。想着正因为我主观上并没有不道德，所以老天爷也就没有往死里整我，只是教训我一下，看，这不是退烧了嘛。 这么想着，戴向军就想到了单位，想到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在单位照面了。单位的情况还好吗？这次这么大的行动，有没有牵连到单位的人？比如主任他们，有没有人被抓进去？ 戴向军决定给单位打一个电话，一是打探一下情况，二是告诉他们自己住院了。 戴向军为自己的想法兴奋了一下。一方面，他发觉人与人之间确实是有感情的，自己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单位的人了，还确实有些想念他们，所以现在一想到给他们打电话，就好像是见到他们了，就多少有点兴奋。另一方面，他觉得这时候主任他们来医院看他最好，起码可以证明他确实生病了，而不是假装的。 在等待主任他们来看望自己的时候，戴向军还想起了柯正勇，想起了丁有刚，他甚至想起考上军校那次临走的时候奶奶说的"千好万好不如自己的老家好"的老话。当时他觉得奶奶思想保守，没有见识，既然老家好，那么我还考军校干什么？既然老家好，大家还那么羡慕长年在外的二叔叔干什么？戴向军当时想，正因为老家不好，所以有出息的人都到外面去了。比如当年他二叔叔，比如现在的他。但是，今天他才感悟奶奶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不，应该说是真理。想想这次生病，幸亏突然好了，当然，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好了还不一定，还在继续观察，如果不是突然好了，如果自己这次不仅仅是发烧，而是更严重的情况，比如一下子连小命都丢了，那么，不是连和家里的亲人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如果那样，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 戴向军突然发觉自己很孤独，至少在南都他很孤独。陈四宝走了，走到哪里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在国外，而"国外"是哪里呢？柯正勇虽然还在南都，就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但即便如此，自己连打一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生病住院的勇气都没有，更不要说让他来看望自己陪伴自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柯正勇是领导呀。根据戴向军的人生经验，对领导，尤其是柯正勇这样的大领导，不能听了几句好话就以为可以称兄道弟了，不行，永远不行，小人物和领导交朋友，好比太监和皇帝交朋友，其实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小人物必须永远小心谨慎，在任何时候都要想到保护领导和不给领导添麻烦，要尽量报喜不报忧，如果报忧，让领导感觉你是一个有麻烦的人，那么，领导一定会不动声色地疏远你的。 戴向军还想到了"黄埔二期"的其他战友，比如丁有刚他们。一想到他们，戴向军同样也有些温馨，但温馨的时间非常短，好像就那么一闪念吧，立刻就回到现实当中。因为"黄埔二期"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大家的感情也就非常浅。比如丁有刚，如果不是正好在九江汽车市场碰上了，估计一辈子也都想不起来联系。即便是在九江汽车市场碰上了，如果自己不是正好专门负责给汽车上牌照的，正好对他有用，估计也就当面热情地打个哈哈过去了，所以，即便是战友，也是建立在相互有用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用，也会渐渐淡化的。现在汽车大市场被查封了，估计他们以后用到自己的机会少了，如果自己没有新的利用价值，迟早也会被他们疏远的。 这么七想八想，戴向军就越想越伤感，感觉还是在老家好。如果在老家，同样是生病，虽然没有南都这么好的医疗条件，但肯定会有很多人真诚的关心和安慰，绝不会让自己这么孤独的。在戴向军看来，真诚的关心和安慰或许比医疗条件更重要。 想到这，一不留神，戴向军竟然流出了眼泪，所以，主任他们一行进来的时候，正好看见戴向军在擦眼泪。 主任很愧疚，一再解释他实在不知道戴向军住院了，还以为他不在南都呢。 主任他们还买了许多东西，全部都是高级水果和高级营养品。 戴向军在乎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大家的情谊。 主任代表大家又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让戴向军安心养病，工作上的事情不用他操心等。末了，还责备戴向军不该这么晚才告诉他，如果早告诉他，他们早就来了，而且还会安排人陪床的。 戴向军很感动，但既然已经说谎了，就只能继续说下去，不能一感动就说了真话，说自己这几个月其实没有生病，而是私下做生意，如果这样说，不仅给他自己找麻烦，也给主任找麻烦，所以，这时候戴向军虽然感动，却只能继续说谎。 戴向军说不告诉单位的原因是怕给领导和同事添麻烦，现在见病情好转了，再过两天就要出院了，所以才告诉大家的。主任他们听了自然是长吁短叹，感慨戴向军真是个好同志，做任何事情都是先替别人着想。 主任临走的时候，还悄悄塞给医生一个红包，请医生一定用好药，不要怕花钱等。虽然主任当时这么做的时候戴向军并没有看到，但出院那天，司机小戴无意当中说漏了嘴，把情况告诉了戴向军。当然，也许不是漏嘴，是他故意说的，但效果差不多，因为戴向军听了之后既感动又惭愧。 上班之后，戴向军发现单位已经不是原来的单位了，不但外表进行了装修，前门的墙面由原来的马赛克换成了玻璃幕墙，而且整个证照中心的气氛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简单地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来这里办证的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像陈四宝那样的老顾客几乎一个没有了。说实话，没有那些熟悉的面孔和亲切的招呼声，戴向军似乎有些不习惯了。其次，当然也是更主要的，是戴向军发觉主任和同事们对他并不热情，起码没有他预想的那么热情。戴向军以为他一来单位上班，同事们肯定会围着他问寒问暖，慰问他，安慰他，请他吃饭等，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就是简单的招呼，也似乎非常勉强。戴向军感到意外。他安慰自己，想着南都人和自己老家的人不一样，南都人太务实，不会客套，连酒席上都不劝酒，所以，他们表达关心的方式和北方人不一样，比如主任，平常与他之间不冷不热，但自己生病了，主任一得到消息，不是立刻买了那么多东西赶到医院吗？不是背着他悄悄地给医生塞了红包吗？连自己都没有想起来的事情，主任都想到了，可见他们都是很务实的。但是，冷淡就是冷淡，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甚至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情感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一点任何人都没办法欺骗自己。无论戴向军怎样自我安慰，他还是感到冷淡。 戴向军很想找一个人问问，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这么不冷不热的。但是，问谁呢？戴向军想了一下，自己虽然是副主任，跟单位里面谁都没有闹过任何不愉快，但也没有跟任何人的关系走得特别近。这种局面其实是戴向军自己营造的，一到证照中心上班，他就在心里告诫自己跟谁都不要走得太近，他认为对于他这样一个外省来的副主任来说，这样最安全，最不惹是非，最不会引起主任的猜忌，现在，这个目的他达到了，不过，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他在单位一个私下的朋友都没有，所以，他现在想找一个人问问都不行。最后，他只好想到了司机小戴。 之所以想到小戴，一是因为小戴不是单位正式职工，是聘用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并不算单位的人；其二，一笔写不出两个戴字，同姓亲三分。不知道小戴是不是有意想讨好副主任，一旦遇上为戴向军开车，总是表现得非常殷勤，有事没事地找戴向军说几句话，比如关于主任背着他给医生塞红包的事情等。所以，凭感觉，戴向军相信小戴可能会对他说真话。 戴向军找了个用车的机会，并且故意把用车时间安排在中午在外面吃饭。他知道，这次和上一次不一样，上次是在副主任面前说主任的好话，所以不用戴向军问，小戴就主动把主任给医生塞红包的事情说了，这一次涉及是是非非问题，小戴不会主动说的，戴向军必须动一点脑筋，创造一个便于小戴掏心窝子的气氛。 中午在外面吃饭，戴向军点了很多菜，小戴不好意思，说不用点那么多了，两个人吃不了这么多。戴向军说吃，我是特意请你的。小戴受宠若惊，同时有些紧张。戴向军说他本来不是请小戴一个人的，而是要请大家的，因为他生病住院的时候，主任和那么多的同事去医院看他，还买了那么多东西，他不好意思，所以要请大家，但他说了之后，并没有人积极响应，他觉得很奇怪，所以，这时候戴向军很自然地问小戴知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小戴把筷子悬在半空中，前进不得，也后退不得，很为难。 戴向军没有以权压人，而是因势利导，说他这样问没有什么坏目的，就是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是误会，那么他就要找机会消除误会，如果是他有什么不对，知道之后也好改正。最后，戴向军暗示，无论是怎么回事，他都绝对不会出卖小戴，不会说是小戴告诉他的，还主动关心小戴转正的事情，说一旦有机会，他一定替小戴说话。 "没有吧，"小戴终于说话了，"大家都挺好啊。" 戴向军知道从小戴这里问不出话了。而且，他知道自己从任何人那里都问不出话。于是，要小戴多吃菜，实在吃不了，就打包带走，把话岔开。 话虽然岔开了，但戴向军的心思并有解开。他担心是自己的心理出了毛病，担心是不是因为陈四宝走了，他在南都没有人说话了，因此就产生心理问题了。戴向军在军校学习过心理学，虽然学的不多，只是一点毛皮，但基本概念还是掌握的。 戴向军想回石家庄一趟，甚至还想回老家一趟，他相信，如果那样，对自己的心理调节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是，他刚刚休完探亲假，并且在休完探亲假之后又请了几个月的病假，这时候实在不好意思再请假。 他想到了找"黄埔二期"的战友们聚聚，前段时间忙，丁有刚他们聚的时候他没有参加，现在是不是自己主动请大家聚一下？现在戴向军有钱了，请大家聚聚也无妨。 戴向军给丁有刚打了电话。丁有刚一听，马上就说好啊，连客气一下都没有。这又让戴向军感到奇怪。 大家见面，丁有刚首先就以老战友、老朋友的口气骂戴向军小气。戴向军听出他的口气不是恶意，就马上承认错误，说自己确实小气了，到今天才请大家聚。承认完之后，没有忘记为自己开脱，说前段时间实在是忙，没时间是关键，其次才能说是小气。丁有刚不依不饶，说你不要避重就轻，谁在乎你一餐饭了？我说的是车，在座的人人都买了车，就你赚了那么多的钱，还打的来，是怕我们找你借钱还是装廉正想提拔呢？ 丁有刚刚刚说完，另一个战友马上就接上话，说放心，能接受邀请来聚会的，绝对不会找你借钱。 戴向军承认这位战友讲得对，战友之间，只有自认为混得不错的才热衷于聚会，感觉自己混得不好的尽量回避。就像他自己，几个月之前他经常回避这样的聚会，今天却主动张罗聚会，其中的原因虽然不完全是他现在赚了几百万，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因素。 这个战友的话戴向军还没有完全想透彻，另一个战友又接上了，说即便想提拔，也不能装廉正，如今被提拔的未必廉正，廉正的未必得到提拔。时代不同了，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也改变了。在我们老家选村长，谁有钱选谁。为什么？因为有钱的人能力强，就算是贪，反正如今谁当村长都贪，用乡亲们的话说，都是狼，选一个饱狼总比选一个饿狼强一些。 这话戴向军还是第一次听说，因为他差不多两年没有回老家了，不知道如今老家那边选举村长是不是像这位战友描述的这样，权且当做笑话听吧。 戴向军说，各位讲得对，我也一天到晚想着向在座的各位战友学习，想着早日买车，加入有车一族，之所以没买，一不是怕各位借钱，二不是装廉正，实在是因为自己能力差，没有赚到钱，各位记住，如果下次还有诸如选举联络员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选我了，我是饿狼。 显然，戴向军是想说个笑话的，并且说完之后，他自己立刻就带头笑了。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之外，所有在座的战友没有一个笑。不但不笑，他还明显从大家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冷淡。这种冷淡他熟悉，恰好就是戴向军在他们单位主任和同事那里看到的那种，几乎完全一样，因此，戴向军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本来热闹的场面突然安静下来，突然之间，大家都不说话了，而且眼睛也不看戴向军。当然，他们不是针对戴向军的，因为大家在不看戴向军的同时，也不看其他人了，而是一律让自己的眼光处于游离状态，没有固定的焦距，不聚焦在某个具体的位置上，仿佛是孤魂野鬼，漂泊不定。 戴向军再次想到了自己的心理问题，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就该是穷苦命，不能有钱，一旦有钱，自己的心理甚至是生理都不适应了，不是发烧住院就是疑神疑鬼。 戴向军看着丁有刚，目光有些乞求。 也是，在这里，也就是丁有刚和他关系相对近一些了，他不求助于丁有刚求助谁？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目光产生了效果，让丁有刚感到了一种责任，总之，丁有刚说话了。 丁有刚认真地对戴向军说："这样的话你今天在这里说了也就算了，下次你千万不要再说了。不仅不要在我们战友面前说，我劝你不要在任何地方说。如果你在单位同事面前说，轻者他们感觉你不贴心，重者认为你虚伪。你这半年在外面做什么我们谁不知道？你赚了多少钱谁也不敢说，但你肯定能买得起车。是不是！" "是。"戴向军说，想都没想就说出来了。因为丁有刚的话突然解开了他心中的一个谜，他突然明白主任和同事们为什么对他冷淡了，敢情大家全部都知道他这段时间在外面做什么了。想也是，直接就是给汽车发牌照的，自己在外面倒卖汽车批文的事情怎么能瞒得住主任他们呢？再说，主任能背着他给医生塞红包，难道就不会背着他问病情？难道不知道他其实只住了一个礼拜的医院吗？难道不知道他其实什么病也没有查出来吗？难道不会想到他是演戏吗？不错，南都人是不喜欢管闲事，但南都人也是人，只要是人，都不喜欢别人欺骗自己，都不喜欢别人把他当傻子。凭心而论，戴向军想，我这样做不是等于把主任他们当成傻子了嘛。难怪大家冷淡我。戴向军想，活该！所以，当丁有刚问他是不是能买得起车的时候，他想都没想，脱口就说出了"是"。 丁有刚见他说了"是"，脸上立刻就松弛了一些，就想着找一些缓和的话把气氛缓和过来。可是，还没有等他再开口，戴向军立刻一举手，对着丁有刚，也对着大家，说："什么也不用讲了，我买，我明天就买车。能买得起我干吗不买？没偷没抢我装什么装？来来来，各位要是还把我当战友，还当我是咱们黄埔二期的联络员，就接受我这一杯。" 说着，戴向军就站了起来，双手托起酒杯，向各位示意。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大家只好纷纷站起来，和他碰杯，一醉方休。 那天戴向军喝多了。说实话，自打到南都之后，他还是第一次喝那么多酒。作为那天喝多酒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他越到后来越声称自己并没有喝好，找这个干，又找那个干，丁有刚劝他少喝，他还嘴硬，说他高兴，见到这么多战友高兴，能在战友面前说真话更高兴，说陈四宝走了，他老乡走了，走到哪里都不知道了，今后他只有在这帮战友面前才能喝痛快，才能说痛快了。 丁有刚见他实在不能再喝了，就给大家使眼色，然后大家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渐渐先走了，最后，就只剩下戴向军和丁有刚两个人。丁有刚自己掏钱结账，并开车把戴向军送回去了。 第二天戴向军醒来，非常过意不去，立刻给丁有刚打了电话，约他吃饭，并把昨天的钱给他。 两个人碰面后，戴向军有些尴尬，没话找话，把自己最近无缘无故发烧住院的事情说了，并说这件事情一直让他疑惑。 丁有刚一听，说这怎么是"无缘无故"呢？还上过战场呢，这个你都不知道？ 戴向军看着他，摇头，他真不知道，不知道这与上战场有什么关系。 "轻伤不下火线你知道吗？"丁有刚问。 戴向军点头，表示知道，非常知道，这话当初他们经常说，并且一到战场上还真这么做。 "你认为这只是口号吗？"丁有刚又问。 戴向军茫然，不知道是该点头还是该摇头。 "这不仅仅是口号，"丁有刚说，"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丁有刚告诉戴向军，在战场上，由于人的精神高度紧张，身体的各种机能都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包括人的免疫系统都超常发挥，所以，一打起仗了，连感冒都没有了，就是受点小伤，一是根本就感觉不到疼痛，二是伤口比平常更快地自动止血和愈合，所以才能"轻伤不下火线"。 说实话，戴向军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套理论，但是，今天听丁有刚一说，觉得还真有一点道理。 "前段时间你赚钱赚疯了，高度紧张，跟打仗一样，可能连感冒都没有吧？"丁有刚问。 戴向军想了一下，点点头，好像确实没有感冒。 "还是啊，"丁有刚说，"所以，一旦生意结束，你立刻放松下来了，是不是？" 戴向军再次点点头，表示是的。 丁有刚说："你放松了，身上的免疫系统也放松了。它们也需要休息呀。它们一休息，你就特别脆弱，任何病毒都能侵入你的肌体，还不发烧？" 戴向军这次彻底服气了，反复点头。这样点了一阵子之后，停了，问丁有刚："医生怎么没有这么说呢？" "医生怎么知道你前一段做生意做疯了呢？"丁有刚反问。 戴向军不说话了。 丁有刚又问他生意做的怎么样。戴向军简单说了一下。说生意虽然不错，但不能再做了。丁有刚说他听说了，并问戴向军下一步该怎么办？戴向军说还能怎么办，继续上班呗。丁有刚摇头。说既然已经踏上这一步了，干吗要走回头路呢？戴向军说不走回头路又怎么办？如果生意还能做，他当然继续做，哪怕是病假不好请了，辞职也无所谓，但现在生意不能做了，不回单位上班还能干什么？丁有刚还是摇头，说你干吗在一个树上吊死呢？汽车生意不好做了，还能做别的生意呀。戴向军说行呀，你介绍一个生意呀，反正我在单位既不开心，也不在乎每月那点工资，如果真有好生意，我愿意做呀。 丁有刚看着戴向军，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说了。说："如果你想做通讯生意，或许我还能帮得上你。" "通讯生意？"戴向军问。 丁有刚没有出声，却在点头。 "具体哪方面？"戴向军又问。 "比如传呼机。"丁有刚说。 "传呼机？"戴向军问。 丁有刚再次点头，并且点头的速度比刚才快。 丁有刚既然给戴向军做传呼机生意的建议，也就意味着有责任为戴向军做传呼机生意提供帮助。幸好，丁有刚在邮电系统的处长位置已经扶正，有一些权力，可以帮他。 戴向军忽然发现，万事都有规律，他现在与丁有刚的关系就好像当初陈四宝和他的关系，但位置调了个儿，他自己现在相当于陈四宝了，而丁有刚相当于当初的他。所不同的是，陈四宝是在做汽车生意之后才认识他戴向军的，而戴向军则是在丁有刚的建议下才做传呼机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丁有刚对戴向军的作用比当初戴向军对陈四宝的作用更大。这么说吧，如果没有丁有刚，戴向军根本就想不起来做通讯这一行。 那天丁有刚对戴向军谈了传呼机生意之后，一连几天，戴向军都在思考丁有刚的话，并且开始着手了解传呼机行业的情况。 说实话，戴向军对这一行根本不了解，在他的印象中，通讯领域是国家特许经营行业，就好比铁路和航空一样，是不允许私人做的，所以，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做通讯业的生意。不过，几个月的汽车生意让他相信陈四宝在北京说的那番话，相信他自己确实是经商的天才，而且相信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没有什么生意是不能做的。比如做汽车生意，也是国家特许行业呀，以前也是私人不能做的呀，可自己不是做了吗？不是还赚到钱了吗？所以，戴向军现在有信心进入通讯行业。并且他相信，越是国家限制私人经营的行业，这里面的利润空间就越大，就越值得做。 然而，通讯业是个很大的行业，戴向军不可能什么都做。他接受丁有刚的提示，着重了解传呼机行业。 通过了解，戴向军知道做传呼机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做传呼机本身的生意，简单地讲就是生产或买卖传呼机，另一种做法是自己开办传呼台。对于前者，戴向军不感兴趣。生产传呼机投资大，周期长，肯定不能搞，而买卖传呼机属于小本经营，一个店面一年的收入不过几十万，对于他这样一个曾经几个月就赚几百万的人来说，是看不上一年几十万这样的小生意的，所以，戴向军要做就做后一种，也就是自己开办传呼台。 戴向军把注意力集中到传呼台上。他很快就了解到，当时在南都已经有三家传呼台，分别是南国寻呼、万通寻呼和佳信寻呼。但从发展势头看，此时的传呼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传呼机的使用意识刚刚建立，这时候或许是介入这个朝阳产业的最佳时机。 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戴向军联系丁有刚，理由是请他当参谋，帮自己选车。 戴向军已经想好了，他肯定是要下海做生意了，就算主任和同事们对他没有成见，就算他在单位干得很开心，他也想下海了。戴向军发现，同样一个人，有钱了之后和没有钱之前想法并不一样。没有钱之前，戴向军也是个有事业心的人，但那时候所谓的"事业"，其实就体现在职位高低上。换句话说，就体现在所谓的追求进步上。在部队是这样，转业到地方还是这样。职位越高，就表示事业越成功，但有钱之后，戴向军突然发现以前那种所谓的事业心其实很可笑，因为职位再高，上面也还是有"首长"，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没有真正的"成功"，而如果下海，自己当老板，上面没有"首长"，自己就是最大的"首长"，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也才是真正的有"事业"。戴向军甚至进一步发现，以前那种追求其实是被迫的。在以前那种体制下，要么像父亲一样当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要么像二叔叔一样跳出农门当国家的人，而只要当国家的人，就只能靠国家的工资吃饭，包括生老病死也都依靠国家，要想吃得好，死得体面，就得职位高，所以，那时候几乎所有人的终生追求就是职位的升迁，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而现在不一样了，国家搞市场经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戴向军已经先富起来了，干吗还要留在体制内受气遭约束呢？干吗还要看领导脸色和在意同事的态度？完全没有必要嘛。所以，下海是必然的。既然要下海，干吗不买车？再说，当着那么多战友的面说好的事情，不能说话不算数。 丁有刚听说戴向军真的要买车了，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说买车是你自己的事情，买不买你自己考虑好，不要因为我们几个战友一起哄，你本来不想买的也买了。戴向军说哪里，我早想买了，怕在单位影响不好才没买，现在看来是不是在单位继续干下去还难说，就是干下去，单位买车的也不是我一个人，怕什么。 两个人见面后，当然首先是看车。戴向军请丁有刚一起来看，无非是找个借口拉近关系，出来说事。这样，草草地看了一下车之后，戴向军就提出找个地方坐坐，喝两口。 两个人坐下，一边吃着喝着一边说话，七说八说，戴向军就把话题扯到传呼机上。 丁有刚笑。 戴向军问他笑什么？ 丁有刚反问："你累不累？" 戴向军茫然，不知道丁有刚为什么这样，什么意思。 丁有刚说："我看你就很累。我们俩谁跟谁？说话办事绕那么大的弯子，不累吗？" 戴向军似乎有点明白了，但明白得不是很彻底，所以，就摆出一脸的无辜与诚恳相，看着丁有刚，等着他自己解释。 丁有刚说："车有什么可看的？你自己就是管车的，又做了那么长时间汽车生意，还用我看？你今天叫我出来，恐怕不是请我为你买车当参谋吧？是不是让我为你做传呼机生意当参谋？" 戴向军脸一红，有一种当场被别人戳穿的感觉。不过，戴向军毕竟是戴向军，他会给自己找台阶。 "对！"戴向军说，"你说得对，是绕弯子，没想到一下子就被你揭穿了。我受罚，罚酒一杯行了吧。" 说完，戴向军就真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干了。干完之后，还特意把杯口朝下，让丁有刚看，一滴未剩。 丁有刚笑了。说行，你让我帮什么忙？ 戴向军说，让你尽快帮我从外行变成内行。 丁有刚说，这还不好办，买一些相关的书看看就是。 戴向军摇摇头，说不行，书他看了，但只能看出一些皮毛，要真想做这门生意，只懂皮毛不行。这不是给公家做事情，是给自己做事情，自己怎么能骗自己。 丁有刚又笑了，这次笑着夸奖戴向军，夸奖他说了真话，并问戴向军："我怎么帮你？" 戴向军说："我想实际到一家传呼公司干一段时间。" 丁有刚说这也好办，我一个电话就能把你介绍到一家公司上班，但你单位那边怎么交代？ 戴向军说没什么可交代的，继续请假，反正我能开到病假条，不怕他们有意见。 丁有刚说你可要想好了，这样一来，你跟单位的关系就彻底闹僵了。 戴向军说不怕，早想好了，大不了就算自动离职了。 丁有刚说也是，你在单位干一辈子，估计也挣不到你的一个零头。 "这么说你是打算彻底下海了？"丁有刚问。 戴向军想了想，说："算是吧。" 丁有刚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 第九章 老总司机 年轻人不能老当司机，要向老总提出下去做业务，只有做业务才能有发展……老总的司机最好不要用年轻人，年轻人思想活，容易出事，最好能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 既然决定下海了，那么就该讨论戴向军到哪个传呼台上班以及去上什么班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们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去南国寻呼。道理很简单，在当时南都的三大传呼台当中，只有南国是南都邮电局的“亲儿子”，最有实力，也最买丁有刚的账。而对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丁有刚介绍戴向军去干什么的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主要原因是戴向军希望这个工作既不能很重要，却又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全面情况，这就比较难找了。两个人商量了半天，从总经理助理一直想到公司门卫，最后总算想到一个符合戴向军要求的职位——老总司机。 “但这样就太委屈你了。”丁有刚说。 “不委屈，”戴向军说，“老总司机职位低，来了或走了都不会引起大家注意，却离老总最近，最能尽快掌握全面情况。” “那就这样？”丁有刚以不敢确定的口气问。 “就这样。”戴向军坚定地说。 二人算是商量好了。 不过，这事情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还费了一些周折，主要原因是南国寻呼的老总吕凡凡原本是有司机的，现在把人家原来干得好好的一个司机换掉，并没有一句话这么简单。好在丁有刚与吕凡凡熟悉，与她的司机小蔡也熟悉，而且丁有刚作为主管部门的处长，在他们两个人面前都能说上话。丁有刚找机会对小蔡说了这样的话：年轻人不能老当司机，要向老总提出来下去做业务，只有做业务才能有发展。这样的话当然贴心，也正合小蔡的心意，于是小蔡就说好，谢谢王处长，并拜托丁有刚在方便的时候替他说说。丁有刚说可以，但这种事情得由你本人自己提出来，我在旁边打边鼓。在另一个场合，丁有刚逮准机会对吕凡凡说：老总的司机最好不要用年轻人，年轻人思想活，容易出事，最好能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吕凡凡肯定也觉得丁有刚的话在理，于是就开玩笑地说好啊，拜托你大处长帮我物色一个呀。丁有刚明知道吕凡凡是开玩笑的，但立刻抓住不放，像突然想起来一样，说还真有一个这样的人，是别人推荐给我的，但我不够级别，没资格配司机，你要是觉得合适，我可以推荐给你。就这样，戴向军进了南国寻呼台，当上了总经理吕凡凡的司机，开始了“卧底”生涯。 那天戴向军去见吕凡凡的时候，还闹了一点小笑话。戴向军差点把吕凡凡当成了老总的秘书。好在戴向军反应快，马上解释自己没有想到老总这么年轻。这样的解释当然有夸张的成分，吕凡凡已经四十了，虽然保养得很好，穿着也十分得体，看上去确实比实际年龄年轻，但也不至于年轻到看上去不像老总的年龄。不过，吕凡凡对戴向军的解释并没有不愉快，相反，还赢得一丝好感。况且，戴向军当天的打扮也让人放心。上身敞开套着一件咖啡色的夹克衫，里面露出洗得发白的陆军t恤，下身一条草绿色军裤，脚蹬军用大头皮鞋，完完全全一个退伍老兵的形象。吕凡凡一看，马上就觉得丁有刚说得有道理，确实比毛头小伙子让她放心，于是，顺利录用。但有言在先，试用三个月，合适就签正式合同，不合适好讲好散。戴向军一面嘴巴上说好，一面心里想：三个月，就三个月，我一定要从外行变成内行！ 三个月，只有三个月。从自己创业的时间考虑，戴向军只能给自己三个月。从做人信义的角度出发，戴向军也不想在正式签定用工合同之后再离开，所以，他给自己在南国的时间就只有三个月。为了充分利用好这三个月，戴向军进行了精心地规划。第一个月要做好本职工作，取得老总的信任，第二个月要借助于这种信任掌握尽可能多的业务知识，第三个月要物色人才，以便在自己将来创建寻呼台的时候能带出去。 上班的第一天，戴向军在把吕凡凡送到公司后，立刻把汽车开进了当时南都唯一的一家汽车美容店，自己掏钱给汽车打蜡抛光、车内清洁，重新包装车内座椅，更换车内地毯和香座，使车子由内而外焕然一新。下午吕凡凡下班，差一点就认不出自己的车。 “你换了地毯和坐垫？”吕凡凡问。 戴向军点点头，说是的，他正好有一个朋友在做汽车美容，刚开张，还没有生意，请他去捧个场，所以他就去了，免费的。 吕凡凡坐在里面，看看这里，摸摸那里，说好，你那个朋友这个创意好，人靠衣裳马靠鞍，现在的汽车就相当于过去的马，打蜡换包装就相当于“鞍”，好，这个创意好，不过，新开张也不容易，你明天去，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开个票，回头让财务报销。 吕凡凡显然是个爱干净的女人，这点不用说戴向军就看出来了，所以，自从戴向军当了吕凡凡的司机之后，她的车始终都保持最整洁、最清洁的状态。为了达到这个效果，除了天天擦洗保持干净之外，戴向军还特意自己花钱买了当季的天伦香水，使吕凡凡一坐进来就感到新鲜空气当中有一种淡淡的植物清香，仿佛置身于负离子丰富的野外瀑布边。于是，每次乘车就成了吕凡凡的享受，甚至有点不想下来的感觉，有时候即便遇上塞车，耽误一点时间，她也不会像以往那样表现为不耐烦。女人在这种心情下，是喜欢和男人谈一些家常的。渐渐地，戴向军对吕凡凡个人的一些爱好就有所了解，记在心里，然后想办法投其所好。比如有一天吕凡凡无意当中说到她曾经学过小提琴，没想到第二天坐在车上时，车载音响就播放出经典小提琴曲，听得吕凡凡非常惬意，甚至一路跟着哼起来。还有一次吕凡凡说到她业余时间喜欢去郊野，于是，车的后备箱里就多了一套折叠椅和野餐用具等。这样，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戴向军和吕凡凡就变得相当亲近起来。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戴向军向吕凡凡表示：自己并不打算开一辈子车，如果可能，最好能学一点其他东西，并问在没有事情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到业务部门学点东西。 “可以，”吕凡凡几乎想都没想就说，“我给他们打个招呼，以后你不出车的时候就到各个业务部门去看看吧。” 如此，戴向军就有了到各个部门学习的机会。由于用心，不到两个月，戴向军就对寻呼系统的基本原理、网络设备的基本配置、寻呼电话的接听、寻呼机销售、寻呼台管理等都有了初步的认识。更难得的是，在这期间，戴向军有机会和南国寻呼台的工程师们一起参加了几次摩托罗拉和爱立信的寻呼报告会，让戴向军感到收获最大的并不是那些有关寻呼新技术新产品的介绍和报告，而是接触到了行业内世界第一流的公司操作实践，看到了他们公司职员的演讲风采，了解到了他们推销产品的方式，第一次感受到了使用声光电结合起来展示的效果的生动和奇妙。 三个月一到，戴向军要离开南国自己创业了，但他非常为难，不知道怎么开口和吕凡凡说这件事情。他忽然发现，他其实已经不想离开这里了。准确地说，是他不想离开吕凡凡了。他发觉，自己本来怀有不良目的地对吕凡凡的亲近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吕凡凡欣赏车内的清洁和舒适的同时，戴向军自己也欣赏起吕凡凡的优雅与高贵来了。说实话，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戴向军每天早晨接吕凡凡的时候，都有一种期盼的心情，每天晚上送吕凡凡回家的时候，都有一种希望她再在车里多坐一会儿的感觉。有一次，吕凡凡已经下车，往自家的单元走了，戴向军还没有把车开走，而是继续欣赏着吕凡凡那款款而富有弹性的碎步，那么优雅，那么富有女人味，仿佛她的一招一式都是故意表演给戴向军看的，而且，偏偏就有那么巧，吕凡凡在走进自家单元的一刹那，突然回头，一眼看见戴向军并没有走，而是继续那样傻傻地看着她，于是，她又走回来，走到车边，微微弯下腰，非常和气地问戴向军：“还有什么事情吗？” 戴向军相信感觉是互相的，自己并不是那种自作多情的人，而且强烈的创业冲动也不允许他自作多情，但是，他欣赏吕凡凡，他相信吕凡凡也同样欣赏他。 戴向军告诫自己不要想入非非，只有在建立一个与南国同样规模的寻呼台之后才有资格想入非非。而现在他所能做的，就是立刻离开南国，利用在这里学到的专业和管理知识，自己创办一个寻呼台，把它做大，做好！ 晚上下班，戴向军把车开得很慢很慢，仿佛根本不用他说话，车自己就会说话了。透过倒车镜，戴向军发现吕凡凡今天的穿着有些特别，同样是深色的职业套装，但今天里面衬的并不是高领，而是大翻领，从里面一直翻到外面，这样，领口就展露出雪白的一片。戴向军在这样从倒车镜里往后看的时候，吕凡凡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也看着他和他说话，而是把脸侧到一边，看着窗外。戴向军惊奇地发现，四十岁的吕凡凡整个脖子上竟然一点皱褶没有。 车子继续慢慢地开。那天他们都没有说话，也没有放音乐，但他们并不是互相生气，而是都怀有心思。终于，在一段相对偏僻的林荫道上，戴向军把车停下，停在路边，在林荫底下。 吕凡凡继续保持刚才的姿势把脸侧向一边，看着窗外，像是在欣赏夕阳无限，对于戴向军突然把车停下，既没有询问，也没有感到奇怪，仿佛这一切都是事先说好的，或者干脆就是吕凡凡要他这么做的。 “今天正好三个月了。”戴向军终于开口说了。 “知道。”吕凡凡说，眼睛继续看着窗外。 “我要走了。”戴向军说。 “知道。”吕凡凡说，脸保持刚才的姿势。 “其实我不想走。”戴向军又说。 吕凡凡脸上抽动了一下，但眼睛并没有回到车里来，更没有落到戴向军的身上。 “不，你必须走。”吕凡凡说。 戴向军颤抖了一下，吕凡凡这样的态度是他没有想到的。本来他是一定要走的，就是吕凡凡挽留他他也要走，这是他来之前就想好的。但是，当吕凡凡突然这么说的时候，他还是感到奇怪，甚至有一点不服气。 “为什么？”戴向军问。 吕凡凡棱角分明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但并没有发出声音。 戴向军同样的问题再问了一遍。而且这次问的声音比刚才大。 “为什么还用我说吗？”吕凡凡说，“有司机对老总这么说话的吗？” “好，我走，你就是留我我也要走。”戴向军说。 “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这次是吕凡凡问戴向军了。 戴向军回过头，正眼看着吕凡凡，一字一句地说：“为了让我也拥有你这样一个公司，为了让我可以平等地和你说话。” 吕凡凡终于把眼睛从车窗外面收到里面来并转过脸，正眼看着戴向军。戴向军发现，吕凡凡的眼睛里已经充满泪水，不知道是刚才就已经有了，还是再转过来的一刹那才有的。 第十章 红顶商人 万事具备之后，戴向军再次去看望柯正勇。目的并不是想征求意见或建议，也不是想争取支持，而仅仅只是一种礼节。一种朋友之间的礼节，一种旧部下对老上级的礼节。戴向军不希望等到他已经下海自己创办寻呼台了才告诉柯正勇。如果那样，戴向军认为是不尊重柯正勇的。当然，他了解柯正勇，知道柯正勇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思想并不保守，关于自己想下海的事情，只要他一说，柯正勇肯定会支持，甚至会说出“其实你早该如此”这样话，所以，这次他去看望柯正勇，多少有点报喜的心情。但是，那天柯正勇的反应并没有戴向军想象的那样积极。 戴向军当面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柯正勇沉默了半天，才非常缓慢地说：“下海自己创业当然好，但最好还是保留公职。” 也真是柯正勇，如果换上其他人，比如说陈四宝，戴向军肯定当场就回敬一句：废话！谁不想保留公职？倒是有可能呀！甘蔗没有两头甜，又想下海创业自己当老板，又想保留国家干部的身份，天下是我家开的呀？ 但是，现在说这个话的不是陈四宝，而是柯正勇，所以，这话在戴向军听起来又不完全是废话。为什么？因为柯正勇是领导，而且是级别蛮高的领导。戴向军发现，同样一句话，在小老百姓嘴巴里说出来肯定是废话，但如果从一个大领导嘴巴里面说出来就不一定是废话，说不定还是金话。所以，戴向军在听了柯正勇的话之后，不但没有回敬他是废话，而且立刻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等待老首长继续往下说。 戴向军的态度无疑起到了鼓励作用，于是，柯正勇果然就继续往下说了。 柯正勇说不知道戴向军注意到没有，现在国家的政策已经有很大变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不过，大家已经习惯了政治运动的做法，一时间还调整不过来，所以，中央一提出搞市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还是习惯性地把它当成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一起响应，矫枉过正，各行各业一窝风地兴起了办公司的浪潮，像残疾人联合会这样的团体都成立公司，而且是全国性的大公司，叫康华公司，于是，部队也不甘落后，比如南都军区就成立了专门的企业局，甚至你们公安系统，不是也成立了金盾集团吗？所以，柯正勇认为，戴向军就是想下海自己创业，也完全可以在系统内部做，这样，既可以为自己保留公职，也可以有一个靠山，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戴向军当即就理解了什么叫醍醐灌顶了，他发觉自己这段时间做生意把人做傻了，竟然连这样的大形势都没有注意到，而柯秘书长不仅注意到了，并且立刻就能把这种对大形势的把握应用到自己当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中来。佩服，实在佩服！于是，戴向军立刻就想象了一下如果自己挂靠在金盾公司名下的情景。当然，如果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保留公职了，而且，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也看他顺眼了，但是，他所受到的约束也一定不少，从大局上看，不利于自己事业的发展，关键是这与他下海创业的初衷不一致呀。自己想下海创业，就是要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就想从此之后不再受制于人，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那还下海干什么？ 戴向军心里斟酌了一下，先是说了不少诸如胜读十年书这样的恭维话，然后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柯正勇听了频频点头，认为戴向军的考虑也有道理，他在公安系统原本就没有任何根基，现在和领导与同事之间也产生了隔阂，如果自己创立的公司还挂靠在原单位下面，干好了，收益是金盾公司的，不是他个人的，干坏了，更是出力不讨好，如果这样，还下海做什么？所以，他同意戴向军的观点，不能为了保持自己的干部身份而留在原单位内部创业。但是，柯正勇又不愿意让自己高明的建议没有着落，于是，思考了一下，又提出另外一个设想。 柯正勇说，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华安集团当老总，而华安集团的背景并不比金盾弱，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更有优势一些，要不然我帮你推荐一下？你自己去北京找华安集团的老依谈谈？ 这样的建议戴向军当然求之不得，当即表现出极大的热诚，并且把这种热诚放大，使之具备了传染性，立刻传染给了柯正勇，柯正勇在这种热诚的作用下，立刻动用上次戴向军孝敬给他的极品文房四宝，在宣纸上握湖笔蘸歙砚上的徽墨给依长征写了一封推荐信。信上说兄上次所说在南都建立工作站事宜，甚好，吾一直挂在心上，恰小戴同志欲创立传呼台，建议挂靠贵公司名下，兼工作站之职能等等。 戴向军一天也没有耽误，第二天就带着这封信上了北京。之所以这么急，并不是为了迎合老首长的积极性，而确实非常有必要，因为在当时，通信领域还是邮电系统的一统天下，并不是任何个人想办就能办的。戴向军虽然有丁有刚罩着，但如果能挂靠在一个有背景的大集团名下，肯定更加方便一些，也会让戴向军对丁有刚的依赖少一些。他觉得，如果自己的事业完全依赖别人，那么他就不会有真正的独立性，假如一定要依靠别人的话，那么宁可把这种依靠分散到几个人身上，这样，相对于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来说，戴向军对整个局势的掌握还是更主动一些的。 由于柯正勇事先已经在电话里面与依长征沟通过，所以戴向军到北京之后顺利地见到了依总。 不用说，戴向军带了不少贵重礼物。但他没有说是他自己买的，而说是柯秘书长让他带来的。既然是柯秘书长托他带来的，那么依长征就没有理由不收，而收了之后，心情就自然不错。 趁着好心情，戴向军赶紧向依长征汇报。说经过调查，当前最有前景的项目莫过于开办寻呼台，说以前人们讲大炮一响，黄金万量，现在改了，说“呼机一响黄金万两”。这话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说寻呼业很赚钱，一本万利；第二是说客户一旦有了呼机，就有了最及时的信息在手，就能领先别人一步抓住机会赚到钱。如今是信息时代，信息就是金钱，所以，几乎人人都抢着想拥有寻呼机，市场自然非常巨大。戴向军说他托改革开放的福，有幸成为先福起来的人，但他与社会上那些先福起来的人不一样，他是党员，是干部，又在部队上受组织教育多年，所以他福起来之后，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吃喝嫖赌，而是想为国家做贡献，经老首长柯秘书长的推荐，他希望自己出资为华安公司建立南方工作站，同时，也希望把自己的寻呼台挂靠在华安集团名下，这样，不仅工作起来名正言顺，也为咱们南方工作站的长期运做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戴向军说经秘书长亲自建议，公司取名天安通讯。戴向军告诉依长征，目前南都才几家寻呼台，市场缺口很大，但寻呼台不是一般的人想办就能办的，幸亏老首长柯秘书长关照，咱们的天安寻呼才能横空出世，如果天安能挂靠在华安集团下面，那更是如虎添翼，业务不仅覆盖整个珠江三角洲，将来拓展到香港澳门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最后，戴向军保证，只是要政策不要钱，不要华安集团出一分钱，除了保障南方工作站的一切开销之外，今后业务发展了，还可以每年向集团上交30％的利润。 这样的好事情谁能拒绝？依长征心情本来就不错，加上戴向军汇报得具体生动，依长征在听的过程中，一直保持饶有兴趣的亲切的微笑，所以，戴向军以为他汇报完之后，依长征一定会像柯正勇欣然为他书写推荐信一样，给他一个爽快的答复，至少，也会当面向下面的交代，督促他们具体落实这件事情。但是，不知道是习惯，还是戴向军把条件说得太好了，好到依长征有点不相信的程度，总之，依长征并没有当场给予答复，也没有当面吩咐下面的人落实这件事情，而是仍然笑吟吟地看着戴向军，让他先回南都，等消息。 就这样回去了？戴向军有些不甘心。但不回去又怎么样？ 戴向军在北京给柯正勇打了个长途，名义上是尊重老首长，向他汇报情况，实际上是表达疑虑，并希望柯正勇再给依长征打一个电话，烧把火，趁热把事情办了。 柯正勇说不必，老依这人就这样，要是行，不用他再打电话也行，要是不行，他再打电话也没用，说不定反而起坏作用。 “那我怎么办？”戴向军问。 “什么怎么办？”柯正勇说，“他让你回来你就回来呀。” 戴向军不说话，还是不甘心，大概是前段时间做汽车生意做顺利了，以为做任何事情都该顺利。 “你忘了华安集团的背景了吧？”柯正勇第一次正式批评戴向军，“你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你以为凭我一封推荐信和你一番话老依就把你招在旗下？就不允许人家有个调查？你看着把，现在你没有回来，说不定人家已经在看你档案了。” 听了柯正勇的批评，戴向军非但没有不高兴，相反，心情好起来，因为如果真像柯秘书长说的那样，华安集团已经在调查他，那就是好事情，就说明他的汇报打动依长征了，说明依总打算接纳他了，而如果是这样，那么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戴向军自己知道，他的档案没有任何问题。 果然，戴向军刚刚回到南都，柯正勇就呼他。说依长征已经给他打电话了，同意天安公司挂靠在华安名下，但戴向军的人事关系必须迁到华安系统来，如果没有问题，你再回北京，办理相关的手续。 就这样，戴向军到达南都后并没有进市内，只是在机场给柯正勇回了一个传呼，又立刻买票飞回北京。 有了华安集团的红头文件，加上丁有刚做内应，柯秘书长又侧面关心了一下，戴向军顺利地注册了南都天安公司，并且拿到了寻呼台的经营许可证，获得了电信批准的台号和寻呼中继线路。同时，他个人的干部人事关系随档案一起从公安系统落到了华安集团，准确地说，是落到了华安背后那个神秘的系统当中。本来对他抱有成见的证照中心主任和同事对他的态度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开了一个热情的欢送会，而且在他离开证照中心之后的好长时间内，原单位对他都有一些神奇的传说。传说之一是说他有后台，并且不是瞎传，而是有根有据，连他那个远房二叔叔叫什么名字和在哪个部队担任什么职务都说清楚了，只不过大家对这个有根有据的传说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正，没有把当年的二秃子说成是戴向军远房二叔叔，而直接说成是他父亲，所以他才能相当有背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传说之二说戴向军原本就是某系统的，是该系统派到他们这里调查一桩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大案子的，现在任务完成了，所以就回去了，至于是什么大案子，当然属于国家特级机密，没有人知道，因此就更加神秘。这些传说后来通过某种途径传回到戴向军耳朵里，连他自己都觉得离奇。但是，戴向军没有做任何评论和解释，他忙着呢，哪有闲工夫管这些事情。 事实上，天安公司的启步阶段并不顺利，最大难题是资金不足。不错，戴向军靠与陈四宝一起买批文做汽车生意确实赚了一些钱，具体地说是赚了六百多万人民币，这些钱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数目，那时侯形容一个人有钱常常以万元计，说某人有钱，最常见的说法是“万元户”，而戴向军所赚的钱差不多相当于六百个“万元户”呢，还不是相当有钱吗？所以，作为个人戴向军确实是相当的有钱了，可如果作为一个企业，那又是相当的没钱，不说别的，单单就是建设或购买一个现成的公司办公楼兼工作场所，没有上千万的资金就根本不用谈，更别说里面的设备和人员开销等等，所以，天安公司其实还没有正式运转，就已经发生财务危机了。 说实话，在最困难的时候，戴向军差一点就打了退堂鼓。他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道理了。没有办公司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很有钱，有似乎永远也花不完的钱，而一开办公司之后，又发现自己没有钱，连买一个办公地点的钱都没有。戴向军想，既然如此，我干吗吃饱了撑得办什么天安公司呢？有那么一刻，戴向军想到了逃避，想到干脆就此打住，已经花出去的钱就算是打了一个水漂，带上剩下的几百万块钱回自己的老家，就是什么事情也不做，存在银行里吃利息也比当地的“万元户”强多了，为什么不这样呢？戴向军差点就真这样了。但是，头天晚上想好了，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一醒来马上就变了，想着如果那样不等于是当逃兵吗？不是承认自己失败了吗？戴向军不可能当逃兵，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失败。不能仗还没有打就承认自己失败吧。就是真要失败，也要拼命打一仗，打到弹尽粮绝了再承认失败也不迟。戴向军想，反正我这些钱也不是祖上传下来的，而是自己来南都之后挣的，即使弹尽粮绝了全部亏进去了，就当是当初没有认识陈四宝，没有赚那些钱就是。这么想着，戴向军就又硬着头皮往前冲了。 除了资金不足之外，更让戴向军痛苦的是他有苦不能说。对老婆不能说，因为老婆徐秀文根本就不知道戴向军做生意赚钱的事情，只当是他调换了一个单位，所以，戴向军创业期间的艰辛当然不能对老婆说。也不能对柯正勇说，因为柯正勇是首长，戴向军早就知道和首长交朋友只能报喜不能报忧的道理，所以在柯秘书面前不但不能说，而且还要装做财大气粗有钱花不完的样子，只有这样，才能让首长对他有信心，才可以让首长继续把他当朋友，才会让首长在必要的时候能为他说说话。至于丁有刚和依长征那边，更是如此，戴向军每次见到他们都强打精神，容光焕发，一副发了大财钱实在花不完打算请他们一起花的样子，所以，内心的痛苦，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承担，这就使得痛苦又增加若干倍。 丁有刚向戴向军推荐了一处办公及工作场所。一幢位于南都邮电大厦附近的6层工业厂房。丁有刚说，天安公司的总部就应该设在我们邮电大厦附近，这样更有利于业务发展。 戴向军承认丁有刚说得对，因为这样人们会把他们想象成跟电信部门有某种关系，甚至以为他们也是南都邮电系统的“亲儿子”，提高可信度，便于业务开展。戴向军当初在证照中心担任副主任的时候，他们门口就有好几家与办理证照有关的所谓“服务公司”，如果这些“服务公司”不是设在他们中心门口，而是放在其他地方，谁信？所以，戴向军也希望把自己的天安放在邮电大厦附近。但是没钱，人家7层楼的厂房能白给他吗？ 不知道丁有刚是真心替戴向军着想还是对方承诺给了他好处，总之，丁有刚并不知道戴向军没有钱，所以，他还在极力推荐戴向军买下这幢大楼。戴向军那段时间的感觉不是在买楼，而是在跳楼。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戴向军真打算跳楼的时候，陈四宝主动和他联系了。 陈四宝是通过传呼机联系戴向军的。戴向军复机，一听是陈四宝，吓了一跳。 “你怎么在深圳呀？！”戴向军问，“你不是出国了吗？！” “我是出国了呀，”陈四宝说，“但出了国就不能回来吗？” 戴向军想说“你回来不怕他们抓你吗”，但并没有说出口，觉得这话呛人。没想到陈四宝倒不忌讳，自己主动说了，说他一没杀人二没放火三没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算有最，也够不上刑事罪，更够不上政治罪，最多就是经济问题，并且只属于操作不规范的经济问题，不涉及诈骗或贪污公款，所以风头过了也就没事了，并说他已经通过内线了解清楚了，他的问题根本就没有立案，更不存在通缉的问题，当然想回来就回来。 没事就好，戴向军想，既然连陈四宝都没有事情了，那么就说明自己更没有事情了，值得庆贺。这么想着，戴向军就轻松起来。突然，戴向军感觉到脑门一亮，自己天天盼钱，终于盼得老天开眼了，把财神爷送上门来了！ “我为你接风。”戴向军说。 陈四宝说不必，自家兄弟。 戴向军说正因为是自家兄弟，所以才要为你接风呀。 陈四宝想了想，说还是免了吧，虽然风头已经过了，但我还是暂时不想回南都，怕有些人见了我不高兴。 戴向军说谁呀，谁敢不高兴呀，他不高兴又能把兄弟你怎么了？ 陈四宝又想了想，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是没事情了，但有些人赶在风头上受了损失，心里憋着气，这时候见到我，说不定会跑去揭发，说既然你们让我罚款了，为什么不让陈四宝罚款，这不是添麻烦了吗？ 戴向军一想，是这个道理，不过，他是一定要见陈四宝的，不是为了接风，而是为了借钱。 “那我去深圳，”戴向军说，“我去深圳为你接风总可以吧。” 陈四宝还是说算了，何必呢？再说我马上又要出国，你不用来了。 还要出国？戴向军想，那不是我又找不到你了？不行，老天爷好不容易把财神爷送到我面前，我不能就这么让他走了。但是，怎么样才能不让陈四宝走呢？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难道刚一联系就开口借钱？再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就是亲兄弟，也不会凭他在电话里面说说就把钱给他的。 “这样，”戴向军说，“我现在就过来，你不是明天才走嘛，我现在就自己开车过来为你接风。” 直到这一刻，戴向军才明白自己有车的好处，才理解为什么当老板的人都有车，并庆幸自己幸亏有车。 但陈四宝仍然没有松口，说还是算了吧，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还牵扯到其他人，我对人家说好了，这次回来不见任何人，包括你。 其他人？戴向军想，人家？“其他人”是谁？“人家”又是谁？难道是自己认识的人？比如主任？戴向军不好问了，行有行规，道有道规，按照商规，这样的敏感问题，除非对方自己说，否则他是不能问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陈四宝问。 “没有没有。”戴向军说。 “没关系，”陈四宝又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在电话里面说一样。不保密吧？” “不保密不保密。”戴向军说。 “那你就讲给我听听。”陈四宝说。 戴向军叹了一口气，想着也只能在这里说了。于是，就简单地把自己创办天安公司的事情说了一下。 他还没有说完，陈四宝就说这些他知道了，你还是拣重要的说吧。 “你知道了？！”戴向军心里一惊，但还没有等陈四宝回答，就意识到自己大惊小怪了。自己在明处，陈四宝在暗处，况且还有“其他人”和“人家”，他怎么就不知道自己的事情呢？再一想，单位的人连他二叔的名字都知道了，他们怎么知道的？说不定还是从陈四宝这里知道的呢。于是，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把自己资金短缺的事情直接对陈四宝说了，并一再要求陈四宝不要对别人说，特别不能对原来他单位的那些人说。 陈四宝说知道。但对借钱的事情爱莫能助。 “为什么？！”戴向军说，“我们是兄弟呀，现在我遇到了难处，你不帮我谁帮我呀？” 既然已经开口了，戴向军当然不能善罢甘休，他发觉，事情能不能办成有时候就取决于当事人的态度，自己态度坚决一点，不能办不成的事情说不定就办成了呢。 果然，陈四宝见戴向军态度坚决，口气软了一些，说不是不帮，而是实在帮不了，因为戴向军遇到的难事不是十万二十万能够解决的，如果是十万二十万，不要说借，凭大家兄弟一场，白送了。 这话戴向军信，不说以前，就说他们最后散伙的那一笔生意，如果陈四宝就那么跑了，不给他戴向军了，难道戴向军还能去报案？不过，现在戴向军已经骑在老虎背上了，如果陈四宝不帮他，他真不知道怎么样从老虎背上下来。所以，仍然要求陈四宝给他想想办法。最后，大概是陈四宝被逼急了，说容我调查调查。 调查调查？什么意思？戴向军不明白，问陈四宝。 陈四宝说，他现在的资金也不是爬在帐上，而是做投资了，他调查一下，如果戴向军搞的这个天安寻呼确实比他现在做的项目更好，他可以撤回一部分资金来投资天安传呼。 投资？戴向军说不行，只能借，再高的利息他也借，但不能作为投资，说企业不是他的个人的，原则上讲是华安集团的，如果要加进来一个股东，华安那边是很难通过的。 戴向军没有说谎，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他心里话，他心里想的是天安只能是他自己的，如果陈四宝要进来，钱少了解决不了问题，钱多了股份比他大，那么他戴向军不是变成为陈四宝打工了？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陈四宝不说话了，如果他要说话，就等于是给戴向军上课，告诉他生意场上的一些基本规则，再好的朋友，也不能一下子借这么多钱呀？这么多钱，肯定就超出了个人行为范畴，而属于公司行为，而公司之间拆借资金是要有担保的，他戴向军拿什么担保？所以，他没法说了。于是，电话里面静了下来。大概戴向军这边也想通了，既然你不让好兄弟参股，那么凭什么让好兄弟把自己的生意黄了来借钱给你？换位思考一下就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他也没话说了。但总不能老是这么僵着呀，最后还是陈四宝拿出兄长的姿态，打破了沉默。 陈四宝说：如果借钱，你应该找银行。 找银行？戴向军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他的印象中，银行是存钱的地方，从来没有想到还可以从银行借钱，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上，他都没有遇到过向银行借钱的事，现在听陈四宝这样一说，才想起来，感叹遇事有人商量的重要。 陈四宝又给他讲了向银行贷款的注意事项，其中特别谈到了人际关系，并且具体提醒戴向军应该走柯正勇的路子，说关键在行长，柯正勇要是行长就好了等等。说完，陈四宝又说为了支持兄弟，他会往戴向军的账上汇50万。戴向军说千万不要，那个帐户他已经注销了，说真要是到了他揭不开锅的时候，再向他要，只要经常保持联系就好了。陈四宝说没问题，经常联系。两个人挂了电话。 第十一章 下自己的套，圈银行的钱 向银行贷款并不像陈四宝说的那么简单。正像陈四宝说的，首先要解决的是人际关系，但戴向军不想走柯正勇这个关系，主要是不希望柯正勇知道他的底细，尤其是他的经济底细，所以，戴向军想尝试着走其他的路子。比如当初他们“黄埔二期”有一个战友在银行工作，并且也当上了处长，戴向军一开始就想走他这条路子。可一仔细打听，该战友是保卫处长，不管信贷。戴向军认真想了一下，认为找他不会起直接作用，也很难想象一个保卫处长能在行长面前起多大的正面作用，说不定正面作用起不了，还起了反作用，把戴向军自己的身份搞低了，所以，最后戴向军没有走这个战友的路子，被迫去找柯正勇。 之所以要说“被迫”，因为戴向军实在不想找柯正勇，不过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只能这样做。 为了增大成功概率，戴向军特意花高价从黑市上换了两万美金，以柯正勇的儿子毛毛即将出国确实需要的名义送到柯正勇的家。 按照送礼在先的原则，戴向军进门之后，见没有其他人，直接在客厅里就把钱交给首长夫人，并说明是资助毛毛出国留学用的。夫人当然是喜出望外，但由于数目比较大，夫人不敢接，与戴向军推让起来，惊动了柯正勇。柯正勇从里屋出来，伸手不打送礼人，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而是笑着问：又发大财了？戴向军同样是笑，并且也没有回答是发财了还是没有发财，而是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这口井是首长挖的，孝敬一点是应该的。 说着，两个人就从客厅来到柯正勇的书房里。而夫人则忙茶水去了。 进书房之后，戴向军学着当年陈四宝对待他的样子，不再与柯正勇退让美金，而是非常自然地把两万美金放在柯正勇的书桌上，并随手用书桌上的一张报纸盖在上面，然后在柯正勇的对面坐下，开始汇报工作。 按说戴向军现在已经不是柯正勇的联络员了，根本不需要向柯正勇汇报工作，但习惯成自然，他与柯正勇见面，不汇报工作能谈什么？再说，这个程序也是他事先设计好的，先送美金，后谈工作，最后才扯到疏通银行关系上。他相信，当领导时间长了的人，听汇报也成了习惯，不管是不是属于他分管的工作，都想听。 果然，戴向军一汇报起工作来，柯正勇马上就进入了状态，不但面部表情严肃认真，而且还时不时提一点小问题。于是，一场本来典型的家庭拜访，搞得像在办公室听汇报了。 这也不能说是柯正勇装的，而可能是习惯，再说，虽然从行政关系上讲戴向军眼下所做的事情与柯正勇无关，但从人情关系上讲却非常有关，毕竟，戴向军的天安公司是挂靠在华安集团名下，而华安这条线是柯正勇牵的，所以，柯正勇关心一下天安公司的运转情况也属正常。 按惯例，报喜不报忧，戴向军一上来就报了一大堆的喜，比当初他汇报给依启明的还要喜，好比无意当中在南都发现比大庆还要大的大型油田了。受这种喜气的感染，柯正勇的脸上逐渐露出了欣慰。突然，戴向军的汇报具体起来，说虽然前景看好，但由于在他之前南都已经有南国、佳信和万通三大寻呼台，现在天安突然插进来，相当于从人家碗里分走一杯羹，在营销上不创新不行。 柯正勇点点头，表示支持戴向军的观点，说一定要创新，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创新，具体到一个新企业的新业务拓展当然更应该创新，如果不创新，那么还不如原来的三大寻呼台多增加一些接口算了。 “能说具体一点吗？”柯正勇要求道。 “具体做法是入户送机。”戴向军说。 接着，戴向军就详细汇报了“入户送机”的操作方案。简单地讲，就是用户在办理天安台的入户手续时，只要一次性交纳一年的服务费，传呼台就免费送给用户一个传呼机。 “我想把这个优惠条件在天安寻呼正式开业的第一天就推出，”戴向军说，“我相信，不用宣传，第二天用户就会挤破门槛。” 柯正勇略微思考了一下，立刻就再次点头，表示他也相信。不过，他也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担心，担心这样一来传呼台不是赔本了吗？ 戴向军说：“不会的，第一，这个做法具有广告效应，节省下来的广告费可以冲抵传呼机本身的一些费用；第二，世面上的传呼机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而我们直接从厂里大批量进货，实际价格并没有用户看到的那么大；第三，我们预收了用户一年的服务费，在资金无偿占用问题上也弥补回一些；第四是最重要的，就是我相信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新增一家新寻呼台后，南都寻呼业新一轮的价格战肯定会再起，服务费肯定会降低，而在赠送传呼机的时候已经与用户签定了一个合同，一年之内，无论行业服务费是上升还是下降，预收的服务费都不增加或减少，这个条款看似对等的，其实服务费上涨是不可能的，而下降是肯定的，所以，从总体上说不会赔本。” 柯正勇虽然不是做经济工作出身的，但早南都这块商业热土上耳闻目睹，基本上已经变成商业内行，现在听戴向军这样一说，他马上就理解了，相信从战略的角度看，“入户送机”其实并不吃亏，但他还是有些担心。 “不过，这样一来你们首期投入就很的呀。”柯正勇不无关切地问。 这一问真亲切！戴向军说了半天，绕这么大弯子，等的就是这句话！ 戴向军先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告戒自己要继续谨慎，然后顺着老首长的话说出自己的想法。说老首长已经完全掌握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了，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比他强，他刚开始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现在真要做事情了，才发现这个问题，要是早点向老首长请教就好了等等。说到最后，他请老首长给他出主意，看怎么样能迈过这道坎。 柯正勇听戴向军这么说，就真思考起来，并且还真想出了几个办法，比如跟别人合作呀，争取财政支持呀，向银行贷款呀等等。 戴向军听得非常认真，最后，根据柯正勇想出的这几个建议，认为只有向银行贷款比较可行。与别人合作，需要经过华安集团同意，而如果依总知道我们资金不足，还需要和别人合作，肯定后悔让我们挂靠，一生气，把已经发出来的文件再收回去也不一定，至于财政支持，他戴向军是没有这个本事，肯定要麻烦秘书长费心，费大心思，他不忍心，而只有银行贷款最切合实际。 戴向军分析得入情入理，柯正勇当然提不出任何相反的意见，并且还为戴向军事事替首长考虑的精神所感动，于是，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向银行贷款。 此时柯正勇政府秘书长的职位已经扶正，在某些场合，他是可以代表政府说话的，由他牵线，当然比那个在银行当保卫处长的战友管用多了。 有秘书长的牵线，加上戴向军财大气粗的做派，很快就和行长找赵新民混熟了。赵行长表示希望与戴向军合作，并且很快就提出了具体的合作条件。第一，天安公司立刻在该银行设立总帐户，并保证在他们行办理结算；第二，要华安总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关于第一个条件，戴向军立刻就答应了，至于第二个条件，他知道根本就办不到。但他没有立刻否定，而是说回去请示总公司。戴向军这样说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上次在北京的经历给了他这样一个信念，有时候看似走不通的路，只要缓和一下，说不定就能走通了。所以，他才没有对赵新民说担保不可能，而只是说向总公司“请示”，但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请示”，而仅仅只是争取一段缓冲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继续保持与赵行长之间的亲密接触，继续扮演着豪爽、有钱、有背景的样子，终于进一步赢得了银行方面的好感与信任。这时候，没有等戴向军自己说，赵新民就主动提出了通融办法，说如果异地担保实在太麻烦的话，也可以采取实物抵押的办法。戴向军不耻下问，什么叫实物抵押。 “比如房产，”赵行长说，“如果你有现成的写字楼、公寓或厂房，也可以用来抵押贷款。” 一听见“厂房”，戴向军立刻眼睛一亮，他立刻就想到了丁有刚极力推荐的那幢7层楼的厂房。 “厂房倒是有一幢，”戴向军说，“但手续上有些小问题。” 赵行长问什么问题？戴向军说房款没有付清，所以手续不是很全。赵行长想了想，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确实有这幢房子存在，如果我们配合你，还是有办法的。 戴向军注意到“配合”两个字，立刻就领会了其中的含义。在一次两个人脱光光的场合，戴向军告诉赵新明，总公司已经答应担保了，但需要按照集团内部资金拆借的利息差贴补三个点的担保费，如果赵行长能通融用房产抵押贷款，省下这笔担保费我们哥俩分了不是很好？ 赵新明眯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说：担保费是小事情，主要是异地担保手续麻烦，就按你说的，我两个点，你一个点，我们做成分批担保。 “行，”戴向军说，“三个点全给你，算咨询费，具体操作完全靠你大行长指导呢。” 赵行长当然高兴，好处多占了，还落个好名声，摊上这样的好事情谁都高兴。接着，赵新明就真的当起了咨询师，告诉戴向军：把整个7层楼的合同签下来，把房产证分割，分期付款，先付第一层，然后立刻拿该层担保，贷款再付第二层，无非多做几套资料而已。 话虽然这么说，其实在后来的操作当中，比这简单。由于银行态度积极，加上丁有刚在中间说合，几方一配合，打了一个时间差，总共2000万的物业，戴向军首期支付300万的合同保证金，就开始办理过户手续，手续办完后，戴向军再支付200万，出卖方让银行验证房产证原件并提供复印件，自己保留原件，银行方面立刻发放贷款，等贷款一到位，戴向军再支付1500万余款，换回房产证原件，交给银行抵押，如此，一桩先放款后抵押的贷款操作就完成了。由于行长赵新明亲自担任整个操作的“咨询师”，并且他的“咨询费”是按照贷款额的百分比收取的，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当然额度越大越好，结果，戴向军花2000万卖来的物业，被评估成了6800万，分两次从银行贷款5000万，不仅在一夜之间拥有了一幢7层楼的办公总部和工作场所，而且还获得了3000万的流动资金，使戴向军的天安寻呼神话般地拔地而起，出现在南都大地上。而他付出的，仅仅是150万的“咨询费”。 第十二章 在商言商:女强人入局 戴向军并没有在柯正勇面前说大话，天安寻呼开张的第一天果然就推出“入户送机”的优惠政策。不过，并没有像戴向军说的那样不做宣传，而是头一天做了大量宣传，几乎在南都的每一份报纸的头版同时做了广告，用戴向军自己的话说，这叫“集中统一轰炸”，结果，还真发生了用户挤破门的事情，比如位于小北花圈的营业部当天就把门挤破了。这样的场面当然是戴向军所希望的，他恨不能挤死一两个人，造成大轰动最好。虽然最终并没有挤死人，但天安寻呼的横空出世以及开张第一天就推出如此优惠的营销手段，对南都的寻呼市场冲击是不言而喻的。说实话，这不亚于一场地震，在南都的寻呼业内引起激烈的震荡。佳信和万通自不必说，他们本来就受南国的挤压，好不容易多次联手打价格战刚刚取得三足鼎立的市场平衡，突然被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天安打破，当然不甘心，于是立刻连夜开会，商量对策，并且屏弃前嫌，主动与南国修好，打算三个老大一起把新生的天安传呼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是，当佳信和万通两个老总放下架子主动约见吕凡凡的时候，吕凡凡的反应相当冷淡。先是说事发突然，我们应该先搞清楚天安的来历，然后再商量对策，后来被佳信和万通逼紧了，才不得不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吕凡凡说，据她了解，天安的背景是华安集团，来头很硬，我们动它不得，既然如此，不如大家和平相处，共同建立价格同盟，在新的平台上建立市场平衡。对于吕凡凡的这个态度，佳信和万通肯定不能认同，他们甚至怀疑天安是从南国分离出来的，是吕凡凡专门用来挤兑佳信和万通的一个新花招。再一调查，果然发现天安的主要人马几乎全部来自南国寻呼，包括副总经理周柏林都是从南国过来的，于是，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怀疑，两家一商量，觉得既然南国先不仁，就不要怪我们不义，商量着用非正常手段回以颜色。 不用说，佳信和万通是冤枉吕凡凡了，因为天安出现，最大的受害人恰恰是吕凡凡自己，戴向军不仅从她那里挖走了很多人，而且还伤害了吕凡凡本人的情感。 吕凡凡是恢复高考后北京邮电学院第一批大学生，在此之前，她作为知识青年，从上海上山下乡到云南西双版纳国营农场。受父母遭遇的影响，吕凡凡从小就政治上早熟，思想上要求进步。在国营农场，为了要求进步，吕凡凡真正做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农场割胶，别人天不亮起床，而她半夜就起床，等别人顶着头灯来割胶的时候，吕凡凡已经接了大半桶，所以，早在上大学之前，她就光荣入党。到北京邮电学院后，同样因为表现突出，很快担任系团总支书记。1982年大学毕业时，学院有意留她担任政治辅导员，但吕凡凡不同意，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青春，结果，分配到南都邮电局。邮电局主要领导也是北京邮电学院毕业的，十年动乱受排挤，刚刚担任党委书记一职，很希望使用一批新人，一看吕凡凡的档案，立刻就安排她到团委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诉她，一年之后担任团委书记，享受正科待遇，还委婉地暗示，团委书记是党委办公室的既定接班人，而党办主任又是党委副书记的最佳人选，总之，只要她走团委这条路，政治前途不用她操心了。可吕凡凡坚决要求下基层，不是下到分局，而是下到邮电所。一年之后，吕凡凡担任所长，两年之后，国家明确提出干部队伍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吕凡凡趁势升任分局副书记，正式进入第三梯队。正当吕凡凡即将进入市局班子的时候，通讯业迎来了新发展，诞生了传呼机，南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率先成立传呼公司，但一把手的人选成了大问题，想去的人领导不放心，领导放心的人自己不愿意去，比如吕凡凡，在局长看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她是即将进入局领导班子的人，关键时刻让她去负责一个前途未卜的下属公司，不是对她的政治前途不负责任吗？这时候，吕凡凡主动请战，随了领导的心愿。 刚开始工作并不顺利，主要是客户量少，企业亏损，加上服务没有标准，服务质量没有保证，恶性循环。吕凡凡认真总结经验，找出主要矛盾，对症下药，通过组织业务骨干到香港考察学习，请香港老师来南都进行专业培训，更新设备和大力宣传，才渐渐有了起色。但好景不长，大众刚刚接受这种新的通讯方式，就冒出了佳信和万通与之竞争，好在南国先入为主，又是邮电系统的“亲儿子”，总算保持住南都老大的地位。 总之，吕凡凡自成年之来一直以英雄人物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改造世界观，赢得了组织的信任，取得了很大进步，曾经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在南都的寻呼界，对手们虽然对她恨得咬牙切齿，但对她个人的能力和人品还是非常佩服和尊敬的。吕凡凡也因此获得了许多荣誉，品尝了成功的喜悦。但是，她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中最大的代价莫过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婚。在国营农场时期，她也有过萌动，但只要这种萌动在大脑中一闪念，吕凡凡马上就在心里斗私批修，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责自己的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于是，马上以学习毛主席著作或繁重的体力劳动来消除这种资产阶级臭思想。上大学后，由于担任系团总支书记，工作忙，学习更忙，加上当时并不提倡大学生谈恋爱，自己作为学生干部，更不能带头考虑影响学习和工作的“个人问题”，所以，尽管有男同学打过她的主意，但一看她那大义凛然的样子，知难而退，转而追那些平和一些的女同学去了。大学毕业到南都市邮电系统之后，本来一直教导她当心资产阶级臭思想的母亲开始主动过问她的婚姻大事，直到这时候，吕凡凡才正式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但是，这一考虑不要紧，却意外地发现与自己年龄、学历、思想水平相配的男人几乎没有了，好不容易发现一个看上去顺眼并且谈得来的，一打听，竟然不是有老婆的就是离异的。吕凡凡第一次谈恋爱，当然不能充当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也不愿意把自己纯洁的心灵和肉体奉献给一个不久经沙场的情场老手，想着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人生在于奋斗，所以，虽然单身，倒也生活自在。当上南国寻呼的掌门人之后，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巨变，加上经历市场的摔打，吕凡凡思想“退步”了一些，对许多以前根本看不惯的现象也能抱宽容的的态度，同时，感悟人类在宇宙中的渺小，英雄和普通人同样都是草木一春，开花结果才是最大的本分，于是，开始注重穿着打扮和自我保养，果然让自己容光灿烂，光彩照人，像南都木棉花，虽然不是玫瑰绽放的季节，但照样火红火红地灿烂地敞开心扉，随时准备迎接随风飘荡的花粉。戴向军就是在这个时节闯入了吕凡凡的生活。 那是一种让吕凡凡觉得身边有男人的生活。戴向军像一个默默的追求者，悄悄地为吕凡凡做着一切。一尘不染的车，散发春季里新鲜油菜花清香的天伦味，舒缓撩人的经典小提琴曲，以及追随自己款步走入单元的深情目光，都让吕凡凡体味到一种被崇敬被呵护被向往的愉悦，并且这种愉悦催促体内雌性荷尔蒙加速分泌，从而表现为出少女般的滋润和温情，于是，不知不觉间，吕凡凡像是生活在闪光灯下，每天都感觉有无数个镜头对准自己，使她不得不时刻保持最佳的精神面貌和优雅的仪态，穿着一步裙出现在戴向军视野当中的时候，不知不觉让移动的步伐在两个光滑的膝盖内侧产生轻微的摩擦，使自己的仪态更像怀春的少女。她甚至因此而产生幻觉。有一次应酬到半夜才回家，恍惚中感觉追随她上楼的不是戴向军的目光，而是戴向军活生生的人，而且，这个活生生的戴向军一直跟随她到了床上，躺在她身边。刚开始，戴向军是侧身看着她，后来，忍不住像鸡啄米那样迅速而轻柔地亲吻她一下，仿佛是在试探吕凡凡的反应。吕凡凡绷着自己，装睡着，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会儿，戴向军的胆子大了一些，开始轻轻地但却是实在地亲吻她。由于是侧面，所以先是亲耳朵，然后亲脸，最后终于亲吻到吕凡凡的嘴。而一旦亲吻到她的嘴，戴向军的胆量就彻底大了起来，由原来的轻轻地亲，变成大力地亲，并且一直从嘴角外面亲吻到嘴巴里面，从脖子亲吻到大腿之间。直到戴向军把她的两个腿分开，肆无忌惮地把舌头伸进她最私密部位的时候，吕凡凡绷不住了，突然张开双腿，紧紧地把戴向军夹住，敞开双臂，用力地把吕凡凡抱住，并且“哇”地一声叫起来。 不用说，吕凡凡失态了。但情有可原，因为毕竟这是吕凡凡四十年来的第一次。既然是第一次，难免有些激动过分，而一过分，吕凡凡就惊醒了。醒来一看，傍边并没有人，既没有活生生的戴向军，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男人，但奇怪的是，自己竟然一丝未挂，而且浑身湿漉漉的，像是真正经历了“第一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吕凡凡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吕凡凡并不是自作多情。感觉是互相的。事实上，当时戴向军对吕凡凡也产生了依恋。他忽然发现，从本质上说，他是个追求成功的人，无论是以前在部队，还是后来到证照中心，以及在南国当“卧底”，虽然表现的形式不相同，但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追求成功。因此，戴向军对凡是成功的人都佩服，都景仰，包括在部队的时候对首长，转业之后对柯秘书长，以及现在的对吕凡凡。不过，因为吕凡凡是女性，所以，这种佩服和景仰就慢慢地转变成了爱慕。 是的，戴向军爱慕吕凡凡，加上当时他在南都是单身，所以，这种爱慕在夜晚就有机会在内心消化、提炼、升华。当时戴向军甚至想象过自己与吕凡凡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像吕凡凡那样想象得具体和深入，而仅仅是想象了一个开头就没有敢继续往下想。因为他已经变得现实，对于自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东西不愿意花无谓的时间想得太多。在戴向军的骨髓里，还存在着男人不能比女人弱的观念，他认为当时的吕凡凡已经是非常成功的大企业家了，而他自己除了通过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赚了一点钱之外，一无所有，一无是处，而他赚的那一点钱与一个真正的大企业家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所以，至少也要等到自己的天安公司成立并能与吕凡凡的南国寻呼分庭抗礼之后，他才有资格来考虑自己对吕凡凡的爱慕。于是，当时戴向军的真实想法就是三个月一到立刻离开南国，去开创自己的天安帝国。 到了真要离开南国的那一天，戴向军几乎一天没有说话，默默地为吕凡凡更新了天伦香水，把车子擦了又擦，祈祷着这一天无限漫长，他就这样一直擦下去。但那一天不仅没有延长，还仿佛比平常更短一些。当一天终于过去，吕凡凡终于下班的时候，戴向军不敢正眼注视吕凡凡的目光，怕一对视，他就收不回来，如果那样，就是对吕凡凡最大的不尊重了。毕竟他当时的身份是司机，而吕凡凡是他的老板，老板司机对老板想入非非，不是对老板极大的不尊重吗？所以，当时戴向军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车子开得慢些，再慢一些，最后，终于慢到了极限，完全停了下来，于是，才有了他们分别时那段对话，那段夕阳，以及那段令戴向军难以忘怀的吕凡凡晶莹剔透的泪水。 离开南国传呼之后，戴向军所做的一切吕凡凡都清楚，包括丁有刚陪他看厂房，赵行长与他洗桑拿，甚至戴向军私下在她身边挖人等等，吕凡凡都清楚。当时吕凡凡很感动，认为戴向军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为了她，为了能配得上她而在拼命努力，因此，吕凡凡甚至在暗中悄悄地成全戴向军，包括成全周柏林他们离开南国去天安。所以，当佳信和万通两个老总要与她一起扼杀天安的时候，吕凡凡当然不予理会。但是，当天安真火起来之后，当天安果然能与南国分庭抗礼之后，戴向军并没有来向吕凡凡表白，这，难道不是对吕凡凡极大的伤害吗？ 其实戴向军并没有打算伤害吕凡凡。在商言商。戴向军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商业行为，他没有打算伤害任何人。比如从南国挖走周柏林，戴向军认为南国寻呼是国营单位，而不是吕凡凡私人企业，即便是“挖”，受到伤害的也是南国寻呼，而不是吕凡凡个人，况且，周柏林有跳槽的权利，如果周柏林在南国做得开心，谁也不能把他从那里挖走，而如果他在那里做得不开心，感觉自身的价值没有得到体现，那么，他可以跳槽到任何一家公司去。而事实上，由于体制的差异，当时戴向军为周柏林所开出的条件是吕凡凡在国营单位的框架内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 这个条件是：5％的公司股份，人事档案调到中国华安集团，办理去香港的单程签证。 这样的条件，别说吕凡凡根本就不能开给周柏林，就是吕凡凡自己恐怕连想也没有想过。虽然周柏林并不一定冲着这些条件才放弃南国加盟天安的，但是，这些条件的开出也确实促进了周柏林的跳槽。关键是这样的条件让周柏林看到了自身的价值，因此，周柏林的跳槽也就成了必然。 但吕凡凡不这么看。在她看来，戴向军所做的一切就是针对她的，是因为得不到她而对她进行的报复。于是，她怀恨在心。不过，她并没有对戴向军实施反击，因为她是聪明人，会分析，根据吕凡凡的分析，爱得越深，恨得越切，戴向军能这么针对她进行伤害，深层原因还是爱她，所以，吕凡凡还在等待，等待着戴向军大胆地向她表白，如果戴向军这样做，吕凡凡打算放弃一切陈腐的观念，接受新思想，即便不能做正式夫妻，哪怕先做情人也不是完全不能考虑的。吕凡凡相信，无论从哪方面讲，她一定强过戴向军老婆一百倍，因此，只要戴向军大胆地向她表白，只要她自己不要总是抱着老观念，那么，她和戴向军一定能够走到一起来！ 如果她和戴向军成为夫妻，吕凡凡想，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那一定是一场比天安寻呼的横空出世还要大的地震吧？那么佳信个万通两家寻呼台一定大吃一惊吧？那么他们一定既羡慕又嫉妒吧？让他们羡慕吧！让他们嫉妒吧！我们一定过得更好！ 吕凡凡甚至想到了她在单位的后果。她想到，如果她和戴向军成为夫妻，那么羡慕和嫉妒的就不仅仅是佳信和万通两个老总，她们单位的领导也一定很不舒服，甚至认定吕凡凡吃里爬外，把南国的人才无偿地提供给了自己丈夫的天安公司。所以，单位领导有可能给她小鞋穿，有可能不为她在新分离出来的南都电信公司安排相应的职务。如果这样，吕凡凡想，我也认了。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往往越甜美的爱情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外国有罗密欧和朱丽叶，中国有梁山泊和祝英台，古今中外凡是真正伟大的爱情没有一个是一帆风顺的。吕凡凡还想，自己当了一辈子乖女人，小时候是父母的乖女儿，上学是老师的乖学生，到社会上是组织上的乖干部，总是为别人活着，总是为别人的好感觉和好看法而活着，现在都四十了，也该为自己活一次了，也该为自己的真实感受而活一次了！ 但是，吕凡凡是一个在传统观念下长大的女人，她不可能主动联系戴向军，更不可能主动对戴向军敞开心扉，吕凡凡所能做的，就如她小时候唱的一首歌——时刻准备着，但不会为实现某某主义时刻准备着，而是为迎接戴向军的表白时刻准备着，准备一旦戴向军向她表白，她就立刻放下一切架子，扑到戴向军的怀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把这些天的委屈全部哭出来，把这么多年的压抑全部哭出来。这么想着，吕凡凡就果然哭了。 吕凡凡还在等待，佳信和万通两家公司却不能等了，他们开始反击，但反击的对象不是天安，而是南国，因为他们认定，天安是南国的爪牙，擒贼先擒王，打蛇先打头，他们现在要打的，就是南国。 这一天，吕凡凡像往常一样上班，但一到公司，马上就感到气氛不对。大家都躲避她的目光，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主动迎上来。 刚进办公室，秘书就小心地进来报告，说王副总和客户中心的左经理要来汇报工作。 “什么时候？”吕凡凡问。 “就在门口等着。”秘书小心地说。 就在门口等着？吕凡凡想，我刚刚从门口进来呀，怎么没有看见？ “还等什么，快叫他们进来。”吕凡凡说。 王副总和左经理进来的时候，有些拘束，准确地说是有些腼腆，不好意思，言欲又止的样子。 吕凡凡心里一惊，马上就想起了周柏林，当初周柏林走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难道你们两个也要走？吕凡凡想，这个时候你们可不能再走了呀，如果这个时候管技术的副总和管市场的经理再走，那么南国就真成空架子了。 心里虽然这么想，但嘴巴上肯定不能这么说。吕凡凡露出微笑，把眉毛向上挑了一挑，用尽可能轻松俏皮的口气问：“怎么啦？两个大老爷们，怎么突然腼腆起来了？” 吕凡凡这样说当然是故意制造轻松气氛，既是为了让王副总和左经理轻松，也是让她自己轻松。她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当年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都有“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时候，何况我呢。所以，这时候吕凡凡的这番表现，既可以理解成是大将风度，也可以解释为破罐子破摔，总之，即使是面对最困苦的局面，她也只有笑脸迎接，而不能说半句软话，尤其是在自己的部下面前。 见吕凡凡这样，王副总和左经理果然笑了一下，但是，他们笑得并不比哭好看，而且刚刚笑完，左经理就真哭起来。 吕凡凡马上就意识到情况比她猜想的严重，因为即便是辞职，是跳槽，左经理也不会哭的。 吕凡凡严肃起来，眼睛瞪着王副总，认真地问：“怎么回事？” “出事了，”王副总说，“出大事情了！” 接着，王副总就把最近出现的异常情况说了出来。原来，最近几天可户中心突然接到许多投诉，反映经常收不到传呼，或虽然收到传呼却显示乱码的情况，刚开始左经理并没有很在意，只是按照正常的服务程序对客户做解释和说对不起，他以为过两天就没事了，因为这样的情况去年也发生过，后来查清是受太阳黑子活动的干扰的结果，过两天就没事了，但这次不一样，一连三天了，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明显超出正常差错范围，才不得不向王副总汇报。王副总接到报告后不敢怠慢，立刻派人巡查、测试发射系统，发现所有的发射机均工作正常。可客户服务中心的投诉愈演愈烈，甚至引发退机潮。 “你认为是怎么回事？”吕凡凡问。 “只有一种可能，”王副总说，“有人蓄意破坏。” “你们采取什么措施没有？”吕凡凡又问。 王副总摇摇头，说还没有，所以才向您汇报。 吕凡凡想了想，马上就做了部署。第一，立刻向公安部门报案；第二，马上向电信管理局反映汇报；第三，明天就登报，向客户道歉，使用“不排除有竞争对手恶意破坏可能”的字样，给他们施加压力。 三管齐下之后，效果明显，所有的寻呼都恢复了正常。既然全部恢复正常，那么，就意味着所有的干扰发射都全部停止了活动，也意味着公安部门即便使用最先进的电子测向仪器也测不到目标了。公安方面的解释是一场时间较长范围较大的太阳黑子活动所造成的，而吕凡凡更相信是竞争对手的蓄意破坏。道理明摆着，如果是太阳黑子活动造成的，那么同一城市的天安公司为什么没有受到干扰？佳信和万通也没有受到干扰，偏偏只有南国受到极大的干扰？但这只是她的推测，没有更直接的证据，只能不了了之。 然而，无论是太阳黑子活动也好，是对手的蓄意破坏也罢，南国寻呼都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相当多的老客户都忍受不了这样的折腾，退机了。而最大的收益者是新成立的天安寻呼，因为天安“入户送机”，南国的老客户本来就看着眼馋，苦于没有理由从南国退机，或者说不愿意承担退机损失，现在正好找到一个茬子，责任在南国寻呼，他们可以退机而不承担损失，当然是立刻退机转而投奔天安。如此一来，天安的客户拥有量一下子就超过了南国，成为南都最大的寻呼台，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安帝国已经在南都大地上正式诞生了！ 第十三章 南都红楼 印有公安标记的三菱吉普车还在行使。此时太阳已经升起，但光线柔和，晨光透过车窗投射进来，微微有点泛红，可并不刺眼，给戴向军的感觉和北方冬天里的阳光差不多。看着疾驶而过的山丘和田野，戴向军产生一种自己在天空自由飞翔的感觉，心情自然好起来，像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那样朝窗外张望。突然，在一个大拐弯处，他看见远处山水之间有一片漂亮的建筑。 南都红楼！？戴向军几乎要叫出来。 不错，确实是南都红楼！ 戴向军并不知道这条路正好经过南都红楼。来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呢？是当时没有走这条路？还是来的时候自己根本就没有向外面张望？不管怎么说，南都红楼确实就在眼前。换句话说，从南都市区通往南都红楼的路其实就是通往城北监狱的路。这怎么可能呢？戴向军想。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 陈四宝现在在香港。按戴向军的观点，他现在完全可以回南都了，还说香港也是中国领土，你老哥真要是有事，在香港也未见得安全。陈四宝说那不一样，眼不见为净，事大事小，走了算了，回到南都，天天和那么多熟人碰面，万一哪一天哪个熟人不高兴，把旧账一翻，送我进去也不一定。 “再说，”陈四宝说，“我这个人喜欢排场，在香港，我想怎么排场就怎么排场，回到南都你让我排场我也不敢呀。” 戴向军知道陈四宝是心虚，也就不勉强，说如果这样，咱兄弟要是想见面，就只能我去香港了。陈四宝说来香港好啊，来香港我请你上伊丽莎白公主号，开到公海上，哪国的法律都管不着，你想怎么排场就怎么排场。 陈四宝不属于那种光耍嘴皮子的人。大概因为关键时刻没有借钱给戴向军的缘故，他总觉得有些抱歉，所以每次戴向军去香港，陈四宝都热情招待。这次戴向军又去香港，还是陈四宝请他去“排场”的。不过，戴向军去香港的目的了却不完全是为了“排场”，而是寻找商业机会。香港自由，繁荣，又是国际金融中心，戴向军总感觉这里有他的商业机会，但具体的机会在哪里，他并没有找到。眼下他的南都天安寻呼生意红火，但戴向军心里并不塌实，说到底，他进入这一行本来就晚，加上在资金问题上耽搁一些时间，等他真正开张的时候，寻呼业最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空间大不如以前，所以戴向军必须寻找新突破。 陈四宝倒挺热情，曾经劝戴向军和他一起做金融服务生意，可戴向军细一打听，所谓的“金融服务”其实是地下钱庄，相当于货币走私，属于违法生意。戴向军不想再做违法生意了，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政策不明朗，做些出格的事情尚可以原谅，现在规范了，再做这类生意就没道理了，所以他不但自己不想做，还劝陈四宝也不要做。陈四宝说你讲得倒轻巧，能做合法生意，哪个狗日的愿意做违法生意？于是戴向军就答应，一旦他在香港找到合法的商业机会，就带着陈四宝一起做。陈四宝说好，我等着。 戴向军刚一过罗浮桥，传呼机就响了。一看，是吕凡凡。现在戴向军已经使用中文机，能直接看留言。留言非常简单，就三个字：你好吗？ 虽然只有三个字，但是在戴向军看来，胜过千言万语。 离开南国寻呼之后，戴向军再没和吕凡凡联系过，主要是生意太忙，没有闲心，另外就是觉得自己从她身边挖那么多人过来，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再说戴向军也不知道联系上了之后对吕凡凡说什么，所以就干脆不联系。不过，戴向军并没有忘记吕凡凡，相反，还经常想着她。这些年戴向军事业成功，老婆又不在身边，周围的诱惑不少，每次遇上这种情况，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老婆，而是吕凡凡，具体地说，就是拿这些诱惑者与吕凡凡做一番比较，而比较的结果总是吕凡凡胜出。吕凡凡身上那种高贵，那种优雅，那种自信，那种人格独立处事果敢的作风和压倒一切的正气，是戴向军身边任何一个诱惑者都不具备的，而戴向军最喜欢的可能恰好就是这些。戴向军甚至想过，只有找吕凡凡这样的人做老婆他才心满意足，才能抵御一切诱惑。但是，他并没有主动联系吕凡凡，而且凭他对吕凡凡的了解，吕凡凡更不会主动联系他，于是戴向军就在心里感叹，这世界上太相爱的人往往是非常相象的人，就像一对平行线，走向完全一致，却永远不会重叠，没想到，今天吕凡凡主动给他留言了，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字，但在戴向军看来，这三个字所包含的内容不是胜过千言万语吗？ 戴向军第一反映是立刻回去。想了想，并没有这么做，主要是已经过了罗浮桥，到香港了，这时候再返回南都，和明天返回没有多大区别，而对陈四宝也不好交代，如果已经到了香港，因为接到一个女人问候的三个字就立刻掉头返回，还不被陈四宝骂成重色轻友？再说吕凡凡的事情不是急事情，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于是，戴向军给吕凡凡回了一个传呼，说自己现在在香港，明天就回来，回来之后再联系她。 陈四宝是什么人呀，一见面，马上就感觉到戴向军哪里不对劲。问他怎么了？戴向军说没怎么。陈四宝不相信，说没怎么你怎么心不在焉的？戴向军笑笑，说自己没有心不在焉。陈四宝说不对，你回答没有心不在焉的时候就心不在焉。戴向军真笑了，说你给我玩绕口令呢。陈四宝没有再说什么了。两个人坐下之后，没有用陈四宝再问，戴向军就自己叹了一口气，没说话，把传呼机递给陈四宝。陈四宝接过去一看，也严肃了，并且以老大哥的身份批评戴向军。 陈四宝说：“你老弟现在比我壮，我没资格说你，再说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劝赌不劝嫖，这种事情老大哥也没办法说你。可你这不是嫖呀，你这是动真格的了，我劝你慎重。弟妹那边就不说了，不用说我就知道这个吕凡凡比弟妹强，可你以后事业越来越发达，接触的女人会一个比一个强，难道你见一个换一个？” 戴向军摇摇头，说你不知道，她不一样。 “就算不一样，”陈四宝说，“可儿子呢？儿子总是自己的好吧？你说这个吕凡凡比你还还大一岁，你都奔四十了，她总不能再为你生个儿子吧？” 戴向军瞪眼看着陈四宝，没说话，脸上也没有表情，仿佛陈四宝说的是一件与他毫无关系的事情。 陈四宝见他这样，担心自己说重了，把戴向军说傻了，于是停顿了一下，套出香烟，给戴向军一根，自己嘴巴上叼一根，然后先为戴向军点火，再把自己的烟点着，抽一口，再吐出来，想找一个得体的话题把气氛冲淡一些，但找了一大圈，愣是没有找到，可又不能不说话，只好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上。不过，这次他往回收了收。 “真要是这样，你就不该来香港。”陈四宝说。 戴向军仍然没有说话，仍然瞪眼看着陈四宝，但脸上好歹有表情了，这个表情是不解，不理解陈四宝这话是什么意思。 陈四宝继续吸着烟，说：“既然你对这个吕凡凡这么上心，还来香港干什么？找她呀，人家都主动给你留言了，你还不跟她谈谈呀。” 陈四宝又想起家乡的另外一句土话，叫“母狗都主动翘尾巴了”，想了，但是没有说，因为这话太难听，有亵渎吕凡凡的意思。 尽管没有说，但由于想到了，所以陈四宝还是忍不住自己偷偷笑出来。 戴向军释然了一些，说：“这么晚了，我怎么回去？再说，如果我要是一接到传呼掉头就回去，你不骂我重色轻友？” 戴向军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也笑了。 陈四宝说：“算你老弟有良心。不过，咱哥们没事，你不来了，电话告诉一声就是了。” 戴向军也像是彻底轻松了，说：“说实话，我当时一接到传呼也想到回去的，可一想到已经过罗浮桥，到香港了，再回去有些说不过去，就给她复了一个机，告诉她明天回去。怎么，你想赶我回去呀？一晚上都不想招待呀？” “哪里哪里，我是很感动，撇下女朋友不见，来见我，我怕自己受用不起呢。哎——”陈四宝突然问，“闹了半天你是到香港之后才接到传呼的呀？那就难怪了，我还以为你在南都就接到她的传呼，然后撇下她不见，跑来见我呢。” “你想得美呢！”戴向军说，“要是在南都接到传呼，我才……” 说了一半，后面的话戴向军不说了。 尽管他不说，陈四宝也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于是，陈四宝就笑，并用手指着戴向军，点了两下，意思说：你小子还是重色轻友！ 戴向军假装躲避的样子，表示承认。 “不对，”陈四宝说，“香港收不到大陆的传呼，你骗老哥。” “没骗你，”戴向军说，“刚刚一过罗浮桥传呼机就响了，你说巧不巧。” “有这么巧？”陈四宝好象还是不相信。 “真这么巧，”戴向军说，“我骗你干什么。” 陈四宝一想，也是，没必要骗他，完全没有必要。 “也真巧，”陈四宝说，“要是在晚几分钟，火车一过上水，这么重要的传呼你不就收不到了？” “那当然。”戴向军说。 突然，戴向军脑袋亮了一下，想着这还真是一个问题，每天有那么多的人从罗浮桥来香港，或从香港来大陆，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有传呼机，不是有大陆那边的传呼机，就是有香港这边的传呼机，大陆的传呼香港收不到，香港的传呼大陆收不到，这不是耽误事情吗？难怪有那么多人配两个传呼机，搞得像卖bb机的，要是能实现两地联通，那不是很好？！ 戴向军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香港返回南都。陈四宝以为他心里惦记着吕凡凡，能够理解，所以也就没有挽留，高高兴兴地破例起大早送他。可戴向军返回南都之后并没有立刻联系吕凡凡，而是紧急召见他的副总周柏林。 经过一夜的消化，戴向军的想法已经逐渐成熟，简单地讲，就是实现香港和南都的两地寻呼联网，而只要实现了两地联网，就等于实现了香港和整个大陆的联网，这个意义非同小可。这么些天来，戴向军一直寻求自己来香港的发展机会，可一直没有寻找到，没想到昨天在不经意之间，机会突然主动撞到自己脑门上来了！戴向军几乎一夜没有睡着，被这个机会激动着。他初步盘算了一下，如果能够实现两地联通，增加的业务量不言而喻，并且运营成本能大幅度降低，因为只要两地联通，就可以让南都的寻呼员接听香港的寻呼业务，再把寻呼内容返回香港，别的不说，单就香港的人工费用是南都的十倍这一条，就产生巨大的利润空间。考虑到南都和香港语言相同，人文相通，戴向军相信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 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别人没有想到呢？戴向军想，难道是技术上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 戴向军是能存得住气的，想法冒出来之后，他并没有对陈四宝说，而是假装没事一样憋在心里，一直憋到天亮，立刻动身回南都。回去找周柏林商量。陈四宝是商人，周柏林是技术人员，戴向军不想把自己这个包含着巨大商业利益的想法告诉陈四宝这样的商人，但他必须和周柏林这样技术人员沟通。 当然，他并没有忘记吕凡凡的事情，正因为吕凡凡给他的一个传呼才让他产生了商业灵感，他甚至相信吕凡凡是那种能给他带来好运气的女人。不过，他回到南都第一想见的人并不是吕凡凡，而是周柏林。他要听取周柏林的意见，如果技术上没有问题，那么，他真是一不小心抱上一个大金娃娃了。 本来是星期天，但对于周柏林这样的天安寻呼主管技术和研发的副总来说，事实上是没有休息天的，有时候人是休息了，但传呼机并没有休息，传呼机一响，即便自己刚刚睡着，也得爬起来复机，至于对老板戴向军的传呼，那更是有机必复，哪怕是自己正在上厕所，也得提起裤子复机，并且是招之即来。 戴向军以尽量平和的口气对周柏林谈了他自己的想法。这是他做老板的原则，也是工作方法。戴向军认为，老板就是老板，打工的就是打工的，老板不能在打工的面前喜形于色，更不能在打工的面前一惊一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所以，即使是再令人激动的消息或好主意，到了老板嘴里，也应该以尽量平和的语气表达出来，不能让打工的看出老板自己的倾向性。 大概是由于太平和的缘故吧，所以，周柏林听完戴向军的想法之后一点也没有激动，而是沉默了好长时间，以至于戴向军自己有点存不住气了，问周柏林在想什么？周柏林抬头看看戴向军，回答说在想操作性，并说很多想法听上去很好，但如果没有操作性，等于零。 戴向军知道周柏林的脾气，只好不说话，静静地等着他想。周柏林这样想了一下之后，给出了两个字：不行。 “不行？！”戴向军问。 “不行。”周柏林说。 “怎么不行？！”戴向军问，“既然北京的传呼南都可以接收，南都的传呼北京也可以接收，为什么近在咫尺的香港传呼南都不能接收？南都的传呼香港也不能接收？” “技术上没有问题，”周柏林说，“在技术上，这种业务叫远程接听服务，早成熟了，只需要再添置一些多路复用通讯设备就可以了。关键是如何租用到通达香港的过境长途中继线。而过境中继线涉及邮电、外交、安全等诸多部门，管理复杂，对外商业出租目前还没有先例，估计谁也承租不到。所以，您说的这个想法好是好，但如果不能租用到过境中继线，等于零” 这就是周柏林，在德国留学把人学傻了，说话不会绕弯子，难怪在南国和吕凡凡相处得不是很理想，到了天安，还是这样，幸好，天安实际上是戴向军的私人企业，老板戴向军只注重实际效果，并不太在意他的说话方式，所以，以上这番话戴向军虽然听起来不舒服，但也没有生气，他甚至认为这就是自己与周柏林的区别，或者说是自己这样的老板相对于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优势，为什么自己能当老板，而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能当老板？就因为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习惯性地把困难想在前头，而且想得很仔细，看上去像是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实质是前怕狼后怕虎，最后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在戴向军看来，做任何事情，如果想得太多太仔细，太怕冒风险，那么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比如当年红军飞夺卢定桥，如果让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讨论，讨论到最后肯定是两个字：放弃。戴向军是军人出身，干工作不讲条件，只认目标。现在，他就认准这个目标了，不管周柏林说什么样的泄气话都不能动摇他。 戴向军自己给自己打气。他心里想，正因为别人都办不到，一旦我办到了，那才显出我独特的优势。等气打好了，他对周柏林说：“能不能申请到中继线是我的事情，你的任务就是抓紧时间拟出具体方案来，然后分析一下这个方案需要多大的投资，能为公司节省多少成本。” 周柏林回答：好。 周柏林走后，戴向军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哈欠，这才感觉到自己困，想睡觉。看了一下时间，才中午，想着现在如果去见吕凡凡，一定是没睡醒的样子，不如干脆先睡一觉再说，反正昨天的复机说今天回来，中午算今天，下午也算是今天，甚至晚上还是算今天。对，干脆晚上再和她联系，造成一种晚上刚刚从香港赶回来的样子更好。这么想着，戴向军就暂时关掉传呼机，睡觉。 明明很瞌睡，却睡不着。老是想着中继线的事情。想着周柏林这人说话虽然不中听，但中用，一下子就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能申请到中继线，再好的设想也等于零。戴向军想，没准不会说话的周柏林已经给我这个当老板的留面子了，我这个想法可能他们早就想过，但因为申请不到中继线而泡汤罢了。“他们”？戴向军又想，是不是也包括吕凡凡？是不是吕凡凡以前也有过这个想法，但因为申请不到中继线而放弃了？吕凡凡的南国传呼是南都邮电和电信部门的亲儿子，他们都申请不到，难道我就一定能申请到？当然，我有后台，我的后台是华安集团，但华安集团真有那么大的神威吗？就算真有那么大的神威，依总就一定能听我的吗？依长征这个人看上去随和，笑吟吟的，但笑并不代表他认同你的观点，更不代表你提出的要求他答应了。想当初自己为了争取挂靠在华安集团名下，说得天花乱坠，依长征一直在笑吟吟地听，可听完了之后，不是客客气气地把我打发回来了吗？ 戴向军回想起这三年和华安集团的合作，虽然确实无偿地为华安集团承担了南方接待站的工作，但事实上接待任务并不多，换句话说，自己并没有为集团公司贡献多少，如果现在自己突然提出一个额外的要求，弄得不好反而提醒依总了，感觉他这个南方工作站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取消了，不让天安挂靠了，那么自己不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戴向军彻底睡不着了。一屁股坐起来，点燃一根烟，把烟灰缸从床头柜拿到床上，抽起烟来。 按照戴向军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心目中的分量，主要取决于自己能被对方利用的价值，现在自己想利用华安集团来帮天安申请过境中继线，关键还是看自己的天安公司有什么可以被华安利用的价值，如果没有，干脆想都不用想。戴向军想了半天，除了所谓的南方工作站之外，实在想不出其他价值来了，而作为南方工作站的价值已经被利用过了，要不然，凭什么依长征同意我挂靠在大名鼎鼎的华安下面？已经被利用过的价值就不能再被利用了，天安必须对华安有新的价值，才有可能使依长征为天安提供新价值。但是，对于华安集团来说，天安能体现什么新价值呢？戴向军呆呆地坐在床上想了半天，烟都抽了半盒了，也没有想出一个能与中继线对等的价值出来。 戴向军从床上起来，上厕所，洗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得不承认周柏林说的对。不行。 “他妈的！”戴向军把毛巾一摔，禁不住来了一句国骂，仿佛自己一个绝妙的商业创意被依长征给无情地否定了。 当然，他是下意识的，并不是真骂依长征，依长征并没有错，再说你还没有向人家开口，人家也没有说不给你，你凭什么骂人家？ 依长征？！戴向军突然一个激灵，脑袋歪向一边，猛地一想，耳朵上方像忽然开启一道缝。 对呀！戴向军想，天安公司对华安集团或许没有价值，但我戴向军本人对依长征不一定没有价值呀。依长征虽然高高在上，但职位再高，他也是国家工作人员，他的工资总不会高过国务院总理吧？可国务院总理的工资也高不过我手下的副总呀，天安公司虽然远远比不上华安集团的实力，可我说了算呀，整个天安所有的钱可以说都是我戴向军的呀，我只要动用其中的一点点孝敬你依长征，还不把你撑死？如果你依长征廉正，那么你一定就比周柏林穷，我只要给你比周柏林更多的实惠，你早晚得听我的，如果你依长征是个贪官，更好，贪官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那么我给你来个锦上添花，难道你不高兴？而只要你依长征一高兴，事情不就好办了？ 戴向军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先喝一杯牛奶，站在窗户边，向远处了望一番，然后重新坐下来，认真梳理一遍自己的思路，看整个计划有没有漏洞，如果有，赶快弥补，如果没有，则找出重点，分清步骤，逐步实施。 这么一梳理，戴向军就把问题归结到两点。第一，华安集团有没有能力租用到中继线，第二，依长征愿意出力。关于第二个问题，本来是最没有把握的问题，但经过刚才在镜子面前歪脑袋一想，反而不成为问题了，只要工夫下到家，总有解决的办法，那么现在关键是第一个问题了，就是假定依长征愿意帮这个忙，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可怎么才能知道华安集团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戴向军现在需要找一个人商量。这是戴向军的习惯，遇上自己解决不了或没有把握的难题，喜欢找人商量。他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商量一件事情的智慧远远大于一个人独立思考。当然，对方不能是傻瓜，而是要和自己智商不相上下的人。那么，现在针对这个问题，又该找谁商量呢？ 找陈四宝不行，戴向军已经答应将来在香港发展的时候带着陈四宝一起做，换句话说，陈四宝将来可能是自己的合作伙伴，而合作伙伴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就是自己的对手，如果现在就把想法告诉陈四宝了，那么就等于把自己的底牌给陈四宝看了，将来合作的时候对自己不利。 找柯正勇也不行，因为依长征的关系是柯正勇介绍的，如果让柯正勇知道戴向军要孝敬依长征，那么是不是要连柯正勇一起孝敬？如果不一起孝敬，等于得罪柯正勇，如果一起孝敬，不是成本增加一倍吗？所以肯定也不能找柯正勇。 想到最后，戴向军觉得只有找丁有刚比较合适。因为丁有刚跟自己同辈，好说，另外，他处在本行业管理者的位置，对情况熟悉，能说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 戴向军给丁有刚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 丁有刚现在是新成立的南都电信的副总，忙着呢，不是随便哪个人想请他就能出来的，但对戴向军例外，一是因为二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二嘛，戴向军现在是天安寻呼的老板，老板虽然不能算行政职务，但有经济实力，社会上许多事情官员摆不平或不好出面摆平的，往往给老板一个电话就搞掂了，所以，从大环境上讲，在南都已经形成了一个风气，就是当官员的和当老板的往往容易成为朋友。很多领导在自己下属面前架子拉得很足，但是，对社会上的老板一点架子都没有。这也符合潮流，因为当年南都的流行语就是“强强联合”和“优势互补”。 两个人一见面，戴向军当然不能上来就说中继线的事情，而是先装着纯粹是老战友聚会那样七扯八拉谈一些其他事情。他没想到，就这些七扯八拉的闲事，听得他心惊肉跳。 首先，丁有刚说到了吕凡凡，说吕凡凡已经离开南国了，到南都电信当了副总。 “出事了？”戴向军心里一跳，嘴巴上就说了出来。 “没有，”丁有刚说，“升了。升了半级。” 戴向军这才想起来丁有刚也是南都电信的副总，那么，他们两个现在是同事？另外，戴向军记忆中丁有刚以前是处长，吕凡凡在南国的时候也是正处级，现在丁有刚说吕凡凡升了半级，那么不等于说他自己也升了半级？戴向军惭愧自己离开官场久了，对这些所谓的级别不是很敏感了，所以，在丁有刚调任南都电信副总的时候，他虽然也表示了祝贺，但并没有祝贺到点子上，具体地说，就是没有在“级别”问题上说恭维话。他今天忽然发觉，丁有刚对“级别”其实是很在意的。那么，现在弥补？不好，戴向军想，即便是恭维，太直接了就没有档次了，所以，先在心里面先打了一个滚，然后才不动声色地把弥补性祝贺的话说出来。 “再升也还是你的手下。”戴向军说。 这话当然是瞎话，既然都是副总，又怎么存在“手下”？但戴向军相信，是不是瞎话无所谓，我们每天对官员说的恭维话有几句不是瞎话？关键要看听的人是不是爱听。只要爱听，瞎话也能当真话听。他相信，这话丁有刚爱听。 果然，丁有刚听了这话之后并没有脸红，相反，还有些得意。 “话也不能这么讲，”丁有刚说，“虽然她排名在后，但大家都是副局级，各有各的分工，也不能说她就是我的手下。” 戴向军见恭维话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决定加把火，但不能沿着原来的话题走，而必须换一个角度。 “当初我们那拨人就你级别最高了吧？”戴向军问。 这当然更是瞎话。别人不说，就说柯正勇，副军职转业，来了就当政府副秘书长，现在已经扶正，正秘书长了，难道不比一个南都电信的副总级别高？明显是瞎说嘛。话说出口之后，戴向军多少有些后悔，即便是恭维对方，也不能过分，如果明显过分，弄不好适得其反，比如某个首长明明短小精干，你偏偏恭维他高大威猛，不等于是骂首长吗？所以，即便是恭维，也不能太离谱，比如对于丁有刚，明明比他们“黄埔二期”的柯正勇级别低那么多，戴向军就不能恭维他级别“最高”，否则，不等于是讽刺他吗？ 虽然有些后悔，但已经说出去的话没有办法收回来，而且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私人约会，没有第三者在场，想找一个圆场的都不可能，总不能让丁有刚替他圆场吧。因此，说完之后，戴向军就有些尴尬。 “差不多吧，”丁有刚说，“柯秘书长就要退了。” 一句话说得戴向军又是心跳。不是丁有刚的大言不惭让他心跳，而是因为柯正勇要退休让戴向军心跳。要知道，柯正勇可是戴向军的嫡系后台呀。 虽然心跳得厉害，但表面上要跟没事一样，不，是装着他早知道这事情一样，只有这样，才能不被丁有刚小瞧。 “他算不错了，”戴向军说，“前几天安置办找到我们，让我们给一名副师职转业干部安排个位置，你猜我给他安排什么？” “什么？”丁有刚问。 “杂牌主任呀。”戴向军说。 丁有刚不解，不知道什么叫“杂牌主任”。 戴向军只好解释，说名义上他这个天安公司是挂靠在华安集团名下的，所以也算是国有企业，因此，就必须党委、共青团、工会、妇联都得有，但我不可能真的搞这么多办公室，安排这么多非生产人员，怎么办？于是，就给一间小办公室，里面安排一个人坐着，门口七七八八挂上好几块牌子，这个在里面坐着的人当然就是主任，但到底算什么主任呢？别说下面的员工不知道，连我这个当老板的自己也说不清楚，于是，就只能叫“杂牌主任”了。 丁有刚听了自然是笑，说想当年我们为了熬个副团把吃奶的劲都拿出来了，恨不能自己放火然后再去救火立功，现在你看，副师下来只能在你手下混一个“杂牌”主任，照这样推算，你老兄现在起码也相当于副军职了。 戴向军差点笑出来，想着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级别”上，敢情人要是当了官员，就一辈子和“级别”叫上劲了？不过，戴向军并没有真让自己笑出来，而是一本正经地对丁有刚说：我真希望你步步高升，你级别越来越高，我们的靠山也就越来越大，要是哪一天搞选举，我一定帮你筹款。到时候你可不能不认老弟。 虽然并不知道哪一天能搞选举，但这样的话丁有刚听了还是顺耳。 “放心，”丁有刚说，“亲兄弟不认，也要认你戴联络员。我还等着你帮我拉选票呢。” 这当然更是笑话，两个人哈哈大笑。 笑完，戴向军像是刚刚想起来的样子，说：“我还真有一件事情想咨询你。” 丁有刚脸上的笑意还没有完全退尽，所以，这时候仍然带着残余的笑对戴向军点点头，意思是你说吧，什么事情？ 戴向军把他想申请中继线的事情说了。 丁有刚听着听着就严肃了，听完之后，说，这个想法很好啊。 戴向军说好是好，就怕解决不了。 “没有那么严重吧？”丁有刚说。 戴向军点点头，表示有这么严重，并说这不是你们电信一家的事情，涉及到许多部门。 “我这边应该问题不大。”丁有刚以比他目前级别更高领导者的口气说。 “这我相信，”戴向军说，“但肯定非常不好搞，要不然，吕凡凡他们怎么没搞。” “对呀，”丁有刚说，“南国为什么没搞呢。” “所以我说不容易嘛，”戴向军说，“我想请你打探一下，如果华安出面，租用过境中继线是不是可以。” “华安出面应该可以吧。”丁有刚说。 戴向军一抬手，像是要举手发言，也像是要制止别人打扰，更可能是他表达自己重要想法的习惯，然后，才认真地对丁有刚说：“你先帮我打听一下，到底行还是不行，如果行，我就去北京做工作。说实话，能不能做通不一定，就是能做通也肯定费事不少，所以，拜托一定打听清楚，实在不行，我也就不做这个无用功了。” 丁有刚想了想，严肃地点头，说：行。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戴向军谈笑风生，假装对丁有刚透露的两个消息毫不在意，甚至假装早已经知道这些消息的样子，现在两个人分手了，戴向军不用装了，才认真消化这两个消息。 这两个消息对他都很重要。首先说柯正勇退休，尽管柯正勇早晚要退休，戴向军也明明知道柯正勇要退休，但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戴向军还是感到非常震惊，像是柯正勇突然被“双规”了一样震惊。 是啊，柯正勇是什么人，那可是比自己亲娘老子都重要的人呀。虽然戴向军现在翅膀渐渐硬了，很少有什么事情要找柯正勇帮忙了，但有这么人存在，自己心里踏实，有底。再回想一下，自己能够走到今天，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上还多亏这个老首长指点和帮助，现在老首长突然退休，会不会是对自己未来事业不顺利的一种暗示？ 呸！乌鸦嘴！ 戴向军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然后又安慰自己，想着只是心里偶然想了一下，并没有真说出口，所以也谈不上乌鸦嘴。戴向军甚至自己为自己开脱，想自己之所以这么想，说明自己还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这么想着，戴向军就真感觉自己很高大，就决定按这个标准要求自己。 戴向军决定尽快去看望柯正勇，明确告诉他自己知道老首长要退休了，可还是来看望他，以表明自己的为人。他相信，如果他这样做了，柯正勇一定非常感动，说不定还能再发挥一次余热。当然，戴向军想，我不是为了余热才去看望老首长的，而是冲着情谊去的。 柯正勇的事情想好之后，马上就考虑吕凡凡的事情。 吕凡凡不当南国的一把手了？改当南都电信的副总？而且是排名在丁有刚之后的副总？这算是升官了吗？是真升官还是假升官？是明升暗降吧。 戴向军设身处地地想了一下，想着如果是他自己，碰到这种情况，感觉自己是升官了还是降职了。想到最后，认定是明升暗降。他宁可在下面的企业做一把手，也不想到上面的管理部门做一个排名朝后的副总。不过，戴向军又想，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吕凡凡未必这么看。一方面，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另一方面，官场上的人和商场上的人考虑问题也不一样，刚才丁有刚不就把这看成是升官吗？不管怎么样，戴向军想，得赶快和吕凡凡联系，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该和她联系了。 戴向军和吕凡凡联系的时间是晚上11点。这个时间，在内地是半夜，除非发生什么非常紧急的情况，否则这么晚是不会打给人家电话的，但在南都，晚上11点可以理解成是一天夜生活刚刚开始的时间。事实上，刚才丁有刚就是被另一个电话叫走的，否则戴向军还脱不开身。 吕凡凡回答戴向军的电话仍然只有三个字：回来了？ “回来了。”戴向军说。 说完，就不知道下面该说什么了。 戴向军忽然发现，在女人的问题上，自己其实还是相当“单纯”的，和陈四宝或丁有刚在一起，有那么多的话可以说，而和吕凡凡怎么就没有话可说了呢？ 戴向军又想了一下，觉得也不是，自己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也是有许多话可以说的呀，甚至在香港的伊丽莎白公主号邮轮上和那些根本不认识女郎，不也是能够说许多话吗？看来，陈四宝说对了，是自己真上心了。不过，这又显得非常不合逻辑，为什么对自己上心的女人反而没有话说了呢？算了，戴向军想，不想那么多了，感情上的事情本来就是最说不清楚的。现在我不要把吕凡凡看成是自己喜欢的女人，而把她看成是自己公司主管部门的领导，面对领导，我该说什么呢？ “祝贺你，高升了！”戴向军说。 “你消息蛮快嘛。”吕凡凡说。 戴向军略微想了一下，给吕凡凡的感觉是他因为不好意思而略微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如果我一心想知道你的情况，就一定有办法知道。” 这下该吕凡凡因为不好意思而犹豫了。 “你真的一直关心我吗？”吕凡凡说。说的声音非常轻，仿佛是怕傍边有人偷听。 戴向军又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了。说实话，如果吕凡凡并没有当主管部门的领导，而仍然是在南国传呼当总经理，那么，戴向军直接把话岔开就是，但吕凡凡现在不南国传呼当一把手了，而是自己企业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戴向军突然之间就感觉吕凡凡比以前更加亲切，更加可爱，因此戴向军就不忍心把话岔开。 “其实你升官是对我的伤害。”戴向军说。 “哦？为什么？”吕凡凡问。 戴向军先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以前我就感觉自己和你的差距大，所以拼着命搞了一个天安传呼，现在刚刚感觉快赶上你了，你又升官当了我的领导，不是存心让我赶不上嘛。” 吕凡凡电话那头笑出咯咯声。 “什么赶上赶不上呀，赶上又怎么样？赶不上又怎么样？你难道真是因为我才搞了一个天安传呼？您以为我十八呢。”吕凡凡虽然因为笑而合不拢嘴，但声音还是顺着电话线准确地传了过来。 “我没有以为你十八，”戴向军说，“但你的性格具有双重性。” “什么意思？”吕凡凡问。 “从工作上来说，你相当成熟，成熟得甚至超过你的实际年龄，但在情感问题上，你又相当幼稚，幼稚得根本就没有十八，像个少女。” 吕凡凡听戴向军这样一说，笑不出来了。不但笑不出来，而且还哭出来。当然，并没有哭出声音来，只是眼泪掉了出来。 或许，是因为戴向军说到了她的痛处，使她想到自己四十还没有结婚，甚至还没有正经谈过恋爱。当然，她不好意思往下想，想到自己还是处女，一个四十岁的老处女！ 或许，并不是因为伤心而流眼泪，恰恰相反，是因为激动而流泪。因为毕竟，戴向军一下子说到她的心坎上。吕凡凡自己就是这么看自己的。她认为自己政治上相当成熟，而情感上又绝对纯洁，纯洁到至今都还没有让任何男人碰过。她没想到戴向军把她看得这么透，这么准，吕凡凡当场有一种终于遇到一个知音的感觉。 “是啊，”吕凡凡说，“哪像你那么老练，拿得起，放得下。” 戴向军知道吕凡凡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他突然产生一个想法，不管以后怎么样，现在尽情地向吕凡凡抒发情感总没有坏处。如果有缘分，自己娶一个吕凡凡这样的老婆有什么不好？如果没有缘分，自己拥有吕凡凡这样的情人不是赚了？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故事，无论从哪方面讲男人都不吃亏，考虑到自己老婆不在身边，有一个像吕凡凡这样情人当然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况且吕凡凡并不是没有身份的女人，不会因为和自己有一层关系而死缠住自己。再说，如果真缠住也是好事情呀。戴向军想，如果自己真被吕凡凡缠住，那么吕凡凡就要想办法让他和徐秀文离婚，而与老婆离婚这种事情，这办法那办法，到最后都是钱的办法，如此，你吕凡凡就帮我赚钱吧。假如说我们做企业的老板是运动员，那么你们当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就是裁判，裁判想帮运动员，那还不容易？ “对别人或许是的，”戴向军说，“但对你不是。” 吕凡凡内心波澜了一下，但嘴巴上却不动声色。 “是吗？”吕凡凡说，“对别人怎么了？对我怎么了？” 戴向军故意停顿了一下，既给吕凡凡一个听的准备，也让吕凡凡相信他是认真的。 “陈四宝讲得对，”戴向军说，“我对你太上心了，所以在你面前就不敢表达了。” 吕凡凡内心的波澜壮阔了一下，但她不打算让她溢出来。 “陈四宝是谁？”吕凡凡问。 “我一个老乡，好朋友，在香港。” “你到香港就是找他的？”吕凡凡仍然避重就轻。 戴向军说是。 “你把我们的事情对他说了？”吕凡凡问。 “我也不想说的，”戴向军说，“但实在忍不住，憋在心里太难受了，不找一个人说说实在受不了，所以就说了。” 吕凡凡沸腾了，明显感到胸口的血液往嗓子上面涌。 “说什么了？”吕凡凡问。有点变声，但内容仍然清晰。 “说什么你还不知道呀？”戴向军说，“你真是冷血动物？真是心中只有事业没有爱情？真不知道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吕凡凡再次涌出眼泪。这次比刚才严重，因为伴随眼泪的还有鼻涕，戴向军并没有听见她流眼泪的声音，但吕凡凡擤鼻涕的声音被戴向军听出来了。于是，他看到了机会，一个过了这个时机今后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突破的机会。 “你在家吗？”戴向军问。 吕凡凡发出一个非常含糊的声音，但戴向军仍然能听出清晰的意思——“是。” “我能来看你吗？”戴向军问。这次是戴向军声音非常轻。 虽然轻，但穿透力极强，隔着电话线，直接穿透到吕凡凡的大脑里，不，应该说是直接钻到吕凡凡的心里。 吕凡凡不说话。从电话里面传过来的，只有吕凡凡的呼吸声。戴向军没有想到一个弱女子竟然能有这么大的呼吸声。 他胆子大了一些。说：“我过来。”然后，没等吕凡凡回答，立刻把电话挂了。 戴向军在去看望柯正勇的时候，曾经为自己应该带什么礼物犯了一些愁，但并没有愁多久就忽然开朗。带什么？带现金呀！戴向军忽然发现，送礼最好送现金。现金可以换成任何东西，收礼的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任何时候把它变成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即便遇到极端的情况，收礼人是葛郎台，什么都不喜欢，就喜欢钱，也没关系，他可以自己在家把房门关上，再拉上窗帘，数钱就是。所以，对于收礼的人来说，只有收钱最实用。另外，送现金一目了然，不需要收礼人费劲计算收到的东西到底值多少钱，避免因错误估算而对送礼人或对收礼人造成不公平。比如有些人喜欢送名人字画，看上去是雅了，但常常会发生收礼人把赝品认做珍品或把珍品认作赝品的情况，造成双方误解，达不到送礼的目的，影响送礼效率，所以，为了提高送礼效率，最好还是送现金。不过，戴向军这次给柯正勇送现金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只是感觉柯正勇马上就要退休了，一定很失落，这时候，自己送现金他一定很感动，就好比柯正勇当年刚刚从部队转业的时候，一下子没有人喊首长了，非常失落，而戴向军在“黄埔二期”一天到晚“首长”长“首长”短，搞得他很感动一样，而当初正是由于柯正勇的感动，才导致戴向军没有去劳改局，改去交管局，最终才有了他今天的辉煌。今天，戴向军破费一些金子，即便不能达到当初喊“首长”同样的效果，他也认了，就算是对柯正勇这么多年来对他关照的一个最后报答吧。 戴向军感觉自己是高尚的，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因此心情就比较愉快，但是，一见到柯正勇，愉快的心情立刻沉重下来。才几个月没见面，老首长竟然一下子老了那么多。这还没有退休呢，戴向军想，要是真退下来，还不真成老头子了？ 戴向军很想安慰柯正勇几句，但实在想不出该怎样安慰，思考一下，想着既然绕不过，不如干脆把话挑透，说不定挑透了反而能减轻老首长的心理负担。 “听说您要退居二线了？”戴向军问。问得比较小心。 柯正勇愣了一下，说是，快了。 “荒唐！”戴向军说，“现在做什么事情都一刀切，不实事求是。同样是六十岁的人，有些人身体状况差，思想也跟不上形势，早该退下来，可像您这样身体这么好，能力这么强，却也要退下来，这不荒唐嘛。” 柯正勇苦笑了一下，说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再说凡事不能破例，一旦破了例，谁都可以说自己情况特殊，到时候，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规矩又破坏了。 戴向军觉得奇怪，既然老首长思想觉悟这么高，能把问题看得这么透，那么，一说自己要退休，干吗老得这么快？或许，他前段时间思想不通，苦恼了几个月，现在思想已经通了？ 通了就好。戴向军想。 戴向军无奈地摇摇头，然后自然地把现金取出来，自如地放在桌子上，说：“不管您退还是不退，您都是我的首长。只要我小戴有干的吃，就决不让首长喝稀的。天安公司存在一天，我就请您做一天的高级顾问。这是今年的顾问费，您先收着。” 柯正勇看看桌子上的几摞现金，又看看戴向军，说：“这个、这个、这个不好吧？” “没有什么好不好的，”戴向军说，“如果您还在秘书长的位置，我不敢让您犯错误，现在您退休了，不存在权钱交易了，我孝敬您也不担心您怀疑我有什么目的，您收顾问费也与职务无关，怕什么。” 柯正勇显然已经被感动了，虽然戴向军以前也孝敬过他，但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这次是在戴向军明知他即将退下来的情况下特意来孝敬他的，而且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所以柯正勇确实很感动。但感动归感动，原则归原则，柯正勇的做人原则是无功不受禄，这次如果收了戴向军的钱，就是无功受禄了，因为他马上就要退休了，再也没有办法帮戴向军了，即使开一张远期承兑汇票都没有用，因为他即将退休了，而对于官员来说，退休比“双规”还可怕，“双规”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退休相当于判了死刑，彻底破产了，开出去的远期汇票永远没有办法承兑，等于废纸一张，所以，柯正勇实在好意思收戴向军的钱。可既然戴向军已经把钱拿出来了，难道还真让戴向军把钱重新装回去？如果自己以前从来就没有拿过戴向军的钱，还好说，但以前拿都拿了，今天突然不拿，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有假正经嫌疑。好比一男一女两个同事，以前经常在一起偷情，今天其中的一个找上门来了，另外一个如果找不出适当的理由，怎么好拒绝呢？ 这么想着，柯正勇就开始为自己收这个钱找理由，但找了一圈，实在找不到，就只好换一个思路。 “最近你的生意怎么样？”柯正勇问。 戴向军听柯正勇这样问，知道他已经接受这笔钱了，现在是没话找话把话题扯开。于是，戴向军习惯性地按照报喜不报忧的原则说托老首长的福，生意好，非常好。 柯正勇又问：“资金周转怎么样？” 这句话让戴向军心里一惊，他发觉柯正勇并不是在打哈哈，而是有正经话要说，否则，不会具体问到他资金周转的情况。 难道他要借钱？不可能。戴向军想，如果是首长自己借钱，根本不需要问我的天安公司资金周转情况，天安公司无论资金周转状况怎么样，也不至于连他个人的需要都满足不了，如果是单位借钱，戴向军又想，更不可能，柯正勇的单位是南都人民政府，这么大城市的一个政府，怎么可能找我的天安公司借钱呢？再说，柯正勇是马上要退休的人，绝对不会为了单位的事情来向我戴向军个人讨人情。那么，戴向军推测，就只能是好事情，是柯正勇接受了我的好处，想给回报，所以打算动用自己最后的一点权力，介绍一笔非常合算的生意给我做。 “没问题，”戴向军胸有成竹地说，“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戴向军故意以为是柯正勇要向他求助，假装非常爽快地答应。 柯正勇略微停顿了一下，或者说是思量了一下，说前几年兴办实业的时候，政府办公厅也凑热闹，在郊区一块据说是风水宝地的地方兴办了一个度假村，但还没有等正式开张上面政策就变了，不允许机关事业单位兴办实业了，于是那个度假村就荒废了，成了办公厅的包袱，本来这是前任秘书长留下的尾巴，不干他的事情，所以他就一直没有过问，但现在他要退休了，想做点好事情，干脆把它处理掉算了，你如果有兴趣，明天我们俩一起去看看。 戴向军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情，说好，老首长真是高风亮节，您不但是为办公厅做好事情，也是为我们天安做好事情，我们南都天安担负着华安集团南方接待站的任务，一直想找一块风水宝地搞一个度假村，提高接待能力和接待质量，事情如果做成了，我一定按公司内部奖励制度感谢老首长。 “啊，”柯正勇说，“感谢倒不必，你先看看，看看再说。” 还用看嘛，政府办公厅选的地方，能差吗？清山绿水，外带温泉，离公路不近不远，正好500米，步行出来嫌远，可到度假村来的人有几个是走路的？500米距离正好是制造幽静的路程，关键是基础设施包括从公路到度假村的水泥路都已经建设好了，接手过来之后，只要稍微做点绿化工作和添置一些必要的设备，就可以开张了。至于价格嘛，柯秘书长也不含糊，公事公办，按实际投入出让。可考虑到当初办公厅下属的实业公司在开发这个度假村的时候，很多材料都是拉赞助来的，并没有花钱，那么，今天出让给天安公司的时候，当然也就不能收钱，否则，收回来的钱往哪里入帐呢？即便是有些真金实银花出去的钱，前任秘书长为了不给自己留尾巴，在退居二线的时候早想办法冲掉了不少，到了柯正勇手上之后，为感谢前任的栽培，也不断地帮着冲帐，所以，现在账面上这笔支出已经非常少了，少到戴向军不敢相信的程度，他甚至为老首长担心，担心这样做别人会说闲话。 “放心，”柯正勇说，“天安是华安集团的下属企业，国营单位，我们这是公家对公家，不是我个人对你个人，别说我让你承担了账面支出，就是白送给你，看在我要退休的份上，谁也不敢说个‘不’字。” 果然，戴向军以极低的价格接手这个度假村后，办公厅那边没有一个人说一句闲话，相反，还认为柯正勇这人厚道，临退休了，还不忘前任秘书长的知遇之恩，帮着前任擦干净屁股上最后一点污迹。 柯正勇“处理”给戴向军的这个度假村叫“南都红楼”。名字是戴向军接手之后起的。接手之前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规划图上的名称临时沿用这个地方的老地名，叫野猪林，听上去像《水浒》上土匪出没的场所，当然不能长久使用。戴向军想着既然名义上是给华安集团作为南方接待站用的，所以就应该有些神秘感，但怎样才能体现神秘感呢？开张前夕，他带着吕凡凡来检查指导并享受甜蜜的时候，对吕凡凡谈起名字的事情，吕凡凡想都没想，马上就说叫“红楼”，并说“红楼”几能体现神秘，又能表现浪漫，联想到当时正在流行的一本书《红墙内外》，和戏曲《白蛇传》上的“红楼交颈春无限”，戴向军当即采纳，从此，这块世外桃源般的度假村就有了正式的大号，叫“南都红楼”，并且上报华安集团总部备了案。 说吕凡凡到南都红楼来享受甜蜜当然没问题，可怎么能说是“检查指导”呢？别说，还真是“检查指导”，因为戴向军为了“一楼多用”，同时赋予南都红楼两个身份，除了作为华安集团南方接待站之外，另一个身份是南都电信培训中心。当然，所谓的“身份”，无非就是多挂一块牌子的事情。接待华安集团领导的时候，挂上华安南方接待站的牌子，接待南都电信领导的时候，挂上南都电信培训中心的牌子，特殊情况下两拨人都来了，同时挂上两块牌子也无妨。其实这些都是虚的，实质上，南都红楼就是天安公司的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戴向军个人的资产。戴向军“一楼多用”的创意当然是出于公共关系的需要，但也不离谱，并且符合南都当地老百姓的民俗习惯。在南都当地，很多老百姓逢年过节都要拜祖宗，并且很大方，有时候甚至贡上一整头烤猪，搞得老祖宗很感动，但是，拜过祖宗之后，这些贡品并没有浪费，该拿来招待客人就拿来招待客人，该自己享用就自己享用，早已经实现了“一品多用”，戴向军把自己的南都红楼今天挂上华安南方接待站的牌子，明天挂上南都电信培训中心的牌子，其做法也算是入乡随俗吧。另外还要说明一下，南都电信在这里培训是要收费的，这当然是南都电信分管副总吕凡凡对戴向军的一项关照，相当于南都电信给天安创收。因此，在正式开张之前，从工作程序上来说，吕凡凡至少要来南都红楼实地考察一次，所以，那次吕凡凡来南都红楼确实可以说成是“检查指导”，而不是单纯来与戴向军享受甜蜜的。至于吕凡凡为什么要特别关照戴向军，不用说也能想象得出。简单一点讲，此时的吕凡凡与戴向军的关系已经实现“突破”。 几个月前的那天晚上，戴向军说完“我过来”之后，没有等吕凡凡答复，立刻就开车过去了。戴向军是过来人，对女人了解，知道对于像吕凡凡这样有身份的女人，即便想男人想得发疯，也不会上赶子主动请男人到家里来。相反，就是男人主动要求来的时候，无论她们心里怎么想，嘴巴上一定都会拒绝。为了不让吕凡凡拒绝，戴向军干脆说完“我过来”之后就把电话挂了，不给吕凡凡拒绝的时间。 戴向军曾经当过吕凡凡三个月的司机，轻车熟路，放下电话没有多长时间就到了吕凡凡家的楼下。把车停好，来摁门铃了。 单元的防盗门仿佛认识戴向军，戴向军刚一按，门铃还没有来得及放开嗓子叫，就听喀嚓一声，门开了。 戴向军尽量稳住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地上了楼，来到吕凡凡家门口。没有敲门，怕晚上敲门响声大，像僧敲月下门，传得远，影响不好，于是，就用力推了一下，没想到吕凡凡的房门并没有上锁，一推就开了。 戴向军一闪身进去，立刻就把门关上，却发现吕凡凡就在门后面。可见，吕凡凡并不是天天睡觉不锁门，而是特意来为戴向军开的门。 戴向军看见吕凡凡的时候，第一感觉是她比以往小，整个人仿佛刚刚经历了脱水，缩下去一圈。戴向军估计是穿了睡衣的原故。平常戴向军见到的吕凡凡都是穿了在香港特别订做的职业装，最大特点是看上去挺拔，精神，能干，肩膀是平的，胸脯是挺的，脖子是直的，因此人就显得高大一些，现在吕凡凡穿了睡衣，而且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想躲避什么，因此人就缩进去不少，起码脖子明显缩下去不少，加上有些恐慌，体形和神态都一下子年轻许多，简直像一个少女了。 戴向军突然产生一种怜悯，感觉吕凡凡在外面那么风光无限的女人，脱了职业外套之后其实并不高大，倒是一副需要别人保护的样子。但另一方面，吕凡凡这副样子倒更像一个女人，一个能引起男人欲望的普通女人。总之，不知道是戴向军想保护吕凡凡还是想占有吕凡凡，或者是既想保护吕凡凡也想占有吕凡凡，甚至是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况下，保护就是占有，占有就是保护，反正戴向军在既想保护又想占有的双重思想支配下，一下子把吕凡凡揽到自己怀里，紧紧地抱住。吕凡凡这时候表现得真像少女，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准备好了，但没有想到最神秘最神圣的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一句话还没有说，就已经感到两个胸脯被戴向军紧紧挤压住了。她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因为戴向军的嘴巴像一个罩子，严严实实地把吕凡凡的嘴巴罩住了，她想张嘴，却正好迎接了戴向军的舌头。戴向军的舌头很有活力，像一条鱼，见到水就翻腾起来，把吕凡凡的五脏六肺都搅动开来。她显然不适应，想用手推戴向军，可戴向军一只手把她勒紧，另一只手从她睡衣的下摆伸进来，捏她的rx房和乳头，让她在四海翻腾之后再来一个云水怒。戴向军乘胜追击，顺势而下，挑过睡裤和底裤的松紧带，直接抚摩到吕凡凡身体的最私密处。 吕凡凡毫无反抗之力了。当然，也许一开始她就没打算真正反抗，所谓的反抗只是本能或象征性的动作罢了。但是，当吕凡凡想彻底开放自己的时候，戴向军却主动停止了前进。他发现吕凡凡居然是处女！戴向军做梦也没有想到吕凡凡处女！他心中对吕凡凡怜悯的成分加大，忽然产生一种罪恶感，感觉自己很卑鄙。戴向军跪了起来。而此时的吕凡凡是躺着的，一丝不挂地躺在他面前。眼睛是闭上的，还充满泪水，就跟暴露在戴向军眼前的私密处一样。戴向军伸出自己的两只手拉住吕凡凡的双手，想把她拉起来，但吕凡凡并没有打算起来，反而把戴向军向她的身上拉。虽然力气不大，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凭她那点力气是没有办法把戴向军拉到她的身上的，但吕凡凡的拉力具有指导作用，指引了戴向军的前进方向，终于使戴向军重新俯下脑袋，把整张脸填埋在吕凡凡的两个rx房之间，于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突破”。 突破是一种质变。当吕凡凡与戴向军的关系实现突破之后，她自然就给予戴向军力所能及的关照，包括她把南都红楼定为南都电信的培训中心，也包括她在天安开发南都与香港寻呼联通业务上的鼎立支持。 事实上，此时的戴向军不仅与吕凡凡的关系实现了突破，他与柯正勇的关系也实现了突破，或者说也发生了质变，并且这种突破有更具现实的意义，直接导致了过境中继线问题的解决，为天安集团实现战略突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柯正勇以相当于白送的价格“处理”给了戴向军一个度假村，戴向军当然要感谢，感谢的数目不大，只相当于度假村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就这，也是好几百万，柯正勇不吃不喝不穿不住一辈子的工资奖金福利全部存起来加上银行利息也挣不到这么多钱。正因为数目惊人，所以，柯正勇和戴向军的关系发生了质变，或者说，产生了突破。在此之前，柯正勇和戴向军的基本关系是老首长和老部下的关系，虽然他们之间关系密切，偶尔也发生权钱交易，但大家身上还都穿着遮羞布，对柯正勇来说，还可以说成是关照老部下，是爱才，是帮忙，对戴向军来说，可以说成是孝敬老首长，说成是“顾问费”，现在一下子给了几百万，就不是“孝敬”和“顾问费”这么简单了。彼此心照不宣，成了一跟绳子上的两个蚂蚱，命运一体。于是，戴向军在柯正勇面前也就不用任何遮羞布了，可以坦诚相见，有什么说什么，直接把他想实现南都和香港传呼联网计划说了，并说他已经找丁有刚打听了，只要华安集团那边出面申请，这边问题不大。 柯正勇现在也非常有经济头脑，一听就知道戴向军的设想非常好，同时责怪他不该把丁有刚扯进来，说只要华安那边出面，这边肯定没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别看他已经退休了，出面协调一下的能力还是有的。 戴向军有苦说不出，心里想，这是现在呀，当初我敢找你吗？找了你你能这么爽快吗？ 戴向军承认错误，说自己没有经验，以后还望老首长多指点，并说也就是找丁有刚打听了一下，并没有让他介入很深，真正的内幕丁有刚并不知道。 柯正勇听了戴向军解释之后放心一些，开始为戴向军争取依长征的支持出谋划策。 “你抓紧度假村的装修，如果时间不够，先集中精力装修其中的一两栋别墅，装修的档次要高，我这就出面请老依来南都检查工作。”柯正勇说。 戴向军立刻心领神会，以最快的速度把度假村外表装修一新，并集中力量极尽奢华地装修了其中的两栋位置最好的别墅，初步具备了接待依长征来检查指导的条件。柯正勇那边也不含糊，打电话给依长征说趁他现在说话还不完全等于放屁，请老朋友无论如何给个面子，来南都看看，再往后，你就是想来我也没有能力接待你了。不知道是依长征早有此意，还是见柯正勇说退就退了，不忍心不给他面子，甚至是从柯正勇说退就退想到他自己不远的将来，怕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总之，他还真来了。 依长征一到南都，柯正勇立刻动用自己还没有完全冷下去的余威，要了一辆平时只有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才动用的顶级轿车直接从机场停机坪把依长征接走。但没有接到市委接待处，而是接到“南都红楼”。在度假村的门口，柯正勇示意停车，假装请依长征下来与他一起走走，看看这里独特的风景，其实是故意给依长征一个意外的惊喜。果然，一见到大门口“华安集团南都接待站”的牌子，依长征惊呆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手下的一个南方接待站竟然是这么一个大的度假村，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建筑面积，甚至远远超过他的北京总部，依长征惊讶的程度，不亚于突然发现自己年轻时候不经意间留下的一个情种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去年刚刚进入福布斯财富排行榜，而这个超级富豪私生子竟然找上门来认他做老子一样。 不用说，在以后几天具体的“检查指导”过程中，戴向军接待得无微不至，极尽奢华，让依长征体味到在北京即使能体味也不敢体味的荣华，而柯正勇呢，则在旁边使劲举着重捶敲边鼓，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你依长征天生就是享福的命，看看你一个南方接待站就这等规模和气派，站长又这等能干和忠诚，闹得我后悔没有把这个戴向军留在自己身边，这样吧，等退休了，你就来南都，我沾你的光，我们就住在你的南方接待站，天天泡温泉，夜夜当新郎。 最后一句当然是笑话，所以，依长征听了之后与柯正勇一起哈哈大笑。 趁着笑，戴向军和柯正勇一唱一合把申请过境中继线实现香港和南都寻呼联网的想法说了。 “这是好事情呀，”依长征说，“香港就要回归了，既然都要回归了，寻呼实现联网还不是应该的吗？” “应该，应该。”戴向军和柯正勇齐声附和，如此，一桩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就在南都红楼温泉浴里面变成现实了。 第十四章 资本运营 好事逢双。要说这个“南都红楼”，还真是块风水宝地，不仅顺利地为戴向军解决了过境中继线的问题，而且还为实现南都香港两地寻呼联网筹集到开发资金。 毋庸质疑，资金问题是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具体到两地寻呼联网这个项目来说，解决过境中继线当然是第一步，但还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否则，光凭中继线是不能实现两地联网的。当初柯正勇给戴向军推荐这个度假村的时候，首先就问戴向军的资金情况，戴向军回答说资金没问题，但那是在公司正常经营状况下的没有问题，现在经过一系列的折腾，包括收购度假村的费用，给柯正勇的提成，以及装修度假村的开销，把公司的备用金甚至是流动资金折腾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再开发香港与南都联通新业务，资金上肯定存在缺口，而且是大缺口。怎么办？ 戴向军现在与柯正勇的关系已经实现突破了，所以也不用藏着掖着，对柯正勇说了实话，请他帮着想办法。柯正勇说，通过这次交往，老依对你印象不错，要不然我去探一下口气，看能不能按华安集团内部资金拆借程序解决一些。戴向军想了想，说不行，因为华安集团是正经的国家单位，与上面保持高度的一致，既然上面对南都的改革开放的支持是只给政策不给钱，那么华安集团对南都天安的支持也应该如此，只给批文不给钞票。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说法，但也多少反映了戴向军的真实想法。戴向军一方面不相信单单凭依长征的一个印象不错就真能给他拆借资金，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华安不好惹，伴君如伴虎，他不想与华安集团建立太紧密的关系，否则说不定哪一天就要惹出大麻烦。别的不说，就是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审计一下，南都天安可能就吃不了兜着。戴向军想，如果向华安拆借，还不如拉陈四宝入股了。拉陈四宝入股至少不会有诸如审计这样的麻烦，再说本来就讲好的，如果戴向军到香港发展就带上陈四宝一起做，现在开发两地联网，要在香港投资，不正好是来香港发展了吗？但戴向军不想现在就拉陈四宝进来，因为现在他的两地联网还没有正式启动，他的公司好比是原始股，一旦联网启动，公司利润将成倍增长，好比原始股获得上市流通了，股价也要成倍地往上翻，这个时候让陈四宝入股，不等于让他分原始股吗？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在商言商，戴向军不可能让陈四宝来分享他的原始成果。 既然对陈四宝都如此，那么对其他合作者当然更是考虑都不用考虑了。 柯正勇被他搞糊涂了，不知道戴向军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该怎么样才行。直到最后，戴向军才亮出他的底牌——想拿“南都红楼”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柯正勇明白戴向军的真实目的了。但同时也感到脑袋大了。柯正勇知道，如果要想用“南都红楼”向银行贷款，首先就必须让度假村合法化，而这个度假村是当年经济过热的产物，还没有完成国家政策就变了，所以手续并没有完善。别的不说，单就改变土地用途这一项，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走关系，还需要补交差价。 “钱没有问题，”戴向军说，“我可以先在流动资金上挤一点，等贷款一下来再补上。” 柯正勇在吸烟，没有说话，他发觉自己已经被戴向军套住了，想帮他得帮他，不想帮他也要帮他，否则，分分钟都可以进牢房。 柯正勇忽然发现自己很不合算，老革命了，是党的人，只要不死，每月都有退休金，而且退休金随着机关干部的工资调整不断地向上浮动，总能保持体面的生活开销，即便死了，也没关系，连火葬费都由公家出，心安理得，既然如此，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柯正勇想，闹得成天不得安宁，提心吊胆，而且还像是戴向军这小子的马仔了。 “要不然这样，”柯正勇说，“那笔提成在我那里闲着也是闲着，干脆先给你救急。” 柯正勇说的诚恳，丝毫看不出是想给自己解套的样子，但是，戴向军马上就晓得他是什么意思了。 “那怎么行，”戴向军说，“公归公，私归私，不能公私不分。公司就是再困难，也不能花您顾问的钱。怎么，您怕有后遗症呀？” “那倒不是。”柯正勇说。 “是也晚了，”戴向军说，“一码归一码。业务提成是合法的，您大可不必担心。假如真不合法，您退了也不能脱得了干系，说不定反而扯出麻烦来。哎对了，陈四宝现在在香港专门做金融服务生意，您要是不放心，我帮您把那笔提成转移出去，毛毛快拿到绿卡了吧？如果有这笔钱，直接可以申请投资移民，您也可以随时到国外享福去。” 柯正勇知道自己脖子上的套解不掉了，而且越勒越紧。既然如此，不如接受戴向军的建议，通过陈四宝的地下钱庄把那几百万的“业务提成”转移到国外，自己再卖一下老资格，帮着戴向军把度假村手续补齐了。一不做，二不休，一个几百万是死，两个几百万也是死，总不能枪毙两次吧，所以，不能白帮忙，这次不用戴向军“孝敬”，柯正勇自己就开出了条件——事成之后，直接把“特别顾问费”打到他儿子毛毛在国外的帐户上。 “没问题。”戴向军说，“绝对没问题。一切按老首长的指示办。” 虽说没问题了，但是在后来的实际操作当中还是出现了问题。问题出在戴向军并没有把“南都红楼”的产权办在天安公司名下，而是另外成立一家公司，天佑实业，并且这家新公司天佑实业的法定代表人不是戴向军，而是他弟弟。这无疑又给柯正勇的工作增添了难度。因为如果直接办在天安公司的名下，柯正勇还可以打华安牌，利用“华安”这个吓人的名字开路，工作好做许多，现在突然冒出一个不知名的所谓“天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让柯正勇把度假村办在这样一个私人企业名下，工作难度和事后风险都增大了许多。 戴向军提出增加“顾问费”，柯正勇摇头，说不是费用问题，而确实是他的能力有限，既然你愿意花钱，不如另找其他人想想办法。 戴向军感觉到柯正勇对他有情绪了，不能逼得太急，做了让步，先把“南都红楼”办在天安公司名下，实现合法化，然后再过户到他弟弟当法定代表人的天佑实业公司名下。虽然这样做不仅耽误时间，而且增加费用，但也只能这样。等一切办妥当之后，向银行贷款的事情反而简单了，因为银行向来就是势利眼，帮富不帮穷，行长跟着戴向军到“南都红楼”温泉里面一泡，浑身软了，既然有现成的手续合法的度假村做抵押，干吗不贷？ 等贷款下来之后，柯正勇后悔了。他感觉戴向军当初给他的太少了，因为这个相当于白送给戴向军南都红楼，在经历补缴差价改变土地用途等一系列手续之后，竟然被评估出几个亿的价值，而戴向军给他的总共不到一个零头。既然如此，柯正勇想，我让儿子毛毛出国干什么？当初还不如不让儿子出国，让他注册一个公司，把这个度假村“处理”给毛毛算了。不过，后悔没有用，只怪自己老不开窍。可柯正勇没有想到，“开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也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异，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是不是及时“开窍”是决定一个人能不能瓜分更多社会财富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便当初柯正勇的儿子毛毛没有出国，而是自己注册了一家公司，并且柯正勇大着胆子把这个度假村给了自己的儿子，他儿子毛毛就一定能让“野猪林”成为今天的“南都红楼”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至于戴向军后来利用这个“南都红楼”玩了一个更大的超级大阴谋，则更是柯正勇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戴向军再次去香港。这次不是陈四宝请他去排场的，而是他主动过去的，目的是实施他的两地寻呼联网计划。 事先，戴向军给陈四宝打过电话，说他要过来。陈四宝说好啊，一个人不成宴，我好长时间没有上伊丽莎白公主号了。戴向军说算了，这次就不上去了。陈四宝问为什么？是不是带着你那个吕凡凡一起过来？戴向军笑了，说不是。陈四宝说那是为什么呀？戴向军说忙。陈四宝说忙个屁，忙你还来香港，来香港不就是为了潇洒的嘛。戴向军笑笑，说不是，上次我就对你讲过，我要来香港发展，还打算和你一起做，这不，真来了。陈四宝听出戴向军不是开玩笑，就认真了一些，问他具体做什么生意？戴向军又笑了笑，说合法生意。陈四宝说我知道是合法生意，像你这样头上戴着红帽子、家里藏着绿票子的“红顶商人”，不需要做违法生意。戴向军再次笑笑，说一言两语讲不清楚，来了当面说吧。陈四宝说好，我等着你。 两个人见面，戴向军发现陈四宝手上多了一个行头——老大的一块砖头，黑的。戴向军没有问，但眼睛却盯着。陈四宝得意，当面演示，拉出一根天线，按了几个数字，然后对着它说起了广东话，像是给手下的人发指令。 “对讲机？”戴向军问。 “算是吧，”陈四宝说，“但比对讲机好，跟坐机电话连通的，想打哪里就打哪里。香港人它叫‘大哥大’，我看就是一个无线电话。” “能打国内吗？”戴向军又问。 “美国都能打。”陈四宝说。 戴向军似乎不信，让他打一个南都的电话试试。 陈四宝问他打哪里。戴向军本来想说你就打给我吧，但想到此时他人在香港，自然不能跑回南都听电话，于是让陈四宝打给周柏林，报了周柏林的电话号码。 陈四宝得意地按着键，不一会儿，通了。他不说话，手臂一伸，直接把“大哥大”递给戴向军，然后故意把脸背过去，抽烟，免得戴向军怀疑他作弊。 戴向军接过来一听，果然是周柏林“喂、喂、喂”的声音，但一时间他竟想不起来对周柏林说什么，于是把“大哥大”还给陈四宝，让他重打一个。 这次是陈四宝教戴向军怎么关怎么开怎么打，教完，不用陈四宝躲了，戴向军自己把身子背过去，开始按号码，但不是摁周柏林的，而是摁吕凡凡的。接通之后，还特意往傍边走几步，怕陈四宝听见。陈四宝说：省着点，贵着呢。戴向军回头做个鬼脸，又走得更远一点，满脸灿烂地对着“大哥大”说亲热话。 给吕凡凡打完电话，戴向军走回来，激动得满脸通红。陈四宝说你要是喜欢，送你。戴向军说不是，他想起了一个问题。陈四宝问什么问题。戴向军说，如果将来大家都用起了这东西，那么我们传呼机不是没有市场了？陈四宝说不会的，“大哥大”太贵，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买得起的人也未必用得起。戴向军不说话了。准确地说是不与陈四宝争辩了。心里想，电子技术发展这么快，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要降价，以前传呼机也很贵，也是少数人的专利，现在不是人人腰里都别着一个？于是，他马上就在心里打起了算盘，重新调整自己的发展思路。 本来戴向军是打算在香港注册一家寻呼公司的，现在看来来不及了，时间就是金钱，必须赶在“大哥大”普及之前大捞一把，因此，戴向军脑袋迅速转了几圈，几乎当即就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直接收购一家香港的寻呼台，立刻用中继线把它和南都天安对接，同时，率先降价并预收服务费，把服务费当期货做，不仅让竞争对手招架不住，而且还能保证提前兑现自己的利润，防范迟早要出现的寻呼行业降价风险。 戴向军把自己这次来香港的意图对陈四宝说了。但不是按来香港之前设想的思路说的，而是按新思路说的，说自己这次过来打算收购一家香港寻呼台，并说这就叫“资本运营”，比自己从头做起办企业强。 戴向军以为，只要他这样一说，陈四宝马上就会说好，我们一起做，这是你上次就说好的，不能变卦。但他没有想到，陈四宝的反应正好相反，不但自己没有表示要跟着做，而且还劝戴向军不要做。 “你发疯了？”陈四宝说，“维多利亚港的水有多深你知道吗？以前传呼机稀罕，呼机贵，服务费也贵，你不来做，现在这东西贱了，阿猫阿狗腰上面都别一个了，你来做，钱多了烧得吧？” 戴向军笑笑，说这些他都知道，但他有他的做法。 “天大的做法，还不都是那一套？”陈四宝说，“无非是增加一个秘书服务功能或直接中文显示罢了。你总不能找机器人代你接听吧？你知道一天有多少传呼吗？反正服务费是包月的，不呼白不呼，有些人无聊，干脆自己呼自己，搞得好象一天到晚业务繁忙的样子，但不管他们是真忙还是假忙，是真无聊还是假无聊，每个传呼都必须有专门的人接听，还要专门答复，要用多少人啊。寻呼行业说起来是高科技，在我看来，是他妈的典型劳动密集型行业。别的不说，单就香港的人工，差不多相当于内地的十倍，你能付得起吗？” 戴向军现在不是官员了，陈四宝在生意上也不再仰仗戴向军，不知不觉地，说话自然而然就摆出了老大哥的身份，教训起戴向军来了。 戴向军当然不会因为这个而生气，他知道陈四宝是为他好，但尽管如此，听陈四宝这样用自以为是的口气教训他，戴向军心里还是不舒服。毕竟，戴向军现在也是大老板了，也是没有“上级”的企业法人代表了，已经不习惯听别人教训了。戴向军本来好心好意打算带着陈四宝一起做的，现在见他这样，也就产生了想法，想着不如先不把中继线的事情对他说，这样，陈四宝自然就不要求入股，而传呼业即将走下坡路，自己早晚要金蝉脱壳，到那个时候再考虑让他进来，不是两全其美？ 想到这里，戴向军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说法。 “无所谓，”戴向军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这钱是公家的，先拿公家的前做着，如果不好，反正赔的是公家的，如果赚了，到时候随时欢迎你老哥入股。” 陈四宝不相信戴向军到香港来做寻呼生意真能赚钱，所以他不打算参加，但听戴向军说反正是花公家的钱，就没有理由反对戴向军这么做了。既然有公家买单，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就算是熟悉香港市场也好，等摸清楚香港的深浅之后，再做自己的生意。 “行，”陈四宝说，“先谢啦。你老弟在香港人生地不熟，这段时间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吩咐。” 戴向军说好，我打算收购一家香港的传呼台，但确实像老哥说的，人生地不熟，如果方便，希望老哥能陪我跑这件事情。 方便，陈四宝说，当然方便，你老弟的事情哪有不方便的。 戴向军又说，不让你白跑，有劳务费。 陈四宝把脸一板，说咱哥们还讲这个。 戴向军笑笑，说反正也不是花我的钱，公家的，不要白不要。 这下陈四宝也笑了，说公家的钱呀，早说啊，拿过来咱哥们去澳门潇洒也好啊。 戴向军说一言为定。 陈四宝说一言为定。 两个人哈哈大笑。 第十五章 后台老板 虽说一言为定了，但是后来戴向军并没有给陈四宝“劳务费”。这当然不是因为戴向军小气，恰恰相反，说明戴向军大气，因为陈四宝这么大的老板，是那种要别人“劳务费”的人吗？如果陈四宝要了戴向军的“劳务费”，或者说戴向军给了陈四宝“劳务费”，那么，不等于是说陈四宝帮戴向军打工的了吗？所以，戴向军不给陈四宝劳务费体现的不是一种小气，而是一种大气，既体现他自己大气，也体现陈四宝的大气。但大气归大气，也不能让朋友吃亏，当初自己说的话，哪怕是半真半开玩笑的话，也一定要兑现，只不过兑现的方式要做适当的改变。戴向军对陈四宝的兑现方式是：第一，这段时间他们两个在香港的一切开销都基本上是戴向军抢着买单了，陈四宝也没有争，觉得这一切顺理成章，心安理得。第二，等他们摸清了香港寻呼业的基本情况后，戴向军就迅速收购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寻呼台，而收购费用并没有通过正规渠道换成换港币，也没有按国家外汇管理的路子从南都进入香港，而是委托陈四宝通过他的“金融服务”完成了这些操作。戴向军这样做当然首先是为了减少麻烦节省时间，但也是他故意让陈四宝赚取一笔服务费，算是对陈四宝这段时间帮着戴向军一起跑的经济补偿。彼此心照不宣。 然而，直到完成收购工作，寻呼台旧名称已经更换成了“香港天安”，并悄悄地接通了中继线，开始营销策划了，陈四宝都不知道戴向军这项操作的核心内幕。 按说戴向军这样做对陈四宝是不公平的，但这也不能全怪戴向军，戴向军刚来香港那天本来是要把真实情况告诉陈四宝的，可他还没有说完，陈四宝自己就以老大哥和老香港的身份打断戴向军的话，狠狠教训了戴向军一番，搞得戴向军说不出话，表面上虽然没有生气，心里肯定不是很舒服，于是，临时改变了主意，只说收购寻呼台的事情，而没有说中继线的事情，并把这项运作的核心内幕说成是“公家买单”，而没有说是其他人无法租用到的过境中继线。因此，如果说戴向军对陈四宝隐瞒内幕确实有些不哥们的话，那么造成这种不哥们的主要原因不在戴向军，而在陈四宝自己，是他自己太自作聪明。至于后来陈四宝为这种自以为是和自作聪明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现在先不说，先说当时发生的事情。 当时的情况是陈四宝陪着戴向军完成寻呼台收购的事情之后，就问戴向军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如果没有，他就要去忙自己的那一摊子了。戴向军当然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但他对香港情况已基本熟悉，而且收购寻呼台的时候就顺便收购了一套人马，同时，周柏林和南都天安的几个重要骨干也临时抽调到香港来加强这边的工作，所以并不像刚刚来的时候那样一定要陈四宝在他身边帮忙，再说，通过这次亲身经历“金融服务”，戴向军对黄四化所从事的生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当时有很多香港老板把接海外定单的写字楼设在香港，而把完成这些定单的工厂设在珠江三角洲，如此，两边资金往来十分频繁，而通过陈四宝他们这种相当于地下钱庄的所谓“金融服务”，肯定在资金来往效率和汇率损失方面比官方的途径更简便更节省，因此，陈四宝的业务就十分繁忙，这些天陈四宝放下自己的业务，把主要精力花在陪戴向军上，也真算够朋友的了，戴向军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于是就说：行，你赶快忙你那摊子事情吧。我这边万一遇上什么搞不掂的事情，再麻烦老哥。 这时候戴向军不对陈四宝说感谢一类的话，而说如果碰到什么自己搞不掂的事情再麻烦陈四宝，听上去仿佛戴向军很不会做人，但事实上正体现了戴向军与人相处的高超技巧。对于像陈四宝这样的大老板，说任何感谢的话都是多余的，而说自己万一遇上什么搞不掂的事情再请陈四宝出马，则正好符合陈四宝的心理，体现他的重要，没有他，戴向军在香港的很多事情就搞不掂，这不正好把自己摆在小弟的位置上而把陈四宝捧在老哥的位置上吗？而陈四宝所需要的恰好就是这种感觉，而并不是空洞的感谢话。戴向军相信，陈四宝听他这样说，不但不会生气，反而更加高兴。同时，戴向军的话也留下活口，自己毕竟刚刚来香港，很难说今后一定万事如意，碰上搞不掂的事情很正常，有现在这句话在，将来万一真遇上什么坎，再请陈四宝出面也方便一些。 果然，陈四宝听戴向军这样说，立刻就感觉到了自己老大哥的身份和责任，把胸脯一挺，说行，你大哥别的本事没有，在香港红黑两道多少还是有些面子的，要不然，这“金融服务”的生意也不是什么人想做就能做的。 戴向军说那是，那是。 戴向军当晚在潜水湾设宴，正式答谢陈四宝的帮忙，而陈四宝也没有客气，欣然接受，二人的再次合作算是告一段落。宴毕，两个人暂时分开，各忙各的了。直到有一天，香港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大副刊登了戴向军香港天安的广告，陈四宝才大吃一惊。 广告的版面很大，一看就是才大气粗的主，但内容却非常简单，猛一看上去，就八个大字：“天安寻呼——两地联通”。陈四宝猛一看到报纸上八个大字的时候，有些心疼，觉得戴向军这小子太夸张了，不就收购一家破寻呼台嘛，用得着在这么多报纸上大规模宣传嘛，假大空！公家的钱不是钱！但是，当他继续往下看，看清楚广告下方那几行不起眼的小字的时候，才发觉其中的奥秘。这几行不起眼的小字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南都天安公司收购了香港某某寻呼台，将该台更名为香港天安寻呼，并与南都天安联网，从此，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将实现无阻隔寻呼，并即将实现香港与整个中国大陆的无阻隔寻呼，换句话说，就是香港天安的传呼机到大陆照样可以用，南都天安的传呼机到香港也同样畅通无阻；第二，免费入网，免费赠送一台新传呼机，只需要预交一年服务费，如果客户自带传呼机，则免费入网，并免半年费服务，条件同样是预交一年服务费。广告上面的八个大字和下面的几行小字中间是一幅夸张的漫画，画面上一个香港老板摸样的人悠然自得地在深圳河两边使用同一部传呼机，因而赢得更多的商机。 陈四宝的大脑立刻过了一道电，一闪，就知道这是好东西。同样是一部bb机，以前只能在香港用，过了罗浮桥就不能用了，不是耽误事情吗？现在天安提供的bb机是两边都能用，而且入网费为零，服务费也不比其他台贵，对于经常往返与香港和内地的人来说，傻瓜才不用。就是不经常去大陆的人，用了也没坏处啊。 陈四宝的脑袋木了一下，像是电子线路突然遭遇短路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紊乱，然后才重新清晰。他似乎突然理解戴向军为什么这么急吼吼地跑到香港来收购一家并不起眼的小寻呼台了，他在佩服戴向军戴向军的同时，隐隐约约产生一种不被信任甚至是上当受骗的感觉，感觉戴向军并没有把最重要的情况告诉他，不够意思。 陈四宝不要求朋友为他两肋插刀，但不能容忍朋友不信任他，更不容忍朋友欺骗他。那么，陈四宝想，戴向军这样做算不算不信任我或欺骗我呢？陈四宝是直性子，他不打算自己对自己玩哑谜，他要当面问清楚，如果戴向军不能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他什么话也不打算说，从此之后就当是没有这个朋友。陈四宝甚至电话都没有打，直接去了香港天安的总部。他要当面质问戴向军，当面看着戴向军的表情，看他到底是不是扯谎，怎样扯谎。 陈四宝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香港天安的总部非常熟悉，当初就是他陪戴向军到这里来考察并且一次又一次到这里来谈收购的，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所以他直接到总部来非常方便。但是，当他赶到香港天安总部的时候，却差点认不出来了。首先，这里经过装修，焕然一新，旧貌变新颜，已经完全不是当初他带着戴向军来考察和谈判的样子了；其次，这里人山人海，要求开户或转入的人真的挤破了门，大厅门口的一个玻璃门已经粉碎，钢化玻璃碎片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室外日光和市内灯光的照耀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虽然这些玻璃碎片由于经过钢化处理，不至于伤人，但制造的效果却更加狼籍，像这里刚刚经过一场枪战一样，场面超出陈四宝的想象；最后，许多小报的记者也来凑热闹，核实他们对广告内容的理解，挖掘广告背后那些没有表达的内涵，比如天安的背景，为什么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们想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们做到了，他们真能够兑现广告上的那些承诺吗？交一年服务费就可以送一台传呼机，而当时一年的服务费差不多恰好是一台传呼机的价钱，天安公司这么做，不是做亏本买卖吗？天安公司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么其他寻呼台该怎么做？是不是意味着整个寻呼行业会来一个大洗牌？他们这么做，事先与行业协会批准沟通了吗？行业协会允许他们这么做了吗？等等等等。搞得营业大厅像召开记者招待会，与陈四宝一路上的设想完全对不上号，简直怀疑自己走错了门。 当时戴向军并不在现场，负责接待记者的是原寻呼台的经理约翰陈，当时戴向军收购这家寻呼台的时候，还跟陈四宝商量，是不是继续聘用这个约翰陈当香港天安的经理，陈四宝主张不继续聘用，说这个家伙连名字都不像中国人了，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戴向军听了笑，说不能凭名字判断一个人的能力。陈四宝说能力肯定也不咋地，否则怎么能把一个企业做到被别人收购的份上？戴向军听了还是笑，说企业被收购并不一定代表经理能力差，首先，被收购的企业不一定是差企业，其次，即便以前的经营比不理想，也不能说明是经理的能力差，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是由诸多内外因素共同决定的，最后，戴向军说自己初来乍到，不如先留用吧，不行将来再换。既然戴向军这样说，陈四宝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再一想反正也是公家的钱，试试吧，所以就没有再反对，就继续用这个约翰陈当香港天安的经理。现在，当陈四宝赶到香港天安的总部，看到约翰陈在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竟然一下子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当时约翰陈很无助。不知道是记者门所问的这些问题他根本就不知道，回答不了，还是没有得到老板的批准他不敢随便乱说，总之，约翰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难堪。陈四宝也弄不明白，既然公司花那么多的钱在那么多的报纸上同时刊登了大幅广告，本身就是为了扩大影响对外做宣传，那么，这么多的记者蜂拥而至不正好是公司所希望的吗？不是正好可以口若悬河趁机宣传一番吗？怎么约翰陈可以避而不答呢？ 经理约翰陈当时满脸通红，鼻子出汗，不像是接受接着采访，倒像是受到围攻。这个时候，约翰陈是多么希望戴向军能够突然出现呀！如果戴向军出现，那么他就等于找到救星了，因为记者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戴向军最清楚，也只有戴向军知道哪些问题该怎么回答。可是，戴向军并没有出现，而约翰陈也不能把记者们撇在一边，自己去请示戴向军去，所以，他当时的表现就是很无助。 无助再往下发展就是绝望，正当经理约翰陈快要绝望的时候，救星来了！但这个救星不是他刚才所盼望的戴向军，而是陈四宝。因为正在这个时候，经理约翰陈看见陈四宝从外面走进来了。在约翰陈看来，戴向军是老板，陈四宝更是老板，因为当初来谈收购的时候，每次都是他们两个一起来的，而且，从他们两个的年龄和双方的态度看，戴向军说得多，陈四宝说的少，可戴向军十分尊重陈四宝，戴向军每次说到重要内容的时候，都要先看一眼陈四宝。约翰陈虽然名字严重西化，但毕竟是中国人，知道大陆这边的领导的职位与年龄一致，一般地，年纪越大职位越高，所以，当时约翰陈就判断陈四宝是更大的老板，或者说是戴向军的后台老板，现在，香港天安的老板戴向军虽然没有出面，但老板的老板却出现了，不是更好吗？所以，约翰陈一见到到陈四宝，并且看着陈四宝朝他这边走来，而且由于是熟人，所以还边走边点头，约翰陈马上就如释负重，当场表情绽放，脱口就说：老板来了！老板好！并立刻摆出恭谦的神态自己让到一边，把中心位置留给了陈四宝。 其实也不用经理让到一边，因为在陈四宝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记者们已经自动地实现了中心的转移，立刻以陈四宝为中心，把他围在中间，那些本来站位稍后的记者，这时候站位朝前了，当场有一种因祸得福的庆幸，仿佛春节期间大陆人排队买火车票，本来这些人是排在后面的，突然宣布这个窗口今天不卖票了，该在另外一个窗口，于是，本来排在后面的人就可能排到前面一样。 这下，该陈四宝无助了。 本来想好了是来兴师问罪的，但刚才一看到香港天安总部场面，陈四宝就差点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现在再被记者一围，更是没了主张，只感到大脑一片空白，却又莫名其妙地异常兴奋。 逃跑是不可能的，这么多记者把他围在中间，往哪跑？说软话也不行，如果说“对不起，你们弄错了，我不是这里的老板，只是老板的朋友”，不仅让自己和经理约翰陈都下不来台，而且记者也肯定不信。怎么办？此时此刻，陈四宝和约翰陈刚才的心情一样，最希望的就是戴向军出现。 “你去，”陈四宝命令道，“把戴向军给我叫下来。” 尽管不是戴向军的“后台老板”，但也不是给戴向军打工的，所以，虽然他与约翰陈刚才的处境相同，但由于身份不一样，应付这种局面的态度就不一样。约翰陈只能硬着头皮顶，而陈四宝则可以用命令的口气让约翰陈把戴向军叫下来，让他狗日的自己应付这种局面。而约翰陈呢，这时候听陈四宝以这样口气说话，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一贯判断，相信陈四宝就是戴向军的“后台老板”了，并且因为自己直接得到“后台老板”的吩咐而多少有些得意，于是，一路小跑着上楼传达陈四宝的“最高指示”了。 或许约翰陈跑到楼上把戴向军请下来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但再短的时间到了陈四宝这里都要翻了好几倍。记者们不知道陈四宝和戴向军之间是什么关系，但从刚才经理对陈四宝的称呼以及陈四宝对经理的说话口气，已经坚定地相信他们找对人了，一下子就逮住了天安的大老板，于是，他们根本不在乎经理的离去或另外一个人跟着经理一起下来，他们就逮着陈四宝不放，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提问。陈四宝这辈子什么事情都经历过，可就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所以，他既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又莫名其妙地兴奋，见眼前那么多的麦克风和闪光灯，陈四宝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排场”，这种“排场”甚至不是用金钱能买到的，于是，陈四宝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幻觉，幻想自己突然成明星了。于是，虽然没有开口回答记者们的问题，脸上却摆出了等待明天见报的表情。不过，记者不能光登照片不登内容，所以，这时候紧逼不放，一定要陈四宝说两句。陈四宝实在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好在这些年在香港生活，对关于明星的八卦新闻并不陌生，现在既然自己成了明星，哪怕不是娱乐明星，也不是政治明星，而仅仅是商业明星，直面这么多的媒体恳切提问，肯定不能一句话不说，否则，不是显得太没素质了吗？ 陈四宝不想做那种没有素质的人，他必须多少说点什么。说什么呢？ “对不起，”陈四宝说，“我不是这里的老板，只是和这里的老板在资金上有些合作。” 陈四宝这样回答倒也确实体现了自己的素质，至少没有讲假话，也没有透露不该透露的东西，而且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记者们的好奇心。 他确实不是这里的老板，但肯定与这里的老板有关系，否则，经理凭什么喊他“老板”？而他自己凭什么以命令的口气对约翰陈说话？可是，是什么关系呢？也只能实事求是，“在资金上有些合作”，不是吗？戴向军这次在香港的成功运做所需要的资金不正是通过陈四宝的“金融服务”实现的吗？所以，陈四宝说自己和戴向军“在资金上有些合作”一点毛病都没有。可这句话又能派生出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就是“后台老板”，并且，结合当时的场景，记者们只选择这种解释，因为这些记者们对香港的大老板或后台老板还是基本了解的，知道凡是真正的大老板都非常谦虚和低调，明明是一项重大投资，却偏偏要说成是“资金上有些合作”，好比大陆这边的高级领导，明明是一方土地或一个部门的诸侯，却偏偏谦虚地称自己是老百姓的仆人一样。所以，当时的客观效果是，陈四宝说完这句话之后，并没有让记者的提问平息，相反，更加热烈，更加踊跃，更加尖锐，搞得陈四宝更加“排场”、更加兴奋、更加幻想自己是明星了。恰好，就在他又要说出什么可能引起不测后果的话的时候，戴向军来了。戴向军一来，马上就吩咐经理约翰陈把陈四宝请到楼上休息，他自己来应付眼下的局面。 经理约翰陈虽然认定陈四宝是香港天安的后台老板，但县官不如现管，戴向军才是他的顶头上司，所以，他不得不执行顶头上司的指示，扶陈四宝上楼。而记者们对戴向军这样的做法也表示认同，因为毕竟，后台老板主要是在“台后”，这台前的事情当然由小老板出面应付，所以，记者们也很识相，见戴向军主动顶到了前面，也就没有继续纠缠陈四宝，甚至自动让开一条道，让约翰陈拥着陈四宝离去，转而把戴向军围在中间。 陈四宝虽然没有喝酒，但大脑基本上已经不做主，像木偶，稀里糊涂地就被经理约翰陈拥到了楼上，并且，在离场的时候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临时明星的风度，和大家挥手告别，在大明星的做派当中下意识地添加了一些大陆大领导人的习惯的动作，说明他还没有忘本，还在不经意间把多年以来在大陆看到的一切牢记在心里，并且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立刻展露出来。 在约翰陈和陈四宝看来，下面大厅的场面简直就是不可收拾，但在戴向军看来，一切都在掌握中。戴向军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就是要让顾客和记者蜂拥而至，就是要让顾客把门挤破，让记者在明天的报纸上有实在的“内容”。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戴向军特意在营业总部大门上做了手脚，一挤就碎，一碎就哗啦一地，吓死人的，却不会使任何人受伤。甚至连刚才经理一个艰难地应付记者的场面，也是戴向军事先设计好的。他事先就交代约翰陈不要在记者面前乱说话，但他自己却故意躲在上面不下来，而记者的特点是越神秘的内幕越要打听，所以效果就出来了。要不是陈四宝突然冒出来插一杠子，戴向军这时候可能还躲在上面继续喝咖啡，说不定等到有记者开始骂娘了或者约翰陈要哭鼻子了他才出面收拾残局。但现在他不得不提前出面了，因为经理约翰陈跑上来报告陈老板来了，而且在下面被记者围住了，戴向军担心陈四宝不了解情况瞎说，所以没敢耽搁，立刻就下来了，并且一下来马上就吩咐经理约翰陈把陈四宝请到楼上。现在，场面暂时静了下来，记者们暂停连珠炮一样的提问，转而等待戴向军讲话。 戴向军的讲话当然是早已经演练好的，所以，对记者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几乎都能对答如流。 关于香港天安是不是可以兑现广告上承诺的问题，戴向军的回答非常简单，说各位记者不是亲眼看到了嘛，这里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办理开户手续，你们可以随便找一个刚刚办完手续的人问一问，问他们是不是已经免费得到了崭新的传呼机就行了，如果还不相信，你们自己可以当场办理一个，亲自办一个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听了戴向军这样的的答复，不少记者都笑起来，其中有几个甚至真按戴向军的建议做了，当即办理了天安寻呼入网手续，果然免费得到了一个崭新的传呼机。 关于这样做是不是亏本的问题，戴向军回答说任何企业都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我们这样做当然也不会亏本。保障有两条，第一，现在香港世面上的传呼机其实都是大陆那边生产的，从大陆出口到香港，从批发到零售，到终端用户手上已经经历了几道，每一道都有自己的商业利润，所以价格就很高，而我们直接从大陆工厂里拿过来，没有中间环节，所以，价格非常低，即使免费赠送，也花费不了一年服务费的钱。第二，我们香港天安和大陆的南都天安是通过过境中继线连通的，所以，寻呼员主要在大陆那边完成接听工作，人工费用低，当然可以让出一部分利润给香港的客户，而不会发生亏本。 这时候，有记者问，你把商业秘密都说出来了，不怕竞争对手学去了吗？ 戴向军笑笑，说不会的，因为过境中继线不是任何一个寻呼台能够申请到的。 记者又问：那么你们怎么申请到的？ 戴向军再次笑笑，说我们香港天安是南都天安在香港的子公司，而南都天安是华安集团的下属企业，至于华安集团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具有什么背景，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商业范畴，恕我不便回答，请各位谅解。 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戴向军仿佛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一样，忙说对不起，我们中资企业有其特殊性，企业领导人不是“老板”，而是“干部”，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希望谅解，谢谢！再见！ 虽然走得突然，但也在情理之中。特别是最后几句话，非常合理，又暗藏神秘，仿佛神秘的大门虽然紧闭着，但是刚才一不小心被记者的穷追猛打撬开了一道口子，让记者们窥视到里面的风景，虽然并没有看清全貌，戴向军突然意识到了，所以又赶快关严了，但记者们已经取得了成就感，感觉自己很有本事，居然把一直紧闭的大门撬开了一道口子，而且也很幸运，因为毕竟，他们多少从这道口子中窥视到一点，比那些一点都没有看到的记者们强多了。于是，当戴向军说完最后几句话并匆匆离开之后，记者们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成就感当中，并没有继续追问戴向军，等他们反应过来之后，虽然有短暂的后悔，后悔没有再接再厉，把那道口子撬大一点，但后悔没有用，机会不能有第二次，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赶快回去写稿，把刚刚窥视到的一点东西加上合理的想象，立刻写出来，然后向主编报喜，准备明天上头条。 第二天，几乎所有的香港报纸都刊登了关于香港天安的新闻。图片自不必说，既有香港天安总部营业厅玻璃大门被顾客挤破满地晶莹剔透的场景，也有经理约翰陈面对记者提问不敢解答一脸难堪的画面，还有戴向军踌躇满志笑答提问的照片，更有“神秘后台老板”陈四宝与记者挥手告别图象。至于这些图片傍边的文字，更是不得了。添油加醋是记者的本能，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把戴向军多少带有一点神秘的话彻底神秘化，少数记者更是语不惊人不罢休，把香港天安的两地联通与迎接香港回归扯到了一起，使商业行为与政治挂钩。香港人表面上看最不关心政治，其实在香港回归前后那段时间是最关心政治，如此，几乎没有香港人不知道天安寻呼了。至于这些图片和文字后来引发的一些附加后果，则是连戴向军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 陈四宝用“大哥大”给罗罗们打电话。陈四宝现在喜欢用“大哥大”打电话，因为感觉“大哥大”比座机排场，所以，哪怕是傍边有座机，陈四宝也喜欢使用“大哥大”。不过，今天陈四宝给手下的罗罗们打电话倒不是为了排场，而是吩咐他们买报纸，每人上街卖10份报纸。罗罗们问买什么报纸？陈四宝说买上面有老子照片的报纸。罗罗们想不通报纸上怎么会有他们老板的照片，却又不敢问，就放下电话，跑到街上找报摊。本以为老板做梦没醒，说梦话，没想到跑到报摊前面一看，傻了，不但有，而且是放在头条最显眼的位置。罗罗们甚至比陈四宝更激动，以前他们只相信李嘉成、霍英东、曾宪梓这样的大老板才能上报纸，没想到今天自己的老板也上了报纸，而且是头条，那么，是不是我们老板陈四宝如今也和李嘉成霍英东曾宪梓他们一样成为大老板了呢？如果是，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些马仔也水涨船高了呢？这下，罗罗们不怀疑老板陈四宝在做梦了，而是怀疑他们自己做梦了。不过，他们显然梦得不是很彻底，还仍然保持着一份清醒，大脑还会思考，还会考虑到底是每份报纸买10份还是总共买10份。头脑特别灵光的，马上就有了自己的决断，觉得老板上报纸头条是喜事，所以，多多益善，干脆每份买10份，好在当天的报纸并没有因为刊登了陈四宝的照片而临时涨价，每份报纸买10份也不至于导致个人破产，大不了到时候带给自己的老婆孩子熟人邻居共同喜庆就是，而那些脑筋死的，则不敢擅自做主，打电话回来问陈四宝，到底是一共买10份还是每个报纸买10份。陈四宝也是第一次体验当明星的感觉，还不是很适应，沉浸在喜悦之中还没有完全拔出来，所以，根本没有来得及思考这个问题，听马仔们这样一问，他也傻了，不过，老板毕竟是老板，陈四宝不会被这个小问题难倒，想了想，马上就做出了科学决策：大报每份买10份，小报每份1份。就这样，当罗罗们赶到陈四宝住所时，还是把他的大客厅变成了报纸仓库。 虽然客厅暂时改变了功能，但陈四宝仍然很高兴，这时候面对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马仔们，也能做出只有大人物才能做出的对部下的亲切与和蔼，见有些马仔因为提了太多的报纸而累得满脸通红，居然破天荒地说出“同志们辛苦了”这样的话。不过，说完之后，似不妥，这里是香港，没有人说“同志”，如果硬这样说，闹不准被误解成同性恋。陈四宝不是同性恋，所以赶快纠正，改说“弟兄们辛苦了”。而他的马仔们却不计较这些，不管陈四宝说“同志们辛苦了”还是说“弟兄们辛苦”了，他们都满脸谄笑，表现出一副非常恭敬甚至受宠若惊的样子，仿佛从陈四宝嘴巴里出来的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满嘴的金子。 陈四宝经历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排场。 当然，“排场”不一定是物质上的，有时候是心理上的，在某些场合，甚至更主要是心理上的。事实上，“排场”有时候是“风头”的另一种表述。陈四宝突然发现，自己虽然可能比戴向军更有钱，但肯定不如戴向军排场，对于商人来说，除非自己做到了李嘉成霍英东曾宪梓那个份上，否则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排场”，但红顶商人例外，对于像戴向军这样的红顶商人，由于有官方背景，即便不是李嘉成霍英东曾宪梓那样的大老板，也照样可以排场。比如眼前这堆积如山的报纸，不正是这种排场的最好左证吗？虽然罗罗们在欢呼他们老板的荣耀，但陈四宝自己心里清楚，这完全出于一场误解，荣耀的主角其实并不是他，而是他的好朋友戴向军。 不需要旁人提醒，陈四宝已经实现了自我觉悟。昨天，当他被约翰陈拥到楼上并喝了一杯咖啡之后，当即就意识到自己几个月前对戴向军的教训是错误的，甚至是幼稚可笑的，所以，没有等戴向军从下面上来，陈四宝就悄悄地溜走了。今天，早上一起床看到报纸，觉悟得到进一步提升，提升到羞愧的程度，不但不再想着要当面质问戴向军了，而且还羞于再见到他，但是，毕竟是第一次上报纸，尽管明知是一场误会，却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澎湃，而陈四宝又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实在不忍心独自一人享受光荣，不得不“大哥大”通知罗罗们上街买报纸，与其说是为了收藏，不如说是尽早与马仔们分享欢乐。果然，马仔当中不乏溜须拍马巧言令色者，这时候面对满客厅的载着老板头像的报纸，自然把陈四宝与李嘉成霍英东曾宪梓等大老板放到同一平台上吹捧，就差没有做出后来者居上这样的超级评价了。 马仔们在众人拾柴火焰高让陈四宝感受颠峰排场的同时，自己也分享到了空前的喜悦，再走出门的时候，不仅说话声音比以往高，而且像下巴下面撑了块木版，头颅低不下来，不得不把脑袋台得老高。不过，他们的老板陈四宝明显更有城府，在经历短暂的沸腾之后，回归平静，开始思考具体问题。 陈四宝清楚，纸是包不住火的，如果不能真正成为香港天安的老板，谎言早晚都要被戳穿，到那个时候，旁人怎么看？自己的马仔怎么看？人活着不就是一张脸嘛，为了这张脸，陈四宝也要成为戴向军真正的后台老板。 陈四宝设想了一下，成为天安的真正老板也不是坏事，赚钱不赚钱且不说，但就是这份排场，再多的钱也是买不来的，况且，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自己现在的个人资产虽然不能与李嘉成霍英东曾宪梓这样的大老板相比，但也肯定是一辈子吃不完花不光的，再往下发展，说到底还是为了这张脸。再说，现在想不假戏真演也不行呀，就是没有那个童言无忌的小孩出现，皇帝的盛装也早晚被人戳穿，所以，陈四宝现在必须成为天安的老板。 陈四宝甚至做了退一步的打算，就是不能成为天安的后台老板，起码也应该成为天安的股东，而只要成为股东，哪怕是股份很小的股东，也是老板之一。考虑到为戴向军提供金融服务可以被说成是“在资金上有些合作”，“老板之一”当然能被说成是“后台老板”。陈四宝相信，凭自己和戴向军的关系，成为“老板之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陈四宝已经记起半年前他请戴向军来香港排场的时候戴向军曾经亲口说过的话，说如果他戴向军来香港发展，就带着陈四宝一起做，现在戴向军不是来香港发展了吗？不是应该兑现当初的承诺了吗？陈四宝相信戴向军不是那种不守信用的人，起码对他陈四宝不会。 想清楚了，陈四宝就主动给戴向军打电话。照例，没有使用座机，而是使用大哥大。不过，这个时候陈四宝使用大哥大而不使用座机倒不是为了排场，而仅仅是因为习惯，什么事情一旦习惯了，做起来就自然了，一自然了，就成为一种气质了。陈四宝现在用大哥大给戴向军打电话，就显示出一种那个年代作为一个老板的特有气质。 电话打通之后，陈四宝不说话，先是一阵狂笑，笑得不可遏止，笑得排山倒海，给戴向军的感觉是当时陈四宝被人绑了起来，然后在他脚底上抹了盐，再牵来一只羊，让羊舔他的脚掌心。 陈四宝这样笑当然并不是因为当时有羊在舔他的脚心，也不是真因为碰上了什么令人好笑的事情，而是出于羞愧。可是，世界上哪有因为羞愧而狂笑不止的呢？世界上有没有并不重要，关键是陈四宝有。事实上，这顿狂笑是陈四宝精心策划的，不这样狂笑，他实在找不出其他法子来掩饰自己的羞愧。 刚开始戴向军被陈四宝的狂笑弄糊涂了，甚至也跟着他莫名其妙地傻笑了一阵，但他很快就明白陈四宝是笑报纸上照片的事情，因为陈四宝笑着笑着，就说出他下面的罗罗们向他祝贺的事情。 “这下麻烦了，”陈四宝说，“大家都认定我是天安的股东了，如果你不让我入一股，我还真没脸见人了。哎，我可记得你当初说过，说只要你老弟来香港发展，就带着老哥我一起做，现在我被逼上梁山了，你可不能失言。” 戴向军当然明白陈四宝的意思，但现在就让陈四宝参股他不甘心，于是说：“是啊，可我上次探你的口风，你好象没兴趣，我以为你看不上小弟这小本买卖呢。” “上次你没有说清楚，”陈四宝说，“如果我知道你有两地联网这张王牌，我哪能不上赶子。” 戴向军不是很高兴，想，你倒不吃亏，有王牌就做，没有王牌就不做，说到底是见利益就上，见风险就躲。既然你能这样想，我老弟何尝不能这么做。 “好啊，”戴向军说，“不过，我这毕竟挂着国有的牌子，想拉老哥入股也要等适当的时机。” 这话当然动听，但等于没说，在生意场上，陈四宝算是戴向军的师傅了，当然知道所谓“等适当的时机”跟拒绝没什么两样，但毕竟比直接拒绝好听，不会引起陈四宝的翻脸，既然不翻脸，那么就要继续争取，否则，拖得时间越长，希望越渺茫。 “说的也是，”陈四宝说，“不过你老弟的能量我知道，不管挂什么牌子，还是你说了算，只要你想拉着老哥一起做，就肯定能做到。” 戴向军没想到陈四宝态度这么坚决，而且逼得这么紧，如果再不给个态度，这朋友就做不成了。考虑到两个人的交情，即便不能继续做兄弟，起码也不能成为敌人，况且陈四宝早有言在先，他在两条道上都有路子，自己刚来香港不久，如果真与陈四宝结仇，对自己将十分不利。 “行，”戴向军说，“你老哥要是真有心，我这里肯定没有问题，不过参股是大事情，不是在电话里面能说清楚的，找时间我们碰个面，我把公司的底细亮给你，然后再商量入股的细节，你看怎么样？” 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陈四宝还能说什么，只能说行，我听你老弟的安排，你说什么时候见面就什么时候见面。 “就这两天。”戴向军说。 在此后的两天里，陈四宝焦急地等待着戴向军的电话，而戴向军则在疯狂地收钱。由于报纸不断地刊登关于天安的“独家报道”，天安寻呼家喻户晓，第一次营业大厅玻璃门被挤碎是戴向军事先策划的噱头，第二次就是真的了，事先并没有做手脚，玻璃门还是照样破了，并且还差点伤了人。营业部每天的收入可想而知。 一年的服务费对任何一个香港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大数字，但是，成千上万个客户加在一起就成天文数字了。 由于开户数量超出预算，事先预备好的寻呼机供不应求，戴向军不得不采取临时措施，先入户，后送机，相当于内地医院病人看病需要先缴费挂号排队然后才能看医生一样。本来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广告上的承诺，理应受到广大用户的抵制，但却意外地得到了用户的谅解，而且，越这样做，似乎就越能体现天安寻呼的紧俏，好比越是专家门诊门口排队越长一样，一时间，拥有天安传呼机成为一种时尚，谁没有天安传呼机就仿佛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总之，这一措施推出之后，非但没有减弱用户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仅仅只有两天时间，戴向军就收回了本次运作的全部投入。 当然，“两天”是个并不确切的数字概念，可以理解成正好两天时间，也可以是三天五天甚至十天半个月。对戴向军来说，多多益善，他不相信所谓的百年老字号，那是清末民初的概念，现在是高科技时代，日新月异，今天有钱今天赚，明天寻呼行业不赚钱了，立刻放弃，再进军新行业，比如进军陈四宝手上那个“大哥大”行业，所以，说起来是“两天”，其实他的生意整整红火了将近两个月，把本来该一年甚至是今后几年赚的钱在两个月之内全部提前收回来了。而对于陈四宝来说，他当然希望所谓的“两天”就是今天加明天，最多是明天加后天，但是，当后天也过去了的时候，他仍然没有等到戴向军的电话。这期间，陈四宝不止一次想主动打电话给戴向军，甚至想好了电话接通之后先不说入股的事情，而说一些其他事情，等其他事情说热乎了，再仿佛突然想起来一样，不经意地提一下入股的事情。有那么几次，陈四宝已经开始用他的大哥大拨号了，但拨到一半，实在拨不下去，想着自己还是大哥，也不是在香港混不下去没有饭吃了，一定要入戴向军狗屁天安公司的股，上赶子不成买卖，即便是入股天安是天底下最好的买卖，自己也不能不顾脸面硬往里面挤呀。所以，那段时间尽管陈四宝天天想着要找戴向军，却每次都忍住了。然而，正当陈四宝对这件事情已经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戴向军约他了。 见面之后，戴向军先诉苦，抱怨这些天忙得天昏地暗，晕头转向，连今天是几月几号都分不清楚了。然后说有生意给陈四宝做，说他在香港收的这些服务费，自己一分钱也没有落下，全部用来买传呼机送客户了，由于传呼机厂在深圳，跟香港之间隔着一条虽然不宽但非常难以逾越的小河，所以还是要通过陈四宝的“金融服务”走资金。最后戴向军才说到入股的事情，说他不能让大哥吃亏，香港天安是南都天安的子公司，如果他吸纳陈四宝入香港天安的股，就等于是请大哥帮小弟打工了，这是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妥当的，所以，这些天他一直苦恼，想着怎么样既让陈四宝成为香港天安名副其实的老板，又不能让大哥有给小弟打工之嫌，想到昨天，刚刚想明白，干脆，直接请大哥入南都天安的股，而只要陈四宝入南都天安的股，就是香港天安名副其实的“后台老板”了。 戴向军说他忙得晕头转向，陈四宝不能确定他说的是真是假，因为他自己现在已经有些晕头转向了。天下能有这样的好事情？戴向军这么多天不与他联系，像是故意躲着他，怎么今天突然就说要让他入股了，而且是入南都天安的股？不错，如果他陈四宝入了南都天安的股，确实就是香港天安的“后台老板”了，可既然连参股香港天安都推三推四，怎么这么容易就入南都天安的股了呢？前些天陈四宝说要参股香港天安的时候，戴向军还说公司毕竟是挂着国营牌子的，想入股并不简单，香港天安既然是南都天安的子公司，那么如果说香港天安挂了国有招牌，南都天安不直接就是国营企业了？国营企业的股是他这个持南太平洋岛国身份的陈四宝想入就能入的吗？难道大陆在这方面的政策比香港更加宽松吗？ 陈四宝觉得戴向军变了，变得已经不再是在南都证照中心当副主任时候的那个转业干部了。变得不如以前单纯了。变得开始玩心眼了。变得把心眼玩到他大哥头上了。 陈四宝有些伤感。他伤感如果连戴向军都不能信任，他还可以信任谁。尽管他早知道，商场无父子，麻将无尊卑，商场上即便有所谓的真诚，也是为下一笔生意所做的必要铺垫，而如果不考虑下一笔生意，可能就一点真诚都没有了。这个道理陈四宝懂，不是今天才懂的，而是十年之前就懂的，或者说，在他认识戴向军之前就懂了，但是，懂得一个道理是一回事，接受一个道理是另外一件事情，虽然陈四宝明明知道商道无道，但还是渴望自己的生活有真道。当初他之所以拉戴向军一起做生意，除了看中戴向军的位置以及这个位置所掌握的权力能为他所用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看中戴向军的单纯，看中戴向军当时无功不受禄以及对柯正勇并没有过河拆桥的品质上，所以，陈四宝在逃离南都的时候，没有忘记往戴向军的帐户上汇入最后一单生意的利润，在风头过去之后，他没有忘记主动与戴向军联系而延续他们之间的友谊，在戴向军成立自己的公司之后，没有忘记几次三番地请戴向军来香港“排场”。他所做的这一切，无非是想在浑浊的商海当中寻觅一汪清澈。直到从报纸上看到香港天安铺天盖地的广告，陈四宝意识到戴向军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对他隐瞒了，他很生气，立刻赶过去当面质问他，却也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自己的信念，并没有因此怀疑他的同乡小兄弟敢耍他，只当是戴向军一时疏忽或一时糊涂最多是一时耍点小聪明罢了。但是，当他今天听了戴向军这一番表白之后，陈四宝的心凉了。他清楚，戴向军经过这么长时间考虑说出的话做出的事，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用疏忽或糊涂来解释的。他伤感，为自己伤感，更为戴向军伤感，他由此断定戴向军由于入道以来太顺利了，所以就有些忘乎所以了，长此以往，肯定要栽跟头，栽大跟头！如果放在以前，陈四宝在这样伤感之后，肯定会善意地提醒戴向军，劝他不要得意忘形，不要头脑发热，不能利令智昏，玩得太大，走得太远，所谓“玩完”“玩完”，玩得太过了也就完蛋了。但是，现在陈四宝不会再劝戴向军了，现在陈四宝的心已经凉了。毕竟五十出头的人了，心热起来不容易，凉下去更不容易，而一旦凉下去，再热起来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陈四宝决定不动声色，将计就计，看你戴向军往下还怎么玩。 陈四宝脸上摆出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说好，好，好，还是我老弟考虑得周到，说实话，这么长时间你没有跟我联系，我还怪罪你呢，心里不知道骂了你多少次，骂你小子发达了，就不带老哥玩了，对不起，真对不起，老哥错怪你了，老哥这就向你赔罪，晚上我请客，这次我们不上邮轮，直接去澳门。 这就是陈四宝，明明已经看清楚戴向军，打算不动声色将计就计，却又故意表现出存不住气的样子，故意把前段时间对戴向军的不满表露出来。当然，他不是真存不住气，他相信，自己这样反而更加让戴向军信以为真。果然，戴向军听了陈四宝这一番表白之后，非常大度，说这也不怪大哥生气，换上我也会有些想法，所以，谈不上谁对不起谁，如果要说对不起，那也应该是小弟对不起大哥，是我忙糊涂了，没有及时跟大哥沟通，才引起大哥的误解和猜忌，现在大家说开了，没事了，你这就帮我走资金，深圳方面还等着这笔资金给我发货呢，而大哥入主南都天安的时候，大哥不用操心，全权交给小弟办理。 接着，他们就讨论了细节。当然，所谓的讨论其实就是戴向军说陈四宝听，因为戴向军似乎把一切问题都考虑周到了。比如关于陈四宝个人身份的问题，戴向军说他已经了解清楚了，虽然他在香港持南太平洋岛国的护照，但在中国大陆的身份并没有注销，可以继续使用。戴向军还说，陈四宝只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提供他在大陆中国的身份证复印件，二是在一系列文件上签名。陈四宝自然又是一连说了几个好、好、好，说一切听老弟的，一切听老弟的。陈四宝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与十年前第一次认识戴向军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除了皱纹比当初深了一点之外，没有任何变化，而戴向军则不同，脸上的表情不同，内心的想法也不同，连脸上的皱纹分布也与当初不一样。当然，关于他内心的想法，只有戴向军自己知道，旁人是看不出来的，包括他同乡老大哥陈四宝从表面也看不出。不过，他是真看不出来还是假看不出来，就只有天知道了。 第十六章 做壳和债务重组 戴向军对陈四宝说的并非全部是假话。这段时间戴向军确实很忙，忙得晕头转向。不过，他不是在香港忙，而是在南都忙，不是忙公司的具体业务，而是忙公司的债务重组。通过接手“南都红楼”度假村和收购香港的寻呼台，戴向军忽然发现，资本运营才是真正的“运做”，它所产生的利润是陈四宝这样做产品买卖生意的人所想象不到的，因此，戴向军打算从此之后就专门做资本运营，而具体的产品运做，则交给下面做具体工作的人去做就行了。比如香港天安开张之后，他就把那边的具体业务交给了约翰陈。，当然，考虑到约翰陈是在西方文化下长大的，太讲规矩，即便是做具体的产品买卖生意，也不是很合戴向军的心意，所以，他特意把自己最得力的干将周柏林派过去帮忙，并且周柏林还带了一帮人，如此一来，戴向军自己就可以完全抽出身子在南都忙他的资本运营了。 上世纪90年代，大陆中国资本运营还仅限于重组，包括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而对于绝大多数由高等院校金融专业毕业的所谓资本运营高手来说，他们所了解的还仅仅是资产重组，戴向军虽然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系统教育，甚至也没有看过多少金融方面的书，但他悟性好，无师自通，竟然一下子就想到了债务重组。 当然，说戴向军无师自通并不确切，因为他有老师，这个老师就是赵新民。 赵新民就是银行的那个赵行长，当初戴向军由柯秘书长牵线与赵新民认识后，极力扮演财大气粗为人豪爽的样子，很快就与赵新民混得熟得不能再熟了，然后，在根本不具备贷款条件的情况下，由赵新民主动出招，采用打时间差的方法，完成一桩先放款后抵押的违规操作，解决了南都天安的启动资金问题。当然，戴向军没有让赵新民白忙，而是按贷款总额的三个点给了赵新民“咨询费”，从而建立了双方牢不可破的关系。如此，戴向军就通过自己的实践打破了人们关于“商场只有永恒利益没有永恒友谊”的神话，确信只要两个人一起违法乱纪，就有可能维持相对较长的友谊，比如他和赵新民，就维持长达十年的亲密关系。虽然十年并不代表永恒，但人生有多少个十年？人的一生中在商场或官场上驰骋能有几个十年？如果不是很苛刻，在商场或官场上的十年也差不多就是“永恒”了。 戴向军与赵新民能够维持十年亲密关系的关键在于那个“咨询费”。“咨询费”奠定了两层关系。第一，实际上是行贿，属于违法行为，两个人都违法，行贿违法，受贿也违法，为了保证两个人都不受法律的追究，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双方的亲密关系，互相不揭发，互相不出卖，互相包庇，所以，这十年里戴向军和赵新民两个人的友谊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牢靠。第二，“咨询费”确立了师生情谊，表明在资本运营上赵新民是老师，戴向军是学生，他们两个都是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中国人，懂得一日为师终身问父的道理，所以，两个人长达十年的关系是建立在祖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有底蕴，不会轻易动摇。当然，能够维持长达十年的密切关系，与他们两个都会“做人”分不开。对戴向军来说，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不仅甘当小学生，而且是个尊重师长的好学生，包括不断地虚心请教，请赵新民到哈尔滨“考察”冰灯节，为赵新民报销一切可以出具的票据，甚至在麻将桌子上故意为赵新民老师点炮等等，做得比赵新民儿子还周到。对于赵新民来说，自然懂得来而不往非君子的礼教，但“来”是装进个人腰包，而“往”则动用手中的权力，基本做到了晦人不倦，不仅主动帮戴向军办理贷款展期，使戴向军从他们银行的贷款实际上可以永远不用偿还了，而且当戴向军进军香港急需资金的时候，赵新民还主动与他一起策划共同完成了用“南都红楼”抵押贷款的操作。这一次，也就是陈四宝在焦急地等待戴向军电话的这一次，戴向军在南都所忙碌的，则是仍然需要赵新民提供及时有效“咨询”的债务重组。 所谓债务重组，在戴向军这里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本来用“南都红楼”抵押的贷款“重组”成由南都天安为天佑实业担保的贷款，这样就可以把“南都红楼”这块资产从抵押中解脱出来，相当于“解冻”了。第二步再把天佑实业的贷款“重组”成南都天安的贷款，这样，天佑实业就是一个没有负债只有优良资产的“纯”公司了，到那个时候，戴向军再考虑让天佑实业上市，在证券市场上再大捞一把，等捞够了之后，还可以让它反过来“收购”南都天安，再次套现。考虑到南都天安有一个子公司在香港，“外资注入”的概念肯定能让天佑实业股价翻番，与庄家配合得好，二级市场照样可以完成一次圈钱运动。 关于天佑实业，其实是个“壳”，是戴向军当初为了承载“南都红楼”而专门做的“客”。要说这个“客”，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前面说过，戴向军的天安实业是挂靠在华安名下的，尽管只是“挂靠”，但真要认真起来，他麾下的资产理论上属于国有资产，所以戴向军一直有一快心病，就是担心早晚有一天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天地真被收归国有了。如果那样，那么他不是白忙一场了吗？特别是“南都红楼”到手后，他更不希望这个大金娃娃被贴上“国有”的招牌，所以，他当时就注册了“天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并且法定代表人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他弟弟的名字，因为从理论上说，戴向军是国家干部，属于“公家人”，而他弟弟是农民，完全是“私人”，如此，“南都红楼”这个金娃娃就完全成为他的私人财产了。可他的想法没有得到柯正勇的支持。柯正勇认为，把“红楼”过户给天安，是公家对公家，方方面面都好说，即使将来遇上什么别扭，也好解释，而过户给天佑，国家财产过户给私人，不是问题也能闹出问题，所以，他当时就表示爱莫能助，实在要做，戴向军可以找其他人帮忙，他保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戴向军当然就只能做出让步，把“红楼”先过户到天安名下，然后再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转移到天佑名下，并以“红楼”做抵押，从银行弄了大笔贷款。现在戴向军所做的所谓“资本运营”，就是进一步把“红楼”解放出来，经过所谓的“债务重组”，把天佑公司原先由“红楼”抵押的贷款，“重组”成由天安为天佑担保的贷款。外行人可能不明白他这样做的意义，但内行人知道，他如此这样一“重组”，“南都红楼”就完全变成一快独立的私有资产了，就与天安没有一点关系了。不仅如此，天佑从银行的贷款将来万一偿还不了，或者戴向军明明有能力偿还却偏偏不愿意偿还，那么，银行也无权查封更不能拍卖“南都红楼”，而只能按连带责任去查封天安的资产。考虑到天安公司理论上是所属华安集团的国有资产，所以，即使发生这种情况，损失的也不是戴向军，而只能是国家。 这是一个完整的策划，这样高超的资本运营策划单凭戴向军的悟性是不能完成的，所幸他有一个好老师赵新民。赵新民不但帮戴向军策划还能帮戴向军操作，正是由于赵新民的存在，才使得戴向军的策划具有可操作性。当然，戴向军的个人悟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某些级细微的细节上，戴向军甚至青出于蓝胜于蓝，比赵新民考虑得还要周到。比如让陈四宝入主南都天安这个环节，就是赵新民没有想到而戴向军独立思考出来的。 戴向军在香港说打算让陈四宝入股南都天安从而成为香港天安真正的“后台老板”也是实话，并没有忽悠老大哥的意思，而且这件事情并非嘴巴说说，其实已经在着手做了。 作为整个计划的第一步，戴向军已经实现，现在，天佑实业在银行将近两个亿的贷款已经由度假村抵押“重组”成由南都天安为天佑实业担保了，戴向军现在要做的是第二步，也就是把天佑实业从银行的贷款“重组”成南都天安从银行的贷款，使贷款主体发生变更。傻瓜也看得出，这一步更关键，也更艰难。虽然有行长赵新民的全力配合，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就是谁来为南都天安提供担保的问题。如今银行也是企业，也开始推行风险管理，无论赵新民怎么配合，将近两个亿的贷款，没有落实有效担保是不可能实现“债务重组”的。就是说，把债务转嫁到天安头上可以，但如果没有人为天安担保，那么从银行管理这边考虑，是无论如何也通不过的。一开始，戴向军以为是“咨询费”的问题，于是，承诺如果办成这件事情，他愿意出更高比例的“咨询费”，但赵新民态度坚决，拿出相关的规定给戴向军看，并主动要求戴向军通过其他途径再打听，看到底是他赵新民不配合还是这道坎他实在绕不过，最后，终于使戴向军相信，要贷款就必须有抵押，没有抵押就必须有担保，现在既然有意要把“红楼”从被抵押的状态下“解冻”出来，那么就只能考虑担保，不解决担保问题是没有办法实现他的第二步“债务重组”的。 戴向军照过去方针办，找柯正勇，但柯正勇当时正在忙着出国探亲，一副去了就不打算再回来的样子，所以根本没有心情替戴向军想这个问题，明显是应付。柯正勇没经过深思熟虑，只略微想了一下，随口就说这事情好办，再让天佑实业反过来为南都天安担保就是，气得戴向军心里直骂他老糊涂了，如果再让天佑实业为南都天安担保，我费这么大劲忙“债务重组”干什么？ 柯正勇到底是真老糊涂了，还是已经对戴向军把他拖下水产生了怨恨，故意不把他的事情放在心上，只有柯正勇自己心里清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他关于让天佑实业反过来为南都天安担保的建议确实是馊主意。戴向军之所以要忙“债务重组”，就是为了让他的资产从“国有”帽子下解脱出来，当初创业初期，为了获得某些特权，戴向军特意给自己找了一顶“红顶”，现在国家政策宽松了，对民营企业不歧视了，戴向军自己的翅膀也硬了，这顶“红顶”该发挥的作用差不多也发挥完了，如果再不及时脱掉，自己这些年辛辛苦苦创下的产业，从理论上讲还属于华安集团的，换句话说，还属于“国有”的，这怎么行？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出面较真这件事情，但眼下没有较真并不代表永远不会较真，戴向军所要做的，就是想在还没被人较真之前，自己赶快从这个“红帽子”下面抽身，把天安公司资产转移，掏空，让天安成为一个只有负债没有资产的“壳”，到那个时候，估计就是戴向军想请人来较真，也没有人来较真了。谁愿意和只有负债没有资产的“壳”较真呢？既然如此，他怎么可能傻到反过来让自己的天佑实业来为南都天安担保呢。所以，戴向军心里骂柯正勇老糊涂了并不冤枉他。 戴向军也想到了让南都电信为南都天安担保。他把想法对赵新民说了。赵新民说这样最好，只要南都电信能为你担保了，其他的事情我来做。 赵新民不是说大话，南都电信是南都最大的效益最好的国有企业之一，而且现金流量大，偿还能力强，如果它能为天安担保，对银行来说风险最小，银行方面当然求之不得。可是，南都电信能为戴向军提供担保吗？ 戴向军在吕凡凡身上下功夫。下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真“功夫”。 吕凡凡单身一人，不缺钱，她还常常为戴向军买名牌，所以，戴向军在吕凡凡身上下功夫不能使用“咨询费”，而只能身体力行。 戴向军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戴向军了。不仅不是十年前陈四宝眼中那个刚刚从部队转业的戴向军，也不是十个月前吕凡凡床上那个小心翼翼的戴向军，而是具有过人胆识和体魄的戴向军了。通过跟陈四宝到香港和澳门排场，戴向军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本事，这些“本事”他不好意思用在自己老婆身上，却非常好意思用在吕凡凡的身上。戴向军和老婆结婚十几年了，感情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但毕竟是老夫老妻的了，十几年来一直沿用他们习惯的方式进行身体交流，如果戴向军某一天突然把从香港或澳门学了的新姿势用在他们夫妻之间，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好比两个老乡在一起，一直说着家乡话，如果哪一天其中的一个突然改口说普通话，肯定是不好意思一样。退一步说，即便戴向军脸皮厚，硬是这么做了，老婆在新奇之余一定感到好奇，肯定会问戴向军跟谁学的，到那个时候，戴向军该怎么回答呢？尽管老婆想也能想得出戴向军这些年在南都一定不会完全没有沾女人，但老婆猜想是一回事，由他自己亲口承认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事情是可以说却不可以做的，但也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而不可以说的，比如戴向军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碰别的女人的事情，就是能做而不能由他自己亲口对老婆说的。为了不亲口对老婆说，戴向军就不能在老婆身上实践新尝试，但却可以把这种新尝试用在吕凡凡身上。起初，戴向军是为了尝试而实践，换句话说，戴向军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需求而在吕凡凡身上采用新“本事”的，后来，为了能让南都电信为天安提供担保，戴向军这样做在主观上就不是为满足他自己了，而是为了满足吕凡凡。所以，应用起来就更加投入，更加细心，更加以满足对方的感受而控制自己的节奏。果然，戴向军的努力让吕凡凡心旷神怡，心花怒放，死去活来，吕凡凡由此就感觉是戴向军给了她新生，就更加主动地为戴向军购买名牌服装、名牌钱包、名牌领带、名牌皮带等贵重物品。 实事求是地说，吕凡凡在戴向军身上花钱完全是主动的和心甘情愿的，丝毫没有被戴向军引诱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吕凡凡这么做也是为了她自己，因为她实在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表达自己对戴向军感激和报答，只有在戴向军身上花钱了，她才感到一丝欣慰。每次看到戴向军身上穿着自己为他添置的新衣裳或新领带，吕凡凡心头就立刻充满爱意，就感觉自己是个被爱且有所爱的女人，就当即从心底里产生一种要直接表达这种爱和被爱的欲望，就要做爱，而每次戴向军都能最大限度在她身上尝试最新的表达方式，甚至，某些方式并不是他从香港和澳门学来的，而是活学活用，推陈出新，自学成才发明创造出来的，因此，也就更容易让吕凡凡激情彭拜。但是，戴向军想要的并不是名牌，而是担保。 在一场死去活来之后，戴向军说出了自己苦恼。 那一天是在“南都红楼”，在他们激情彭拜之后，戴向军说“南都红楼”是他们俩的乐园。 吕凡凡把头埋进戴向军的怀里，露出幸福的微笑，表示是的。 戴向军说但这个乐园其实并非真正属于他们的，而是属于银行的。 吕凡凡把自己的脑袋从戴向军的怀里抽出来，疑惑地看着他，不解。 戴向军叹口气，说因为“南都红楼”已经抵押给银行了，所以，严格地将，她属于银行的，不属于我们的。 吕凡凡露出焦虑，同时抚摩戴向军，安慰他。 这时候，戴向军才说出想让南都电信为天安担保的来龙去脉。 吕凡凡当然愿意为戴向军做一切，并且她也认为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担保一下嘛，也不用南都电信出钱。 说服吕凡凡之后，戴向军还特意安排吕凡凡和赵新民一起吃了饭，让赵新民为吕凡凡打气。赵新民心领神会，对吕凡凡说，所谓的担保也就是一个手续，不会对南都电信正常的经营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甚至都不需要在公司财务报表上反应。 赵新民这样讲也不能说是欺骗吕凡凡，因为按照当时的财务制度，对外担保确实不需要在报表中显示，所以，从表面上看，南都电信对天安公司担保确实不会对他们正常的经营活动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但是，有一点他没有对吕凡凡讲清楚，或者是他故意没有对吕凡凡讲清楚，那就是，一旦发生天安公司不能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况，那么，南都电信就要承担连带责任，换句话说，万一将来天安公司无力偿还这笔贷款，南都电信就有义务替它偿还。 无知者无畏。吕凡凡听行长都这么说，胆子更大了，当即就表示没问题，这事她包了。她哪里知道，一旦她这么做了，就等于承担替南都天安承担将近两个亿的债务了，因为戴向军根本就没有打算偿还这笔贷款，为逃脱债务，他准备连整个天安公司都不要了，要不然，他怎么说让陈四宝来接手南都天安呢。戴向军请陈四宝来入主天安，就是打算有朝一日当天安被他掏空，根本无力偿还贷款的时候，让陈四宝来当他的替罪羊。所以，戴向军关于他打算让陈四宝入主南都天安，从而成为香港天安真正“后台老板”的说法完全出于真心，绝非戏言。现在，他已经在陈四宝面前挖好陷阱了，并且把陷阱画成馅饼的模样，就等着陈四宝自己往里面跳了。 戴向军对陈四宝太了解了，不用他引诱，陈四宝自己就会往陷阱里跳。这不，这两个月戴向军因为在南都忙“重组”，暂时把陈四宝晾在一边，陈四宝急得喉咙要冒烟，这次戴向军去香港一松口，陈四宝当场眼睛里面闪金光，恨不能当天就能入主南都天安，成为香港天安名副其实的“后来老板”。而只要陈四宝接手南都天安，即便吕凡凡那边南都电信最终没有为天安提供担保，天佑实业所欠银行的债务没有被戴向军“重组”到南都天安名下，戴向军也有退路，大不了，到时候让天佑实业玩金蝉脱壳，把已经“解冻”的度假村卖掉，使天佑实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壳”，并让它自生自灭。反正只要赵新民当行长，就不会采用法律的手段追讨这笔贷款，万一哪一天赵新民不当行长了，或出现了什么特别的意外，银行突然想到通过法律手段追缴逾期贷款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反正天佑实业是“壳”，没有任何偿还能力，按照担保合同，南都天安承担连带责任，换句话说，就是让南都天安偿还天佑实业所欠银行的贷款。而到那个时候，戴向军早已经与南都天安脱离了关系，那时候南都天安的老板是陈四宝，就让陈四宝来做这个替罪羊吧。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戴向军的整个计划都是万无一失的。 但是，戴向军毕竟是有良心的人，想到让陈四宝当自己的替罪羊，心里多少有些与心不忍，但他很快就从自责中摆脱出来，自己在心里说服自己，想着即便发生这种情况，也是陈四宝自讨的，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害谁，害自己只能是他自己，你陈四宝那些钱本来就来路不正，今天散去，算是回归社会，不冤枉。这么想着，戴向军又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这些钱来路也和陈四宝差不多，如果散去，也是回归社会，不冤枉，再往深一想，周围的这些“红顶老板”，他们哪一个的钱来路那么正？哪一个散去都是回归社会，都不怨望。不过，到底哪一个最后被散去，哪一个最后不但不散去，反而越聚越多，就只能看个人的造化了。说到底，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所遵守的法则是一样的，都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羊吃草狼吃羊，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羊同情狼，如果大哥陈四宝是羊，我不吃他，别的狼也会来吃他，如果陈四宝是狼，我是羊，他吃我戴向军我没有任何抱怨。自然界的法则残酷，生活中的法则同样残酷，任何法则都是残酷的，我们改变不了法则，没有必要为法则的残酷而悲天悯人。如此一想，戴向军就坦然了，就心安理得地坐等陈四宝自己往陷阱里跳了。 不出戴向军所料，陈四宝果然主动往里面跳了。虽然挨着做“大哥”的面子，不好意思主动上赶子，但只要戴向军提出要他在什么文件上签字，他立刻就签字，连文件的内容都不仔细看一遍，闹得戴向军自己都不好意思，感觉自己完全是和一个傻瓜做生意，没劲。有一次，戴向军因此还提醒陈四宝，说凡是遇到签字的事情，都应该慎重，起码要认真看清楚才落笔。陈四宝听了这话当然感激戴向军，并且有些不好意思，说是的，他是这样的，凡是遇上要签字的文件他都要仔细看清楚才签字的，有时候是熟人，是朋友，不好意思当面认真看，他就让人家放在这里，等对方走了，自己才认真看，看清楚了，第二天才签字。 “可对你老弟不能这样呀，”陈四宝说，“咱们之间不是熟人，也不是朋友，而是兄弟呀。如果要是连弟兄都不相信，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算了。” 说得戴向军脸都红了，不知道是感动得还是惭愧得。 有那么一刻，戴向军甚至想放弃自己的计划了，他觉得陈四宝说得对，如果连自己的兄弟都欺骗，那么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毕竟是有区别的，在自然界，狼吃羊合理，但毕竟狼是狼羊是羊呀，是两种不同的物种，如果是同一种，比如狼吃狼，就不合理了。那么，我戴向军就算不是人，是动物，但也是和陈四宝属于同一种动物呀，我这样“吃”他应该吗？ 戴向军想到了找其他人来当替罪羊替换陈四宝。但找了一大圈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再说即便找到合适的人了，对陈四宝该怎么解释呢？难道说对不起，大哥，我本来打算骗你的，现在不打算篇你了。而如果不这样说，而是找个其他理由，更不行，陈四宝一定以为我变卦了，说话不算话了，更麻烦。最后，戴向军又只好往回想，想这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把南都天安卖给陈四宝，最多就是把本来属于陈四宝的一部分金钱划到了我自己的名下，而不是真像狼吃羊一样剥夺了陈四宝的生命，换句话说，并没有真的“吃”掉陈四宝，所以，不应该脸红。 陈四宝往陷阱里面跳的过程比戴向军想象得要顺利。事实上，戴向军根本就没有推他，完全是陈四宝自己往里面跳的。比如转让价格问题，戴向军原来最担心的就是转让价格，他怕在这个问题上与陈四宝之间产生不愉快，所以，在报价的时候特意打了一点埋伏，准备让陈四宝有个讨价还价的余地，谁知道陈四宝一点异议都没有，一个劲地讲好说好说，咱兄弟之间好说，你老弟说多少就是多少。不过，在付款方式上，陈四宝提出一点小要求，说他的钱都滚在生意里面，接手天安之后，他打算不做原来的“金融服务”生意了，毕竟那是违法生意，自己穷的时候，没有地位，管他违法不违法，只要赚钱就行，现在承蒙你老弟关照，带我走上正道，从此之后我再不做违法生意了，一心一意做好天安生意，但是，从原先生意当中退出来需要一个过程，道有道规，我不能今天说不做明天就把钱全部收回来，如果那样，得罪人不说，生意上的朋友如果知道我以后再也不做“金融服务”这一行了，也就不考虑以后长期合作的问题了，在最后一单上放我一个鸽子也说不定，所以，要慢慢减少，逐步退出来，因此，入主南都天安的费用也只能一笔一笔地支付。 陈四宝态度诚恳，入情入理，说得戴向军想拒绝都没有理由，关键是陈四宝一口一个兄弟，连转让价格这么原则的问题都没任何异议，戴向军在付款的细节上要是一点都不让步，他自己都说不过去。最后，戴向军只好同意分期付款，但要求陈四宝尽量缩短付款时间。陈四宝说那当然，那当然。 办理过户手续的过程也比戴向军想象得顺利。本来在工商管理局办理企业股权变更手续时，要求双方都必须亲自到场，当面核对身份，当面签字才有效的，但陈四宝和以往一样，害怕回南都，说什么也不敢亲自回来，闹得戴向军以为节外生枝了，好在这时候戴向军已经是相当规模资产的大老板，身边自然聚集了一些鞍前马后的人，这些三教九流的人围在戴向军身边当然是想占他便宜，但偶尔也能帮他出点力，比如这次办理过户手续，就得益于他们当中的一个。这个人是专门与工商管理部门打交道的，靠这个生活，他说只要老板舍得花钱，这事情他包了。戴向军问要多少钱，这个人说了一个数，戴向军一听，大大低于他的预想，当即答应，并承诺事情办成之后另外再给一个红包。果然，这以后戴向军在这个人的安排下请工商局具体办过户手续的科长吃饭唱卡拉ok，还上了小姐，第二天办手续的时候，找了一个年龄和外貌与陈四宝类似的人，冒充陈四宝，一点周折都没有费地就把字签了，把变更手续办了。 幸亏过户手续办妥了，否则，戴向军那张完整的“重组图”中间就要发生断裂，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吕凡凡那边传来坏消息。 问题不是出在董事长那里，而是出在丁有刚这里。 本来，吕凡凡和戴向军都以为最不会出问题的就是丁有刚这里，因为丁有刚是戴向军的战友，吕凡凡还是通过丁有刚才认识戴向军的，所以，吕凡凡甚至指望与丁有刚一起做董事长的工作呢。关于南都电信为南都天安担保的事情，戴向军和吕凡凡商量过，由吕凡凡先探一下丁有刚的口气，如果顺利，戴向军就不亲自出面，不要没事找事，搞成这里面有什么勾当一样，反而引起别人怀疑。如果丁有刚态度暧昧，那么戴向军就亲自出马，请丁有刚帮忙，并承诺事成之后给一定的好处。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吕凡凡刚一探丁有刚的口气，丁有刚就十分坚决，说吕总你不是开玩笑吧，对外担保这么大的事情，不是我们两个能够决定的，要董事长亲自在担保合同上签字才行的。吕凡凡当时还没有感到事态的严重，还在笑，笑着说她知道，所以才没有去找董事长，而是来找你丁有刚，找你一起和我去做董事长的工作。丁有刚摇摇头，说这个工作他做不了。吕凡凡问为什么？丁有刚说不要讲做董事长的工作了，从我这里就通不过，我们凭什么要为天安公司担保？我们为他们担保，意味着一旦天安公司无法偿还银行贷款，就要由我们南都电信替他们偿还债务的。我们发疯了？ 吕凡凡听了这话当然不高兴，心里想，装什么假正经，我们也不是没有对外担保过，你跟戴向军还战友呢。不过，吕凡凡并没有把对丁有刚的不满立刻表露出来，仍然笑着，半开玩笑半真地对丁有刚说，戴向军不是外人，南都天安也是国有企业，我们公司也不是没有对外担保过，既然能帮别的企业担保，怎么就不能为天安担保。 吕凡凡这话有所指，因为就在前不久，南都电信刚刚为广信集团提供过贷款担保，而广信那边关系正好就是丁有刚这条线。 丁有刚当然听出吕凡凡这时候说这话的意思，马上就反驳，说：“那不一样，我们跟广信集团是互保，他们为我们担保贷款，我们为他们担保贷款，数额相等，风险是对等的。” 吕凡凡把情况告诉戴向军。戴向军立刻就后悔自己太高估吕凡凡了。他回想起当初丁有刚说的话，说吕凡凡在南都电信副总中的排名比他后，对于做企业的人来说，把“排名”看得不是很重，但对于官场上的人来说，“排名”就相当重要了，官场上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成功，有时候就完全看“排名”，南都电信虽然也是企业，但其前身是国家职能管理部门，丁有刚吕凡凡这些人原本都是“官”，现虽然做企业了，但头脑中的“官念”并没有完全改变，还是按照官场的习惯考虑问题。根据这个习惯，既然吕凡凡比丁有刚的“排名”朝后，那么，她有什么资格与丁有刚谈对外担保的问题？不错，戴向军确实不是外人，但既然如此，你戴向军干吗自己不当面找我？而让一个“排名”比我后的副总来做我的工作？ 智者千虑也有一失啊。戴向军非常后悔自己没有亲自找丁有刚谈这件事情。后悔那段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陈四宝和赵新民身上了，以为吕凡凡在南都电信根基深，是老书记的人，在南都电信这边，自己只要身体力行地牢牢抓住一个吕凡凡就行了，而忽视了与丁有刚的“沟通”。 虽然后悔，但戴向军却不能在吕凡凡面前有所表露，否则事情就会越办越糟。戴向军发现，人们常说的祸不单行并不是一种迷信，而是有科学道理的。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之后，当事人往往急噪，不冷静，草率处理，所以，又接着发生更加不愉快的事。戴向军提醒自己不要祸不单行，要冷静，在打算亲自约丁有刚的同时，千万不能冷落吕凡凡，所以，此时此刻尽管他心里相当懊恼，却也在吕凡凡面前强颜欢笑，说没什么，我再单独约他一下，行就行，不行我还有其他办法。 为了强颜欢笑，就必须有所作为。当戴向军在吕凡凡身上作为的时候，尽管不断提醒自己要一如既往地保持高昂的热情和干劲，但越提醒越力不从心，老是分心。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吕凡凡确实不年轻了，身上的皮肤缺少张力，敏感部位的颜色不鲜艳，体内散发的气味也不诱人，甚至，当戴向军强迫自己用嘴作为的时候，还突然闻到了一种难忍的臭味，一阵恶心，差点呕吐出来。好在戴向军自控能力很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地把事情做完了，没有让吕凡凡察觉出他是勉为其难的。 稳定住吕凡凡之后，戴向军没敢耽误，立刻就联系丁有刚。他知道这时候越早跟丁有刚沟通越好。早了还能解释，晚了则连解释的余地都没有了。 戴向军给丁有刚打电话，说请他吃饭。丁有刚没有推辞，爽快地答应，从而让戴向军看到了事情还有转机的希望。 两个人见面之后，戴向军一改以往先闲扯，后谈正事的习惯，而是先发制人，没等丁有刚开口，上来就把事情挑明了。 “有一件事情我正要向你请教。”戴向军说。 忘坚强笑笑，心里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戴向军不在乎丁有刚的态度，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说话。说：“吕凡凡说你们南都电信可以为我们南都天安担保，我知道这事情不容易，所以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如果你觉得可行，我就下功夫，如果不可能，我干脆找别的企业，不耽误时间了。” 戴向军这样说当然是经过充分考虑的。既要给足丁有刚的面子，也不能让自己丢面子，而且说的也是实话，如果当着他的面，丁有刚的答复还是不留余地，那么，戴向军也只能放弃这个念头了，至于是不是能找别的企业担保，当然是后话，与丁有刚无关。 “你还是趁早找其他企业吧。”丁有刚说。 戴向军听了相当的不舒服，立刻理解吕凡凡为什么生气了。戴向军此时有些看不上丁有刚的为人处世，想，就是拒绝，也不用这么直接嘛，换上我，至少会说我这里没有问题，问题在董事长，或者再加上一句，根据我的估计，董事长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等等。如果这样，起码在面子上给戴向军一个台阶，但丁有刚硬是连一个虚假的面子和半个台阶都没有给戴向军。 他妈的！ 戴向军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但嘴巴上却问：为什么？ “这事我做过，”丁有刚说，“前不久我们刚刚和广信集团搞了相互担保，知道里面的程序。说实话，别说我只是一个副总，就是董事长兼总经理都帮不了你。除了担保合同外，还要形成董事会决议，每个董事都要在决议上签名。” 戴向军仍然不是很高兴，心里想，这不用你说，我也不是没有办过贷款，前段时间我们南都天安还为天佑实业搞过担保，当然知道除了担保合同之外还需要董事会决议，但这都是手续问题，董事长工作通了，自然就能形成董事会一致决议了，这点还要你说？ 心里虽然这么想，但表面上还是微笑着点头，表示赞同丁有刚的观点，或鼓励丁有刚继续把话说完。 丁有刚大概也看透了戴向军的心思，继续说：“我们公司和你们那里不一样，十三个董事，其中五个是电信局班子成员，这些人是我们的上级，怎么会给我们面子？我们董事长见了他们都像孙子，何况我们？” 这个问题戴向军倒是没有想到，现在听丁有刚一说，还真觉得有道理，虽然说起来南都天安也是国有企业，但他那个“国有企业”与南都电信这样国有企业不一样，天安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国有企业”，而南都电信则是由国家职能部门转变成的正儿八经的国有企业，天安只有三个所谓的董事，而南都电信有十三个董事，而且其中有些董事是上级主管部门班子成员，丁有刚说的在理，这些人作为上级，确实不会卖下面公司领导的帐，那么，这件事情是做不成了？ 戴向军有些沮丧。 丁有刚显然一直在观察戴向军的反应。这时候见戴向军有些沮丧，便说：“我这样一口回绝你其实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对你讲实话，换上其他人，不管做成做不成，我起码会说我这里没有问题，问题在董事长和另外十二个董事。如果那样，白领你一个人情，但最后还是办不成，让你多花钱不说，还耽误你时间。” “谢谢！”戴向军说。 戴向军是真心说谢谢，不是说客气话，更不是说反话，他承认丁有刚说得对，更感觉丁有刚能这样不打官腔直接把结果告诉他确实是已经非常够朋友的了。 丁有刚听到“谢谢”两个字倒有些不好意思了，笑笑，说没什么，换上你，也会这么对我的。 戴向军心里咯噔了一下，想，如果是我，我能这样对他说真话吗？恐怕不会。 这么说着，两个人就达成了相互谅解，甚至开起了玩笑。丁有刚问戴向军给吕凡凡灌什么迷魂汤？戴向军当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但不好做正面回答，这种事情，是做了就不能说，说了就不能做的，现在既然做了，考虑到丁有刚和吕凡凡是一个单位班子里的同事，戴向军当然死活不能说，于是就打岔，问丁有刚最近怎么样，有没有扶正的可能，如果扶正，是不是需要走什么关系，上什么手段，如果需要，丁有刚自己不方便，他戴向军愿意出面，出钱出力在所不惜。 丁有刚听这话当然高兴，也就不在戴向军给吕凡凡罐什么迷魂汤的问题上深究了，而是说到他们系统内部的一些事情。说他们南都电信说起来是企业，但班子的任命权还在电信局，不伦不类，所以，是不是扶正并不在于个人工作能力，而在于上面有没有人。 戴向军虽然对丁有刚说的事情不是真感兴趣，但由于是自己挑的话头，出于礼貌，还是认真听着，并不断地点附和。 丁有刚再次说到吕凡凡，说吕凡凡上头就有人，条件比他好，但她自己不上心，好象当个副总就革命到头的样子，并没打算更上一层楼。 戴向军本来是敷衍的，但听着听着也就听出了名堂，丁有刚第一次问戴向军到底给吕凡凡灌了什么迷魂汤可以理解成完全是开玩笑，第二次再把话题扯到吕凡凡身上，显然就不是开玩笑了，似乎是有所指，到底指什么呢？戴向军在心里问自己。 “男女有别，”戴向军说，“男人的事业心比女人强，也可是说是事业周期比女人长。男人四十事业刚刚开始，女人四十就考虑退休了。哎，老兄，你可以让吕凡凡的关系为你所用呀。” 丁有刚一愣。 戴向军不说话了。为丁有刚斟酒，劝丁有刚吃菜。但丁有刚显然没有心思喝酒，也没有心思吃菜，而是想听戴向军往下说，说怎样让吕凡凡上头的关系为他丁有刚的扶正发挥作用。可此时此刻的戴向军似乎已经忘记刚才所说的话，而一个劲地斟酒劝菜，完全是一副非常单纯的朋友相聚的样子。于是，他们之间的气氛又重新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对劲。 突然，戴向军说话了。说：“如果互保呢？” 戴向军这个问题很唐突，与他们正在谈论的问题接不上，所以，丁有刚听了之后，一个激灵，想，你小子真行呀。 “如果银行认可，当然没有问题。”丁有刚说。 “银行方面当然没有问题。”戴向军说 丁有刚又想了想，想着自己肯定不能被戴向军牵着鼻子走。 “你找其他单位吧，我们这边刚刚获得一笔贷款，暂时并不需要资金。”丁有刚说。 “不行，”戴向军说，“其他单位我不认识人，银行也不一定认可。” “那你就等吧。”丁有刚说。 “等什么？”戴向军问 “等我当一把手呀。”丁有刚说。说完，没等戴向军笑，他自己就哈哈大笑起来。 戴向军当然也跟着笑了起来。但是，他没有笑多长时间，立刻就严肃起来，把脑袋往丁有刚面前凑了凑，压低声音说：“这里面是有费用的。反正跟谁做都是做。与其把好处给别人，不如咱兄弟自己做。” 丁有刚一听，也不笑了，并且把眼睛眯上了。 第十七章 忏悔无门:圈子圈套 真是天意！当警车终于停下来的时候，这个感觉再次从戴向军的脑海中蹦了出来。 原来，报告会的场地竟然就是南都党校礼堂——戴向军刚来南都时参加“黄埔二期”培训的地方！当初正是在这个礼堂，柯正勇被选举为“黄埔二期”的班长，戴向军被培训部主任推荐为柯正勇的联络员，柯正勇成为戴向军的“首长”。也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戴向军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大潮，并最终从一个观潮者变成一个弄潮儿，成为南都大地上一颗耀眼的企业家和“天安帝国”的主宰，而今天，还是在这个地方，他却身穿囚服，沦落为人民的罪人。整整二十年，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戴向军从起点又回到原点，而留给他的，只有悔恨，没有怨恨，要怨，也只能怨自己，怨自己在个人资产膨胀的同时欲望也得到了无节制地膨胀，怨自己为了实现一个并不罪恶的目标采取了罪恶的手段。假如生活可以重新开始…… 戴向军与丁有刚后来又谈了什么无人知晓，因为后来他们俩谈话的声音非常低，低到只有他们两个自己能听见。 其实他们俩到底谈了什么已经并不重要，即便南都电信能为南都天安的银行贷款担保，估计也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能够办理下来的，因为正像丁有刚自己说的，他不是董事长，即便他是董事长，也还有一个说服其他董事一起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名的问题，考虑到丁有刚要当上董事长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能够搞掂的事情，所以为天安担保也就不可能杂短期内实现。从另一方面说，南都电信是不是能为天安担保对戴向军也已经并不是很重要了，能做更好，不能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毕竟，天安已经不是他戴向军的了，戴向军已经把南都天安整体转让给陈四宝了，万一贷款主体“重组”不成，只要戴向军把南都红楼卖掉，让天佑实业重新变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壳”，那么，即使将来银行来追讨欠款，也只能按担保协议要求陈四宝来承担连带责任，替天佑实业偿还银行贷款了。所以，戴向军的工作重心又发生了转移，转移到出让“南都红楼”上来了。 “南都红楼”的出让并不顺利。主要是标的太大，找不到合适的买家。而整个“南都红楼”度假村是一个整体，不好分割，所以，更曾添了出手的变数。不过，戴向军是个不服输的人，越是难度大的事情越能激发他的挑战性。他毕竟是做过资本运营的，思路宽阔，想着如果单纯把“南都红楼”度假村当做一个产品出售，这么大的标的，确实很难找到合适的买家，但如果把它当成某个上市公司资本运营的道具，那就简单了。按照这个思路行走，戴向军很快就发现找到了一个广阔的市场。但是，正当他整体出让南都红楼有些眉目的时候，出事了，出大事情了！ 陈四宝跑了。 跑得不声不响，跑得无影无踪，和他第一次从南都消失一样，突然从香港消失，消失得就好象世界上从来就没有陈四宝这个人一样。 也确实没有这个人。陈四宝早已经是南太平洋岛国的公民，他在那个岛国上的名字肯定不是“陈四宝”。 所不同的是，当年陈四宝从南都消失的时候，还没有忘记把最后一笔利润属于戴向军的部分打到了戴向军的个人帐户上，这一次正好相反，陈四宝消失的时候，一分钱没有给戴向军留下，把他所能卷走的钱财全部卷走了。不仅把香港天安帐户上的资金全部卷走，而且把南都天安帐户上的资金也全部卷走。考虑到陈四宝是专门做“金融服务”生意的，很在行，所以，这些资金和他的人一样，走得干干净净，一点踪迹都没有，查都没有办法查。 直到这个时候，戴向军才发现自己为陈死宝精心设计的陷阱有一个天大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分期付款。由于是分期付款，事实上，陈四宝只支付了很少一点资金，就全面接管了南都天安和香港天安，然后，采用延缓支付甚至延缓发工资以及变卖资产的办法，迅速把天安公司变现掏空，然后资金和人一起消失地无影无踪。如此，真正跳进陷阱里面的就不是陈四宝，而是戴向军自己了。 真是自己挖的陷阱自己跳啊！ 更为糟糕的是，陈四宝刚刚消失，有关部门就收到一封检举信，信中揭发关于南都天安的整体转让是非法的，无效的，因为当初在工商管理部门签字的并不是受让方陈四宝本人，而是戴向军单方面找人冒充的。有关部门接到检举信之后，立刻对备案文件签名笔记进行鉴定，果然发现“陈四宝”的签名前后几份文件不一致，不是前面的签字有假，就是最后的签字有假，因此认定股权变更无效，撤消原先的变更，并追究戴向军的相关责任。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陈四宝把南都天安和香港天安全部掏空了，连准备发放的当月工资都没有留下，而这个巨大的窟窿，只能由戴向军来填补。 戴向军慌了。大陆这边还好说，香港那边的人员工资可是一天都不能拖欠的，否则，事情马上就会闹大。考虑到香港回归即在，如果这时候闹出这样的事情来，那就真吃不了兜着走了。 戴向军顾不得脸面了，动用他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紧急筹钱，先解燃眉之急。 按照习惯，他第一个想到的是陈四宝，因为陈四宝是他的同乡好兄弟，是他从官场步入商场的引路人，两个人也一直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这时候戴向军在经济上发生危机，当然第一个想到他。但是，想到陈四宝之后，戴向军自己就笑了。苦笑。眼下他的危机正是陈四宝将计就计突然消失才引起的，这个时候他居然还能想到请陈四宝来帮他解围，不是很好笑吗？ 戴向军甩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让自己清醒一下，马上就想到了找柯正勇。 对，找柯正勇，柯正勇虽然退休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关键时刻他要是出面，多少还是有些办法的。那么，柯正勇会不会帮戴向军这么忙呢？对此，戴向军是有把握的。虽然这段时间戴向军因为忙收购忙重组，并没有和柯正勇多来往，但他相信老关系就是老关系，毕竟，柯正勇是拿了他几百万“提成”的，不看情面看钱面，当初戴向军打算要用天佑公司承接“南都红楼”的时候，柯正勇觉得为难，曾经主动说戴向军真要是缺钱，他可以把戴向军给他的“提成”还给戴向军，上次戴向军肯定不会接受柯正勇的这个建议，但这一次戴向军情况紧急了，如果柯正勇还这样说，戴向军倒有可能考虑先接受的。但是，当戴向军赶到柯正勇家之后，非但没有筹集到一分钱，反而贴出去几百块。因为柯正勇家只剩下保姆，保姆声称饿了好几天了，见到戴向军，立刻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拉住不放，痛哭流涕。戴向军问怎么回事。保姆说柯正勇走了，出国看儿子了，他自己先走的，去那边之后，就打回来一个电话，说他在那边水土不符时差不对，去了就生病了，要夫人赶快过去照顾他，夫人接到电话之后，立刻也过去了，走的时候还对保姆抱怨，说既然水土不符，就回来嘛，于是，就什么东西也没有带，把整个家交给了保姆，说自己去了就把柯正勇接回来，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保姆都饿肚子了。 戴向军看看柯正勇的家，确实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动，但他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知道没动都都是不值钱的东西，真正值钱的早就转移了，柯正勇不会回来了，所谓的什么都没有动，包括保姆都没有辞退，是表面现象，是为了掩人耳目。 同病相怜。戴向军感觉自己的处境并不比柯正勇家的保姆好多少，甚至比保姆更艰难。他很想告诉保姆事情真相，又觉得这样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于是掏出几百块钱，说是柯正勇请他转交的，他们在国外暂时回不来了，让保姆回老家吧。 戴向军又想到找赵新民，因为赵新民得过他不少的“咨询费”，二人也算是有交情。找赵新民，从近期说，可以借用赵新民一点私房钱，先解然眉之急，从长期看，既然南都红楼暂时还没有出手，又从抵押担保当中“解冻”出来，完全可以再用它做抵押，重新贷款，重振天安！但是，戴向军还没有来得及去找赵新民呢，就获知赵新民刚刚被“双规”了。戴向军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尽管赵新民“双轨”的起因可能与他无关，但被“双规”之后，谁还敢保证不把他的问题扯出来？ 最后，戴向军找到吕凡凡，吕凡凡立刻把自己的私房钱从定期存单上取出来，让戴向军拿去发员工的工资。 戴向军从吕凡凡手上接过钱时，百感交加，竟然膝盖一软，跪了下来，涕不成声。 戴向军的报告做完了。台下鸦雀无声，既没有掌声，也没有嘘声，只能听见轻轻的叹气声。这声音是从听众席上传出的，不知道这些高官和高管是在为他们自己叹气，还是为戴向军的最后结局叹气。 临出礼堂时，戴向军瞥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丁有刚。 丁有刚没有接戴向军的目光，仿佛他们俩根本就不认识。 戴向军重新上了警车。狱警给戴向军戴上手铐。 警车启动了，沿着原路返回，这样，戴向军在回去的路上，就又能看见那个曾经让他达到辉煌顶峰的“南都红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