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衣警察》 第一章 萌萌不会生炉子，没人会嘲笑她。她是女孩子，本来就该不会。 可是，他也不会。他是男的，一米七八的个儿，居然也不会摆弄这只小小的、看上去是那么简陋的铁炉子。虽说这炉子和他家里使着的完全一样，可是从吃过晚饭到现在，小厨房里已经青虚虚地浮了一顶子的烟，他也没能把蜂窝煤的火眼儿给弄红。 尽管萌萌已经说：“算了，明天再生吧。”但他还是半跪半趴在炉子跟前，不甘心爬起来。这下，在萌萌面前又露了一个怯！萌萌最近好像一下子知道了他的许多短处，说话的口气里，时不时地要带一点嘲弄的味道了。他说不清是气恼还是难堪，背脊上竟刺刺地冒出些躁汗来。 “倒风。”他悻悻地爬起来，拍拍手，掸掸衣服，看了萌萌一眼，“真是倒风。”他很认真地补了一句，随即又觉得愚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萌萌果然笑了，“我又没说你不会生。”他盯着萌萌略带戏谑的笑容，等着她说出自己最忌讳、最提防的那类话来，活像阿q缩着脖子在等假洋鬼子的棍子。 “——你呀，刚认识你的时候，还真以为你特别能干呢，其实你好多还不如我呢，太笨了。” 他干瞪着眼，一时又找不出什么证明自己不笨的论据来，脸上红得很难看。 “这能怪我吗？”他糊里糊涂地冒出这么一句。 “你笨，还能怪别人？”萌萌奇怪他居然说出这种傻话来。 怪别人，怪谁呢？要怪，就得怪他的家，怪父亲。说这话就算有点没良心吧，可事实就是这样，他的低能，他的懦弱，他的孩子气，全是父亲给惯出来的，没错！ “哎，志明，今天到医院看你爸爸去了吗？”萌萌一边收拾着炉铲、火筷子之类的家什，一边问他。 “去了。”他说，“过几天，要给他会诊，医生说他鼻子大出血，可能不完全是高血压引起的。今天还给换了个小病房，两人一间的。” “是吗？那可真不容易。” 可不是吗，像父亲这样一个当初的“走资派”，现在的“逍遥派”，有职无权的人，能住上两人一间的小病房，确是不容易的。给父亲看病的女大夫人挺好，周志明前几天从湘西回来才知道，她爱人原来也是南州大学的学生，就是当初父亲挨斗游校的时候，硬叫他敲那面破锣的那一位。也许小病房就是这女大夫给想的办法，算是替她爱人道道歉吧。谁能在前些年那种“你死我活”的日子里过一辈子？谁没有一点善良和同情？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是他陪父亲到那个小病房去的，房子挺不错。父亲的情绪也格外好起来，新鲜地环视着粉白的屋子，像个土气的乡下人那样用手试着按了按软软的病床，好像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似的。父亲能有这样一个安顿，的确是件大喜过望的事，可事情也并不都那么尽如人意。负责这个病房的那位上了年纪的护士长和那位年纪很轻的护士，就叫周志明大大地不痛快。护士长大概快六十岁了，眼力却很拙，竟然用又细又软的声音对父亲问道：“是您儿子吗，在哪个中学念书啊？” “哈——”父亲大笑起来，响亮的声音简直就不像个病人，“你看，我说你一身孩子气吧，谁见了你都把你当成中学生哩。”父亲对护士长说：“他都工作七八年了，在公安局工作七八年了。这孩子从小没出过门，没独立生活过，都快二十二岁了，还像个孩子。” “爸！”他气恼地皱起眉头，“高血压是不能这么大声说笑的。” “嗬，还懂得挺多呢。”年轻的护士也打趣地笑起来，那神情，活像是在逗个小孩玩。 他心里恼羞不平，索性扭过脸，不说话。 真的，是不是他的外表太富孩子气了？为什么别人总会对他有这种误会呢？直到现在，望着眼前冒青烟的倒霉炉子，他还在为那个年轻护士藐然的讪笑感到别扭。 其实，在单位里，在工作中，在一本正经地板起脸的时候，他已经很像个二十七八岁的大汉子了，这两年在科里同事中间甚至还博有一点老成持重的印象。可一在父亲身边，为什么总还给人一种中学生的感觉呢？父亲总说他是个孩子，总说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个大人，可父亲又总不拿他当大人对待，总是习惯当着外人用手去摸他的头，拍他的脸蛋，前几年，连在澡堂子里洗澡都怕他洗不干净，非要亲手给他搓一搓背才放心。一个大小伙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叫一个老头子搓背，该是多么难为情的场面啊。他开始常常违拗不过，只得红着脸由他去搓，把头勾得低低的，生怕熟人看见耻笑。这几年，由于他一再固执地拒绝父亲这一传统的宠爱，才算从那种尴尬中解放出来。 人们常喜欢这样概而论之：对孩子，爸爸总不如妈妈…… 哦，妈妈，对他来说是多么遥远、陌生而又绕口的字眼儿啊！ 母亲是在他三岁时病死的，她留给他的全部印象都来自那几张半黄照片上清秀文静的面容。父亲为什么一直没有再娶，他是不尽了然的，只听说母亲在弥留之际曾要求父亲等儿子长大一点再结婚。母亲死后，父亲是很爱他的，超过了一般父亲对儿子的爱，把父性的宽怀慈厚和母性的温柔细致混合在一起倾注在他的身上。他尽管没有母亲，但在心灵上却并没有丧母的痛苦和压抑，他仍然得天独厚地度过了黄金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如果不算“文化大革命”头几年作为走资派子女的那段经历的话。 也许正因为这些，正因为他是从小在一个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不感到欠缺的环境中生活过来的，在上了中学以后才显出那么低能和软弱，饭也做不好，炉子也安不好，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学校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干起活来他总比别的同学差一截。 “过来，我给你扫扫。”萌萌手里拿起一把小笤帚，在他的胸前和两肩轻轻刷起来。“你知道吗，我头一次见你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你会是个警察。” “那我是什么？” “什么，”萌萌笑起来，脸上的酒窝儿真好看。“你是个小少爷。转过身来。” 他绷着脸，一声不响转过身去，笤帚又在背上响起来。 “你怎么会是警察呢？我又怎么偏偏认识了你呢？”萌萌像是问他，又像是自问。“我姐姐是最恨警察的，我原来也不喜欢。警察都是粗人，从汗毛孔里冒粗气的人，是吗？” “唔。”他含混地应了一声，懒得去解释了。女孩子不喜欢当警察的，就如同她们不会生炉子一样，也算是自然而然，无可非议之事。她们哪儿能体会得到，那鲜红的领章，灿烂的国徽，威武的大盖帽对于男孩子来说，该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 在他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先是北京军区在他们这一届学生中招兵，那会儿，几乎所有的男生都痴狂地卷入了应征入伍的竞争之中。“当兵去”，成了当时最值得向往的道路，这不仅因为学生们整天挂在口头的那句名言，“解放军是个大学校”，可以在其中锻炼成才，更主要的，是大家暗地里浮于心头的那句实话，“不用下乡插队了”。并且等将来复员回来，还能由国家分配工作，似乎那簇新的绿军装一经穿在身上，一辈子的前途便有了可靠的保障。 那时候，他虽然也参加了体检，却并没有真的去做关于绿军装的梦，这种事对他来说犹如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在送别入伍同学的火车站上，看着那几个雄赳赳的幸运儿，他也并没有像其他送行的同学那样为自己洒下几颗遗憾的眼泪，还没等别人的泪迹干掉，他已经默默地准备起下乡的行装了。 没想到，接兵的解放军刚刚走，穿着蓝色制服的人民警察接踵开进学校。解放军既然招了这帮十五六岁的娃娃做小兵，公安人员当然更需要从小培养。对于看过《秘密图纸》、《铁道卫士》这些影片的少年来说，做一个全能的公安战士，这是同样大的诱惑。于是，更大的竞争在全校席卷而来。 奇迹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在他们学校招人的那个公安局干部是个年纪不过三十多岁的黑脸大汉，他的形象和一般学生们理想中的侦查英雄十分接近。当时他仅仅知道这个人姓马，不像其他男生那样闪电般地就同他混熟了。然而出人意料，这位姓马的黑脸大汉对那班外表孔武有力而又在他身边跃跃欲试的学生不屑一顾，偏偏看上了他，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瘦弱的男孩子。 黑大汉的全名叫马三耀，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一个组长，他有一个与其神形颇为贴切的外号——“大黑马”。大概缘于周志明清秀的容貌和腼腆的性格，黑大汉给周志明起了个亲热的称呼“村丫头”。但这个外号并没能在人们嘴里留多久，因为仅仅两三年的工夫，周志明已经大大地变了一个样子。这两三年是他的青春期中一段陡升的发育曲线，身高从一米六○一下子蹿到一米七八，肩膀加宽了将近一半儿，胸脯扇面似的微微凸起，一位原来在他们班里身量最高的“力士”后来和他邂逅相遇时，竟要仰着脸同他寒暄了…… 他靠在碗柜上，呆呆地看着萌萌收拾着地上的东西。这间小厨房太窄了一点，萌萌每转一次身，都要碰到他的腿。她身上那件深灰色的毛衣也很小，紧紧裹着还没有完全发育开的苗条的身子。他很想去抱抱她，亲她一下。他们认识好几个月了，他没真正碰过她，他不敢。萌萌收拾着厨房里的东西，显得那么自如，那么有条不紊。他原先没想到像萌萌这么一个俏丽温柔的姑娘，竟会是这么本分、勤快，正像萌萌过去也没想到他是这么没能耐一样。 “你姐姐，她不喜欢警察，那她对我是什么看法？”他想起了这么一句问话。 萌萌直起身来，笑而不答。 “我知道，你姐姐对我没好话。”他故意试探着说。 “她对你说好说坏有什么要紧呢？你怎么从来不问问我对你怎么看。” 他也笑了，“你呀，不用问，我头一次见你就知道你对我是什么看法了，要不然你干吗老要我一次次领你去医院复查呢。” “那是你骑车把我撞了，当时援朝哥哥也在，你溜不了赖不掉，当然得领我上医院啦。” 萌萌撒娇般地争辩，反倒证明他说得不错，他差点没把下面的潜台词儿也给说出来：“明明是你头一眼就看上我了。”可这话就是说了，萌萌也不会承认，她准要说：“谁让你那时候总拎个水果篮子上我家来呢，是你看上我了。”他轻轻吹了声口哨，咳，管他谁看上谁了呢。 萌萌家的房门响了一下，他听见有人向这边走过来了。宋阿姨、季虹和卢援朝全都挤进了这间小厨房。 “萌萌，小周，”宋阿姨笑眼迷离地不住打量着他们，“一个炉子，这么半天还没生好呀，都快十点钟了。” 季虹刚刚洗过头，湿湿的头发披在肩上，她总是那副大模大样的口气，“他们？哪是在生炉子呀，是图这个小厨房的清静。” 听着宋阿姨会意地咯咯笑，周志明脸上喷了一层红，挺尴尬。他不喜欢萌萌这个厉害的姐姐。无论什么事，到了她嘴里，总要把人家蛮有情趣的那点遮掩拆穿，仿佛大家都赤条条的才好看。 还是卢援朝嘟囔了一句，才把话隔开了。“别在这儿烟熏火燎的了，到屋里坐着去吧。” “行了，”季虹挥了一下手，“都快半夜了，小周也该回去了。”季虹是这个家里的天之骄子，对谁都习惯用这种近于命令的口气。 周志明看了萌萌一眼，不过意地说：“我早该走了，可炉子一直没生着。” “不要紧，”宋阿姨还是笑容可掬，“明天援朝还来呢，他会生。”顿了一下，又说：“你看，现在我们家这个条件，真没办法，要是多有一间屋子，你就在这儿住一夜，省得这么晚再跑回去了，你家里又没人。” 季虹拢了拢肩上的头发，接过话说：“以前我们家自己一个独院，平房还有暖气……”她当着周志明发这类怀旧之慨已经不止一次了，每次都被神经敏感的宋阿姨打断，怕她带出什么今不如昔的牢骚来。 “小周明天来吧。”宋阿姨果然打断了季虹的话，说：“明天，给你施伯伯讲讲湘西的情况，他有二十多年没回他那个老家了。” “好吧，我明天来。”他说。 关掉小厨房的灯，大家一齐走出来。他靠近萌萌，轻轻问了句：“送我吗？” 记不清他们从这里走过多少次了。谁能想到，短短几个月的光阴，这条弯弯曲曲、路面残破的小胡同，这条拥挤着这个城市里最下层的人群和那些尚未改悔的走资派的小巷子，竟会留下他这么多真实的快乐，可触，可感，使人依依。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不知是谁先停下来的，萌萌问：“还要我再往前送吗？” 他的心咚咚跳，脸发烧，他甚至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嗫嚅了一下，才终于鼓鼓气说： “我……咱们亲亲，行不行？”他呼吸急促，声音发着颤，是他的心在颤。 半天没有回答，他几乎是屏住气在等待。 “你看，那边过来人了。” 他只等来这么一句，屏住的气全泄了下来。他有点自恨，就连在萌萌面前，他也是这么胆怯吗？他们在一起有好几个月了，彼此相处又是那么融洽、贴切，没有一丝一毫的拘束和费力，这已经使他破天荒地相信了命运的安排。在她面前，也许早就用不着这样畏缩了，也许早就应该更直率、更豪放，或者干脆，来点儿鲁的……可有时静息想想，又发觉这些念头有多么可笑，简直有点没正形。才几个月，不算长，何况他们的缘分又是那么偶然、无意，以至于叫人到现在都要疑为梦中的故事，惴惴然不敢相信呢。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讲？必然的长河大概都是由这些无穷无尽的偶然的水滴所组成。——他的自行车撞了她的腿，于是他送她上医院，送她回家，都不过是一个“交通肇事者”必须承担的“民事责任”而已，要不是那天晚上无意对同院的大福子说起了这件事而引起大福子那番危言耸听的话来，他大概绝不会在第二天就拎着个水果篮子又跑到萌萌家来看她的伤。大福子也是无意，一切都是天缘凑巧。 大福子是他同院对门王焕德大爷的儿子，比他大五岁，在南州市冶金机械厂当司机。不知道是不是汽车司机都有这么个共同脾性，一提到马路上的官司，总要摆着深明此道的神态说上一通不可。 “你呀，”大福子拍着他的肩膀，“就是老实，要是我，医药费就得一人一半！怎么着，那女的就没责任啦，她凭什么在慢车道上逆行？我就腻歪这号人，有便道不走，偏要在车道上大摇大摆，知道你不敢轧他。” 当时王焕德大爷正坐在他家的床沿上洗脚，沙哑着嗓子插嘴说：“医药费是小事，再说又是交通警察判的，只要人没伤着筋骨就不碍事。” “嘁，”大福子一撇嘴，“您哪知道现在的事儿啊，要我看，那女的说不定还得讹志明一下呢。” “讹我，怎么讹？” “这种事儿，你没经验，你看我给你算算。”大福子来了兴致，把筷子往桌上一撂，掰着手指头说：“今天看病的医药费就不算了，下星期得复查，她不是扭了腿吗，她要一个劲儿喊疼，医生摸不出来就还得拍片子，四五块钱这就出去了；过一星期她要是还不说好，你还得带她复查，她要说走不动，你每次还得给她叫出租，她家住在哪儿？神农街，好嘛，从神农街到那个医院一个来回就得小十块，她养伤这些天要是给扣了工资也得你给补，你算算，这得多少钱？花钱不说，还得搭精神，你要想躲着她，她就找交通队，交通队一个电话拨到你们单位，你还是得去。” 王大爷的老伴郑大妈正在稀溜稀溜地喝着面儿粥，这时也放下碗插嘴道：“志明，甭听他瞎白乎，什么事儿让他一说，邪了！” “妈，您甭不信，去年我们厂一个小伙子让卡车给剐了一下，足歇了小仨月。本来就是腿上有点儿伤，你猜怎么着？他看了外科看骨科，看了骨科看内科，连神经科都看了；你没辙呀，他硬说他头痛，内科大夫查不出毛病来，只好转到神经科，看看是不是脑子受了刺激，这小子，捞着不花自个儿钱的机会，把身体全面检查一溜够！” “得得得，”郑大妈翻着眼睛说，“都像你们厂的人那么缺德，咱们国家早变修了。” 大福子不理他妈，冲着目瞪口呆的志明说：“要想消了这一灾，也有辙，你呀，趁早提上个点心盒、水果篓，三天两头勤去着点，你看得勤点儿，她就好得快点儿，就这么回事。” 第二天，他真的买了些高价苹果，去了。可他心里也说不清，他跑到萌萌家来，除了大福子那个歪主意的作用外，是不是还有点别的因素。 他那回是第一次见到施伯伯、宋阿姨、季虹，还有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也是第一次留心潜意地看了看萌萌的家。凭着一个侦查员特有的观察力，他几乎是一眼就猜出了这个家庭的身份。 施家是住在神农街头条深处的一个大杂院里的，院子很脏。大概因为家家都习惯把脏水泼在门前，所以院内的地上，似乎永远是湿漉漉的。萌萌家是一个里外套间。屋里东西挺多，几乎没有给人留出一点可以转腰的地方，除了那一对实际上已经崩了簧的小沙发还像点样之外，差不多全是破烂家具。墙壁尽管刚刚刷了灰，可仍然遮不住土旧寒酸的色质。墙上空空的，只挂了一张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和一张周总理的黑白照片，照片的镜框上垂着刚刚披起来的一尺黑纱。 施伯伯的年龄大概和父亲差不离，脸上表情不多，却很有气度。他原以为施伯伯是大学教授一类的老知识分子，但很快又发觉不像，在施伯伯的声貌中所显露出来的那种严肃气派，是纯粹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他从小就住在爸爸工作的南州大学里，早见熟了那些个学究气的教授们。 宋阿姨看不出多大岁数来，样子不老，却有了丝丝银发，身体瘦瘦的，像是很弱；季虹呢，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长得没肖萌好看，可也是个大家闺秀的气质。 他猜得不错，这是个走资派的家，而且是一个还没有安排工作的走资派。 去萌萌家的一个星期之后，他又接她去医院复查了一次。那天萌萌带了一本书页已经发黄的《普希金诗选》，说是要在候诊的时间看，结果，那天他们之间的主要话题就是普希金了。他一向是偏爱中国的古典小说的，《三国》啦，《水浒》啦，都喜欢看，而对普希金之类却所知不多。可他挺乐意听萌萌给他讲，他的兴趣鼓励着萌萌几乎把她知道的所有关于普希金的知识一股脑倾倒出来了，什么《叶甫盖尼·奥涅金》啦，《甲必丹之女》啦，《鲍利斯·戈都诺夫》啦，还有别林斯基、莱蒙托夫他们对普希金如何如何评价啦，她一边讲，一边还要加上许多自己的评价：“普希金是最富于同情心的，同情弱者。他那部有名的诗《致西伯利亚书》，知道吗？就是交给一个罪人的妻子带给那些囚徒们的。” 最后，萌萌自己也笑了，“你看，我简直是在讲演了，我今天讲话太多啦，你早烦了吧？” “没有，你挺有口才的。”他说，“真的。” 萌萌略带难为情地说：“你不知道，我中学毕业四年了，老是一个人在家呆着，同学们都有了工作，彼此都不太来往了。我妈妈管我可严呢，不许我出去跑，我没有伙伴，闷死了，你不知道我多想和咱们这样的年轻人说说话呀。” 他带点诙谐地笑笑，“你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啊，今天我可见识了，你讲得真不错，能吸引人。” 萌萌笑了，他看出来，那是一种感激的笑。 临分手，萌萌干脆把那本诗选借给他了，让他看完后到她家去还。但刚刚过了两天，她就性急地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已经看完。这本书，简直就成了他们联系的媒介，或者说，成了他们联系的借口了。他虽然至今也没有把书还给她，却早已成了这个“衰微”之家的常客，并且很快就同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以及这家里屈指可数的那几个朋友混熟了。常来这里串门的，除了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以外，还有施伯伯的老友，941厂“靠边站”的总工程师江一明；941厂的团委书记安成，都是些很好相处的人。他对这个家里的气氛和规矩几乎是无师自通的，这大概是他和他们的某些相似经历所使然吧。尽管在表面上看，他的条件比萌萌好得多，萌萌一家四口，真正在职工作的，只有在941厂当仓库保管员的季虹一个人。而他，是公安干部，父亲又是南州大学的革委会副主任，虽然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但让人看起来，毕竟是个“结合干部”，算是改悔了的走资派吧。 他和萌萌继续往前走去，好像是为了消除刚才的那场窘迫，萌萌主动扯起一个话头来。 “你们单位那个女的，我看对你挺不错的。” “你说谁？严君？” “你出差去湘西前，不是托她打电话来告诉我一声吗，她没打电话，倒专门来了一趟。” 他的心又咚咚跳起来，几乎揣摩不出萌萌这话是随口无意还是另有用心。他低头说了一句：“严君呀，我们科里的内勤，大家出差在外，私人的事一般都托她代办。”停了一下，他又补上一句：“我们组的小陆看上她了，还托我做媒呢。”他不知道后面这句话，是不是又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 严君跟与周志明同组的小陆，都是一年前从南州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她高高的身量，人很漂亮，一到处里，立即引起了一帮年轻干部的注目，背地里称之为“五处之花”。其实在周志明看来，就算是花，也是一棵刺梅。严君生就了一副假小子脾气，为人硬朗爽利。他和严君虽在一个屋子办公，私交原也不深，可是最近几个月，他暗暗发觉情况有点不对，严君总是在想法接近他，顾盼之间，一颦一笑，似乎都有些异样，她该不会生了那方面的念想吧？不会不会，处里想追她的人多了，可是情形又确实有点不对，不然，那天他给小陆提媒，她怎么会有那样的反应呢？她居然哭了，在这以前，他一直以为严君是一个不知哭为何物的女孩子。还有，她跑到萌萌家来这件事，也是有些古怪的，本来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了的事情，何苦疲于奔命地跑一趟呢？他从湘西回来的那天晚上，严君故意磨磨蹭蹭不回家，他心里也是有些感觉的，难道她就为了等大家都走光了，她向他说那番话吗？她当时的态度是那么郑重，使得他也莫名其妙地郑重起来了。 “你托我办的事，我办了。” “是吗？”他以为出了什么问题，“那个胡同的传呼电话不好打？” “我没打电话，我去了一趟。” “噢？”他迎住严君的目光。 严君却躲开他的注视，低声说道：“你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 “谁？” “旧市委的政法部长，施万云。” “我知道，南州市第一任检察长嘛，老头儿现在没什么问题了。”不知为什么，他竟然向她解释起来了。而她却迎头泼了一瓢冷水： “还没做结论，挂着呢。” 严君特地去萌萌家，又特地把施伯伯的身份告诉他，这里面的意思，他能感觉出一点来，但又不能太肯定。现在萌萌提起严君来，会不会也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边呢？谁知道。 幸好，萌萌自己把话引开了。 “哎，志明，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去不去十一广场？” “十一广场，干吗？”他明知故问。 “安成他们厂团委要往十一广场给总理送花圈，咱们一起去助助威。” 他犹豫了一下，没搭腔。 萌萌又站住了，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哼了一声：“难怪我姐姐不喜欢当警察的，你们都是些冷血动物。” “我也是？”他低头问了一句。 “你，你是一杯温吞水。”停了一下，萌萌又问：“你不敢去，是不是怕你们领导知道？” 他张了半天嘴，不知该如何一言以蔽之。十一广场，他并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怕领导的什么脸色。他的隐衷，怎么和萌萌说清楚呢？ 这几天，南州市空气中弥漫着的那股火药味儿，已经越来越刺鼻子了。几乎满城都在议论十一广场出现的那几个不大寻常的花圈，议论上海港工人悼念总理的“汽笛事件”和《文汇报》文章的风波。今天下午，从市局办事回来的组长陈全有又悄悄向他透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南京有人把反动标语用柏油和水氯松刷在火车上带到了北京；北京，据说也是人心浮动，有人往天安门广场送了花圈…… “市局大楼里，气氛紧张得很。”身高体胖的陈全有和志明的办公桌对面紧挨着，虽然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但陈全有还是把大半个身子探过来，压低了声音说：“我在里面刚呆了五分钟就觉出来了，大家谁也没心思正经办公，都在底下议论纷纷。” 周志明没动声色，他当然明白大陈的所指，但却故意问了一句：“议论什么？” “你不知道？十一广场上也有人送花圈了，还有人轮流守在那儿呐，你不知道？” “那不是悼念周总理吗，有什么不好？”他仍然故作糊涂地说，“市局机关那帮人，就是爱大惊小怪。” “咳咳。”陈全有也笑笑，附和地点点头，不再解释了。周志明心里知道，大陈这个人，工作上满有魄力，但在政治和人事方面，却是明哲保身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心里有数，嘴上一向难得说出来。既然自己一味装糊涂，大陈当然更不愿明言了。 对十一广场上的事，萌萌不会像大陈那样闪烁其辞，但她似乎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尖锐过，“你们有些干公安的，就是让人看不惯，他们不怕老百姓，也不怕客观事实和自己的良心，就是怕他的顶头上司，你承认不承认，就有这种人？” 怎么没有呢，他心里当然是承认的。可在感情上却不舒服。他不希望萌萌是个尖刻的人，尽管她在你们“干公安的”面前，很有分寸地冠了个“有些”的限制词，但物伤其类，毕竟使人不快。就他自己来说，他没有爽快答应清明节陪萌萌一起去广场，就绝不是缘于对顶头上司的惧怕，他要是想去，完全可以搞得单位里人神不知。说实在的，别看他是干公安的，他倒是真心希望现在人们都出来闹闹事才好，这些年，大家在感情上是太不痛快了。有时当着一些同学朋友的面，他甚至还忍不住要说几句怂恿的话呢。但是在理智上，他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当口上去广场送花圈，绝非一件平常小事。他是替萌萌、季虹和安成他们担心，他已经意识到的那种不安，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要是真的跟随他们前去呐喊助威，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但若不去，又会招致萌萌反目相视，这种矛盾的心情，怎么向萌萌说清呢？说我不去是为了你们？那萌萌非送他一声冷笑不可。 他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吁了口气，“再说吧，到清明节再说。” 萌萌也吁了口气：“你要为难，就别去了，没事。” 他能分辨出来，萌萌这话是真心的，萌萌不忍难为他。可是最后她却又饶上了一句： “看来警察也跟军人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上级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感情，上级的感情就是他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上级……” “得了。”他不耐烦了，“你根本不了解警察，你们都不了解，警察也有各种各样的。” 萌萌笑了笑，“有冷血动物，有提线木偶，有行尸走肉……”她注意到了他的脸色，收住了话头，笑着看他，“我要把你逗哭了吧？” 远处，电讯大楼的钟声沉闷地响了，他们不再说话，似乎都在各自的心里默数着钟响的次数。啊，十点了。胡同口，一辆用北京吉普改装的宣传车徐徐开过，高音喇叭里放送着一个语调激昂的声音：“……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波及到全国各个领域。当前，社会上一小撮‘隐士’和‘逸民’制造谣言，妄图混淆斗争的……” 汽车走远了，广播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街上又恢复了夜晚的宁静，萌萌不往前走了。 “我回去了。你明天什么时候来？” “来，听你和你姐姐骂警察？” “瞧，”萌萌一脸缓解的微笑，“我说是逗你嘛，你还真急了。明天早点来，给我爸爸说说湘西吧。” 萌萌的笑能使一切变得温和、美好。可他仍然用一种不甘奚落的口吻回了她一句：“你又没骂我，我急什么？” 周志明到现在才隐隐约约地有点明白了，工具，用工具这个词儿来形容他们公安人员，并不是什么好话。和人们常说的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机构的性质定义全然不是一回事，而像萌萌说的那样，等于是在骂他们当警察的不是人，或者只是一群徒有四肢而无灵魂的人，一群物化了的人。他明白了这个词儿所包含的那种鲜明的贬意和蔑视。 然而，这能怪谁呢？专政机关就是这么一个“准军事”的性质，公安人员就应当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怎么能凭着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主张而随心所欲呢？不能，公安就是公安，它的纪律就是服从，这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在周志明内心深处的感情上，在最朴素的，甚至于接近本能的直觉上，他常常又觉得萌萌的话也有某些道理。他在湘西同陆振羽的那场辩论中，不也是持了同萌萌一样的观点吗，然而孰是孰非呢？ 他不由又想到那个案子上来了，他一直拼命躲避而又躲避不掉对这案子的回忆，这是在他七年公安工作的履历簿上的一个最大最触目的惊叹号。这几天，他的脑屏上怎么也离不开那一沓子棕黄色的卷宗，离不开那卷宗的封面上，严君用秀丽而不沾脂粉气的笔体写下的案号——311。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案子的结局，究竟是肯定了陆振羽，还是肯定了他呢？ 311案的案犯徐邦呈是三月十一日发现的，而周志明实际接触到这个案子，却是在这前一天，三月十日。 那天晚上他是在邻居王大爷家里吃的晚饭，自从父亲住院以后，他就一直在王大爷家里凑饭局。王大爷是城东区房管处看大门的，平时爱喝两口，量虽然有限，可每天每顿都不能断。听他老伴郑大妈说，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买不到酒，把酒精兑上水也得喝，足见嗜酒如命。那天王大爷照例喝到半醉，脑袋晃晃地突然对他说了这么一件事。 “哎，志明，你说怪不怪，我们单位一个老太太，前儿个在街上碰见她死了好多年的侄子啦，看得真真着着的，还说她侄子比年轻的时候胖了点，可嘴唇上那颗痦子还那样儿，大伙都说她是见了鬼了。” “你们那儿的人，都迷信，哼。”郑大妈一脸不屑的样子。稍停，又忍不住地问：“那老太太没跟她侄子说话吗？” “她刚要说，一晃，没啦！真邪性了。” 王大爷的小女儿淑萍向来寡言少语，这时却闷头插了一句：“我就不信。” “人家亲眼看见的，你还不信？”王大爷急赤白脸地说，“老太太吓得今儿晚上都不敢回家啦。志明，你说可信不可信？这死而复生的事儿，自古就有，那牡丹亭……” 他笑笑，调解似的说：“说不定那老太太平常想念她侄子，由于大脑生物电流的作用，突然产生幻觉，像真的见到活人站在面前，也是可能的。要说死而复生，那得看是什么样的死，我们上法医学课的时候讲过，人死有两种：一种只是呼吸停止，脉搏中断，就是心不跳了，医学上叫临床死亡，俗话叫假死，这种死也许还能活过来。另一种是真死，就是身体从根本上丧失了新陈代谢的能力，医学上叫生理死亡。她的侄子既然已经死了多年，那当然不会再活了。” 他当时并没把这当回事，以为不过是王大爷酒后无聊，摆摆龙门阵而已。谁知道第二天刚一上班，科长段兴玉在机关大门口把他给截住了。 “刚才纪处长从局里来了个电话，城东分局昨天接待了一个要求协助寻找亲属的来访群众。市局马局长认为有点儿怪，要我们处派人去谈一下，分局的同志今天又把那个来访的人找去了，你跟我去一趟吧。” 城东公安局离五处不过七八里地的路程，他和段科长乘了一辆北京吉普，穿过几条繁华的街道，不一会儿便开进了一座古旧的大院子里。 段兴玉同两位分局的干部简短交谈了一下，便和他走进了接待室。接待室很小，约莫和他们组的办公室差不多宽窄，靠里墙的窗下摆了张桌子，桌子对面是两条没有靠背的长条凳，长条凳上坐着两位来访者——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上了年纪、胖得出奇的女人。 周志明坐在桌子一角，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除了偶尔插问几句外，只是集中精力把段兴玉和那两个人的“问答”详尽地记在稿纸上。 中年男人情绪松弛，和胖老太太的忐忑不安形成鲜明对比，他说话的时候态度随便，脸上几乎始终笑呵呵的。 “唉呀，我们这老太太还有点儿迷信呢，昨天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我们找人陪了她一宿，她还有心脏病……”中年人当着老太太的面毫不顾忌地揭她的短。 老太太发着疟疾似的摇着头，不住地嘟囔：“我不怕，我不怕，我怕什么？我是他婶子！我一个人懒得回家住……”她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肉像是要炸开一样抖动着。 “您是城东区房管处的负责人？”段兴玉向中年人问道。 “我是房管处的工会干部。昨天就是我陪她到这儿来的。她在我们食堂里是年头最老的炊事员了。” 段兴玉把目光移向老太太：“您能不能把情况再谈一遍。昨天您在哪儿，怎么见到他的？” “我都说过了，就在兴华路，兴华路的津味包子馆那儿。我每天上班路过那儿都要买包子，那儿的包子……” “是靠火车站的兴华路吗？”周志明一边在本子上飞快记着，一边问。 “是呀，是呀。那儿有个包子馆，我每天……” “那时候大约几点钟？”段兴玉问。 “也就是六点多钟吧，我每天七点上班，食堂本来是六点上班的，领导上照顾我年岁……” “您六点钟看到您的侄子，对吗？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他在九路电车站看站牌子呐，后来电车来了，他就上车去啦。” “他是独身一个人吗？” “好像是，反正我没看见别人跟他在一起。” “那么——，您来找公安局，是不是想让我们帮助找到您这位侄子？” “是呀，”老太太愣了一下，不无恐惧地又说，“可他明明已经死了呀，死十年了，怎么又活过来啦？我知道现在没有鬼，我不迷信，可他怎么又活过来啦？” 屋里静了一会儿，段兴玉问：“会不会是因为您总想念您的侄子，迷迷糊糊地看错人了？您再仔细回忆回忆。” “迷糊？我不迷糊。您别看我那侄子念大学那会儿总住在我家里，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他。昨个儿我真的没看错。他比过去胖了点儿，可嘴边上那颗黑痦子还在那儿，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还叫了他一声呐，他小名叫四远，我叫他一声四远，他扭过脸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正赶这寸劲儿，九路电车来啦，他急急忙忙就上去了。我不会看错的。我这么大岁数，还能瞎说吗？” 周志明一边记录一边想着，王大爷果然不是酒后胡言，还真是有人“死而复生”了。段科长没再耽延，草草结束了谈话，向分局的同志要了材料，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分局。周志明跟着段兴玉后面钻进了吉普车，没有多问。虽然他还不能从这场谈论中立即得出什么明确具体的判断，但从段科长的脸色上，却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急迫。果然，在回去的路上，段科长从分局给的那沓材料里抽出一张纸来，递给他，说： “你看，分局的动作还是满快的。” 这是一张字迹潦草的电话记录稿。他在车座的颠簸中看下来。 来电话单位：湖南省湘西吉首县公安局； 来电话人：李代远。 通话内容：昨日你局来电查询徐邦呈下落一事，据我们了解，徐邦呈，一九四○年生，原系我县城北甲村人。一九五八年考入南州大学西语系，一九六○年因乱搞两性关系问题受到留校察看处分，毕业后分配往新城地区做外贸工作，又因反动言论问题被开除公职遣回湖南原籍。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徐上山砍柴时失踪，经当时我县公安局军管会调查，将徐按自杀死亡处理。特告。 看完，他的眉头紧锁起来，段兴玉看了他一眼，问道：“明白了吗？” 周志明的视线又落在这张电话记录上，琢磨着说：“从这个电话上看，这位老太太的侄子在十年前的死亡并没有确实可靠的佐证，大概当时那个军管会查不出究竟来，就马马虎虎定个死亡结论了事。可是……”他迟疑了一下：“如果这人还活着，这十年流浪到哪里去了呢？” “从老太太看到的情况分析，他的衣着整洁，并不像个浪迹无定的‘盲流人员’。”段兴玉翻着分局同老太太头一次的谈话记录，思索着说：“我们是反间谍部门，马局长要我们过问这件事，恐怕是……” 周志明恍然大悟，接过话头说：“这家伙在地处边境的新城地区工作过，对边境情况熟，会不会在六六年跑出去了？” 段兴玉点一下头，说：“如果你这个估计不错的话，我们现在是一刻不能耽搁，得马上有所动作了。” 他们回到处里的时候，处长纪真已经等候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了。共同的经验使得这些老侦查员常常会产生相近的判断，纪处长见到他们的头一句话就问： “情况如何，是人，不是鬼吧？” 段兴玉并没有立即回答纪真的问话，把材料一一取出，等纪真浏览了一遍，才说：“分局干得不错，已经和吉首公安局取得了联系，还根据来访人的描述绘制了摹拟画像，跟徐邦呈六十年代在南州大学上学时的照片相比，有点像。”随后，又转脸对陈全有说：“大陈，你过去是搞外线侦查的，据你看，如果查找这个人，照片和画像哪一个价值大些？” 陈全有是六二届公安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做过两年外线跟踪工作，六四年才调到五处搞内线侦查，因此号称“里外一把手”。他接过照片和画像，来回看了几遍，说：“画像嘛，价值可能更实际些，因为是根据目击者记忆犹新的印象制作的，当然更有利于外线侦查员的识别。虽然和本人十多年前的照片距离远了些，可是固定特征基本没有改变。你们看，眉距、眼宽、鼻翼的形状、嘴形、耳形、发际五官骨骼的比例等等，都和照片很接近，从这几方面分析，这幅像画得可能还是比较成功的。” 纪真挥手打断了大陈的话头，叫段兴玉收拾起材料，两个人急急忙忙坐车赶到市公安局去了。 中午时候，段兴玉回到科里，他们才知道局里已经正式批准立案。徐邦呈的摹拟画像已开始复印下发。周志明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案件的开端还是顺利的，虽然外线处因为当天下午的批邓大会“雷打不动”，致使飞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在晚上七点二十分之前一直未能封锁，但那天夜里城区各分局以治安检查的名义，对大小旅店和住客的洗澡堂进行的清查，还是满认真的，结果在夜里四点多钟，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四层楼的一间客房里，发现了徐邦呈。不过，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局的同志没有惊动他。 于是，这个案件的第一个矛盾就出来了——对徐邦呈，捕，还是不捕。 周志明知道，段兴玉是不主张马上逮捕徐邦呈的，因为不许外线和分局擅自惊动徐邦呈这一条，就是他先提出来的，纪真当时也赞成，他们在向马局长汇报时，马局长也没有提出异议，如此分析，段科长、纪处长和马局长都属于“不捕派”。但是，第二天上午的决策会一开，却决定对徐立即逮捕。这个会的参加者，除开三个“不捕派”之外，就只有主管侦查工作的副局长甘向前了。显然，甘副局长是“捕派”。 周志明从刑警大队调到五处已经有五年了，以他对反间谍斗争的那点知识和经验看，徐邦呈显然是不应当匆忙逮捕的。他不知道决策会上这个反常的决定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背景。那天中午纪处长和段科长开会回来，虽然并没有向他们说起会上的情形，但这沉默本身，就足以使人想象出这个会是怎样一种不愉快的气氛。 周志明和甘副局长的直接接触，就是在这个案子上才开始的。甘副局长自从“文革”到南州市公安局参加军管算起，在地方上工作已经快有十年了，但他身上那种军人的威风和干脆果断的个性却丝毫没有改变。对这种个性，周志明似乎并不太喜欢，总觉得有点独断专行，近于跋扈。 记得那次在边境的那个小招待所里，甘向前不知怎么看见了他手提包里带着的那本《普希金诗选》，拿过去翻了几页，皱着眉头问他：“普，普什么，普希金？” 他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啊”了一声。 甘向前把书还给他，却问：“局党委布置的今年内通读《毛选》一至四卷的任务，你的进度怎么样了？” “已经开始读第二卷了。” “笔记都按要求完成啦？” “完成了。每篇文章我都做了笔记，每篇笔记都超过了二百字。我们出发前，处里的政治处专门把我们几个人检查了一遍。” “哦，”甘局长脸上挂出些微笑，这才指指那本书，说：“这种书，批判地看一点不是不可以，不过还是少看为好。”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噢，这书……列宁也很喜欢读的。” “是吗？叫什么来着？普希金，啊——苏联作家吧？” “俄国作家。” “哈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甘局长笑起来，“起码的常识也得多一点才行嘛，苏联就是俄国，一回事儿，啊。” 他哭笑不得。从那以后，他对甘局长的印象便大大地又打了个折扣。 逮捕徐邦呈以后，先是段科长负责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审了两轮，甘局长突然来了兴趣，亲自出马把审讯接了过去。这一下，周志明倒真是觉得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工具”了。他、大陈、小陆、小严，他们几个参加这个案件工作的人，都成了孙悟空脖子上的汗毛，只是随时被拔下来一吹，化作一些没有灵魂和血肉的小猴来乌合冲杀一阵，而自身并无任何责任和担子。这个案子究竟应该怎么看、怎么搞，他们完全没有发言的机会，也完全不允许有讨论的空气，一切都要听甘局长的吆喝，在甘局长忙得连吆喝也顾不上的时候，他们就只有闲着…… 晚上十点半钟，周志明才回到了家。 和萌萌家住的神农街头条一样，他家住的化龙巷——西夹道，在南州市里也是条僻陋的小胡同，自从“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天改名叫立新巷以后，就更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了。 周志明把自行车推进小院的时候，对门王大爷家里的日光灯还亮着，听见他的声音，郑大妈推门出来了。 “才回来呀？”她问。 他一看就猜出郑大妈是找他有话说。果然，还没容他搭腔，郑大妈就接着说道：“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们单位的那姑娘又来了。” “我们单位的？” “就是模样儿挺不错的那个高个儿，叫什么来着？瞧我这脑子。” 他明白她说的是严君，便问了一句：“她说什么来的？” “没有，我让她上家坐一会儿，她没坐，走啦。” 听见他们说话，大福子披着衣服也出来了，神神秘秘地冲他说道：“志明，你们公安局的现在是不是又该忙了？据说往十一广场送花圈的不少呢。” 他让大福子没头没脑插的这一杠子给弄笑了，“送花圈，和我们什么相干？” “不是说不让送吗，我们厂就不让送，你说这叫什么事呀！” “谁说不让送。”他推开自己家的门，这门平常是不锁的，郑大妈和淑萍每天都要进来帮他收拾收拾屋子。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说：“过两天清明节，我还去呢。” 郑大妈的神情倒是挂上了几分郑重，“志明，你兴许还没听传达吧？广场那儿，可是有坏人破坏呢，转移批邓大方向。” 周志明还没回答，大福子倒先数落开了。 “妈，您又听传达了是不？得了得了，人家志明是公安干部，人家听剩下的，才轮到您呐。哎，志明，回头要去咱们一块儿去啊。” “瞧瞧，衣服也不穿好，感冒我可不管你。”郑大妈也把话岔开了。 看着郑大妈和大福子回去了，周志明关好门。他懒得去开灯，四肢松懈地倒在床上，漫不经心地游目四睹，眼睛很快适应了屋里的黑暗。甚至能很轻易地看清靠门边的桌子上放着的那个乳白色的牛奶瓶子。自从去年巷子口的奶站刚一恢复订奶业务，父亲就给他订上了奶，其实喝到现在也未见得补了多少力气，每天还得排队去取，麻烦得很。他几次要停，父亲都执意不从，幸好淑萍从农村病退回来在家闲着，取奶的差事便由她代劳了。 在桌子的上方，挂着他的一张放大照片，是他六岁那年照的。黑暗中早已看不清照片背景上那爬满紫藤的小楼了，那就是他过去的家，南州大学校园内一座庭径幽朴的院落，环境虽不豪华，却充满了诗一般的浪漫。小院里种了各色各样的花，阳光斜射进来，满目缤纷。这小院是他儿时的乐园和天国。 从小，他就是被这种优越的生活娇宠惯了的，以致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咣的一声来到眼前的时候，他便像个不谙水性的孩子被一下子抛进汹涌的大海那样无以自援。父亲第一次被强迫敲着锣游校时，那张惨白的脸给他带来的刺激，几乎是他的年龄所难以承受的。那几年“人下人”的日子完全改变了他，到现在他都习惯地不敢大笑、大叫、大喜、大怒，无论高兴还是生气，都不敢撒开来干，都要瞻前顾后，看着周围的脸色，留着充分的余地。也许小时候受了刺激和压抑的人，都会落下这种夹着尾巴做人的后遗症吧。 他从那张照片上移开眼睛，往黑暗中看看，叫了声：“白白。”不一会儿，下面窸窸窣窣响了几下，“白白”用它尖尖的小爪子勾着床单上床了，径直地走到他的胸脯上，漫不经心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然后趴下了，舒服自得地打着小呼噜。 他和父亲都喜欢猫，原来因为白天家里没人才一直没养。去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开始，父亲在学校里实际上被夺了职，等于在家赋闲了，这才下了决心，索性彻底闲情逸致，养！猫是他跟父亲一起去一个熟人家里挑的，他喜欢白毛的，而父亲却看上了那只纯黑的，争了半天，还是父亲让了步，他们把“白白”抱了回来。父亲还开玩笑说：“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父亲也喜欢“白白”。 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着该去洗把脸，铺床睡觉，可身子却懒得动弹。他想想刚才大福子的话，心头忽然有点发热。大福子是向来不通政治的，现在居然也在关心着十一广场上的事态，在施、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中，竟蕴存着同样的感情与爱憎，细想起来，的确是激动人心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不爱总理呢。 郑大妈是邻近几个院子的联合向阳院主任，常在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走动。难道街道上已经传达了什么“精神”了吗？可细琢磨一下，他又觉得不会。因为对广场上那些花圈，除了在市公安局办公室编的《社情动态》里被褒贬含混地提过几句外，还没有见诸任何正式的和权威的文件，局里的头头们也都未曾做过任何公开的明确的评价。看来，郑大妈的所谓“传达”，即便不是空穴来风，也不过是夸张之辞罢了，老太太自从当上向阳院主任以后，小题大做，已属常事，难怪大福子都要噎她了。 然而这件事的本身，恐怕也难以称其为小题。大福子是准备去广场的，萌萌、季虹、安成他们也是准备去广场的，过几天就是清明节，带着不谋而合的默契到广场去扫墓的人谁知有多少？这一股股细细的暗流到那时会不会聚为澎湃的洪水？市里的头头和中央那些人该怎么想？会不会像郑大妈听到的传达那样，把这些统统看作是破坏批邓运动？他突然觉得答案似乎明摆着，那些个头头们一定会这么想的，连徐邦呈，甘局长不是也认为是外国特务机关派进来破坏批邓运动的吗？ 徐邦呈潜入南州市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虽然现在局、处两级都没有对以往的结论做出更动和说明，但周志明却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并没有真正解开的谜。头两次审讯，他是参加了的，徐邦呈两次撒谎撒得都不高明。特别是头一次的供述，低劣得简直无法自圆。谁能相信，像他这样一个非法越境，而且已经深入到南州这样的腹地城市来的特务，仅仅是为了泛泛搜集沿途所见的一般性情报、搞几份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报纸呢？不要说周志明自己，就连头一次参加大案审讯的陆振羽和小严，也能一眼识破其诈！ 周志明这几天倒是常常在琢磨从徐邦呈身边缴获的那几件东西——伪装成素描本的密写纸、伪装成去痛片的密写药、藏在钢笔里的密码、印在民用氯化乙烯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还有那3131…64元人民币，这些东西都是准备派作什么用途呢？如果“三月计划”是假的，那么缝在手提包夹层中的那张地形图和伪装成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的信号机这两件直接用于“三月计划”的物证，又该作何解释呢？ 第二次审讯是在大部分物证都已检验出来以后进行的，按照段科长的布置，审讯中他们没有做记录，录音机也是藏在审讯台后面的。因为对一个尚未缴械的特务来说，录音机和记录员都会使他变得小心翼翼，说话增加斟酌。这对审讯自然不利。然而，尽管那次审讯的气氛经过这样刻意淡化，可段科长的发问却仍然是咄咄逼人的。 审讯台的台面上，摆着密写纸、密写药、密码和那卷已被拆开的氯化乙烯胶纸，还有钱，在全部缴获的特工用具中，只有信号机和那张神秘的地形图因为还没有检验分析出结果而没有拿出来。 徐邦呈被带进来了，没等许可就一屁股坐在屋子当中为受审者预备的方凳上。那是周志明第二次见到他，看上去约莫三十五六岁，有点虚胖，泪囊已微微肿起，下巴颏上的肉也开始松垂。他脸上没有多少表情，只是用眼睛往审讯席上扫了一下。周志明隐隐觉得，那目光是老辣的，他对徐邦呈原有的那个愚蠢的印象，似乎就是在那一刹那间开始动摇的。 段科长向徐邦呈指指摆在桌面上的物证，开门见山说：“你还坚持原来的供述吗？” 徐邦呈脸上飘过一阵慌张。不过志明觉得，这慌张多少有点儿做作。徐邦呈微微欠起身，挨个把那些物证仔细看过，好像是在辨认一堆不相识的东西。然后重重地吁了一口气，却不说话。 “搜集沿途所见，找几份不公开发行的报纸，恐怕用不着这些装备吧？” 徐邦呈的头似点非点地动了一下。 “你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徐邦呈眨眨眼睛，仍然沉默。 段科长的声调依然是徐缓的，但徐缓中却暗藏着尖锐的锋芒，“徐邦呈，我劝你别拖着，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而对你，则是性命攸关的，你不要耽误了挽救自己的机会。好，我再问一遍，你的任务是什么？” 周志明当时确是没有想到，徐邦呈竟出人意料地小声说出两个字来： “接头。” 段科长不动声色，问：“和什么人接头，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接头？” “接头人是谁我不清楚。地点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有个储蓄所，就在那个门口，时间是三月十五日晚上七点钟，有个人戴眼镜，左手三个指头拿一份红旗杂志，这就是同我接头的人。接头的暗语是，我问他：‘北京有橄榄树吗？’他答：‘不，只有冬青和剑兰。’如果十三号没接上，就再顺延一天。” “你的派遣单位是哪里？” “d3情报总局。他们叫我和那人接上头以后，一切听他的指挥，这些东西，”徐邦呈的手向桌上指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后和总局联系的工具。具体怎么联系，我也不清楚，一切由我那位领导人安排。” “就这些？” “我只知道这些。” “你不去北京接头，到南州来干什么？” “我在边境没有买到去北京的火车票，就先到南州中转一下。因为是十三号接头，我原来是准备今天从这儿去北京的。” 段兴玉沉默了片刻，最后问：“你对这两次的供述，还有什么需要更正的吗？” 徐邦呈断然摇头，“没有。” 这就是第二次审讯的结果，看上去比第一次要“像样儿”多了，似乎并非全无可信之处，难怪小陆在那天晚上的分析会上，会那样激烈地力主出击呢。 小陆一向是不甘寂寞的人，凡事都喜欢先出头，那天更是抢先发言。他本来从不抽烟的，那天却助兴般地点起一支“大前门”来，可见他的确是来了情绪。 “总的来说，”他把吸进嘴里的烟全喷出来，“总的来说，我认为，今天的口供是可信的。说不定，我们要是派个人冒名顶替去接头，还能打到潜特组织的内部去呢。可以肯定那个人不认识徐邦呈，要不然，就不会使用接头标记和暗语了。”他观察了一下别人的反应，又说：“也许，我的想法太大胆了，有点儿冒险，不过侦查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活动。” 倒是出语惊人，周志明看得出来，连严君也有点儿来精神了。 “你认为口供可信的理由呢？”段科长却淡淡地问。 小陆又连吸了两口烟，显然是在仓促现想，“第一，口供基本符合情理，接头地点说得也对，王府井那儿是有个储蓄所，我在北京见过的。第二……第二，这个……” “严君有什么看法？”段科长转而问严君。 严君略加思索，尽量从容地说：“从缴获物品的用途上看，和他这次交代的任务倒是相符的，不过这里也可能有真有假……” 段兴玉又把目光移向大陈。 大陈翻来覆去地翻着那几页审讯记录，摇着头说：“不可信，我看全不可信。” 周志明当然也看得出来，徐邦呈的某些说法是不可信的。比如，那张地形图是干什么用的，徐邦呈就没有交待清楚，再如，徐邦呈并不具备潜伏的条件，为什么却负有长期潜伏的任务呢？现代间谍战中对情报员的使用讲究量力而行，一般很少强人所难，所以徐邦呈在这方面交待的可信性是不大的。不过大陈对口供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辞色比他估计的还要干脆，这倒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于是问： “全不可信，为什么？” 大陈从座位上站起来，挥着手说：“就算北京有个潜特吧，可是把徐邦呈这种人派给他有什么用处呢？一没合法户口，二没公开职业，根本不具备潜伏条件，这是一；从间谍工作的常识来看，接头时，应当由身份高的一方处于主动地位，以便能视现场情况自由进退。既然去接头的那个人是徐邦呈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安排那个人持有识别标志呢？这样一来，被领导者岂不是比领导者更安全了吗？这是二；《红旗杂志》是发行量很大的刊物，用它来作识别标志很容易被偶然的巧合破坏，这也不合常理。敌人是不会这样疏忽的，这是三；还有，那个地形图我琢磨了一下午，”大陈把图取出展开，指点着说：“图的上方有一条贯穿的曲线，曲线以南画得比较详细复杂，以北，除了几个简单标志外什么也没有。看来，有点儿像边境地区的方位图，不管怎么说，这张图和北京接头这个任务之间是看不出什么联系的。” 大陈讲的是有道理的，段科长也点头补充道：“接头的标志肯定是有问题的，据我看，接头暗语也不对，这种类型的暗语早在二次大战前就被淘汰了。在现代间谍战中，使用暗语必须符合周围环境和人物身份，而且得选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答句。像他们这样，跑到王府井去谈什么剑兰、橄榄树这类风马牛不相及的疯话，不要说被我们碰上，就是一般人听见，也要奇怪。还有一点，他第一次所供的姓名和在国内时的历史都是假造的，我们当时没有戳穿他。如果他今天是老实交待的话，那就应该把假姓名和假历史一并更正过来，可他没有更正，仅从这一点上看，其他口供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不过……”段科长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倒是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昨天我一见到这个人，从开头几句话中，就感觉到此人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在答对时，用词很恰当，很准确。这说明他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从他的举止和我们缴获的特务器材的用途看，他也像个受过正规训练的骨干特务。可他的这两次供述却如此荒诞不经，漏洞百出，这和他的实际水平之间距离太大，这不能不说是个很矛盾的现象……” 段科长最后的这几句分析，的确是很精彩的。周志明现在躺在床上，在事过境迁之后再来回味这段推理，仍然要佩服段科长的细心和敏锐。但是这段推理后面应当引出的结论，他却一直没能揣摩透。段科长那天还没把话说完，就被甘局长和纪处长的突然到来打断了。 也许因为甘局长是第一次临幸他们的小办公室，所以大家都感到有点意外。当纪处长说明了甘局长的来意之后，周志明也弄不清是该高兴还是该挠头。他还从来没有跟局长一起搞案子的经历呢。 “甘局长这么晚专门赶到这儿来，是准备明天亲自参加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的。”纪处长说，“甘局长进城以前就搞过审讯工作，应该说是老经验啦。” “啊，啊，”甘向前坐下来，摆摆手，“老经验靠不住，还要靠毛主席的革命审讯路线嘛。我接触审讯工作还是在东北剿匪那阵子。过去审土匪也好，现在审特务也好，总不外那么几条嘛，政策攻心啊，指明出路啊，分化瓦解啊。”甘向前停了一下，又说：“这个案件，市委亦得同志很重视，点名要我亲自动手，当然，你们这两天的审讯，成绩还是主要的。不过，目前还没有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审讯录音我粗粗听了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人根本没有向我们缴械。市委亦得同志对这个案件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指示，要求我们把审讯室变为大批国际反动派的战场，把大批判贯彻始终，首先要让他低头认罪，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使审讯顺利进行下去。” 甘局长讲话的时候，大家都一声不响，只有纪真哼呀啊呀地随声应酬着。甘局长说完，又坐了一会儿，问了问物证检验的情况，就走了。周志明还等着听段科长刚才那段分析的下文呢，谁知道段科长却闷闷地说了句：“散会吧。” “科长还没说完呐，”他禁不住问道，“下一步咱们怎么搞啊？” “怎么搞，”陈全有站起来，戴上帽子，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听甘局长的呗。” 周志明看看段科长，又看看纪真，他们都沉着脸不说话，似乎是默认了大陈的说法。小陆、小严也锁抽屉戴帽子准备回家了。 在那一刻，周志明的嘴里是切切然地嚼出一股子难言的苦味儿的。他一向看重的那个职业荣誉感仿佛也变得索然无味了。甘局长一来，也不和大家认真研究研究，只凭着“粗粗听了一下”审讯录音，就不容商量地把审讯方略确定了，既不征求一下纪处长和段科长的意见，也不问问他们这些侦查员的看法，仿佛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全不过是拉磨的驴，只能听喝！这倒真是应了小陆在湘西时对他说的那句话了：“什么叫好侦查员？别叫领导腻歪，就是好侦查员！” 周志明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纪真和段兴玉仍旧默然坐在椅子上没动窝。他反手带上门，才听见他们在屋里说起话来，纪真的声音低沉不清，段科长则显得激动些，声音里带着点暴躁。 “审讯室又不是批判会，审讯的目的是搞清问题，又不是辩论是非，这怎么叫单纯军事观点呢？” 段科长在科里同志的面前，从不这样动容，大概，也只有在纪处长这个老上级面前，他才会如此直抒胸臆吧。 因为甘局长主持的审讯，是从局秘书处带了个顺手的干部去的?穴也是个没搞过侦查的?雪，而他们五处这个承办案件的小组只须出一个做记录的。所以第二天上午，段科长和大陈便带上那张神秘地图的复制件，乘飞机往边境地区的h市去了，他们想在那一带公安机关的帮助下，解开这张地图的谜。严君从一上班就埋头桌前，把前两次审讯的录音誊写在审讯记录纸上，周志明自己，则开始着手整理那些个物证，把它们登记、剪贴起来，所有“物证检定分析书”也都装订成册。小陆平时最怵这类烦琐枯燥的工作，他经过拼命要求，终于被段兴玉同意派去给甘局长的审讯做记录，一大早就被甘局长的汽车接走了。 那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小陆回来了，周志明从他的脸色上，看出审讯仍旧不顺利。 “这小子，装疯卖傻，迟早是挨枪子儿的货。”小陆咕咚咕咚喝下一大杯凉开水，抹了把嘴，说：“审到最后，连甘局长都给惹火儿了。” “下一步怎么办，甘局长没说么？”周志明忧心忡忡地问道。 “接着审呗，非把小子敲开不可。甘局长刚才到技术处去了，好像是那个熊猫牌半导体查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了。”他停了一下，又说：“看来，甘局长怀疑他的潜入任务可能和批邓运动有关。” “和批邓运动有关？”严君很是不以为然了，“人家管你批邓不批邓啊，不可能！” 周志明却并没有太往心里去，因为甘局长只审了一天，一切都只不过主观分析而已，何况他们当头儿的，满脑袋都是“批邓”，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难免要往那方面去琢磨，就连现在十一广场上那几个小小不然的花圈，他们也要疑神疑鬼，好像天下的人全都是为了破坏批邓才活着似的。 晚上，小陆回家去了，严君自告奋勇陪他加了一个小班，他们刚刚把那个印在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抄在格纸上，就被纪真从办公室里轰回家去了。那些天，查店、审讯、开会，连轴转，按说是够累的，可他晚上却睡不着，从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上看，距第一个收听时间——三月二十一日夜间零点十五分，只有八天了，如果八天之内案情仍无突破，就是收到了特务机关给徐邦呈的什么指示，他们也没法动作。那可就真不知道这案子将如何了了，他想弄不好也就是不了了之了。 可是他完全估计错了。第二天段科长和大陈那方面虽然仍旧没有什么消息，可甘局长的审讯却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进展，到中午，小陆带回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他全招了！”他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宣布，“好家伙，果然是条大鲨鱼。” 他和严君全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小陆，小陆扯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接着说：“技术处把那个小收音机给查出来了。那是用咱们熊猫牌半导体改装的小型信号机，可以发射和收接信号，有效范围一公里，他到王府井接头，要这玩意干什么。今天我们一上去，先把这玩意跟那张图往他眼前一摆，这小子立时就傻眼了，甘局长把桌子一拍，几句硬话往他头上一压，这小子就坚持不住了。嘿，我发现甘局长还是挺有气势的。” “到底怎么回事？”严君忍不住打断他的话。 小陆冲她笑笑，赶快说：“外国特务机关派他来，是为了执行一个庞大的计划。他的任务是先进来摸摸情况，路子，看看边境地区需要什么证件，买火车票要什么手续等等。其实这些特务机关原来也知道，只不过是为了慎重看看有没有变化。在三月二十五日，他要返回边境，就是那地图上画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叫仙童山，山的本身就是国界线，在那儿接应一支特遣小分队进来，分散到几个大城市去搜集情报，同时散发一些伪造的我内部文件，破坏批邓运动。整个计划的代号叫‘三月行动’，他本人的代号是‘1127’，敌人规定他入境后冒用一个外侨的名义给使馆写封密写信，汇报他执行任务的情况，然后再用盲发电台把指示传达给他，这封信他还没来得及写呢。看来，下一步咱们要有大戏唱了。”小陆不停气地说着，脸上的兴奋是不能掩饰的。 下午，小陆又去看守所了，审讯还在继续。傍晚的时候，段科长也从h市打来专线长途，证实了那张图正是仙童山的方位图。 真是一天之内，风云突变！ 晚上下班的时候，小陆没有回来。吃过晚饭，纪处长接了一个电话便立即坐车到市委去了，临走匆匆跑来叫他们给哈尔滨挂长途催段兴玉和大陈回来。从处长的脸色上，他和严君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事态的紧迫。果然，当天夜里十点钟纪真从市委汇报回来，就决定了他和小陆的湘西之行。“三月计划”是一个如此之大的行动，为万全计，纪处长认为必须去湘西把徐邦呈的老底查实…… “白白”突然站起来了，用力甩了甩脑袋，把他的思绪打断，它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一只小肉爪竟然踩到他的脸上来了，冰凉，倒是让人挺舒服，他没动。随着一阵细小的呼噜声，“白白”那不但冰凉而且湿乎乎的小鼻子也触到了他的鼻尖上。不行，这家伙给脸上鼻梁，竟然要在他的脸上打坐了。他抓住它的腰，把它放到床下去了。 他的思路岔开去，对了，明天还要去萌萌家，给施伯伯讲讲湘西。讲什么呢？那可是施伯伯阔别了二十多年的老家呀。 天花板低垂着，呈银灰色，薄薄地贴着层暗光，不知是寒月清辉还是郑大妈家里那盏二十五瓦日光灯的折射，使人更加感到周围的压抑和狭小。 周志明家的这间屋子，原来是个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间，在他们搬来以前，就被人在当中打起条隔断墙，成了里外套间。二十多平米，照着两口人的标准，平均居住面积是不算窄的，可自打从湘西回来，他就常常感到周围空间的拥挤和色彩的单调，常常要情不自禁地向往起那青山秀水的天地了。 他从小没离开过城市，就是出差，也不外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一类的繁华去处，和南州大同小异。应该说，湘西，是第一个用大自然的雄浑和优美给他以熏陶的地方。 他和小陆是下午三点多钟乘飞机飞抵长沙的，傍晚又乘上了长沙至怀化的火车向西而行。虽说那时候春节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火车上的拥挤风潮却还在持续。挤在探亲期满的职工、士兵和度完寒假的学生中间颠簸了一夜，真是筋疲力尽的一夜。第二天早晨又在怀化改乘长途汽车，不到中午，汽车便已经攀援在湘西蜿蜒而潮润的公路上了。 日夜兼程的疲倦被藏怀的一点好奇和向往淹没了，这就是湘西吗？一个交通不便、荒野偏僻的地方；一个汉人、苗人、土家人杂居的地方；一个缺少文化、土地贫瘠而又多匪的地方，古老而神秘，混和着原始的野蛮和自然的优美……这就是周志明过去对湘西的近于荒唐的认识，一个从未到过湘西的人在一本又黄又旧且失佚了篇首的书中得来的认识。 一条与公路平行的无名小河在脚下萦回，浅薄的河水清澈见底，在卵石细沙间无声流过。隔着雾蒙蒙的车窗远眺，山外有山，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的崇山峻岭中，蔓延着长年凝绿的大杉树。时有几幢接瓦连椽的房屋隐傍在山林的转折处，宛如画家点上的几笔极巧的跳色。刚刚从色彩单调，俨然一派冬日景致的南州来到这郁郁葱葱、积蓝堆翠的南方山区，虽然坐在车里头，却恍若觉到一股暖融融的春风扑在脸上，引人到一种陶醉的意境中。他记得那时候竟胡思乱想起来了，将来要是有机会，一定得和萌萌一起来这儿好好优游一番，没想到萌萌的老家竟是这样一个宜于谈情说爱的美地方。 不知是不是也因为美景的诱惑，陆振羽也发起了情思，扯扯他的衣服，故作随意地说：“哎，你帮我参谋参谋，严君这人到底怎么样？” “不错呀，”他笑笑，“你们现在到什么时态了？是‘进行时’呢，还是‘过去时’呢？” “噢，这个……”小陆尴尴尬尬地说，“‘将来时’吧。” “怎么，你还没跟她谈？” “谈是谈了……” “她怎么个意思？” “含含糊糊，谁知道。” “她不同意？” “我没跟她明着提，不过意思是到了。她好像，咳——，她开始说现在对这种事不考虑，后来又说她早有了，真真假假的。” “啊，”他笑了，“可能你的功夫还没到家吧。” “哎，以后有机会，你再帮我说说怎么样？我发觉她还挺听你的。” “行，我试试。”他嘴上答应着，旋而又后悔起来，这种事照理该由老同志去说的，老同志面子大，至少应该大陈…… 他们坐了四个小时的汽车，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 吉首是个只有四万人口的小城，依山傍水，充满了江南市井的诱人风采。吉首公安局就坐落在临河不远的一条大街上。接待他们的是个年轻的土家族干部，还是个大学生。戴着一副白架子眼镜，活泼热情。在他的帮助下，他们很顺利地查到了徐邦呈的档案。 “真是，我们以为这家伙早死了，搞了半天还活着！我算算，从六五年到现在，乖乖的，整整十一年了。”年轻的土家人说一口富于韵味的湘西话。 正在摘抄档案的小陆扬起脸说：“十一年前你们没有找到尸首，怎么就断定他死了呢？”周志明把目光从档案材料上移向主人，他觉得小陆这话问得有点儿生硬，容易被对方误解为指责，可那年轻人似乎一点儿没有在意，反而爽朗地笑起来。 “他是因为犯错误开除公职的嘛，所以原来以为他太想不开了。我们这儿的人要想死方便得很呀，连根上吊绳都可以不买的，山上有的是洞洞，谁也不晓得有好多深，没人下去过。要自杀往里一跳，连个声响也不会有。解放前还有这样的风俗迷信，没出嫁的姑娘要是得了什么病，常常会被族亲们说成是让洞神看上了，把她扔下洞去，叫做落洞，听说过吗？” 小陆放下笔，“我以前倒听说过湖南的地主把女的沉潭处死，还没听说什么落洞的。” “被沉潭的女人大都是因为犯了闺戒，落洞的女子却不同，多数是自愿的，还真以为给洞神爱上了，落洞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脸上红红的，含笑去死。湘西这地方过去愚昧落后，神怪观念是很强大的。解放后当然没有这种事了，但本地人也都晓得这洞洞的厉害，要想死也都还是这么个死法。上山去，随便找个洞子一跳，尸首是没法子寻找的。我想十一年前这家伙一失踪，人们便是这样想当然地以为他死了吧。” 第二章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才把材料抄完。在招待所里吃了晚饭，就急急忙忙跑到长途汽车站，买了第二天一早回怀化的汽车票，因为他们必须赶在第一次收听盲发电台的时间之前回去，所以不能在这里耽搁。 买了车票，他们在河边那些小村子里转了转，等拐上大街，陆振羽突然指着对面一座红砖楼房，笑着说：“你看，真舍得下功夫，搞成永久性的了。” 他顺指看去，那房子的墙壁上，用隆起的砖砌成了一条“万寿无疆”的标语，笑笑，没说话。小陆又说：“我们家原来有个邻居，在南州市第二医院工作，他们医院有个技术员，前些年因为不小心把万寿无疆的万字写成无字，意思弄了个满拧，结果让市西分局抓了，判了七年，真是不值。” “判七年？”他惊讶地咋了一下舌头，“太过分了，写错一个字批判一通不就完了吗。” “那哪儿完得了啊，”小陆说，“一直捅到刘亦得那儿去了。刘书记一句话：严肃处理！市西局赶紧把他给抓了，按现行反革命判了七年。” “反革命？哼。我看市西分局也未必相信他真是反革命。现在总这么干也不是个事儿。全凭领导一句话，叫抓谁就抓谁。” 陆振羽见他一脸不平的样子，笑了，说：“你这个人呀，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认真，迟早要吃亏的。咱们当小兵的，还不是拉磨的驴，听吆唤！” “服从上级是应当的，可也得服从真理，服从党的原则，上级讲的又不都是真理。” “哎哟，哎哟，大道理嘿。你怎么忘了这句话呢：侦查员只有理智，没有感情。” “荒唐！你哪儿听来的？” “好了，好了，不跟你争了，没意思。反正到了工作上，还是上面说了算，下面只管干。再说，领导毕竟站得高些，情况看得全面些，水平也跟咱们不一样。就拿这次来说吧，对311，我听说处里、科里原来的意见是不捕，可局里叫捕，你能不捕吗？现在看来，还真是捕对了，要不然，三月二十五日的歼灭战还不得耽误了。” “那是另一回事。”他也觉得词穷了。 这就是他这些天来一直不能忘置的那次论战。 其实他自己也是明白的，他不是外行人，城西分局那些同志的心理，他是不难体会和揣摩的。就说他们自己的这个311案吧，对甘局长的某些做法，大家不是没有意见，可却没有谁吭过一声，他提过一次意见，还是鼓了多大的勇气才说出口的，没得到任何结果自不必说，在领导的脑子里，说不定还留下了个“僭越”的印象。 那是从湘西回来的那天，大陈同他们寒暄刚过，就宣布说：“有件事要和你们说一下，段科长现在不管这个案子了，以后所有情况我们直接向纪处长汇报。” “为什么？”他觉得诧异，“段科长病了？” “调到处里的追谣办当副主任去了，算是临时帮忙。” 他脑门上拧起一股疑惑，“眼下这么大案子，这不是釜底抽薪吗？” 还是陆振羽脑袋转得快，轻轻笑了一下，说：“段科长这个人，怎么说呢，能力强，水平高，可就是有点儿……哼，和你是一个毛病，太认真了点儿，其实何苦呢？” 周志明也隐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有点忍不住了，愤愤不平地直着脖子说：“这算什么，侦查员对工作就该像医生对病人那样，不认真一点儿还得了吗！”他转向大陈问道：“你不能跟处里提提吗？你是组长嘛。” “咳，”大陈息事宁人地摆摆手，“算了吧，段科长对甘局长搞案子的某些作法有意见，我看现在调走了倒舒坦，眼不见为净啦。” 周志明没有再说什么，但他对把段兴玉从案子上拉下来这件事着实是不痛快的，这不痛快的心情一半是出于对甘局长这种跋扈作风的厌恶，另一半则是因为他格外喜欢和段科长在一起搞案子的缘故。当然，论起经验和水平来，纪处长应该是比段科长略胜一筹的。但是对他们这些年轻干部来说，段科长却另有一番独到的魅力，因为他在工作中能和你展开平等的讨论，能很耐心、很郑重地听任何没有经验的侦查员发表自己的意见，能使大家都自动地把一切心思扑在案件上，愿意和敢于大胆地去怀疑，去假设，去建立自己的责任心，而不是被动地去完成领导的意图，附和领导的判断。 也许正是因为这点儿不痛快，他那天才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胆儿，在向纪真汇报完湘西之行以后，他竟然鼓起勇气提起了科长调走这件事情来了。 “处长，我有个意见。”他一紧张，把想好的一大堆拐弯抹角的绕词都给忘了，竟然直通通地说了出来：“这时候干吗把我们科长撤下来呢？” 大陈刚刚从椅子上站起来，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局面弄得有点儿张皇无措。纪真倒是很平静，但还是很快地打断了他的话，说道：“追谣办现在也很需要人。”稍停顿了一瞬，又补上一句：“对科里领导的工作安排，你不要乱插嘴。” 一句话，把他弄得满脸通红，也不敢再接什么话了。一出了处长办公室的门，还没等大陈说什么，小陆倒先嘿嘿地笑了两声，揶揄地说：“我说什么来着，你还非去碰一鼻子灰，真有种。” …… 离预定出发到边境的日子只有两天了。徐邦呈以南州市一个外侨的名义向使馆写的信也发出去了，信的明文不外是一套侨民向使馆要钱要补助之类的常见内容，信中的密写是：“经h市、南州、天津、北京，一切顺利，计划可行。”后面署了徐邦呈的代号“1127”。看起来，已是万事俱备，下一步只看特务机关在盲发电台中如何答复了。 在他们临出发的那天，一直很少在科里露面的段兴玉突然到他们组的办公室来转了转。小陆想跟他说几句这次行动的一些安排，他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冲他们笑了笑，又说：“反正你们机灵点儿就行了，在边界捕特，不比在南州市里，得多注意注意地形。”段科长讲这话的口气看上去很随便，可在周志明听来，却感到有种语重心长的意味。下午，去火车站的汽车已经等在楼下，他跑到处长办公室去叫纪真，走到门口就听见段科长和纪处长在屋里唧唧咕咕地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什么，但似乎感觉到他们是在谈这个案子。段科长和纪处长的私交之深，是他早就了然的，大约他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吧。他正要敲门，门却自己开了，他们两个人一起走了出来，纪真身披军棉大衣，手里拎着个鼓鼓的大皮包，一副行装齐备的样子，看见他便说：“到点了，走吧。”他跟在纪处长后面走了两步，又回过头看了看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段科长，段科长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只说了一句：“祝你们马到成功！”他深深地点了点头，他辨不出科长的脸上这会儿是没有表情还是表情复杂，只觉得他的宽大的手掌里有一层冰凉的汗水……他忘不了当时那个情形，不知为什么，那时他突然觉得心里没底，虽然纪处长也和他们同去。 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办公室设在五楼图书室的那三间屋子里。追谣办的主任是处里一位副处长挂名的，三个副主任都是科级干部。段兴玉虽然是最后一个走马上任的，但因为他在全处科长之中“约定俗成”的头牌地位，所以一来就挂了个第一副主任的衔，办公室的人还自动给他安排了个单间。 离开了311案，他的生理节奏似乎也一下子松懈下来了。早上，姗姗而来，晚上，早早离去，从来不加班，也不让下面的干部加班。最近他爱人出差到上海去了，他得顾着给上中学的儿子弄饭，所以还免不了常常借口去局里看看什么的，一溜溜到菜市场去，随后就从那儿直接溜回家了。上行下效，追谣办的人于是也全都吊儿郎当起来，反正大家乐得轻松。 段兴玉表面上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松闲劲儿，而骨子里，却浸着股心酸。人当盛年，壮心不已，连古人都说，士不可一日无事，可他这么多年就没有干多少正经事。长期不能务正业，而且还得做出这么种逍遥自得的样子来自我抚慰，孰能没有一点心酸呢？虽说从砸烂公检法以后，公安基础工作毁坏殆尽，发现敌情线索的能力低得可怜，侦查单位无事可做，也是自然。可没想到这次311案一立，他才紧张了几天，就又脱了手，成了“有闲阶级”。他不知道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泡过去了。 也许，他真该变得圆滑些，或者沉默些，不那么锋芒毕露，让甘向前觉得他棘手，也让老纪替他捏着把汗。跟着甘局长搞案子，如果只能在违心的附就和沉默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沉默也许更好些。 311案一开始，就是叫人不痛快的。外线处行动迟缓，险些贻误战机，可人家是在开批邓大会，你还不能说一句二话；夜里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发现徐邦呈之后，急等着局领导快拿主意，可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局里才通知他和纪真去开会“研究”。他是带了一肚子气去的。 参加那个会的人不多，除了他和纪真之外，就只有马局长、甘副局长和局秘书处一个做记录的干部。可那间会议室里的空气却很坏，像长年没有打开过窗户似的，茶几上的油漆味儿，沙发套子的焐味儿，以及不断浓厚起来的烟草味儿，给人一种窒息感。 会开了整整一上午。马树峰和甘向前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相决不下，说完之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谁也不肯让步。 段兴玉这些年本来已经习惯于忍耐这种慢吞吞的会议了，和许多人一样，开会常常成为他打盹养神的好机会。然而他那一天的心情却不同，分局和外线的同志正在“为民旅馆”外面盯着，情况每分钟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而决策者们却还在这暖烘烘的沙发里喷云吐雾，临阵不决。他望望局长马树峰紧皱的眉头，又望望副局长甘向前冷漠得毫无表情的脸，心里交织着一股焦急和恼忿。 “我看，是不是可以决定了？”最后还是马树峰用苍哑的声音打破了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说：“我的意见是暂时不捕。这个人是哪里派来的，潜入的任务是什么，是单线，还是复线？这一切情况目前都不清楚，都需要通过一系列侦查活动来发现，来搞清楚。”马树峰说完，用被皱纹包围着的眼睛向其他人环视了一圈，最后当然还是要把目光落在甘向前的身上。 “也许，刚才我还没有把意思说明白。”甘向前放下手中的笔记本，粗大的喉结在紧扣着风纪扣的衣领里滚动了一下，慢吞吞地却是坚定地说：“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今天研究这个案件，我的意见是不能简单就事论事的，应当首先考虑到当前阶级斗争的总的动向。当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是全市，也是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这个斗争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必然是互相联系，互相呼应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甘心他们在中国代理人的灭亡，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活动。所以，我们看待今天这个案件，不能不以当前阶级斗争这个总纲为出发点来安排工作。因此，我建议对这个潜特，应该立即逮捕，迅速而有效地制止敌人可能的破坏活动。” 马树峰的眉头皱得更紧，动作烦躁地点起一支烟，从会一开始，他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明显地控制着自己的声调，竭力平静地说：“这几年，我们也抓到了一两个特务，但总是刚一发现就迫不及待地抓起来，缺乏必要的侦查过程。没有侦查过程的反间谍工作当然又痛快又省事，可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敌人的情报意图是什么，使用什么活动手法，联系人是谁？往往搞不清楚。” “问题不能这么看吧？这几年，我们局在对敌斗争上的成绩还是很大的嘛，怎么能说什么也没得到呢？”甘向前针锋相对的口气使气氛变得更加僵持起来。“我承认，搞公安我是新手，但是反特工作就是抓特务，就像我们过去打仗是为了消灭敌人一样，这个浅显道理是小孩子都懂得的。敌人派多少特务，我们就抓多少特务，抓一个就少一个，既打击和震慑了敌人，也维护和发展了大好形势，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胜利么？” 马树峰消瘦的脸上浮起一丝若隐若现的苦笑。他偏过头对纪真说：“不要光是我们两个人开会嘛，老纪，你也谈谈看法。” 纪真从一开会就没怎么说话，这完全不是他过去的习惯，等马树峰问到了头上，才勉为其难地向两位局长望望，迟疑着说：“呃——如果从侦查工作的角度上看，目前还是以不捕为宜，对这个人确实需要观察一下。但是……”他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斟酌着下面的话。 “但是刚才甘代表的意见，呃，我想，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人真是个搞破坏的‘行动手’，在我们市里搞点儿什么乱子，这个风险还是有的。要是由此影响了当前的运动，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究竟捕不捕，我还有点吃不准。” 从马树峰的脸色上，段兴玉已经看出他对纪真一反常态的模棱两可是不满的。马树峰又把脸转向自己，带着疲倦的神情问道：“小段的看法呢？你是在第一线作战的，说说你的看法吧。” 段兴玉记得，他当时一点没有犹豫，用不容误解的口吻说道：“我看还是捕起来好。” 马树峰脸上微微现出了惊讶的表情，这是段兴玉不难预料的。从道理上讲，他当然赞同马树峰的主张。马树峰是建国以来第一代侦查工作的专家，而这会上论及的问题在侦查工作中又实在属于初等常识，abc，可这年头就这样，许许多多本来属于常识的问题却不断地被人们争论不休。“反特工作就是抓特务”，这在包括小孩子在内的外行人眼里的确是想之当然的定义，其实真正的反特工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现代反间谍战中，反间部门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了解敌方的情报要求和行动意图，掌握敌人的活动手法，控制敌特组织及其阴谋活动，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一个抓一个的做法是最笨的，也是最要命的做法。常常除了一个活尸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就比如说徐邦呈吧，他到南州市里来到底是什么任务？没有侦查过程就很不容易搞得清楚。可段兴玉也懂得，当一个简单的问题又被人们重新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的时候，问题就不再是简单的了。这几年，他虽然很少和局领导打交道，但由于局里上下熟人遍布，所以对领导们之间的关系也常有预闻的机会。他知道，马树峰虽然在去年官复原职后，名义上是局里的第一把手，可事无巨细，要是没有甘向前这位军代表的赞同和默许，都是绝难行通的。甘向前和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热线联系，就是在局常委会上已经形成决议的事，他到刘亦得那里一嘀咕，照样可以推翻。一向，段兴玉把一切从实效出发作为工作上的第一信条，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拉开架子争论下去，而且有实权而又不怎么内行的甘副局长偏偏又分管侦查工作，如果不把徐邦呈捕起来，那么下一步工作还是要由他来抓。可想而知，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还不定要碰上多少叫人左右为难的命令呢，弄不好，这个案子就真要鸡飞蛋打了。所以，段兴玉当时的主导思想就是，先捕起来再说。 马树峰闷闷地抽了两口烟，对他说：“捕，光是这么一句话么？说说你的理由嘛。” 段兴玉早就想好了，不慌不忙地说道：“捕起来，通过审讯，或许还可以得到些东西，如果不捕，那就全得靠外线跟踪来控制了。外线处现在新手多，这几年没上过什么要紧的案子，技术上粗得很，不是暴露了自己就是丢了敌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全靠他们靠不住，没跟两个小时就给你暴露了，还不是照样丧失跟踪观察的意义？万一再给丢了梢，那就……” “谁丢了梢谁负责嘛。”马树峰有些发火地说：“现在虽然不主张搞管卡压，但工作不能不负责任，要是总这样……”他大概习惯地想说“软、懒、散”，幸好顿住了没把这句不合时宜的话说出口：“要是总这样马虎，还怎么搞侦查呢？” 屋里没有人响应他的激动，段兴玉也没有说下去。现在工作上普遍没个章程，丢了梢拿个别侦查员是问也不合理，况且外线工作受场所、气候、光照条件、技术水平和敌人测梢甩梢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丢梢漏梢的现象也难免有所发生，而且从那一两天外线处的表现看，段兴玉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靠他们不行！ 表面上，他那次是赞成甘向前的，可甘向前却没有对他有丝毫满意。在那次会议以后，几次点着名地批他：“我可不赞成你把我们外线处的大好形势说得一无是处。事实，什么叫事实？恐怕是我们衡量事实好坏的眼光不同、标准不同吧！” 甘向前后面的这句话，任何一个“文革”前参加公安工作的老公安人员都不难揣摩出其中的锋芒。他们是被砸烂的旧公安局培养出来的人，也许的确是习惯拿过去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事物吧。而在这方面，甘副局长向来是敏感的，并且是不留情面的。他一个科长算什么，在那天的会上，当着马、纪这两位“文革”前旧市局当权派的面，甘向前也同样是咄咄逼人的。 “是的，对革命工作当然要负责，我同意，可问题就在于，要是真的丢了梢，给革命工作带来了损失，我看，究竟该由谁来负这个责呀？恐怕不能光叫下面的同志负责吧！我们可不要再走旧市局的老路，重蹈‘通敌纵敌’的覆辙啦！” 一讨论工作就扯到旧市局的老账上去，就像小孩儿打架似的，一打急了就要寻对手的痛处骂一通，马局长也只有铁青着脸，不能再说一句话了。会，一直僵到中午，最后还是甘向前跑到隔壁一间办公室，给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拨了个电话，讨来了“圣旨”，像小学生背书似的给他们宣读了两遍，才算结束了这个不愉快的僵持。 刘书记的指示，当然是支持甘副局长的，总共十六个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迅速取胜，保卫批邓！”这两年自从样板戏《杜鹃山》的台词用了韵白之后，连领导们做指示也动不动就押韵了。 捕了徐邦呈，审讯工作不久也由甘副局长全盘接管，而在审讯方略的确定上，马局长被架空不能插手；纪真也只是有心无口，妥否都不敢说话的；段兴玉自己当然就更显得其人微言轻了。一夜之间，他从这个案件的主管科长变成了无事一身轻的闲人，简直有些百无聊赖了，他只好给自己安排了个差事，同大陈一起到h市去查那张地形图。等他们从h市赶回来，徐邦呈差不多已经审结了，他只能从担任记录的小陆嘴里，知道一点审讯的情况。 小陆是带着明显的敬佩口气，向他叙述徐邦呈被突破的过程的。 “甘局长还真是老经验，三绕两绕就把那小子给绕进去了，逼得他没话说了。” “怎么绕的呢？” “一条一条给他摆呀，第一，你不可能是到王府井和什么人接头，接头要信号机干什么用？要地形图干什么用？第二，你不可能是速进速出，速进速出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那么多钱；第三，你也不可能是长期潜伏，长期潜伏这点东西这点钱又太少了；第四，你有大学文化程度，所以肯定受过专门训练，绝不是负有一般性的任务，这么不惜工本地潜入进来，肯定有重大政治目的，当前我们国家的反右斗争也触动了国际反动势力的痛处，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甘副局长后来干脆跟这小子讲明了，政治阴谋不交待清楚，别想蒙混过关！” 段兴玉几乎要拍桌子叫出声儿来了：“这是典型的引供，是审讯的大忌！”但是他控制住了，依然平静地问：“甘副局长还怎么问的？” “反正是一条一条把这小子想钻的空子都给他堵死，甘副局长说，他们过去审土匪就创造了这条经验，否定全部不可能之后，剩下的就是事实。” 他叫小陆把审讯录音拿出来，一盘一盘地听完了。他跑到纪真办公室里来了。 “老纪，甘副局长那么提问题可是违反审讯工作原则的，没掌握多少证据就把人家一条一条都定死，非逼着人家往咱们预想的路子上走，这容易出错啊！咱们得跟甘副局长提提呀。” 纪真沉吟了半晌，反声问他：“怎么，你认为徐邦呈的口供有诈？” “有诈我不敢说，这么审是不对的，容易出毛病。” 纪真似乎斟酌了一会儿词句，待了片刻，才缓缓地说：“副局长亲自审的，我们怎么好去挑眼呢。甘副局长半路出家搞公安，审讯方法上有毛病，也在所难免嘛。可这话我们不好说，说了，又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了。我看，咱们还是‘为尊者讳’吧。好在徐邦呈这次的口供大部分还可信，地形图也对上了。”说到这儿，纪真把声音轻轻压低了些，“仙童山接头还是可以姑且一信的，至于那个特遣小分队的任务是不是破坏批邓，就难说了。我想也可能是这家伙怕掉脑袋，立功心切，因而故意投我们所疑，以便引起我们对他的重视吧，我和他接触了两次，他现在的保命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小分队的具体任务，暂不必急着搞得那么清，我心里有数就行。” 纪真虽然如此说，可段兴玉还是不放心，小分队的任务没搞清倒还犹可，万一徐邦呈还留了其他一手儿呢，不能不防。于是在第二天部署下一步工作的小会上，段兴玉抢先发了个言，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一整套方案，总的思想是，诱捕敌特小分队的这张弓，不能拉得太满了，满了不容易收回来，特别是对考察徐邦呈，多方验证口供的工作设计，他讲得很具体。你甘向前不是不懂吗，那好，我都一条一条地先给你“参谋”出来，然后你再“决策”，省得你先说出一通外行话，下面干部既不好执行，你也窘于收回成命；另一方面，段兴玉也是想用这个办法来防备可能有的隐患，预备好退路。审讯结果已然如此，不可能推倒重新再来，仙童山的诱捕计划，也不可能再做太大的修订，就像一只即将出海远航的小船，张了帆，拔了锚，已成离弦之势了，段兴玉也只能这样搞些贴贴补补的措施，尽量促使不致搁浅和倾覆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话里话外大概免不了流露了一些对审讯结果不放心的倾向来，甘向前虽然没说什么，可态度上十分冷淡。散了会，纪真把他给叫去了。 “兴玉，你说话说得太多了！”纪真有点气急败坏，用手指头当当敲着桌子，“咱们是旧市局的老人，一举手一投足人家都要看看是不是老一套，你怎么还敢张口闭口过去怎么个搞法，以前怎么个经验呢？甘副局长今天是客气，他要是给你翻翻砸烂公检法的老账，你有什么话说！” 他一声不响，心情极度败坏，他没想到现在搞案子这么复杂，这么掣肘，这么叫人讨厌！ “哼，我们现在倒像是‘留用人员’了，”他冷冷地说，“好了，我以后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了。” “那倒也用不着，反正少说为佳吧。”纪真的情绪也不高。 可是到了晚上快下班的时候，纪真又把他给叫去了。 “我考虑了一下，你那毛病，也是难改呀，回头要真跟副局长冲突起来，我就不好为你说话了。我看干脆，你上追谣办帮帮忙得了。放心，这案子有我呢，出不了大差池。” 纪真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他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这时候也只能拿得起放得下了。他笑笑，说：“为什么偏让我去追谣办？还不如去分房办、公用家具折价办呢，反正处里现在各种办公室一大堆，都要人去。” “那些个地方，矛盾太多，你一个业务干部犯不着搅进去，搞一身纠纷。” 就这样，他成了追谣办的第一副主任。 回想起来，纪真和他的交情是在解放前就建立的。那时候，他们同在南州市那所最大的教会大学里读书。纪真是高年级学生，地下党员，后来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通缉，离开了学校，还在他的家里避宿过一个多月，可以算得上生死之交了。那时的纪真，在他眼里是个何等了得的英雄！南州解放了，党从大学生中挑选了一批骨干加入到公安机关，段兴玉恰好分配到纪真所在的五处。在五十年代反美蒋特务的斗争中，他们这一对上下级之间的友谊和默契，至今还能引起段兴玉的无限感忆和怀念。那时候的纪真就如同那个年代一样，是那么富于朝气，那么精神抖擞，好像完全不知疲倦和发愁。一九六○年当上五处的第一把手以后，谁都认为他是一个在事业上极有前途的接班干部。“文化大革命”头几年，纪真虽说也戴过高帽，也住过“牛棚”，尝了几天“牛鬼蛇神”、打翻在地的滋味，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就随着老局长马树峰官复原职了。尽管这几年总是处在“业务上的骨干力量，政治上的统战对象”这样一个难堪境地，但是他的复出，在砸烂公检法以后，市局各业务处的第一把手全被军代表和造反派垄断的局面下，就像宋朝南人做了宰相、清代汉人入了一品一样，毕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然而最熟悉纪真的他，却早就看出纪真“出山”以后这几年，的确在慢慢地变，圆滑了，没有棱角了，无论干什么，总要瞻前顾后一番。有时甚至谨慎得连对他这个生死之交也不敢敞开心扉了。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今年春节他在纪真家喝酒的那次，当他和纪真的爱人说起江青去小靳庄的事时，纪真突然冒了一句，“唉，可惜杨开慧同志死得太早了。”这一句话，引得他和纪真的爱人、孩子都放胆地发起不合时宜的议论来了。他觉得那是这许多年来唯一一次大家在一起都敢说心里话的聚会，所以心里特别痛快。可是纪真，大概是悔于酒后吐真言吧，事后几次在他面前言不由衷、拐弯抹角地说了些补救的话，显然是怕他在外面多嘴，这使他感慨系之，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倒不是因为自己不被纪真信任，而是因为他看到了纪真内心里孤独得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坦诚告白的知己了，人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更可悲的吗？ 对十一广场烈士纪念碑下的那几个花圈，他也向纪真问过看法，纪真是一副故作轻描淡写的神情，“清明节快到了，送花圈很正常嘛。”他当然不相信，凭纪真这样一个老侦查员的敏锐眼光，还能看不出这是党内斗争表面化、群众化的一个迹象，纪真不过是意会而不明言罢了。但这件事毕竟又使段兴玉心里稍稍温暖了一些，因为他深知纪真性格的本质，并不是惯于模棱两可的，纪真一向干脆、喜欢一针见血，现在既然故意把花圈的实质掩盖为正常现象，并无焦忧痛恶之慨，也就足见其内心的倾向了。 今天上午，他们追谣办公室的一个去北京出差的同志回来了，跟他汇报完工作后，顺带讲了讲北京的情况。看来，北京也有不少人在酝酿着清明节搞点活动。南京的事态未平，各地已先不稳，南州的形势会怎么发展呢？唉，这个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啊，真到了老百姓要上大街说话的劫数了吗！ 将近一天没有说话了。 这是施万云近几年才形成的习惯。在南州旧市委的领导干部中，他一向被认为是位出色的演说家。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做检察长就做了十三年，作为检察长，重要审判常常免不了要亲自出庭支持公诉，亲自参加法庭辩论，没有一副好的口才是不行的。他的出名的雄辩，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那几年，在批斗会上常同“革命群众”激烈舌战，侃侃之势不减。以后，当然是低头认罪了。再以后，下放到了农场。直到一九七三年打农场回来在家这么一住，他才真正的变成了半个哑巴，连相随了几十年的宋凡也常常要为他的沉默而发慌。 快吃晚饭的时候，江一明来了，手里提着一包松花蛋，一定又是他那个在部队工作的儿子给他带来的，这玩意在南州的市场上差不多绝迹快十年了，的确是稀罕之物。江一明倒是有个不甘寂寞的嘴巴，三十年代他们同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他这个学工科的，倒比自己这个学法学的还要健谈，不管和什么对象谈论什么问题，一概滔滔而来。当时曾因此得了一个洋名字：“巴尼僚斯”，取的是汉文“把你聊死”的谐音。几十年了，学生时期的往事早被岁月的泥沙埋掉，可江一明那乐天达观的性格和爱发议论的毛病，却如同根性一般地保留下来。也许，这些年他作为941厂的头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比自己这个全市政法系统的头号走资派所受到的冲击，到底要小些吧。 “怎么样？又听到什么小道消息了吗？”江一明把松花蛋往桌上一放，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施万云微微笑了笑，没有说话。记得刚从农场回到南州市的时候，江一明是头一个找到这间聊遮风雨的小屋来看他的，好在他们不属于一个系统，只以老同学的关系相来往，倒也不会过于招嫌。江一明呢，老伴在“文革”初就惊病交加去世了，儿女们又都在外地，老头子一个人鳏寡孤独，就常到他这儿走动走动，吃吃便饭，也常常带来些松花蛋这类的金贵食品和一些来路复杂的小道消息。 “坐吧，”他对江一明说了一句，指了指旁边的小沙发。这一对小沙发还是他从原来的住处扫地出门以后，市委一个管仓库的老工人，从他原来的一堆家具中拣出来悄悄还给他的。这几年，他和宋凡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对小沙发上度过的。沙发的外表已经破旧不堪，很寒碜，不知里面的簧是不是歪倒了，坐上去有一种凹凸不平的感觉。 江一明没有坐，指指里屋的门帘，“宋凡和孩子们不在？” “季虹今天休息，和援朝一起出去了，萌萌在外边小厨房做饭，她妈妈刚也去了，你来时没看见？” “啊，没有。” 江一明话音没落，宋凡和萌萌端着菜走进屋来。 “哟，一明怎么这么有口福，知道我们今天打牙祭？”宋凡的脸上露出些难得的笑容。 “有什么好东西？” “姜汁肘子，我妈的手艺。”萌萌掀开沾满油污的大砂锅盖子，一股很好闻的热气飘满整个房间。 江一明活泼地眨动着疑问的眼睛，“啊，你们准是约了什么客了吧。老施这几年可是个苦行僧哟。” “没外人，一会儿就是援朝来，这肘子就是他搞来的。还有萌萌的那个小朋友，也来。” “哈，我今天是沾了孩子们的光了。” 江一明的笑声，使施万云的胸中倏然热了一下。 季虹今年二十六岁了，这个年龄对于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娘来说，有时难免会成为一种苦恼。在这几年的沉默中，他常常在内心深处觉得对不起孩子，特别是对虹虹，更有种沉重的负疚感。他还能很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虹虹是怎样果断而又自然地投入到那股狂热的潮流中去，和她那班年轻的同学一样，整天兴奋到了一种“虚脱”的状态。大串联！一句话，就像风一般地走了。可是当她披满征尘地回来，看到的却是一个被抄得七零八落的家。在他和宋凡都被关进“隔离班”以后，她就被扒走了红袖章，从光辉浪漫的顶尖跌进暗淡痛苦的渊底。摆在她面前的最大生活题目，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也养活妹妹。不容易呀，那时候是外无援兵，内无粮草，萌萌才只有十二岁，完全不能自立，就靠虹虹给人家洗衣服、带孩子、拣大字报纸卖钱苟以活命。虹虹是什么都干了，一个只有十八岁的、靠保姆带大的女孩子，实在是不容易的。啊，那时她还来隔离班看过他，给他带来了一小瓶盐炒辣椒呐。有八年了，他一想起来便禁不住热泪盈眶。作为父亲，他是有负于孩子的，至今也无力补救和挽回。他看到虹虹现在有时候爱无端地发脾气，有时思想偏激得失去节制，而这一切又常是发端于对个人不幸的怨尤，他却难以表示一点儿稍微严厉的责备。小时候感情不快乐的人，难免会变得古怪和脆弱。孩子是受了刺激受了委屈的，是难怪的。江一明倒是很喜欢这两个孩子，虹虹能到941厂做仓库保管员，他是帮了很大忙的。而且像卢援朝这样的年轻人，在941厂那种大型企业中做外文资料翻译工作，身价和眼光都是不低的，要不是一明的一力保媒，爱上虹虹这样一个父亲还被“挂着”的姑娘，恐怕也是要大费踌躇的。 现在，他们这一对儿看来是成了，总算了却了他和宋凡的一桩心事。萌萌暂时还小，还不到着急的时候，可宋凡说得也有道理，早一点儿找好找，有机会也不要耽误。是的，他已经连累孩子们了，怎么会再耽误她们呢？宋凡这话是几个月以前说的，她当时就留意了那个用自行车撞伤萌萌的男孩子。萌萌对那男孩儿的好感是溢于言表的，现在竟已经发展到有点离不开他了。没想到，萌萌这么个温慢的性子，竟然会陷到一个一见钟情的浪漫故事里去。不过那男孩子倒确是有一副迷人的外表，他是公安局的干部，政治上会十分可靠。可是，一个公安人员大凡也不愿意在自己清白的社会关系中半路掺进一点儿?唆，弄得将来填个登记表都要皱眉头的。何况萌萌至今还没有工作，这些情况，在两相爱极时自可不顾，日久天长了，人家会不会心生嫌弃呢？ 虹虹回来了，他的思绪中断下来。卢援朝今天戴了副不很深的眼镜，显得老气些。两年多了，他一直搞不清他和虹虹是同岁还是比她大一岁。作为一个在“文革”初走进外语学院大门的挂牌大学生，这十年来要不是靠自学，怕是连abc都念不准呢。个人有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卢援朝看来是个不大关心政治的人，对当前的运动没兴趣倒还犹可，可居然连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这样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虽说现在不少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都这样，但毕竟也不是个优点吧。 周志明是最后一个到的，这孩子每次都先要向他和宋凡问候几句礼貌的套话，为此常惹得虹虹背后讥笑，说他沾了一身市民俗气。其实，这也是虹虹的古怪之一端吧。 大家围着桌子入了座。这张又大又难看的旧桌子，几乎占去这间屋子五分之一的空间。桌上很丰富，除了姜汁肘子、松花蛋之外，还有肉片土豆、鸡蛋韭菜、肉炒胡萝卜丝。透过从砂锅里升上去的片片热气，他的目光从大家笑意融融的脸上扫过，那个悲凉的叹息又在心中滚动了一下。 “唉，妻子、儿女、小康之家、蛰居生活，如此了却残生，也算是种‘善终’了吧。” “萌萌，有酒吗？这么好的菜不喝一点儿岂不太可惜了。”江一明的声音把他的注意力又吸引过去。 “还有一瓶啤酒，我姐姐喝的。” “拿出来，啤酒也行。” 除了他之外，每个人的面前添了一个斟着鲜黄酒汁的小杯子。江一明端起杯子，先冲他说了一句：“万云还是不破戒吗？”又对孩子们说：“来，祝你们，啊，早一点儿……哈哈。” 大家端起杯子来，笑着正要喝，宋凡说：“你们也不祝祝江伯伯吗？” 萌萌把杯子往前一伸：“祝江伯伯身体健康。” 虹虹也伸过杯子：“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连宋凡都跟着笑起来。 江一明停住笑，用手在刚刚白起来的胡子上抹了抹，说：“这句话现在倒成了绝响了，再听起来，真觉得好笑，可当初天天喊的时候，八亿人有几个不是诚心诚意？八亿人啊！” 的确，一明的话是不错的，可施万云听了总觉得不舒服，好像有点儿什么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呢？也许是自己太过正统了吧。 他把目光又移到孩子们身上，虹虹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也是那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别看她当了几年“黑五类”，可干部子弟那种优越感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声音动作，都还是那么张扬，这使得坐在她身边的卢援朝更显出沉默寡言来。他搞不清像卢援朝这种一帆风顺的青年，何以总是这么一副心事重重、老气横秋的神情。萌萌呢，每当周志明一来，就照例要拘谨些，老实些，庄重些，当然，那是一种乐滋滋的拘谨、老实、庄重。而周志明似乎比她还要老实，端坐着，腼腼腆腆、巴巴结结的，菜也不多吃。施万云不由用手指指砂锅，对那小伙子说： “来，你不要客气，这都是我家里人，这位是我三十年代的老同学，941厂的总工程师，你们见过面的。” “见过。”江一明用他那种老知识分子特有的礼貌微欠了一下身。 “见过好几次了。”小伙子也慌忙欠了一下身。 “你和他也早就熟悉了吧，”施万云又指指卢援朝，说，“肖萌姐姐的朋友，也在941厂工作。” 卢援朝难得地笑了一下，“那天，他撞了小萌，我正在那儿呢，我还差点儿跟他吵起来。” 卢援朝是个典型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对任何纠纷都是退避三舍的，施万云想象不出来他会在外边和谁吵架，果然，虹虹跳出来揭他的底了。 “你这书呆子也会吵架吗？”她的插话又引起一片笑声。“真的，真到了外面，他还不如我能吵呢。我现在最能吵架，看什么都不顺眼，都想吵一通才解气。爸爸干了一辈子革命，到现在连个房子都不给解决，真是……” 看，她又扯到这儿来了，施万云唯恐她又要借题发挥，来一通牢骚，忙把话引开，他对那小伙子问：“听说你去了湘西？对湘西感觉怎么样？” “很好，那地方风景特别美。” “湘西的确很美，五十年代我去过一次。”江一明很快抢去了这个话题，“那是种朴实的，天然去雕饰的美。之所以名不见经传，我看是由于偏处一隅，不为外人所知的缘故。哎，你不要客气，吃菜呀。”他也像主人似的招呼周志明。 “来，”卢援朝在周志明碗里夹了一些鸡蛋韭菜，他今天仿佛格外活跃了些，笑着对周志明说：“你是搞公安的，多吃一些韭菜有助于提高逻辑思维的能力。” “哦？”江一明笑道，“这是什么奇谈怪论？” “前几天我在厂资料室看了本外国杂志，上面有篇文章介绍了挪威学者阿拉弗·林德里特列姆关于蔬菜对人的某些影响的研究情况。这位学者认为，胡萝卜和菠菜容易引起忧郁；土豆使人安宁，还有……” “还有什么，你说说我适合多吃什么？”虹虹挑衅般地问。 “你应该多吃莴苣，可惜现在没有。莴苣可以帮助提高音乐才能。” “虹虹现在还常练声吗？”江一明问。 宋凡替女儿说道：“有时候到公园去练练，家里没法儿大声练，左右邻居要骂的。要我说，练了半天有什么用呢？上星期市歌剧院一个熟人给她听了听嗓子，说不错。可不错又能怎么样，现在的事还不就是这样，你就是比郭兰英唱得好，没门路照样进不了歌剧院。哎，虹虹，那天刘老师听了唱怎么说来着？” “说我嗓音条件不错，中音区尤其好，高音部分毛病多些。” “年轻人嘛，有兴趣你就让她练，多一手本领没坏处。依我看，虹虹将来是会有出息的，萌萌也会有出息的。现在的年轻人呀，老宋，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啦，爱学习的真是不多。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是这个民族最稳定、最有连续性的物质力量。年轻人如果总像现在这么不刻苦，国家就无望了。唉——”江一明抖抖胡子，又说：“可惜现在总有那么几个人，想要重演秦始皇和中世纪欧洲神学家们的惨烈，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几本书。知识是人类发展的记录，怎么扼杀得了呢？前两天我们邻居家的小孩子，不知从哪找来本旧杂志，啊呀，残篇断页，破得不成样子了，可我看他读起来还是那么吮吸有声，真是个悲壮的画面……” 施万云不无担心地看了一眼周志明，他对这位来自公安局的小伙子毕竟是不甚知底的，那小伙子也专注地在听，还不时地点着头，但他还是打断了江一明的长篇大论，以免他再说出什么危言耸听的话来。 “爱学习好嘛，你们江伯伯就是个钻学问的人，不仅在航空机械方面是国内一流的专家，而且旁通别类。一明，最近还有兴做诗吗？” “唉，老啦，江郎才尽啦。”江一明说了一句，把脸转向几个年轻人，“我年轻的时候几乎什么书都看，追求博览，可每每不能竟学，差不多成了半吊子杂家，及至上了大学，才专攻了工科。写诗嘛，业余爱好，不过是兴之所至，随口胡诌几句罢了。萌萌最近又看了什么好诗吗？” “看了一本《普希金诗集》，写得真好。” “你喜欢看些什么书呀？”江一明又向周志明问。 “中国的古典文学比较喜欢一些，《红楼梦》、《水浒》……”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看过吗？” “看过《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没看过，搞不到书呀。” “诗词读一些吗？” “不大读，我不懂诗。” “诗词在我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是一条主要的流脉，喜欢古典文学就一定要读诗词。毛主席对古典诗词是极为精通的，他自己也工习韵文，戎马倥偬之中仍不废吟咏……” “一明，快吃吧，肘子一凉就不好吃啦。”这回是宋凡打断了他的话。 “好好，我差不多饱了。” 晚饭吃完，已经是八点多钟了。施万云本来还打算好好向周志明问问湘西的变化，没想到江一明嘴里冷丁冒出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来。 “你们知道吗，又有人往十一广场送花圈了！” “谁送的？”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问。 “嗬，可不是一两个，比原来足足多了三倍，我刚坐公共汽车从那儿路过，只是远远地看了那么一眼。” 施万云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了，“没有人干涉吗？”他首先问这个。 江一明尚未答话，季虹先抢着说：“这干涉什么？送花圈悼念总理，一不偷二不抢的。” 江一明跟着笑道：“还是虹虹干脆，还有两天就是清明节了嘛，送花圈祭奠烈士，既是人之常情，又是革命传统，何罪之有？万云，你是搞法律的，你说说看？” “法律？”施万云本来想说：“法律还管什么用啊。”但他只是挥了一下手。 江一明又把话锋移向周志明，“你是搞公安的，你们公安局是什么看法？总不至于说送花圈的都得抓起来吧？” 施万云注意到，小伙子支吾了一下，没说出话来。 “他呀，一个小警察，他有什么看法管什么用。”虹虹是一副轻蔑的口气，“他们还不是听上面的，上面说好，他们就笑脸，上面说坏，他们就瞪眼，就这么回事。” 施万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埋怨虹虹伤人太过，尤其是对妹妹的朋友，怎么能没有一点做姐姐的宽让呢。 果然，萌萌出来袒护了。 “我和志明约好了，清明节那天我们一起到广场去的。” 江一明又跟下去说：“是嘛，警察也是人啊，也有血肉之躯，七情六欲，凡事也总要有自己的看法嘛，对吧？”他向那小伙子问道。 施万云看到周志明像个小学生似的机械地点头答是，样子单纯可感。也许这孩子对江一明话中的内涵尚不能洞然领悟，也许他的年龄还不能使他有太深的思考，看上去他的确还是个孩子。可是，这些年，年轻人能保持一种单纯的思想，也就算难能可贵了。 已经是九点半钟了，周志明起身向大家告辞。施万云没有忘记约他再来谈那个没有谈成的湘西。萌萌当然要送他几步。趁两个孩子不在，宋凡便赶快把话题引到萌萌的事情上来了。 “一明，你看这男孩子怎么样？” 季虹又是抢在了江一明的前头，说：“小孩儿嘛，形象倒不错，我就怕有点小市民习气，将来咱们家可受不了。” 江一明倒是很认真了，问：“小市民习气，何以见得呢？” “他开始来看萌萌伤的时候，每次都提着点水果点心之类的礼品来，那些小市民家庭就喜欢这样。再说，干警察的，我总有点不喜欢，这些人头脑大概都简单得很。” “听他说他爸爸是南大的老党委书记。”宋凡说明道：“周耘田，一明听说过吗？” “听说过，不熟。这孩子看着还老实，我倒没觉出什么小市民来，老宋，万云，和萌萌我看未必不般配，何不玉成他们？我可以做这个月老啊。” “这种事，又不好一厢情愿，小周还没有正式和我们提过。”宋凡叹了口气，又说：“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愿意，你看，现在我和他爸爸这个样子……”她看了一眼卢援朝，没再说下去。 施季虹却一下子听出母亲的潜台词，大声说道：“你们怎么啦，又没问题，有什么配不上别人的。在外面只要有人问我，我就说爸爸是老革命，怎么着，理直气壮！那些小市民，小业主家庭，那些头头脑脑暴发户的孩子，我还看不上呢！” 江一明想起了什么，对施万云说：“马树峰不是又回公安局了么，你们过去那么熟，何不让他帮你做这个媒？至少可以帮你了解了解这小伙子的表现嘛。” 施万云沉默少顷，闷闷地说：“人家是身在其位的人，不去麻烦了吧。孩子们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做主拿主意。他们有他们的眼光，再说萌萌和他也已经相处了这么久，他们也许早就心照不宣了。我看，成与不成，顺其自然吧。” 又聊了一会儿，江一明和援朝也走了。施万云有点儿倦，进了里屋，躺在床上。萌萌回来了，在外屋跟她妈妈、姐姐一问一答地说着话。又是在说那个男孩子。他闭上眼睛，耳朵却留意着外屋的声音。宋凡说了句什么，引得萌萌笑起来，他很久没有听到萌萌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声了，这充满了希望和幻想的笑声给满屋子带来甜滋滋的幸福气氛。唉，孩子们……应该是幸福的，应该是幸福的。 现在是几点钟了？对面，一向晚睡的王大爷家早已灯熄人静，可周志明却怎么也闭不上眼睛，拼命想睡，却心神不宁，头直痛。 “你看，我可替你圆场了，到时候你要不敢去，我姐姐可有话说我了。” 萌萌虽然语调娇嗔，听起来却反有一种温柔的，可怜巴巴的情态。可不知为什么他竟冒了股无名火： “你老以为我是害怕似的，我怕什么？” 是的，其实他怕什么？他不过是替萌萌一家人担心罢了。现在他决定清明节跟他们一起去广场，下了班就去，堵一堵季虹那张尖刻的嘴。他原来是打算一个人去的，去了就回，在那方尖碑下的松墙上，插上两朵花，一朵是他自己的，一朵是父亲的，花他都准备好了。 他已经做了七年的侦查员，光凭职业上的荣誉感也不能再容忍这种嘲笑和小觑。他绝不是个胆小怕事之徒，不是！如果萌萌知道他有过夜伏仙童山的那种非凡经历的话，他敢说她会惊奇地叫出声来。 哦，仙童山！那个永远也忘不掉的地方，那里寄托着他的骄傲，也铭刻了他的耻辱。 他呆呆地睁着眼睛，再也没有一丝睡意。枕头下面的手表声噔噔地敲着他的耳膜，这声音……这声音多像盲发电台那呆板的嘀哒声，呆板，却又惊心动魄，从遥远而诡秘的一个指挥中心里发出，击透深邃的空间……哦，那个看起来多么宁静平常的夜啊。 在技术处那间宽大的监听室里，墙壁上嵌着硕大无朋的监听仪。一缕缕黑色的和红色的导线沿着天花板的边缘，将满房间各种各样的小仪器连接一体，就像一个威严的母亲，统率着她众多的子孙。 从广袤的夜空中传来的嘀嘀哒哒的电波声，充满了这个房间，而周志明那时候听到的，却只是自己的心跳，重鼓一般的心跳！ “发报员是个老手，”纪处长那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能听出来的。手法熟练，肯定而又明快，一定是个老手。” 他们全不做声，默默注视着技术处的译电员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字。片刻，译电员摘下耳机，把根据缴获来的密码译出的盲发电报交给了纪处长。 纪处长看了，一句话没有说，转而递给了陈全有，陈全有的面孔上也看不出任何吉凶祸福的征兆，把看过的电稿又交到他的手里，然后向纪处长轻声问道：“要不要打电话通知甘副局长？” 纪真看看表，“等天亮再打吧。” 周志明手里捏着这封简短的电稿，心悠悠地悬着，屏住呼吸把它看下来。 1127，来信收悉，小分队整装待发，三月二十五日与你会合，预祝成功。e… 他也一言不发地把电文转给陆振羽，可那颗怦怦跳的心几乎激动得要从嘴里蹦出来了。 小陆看了电报，又转给小严，他的脸上通红通红的： “可等到了，他妈的！” 以后，一切都按照预定的方案按部就班地进行了。早上，甘副局长和局秘书处的一个同志乘飞机直飞h市。下午，他们带着徐邦呈乘上了这辆北去的特快列车。 在软席卧铺车厢的尽头，他们包下了两间包厢。他、大陈跟徐邦呈住一间，处长和小陆住另一间。大陈上车没一会儿就爬到上铺去睡觉，天黑后才醒来换他去睡，他们的晚饭由小陆打回到车厢里来吃。自从徐邦呈供认了“三月行动”，并且要求戴罪立功之后，他们对待他就开始完全区别于初审阶段，让他从看守所搬到了一个舒适的据点里住下。但在看管上，仍然是外松内紧，虽说在火车上一般是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可是这个案子既已发展到这样的规模上，责任所系，毕竟不能掉以轻心。 下铺，徐邦呈打着匀淡的微鼾，和火车的哐当声搅在一起，如同一曲交响乐中的两个独立音部，音量不同却互不淹没，融于同一个整齐不紊的节拍中。而上铺的周志明却早已没有这种平静的心情了。尽管这次激动人心的远征已经把每一步都安排在既定的时间表里，可他还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计算着剩余的路程。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会儿。 吃过早饭，列车开进被初春的浓雾封锁着的h市。他们下车后没有停留，和当地省公安局的两个同志接上了头，便一同改乘一列省内的短途火车继续往北走。这列老旧的火车就像“铁道游击队”时代的文物，不要说软卧车厢，连硬卧车厢也没有，乘客大都是沿线的本地人，拥挤在木板条式的简陋座位上。当地省局的两位同志一直把他们领到车尾巴上挂的一节专供列车员休息的车厢里。他看出车上的两个乘警很紧张，不知道省局的同志跟他们说了些什么，在整个八小时的旅途中，他们始终在这节车厢的门口警戒着。 那个地方的天要比南州黑得早。傍黑时分，列车在临靠边境的一个小站停下来。当地县公安局的两辆吉普车把他们从站台一直接到一个偏僻的小招待所里，招待所是专门腾出来给他们做指挥部的。一进门，徐邦呈由几个人带去休息了，他们则被一直领到了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 房间里已经坐了十来个人。甘副局长和那位秘书处的干部也在这儿，有几个军人正围在桌子上的一张大地图前指指点点地对他们说着什么，见他们进来，都直起了腰。 “好啊，你们是正点到达，路上没出什么事吧？”甘副局长说。 “还算顺利。”纪处长轻松地答道。 “那个家伙的情况怎么样？” “情绪不错，立功心切啊。” 甘副局长笑了，说：“他也是想从这次行动中捞到争取从宽处理的本钱嘛。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省公安局叶处长，这位是7411部队的朱团长，这是万参谋长，这是县公安局的侯局长。”他一一把屋里的人介绍给纪真，然后又说： “我们正在研究明天晚上的具体行动，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坐下来一块儿听听。” 大家都坐下来，周志明记得当时屋里凳子不多，他是和小陆挤着坐在屋角的一把椅子上的，只听那个朱团长先说： “地形情况就是刚才介绍的那样，仙童山并不高，也不陡，从南坡看，实际是个慢坡，靠敌人那一面的北坡也只有个三四十度的斜度，问题是我们部队的隐蔽位置，看看放在哪里比较合适，山上树草不多，不适宜隐蔽太多的人。” “部队的位置嘛，研究研究吧，”甘向前慢慢地说了一句，转而向纪真问道：“老纪的意见呢？” 纪真走到地图前看了看，思索着说：“在边界上搞这种诱捕行动，我们也没有经验，但我看有两条是必须注意的，一是不能过早暴露，二是速战速决，不然很可能搞得功败垂成。我看，敌人那边原定过来十个人，我们这边有十八到二十个人就足够了。我们派两三个侦查干部跟徐邦呈突前一点儿和敌人联系，是不是请部队再挑选十八名战士埋伏在稍后一点儿的地方，另外，为了防备敌人组织反扑，在距接头地点一百米左右的山腰上，还应当预伏至少一个连的兵力。” 纪真停下来，甘向前环顾左右，问道：“大家看怎么样？” 没有人发表异议，朱团长说：“差不多，就这么干吧，我负责选十八个棒小伙子，保管叫敌人一个也跑不了。” “好吧，”甘局长看看表，“兵力安排就先这么定下来。今天晚了，他们又是刚刚下火车，早点儿散会休息吧，老朱，明天领我们到仙童山先看看实际地形吧，也好做到心中有数嘛。老纪，明天一早咱们留一个同志和县公安局的人一块儿看守徐邦呈，其他的同志都去看看地形，准备得充分一点儿，咱们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朱团长他们几个部队干部先走了。县公安局的同志给他们安排好住房后，甘局长又去看了看徐邦呈，然后回到大房间里一起吃了招待所准备的夜餐。大家正准备回屋休息，纪真突然把甘向前叫住了。 “甘副局长，明天……” “怎么？” “明天是不是带徐邦呈一起去看看地形，既然他是这出戏的主角，不妨也听听他的意见，也许，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听他的意见？”甘向前大概觉得意外。 周志明他们和省局的几个同志都还没有走，默不作声地坐在桌前听他们两个说话。周志明还能很清楚地记起纪真当时那种小心翼翼的辞色，他显然是斟酌再三才把话说出口的。 “这并不牵涉到立场问题，”纪真解释着，“搞这种逆用案件总需要灵活的策略，我们明天叫他一起去，跟他一起研究研究行动的细节，这在他心里会产生一种安定感，可以促使他更加真心向我。他不是立功心切吗，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一点，发挥出他的能动性来嘛。” 周志明听出来，“利用”这个词，显然不是纪处长内心准确的意思，他明白，纪处长之所以用这个词，完全是为了适合甘副局长的口味。果然，甘副局长似乎被说动了，略略点点头。 “好吧，明天可以带他一起去，不过咱们得明确，参加这个案子工作的同志都得明确，目前徐邦呈还是敌我矛盾，至于今后怎么处理，也要看他这次的立功表现，不要搞到最后，仗是打胜了，可在方法上又走了十七年的老路子，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问题，不过大家要警惕呢。” 纪真连连点头，“对、对。” 天已经很晚了，大家各自回到房间里睡下，周志明和大陈睡在一间屋子，那次他可是睡得快，还没有来得及听见大陈的鼾声，他便被极度的困乏卷入到睡乡中去了…… 周志明翻了个身，他不愿意再想下去，强迫自己合上双眼，将脑中的千头万绪驱散…… 清晨，严君手里攥着一卷粉红色的大字报纸，走进办公室往大陈桌上一放：“咱们科里的大字报，这星期该你们组出了，处运动办分配的题目是……”她看了看自己的手心儿，“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意在否定党的领导’，哎，要求明天就得贴出来啊。” 陆振羽抢先声明道：“上次咱们组的那张是我写的，这次该轮到组长了，这题目还不错，比上次给我的那个题目好写多了。” “你那也算？抄成大字报才一篇半。”严君愣愣地抢白了一句。陆振羽在科里本来是条从不肯吃亏的汉子，但因为对严君有那层意思，所以才格外惧让。吃吃地轻声辩解道：“字不在多少，一篇半也是批了。” 严君和陆振羽在南州大学外语系是同班同学，去年年初毕业后又一同分到五处工作，因为多年厮熟，所以说起话来毫不避讳场合和深浅，其实细究起来，他们的经历和性格却是极不相同的。陆振羽的父亲是南州市警备区的副政委，他从小生活在警备区大院中，是个典型的从家门进校门，从学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虽然已经二十五六岁了，涉世却极浅。而且除了打扑克，敲“三家儿”外，几乎没有别的爱好。而严君恰恰相反，对于打扑克的反感，绝不亚于代人写大字报。每每看见小陆和人凑三家儿开甩，便要骂一句“浪费青春”！比起小陆来，严君的阅历确是深得多，她虽说生长在北京，又是书香门第，但在十二岁的时候就跟弟弟一起随了当教授的父亲和当医生的母亲迁徙到河南农村落了户，当了四年小农民。十六岁被招工进了县里的农机厂，十七岁又被厂里推荐上了大学。去年她父亲也被调回了原来的大学执教，虽说在这场运动中似乎又有点儿狼狈，但一家人总算是搬回了北京。在一般“臭老九”的子女中，严君的命运是相当令人羡慕的，可比起更加一帆风顺的陆振羽来说，毕竟是经过几番坎坷，见过一些世面了。 陈全有面有难色地挠挠头，对严君抱了抱拳，说：“帮帮忙怎么样？这种应景文章你路数熟，一挥即就……” “这种事，我可不管。”严君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运动办’那帮人本来就瞧我不顺眼，老嫌我写得太温。” 大陈苦皱着脸，转而，向坐在对面的周志明说：“真不巧，我老婆今天身体不舒服，呆会儿我还得早回去，可这，明天就得贴出来，你是快手，代劳一下如何？”见志明一犹豫，他顺手把大字报纸和两张《人民日报》一齐推过来，“好写，报纸上都有嘛，你写个头尾就行了。勉为其难，勉为其难，来，这个做润笔。”他掏出半盒“大前门”，放在大字报纸上。 志明想推却，“我又不抽烟……” “那我买糖。” 严君撇撇嘴，“你真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看着志明老实。” 大陈挥着手，往外轰严君，“这是我们组的内部事务……” 大陈走了，小陆也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坐在大字报纸面前发呆。写下“运动办”规定好的那个题目后，便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可311案件的工作，不正是由外行领导着内行干的吗……堵在他脑子里的，还是那个案件。他的思绪似乎还流连在那个让人难以忘怀的一天一夜中……那天早上，他们都穿上了军装，然后……然后怎么样呢？啊，对，他们分坐了四辆吉普车去看了地形。 他恍惚真的又走进了那个晓色初开的大草甸子，那荒寒、平坦、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给他这个从小在城市的拥挤中长大的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奇感，完全不同于在湘西的青山绿水间所经历过的那种感受。而跟他坐在一辆车里的万参谋长却指指车窗外，用不无歉意的口吻说： “我们这儿太荒凉，四周空空，几十里地见不到一个人影，真是一点儿可看的风景也没有。” 他笑笑，“四周空空本身就是一种奇景啊。” 大陈撇撇嘴，“你这是新鲜，住长了就知道单调了。” 汽车开得很快，强劲的寒风鼓在风挡玻璃上，轰轰作响。约莫走了一个小时的样子，他看到一线逶迤的山坡从地平线上爬了出来。 “那就是仙童山。”万参谋长从前座上回过头来，“别看这座山不起眼，还有不少神仙鬼怪的传说呢。” “是吗，可它并不算高哇。”大陈伸着头往前看看，“我看顶多百十米。” 志明笑笑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嘛。” 万参谋长解释着：“高是不高呀。之所以小有名气，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它是一条国界线吧。” 啊，仙童山！他脑子里至今还清晰地保留着第一次看到仙童山时的印象，他清晰地记得山上那青灰色的岩土和点缀在其间的一簇簇不知名的乌黑的矮灌。 他们远远地下了车，在山坡附近逗留观察了近一个小时。按照指北针的方位，很容易便能看到山顶上那株孤零零的标的树。他的心情有点起伏难平了，——这就是接头的那棵树？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可纪处长并不是外行，哪怕是已经到了仙童山的脚下，他也并没有放弃对徐邦呈的考察。看着甘副局长陪着朱团长他们往前走着，他拉住徐邦呈，小声问： “是这棵树吗？” 徐邦呈十分肯定地点了一下头，“是，接头地点就在它的北面一点。” “你事前到边界来看过这棵树吗？” “不，我是在照片和沙盘上熟悉它的。” “计划上的接头时间是几点？” “……” 连周志明自己当时都感到奇怪，接头时间是徐邦呈早就供认的，纪真显然是在明知故问。徐邦呈也迷惑地眨着眼睛，半天才说：“夜里十一点到零点。这……” “夜里十一点到零点，天已经全黑了，你能看得见这棵树吗？”纪真略加掩饰的怀疑目光停在了徐邦呈的脸上。 徐邦呈笑了笑：“我也向他们提出过这个问题。可他们说这棵树的方位是经过精确校准的，周围一二里地只有这一棵树，只要按照指北针走，一定会找到的。如果有月亮，还可以看到树的透空剪影。他们的确就是这样跟我交待的。据我看，这棵树也确实不算难找。” 纪真看看他，又看看那棵树，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在仙童山行动中，虽然决策者是甘副局长，但具体事务全得靠纪处长一人操持。什么时候开饭，什么时候出发，人员怎么配备，通讯如何联络，等等琐碎细节，都要一一安排部署。甚至连预订火车的车皮，以便潜特一俟捕获，就可以迅速直接地送走这一类后勤杂项，也是事必躬亲。等纪处长全都忙完了，才终于在吃晚饭以前，把大陈、小陆和他叫在一起，开始交待他们几个人晚上各自的具体任务了。 任务是在甘副局长的屋子里交待的。屋里静得几乎能听到彼此的呼吸。 “我、陈全有，还有小周，我们三个上去，我和朱团长负责具体指挥，陈全有和小周带徐邦呈近敌联系。小陆我看就留在这儿，甘副局长有什么要办的事，你给办一办。”纪处长神情有点疲倦，可说话依然声气从容。 “我……”小陆嗫嚅着，“我想，能不能叫我也上去？” 纪真摆了摆手，“指挥部这儿也需要留个咱们的人，不然，甘副局长有事总叫兄弟单位的同志办也不大方便。况且，这次上去要求徒手对徒手，尽量避免使用武器，争取全部活捉，小陈、小周他们两个都学过格斗技术，上去比较合适。捕人主要是依靠部队，我们人去多了也没有用，你还是留在这儿吧。” 看来小陆是很泄气的，从甘副局长的屋里出来，他就发开牢骚了。 “妈的，这一趟算白跑了。” “你在指挥部，跟甘副局长坐镇指挥，比我们带劲儿。”周志明想宽慰他。 “得了，别得了便宜卖乖了，反正你算抄上了，这一仗下来，咱们处这些年轻的当中，谁也比不上你的资格了。”小陆嫉妒地瞧着他。 他不置可否地一笑，随手从兜里翻出特意带来的巧克力，扔给小陆一块，“塞住你的嘴。”又扔了几块给大陈，嘱咐了一句：“等吃完晚饭再吃。” 大陈笑道：“你怎么跟小孩儿似的，走哪都带着糖。” 他脸上红了，大陈又触了他的痛处，想了想，他解释说：“其实我一点也不爱吃糖。吃巧克力是为了提高身体热量，增加动力，运动员比赛前都吃它，不信你吃几块，到时候打起来准有劲儿！” “现在吃了，晚上就有劲啦，真是瞎扯，哪有那么快的。” “你外行吧，巧克力只需要一次酵解就可以补充到血液里去，快得很。” “算了吧，苦不苦甜不甜的。”大陈有力地伸展开手臂，做了两下扩胸运动。“在外线队有人就老是吃这个，我从来不吃，可要是真跟你和小陆这样一肚子巧克力的人较量起来，哼……” “怎么样？” “凭我这身块儿，压也把你们压死了。” 小陆要去了大陈那几块巧克力，一边嚼，一边嘟囔着走了。 在小陆的眼睛里，他是一个幸运儿，是令人嫉妒的。既然干了侦查这一行，谁不愿意和敌人面对面地干一仗呢？谁不想见识见识那刀光剑影的惊险场面呢？对于和平时期的侦查员来说，这种机会怕是太难得了吧。但是当周志明知道了自己终于就要前敌临阵以后，却有些坐不稳，立不安了。那是一种又兴奋又紧张的心情，确切地说，是一种带着兴奋的紧张心情。“我能行吗……”他仿佛从来没这样心虚过，甚至开始神经质地疑心他的手枪会不会有毛病，总觉得手表的发条似乎没上紧……表面上他很平静，而暗地里却不住地给自己壮胆打气，不能丢脸！不能丢脸！干吧，拼吧，就当是来死的，来牺牲的！论体力，你并不一定就比那些个特务们差，像徐邦呈这类的，你完全可以打得过，多吃点巧克力，拼吧！慢慢的，他的兴奋的紧张终于变成紧张的兴奋。 下午五点二十分准时开了饭，粉条土豆烧大肉，大米饭，用省局叶处长的话说，这在此地就算得上吃筵席了。 吃过饭，一切准备就绪，天色还没有黑。招待所小楼前的院子里停了两辆吉普车。朱团长大衣敞着怀，腰间的皮带上挎了一支小枪，仪态威武地站在车前，甘副局长、纪处长和他说着话，他不时地大笑，声音洪亮。其他人都站在一边，周志明看见大陈和县公安局的一位干部领着徐邦呈从楼里走出来，徐邦呈看到满院子的人，表情谨慎地迈着步子，甘向前走过去和他说了句什么，他露出点儿笑容点了一下头，便钻进车子里去了，纪真看了看表，对甘向前说道： “甘副局长，我们出发吧？” “好，到了前边，要多和朱团长他们商量，要注意和部队搞好关系，啊。” 甘向前握了纪真的手，又握了朱团长的手，人们都默然地上来同他们握手，周志明直感到自己的手心被握得滚热。周围沉浸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甘向前用昂扬有力的语气大声对他们说道：“我们等着你们，全国人民都在看着你们，相信你们一定取得此战的全胜！好，出发吧！” 这几句慷慨激昂、大壮行色的战前动员，使周志明热血沸腾，那一刻，他对甘向前的印象也一下子好起来了。他跟着大陈敏捷地跳上车子，神态和动作都充满着英雄感。如果父亲也能看到那个激动人心的出征场面，大概从此也会对他刮目相看了；如果萌萌看到……啊，他那时候是多么希望萌萌也能分享到他心中的骄傲啊！ 汽车开出了院子，扬起的灰尘遮没了一只只高举着的送行的手臂。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便进入了莽苍的荒草甸子。黄昏薄暮的太阳正在西面的地平线上慢慢下沉，远远的，一只形单影只的狼在芜草上匆匆逸去。再往前走，仙童山在暮色苍茫中弓起了自己的黛色的脊梁。 车子减慢了速度，轻轻地向前滑行，在离山两公里远的地方熄火停下来。他们下了车，他看见前面不远也停着几辆吉普车和几辆卡车，再前面一点儿，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大约足有二百来众，几只体格壮大的军犬安静地伏卧在队列的一端，这画面蓦然打进他的脑海，他似乎此时才在内心里真正感受到战斗之前的那种沉重的慌乱，心跳不由加快起来。诚然，他已经经历了不少案件，但那不过是在熟悉的城市环境中一种绝对安全的“冒险”，有的案件甚至就是在办公室里破的，像这样真刀真枪的战斗则是梦也没梦见过的事情。以前常听人说，新兵头一次上阵没有不害怕的，这一论断大约也要在自己身上应验了吧。他暗暗地难为情。 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向他们跑过来，为首的一个是万参谋长，他们跑近了，跟在万参谋长身边的一个三十来岁的军人跨前一步，立正行礼，低声有力地说道：“报告首长，部队在休息待命。” 经朱团长介绍，他们知道这人姓王，是这个加强连的连长。 他们一行人向部队走去。战士们抱着枪安静地望着他们，万参谋长和王连长耳语几句，王连长跑到队列前，轻声喊道：“第一线的，起立！” 坐在前排的一批战士刷地应声站起来，动作干脆麻利。 万参谋长对纪真说：“这是我们选出来的‘十八勇士’，都是最出色的战士。” 纪真和十八个战士一一握了手。然后趁朱团长和万参谋长检查部队的时候，把陈全有和他叫到一边。这是那天纪真对他们做的最后的嘱咐。 “上去以后，你们注意不要突前太远，不能叫徐邦呈使用信号机，打起来以后，你们俩不要恋战，迅速带徐邦呈退下来，那十八个人足够了。另外，我呆会儿跟朱团长再商量一下，再抽二十个人放在离你们三十米外的地方，作为二梯队，打响后也上去，以多胜少，速战速决。你们的任务就是接上头，然后，保护徐安全撤下来。” 大陈把头一点，“明白了。” 纪真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说：“志明，你也算是个老侦查员了，别慌。” 他也使劲点了一下头。纪真又移步向徐邦呈走去，很轻松地对他笑一笑，问道：“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儿紧张？” 天色越来越暗，徐邦呈的脸完全罩在阴影里，只给天边弥留的淡淡一线青光镀上了一圈模糊的轮廓。 “有点儿，有点儿紧张，”他似乎并不想隐讳，停了一下又说：“不过不要紧。” “用不着紧张。你看，我们的力量占绝对优势，预先设伏，以逸待劳，这一仗是稳操胜券的。你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上去以后，你听他们两个人指挥，敌人过来，你就按咱们定好的那样和他们接话，打起来以后，他们两个会领你安全撤下来的。” “您放心，”徐邦呈把头上的棉帽子摘下来理了理头发，说，“紧张归紧张，可我比你们更期待这次行动的成功，因为这对我毕竟是获得新生的唯一机会。” 天完全黑了，部队开始悄然向山前运动，枯草斑驳的地上，只有一片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山，越来越近，黑黝黝的宛如一条卧龙的睡影。春寒料峭的夜风，刺刺地直钻脖子，可周志明当时却丝毫不觉得冷，仿佛全身的血都要涌出来了。他已经辨不清，到底是兴奋，还是紧张。 第三章 到了山前，先派了两个战士上山去观察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动静，十八个打头阵的战士精神抖擞，一律短武器，已经单独排好了队列。纪真同朱团长说了句什么，转过身在陈全有和他的脸上扫了一眼，短促地挥了下手： “上吧！” 他们夹在十八个战士中间，小心翼翼地向山顶那棵独立的标的树爬上去，大约用了二十分钟，便进入了预伏的地点。大陈猫着腰，挥了一下手，让战士们散开隐蔽起来，然后和他带着徐邦呈突前十来米伏在两簇相间几米远的矮灌后面，因为他隐蔽的灌丛比陈全有的大些，所以徐邦呈就和他趴在了一起。 透过矮灌密集的枯枝，他睁大眼睛朝下望去，北坡要比南坡陡得多，同样布满一丛丛坟包似的矮灌。在幽幽的暗月下，只能看出一个个黑乎乎的外廓。山下，更是一望如墨；四周，笼罩着宁静，只有风，飒飒的风声增加着氛围中的恐怖。 头两个小时，夜光表的指针就像被胶拖住了似的，很不情愿地往前磨蹭着，可到了最后一小时，却骤然加了速，离接头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尽管山下黑糊糊的仍旧不见一丝动静，可他的心却无法控制地狂跳起来。咚咚咚！他听到胸膛里那急促的响声在沉重地叩击大地！那时候，他才真算承认父亲并没有委屈他，他的确胆小，没用，上不了台盘，他实在恨自己了！ 终于，绿色的指针指在了二十三时，他按下了信号机的按钮，短短长短，他的手指直哆嗦。头一遍的长短节奏大概不那么准确，他连着发了三次信号，然后把信号机靠近耳边听着。 “沙——”除了一片沙沙的噪音什么也没有，他侧脸对不远的大陈望去，大陈也正在看他，他摇摇头。 短短长短，他又按了一遍，等了半天仍旧没有回音，他紧绷的神经有点儿松懈下来，一股强烈的怀疑占满了心头。 “徐邦呈该不会和我们开了一个‘买空卖空’的大玩笑吧？” 突然，信号机嘟地响了一下，一阵令人晕眩的心跳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嘟——嘟——嘟嘟”，强烈的回答讯号连续而准确地叫出了预定的节奏。 山下不远的地方，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光点儿，闪了一下就熄灭了，两秒钟后又再次出现，他看见大陈的手电筒也亮了，和对方一明一灭地呼应起来。 就是那一瞬间，一生的悔恨就是在那一瞬间铸成了。他为什么偏偏就忘记了防备着徐邦呈呢，为什么要那么紧张，以至于脑子里只剩下了一根弦，只等着和从黑暗中上来的那群越境特务开打呢？当他的后脑勺突然被轰地猛击了一下的时候，他差一点蒙过去，在徐邦呈打完他之后一跃而起，向前鼠窜的刹那间，他大概只是凭了一股下意识的反应，才不顾一切地横扑出去，抱住徐邦呈的双腿的。他用力太猛了，徐邦呈一屁股坐在地上，两个人又争着跳起来，他趁徐邦呈重心未稳，猛一个直冲拳打过去，可这一拳又太慌了，虽然打在他的脸上，却仿佛很虚飘，徐邦呈竟乘势向后一倒，顺着北坡飞快地滚了下去。他这才拼命抽出手枪，向下连击了四枪！枪声在寂静的山野里震耳欲聋！ 那一切都不过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过去的。等到大陈扑过来，用力拉住他的胳膊，他全身的血管几乎要炸开了。 “怎么回事！”大陈已经不是平时的大陈了，他像一头怒吼的狮子！ “跑了，他跑了！”他觉得胸口喘得说不出话来。 猝然，周围天地间刷地亮起来，如同白昼一般，山下，不知多少部探照灯一齐射向山顶，他们的眼前一片雪白，往北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北面山下喧声大作，许多人在粗声叫喊。紧接着，一片密集的自动步枪子弹带着虚飘的哨音，高高地掠过头顶，枪声中混杂着疯狂的狗吠！ 他们这边的几条军犬也嘶叫起来，十八个战士蜂拥上来，陈全有挥着手，喊道： “往下撤！” 办公室里静静的，整个办公楼里似乎都是静静的。快到中午了，可摊在眼前的稿纸上，却仍旧只是那个标题《外行……》。 身后有点声响，他回过头去看，严君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站在他的身后。 “好嘛，耗了半上午，你就写了这么一行？” 他呆呆地，答非所问：“甘副局长就是个外行。” “你扯什么？”严君先一怔，随即恍然，“还想着311呢？” 他勾下头，说：“人是从我手上跑掉的，也许我应该负责任，可负责任是小事，我总觉得心里窝囊，堵得慌，真是咽不下这口气去。” “人已经跑了，这口气咽不下去也得咽，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胜负本来就是瞬息万变的，一时失败在所难免，用不着这么丧魂落魄的。”严君倒用这种老侦查员的口吻来宽慰他了。她扯开话题，问：“下午还去医院看你父亲吗？大字报要是写不完，我替你写吧。”他喜出望外，“你真替我写吗？我下午要去医院，晚上还得去段科长家给他谈那天边界上的情况呢，我们约好了的。” “你们不谈别的？那我也去行不行？”严君感兴趣了。 “怎么不行，一块去吧。” “这样吧，”严君来了情绪，“今天你就上我那儿去吃晚饭，我姑妈炒菜的手艺很可以。吃完了咱们一块儿去，怎么样？你爸爸一住院，谁给你做饭呀？” “我自己会做。”他没忘记要说明一句，旋而又想起什么来，说：“对了，段科长还让我上他家吃呢，我看咱们干脆都到那儿去吃得了。” “也行。”严君很爽快，“你从医院回来叫着我啊。” 下午，他在医院里陪着父亲。为了叫父亲的情绪好一点，他已经绞尽脑汁，花样翻新地想了不少主意了。这回，他从家里把“白白”给父亲带去了。父亲果然高兴，逗着“白白”玩了半天，直到被老护士长发现，大惊小怪地来轰，他才抱着“白白”回家。然后他又回机关叫上严君，两人骑车子直奔段科长家来了。 段兴玉住在公安局新盖的干部宿舍楼里，是个像鸽子笼似的又窄又矮的两居室单元，他们到的时候，他已经回来了，正在热气腾腾的小厨房里做饭。他们俩没进正屋，也挤进小厨房，在高压锅咝咝啦啦的喷气声中，大声说着话。 “我爱人出差到上海去了，小孩也吃口剩饭就跑了，大概找同学去了，家里没别人，咱们正好说话，严君会烧鱼吗？我今天买上鱼了。” “鱼还不好烧，”严君脱去外套，挽起衬衣的袖子，“干烧还是红烧？” “随便，熟了就行。” 严君在烧鱼，段兴玉领着他离开厨房，到那个客厅兼卧室的大房间里来了。 他看着忙于沏茶倒水的段兴玉，几天来一直萦回在心头的那团阴云又爬到脸上，踌躇片刻，问道：“科长，你说我要不要先写个检查呢？” “检查什么？” “徐邦呈是从我手上跑的，我至少是缺乏警惕吧？” “先不用，对311案失败的原因，将来处里得专门研究确定出一个大致的估计，具体到个人应该负什么责任，要等这个总的估计出来后再说。” 周志明在桌边坐下，说：“那天，我们撤下来以后，7411部队留下两名战士对敌方做了观察，后来听他们反映，敌方探照灯延续二十分钟后才熄灭，在距接头地点一百米左右的地方，像有较大数量的部队活动，山脚下能听到汽车的引擎声，后来还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不远的地方飞走了，他们是从声音和信号灯光上判断出来的。” 段兴玉把茶杯放在桌子上，又从柜里拿出糖盒，打开来，“吃点儿糖吧。” 他下意识地拣起一块糖，并没有去剥糖纸，思索着又说：“当时徐邦呈一跑，边界上很乱，老实说，我也慌了，没顾到仔细观察一下，可现在回想和分析起来，好像，好像觉得敌人完全是有准备的，你看，预先埋伏了那么多人。” 段兴玉踱着步子，“碰上这种事，就怕自己发慌，一慌就什么也看不稳了，一个侦查员，非得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修养。”他踱了两趟停下来，又问道：“徐邦呈在跑以前，有什么反常表现吗？” 他想想，“没有，好像，好像晚上出发的时候稍稍有点儿紧张，不过不明显，当时看起来并不觉得反常。” “噢——”段兴玉微微侧着头，沉思着。 严君走进屋来，把一大盘色泽浓艳的红烧鱼放在桌子上，笑着刚要说什么，看见他们俩阴郁的脸色，也把笑容敛住了。 “从表面上看，”段兴玉看着他们两个人，说道：“事变的确是爆炸性的，很突然。我乍一听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也很吃惊，可后来仔细一想，又觉得虽在意料之外，却尽在情理之中。” “噢，怎么呢？”周志明和严君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 段兴玉在他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说： “我记得，以前我和你们说过我的一个感觉，我说过我在头一次接触徐邦呈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不是个寻常之辈，我认为他无疑是一个久经训练的骨干特务，他的逃脱证明这个判断大致不错。我那时之所以强调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头两次的假口供实在太拙劣了，这是一个很可疑的现象。当然，使用假口供是现代间谍战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假口供的目的既然是诱使反间谍机关上当，因此就必须编排得十分巧妙可信。事情怪就怪在徐邦呈的头两套假口供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下等故事，不但救不了他，反而会使他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而他自己的实际水平又是完全可以预见到这一后果的。那么，根据这个矛盾的现象，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徐邦呈使用这两套假口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它们，恰恰相反，是为了让我们很快就识别出它们的虚假来。” 周志明和严君面面相觑，周志明说：“这我过去倒没有想过。” 段兴玉接着说：“好，现在就假定我这个判断是成立的，那么就有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了，他故意让我们很快识破的用意是什么呢？另外，在第二次审讯中还出现了另一个可疑现象，我们把那些检查出来的物证摆出来给他看，他看得很仔细，反复看了两遍，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严君，你当时注意到他的这些细微举动了吗？我注意了，这些举动是不合情理的，这些东西都是刚刚从他自己身上缴获的嘛，他应该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可是他在看这些物证的时候，似乎有更复杂的心理活动。本来，我是想在审讯中从几个方面进一步观察这些问题的，可是后来，甘副局长把审讯接过去了，我也曾经把我的怀疑跟纪处长谈过，但他没有直接参加对徐的审讯，毕竟不能像我这么自信。他觉得徐邦呈是不敢撒这样一个弥天大谎的，因为他把我们诓到边界上，如果接头不成，于我无损，而他自己却要倒霉。在你们临出发的时候，纪处长甚至还对我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他怀疑‘三月计划’完全是徐邦呈的凭空捏造，以此来表现一下他的立功愿望，然后他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推掉接头落空的责任。可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是现在这么个结局。我同意小周刚才的看法，敌人完全是有准备的，是蓄谋的。徐邦呈关于‘三月计划’的口供是早就预备好的一套严整的假口供。” 严君想起什么，问道：“可那个地形方位图怎么解释呢？那图上画的正是仙童山呀。” 段兴玉点点头，“对，图恰恰也是一个疑点，因为像这样一个接头地点，方位和标的物都是应该熟背于胸的，弄一张图带在身上，不但多余而且危险，一旦出事也容易把整个计划暴露。现在可以判断，这张图，还有那个信号机，很可能就是敌人为这套假口供专门设下的两个假物证，如果徐平安无事，这两样东西就用不上，一旦有事，就可以发挥作用了。现在又可以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上去，在全部物证中只有这两件东西和仙童山接头有真正联系，而第二次审讯恰恰也是这两样东西没有摆出来，他当时看了半天，大概就是在找它们，既然没有找到，当然那次也就不会供出‘三月计划’来。” 周志明恍然地说道：“噢！你那么一说我倒有点开窍了，徐邦呈前面的那两套假口供，是为了给后面这个真正的假口供做铺垫的，对吧？” “我想是的，如果他一开始就把‘三月计划’和盘托出，必然会引起我们的慎重，任何反间谍机关对于过分轻易获得的口供都是怀疑再三的，他当然明白这个规律，所以先耍了这套假中之假的把戏来搅乱我们的思路，经过这么几番顿挫蓄势，等以后吐出真正的假口供来，就显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严君连连摇头咋舌，“好家伙，我都快起鸡皮疙瘩了，想想直后怕。”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这次失败也不是不能避免，关键是得把审讯这一仗打好。如果后来是纪处长接手审他，大概不至于如今的局面。”迟疑片刻，段兴玉又说：“有些话，我本来是不该当着你们说的。论搞侦查，甘副局长毕竟是半路出家，专业知识还缺欠一些，审讯中有些方法实际上属于指供引供，然后又盲目地信供，我当时是提了意见的。小陆嘛，就更其没有经验了。审讯记录后来我都看了一遍，我们的毛病的确很多，其中有两条是致命的：第一，审讯之前先带有成见，脑子里先有了个框框，总以为敌人是要对我们现时的反右运动搞行动破坏，在审讯中就拼命想找出点儿根据来印证这个成见，这样做，很容易降低自己的判断力；第二，过于着急地把自己的怀疑暴露给徐邦呈，让他摸准了底细顺竿爬。另外，徐供认‘三月计划’以后，甘副局长显得过于热心了，对这个计划我们本来应该故意做出不感兴趣的姿态，然后观察他的反应，但甘副局长没有这么做。当然，我这也是事后诸葛亮啦。” “咱们先吃饭吧，”严君插空说，“菜都凉啦。” “好吧，”段兴玉挥了一下手，表示不再说了，开始摆碗摆筷子，他看着那盘快要凝冻的鱼，对严君说：“要不要把鱼热一下？” “不用，凉的更好吃。” 周志明却扭捏了一下，“我，我胃……怕凉。” “好，那就热。”严君笑了他一下，“你真是个娇气鬼。” 鱼热好了，三个人坐下来。周志明刚刚往嘴里塞了一口饭，又对段兴玉说道：“‘三月计划’既然是个骗局，那徐邦呈这次潜入的真正任务就得好好琢磨琢磨了，他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严君说：“从物证上分析，我看十之八九是情报派遣，密写纸和密写药的数量那么大，只有搞情报的人才需要。” 周志明夹鱼的筷子停在碗边，思索着说：“我现在倒觉得那些东西不像是他自己用的。” 段兴玉很感兴趣地抬起眼来，“噢？你有什么根据吗？” “我这两天就琢磨这个问题来着，我觉得他身上带的钱有点儿怪，缴获的一共是三千一百三十一块多，一个特务被派遣出来，活动经费干吗不带个整数呢？干吗偏偏要带三千多那么一点儿呢？其中三千元又是用纸包单独包着的。所以这些钱会不会根本就是两份儿，一份儿是纸包里的三千元，另一份就是那一百多块零钱，他入境以后，坐车吃饭要花掉一些，所以这一份儿的本来数目大概是二百，这是他自己可以支配的经费，而那三千整数，我想是给什么人带的。” 大家沉默了少顷，严君说：“要是钱是给别人带的，那其他东西呢？搞不好也是给别人带的，徐邦呈就是个专勤交通也说不定。” 段兴玉慢慢扒拉着碗里的饭，思索着说：“唔，有道理，你们的分析有道理。我看等过几天，追谣办公室的工作闲一些，咱们就坐下来好好抠抠这个案子。” 他们一边吃着饭，一边又扯了些别的话题，什么蔬菜恐慌啦，铁路晚点啦，外线丢梢啦。严君哼了一声，说：“咱们老是喊着准备打仗，准备打仗，我看这仗要是真打起来，咱们准得乱了营，当头儿的净是些外行瞎指挥，靠他们非亡国不可。” 周志明说：“瞎指挥你也得听着，对咱们干公安的来说，上级的命令就是错了，你能说就不服从了吗？”他嘴里这么说着，可心里却不知道该不该赞成这个说法。 段兴玉笑了笑，“小周说的是对的，要是下级认为上级的命令有错就拒不执行，那就更要乱了营了。”停了一下，又说，“放心，要真到了亡国灭种的时候，不要说我们，老百姓也不会再容忍了。” 周志明闷头吃饭，这时又插了一句：“非要等到亡国灭种的时候吗？” “就是！”严君马上响应了他。 段兴玉愣了一下，没有接话。看来，他不太愿意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了。沉默了一会儿，问：“你们现在都在干什么？科里忙不忙？” 周志明说：“我们组在订311案的卷册。看来，这个案子弄不好得一辈子挂在那儿了。” 严君说：“其他组没什么事。‘运动办’老看着咱们科的人松闲，老给找事。” 周志明突然想起来，“小严，大字报写了没有？明天大陈可找我要呢。” “放心，抄都抄出来了。” 周志明松口气，问：“写多少？” “一张纸。放心吧，这事你就不用管了，回头我替你们送到‘运动办’去。他们要嫌少，让他们自己写。其实他们也不过是应付差事，都是硬从观众里揪到台上去演戏的……” 严君还在滔滔不停地说着，周志明闷着头，一句话也不接，而心里却忧心忡忡。他知道，严君虽然是个假小子脾气，但像今天这样放胆地发这种出格儿的议论，毕竟少见。尽管在段科长面前说几句过激的话倒也无碍，但若说惯了嘴，就难免在外面言多语失，祸从口出了。季虹也是这么个大大咧咧的劲头儿，肖萌最近似乎也染上了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嗜好。这些女孩子，怎么得了呢？他心里暗暗地直发急。 而严君，是不是因为和自己在一起，才这么话多？ 他胸口跳了一下。 快到清明节了，天气乍暖还寒。严君打了一个寒噤，把风衣的领子支了起来。 段兴玉家的楼前是一大片工地。天黑，地上坑坑洼洼的，自行车不好骑，他们只得推着走。 严君不知怎么突然想到，这好像是她第一次单独和周志明在大街上走，四周没有人，他们只隔着一辆自行车的距离，那么近。咳，这算什么事呢，值得她这样宝贵？甚至故意地把脚步也放慢了，以便能延长一点这宝贵的光阴。好笑，她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工于心计了？周志明倒没催她，也跟着放慢了脚步，他一向是随和的。 他们这么慢慢地走着，可光走也不是事儿啊，总得说说话。她看了他一眼，说： “天冷，你胃不好，小心受凉。” “我毛衣还穿着呢。”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我刚才，是不是说得太吓人了？” “还好吧。” “我都看出你害怕了，你后来故意装着不感兴趣，是不是？我看出来了，所以我不说了。” “当着段科长，没事。” 严君心坎上像是有股血喷出来似的，忽地热了一下，从周志明这句话中，她隐隐体味到一种格外可贵而又格外亲近的……体贴。她站住了。 “我想，求你办一件事，行吗？” “什么？” “我给爸爸买了个书柜，想送到火车站托人带到北京去，可我不会骑平板车，你帮我一块送去怎么样，平板车我姑妈家的院子里就有。” “行，什么时候去？” “后天晚上，我姑妈认识那趟车的列车长。” “后天，清明节？哎哟，后天晚上我有事呀。” “什么事？公事私事？”她笑着问。 “我想去十一广场看看，我爸爸让我替他献朵花。” “给总理献花？那正好，我也正想去呢，后天我陪你一起去，书柜的事以后再说。哎，我建议咱们干脆做一个小花圈，精致一点的。放心，处里不会知道，上我家去做，怎么样？”她一口气说完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精彩打算，只等着他说：“行。”其实，做小花圈的事她是早有准备的，材料都齐了，她后悔为什么没早一点想到拉周志明做伴儿。 可周志明却说：“啊，不行，我，我，还要和别人约了一起去呢。” “那不管，是我先约的。” “我和人家早约好了，真的。” “人家，谁？”她疑心起来，“是施肖萌？” “啊，不。”周志明躲闪地勾下头去。 严君当然明白了，周志明连撒谎都不会。 “好吧，”她笑笑，“那你们去吧。”她知道自己脸上的笑一定比哭还难看。而周志明却像是有些不过意了，还给她出谋划策： “那柜子你叫小陆帮你拉，你托他办事，他准高兴。” “行。”她敷衍地微笑着，喉咙里却发咸。 他们在路口分的手。尽管还不到九点钟，她却盼着他能说：“天黑，我送送你。”可他什么也没说。 她好像全身都乏透了似的，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家。一进门，姑妈就放下手里的毛线活，问她： “吃了没有？这么晚你上哪儿去了？” 她心烦意乱，不想多说话，走到圆桌边上，拿起玻璃杯想喝水。 “君君，你到底上哪儿了？” “加班。”她皱着眉头哼了一句。 “瞎说，刚才你们单位的人还来找你呢，你根本没加班。” “谁来了？”她端着暖壶的手不由停住了。 “还是那个，胖胖的小伙子，原来是你们同学。” “来干什么？” “他没说，反正他说你没在机关里。君君，现在社会治安这么乱，你在外边乱跑什么？还跟我说假话，再这样我可要给你爸爸妈妈写信啦。” 严君倒了水，喝了一口，勉强笑笑，“没事，流氓不敢惹我。” 她走进自己的屋子里，坐在桌前，百无聊赖地拿起一本书，翻了翻，又放下。每次，只要和周志明在一起呆一会儿，她便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了，心里骚动不安。 桌上的小圆镜里，映着她的脸，俏挺的鼻子，小巧的嘴，眉毛很黑，直通额角，这像个男孩子的眉毛……福相，还是悲相？ 她应该说是一个福女，命运给她的慷慨厚待，曾使多少人望而生妒啊，她也许不该再这样多所欲求了。想想，和她一起下农村的伙伴中，有多少人不是至今还在大田里荷锄耕作，在烈日下车水溉苗吗，大概已经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父母一起，都快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了。而她，被生产队推荐进了工厂，又被工厂推荐进了大学，参加公安工作不到两年，她就搞上了311这种货真价实的大案。这种尖端案件连那些久经世面的老侦查员们也会为之技痒的。想想，处里那一大堆“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还不就一直是扎在那些平凡、繁琐、甚至是枯燥的基础工作中，度过了最值得留恋的青春岁月吗？什么敌情研究啦，线索查证啦，档案清理啦，资料建设啦，积年累月，默默无闻地干着，而这些年，又只是搞运动，被整，整人，然后就是逍遥，让人心灰意懒的逍遥。比起他们，她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不，她不是看不起成了农民的伙伴和埋身于平凡的老同志，对他们她只有敬佩，但在人们的眼睛里，在人们的议论中，她确是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妞儿”，是吃着甘蔗上楼，节节甜步步高的。 “君君，你说找的那个帮忙送书柜的人，找了没有？”姑妈把头探进来，说了一句，又缩回去了。 帮忙送书柜，谁呢？她是决计不会去找小陆的，沾上他的人情，来日拿什么还？姑妈扯出的这句话，又勾上她的烦躁来。 她，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小妞”吗？如果一个妙龄女子在应有尽有之后，唯独在感情上得不到满足，她能够说是一个幸福的人吗？不，她认为不能。她忘记是谁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爱情是人的生命的一半，假使没有这一半，生活就会有难以弥补的缺憾。”这话是实在的。 她的这一半在哪儿啊？ 她一向认为自己在感情上是个粗线条的人，她不习惯苦心观察和分析别人，甚至也懒得去认识和体会一下自己，她没有，也不想有林妹妹式的那种细而又细的灵性与伤感。像现在这样，让自己停顿下来，安静下来，专门地，去回顾过去和窥探未来，在她还是从未有过的习惯。在她的记忆中，周志明给她的第一面印象，除了那张很中看的脸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周志明跟不熟的人是不爱说话的，不像科里、处里的其他小伙子们那样，在她初来乍到的时候，或哗众取宠，想引起她的注意；或俯首送媚，以博得她的好感；或故作窘呆，以换取她的同情，那帮人有意无意之间使的小手段，她不但心中了了，而且有点厌烦，但那个时候，她也并没有想到自己最后竟会爱上一个当时她毫无一顾的人。不，她并不看重人的外貌，也不是看上了他在业务上受培养受重视的地位?穴这一点不管年轻干部们是否公认，反正老同志背后都是这么评定的?雪，她对周志明的最初的好感只不过是因为他在他们新来的同志面前，从来没有老侦查员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对她，也没有其他追慕者那种动机昭然的殷勤。他的天性忠厚；他的为人随和；他的委屈求全；他的总爱替别人操心的习惯，全都是在无形中被她一点一点地感受到的，以至于她自己都弄不清楚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周志明的影子就开始勾留在她的心室一角了。但是，当一个怀春少女情窦初开的时候，除了怦然心跳之外，有谁能够很快地把朦胧的感觉转化为明确的理念，产生具体的愿望和实际的行动呢？她对这事，就和搞案子一样，既缺乏经验又缺乏胆量。等到她明确了信念，而且建立了胆量的时候，一切都迟了，周志明一车轱辘撞出个施肖萌来。她没有料到，老实汉子的罗曼史也会发展得如此神速，才几个月的工夫，已是“九尽杨花开”了。 现在，周志明是个有了归宿的人，按理，她不应该再作非分之想了，应该放弃他、疏远他。这个理智的念头也的确无数次地控制和约束过她的感情与向往，却又无数次被感情和向往的冲击所打破。也许正因为她的爱一开始就面临着幻灭的威胁，所以有时候就更加显出超常的坚固和迫切，她居然抓住周志明在去湘西之前托她给施肖萌捎信儿的那个机会，跑到施肖萌的家里来了。这是她过去绝对不会干的事，也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怀了损害别人的动机去干的事！ 这都是为什么呀！她为什么要去找施肖萌？为什么要主动向周志明透露施肖萌父亲不体面的现状？难道爱情达到炽点，就没有理性的成分了吗？不，不，她不是一个坏女人，不是一个以施阴谋诡计为乐事的女人，当她看到施肖萌热情礼貌地给她倒茶，看到她对周志明那种真情实意的关切的时候，原来想好的那几句破坏的话竟全部梗在喉间，不能启齿了。她不忍心，不应该，也不能够，去损害这个天真的，正在等待幸福的姑娘。 可她自己呢，她同样需要幸福，如果失去周志明，她那颗已经被他扰乱了的心，能在谁那里得到安慰和平复呢？处里，追她的人不少，可是一个个算过来，她觉得都不行。小陆在毕业前就给她写了信，到现在又托人来说，她万没想到被托的恰恰就是周志明，真是冤家路窄呀。 “小陆人不错，工作认真，也能耐苦，心直口快，长相嘛，也不错。”他翻来覆去老是这几句话，论起做媒，周志明可不是个善于辞令的人。 但是在爱情上，她却敢断定他一定是最高明的，因为她觉得最高明最动人的爱，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粉饰和矫揉造作的。周志明就是一个真实的男人！ 从仙童山回来以后，周志明一下了班就往施肖萌家跑，这是她凭一个女人的最基本的神经末梢就能看出来的。清明节，他们还要一起去广场……他在施肖萌面前是什么样儿？是的，他是懂得如何去爱的，可是，他懂得那种毫无指望的爱是什么滋味儿吗？ 严君又想起她小时候最喜欢的那个美丽的象牙书签了，书签上面刻的那一行小字是她念熟不忘的，那是但丁的一句诗，“爱，应当成为美德的种子。”而且爱的本性是排他的，是不能分享的，或者，她真的应该把那个已经被冲破和揉碎了的理智再重新收拾起来，不然，她就得在一个不能调和、无可两全的矛盾中生活一辈子，难受一辈子。还是理智一点吧，躲开他、忘了他，多想想他的缺点，这大概是一条迟早要走的路，而迟走，还不如早走。 ——小圆镜里是你的眼睛？湿了？不，你不是一个掉泪的女人，你没有失掉什么！你是一个侦查员，你有你的事业！ 她望着镜子里的眼睛，仿佛是在对着另一个人默默地告白，她，要和事业结婚！ 第二天上班，她在走廊里和周志明打照面，交臂而过，她没有理他。看得出来，她的反常的冷淡使周志明有点儿惴惴不知何故了，说不定还以为她还在为拉书柜的事生闷气呢，她横心闭眼，不理他，也不解释。 但是人毕竟不是动物，感情这玩意儿，要想一朝忘却，也难。上午她被叫到处长办公室给纪处长抄讲话稿，甘副局长来了，和纪处长在外面套间的沙发上坐着说话，当虚掩的门缝中隐约传来“周志明”三个字的时候，她仍然情不自禁地停下了手中的笔，尖起了耳朵。 “那个周志明可靠吗？徐邦呈的跑，我总感到有点儿怪。” 她听得分明，这是甘向前的声音。 “人是可靠的，”纪真果断的声音，“他是六九年咱们局从初中学生当中招的那批人，干公安已经七年了，是党员。” “这次运动中表现怎么样？” “表现还可以，在科里写大字报挺积极，他不会有什么问题。” “唔——”甘向前很保留地唔了一声。 她心里直打哆嗦，不知道是气还是怕，甘副局长怎么可以这么怀疑周志明呢！全无根据地怀疑，毫无道理地卸责，这是什么领导啊，以后还有哪个侦查员敢在他手下干！她的胸间起伏难平了。 外面屋子里又说起来了。 “不管怎么样，人是从我们手上跑掉的，我是局里主管侦查工作的副局长，也是这个案件的负责人，我已经向市委亦得同志做了检讨。当然喽，亦得同志讲，不以成败论英雄，可我考虑，你们作为具体办案单位，总得有个检讨吧。” “检查报告是应当有的，可目前徐邦呈脱逃的原因还没搞清，是不是等……” “不用等吧，主要从思想上检查嘛，你们先拟个稿子，我看一下再往上报。”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甘向前大概是要走，说话声又随着穿大衣的声音一起传进来。 “今天下午局里在广济路礼堂开科股以上干部大会，要宣布市委的一个重要决定，要求侦查单位的全体干部都参加，你们接到局办公室的通知了吗？” 纪真说了声接到了，随后，砉砉的皮鞋声便响起来。纪真这时候又说了一句：“今年的手枪射击训练，周志明的成绩名列全局第八，在我们处是佼佼者，说不定，徐邦呈早已经成了他的枪下鬼了。” “也可能吧，对，这一条在检查报告上想办法写上去，我看我们也未必就是输家。” 脚步声移出了屋外。 严君的心绪缭乱起来，笔下连出错字，用小刀刮掉，再写出来，又是错的，只得再刮，纸上弄得一塌糊涂。纪处长送客回来，看着她的艰难劲儿，皱着眉头挥挥手，说：“先歇会儿吧，歇会儿再抄。”停了一下，又说：“你去秘书科问问，看看他们把今天下午广济路礼堂开大会的事通知下去没有。” 还没走到秘书科，她在走廊里就听见有人叽叽咕咕地议论：“下午什么会，这么郑重其事的？” 六点都过去了，大会才算开完，坐得离太平门最近的那一片上黄下蓝的消防兵最先拥满了礼堂的门道，接着，一身全蓝的户籍警和治安警，胳膊上戴着白套袖的“马路司令”，为数不多的穿绿军装的军代表，还有他们这些一身朴素便装的干部也混杂着从礼堂大门口漫出来，挨挨挤挤地灌满了半条胡同。 “散个场都这么费劲儿，局里的礼堂干吗非盖在胡同里呢。” 周志明急着想快些出去，心里头直堵得慌。 礼堂选的这个地方的确不理想，散场慢且不说，胡同的出口，又正好插在了广济路的半腰上。广济路在南州，恰如王府井在北京，南京路在上海一样，是个最繁华的商业区，往常在这儿开会，总免不了要有许多人半截里溜出去逛商场，局里虽然也三令五申地禁止过，却是松一阵紧一阵不大见效。然而今天下午的情形却迥然不同了，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在台上居中落座，局里十几位副局长分列两厢，只有局长马树峰因为免职去参加市委办的学习班而没有到场。可以容纳一千三百人的大礼堂坐得满满的。会，开了三个多钟头，竟没有一个人敢于中途退场。 杂沓的脚步声和窃窃私语声顺着胡同往前拥去，全不同往日散场时的吵吵闹闹。人们脸上的表情庄重而又肃杀，这使周志明的脑子里又隐隐浮起刘亦得那浓厚的唐山口音来。 “南京已经闹了，北京正在闹，南州怎么样？我看也是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吧。” 山雨欲来风满楼，指什么，指这几天又有人不断地往十一广场送花圈吗？当然，刘书记后来的话说得更加明确无误了。 “清明节，什么节呀？鬼节！完全是‘四旧’嘛。再说，用铁架子做那么大的花圈，究竟是悼念总理呢，还是向谁示威呢？” 周志明不明白，连清明给烈士扫墓都成了“四旧”，那以后过春节、吃粽子、吃元宵、吃月饼、喝腊八粥是不是也要以“四旧”论处了呢？他在听到这儿的时候，觉得刘书记的声音让人格外不舒服。可那特别土气的声音直到现在还在耳边不停地响着。 “在座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拳头，铁拳头！铁的，不是豆腐的，市委对公安局的广大干警是信任的，市局的中心工作现在要放到广场上来，市委已经决定，要对那些在广场上闹事的人实行反击！” 看来，郑大妈的那个所谓“传达”，自己这两天的担忧，现在全都应了。 他不愿意再想下去，如果确实有人在广场上闹事，当然是应该制止的，但刘书记，不，市委为什么要这样小题大做呢？送花圈悼念总理，有什么不好？何必非要视作洪水猛兽不可？广场上有坏人，对，但不能都是坏人呀，施肖萌的姐姐，还有安成他们，不是也要往十一广场送花圈吗？连他们941厂的团委还要组织团员做花圈送去呢，难道都成了反革命了吗？他觉得说不通。 安成就是941厂的团委书记，他们相识才几个月，但现在已经很熟，安成比他大了有一轮儿，在他面前像个仁爱的兄长，那种自然的、恰如其分的亲切，决不会让你感到半点儿拘束和生分。他几乎没有多久就喜欢上安成了。如果安成是坏人，江一明老头是坏人，施伯伯一家是坏人，那可真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散场的人漫出胡同口，一部分涌向马路西边的停车场，一部分涌向附近的公共汽车站，他和小陆、严君几个人都向存车处走去。 推出自行车，刚要走，小陆拉了他一把，一脸兴兴头头的样子。 “走，十一广场看看去。” “干吗？”严君跟上来，“你也想闹事去？” “不是，我估计咱们过几天的工作，也得往那边转，先去熟悉熟悉情况嘛，去不去？” “没你那么积极。”严君骑上车走了。 “我也有事儿。”周志明把车子推上马路。 “那，明儿见吧。”小陆怏怏地说。 周志明把车子骑出广济路，匆匆奔神农街头条来了。 他走进施肖萌家的小矮门的时候，江一明老头儿也正在屋里。看样子是刚刚在这里吃过晚饭，从杯盘狼藉的桌面上，还能看得出晚饭超乎寻常的丰盛，桌上摆着的半瓶喝剩的“五粮液”，尤其触目。 江一明坐在小沙发上，一边啜茶一边哈哈地笑，“老施一向惜杯吝盏，今天居然大开酒戒，难得难得。”看见周志明进来，又笑话道：“啊，来了一位官方人士。我听说连你们公安局都送了花圈，是真的吗？” “没有吧，不太清楚。”周志明顾着跟宋阿姨和施季虹寒暄，只随口应了一句。 “你没吃晚饭吧？”宋阿姨的情绪也佳，热情地拉住他，“我这儿饭菜还挺热的，叫季虹给你盛来？” “不不，我吃过来的。”周志明撒了个谎。 “你可别客气，”施季虹说，“客气了自己吃亏。” 周志明笑笑，他并不觉得饿，只是急于想把要说的话说了。他用目光在室内寻找了一圈，“小萌不在？” “上十一广场了，”宋阿姨说，“一会儿就回来，你真吃了吗？” “她也上十一广场了？” “广场上这几天很热闹，你没去看看么？”施万云酒酣耳热，红彤彤的脸上像涂了一层发亮的油彩，和周志明前几次见到的那副谨慎持重、不苟言笑的神态相比，活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兴致勃勃地接着说：“季虹这几天下了班就去，抄了不少好诗回来。唉，我是老了，挤不动，要不也真想去看看呢。” 施伯伯的情绪，使周志明的心头更加沉重。过去，肖萌曾几次向他说过她的父亲，她说的和周志明的直观印象大抵是吻合的，这几年老头儿自己不爱说话，也不喜欢女儿们有什么失态的言笑和出格的观点，在肖萌的眼睛里，他是个多少有点儿“孤僻”的父亲。周志明刚刚在路上是盘算了一番的，他觉得，以施伯伯的谨慎和正统，大概决不会对女儿们的越轨行为取漠然态度，所以他本来是打好主意要通过这位父亲来说服肖萌和她姐姐不要再去广场冒险的。没想到施伯伯对广场上的事竟也持了这么热烈的情绪，这情绪增加了他的焦急，不过在他内心的另一面，倒是觉得施伯伯比原来更可亲了。 宋阿姨像对大人一样在他面前摆了个热热的茶杯。他喝了口茶，听着江一明在旁边同施万云说着话。 “这回是石头城打头炮，现在北京的天安门也热闹起来了，咱们这儿还算是一般的呢。” “虹虹抄回来的那些诗怎么样，你昨天不是拿去看了吗？” “好诗！我把那半本子都看完了，的确好。既非矫揉造作，也非无病呻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人写的，感情很充沛，催人泪下的。我算看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我们这些个人民呀，伟大！” “党教育这么多年了嘛。”施万云又简短地接了一句。 “喂，公安人员，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呀？现在广场上的花圈可是成千上万了。”施季虹一面擦桌子，一面挑战似的问他。 他看了她一眼，又把目光移向坐在小沙发上的两位老头儿，抓住这个说话的机会毫不拐弯抹角地说道：“公安局今天下午刚开了一个大会，市委第一书记给我们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精神，南京事件已经定了性，是反革命事件。最近十一广场上的事虽然没明说，但意思和南京事件差不多……” 屋里人一下子在他的声音中沉默下来，只有施季虹没容他说完就打断了他，“什么反革命事件，你到十一广场上去看看好不好！”她火冒三丈地把抹布往桌子上一摔，“悼念总理，正大光明，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你们都当反革命抓起来算了！” 他张口结舌，看看施万云，施万云紧抿着嘴不说话。宋阿姨插进来圆和道：“虹虹，你怎么冲小周发起火来了，又不是他给定的性。” 周志明还想努力说服大家：“广场上现在也的确混了不少坏人，昨天一天光在那儿抓的小偷就有几十个。” 江一明摊开两手，涨满一脸没有方向的愤然，“难道说那么多花圈都是小偷送的，那么多怀念总理的好诗也是出自小偷们的手笔？这没道理嘛！” 周志明哑口无言了，他也知道自己的话不能自圆其说，本来还想把刘亦得在会上说的送花圈是以悼念总理之名，行破坏批邓之实的话说出来，又怕这话更其火上浇油，所以只好咽下没说，但一时又找不出什么有点道理的道理来引起他们的自警，沉默了一会儿，他想不如索性明说了： “施伯伯、江伯伯，市委已经决定要给予反击了，这两天再去广场就很危险，我看还是叫肖萌她们先不去的好。” 施万云脸色铁板，手指头下意识地不停敲打着沙发的扶手，没有答他的话，鼻子里哼了一声，“反击去吧。” 施季虹的声音变得更加尖锐：“反击？广场上那么多人，谁怕谁呀，一点儿也不知道现在群众都是什么情绪！我看咱们中国算完了，真他妈没劲儿！”停了一下，她又冲志明问道：“喂，我说你自己是什么观点，你说到底是不是反革命？” “我……”他堵了一肚子的闷气恨不得一吐为快，但却紧紧抿住了自己的嘴。他何尝不愿意痛痛快快地说心里话呢？他也不想这么窝窝囊囊地把自己实际的感情压在心底下。可今天是来干吗的？是来说服他们的，他们不像他，把面前的危险看得那么清楚。季虹大概还以为，但凡是众怒，就必定难犯。其实她根本不懂如今的事，批邓小平谁服气呢？不服气还不是照样搞运动批吗！ 季虹几乎不容他再说什么，嘲弄地笑起来，“在你们这帮警察的眼睛里呀，只要上面一说谁是反革命，你们大概就看着谁像反革命吧？哎，你知道我们厂的工人都管你们叫什么吗？叫狗子，管工人民兵叫二狗子。哈——” “季虹！”施万云从沙发上站起来，声音中透着严厉，“你有你的观点，别人有别人的观点，谁也不要勉强谁，不用说别的了。”说完，他连江一明也不管，一个人阴沉沉地踱到里屋去了。 屋里的空气重压着难堪的沉默。周志明听出来施万云话中的弦外之音，心里不是滋味，坐在那儿又尴尬，又委屈。正在这时候，房门砰一声打开了，施肖萌一脸风尘钻进屋子，人还没站稳，嘴里先嚷嚷开了，“妈，还有饭吗？安成和援朝他们都还没吃呢。” 安成和卢援朝有说有笑地走进来，他们都看见了他，肖萌丢下别人，兴高采烈地和他说起话来。 “你们都到广场上去了？”周志明淡淡地问她一句。 “啊，这会儿去的人可多呢，我们本来想多转一会儿，可是他，”她指着卢援朝，“说什么也不敢多呆了，老怕出事，老怕出事，还说他看出好几个便衣来，我怎么没看见？草木皆兵，援朝哥哥，你怎么那么胆小啊！” 卢援朝指着手表给她看，“也该回来了，都几点啦，你不饿呀？” 宋凡招呼小萌到厨房去下挂面，安成和周志明闲扯了几句，突然想起什么，问江一明道： “江总，您不是也要写首诗吗，什么时候写？我们好给你往广场上送啊。” 江一明从衣兜里摸出一个叠得四四方方的竖格子纸，说：“昨天晚上信手填了几笔，一诗一词，文白相杂，平仄也不工对。但我想，做这种诗，只须真情实感就行，格律上不必太讲究，免得因韵损义。你们看看行不行。” 安成接过诗稿，先浏览一遍，然后朗声念道： 清明感怀周总理 清明祭日满地花，断肠哀思遗万家。 临风草木皆染泪，为感心血注中华。 区区数丑灵前嚣，芸芸国人曰可杀。 忽喜人间传未死，遗灰铺成助阵霞。 “太盖了！江伯伯，这诗太盖了，要感情有感情，要文采有文采，明天我们就给你贴到观礼台墙上去。”季虹的情绪十分热烈，抢过诗稿接着念道： 满江红 一年一度，又匆匆到了清明，人相问，寒食今日，举国悲声。莫谓等闲儿女泪，莫谓寻常骨肉情，看国愁民怨多少人，此心同。 几人欢，万家痛，挡不住，悼周公。一生功与罪，史家怎评？壮士如今何处也，齐心同慨即英雄。最堪慰灵前众百姓，奋请缨！ 季虹念罢，安成说：“我看，咱们干脆把这两首诗词抄成大字贴出去，弄得醒目一点儿。江总，这下面落什么款呢？” “就写江一明，我这老头子做事情真名实姓，敢做敢当，不怕什么。” “还是换个名字好，”安成说，“我提一个，叫‘百姓点灯’，如何？” 季虹首先赞成：“好，这个落款没治了，又明白又新鲜，哼，要是我，我就落个‘放火’，有时候我生闷气，真恨不得放把火。这日子有什么过头呀，破桌子烂床，小黑屋，你们瞧这俩小沙发，原来在我们家是最赖的一对儿，现在倒他妈成了宝贝了！我一瞧见那些暴发户就有气。” 周志明听着那一诗一词，心里也挺痛快，但又觉得季虹的那几句话不免有些杀风景，这种时候老把个人和家庭的不如意扯出来，反倒没劲了。 江一明笑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偏要点点灯。好，就用这个落款。其实这个典故原不过是个小小的笑话，是说宋朝的一位知州叫田登，封建社会‘讳名’的风俗很盛，因此他不许百姓说点灯，叫他们改说放火，老百姓于是编出这两句话讥笑他，后来又被人们引申为对官吏暴虐的不满了。我看可以，就用这个名吧。” 施季虹扯扯江一明，半真半假地说：“江伯伯，说话留点儿神，那儿可坐着位公安人员哪。” 江一明冲志明笑起来：“放心，从我嘴里出不来反动话。” 周志明对江一明也笑了一下，可心里却对施季虹的玩笑有股说不出的恼火，几次想告辞回去，可都没有合适的机会，只好挨挨地又陪了一会儿，直到宋阿姨和肖萌端着面条儿走进来，招呼安成他们吃面，他才站起来，抓起放在床上的帽子，说：“你们慢慢吃，我得走了。” 宋阿姨拉住他，“你跟小萌他们一块儿再吃一点儿嘛，吃完再走。” 他这时才觉出腹中空空，可没有留下，还是向大家道别要走，肖萌拿了自己的围巾，说了声“我送送你”，便跟他一块儿出来了。 南州的夜晚，春寒还未曾退去，细长弯曲的胡同里，时时有一小股一小股的风直砭在脸上，很凉。堆在路边等候清洁车的垃圾土被风吹得窜来窜去。路灯吊得高高的，昏黄的灯影在风中摇曳着。还不到静街的时候，可胡同里却已没了人迹，只有他那辆自行车的链条发出哒哒的响声，空洞而又乏味。 两个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施肖萌转过脸，先开口道：“怎么了，你好像不高兴？” “没有，我哪儿不高兴了？” “别老是心事重重的，损寿。”她有意想把两人之间的气氛搞活泼一点儿。 他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是承认的，他这个人心太重了，肚子里要是装点儿事，就总放不下，这性格对于他，当然已经不是个优点了。 走到胡同口，他扶着自行车站下，犹豫片刻，问道：“你这是第几次去广场了？” “第一次，干什么？” “你姐姐他们常去？” “常去，怎么啦？”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小萌，你知道，我心里也是想能和你们一起去悼念总理的，可是……，你听我一句，这几天不要再去了，叫你姐姐和安成他们也不要再去了。” “明天就是清明节了，为什么不能去？” “不为什么，这几天……可能会出乱子。” 她隐约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出什么乱子？我看广场上秩序挺好的。难道送花圈写诗词也犯法吗？我看你们干公安的就是事儿多，什么你们都想管。你不知道现在大家一看见街上穿‘官儿服’的人就有多么讨厌，我要是你，干脆改行算了。” 肖萌把话收住了。他的脸上是映着神农街上明亮的灯光的，她大概已经看出他的面色很难看，他也感觉出自己的身体在微微地抖，不是冷，不是气愤；也不是委屈和激动，全不是！他只是觉得自己像个虚弱的病人，心里犯堵，难受，不舒服，是一种说不清名堂的不舒服，他所热爱的，全身心热爱的公安工作，这一向被人们尊敬的职业，现在在人们眼里竟是这样可厌！使他心寒！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这样一句话送到舌尖： “好，我是瞎操心呢！” 他说完了，骑上车子就走，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第二天，是清明节。 早上，周志明因为去技术处取材料，来到班上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机关里静静的像一座空楼，他们组的办公室也是锁着的，他满腹狐疑地打开门，屋里空空无人，站在屋子当中发了一阵愣，他突然看见墙上的小黑板上写着两行粉笔字： 小周：今天全处干部去十一广场执行任务，你马上来，到观礼台后门去。陈全有。 他用黑板擦缓缓把字擦去，走到桌前，打开最下面那个上了锁的抽屉，习惯地伸进手去拿他的手枪，指尖触到那硬而滑的牛皮枪套上，他却停住了，想了一会儿，缩回了手，把抽屉重新锁好，又带上办公室的门，离开了空荡荡的大楼。 十一广场居于南州市的中心，离处机关并不很远。解放前，这儿原是个军校，解放这座城市的时候，在攻城的炮火下成了一片瓦砾场。十一广场是在一九五四年的国庆节正式落成使用的，恰好和周志明是同岁。广场南面立着一座朴素而高指的方尖碑——革命烈士纪念碑；北面遥遥相对，修起一座乳白色的观礼台，在观礼台和方尖碑之间，一律大方的水泥板墁地，形成了广场宏大的规模，再加上东、西、南通衢大道三面环抱，让人一眼望去，是那么宽阔而庄严，伟岸而有气魄！ 周志明骑着车子，顺广场东沿的大马路由南往北奔观礼台来，马路上，人流如潮，似乎全然没有了交通秩序；广场上，花海一片，密簇的花圈把方尖碑的基座层层叠叠地盖住，拥成一个白花花的花团。从几面大道上，仍然能看到一个个的花圈浮在人海中向方尖碑这边移动，整个广场构成了一幅既火热又肃穆的画面，他心头涌上一阵激动，是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出的十分复杂的激动。穿过纷乱的人流，沿着马路拐了个弯，又贴着观礼台的斜墙绕到后面，他一直把车子骑到观礼台的后门。和广场上相比，这儿出奇的僻静，两个荷枪的解放军战士仔细看过他的工作证，才把他放了进去。 门内，是个又宽又长的院子，往常市里在广场上举行什么大型活动的时候，这院子就是停车场；院子里有一排矮矮的平房，就权作了司机们休息的地方。 这会儿，靠院子的北墙边摆着一大片自行车，院子中央，还停了几辆卡车和小汽车，一群群民警和解放军战士散乱地布满了一院子，他发现有几个他们处里的干部正在一间休息室的门口说着话，便放下自行车，向那排房子走去。在房檐下，穿一身崭新军装的甘向前正在和纪真谈着什么，声音虽不大，手臂却不停地在空中挥动，纪真脸色苍白，看上去很疲倦，眼神甚至有些憔悴。甘向前每挥一下手，他就强打精神点一下头，他们都没注意到他从旁边擦身过去。 走到房间门口，他碰上了段兴玉。 “你来了，快进去吧，一会儿就要交待任务了。” 他走进屋子，屋子很大，已经挤满了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抽烟的，有喝水的，乱哄哄地说着话。他游目四瞩，在一个窗户边上看到了大陈，挤过去问道：“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局里临时通知我们处今天到这儿来，现在这儿是打击十一广场反革命活动的第二分指挥部，咱们处就在这间屋子。” 吵吵嚷嚷的噪声突然安静了许多，站着的人纷纷找座位坐下来，他看见甘向前和纪真一前一后走进屋子。 纪真阴沉着脸，先说：“各科看看是不是人都到齐了？好，现在请甘局长布置任务。” 甘向前脸上挂着踌躇满志的冷漠，有人给他搬过一把椅子，他没有坐，两手按在椅子背上，向屋里环视了一下，然后用他特有的缓慢节奏说道：“目前，广场上发生的事，性质嘛，我想不用多讲了，大家都是公安干部，大是大非问题站在什么立场上，我也不多讲了。时间不多，我扼要把敌情介绍一下。从昨天广场上的情况看，送来的花圈比前天多了三倍，从今天早上的情况看，还有增加的趋势。刚才广场上大概就有五六万人了，现在可能更多。昨天夜里，六处、十处和十一处的同志已经干了一宿，现在他们准备撤下去休息，由你们处、刑警队和从各分局抽出来的同志接他们。昨天傍晚，我们在纪念碑那儿抓了几个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发生了冲突，十一处的一位同志还受了伤。有些人是狂得很呐！昨天中午市局政治部的一个军代表在观礼台那儿只是对几个青年好言相劝了几句，就被打了一顿。今天，同志们上去，也要做挨打的思想准备。第二分指研究了一下，今天，我们在策略上可以灵活一些。你们上去，主要是通过观察来发现那些利用送花圈进行闹事和那些张贴、宣传反动诗词的坏人，至于围观的群众，可以不去管他。发现坏人以后，尽量不要惊动，在这些人离开的时候再尾随出场，跟出下落。如果非当场抓捕不可的，也要以多胜少。昨天六处的同志摸出一个经验，群众一般最恨小偷，对那些闹事的坏人，我们可以以抓小偷的名义公开扭获，这样还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哩。这经验我看很好，你们也可以试试。” 一屋子的人鸦雀无声，周志明向四周看看，人们都在出神地听着，许多人脸上凝然有一种庄严的神气。“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铁的，不是豆腐的！”“大是大非问题站在什么立场上……”什么立场？……一张张庄严神圣的脸……他不由联想起三月二十五日那个傍晚，他们带着徐邦呈从小招待所出发前甘向前的一番临阵动员，自己当时大概也是这么一副深受鼓动的神情吧。可现在心里头为什么这样矛盾，这样发虚呢？他闭上眼睛，不论怎么想也不能从甘向前的声音中找到一点儿激动和光荣了。他甚至产生了一个近于荒唐的感觉，仿佛他们不是去抓贼而是去做贼，反正不是去干什么光彩事情。 甘向前终于结束了他那慢条斯理却又暗藏锋芒的动员，在椅子上坐下来。纪真又说了几句什么，没听清。只见大家都轰隆轰隆站起来往外走，他便也跟着动作起来。 “不要太集中，分批出去。”纪真在门口说了一句。 走到广场上，他没和别人在一起，一个人蹓跶着各处转，看到有讲演的，就挤在人群中听，听完了抹身一走，根本不管；有新送来的花圈，他也凑上去看；一个中年妇女想跟一个花圈合个影，拿着个相机求他帮忙，他用心仔细地给人家照得好好的；他看见一群小学生在一个大花圈面前呜呜咽咽地鞠躬，竟也忍不住站在边上跟着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看着一片片的花圈，看着一片片的人，他心里直想大哭一场。这些年，人全是那么自私、冷冰、疏远、互不关心，天下大乱，老是乱，人心成了不可收拾的一盘散沙，而今天，他好像是头一次亲眼看到现实生活中还有这样万众一心的场面，叫他激动得两腿发软，全身都被一种极为纯洁极为悲壮的英雄主义感染了。 从方尖碑的脚下回来，他在广场中央看见了大陈，大陈倒背着手，悠悠地像在逛大街，走到每个制做精美的花圈前都站下来欣赏地看两眼，他正想叫他，突然觉得胳膊被人拉了一下，原来是陆振羽。 “发现什么了吗？”陆振羽一头灰汗，疲倦地问。 “没有，你怎么这副德行？” 陆振羽懊丧地摆了一下手：“别提啦，有个大鲨鱼，我一直跟到岐山路南口，还是给那小子甩了梢。妈的，我这身膘干外线还真不灵，累惨了，你看，”他从兜里掏出张公共汽车票，“我坐七路汽车回来的。”说完又放回兜里，“回去报销。” 他拍拍小陆的胸膛，“得了，你看大陈就是外线出身，你比他还瘦点儿呢？” “哎，我问你，可能你也不知道。”小陆换上一副正经的神气，“我看不少诗词挽词里都提到什么三个人、四个人的，好像有一个是张春桥，那几个是谁呀？还有，东边儿那个花圈你看见没有？个儿挺大的，好多人在那儿照相的那个，是给杨开慧的，你说怎么现在又单给杨开慧送上花圈了？我刚才问三科的小吴，他也稀里糊涂。”周志明咬着嘴唇，他知道公安局有不少干部的耳目是很闭塞的，有些社会上早已四处哄传的小道消息，在他们却是闻所未闻。小陆虽然在南州有家，可是在那种部队大院里，思想比较沉寂，消息也封得紧。他很想一股脑儿地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全跟小陆说一遍，可又觉得一句两句说不明白，何况他自己对许多问题也只是有个感情上的好恶，并不能说出多少道理来。“他们是政治局的，反他们算不算反党中央？”如果小陆反问一句，该怎么解释呢？他想了想，算了，让他自己去看去想吧，谁也不是聋子傻子。笑了一下，他说：“你呀，太孤陋寡闻了，多看看那些诗词去，多看看多听听就明白了。” “咳，那些个诗，尽是文言文儿的，看又看不懂，哪儿有工夫费那个脑筋呀？” 小陆又扯了两句别的，说要到方尖碑那儿去转转，走了。他转身向南观礼台走来，观礼台的墙上几乎贴满了诗，他想看看。 诗墙下围着密匝匝的一圈人，在摇动的人头中，他看见段兴玉也挤在其中，正对着一首长诗看得出神，显然也并没有在抓什么“小偷”。他没有叫他，顺着墙从东往西看下去，在观礼台中央的一棵柱子上，他看到一张不大的白纸，上面只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钢笔字：“敬爱的周总理，从今后，我再也不偷了。”落款是：“您的不争气的孩子。”他反反复复把那行字看了好几遍，觉得一团热气从心窝里确切地，有力地往上升！这几个歪歪扭扭的小字中仿佛含蕴了许多既简单又深刻的感情和道理似的，叫人感叹不已，琢磨不完。他继续往前边走边看，快到西头的时候，眼睛刺地闪了一下，他倒真的看到了个小偷！ 当过刑警的人看小偷，眼光是最准不过的。比如在商店，小偷的眼神和正经买东西的人就不一样，不看商品专看人，并且无缘无故地在别人身边乱贴乱挤。他现在看到的这个人，有二十多岁年纪，生得膀大腰圆，不算太灵巧地在一个老头儿身后蹭来蹭去，一看就知道是个没经验的“嫩毛儿”。老头儿呢，一来是上了年纪，感觉不太灵敏，二来全神贯注在诗文上，对身后的把戏一点儿没有察觉。周志明眼睛热辣辣的，一腔子无名火直往心头拱，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神圣的场合和气氛中偷东西，就像在纯洁的荷花上拉上一泡屎，把满广场那么多真诚的人心都给玷污了，所以就显得尤其可恶，让人特别的恨。他耐着心等了一会儿，眼看着小偷得了手，挤出人群要溜，便一步上去拦住了他。 “钱包交出来！”他的声音很低、很重，像把全身的力气都压在了唇上。 “什么？”扒手上下打量了一下他，大概是估计着动起武来不是自己的对手，便也压低了嗓门吐出三个字：“找抽哪！” “我是公安局的，交出来吧。” 他的话还没说完，对方已经一拳打过来，他急忙一蹲从拳下钻过去，那扒手的身体前倾，几乎和他站成齐肩一条线，对付这种小偷流氓，和在仙童山的阵势不一样，他一点儿不发慌，看准是个“后掏裆”的机会，他左脚飞快地跨上一步，一手抓住对方的后脖领，一手抄到他的裆下，一抓一提，把这个比他壮实得多的扒手生生地摔在地上。 他们这一打，把许多人的注意力引过来，几秒钟的工夫就围成了一个人圈儿，那个壮小子从地上爬起来，嘴上蹭了一层灰，周志明叉着手等着他反扑，没料到那家伙却大喊大叫起来： “公安局抓人啦！” 人们不知就里，全愣在那儿没动，这时候，一个大个子挤进人圈，猛地抓住那扒手的肩膀，粗声喝道：“喊什么！” 周志明心里一喜，大声说了一句：“马三耀，看着他。”自己抽出身去寻那个老头儿，老头儿正好也挤在人群中看热闹呢。 “您的钱包呢，看还在不在？” 老头儿看了他一眼，顿时明白了味儿，手脚慌张地在身上翻找起来，“哎，钱包呢？哎呀，丢了，同志。” 马三耀提着扒手的肩膀，“拿出来！” 钱包还给了老头儿，人们这才散去。他们把小偷送到了广场治安派出所。 “今天这是第二个了，”马三耀往派出所办公室里一坐，吐了口唾沫，说，“头一个是九点钟碰上的，妈的，那小子耍流氓。” 周志明在门外的水管子那儿洗着手，隔着敞开的门，笑着问：“你没抓着个反革命？” “反革命？反革命该由你们五处抓，咱们刑警队是专跟小偷流氓过不去的。”见周志明洗完手要走，忙又说：“那么积极干什么，坐下歇会儿。” 周志明拧动着表的弦头，“快十二点了，我得回观礼台后院吃午饭去，你们队里食堂不送饭？” “不送，自己在外面吃，吃完了报误餐呗。” “我们送，我得走啦。” 他离开派出所，往观礼台后院走来。 陆振羽没有回观礼台后院吃午饭。就在周志明和马三耀押着小偷走进派出所那会儿，他匆匆忙忙离开十一广场，回到处里来了。一进办公室的门，就径直地向屋角那架绿铁皮保险柜奔去。 打开柜门，他从底层的抽屉里取出一只比拳头还小一点儿的密拍照相机，又取出一件深灰的卡布军便服。照相机是固定在一条皮带上的。他脱掉自己的外衣，用皮带把照相机系在肚子上，外面再套上那件灰的卡。披挂完毕，他急急地锁上办公室的门，又奔广场来了。 在组里，大陈的密拍技术是在外线队打的底子，自然十分过硬。周志明参加过局里办的外线技术训练班，密拍的技术也能拿得起来。他现在穿着的这件伪装服就是当初周志明参加训练班那会儿做的，现在穿在他身上，显得有点瘦长。搞密拍，他并不是出自正宗的科班，而是前不久才开始跟大陈和周志明学着搞的，但由于对此道的兴趣很浓，所以虽然只学了几个月，那一套技巧大体上也掌握得差不离了。对于自己的这点儿小聪明，他一向很自矜。没兴趣的事不敢说，但凡是有兴趣的，大概总不至于比一般人入门慢。在他的五个兄弟姐妹中，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出息。在他之前，陆家门里还从来没出过一个大学生。父亲虽然已是副军级，可一个工农干部，就那么个水平，这几年又越发显得老朽昏聩；母亲是家庭妇女，更其没有文化。他心里明白，父亲和母亲之所以在孩子中格外另眼看他，无非是陆家的历史上，只有他这么一个“读书人”，无论跟谁提起来，都是个光彩罢了。 他是个“读书人”，其实一身上下没有一点儿“书卷气”，陆家的习惯，跟书没缘。在上中学的时候，他曾经弄到几本福尔摩斯探案集看过。可以说，福尔摩斯的形象对于他的刺激和引诱，很使他神魂颠倒了一阵。不过福尔摩斯那种神秘而又饶有兴味的故事只能在夜里头，给他增加一些荒诞的梦，他自己就是那些梦的主人公，一个机智的、勇敢的、出神入化的、硬汉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混合体。可是醒来，他还是他，一个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是的小屁孩子。他当然想不到几年以后会被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到公安机关，既不是个户籍警察，也不是个交通大岗，好像一切都是天缘凑巧、命中注定，他当上了一名反间谍人员。命运的安排居然没有辜负少年时代的辛苦幻想，他现在应该说是如愿以偿了。是的，他不怎么爱看书，不关心别的问题。比如像十一广场上的事，他就不那么清楚，也没兴趣去搞清楚。可是他爱自己的工作，他一心希望在事业上有点儿成就，也许到四十岁吧，或者不到那么老，就能成为一个全能的、经验丰富的、独当一面的、受人信任和尊重的骨干侦查员，别的事他一概不关心，无论是“三项指示为纲”还是“阶级斗争为纲”他都不关心，处里科里组里摊派的一应杂事，也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可是一有案子，他就非抢到手不可。上次仙童山的一仗没捞上前敌临阵，后来越想越觉得是个终生的遗憾。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对徐邦呈的逃脱毫无责任干系而产生一点儿庆幸，而是到现在还在心里抱怨没得上这个机会，这种传奇的经历也许一辈子不会再有了。他甚至想，如果当初那个机会落在他的头上，他一定不会辱没了它。 他骑着自行车经过广场东面的马路往北来，看着广场上一片一片的人群，感觉到肚子上那个硬邦邦的家伙，随了喘息的节奏一松一紧地蠕动，暗暗压抑着内心的得意。他把车子骑进了观礼台，一走进屋子便情不自禁地咋呼起来： “嘿！广场上现在人又多起来了啊，有油水嘿！” 周志明把一份包子和一碗鸡蛋汤递给他，说：“怎么现在才回来，我要不给你留一份，你就得饿一顿！” 他本来不想说是回处里挂相机去了，可还是给坐在一边的段科长看出来了，一双眼睛在他身上打量着。 “你怎么把这伪装服穿上了，里边挂相机了？” 照规矩，侦查员使用密拍相机须经科长的批准，段科长这么问他，意思是很明白的。他连忙吞下一口肉包子，支吾地解释道：“刚才，唔，我请示了一下纪处长……” 段科长皱着眉，好像这事儿没有通过他就不满意似的，“你行吗？”他问。 “行，学了十几个卷了。”他生怕被剥夺了这个机会，好在段科长没再说什么。 吃过饭，大家零零落落地开始往广场上活动。他肚子里填满了包子，觉得身体的“竞技状态”空前的好。他在广场上转来转去，舍得走路，不怕挨挤，自信一定能摄下几张外线密拍的“经典镜头”来。约莫转了两个小时，他才开始觉出事情有点儿不妙。下午广场上人多，可基本上都是些看诗、抄诗的，闲逛的也不少，还有不少人只是匆匆赶来，冲个花圈鞠两个躬又匆匆离去。那些大声讲演的，朗诵的，送花圈的，贴诗词的他一个也没碰见，真后悔上午没想起向纪处长提出挂相机的事。眼看着手表的指针一个劲儿地往三点滑去，中午纪处长交待了要大家四点钟以前回处里汇报的，三点半就得离开广场到观礼台后院去取自行车，他担心自己这一下午是白忙活了。 他发了急，哪儿人多就往哪儿钻。在方尖碑的西侧，周志明截住了他，冲着他指着手表说：“该回去啦，走吧。” 他垂头丧气而又无可奈何地应了一声，跟着周志明往观礼台这边走。天上的黑云从中午就开始集结，这会儿越来越厚，平地里起了风，满场的花圈都哗哗地鸣响起来。他抬头看看天，怕要下雨了。 “照到什么了吗？”周志明在身边问，好像是很不屑的口气。 “没人闹事儿，我往哪儿照去。”他有点儿没好气，可话里又透着为自己的晦气辩解的意思。 “我看你带着就多余，硬邦邦的贴在肚子上也不舒服。” 他听不出这话是随便那么一说，还是嫉妒他争功出风头。不过，周志明倒一向是个老实人。 快到观礼台了，好像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他看见前面不远围着一大群人，人群中央，更有两个人站得高出半截身子，举着一张大白纸，上面用粗体的毛笔字录着一首诗、一首词，这两个人约莫四十来岁，像工人，又有点儿像干部，另一个女青年站得低一些，正在高声读那首词。他只听到了最后几句： 壮士如今何处也，齐心同慨即英雄，最堪慰灵前众百姓，奋请缨！ 女青年读完，又大声念道：“百姓点灯！” “大鲨鱼！”他扯了把周志明，全身都兴奋起来。 “哗——”一片鼓掌声从人堆里爆发出来，举着大白纸的一个男人把举着纸的手放低，露出脸来，大声问道：“这盏灯要不要点？” “要！”人群齐齐地喊了一声。 那男的又问：“要不要啊？” 人群又喊：“要！贴到观礼台墙上去！” 陆振羽拼命往人群里挤，周志明却一把拉住了他。 “走啦，到点了。” 他一甩手，“好不容易碰上个货真价实的，还能让他溜喽！” 周志明不松手，把他的胳膊都攥疼了，“走走走，到点啦，到点啦！” 他觉得有点儿怪，周志明表现出一种少见的粗暴，好像要红着眼同他吵架似的。 人群晃动起来，把他们两人冲开。他听见周志明在身后使劲儿叫他，也不答声，自顾往前挤，跟着那手执大白纸的两男一女，夹在助威的人群中，向观礼台下拥去。 等他从人堆里挤出来的时候，肚子上那个小铁盒的暗室里，已经印上八九张全景、中景和特写的“摄影作品”，他带着满身的得意和轻松，一路小跑回到观礼台后院，处里的人已经走光了。他拉出自己的自行车向机关赶来。 回到机关，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楼，推开办公室的门，屋里空空的，他听到对面那间全科最大的房间里，有人在高声说话。 “六处、十一处怎么就比你们强呢？昨天他们也是人自为战，发现坏人也是一对一地跟嘛，不要强调客观原因啦，还是从我们自己的思想上找找原因吧。” 光从这慢条斯理的节奏上，他就能听出说话的是副局长甘向前。他推开大房间的门走进去，屋里站着不少人。甘向前板着脸坐在一张办公桌前的软椅上，纪真坐在桌子的另一头，脸色沉重地朝他看了一眼，随即垂下眼皮。 “处长，”他走到纪真跟前，解开伪装服，“我回来的时候，观礼台那儿正有几个人闹着呢，跟着哄的也不少，情况都在这里头了。”他从腰间解下密拍相机，放在桌上。 他这番战报像一剂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屋子里死沉沉的气氛似乎活转了一些。甘向前拿起相机，问：“都照上了吗？” “照是照上了，效果怎么样还得把卷冲出来再看。”他有意给自己已经不成问题的密拍技术留出些余地来。 第四章 “好，马上冲洗！”甘向前脸上顿时露出笑容来。 纪真把相机顺手交给身边的周志明，“送暗室，叫老丁他们冲出来。” 周志明接过相机出去了。甘向前对纪真说：“你看，你们处里的年轻人本来是很有潜力的嘛。” 纪真的头很不情愿地似点非点地动一下，说：“等会儿我们处里几个领导再研究研究，争取明天搞得好一点儿。” “明天，明天广场上就不会是今天和昨天这个局面喽。市委已经通知，清明节一过，全部花圈一律收缴，市里准备集中三万工人民兵，今天夜里收花圈，明天对广场闹事的人实行公开反击！你们处的任务，局里没有最后定，不过这一回，仗是有得打的。市里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棍棒对棍棒，徒手对徒手，这对我们每个干部都将是一次考验。” 甘向前和纪真说的话，陆振羽有时在听，有时思绪又飘忽开，他在想着那个被泡在显影液里去的胶卷，最好能在甘局长走前冲好送到这儿来…… 周志明很快就回来了，手里还拿着那只小小的相机。全屋的人都把目光注视在他身上。甘向前最先问：“怎么样？” 周志明把相机端至齐眉，平静地说出一句谁也没有料到的话来： “相机里，没装胶卷。” 大家全愣得出不来声。陆振羽的脑袋轰地炸了一下，他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搞的嘛！”甘向前发作了，“你们就是这样抓阶级斗争吗？儿戏一样！”他的话不知是在对陆振羽说还是在对纪真说，他真火了。 “你使用相机之前上胶卷了吗？”纪真很疲倦地冲陆振羽问。 陆振羽完全蒙了，浑身都刺刺地冒出汗来，结结巴巴地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我以为，我记得，原来好像有卷儿，我，我也记不清了。” 甘向前拿起桌上的军帽，脸色僵硬地向门口走去，拉开门，又回过头来说：“老纪，你们考虑考虑吧，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哼，这样上不得阵呀！” 甘向前怒气冲天地走了。纪真站起来，声音中带着无尽的烦恼和疲乏： “全处开会，现在就开。” 陆振羽哭丧着脸，跟着大家走向会议室。技术室搞暗房技术的老丁见到他，用一半嘲讽一半体贴的口吻骂道：“你小子，整天想什么呐？三岁孩子都知道装胶卷儿。”他耷拉着头，眼泪几乎都要掉出来了。 纪处长在大会上讲了什么，他全不记得。只听到陆振羽三个字不断地从那张有气无力的嘴里蹦出来。自己这一锤没砸着钎子，反倒砸在了脚面上，那还有什么说的呢？只能认倒霉。他木呆呆地坐着。散了会，又木呆呆地随了人们走出会议室。虽然低着头，却知道大家都在看他、议论他。周志明丢了徐邦呈，怎么说也还是个失败的英雄。可自己算什么？密拍不装胶卷，给几个反革命分子一通精神感光，谁听了谁笑话。这笑话没准得让他背一辈子。 回到办公室，纪处长也来了，要参加他们的小组会。大家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段兴玉对大陈问：“周志明呢？” “不知道。”大陈摇摇头。 “上厕所了吧。”严君说，“刚才开会的时候，我看他出去了。哎，他桌上有个条子，是不是他留的？” 段兴玉朝周志明的办公桌扫了一眼，走过去，拿起桌上被墨水瓶压住的一张字条。 “大概是到医院看他爸爸去了吧，今天要给他爸爸会诊呢。” 段兴玉说着，飞快地把条子看了一遍，脸色骤然不对劲儿了。 纪真最先注意到他脸上的变化，“怎么了，是不是他留的条子？” 段兴玉有口难言地犹豫了一下，大陈满腹狐疑地探过头去看那字条。看了，也不说话。 “出什么事了吗？”纪真过来拿过字条，看了好半天，才表情复杂地皱着眉，把字条给陆振羽，“你看吧。” 陆振羽茫然地接过这张从台历上撕下来的小纸，上面的确是周志明的字，严君也凑过来看： 段科长： 别再责备小陆，胶卷是我曝毁了，我认为群众悼念总理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对待他们我想不通。我是共产党员，凭党给我的良心和感情，我这样做了。 我去医院看我爸爸，明天再找您和纪处长谈。 周志明 陆振羽的手微微颤抖，不知道对周志明应该感激还是应该恨。他没有来得及细想，嘴上却已经先叫起来： “这家伙，什么党员，干这种事。我记得里面明明是装了胶卷的嘛，怎么想怎么不对！”他嘴里这么狠狠地说，可心头，对周志明却并不怎么特别恨。他觉得光凭这张字条，周志明到底也还有点儿侠骨，叫人敬他三分。 段兴玉似乎很快就冷静下来，“处长，我们明天上班后先找周志明谈一下……” “明天？”纪真瞪了一下眼，“这么大的事！” 他开始拨电话，屋里没有人再说什么，都僵立着盯着电话号码盘哗哗作响地转动。 “甘局长吗？我是纪真，刚才那件事我们已经查清了，是周志明擅自把胶卷曝毁的，对对，就是那个周志明。这件事是他主动谈出来的。什么？啊，对。什么？我们的意见？”纪真犹豫着把征询的目光递给段兴玉。还没等段兴玉说出什么，便又开口对着电话筒说：“我们想先同他谈谈，把详细情况搞搞清楚，暂时嘛，先让他停止工作，给什么处分，以后看态度再说。什么？您的意见……什么？立即逮捕？这这……我的意思是不是以教育挽救为主，先不要……” 陆振羽听见，电话里的声音突然抬高了许多，哇哇地很刺耳，却一句也听不清。纪真脸色很难看，最后说了句：“好吧。”便缓缓地放下了电话。 “甘局长马上来。”他转过身，对着大家，半天才闷闷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楼道里响起了砰砰的关门声和咚咚的脚步声，下班的时间到了。他们都坐下来，谁也不说话，纪真和大陈狠狠地抽起烟来，层层烟气在难堪的沉默中蔓延。天色慢慢地黑了，谁也没有站起来去开灯，也没想到要去吃饭。陆振羽望着窗外，在初沉的夜幕下，远远近近的一些灯火，次第放射着黄豆般的光芒。他心里慢慢猜度着周志明此时的行在。是在医院还是已经回了家呢？论个人感情，他并不认为周志明作了什么恶，然而那个电话却如此干脆地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看得出来，甘局长的激烈反应，连纪处长也是没有想到的。周志明在处里人缘儿不错，大概不会有人希望他倒霉。他心里突然有点不安起来，仿佛周志明的倒霉有他什么责任似的，可这怎么能怪他呢，且不说周志明办的这件混事险些叫他背了黑锅，单说湮灭罪证这个行为本身，也是明明的犯罪呀！ 甘局长来了，随身还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民警。他的面孔是严峻的，甚至——陆振羽觉得——是凶狠的。他把一张空白的逮捕证很重地拍在桌子上，声音中带着控制不住的恼怒。 “侦查部门内部出了这种事，性质的严重还不明显吗？如果你们还需要转弯子的话，也可以，逮捕任务就由刑警队来执行。” 纪真看了一眼甘向前身后那几个高大勇武的年轻民警，什么也没说，默默地把那张逮捕证推给严君。 “填上。” 甘向前这才在椅子上坐下来，对大陈问：“周志明身上带没带武器呀，他不是枪法很准吗？” 大陈很迟钝地答道：“不会吧，不知道。” 陆振羽本来不想说什么，可是一句话突然自己溜出了嘴边，“他的枪平常是放在最下面那个抽屉里的。” “撬开看看。” 抽屉撬开了。枪，好好地躺在里面。 “他的格斗技术也不错，有点儿干巴劲。”又一句话从他嘴边溜出来。 “他没枪就不要紧。”一个撬抽屉的年轻民警捋起袖子，露出半截粗铁棍一样的胳膊，“徒手打，不怕他。” 一直没有开口的段兴玉这时候冷冷地说话了，“放心吧，打不起来的。他，不是那种人！” 天亮了，周志明从铺上掀起半个身子，习惯地去看床头柜上的闹钟，而猛然撞进视觉的，却是一面陌生的水泥墙和墙上一具沉重的黑铁门。淡青色的晨曦从头顶上一扇尺方的小窗喷进来，把水泥墙上粗糙的砂粒照得清清楚楚。被子头上有股潮霉味直钻鼻子，他打了个哆嗦，这才完全的清醒过来。 啊——，这不是家，是一间牢房。这是他有生以来在牢房中度过的第一夜！ 他坐起身子，靠在有点儿发凉的墙上，似乎从五脏到四肢都在颤抖，一种空茫茫的、不知所措的颤抖。昨天晚上，他去医院看过父亲，在回家的路上，把一切都仔细想过了，他完全想象得出那张字条在处里会引起怎样石破天惊的哗然。他想到他会在第二天就被弄去办学习班；想到会背上一个严厉的处分，他甚至做了这样的准备：永远离开他所热爱的工作，被开除出公安队伍，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真正的结果比这还要可怕十倍，而且来得这么快，他刚回家不一会儿，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被逮捕了。 他在五处的几年经历中，纪真作为一处之长亲自出马掏窝捕人，还是破天荒。纪真随身带了四个人，大陈、小陆，还有两个不认识的年轻民警，郑大妈作为搜查的见证人也被领了进来，只有十几平米的外间屋挤得满满的，使紧张的气氛中夹带了一层混乱感。 他记不得处长一进屋子先说了句什么，他一看到这个阵势就明白了。纪处长把逮捕证取出来给他亮了一下，又放在桌子上叫他签字，他签了，并且熟练地沾上印泥在名字上压了一个红指印，这一套他是用不着别人教的。 压完手印，他才看清楚逮捕证上的字是严君的笔体，虽然运笔不似往日的洒脱与流畅，却仍旧能一眼认出它来。他猜不出严君在填这张逮捕证时会怎样看他，心里有点别扭。 他又在搜查证上签了字，签完，小陆上来，用一只亮闪闪的电镀手铐麻利地磕在他的手腕子上，磕得他生疼。他想对他笑一笑，以便也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但碰到的却是小陆那副俨然的面孔。而实际上他也笑不出来，如果不忍着，他说不定还会哭出来。为什么？他说不清，脑子里已经乱得什么也说不清了，也许只因为那时“白白”忽然跑到了他的脚下，温柔地蹭着他的裤角，他有点忍不住了，这个不懂人事而又那么通人性的“白白”呀…… “东西呢，放哪儿了？”纪真问他，态度温和。 “什么？” “胶卷。” “从厕所的马桶里冲下去了，就是三楼楼道里那个厕所。” 说这话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身上腾地一下又热起来，他懂得自己干的决不是一件辱没本职的卑鄙勾当，他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谴责的，于良心于公理都说得出口，他甚至还感到一点儿安慰，在浑大的世界里，他，一个微渺的人，软弱的人，毕竟是向着不公正的势力，也向他本身，证实了自己的一点儿力量。就像一个被重物压得长久地佝着身子的人突然直了一下腰似的那么舒畅、惬意。 “走吧。”纪处长没再?唆。 “我得拿件衣服。”他站着没动。 纪真看看他身上单薄的衬衣，马上点点头：“拿吧。” 他走到里屋拿了件外衣，想了想，又打开柜子想要拿双袜子，紧紧跟着他进来的小陆拦住了他。 “干什么？” “找双换的袜子。” “先甭找了，穿上衣服走吧。” 他看了小陆一眼，没说话，刚要穿上衣服，小陆又拦住了他。 “等等，”陆振羽把衣服拿过去，从上到下捏摸一遍，又还给他，“穿上吧。” 小陆跟他进里屋，大概是怕他从窗户那儿逃跑，尽管那窗子已经有一冬天没有打开，窗台上还满堆着东西，但小陆还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边，卡住他通向窗户的路线。他知道小陆这个人，论感情，他不至于多么恨自己，论情理，他也未必真的相信自己会逃跑，大概更不会相信这件衣服里藏着什么行凶的武器，作为一个公安人员，他觉得小陆和自己的最大区别，是无论执行什么任务，脑子里一律没有感情活动。的确，小陆也热爱这个职业，但完全是另外一种爱法，他只是把侦查工作当成一种很投合趣味的职业，甚至是当成一种“技术性”的职业来热爱。小陆说过，他从小就爱当侦探。现在他之所以这样一丝不苟地防备着自己逃跑、行凶、自杀和毁证，不过是兴致勃勃地想表现出某种业务上的严格和老练，并不一定真有什么担心。小陆信奉的格言是：公安人员就是会说话的工具，侦查员不承认感情，只承认理智。他是一个够格的机器人。 穿好衣服，又回到了外屋。感情有什么用呢？他尊重了自己的感情，可是尊重理智的小陆到底用手铐把他铐了起来，就连找双袜子也要看他的脸色了。 投在水泥墙上的光渐渐发黄，又渐渐泛白，天大亮起来，门外的甬道里，响起咚咚的脚步声，回音很大，脚步声走走停停，一会儿，在他的门前停住了，停了几秒钟，又走开了。他知道是值班的干部在通过铁门上的小镜子对各牢室进行查看。这块只有巴掌大小的镜子从里边看可以照人，从外面看，却是一块透明的玻璃，监管干部可以从这儿把整个牢室洞悉无余。 他是第一次坐牢，而牢房里的陈设却是以前就熟悉的，无论在刑警队还是在五处，预审处的这个看守所他来过不知多少次了。一个月以前，徐邦呈也就是住在这样的单人牢间里的。使他感到陌生的，只是这里枯燥阴沉的调子。他一边穿着衣服，一边环视四周，漆黑的门，铁色的墙，几块砖头矮矮地垫起一张床板，豆腐块般的小窗子上方，悬着一个尘土封盖的有线广播电匣子，这倒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一阵汽车的引擎声从小窗外面传来，打破沉闷的宁静。他记得外面正是看守所院内的一条马路。大概是一辆卡车从窗外驶过，车窗玻璃上的反光在牢房的天花板上划出一道道水纹般的光弧，恰似昨天晚上路灯在吉普车顶篷上滑过的一条条亮斑一样，那滑动的光斑使车子里一明一灭，晃得人心里发慌。 他当时坐在后座上，夹在两个年轻的民警中间，开始上车的时候，两个民警把他往座位下面按，他想起过去在刑警队抓刑事犯的时候，照例是要让犯人在座位下面蹲成一团的，后来听见纪真在车外说了一句：“让他坐着吧。”他才算没受那份窝囊罪。透过黄蒙蒙的有机玻璃窗，他能看到晚间马路上一片模糊的景象，听见孩子们在路边嬉闹的声音…… 那时候，他觉得腕子上的手铐越发冰冷沉重，似乎全身都被它镇凉了。他的胸口突然堵上了一阵沉甸甸的懊悔，这叫人受不了的懊悔心情几秒钟之内就发展得异常强烈。从有机玻璃窗上透来的一片朦胧而又斑斓的色彩中，他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自由生活的疯狂留恋，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在车子里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一切都是自己找来的，他干吗要那么迂呢，干吗非得留下那张字条呢，就让小陆去受一阵小小不言的委屈又有什么呢？只要他不说，凭他在同志们当中的印象，大概不会有人怀疑他在胶卷上做了名堂。他当时是发昏了，叫一股子突如其来的激越，一股子宋襄公式的英雄感搞得头脑发昏了，好像只有挺身出来承担一切，才算是真正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强者。一向，他痛恨自己的软弱和低能，可也不能那么傻呀！ 他懊恼地追索着写那张字条时的心情，他离开会议室本来是为了要给肖萌打一个传呼电话的，他担心他们晚上还会再去广场，接通电话以后，施肖萌告诉他，他们——她、施季虹和卢援朝，约好了晚上一起去安成家，他才放了心。他知道安成住在941厂附近，离广场隔了半个城区，只要他们这一天晚上去不了广场，就不会再出什么危险，因为半夜就要收缴花圈，今天一早三万工人民兵就要开进广场，局势一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恐怕谁也不敢再去公开地“闹”了。 他放下电话，想想自己居然这么轻易地就救了江伯伯，救了安成，救了那个不认识的工人，还救了施季虹。虽然施季虹的刀子嘴常常搞得别人下不来台，但她总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人。他们，还有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感情是相通的，觉悟是一致的，那么多人原来都是一条心。季虹老爱说，咱们中国算完了，这回她该看到，中国完不了！ 那时候，他越想越觉得心里痛快，觉得自己也应该异常的勇敢，才能无愧于与他们为伍。于是，那个傻劲就在一瞬间冒出来了。他希望自己办的这件事，不仅正大，而且光明。如果说，刚才钻在厕所里拆胶卷的那一刻还有一点心虚害怕，那么现在他觉得就是当着处长科长，当着小陆的面儿，他也照样敢把胶卷给曝了，他甚至憎恶起钻厕所这种偷偷摸摸的搞法来，把一件本来无愧的事搞得猥琐了，怎么想怎么是个不甘心，他不应该拿小陆做替罪羊。越想，脑袋越胀，一冲一冲地发起昏来，狂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的牺牲精神在胸中冲撞在一起，迸出的火花把全身都烧热了，他于是提笔写了那张字条，用桌上的墨水瓶把字条压好以后，还轻松如常地在屋子里逗留了一会儿才走，他感到内心里冲动着一股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畏！ 这股子无所畏惧的激情烧得快，熄得也快。现在，他蜷缩在这个冰凉、寂寞的牢室中，是那么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简直要用头去撞墙，完了，一辈子交待了，干吗要那么傻、那么迂呢！ 从吉普车开进看守所的第一分钟起，生活就向他展示了未来的狰狞和恐怖。在收押室，值班员粗暴地对他做了例行的搜身，手表、苹果刀、工作证和一些零钱被收去，然后喝令他头朝墙蹲下，他嘴上想抗拒，还没说出口，腿却不由自主弯下来，他以前在分局、派出所，也在这间收押室里，常常看到一些捕进来的小偷、流氓这么冲墙蹲着，那时候看了也并不觉得什么，而现在自己也是这个姿势蹲在这儿，才觉出一种忍受不了的狼狈和屈辱来。看看那个值班员，正在那儿不紧不慢地填写着收押表和收押物品登记单，他突然想到了父亲，父亲过去也是蹲过监狱的，可那是国民党的监狱，自己现在却坐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他们会怎么同父亲说，怎么让他相信儿子是个坏东西？今后就是刑满放出来，父亲会怎么看他？同志们会怎么看他？那时候，这一段历史已经事过境迁，还有谁会理解他呢？他在人们眼里就成了一个犯了罪的人，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了。他感到背上热辣辣地出了汗，全身刺痒起来，这一辈子算怎么回事啊！ 收押手续办完了，纪处长他们要走，他顾不得那个凶神恶煞的值班员，直起身子叫了一声：“纪处长！” “干什么？”纪处长面孔冷冷的。 “我父亲怎么办，他还在医院里……” “他有他的组织，组织上会照顾他的。”纪处长的声音明显地缓和了一些。 “那，你们能不能先别告诉他，他有病……” “你——别考虑那么多吧，集中精力想想自己的问题。”纪处长说完，出门走了。 再以后，他就给带到这个七八平米大小的监号里来了。 夜里，他躺在硬邦邦的铺上一动不动，脑子里一会儿千头万绪，一会儿又是一片空白。直到天快亮了才蒙碦睡了过去，一直到现在。 黑漆铁门砰地响了一声，他的神经紧张起来，望着那扇咧开了一道缝的牢门不知所措。 “四号，出来打饭！”甬道里，一个声音高叫。 他连忙在屋子里寻找了一下，在屋角找到两只塑料饭碗和一个塑料洗脸盆，便端着饭碗从牢门口探出头来。 甬道一端，摆着两只桶，旁边站着一个身穿油腻黑布服的犯人和一个穿警察制服的看守，那看守对他又喊了一声，“过来打饭。” 他走过去，看守问他：“昨天才来的？”又说：“以后，记着啊，每天早上八点半，下午三点开饭，你看见自己的门开了就出来打饭，不要等别人喊，听见了吗？” 他说：“听见了。” 伙房的犯人给他盛了一碗菜，他又在另一只桶里拿了个大个儿的窝头。 “拿两个吧，可以拿两个。”那位看守说。 “一个够了。”他端着饭碗要往回走。看守又说： “回去拿脸盆来打开水，动作快一点儿。” 等打完开水回来，电动牢门又锁上了。他很艰难地就着那碗寡淡的菜汤把窝头吞下去，他记得过去只是在学生时代去农村学农的时候，才吃过几顿窝头。 吃完了饭，坐了片刻，牢门砰地又一响。 “四号，出来。” 刚才出去打饭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四号，是自己牢门上的号码。 他出去了，走到甬道的出口，一位预审员?穴他过去见过这个人?雪正哈着腰在桌子上填写提票，填完，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哦，你就是周志明，走吧。” 出了监楼，穿过他窗外的那条路，来到预审楼。走进一间预审室，他第一眼就看到桌子后面，站着处长纪真。纪真对他注视了少顷，把手指向方凳，沉沉地说了一声： “坐下吧。” 离打下班铃还差半个多小时呢，追谣办公室的人就已经撤得差不多了。段兴玉刚刚锁好办公桌的抽屉，有人推开他的门，探进一张脸来。 “段科长，纪处长电话找你。” “从局里打来的？”他知道纪真从下午一上班就被甘局长召去谈话，便一边走向外屋的电话机，一边随口问了一句。 电话听筒里，传来纪真死气沉沉的声音：“兴玉吗？” “你还在局里？” “不，回来一会儿了，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放下电话，他原地呆站了一会儿，犹豫着是否要借这个机会，把那封写给公安部的信拿给纪真看。那封信写好已经在抽屉里压了快一个星期了，虽然大前天拿给大陈看了一遍，但在实际上，他还并没有完全拿定主意，是不是真的让它去见天日。 311案的是非账到底该怎么算，仙童山诱捕行动的失败到底咎由谁取，难道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了吗？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参加仙童山的行动，但对这个案子的根由始末，来龙去脉，却是一清二楚的。很明显，对311案的失败，稍稍有点侦查工作知识的人，都不难找出其中的症结。从那天和严君、周志明在他家里谈过话之后，他就动了写这封信的念头，他那天对这案子做的那一大段分析，实际上也是借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事情越想越清楚，越想，就越能看出危机感来。311案的失败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能不令人忧虑，要是老这么搞案子，侦查不讲侦查的方针，审讯不顾审讯的原则，愚昧无知、毫无规格、阻塞言路、个人独断，怎么能像整天叫唤的那样，“无往而不胜”呢！ 那么这封信该怎么写，倒是很费了一番踌躇，未及提笔，已经几易腹稿。他最初拉了一个大提纲，想尽量把情况反映详细一点，观点摆得透彻一点。试着写了几页，结果全都揉烂撕碎了。因为他越写越觉得，没搞过这个案子的人，没亲身接触过徐邦呈和甘向前的人，是很难通过这么一封信来分清曲直，评断是非的。于是他改了主意，现在定稿的这封信，字不满千，除概括地讲了几句案件的梗概和眼下的结局之外，中心一个意思，就是希望部里派人下来，认真总结一下这个案子的教训，为今后戒，为他人戒！ 信是私下写的，到目前为止，只给大陈看过，大陈的反应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惊讶，惊讶中带点害怕，害怕中又带点为难。 “哎呀，当初去局里开会，只有你和纪处长参加了，你们是怎么研究的，其实我也不清楚，对徐邦呈的审讯我又没直接参加……” “啊，你放心，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不代表你。以后部里要是真有人查下来，我当然会说事前没有给你看过，这你放心。” “咳咳，那倒没什么，那倒没什么。”大陈尴尬地解释着，“我的意思是，写这种信，大概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吧。” 他收回信，脸色有些不快，用一种泛指的口气说：“我怕的是，连咱们这个最讲究认真的部门里，也找不出一个认真的人了。工作上有什么毛病，出了什么事，只要牵扯了头头儿，就没人愿意出来说说话，较个真儿，大家都在糊弄，糊弄谁呢？还不是在糊弄国家！要说起这个，我倒要讲句公道话了，周志明再有多大错误，这一点还是难能可贵的，他就讲认真，是真心实意地尽责任，我不是给他鸣冤叫屈，你说是不是吧！” “那是，那是。”说到周志明，大陈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真诚了，周志明被抓起来已经满一个月，处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私下里说他的好话了。可大陈的声音依然放得小小的，仿佛深怕隔墙有耳似的，“我是说，你信里讲的什么侦查的方针，审讯的原则这些话，有人会钻空子，说你给十七年旧公安局的反动侦查路线翻案，不是我草木皆兵，事儿就是这样，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树林子大了，你犯不上去沾惹那些恶鸟。” 大陈的口气是很郑重的，段兴玉也不得不沉吟了一下，“当然，措词上还可以再斟酌。不过，十七年侦查工作上的那一套，是不是一概不能用了，还是让历史来定论吧。”停了一下，他又一次声明似的说：“这信，只署我个人的名字，绝不借用你们311专案组的名义，也不指名道姓引用你们的观点。知无不言，我作为一个基层公安干部，向上级反映一点情况，总不为过吧。我之所以把信拿给你看，也无非是私下里交换一下意见罢了。” 大陈迟疑片刻，索性挑明了态度，说：“我看，你也用不着署名，信迟早要转下来，犯不着让头儿们记恨你。” 段兴玉摇摇头，说：“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一躲躲闪闪地干，反倒让人疑心有鬼了。再说，知道311案情况的人一共没几个，他们要是查，还怕查不出来是谁写的吗？” 大陈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主意实在不高明，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应该说，大陈还是忠厚的，偶尔使一点小诡计，也让人觉得很拙。可他的忠厚又常常表现为安于现状，能忍则忍，对这一点，段兴玉是不大喜欢的。 那么纪真呢？如果他把这封信拿给纪真看，又会得到怎样一种反应？支持，还是反对？他早在启笔动墨的那一天，就想着信写成后要请纪真把把关，行文的角度、口气，都要向纪真讨个分寸才好。那时他居然没想到，纪真，毕竟也是这个案件的负责人之一，责任系之，利害系之，还能不能像自己这么旁观者清，实在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且，纪真在涉及到“十七年”的问题上，有着更甚于大陈的敏感，这一点也不能不考虑进去。 这样转念，他决定不把信带到纪真那儿去，于是空手出了门，往二楼的处长办公室走去。 纪真独自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弥漫的烟气几乎把他的身子罩起来，段兴玉走进屋子，他没有说话，甚至连低垂的头也没有抬起一下来，仍旧闷闷地抽烟，屋内的空气，已经十分浊呛。 段兴玉在沙发上坐下来。在这一瞬间，突然觉得眼前的纪真，他的老上级，事业上的挚友，近三十年来共忧患同欢欣的知己，竟像一个全不认识的陌路人。 “甘局长和你谈了？”段兴玉打破沉默。 纪真把烟蒂慢慢地在烟灰缸里碾碎，脸色晦暗，“谈了。” “下午局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段兴玉随便把话头扯起来，“让我们明天去一个人到局里，说是谈周志明父亲的事，电话是打到值班室的，值班员也没问清楚。会不会是他已经知道了他儿子的事？不过，对他封锁消息是医生的建议，局里当时也是同意的。” 纪真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纸，默然递给他，他一看纸眉上的几个字，禁不住发呆了。 “死亡通知书？” “我今天和甘局长谈完，碰上局办公室的人了，他们和我简单谈了谈。”纪真苍哑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他父亲的食道癌自从上个月确诊以后，变化发展得很快，昨天早上咽气的。” 长时间的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 “那，这份通知书，怎么办？” “明天我到看守所去，交给他。” 段兴玉觉得脑门上的血都凝固了，脸部直发僵，但他还是用了一种平静的语气说道：“他会受不了，我想他准会受不了的。”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总得让他知道。” “你知道吗？这父子俩相依为命二十年……他受不了的。” “唉，这也要怪他自己，如果不犯这个错误，也不至于连父亲死了都不能见一面。” “老纪！”段兴玉声音很低，但那格外深重的语气使纪真不由地抬起眼来。“老纪，广场这件事，还有我们对这事的处理方式，不光是他一个人想不通啊，我不相信你就真的那么无动于衷。” 纪真半晌没吭声，但脸上的表情却清晰无误地默认了段兴玉的话。屋里一时又没了声响，只有楼外临窗的一棵古槐传来如泣如诉的絮语，落日余晖映在墙上，被摇曳的树叶搅成闪动的碎片，风，带了些热气从纱窗里扑进来，使人依稀嗅到一点儿夏天的气息。 “对当前的运动，对广场上的事件，想不通不要紧，转弯子也允许有个过程嘛。”纪真低低地说：“但是行为上发生抵触，性质就不同了。即便这么说吧，他要是单单在广场上应付差事，我也不会说什么，连我，连咱们全处，甘局长都认为是在应付差事。本来嘛，搞那么多人上广场上去抓人，哪儿有那么多坏人呀？可是周志明，怎么那么大胆子把密拍胶卷给曝了？我气的不是没能抓到人，悼念总理嘛，即便有点儿过火行为，也不见得非得抓起来。但是作为一个公安干部，自己想不通就这么干，得了啊？特别是一个侦查人员，使用这种手段，我不是指这件事的内容，而是指它的作法，这种作法对于侦查员来说是最可卑、最要不得的。兴玉，咱们干侦查快三十年了，这样的事真还是闻所未闻，你也许能接受，我可接受不了。” 段兴玉把憋在肚子里的气长长地吁出来，他放弃了同纪真争辩的打算，换了个平缓的口吻，问：“这些天，审讯的情况怎么样？” 纪真摇摇头，隔了半晌，问道：“你们科里的同志有没有发现他最近都和社会上什么人接触？” “他可不是个交际广的人。” “唔——对。他们向阳院的主任和他是对门邻居，也反映周志明平常在家挺老实，家里也没什么人走动，可甘局长总想从他这儿抓点儿线索出来，唉，真是天晓得。另外，甘局长今天又提到了311案。他怀疑徐邦呈的逃脱和周志明有关，当然他也是以一事推一事……” 段兴玉脸上微微冷笑，内心里有一股子火气一拱一拱地往上顶，恨不得摔点儿什么东西才能发出来，但他的声调仍旧平静着。 “老纪，咱们都是干了二十几年侦查了，可甘局长呢，毕竟是半路出家。对311案究竟该怎么看，失败在什么地方，咱们心里头还不明白吗。捕前没有侦查过程，审讯中指供引供，把自己的怀疑和成见全暴露给徐邦呈；对全部证据和全部情况又不做细致的综合分析，不让大家发表意见。什么‘三月计划’、什么‘特遣分队’、什么‘破坏批邓’，全是鬼话。你没有直接参加审讯，要是参加了，你也会看出问题来。我明白你当时把我调到追谣办的意思，是怕我得罪甘局长，甘局长我倒是没得罪，可你看这案子搞得，你们去边境的时候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不是应验了吗，结果比我们想的还要坏。从边界的情况看，敌人完全是有准备的，是准备好了接应他脱险的。要讲责任，甘局长首先应当负责，往下面一个小侦查员身上推诿，还讲道理吗？” 纪真微微点头，说：“是嘛，我也向甘局长表示，不同意他的怀疑。你要说周志明在广场事件上销毁证据，那是板上钉钉，他自己也承认的。可徐邦呈的逃跑是不是也和他有关，话就不好这么说了，没证据嘛。这个问题甘局长倒也没再坚持，不过总有点耿耿于怀的样子。” “甘局长今天找你，就为这个吗？” “不。他对我在预审处谈的那几条意见有看法，他认为周志明应该以反革命定性。其实，我说的那几条，也不单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预审处的同志也是这样看的，而且这个案子的审讯工作主要由他们负责。可甘局长偏偏把我叫去，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好像周志明出了问题，连我，连我这个处，也有问题了。” “那对周志明究竟怎么处理呢？” “我还是跟甘局长争了一下，周志明对广场事件的看法，主要是个认识问题嘛，发展到犯罪的，还是他的做法，一个侦查人员做这种事的确是很恶劣的。我原来向预审处提的意见是劳动教养三年，预审处后来定的是有期徒刑三年，今天甘局长又改成十五年，不过，不按反革命定性，只作为一般刑事犯罪处理这一条，他倒是同意了。” “十五年？”段兴玉觉得自己张开的嘴都没法收回去了。纪真没理会他的惊愕，继续说：“甘局长又要把周志明也列入巡回批斗，我没同意。周志明毕竟当过公安人员嘛，一巡回批斗就得讲他的罪状，一讲罪状就会影响公安机关的威信，引起群众不信任，有副作用。我这个理由甘局长也扣不上什么帽子，最后改为到全市公判大会上陪斗，不单独宣布他的罪状。” 段兴玉没有答话，他望望窗外，天是灰暗的，屋子里也是灰暗的，有几粒灯光在越来越深沉的暮色中刺目地闪动，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人在感到矛盾的时候，会同时感到空虚。他现在空虚得竟至弄不清自己到底应该何以为怀，他一向是喜欢周志明的，这不仅因为他的能干好学和俊美的外貌，而主要是喜欢他那忠厚为人和文静的性格，谁又能料想这样一个老实孩子居然做出了这么一件叫人吃惊的事儿呢。就这件事的内容来说，他是能理解他的，甚至也能把自己的同情放在他一边，就这个事的做法来说，他也不像纪真那么深恶痛绝，因为作法总归是为内容服务的。他现在仍然觉得周志明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不敢想象，明天周志明在看到那张“死亡通知书”的时候，该会怎样。这小伙子并不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也太重感情，他唯一的亲人，二十年终日厮守的父亲，死得那么孤独，而他却不能伏在尸体上哭上一声。人间可怜事，莫过于此吧。段兴玉的眼睛有些湿了。 他重重地吐了口气，无心再谈下去，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对纪真闷闷说道：“时候不早了。” 纪真神形委顿地站起来，穿上他那件旧了的风雨衣，说：“走吧。” 两个人的脚步声在静无一人的楼道里响起来，下楼梯的时候，纪真突然凭空叹了口气。 “唉——马局长给弄到自新河农场当副场长去了，像我这类干部，怕是更不行啦，到了急流勇退的时候啦。” 以前他也发过类似的感叹，但不过感叹而已，而今天的声调中却能让人感触到一种切切实实的悲哀和无可奈何的自弃。段兴玉没有说什么劝慰的话，对一个丧失了冲刺力的人，劝慰也是一种自欺欺人。 大门口的风又稍猛了一些，卷起些细沙，面皮上麻酥酥的有点难受，纪真把脖子缩在支起来的风雨衣的领子里，脸上映着路灯惨愁的光，更加像个颤巍巍的老人了。 “兴玉，……今天，今天我们的话就算没说吧，我知道，你嘴紧。” 他点点头，目送着纪真佝偻的背影消失在夜雾依稀的路口，然后返回身，又走进大门里来。 他要去办公室拿出那封信来，他决定今天晚上就把它发出去。 在段兴玉到纪真屋里进行那场沉闷的谈话的时候，严君随着下班的人流走出了机关大门。 这么些天了，总好像有什么事不顺，心里头总是无着无落地悬着，不通不畅地堵着，不舒服，烦！ 街上，正是人来车往的高峰时间，公共汽车拖起长长的阵列，一辆一辆紧挨着挤在十字路口，喇叭的鸣叫声、沸腾的人声、自行车的铃铛声一片交响，高踞在交通岗楼里的民警时而通过高音话筒用生硬的讽刺和申斥压过一切声音，参加进路口的喧哗中来。她艰难地穿过被汽车的洪流和自行车的海洋封锁的马路，几乎是拼命地挤上了去幸福南路的无轨电车。 今天中午，在从看守所回来的路上，她的自行车放了炮，扔在街口的一个小修车铺子里了，真是什么都不顺！ 自从311案被搁置以后，她这是第一次去看守所，值班的杜队长是个熟人，一见了她就用大大咧咧的公鸭嗓儿喊起来，声音几乎要传到甬道里去了。 “嗬！今儿个是穆桂英单骑出阵啊，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啦，带提票了吗？” 杜队长爱开玩笑，敢于当着女同志的面说粗话，她一向避免和他过分厮熟，所以只简简单单地答了一句：“送东西。” “什么东西？衣服，给谁送的？” “就是原来在我们处的那个。”她把带去的衣服放到办公桌上，“我们从他家拿来的。” “嗬，你倒成了他的家属了。” 她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看守所的成规，未决犯是不发囚衣的，一应必需的穿戴及用物照例要由家属送来。她无暇细心考究这个玩笑是否过分，在听到“家属”二字的瞬间，一颗心忽地提了上来，在嗓子眼儿里咚咚直跳。 “我可没那个福气。”她低声地说了一句，杜队长当然是会当作反话来听的。 杜队长清点着衣服，她装作随口无心地问道：“他关在哪一个甬道啊？” “左边第六个，现在都放风去了。” 一个念头突然跳出来，踌躇了片刻，她把语气放得亲热多了： “老杜，带我去看看放风的地方行不行？我还没见过放风什么样呢。” “这有什么难的，呆会儿我领你去。” 在监区的西角，四面高高的红墙围起一个小城堡似的建筑。看守所和监狱不同，所押的都是没有审决的人犯。某些未决犯是不能互相接触的，所以这个放风的地方就很特别。红墙中间有一扇挂满黄锈的铁门，铁门进去是一条细长笔直的通道，通道两边能看到一个挨一个的“放风室”的门。他们当然不走这条路，而是从旁边一扇小门进去，凭一条狭窄的楼梯上到了“小城堡”的顶部。几个带班的队长正在城郭的一圈走道上监视着下面放风的犯人，其中有认识她的，便过来打招呼。从这儿俯瞰下去，放风室是露天的一片方格，恰似一个象棋的棋盘，中间那条通道便是“界河”。她沿城郭由东往西走，每个约有十来平米的放风室都有一个犯人待在里边，或像疯子似的来回走动，或像傻子似的蜷缩一隅，但是多数人都站在斜射在方格内的一块阳光下，仰脸眯眼地像是很舒服。她从东头走到西头，脸上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而实际上却是在紧张地寻找他，可是没找到。她正打算再到对面城郭上去看另一面的放风室，走了几步却蓦地收住了脚，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几个白制服警察的陪伴下这么走来走去，实在有点儿像个巡视古堡的“女总督”，不，她不能叫周志明看到她这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况且，即便是见了他，她也不能向他表示些什么，一点儿也不能，她和他都会难堪，那样还不如不见的好。 “怎么样，还看吗？” “不，不看了，我想回去了。” “不看就不看，反正那一面和这一面一个样。” 她向那一面望了一眼，喉咙里咸咸的。 电车停住了，不知道得在这个站上耽搁多久，严君算了一下时间，施肖萌大概已经早到了幸福南路了吧？ “别扒了，下一辆车马上就来了，坐下一辆吧！”售票员无效地喊叫着。严君挤在人群中，四面都是墙一般的胸背。慢慢熬着，直熬到车门砰地发出声响，电车才又开动起来。 “下一站，幸福南路，没票的在车上买啊！”售票员威胁性的声音从头顶上新安装不久的有线喇叭里传出来，很像电话里那种失真的音调。 幸福南路是严君回家路上换车的地方，所以她才在电话里把施肖萌约到那儿去，那儿离神农街也是挺近的。 施肖萌在电话里的声音比售票员的喇叭还要失真，在她没有通名之前，严君似乎是凭了一种灵感听出她来，但仍然故意问了一句： “你是谁呀？” “我是他朋友，如果他不在，劳驾你给我找一下那个姓严的女同志行吗？好像叫严君。” “我就是严君，你是施肖萌？”不知为什么那一刻她心情很败坏，是女人的嫉妒吗？ “你就是？喂喂，你是严君吗？”电话里的声音急促起来，“我给他打了三次电话了，都找不到，他是不是又出差了？” “你，什么都没听说吗？” “没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现在……”她看了一下四周，小陆很警惕地在旁边瞅着她。 “现在没法说，晚上七点钟吧，你在幸福南路的十三路无轨电车站等我。” “幸福南路，七点。”施肖萌很不安地重复着。 严君把电话挂上，胸口壅塞着一股无法排遣的气闷和委屈，那张逮捕证，由她亲笔填写的逮捕证，还有施肖萌那理直气壮的声音，“我是他朋友，他朋友！”在眼前晃着，在耳畔响着，她闭上眼睛，一动不动…… “约的是谁呀，保密吗？” 耳边响起一个故意轻描淡写的声音，她睁开眼，瞥一瞥踱过来的小陆，冷冷地说了一句：“我朋友。” “什么，你什么时候有朋友了，我怎么不知道？” 她算是找到了一个出气筒！“怎么，我找朋友还得在你这儿备案吗？” 小陆愣了一下，“随便问问，干吗那么大肝火呢。”他讪讪地走开了。 电车的速度慢下来，头顶上的喇叭又开始叫：“幸福南路到了，先下后上啊。” “下车吗？” “换一换。” “都下，这儿下的人多。” 车门开了，她没怎么用力挤就双脚悬空地被一大坨下车的人裹了出去。 这儿是个交通枢纽，人多、车多。她站在路边喘了口气，略略整理了一下头发，举目四望，发现施肖萌已经站在了面前。 “小严。” “你早来了？” 施肖萌忐忑不安的脸上生硬地挤出一丝礼节性的笑容，“车很挤吧？” “还可以，我们往那边走吧，我要到那儿换车。”施肖萌跟着她往前面的车站走去。 “他没出差呀？” “没有，他……被抓起来已经一个多月了，你一点没听说吗？”她站下来。 “什么？”施肖萌睁圆了眼睛，瞳孔好像一下子放大了几倍，“为什么？”她的声音发抖，不知道是难过还是恐惧。 “因为，他包庇了广场上闹事的反革命。” 施肖萌像没听见一样，声音猛然放大，泪水随着涌出来，“为什么，为什么！” 她望着那张挂着眼泪的脸，的确是一张很美、很单纯、很善良的脸，一张令人不忍嫉恨的脸。是的，她不应该，从道理上不应该嫉恨她。你既然爱一个人，就应当尊重他的愿望，服从他的选择。女人，女人有这样的胸怀是不容易的，可对于一个爱别人而肯于牺牲自身的女人来说，应该是容易的，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容易的！ “别哭，这儿人太多。” “不不，他不是坏人，不是反革命。”施肖萌的情绪略略克制下来，“你们总该了解他，一起工作这么久，总该替他说说话。” 她胸口堵了一大堆话要说，却忍住了没说，近两年的公安干部的生活，使她懂得该怎样克制和谨慎了。 “我该走了。”她本来还想说：“你别对人说我告诉你什么了。”但没有说出来。她决不在施肖萌面前显得这么胆小怕事！ 施肖萌紧随了几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才能见见他呢？” “在押犯在预审期间是不能会见亲属的，连通信也不行，何况你也不是他的亲属。”她现在的口气几乎是冷酷的。 “你是公安局的，你帮帮忙，让我见见他。” “……” “我不会连累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连我都见不到他，”她的心一下子被施肖萌流出来的和自己吞下去的泪水泡酥了，“……过几天，可能有个公判大会，如果有他的话，我看能不能给你找张票吧。” 走到公共汽车站跟前，施肖萌仍旧随在身边，但是再没有说什么。车来了。 “那我怎么找你呢，还打那个电话？” “你最好别再往我们那儿打电话，我找你吧。”她挤上汽车。 “谢谢你啦，小严。” 她听到这句充满真挚感激的致谢，车子开走了。 下了车，她拼命地往家跑，她不愿意也不能再憋下去，再忍下去，只想快些回到自己的小屋——那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里去，哭！ 她要痛快地哭！雨，斜斜地飘洒，似剪不断的银丝，拖拉机的铁皮拖斗里已经被洗得精湿。他觉得冷，缩成一团的身体微微地打抖，腕上的手铐冰凉沉重，尽管同车的犯人把自己的一块不大的绿色塑料布慷慨地匀了一半在他的肩上，他还是觉得贴身的衬衣已被雨水透入，凉丝丝地贴在腰间，不知棉被怎么样，坐在屁股下的被袱卷想必也早已湿了。 这部带拖斗的拖拉机下午三点从自新河农场的场部出发，已经在泥泞中蠕动了一个多小时了，一路的稀泥、坑洼几次使它险些抛锚，两个坐在驾驶台阳篷下的人却满不在乎地一路说笑，笑声在沙沙的细雨里显得格外响亮。驾驶员是个年轻人，周志明始终没有从正面看清他的脸，坐在他并肩的那位三十多岁戴眼镜的人，倒是时时回过头来看一眼身后拖斗里的两个犯人，驾驶员有时叫他老常，有时叫他常文树，这大概就是他的名字吧。 周志明的身体凭了车身的剧烈颠动来回摇摆着。延目远方，茫然眺去，在铲平的田野尽头，间错拔出几株形状古曲的树木，他叫不出那树的名字。地平线上，一抹黛色山脊浮沉于雨雾空蒙之中，他也辨不出那山的远近。耳边嘎嘎啦啦的柴油机的响声和几乎被它淹没的簌簌的雨交汇成一种单调而又有点儿苍凉的音响，从这音响中，他似乎能够想象出前方的目的地是怎样一种色调的世界，他将在那里度过十五个漫长的冬春，这本来应该是人的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他真不知道能不能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寄托和快乐。雨线虽然是款款细细地飘来，他却感到像一片麻乱的鞭抽，他不想哭泣，生气枯竭的眼睛是干涸的，但是，从脸颊上流下来的雨丝却浑若一片泪水，仿佛一直滴到了心里。 “嘿，快到了。”与他合披一张塑料布的犯人向前方张望着。他大约四十来岁，干巴巴的脸盘上极不协调地鼓出一对肉肿的眼泡，剪光的脑袋上刚刚长出些毛茸茸的刺儿，还遮不住青虚虚的头皮，他是跟随那个常文树到场部一起去领一批铁锹和他这个新来的犯人的。他用粗筋暴露的手指着远处，“喂，看见那个砖窑了吗？是个报废的旧窑，现在的新窑还得往西。”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前看，在荒芜的旷野上，一座行将倒塌的土窑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地映入眼底，土窑的周围，取坯土留下的大坑已是一片泽国。周志明把视线收回来，向自己的同伴瞥了一眼，问道：“你在这儿很久了吗？” 那犯人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六八年进来的，本来到今年七月份就满期了，可是不小心又犯了个错误，刚刚加了三年刑。你呢，犯的什么错误？敌矛内矛？” “我？也没犯什么错误……”他出语踌躇地说。 “没犯错误？没犯错误到这儿干吗来了，跟你说，往后可别这么说话。”老犯人善意地告诫着。 “预审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说的……” “得了。”老犯人戒备地往驾驶台瞟了一眼，“甭找那份不自在，你多少年呀？” “十五年。” “嗬，够重的，怪不得进了场还不摘铐呢。你还不到二十岁吧？” “二十多了。” “二十多啦，嗬，长得倒是副学生样，你看我才四十，可人家一看都以为五十多了呢。我叫卞平甲，六班的，你叫什么？” “周志明。”他犹豫着，很想问问砖厂的情况，又不知该从何问起，好容易憋出了一句：“到砖厂，几个人住一屋？” “几个？”卞平甲笑了笑，“二十几个！大通炕一排。”又说：“看你这样儿，准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大概从来没受过委屈吧？” “我，我爸爸打过我。”他眨眨眼，很认真地辩白，声音不觉响了一点，冷不防坐在驾驶楼上的常文树扭过头来喝斥道：“你们嘀咕什么？老实呆着行不行！” 卞平甲背对着驾驶楼，冲他挤了下眼，两个人不作声了。 小时候，父亲是打过他的，因为只打过这一次，所以印象特别深，那次他在邻居家玩儿，亲眼看见那家的保姆失手打碎了一件青花古瓷瓶，那保姆怕了，一口咬定是他打的。主人心疼不已，父亲只好当众揍了他一顿屁股，又在家里关了一个星期天不让出门。此时想起这件尿布时代的倒霉事，周志明心里倒油然生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情。 雨停了，拖拉机离开大道，拐了两个弯，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停下来。这是个破损的篮球场，场地已经被横七竖八的车辙和凌乱的脚印弄得烂糟糟的，一个自制的篮球架歪歪吊吊地废置在一边。不远，有一排低陋的平房，污浊的红砖墙显然经历了年深日久的风剥雨泡，留下坑坑点点的残蚀痕迹，不堪入目，门窗也是七拼八凑，破破烂烂，周志明没猜错，这该是砖厂的厂部了。 常文树打开他的手铐，指挥他和卞平甲把领回来的几大捆铁锹从车上卸下来，放在平房的房檐下，然后领他们走进了一间不大的屋子，指指一个满是尘土的条凳，说了一句：“在这儿等着。”便又出去了。 他看了看抱在怀里的被袱卷，还好，湿得不大。脚上沉甸甸的，他正想搓着两脚把鞋上的厚泥板搓下来，被卞平甲拉住了。 “别，你把泥巴弄队长屋里，不是找不自在吗。”他笑笑又说：“这儿有句顺口溜，‘自新河，三件宝，苍蝇、蚊子、泥粘脚。’再没有哪儿比这儿的土更粘了，一下雨，门都出不去。” 正说着，屋子背后不远的地方，猝然几声哨鸣，接着便听到一个人在高腔大嗓地讲话。卞平甲说：“今天下雨不出工，晚点名就提前了。”不一会儿，一阵乱哄哄的歌声传过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说是唱歌，不过是一种失谐的嘶叫，周志明的心尖直抖，不住地想：“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哪……” 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胖胖的干部跟着常文树进了屋。那人看了一眼周志明，用细绵绵的声音问常文树： “就是他呀？” “就是他。准备分到六班去。” “噢，”那人指指卞平甲，“你先把他带回去吧。” 常文树领着卞平甲走了，屋里只留下周志明和那胖子。从刚才他和常文树说话的口气上，周志明已经听出他显然是一位负责干部，便不由抬起眼打量了一下。 这个人矮矮的个头，相貌不老，肚子却已显眼地腆了出来，后颈上肥嘟嘟叠起的肉褶，使他在转动脑袋时十分不灵便。他泰然在屋里唯一的那把靠背椅上坐下，眼皮懒懒地抬起来，问道：“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砖厂。” “还是什么？” “……” “这儿仅仅是个砖厂吗？” “是监狱。” “唔，知道就好。你的罪行是严重的，性质是恶劣的，你也当过公安干部，我想你应该明白你的改造任务比别人更艰巨，！” 周志明没有同他争辩，争辩只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不答话，却把眼睛垂了下去。 “你还很年轻嘛，在这里只要服从政府管教，认真改过自新，在自新河里把丑恶的思想、丑恶的灵魂洗洗干净，是可以争取减刑的嘛，！” 又说了几句简单的、威德并重的训导，这位胖胖的领导便叫来一个人领他去监区。监区就在厂部的背后，隔着一条斜坡路，用白围墙围起的一个长方形大院。院里东西相对长长的两排监舍，朝南一面，在黑色院门的两侧，是几间队长办公室和值班室；朝北一面，是伙房，房顶上铁锈斑驳的烟筒里正喷吐着浑浊的灰烟。 进院门的时候，周志明并没有发现荷枪而立的岗哨，只有一个精精神神的老头子从门边亭子般的小房里探出头来，同领他的那个干部点头打了个招呼，便放他们进去了。 那干部拉开西边的一个监房的门，让志明进去，跟着冲里面喊了一声：“田保善，给你们六班加个人，你给他安排一下铺位。”说完，门一关，走了。 他拎着行李卷，呆呆地站在屋门跟前的空地上，首先感到的是一股热烘烘的酸臭气味，因为光线很暗，他不得不用力睁大眼睛来打量这个今后长久的生存空间。 这是个二十多米的房间，沿着南北两面墙，用砖头搭起了两排齐膝高的木板铺，只给整个屋子留下一条窄得转不开腰的走道，木板铺上，大约有十几个犯人懒散地歪靠在各自的被子垛上，一个左颊上带着块可怕创疤的中年犯人用不正经的笑眼直盯着他，使他立时生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哟嗬，来了个英俊小生。”那人一边从鼻孔里掏出些东西来在指尖上揉着小团，一边狎浪地笑着。 其他人都不作声，只拿眼睛浑身上下地打量他。 “我睡在哪儿？”他尽量低声下气地问。 墙角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郑三炮，你往墙里挪挪，回头叫杜卫东再挪这边一点儿，让他睡你们中间。” 那个被称做郑三炮的，是个五短身材的犯人，很不情愿地把自己的被子往墙里推了两下，横起脸上的肉棱子骂：“妈了个蛋，好不容易松快两天，又往咱们班塞人。嘿嘿！你这是什么呀，是水还是尿？”他指着志明褥子上的一大块水渍，厌恶地问。 “是雨淋的。”志明赶快说，“现在雨停了，我到外边晾晾去。” “你凑合着睡吧。”墙角的哑嗓子说，“不到星期四，外面不准晾东西。” 周志明躬身上床，把被子卷打开来，塞在指定给自己的位置上，又默默地换着湿衣服，他能感觉到犯人们全用冷漠的目光望着他，不由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一个犯人打破沉默，用厚厚的鼻音最先说起话来： “妈的，雨又停了，今年就没下过长雨。” 犯人们的注意力于是从他身上转移开去，一个粗粗的声音接着说：“还是去年那场黄梅雨过瘾，足一个星期没出工。” 一个老一些的犯人说：“没出工是没出工，可也盖了一个星期绿毛被子，也不是好滋味，再说一出去就是一脚烂泥，洗都没法洗。” 郑三炮叼起一根压扁的烟卷：“你们城里人，不是说的，全是假干净，我在南州市最高级的澡塘子里洗过澡，那里面有个大池子，好嘛，那水，甭提多脏了，上面浮了一层白沫子，嗬！你们没看见，要看见，非吐了不可。你们城里人可不在乎，恨不能连脑瓜子都泡里头。” “泡澡、泡澡嘛，不泡怎么行。”脸上带疤的犯人很在行地说。 “你嫌脏，不会别下去，冲淋浴不就完了。再不然，靠墙边还有好多洗脸池，你就在那儿洗嘛。”年长的犯人是一副很耐心的神情。 “可不是吗，我就找了个洗脸池，在墙角那儿，就是太浅太矮，洗着不得劲儿，大洗脸池别人又都占着，就这个空着。嘿！我拧开龙头刚洗没一会儿，过来一个人，不让我洗，说他要撒尿，我他妈洗澡碍你撒尿什么事了，这不是神经病吗？” “啊呀！”年长的犯人突然悟出点儿味儿来，“你是不是把小便池当洗脸池了？墙角的，这么矮，这么浅是不？那是小便用的！” “哈——”犯人们粗野地齐声大笑起来。 “能洗就成呗，臭讲究。”郑三炮讪讪嘟囔着。 这时候，卞平甲同另一个年轻犯人端着两个饭盆从外面走进来，犯人们轰一下爬起来围上去，照盆里看了一下以后又慢慢地退下来，怏怏地骂：“又是妈的臭萝卜。” 那个打饭的小伙子把盛窝头的盆子往地上一，骂骂咧咧地在门槛上蹭着鞋上的泥巴，“鬼地方，伙房门口都快拔不动脚了，我操……”他突然发现了通铺上多出了一套被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又给我这儿挤一个？” 一个犯人咬着窝头说：“田头儿叫他睡那儿的。” 小伙子不吱声了，目光敌意地斜了周志明一眼，眼珠子忽然凝止不动了。 “咦，你不是南州市公安局的吗？” 周志明一边系着扣子，一边在那张似曾相识的脸上注视了一下，竭力在记忆里搜索着。 “你不认识我了吗？”年轻犯人用筷子杵起一个窝头，在他脸前阴阳怪气地晃着，“在十一广场观礼台底下，咱们见过面儿，还多亏了你呀，要不，我还吃不上这份窝头呢。” 全屋的人都不约而同停止了嘴里的咀嚼，惊讶的、冷漠的、仇视的和嘲弄的目光一齐投向他。 “公安局的？”郑三炮捧着菜碗，蹓跶着凑过来，“真新鲜，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便衣，”年轻犯人恶狠狠地努努嘴，“咱哥们儿就是这小子抓进来的。” 周志明一下子想起来，这年轻犯人就是他和马三耀在广场事件时抓住的那个小偷，叫杜卫东。他直视着那张冷笑的面孔，皱眉说：“你到这儿改造这么多天了，怎么还那么流里流气的？” “哟嗬，像个公安局的啊，哈——”犯人们怪笑起来，郑三炮嘴张得老大，几乎能看见那血红的嗓子眼儿。 墙角那个沙哑的声音威严地咳了一声：“快吃饭吧，今儿咱们班倒泔水。”这句话使杜卫东没能发作，尴尬地哼笑两声走开了。 卞平甲递给他一碗煮萝卜，两个窝头。他经过一天的路途颠簸，肚子早就瘪瘪的了，黄澄澄的窝头还是温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他刚进看守所那几天，每口窝头都得在嗓子眼儿里打几个滚儿才能咽下去，而现在他不但能大口吞咽，甚至已经能从中嚼出一种甜味来了。他接过窝头，就着菜汤，坐在床沿上大口吃起来。 犯人们吃起饭来是很专注的，屋子里除了咕唧咕唧的嚼咽声和稀溜稀溜的喝汤声之外，再没有什么人说话了。杜卫东最先吃完，把两只碗重重地摞在一起，巴唧两下嘴，说：“操！没吃饱。哎，林士杰，今儿又没干活，你吃得了俩吗？” 林士杰嘴里正嚼着，脸上的疤痕一上一下地运动着，见杜卫东要打他的主意，忙用手护住碗里剩下的一个窝头，一连气地声明着：“怎么吃不了，怎么吃不了，我还不够呢！你和公安局那孩子不是老相识吗，还不让他匀一个？” 杜卫东的眼睛果然盯上了周志明碗里摆着的一个窝头，冷丁一筷子戳过去，窝头就插在了他的筷子头上，狠着劲咬一口，才冲志明笑着说：“怎么样，咱们俩实行共产主义吧。” 志明完全给弄愣了，好半天才悟过劲来，虽然被拿去的不过是一个窝头，但这种当众受辱的羞耻感甚至比拉他上万人大会上示众还要难以忍受。他狠狠咬住腮帮子没发作，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发作，闹起来又会有什么后果，何况将来既要同这帮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关系就得设法搞好才行，否则何以自处呢？想到这一层，他索性顺水推舟地把人情送了过去。 “你吃吧，我吃一个就够了。” 对他的忍让，杜卫东显然没有估计到，仓猝中竟也稀里糊涂地点头“啊”了两声，算是领情了。周志明看出周围的犯人都露出发呆的目光，他们原来大概是准备好了要大打出手的吧？他想起去年看到的一份公安局内部发的通报，那是马局长在市南分局搞整顿试点中调查的一桩老犯人压迫虐待新犯人的事件。在市南分局的看守所里，新犯孝敬和服从老犯是条不成文的法规，这条习惯法是依靠老犯人集体的武力来维持的，很有点儿像李伯元在《活地狱》那部小说中所描写的清代监狱的弊恶。所不同的，是以老压新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现在当然不会有勒索“孝敬钱”和叫新犯睡在马桶边上的事了，但是抢饭扣饭，睡觉挨挤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他记得当时看完了这份通报后，还就“新犯人为什么不去找看守人员告状”这个问题和大陈辩论过，“干吗受这份气？告他们嘛！”他当时那种愤然不解的议论言犹在耳，现在竟也作为一个新犯人在体会屈服的滋味了。“你是用一个公安干部的心理状态来看问题的，犯人可不一样，就是那么个受制于人的地位，自我感觉和一般人就不同嘛，他们才不愿多惹什么事，都是抱了能忍且忍的宗旨。”现在看来，还是大陈说得实际。 屋角沙哑的嗓门又响起来：“有水吗？怎么不打水去？”他这才注意地循声望去，在靠北墙墙角的被子垛上，歪斜地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和他苍老喑哑的声音正相反，他有一副骨骼宽大的脸盘和魁梧的身躯，又圆又小的眼睛深陷在隆起的眼眶骨里，眉毛既浓且乱，如两撇干草堆在额上，乍看上去像个精力极壮的大猩猩，只有眼角洒出来的鱼尾纹儿和开了顶的天堂才显示了他的实足年龄。 杜卫东懒懒地站起来，走到门边的水桶跟前，刚要拎起来，郑三炮用匙子当当敲着碗边，说：“傻小子，今天你有接班人啦。”杜卫东先愣了一下神，然后会意地看了周志明一眼，脸上登时挂出老犯人的倨傲，用脚踢踢水桶，空荡荡的水桶发出当当的响声。 “嘿，打水去。”他冲志明发号施令。 志明没说什么就从铺板上站起来，走到门边，提起水桶。 “在哪儿打？”他脸上像烧了火，他恨自己的卑屈和下贱！ “出门，往北走。伙房前面。” 卞平甲走过来：“我陪你去，我告诉你在哪儿。” 一出门，卞平甲便热心地把院内的一些诸如厕所、水池一类的公用设施指点给他，又把日常监区里的一些规矩关照给他。自从和卞平甲相处以后，他潜然觉得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所以在无形中对他产生了一点儿信赖感。他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对卞平甲的每一句话都报以感激的表情。 “这几间房子是放工具的。”卞平甲嘴不停地说着，“这间也是。怎么着，闹了半天你也是公安局的呀？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是因为什么折进来的呢，”他突然压低声音，“是不是和十一广场事件那批人一回事？” 他若明若暗地点点头，岔开话题，问道：“那边那间小房是干什么的？带锁的那间。”他把手指向大院墙角下的一扇隐蔽的小门。 “那间呀，你想进去住两天吗？我还在里头住过一天哪。” “什么？” “反省号。” “你进去反省过，为什么？” “咳！那次才叫不值，我刚来头一天，晚上点名，于教导员把我的姓念错了，卞字念成了卡字，我没答到，他问我为什么不答到，我说我姓卞不姓卡，可于教导员愣说那字也能念卞也能念卡，说我是有意犯各，就这么着，让我蹲了一天反省号，倒正好，省得我干活了。” “咱们这儿都干什么活？” “做砖呀，咱们班是管往机器里运土的，你推过那种独轮车吗？可不好推呢。” 周志明想了一下，“你说的于教导员，是不是刚才胖胖的那个，说话细嗓门。” “对对，就是他，他叫于中才，砖厂的第一把手，”卞平甲又把声音放低，“其实原来是六分场园林队的一个工人，前几年乱的那阵子，他一个人组成了一个战斗队，叫‘一棵松’战斗队，算出了点儿标新立异之名，后来就参加到全场大联筹里去了，出来就当了砖厂教导员。” “那个常，常文树，他是干什么的？” “就刚才领咱们回来那个？他叫常松铭，咱们砖厂的文书。” “文书？我还以为他叫常文树呢。” 俩人沉默片刻，卞平甲看着他，叹口气，说：“小伙子，十五年，够熬的。咳，其实想开点儿，也没什么了，熬出去你还不到四十岁嘛。” “四十岁……”周志明不由打了个寒战。 一进了六月份，天气便明显地热起来，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路面像个大火炕似的直冒虚烟儿，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暑气还没有退尽。 严君骑车子出了机关大门，此时此刻，她的心情坏极了，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恨不得马上扑进母亲的怀里哭一场。 公安部派来的311案调查组上个星期五到达了南州市，一到，就被局里接进惹人注目的南州饭店住下，并且配上了一个颇为庞大的接待班子。宴会、游览、和局长们的互拜，然后又是市委领导接见，日程安排得紧凑而又周到，耽搁到第四天，才下到五处来。调查组到五处的当天，就召开了有关人员的会议，当众宣布了四条，这四条毫不留情地撕破了严君很久以来一直保留在自尊心上的那块神圣天地，她终于明白了，在她理想中纯而又纯的公安机关里，也有人人自危的时候。 第一条没什么，无非是说调查组下来的任务和宗旨：专案专查，不把潜入特务徐邦呈脱逃的原因查个水落石出，誓不收兵云云；第二条，严君就有些不明白了，调查组是受部领导的委托而来，但调查工作却讲明是在南州市公安局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党委是谁？是311案的负责人甘向前呀，这岂不等于说，甘向前领导着调查组来审查他自己吗？这样一来谁还敢说话？第三条也叫人不舒服，是希望大家认真回忆、大胆揭发、主动坦白、不准串联。名曰“希望”，实则命令，口气是相当严厉的；最叫她接受不了的是第四条：所有和311案有关的卷册、文件，甚至连个人的工作笔记本，一律交出封存，不许片纸遗漏，就跟防贼一样，仿佛他们这些侦查员当真都有涂改和销毁这些证据的危险似的，这算什么事呀！ 接下来，就是开会，发动大家揭问题，摆看法。参加会的，除了他们承办311案这个小组的成员外，连几个当时帮过忙或者知道点情况的干部，也被提拎来了。纪处长垂着头，一言不发，调查组的人更是面孔僵硬，一脑门子官司，严君坐在墙角，心里真是委屈透了。 那个会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信是段科长写的，他当然要先说。 “我的观点，信上已经写明了，导致这个案件失败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我们自己判断指挥上的失当，这个失当，又是由一系列侦查工作的漏洞和审讯工作的错误造成的。现在，人已经跑了，损失是没法儿挽回了，我写信的目的，不过是想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和警觉，侦查工作像这样子干下去，不打败仗才见鬼呢！” “那么你说该怎么干呢？”甘向前横着插过来一句话，把严君吓了一跳，心忽地提到了嗓子眼儿，会才刚刚开始就像吵架似的，她不知道还怎么能开得下去。 “侦查是一门科学。”段科长从容地环顾四座，声气并不见软，“既是科学，就得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科学的态度是不排斥一切有益的经验的。说到这个案子，对徐邦呈，究竟该不该那么急着就抓起来，还有对‘三月计划’的认定，究竟有多少根据？大家可以摆出来，一块儿分析……” “你当初不也是一口赞成逮捕徐邦呈吗，记性何以会这么坏呀？”甘局长声色俱厉，又打断了段科长的话。 “对，我当初是赞成逮捕徐邦呈的，但那是出于侦查工作正常需要以外的其他原因。这个问题以后是要讲的，我现在只讲明面上的毛病，比如像审讯上的毛病就很明显。我不赞成把所有案卷材料匆忙封存起来，既然要彻底查原因，不如索性把审讯录音拿出来，叫在座的都听一听，看有没有我信上说的那些问题，指供啊，引供啊，这都是过去明文禁用的手段嘛。我并不是为十七年翻案，可过去有些规章制度、工作经验，是在长期对敌斗争中总结积累起来的，如果一概看成是九分反动一分无用的东西，是不是太简单了？我们对封建社会的文化遗产，还主张批判继承嘛……” “段兴玉同志！”甘向前当当地敲起桌子来了，“我提醒你注意，对旧公检法的那一套办案方针，我们的态度绝不是什么批判继承，而是彻底砸烂、彻底决裂！你不要越说越出格了！公安部的同志下来，是为了帮助我们查清罪犯逃脱的原因，局党委也是有信心查清的。你今天借题发挥，执意要扯出这些早有历史结论的大是大非问题，想干什么？是不是想逼着局党委发动一场政治辩论！” 段科长大概完全没有料到甘向前会如此盛怒，怔了片刻，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了。一屋子人大气不敢出，都把眼睛直勾勾地盯在自己面前的茶杯上，连公安部的几个人也默默无言，脸上表情颇不自然。甘向前的声音略略放低了一挡，接着说： “我前些天就已经向有些同志吹过风了，311案的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局的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抓住要害。当时我们是几十个人夹着徐邦呈上山的嘛，为什么还给他逃了？根子在哪里？我看就在于我们公安队伍的严重不纯，内部出了坏人，让周志明这样的异己分子混进侦查机关，还有不出错的！” 甘局长住了嘴，哗地打开扇子，呼哒呼哒地摇着，一副余恨未消的样子。屋里长时间地沉默，好一会儿，公安部调查组那位领头儿的人才开口问道： “纪处长说说吧，有什么意见，畅所欲言嘛。” 纪真打开笔记本，看了看，合上，喝了口水，又下意识地打开来看看，语气格外迟疑： “呃——，我说说，我说说。我拥护公安部和局党委关于调查311案的决定，呃——，311案的失败，我首先应当负责任，这个……对周志明的事嘛，我也要负责任，也要负责任，这个，侦查队伍中出了这样的败类，是我们全处的耻辱，全处的耻辱，特别是我，更应当认真吸取教训。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声音略略放开了一点，语气似乎也渐渐顺畅些了，“但是周志明在311案上是否有通敌纵敌的问题，我看，我看……当然，也不排除，但要下结论，恐怕也不宜太草率，还要搞点扎实可靠的证据出来才好服众，最好别单单地以一事推一事。呃，从形式逻辑上讲，在三大推理形式中，类比推理是最不可靠的一种，这个这个，我也是个人看法，不成熟……” 话虽说得婉转，但与甘局长的意见相抵触，却是十分昭著的。不过严君倒是觉得，纪处长的话，使会议的气氛不再那么剑拔弩张了，大家似乎也都透了口气，因为他的话不仅转移了一下甘局长的雷霆之怒，而且在甘局长和段科长激烈的两端之间，起了一种缓冲的作用。 那个叫人心惊肉跳的会，当然没法儿议出什么结果来，自然也不会再开第二次了。从星期二到今天又是整整的四天。段科长天天被调查组叫到秘书科临时腾出来的一间屋子里去谈话，无话可谈时也得在那儿呆着，在严君看来，简直是被变相地办了“走读”学习班了。前天，甘局长在全处干部大会上宣布：因为纪处长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查上，所以处里的日常工作暂时移交；昨天，纪处长就送来了一张请假条，告病不朝；今天早上，局里任命的新处长便走马上任了。 如果不算刚被降职“发配”到自新河劳改场去的马局长的话，纪处长便是全局唯一留在处长职位上的“前朝遗老”了，前后才三天，终于被换下了台，而且简单得连一句交代都没有。 按说，她这样的普通侦查员，毕业不满两年的大学生，在处里，人事关系既不深，业务上也算不上骨干，本来是用不着为这些处科级头头儿们的起落荣枯操心费神的，可她偏偏老是觉得，这些变动都是和自己的命运、事业、生活息息相关的，纪处长被撤职还倒罢了，她怕的是段科长也呆不长，怕再冒出一个甘局长一类的人来当她的科长，如果整天在一个屋子里办公，横竖都不对劲儿的话，那该多么别扭啊！ 不过看上去，段科长反倒比她还要沉着似的，每天照样上班来，下班走；走道里迎面碰见了，照样和人点头打招呼；在食堂打饭时，该说该笑，没事儿人一样。 昨天，她、大陈、小陆，分别被调查组“请”去谈话了。和她谈话的，除了两个调查组的人以外，还有一个市局来的人和他们五处政治处的一个干部，那间小屋子被坐得满满的。她进去的时候，一看到摆在这些人面前的那张预备给她坐的空凳子，心里先就不舒服，她想起审讯徐邦呈的那间预审室来了。 “来，坐吧，坐吧。”公安部的一位同志最先招呼她，口气倒还亲热，“你叫什么名字呀？”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她有点反感，冷冷地答了一声： “严君。” “严君，严肃的严？” “严肃的严，君臣的君。” “嗬，严肃的皇帝，哈哈哈。” 驴唇不对马嘴，真是拿肉麻当有趣。她心里发笑，在凳子上坐下来，眼神漠然，一副很不合作的表情，“有什么问题，问吧。” “咳，没事，咱们随便扯扯，随便扯扯。”那人有些尴尬，先是漫无边际地胡绕了几句，然后很生硬地扯到正题上来了。 “311这个案子，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不用顾虑，大胆说，啊。” “这我可说不出来。” “你个人总有个看法嘛，说错了不要紧。” 这人的神态简直像是哄小孩似的，她心生厌恶，出言也就有点噎人。 “我算老几？侦查方案都是领导定的，我能有什么看法？”场面挺僵，冷了几分钟，一位公安部的人忍不住突然问： “311专案组离开南州去边境的时候，周志明是不是让你给他寄过一封信？” “什么？”她皱起疑惑的眉头，“和这有什么关系？” 那人没回答，却接着问：“信是寄到什么地方的，寄给谁的，你能回忆一下吗？” 周志明托她给施肖萌寄信的事，她当然记得清清楚楚，可她却拧着脾气，非要反问：“这和311案有什么关系？” 市局的那个人终于忍不住了，沉下脸，用一种教训的口气说：“严君同志，你今天的态度很不冷静，部里同志问你情况，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嘛，怎么这么费劲？” 她也瞪起眼来：“那当然，你们不解释清楚，我私人的事凭什么告诉你们？” “什么，你私人的事？”对方一下子抓住了她的话柄，“周志明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他和别人通信，怎么成了你私人的事了，啊？据我们了解，周志明平常从来没有什么通信关系，偏偏在仙童山诱捕计划确定之后，临去边境之前，匆匆忙忙往外发信，难道不值得我们打一个问号，啊？”稍停，对方又稍稍缓和了语气说：“严君同志，我们相信你是有觉悟的，会积极配合我们调查的，周志明和什么人通信，究竟有没有问题，不查怎么能知道，你说对不对？” 她的心情已经十分败坏，口气也越来越烦躁，“我忘了，早忘了那信是寄给谁的了！” “时间并不久嘛，怎么能忘了呢？” “三个月了，怎么就不能忘？”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 这简直是在顶牛抬杠了，严君咬了咬牙站起来，“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下。” “干什么？” “上厕所。” 她并不需要上厕所，只是不能忍受这种无休止的纠缠，一出了那间小屋的门，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慢慢地进厕所，又慢慢地洗手，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洗，然后再慢慢地走出来，听到旁边一个办公室里有打扑克的声音便走了进去。 四个男的，围着一张办公桌甩得正欢。她看了一把，没走，又看了一把…… “嗬，怎么着，严君也不怕浪费青春啦？” “哼，”她冷笑一下，“我没什么青春，无所谓浪费不浪费！” 一连看了四把，直到政治处的干部领着市局的那个人气急败坏地挨门找到这儿，才算结束。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市局的人脸红脖子粗，“我们好几个人都在等你，你什么意思？” 严君恨得真想一扭身走开，可她却用了一种平静得近于戏谑的口气，说：“哟，又不是办我学习班，还不让人歇口气呀，我还以为你们早散了呢。” 倒是市局的那位，先给气走了，一边走一边气势汹汹地叫：“你们处长呢，你们处长呢？” 要找处长？找去吧，我一没辫子，二没把柄，怕谁！ 大陈和小陆也被谈了话。虽然事前早做了“不准串联”的规定，但在办公室里没外人的时候，小陆还是忍不住要说。 “哎，怎么跟你们谈的，问你们周志明的事没有？” 大陈没说话。她没好气地说：“周志明怎么啦，噢，就因为有了胶卷的事，什么都想赖人家呀！” “听口气，他们好像还是有点什么根据似的。”小陆脸上略带着几分神秘，说：“让我回忆周志明到边境以后都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别看咱们是干侦查的，当时还真没注意他，谁想到他是那么个人呀。调查组怀疑他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收买，想查查他的社会关系。咱也不了解他都有什么社会关系，好像有个女朋友，是不是？我反正没见过。” 大陈声音小小的，“唉，咱们尽力给部里的同志回忆吧，回忆不出来也没办法。况且调查组现在也并没有肯定周志明准有纵敌问题，咱们千万别把有影没踪的事和那种定不了否不掉的东西往外端，反而给部里的同志添乱。刚才他们也问我当时山上的情况来着，他们怀疑周志明为什么早不开枪，偏等着徐邦呈跑了才开枪。我也只能照实说呀，周志明当时还和徐邦呈打了两下呢，从开打到徐滚下去，总共几秒钟的事，根本就来不及出枪嘛，而且靠敌人的那面坡很陡，往前一蹿就能滚下去。我还给他们画了一下。他们好像挺失望的，可事儿就是这样子，我有什么办法。部里要是说这样就属于纵敌了，那部里定吧，咱们服从。” “那当然，那当然。”小陆连连点头。 看来，无论是大陈的巧妙敷衍还是小陆的稀里糊涂，都没有和调查组搞僵，这就使严君的顶撞更显得突出和孤立起来了。她暗暗做好了挨整的准备，这也许是她有生以来心情最灰暗的时候。 报复果然来得快。今天上午，政治处通知她两天之内到城东区公安分局报到，虽然她早就听说过处里要抽一个人长期支援分局加强一些信托商店的堵赃工作，但无论从哪方面说，她都想不到会轮上她去，这时候到分局去，显然会给人一种犯错误下放的印象。她愣了半天，索性也横了心，去就去！就是叫她改行搞一辈子社会治安，反刑事犯罪，她也心甘情愿了！比起五处这块是非之地，分局，也许还算一块净土呢！ 严君想着想着，思绪不由地又移到了周志明身上。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那些卑鄙的家伙要把311案件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这不是落井下石，找替罪羊吗？唉，假如那个徐邦呈被打死了该有多好，周志明说他一共打了四枪，全局射击训练第八名的好成绩，总有一枪能中吧！ 硕大的无影灯低低地悬在头顶上，四周一片金黄，徐邦呈仿佛是沐浴在一片柔和的阳光下，心情也不由得平静安详起来。这是哪儿？ 马尔逊的为人却完全不同，任何间谍都愿意跟着这样的头儿干。马尔逊的原则是：情报员第一，情报第二。他最重视的不是情报，而是情报员本身的安全；在间谍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技巧运用上，马尔逊的见地也处处显示着霍夫曼所无法比拟的科学和老辣：霍夫曼要求情报员的活动一律遵守教程规范，而马尔逊却主张不必拘泥，甚至根本就不造成对情报员的过分训练，主张一任自然。“过去我们曾经在五角大楼内部很难得地安插了一个情报员，可是就因为这位英雄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都使用反跟踪技术，结果引起联邦调查局人员的注意。假如他每天下班都老老实实地走路，大概永远不会被‘山姆大叔’抓住的。”马尔逊总喜欢把这个雄辩的例子挂在嘴上。在他这次潜入之前，马尔逊对他做了一次反审讯的考核，他的反应机敏，对答如流，使这位上司恼火异常，“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任何一个有经验的保安人员马上就能看出训练的痕迹，你不是普通人，而是训练有素的间谍！”他冲他发火儿，实际上的矛头却是指向霍夫曼。霍夫曼当然不甘示弱，“如果每个普通人都自然具备当间谍的条件，完全用不着训练的话，那还要我们干什么？”马尔逊也不客气，当着他的面就和霍夫曼争吵起来，“那么请问，什么是当间谍的条件？什么？”连徐邦呈当时也不明白马尔逊何以拿这种常识性的问题来诘问霍夫曼。当然，霍夫曼的脸马上涨得通红，“间谍的条件，难道还用现在讨论吗？做一个间谍，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健康强壮的体魄，忘我的献身精神，敏捷机智的反应力和应变力，通晓多种语言和职业，还有……外表要平淡无奇。”霍夫曼想尽量说得全面些，而马尔逊却鄙夷地打断他，“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比你还要书生气，像这种纸上谈兵的条件我可以一口气举出三十条来！可现在是七十年代了，你这一套只有小说家才欣赏。在现实世界中，詹姆斯·邦德007是不存在的，任何类似的、无所不能的超人式间谍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职业谍报人员的眼睛里，间谍的最高技巧就是自然，间谍的最好条件就是能够接近情报目标，如果一个间谍不能接近情报目标的话，那就是把所有优秀素质集于一身，也毫无用处！” 他不能不叹服马尔逊的坦率和实际，可他又不明白了，难道自己不是最好的间谍吗？他这次潜入南州市，尽管未能完成预定的任务，尽管他今后也并不会具备接近情报目标的条件，但他却成功地应用了马尔逊亲自为他设计的自我营救计划，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这难道不是马尔逊的一份荣耀吗？不，马尔逊是器重他的，爱护他的，不然，何以会这么不惜工本地为他动这次手术呢？他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在为他压惊洗尘的酒宴上，马尔逊是那么热烈地拥抱他，亲吻他，“你是d3的光荣！”马尔逊说这话的表情是真心实意的，“中国的先哲孟子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益增其所不能。’”马尔逊的汉学水平的确很深，背诵这段文绉绉的古训竟可以不打一点折扣，而他这个中国人都还不能尽解其意，实在惭愧，但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句话，显然是表露马尔逊对他的褒奖与赏识的，这不能不使他感激涕零了。如果没有马尔逊这个精神上的靠山，他简直不知道自己的荣誉心和胆气还能不能重新凝聚和振作起来。 “徐先生，不要紧张。”陌生人的声音又凑了下来。紧接着，冰凉的酒精棉花触到了他的脸，柔和地移动着，他打了个哆嗦，不，不要怕，这是洁白的手术室，那惊心动魄的一页的的确确已经翻过去了，下一页……下一页又该是什么？ “这是你的护照，这是你的履历，亲爱的徐，在手术之前的这些天，你得把自己的历史先熟悉一下，要背熟……” 颧骨一阵刺痛，给他打针了，是麻药。整个脸慢慢地膨胀起来，而意识倒一点点迟钝下去。啊，这是洁白的手术室，马尔逊，你在哪儿？不要抛开我，千万不要抛开我！ “你放心去吧，亲爱的徐，我的原则是：情报员第一，情报第二！” …… 头一天活儿干下来，周志明就有点儿顶不住了。精神上的过度紧张和体力上的超量支出使他在回到监舍以后头重脚轻，几乎连铺都爬不上去了。 这里从早上七点半钟开始干活。第一天是一个姓丁的队长带队出工，队伍前后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押送，灰亮的三角枪刺上系着耀眼的小红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犯人们一到窑上，队长往办公室里一坐，解放军战士远远地拉开警戒线，工地上就是那个外表阴沉的老犯人田保善说了算。他给周志明派推小车给制砖机送土的活儿。周志明从来没推过这种独轮车，他望望搭在取坯土挖成的大坑上那狭长的木板车道，心里直发怵，嗫嚅了一下，对田保善说：“我，不会推这车，是不是先……” 田保善没等他说完，一扭脸走了，像全没听见一样。郑三炮拿棒槌腿踹踹那辆小车，在他耳边揶揄道：“你当这是义务劳动呐？这是强迫改造！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会学着点儿。” 他没说话，硬着头皮去推那小车，和他搭组装土的是杜卫东，这小子一声不响地一通猛装，把小车的斗里装得满满的，拍得实实的，临了还冒尖加了两锹土，然后把下巴颏往锹把子上一拄，一声不响地看着他。 第五章 “流氓！”他在心里骂了一句，鼓起全身的力气，两条长长的胳膊把住小车的铁把，一挺腹提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只走了四五步，控制不住，车身一歪，从窄窄的木板道上翻了下去。险些连他也一起翻下去。 犯人们都冷眼看着，没有人哗笑，也没有人过来帮忙。他跳下木板，把小推车扶上来。杜卫东二话没说，又给他装了个冒尖满，他使出全副力气来把握车子的平衡，走了七八步，重心一偏，仍旧翻了下去，这样一连翻了三车，杜卫东说话了。 “装什么孙子，成心的是不是？” 他压住火儿，“你装的土比别人多一倍，要不你推试试看。” 郑三炮一脸蛮横地凑过来：“呵，还当着你小子是便衣呢！头一天就窜秧子。告诉你，这儿可不是你拔份的地方，叫你干你就得干，臭他妈便衣。” 他看出来他们是在故意寻衅找碴子，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把车子咣地一扔，“我找队长去。” 丁队长来了，皱着眉头，先朝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的田保善问：“你们是不是给他装得太多了？” “不多。”田保善肯定地回答，“刚才我看见了，装得不多。” 丁队长把目光向其他犯人扫去，郑三炮恶人先告状： “他是故意耍奸捣蛋。” 另外几个犯人也都众口一调，随声附和，丁队长把周志明从上到下打量一遍，说：“我可警告你周志明，你的态度要放老实些，这儿可不是让你摆架子养大爷的地方，劳动改造嘛，不吃苦还能改造好！” 周志明气急败坏，“你相信他们，他们串通……” “好，真要是他们串通了整你，你再找我来。”丁队长又转脸对田保善说：“他新来的，给他车里装少一点儿。我可提醒你，对新犯人不能再来你那一套。” “行啦，您放心。”田保善点头哈腰，然后挥挥手，“大家散开干活儿吧，抓紧时间。”他吆喝着。 周志明没办法，又回到小车旁边，虽然他是败诉而归，但杜卫东毕竟也收敛了些，第四车装得不是那么满了。 昨天下了透雨，今天换了毒花花的太阳，才六月天气，却燥热得出奇，还不到中午他就已经出了几身透汗，仿佛全身的水分都出空了似的。小车的铁扶把晒得灼手，一身黑布服也被烤得极烫极硬，可他又不敢脱下来，那样身上保险会一下子晒脱了皮。中午饭是在工地上吃，他好像头一次尝到饿急了的滋味，还没容其他老犯人来抢，他的两个窝头就已经狼吞虎咽地下了肚。菜汤是萝卜和茄子煮在一起的，说不清是股子什么怪味，他尽量不让它在嘴里多停留，囫囵吞下去，整整一下午就不停地打着这种菜汤味的臭呃。晚饭是回监区吃，吃的是高粱米，这是种杂交高粱，嚼在嘴里又麻又涩，非得伸脖打噎不能咽下去。刚刚放下碗筷，郑三炮蹓跶过来，乜斜着眼睛说：“嘿！田头有令，今儿你倒泔水。” 他筋酸肉麻地从铺上爬起来，尽量把口气放得友好，问道：“到哪儿倒啊？” 卞平甲放下碗筷，凑过来：“我跟你去一趟，我告诉你。” 卞平甲带着他到伙房推了泔水桶车，又陪他挨班去收泔水，然后再推到伙房后面的猪圈去倒。卞平甲在前面推着车，他跟在后面走，望着卞平甲窄削的肩背，他直想大哭几声，把一腔感激之情有力地表达一下，“好人啊，真碰上好人啦！”他心里喊着。 在午饭后休息的时候，卞平甲凑过来同他闲聊，他这才知道了卞平甲的案由。他原来是南州市第二医院的一个化验员，因会涂两笔仿宋，六七年在一次给单位写标语的时候，笔下一糊涂，竟把万寿无疆写成了无寿无疆，意思弄了个满拧，结果以书写反动标语罪判刑七年。在刑期临满的前两个月，正赶上普及样板戏电影周，在看了《红灯记》回来讨论的时候，他说他最爱听“狱警传，似狼嗥”那段唱，还说李铁梅要是活到文化革命怕也要打成叛徒，奶奶和父亲都死在狱中，她一个人让敌人放出来，几十年后在毫无旁证的情况下如何说得清呢？这两段话被其他犯人汇报了，最后以“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影射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加刑四年，所以一直在监狱里呆到现在。 他们来到猪圈，把泔水桶从车上抬下来，卞平甲见他很吃力的样子，叹了口气说：“这一天，真够你受的，明天还行吗？” 周志明脸上露出一点儿笑容，说：“凑合吧。” “这是给新犯人的下马威，杜卫东刚来的时候也是这么给整服的，新犯人，都得当几天孙子辈儿的。” 周志明默默把泔水桶往猪圈里倒，倒完，他问：“田保善算干吗的，好像老犯人也怕他。” “他呀，是厂里的杂务。” “杂务？” “就跟班长组长差不多，管教干部不在的时候，他负责。” “那干吗不叫班长组长，要叫杂务呢？” “犯人中间是不能分三六九等，不准封官挂长的，所以就叫杂务。就跟前些年外面有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不叫这个长那个长，而叫‘勤务员’一样。”卞平甲停了一下又说：“他解放前是郑庄煤矿的大把头，坐了二十多年监狱，老狱油子了，你别惹他，郑三炮、林士杰都是他手下的。” “郑三炮犯什么罪？” “他叫郑三波，郑三炮是外号，抢劫犯，混小子一个。” “林士杰呢？” “杆儿犯。啊，就是流氓强xx。”卞平甲说完，特又补充了一句：“你提防他一点，这小子不正经。” “田保善那么狂，队长们知道不知道？” “队长？两眼黑，知道个屁！这儿的干部不怎么样，从教导员那儿就没水平，连话都不会讲。我在三分场渔业队那会儿，他还是全场革命组织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的哪。有一次到三分场来给犯人讲话，讲什么来着，我想……反正稿子是别人给他写的，咳呀，他念都念不好，那个笑话大了。” 他们推着倒空的泔水桶从猪圈往食堂走，西面天际，晚霞把云霭烧得一片通红，金灿灿的十分耀眼。监房年久变黑的房顶被火烧云映上了一层绚艳的色彩，一眼望去，倒也有几分动人。周志明站下来，向房顶上跳动着的光晕望着，卞平甲却还在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连人家那稿子上有个括弧，里面写着‘少举几个例子’，他都愣给念出来了，‘括弧，少举几个例子，括弧完。’当时下面全笑了，把他笑火了，问我们笑什么，大家都不敢吭声，那时候田保善我们都是三分场的，唯独他站起来了，他说大家是因为听见有人放了个屁才笑的。田保善老狱油子明明是骂他哪，他不但没听出来，还训斥说：‘放屁有什么好笑的！’” “田保善既然这么耍他，怎么还叫他当杂务？” “咳，田保善什么人物啊，见风转舵快着哪，于教导员一当上砖厂的头儿，他立刻就糊上去了，舔屁股溜沟子这份儿拍，别提多露骨了。教导员只要一到工地，自行车往办公室门口一支，他准过去给擦得锃亮，结果还真给提了个杂务。” “于教导员怎么不提防他一点儿呢？” “也就是于教导员吧，要是在三分场，他这一套谁吃呀，三分场文化革命前是劳改系统的红旗单位，虽说现在不那么香了，可实际上就是比这儿强。丁队长就是从三分场调来的，在砖厂就吃不开，连犯人都看得出来。” 卞平甲这一席话，使周志明在后来几天里心情格外沉重，他越来越明白地看到，在这个砖厂里，干部队伍涣散，牢头狱霸横行，管教力量薄弱，改造质量……当然更谈不上了。十五年！他将要在这里度过十五个寒暑年头，前途茫茫，那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懊悔一天甚于一天地折磨着他。那么急切地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光明磊落的强者，那么天真地想不辱没一个共产党员的坦白和责任，结果怎么样呢？连党员的称号也被剥夺了，而自己也并没有成为一个强者，说不定将来还会变得更加软弱和猥琐，他得服从田保善之流的支配，连杜卫东，一个扒鸡摸狗的偷儿，也敢公然从他碗里抢饭吃，他还得赔笑脸，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来。十五年！在这群历史的和社会的沉淀物的包围中，他也许会被这帮人淹了，溶解了！ 每天，他仍然很留意早上喇叭里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新闻，农业战线一片大好，工交战线一片大好，教育战线一片大好，可在这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形势下，这个办了二十多年的大农场，为什么连一点荤腥都闻不着？为什么连段科长这样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硬汉，在一次偶尔听到群众中流传的总理遗言中周总理为老百姓的苦日子难过这话时也要掉眼泪？为什么性情耿直的江伯伯，谨慎持重的施伯伯，待人如兄长的安成，本来自己就是弱者还要同情弱者的萌萌，还有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人们，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们，都要到十一广场，天安门前，去泼着命地闹事呢？难道那么多人都错了，都疯了吗？大家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替自己的国家着急，替自己的党着急吗！他曝毁胶卷为什么？从根儿上说，难道不是为公安事业本身吗！ 可是，国家，党，现在到底是怎么啦？为什么看不见老百姓的心呢？我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的事，为什么要让我在这儿和田保善他们挤在一通炕上？他想不通！他肯定是冤枉的，可跟谁说去，谁承认！ 一次在窑上休息的时候，他和卞平甲去推开水，路边没人，他忍不住问：“老卞，你说，外边那么乱，里边又这么糟糕，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卞平甲没听明白似的。 “你说咱们国家，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咳！”卞平甲笑起来了，“你这都是操的什么心哪！” “老卞，”他犹豫了一下，“你过去是党员吗？” “我？哪儿够啊。” “我，我在外面是入了党的，你知道，我们搞公安的人就爱认真，我实在不愿意我们国家老是现在这个样子。不光我，你要是在外面就知道了，有多少人上了十一广场，还有北京的天安门！” “哎哎，咱别说这个了，咱别说这个了。”卞平甲胆战心惊地前后看看，“你呀，将来非得跟我一样不可，吃亏就吃亏在这张嘴上。你不是党员了，不是公安干部了，你是犯人，犯人说这个有什么用啊，弄不好罪上加罪。” 他生气地叫了一声：“我没罪！” “得得，说这没意思，没意思，这不是找不自在吗？”卞平甲实在不愿意再谈下去了。 他也不再说了。也许因为卞平甲关的时候太久了，对外间的民情已经十分隔膜，所以才没有他这种强烈的苦闷？可卞平甲是因为写错了个字而蹲牢的，岂不是比他更委屈吗？大概正像卞平甲第一次见他时说的那样，他是从小就没有受过委屈，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委屈感的。其实卞平甲并不深知他的身世，公允地说，他也是经历过一些委屈的，至少当过几年“可教子女”吧，而且父亲因那个坏保姆推脱责任，也错打过他，还关了他一整天呢，可父亲是爱他的，非常非常爱他的。想到这儿他心里突然轰一声亮起来了！是的是的，党是爱他的，公安队伍也是爱他的，但是，就像父亲也有受骗错打他的时候一样，党，有时也会被坏人蒙骗而一时委屈她的儿女们，而实际上，他仍然是一个党员，仍然是一个公安战士，不会永远被抛弃的。 他知道，这也许纯粹是自我安慰，甚至是自我欺骗，但是这么想着，心里便能好受一点，有时连脸上都能情不自禁地绽出一丝笑来。 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都把他的精力全部榨去，使他无暇去做更深的思考。杜卫东每天还是那么冷冷的、有意的在加大他体力的消耗。他心里的火儿已经越积越旺，不过他明白，杜卫东并不是他的直接对头，他不过是一杆枪，使枪的是那个田保善，至于这个封建把头干吗要这样和他过不去就不得而知了。他私下里琢磨，也许是他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俯就他；也许是他身上那点儿不和其他犯人同气合群的孤傲劲儿刺激了他；也许仅仅是出于一种折磨新犯人的虐待狂的习性。连着一个星期，他咬着牙干活，田保善越整他，他反倒越发狠地不愿屈服，不愿逆来顺受。他的手掌心被小车的铁把磨得血肉模糊，有时累得几乎一松劲儿就能昏过去，但他仍然支撑着，支撑着，连他自己都惊奇，在他缺乏锻炼的筋骨里，何以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韧性和耐力来！ 人很快就瘦下来，瘦得脱了相，筋骨历历可数，手抚在上面，只能觉到隔着一层薄薄的皮。伙食又差得要命，菜里没有一点油水。这也难怪，这几年连南州市都见不到什么菜，更不要说这个主产粮食的劳改场了。他最恨的是每一次到开饭的时候，田保善便以杂务的身份支派他出去干这干那，等回来，饭盆里常常只剩下一个窝头或者半碗高粱米了。晚上睡觉也睡不好，郑三炮和杜卫东故意从两边挤他，翻个身都别扭，也亏了田保善安排这个铺位的苦心。饥困交加之下，他常常虚得两眼发蓝，差不多每一车土都要经过拼命挣扎才能推上通向制砖机的小坡。因为饿，吃饭吃得太急太猛，他的胃又开始捣乱，腹内常似有什么东西在疯狂地搅动，疼痛越来越多地耗去了他要用来干活的体力。 这一天上工，他照常歪歪扭扭地走到那辆小车前，田保善突然拦住了他。 “从今天起，你装土吧，杜卫东推车。” 他警惕地看了一下那张阴险的老脸，放下了车子。 林士杰笑微微地把那张大疤脸挨近了他，嘴巴里一股子口臭味儿直窜他的鼻子：“喂，小家伙，轮你报仇了。嘻——” 杜卫东一脸丧气，蔫蔫地把车子推到周志明面前，等他装土。 他装了一平车，便直起了身子不装了。从感情上讲，他倒是真想报复杜卫东一下子，出出前几日的恶气。他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想到自己到底是个共产党员、公安干部，不能随了他们的样子行事，连点正气也不要了。 杜卫东却完全是一副挨打的面孔，戒心十足地望望这一车平平松松的土，凝聚着警惕说：“装不装啦？不装我可推了啊！” “推吧。”他态度随便地说。 杜卫东迟疑着把交叉抱在胸前的手放下来，走到小车跟前，心有余悸地回头看了他一眼，一提把推走了。 郑三炮在一边直嘬牙花子，“嘿！你小子怎么那么蠢呐，他前几天怎么给你装的？还不趁机会整整兔崽子，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 他不搭腔，杜卫东把空车推回来，他还是那么平平松松地装了一车。 田保善提着把铁锹，阴阴地踱过来，说：“这车装得太少了吧？” 他一翻眼皮，答道：“别人不都是装这么多吗？再多装，他顶得下一天的活儿吗？不信你来试试，我给你装。” 田保善给噎得僵在那儿，也没法发作，只好咧咧嘴说：“行，行，你还够仁义的。” 郑三炮用铁锹在土块上打着拍子，哼哼呀呀地念道：“面无四两肉，此人必难斗……”周志明知道是在骂自己，装做没听见。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他悄悄去问卞平甲，“田保善今天怎么黑上杜卫东了？”卞平甲看看近处没人，轻声说：“昨天杜卫东倒泔水，偷着捞泔水桶里的剩菜吃，挨了田保善一顿狗屁呲，不服气，顶了两句。” “吃剩菜有什么，好多人都吃，我看见林士杰倒泔水的时候也吃过。” “大概还因为一本《水浒传》的事，杜卫东前两天在图书馆借来看的，田保善要先看，他没给是怎么的，咳，别管他们，狗咬狗。” 收工的队伍照例要比出工走得快，有人往天上看了一眼，头顶上压着一大块黑而厚的阴云，朦胧发亮的落日余晖沿着它那一直铺向天边的参差不齐的边缘倾泻下来，宛如给大地罩上一层薄纱。队伍里传来三两句小声的猜测，“听，有雷呢，雨不小。”“下也下不长，明儿准晴，照样出工。”更多的人往天上观察了一阵，又低下头去走自己的路，下不长的雨比不下还要讨厌！ 刚刚跨进监区大院的门，犯人们突然霍地抬起头来，鼻子一齐拼命地抽动着，周志明也闻出来了，空气中飘溢着一股令人垂涎的大米饭的香味儿！他自从被捕以后，还从来没沾过一粒大米，这久违的香气对他那辘辘饥肠的诱惑，简直是不可抗拒的。 值日的犯人端饭去了，其他人都捧着自己的饭碗屏息静气地等待着，屋子里没有了往日那种污秽的插科打诨的笑骂，寂静中能听见远远的地方滚动着沉闷的雷声，活像是预示着一场大战的将临。 偏偏这个时候，田保善说院子里有一堆垃圾得马上清，把杜卫东硬给支派出去。杜卫东刚走，饭就端回来了，熬豆角的菜盆里还夹杂着几块猪腔骨。犯人们嗡地一声扑过去，眨眼间挤成一个人疙瘩，碗、匙、手一齐伸向饭菜盆子。 卞平甲一边往里挤，一边挥手招呼周志明，“来呀来呀，要不你就吃不上！” 周志明下意识地往前挪动了两步，又站住了，他简直见不得这种场面，一阵酸呕从胃里急泛上来，把食欲破坏殆尽，心里头仿佛有一道深沟在拦阻他，沟的那面是一群野兽在争食，不能往前走了，再走，你就也成了野兽，站在这儿，你就是人！此刻，他觉得以前自己并未格外注意到的人的那种最基本的尊严竟是这么难能可贵。他一只手叉在腰上，冷眼望着那一堆人团儿，恨恨地想：“吃不上就吃不上，不吃了！” 不过最后他还是吃上了，虽然半饱，但总算尝到了大米饭的甜腻。他发现，田保善、林士杰这些老犯人的确是有经验，头一碗都不盛满，只盛个七八成，然后守在饭盆边上闷声不响地大口吞咽，趁盆里还有剩的，用惊人的速度吃下去，再盛第二碗，这第二碗就像杜卫东给他装的那一车土似的，盛得满满的，用力压瓷实，然后端着菜，找个舒坦地方一坐，再细嚼慢咽地品味儿去。 周志明闷闷地站在屋门口，向南墙下的队长办公室望了一眼，一个念头突然在心里冲动了一下，“干吗不找队长谈一下？在我们的监狱里，歪风邪气这么盛行，这是合法的吗？” 他几乎没有犹豫，便大步向队长办公室走去，心里坦荡荡的。田保善他们能怎么着，大不了是再叫他推车，前一个星期他不是也照样挺过来了吗！走到值班队长的屋门前，他鼓鼓气儿喊了一声： “报告！” “进来。” 他走进屋子，一个只有三十来岁的队长正坐在小板凳上洗衣服，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什么事？” “报告队长，我有点儿想法，想谈一谈。” 他充满希望的目光所接触到的，却是一张冷漠的面孔，“我马上要交班儿了，呆会儿你跟丁队长谈吧。”那个队长说了一句便又埋头去洗自己的衣服。 他好像被浇了一盆凉水，呆愣着没动窝。 “你出去吧。”队长又抬起头，不耐烦地看着他。 从队长值班室出来，往回走了几步，他突然看见教导员于中才独自从监区外面踱进院来，犹豫了一下，他迎了上去。 “有事吗？”于中才嘴里嚼着什么，颏下的肥肉一转一转地晃动着，纤细的嗓门变得混沌起来。 “教导员，我想同你谈谈。” “你说吧，什么事？” 黑云越压越低，雷声越滚越近，他迟疑了一下，觉得站在院子当中说话很不方便，但看看于中才那张等待的面容，只好说出来。 “教导员，我觉得这儿的犯人中，歪风邪气很盛，有人成了牢头狱霸，蒙骗干部，欺压犯人……” “谁呀？”于中才是一副漠然的表情。 “田保善就是，这几天我算把他看透了。” “你不简单呐，才这么几天就能把一个人看透吗？” 他还没来得及悟出于中才话中的滋味儿，不知怎么那么巧，田保善远远地向他们跑过来。 “报告教导员，”田保善像个演员似的，声音捏得异常温驯，“报告教导员，杜卫东要闹监。” “想干什么？”于中才问。 “谁知道，可能是嫌今儿晚上的大米饭没吃饱，又吵又骂的。” “少吃一点儿就要闹，像什么话！”于中才的脸沉下来，“你们帮助帮助他，再闹，就找值班队长。” “是是，”田保善诺诺连声，临走，还斜愣愣地盯了周志明一眼。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于中才又对他问。 “教导员，我想能不能以后找机会跟你详细汇报一下，像刚才大米饭的问题，实际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田保善他们……” “周志明，我告诉你，田保善坐了快三十年监狱了，改造得是有成绩的，你才来几天？，自己的罪恶又比较大，改造任务还是很重的，我劝你把主要精力放在自身的改恶从善上，这才是你到这儿来的主要任务，至于别人怎么样，自有政府管教，不是你操心的事，！” 这时候，常松铭跑过来，说是场部有人来了，于中才同他一起往监区外面走了。周志明木头似的愣了一阵，心里像被刺了一刀那么难受，虽然穿这身黑皮已经有两三个月了，可于中才的这番话仍然狠狠地挫伤了他的自尊，让他觉得有口气梗在喉间怎么也咽不下去。 下雨了，雨点疏而大，干燥的土地上顷刻间印满了鸡蛋大的雨斑。他心绪败坏地走到监房门口，屋子里乱吵吵的似乎有些异样，突然，一记惊天动地的响雷在头顶上炸开，几乎同时，一声惨叫从半开的屋门里爆发出来，又被什么东西闷住了，他吃惊地推开了屋门。 靠西墙的床板上，被褥狼藉不堪，像是刚刚经过一场搏斗。杜卫东被脸朝下按在床上，嘴里塞着一团枕巾，郑三炮和林士杰正用背包绳捆他，他们把他的手反绑在背后，拼命往上吊，几乎够到了后脖子，然后把绳子齐胸横绕两圈，两人各拽一条绳头，用脚蹬着他的身子，像捆背包似的用力一杀，杜卫东猛地弓起屁股，又扑地趴下去，嘴里唔唔地一阵挣扎。田保善像个鬼判官似的，高高地在被垛上正襟危坐。嘴里骂着：“不捆你小子，你还要翻天呢！你服不服？” 郑三炮扯开杜卫东的口衔，一声嘶破的惨嚎从他嘴里迸放出来。 “服！服！田头，饶了我吧，哎呀！田头，田大爷……” 田保善板着脸，“什么田头田大爷的，浑叫什么，咱们都一样，都是犯人，你小子破坏监规，大伙不整整你？你说你该不该整！” “该该！放了我吧。”话没说完，嘴巴又被塞住了。 周志明眼睛冒火，全身都滚烫起来，胸中所有积恨一下子喷发了，嘴唇上像炸了一颗雷！ “放开他！你们都住手！”他穿着鞋就跳上床，宽宽的肩膀猛一横，搡开两个打手，伸手去解杜卫东身上的绳子。 郑三炮冷不防被他一搡，一屁股坐在墙角里，恼羞成怒地跳起来，正想大打出手，被田保善叫住了。 “算了算了，”他的目光阴阴地在周志明充血变红的脸上停了片刻，又看看脚下的杜卫东，说：“教育教育他也就行了，我看他闹不起来了，解开就解开吧。” 杜卫东嘴里的枕巾被拿了出来，从喉咙眼儿里透出一阵颤动的哭泣。绳子解开了，可双臂仍旧僵僵地向后背着，麻木得动不了。手腕子上被绳子勒出的血红的沟印深得近骨。周志明俯下身想要扶他起来，刚一触及他的胳膊，他就哎的一声怪叫，声音惨瘆得吓人。 杜卫东呻吟哀叫了一夜，第二天，两条胳膊仍旧动弹不了，皮下的淤血片片可见。早上起床的哨声响过好一阵，他才挣扎着爬起来，用身体蹭着墙往起提裤子，周志明过去帮他穿好衣服，又扶他上厕所，帮他脱裤子，系裤子，他的手连饭碗也端不住，周志明又喂他吃饭，其他犯人冷眼旁观，谁也不说话。吃过饭，周志明扯过毛巾给他擦嘴，他突然晃着脑袋呜呜地哭起来。 “痛得厉害？”周志明问。 “呜——，不，我不是人，不是人！”杜卫东晃着脑袋，声噎气断地哭着。 上工之前，丁队长被周志明找来，看了看杜卫东的胳膊，板着脸把田保善狠训了一顿，走了。没一会儿又领着于中才回来，于中才又把杜卫东的两条伤臂上下审视一番，目光凶狠地在每个犯人脸上环视了一圈，没说什么，只是叫厂里的三轮小“东风”把杜卫东送到总场医院去了。 捆伤了人，田保善没有受到任何制裁，照样神气活现地在工地上发号施令，故意做出满不当回事的样子。周志明果然又重操旧业，推起了小车。不过这次和他搭组的犯人没敢给他车上过量装载，装多一点儿他也不客气地拿铁锹给铲下去。跟这帮人不能太老实，不能摆出一副受欺负的架势来，该犯浑也得犯浑！他让自己像块烧红的铁疙瘩一样灼然不可侵犯！ 晚上，在厕所里，他见左右无人，便悄悄对卞平甲说：“老卞，我要写材料告他们！” “告谁？” “告田保善。” “我看你消停着吧，他们饱狗饿狗乱咬一通，你犯不着掺和进去。” “这难道是我们共产党的监狱吗！简直成了他们为所欲为的小天下了，这是犯法，我非告不可！” “哼，告他也白搭，田保善当杂务是于教导员‘钦准’的，他还能自己扇自己嘴巴？” “我可以越级告，往总场告，往劳改局告，犯人是有这个权利的。我们联名告怎么样，我负责写。” 他用鼓励和期待的目光望着卞平甲，卞平甲的头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总场也不行，你告到哪儿也不行，到时候还不是把你的状纸转回来请原单位解决。去年来了位新场长在这儿搞整顿试点的时候，就想抓个犯人打犯人的典型，结果怎么着，典型没抓成，连那个整顿试点都给批流产了。要我说，咱们一个犯人，身外之事少管，慢慢熬自己的刑期，熬到头走人。” 卞平甲不肯和他联名，他没有生气，甚至觉得这事儿本来就该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要别人勉为其难。卞平甲的规劝，他自然也听不进去，既然不屈服这个环境，不屈服这些个混蛋们，不使自己随波逐流地堕落下去，就不能仅仅像卞平甲那样洁身自好。他横了一条心非告不可，发下的一元五角零用钱全买了信纸和手电。夜里，犯人们呼噜呼噜地睡着了，他蜷在闷热的被子里，在手电筒的微照之下，写起来，汗，把被子都湿了…… 他坚信，四两正理能压千斤邪！ 施万云家的小屋里已经有许多天没有听见笑声了，日子垂头丧气地过着，嚼不出一点儿快乐来。一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人民大众开心之日，便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的一类广播时，一家人便相顾无言。最近几天，在沉沉不起的气氛中又增添了些不安。 最让宋凡不放心的是大女儿季虹。941厂作为全市的重点单位已开始了大清查，像季虹这类老走资派的子女即便什么事也没有，也是当然的涉嫌对象，何况她在广场事件中又是那么活跃呢。前些日子，安成被停职办了学习班，谁能保险他不会为了保全自己而牵连别人呢？这几天，季虹每晚下班回到家，宋凡便先是紧张地观察着女儿的神态，继而又忐忑地询问着她在厂里一天的吉凶，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和丈夫都被揪斗隔离的那阵子，似乎也不像现在这般惶惶不可终日，那会儿是群众运动，大轰大嗡，反正一切都是乱的，而现在却截然不同了，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性，十一广场上的闹事当然也得以此类推。季虹若是真给查住，那就是“正式”的反革命了，不但她一辈子翻不过身来，做父母的也难躲一顶“背后操纵教唆”的帽子，真要那样，全家怕要永无宁日了。 昨天，季虹下班回来，总算带回一个叫人宽一口气的消息，安成从“走读”学习班“毕业”了，虽然尚未正式宣布恢复工作，但显然已经渡过了审查关。下班的时候，季虹在工厂门口碰见了他，他用难以察觉的动作颔首同她打了个招呼，似乎是暗示一切平安，她则把自己的心领神会连同潜意的感激全都安置在一个隐约的微笑里了。 “安成这人很成熟，他当然不会乱说的。”宋凡捧着一只热水袋议论着，看了女儿一眼，又问：“卢援朝一直没出什么事吧？” “他？哼，书呆子，一贯不关心政治，谁会怀疑他，再说，他只是去广场看了看，又没抄诗又没贴诗，他有什么事。”季虹说。 “唉——”宋凡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好多天没来了，大概也是害怕了。不过，这一段彼此还是少来往的好。看江一明，就比较懂事，这些日子一直大门不出，避嫌嘛，省得人家背后说三道四，疑神疑鬼。倒不是我们有什么事不可示人，就是犯不着让某些人捕风捉影地乱说。” “哼！”施季虹愤愤地哼出一口气，“又跟前几年文化大革命似的，搞得人人自危。批邓，转弯子，说人家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谁服呀！反正现在人们也皮了，叫批就批，哄事儿呗！” 宋凡一听到女儿这种大大咧咧的腔调就有点儿发急，“小虹，你这张嘴呀，没深没浅的，以后非出事不可，人家准会以为这些都是你爸爸的观点。” 施季虹瞥一眼低头默坐的父亲，不吱声了。 这些日子，施万云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默，心境十分抑郁，脾气也格外不好，整天不是垂着头便是板着脸。当着孩子们的面，他对十一广场事件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被镇压，没有表示出半点不满情绪，甚至还言不由衷地批评过季虹的牢骚怒骂。 “你太偏激了。”他对女儿说，“要是都像咱们那样真心悼念总理，当然是好事，可在天安门广场上又烧又打，性质就变了嘛，咱们十一广场上不是也有人乱来，要冲这儿冲那儿的吗？坏人还是有的……” 干吗要这么说呢？是为了怕季虹在外面胡说出什么出格的话，给她的激愤泼一点儿冷水呢，还是为了宽慰自己那颗被惶惑和疑虑弄得快要破碎的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躺在床上，望着黑洞洞的天花板，常常陷入很深的孤独感中，觉得自己像个远离母亲、孤立无援的孩子，迷途的恐惧使他战栗得痛苦万分。 “党啊，毛主席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老了，跟不上了吗……” 宋凡这些天也常失眠，使她辗转反侧的倒并不是如同丈夫那样痛苦焦虑的思考。她只是觉得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年政治生活的大波大折，自己的神经已经越来越脆弱，再不想折腾，也再担不起惊吓了。她已经想好了，反正她所在的那个出版社是个撤销单位，人员还都闲着等分配，大概再等几年也不会有人来管，那时候她也就到了退休年龄，就可以像现在这样，和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地享天伦、度晚年，这对任何人都算不得是一种奢想。可眼下似乎又是一个不祥的关口，真是多灾多难。现在就只能巴望着虹虹不出意外了，她常常自我宽解地往好处想，“这股清查风也许就快平息了吧。” 但是，萌萌，她一向没有去操心的小女儿，却突然提出一件事情来，把她，也把全家都震惊了。 这一天吃罢晚饭，萌萌把桌子收拾干净，洗罢了碗筷，站在她面前，扭捏了一下才说：“妈，给我点儿钱行吗？” 她觉得诧异：“你身上不是还有钱吗？” “我，想多要点儿。”小女儿吞吞吐吐的口气使她警惕起来。 “你想买什么？” 萌萌的话自然也引起了父亲和姐姐的疑惑，都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她。 “我要去看志明。”萌萌的口气一下子变得果决起来。 “看谁？”宋凡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疯话！你到哪儿去看他。” “我打听了，他现在在自新河农场呢，我要去看他。”萌萌的坚决几乎是不容置疑的。 “你胡来！”宋凡叫起来，她觉得萌萌的想法简直是匪夷所思。 施万云这一刻也觉得女儿的决定完全是荒唐的，禁不住插嘴说：“自新河，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是劳改农场，是监狱。再说离南州几百里远，偏僻极了，不是你想去就能去得了的嘛。” 施肖萌自从那次参加了全市公审大会以后，这个强烈的愿望就占满了她的心。她悄悄四处打听周志明的下落，去西夹道问过邻居，去派出所问过民警，连公安局的接待室她也去过了，结果一无所获。直到昨天她不得不又使用了那个严君不让她打的电话，才算知道了他的确切行止。家里的反对是早在意料之中的，所以她的脸上毫无退缩的意思。 “我主意定了，非去。爸爸，妈妈，你们给我一点儿钱就行，只要二十块。” “不行！”宋凡咬死了口，“你凭什么去看他，你算他什么人？我身体不好你知道不知道？还要气死我吗！” 施肖萌的眼泪夺眶而出：“妈，他和我什么关系，你问我？那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说他的，你，你，现在人家一倒霉，你就这么绝情！” 施季虹觉得妹妹实在是个未经世事的孩子，脑子里还存着这么多浪漫得近乎荒诞的梦想，本来想讥讽几句，现在见她真的动了感情，便改用一种委婉的口气劝导说：“萌萌，这不是绝情不绝情的事，周志明究竟犯了什么罪，你完全了解吗？我知道，我知道，包庇广场事件的反革命，那不过是明面上的罪名，其实详细内幕你也不了解，你忘了上次在咱们家他对广场事件的态度了吗？我估计一定是他干了别的坏事了，要不干吗一判判了十五年？且不说你们原来就没确定关系，就是定了，为这么个全不托底的坏人，值得去殉情吗？” “好，好，别说了！”施肖萌抹了把泪水，“我不求你们！” 施万云皱着眉头，勉强劝说：“萌萌！你冷静一点儿，这不是几个钱的事，是政治问题嘛。你爸爸，你妈妈，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能允许你和一个反革命保持关系。你想为了那点儿卿卿我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吗？” 施肖萌痛哭起来，觉得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撕开了，父亲、母亲、姐姐……在这一瞬间，亲人们的脸都变得那么疏远陌生、那么冰冷可怖，她抬起泪痕道道的面孔，盯住了父亲。 “爸爸，你难道，难道一点儿不了解他吗？你不是说他是个有出息的青年吗？他现在是反革命，可你，你难道没当过反革命吗？他怎么没在政治上，在政治上嫌弃……我们？” 女儿的目光像是哀求，却又那么固执；满含着可怜的泪花，却又包蕴着一丝怨恨；声音抽噎断续，却如重锤砰砰地叩击着施万云的心，那常在不眠之夜袭来的惶惑又笼罩在他心头。他垂下眼皮，避开女儿针刺一般的直视，好半天，才用几乎觉察不出来的声音轻轻叹了口气： “好，你大了，你的终身，自己做主吧。” 但是宋凡依然毫不让步，一连三天，天天盯着小女儿，连上街买菜都陪她一道去。肖萌虽然一直闷闷不乐，少言寡语，但也再没重提去探监的念头，宋凡也稍稍松了口气，她想那天晚上孩子不过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心气平静下来也就完了。到了第四天，她的腰疼病又来了一次小小的发作，焐着热水袋蜷在床上，只好让肖萌一个人出来买菜。 肖萌随便买了点儿黄瓜、西红柿，便从神农街把口的菜市场出来，她并没有马上拐进自家的胡同。站在路边踌躇少顷，过了街，乘上了一辆从南往北开的公共汽车，坐了三站路，在校场口下来，往东走了几十步，进了那家全市最大的信托商店。 在收购部的柜台前，她摘下腕子上的手表朝里递过去。 “委托呀？”一个年逾半百的老营业员看了看那表，又放在耳边听了听，说：“这表可卖不了多少钱。” “您看值多少钱就给多少吧，我急等用钱。” “这表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有发票吗？”老营业员从花边眼镜后面透过怀疑的目光。 这块半旧的“上海”表原来是姐姐的，姐姐参加工作以后，就更新了块“梅花”，这只“上海”便传到她的手上。至于表是何时所买，发票是否还在，她都说不出。 老营业员想了想，招招手对她说：“来，你跟我到里边来，商量商量值多少价。” 她跟着他走进柜台后面的一间屋子，老营业员并没有跟她谈什么价钱，而是向一个中年人耳语几句，便扭身出去了。 中年人走过来，手里掂着那块表，表情严肃地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没工作。”她说。 “你住什么地方？” “你们收不收？不收就拿来，又不是查户口，问住哪儿干什么？” “这表是你的吗？”中年人不再绕圈子，直言不讳地问了一句，见她瞪大了委屈的眼睛，解释说：“我们这儿有规定，委托表呀什么的，得凭买表的发票，没有发票就得开具单位证明或者街道办事处的证明，可你什么都没有……” 这是她头一次典当自己的东西，当然不明规矩，愣愣地不知所措。正在这时，有几个人从屋外大声争辩着走进来，其中一个穿着民警制服的女同志突然跟她打起招呼来。 “咦，施肖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肖萌也认出她来，大喜过望地叫道，“严君！” 严君的一身警察制服爽挺可体，显出一副英武俊丽的体态。她略带惊奇地问肖萌道： “你是来卖东西的？” 中年人把表递给严君，说：“她想卖这块表，可什么证明也没有。” 严君拿过表看了看，随口问：“怎么了，卖它干吗？” 肖萌垂下头，对于严君，她从内心里是信赖的、感激的，甚至觉得严君是她现在唯一可以与之倾吐的人，只是眼下人杂，无法启口。 严君审视的目光在肖萌脸上转了转，挽起她的胳膊，轻声说：“走，咱们出去说。” 严君对这里像是很熟，领着肖萌推开屋子的另一扇门，穿过一个不大的院井，在通向信托店后门的一条阒静的夹道里站住了。 “出了什么事吗？”严君的脸上并无多少表情。 “我要去看他，家里不同意。” 不用解释，严君完全明白这个意思了，她断然地摇了一下头：“不，你别去，别干傻事。” 严君的果断看上去是毫无商量余地的，肖萌想笑一笑冲淡一下这种严肃的气氛，嘴角咧了咧，眼泪却先涌上来，她连忙把脸别向一边。 “我打定主意了，我要去。现在他是弱者，需要温暖，需要同情。” “可你不想想，你又不是他的家属，你去了人家会让你见吗？就是家属去，也得先和劳改部门联系好了再去呀。再说，你去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说不定反而会给他带来烦恼，带来痛苦的。” 肖萌摇着头，不让她说下去，“不不，他需要我，我知道他现在需要我去看他，需要同情、需要安慰，他太倒霉了，太惨了！” 前面房子里，有人在高喊严君的名字，严君把手表塞在肖萌手里，说：“你别想得那么容易了，自新河农场的情况，你完全不了解。今天晚上七点半咱们在建国公园门口见面，正门。我详细跟你讲，表，千万别卖了。好，晚上七点半。”说完，她匆匆扭身朝前屋的喊声跑去。 施肖萌站在夹道里怔怔地发了阵呆，茫茫的心绪沉甸甸地堵在喉咙上。她从后门走出去，坐车寻原路回到神农街。这一天，做饭、收拾屋子、看书，她机械地、发痴地干着照例要干的事儿，而真正的思绪却陷入深深的彷徨之中。严君的意见同家里是一致的，但比起家里来，她的话似乎又格外有分量。“难道我真的是在干傻事吗？”她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这到底是不是一时虚妄的冲动？我的决心真的那么牢固吗？在一个有十五年刑期的囚犯身上去寻觅无法实现的爱，去寄予菲薄的同情，对他有什么意义，对自己又何以为了结呢？这些，自己以前并没有认真地考虑和权衡呀！也许，严君是对的，家里是对的，而我，我就是去了，就准能名正言顺地见到他吗？要是不去……不不！”公审大会的情景又浮现在她脑海里，周志明那被人揪住头发而仰起来示众的脸是那么苍白，那么憔悴，那么悲惨不忍一睹。这张脸在她心里刺下了抹不掉的印迹，一想到这张脸，一股义无反顾的责任感便填满她的胸怀，“他需要同情，需要怜悯，需要我，我得去！” 整整一下午，两种思想在她的脑子里此起彼落地翻覆着、摩擦着、斗争着，一会儿，她觉得应当实际些，一会儿，又觉得种种顾虑实在是一种市侩的计算。一直到去建国公园赴约的时候，她依然是矛盾的、徘徊的，她无法预料如果严君再说出什么危言耸听的劝阻话来，她此行的决心会不会彻底崩溃掉。 她是找了个去同学家串门的借口才出来的，母亲用戒备的目光在她脸上审视了好久，总算没有拦她。来到公园门口的时候，离约好的时间还早十分钟，她便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等待着。 节气已经过了立夏，天气一天热似一天，晚上进公园消夏纳凉的人群纷至沓来，公园门前的空场上熙熙攘攘。天色慢慢幽暗下来，远处电报大楼的大钟已经敲过了七点半的一记示响，钟楼的顶尖也被天边余下的一片黄昏薄暮的深紫，衬出一个近灰的轮廓，不一会儿，路灯亮了，青晃晃的光线水一般地泼在反光的马路上，有种阴森森的视感。她就着路灯看看手表，已经快八点钟了，仍然不见严君的人影，她决定不再等下去了。 她离开公园大门，正要沿迤西的马路走到公园汽车站去，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她，扭过身，只见严君穿一身便服，拎着一只颜色素淡的尼龙布兜，朝她跑来。 “忙到现在，好不容易出来，车又不顺。”她微微喘着，并没有说什么抱歉的话。 她们顺着街往西走，都没有急于说话，沉默在两个人之间蔓延、扩展着。拐过街角，在路灯光照不及的暗影里，严君停下脚步，说话了： “我，呆会儿还得去市西分局，你拿着这个。”她从尼龙兜里掏出什么东西，在黑暗中塞到肖萌手上来。 是钱！肖萌手指触在那硬挺光滑的纸面上，她看到手上握的，是三张十元面值的簇新的人民币，不由慌乱起来。 “不不，我不能拿你的钱，我自己有办法，我不要……”她一迭声地把钱推回去。 严君根本不去理会她那伸过来的捏钱的手，用一种极为果断的口气说：“我打听了，得坐慢车，每天早上七点二十从南州郊区站发车，中午就能到自新河了，然后还要换坐公共汽车。来回路费十二三块钱足够了，剩下的，你给他买些东西吧，他不抽烟，买点儿糖吧，别买太高级的，犯人有规定的食品标准，太高级了就不让他收了。”她顿了顿，声调有点发颤，“你，多费心吧，……谢谢你！”说完，扭过身，头也不回地跑过了马路，一辆刚巧进站的无轨电车把她带走了。 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肖萌手里攥着那几张已经被捏得发烫的票子，木然站在马路边上。从严君最后两句话的声音中，她察觉到了她内心的激动，而自己感情的波澜也似乎被一种巨大的力量牵动起来，决心和勇气终于重新凝结在一起，她毅然向车站走去。 但是，严君的某些细微的表情又使她困惑不解，“她干吗反要谢谢我呢？”在公共汽车上，她这样想着。 小火车“咣当”响动了一下，开走了。施肖萌茫然站在清清冷冷的站台上，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同刚才那辆小火车一样老旧的小小车站。在一排简陋的砖房旁边，有些木栏杆向左右延伸，栏杆上早已胶满了狼藉不堪的灰垢，唯一新艳的，是贴在上面的用粉红纸写的一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标语。 她提着一只不大的提包随着零落的乘客走出站台。按严君的告诫，她没敢买什么高级食品，提包里只装了两包普通糖块，一包点心和几斤苹果，显得空晃晃的。刨掉回去的车费，身上还剩下十几块钱，她不知道这些钱能不能被允许留给他。 出了车站，不知该怎么走，手搭凉棚，四处望去。这里，除了几段被芜草蔽没的年深残毁的断墙之外，便全是光秃秃的庄稼地了。收割后的麦田在暑气蒸烤下散发出异常干燥的气息。远处的大道上，一辆大约是慈禧太后年代的大鼻子汽车停在那儿，她盲目地随了人们向汽车站走去。 汽车的拉门前，站着一位身材矮胖的姑娘，脖子上挎着皮制的售票夹。高声叫着：“快点儿，跑两步，开车啦！” 准备上车的人跑起来，她也随着加快了脚步，到了车跟前，她对售票员问道：“同志，去自新河农场，坐这车……” “上车吧。”胖姑娘不等她说完就挥挥手，“这就是农场的环行班车。” 这可真是辆老古董车了，柴油机引擎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开动起来，整个铁皮车身都在左摇右晃。肖萌紧张地抓住一只座位的扶手，显得有点儿狼狈。售票姑娘靠在油漆斑驳的拉门上，身体随了车子的晃动，倒融合进一种特别的节奏感之中。她老练地招呼着乘客买票，不住地同熟人谈笑风生地闲扯，肖萌好容易凑了个她低头数钱的机会，问道： “同志，我是来看人的，请问该在哪儿下？” “那个人是哪个分场的？”胖姑娘反问。 “自新河农场……” “我知道，一下火车就算踩上自新河农场的地圈了，我问的是哪个分场，这儿有八个分场，还有几个工厂……” “我也不知道哪个分场，可能……” “那个人是干吗的？” “……” “噢，是犯人吧，”胖姑娘恍然地说，“你是不是来探视的？” 大概满车的人都把鄙视的目光集中在她身上了，她的背上像有无数小刺作怪，脸上烧起一片火来。 那售票姑娘倒是见惯了似的，毫不在意，给她打了张五分的车票递过来：“要是不知道他在哪儿，就先到总场场部下车吧，到场部打听打听。” 于是她在场部下了车，问了三个人，才辗转找到了狱政科的接待室，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干部接待了她。 “你是周志明的什么人呀？”她一边翻着卡片柜一边问她。 “我是，他爱人。”她生怕关系远了不让见。 “爱人？”女干部抽出一张卡片看着，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没填呀？”扭过头来，又对她说：“你这次来，事先跟砖厂联系好了？” “什么？” “我们这儿有没有给你发通知书，或者是他本人给你写了信叫你来？” “不，我不知道，没有。”她紧张起来。 “没有？”女干部放下手中的卡片，皱起眉毛，“没通知怎么就来了。你的介绍信哪，我看看。” “我没带介绍信，我不知道要介绍信的。” “那你的工作证哪，也行。” “我没工作。” “户口本带了吗？” 她愣在那里。 女干部有些不耐烦了，关上了卡片柜子。 “规定带的证明你都没带，那就不好办了。这样吧，你先到招待所住下，能不能见，等我们跟砖厂联系了再说。” 砖厂？女干部几次提到了砖厂，显然周志明就押在那儿。施肖萌接过一张介绍住招待所的条子，走出了接待室。 她在招待所熬了三天，天天都去接待室询问结果，头一天得到的答复是：“还没联系上。” 第二天的答复是：“正在研究。” 到了第三天，接待室终于有了个能摸得着的说法，“最迟明天做决定，你明天来吧。” 明天，就是第四天了。她“失踪”了四天，不敢想象家里头，特别是母亲该是怎样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明天一定要见上他，不能再拖了。所以她第四天一大早就堵在接待室门口，堵上了那位第一天接待她的“老太太”。 “老太太”让她在屋子里坐下，先给她倒了杯开水，然后才慢慢开口问道： “你到底是周志明的什么人？” “我是他未婚妻。” “未婚妻，噢——，这样吧，你把通讯地址留下，先回去，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探视，我们给你发通知。” 她脸色苍白地站起来，用全部力气克制着自己愤怒的眼泪，一句话也没说便往外走，把那“老太太”弄得愣住了，直到她跨出门槛才在身后说了一句： “地址也不留了吗？” 她连头也没回，浑身发抖地走到大路口，这就是四天，足足等了四天所得到的答复！她恨得胸口发闷，觉得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可憎。 大路从脚下伸向远方，柏油路面在烈日下蒸着虚抖的热气。在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司机把头埋在扬起的前罩盖下，背上的衣服渍出一片汗渍，一个六十来岁的干部在旁边来回踱着步子。她向他们走去。 “同志，请问去砖厂怎么走？” 那个干部扬起一张瘦瘦的脸膛，很麻利地打量了一下她，用微哑的声音答道： “往西，一直走，再往北，远得很哪。你不是农场的孩子吧，到砖厂去做什么呀？” “找人。” “你是从南州来的还是从哪儿来的？砖厂有你什么人呀？” 她没有回答，转身向西走去，心里头感到厌烦。在这些公安干部眼睛里，好像谁都是坏人似的，都得接受他们刨根问底的盘问，她讨厌这些盘问，也害怕这些盘问，她虽然背着家里跑出来，像个冲撞了闺戒的姑娘不顾一切地去私奔，但她毕竟害怕被人查到底细而连累家里，只盼今天一切都平安无事吧。 加快脚步走了一段路，背上已是汗水津津，远远的，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越来越近，突然在她身后戛然而止，显然是冲她来的。她心惊肉跳地转过头，只见刚才那位给她指路的老头子从吉普车里探出身来，招呼她说： “喂，小鬼，要不要我们给你捎个脚啊？我们也是去砖厂的。” 她犹豫起来。那人又笑着说：“凭你这两条腿呀，怕要走到后晌去了，上车吧。” 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了车。不知道这老头儿还得问她什么，她低着头，不说话，车子又开动起来。 “姓什么呀，小鬼？” 看，来了！“姓史。”她灵机一动，话到口边把施音念成了史音，这样就算以后给查出来，也还可以圆。 “砖厂有亲戚？” “有，是犯人。”她索性自己先说了。 “噢，叫什么？”那人的目光漫不经心地飘向车窗外边。 “叫周志明。” “周志明？”那人转过头来，看了她一眼，思索着说：“是原来在市公安局工作的那个吗？” 她点了一下头。老头儿显然有了点儿兴趣： “你是她什么人呀？” 老头儿的表情没有半点儿恶意，但她仍然不愿多说话，“未婚妻。” “啊——”老头儿点点头，又把视线移向车外。 一路上他们没再说什么。到了砖厂，老头儿领她找到了一个姓常的干部后才办他自己的事去了。 这个干部有三十多岁，一副阔边眼镜给他不怎么好看的脸上添了些文质彬彬的风度，他把她领进一间办公室里，问道： “不是叫你回去等通知吗，场部没跟你说？” 施肖萌长到这么大，从来没有这样哀求过别人，“同志，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求求你让我见一面吧，哪怕一分钟半分钟也成，求求你。”她望着那人的脸，心里有点儿急了。 那人扶扶眼镜，郑重其事地思考了一下，说：“你先坐一会儿吧，我们研究研究。” 那人走出了屋子，她满心焦急而又无可奈何地坐下来。屋子里的摆设不多，办公桌、文具柜，都是那么简陋、陈旧，墙皮上暴起一块块白花花的硝渍，叫人看了挺恶心；房顶大概是被冬天里取暖的炉子熏的，乌黑一片，早已埋没了原来的本色。 四周围很静，静得让人害怕，空气中重压着透不过气来的闷热，有人从房前跑过，咚咚的脚步声沉重地砸在地上，在寂静中格外震耳。屋子的门吱地响动了一下，把她吓了一跳，看时，却不见有人进来。一会儿，有两个人在门外说起话来。 一个细得像女人一样的声音：“马树峰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管，连犯人家属探视也得插一杠子，真他妈的……”下面骂的脏话她没听懂。 另一个声音断断续续：“……跟他一起坐车来的，可能认识……”这是那个戴眼镜的干部。 细嗓门儿又说：“……认罪态度那么坏，就不该让他见，况且……”越说越细，怎么也听不清。 戴眼镜的干部附和着说，“马树峰既认识那女的，可能也认识周志明，要是让那女的见他，说不定她会把那份诬告材料直接捅到马场长那儿去。而且昨天小丁也问我周志明是不是写了份材料，我问他干吗，他又不说，哼，他对周志明倒是挺关心的……” “让他们捅去，我怕个什么，别说马树峰这么个挂名副场长，就是捅到陈政委那儿去，我也不怵。他那份材料我昨天又看了一遍，通篇都是攻击性言论，过两天我还想在犯人中公布出来呢。这家伙一来我就看出来了，那副公安干部的架子还端着哪，典型的‘乱说乱动’，非好好杀杀他的气焰不可。” 这一段话，细嗓门儿也把声量放大了，施肖萌一字不漏地听在耳中，虽不很了解其中的原委，但却能明白无误地感觉到周志明似乎面临着某种危机，她心里害怕！ 戴眼镜的声音又低下去，“……那你看……” 细嗓门儿赌气般地抬高声音，“叫他见，革命的人道主义还要讲嘛。你跟那女的交待一下，叫她也配合做做工作。” 以后又静下来，施肖萌抬起手腕，那块没有卖掉的手表嘀嘀哒哒响着，时针斜指在十一点的位置上，一阵烦躁袭来，背上像爬上了毛毛虫，她魂不守舍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往窗外张望。 “哎，”身后突然有人出了声，回头一看，戴眼镜的干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了屋，他拉开桌子的抽屉，一边找着东西一边对她说：“我们研究了，决定特殊照顾你一下，让你见，现在我先把情况和你介绍介绍。哎，你坐吧，坐吧。呃，周志明到这儿来……来了一个月了，认罪态度一直没有端正，表现是不好的，这样下去有什么前途呢？一点儿没有。你见了他，也可以从你的角度配合政府做做工作嘛，可以说说外面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也可以好好劝劝他脱胎换骨，认罪服判，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嘛。啊——”他拿出一个拴着小木牌的钥匙，“走吧，跟我来。” 她跟他出了屋子，绕过这排平房，又穿过一条斜坡路，一个用电网高墙围绕起来的大院子赫然出现在眼前。他们没有从大门进去，而是打开了离大门不远的一扇低而窄的小门。这是一间十几米见方的屋子，里面除了几张条凳和一张没涂漆的长形桌子外，一无所有。 “在这儿等一会儿吧。你先看看墙上贴的探视须知，——接见时间只有十分钟，你先把想说的话考虑好了，谈的时候不准涉及案情；不准说不利于犯人改造的话；不准使用外语、暗语；不准打手语，不准……你自己看吧。” 戴眼镜干部推开屋子的另一扇门走了，在这扇门一开一闭的刹那间，她看见了门外面的大院子，看见了那一排间隔整齐的黑铁门，一股心酸泛起，“这就是他住的牢房吧？” 那人一去不回来，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去。屋子的窗户都严严地关锁着，空间散发着一股霉腐的气味，闷热得几乎像个大蒸笼。已经十二点了，她耐着性子等下去。 那扇门终于又开了，戴眼镜的干部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个人。她紧张得心都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张皇地从凳子上站起了身子。 这就是他吗？ 他那种象牙般光滑明亮的肤色从脸庞上褪去了，双颊变得粗糙黧黑，满头泼墨般的软发也只剩下一层被晒干了油色的刺毛儿，还遮不住黄虚虚的头皮，那对深不见底的眼眸现在竟是这样憔悴、疲惫和呆滞，从满是灰垢和汗渍的黑色囚衣领口伸出来的脖子，显得又细又长，几根粗曲的血管像蚯蚓一样触目惊心地蜿蜒在皮下……这就是他吗？她满眶泪水憋不住了。 “小周，我，我看你来了……”只说了一句，喉咙便哽咽住。 周志明并没有表现出她原来想象的那样激动和热烈，他只是在一见到她的瞬间发了傻，嘴唇微微张开，不知所措地喃喃着：“你来啦，你来啦……” 她哭了。从他的声音中，一切期待和牺牲都得到了满足和报偿。她不顾危险来奔他，是因为要把自己弱小微薄的同情和怜悯给予他吗？不，她现在才明白，她来这儿不光是为了给予，同时也是为了追求，为了得到。因为内心的感情已经无可否认，她自己是多么需要他，需要他的爱和抚慰，需要听到他的声音……她扑到他的胸膛上，双肩抽动，有百感而无一言。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泥土和汗酸的混杂气味，她的手触在他单薄的脊背上，那肩胛瘦得几乎快要从汗渍板结的黑布服里支棱出来了。 她盼着他能紧紧地拥抱她，但是他没有，却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砰砰砰！”一阵恼怒的响声压过她的欷歔，戴眼镜干部用门锁在桌上用力敲着，以十分看不惯的神情干涉了。 “哎哎哎，周志明可是个在押犯，这儿是监狱，不能那么随便啊，又搂又抱的成什么样子！坐下谈行不行，这不是预备凳子了吗，要说话抓紧时间，！” 她感到周志明的身子缓缓地往后退了退，她也赶紧往后退了一步，生怕由于自己的失当而致看守人员移怒于他，使他今后在狱中的处境更难。 他们隔着长桌坐下来，她说：“志明，我很想你。” “你……”他很拘谨，直挺挺地坐着，“你好吗？你爸爸妈妈，他们都好吗？”他的声音轻得近于耳语。 “他们都好，你怎么变成这样儿了，你是不是很苦，很累……”她恨不得把所有想要问的话都问了。 “还有你姐姐呢，她怎么样？她和援朝他们都好吗？”他仍然用一种小心翼翼的声音问着。 “志明，你快说说你自己吧，你在这儿怎么样，你身体怎么样？” “我挺好的。你找到工作了吗？最近又去过知青办吗？我看如果……” “别说我了，快别说我了，”她几乎是哀求地说着，“我这么远跑来，我多想知道你的情况啊，你怎么这样瘦啊？全变了样儿了，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你以后可怎么办呀……”她说不下去了。 “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赶快回去吧。”他喃喃地、发呆地说。那个常干事站在桌子旁，看看她，又看看周志明，突然插进来说：“行了，到时间了，周志明，你出去吧。” 第六章 周志明服从地站起来，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她蓦然感到这一刹那的眼神是那么熟悉，一下子把她心中无数记忆都连接起来了。 “同志，还不到十分钟，还不到啊，你让我们再说几句吧。” “怎么不到？是按你的表还是按我的表？怎么得寸进尺呀，让你见一面本来就已经是破例照顾了。周志明，你先出去。” 周志明望着她，后退着蹭到通向院内的那个门边上，用背把门顶开，却没有立即出去。 “同志，求求你了，能不能再让我们谈五分钟，再谈五分钟……” “不行，你这人怎么这么赖呀，？” “小萌！”周志明突然放大了声音，他终于放大了声音！她的心酸酸的，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跳出来了。 “你回去吧，好好地生活，再别来了，一定不要再来了，就算最后听我这句话，你自己好好地生活吧。” 他走了，声音留在屋子里，她双手捂住脸，双肩剧烈地抽动，泪水涌泉一般濡湿了手掌，她用全部力气压抑着哭声，只能听到一阵尖细的鸣响在胸膛里滚动，如同遥远的天籁！ 在941厂，坐办公室的“白领阶级”都在星期天休息，而在车间、仓库卖力气的“蓝领”们则是挨日轮休的，施季虹得轮上七个星期天，才能和卢援朝凑到一块儿。 碰上这种星期天，卢援朝照例早上九点钟来。今天施季虹家里恰巧很清静，她在里屋一边看书一边等他，萌萌一个人待在外屋，一大早就没听到她的声响。 萌萌从自新河回来已经三天了。在这三天里，除了爸爸还和她说说话以外，季虹和妈妈全都不理她。萌萌自己呢，也不说话，老是一个人发呆，像傻了似的，看着也怪可怜。 卢援朝从外屋进来的时候，施季虹没听见他同萌萌打招呼，一进了里屋，他放下肩上的书包就指指外面，问： “回来啦？” 她放下书，轻轻说了句：“早回来啦。” 卢援朝在椅子上坐下来，没精打采地问：“你爸爸妈妈呢？” “我妈腰疼，爸陪她上医院了。” 他又指指外屋，“净干这种随心所欲的事，你妈能不病吗，没病也得气出病来。” “你小声点。” “没事儿，她睡着了。” 对卢援朝的话，施季虹心里是感到一丝痛快的。萌萌的确是办了件触犯众怒的事情，这事眼下虽然还没张扬在外，但以后会不会被劳改农场捅出来，可就是没准儿的事了。厂保卫处那几个凶神本来见了她就老是横眉冷对的样子，要是这件事再让他们知道了，瞧吧，还不晓得怎么狂呢。卢援朝大概也有了这种预感，不然何以会口出怨言呢？他过去是从来不说萌萌坏话的，对于萌萌那个同情弱者的观念，甚至还抱了一种相当理解、相当赞赏的态度。她望望卢援朝沉郁的脸色，问了句： “是不是听到谁说什么了？” “没有。” 卢援朝烦躁的表情，更增加了她的疑心，同时也把她自己的心情搞得烦躁起来，忍了忍，她说：“出去走走吧。” 还不到九点半，外面的太阳已经开始烤人了，出胡同走了好半天，仍然看不到一个卖冰棍的。卢援朝低头不响地只顾往前走，她也不急于找话说，她知道卢援朝是个无事不出门的闷性子，平时要叫他陪着逛逛大街，就像宰他一样，今天之所以老老实实地跟出来，显然是有话要说的。她等他说。 果然，走了一会儿，他忍不住了。 “昨天下午，厂里保卫处找我谈了。” “什么？”虽然是意料中事，但施季虹还是一下子站住了，她胸口一阵跳，表面上却很快镇定下来，“你怎么不早说呀！” “刚才萌萌在外屋躺着，我能说吗？”卢援朝突然厌恶地抬高了声音，几乎是在冲她叫喊了，她的火儿也腾地蹿上来，要不是急于想知道保卫处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她非发泄一通不可！ “找你谈什么啦？” “还不是为萌萌！”卢援朝又喊了一声。 附近没人，她的声儿也狠起来了，“你跟我发什么火儿？”见卢援朝不吱声了，她又问：“他们到底谈什么啦，你直说好不好？” “问萌萌是不是有个男朋友给抓起来了，问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周志明的事他们怎么知道？再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连我都没问，问得着你吗？” “怎么没关系？我和你可不一样！我在技术部工作，有人就眼红，跟保卫处说我政治上不可靠，和反革命有亲戚关系，不适合在保密部门工作，因为这，连我去年到法国当随团翻译的那些屁事都扯出来了，说我违反外事纪律，在旅馆住了单间客房，那能赖我吗？人家就只有单间了，我们好几个人都住过单间……” “你没事就没事呗，扯个没完干吗！”她不耐烦地打断他，“你跟保卫处怎么说的？” 卢援朝闷了半天，才说：“保卫处就问萌萌的事来着，我说萌萌和周志明早没关系了，谁知道他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哼，幸亏人家不知道萌萌上自新河的事儿，要是知道了……我真是跟你们担连累，你们家本来就这么不顺，萌萌还不消停点，想干吗就干吗，也不知道考虑考虑别人。” 她不清楚卢援朝今天是怎么了，这么气不打一处来，仿佛把沉默许久的话都一泻无余地倒出来了，显得反常的暴躁。她甚至也形容不出自己此时的心情，她一向最怕的，最忌讳的，恰恰就是被人看不起，尤其不愿意被卢援朝看不起。家庭无论怎样倒霉，她内心里始终是把自己看得比他优越的，落难公主被樵夫爱上，可公主总归要比樵夫高上一格。现在倒好，连一向持重内向的卢援朝也开始给她甩脸子了，她委屈、气愤！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可冷静想想，这能怪援朝吗？自己爸爸仕途失意，妹妹又找了个劳改犯，谁能没一点怨言，没一点反感？人之常情，实在是难怪的。她竭力在感情上宽容援朝，说服自己。 在另一方面，她又转念。如果说，卢援朝刚才在她家里数落萌萌的时候，她还感到一丝痛快的话，那么现在，她却不由自主地要钦佩萌萌了，当一个人有难时，仍然被另一个人忘我地爱恋着，岂不也是一种令人心颤的幸福吗？她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卢援朝呢？ 卢援朝似乎还想说什么，看着她的脸色，没说出来。两个人默默走了一段路，然后在一片不大的树阴下站住了。也许因为双方心里都需要安静片刻，所以谁也没说话。这是他们以前就有的默契。“冰棍儿——”街对面，有人拖着哑哑的长音儿，由远及近而来，卢援朝这才开口问： “买根儿冰棍吧，你吃吗？” 她疲乏地摇了一下头。 “今天中午你怎么吃饭？你妹妹现在还管不管做饭了？” “这两天我一直在厂里吃，今天回家再说吧，你中午有事？” “没有，我和家里说了中午要回去的。” 这几句话说完，就又没话了，施季虹只好闷闷地说了句：“那你回去吧。” 卢援朝点点头刚要走，她又把他叫住了，眼睛并不看他，声音低低地说道： “援朝，如果，如果将来我们俩当中有一个人倒了霉，另一个会怎么样？” 卢援朝没有说话。 她苦笑了一下。 “季虹，”卢援朝低着头，声音仿佛是从一个很深很深的洞穴里发出来似的，可在施季虹的感觉上，他的声音却从来没有像此时这么真实过！“我们都是，正常人、普通人、凡人，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我们也同样做不到。人，首先是为自己才活着的，要温饱、要工作、要休息和娱乐、要社交和名誉，都是替自己要而不是替别人要；是自己的生理心理需要而不是别人的。只要能和别人好好相处，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就行了，但要为别人而过分妨碍和牺牲自己，就超出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本性了。你是这样，我也是，还是彼此都别苛求对方，别要求太高了吧。” 这段坦诚的剖白，听得施季虹周身寒彻。她并不是害怕自己万一有不幸时会被卢援朝抛弃，她和他谁也不能像萌萌那样至死钟情，这本来就是不宣亦明的事，但是她仍然控制不住一种生理上的恐惧，人生实在太冷酷了！她一面打寒战，一面又要自嘲，她嘲笑自己还是那么迂腐，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那种让人热血沸腾于长久的东西。就说清明节去十一广场纪念总理吧，大家当初不都激情满怀，高声呐喊地去了？可是，上头一揪一批，不过几个月的间隔，大伙儿还不是你揭发我，我揭发你，搞得变友为仇了吗？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安成那样嘴紧的。可仔细想想，难道能说这些人都是属疯狗的，从此不可交了吗？不，卢援朝说得很对，大家都是凡夫俗子，是为了自己，或者说首先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 和卢援朝分了手，她心绪空茫地走回家来。还不错，萌萌已经起来了，正在洗米做饭，看了她一眼，没说话。这一眼使施季虹的心忽地软了，觉得妹妹确实很可怜，也很可敬，她甚至后悔这几天过分冷淡了妹妹，未免太残酷，可她也没有说话，径自走进里屋去了。 在床上稍躺了一会儿，就听见外屋有人敲门。萌萌去开门了，有个女人说了句什么便走了进来。静了一会儿，那人又说了几句什么，萌萌突然低低地哭起来了。怎么了？施季虹吓了一跳，连忙从床上坐起来，想到外屋去看看，走到门口又停住了，她只把门打开一条虚缝，使外屋的声音能清楚地传进来。 “你要把实话告诉我，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没有，没有……” “那你为什么哭？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他，很苦……” “那你，哭也没有用啊。” 那女人的口气比刚才柔软多了，施季虹把门缝再开大点，能看见那人的后背，一个年轻姑娘轮廓很美的后背。 “他都说了什么？” “他叫我……叫我不要再去了。” “他还说了什么？” “叫我不要再去了……” 萌萌压着声音，越哭越伤心，完全控制不住了似的。三天了，这是萌萌回来以后第一次哭出来。那个姑娘等了一会儿，才用一种很慢很深沉的语调问道： “你还相信他是好人吗？” “我相信，相信，可我不知道，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十五年，那个地方会把他变成另一个人，他永远不再是他了。” “不，不对，不对！如果是我进了监狱，我可能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儿。可是他，他会越变越好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公安人员，无论到了哪儿都不会埋没掉他的本色，肯定不会的，我相信他胜于相信自己！” 施季虹还从来没有在一个女人的嘴里，听到过这样果断自信、这样富于感染力的语言。不行，这对萌萌可不好。她想拉开门，走出去打断她们，可那姑娘下面的一句话，又使她收住了自己的脚。 “你在农场的时候，是不是有个什么调查组去了？你听别人说过吗？” “调查组？不知道。” 短暂的沉默。 “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给他写信。” “他不一定能看得到，看到了也不一定回信。” “那我也要写，我也要写。” “听我说肖萌，你的责任尽到了，你不必再等着他了。十五年，绝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短，只要你相信他不是坏人，永远相信他，也就算没白白和他相处一场了。现在不用再等他了，你可以放心，他是好人，以后一定会得到幸福的，我可以向你保证！” 那姑娘的声音是非常激动的，连施季虹心里也禁不住一阵颤抖，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联想，她的眼睛竟然微微发潮了，这是为什么？唉……人心不可比，人心不可量。但是，她现在无论如何得出去，到外屋去，叫那姑娘走，告诉她，萌萌现在和周志明没有任何关系了，一点没有！告诉她，萌萌现在该做饭了！ 在自新河农场第八副场长的职位上，马树峰已经呆了将近三个月了，而位于全场最西缘的砖厂，他还是头一次来。 据场里一个熟人私下里的透露，对他的到任，在场党委常委的会议上甚至连提都没有被提一句，只是在一次例行的场务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才向大家草草宣布了一下。尽管他不进常委、在副场长的座次中排在沉底儿的位置，是在他来之前就已经内定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在市局当了十几年局长的人来说，被冷落到这个地步，显然是连面子也不愿替他维持了。 对这些事情，他倒很想得开；安排他抓生产，他也心甘情愿。失意遭谴的境遇，一生中亦非一次，而精神上通达乐观并且保持锐意，却是他一直没有丢弃的态度。人，难得的就是荣辱不惊，就怕那种一逢逆境就委靡丧志的软包，没出息！ 近一个月来，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各分场跑。才知道，生产工作在这个农场的位置，和他在副场长中的位置差不多，是次而又次的。在有的分场，他甚至都找不到一个管生产的干部来谈一谈。上个星期他发了通知，开各单位主管生产工作的负责人会议，结果到会的人数不满五成，搞得他连拍桌子的心情也没有了。他简直搞不清这么多头头们整天都在忙什么。昨天，甘向前的突然临幸，才把所有的场领导都牵引调动起来；场部各科室、下面各单位，也都在手忙脚乱地为这位局长大人的视察做着临阵磨枪的准备。 甘向前从参加军管到现在，到这个偏僻的劳改农场来还是第一次。作为全局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居然有闲垂巡至此，无论如何使马树峰感到有些不寻常，直到昨天晚上农场领导向甘向前的汇报会一开，才最后证实了他的猜测。甘向前此行的兴趣，果真是在311案的调查工作上。 311案调查组下到农场已经快一个星期了，不知查出什么结果没有。作为前任局长，马树峰是参与了这个案子最初的决策工作的，可调查组到今天也没有找他问问意见，似乎有点不近情理。徐邦呈的脱逃，他是进了市委批邓学习班以后才听说的，初闻时惊讶不已，细一想又觉得绝非偶然。凭甘向前这样的外行挂帅，岂有战而不败的道理？说徐邦呈潜入的目的是破坏批邓，岂不滑天下之大稽？不过，311案的专案组里还混着一个内奸，而且徐邦呈恰恰就是从这个人的手里逃之夭夭的，这一段奇而又奇的情节则是他在昨晚的会上才知道的。真是天下巧事何其多，而事情太巧了，常常反倒让人疑心。他今天早上醒来时还在琢磨，这些年局里不断地进新人，乱世之上，鱼龙混杂，侦查队伍中掺进个别沙子，也非咄咄怪事。但是如果单讲这个案子的话，即便徐邦呈是内部的不纯分子放跑的，也不能就此把指挥员判断上的失误全盘抵消了呀！要是指挥上不出大错，不让徐邦呈牵着鼻子上了仙童山，一个普通侦查员就算有通天的手眼，能放得跑他？见鬼去！ 昨天晚上的会，调查组的同志也参加了。甘向前对农场各方面情况的汇报无大兴趣，而扯起311案的调查工作来，却一句一句地问个不停。调查组不得不喧宾夺主，无形中倒成了311案调查工作的汇报会了。 “已经审了几次，犯人态度消极抵触，我们准备再审。” “那封信的事有着落了吗？” “问了，犯人开始说没写过，后来我们向他点破这封信不但他写了，而且还是托他科里那个女的寄出去的，这样一点他才不得不承认。” “承认是写给什么人的？” “给他爸爸。” “哗——”几个知道个中情况的人都笑起来了。 “他妈的，这个家伙，可赖得很呢，把事情往死人身上推，越这样越说明他有问题。” “还有个情况，很可疑，前两天突然来了一个女的找他，到砖厂和他见了一面。那女的走后，他回到工地就打了一个同班的犯人，伤得挺厉害的。” “嘴都打烂了。”有人补充说。 “那女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已经不知去向了。” “审他，叫他说！” ??嗦嗦，一直扯到晚上十点钟才散会。马树峰心里倒十分不安起来，那个姑娘，是坐了他的车去砖厂的，难道她有什么问题吗？她好像姓……姓史？ 今天早上，他正在食堂吃早饭，狱政科长捧着个粥碗走了过来。 “马副场长，今天早上甘局长指示，让场部派人跟调查组一起下到砖厂去，陈政委的意思是叫你去，让我通知你一下。” “好吧，”他迟疑一瞬，问，“那个犯人叫什么来着？周志明，他的情况，你了解吗？” “间接地了解一点。咳，不是个省油灯！” “是十一广场事件抓进来的？”马树峰特别要问一下这个。 “不是，他是刑事犯。他们处办一个什么案子，他把证据给销毁了。” 马树峰也不禁皱眉头了，“噢？有这种事？” 看他感兴趣，狱政科长索性在桌边坐下来了，说：“上次砖厂于教导员来汇报管教工作，还专门说了说他的情况，真能把你气死，那个反改造情绪呀，大得没边儿，凭着他在五处学了两套拳脚，前两天无缘无故把一个犯人打得满嘴见红，现在已经把他收到反省号关押了，不收怎么行！” “这么野蛮！”马树峰的声音不禁抬高了一点，“他家里是干什么的？” “是个高干子弟。”狱政科长苦笑着摇摇头，“五处不知道是怎么搞的，这种人，居然还给他入了党。” 又闲扯了几句，狱政科长走了。马树峰默默地洗了碗筷，然后又一个人默默地往招待所走，心里泛着股苦涩的感慨。一个高级干部的儿子，又做了七年的公安工作，而且还有那么一位漂亮的姑娘在痴恋着他，怎么就会坏到了这个地步呢？家庭的熏陶，组织的教育，爱情的温暖，难道都不能挽回他的恶习吗？他一定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堕落的。人的变迁，有时看上去真是种难以理喻的现象。他虽然没有见过这个犯人，但闭眼一想，脑海里便立即能浮出一张被凶残和颓顽败坏了的亡命徒的嘴脸来。 到了招待所，和公安部的人见了面。这些人对他的名字当然不陌生，所以十分客气。寒暄过后，他们一起坐上车子，一路往北，直奔砖厂来了。 看来，砖厂的几位头头已经在路口迎候多时了。这个偏僻的角落，大概还没有被任何市局的干部“深入”过，更不要说公安部前来问津了。他们在砖厂干部颇为隆重的簇拥下，来到一间会议室里。屋子很破烂。 马树峰没有见过于中才，但是几句话一说，便能认将出来。沏好茶，点好烟，于中才很殷勤地向调查组的人问： “怎么着，把犯人叫来？” “行，来吧。” 犯人因为正在关禁闭，没去上工，所以很快就提到了。在这个颇有些恶名的犯人迈进屋门的一刹那，马树峰几乎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惊奇，犯人给他的头一个感觉，完全是个未更事的孩子；进屋便在指定的凳子上坐下，显得很老实；仔细看，眉眼居然也十分俊秀，只是身子过分消瘦了些，脸也太脏。 因为前两天已经审过几次了，所以今天一开口便直接介入了正题。看上去，犯人没什么精神，两眼无光，问一句答一句。 “那女的叫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不可能！” “我就是不知道她叫什么。” “我明明听见你叫她名字了。”砖厂的一个戴眼镜的干部插嘴说，“是叫英英还是叫红红，反正是这个音，你还想抵赖吗？” “什么？我就是不知道嘛。” “不知道？那你们是怎么勾搭上的？难道在大街上？” “嗯。”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流氓了？” 犯人不说话了。 审不下去，换一个问题再审。 “周志明，你说你没有放跑徐邦呈，可又举不出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叫我们怎么相信你呢？” “我就是没有放。你们说我放，为什么不举出证据来呢？干吗单叫我举？” “周志明！你太狂了，这样顽固有什么好下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拿你没办法！” 没审几句就和犯人吵起来，简直像泼妇骂街。马树峰实在听不下去了，站起身走了出来。现在，怎么都是这么搞公安啊！ 看了这个犯人，听了这段审讯，凭了一个老侦查员敏锐的第六感官，他对这个犯人是否真的放了徐邦呈，有点怀疑了。而调查组搞到现在，竟连一件像样的证据也举不出来，反倒让犯人问住，然后又吹胡子瞪眼地吓唬犯人，水平实在太差。如果用一句时兴的话来说，他现在甚至怀疑这个调查组的“大方向”是否错了，究竟有多少根据，要跟这个当时只能办办具体事的小侦查员过不去？311案指挥上有没有缺陷，为什么不去稍稍调查一下？甘向前愚昧无知而又独断专行的霸道作风、迎合形势迎合上级的市侩习惯，为什么没人提一句？难道这些就不能造成徐邦呈脱逃的事实吗？ 快到中午了，审讯者们精神倦怠地从房子里鱼贯而出。犯人还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没有放他回去。于中才用细细的声音苦笑了一下，说： “怎么样，领教了吧。这种吃了扁担横了心的主儿，你就愣是没辙！” 在马树峰听来，于中才的苦笑中，是略略带着些得意的成分的。他本来想说几句挑刺儿的话，犹豫了一下，还是换用一种迂回的口吻，说： “并不是所有案子都能审出来的嘛，有的，是犯人封供不改口，还有的，是本身就没有那回事，犯人不肯屈招，两种情况都有。我看，上午收了吧，如果需要的话，下午再审，好不好？” 没人响应他的看法，也没人反对他的提议。对于是否下午接着再审的问题，调查组的几个人似乎都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表情。他们大概对速胜论已经丧失信心了。 周志明被从屋里叫出来了，低着头，跟在一名干部的身后往监区那边走。经过于中才身边时，突然听到于中才大叫了一声，嗓门细得发尖。 “站住！” 几个人围了过去。马树峰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到于中才高声喝斥：“这是什么？人赃俱获，有什么说的！你胆子不小，！” 他看清了，原来于中才手里摇晃着一张报纸，一张旧了的《人民日报》；他也明白了，是犯人偷了屋里的报纸，塞在衣服里让于中才看出来了。他心里一阵彷徨，偷，实在是可恶的，可偷报纸看，算什么呢？唉——，他甚至觉得这个年轻的犯人，有点……可怜。 “你真是偷、流、打，五毒俱全！” 于中才尖锐的声音使人头皮发麻。马树峰心里那样想着，对这种恶骂，就有点觉得不顺耳了，忍不住说： “偷张报纸，以后叫他注意就行了。” 于中才虽然把犯人放过去了，嘴里却叽叽咕咕不知说给谁听，“偷报纸，哼！他这叫习惯，见东西就想拿，不拿手痒痒！” 马树峰有些忿然了，转脸对身边一位砖厂干部问：“你们不给犯人看报纸吗？” “按规定应该给，可报纸太少，队长们看完常常包东西、糊房顶用了，再说他是反省号的，按规定也没报纸。” 他本来想说，“犯人的报纸应当保证。”但张开嘴的一瞬间，忽又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地位，就是说了也不见得有人听，与其招人一笑，不如咽下不说。他沉着脸，转过身去了，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声： “公安人员啊，你也是有过值得骄傲的历史的……” 一条细细的带子，微红、耀眼，从眼前掠过，似乎伸手就能触到，可胳膊被什么厚厚的东西重压得麻木了，动弹不得。带子飘忽着远去了，模糊了，却把一片斑斓的彩晕留在眼前，红黄闪烁，像一片缤纷竞呈的春花。这儿是哪儿？十一广场浩瀚的花海？西夹道里静谧的黄昏？还是美丽的湘西，那倚山临水的弹丸小村，那吊脚楼下溅起的晶莹水花？是谁，谁在抚摸我的脸？再重一点儿，爸爸，重一点儿舒服，不，你已经死了，你不在了。“孩子，以后谁来照顾你呀？”不不不！我不需要照顾，我大了，自己搓，自己搓，保证干净。那么你，你还爱我吗？十五年，我都老了，没意思，别爱我，我要哭！……瞧，多好看呀，金光灿灿的带子，闪闪的一缕亮点儿，躲开，别遮住它，队长，教导员，让我看看它吧，别遮住它……你到底是谁？姓田的，我跟你拼了，你我也认识，你还逃跑不逃跑？站住，站住！枪机怎么涂了一层猪油？腻得拉不开栓，站住！哎，怎么是你？你不是肖萌的姐姐吗？那你也是我的姐姐了，你看见徐邦呈往哪儿跑了？不不，他不是我放跑的，我放的是你，可你是好人哪！…… 眼前的黑影移开了，晶莹透彻的亮点又复现，他像一个从漫长的黑夜中走出的人突然见到了正午的艳阳，半开的眼角猛地收缩了一下，意识却从朦胧中苏醒过来。亮点又一次消失了，一个大脑袋逼近了他，一股热乎乎带着烟臭味儿的鼻息直喷在他的脸上，紧接着，一只粗糙的手触到他的脖颈，轻轻摸着，他用力睁开眼，劈面撞进视觉的，是一双干枯的深棕色小眼睛和一对贪婪地开张着的大鼻孔，他恍若觉得自己像个被饿熊嗅舔的猎物，不由倒吸一口冷气，蓦地从床板上掀起半个身子来。 “嘿！干什么？吓我一跳。”那人蹦起来，脸上的疤痕直抖。 “是你？”周志明完全清醒过来。 “我给你送饭。”林士杰的目光躲闪着。 他急促的喘息平静下来，脑袋有气无力地歪在墙上，“滚！” 门外传来丁队长不耐烦的喊声，“林士杰，你磨蹭什么哪？” “来啦。”林士杰慌忙应了一声，急急地走了，关死的门上响起一阵上锁的声音。 “报告队长，昨天晚上的饭他又没吃。”林士杰毕恭毕敬的声音令人作呕。 “他还说胃疼吗？”丁队长的话音夹杂在一串细碎的脚步声里，渐渐远去了。 他望见靠门边的地上，放着两只碗，一碗高粱米，另一碗，还是那种不三不四的汤。他想爬起来，却感到全身每一条肌肉都筋疲力尽地松懈着。胃又在隐隐作痛，没有一点食欲。 斜上方的墙角处，黄昏的残阳把一束金色的光芒从一个冬天插烟筒的墙洞里注入室内，晃在他的脸上。刚才那冥冥梦中的黄带子，大概就是这束耀眼的光柱吧。他努力追索着梦中的一切，做梦，哪怕是一个凌乱破碎的梦，于他也是得到精神满足的最便宜的机会了。 “嘟——”院子里响起尖锐的哨子声，值日的杂务在大声喊着口令，一片杂沓的脚步声响过来，是开晚饭的钟点了。 他环视着这间反省号，来砖厂的头一天，卞平甲就对他介绍过这间小房子的职能，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亲身领略它了。这屋子只有七八米见方，没有窗户，光线主要从门上一块涂了白漆的玻璃上穿过来，拦在玻璃上的一根根铁条把印在地面上的光影宰割成若干长方形。天花板很脏，一个个被拍死的黑苍蝇麻麻地贴在上面，屋里没有床，身下这块嵌在水泥地上的木板便是反省号里唯一的铺位了。 他仰起头，头顶上墙面上，几行用红漆喷出的整齐的仿宋字映入眼帘。 “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这条语录，是这几个月来他接触最多、最熟悉的一条。《论人民民主专政》、《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几篇文章，许多段落他几乎都能倒背如流了。记得当预审处看守所的队长头一次指定他学习这几篇文章时，他几乎不能控制住委屈的泪水，爸爸是党员，妈妈是党员，他也是，他的一家子，他的一辈子，本来是革命的，是党的，二十多年的社会存在给予他精神上的自尊和眼下实际处境的强烈矛盾撕扭着他的心，那一刻他竟想到了死，但后来，却并没有真的去死，死，毕竟也不是件容易事。 然而，熬十五年，又是什么滋味？ 这才几个月，他就已经身心交瘁了似的。胶卷的事完了，可现在又把311案件扯出来跟他没完。如果说，徐邦呈逃跑的责任要他来承当，他是情愿承当的，就是定个渎职罪，他也说不出什么。现在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也许是真的有罪的，不管怎么说，徐邦呈是从他手上跑掉的，他要不是大意了，就绝不会有如今的局面。到手的特务又叫他跑了，是叫国家大大丢面子的事，他的确应当引咎受罚。可人们干吗非要无限上纲，硬给他戴上通敌的帽子呢？他难过的是，因为这么一个胶卷的事，他在人们的眼睛里，无论怎样也不是个好根子了，什么毒草都能从他身上发出芽来，是的，就是因为出了胶卷的事，人们才怀疑到徐邦呈的脱逃是否另有内幕，才跑到农场来兴师问罪的。 审了三天，他第一天就说了，愿意认罪，承担渎职的责任，疏忽、大意、轻敌、麻痹、手软、无能，怎么罚都公平，但他没有通敌。他不明白，审来审去，干吗老是缠在萌萌来看他的事上，非要追问他从前写给她的那封信呢？这使得他加倍警惕起来，一人做事一人当，加刑吧，我签字。一扯出萌萌，势必要把她那个倒霉的家株连在内，搞不好就能兴起大狱来！ 只审了三天，那些人就再也不来了。砖厂这地方实在太偏僻，太苦，南州市来的人不容易坚持太久。他倒宁愿让他们天天来提审，见见太阳，也不愿日复一日地关在反省号里守孤单。还有他的胃，老是疼，好几天了，只能清水入肚，前些日子那种总也吃不饱的饥饿感现在倒是难得可贵了。昨天早上送饭以后，他强挣着吃了一点儿，胸口和两肋便胀得难受。进反省号已经多少天了？熬不过的闷热和比闷热更难熬的寂寞把日月的行走越拉越慢，过一天活像过一年，他一天天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蒸笼中往下熬，早已记不清过了几度晨昏，只知道现在是七月份，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了。干部们仿佛已经把他给忘记了，除了每天有人到这小屋来送两顿饭水之外，只有早上和傍晚犯人们出工收工的哨音和列队的脚步声、喧哗声能把一点儿活人的气息带进来。安静，静得如同到了世界的末日。叫人疲惫不堪的安静，叫人歇斯底里的安静，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小萌，你在哪儿？再来看看我吧，来看看我吧！在苦海一般的寂静中，他的脑子里反复地跳出那张温柔的脸。他感激她，感激她，而由这感激凝结成的爱护感和责任感却使他绝不敢在她面前叙述自己的苦处，表示自己的感情。可现在，他后悔了，发疯似的想再能见到她，哪怕加十年刑，哪怕挨枪子儿，只要能见到她！把自己这几个月的经历全告诉她……他真想痛哭一场，在反省号外面，想哭都找不到个没人的地方！ 他费力地坐起身子，说不清是胃疼还是肋巴条疼，已经好多天了，郑三炮铁棍般的手指头仿佛还狠狠地勾在他的软肋上。他记得那天从探视室一出来，脚下的地仿佛都旋转起来了，他搞不清是怎样跌跌撞撞地走回到窑上来的。他想哭，眼睛红着，可却没有一滴泪！他想发泄，他不再是软弱可欺的孩子啦，谁敢来！ 窑上正在歇午，郑三炮端着个水碗，晃着膀子迎面走来，“哎哟嗬，你们瞧这小子，刚见完媳妇儿，眼睛就直了，嘿。”郑三炮粗壮的短脖子扭过去，向其他犯人大笑起来。 “哈——”几个人跟着哄笑，林士杰脸上的大疤一纵一纵的。 “哎，我说田头儿，今儿你派兄弟取饭，可算是给了趟美差，我看见那女的了，‘盘儿’特亮！真他妈是个情种儿，我告诉你……哎哟！”郑三炮话没说完，突然怪叫一声翻下沟去，他一记有力的拳头击在那多肉的下巴上，那只水碗朝天飞了出去。 犯人们惊呆了，整个工地异样地静下来，郑三炮从沟里爬出来，破口大骂：“好小子，他妈的活腻歪啦，我叫你变棺材瓤子！哎哟！”他没容郑三炮站稳就把他又送进沟里去了，拳头上热辣辣的，很舒服！ 有人尖叫：“这小子是公安局的，会打拳！” 对了！公安局的拳头，就应该打在这种人的脸上！ 田保善怪喊一声，有四五个人围上来，一只铁锹重重地拍在他的肩部，他跌坐在土埂上，身体立即被人压住，只觉得脑袋发胀，嗡嗡一阵乱叫，田保善粗哑的声音很近，很清楚，“别让他还手！”数不清的拳头擂在他的胸部，巴掌抽在脸上，火烫一般。 “你小子服不服？”田保善居高临下，一脸残忍。 “不服！”他拼出全部力量喊出这两个字。田保善不见了，换上郑三炮狰狞的脸，嘴角上还拖着一条血道子，鬼似的，短粗的指头铁棍子一样勾在他的软肋上，他眼睛发蓝，叫人发昏的疼痛，哎哟！……他的意识迟钝起来，耳边一片杂乱的聒噪，不一会儿，叫喊声悠然远去，变成了一个声音。 “他要干什么？”这是教导员细细的嗓子。 “他要闹监，是他先动手的，”田保善的声音一下子变得那么老实、忠厚、娓娓动听，“您看郑三波的嘴巴。” “为什么动手？” “什么也不为，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嘿！就揍人家郑三波哎。” “先铐起来！”细嗓门很果断，“小丁，带几个人送他到反省号去，我就知道他要闹！” 于教导员，你不是个公安人员，你不是！ 他还记得，前些天他胃疼，蜷着身子缩在反省号的床板上，丁队长硬把于教导员拉来看，要求送他到总场医院去。可于教导员居然当着他的面对丁队长说：“肚子疼这玩意儿，全凭自己说，检查也查不出真假来，有的犯人这疼那疼事儿多啦，无非想泡顿病号饭，歇两天工。上次二队的刘海顺，拿体温表往热水杯里插，为什么？为的是能到总场医院瞧瞧女大夫女护士去，当了几年犯人，憋急了眼了。” “你看看，你看看，”丁队长指着他，“这是装的吗！他又不是演员！” “我不是说他。你叫医生来看看也行，医生说送医院就送。” 他那时几乎忘掉了疼，拼着力气叫了一声：“我不去！”他不能受这个侮辱！ 他这一叫，倒把丁队长僵在那儿了，于教导员却满不在乎地冷笑，“甭理他，这种人浑到家了，好赖不知！” 丁队长还是把医生叫来了。所谓医生，就是厂里的卫生员。一串老生常谈的问诊，哪儿疼？多久啦？是绞着疼还是胀着疼？吐不吐酸水儿？…… 看完，卫生员说第二天下午要带他去总场医院做个钡餐造影。因为做钡餐的规矩，要空腹一天，所以第二天早上就没给他送饭，结果连水也忘了送，整整一上午，他渴得嘴巴里又粘又涩，拼命想在舌面和上腔之间碾出星许唾液来往冒烟儿的嗓子里咽。下午到了总场医院，当一个女护士端给他一杯带有怪味儿的白糊糊的液体时，他竟像见到了牛奶似的，急不可待地一口气喝了个干净。女护士吃惊地瞪起眼睛，嗔训他说：“你急什么，不怕呛着？又不是什么好喝的东西。” 从钡餐造影的第二天，他就一直拉不出屎来，肛门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了，在马桶上一次次拼命的挣扎都归于无效。卫生员来开了一点儿泻药，吃下去以后只流出些黄稀便来又是老样子。他有点受不了了，真恨不能大哭大闹大喊大叫地发泄一通才痛快，但当他真的张开了嘴巴要喊的时候，却又觉得出不来声了。 “快成精神病了吧？”他常常发自内心地产生出这样的恐惧，这些天，脑子里出现的种种极端而怪诞的念头不正是一种精神倒错吗？这倒也好，大概真的发了疯，倒算是进入了超凡脱俗、没有痛苦的境界了，他心中偶或也有这样自弃的闪念。但是在心灵的底层，另一种相反的意识却越来越强硬地滋长和上升起来，那就是活的信念，他要好好地活下去！至于为什么要活，他没去多想，只感到在这个信念迸发的时候，脑子里就会同时想到父亲；想到肖萌；想到段科长、大陈、小严、小陆和同志们；想到花白了头发的施伯伯和江伯伯；想到待人热情的安成；想到许许多多熟识的人们；想到了自己毕竟是一个实际上同他们一样的好人，一个有信念的共产党员，一个并没有做过恶事的青年。“田保善、郑三炮、林士杰，他们算什么东西？可居然还有滋有味儿地活着，我干吗要死呢？”他觉得自己虚弱的身体里注入了一股生机，有一刻他竟突然产生了一个壮烈的自我发现，他发觉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坚强的人！如果九泉之下的父亲还能感知的话，他也会说，孩子，你是一个坚强的人！ 他要活下去！ 大便排不下来，饭却还要往下咽，一天早上他在一碗清水里望见自己神形枯槁的脸，知道不吃饭是绝活不下去的。他找出被捕时穿的那双尼龙袜子，把高粱米装进袜筒，再把那碗清水倒进去，挤出半碗淡红色的汤，然后再把汤倒入袜筒，再挤出来，周而复始，一直到把袜筒里的米挤成一团渣子，才把那微稠的汤水喝下去，经过这番加工的“流食”，喝进肚子后大多能从尿里排出来，腹部和肛门便能好受些。这法子没人教过他，是他的首创。 “嘟——”外面又响了一阵哨儿，该晚点名了。今天的晚点名真短，值班队长高腔大嗓地讲了几句话，就散了。院里乱了一会儿，渐渐安静下来。突然，有人向他这边走过来了，接着就是哗啦哗啦的开锁声，他一听见这声音就紧张。 门开了，他眼睛一亮，是卞平甲！ 卞平甲从门外提进一桶清水，对他笑笑说：“你该擦个澡了。今儿轮丁队长值班，我请示了一下，丁队长叫以后天天给你送桶水。这天儿，太热！”接着又坐在他的铺位上，握着他的手低声问：“还没让你写检查吗？” 他摇头，他明白卞平甲的意思，如果叫他检查，那就意味着快放他出去了。 卞平甲握着他的那只手微微用了用力，然后站起身往外走，他依依地在身后叫了一声： “老卞。” 卞平甲在门前站住，“干吗？队长还在外面等着锁门呢。” 他很想同他说说话，随便说点儿什么都行，他实在太需要有个可以交谈、可以倾吐的人了，可仓猝间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了张嘴，问：“今天……几号了？” “七月二十八。” “……” “我走了啊。”卞平甲一抹身，出了屋门。 到了夜里，他辗转反侧，腹部的憋胀感越来越厉害，算算，大约已经一个星期没能排出大便了，肛门被顶得像烧了火，全身冷汗淋淋。在熄灯哨子吹响以前，就已经挪不动步了，这时他突然觉得身体的痛苦和虚弱似乎已经难以使生命维持到天亮，一阵死的恐惧蓦地笼罩在心头。 月亮升起来了。迎门的一面墙壁投上了一层灰蒙蒙的光芒，门上的玻璃虽然早被取下了，屋里却仍旧闷热异常，几只长脚蚊子不厌其烦地在耳边吵闹起来。不！他得活！他咬咬牙，侧身趴在床上，左手的食指哆嗦着从肛门缝里深深地插进去，想掏出些大便来。他心惊肉跳地感觉到，指尖触在一种坚硬的东西上，用指甲抠抠，竟然喀喀有声，像是块粗糙的石头。他把手指再往里伸，咬紧牙关把这块堵住肠道的硬东西往外抠，一阵穿心挂肺的疼痛从下往上扩展开来，他不由松下劲，喘了一口气，又接着用力抠，又一阵头晕目眩的剧痛使他的意识飘忽起来。也许是昏迷了几秒钟吧，当意识又回到他身上的时候，手指感触到那硬邦邦的东西已经碎成了几块，他一小块一小块地往外抠，一线热乎乎的液体同时从肛门里流出来。在惨淡的月光下，他看清手里浸着热血的碎“石块”，原来是一个星期以前喝下的那缸子钡液的凝块。大便终于排下来了，一种非常舒适的畅通感立时传遍了全身。 他疲乏地瘫软在床板上，望着被门上的铁条划成两半的素月，仿佛生来没有发觉月亮竟是这么动人，在皎洁的清辉下，似乎自己的整个身心也同明月一样爽然不染。他咧开嘴笑了，一个人呆呆地笑了，笑容一直带到梦境里。 朦胧中他恍惚变成了一个婴儿，仰卧在摇篮中嗷嗷待哺，两边是父亲和母亲，父亲很老，母亲却很年轻，她那么轻娴地摇动着摇篮，可这种母性的温柔却似乎很虚远很陌生。父亲宽厚的手又抚在自己脸上，脸痒痒的十分舒服，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触。他想坐起来，投进他的怀抱，身子却动不得。不知是谁，把摇篮剧烈地摇撼了几下，仿佛要连他一同撕碎，他张开嘴巴，拼命地呼叫了一声…… 他惊醒了，四周漆黑如墨，耳鼓响彻了排山倒海般的轰鸣，“呜——呜——”门外像是刮起了十二级飓风，嵌在地上的床板疯狂地抖个不停，整个屋子都在抖，在跳！四壁和房顶发出咔喳咔喳的怪叫。院子里，是一片杂乱的喧嚣，有人在喊，“原子弹！”但是更多的声音压过来，“地震啦！地震啦！” 他惊悟过来，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翻身从床上跃起，冲向屋门，门是反锁住的，他用力去撞，撞不开，他叫喊：“开开门！这儿还有人呢！”可他的声音马上淹没在四壁的咆哮和门外的狂呼乱喊之中，惊恐万状的人们谁还能记起这间小屋里还反锁着一个活人？不，这时候人们是不会记起他的！他浑身颤抖地回到铺位上坐下，向黑暗的四周望去，整个屋子依然猛烈地摇撼着，发出行将倒塌的惊心动魄的巨响，他现在真正体验到一个人在生命最后一刻的那种绝望了。 “轰”的一声，一面墙倒下来，碎砖齐展展地向外飞迸出去。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大豁口，一股求生的力量推动他猛地站起，连滚带爬从豁墙的尘雾中夺路而出，往前跑了几步，便无力地倒在地上。 大地的震动在他的身下渐渐停下来，院子里，赤足赤背的人们在惊惶地奔动，有两间监房和几处围墙塌了，一团一团的人围在倒塌的房前嘶喊，院子的大门洞开，几个管教干部冲进院来，无线电喇叭的声音旋即压住了混乱的人声。 “列队，不许乱跑！” “赶快救人！一班、二班，到这边……” 混乱中不知是谁尖叫了一声，“报告队长！反省号！反省号塌了！” “哎呀，里边有人呢！” “早跑了！” “少废话，赶快救人！” 几个人影向倒塌的反省号奔过来，领头的一个高声呼喊：“周志明，周志明！” “丁队长，我在这儿！”他拼足全力爬起来，迎上去。 爸爸回来了，望着客厅里杯盏狼藉的茶几，竟连一句招呼都不同客人们打，皱着眉径自走进了卧室。这帮时髦的朋友们大概也都感到了一点儿没趣，讪讪地告辞走了。施季虹拉上天蓝色的尼龙窗帘，经过过滤的阳光在雪白的墙壁上映出一片恬静的淡蓝。刚才跳舞时还十分拥挤的客厅此时显得豁然宽敞起来，也许是在神农街头条那间打着隔断的斗室里蜗居得太久了，虽说搬到这幢“复辟房”里已经将近一年，但她对这间客厅的那种初始的开阔感却仿佛还是簇新的。客厅里的陈设布局和色调基本上都是出自她的审美观，素雅豪华兼而有之。窗帘是蓝色的，沙发套子也是蓝色的，她特别偏爱蓝色，是因为蓝色属于安静色，可以减少视觉的疲劳，据说还有降血压的特效。和蓝色相衬，地毯是深红色的，红色显得富丽堂皇，具有强烈的温暖感和刺激性，使人兴奋。屋子一经铺上这种深艳的尼龙地毯，立即抬高了一格似的，连那几件略嫌陈旧的家具也给它衬托得漂亮了。这地毯是上个星期市外办送来的，原来是加拿大工业展览会展品包装箱里用来减震的，展览会一结束便处理给了市委几个主要领导，价钱自然是象征性的。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在其位，自会有人巴结你，父亲担任了市委政法书记以后，不但房子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连沙发也配套送来了，镶了菲律宾木的大办公桌也抬来了，这些事用不着你开口提，自然会有人操持着送上门来，这些人说不定在“四人帮”那阵儿整你整得最凶，现在又拍你拍得最响，一帮小人！ 她半躺在长沙发上，顺手打开茶几上的收录机，因为刚才放舞曲，收录机的音量放得很大，一阵粗犷强劲的音乐便突然爆发出来。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她一向鄙薄戏曲，对常香玉这样的名家也不例外。发音就是不科学，靠喊，年轻时还能凭口底气，一上五十岁，高音就没了。西洋唱法就优越得多，瞧人家张权，六十岁的老太太了，照样唱出小姑娘水灵声儿来。她把调频旋钮拧了一阵，看见吴阿姨手里拿着把扫帚探进身来，便关掉了开关。 “小虹，有人打电话。” “是我妈打来的？” “是个男的。” “噢。” 她站起来走出客厅，来到走廊上，见鬼，电话的听筒不是明明挂着的吗，她把疑问的目光向吴阿姨望去。 “哪儿有电话？” 吴阿姨怔了一下，走到电话机前，抓起话筒放在耳边听了一下，用难听的安徽口音大呼小叫起来。 “咦，怎么没有了？” 她恍然有些明白了，“你叫我的时候是不是给挂了？咳，你怎么连电话也不会用，叫人的时候，这东西要放在边上，不能挂的。” “哎呀，我，我不知道的呀。那……怎么办？”吴阿姨脸上尴尬地堆起歉疚的笑来。 “算了算了。”她恼火地摆摆手，“怎么办也没用了。”她向自己的卧房走去，快进门的时候又回过头来说：“你把客厅收拾一下吧。” 吴阿姨是从安徽望江县来的，那个县份到南州市来帮人做保姆的很多。吴阿姨四十一岁，可农村人老相，看上去足有五十多了。不过手脚还麻利干净，饭菜也蛮会做的，她来这儿已经有一个星期了。现在家里这么多屋子，爸爸工作忙，妈妈又有病，小萌上了大学，晚上就是回来也埋头书本，像个张手张嘴的大小姐，不请个阿姨做做家务是不行了。 她关好自己卧室的房门。“电话是谁打来的呢，是卢援朝？他原来说好了明天一早去火车站送我，会不会有什么变故了？” 走到窗前，窗台上一盆文竹养得深翠逼人，妈妈原来在这儿摆了一只花里胡哨的瓶子，还插了些红红绿绿的塑料假花，全叫她给扔出去了，俗不可耐！大红大绿纯粹是农民的美学要求，摆假花更是小市民的趣味，这种素雅的文竹那些人反倒不那么喜欢，真是没治。 透过文竹挺拔多姿的细杆向外望去，窗外的地面上，散落着厚厚的红叶。这条街的两侧栽满了高大的法国梧桐，在金秋落叶的时节，地面上便如同铺了一层绚丽多彩的织锦。在她窗前十多米外，是一幢和她家外表相同的房子，整个这条太平街，靠东侧全是这样的房子，因为这是七五年给一些落实政策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盖的，所以到现在人们还习惯地称之为“复辟房”，其实“复辟”这个词在七五年人们的嘴里并不是个坏词，“复辟房”便自然也不包含什么贬意了。可房子盖好后，全让些反复辟的“勇士们”给占住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完璧归赵。也真凑巧，挨着她家的这栋房子现在是江伯伯住着，他的四个孩子有两个考上外地大学走了，一个还在部队，另一个最小的还在东北农村没办回来，江伯伯一个人住这么大一所房子，可能也够害怕的吧？ 不知道又是什么客人来了，小汽车的车轮声在门外刹住，门铃响了一下，又响了一下，一会儿，走廊里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老施老宋都在吗？” 她听出来，来者是市委政法部的部长乔仰山。乔叔叔原来和他们家并不熟，只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过从密切起来。他的两个儿子——乔真和乔笠也成了家里的常客，乔笠刚刚还在这儿跳舞。乔真和小萌同在南大上学，他学中文，比小萌高一届，是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还是在他爸爸没恢复工作的时候上的学，大概不会是走后门吧。 “在，小孩儿她爸爸在。她妈妈上医院看病去了。”安徽人学说普通话，实在太不顺耳了。 自从搬到这儿以后，多半是因为那间宽大客厅的引力所致，常常有一帮人来这儿跳舞，她的朋友便骤然多起来，有不少人就是“大乔”、“小乔”领来认识的，大都是些干部子弟，她同他们交往，做朋友。一起去听音乐会，去郊游，去吃西餐，一起跳舞，也参加他们的高谈阔论，表面上像是棒打不散，可心里却实在看不起他们，有时甚至还讨厌他们。这些人总爱做出一身与众不同的样子，动不动议论时政，中国、外国、天上、地下，要不就是中央谁谁又怎么啦，一个个口气大得很。其实他们的理论见解又有多少感性基础呢，没有！有些人爱辩论无非是显示自己不同凡响罢了，还自称是什么什么“沉思的一代”，真恶心。再不然就男男女女一块背雪莱的诗，也是臭酸气。尤其是乔真，不就是个工农兵大学生吗？有多少真才实学？见着小萌还老爱卖弄他那点儿半通不通的英文，小萌也真爱跟他答对，没治。我就烦这号人！乔真上次跟我谈什么问题来着，好家伙，引经据典的，现在大学生怎么都是这么个风尚？一会儿贝多芬如何说，一会儿柴可夫斯基如何认为，瞧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当时真恨不得给他一巴掌，少在我面前臭显，要显跟我妹妹显去。乔真喜欢小萌，言谈举止，形迹显著，乔叔叔也给他提过，妈妈好像也动了点儿意思。上次小萌去自新河“私奔”的那场风波过后，妈妈说过再不管她的事了，可现在这不又管上了？人还不就是那样，一阵儿一阵儿的。不过，要说朴实好处，周志明比乔真还是强多了，长得又漂亮。乔真呢，倒也不是难看，主要是气质不好，女里女气的，奶油小生，还不如他弟弟乔笠有棱角。乔笠可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什么时候都没正形，只有跳舞的时候除外，舞迷一个。他不但能跳老派的波尔卡和华尔兹，也能跳探戈和伦巴，今天还表演了一段迪斯科。迪斯科其实并不好看，不过他跳得还挺是那么回事的。这小子的聪明劲都用在这上面了，能跳，还能讲，什么节奏呀，旋律呀，步法呀，一套一套的如数家珍，他能讲出探戈来自阿根廷，伦巴源于古巴，桑巴始从巴西，克里卜索生在海地。这种人，花花公子，要说真学问却一点儿没有。可不知为什么，她一方面看不起他们，一方面又总和他们闲泡在一起，他们要是好久不来，她也会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寂寞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许自己身上总有些东西同他们相投吧。卢援朝可说是彻底地看不惯他们，看见她和他们在一起便耷拉下脸来，虽然从来没明着干涉过她的私交，但男人总希望自己的女人安分一些，专一一些，这对女人倒也不是坏事，至少说明他是爱你的，否则，管你跟谁呢！“大乔”“小乔”他们都奇怪她怎么会找上卢援朝这么个书呆子，其实他们不了解，卢援朝不是个锋芒毕露的人，但却老于世故，工于心计，胸中的城府是极深的，他身上的书卷气不过是表面现象，表面现象并不是实质，甚至是实质的反面。男人总得有点儿沉稳的气质，她最烦的就是那种咋咋呼呼的男人！ “对，应该给他打个电话去，如果明天他不去送我，那箱子怎么提得动呢？” 她走出房间，来到走廊里，给941厂卢援朝的办公室里拨了一个电话，他不在。 “出去了？上哪儿了？”她对着听筒问。 “他母亲又闹病了，刚刚送到医院去，这几天恐怕上不了班。”卢援朝的一个同事挺耐心地答复着。 果然不出所料，一求他帮忙他就有事儿，她有些恼火地冲听筒发问：“他弟弟呢，他弟弟在家闲呆着，为什么不带老太太看病去？” 对方有点儿不快了，“那我怎么知道，喂喂，你是谁呀？” “算了算了。”她烦躁地挂上电话。 看看时间，离吃晚饭还早。身上有点痒，走前该洗个澡，换换衣服。她回到卧室拿了大毛巾，推开了客厅的门。 “乔叔叔来啦。”她先向客人问候了一下，然后说：“爸，我洗个澡。” “哟，虹虹没去上班呀？”乔叔叔总是这样亲热的口吻。 “她跟厂里请了假，想去北京考考中央歌剧院，她妈妈托人给她联系上的。”爸爸说。 “哎，原来不是说咱们南州歌舞剧院已经要你了吗？”乔叔叔一说话，嘴就张得老大。 “她呀，这山望着那山高。要我说，在厂里当仓库保管员就挺好，仓库管理也是一门专业嘛，搞好了同样可以为国家做出成绩来。” “哈哈哈，”乔叔叔笑了，倒是笑得很爽朗，“现在的年轻人啊，可不像咱们老头子那么容易知足喽，我那两个孩子也是，生活条件那么优越，还老是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心，一天到晚发牢骚，不满意，年轻人嘛，都是这样的。啊，你什么时候去北京啊？” “明天早上走。爸爸。援朝明天有事不能送我，妈叫给何伯伯带的那一包东西，又是酒又是苹果，死沉，我可提不动啊。” “明天，是早上七点一刻那趟直快吗？”乔叔叔又插话，“正好，我明天早上要到车站去接个人，我叫车子往这儿拐一下，把你捎上不就行了吗。” “乔叔叔也去车站？太巧了，谢谢乔叔叔啊。” 两个老头儿继续他们的谈话去了，她穿过爸爸的卧室走进了洗澡间。真讨厌，这房子当初是怎么设计的，洗澡间偏偏设在最里面，洗个澡非得穿过客厅和爸爸的这间大卧室才行，实在不方便。不过从附近工厂里接了热气管道，热水倒是现成的。 她把水调节得比往常热一点儿，站在喷头下，让微烫的热水长久地从肩上淋下来，刚刚跳了半天舞，现在用热水一烫，的确很解乏。 乔叔叔还没走，还在客厅里同爸爸说话，卧室的房门是开着的，说话声能很清楚地传到洗澡间来。 “昨天市公安局那个组的讨论我去听了一下，”乔叔叔的声音就像多声部的乐句一样浑厚明亮，“讨论得还不错。看来今后的公安工作，社会治安是个重头，‘四人帮’时期尽抓反革命了，反革命真成了汪洋大海喽，社会治安没人管，也没个法律可循。等过一阵儿中央公布了法律就好办喽，一律依法办事嘛。法律是白纸黑字呀，我看这些年这么乱，关键是没有法。” “有法也不依嘛。”爸爸的声音小得多。 “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了，萌萌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噢，你今天见到她了？” “是乔真打电话告诉我的。他今天被批准入党了，在四川酒家请几个同学吃饭，还专门请了萌萌。” “入党，怎么还要请客呢？” “咳呀，他们还不是找个借口打打牙祭吗，哈哈哈，年轻人的事，我们老头子不管也罢。” 年轻人的事，哼，乔叔叔到底会说话，可爸爸居然没听出那番弦外之音来，还在一味地发感叹。 “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得了，五十年代的时候，他们这么大的娃娃哪里敢自己去下馆子呀。前两天我去了一次九仙居，一桌一桌的都是些半大的孩子，成群结队地去吃，要一大堆好菜。吃不了扔下就走，‘四人帮’毁了一代青年，真是不得了呀。” 爸爸总是这一套老生常谈，“八旗子弟，不得了呀，”纯属说教。现在年轻人不自己乐呵一点儿，谁给乐呵呀，下了班连玩儿的地方都没有，你瞧咱们国家那个破电影……她关掉水龙头，开始往身上打香皂，澡间里顿时飘溢着一股浓郁的馨香。那个蹲监狱的周志明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小萌一直给他去信，可一字回音也没有收到，真是多情女子薄情郎，现在她上了大学，大概也顾不上想这种事了。乔真固然有浅薄的一面，但总还是个大学生，家庭教育，生活习惯和我们家都是一路子。不知道小萌心里是否属意于他。别看小萌平常温顺老实，其实还真是个倔性子，自己认准了的事儿谁说也不听，自新河之行便是一证。这几年还死抱了个宗旨：同情弱者。同情弱者如今也成了一种时尚，谁倒霉，谁挨整，大家就可怜谁，这也算“文化大革命”乱整人的后遗症，这些年除了几个整人的，几乎没有谁是真正的坏人。整人的遭怨恨，被整的落同情，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不过同情弱者在小萌身上之极端、之绝对，几乎成了她的一大怪癖了。 “老施呀，我走了。啊呀，我那老伴儿说了好几次了，什么时候请你去品尝一下她的拿手菜呀。” “有空儿吧，我去看看她。” 脚步声响动了几下，又站住，“老乔，还有件事，原来市公安局有个叫周志明的，呃——，他的情况你清楚吗？” “周志明……” “‘四人帮’时期给抓起来判了刑的，现在不知道复查了没有。我上次向马树峰问了一下，他说查一查，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 “噢，那个人呐，我记得法院的同志提起过，他不属于在广场事件中错抓的那一批人，所以不在上次释放的范围之内。他好像是犯的……是渎职呀还是包庇坏人呀搞不清，反正是属于刑事犯罪的性质。法院的同志说，上次他们到自新河农场去复查案件，听那儿的一个干部反映，他在抗震救灾期间企图策动犯人越狱暴动，不知道后来查实了没有。这种问题按理是得加刑的。呃——，如果你关心此事，我直接向劳改局问一下。，现在人手紧张得很，冤假错案得一个一个地复查平反，怕几年也弄不完呢。有些人赶着这个风头，明明有错误也闹着要翻案，情况复杂得很呢。” 脚步声又响起来，说话声移出了客厅，消失在走廊里。 热水从头上复又淋下，雪白的香皂沫团在脚下散开，她揩干身子，裹上宽大的线织毛巾，披散着头发走出浴室，回到自己的房间。 立柜上的镜子映出她开始发胖的体形，刚刚浸过热水的脸泛起两片潮红，她揉揉眼睛，不知是浮肿还是已经生了泪囊，眼围的皮肉显得有些富余。真是人未老，色已衰了，将近而立之年还是一事无成。这次去京投考是缠了妈妈一个月的结果。妈妈就恨不得女儿都跟她一样，一辈子碌碌无为，总想把她那个自得其乐的人生观在后辈们身上推而广之，好像女人的本分只是成为男人的助手，帮助男人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妈的知识有限，可在这方面，却能信口举出许多中外名人的例子，她的那副自鸣得意神态，就像爸爸能坐上现在这个职位全是出于她的功劳似的，其实她若不是挂了块市委政法书记爱人的头牌，妻以夫贵，还不是什么都没有吗？她反正是决意不走母亲的路子的。她不想做达尔文的妻子埃玛那种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牺牲在丈夫的事业上，她为什么不能像居里夫人？卢援朝有卢援朝的事业，她有她的事业。如果这次能考上中央歌剧院，就可以再设法把卢援朝也调到北京，丈夫做翻译家，妻子做歌唱家，相得益彰，互不辱没。要是能出国就更好了，上次乔笠领来的那个建国，他女朋友就自费留学走了，现在走的可真不少。妈是连南州也不愿意让她离开的，简直像个封建老地主，恨不得一辈子不出村子，不过也难怪，人上了岁数，当然最怕膝下荒凉的孤独晚景。可自己也得为自己考虑呀，虽说市歌舞剧院已经答应录取了，但倘若可以争取到更好的地位，为什么不呢？国家歌剧院，这在外国可不得了，英国皇家歌剧院的演员一小时挣七十英镑，社会地位极高。现在的事算看透了，过去把成名成家、个人奋斗批得一钱不值，现在又怎么样？还不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三十年，就这么变来变去，把人们都给变聪明了，什么这个那个的，全是虚的，没本事就得被社会淘汰，弱则愈弱，强则愈强，亏了前几年她没犯傻，还学了点儿声乐，要不然，还不就得在仓库窝一辈子！ 天色暗了，妈妈也从医院回来了，就着晚饭吞了一大把红红白白的药片。妇女病、冠心病、腰肌劳损，以前在小破房里住着的时候也没那么多病。他们那个出版社倒是恢复了建制，可她也成了长期病号，索性不上班了。 为了控制体重，晚饭她照例没敢吃太饱，回到房中收拾了一下准备随身带着的东西，不觉有了点儿困意了。 小萌果然没回来吃晚饭，乔真也真肯下功夫，爸爸不知对小萌的事持什么态度，他好像还挺关心那个周志明的，也许是小萌托他问的，也未可知。难道她还在留恋着他吗？这也未免太不实际，退一步讲，就算他是冤假错案，将来平反了回来，可在监狱那种地方染了两年多，还不知道变成了什么德行呢。有时候，环境对人的造就简直是不可抗拒的。他会变得粗野、冷酷、委琐不堪，说不定还学会了偷、骗、流，都是未可知的事，在那种地方，谁也保不住一身清白。可小萌往往想不到这些，在她脑子里，周志明还是那个朴朴实实、漂漂亮亮的形象，真是不实际。 “算了，由她去吧，我也不管那么多了，自己的事还管不过来呢。早点儿睡吧，明天还得早起，乔叔叔不会忘了接我吧？可别误了我的火车。” 这一天正是北方特有的那种秋高气爽的天气。车窗外，天空湛蓝耀眼，初升的太阳把收割后的田野照射得一片灿烂，她的胸臆也格外豁朗起来。 这间软卧包厢里，连她只有两个乘客，一个四十多的男人坐在她的对面，衣冠楚楚的像是个华侨。车一开他就埋头看报纸，一张《人民日报》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 乔叔叔很准时，一早就用车子把她带到了车站，还介绍她认识了这趟列车的列车长。列车长大约有四十岁了，生了一副广东人的高颧骨，听说她是市委政法书记的女儿后，便爽快地把她领进了软卧车厢，安排了一个铺位。 这是她第一次坐进软卧车厢，一种新鲜的舒适感充满心头，她竭力做出一副无所谓的神态，压制着不让这种快感露在脸上，可脑子里却不由生出许多杂乱无章的联想来，思绪无端地跳来跳去，一忽儿想到《红楼梦》里刘姥姥进荣国府，一忽儿想到这一年来随着爸爸政治上的翻身而在她的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变化，一忽儿又想到文革初期，她甩着两条小辫子跟着串联大军挤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浩浩荡荡闯天下……哼哼，那时候坐火车的情形与现在是多么迥然的两样，像她这么大的女孩子，要是不依赖一帮男同学的帮助，几乎就没法从火车的窗口爬上车去。在肮脏的车厢里，所有空间都饱和地利用起来，连行李架上都躺着人，在从北京到上海的那次“远征”中，她和另一个女同学占领了车厢里的厕所，在里面足足松快了两个多小时，任凭人们在外面把门擂得砰砰响。后来每每向别人学说这段“喜剧素材”时，她对自己当时在厕所里那种心安理得的描绘，总能引起听者的捧腹大笑。她望着眼前宽大明亮的车窗，望着车窗两旁垂挂下来的勾针窗帘，望着铺了雪白台布的桌面上那盏考究的台灯，似乎怎么也体会不出当年挤火车时那种浪漫的激情和乐趣来了。她用皮鞋的高跟蹭了蹭地，红色的地毯又厚又软，再也不是那种湿漉漉、黏糊糊的感觉了。那划时代的一切确实都已经过去了，成为一个不堪回首的梦。 “不妨碍您吗，同志？”对面的中年人掏出一根香烟，彬彬有礼地冲她笑着说。 “不不，”她连忙摆摆手，“我不在乎烟，我爸爸就抽得很凶，我熏惯了。”她边说边注意地端详了他一眼。 中年人穿了一身浅色的西装，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档次很高的金丝眼镜，身材魁梧，面容却很斯文。他嘴里轻轻地喷出一股带甜味儿的烟雾，笑容可掬地放下报纸，向她问道： “您是去北京？” “是的。先生也去北京吗？”她还是头一次使用“先生”这一称谓，所以说得有点儿生疏别扭。 “啊啊，”那人点点头，大概是被她的客气影响了，没有再称她同志。 “小姐是南州人吧？在哪个部门工作呀？” “我在南州941厂工作。” “941？啊，是保密工厂吧？”中年人夸张地做出一个神秘的表情。 “咳，什么保密不保密的，就那么回事吧，卫星时代，什么密呀，没密！” “哈哈哈，”中年人笑起来，“小姐说话蛮有意思呀。您这是去出差吗？” “不是，北京的中央歌剧院想收我，叫我去试试嗓子。” “啊，怪不得听您的声音很好听，原来是学过声乐的。” 中年人说话热情而有礼貌，给人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她很快摆脱开拘束，轻松地同他攀谈起来。 “先生是华侨吧？” “不是，我是外籍华人。” “来旅游？” “不，我是里克贸易公司派驻南州市的代表，我姓冯。”中年人从上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递过来，“小姐贵姓？” 她很不习惯地接过名片，“姓施。” 整个一上午都在轻松愉快的闲谈中晃过去了，中年人性格开朗，谈锋很健。谈风景，谈气候，从南州说到维也纳，还谈了音乐，谈了外国的歌剧院和音乐学院，从当代十大女高音到风靡世界的“猫王”和“硬壳虫”乐队，所谈的话题几乎都是她感兴趣的，她的话也因此多起来。 “没想到冯先生对音乐还是个行家。” “噢！那可谈不上，我只是比较喜欢一点儿罢了。施同志什么时候登台演出，我要能赶上机会一定去欣赏。”他不知不觉又称她为同志了。 “看这次考试情况吧，我估计问题不大。”她心神怡然地笑着。中午，一个年轻列车员走进他们的包厢，通知他们现在可以去餐车用餐，小伙子说话的时候，看也不看她，只把脸冲向西服革履的中年人，显然是表示正式的软卧乘客只是他。一股强烈的羞辱感和自卑心胶和在一起从她的灵魂深处冒出来，以前，即便是在当走资派子女的时候，她在精神上也从来没有这样自卑过。 餐车对硬席车厢的午餐供应已经结束了，铺了白塑料布的餐桌被擦得干干净净，又摆上了花瓶和各色水酒。这趟车的软席乘客寥寥无几，所以大部分餐桌都空着。 这是她头一回跟“外国人”一道吃饭，中年人要了一个辣子鸡丁，一个焖大虾，还要了冷盘和酒，菜不多，可两个人吃富富有余。 在她的那帮朋友中，有不少人和外国人有交往。现在交外国朋友也成了时尚，全不像过去那样躲躲闪闪，生怕沾上“洋”字惹是生非了。连过去人们谈虎色变的“海外关系”如今也成了值得四处宣扬的荣耀，甚至成了谈恋爱的价码，别管是什么丑八怪，只要国外有亲戚，立即就会身价百倍，对方也得刮目相看，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连不少干部子弟也纷纷往外国人的圈子里钻营了，乔笠就在南州饭店被外国人请过两次，以后便常在众人面前津津乐道那桌面上的奢费和排场，还有吃西餐的那一套绅士规矩，什么喝汤不能出声响啊，餐刀不能入口啊；骨头不能嚼碎呀，擦嘴要“拭”而不能“抹”啊。过去，她一听到乔笠这类吹嘘就感到厌恶，觉得他很下贱，而现在，当冯先生向她端起斟满暗红色葡萄酒的玻璃杯时，她一下子又觉得乔笠也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了。 旅途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她很愉快。 列车开过了丰台站，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手提包放在了床上。中年人又点起一支烟，半仰着脸专注地听着喇叭里对北京名胜古迹的介绍，听了一会儿，对她问道：“施同志对北京熟吗？” “熟，太熟了，我以前在北京住过很长一阵呢。” “噢，我想求你一件事，不知可以不可以？” 一个下意识的迟疑在她脑子里闪现了一下，但很快就消失了。自从爸爸出来工作以后，她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八杆子打不上的“认识人”来求她帮忙办事了。她早烦透了那一副副讨好的笑脸和殷勤的吹捧。可这会儿，虽然还不清楚对方所求何事，但光凭这个人，她也是乐于出力的。 “那怎么不可以，”她说，“我能办的一定尽力。” “我这次除了办几件公事之外，主要想到北京各处名胜玩玩，可人生地不熟，施同志要有空闲的话，能不能帮我做个向导，我们一起转一转？” “这个呀，没问题，准能叫您满意。”她很快活地答道。 “我在前门饭店下榻，唔——，怎么找你呢？” 她思索了一下，“我住在我爸爸一个老战友家，他家有电话，”她从自己的电话条上撕下一页纸，写上电话号码，又写上自己的名字，递给他，“打这个就行。” “唉，”中年人收起电话来，不无感慨地说：“回到祖国快两个月了，事事都觉得很习惯，就是有一点受不了，没有朋友，太孤单了，想找个说说话的人都难啊。将来你要是一个人出国，准有体会的。”“我还能出国？”她脱口问了这么一句。 “怎么不能，我想准会有机会的。啊，要是到了外面，我可以做你的向导。” “冯先生的夫人也在国外？” “夫人？啊，我们早分开了。”他简短地答着，并未加任何解释。列车徐缓地驶进了北京车站，站台上挤满了接客的人群。她下了车，身体被奔来挤去的人来回撞着，回头望望，紧挨在身后下车的中年人已被拥挤的人流淹没。她的胳膊渐渐吃不住手提包的重量，疼得有点儿发麻了，头上刺痒痒地出了汗，她索性放下手提包，伸手到兜里去摸手绢，摸到的却是一张硬纸片，拿出来一看，原来是冯先生的名片，在车上她只是仓促地晃了一眼，这时不由仔细看起来。 “欧洲里克贸易公司派驻中国南州市办事处代表，冯汉章。”哼，冯先生告诉过她，所谓办事处其实就是他一个人，再下面呢？“地址：南州饭店七一二房间，电话：44071。”名片的另一侧写的是外文，她看不懂，便将它揣回兜里，掏出手绢一边擦汗，一边向左右张望着。 “何伯伯他们家没接到电报吗？这么沉的东西，一大半是给他们带的，也不来接，真讨厌！”她烦躁地用手绢在鼻尖上来回扇着凉风。 “嘿，季虹姐姐！”随着一声尖细的叫喊，她的肩头重重地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一个二十多岁的高个子姑娘站在眼前。 “玲玲！”她惊喜地叫起来，“我一猜就是你来，收到我妈妈的电报了吗？” “没收到我怎么会来？”玲玲是何伯伯的小女儿，像个运动员一样结实，她一把抢过提包，笑哈哈地说：“你什么时候烫的头？真变样儿了，我都不敢认了。” “越变越丑了吧？” “得了，越变越洋了。哈哈哈……”玲玲旁若无人地大笑，她的性格同她粗放的外表倒是极为相似。 她们出了检票口，在车站右侧坐上了二十路公共汽车。汽车转了两个弯，便拐上了宽阔的长安大街，她的心怀也为之一宽。 也许用不了多久，她就会离开那光线暗淡、令人窒息的配件仓库，成为北京国家歌剧院的一名演员，也许，每天上班下班都能在这条世界上最宽最长的大街上往返。她把视线向车窗外伸展出去，坦荡笔直的长安大街仿佛展示着她的广阔未来，歌剧院现代化的排练厅在眼前一跳一跳的——崭新的练功架，巨型的大镜子，那镜子像个宽银幕似的占了一面墙……将来总会有机会上电影的，她最适合那种自唱自演的角色，还有……咳，不用想那么多了，只要进了那个金光闪闪的门槛，凭她的天赋和刻苦，将来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是不难的。对了，还可以出国，作为中央直属表演艺术团体，出国的机会决不会少。重要的是得控制住别再胖下去了，演歌剧不同于独唱，形体和嗓子是一样要紧的……出国，哦，小时候还以为哪儿都没中国好，现在，真他妈想出去看看……他们一般在哪里演出呢？天桥剧场还是民族宫？…… 她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幻想，实际上都是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但幻想并不是坏事，特别是她，现在正是需要幻想的时候，幻想常常会成为奋斗和起飞的动力，人没有幻想就完了。 当然，幻想有时也会被现实击碎。在何伯伯家安顿下来以后，她第二天便按照妈妈给的地址找到了中央歌剧院。这是一座挺大的院子，大门口还有两个解放军战士在站岗，她的心激动得怦怦跳起来。 “到底是国家级剧院，门口还设了岗。”她津津有味地琢磨着，顺着院子里一条弧形的马路来到剧院的楼门前，不由得呆住了。 第七章 那楼是青砖砌成的，因为旧，表面呈现出一层黑色，几乎所有窗户上的油漆都已被风雨侵蚀得斑驳一片，一扇不堪入目的楼门既脏且破，用五合板充作玻璃的门页冲她半咧着大嘴，她全身打了一个哆嗦。 “这是怎么回事，还不如南州市歌剧院体面？”她心神疑惑地走进楼门。一声很漂亮的男高音从顶上传来，在她有些灰冷的心里发生了一点儿兴奋提神的热量，她顺着破烂的楼梯爬上去。 在三楼，她找到了妈妈那个朋友——李阿姨，李阿姨一见到她，脸上就现出吃惊的样子，好像对她的到来毫无精神准备似的。 “你怎么来了，没收到我的信吗？”李阿姨把她领到走廊上，向她问道。 她心里一跳，“什么信？没收到呀，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了？” “今年给剧院的进员指标没有了，我也是才听说的，已经给你妈妈写了信，我还生怕你来呢，结果还真来了，你看这事儿……” 她望着墙不吭声，心绪坏到了极点。 李阿姨想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既然来了，就在北京多玩两天，回头我在剧院里请几个专家给你听听唱，如果他们对你感兴趣的话，也许还有门儿，即便不行，让他们给你指点指点也有好处。你别急，以后这儿总会招人的，现在我们就缺年轻的，哎，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她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留给了李阿姨，离开了这座破破烂烂的大楼，回到何伯伯的家里。第二天，李阿姨果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去了。 “这几个人都挺忙的，今天特意凑起来给你听听嗓子，我好大面子呢。”李阿姨颇为得意地说着，把她领进一间钢琴室。她朝屋子里的几个人看了一眼，除了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子还多少有点儿艺术家的派头外，其他几个简直就像卖酱油的，和她过去想象的风度大相径庭，她情绪不高地把要唱的曲谱递给了钢琴师。 唱了两支曲子，一支是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插曲，一支是法国歌剧《卡门》里米开拉在山洞唱的那段咏叹调。唱完之后，便由那几个人问话，全是些泛泛的问题，学唱多久啦，跟谁学过啦等等，最后，还是那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儿讲了讲她对米开拉那段咏叹调的理解偏差和换声点、装饰音的毛病，不过她好像已经没有心思去听这些了。 走的时候，李阿姨一直送她到院子门口，拍着她的肩膀问：“你什么时候回南州啊，替我问你妈妈好。”这一句话使她立刻明白了昨天那关于“也许还有门儿”的话，也不过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她对李阿姨没有做半点儿感谢的表示，顾左右而言它地说： “这破地方，还用得着设双岗吗？” 李阿姨瞥一眼院门口的岗哨，“这院子是部队的，我们在这儿临时占了一个楼，岗是他们的。” 她撇嘴笑了笑，告辞走了。 一连两天，她门也懒得出，除上了一次王府井之外，整天就是歪在床上，李阿姨来过一次电话，请她去家里玩玩，她敷衍了两句，推辞了。何伯伯一家人见她没精打采的样子，都先后过来说过许多宽解的话，何伯伯的爱人胡阿姨根据她在北京市委搞过一段人事工作的经验，鼓着多肉的嘴巴说：“你妈妈托的那个李阿姨在剧院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看办事可不怎么牢靠。往北京调工作，哪儿那么简单呀，即便剧院收了你，户口怎么办？进户口归公安局管，你是工人，工人调动走劳动局这条系统，可演员是按干部管理的，干部调动走人事局这条系统，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一套政策条条，说不定在哪儿就把你卡住了，可不那么好调呢。要我看，你还不如先去南州歌剧院呢，再说那儿上台锻炼的机会也比这儿多，这儿都是些名家，难得轮上你的角色。” 胡阿姨的初衷是想往宽处劝导她，而她的心情却反而更加阴沉恶毒起来，心里骂着，“真他妈没治，什么户口啊指标啊，就咱们国家这一套?唆！” 星期天，她仍旧没有心思去转转，但情绪多少平静了一些。这也怪自己过去的幻想太多了，在幻想中生活的人是不容易知足的。也罢，就先设法把去南州歌剧院这件事办成吧，她的嗓子在那儿是够得上中上等水平的，比起“凤尾”来，“鸡头”也许更多一些优越的地方呢。 晚上，跟何伯伯一家人吃过晚饭，就坐下来看电视，新闻联播刚刚结束，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玲玲摘下听筒，大嗓门喂喂两声，把听筒冲她一伸： “找你的。” “又是歌剧院那个姓李的吧。”她坐在椅子里没动窝。 “不是她，是个男的，有点儿口音。” “男的？”她疑惑地站起来，接过电话，一个似熟不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喂，是施同志吗，你不记得我了吧？” “你？……噢，冯先生！” “你忘记了你还向我许过愿呢！” 冯先生亲近爽利的声音使她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声音也明亮起来： “您的公事办完了？是吗，什么，我？我什么时候都有空儿，明天？行！” 第二天一早，冯先生如约乘了一辆“小丰田”把她接走了，他们上午爬了红叶正浓的香山，下午逛了秋爽宜人的颐和园，晚饭是在“听鹂馆”里吃的。她看得出来，冯先生并不很有钱，要的都是些一般的菜，不像邻桌几个欧洲人那么挥霍。但冯先生很高兴，一天里爬山、荡桨、照相，玩兴极浓。她虽然和他相差了十来岁，但发觉和他的交往并非一件难事，冯先生开朗大方、文化程度又高，所以和人相处显得洒脱融洽。她觉得这一天是真够轻松愉快的…… 在“听鹂馆”吃饭的时候，意料之中的问话来了。 “你考试怎么样，还顺利吗？” “别提了，”她挥挥手，“剧院没有分到进员的指标，就是当代十大女高音来了，也照样不能收。” “噢，”他做出一个惋惜的表情，呷了口酒，又说：“这种事，要是在国外就好办多了，一切凭本事，像你这样一副好嗓子，走到哪里都不愁吃饭的，你能唱出钱来，唱出一切来，当然，国外也有国外的不好……资本主义嘛。” 从颐和园出来，天已经擦黑了，冯先生余兴未尽，建议到民族宫去跳跳舞，她谢绝了。一来因为太累，二来是这几天在何伯伯家里灌了一耳朵关于跟外国人去民族宫跳舞的女人如何如何败坏的话。她想了一下，说：“我想回去了，明天还要早起去排队买火车票呢。” “你要回南州了吗，太巧了，我过两天也要回去，我们又能同路了。” “我最迟后天就得走，我是请了假出来的。” “后天？好，我帮你买车票，我在饭店里订票很方便。” “那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送去？” “你太客气了，我还付得起这点小小的盘缠。” “不不，实在不好意思又叫您破费。” “我们是朋友了嘛，你这样认真，是不是要我向你付今天的向导费呢？噢，我明白了，现在国内的人是不是还害怕和外国人接触？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当然不勉强，我不愿给朋友带来麻烦。” “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您想到哪儿去了，如果您高兴，我当然很希望有您这样一个谈得来的朋友，真的。” “谢谢，你知道吗，我最怕一个人坐火车，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个寂寞，这下好了，我们可以一路聊回南州去。”在颐和园门前停车场的路灯下，冯先生心满意足地笑了。“好，现在我送你回家。” 马树峰是七六年的十一月离开自新河的。一年多的光阴在匆忙中一闪而过，当他重又踏上自新河坚硬的土地时，真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他现在住的场部招待所的这栋讲究的小楼，正是过去甘向前和公安部调查组的“行馆”，他当时还以第八副场长的身份，陪调查组去过砖厂呢。多快，一晃两年了。 几乎是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第二天起，他在农场的简陋宿舍就开始门庭若市了，甚至连那个平时从不和他说话的农场第一把手陈政委，见了面也躬身含笑，带着几分敬意。在这个偏处一隅的劳改农场里，改朝换代的气氛和枯荣交替的速度，甚至比大城市还要来得快。马树峰本来是下决心留在农场好好搞一阵的，他毕竟已经了解了这块土地，对它有了感情。所以，在新上任的市委政法书记施万云突然从南州市打来长途电话要他回去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动身启程，总觉得该把这儿的工作做个交待，或者等大方面的形势有个着落再走才好。直到从北京调来的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亲自来电催促，他才不得不抛开一切事务，连行李也没有打，只身回到南州市来了。 刚回来的那阵子，他，还有准备担任市委政法部长的乔仰山，先是以工作组的身份参加了市公安局党委常委的工作。因为当时李直一和施万云对甘向前的底细不清楚，开始还是指定甘在常委内牵头，所以，头两月局里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甘向前在公安局经营了十年，只要他这棵大树不倒，下面的猢狲也就绝不会散。别的不说，光是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就非常掣肘。比如他马树峰前面刚在局政治部讲了，凡属在十一广场事件中立功受奖而提拔起来的干部，一律暂回原职的话，甘向前后面接着就在大会上宣布：十一广场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性质一样，是中央定的性，立功的照样使用，受奖的照样光荣！针锋相对的态势，越来越表面化。难怪局机关大楼里有一张大字报的题目上赫然写了“甘向前到底是‘牵头’还是‘钳头’”这样几个字，很是辛辣。他也曾抱着一线希望，以不念旧恶、不计前嫌的态度找甘向前谈过，结果不行，一谈就崩！ “我当然是有意见的！”甘向前很激动，“平反工作不能翻烧饼，不能对过去的结论一概否定嘛。别的不提，我只举一个例子，据说连周志明的案子有人都想翻，这成什么了？不要说徐邦呈脱逃的疑案未了，难道连他销毁证据的事也要一风吹吗？再说他在地震期间还有策动犯人越狱的新科，又该怎么说？” 对于311案的失败，公安部调查组兴师动众而来，不了了之而去，马树峰是早就打算重新调查的，只因始终大事缠身，一时尚不能顾到此处；对于周志明销毁证据的案子，他倒没有什么新解。这些年的事情，真伪杂陈，乱七八糟，没有第一手材料他一概不表态。而且市里后来对复查平反工作又做了新的分工，公安局只搞未决犯，投入劳改的已决犯统统归检察和法院系统甄别，他也就把这事搁在一边了。这次回自新河的路上他还想着，不知道这个周志明是不是还在这地方。 很早就想回自新河看看了，但是自从他被正式任命为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以后，要想躲开自己那间办公室，是绝没有可能的。直到现在，甘向前撤职审查，局里的形势完全明朗，各业务处的班子也基本上配齐，一切都朝好的方向起步了，他的这个愿望才算实现。昨天晚上下了班，他只随身带了个秘书，轻装简从，孤车一乘，直奔自新河来了。 一路颠簸，夜里十二点到了场部。不知是谁先往这儿打了电话，场长、副场长，一溜七八个，迎候如仪，前呼后拥地把他送进了招待所的小楼。这使他十分扫兴，本来盼望着体会的那点旧地重游的亲切感，全被这种官场的繁文缛节淹没掉了，可惜。 今天一大早，他没等有人来拜就离开招待所，先到场长办公室来了，场长也是个刚复职不久的老家伙，一见面就发牢骚，——劳改局迟迟不给场里派新政委，搞得现在生产、管教、震灾后的基建，还有揭批查运动、搭配各分场的班子、落实党的改造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还有生活，全场一万多干部、职工、家属和犯人的吃喝拉撒睡，事事都得他这个当场长的躬亲主持，吃不消！马树峰听着，也只能心里叹气，“你叫我怎么办？”他说：“抓紧找年轻的，接班！” 这真是个要紧的事，局常委的班子几乎快成敬老院了；下面这些干部也是青黄不接。找什么样的人来接班，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合格的公安人员，这是他近来时时盘桓于心头的问题。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的当然不行，唯唯诺诺，难得糊涂的也同样不行，一定得要那种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来接公安事业的班，要真正有责任感的人！这些年叫“四人帮”搞的公安人员的责任感都到哪儿去了？像那个本来并不复杂的311案件，为什么叫一个外行加极左的甘向前就给活活搞砸了？那些当处长的、当科长的、当侦查员的，你们可不是外行，为什么不敢坚持原则，据理力谏呢？ 一想到这些，马树峰心里就沉甸甸的，话自然也就说得少了。场长告诉他，上午机修厂要开先进工作者授奖大会，估计很热闹，建议他去看看，他同意了。 正要出门，狱政科长来了，看见他，很恭敬地垂手说道：“哟，是马局长，您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刚来。你找我？” “不，我找场长。市委政法部刚才来了一个长途电话，问砖厂犯人企图越狱那个案子的情况。” 场长挥了一下手，说：“你们各司其职，不要事事都找我。” “他们电话里说，是政法部领导要问的，要我们尽快报个材料到政法部去。还说，如果周志明挑动犯人鼓噪的问题属实的话，也要尽快把处分意见报到检察院去，还叫咱们先提个加刑期的意见供法院参考。” 毕竟是政法部领导亲自垂询，场长不得不郑重其事了，“下面不是报过材料吗，实不实？” “我看没问题，我们科的常松铭原来就是砖厂的文书，这件事的始末经过他都清楚，材料里还有他的一份证明呢。至于周志明本人的口供……砖厂领导是找他谈过的，他态度极坏。据砖厂老于反映，这个人自从入监以来，反改造情绪就很大，一直不认罪。虽说口供是证据之王吗，可他拒不承供难道就不处理了吗？” 场长还没答话，马树峰插问道：“是砖厂那个周志明？” “就是他。”狱政科长转过脸来，“对了，马局长知道这个人，七六年公安部还来人查过他的事嘛。” 马树峰奇怪了，“地震期间的事儿，怎么拖到现在才加刑？” 狱政科长解释说：“因为那事出了没几天，就赶上主席逝世，然后又是粉碎‘四人帮’，所以一直没腾出工夫来办。” 马树峰皱起眉毛，说：“快两年了，说不定犯人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有错儿的时候不及时加刑，等到他变好了，又补算旧账，这对改造工作是很不利的，以后可不能这么拖拉了。” “就是就是，我们准备在以后的管教工作会议上专门研究一下。不光影响犯人的改造情绪啊，有时候连法律上规定的追诉时效也给耽误了。那么，您看这个案子还报不报了？”狱政科长小心地问了一句。 “情况查实当然要报，不过不要提什么参考意见，该多长刑期，由法院去判。” 狱政科长喏喏连声地走了。他和场长乘一辆美国造的库莱斯汽车去机修厂。这种老牌子汽车在南州市的大街上早就绝迹了，跑起来连吼带喘的，很吃力。借着路上同车的机会，场长叨叨不停地向他讲着场里的事情，可他此时却没有一点心思去听，直把目光飘向车外。 车子老掉牙了，柏油马路却是新铺的；路边栽了许多小树，细细的树干被草绳裹着，更给人一种弱不胜寒的感觉。老车，新路，小树，真的，今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小树很可能会冻坏的。马树峰想着想着，忍不住打断身边那位场长的长篇大论，问道： “你见过周志明吗？” “谁？”也许是他的问话离题万里，场长愣了一下，半天才说：“啊，听说过。对了，去年场里统一调整了一批犯人，周志明正好调到机修厂了，你要感兴趣，今天可以把他找来。” “啊。”他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 机修厂离场部不过十来里地，一会儿就到了。因为是粉碎“四人帮”后头一次评选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大家都有个新鲜劲儿，所以授奖会确实开得很热闹，领导讲话，代表发言，披红挂彩地发了奖，最后还演了节目。马树峰的不速而至，更带来一种近乎过节般的气氛。 散了会，机修厂的厂长和教导员把他们请到厂部一间办公室里落座。虽然是地震后才盖起的简易房，但屋里既干净又温和，一只深青色的水壶坐在炉子上，噗噗地喷着白气，十分悦耳。他先问了问厂里的生产情况，接下去，话题就移到管教工作上来了。 “犯人最近思想还稳定吗？” “还好吧。”教导员和厂长对视一眼，说：“前两天开了春训动员会，回去以后犯人们都在班组会上表了态，整个儿情绪还不错。这两天除了修理车间的周志明之外，没有发生不服管理的现象。” 又是周志明！马树峰倒真的感兴趣了，问：“周志明为什么不服管理。” “谁知道，可能因为不干活儿，我是听李副教导员说的。这个犯人是去年才从砖厂调整来的，在砖厂是第一号反改造尖子。”教导员说着，脸上略露得意之色，“结果到了我们这儿一直表现不错，最近还评上了修理车间的改造标兵。不知道昨天怎么又跟李副教导员吵起来了。” 场长插嘴说：“犯人嘛，思想允许有反复。” 马树峰看看表，还早，于是说：“你们把周志明领来，我和他谈谈。先把他的队长找来也行。” 没一会儿，教导员领了一个干部回来，进屋介绍给他。这个人叫丁广杰，过去也在砖厂当队长，去年带着砖厂的十几个犯人一块调过来的。 丁广杰很拘谨地坐下来，马树峰先漫无边际地问道：“周志明现在在队里表现怎么样？” 丁广杰点一下头，“不错。” 教导员问道：“前天不是跟李副教导员吵起来了，到底为什么？我看老李气得够呛。” “就为新起的那栋简易房，前天把墙抹完天就黑了，灰浆也用完了，可李副教导员的家属在招待所大房子里已经住了快一个星期，想早点儿把这间房子弄利索了住进去，所以就叫周志明再拌点儿灰把屋里的炉子砌上。周志明开始也没说不干，土也围上了，水也打来了，后来李副教导员有两句话他不爱听了。” “什么话？”马树峰说。 “李副教导员说：‘你们这号人，就是缺乏劳动才滋长了好逸恶劳的剥削阶级思想，走上犯罪道路的，现在让你多干一点儿，也是让你多去去毒、赎赎罪。’这话是难听点儿，可也没什么不对呀。好，他小子犯犟了，铁锹一扔不干了。” 机修厂长插了一句，“这人我不熟，可我看他干活儿还可以嘛，修理车间几次表扬犯人的名单里都有他。大概就是脾气大。” 丁广杰说：“脾气也不是大，这人其实说起来还是个弱性子，胆子也不大，干活也肯下力气，蔫蔫的还挺爱学习。就是有一条，你不能老说他犯罪不犯罪的，你一说，就顶你，当了犯人还这么大自尊心，我真是头回见。” 场长点着头说：“说来说去，关键是个认罪服判的态度没端正的问题，这次春训，你们厂里可以重点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马树峰却沉思了一下，抬眼说：“李副教导员的那个话嘛，倒也可以不说，刺激人的语言对犯人转变思想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他停了一下，又问丁广杰道：“他对自己在砖厂策动犯人暴动的事，没有一点担心加刑的想法吗？” “噢，那件事呀，”丁广杰却反问道：“怎么，查清是他了吗？当时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现在查出结果了？” “也用不着怎么查嘛，当时砖厂的文书亲眼看见他在挑动犯人冲出去嘛。” “您是说常松铭吗？”丁广杰皱起眉头，“他怎么看见了？他光听见声儿不对就跑回来了，这事后来我们几个队长还议论过他哪。是他自己说看见的吗？” “他写了正式材料的。” “那他是瞎扯！” “你怎么知道他没看见呢？”马树峰心里一动，怀疑地问。 “没错。”丁广杰的口气是不容置疑的，“那天犯人们都到窑上收拾场地去了，就留下他们六班在监区里清理砖头碎瓦，我本来在监区院里，后来尤厂长叫我到厂部的防震棚里谈话，常松铭也在那儿，还跟我们一块说了会儿话呢，后来他说要去监区看看，就走了。走了大概顶多两分钟吧，噔噔又跑回来了，脸都白了，一进来就嚷：‘不好，院里要放羊。’意思就是犯人要跑。我们出门一听，果不其然，监区那边一片吵吵嚷嚷的。尤厂长问常松铭怎么回事，常松铭说不知道，还那儿瞎分析哪，说可千万别是集体越狱吧。他这一说尤厂长也急了，赶快叫我骑上三轮‘小东风’到附近的五分场去叫警卫部队，又叫常松铭赶快把在家的干部、工人叫出来围监区，连家属学生都绰着棍子出来了。不过当时的确是够吓人的，因为正赶上刚刚传达市委领导的指示，要防止犯人暴动、逃跑，大伙的神经都特别敏感，一听到犯人在院里叫唤，连我都以为是闹起事来了，所以当时尤厂长尽管没闹清楚情况就采取了措施，也还是应当的，你想想，监区的围墙震倒了差不多一半，那些天连电话也不通，干部有不少都到窑上去了，警卫部队又不在跟前，犯人一炸窝跑出来，你还不干没辙？那时候南州街上还都住着人，连北京、天津的人都还睡在街上，这帮人要是跑出来，那还不满处偷呵抢呵祸害去！不过……”丁广杰想了想接着说：“不过关键还是里面没闹起来，犯人里主意也不统一，有人想跑，有人还不想跑呢，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嘛。要是他们没矛盾，一哄跑出来，你措施再快也白搭，警卫部队离了十几里地，干部职工得挨家现喊，砖厂又没配备武器，连尤厂长还是现从堆在门口的救灾物资中拣了两把大铁勺才算没空手，要真跟犯人玩命我看也不是个儿，犯人一个个身强力壮的，手里头都是铁锹铁镐，你打得过呀？” 场长点头说：“这倒也是。” 马树峰笑了一下，“你说了半天，其实并没有回答出我的问题来，我是问你怎么能肯定常松铭没看见监区的情况啊。” “肯定肯定，”丁广杰挺着脖子说，“从厂部那间防震棚到监区起码要走四分钟，常松铭刚出门就折回来，说富余点儿也不过两分钟，靠厂部这面的院墙又没倒，他往哪儿看去？根本看不见。背着小常咱也不好乱议论他，他这人，写个材料什么的还挺快，要说这胆子，还真小了点儿，不过作为一个劳改干部，明明听见里面吵吵嚷嚷的要闹事，不赶快进去压住，反而往后跑，生怕一个人进去让暴动的犯人给砸里头，这可是有点儿……怎么说呢？” 马树峰陷入沉思，丁广杰后来又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听清，直到丁广杰走了，他才沉着脸对屋里几位农场的干部说： “把周志明叫来吧，我单独同他谈谈。你们有事忙你们的，不用陪着。” 场长和两个机修厂的领导说要谈谈财务方面的事，到隔壁的房子里去了。很快，周志明被人带来了。 也许别人会奇怪，他以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百忙之身，怎么会有兴趣和闲暇来管一个普通犯人的问题。其实，他并不想知道周志明是如何顶撞干部的，甚至也并不关心那场鼓噪闹事的前因后果，这些问题，下面的同志自会搞清楚，当然用不着他来越俎代庖。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公安干部——犯人、反改造尖子——改造标兵，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物，也许他的历史能给人某种启发，某种经验吧，马树峰心里这么想着。 犯人还是那么一张稚气未脱的脸，比上次胖了点儿，气色也不错。进门时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进来后就安静地靠在门边的墙上。马树峰说了句： “你坐吧。” 小伙子两腿一屈，身子溜着墙，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诧异地愣住了，指着桌前的一把椅子，说：“坐这儿来。” 犯人迟疑了一下，站起身，在椅子上坐下来。 “平常干部找你谈话，你也是往地上坐吗？” “不，是叫蹲着。” 年轻人穿了身过于肥大的黑棉袄，腰间还很好笑地扎着根粗草绳，显得土气而臃肿。马树峰打量着他，口气随便地问道：“这棉袄是特号的吧？” “嗯。”犯人仍旧垂着头，喉咙里咕噜了一声。 马树峰先拣最近的事问：“前两天，为什么跟干部顶撞啊？” “因为砌炉子。”犯人还是简短地说。 “你等于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是问为什么同干部顶撞？” “因为我没砌。”回答照旧是简短的。 “为什么不砌？让你劳动是害你吗？” 犯人不说话。 “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 “劳改农场。”犯人咕噜了一句。 “劳改农场是干什么的？” “改造罪犯的。” “改造罪犯的途径是什么？” 犯人又不说话了。 搞审讯，马树峰当然是驾轻就熟的。像刚才这种逻辑式提问，就是旨在让犯人自己驳倒自己的一种方法。显然，犯人已经察觉了他的用意，眨着眼睛不答腔了。他笑笑，把结论摆了出来。 “是劳动嘛。劳动是改造罪犯剥削阶级思想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劳动，罪犯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当然，还要进行思想教育。所以，干部叫你加班砌炉子，对你进行教育的那些话，原则是对的，你加以顶撞就不大合理了，你说对不对？” 他本来以为在这番道理下，犯人必然会无言以对，没想到他竟开口反驳起来。 “照您的说法，只要参加劳动就能改恶从善了？那为什么有些犯人，比如砖厂的田保善那种人，坐了二三十年的牢，干了二三十年的活儿，到现在还是个坏蛋？照李教导员的说法，好像犯罪就是缺乏劳动，那些农村来的犯人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在家天天干活儿，为什么还要好逸恶劳去偷去抢呢？” 马树峰张了张嘴，竟一时语塞，他打量了一下犯人那副认真的表情，反问道：“你是觉得劳动不劳动无所谓，所以才不砌炉子吗？” “不，”小伙子低下头去，“我觉得我用不着拿干活儿来赎罪。” 马树峰的口气变得严肃异常，一字一板地说：“你干活不是为了赎罪，不论你还是其他犯人，干活是为了使你们做一个劳动者。你们应当和社会上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公民一样自食其力，而不靠别人来养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也包括我，都有义务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财富，难道这也不对吗？” 小伙子愣了半晌，头一点，说：“您要这么讲，那让我干多少活我也愿意。” “你进来多长时间了？” “快两年了。” “时间也不短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端正认罪态度啊？” 犯人回避开他的注视，低头不语。 “我看你脑子挺灵的嘛，过去在公安局也干了几年，难道不知道销毁证据、包庇坏人是犯罪行为？” 犯人不服气地抬起眼，“现在您还认为悼念周总理的人是坏人吗？” 马树峰一下子愣住了，“你是因为广场事件抓进来的？” “是，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是什么意思？” “我是按刑事犯罪判的，可实际上和广场事件是一回事。” 马树峰脸上很快冷淡下来。没有第一手材料的事，他绝不贸然露出一点带倾向性的表情，只是冷冷地问：“既然你不承认自己有罪，为什么在地震期间还要挑动犯人闹事？” “地震期间？”年轻人惊讶地瞪圆了眼睛，“谁说的！那次是田保善他们要跑，怎么是我挑动闹事？” “田保善是什么人？” “砖厂的杂务。” “你详细说。” “那时候不是经常有小余震吗，”小伙子圆圆的眼睛很认真地瞪着，说：“犯人中间不知怎么传开了一个谣言，说自新河这儿要发生陆沉式地震，过不多久就是汪洋大海了，还说五百里滇池就是这么一眨眼出来的，反正是有根有据的。犯人们孤陋寡闻，再加上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地震，全有点儿震怕了，所以说什么都信，搞得人心惶惶，田保善是最害怕的一个。那天大多数人都到窑上去了，家里就留我们一个班，旁边又没干部，他说现在不跑就跑不成了，过这村没这店，先跑出去活命是真的。他们一人绰了把大铁锹就往破墙那边跑，我拦住他们，他们就说要劈了我，我也不怕他们，我手里也有铁锹，我也不跟他们讲大道理，单讲实在的。我说你们不要命啦，现在是抗震救灾，非常时期，这时候捣乱有什么好下场，他田保善坐了二十多年牢，腻了，想出去新鲜新鲜，他本来就是个无期徒刑，抓回来也定不了死罪，你们干吗陪着，再说四周都是警卫部队，你往哪儿跑？那五百里滇池水真是一眨眼冒出来的，你就是跑一个星期还不是照样淹里头。我这么一说，其他犯人就都犹豫了，田保善一个人还冲我乱喊，我也冲他喊，我嗓门比他大，我说田保善你敢跑我就敢劈了你！反正我横着比他长，竖着比他高，他不怵也不行，后来干部们冲进来了，叫我们都回棚子里去……” 马树峰打断他，“这些情况你后来没跟干部谈吗？” “于教导员找我谈过一次，非说是我要挑动犯人越狱，说院子外面就听见我嚷嚷得凶了，不让我讲话，还要关我反省号，其实反省号塌了，防震棚又不舍得让我住单间。后来我自己把当时的经过写了一份材料……” “你当时就写了材料？”马树峰心中一跳，“交给谁了？” “就交给教导员了，后来就是毛主席逝世，然后是粉碎‘四人帮’，再后来我就调到机修厂来了，这事就搁了。再早我还写过一份材料，田保善在监舍里私设公堂，把一个犯人的胳膊捆残了，这人现在也在机修厂，当时那份材料也交给教导员了。”小伙子停了一下，像是早就料到了似的，接着说：“我就知道他不会给我往上转的，可我过去也是干公安的，我们自己的监狱里还有这种黑暗的现象，我就是看不下去，就算我也是个犯人吧，也应该把这些事反映给干部呀。” 马树峰的胸口热了，他忍不住想去握对方的手，周志明是一个犯人，一个当了犯人的公安人员居然还保持着这样的责任心！……不不，没有第一手材料不要表态，也许一切都不是真的……啊！哪怕仅仅有一点是真的，对一个犯人来说，也是可贵的。 场长推门进来了，马树峰让犯人出去。年轻犯人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那是光芒闪闪的一眼。马树峰按捺不住激动，放大声音说： “你放心吧，事情会查清的！” 是的，他的确不能平静了，周志明难道是坐了冤狱吗？不，如果是，他为什么一直不申诉？ 等犯人走出去，场长才笑着问：“是不是挺刺儿头？”见马树峰站起来穿大衣，忙又说：“我已经告诉他们呆会儿把饭给咱们送到这儿来，这儿暖和。” 然而马树峰仍然系上大衣的扣子，口气坚决地说：“你赶快给场部狱政科打个电话，叫他们科长下了班先别走，叫那个常松铭也别走，我们马上回去！” 拉开房门，春天的劲风在他的胸前用力撞了一下，他回过身来，又说：“另外，以后咱们干部和犯人谈话，给他一个凳子，别让他们再蹲着了，人格上一律平等！” 起床的哨音从半空中猛地劈下来，似乎比往日更突然、更尖锐。周志明一骨碌爬起来，刚刚惊醒的意识被一阵急促的心跳敲击着。入监快两年了，他始终没能习惯这种把人从睡梦中扯起来的短促而尖厉的哨子。哨音停止了，满屋子响起了紧张杂乱的穿衣叠被声，他也飞快地将衣服胡乱穿上，又跪在铺上整理好枕头和被子，当手伸到枕头下面的时候，他无意中触到了那几本边缘已被磨得发软的书，心头突然被一种难以名状的眷念占据了。 唉，他走了。这几本书的另一位主人杜卫东昨天刑满回南州去了。 从那次被捆伤以后，杜卫东住了五个多月的医院，他的右臂骨头扭伤，部分肌肉坏死萎缩，一条粗壮的胳膊细成了一根麻秆，直到出院后才逐渐生出新肉来。他们转调到机修厂以后，恰巧又分在一个班里，同住一个号子，同在二车间干活。二车间主要是杂活修理，杜卫东分到木工组，他呢，因为过去在处里学过开汽车，虽然连“本子”也没有，但对汽车构造原理方面的知识多少有点儿基础，所以就被分到了汽车修理组。 杜卫东自打出院以后便和他异常亲近起来，拼命在他面前表示着殷勤和服从，以表达对他的感激。特别是刚出院那会儿，连吃饭都一改以往狼吞虎咽的习惯，故意细嚼慢咽，为了等他先吃完，好把自己装作吃不了的窝头掰下半个来送给他。对杜卫东这类认真而又笨拙的心计，他是洞悉的，却也没有点破，免得让他尴尬。直到后来杜卫东竟要天天给他打洗脸水，他才受用不了了，笑着对他说：“你别再打了，我可不是田保善。”杜卫东做出一脸不屑的表情，“田保善什么玩意儿呀，你别提他，一提他我就犯堵，要是我还在砖厂的话也不伺候他了。” 他笑笑，不去接他的话，因为他总觉得在自己和杜卫东之间很难建立更多的共同语言。他是一个小偷，和卞平甲截然不同。卞平甲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就平反出了狱，被他原来的单位——市第二医院派人颇为隆重地接回去了。卞平甲乍一走，他觉得很孤单，便也时常跟杜卫东找些话来闲扯，但真正和他交心贴腑地亲近起来，还是他们在伙房帮厨时的那次交谈以后。 那是去年冬天一个阳光充足的上午，他们俩被派去给伙房的菜窖晾菜。两个人一通猛干，不到两个小时便把一窖大白菜全部搬出来，摊晾在一片空地上。杜卫东抹了把汗，说了句：“歇会儿。”便歪在一个破草垫子上了。 他也找了个空菜筐，反扣着坐在上面。这天没有一丝风，头顶上的太阳暖烘烘的照得人周身舒坦，他看了一眼懒洋洋地躺在草垫子上的杜卫东，随口问道：“你的胳膊还疼吗？刚刚好，干活别太猛了。” 杜卫东若有所思地冲太阳半眯着眼睛，含糊地摇摇头，过一会儿，突然撑起半个身子，望着他，脸色有点发红，吃吃地说道：“我一直想跟你说呢。你知道吗，那天，那天我直想自杀。” “哪天？”他没料到杜卫东会扯出这么一个古怪的话题。 “就是我进医院的那天早晨，我真不想活了。” “你当时疼得那么厉害吗？” “不是，”杜卫东一摆脑袋，“跟疼没关系。” “那为什么？” “为了，你，你……”他扭捏半天说不成句。 “为了我？” “你给我穿衣服，提裤子，还给我擦屁股，喂我，我……” “哈，”他笑了，“你到现在还不好意思哪？” “不是不是，”杜卫东有点儿急，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是不好意思，我是说我自己，我没脸，不是人，我……在你面前我真不是个人！” 他茫然望着杜卫东那张态度真诚的脸，说：“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杜卫东坐起来，脸更加红，“跟你说心里话吧。在医院里头，我老想你，做梦梦见你，你别笑，真的，我这一辈子，爹死娘嫁人，没一个亲人，那时候我真忍不住想叫你一声亲哥哥，我真是这么想的，知道你不信。” 他忍俊不禁，“我比你还小两岁呢。叫我哥哥，就为了给你穿衣服喂饭吗？” “不是，不光是这件事。你一来我就看出你跟我们这帮人不一路，你身上有那么股子劲儿，我也说不清楚，反正能感觉出来。” 他有点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想用玩笑的语气来冲淡这种一本正经的气氛，说道：“那你当初还在窑上整我。” “那是田保善叫整的，况且这也是规矩呀，新犯人一来，就得给他叠被子，打脸水、挤牙膏、洗衣服，连他妈挠痒痒都得伺候着，这些规矩他倒没敢跟你身上用，他其实也怵你，不然也不会这么凶整。像我，刚来那阵儿这些下贱活儿都干过，我说我服你们还不成吗。我他妈这辈子就没碰上什么好人，我们原来那帮哥们儿也不灵，有钱聚在一块儿，没钱，一哄而散，什么哥们义气呀，连我都是光喊不信，我在那里头就算是老实的了，你在十一广场抓住我那次，才是我第二回偷东西，不像他们，坏都坏出花儿来了。” “我抓了你，你还恨我吗？” “原来有点儿，现在不恨了。说实在的，我原来根本就没打算改，砖厂那地方不像机修厂，你想改也没法改。我本来想这辈子还不就这样，等出去了，见着我们那帮哥们儿，好歹也游过自新河了，这资格在他们中间白震，他们顶大也就见识过分局的拘留所。后来你来了，我整你是整你，可心里是佩服你，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真心佩服过别人，我心里头很想也能做你这么样一个人，犯人是犯人，犯人中也有大丈夫，也有臭大粪，我就是臭大粪，我这还是头一次看不起自己，真是的，活了二十多年了，偷东西、瞎混，欺软怕硬，什么也不会，真活着没劲，还不如死了呢！” 他在杜卫东这番发自肺腑的倾吐面前沉默了，他开始明白周围的这些犯人是不应简单地一律冷眼相对的。他们许多人是可以重新塑造的，杜卫东不是已经感觉到自己过去生活的无味，在开始追求新的人生了吗？他不应该厌恶他、疏远他，这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那就是要在这些犯人当中起一点儿作用，帮助他们，影响他们，让他们变好！ 从那天以后，他们就亲近起来了。他愿意倾听杜卫东的衷曲，也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他不由又想起那个仪态威严的老局长和他谈到的改造罪犯的途径问题，他当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那么冒冒失失地反驳了这位公安工作的专家，也许会给这老头儿留下一个没理乱搅的坏印象。那些天他翻来覆去地想了多遍，马局长的道理是对的，强迫劳动的确是促使罪犯转变的第一关，但他还想，除了这一关还需要什么呢？他在公安局七八年，还从来没有学习过一点儿劳改学，他无法从理论上说出改造犯人除了劳动和上政治思想课之外还需要什么，但是这段囚犯生活的切身体会却使他从自己感触最深的那个角度上抽出一个道理来，那就是环境，他觉得把一个罪犯变过来，环境是最重要的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杜卫东难道天生是犯罪的坯子吗？不，是他周围的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那帮包围在他身边的“哥们儿”把他熏坏了，使他养成了恶习。而要去掉这身恶习，就不是一言一语、一朝一夕的过程，还得靠环境，靠一个正气旺盛的长期环境。在一个好的集体中生活几年，才会在耳濡目染的演化下成为一个好人。他觉得一个劳改单位改造工作的成效，就看管教人员能否在犯人中建立这样一个环境了。在砖厂，就是再劳动，各种政治教育课上得再多，也不能把人变恶为善。 在和杜卫东的一次次闲谈中，他又发现，没有文化也是造成青年人野性和蒙昧的一条重要原因，杂草只有在荒芜的土地上才能泛滥成势，像杜卫东这些人，脑子里太空了。想到这点，周志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知识领域也是那么窄狭、空泛、肤浅和零碎，由于在监狱这两年没有读过什么书，思维仿佛都已经开始衰退了似的。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坐在杜卫东身边，突然异想天开地对他说：“咱们以后没事的时候，学学文化怎么样？” “学文化？”仿佛文化这两个字眼很生分似的，杜卫东茫然不解地反问了一句，“学什么？” “学什么都成啊，语文、历史、数学，脑子里多装点儿东西没坏处。” “咳，”杜卫东的反应是冷淡的，“咱们这么大个子了，还跟小学生似的，学哪门子语文、算术哇！” “你那么大个子，你都懂了吗？我考考你怎么样？” “考什么？你不能太难了。” “不难，我出一般的题，常识性的，怎么样？” “常识？行。” 他想了一下，问，“咱们中国最高的山峰叫什么，这是地理常识。”他特别又补白了这么一句。 杜卫东干眨了两下眼睛，半天才犹犹豫豫地答道：“……孙中山。” “噗！”他差点儿没把饭都喷出来，“孙中山是山哪？不懂别瞎说呀，最高山峰是珠穆朗玛峰嘛。” “地理咱以前又没学过，”杜卫东分辩着，“你考别的。” “好，再考你一个历史常识，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是谁？不过这个太简单了。” “嘁！”杜卫东一脸不屑，“这我还不知道？” “是谁？你说呀。” “蒋，蒋介石呗，对不对？” “说对一个，宋哪？” “宋，宋江呗！” 他忍住笑，没打断他。 “孔，孔老二。”杜卫东见他未置然否，便用眼睛探询着他的反应，不放心地问：“对不对？” “你往下说吧。” “陈……陈他妈是谁呀？”杜卫东用筷子敲着脑袋，“噢！想起来了，陈伯达！嘿嘿，就是他。蒋宋孔陈嘛。哎，怎么没有林秃子呀？”他真是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了，甚至还想哭，他望着一脸沾沾自喜的杜卫东，觉得很可怜，连他自己，还有许多许多他们的同辈人都非常的可怜。本来，学文化的话他只是随便说说的，没想到这一来他倒真的下了决心。第二天正赶上星期四，也就是犯人的星期天。他跑到供应站去买书，看遍了整个货架子，只有一本《伟大的祖国万紫千红》的小薄本是介绍地理知识的。便买下来。想了半天，又跑去找到比较熟的丁队长，把三张两元面值的钞票交给他，求他在外面书店里给买几本文化书籍，丁队长接过钱，笑着说：“你每月就二十五大毛的零花，买那么多书干吗？” “没事看看呗，”停了一下他又说：“将来总得出去啊，什么都不会，不是废了自己吗？” 丁队长直点头，“对对，政府倒是也考虑组织你们学学文化，可现在一没教材，二没师资，再加上犯人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差别太大，所以得慢慢来，你要急的话，我就先给你出去买买看。” 书买来了。书在他和杜卫东之间增加了许多共同语言。在杜卫东玩命地往他的小车里装土的那会儿，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现在竟成了朋友和“同学”。 但是他们之间也吵架，有一次几乎要闹翻了。 事情起因在年初从四车间调来的一个惯窃犯身上。这人偷东西六亲不认在全厂是出了名的，为此已经调换了好几个车间，还加过刑。他一来，同屋的犯人没有不防备他的。不料在元旦第二天，他倒先嚷嚷起来了。 “妈的，谁偷我东西了？手那么不干净！” 大家都觉得新鲜，七嘴八舌地起哄。 “你还丢东西？丢什么了？” “魂丢了吧？” “糖！过年发的糖，刚吃几块全没了，妈的，真不是东西，我缝在衣服兜里了还偷！” 一直不吭声的杜卫东站起来，剥开一块糖，大模大样丢进嘴里，又阴阳怪气地从那气咻咻的惯窃犯身边走出门去，嘴里念念有词地哼着“趁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一不作，二不休……” 周志明一看杜卫东那副神情，立刻就明白了八九成，便从铺上站起来，跟在他身后走出了监室，在过道拐角没人的地方，扳过他的肩膀，压低声音问： “是不是你？” 杜卫东一脸得意，笑而不答。他狠狠从杜卫东肩上甩开手，咬牙切齿地说：“你还偷东西，你说过的话，全是放屁！” 杜卫东最初被他那张激怒的脸吓住了，愣了片刻，随即又恢复了笑容，“我不偷好人。是他先偷我的，把我的糖全偷去了，我这叫自卫。” “我看你们全一样，为了几块糖要脏自己的手。你不是发过誓了吗，才几天哪？还是偷，你们这帮人我算看透了，本性难移，这辈子也改不了了。” 他简直不知用什么话来发泄由于失望而产生的恼怒。 杜卫东却受不了了，脸色铁青，毒毒地眯起眼睛，望着他说：“我们这帮人，你动不动我们这帮人，你算什么？你不也是犯人吗？你说你没犯罪，没犯罪怎么不给你平反？连卞平甲都走了，可你还穿着这身黑衣服，你说你是好人，在这除了我承认还有谁？” 他浑身哆嗦起来，“你，你浑！”他掉头走开了。 他恨杜卫东，他从未做过有损于他的事，即便是骂他也是怒其不争，可杜卫东却如此刺伤他。他想，他们这种人大概是习惯这样翻脸不认人的。 杜卫东却好像很快就把这件事忘在脑后了，第二天便又嘻嘻哈哈地凑过来跟他要书看，他别过脸不去理他，一连几天不同他过话，直到后来听说杜卫东早已把偷到的糖交到干部那里去了，他的气才平息下来。 “难道只有我有自尊心吗？”他心里想，“他说了我最反感的话，可我那天说的也是他现在最忌讳、最不爱听的话呀！我毕竟还是一个犯人，现在就连干部都不说刺激犯人的话了，墙壁上‘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这类的标语也换了；衣帽上的劳改字样和号码也拿下来了；跟干部说话可以‘平起平坐’了，连光头也不剃了；一切带有歧视、羞辱和刺激性的规矩都取消了。犯人也是人，自尊心也应该受到培养和保护，没有自尊心的人才真是无可救药呢。” 他反省了自己的粗暴，终于又和杜卫东言归于好，这场风波就算平息了。 他把书从枕头下面抽出来一本，恰好是那本最早买的《伟大的祖国万紫千红》，翻了翻，几乎每页上都有杜卫东用笔画出的道道和压折的痕迹，原来还觉得这是他一种不知道爱惜东西的坏习惯，现在却从中感受到他读书的认真来。 门外又响起了拉长了声音的哨子，该集合出操了，他把书又放回枕下。 初春的清晨，乍暖还寒。院子里，青虚虚的一片雾气中响起了节奏齐整的扑扑的脚步声。在队列的左侧，一个值班队长操着山东腔高喊着“一二一”的口令，偶或还夹杂着不知是谁的一两下咳嗽声。一阵凉风飘过，拨开淡淡的雾幔，他不期然又望见了远远的西墙根，那一排红砖砌就的车库房。 昨天中午，杜卫东已经把行李打点就绪了，也一一向同车间的犯人们道了别，却唯独没有向他表示什么，直到屋子里的人都到操场上看球赛去了，才把他叫出来，一直领到那栋车库房的后面。 “非上这儿来干吗？有什么事吗？”他见杜卫东眼神有点儿激动，便故意轻描淡写地问。 杜卫东的脸上又开始泛红了，“我，”他迟疑着说，“我回南州，要我帮忙办什么事吗？” “我没什么要办的。” 两个人沉默在惜别的心情中，好一会儿，杜卫东又说：“我要走了。” 他点了一下头，伸出手去，“也许还会再见面的，……” 杜卫东握着他的手，没容他说完，一大颗泪珠已经滚落下来，他竭力想憋住不哭，脸孔扭得十分难看。 “我忘不了你，你是个好人。”他一下子抱住他，哽咽起来。 他一向不习惯拥抱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可现在却完全被杜卫东的激动感染了，也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背。 “你哭什么，出去是好事，别哭了，待会儿让人看见。” 杜卫东抹去眼泪，发誓般地说：“从今后我就是个清清白白的人，干干净净的人，我说了就能做到，我一定要让你看见！” 这回是轮到他去拥抱杜卫东了，他心里真高兴啊！ 杜卫东走了，去奔他新的前程，而他还留在这里，重复着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 下了早操，吃了早饭，休息了一会儿，又整队去车间上班，在他刚刚钻进一辆解放牌卡车底下准备卸闸箱的时候，一个值班队长在卡车边上蹲了下来。 “周志明，出来一下。” 他钻出来，莫名其妙地跟着那个队长往车间外面走去，到门口，队长才站下对他说：“你到车间办公室去一趟，市局马局长要找你谈话。”说着，又笑笑问：“你认识马局长？” 车间办公室就在车间的右壁，刚刚油漆一新的门虚掩着，他在外面喊了一声：“报告。” 里边有声音：“进来吧。” 屋子里，马局长独自坐在桌子前面看材料，看见他进来便说：“坐吧坐吧。”刚刚刮过胡子的脸显得精神十分爽朗。 “怎么样？听队里反映你最近工作不错，还很爱学习，是吗？”马局长脸上的皱纹微微展开，态度比上次温和亲切得多。 他笑了一下，没说话。但他注意到，马局长用了“工作不错”这样的字眼儿，而没有用那个惯常的说法——“改造不错”。 老头儿换了话题，指了指桌上那沓材料说：“砖厂发生的那些事，场里现在已经调查结束了。田保善捆伤同室犯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抗震救灾期间又犯有策动集体越狱未遂罪，现在准备交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砖厂的有关干部也做了严肃处分，有的撤销了领导职务。你在砖厂期间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对待，我们也了解了，对于你在这几个事件中的立功表现，场里也准备报请人民法院予以减刑，你有什么想法吗？” 他觉得喉咙发堵，一大堆想说的话无法启口，慢慢低下头去，却又分明地感觉到马局长锐利的目光在他脸上直射，仿佛要将他洞穿似的。 “有话说出来嘛。其实，你心里说什么我都知道，你在说：‘我本来就没有罪，要减什么刑啊，对不对？’怎么不说话？不说就是默认了。” 他仍旧低着头，沉默地等待着即将临头的严厉的批判、申斥和一大套关于认罪服判的教育，不料那老头儿却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竟意外地用温和得近于慈祥的声音凑近他说： “既然你认为自己没有罪，为什么不申诉呢？粉碎‘四人帮’都这么久了，你应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复查嘛。” 他吃惊地抬起眼睛，惶惑地望着那张苍老的脸。他感觉到自己心尖的抖动，好一会儿，一句久压在胸中的话才送上舌尖： “我相信党，相信组织。原来我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明白了我们党是一个多么好的党，我完全相信她。这些年那么多冤假错案，要平反也总得一件一件地来。凡是真正看到希望的人，他就一定会有耐心。我想，我等着吧。” 老头儿默默听他说完，不住深深地点头，这种同情的表示引起他心中一阵激动，尽管他知道这一同情在形式上并不是“官方的”，但他在自己的感觉上却真心地认为这是代表了组织，代表了党的。他的眼圈红了。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胃病好了吗？” “身体挺好，胃没事儿。”他无从晓得这位局长怎么会知道他的胃。 “身体要搞好，将来要做的事情很多呢。” 他用力点点头，泪珠几乎要掉下来。他觉得局长是用了一种同志间交谈的亲切口吻在和他说话。 “你的那位女朋友，就是去年来看你的那个姑娘，给你写信吗？” “以前写过，可我一直没回。最近她有好久没来信了。” “应该回信嘛，那姑娘是很爱你的。” “……” 马局长站起来给自己的茶杯倒上开水，又问他：“啊，你渴不渴，要喝水吗？” “不，早上刚喝了粥。” “那你干活儿去吧。”局长看了一下手表，又说：“以后有时间我还要找你谈，我很想听听一个犯人对我们劳改方针政策的感受，就算你是个犯人吧。”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像个小学生似的朝局长鞠了一躬，转身要走，突然又被叫住了。 “你——”老头儿轻声说，“你还是写一份申诉材料吧，交给厂里的干部，他们会给你转的。” 他点点头，“好吧，我写。” 立秋已经五天，太阳只有在正午时分还保持着一点儿伏旱季节的余威，到了下午三点来钟，东南方便飘来一丝细细的凉风，将那短命的燥热拂散而去。 公共汽车经过神农街的时候，周志明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期冀着能在短瞬的一晃间，从那熟悉的胡同口望见她，但他看到的，却全然是一片陌生的景象，昔日的神农街口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了。副食店、回民餐馆和夹在它们中间的细长桶似的小理发铺子全部荡然无存，连神农街头条整个胡同一起，统统被囊括进一个尘土飞扬的工地里，在这些老旧店铺和狭曲井巷的基址上，赫然升起一座预制浇铸式高楼的骨架，一层稀疏的脚手架围锁着它庞大的身躯。在它的俯瞰下，原来宽阔的街口似乎变得拥挤不堪了。 他茫然若失地望着，车子转过了街口，才扭回头来，心里有点儿酸，不知为什么，在连日来兴奋和激动的心绪中，悄悄爬上了一丝怅惘。 “他们搬到哪儿去了？” 他在幸福路下了车。本来是想好了在神农街下车先到肖萌家去的，现在只好改变计划了。站在路口发了一阵儿愣，便过街朝北走去，他决定先去机关报了到，然后再回他那个早已没有人的家去。 手提包沉甸甸的，里面本来只有几件随身衣服和肥皂、牙膏之类的零碎杂物，再就是那几本书。两年多的牢狱生活，每月靠两块五毛钱的零花，当然攒不起什么家当来，过冬的棉服他也没有带，一律留在农场里了。包里压着沉的，是他早上上火车前，丁队长硬塞进来的那些又大又青的苹果。今天一大早，机修厂的教导员和厂长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烙大饼，炒鸡蛋，还特地开了一瓶久存的汾酒，大大地款待了一通，然后又叫了辆后开门吉普车，让丁队长一直把他送到了自新河火车站。 在只有一排简陋砖房的车站站台上，候车的人寥寥落落。丁队长拉着他的手，说：“我早就想到今天了。” 他说：“丁队长，到现在了，我还从来没谢过您哪，您没少照顾我。” “谢我什么，这地方本来就不该你来。好嘛，我们也算有缘相识了一场，你是个好小伙子。跟你说，要不是你们处里来函要你回去，我原来还打算请你留在我们这儿工作呢。咳，其实这地方怎么留得住你呢？还有，那位姑娘大概也等得苦了，回去吧，以后别忘了我们。” 一只又粗又硬的大手握住他，微微地，却又是充满感情地晃了一下，万端感触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恨这块地方，在这儿他尝够了屈辱和痛苦；他也爱这地方，这儿磨炼和升华了他的性格和意志，教会了他许多谋生的本领和知识。他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能够结结实实地站在大地上的男子汉，从脚到心都是那么有根底，那么强有力！想想看，他原来是个多么胆小懦弱的毛孩子，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而现在，他已经从旧的躯壳中蜕出身来，成了另一个人了。他学会了推小车、修汽车、生炉子、砌炉子，学会了种菜、种水稻、喂猪和打草垫子。他的呼吸似乎都粗壮起来了！他已经敢于在田保善他们企图越狱亡命的关头，横着一把铁锹拦住他们的去路，并不逊于古代张翼德立马桥头，一杆丈八蛇矛，吓退十万曹兵的英雄气概。看得出来，田保善、郑三炮他们当时是真的怕他了，从骨头里怕他了。他后来一想起那个场面，就憋不住要从心底荡漾出一种无可形容的惬意和兴奋来。 他和丁队长久久相视着，两年多的精神压抑和肉体痛苦在心灵上创下的痕迹，似乎在离别之际淡远了些，一种留恋的心情油然而生。他知道今后也许再也不会回到这条几乎将他淹没的自新河了。这块混合了恨和爱的土地毕竟系结着他难以忘却的一段人生，这些在艰难中给他温暖和帮助的干部们，也许就此一别，不会再见了。他不能不感到一点儿难过。在列车开动的一刹那，他的心像顿点儿一样猛地顿住了，他看见丁队长随着车子走了几步，听见那亲热的声音：“再见了，小伙子！”便怎么也憋不住两颗滚烫的泪珠从面颊上扑落下来。 “嘿！提包儿的那位，走人行横道去！”对面马路上一个交通民警的喊声把他吓了一跳，他连忙向人行横道靠了靠。“瞧车！不要命啦，你快上人行道！” 交通民警的喊声使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对大城市的一切都已经生疏了。比起自新河农场空旷寂寥的田野，死气沉沉的苇塘，惨白肃杀的高墙，和残破老旧的监房来说，这里的气氛、画面、色彩、音响和情调是多么不同，对比是多么强烈。他像一个头一回进城的老乡似的，连横穿马路都有点儿进退无措了。虽然不到两年半的离别，但是，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个人经历了坎坷磨难，劫后余生，重又走在这宽阔繁华的街市上，仿佛是阔别了多年。那门面华丽的商店；衣着入时的姑娘；那新立在街口的彩色的广告牌和被喧嚣的噪音、工厂的废气污染了的大城市的空气，无不使他感到几分恍若隔世的新鲜和惊奇。 从幸福路到他们机关那条原本弯曲曲的马路已经展宽取直，在新分出来的快慢车道的间隔处栽着干挺叶茂的白杨，绿油油的阔叶在微风细拂下婆娑絮语，柏油路上铺满被树叶筛得晶莹细碎的阳光。他信步朝前走着，并不急于赶到处里报到，他对于现在能有权支配自己的时间怀着一种特殊的兴奋和满足，细细地饱览着沿街的景物；搜寻着旧时的记忆；呼吸着自由天地的气息，以一种享受的心情在这条幽静得让人心醉的林荫路上，漫步走着。 三十分钟后，他来到了机关的灰楼。 楼道里的墙壁是刚刚粉刷的，显得光线明亮，一直存在脑子里的旧印象也因此更遥远了些。也凑巧，在楼梯上碰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小陆，看上去，他比过去更加发福了。 “小陆，你这家伙，把我忘了吧？”他高兴地向愣在楼梯上的小陆伸出手去。 “是你？”小陆看清了他，惊喜地用白细多肉的手掌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怎么不来个信儿，我好去接你呀。快来，大伙都在。”小陆一把抢过他的手提包，拽着他往三楼跑去，边跑边亮开嗓门喊起来。 “小周回来啦，周志明回来啦！” 足有一个小时，他被人们包围起来，问长问短。他兴奋得满脸通红，应接不暇，直到段兴玉带着处长来到办公室后，人们才三三两两地散去。 不知是由于面容的老态还是由于体态的臃肿，纪真比两年多以前增加了不少派头，硬领的的确良白上衣纤尘不染，花白了的头发梳得根根笔直，很有风度地向后背着，鬓角也修饰得很整齐。他握了握志明的手，眉宇间挂出很有分寸的微笑。 “回来啦？坐吧坐吧。” 第一句话，周志明便感到一种疏远的客气。 纪真在大陈的座位上坐下来，笑着说：“咳呀，为了你的问题，我可是倒了霉了，让‘四人帮’整得好厉害。他们要是上了台，我们这些老家伙非要人头落地哟！” 段兴玉在旁边接嘴说道：“你抓起来以后，纪处长在甘向前那里为你讲了几句公道话，在311案的调查中也顶了甘向前，结果叫他们撤了职，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又回来主持工作的。” 周志明感激地冲处长点点头。 纪真接着说：“是嘛，他们要搞你的巡回批斗，我不同意；要把311案当作你通敌纵敌的案件来调查，我也不同意，净跟他们唱反调，惹恼了他们嘛。”话锋一转，说：“好嘛，你回来了就行了，好好工作，思想上不要背什么包袱，啊。” 志明又点点头，却不尽明了他话中的含意，纪真又说： “你的结论你都看过了吧？是嘛，这个结论还是两分法的，还是公正的嘛。一方面，改正了过去的错判，又恢复了党籍，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你当时在处理那件事情时的错误，反对‘四人帮’是好的，但作为一个公安人员，你所使用的方法，我只是讲方法，是不太恰当的，对吧，我相信你对这个问题会有正确认识的。” 后面这几句话，口气相当婉转，很有些语重心长的意思，但周志明的情绪却明显低沉下来，垂着头，一句话也不接。 场面有些尴尬，纪真换了一个话题，对其他人笑着说：“咳，预审处的那些人办事真是不像话，他们的案子，硬要我们负责复查，好像小周的罪是五处判的，结果三下两下拖到现在，要不你早就能出来了。” 他仍是垂头无语，纪真又扯了两句别的，便说有事离开了这间办公室。 他默默然站起来，拎起手提包，说了句：“回家。” 段兴玉看了看手表，说：“我送你下楼。” 段兴玉送他出了楼门，又出了机关大院的门口，才站住，说：“这几天你不用着急上班，多休息休息吧，把户口、粮油关系都先办了，需要科里帮忙就来说一声。” 他点点头，“行。” 段兴玉用力拍了拍他的肩部，“结论上的小尾巴，别太放在心上，大家是有公断的。” 他这才笑了笑，“我不在乎，没事儿。” 还不到下班的时间，在街口公共汽车站等车的只有他一个人。手提包不再是沉甸甸的，大部分苹果已经被大家分而食之，微风吹过，远远地送来一阵很不熟悉的蛙叫似的音乐，杂带着几个年轻人轻浮的戏谑声。 “志明，”有人在身后轻唤，循声回望，他的目光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对视在一起。 “严君呀！”他脸上浮出笑纹，用同样的轻声叫道。 严君的小辫子不见了，改成了短发，一抹浓黑的大波纹荡过额角，在英气勃勃中加进了一点儿以前未曾有过的端庄和雍容。 “我刚放出来，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我出去来着。” 其实，周志明回来的时候，严君正在机关里。她在科里的另一间办公室听到楼梯上传来陆振羽大喊的声音，心几乎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仿佛那声音是专为喊给她听的，但她忍住了没有随着大家一起到周志明那儿去，她不愿意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和他寒暄而过，而一个人悄悄跑了出来，她选了这个公共汽车站来等他，给自己和他安排一个“邂逅相遇”的机会。现在，这个她在感情上所属于的人，这个给过她无数美好梦境和幻想的人，活生生的，面对面咫尺相对，他那淡淡的笑容，似乎使她多少夜晚的辗转反侧之思得到了一丝满足和宽慰。她想说些久别重逢的高兴话，话未出口，鼻子已经酸得快要忍不住了，她望着他黧黑的、瘦尖尖的脸，两年前的那身蓝制服已经洗得掉色发白，在他身上显得十分土气，卷起来的袖口露着粗糙的手和半截古铜色的胳膊，她不由低回地说道： “你吃苦了。” “还好。你这两年怎么样，挺好吧？” 她点点头。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她突然想起一个话题，问道：“你和她见到了吗？” “谁？” “施肖萌，她搬家了，你要找她吗？” “对了，我正想问你呢，你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 “搬到太平街去了，太平街三号，就是那排‘复辟房’，你到那儿一问市委施书记家，都知道。” “她爸爸当市委书记了？” “政法书记。小萌也上大学了，可能是法律系，不大清楚。就在南州大学。” 连她自己事后都觉得奇怪，她居然主动和他谈起了施肖萌，究竟是何种心情所使，她也搞不清楚，反正当时只是想叫他高兴罢了。 然而周志明对这些消息似乎却并不那么高兴，反而皱起双眉，心事重重地唔了一声便不说话了。车来了，他匆匆和她道了别，登上了汽车。 她目送汽车倾斜着拐过街角。然后垂下眼睛，一颗锁了很久的泪珠顺势剪落下来。 他回来了，却仿佛离她更远了。 西沉的太阳已经被尖尖的房顶遮住，远天流霞似火，烧得天空宛如一个醉汉的脸。西夹道这会儿早就阴凉下来，细细的清风隔衫透入，使人体味到秋凉的爽适。周志明凝目望了一下熟悉的门首，除了门上像对联儿似的贴了两张崭新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外，一无变化。好像他离开这儿的两年，不过是昨夜的一场噩梦罢了。 门是虚掩的，他轻轻推开进去。院子里，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两手沾满肥皂泡，从一堆洗衣盆中间站了起来。 “你找谁？”她用陌生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 “这是我家。”他疑惑地环顾了一下整个院落。 “你走错门了。”那女人的语气却更加肯定。 “没错，我在这儿住好多年了。你是新搬来的？”他友好地朝她笑着说。 对方却警惕地板着面孔，张着两只湿淋淋的手并不让开路。 “我就住在这间屋子。”他指着自己的家门便要往里走。 “你是哪儿的？开什么玩笑，这屋儿是我们家新房。” 周志明愣住了。再一看，果不其然，他家的房门上，赫然贴着一对大红的喜字，他这才慌了。 “哎？请问王焕德同志还住在这儿吗？他儿子叫王有福，他老伴姓郑……” “这是不是志明呀？”西屋门帘子一掀，王焕德趿着鞋子，探出大半拉身子来。“哎哟，可不是回来了，可不是回来了，我听着声儿像你呢。” 周志明近前两步，“王大爷，挺结实的吧？” “还那样，还那样。”王焕德样子没大变，嘴巴刮得溜净，小眼睛上挂着惊喜的笑，只是那个哮喘的毛病像是比以前厉害些了，说起话来嗓子眼儿里有一个吱吱的小哨儿，“前几天听片警小韩说，高等法院把你放了，果不其然，今儿就回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志明被让到王家的外间屋来，坐在椅子上，问道：“郑大妈和福哥、淑萍他们都好吧？” “好，好，”王焕德一劲点头，吱吱地喘着说，“淑萍妈还忙乎居委会呐，淑萍前阵儿顶替我工作了，大福子，……唔，刚才大福子媳妇你不是见了吗？梅英！”他向屋里高叫了一声，“快出来，你干吗哪？”又转脸对志明说：“和大福子一单位的，今儿轮休。” 刚才那个洗衣服的年轻女人端着个茶杯从里屋走出来，不无歉意地冲他笑笑，把茶杯放在他跟前，没等王焕德介绍就大大方方地说：“这位是志明兄弟吧？老听我爹妈和有福他们念叨你。” 周志明谢了她的茶，他快一天没有喝水了，口中早就干涩无津，端起杯子，也顾不得烫，狠着劲儿一口气喝干，梅英又忙给续上一杯，他一连喝了三个干，冒了一头汗，王大爷递给他一把大蒲扇，他一边呼打呼打摇着，一边同公媳两个说话。 王焕德突然想起什么，说：“你等等，我给你看样东西。”志明怎么也猜不到，王大爷从里屋抱出来的，竟是一只睡眼惺忪的大白猫。那猫身上的长毛又亮又软，一副雍容华贵的样子，他一时语塞。 “……白白！” 他抱着白白，白白咪呜叫了一声，叫得他心头直发颤，他忍不住要去亲亲他的白白。“我们一直替你养着呢。”王大爷说。 傍黑时候，大福子和郑大妈几乎是前后脚回了家，小屋里自然又响起一阵惊喜的笑声。 大福子用拳头咚咚擂着他的胸脯，嘿嘿笑着：“还行，两三年不见，你倒壮起来了，脸怎么晒这么黑，要是在街上走，我准以为你是哪个山沟里的大老农民呢！” 郑大妈忙着同梅英支锅做饭，也不时插进来同他说话。 “前几天，派出所管片的小韩还说你要教育释放了，没想这么快就回来了。” “什么叫教育释放呀，”大福子一劲撇嘴翻白眼，“这是反‘四人帮’英雄。我们冶金局有一个小伙子就是，他去年就放回来了，是他们单位敲锣打鼓放鞭炮接回来的，满处做报告不说，现在又是区人大代表，又是市团委委员，一下子就出名了。志明，将来红了可别忘了咱们。” 周志明苦笑一下，没说话。 米饭梅英早就蒸上了，菜也大都洗好切好了，郑大妈又是个做饭的快手，不一会儿，小屋里便飘溢着饭菜的香味。郑大妈用抹布把一张簇新的方桌子蹭得锃亮，摆上碗筷，周志明问：“怎么淑萍还不回来。” 郑大妈叹了口气：“谁知道她呀，大概又跟男朋友一堆儿买东西去了。志明你说说，见面才几个月就寻思办事儿，哪儿有这么急茬儿的？我这儿呢，整天价在街道上给别人家做工作，晚婚呀，晚恋呀，可自个儿的女儿倒一通急着张罗，以后人家要给我一句难听的，我不也得听着呀！可不是吗，女大不由娘。”她叹了一声，忽然想起什么，对他又说：“你瞧，我还差点儿忘了，有件事正想和你商量呢，虽说淑萍结婚急了点儿，可到底也不老小了，这几年又越来越瞅着老相，要结就结呗。当妈的，还不是得给她操办哪。先前我们也不知道你要回来。你王大爷就和房管局说了一声儿，先借了你那间外屋给淑萍办事，你们家的东西都搬到里屋去了，你看呆会儿是不是叫大福子给你腾出来？” 周志明刚才一看到门上那对红喜字，心里就明白了个大概，所以就一直坐在王家，没急着进自己的家门。现在，郑大妈虽然主动提出叫大福子给他腾出房子，但辞色上显然带着试探的意思，他也是明白的。人家布置好的新房叫人家搬出去，他断然不会如此行事，他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他的归来而发生为难和不快，所以连忙摆着手，说： “不用腾，不用腾，腾了，淑萍在哪儿结婚呢，我一个人总好办。” “那使不得，我们是看了你不在才借用的，你回来了，当然完璧归赵嘛。”王焕德说。 梅英正往桌子上端菜，这时便插了嘴：“爸爸，您看这么着行不，让妈和我睡里屋，让志明兄弟暂时跟有福和您在这屋挤两天，让淑萍把事儿办了，咱们再想办法腾，这么久的邻居了，还不跟一家子似的。” 大家一齐把探询的目光投向志明，本来就抱定了绝不打乱别人生活的宗旨，也不想和王大爷挤在一起住。邻居好是好，可生活习惯毕竟相去较远，况且他住进来，衣食住行，人家也会有许多不便。于是说：“我现在已经住在机关里了，那儿有宿舍，这样上班下班也方便，省得整天到晚疲于奔命的。今儿我就是来看看你们，顺便带一床被褥回去。我这房子淑萍就先住着，等有了地方再腾吧。”于是王大爷和郑大妈一个劲地说了许多感激和歉疚的话。接着便皆大欢喜地开饭。晚饭吃得很慢，郑大妈使劲往他碗里挟菜；大福子不住地提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监狱里吃什么饭哪，干什么活哪，打人不打人哪，等等，王大爷更是十分高兴，喝着酒，咂着京腔插科打诨，他是校场口戏院老资格的票友，一口戏韵倒也吟哦有味，只有梅英一个人不大说话。 吃罢饭，天色已晚。志明说要拿床被褥走，起身和王大爷他们一起到自己家的屋子来了。 家……这屋子，这台阶，这门，这儿，眼前的一切，在他的感情中既熟悉又旷远。在跨进门槛的一刹那间，他的鼻子忽地酸了一下，万端感触系于心头，心里暗暗说了句：“啊，我回来了。” 他家的外间屋已经被收拾得一团新气，他免不了要笑着说几句恭贺和称赞的话，而实际上却没有一点笑的心情，颇有些“半是主人半是客”的空茫。他急于想看看家里的那些东西，去寻找一点温暖的回忆。 第八章 里屋本来就小，他家的东西虽然堆放得既科学又整齐，但仍然没能给人留出多少驻足的余地。外屋明晃晃的灯光带着喜气洋洋的调子，把里屋映得半亮，相形之下，这儿更透着一股子陈旧暗淡之气，有点悲凉。物是人非，见物思人，他一想到父亲，思绪就要颤动，爸爸，你真的走了吗？你的儿子回来了，他要你呀！他要向你诉诉委屈；他要报答你二十年含辛茹苦、一粥一粟的亲子之爱，他要得到报答你的机会啊！ 身边的人太多了，他没法让自己的身心沉浸在回忆和感念中，郑大妈和王大爷高腔大嗓地向他讲着他家那些零碎物件所摆放的位置，他不得静，只好拿了一床被褥、几件衣物，打成个行李卷，告辞了出来。 他又回到了马路上。 南州的夜晚，繁华，美丽。可这重获自由的第一夜，哪里是他的栖息之所呢？他原来是打算好去办公室睡沙发的，但在出了王焕德家门后才想起手中没有办公室的钥匙，一时进退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漫无方向地顺着大街往前走。白天兴高采烈的心情这会儿竟跑得无影无踪了，还有什么可以让他高兴的呢？下午纪处长那一席居高临下的教诲刚刚在他心里蒙上一层暗淡的阴影，严君转告他的关于施肖萌家道中兴的消息又使他产生了某种莫名其妙的顾虑和不快。他本来是可以立即去找她的，记得在自新河遭到田保善、郑三炮们痛殴后被扔进反省号的那个凄厉的深夜，他是多么疯狂地渴望着能再见她一面，就是加十年刑，就是挨枪子儿也心甘情愿。而现在，当可以自由支配双脚去奔向她的时候，他却不由得踌躇了。严君的话，似乎使施肖萌八个月没给他来信这一悬疑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她的父亲当了市委政法书记，自己又上了大学，家境人运，今非昔比。刚才关于房子的小插曲就说明，他还是两年多以前的他，而别人，却都随着时间而变化，而前进了。人人都有了自己的新生活，肖萌会成为另一个肖萌，她也许在大学里相知了更为般配的男朋友，而她的家，谁知道呢，谁知道会不会还像过去那样欢迎他这个所谓“教育释放”的劳改犯呢？不不！虽然他想念她，在煎熬中等待着同她的重逢，向往着在一起互叙别情的欢乐；但是此刻，他却高度凝聚起自己的自尊心，他不想用陈旧的往事搅扰别人的快乐，不愿意看到她在自己突然出现时的尴尬，而宁愿把她在自己记忆中的美好形象就那么永久地、固定地保留下去。 坦荡如砥的柏油马路在脚下延伸，路灯像一串串金灿灿的流星甩向天边，和路边鳞次栉比，匠气十足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显示着都市之夜的华美。在油漆得富丽堂皇的红旗剧场门前，硕大的广告牌上赫然画着一个穿着民警制服的姑娘，他不由得站下来看，显然是出自一位不大高明的手笔，女民警的眼睛画得大而无神，下面的一排黑体字写着：“中国歌剧舞剧院来南州公演大型歌剧——星光啊，星光”。他继续往前走，在剧场旁边有个冷饮店，不大的店堂里已经人满为患，可仍然有人竭力想要挤进去，路边还有几个卖西瓜和冰棍儿的棚子，支着明晃晃的大灯泡，此起彼落的叫卖声招徕了一簇簇闲逛的人群。他心绪空茫地往前走，这久违的热闹街景并不能叫他兴奋。一手夹着行李卷，一手拎着手提包，他觉得自己活像只丧家犬一样狼狈。 总不能在马路上走一夜吧？他犹豫了一会儿，向火车站走去。 虽然现在不是火车班次的高峰时间，但宽敞的候车室里仍然拥挤不堪。烟草味儿、汗味儿和西瓜的腐烂味儿混杂着充满了整个大厅。他转了半天，才在一排挤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包袱和男男女女的候车旅客的长椅上占住了一个可以容他横下身来的空当儿，便怀搂着手提包，头枕着行李卷躺下来。在他的旁边，坐着几个农民装束的人，旁若无人地大声说笑，嘴里喷出叫人发噎的旱烟味儿，不远的地方，几个出差的外地人围在一只大果皮箱边上，正伸着脖子吃西瓜，瓜子吐了一地。有好半天，他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漫无目的地看着，脑子里一会儿乱无头绪，一会儿又是一片空白，时时又害怕有人对他横躺在椅子上，占了过多的位置而不满。又有几个班次的火车开走了，候车的人渐渐稀落下来，也许是因为太乏了，耳边的噪声慢慢遥远了，模糊了，他的眼前朦胧起来…… 睡了多久？十分钟？半小时？他突然被一阵嘈闹惊醒，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在用无线电话筒大声喊话，又感到身边的人都乱哄哄地应声而起，周围全是杂沓的响动和呼叫，有人在粗暴地推他。 “起来起来！” “干什么？”他坐起身子，睡眼惺忪地看见一个年轻民警正冲他不耐烦地挥手，“起来，到那边集中，听见没有，快一点儿！” “集中干什么？”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已经不是一个犯人了，不由理直气壮地瞪了瞪疑惑的眼睛。 “这是睡觉的地方吗？”年轻民警仍旧是那种训诫的口吻。 “我，我等车。”因为脱口说了句谎，他顿时出了身细汗。 年轻民警棱起嘴角，“最后一班车早就出站了，你等的什么车？” 他一看手表，哎哟，已经十二点多了。冷不防对方又问了一句：“你是本市人吗？哪个单位的？” 他连忙说：“我也是公安局的，是五处的。” “五处的？怎么跑到这儿睡觉来了？” 没法说。 “你的工作证呢？” 拿不出。 民警冷笑了一声，“起来吧，跟我走。” 没办法，只好夹着行李卷，提着手提袋跟着他往人们集中的一个屋角走去。在候车室的其他地方，一群一群的警察把人们全都往这儿轰，他心里明白，自己头一次在车站“刷夜”，就碰上公安局的“治安清查”了，不由得很别扭。这年轻民警准是把他当成“刷夜”的流氓，或者当成了“盲流”进城的外地人，说不定还以为他是冒充公安人员的诈骗犯，再不就是个精神病呢。 民警把他领到人圈里，毫不理会他的分辩，扭身走开了。他只好在人堆里挨挨挤挤地坐下来。望望四周，大都是些脏衣垢面、其貌不扬的外地人，表情呆板地等候着一个个被叫去接受讯问审查，他们好像对这种清查早都习惯了，反正最后无非是轰走、收容、遣返三种结果而已。 他抱着行李卷坐着，等着，一肚子全是窝囊。轮到把他叫去问话的时候，窗外已经晨光熹微了。 讯问他的是个中年民警，他很注意地打量了一下周志明的相貌，带着几分惊奇的表情问：“你不是外地的吧？干什么的，有工作吗？” 他没好气地回答：“有，市公安局五处的。” “市局五处的？”中年民警愣了片刻，恍然地压低了声音：“哎呀，你是不是有任务在这儿，让我们搞误会了？” “不是，我就是在这儿睡觉来着。”反正也懒得多解释了。 “哦？”中年民警不无疑惑地冲他手上的被子卷看了一眼，“那你等一下吧。”他向屋子右面的一扇小侧门走去，大约过了三四分钟，又陪着一个身材高大的民警走出来，周志明把头扭向一边，赌气不理他们。 “马队长，就是他。”中年民警的声音到了跟前，他才转过脸来，目光和那个大个子碰在一起，竟砰然碰出一个火星来！ “马三耀！大黑马！”他惊喜地跳起来，“还认得我吗？” “哎呀！是你呀！”马三耀一把抱住他，把那个民警吓了一跳。“我正打算找你去哪，我昨天才知道你要出来。你怎么跑到这儿睡觉来啦？怎么搞的？”马三耀松开他说。 “睡觉？让你们圈了一夜，睡个屁。” 远处，好几个人在叫马三耀，马三耀对中年民警说：“老祁，劳驾你把我这位小兄弟领到你们派出所让他睡一觉，拜托了。”说着又亲昵地拍拍志明的背，“好好睡一觉，回头我找你去。”他朝喊声跑去了。 中年民警是车站派出所的，把他带到所里自己的宿舍，安排他睡下。那个热情劲儿，叫他都有点儿过意不去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他揉揉自己蓬乱的头发，从床上跳下来，叠好被子，又哈着腰检查了一下是否把那位民警的白床单给弄脏了，身后突然响起了说话的声音。 “睡够啦？你可真能睡。” 马三耀站在屋子里，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碗豆浆，上面架着几根黄澄澄的油条。 “快吃吧，都快凉了。” 他坐在桌前，大口吃起来。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只吃过一次油条，那是机修厂狱灶炸出来的一种可以吊死人的死面筋。马三耀坐在他对面，一直看着他吃完，才开口说了话。 “一粉碎‘四人帮’，我就以为你要出来了，没想到拖到现在。我去法院问过两次，那帮人，让你急不得恼不得。我也问过你们纪处长，上次我在市局政治部见到他，他想通过政治部到外单位请个反‘四人帮’英雄去做事迹报告。我跟他说，还请什么？你们周志明就是，让他出来就能做报告，差点儿给他下不来台。” “你真是，干吗老喜欢让人下不来台。其实，纪处长人挺好的，我出来不出来又不是他说了算。得了，别扯这些过去的事了。你怎么样，还在刑警队吗？对了，刚才人家好像喊你马队长，提了吧？” “提半年了，刑警队副队长。昨天晚上我们抽了部分人帮助分局和派出所清查车站，最近盲流人员可多呢。哎，你还没说说你怎么跑到车站过夜去了呢？” “我们家房子借给邻居家办喜事了，本来我想在办公室睡觉，可又没钥匙，所以就到车站将就一宿，结果还让你们给搅了。”他自嘲地笑了笑，“看我，够惨的吧。” 马三耀没有笑，挠了挠头皮，很不自然地眨巴了几下眼睛，“呃——，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什么？”他从来没有见过马三耀有这副吞吞吐吐的口气。 “你被捕以后，我有一次去市第六医院办点儿公事，办完以后，我悄悄去看了看你爸爸……” “是吗，他没问我吗？”他的心有点儿发紧。 “那时候，他的神志倒还清醒，我没告诉他你的事，只是说你出差了，短时间回不来，我想他当时可能预感到见不着你了……因为，因为他托我给你带了一封信，这封信……有点儿像遗书。” “是他亲笔写的吗？”他的心怦怦地跳。 “是他当着我的面写的。这信，我没有通过预审处转给你，因为我是悄悄去的，而且当时这封信他们也断不会给你看，所以我把它保存着，即便是十五年吧，你总有出来的一天。” “在哪儿？”他的声音都变了。 马三耀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白纸，递给他，“我刚才回家拿来的。” 这张粗糙的、没有格子的白纸上，七扭八歪地写满了字。这的确是父亲的字体，只是被剧烈的手颤弄得变形了，结尾的两行字挣扎得几乎连成一片，可以看出完成这封信的艰难。他的全部神经、感觉，似乎都缩在一个小小的点儿上，爸爸，这就是你对我说的最后的话吗？ 志明： 每分钟都在等你，也许没有人能真正体会到一个垂死的父亲盼见儿子一面的那种可怜的心情。今天，你托老马同志来看我，我真高兴。孩子，我知道你的工作重要，走不开，我不怪你，能把精力寄托到事业上是难能可贵的。我过去总说你生活能力低，性格也太软弱，很少说你的优点，你生气了吗？我心里知道，你一向是很直的孩子。正直，是做人，特别是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安人员最基本的品德，这也是唯一能使我在将要离开你的时候感到宽慰和放心的地方，因为我知道，一个立身正直而无旁顾的人，他一生都会是快乐的。 有人说，太重感情的人成不了一个出色的公安人员。而你偏偏从小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孩子，不过爸爸却觉得这恰恰是你的长处，是你将来争取成为一个出色的公安人员的性格基础，因为公安工作是最能够把个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同志的爱，直接体现在职务上的工作。孩子，重感情不是坏事，只要不失之偏颇就好。我想，对党和人民的爱，也许就是一个公安人员责任心的魂与源吧。 有一件事，就是在我的书桌里，在那个小木盒里面，有几个存折，大概是一万二千多元钱，我本来是准备死的时候交给组织上做党费的，这个想法是在我第一次敲着锣挨斗的时候产生的。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误，又在家闲呆了这么多年，我很想为党做这点儿事，也让党了解我。可我今天看到老马同志，引得我是那样想你。我想，还是把这些钱留给你吧。你知道我现在牺牲我原来多年的愿望是多么难过，可我又实在不放心你，还是留给你吧，就在第三个抽屉里，钥匙放在笔筒里了。 另外，你们单位那个女同志前两天也来看过我，给我带来一些苹果，我还没吃呢。还有你的那个小朋友，萌萌，也来看过我。孩子，你要回来得早，就来，我真想见见你呀。 爸爸 周志明趴在桌子上哭了，这两年忍下的所有泪水都一泻无余地放任出来。 “爸爸，爸爸，是我不好，我在这儿，是我不好……”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马三耀眼睛红红的，手足无措地走过来，轻轻地抚着他的背，“你，就到我家去住吧，咱们一块挤着住。” 周志明摇摇头，哭声很低，可全身都剧烈地抖动着。两年了，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是一条不会哭的汉子了，可现在，不知为什么，简直不能控制那悲伤的怀念把眼泪催下！ “走吧，上我家去，我今天上午休息，以后咱们俩就住我那外屋，让我爱人……” “不不，”他用手绢揉着洇红的眼睛，推开马三耀过来扶他的手臂，从桌边站起来，“你别管我了，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没事，我就是哭哭痛快，哭哭痛快……”他把父亲的信叠好，放进衣服口袋里，“我上班去。” 说完，他抱起自己的行李卷，摇晃着步子向门外走去。 一连好多天，父亲丢下的垂爱；施肖萌往昔的柔眷；自己淹没在自新河里的时光，他都不叫自己去想，不，他不去想！这些个眼泪、悲痛、伤感和怨恨，都叫它们过去吧，他不应该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了。命运之路既然没有把他引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去，那他就该给自己开辟一个新的生活，他，才二十四岁！ 生活是很实际的，首先得找个睡觉的地方。开头，他就睡在办公室里的桌子上。桌上短，伸不直腿，睡上一夜累得屁股酸痛，而且老睡办公室也容易让同组的人讨厌。后来，他就去替别人值夜班，为的是可以占领值班室的那张小床，但值班室毕竟也不是个久住之地。大陈以组长的身份把行政科的门槛都快踏破了，管房子的老万还是那句话，“你叫我下出房子来？”段兴玉也去找行政科长商量过，想叫行政科出钱在市局招待所里包一个床位先让他住上，行政科长倒是开诚布公：一个床位一块五一天，一个月不过四五十块的数目，钱是拿得出，就是财务上没这笔项目，上不了账。后面还有一句难听的，“他自己把房子送了人情，转过脸跟单位里找地方，这种情况，不好解决。”当然，这句话段科长自然不会告诉他，他就这么在值班室里凑合了将近一个月。 这天晚上下了班，行政科老万到值班室来打长途电话，看着他一个人捧着个铝饭盒在屋里吃饭，不由动了点儿恻隐之心，打完电话没马上走，在椅子上坐着陪他扯了会儿闲话。 “一个人，够凄凉的啊。”老万说。 他笑了笑，“没辙呀。” 老万迟疑了一下，“西边家属院里，倒有一间工具房，不过，住人怕不行。” “是吗？”他倒有点儿动心，“明儿带我去看看。” 第二天上午，老万把他领到西院，打开了围墙拐角处的那间小房子。 这是间光线很暗的房子，墙上挂满尘土，不少地方灰皮已经剥落，暴露着墙砖的红色，天花板的四角全被陈旧发黑的蜘蛛网封着，地上凌乱地堆了些大扫帚、铁锹、木箱子之类的东西，一股子杂七杂八的味道从这些什物中散发出来。 “你看，我说不能住人吧。”老万门都不进，只把头探进来看了一下。 他站在屋子当中四下打量了一番，“行，行，就是得收拾一下，这儿可以支个床。” 牢狱生活已经使他成为一个在物质上随遇而安、易于满足的人，就像那种最普通最低贱的麻雀，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筑巢栖息一样。下午，他就开始收拾这间屋子，扫地、扫墙；用水把门窗都冲洗干净；把那些乱堆一气的东西清理整齐，码放在屋子的一边，在空出来的地方搭起了一张铺板。第二天，组里的几个人又用旧报纸帮他糊了墙，晚上，他便正式在这里落了户。 房子小、潮、有怪味儿，可他却觉得日子过得满舒服，至少，早上用不着听哨子起床了，用不着排队出操了，可以足足睡到七点多，起床后到街口的回民馆子里吃完豆浆油条，也耽误不了上班。他常常想起以前听到的一则笑话，讥笑一个目光短浅的穷光蛋发誓要在发财之后天天吃油条，现在才知道这笑话并不可笑，因为他也能体会到对天天吃窝头和杂交高粱的人来说，那刚从滚锅里捞出来的、黄酥酥的、作响的油条，会带来多么大的诱惑和满足了。 是的，他事事感到满足，事事觉得新鲜，生活变了，世界也不同了。他好像回到了自己智力发育的“史前时期”，总是兴致勃勃地竖起耳朵听，睁大眼睛看，每天都会有不熟悉的，没有经验过的事物输入到脑袋里去——农民在城里开了整条街的自由市场；工人在厂里利润提成；广济路口盖起了和外国人合资的十六层大饭店，小伙子们好像一夜的工夫全戴上了贴商标的蛤蟆镜；在办公室、在食堂，甚至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什么都敢说，省却了许多过去不可或缺的手势、眼神、暗语和心领神会的默契。电视节目也丰富起来了，时而能看到东京的高速公路、慕尼黑的大学生活。还有刚刚兴起的婚姻介绍所和大家都在谈论的舞会。真新鲜，连公安局这样“正统”的、老气横秋的单位，也大大地发了一次舞会的票，局机关的一群姑娘们穿了平常不好意思穿的衣服大显身手。他很喜欢舞会上年轻活泼的热闹劲儿，但又无奈于自己在其中的笨拙，他高高兴兴在那儿消磨了一个晚上，尽管没有试着走上一套最简单的“四三三”，因为气氛和节奏已经使他挺快活的了，何必再去露那个怯呢。 他还去看了一次京剧，《大闹天宫》，他不能像王大爷那样去听味道，看行道，只因为在色彩和声音都极单调的环境中呆得太久了，他图的就是那花脸、长靠的绚美、锣鼓喧天的热闹，让眼睛和耳朵过过瘾罢了。 星期天，又到广济路礼堂看电影，局里发的票，日本片《追捕》。电影演完后，当他杂在散场的人群中往胡同口走的时候，三年前的那个清明节，他被捕的前一天下午在这儿开会的情形又蓦地浮上脑际，那天，他就是从这儿直接去了施肖萌家的…… “要不然，去看看她？”他的心又动摇起来，“不提以前的关系，只以一般朋友的身份去看看，未尝不……” 身后，几个姑娘在高谈阔论，一个有点儿耳熟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什么呀，你瞧人家真尤美的家里头，一栋小楼，自个儿还有飞机，其实县知事算什么，顶多是个县团级，要是在咱们国家……” 他转过头，身后是四五个花花绿绿的姑娘，他想不起来那个说话的到底是局办公室的还是政治部的，反正以前在哪儿见过她。 “咱们国家，给你架飞机你往哪儿放呀，放你们家胡同里？还不得叫人连机翅膀都偷了打家具去。”另一个声音笑着说。 “油钱你就出不起。” “还油钱呢，你会开吗？先把自行车学会了再说吧。” 咯咯咯的笑声。 “小李，今晚你还加班吗？” “算了吧，给公家省了那三毛钱夜餐费吧，那么多资料，都说是急件，累死你也打不出来，我也不那么傻了，慢慢干吧。” 啊，他想起来了，这个面熟的姑娘是户籍处的打字员，过去是全局的优秀共青团员，反腐蚀标兵，还来他们五处做过事迹报告，讲她怎样在一些细小问题上进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交锋的，公家发了毛巾，她每次都要逐个捏一捏，拣最薄的拿；发了肥皂，也要逐个比一比，拣最小的用，她的私字一闪念全都是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上被狠斗的。他还能依稀记起她做报告时那副严肃而神圣的样子来。侧脸再去看她，才注意到她现在几乎变了一个人了。穿了件深紫色有点儿反光的上衣，衣服的开领处露着米黄色的厚毛衫，有点发红的头发烫成无数圆圆的小卷，高高地蓬在头上，一双乳白色的高跟皮鞋在水泥路面上敲出怡然自得的响声。要不是以前有过一面之缘，他大概绝不会想象出她过去的那个两条长辫、一身布服的极土极土的形象来了。 “唉，人啊，”他在心里叹了一声，“变来变去。” 出了胡同口，他忽然看见马三耀坐在一辆摩托车的挎斗里，沿广济路由北朝南驰来。 “停停！”马三耀冲驾驶员挥挥手，没等车停稳便从挎斗里站起来，一身警察制服紧巴巴地绷在魁梧的身躯上。 “找到住的地方了吗？”他用手绢擦擦满是灰尘的脸，匆匆忙忙地问道。 摩托车没有熄火，显然是不能多谈的意思，他笑笑，反问道：“怎么星期天也忙成这样，局里组织的电影没来看吗？” “哪儿还有闲情看电影，今天早上太平街刚发了一个大案，把市政协副主席的家给偷了，市委限期破案。我这不刚从局里回来，从早上忙到现在水米没沾牙呢。” “市政协副主席，谁呀？” “江一明，941厂总工程师，对了，上午现场勘查的时候他对我说他认识你，直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啊——，是江一明呀，怎么把他家给偷了？偷得惨不惨？” “现在只发现少了四十多块钱，关键不在钱多少，老头儿是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偷到他家里去，社会影响太大了，所以市里很重视。” “行了，你这新官上任三把火，算是烧起来了。” “哈哈，”马三耀在他肩上亲昵地拍了两下，“闲话少说，我得走了。等案子破了，我请你一顿，咱们还没好好聊过呢。” “那我从今天起就留肚子了啊。”他只和马三耀才有这么多俏皮。 摩托车带着马三耀哈哈的笑声开走了。 他在广济路漫无目的地蹓了一会儿。没有个可回的家，星期天也不那么可爱了。郑大妈一家的日子倒是越过越有味道，抱上了孙子，眼看又快抱外孙了，淑萍不知道办事了没有，该抽空儿去看看他们。对了，得给人家买件结婚的礼物呀。他在身上搜了搜，还有十几块钱，便就近在旁边的玻璃器皿店里买了一套考究的凉杯。刚刚走出商店，站在路边，眼睛突然被人从身后蒙住了。 “谁？”他挣脱开来，回头一看，惊讶得差点儿没把新买的凉杯给扔了，“杜卫东！哎呀！” “我在马路对过儿就看着有点儿像你，果然是你，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出来快三个月了。嗬嗬，你可真是变了样啦，要是迎面走过去我还未准敢认呢。” 杜卫东上身穿了件棕色条绒夹克装，下身穿着黑蓝色毛料裤子，三接头皮鞋擦得一尘不染，再加上刚刚理过发，人显得很精神。 “人五人六的哪。”杜卫东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电话本儿，“你现在住哪儿，有电话吗？” “我现在住单位，今天没事，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吧。” “现在不行，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个人在街对过等我呢，你先把电话和地址留给我，来日方长，找时间咱们好好聚聚。” “嗬，现在也学得满嘴蹦词儿啦。唉呀，可真没想到能见到你，”他接过小本儿，写上自己的电话，随口又问：“对过儿谁在等你，女朋友？” “还女朋友哪，早过时了，我都是成家立业的人了，你不知道？” “都结婚啦？”他惊讶地又叫起来。 “瞧你急的，喜酒一定给你补上还不成。你不知道我出来以后多想你。”杜卫东把电话本塞进兜里，抓起他的手使劲握了握，“等着我给你打电话。”然后朝街对过儿跑过去。 他一直呆呆地看着杜卫东的背影被马路对面的人流淹没，才想起竟未问一句他现在是否找到了工作，住在什么地方。他慢慢地转身往机关里走，路过汽车站也没有停下来等车，路不太远，正可以用来把刚刚兴奋起来的心情慢慢梳理和回味一番。 生活真是在往前走啊，想想杜卫东当初叫田保善他们捆得那副求爷爷告奶奶的惨相，谁知道现在还能混出这么个幸幸福福的模样呢？真是想不到的。 他回到西院的小工具房，这儿，简直像个阴冷的地窖。 南州的初冬，历来多晴少雨雪，唯独今年反常，进了十一月仍然阴雨连绵，昨天傍晚又是一场阵雨，小屋里尚未冻僵的潮虫趁势泛滥起来。他过去是最怕、最腻味这些小虫子的，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被同学把一只瘸腿蛐蛐塞进脖领子，竟吓得脸白手冷，尖声喊叫，那副吓破胆的可怜相让全班男生足足学了一个多月。他呢，从那儿以后一见到这类小动物便越发如芒在背了。刚到自新河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在窑上休息，他看见郑三炮大叉着手脚在树阴下睡觉，眼角和嘴岔上各综了一大堆黑糊糊的苍蝇在吮食上面的眼屎和口沫，他立时起了一满身的鸡皮疙瘩，那种悚然之感至今记忆犹新。“自新河，三件宝，苍蝇、蚊子、泥粘脚”，比起蚊子来，苍蝇简直就不算什么了，自新河的蚊子又肥又大，个个血红，多得一巴掌恨不得能扇死四五个，晚上在外头看电影，要是不想法子找点儿废纸裹在袜子里，多厚的袜子也得给它叮透。现在，两年过来了，倒也好，一身的娇气毛病全被“生存法则”淘汰而去，他已经很习惯和各种肮脏的小生命为伍做伴了。他走到床前，掸去床单上爬着的几个小虫子，便安然躺了下去，顺手从枕边拿起一本《犯罪心理学》，心不在焉地翻看起来。 夕阳西下，屋子里的光线暗弱下来，书页上的字越来越模糊一片，其实他的心思并没有专注在书上，读书，已经不能够排遣常常无端浮游于心头的寂寞了。 忘记是听谁说的了，有人曾经探索过产生寂寞的根源，认为寂寞是心中某种不能如愿以偿的追求和渴望躁动的结果。那么他的追求和渴望是什么呢？是父亲宽爱温暖的抚摸，还是肖萌顾盼多情的眼睛？他一想到在那个把干土都晒出油来的酷夏，她一个弱女独自跑到人生地疏的自新河来看他，心尖就禁不住发抖，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时时牵动着用无数眼泪和欢笑缀成的回忆……不，他说过，不去想这些了，可是，在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又没法儿不想，没法儿不想。 他扔掉书，有意把思绪转移开，——前天，办公楼里已经烧起了暖气，这间寒窑也该生个炉子了，要不就干脆盘个砖灶？反正分配集体宿舍是八字没一撇的事，看来这一冬天非得在这儿过不可了，要不然……要不然，就给她写封信？用一般朋友问候的口吻，淡淡的，告诉她自己出来了……打砖，盘个砖灶，然后……然后呢？ “笃笃笃”，很轻的叩门声割断了乱纷纷的思绪，星期天，谁会来呢？ “进来，使劲儿推。”他从床上坐起来，盯住那扇关得很紧的屋门。 门开了，又关上了。一个人影背靠着门站着，他没用半点儿迟疑便认出她来了。 “……小萌！” 惊讶、高兴和一种复杂的难过心情使他的声音都变了，他试图让自己做得冷漠和矜持些，可是刹那间涨满胸间的春潮不可阻挡地把一切理性的克制都冲决而去，他冲她张开双臂。 “萌萌！” 施肖萌一声不响扑在他怀里，一声不响，两手紧抓住他背上的衣服，脸贴在他的肩窝上，泪水不停地往下淌。他这是第一次拥抱她，也是第一次紧靠一个女性的身体。隔着厚厚的毛衣，他仿佛能感觉到她那柔软的身躯在微微抽动，和自己狂烈的心跳谐振在同一节奏里。在黑暗中，一个冰凉的，软软的嘴唇轻轻贴在他的脸上，唇边的泪水沾湿了他的面颊。他把她搂得更紧，把嘴唇迎了上去。“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不找我？”她在他的耳边哽咽地问。 “你，不是在上学吗，我不想让你分心思。”他久久地把她抱在胸前，用力地、毫无保留地抱紧她，很久很久，才慢慢松开胳膊，拉着她坐在床上，“等一等，我们开开灯。” “要不是今天江伯伯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你回来了呢。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为什么一封不回？” “总不能拖着你……” “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知道我多难受。” 他把灯拉开，“过去的事了，原谅我吧。让我看看你。” 小萌的样子比三年前他们初识时显得成熟多了，身子也比过去稍稍丰满了一些，结实了一些。她低头擦去了眼角的泪，然后对他莞尔一笑，带着点儿心酸地说：“我没变吧？” 他笑笑，“好像长大了一点儿，长高了一点儿。” “我穿高跟鞋了。你呢，身体没垮吧？” “你看呢？” 他们对视着，小萌搂着他的胳膊，挂着眼泪笑了，“你呀，你真是，出来也不告诉我……” “我去过神农街，你们不在了。” “我们搬到太平街去了，我爸爸恢复工作了。你现在就住这儿吗？”她皱眉环视着这间小房。 “啊，家里房子借给邻居结婚了，我临时住这儿。” 她站起来，把床上的褥子往被子上一蒙，不容分说拉起他的胳膊，“走吧！” “上哪儿？” “到我家去住。” “不不，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家里现在房子很富余。” “不不，你们不方便，……至少，等以后吧。” “这屋子怎么能过冬呢，走吧走吧，你就听我的吧。” 他心里头涌上一团热流，酥酥地向全身扩散，眼前，好像有一片宽阔美好的天地铺展开来…… 屋子里烟气绰绰的，“凤凰”、“三五”、“红塔山”，都是“甲级”烟气，青虚虚地贴着天花板，云一样浮着，空气浓稠得几乎可以搅拌，难受得透不过气来。可那些人呢，却还在兴高采烈地说笑，仿佛嗅觉早已麻木了似的。 “快快快，季虹，我放音乐啦。” “援朝，放下你的单词吧，还没见过你们两口子跳一个呢，快点儿。” “算了吧，他不会。小乔，我跟你跳。” “哎哎，你们大家都来跳啊，一块儿跳，建国、老四，快来呀，音乐还长着呢，萌萌，来！住你们家的那小伙子哪？叫他也来跳啊。” “哎，跳一个吧。”萌萌的声音凑过来。 “不会，你跳吧。” “非叫我拉你？” “你干吗硬叫兔子驾辕呀？”他勉强挤出些笑来。 “萌萌，我能请你跳吗？”小乔的哥哥过来了，一脸文质彬彬的样子。 “对，你们俩跳吧。”他好容易解脱了。 “篷篷篷、喳喳喳，”人影幢幢。他百无聊赖地坐着，看着，今天本来是想图热闹的，可现在却觉得有点儿厌烦，不痛快，总像和这儿有什么隔膜似的，可是又不便走开。 音乐终于停下来。“哎，建国，你女朋友从巴黎来信都说了什么？跟咱们吹吹。”说笑声旋即灌满了客厅。 “你怎么不高兴了？”小萌又回到他身边。 “没有哇。” “话也不说，舞也不跳，那么不合群。” “我就这样儿……有点累。你们玩儿你们的。” “一人向隅，满座不欢，你不会应酬应酬，跟着一块儿说说话？省得人家说你这人别扭。” 是有点儿别扭。在这住了一个星期了，星期天来的，今天，又是星期天了。仔细回味一下，整整一个星期的全部感觉似乎就是一种复杂的、立体的、多因素的别扭。“我回去。”他几次都想这么说，在来的第一天他就说过这句了。施家的一切没有变化吗？不，有的，有看得见的，也有只能凭着神经末梢才可以感觉到的。宋阿姨虽然在见面的时候对他特别客气，特别笑容可掬，但却分明没有了原来那种亲近的、真诚的关怀。 “你也不先跟家里商量一下就领来，真不懂事……” 他当时隐约听见宋阿姨在自己的卧室里跟小萌说了这样一句，身上呼地一下燥热起来。 后来不知道母女俩是怎么“谈判”的，他只听到最后小萌在走出卧室的时候说的一句话： “妈，我叫吴阿姨帮我把那间小屋腾出来就行了。” 他从客厅的沙发上站起来，别别扭扭地说： “别折腾了，我回去。” “干什么？” “我住这儿你们不方便，真的，你们不方便。” “你是不是又有朋友了？”没想到萌萌倒先提出“外遇”的问题来了。 “没有，只有你一个。” “那就住这儿。”她毫不犹豫地说，甚至还有点儿恼火。 萌萌不像原先那样温柔了，变得快爽直率，他现在与其说是喜欢，倒不如说是很需要这种性格呢。 但他还是觉得别扭，虽然人家并没有冷待他，连每天忙得只有在饭桌上才能和家里人见一面的施伯伯，在开饭之前也每每要站在走廊里喊一声，“志明，吃饭喽！”这一声就够了，他觉得一股无可形容的温暖一直滋入到心底，就像父亲那滚热的手掌熨贴在胸口一样。那究竟还别扭什么呢？说不清。他有点儿害怕宋阿姨，也有点看不惯虹虹，为什么？也说不太清。他不得不常常告诫自己，对别人不能眼光太苛，能够宽容别人的弱点也是一种美德，再说人家既然容纳你在这儿住着，总不该再去挑人家的是非吧。 “巴黎之美是没法形容的。我女朋友讲话一向反对夸张，现在连她都这么说，我想此言大概不虚。”那个叫建国的人把调子很高的声音刺入他的意识里。 “没法儿形容，至于吗？” “怎么不至于，她去的时候正赶上去年的圣诞节，街道都装点起来了，圣诞之夜，老留学生领她出去转了转，她说整个城市豪华得就像人间天堂一样，中国人如果不身临其境，是怎么也不可能想象出来的。” “哟！是吗？” “啧，没治。” “巴黎，花园城市，有名的。” “哎，援朝，你七五年不是给你们厂技术学习组当翻译去过法国吗？是不是那么美？” “我们没去巴黎，去的是里昂，里昂，我没觉得怎么样，就那么回事吧。” “你呀，大概那些天都让单词给埋住了吧，哈哈哈。” 周志明望着那一张张笑眼迷离的、神往的脸，好像离自己是那么远，那么生，那么隔膜。 “季虹，上次那本《加拿大风光》还在吗？就是那本画册。” “那是借别人的，早还了。” “过去，咱们知道的太少了，你们别看我现在就知道跳舞，我小时候可还是个好学生呢，不信问我哥，我还是红领巾大队长呢。我原来以为只有中国有拖拉机，只有中国才有我们广济路上的那种霓虹灯，只有中国人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真的相信这一套，现在才知道，人家比你富多了！” “哈——” “嘿，告诉你们，有一回一个外国人对我说，噢，就是借我加拿大风光的那个人，他说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从飞机上往下看，北京就像一大片灰色的土坷垃平摊在地上。我一想，可不是吗，灰房顶，灰马路，连人身上穿的衣服大部分也是灰蓝色的，连一点儿亮色都没有。我跟他说了，北京还算好的呢，你瞧咱们南州，活像个大工地，这几年老是修修这儿，拆拆那儿，满街都是土，没完没了的折腾，可也没见着好一点儿，还是那么破破烂烂的。” “季虹，哪个外国人？是不是那个姓冯的？哎，我问你哪季虹。” “噢，你不背单词啦？是又怎么样？” “施叔叔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借本画册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别跟我爸爸学得那么正统！” 志明从折叠椅上站起来，向客厅外面走去，客厅里的空气已经太混浊了。 “又怎么啦？你今天怎么那么不痛快呢？”萌萌从后面跟出来，从走廊一直跟到了大门外面，“随和点儿行不行？跟大家玩一玩就熟了嘛。” “不是，里面空气太呛，我透透风。”他望着满天寒星，躲闪着搪塞了一句，他不想惹她不痛快。 “算了，今天也的确没意思，咱们到马路上走走吧，今天晚上外面好像挺清静的。”施肖萌挽上了他的胳膊。 他们跨过一片没有平整的土地，来到明亮的马路上，潮润的空气凉丝丝地沁入肺中，平坦的马路刚刚被洒水车刷过，映着路灯绰绰的反光。往年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于滴水成冰的季节了，而今年的严冬却还在北面，姗姗来迟。地上的水潮而软，没有半点儿滑润感，脸上的风轻而柔，使人恍若回到爽然的秋天。……自新河，他又想起了自新河，在这儿的北面，现在大概已经很冷很冷了，他仿佛又听到了那旷野上的风，呼——呼——，野兽般地嗥叫，那是一种能把人的身体一下子吹透的风，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你冷吗？” “不冷。” “我姐姐就是那么个人，喜欢顺嘴乱说，其实人挺好。”萌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 “你们原来的朋友，安成他们，现在好像不怎么来往了吧？” “有时候也来，现在我姐姐调到歌剧院，和他不是一个单位的了，来往自然不如以前那么勤了。你知道吗，他现在和你算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一粉碎‘四人帮’，他就调到厂保卫处当处长去了。” “不当团委书记了？” “不当了。哼，自从当了保卫处长，说起话来也不像过去那么随便了，我姐姐说他爱打官腔了，嘻——” “我看倒是你姐姐变了，你瞧刚才那帮人的样子，直恨自己没把胎投到法国去。中国穷、落后，可中国的昨天是什么样儿？一概不管，那么挖苦，那么鄙薄，干嘛呀，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嗬，哪儿学的那么左呀，监狱里学的吧？得了得了，我姐姐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其实他们也就是说说，没别的，本来国家有些地方就是没搞好嘛，还不让老百姓说说？” “我没不让说，就是不习惯他们这样不负责任地乱骂一气。” “那有什么，不满意现状总比麻木不仁好，不满意才能求改变嘛。”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主人翁，需要既动口又动手的人，你瞧他们刚才的口气，对自己的国家哪儿有一点感情，哪儿有一点儿责任心？好歹是生你、养你、教育你的地方。过去一味把资本主义国家说成是苦难深渊，太绝对，太简单，不够实事求是，可现在也不能又说成是人间天堂啊，其实建国的女朋友也不过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其他那些人呢，除了道听途说，再就是从电视里的‘世界各地’看两眼。我对电视台就有意见，开头看看介绍发达国家的情况，觉得眼界一开，后来看来看去，全是拣好的往观众眼里塞，高楼大厦呀，高速公路啊，旅游圣地啊，游乐公园啊，这就难免片面了，观众集合得来的印象怎么会准确呢？你说是不是？” “唉呀，你操的心太宽了，我可没想这么多。” “萌萌，你别不高兴，我真的不太喜欢你们家的这些朋友，我是为了你高兴才跟你泡在屋里的，我看你和他们倒是厮熟得很。” “难道朋友就不能各有各的观点了吗？都觉得自己正确，可到底是谁正确呢？天晓得。大家只要都不强加对方就是了。他们那些观点，我也不赞成，可朋友还是好朋友，有什么妨碍呢？” “你瞧那个老四，那么长的头发，要不是留着撇小胡子，我还以为他是女的呢。” “他是个工人，工厂里不少人都这副德行，我也看不惯，可也用不着去干涉人家。其实老四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别以为留长头发的一定不怎么样，马克思还留哪，斯大林、鲁迅不都是小胡子吗，噢，他们留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现在的年轻人留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啦？” “这这这，这都是些什么歪理呀，简直是胡比。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着装打扮各有不同的要求，有些当然体现了当时当地的道德标准，我不是反对头发长，可也别耷拉到肩上去啊，你看现在社会上留那种披肩发加小胡子的有几个是表现好的？就是表现好，这方面也不能说成是个优点呀，真的，学了两天法律，倒学出诡辩来了。” “好好好，我不跟你辩了，好不容易在一块儿呆一会儿，还吵个没完，其实有什么吵的呢？人和人之间本来什么事都没有，争来斗去的全是人们自己发疯造出来的，实在没劲儿。” 他鼓了鼓嘴，却没把反驳的话吐出来，他也不想再争辩了。夜，是多么静，多么美，人的生活，为什么要有那么多不愉快呢？也许，只有逃避一切烦恼才能做到身心愉快，可是逃避又偏偏不是他的性格，他的眼睛里揉不得半点儿灰星子，这永远是最吃亏的！还是多学会宽容、学会妥协、学会敷衍、学会“哈哈哈”吧。至少，今天晚上该把心灵净化一下，无忧无虑地享受享受了，这是多好的夜啊。 “好了，不说这些了。” 他把萌萌搂得挨紧自己，走向灯光如水的前方，真是的，城市，有城市的美。 “昨天系里开大会，”隔了一会儿，萌萌说，“动员大家自动报名去分校，唉，竟然没一个学生搭茬儿的。” “学生们怕什么？”他答应着说，“怕条件艰苦还是怕将来分不到好工作？” “都怕。说实在的，我倒是真想举手报名呢，可你要是带了这个头，反倒招人恨。再说，这的确是关乎一辈子的事，一步错步步错，将来真的把你往哪个小地方一分，你后悔也来不及。” “你们还上着学哪，就这么实惠，难道连一点儿共产主义精神、一点儿青年的豪放气概都不想要吗？” “我倒是想要，可是大家都是这么‘现实主义’，你也就没兴趣搞什么‘浪漫主义’了。” 他停下来，可又说不出什么责备萌萌的话，他的心情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施季虹从市第六医院那个老式的大铁门里走出来，喘了口气，手伸在短大衣的口袋里，捏了捏那张病假条，心里轻松了一点。“——贫血性晕眩，建议轻工作一周。”她忍不住得意地笑一笑。她几乎是在半个小时以前才想起这位华大夫的。上个星期天，华大夫陪自己爱人——市第一医院常给父亲看病的保健医生，为了他们的房子和儿子的事，来拜访父亲，她当时竟没有给他们好脸色，实在是太孩子气了。以后，对这种无事不登三宝殿的“香客”，何妨客气些呢，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求上人家了。 “干脆开一周假吧，休息休息，你们演员请病假扣钱吗？”华大夫的殷勤劲儿就别提了，好像你要是同意让她给你开张病假条，倒是给了她什么施舍似的。 “不，就开轻工作吧，一周够了。”施季虹胸有成竹。 的确，一周就够了。到陕西、甘肃去巡回演出的小分队后天就走，她凭着这一周的“轻工作”，完全可以躲掉这趟“官差”。而且只能是“轻工作”，不能是“全休”或者“半休”，否则的话，有人就会拿这个问题来阻挠她参加《货郎与小姐》的剧组了，一句话就能砸了她的锅，“让一个‘全休’病号演出，晕在台上怎么办！”她不能不防着这一手。至于大后天去参加“爱与美”音乐晚会，就用不着顾忌什么流言蜚语了，反正不是剧院组织的演出，谁也管不着。 这期《人才》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怎么说来着？成才要具备七个条件——客观环境、主观努力、方法对头、机遇，还有……反正是七条，她倒是觉得还得加上一条——会算计。曹操只懂兵法，不懂诡计，于是才有“夜走华容道”，现在的现实也如此，凡事你不使点心眼儿，算计算计，说不定就让谁把你给算计了呢。 站在街上，看看表，十点多了。她得先去卢援朝家，拿昨天落在那儿的乐谱，然后再上湖南饭庄和建国碰面。这个不用急，反正说好了建国先去占座儿的。 街上风不小，她骑上车子，正顶。这顶头风也添了她的一丝感慨，当个演员真是不容易的，能不能唱好演好倒在其次，讨厌就讨厌在还得玩儿命地钻营，不然就得落伍，让更能者甩开。 说心里话，这两年她真觉得自己是越变越坏，越变越油了。偶尔，她还会思念和留恋过去那种纯真、童稚的胸怀。她也曾是一个有着浪漫理想的小左派呀；她也曾痴情地羡慕、崇拜过小说、电影里的那些个英雄人物呀；她从小要强，不甘居于人下，所以，做一个英雄人物的幻想也曾是多么强烈地刺激过她呀，那时候，真要叫她上战场她大概也不会含糊的，似乎一直到了十一广场事件那阵子，那点热火也还没有完全燃尽。可是，她现在毕竟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上，这些年她也看破了，英雄人物在哪儿啊？英雄的道路在哪儿啊？无非是作家们在那里垂泪自感吧，她不能一味在作家和自己心造的世界里生活，现实，好像是一部更大更真实的小说，把她改造、教育成现在的样子，你自己不去为自己奋斗，社会就什么也不会给你！ 为了调到南州歌剧院，她是经过了一番艰苦奋斗的，可是现在看来，她这点奋斗，比起剧院里那几个“宝贝”来说，又是“小巫见大巫”了。那几个“宝贝”，本事也太大了，对有利可图的事，她们的原则就是一句话，叫“闹而优则得”。就说现在院里确定主演《货郎与小姐》的莫丽佳吧，本来已经让电影制片厂借去拍电影了，可她还要回来占上“小姐”的角色，剧院不同意她就闹，走上层路线，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的家都敢去，结果到底如愿以偿，拍片子，演歌剧，两头不耽误，名利双收。 看来，她也不能总那么老实了，《货》剧虽然昨天已经开排，可“阿霞”这个角色，她仍然不能撒手。这角色粥少僧多，有四五个唱高音的都在那儿虎视眈眈，已经定了个老演员演a角，还悬着个b角和一个挂名以防万一的c角未定，她的目标是b角。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歌剧团又要组织演出队，到陕西、甘肃两省巡回，轮到这种差事，演员队长一向是忘不了她的。 “施季虹，这次下去得一个月呢，多带点衣服，那边冷。” “怎么又有我？今年我已经下去两次啦。” “院里领导要求，这次除‘货郎’剧组的人，能下去的都去。” 她实在不想下去，下去演出无非是给剧院增加些收入。一下去就得连天演，根本不注意保护演员的嗓子。为了节省开支，老是让演员睡舞台，连车马店的热炕都不如，洗澡更别想。她现在早没有大串联、挤火车那种红卫兵式的浪漫劲儿了，何况给那些一脑门儿高粱花子的人演出，对个人艺术上的发展也毫无意义。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一个县里举办音乐会，她唱了个“摇篮曲”，是个轻声哼唱的歌，可观众里竟有人事后提意见，说她是不是嫌这里没招待好，所以唱得不卖力气。这群土老杆真叫你没辙没治，他们评价演员是否卖力气的标准，全在于你的声音大小，你在台上扯嗓门儿喊，手脚不停地耍，他们就叫好，认为是卖了力气，票钱不亏。你有什么办法呢？难怪冯先生也说，高级的艺术，能提高人的艺术，是剧场艺术，国外都是重视剧场艺术的。只有在大剧场里唱歌剧或者艺术歌曲的人，才能被称为歌唱家。她实在不愿意下去演那种“野台子戏”。 “我这种意大利唱法，陕西、甘肃那边的人不喜欢听。”她突然想到这倒不失为一个向演员队长搪塞的借口，“我下去唱什么，《费加罗婚礼》？那些个羊肚肚手巾接受得了吗？要是我能唱‘翻身道情’和‘信天游’什么的还差不多。” “不，”演员队长说，“你这次下去，参加她们女声小合唱就行了。主要是跟着下去看看，学习学习，延安，老革命圣地，不去可惜了。” 演员队长不这么说则已，一说，她更不想去了。合着辛苦一个月，只是为了和别人凑一个小合唱吗？不，不能去，她要是去了，不要说“阿霞”的角色肯定告吹，连建国给她联系的“爱与美”音乐会也参加不上了。 “爱与美”音乐晚会是市旅游局青年部组织的。据建国讲，地点在南州市胜利体育馆，准备全请一些新星新秀来唱，形式活泼一点，死板板的老一套年轻人不爱看了。准备搞三场，届时报上发消息，发评论，还可能要逐个介绍参加演出的新星新秀呢，这对一个演员来说，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嘿，出名的好机会。”建国极力怂恿，“我帮你联系，他们举办这事的人直要我给他推荐演员呢。” 建国是市科技局的一个工人，不务正业，对这种跑媒拉纤的勾当却十分热衷，也很在行。果然第二天就领她去和筹备晚会的负责人老刘见了面，今天又约她去湖南饭庄，大概是要告诉她决定性的消息。她已经把要唱的曲目都准备好了。 至于“阿霞”的角色，只要不到绝望关头，她就要不懈争取。为这事她已经跟爸爸费尽唾沫地说了一个晚上，只希望他能向文化局打个招呼，或者提一句，暗示暗示也行。可爸爸听完她的话，却说：“你既然说自己嗓音条件好，我相信你们剧院不会永远埋没你的，你要有耐心嘛。这种事，我可不好去命令人家给你派角色啊。”爸爸从来不为家里人出面讲话，简直成了他的一条不能更改的规矩，连妈妈病休影响晋级的问题，也是靠她自己奔走活动才解决的。看来，角色的事也只有再跟妈妈磨磨。 风又大了些，沙子直迷眼。在立交桥工地的右侧，临时开出来的马路又窄又脏，她心烦意乱地下车等红灯。 “嘿！施季虹！”耳边一声大惊小怪的呼叫，一群身穿花花绿绿衣着的女人随着涌到了她的跟前。 “哟！你怎么也不回厂子看看我们啦，一到了文艺界，把我们都忘了吧。” “嗬，鸟枪换炮了，这是哪儿做的？多少钱一米的料子。” 这群昔日工厂里的伙伴们，围着她，大呼小叫，评头品足，旁若无人。 “你们干什么去？”她勉强笑笑，问。 “上中班呀，哪儿像你们文艺界那么自由啊。” 红灯灭，绿灯亮，周围的一大片自行车一齐涌动起来，把她和她们隔开了。 “嘿，歌唱家，以后有票惦着我们点儿！”声音抛在后面。 这都是和她相处了几年的伙伴啊，可今天邂逅重逢，她却意识到和她们已经十分格格不入了。这些人身上，不知怎么就有那么股子俗劲儿，连穿戴都是红袄绿裤子式的，怯得要命，显得那么没文化。现在，要是再让她回到那个光线暗淡、一股子油封味儿的器材仓库和她们为伍做伴去，那简直是叫她下地狱了。 人人都说，个人主义是丑恶的，可人人又都想往高处走，要想走得比别人更高，没有点个人主义、个人奋斗，行吗？ 真的，每当在这种心情下，她真的忍不住要去向往另一个世界了。出国，对她来说是一个若远若近、若即若离的诱惑，就像天上的月亮，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虽迷人而不可得之。这两年，一些刊物和电视节目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介绍国外情况的窗口，尽管是好坏都说，褒贬参半，但给她总的印象，总比自己现在的处境要强得多了。她也知道，那是资本主义社会，陷阱多，可同时机会也多。冯先生说过，国外是凭本事吃饭的，有嗓子，就有安身立命的资本，至少，一个艺术家用不着为那些因为嫌声儿不大而疑心演员不卖力气的批评者而烦心了。 她还在941厂的时候，冯先生就答应过要资助她出国留学，为了这，她对他已经是有求必应了，甚至不惜……可现在冯先生似乎对履行他的诺言不大热心，她每每问起来都是躲躲闪闪、推三挡四的，她又不好催之太急。看来，外国人也不都那么重信义，她现在越来越发觉冯先生有时候也挺唯利是图的。商人嘛，也难免。 又是一个红灯，她看前边有一个小伙子猛蹬了几下冲过去了，就也跟在后面猛蹬了几下。 “站住！” 平地里钻出个年轻的警察来，追不上那小伙子，却把她给拦住了。 “下来！还想跑！”那口气，简直像对个逃犯似的，“到边上去，到边上去！”他挥着手，命令她把自行车推到马路边上。立刻跟过来一大群看热闹的。 “车子锁上。”警察命令。 她锁上了，心里忍着气。 “钥匙拿来。”警察又命令。 她想发作，但转念一想，这些警察，手里就这么点权，你让他发发威，过过权瘾，也就会放了你。于是她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冷静表情，把钥匙交出去了。 “说吧，是愿意罚钱还是愿意扣车？” 警察是一副漠然的表情，她心里骂，“冷血动物，简直像半路打劫要买路钱的。”但嘴头上却忍着，说：“我下回不闯红灯了，行了吧。” “这是罚你这回，下回闯不闯下回再说。” 周围哗的哄笑起来。她冷笑两声，低声嘟囔了一句：“没文化。”警察上下打量开她了，那种目光叫谁都得冒火儿！ “嗬！你有文化，有文化你还违反交通规则？你哪个单位的？” “市歌剧院的。” “歌剧院的怎么啦，歌剧院的有什么了不起？” “是你要问我哪个单位的，我又没说我了不起，你讲不讲理！”她忍无可忍了。 “嗬，你还有理啦？你叫什么？” “你不就是要钱吗？多少，说吧。” 周围的人不知怎么那么讨厌，有人喊，“多罚她，有什么了不起！” 看来真要罚了。警察拿出一个收据本，开了个罚款一元的收据，说：“根据市政府交通安全临时管理办法，骑车故意闯……” 她根本不听他说完，从钱包里拿出一张拾元的票子，递过去，“找钱吧。” 警察说：“找不开，拿零钱来。” 她也赌了气，“我就这十块，你看怎么办吧。” 周围有人被她的盛气凌人激怒了，喊：“就罚她十块！” 警察果然把十块钱接过去了，在收据上的一字后面，添了一个零，一块成了十块。 “你想刁难我？我们还怕这一套吗？”他把收据塞在她手里。 她气得恨不能把那张小纸劈头盖脸摔回去，咬牙切齿地说：“你们，无法无天！” “你叫群众评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你违反了……” 警察长篇大论地说起来了，招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年岁大些的警察也挤了进来。 “怎么回事啊？” 年轻警察把十块钱交到老警察手中，简单说了一遍经过。周围的人还七嘴八舌，添枝加叶。 施季虹气得眼睛发蓝，看情形，十块钱显然是没了，不扣车就算是好的。她也狠了心，要是真扣了她的车，她索性就直接上公安局马局长或者政法部乔部长家去，告他一状！ 可出乎意外的是，老警察却问她：“你再好好找找，看看有没有零钱？” 零钱她是有的，在一片起哄声中，她拿出了一块钱，把十块钱换回来了。 “嗬，到底是歌剧院的，‘就这十块，就这十块’，真会演戏。” “要我，就罚她十块。” 她在一片笑骂声中，气得哆嗦着挤出了人群。 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发泄心中的火气！这儿真不是人呆的地方！真是看透了，人要想有尊严，就非得有社会地位，非得出名不可，她要是李谷一，别说没人敢叫她这样当众受辱，就是巴结她还嫌来不及呢。当然，最好能出国，干脆躲开这糟地方！ 她心绪败坏，为了安定一下，走进路边一家饮食店，喝了一杯热咖啡。一杯热咖啡现在居然要六毛钱，外加两分钟排队和一个售货员的白眼儿。 这日子，有什么意思呀！ 由于这场风波的耽搁，她已经不能再去杏花南里卢援朝的家，建国在湖南饭庄要等急了，她自己也急于听到建国给她的好消息，好把心火儿冲一冲。 可是她赶到湖南饭庄时，建国竟还没有来，等了足有二十分钟，他才蹓蹓跶跶地进来了。 “你不是说先来占座儿吗？” “这儿人不多，来了就有座儿。” 建国若无其事地解释了一句，他说起话来，总要带着点工人的那种“油劲儿”，这使她心里又多了一层警惕，“这小子，也是个说话没准儿的人。” 她要了菜，这种场合，当然应该她做东。 “怎么样，晚会的事？” “啊，不行了，他们要的人都齐了。” 她心里呼地一下，火苗子又上来了。“怎么回事，你这家伙说话到底有准儿没有？” “你急什么，听我跟你说呀，人家这次是要三十岁以下的。” “我刚到三十岁，以下，一般都是含本数在内的。” “可老刘说你像三十五六的，他们是想要更年轻一点的，最好像你妹妹那样，漂亮的。” “他们到底是搞音乐会，还是搞模特儿展览！” “就是就是，他们那帮人，不懂艺术，就知道捞钱，要是办个妓院嘛，我看倒在行。” 建国的话使她气里迸笑，“讨厌！” 建国也笑了，“不管他们了。哎，我给你说个正经事。”他的神态郑重起来，“录一盘磁带怎么样？一个小时的歌儿你总拿得出来。” “什么？”她没听明白。 “我们有几个朋友，正在办一个音乐公司，专搞磁带的，已经搞了几盘了，销路不错。王曼贤，知道吗？还有杜玲芯，都录过。” 建国一连说了三四个名字，她都不认得，打断他的话问：“你们是怎么录？” “你唱，我们录，简单得很。不过乐队你得自己找好，从你们剧院里找几个人就行，跟他们谈好报酬，这事儿都爱干。最好有电子琴、小鼓。其余的你就不用管了，复制、发行，全由公司负责。再给你印个彩色封面，印你的侧面像怎么样？回头满街一卖，知青商店都卖这玩意儿，用不了多久，你非红不可，这可是一条好路子。” 她犹豫了，这的确是条路子，可她又觉得这路子……太村野了。 “把我放到知青商店里去卖？” “你得让青年熟悉你呀。”建国驴唇不对马嘴地接了一句，又说：“我不明白，这么好的机会你还犹豫什么？现在就这么回事，你要想出头，就得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你还看不到现在的形势吗，年轻人哪个不在埋头学，玩命奔？告诉你，竞争是空前的，别看现在还不显眼，过几年你看吧，高低贵贱全分出来了，有能耐的，上去，没能耐的，下来。你现在连张文凭也没有，再不自己闯闯牌子，到时候你就等着受挤兑吧，你瞧这形势。” “不，我是说，你们这么干合法吗？你们的公司注册了吗？” “我们这是‘皮包公司’，无非是在录音机和演员之间当个经纪人而已。其实我们自己最后也得不到多少好处，演员、乐队、出机子的，出地方的，印封面的，都得利益均沾，加上带子的成本费，我们能剩多少？” 她疑心地看着他，“那你为什么还那么上劲儿？连班都不上了，工资扣惨了吧？” 建国耸耸肩，摊着手，似乎一时挑选不出词句来解释，耽了半晌，才叹口气说：“你看，我要是再不出来跑跑这些事，就得一辈子当工人了，还有谁看得起？我也是自己给自己闯闯路子。我用不着跟你半遮脸，把话说白了吧。现在就这么回事，你有了本事，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就什么都有了。跟你举个比方吧，过去那些跑到国外不回来的人，前些年算什么？叛国犯！现在人家回来了，却像贵宾似的，又说是爱国华侨了，为什么？还不就是因为他们有了社会地位吗？你再看京剧团的胡红仙，刚刚犯了生活错误，可这期南州戏剧照样给登了个大封面，为什么？无非也是有名了。人一出了名，就什么都跟上门来了。你们歌剧院三百多人，在市人大、市政协挂衔的就有四五个之多，我们科技系统上万工人，一个也没有，就这么回事。现在人们关心的，不是正确错误，而是胜败强弱，胜者昌，弱者亡，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现在社会发展的杠杆！人也是生物，‘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对人也一样适用。” 菜上来了。施季虹默然喝着啤酒，听着，脸上热了许多。 “好，我同意了。我唱什么？《茶花女》里可以选一段，还有阿霞，我现在正练呢，啊，就是《货郎与小姐》里的……” “不行，这些没人爱听，你唱点《毛毛雨》、《你是一个坏东西》什么的，或者唱些校园歌曲，也行。” 她有些冷笑了，“那是些下九流的音乐，没有任何技巧表现……” 建国却出人意料地果断，“先把名儿唱出来！让青年熟悉你，然后再唱你的《茶花女》去吧！” 她不吭声了。建国倒真是块商人的料。 离开了湖南饭庄，她一个人骑车子去剧院。风吹酒醒，她心里面开始冷静地计划着下一步的紧张行动——交假条，先把巡回演出推掉；晚上，叫妈妈给文化局赵局长家打电话，然后她就趁热打铁地去；继续练“阿霞”的唱，还有校园歌曲……还有冯先生，对，为什么总是叫他利用，不想办法反利用他呢？她已经为他做了那些事，担了那些风险，甚至还……他不能那么实用主义。得想办法。如果真的出了国……一想到出国，她的思绪就控制不住地向前跳跃……如果将来出了名，她非写一本回忆录不可，把艺术生涯的坎坷全都淋漓尽致地写出来，像开病假条的事；唱校园歌曲的事；争取自己的第一个歌剧角色的事，都可以写进去。对，要让人们知道艺术家也是普通人，也是靠这么苦争苦斗，惨淡经营，奋斗出来的，不容易！ 当然，和冯先生的事儿是不能写的…… 晚上下了班，周志明没有急着走，先到饭堂里吃了晚饭，然后不紧不慢地回到办公室来。这些天，萌萌晚上常住在学校，他回去了便孤零零地像没主儿似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个不自然，倒不如晚一点儿回去，和宋阿姨、季虹她们少见面，大家反而会更亲和一些。 坐在办公桌前，拉开桌边的柜子，想拿本书看，视线突然触到了柜门里的一只方方正正的硬纸盒，原来是前些天买的那套凉杯。他立即想起该去看看淑萍的新居，这是无论出于情分还是出于礼数都不好再推迟的事情。 于是他拎着那盒小小的礼品，骑车子奔西夹道来了。 小院的门没有锁，刚走进院子，就听见郑大妈在发脾气。 “你们不用气我，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活着也跟你们受窝囊气！” 郑大妈发尖的声音把他弄得一愣，这家人一向平平和和的，今天是怎么了？他不由放慢了脚步，又听见梅英细声细语地在说： “妈，您消消火吧，看伤了身子，呆会儿不是还得上居委会主持开会吗？” “主持个什么？咱们家都成了贼窝儿了！我这居委会主任还有什么干头儿啊。”郑大妈的声气儿又是一挑老高。 “你消停会儿行不行？要不然上大街上嚷嚷去！”王大爷也压不住火气了。 周志明满腹狐疑地推门进了屋子。 “王大爷，大妈，谁惹你们生气啦？”因为毕竟是老邻居，所以他一进门就笑着问了一句。 “咳，”王焕德叹了口气，在床沿上坐下来，“志明，甭问了，我们家这事，说出来丢人！” “志明，”郑大妈不住地颠着两手，“你说说，你说说，我们家，什么时候不是清清白白的呀？领导那么信任我，让我当居委会主任，啊，你说说，你说说……”她哆嗦着语无伦次了。 “到底是怎么啦？”他问大福子。 “还不是我妹妹那位。”大福子咕噜了一声。 梅英轻声对他说道：“淑萍不是刚办了喜事没几天吗，新郎官就让警察给抓了。” 这一句话，他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大貌。“因为什么呢？”他问，“是分局抓的还是派出所抓的？几天了？”他想分析出梅英所谓的“抓”，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措施，如果是治安拘留或是拘传收容审查一类的措施，那问题就不会太大，如果是刑事拘留或者是逮捕，恐怕就不是小事了。 “我们也不知道是哪儿抓的，是从他们单位里抓走的，昨天家里还来了几个警察，找我们谈了……” “怎么谈的？警察说因为什么？” “说他把人家的门给撬了，据说还是太平街一个高干的家。” “不是，”大福子闷声闷气纠正梅英的话说，“就是他们一个厂的。是他们厂的总工程师。” “他是941厂的？”周志明恍然大悟地问。 “是呀，你也知道这码事了吗？” “志明，你坐，你喝水，”王焕德插话说，“这事儿不提啦，不提啦。” 郑大妈缓过气来，推过一把凳子，“谁让我们自己的丫头不争气呢。你说说，我们这么大岁数，到老了还跟着孩子丢脸，你说……” “淑萍呢？”他坐下来问。 “西屋儿呢，哭了两天了，唉。”梅英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我去看看她。”他又站起来，王焕德老两口和大福子夫妻俩也跟着他一块移步到西屋来了。 淑萍一个人坐在一张双人床上，本来已经不哭了，突然见到他进来，脸上飘过一阵伤心，又禁不住嘤嘤地呜咽起来。 郑大妈十分没好气，“瞧瞧你那头发，也不知道梳梳，一整天就这么瞎着。你哭啥呀，这不是你自个儿找的吗？当初我怎么跟你说来着？噢，家大人的话你不听，这会儿你后悔啦？” 淑萍索性嚎啕起来了。 梅英挨着小姑子坐下，用胳膊揽着她的肩膀，说：“妈，您就别怪淑萍了，她心里也不好受。” 周志明是出于一种不便推卸的义务，才要到西屋来的，以他和王家的关系，总得过来说几句宽慰话才行。而实际上，他在这方面素来是拙于辞令的。他望望悲声大作的淑萍，心里也十分没主意，刚说了一句：“淑萍，你别太难过。”便接不上话了。 “志明，志明哥哥，我，我命，命不好。”淑萍偎在嫂子的肩上，连抽带喘地说。 “啊，啊，”他不知如何作答。她身上的衣服全是皱巴巴的压褶，头发乱蓬蓬没有梳理，眼睛红肿，比起两三年前的淑萍显得憔悴了许多。他的目光从她脸上移开，又落到挂在墙上的一张结婚照上，新娘子眼里流出那么甜蜜的微笑，而紧靠在她身边的那个小伙子…… 他突然全身僵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盯住那张照片，“他，他叫什么？” 屋里人没有明白，愣愣地看着，连淑萍也停下了啜泣。 “你问他呀？”大福子指着照片，“叫杜卫东。” “就是他给抓起来了？”他几乎是叫着在问。 “是呀。” “不，这怎么会呢！” “就是他。你原来认识他？” 不，这怎么可能呢？他心里滚过一阵慌乱。杜卫东！他在离开监狱的时候不是泣言知悔了吗？不是赌天发誓要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吗？一个多星期前，他还在广济路见过他，对了，当时没想到那套凉杯正是给他买的。他是那么一副热情奔放、兴高采烈的精神状态，怎么会去干这种穷途末路、铤而走险的勾当呢？不，这实在是难以想象啊。 “志明，你认识杜卫东？”王大爷跟着问了一句。 “啊，认识，我们在监狱里是一个班的。” “噢？”王家人都愣住了。 他镇定下来，想了想，说：“大爷、大妈，我能不能跟淑萍单独谈一会儿？你们先回东屋歇着。” 王焕德困惑地同郑大妈相顾了一眼，站起来点点头。郑大妈走出门以后，把周志明也给喊出来。 “志明，”她压低了声音，“我们一家一直没沾过这路问题，你说，要不要赶紧的叫淑萍上公安局和他划清界线，办离婚哪？” “我看，大妈，先别急吧。法院不是还没判吗？还不知道他的问题是大是小，何况这种事，最好慢慢再跟淑萍说，让她自己也多考虑考虑。” “是啊。唉，要说杜卫东这个人，倒还是挺勤快的，要是没这个坏毛病……” “行了，你叫志明静一会儿吧，说起来就没完。”王焕德推推老伴，“你不是还得开会去吗？走吧，走吧。” 周志明返回了西屋。他并没有急着说什么，而是先把这间新房打量了一下。 在双人床的对面，一只新打的大立柜占据了屋子最显著的位置，从柜门上刻镂的花纹上就能看出做工的精细；一对绷了条绒面的小沙发虽然简陋了些，却很实用地摆在了立柜的旁边；在沙发上方的墙上，贴着一个大幅的电光剪纸的红喜字，周围略嫌琐碎地点缀着一些年历画和小塑料灯笼之类的摆饰品；紧挨着双人床的是一只五斗橱，橱面上的暗红漆色恰恰和床上的浅绿床单、金黄被面儿构成杂乱而不协调的色彩感，整个屋子的铺陈虽然有点儿俗气，但却透出一股甜丝丝的小康气氛来。 第九章 他在淑萍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想想，问道：“杜卫东，他没有向你提起过我吗？” “没，他自尊心特别强，总不愿意谈起监狱这一段，他也怕别人老跟他提这些事儿。” “他一直不知道我以前住在这儿吗？” “不知道，我们没跟他说，只说这房子是借邻居的。” “噢——”他沉吟着，“他出了这个事，你觉得不觉得很意外？你以前没想到过吗？” “我一点儿也没想到，一点儿也没想到，”泪珠又在淑萍的眼窝里转悠了，“他干吗要干这种事呢？害了人家也坑了我，他又不缺吃不缺喝，刚从自新河放出来就找到了那么好的工作，多不容易呀！他原来还老怕别人拿老眼光看他，在厂子里特别积极，我以为他挺不错了呢，谁想到他还到外头去偷，我真是太老实了……” “那，你没发现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比如说，花钱是不是比过去随便了？” “没有哇，我要早看出来就好了。他每月发了工资全都交给我，然后再冲我要，最近他也没买什么东西。” “他每天除了上班都干什么？” “不干什么，这几天帮他们厂里一个姓卢的人打结婚用的家具，其他……，没干什么。” “他偷东西是哪天？噢，对了，星期天。那天他在家有什么不自然的表情和举动吗？” “没……我想想，那天，我们俩一块上百货商场买东西去了，对了，他那天碰上了一个好朋友，不过我没看见，他自己跑到街对过跟那个人说了一会儿话。再就是……再就没有什么啦。” “噢，我知道。” 大福子和梅英端着个热茶杯走进屋来，放在他跟前。他看看表，对他们说。 “我也该回去啦。” 又劝了淑萍几句。他冲大福子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前一后出了西屋。 “谈得怎么样？”大福子先问。 “我问了问杜卫东最近的情况，这个人在出狱以前已经表现挺不错了呢。” “我原来也觉得挺不错的，谁知道人心隔肚皮，人家都说偷东西这玩意儿有瘾，染上了就难改。” “你妈想叫淑萍和他办离婚，我倒觉得还是别操之太急的好，不如冷处理，让淑萍凉一凉，等心里头平静下来再考虑，家里最好别勉强她，别逼她。人家也毕竟是夫妻一场，总免不了要有些难以割舍的情分，你说呢？” “对对，回头我们都跟我妈说说。” “那我走了。” “哎，”大福子又拉住他，“杜卫东怎么处理，你能不能帮着给打听打听？” “呃——”他犹豫了一下，“有规定，没有结束预审的案件，办案单位是不对别人透露情况的。我知道杜卫东是市局刑警大队抓的，单从这儿就能看出案子不算小，你想想，偷到太平街去了嘛。刑警队我倒是熟人多，看情况吧，能问我就问问。” “行，反正别勉强，别破坏你们的规定。” 从西夹道出来，他慢慢地骑着车子，心里又混乱又难过。杜卫东走上回头路，对他的确是一件非常难以下咽的事。诚然，人是会变的，但怎么会这么个变法呢？人，难道真的是一种全不可预言、不可捉摸的怪物吗？他实在悟不出道理来。 回到太平街，把车子搬进大门的时候，他一眼瞥见萌萌那辆绿色的二六小车支放在走道里。 “她今天回来了？”他心里想着。 走廊的白墙上，新近添了两幅精裱的轴挂，一幅“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古画，是青石斋画店的水印；另一幅字，是南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龚裴文老先生的墨宝，录着一条古训：“行成于思，毁于随。”笔法确是豪放不拘，古风可叹。这是宋阿姨辗转周折托人索要的，昨天才裱好挂出来。他从那字幅下面走过，在衣架上挂大衣的时候，听见客厅里肖萌正在跟谁说话。 “什么叫幸福？要我说，只要你产生了幸福感，那就算是有了幸福。互相喜欢不就是幸福吗？就像援朝哥哥，蔫蔫乎乎的，可你就喜欢这蔫乎劲，他也喜欢你，这就挺好嘛。” “援朝和他可不一样。”季虹的声音照例要冲一些，“你其实根本不了解援朝。他蔫蔫乎乎？错了，再没有比他更有主意的了。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心里拿得住，这是男子汉的一种气质。再说，援朝好歹是正经八辈的翻译，精一门外语，可他有什么？一个警察，扒拉个脑袋就能干，还挺保密似的，干什么的还不愿意说，我看说不定就是个管户口卡片的。你说你究竟喜欢他什么，他有什么可以吸引你的？说来说去不就是个形象好吗？这都是一时的。至于说他喜欢你，那当然了，咱们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条件，他当然不会有什么说的。” 周志明本来是想进去的，季虹的话使他收住了脚步，心里头仿佛让人踩了一脚那么难受。又有一个声音响起来，原来宋阿姨也在屋里。 “你不要太任性，萌萌，不要那样对待人家乔真，人家请你去玩玩有什么不好呢？志明那孩子老实是老实，可他毕竟是坐过监狱的。” “坐监狱？那还不是因为保护反‘四人帮’的人吗，现在也平反了！” “据说也不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人家乔真的爸爸就是管这些事情的嘛。” 他没有再听他们说下去，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台灯，台灯是贝雕粘的，玲珑剔透，很漂亮。灯光从绿色的纱罩里泻洒出来，整个屋子沉浸在宁静的暗调里。是的，这儿很舒服，很优越，可这儿不是他的家，今后他也不会在这儿安身立命。本来，他是想把自己为什么坐这几年牢原原本本跟施伯伯和宋阿姨讲的，现在他决定不讲了，在季虹这样的人面前以恩人自居，换来她的好感与容纳，也许会使他比现在还要感到尴尬和无味。此刻，他无论如何不能控制住自己去想念死去的父亲。他爱自己的工作，爱周围的同志，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代替对父亲那种依傍的渴望，这也许是人的一种天性，没有亲人便会孤单，他现在就常常会切然地感觉到生活中和心灵上的这种难于弥补的欠缺和空旷。 肖萌呢？肖萌是他的慰藉，尽管他们现在并不十分谈得来，但她毕竟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了。他之所以没从这儿搬出去，大半就是因为不想伤她。反正，将来就是结了婚，他们也得和这儿分开过，不在一块儿住着。那样，跟宋阿姨和季虹她们的感情，也许反而会好些的。 夜里，他睡不着，倒不是为了这些疙疙瘩瘩的不痛快，顺逆荣辱，他多少都尝过一点儿了，当然不能还像“林妹妹”似的缠绕在这些无聊的愁怀和伤感中。对生活上的事，还是线条粗一点儿为好，管它那么多呢！这一夜使他辗转反侧的，还是杜卫东这件事，怎么想怎么是个不通！ 第二天，一到了办公室，他先给马三耀拨了个电话。 “喂，我说，今天晚上我想见你一面，下了班，九仙居饭店怎么样？” “哈！”马三耀在电话里笑起来了，“你的消息真够灵通的啊，我这儿还没正式结案你就逼我还愿哪？” “你又是没空儿，是不是？”他先堵他的嘴。 “空儿是有啊，可就是……我说，你等我下月关了饷行不行？还有一个礼拜。” “你来吧，今天我请你，九仙居的西餐部，那儿人少，说话方便。” “你出血呀？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只是那洋玩意儿咱吃不惯。好好好，晚上见吧。” “晚上见。” 九仙居饭店是个有五十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坐落在马尾路深处一个殿堂式建筑的深宅大院里。原以经营鲁菜著名，后来又添设了西餐部。近几年，饭店的门面虽然装修了“洋气”的大玻璃门，可进到内部，还是个绿竹回廊的连套院儿，仍不失其古雅之魅。因为这儿远离商业中心，也不是交通干线，外地人一般涉足不到，本地人又嫌价格昂贵，轻易也不来铺张，所以在繁华拥挤的南州市内，是个得天独厚的避喧之处。周志明之所以把马三耀约到这儿来，图的就是一个可以安心说话的环境。 他们找了个挨墙的桌子，他叫了菜，马三耀又在柜台上买了瓶“中国红”，两个人杯盏交错地对酌起来。 “你也该请我，你比我阔多啦。”马三耀三杯酒下肚，脸色不变，一边吃菜一边说，“这两年的工资补了你多少钱？你爸爸又给你留了一万多，你可是个大富翁！” 他没答话，却反问道：“听说这次百分之二的调级，你们刑警队有你一个？” “刑警队一共提了三个候选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反正最后三挑二呗，是谁还没定，不过目前我的呼声最高。” “为什么，你有那么出色吗？” “那当然，”马三耀掩饰不住地得意，“我搞刑侦快三十年了，由我自己牵头负责的案件，大小近百起，从没出过一起冤假错案；从没抓错一个人，这在全局都是最高的纪录，这一条还不够硬邦邦吗？包括十一广场那阵子，我抓的也全是小偷流氓，悼念总理反‘四人帮’的没碰过一个指头，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呀，你不服成吗？” “你现在这个案子搞得好像也挺顺手，什么时候完？”他开始把话题转过来。 “你说的是江一明家那个案子呀，已经破了，马上准备往检察院送了。哼，说是大案，实际上就是一般的溜门撬锁，只不过因为是发生在太平街上，市委格外重视罢了。跟你说吧，搞这种案子，不是吹，轻车熟路，玩似的。你别急，等下星期发了工资准请你，赖不了。噢，对了，你猜作案人是谁？就是咱俩在广场事件那时候抓的那个小偷，叫杜卫东，还有印象吗？” “我和他在监狱里住一个屋子。” “是吗？！”马三耀惊异地叫起来，“搞了半天，你们还是难兄难弟呀！咳，当初也该把你排到涉嫌对象里去，哈——” “哎，跟你说，”他挨近马三耀，“我怎么觉得杜卫东不大像作案人呢？” “没错，冤枉不了他。哟，这是什么玩意儿啊？白不拉擦的，也没什么味嘛。” “奶油烤杂拌。跟你说真的，我看不像他。” 马三耀的脸从奶油烤杂拌的盘子上抬起来，望着他严肃的面孔，敛起自己的笑容。 “你怎么知道？” 周志明放下手中的叉子，说：“前几天，我见过他，昨天晚上我又去过他家，他和我们家的邻居结婚了，那是很不错很本分的人家。从现在杜卫东本人的情况和家庭的情况看，他似乎不会干这种事。”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以善良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偏偏就是干了，你有什么办法？” “你不知道，他出狱的时候是下决心要改恶从善的，既然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干这种连过去都没干过的大买卖呢？他过去只不过在街上偷过两次钱包，还从来没敢撬过门，更不用说到太平街这种地方撬门了。” “案，是他做的，这一点没错。至于他为什么作案，”马三耀仰脖喝干了杯中的酒，“那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题目。我的责任就是查清他的犯罪事实，这个事实是由一系列调查材料、现场勘查材料和技术鉴定材料所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合法的证据材料所组成的，如果谁对这个案件的结论有什么异议，或者要推翻这个结论的话，那么同样，也得拿出证据来，你有证据吗？” “没有，我只是感到迷惑，想不通，只是在直觉上认为作案的可能不是他。” “我说你呀，干咱们这行也不是一两年了，怎么像个外行人似的想入非非？我看，你的直觉纯粹是一种臆想，也许那个姓杜的和你患难了两年，建立感情了吧。告诉你，侦查员只承认理智，不承认感情，你可不要感情用事。” 周志明慢慢晃动着杯子里绛红色的酒液，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是能看看案卷材料就好了。” “你比我要高明到哪儿去呢？”马三耀不无嘲讽地说，“你一看就看出问题来啦？哼！跟你说，你要实在想看看的话，也行，叫你们处向局里打个报告，要求把案子接过去重新调查，局长只要一批，我这儿立马就交，怎么样？”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现场的情况，鉴定的情况，我什么都不了解，理智从何而来呢？” “得了，别操那么多心啦。抓特务大概我不如你，可抓小偷流氓，别忘了，我可是你的进门师傅。我吃这份粮二三十年了，我的那帮人也不是酒囊饭袋，对这个案子的假设，我们比你做的要多得多。事实是摆着的，现场勘查、技术鉴定、知情人证言，互相印证，不那么容易错！无赃无证不成贼嘛！” 他看看马三耀，良久才解嘲地笑了一笑，“唉，也许是我神经过敏了吧。” “我们谈点儿别的吧。”马三耀往面包上抹着果酱，苦笑着说，“我这一天到头总是案子案子，脑袋累得不行，谈点儿别的吧，你跟我说说你到她家落户的情况怎么样？” “那有什么好说的，况且我也没在那儿落户呀。” “什么时候能叫我喝上喜酒？” “早着呢，她还上大学，至少还得两年。” “毕了业她准能分在南州市吗？南大是全国分配，可别给鼓捣到‘新西兰’去。” “谁知道呢，他们学校最近还要在外县办一所分校，要抽一部分师生去那儿学习，据说毕业以后分校的学生主要分往外地，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没上大学那会儿，只要让他上大学，怎么都干，现在上了大学，挑三拣四的，臭毛病全来了。” “怎么说呢，论条件，分校就是没法儿跟总校比，吃住不行，师资不行，毕业了还要往外地分，去了那儿也许就定了终生了。现在可不是‘祖国要我守边卡，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年代了。从施肖萌那儿我才知道，如今的大学生和咱们干公安的人可不一样，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主张，并不习惯服从谁，不愿意承认权威。现在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时候竟成了一句空话，做不做由你，信不信由我。没办法，谁让‘四人帮’过去搞空头政治，闹得现在人们连一点儿浪漫主义的东西都不信了，一个个都实惠得吓人。” “你也甭光赖过去‘四人帮’，现在有些人搞政治思想工作，还不照旧是形式主义？有的政工干部，自己没有水平，怎么教育别人呢？你就说上次局里政治部那位吴副主任讲的那堂党课吧，那叫什么呀，你听了没有？” “哪个吴副主任？什么时候上的党课？” “就是挺胖的那个。讲干革命要有良好的体魄，你猜他举了个什么例子？举了个佘太君！说佘太君因为常年坚持锻炼，结果活了一百多岁，是中国有名儿的长寿老人，他连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都分不清，这么当副主任，我也成！” “举例子嘛，你明白他的意思不就得了？” “举例子就能随便举？那孙悟空活了好几百岁，他怎么不举？” “这些事你倒是比我还认真，哼！” “我也是说说而已，不像你，还当真去操那份闲心。” 直到九仙居要下班关门了，他们才离开座位。周志明有生以来头一次喝了这么多酒，脸上红扑扑的像上了层热彩。他和马三耀分了手，踉踉跄跄回到施家。不晓得是不是由于力不胜酒的缘故，这一夜他怪梦连篇，一会儿看到了那堵土黄土黄的砖窑，一会儿又看到黑黝黝的仙童山，最后，杜卫东不知怎么跑出来了，冲着他抱头痛哭，把他从梦魇中惊醒过来，身上净是冰冷的汗水，直到早晨起了床，精神还有些恍惚不定，他连早饭也没有吃就上班来了。 在办公桌前坐定，用指甲掐了掐太阳穴，杜卫东和王大爷一家的形象就挤在发胀的脑袋里，轮番变幻着，原来那个疑团一下子又重新在心中凝聚起来。 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把段科长叫了出来，在走廊没人的地方，他把他所想的，连带这个案件的情况全都对段兴玉讲了一遍。 听完他的叙述，段兴玉很平静地说道：“这个事我听说了。昨天我在局里碰上搞内部保卫的邓处长，他说941厂保卫处向他们汇报了一件事，就是江一明同志在家里被撬以后，发现他的笔记本里夹着的一张小字条自己掉到地上去了，笔记本是和钱锁在一个抽屉里的，里面都是他在今年十月份参加航空工业技术规划会议时所做的记录，内容是绝密的。估计是小偷偷钱时无意触动了这个笔记本。江一明同志主动向保卫部门谈了这件事，并向厂党委和市委写了检讨，要求处分呢。” “科长，”他心里霍然一动，“你说这个盗窃案会不会有政治背景呢？我这是瞎想啊。” “这个，目前还看不出来。”段兴玉摇摇头，“至于你刚才的那几条怀疑，当然，是可以作为一种看法、一种分析而存在的，但要促成对这个案件的重新调查，分量就远远不够了，除非刑警队自己愿意复查，那又当别论。不过他们现在既然已经准备结案，没有充分切实的理由，显然是不会推翻成论的。马三耀不给你看卷完全对，因为不是你管的案子嘛，你看卷算怎么回事呢。” 周志明叹了口气，“唉，我大概是过于自信了，我和杜卫东相处两年了，每天一块背床板，吃一锅杂粮，的确也容易被过去的实感缠住。可是，可是，他在出狱的时候，确实是改造得不错的，现在又有了那么好的工作，还有了小家庭，这对于一个劳改释放的人来说，生活所给予他的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得天独厚了。究竟是什么使他旧病复发呢，而且居然跑到太平街上去偷，这也太胆大包天了。不，他其实不是一个有胆魄的人，不是的。这一点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所以我想不通，可是，我拿不出证据来，我没有证据。” 段兴玉用手蹭着下巴。半天，才抬起眼，说：“你的想法，呃——，也不无道理。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可以试试。马局长不是经常去施肖萌家找她爸爸谈工作吗，你碰上机会，不妨跟他说说这个案子。江一明同志那个笔记本被动过的事，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你再说说你的那些怀疑，不过千万不要说到要求重新调查的份上去，我们手里既然没有证据，当然就不能武断地否定别人的结论。我想，只要马局长同意让我们从失密的角度到刑警队去了解了解案子的情况，那咱们就可以详细考虑一下背景问题了。凭你和马三耀的关系，到时候找他看看卷总是可以的吧？” 周志明想了想，“对，我在自新河就和马局长熟悉了，实在不行我找他去。” 下班的铃声响起来，他们的谈话中止了。周志明知道萌萌学校的法律系要组织学生到自新河农场参观去，这几天她可能不会回家。但因为他已经和吴阿姨讲好了今天晚上帮她把厨房里的旧碗架用碱洗洗给油出来，所以便匆匆到饭厅吃了饭，没有再耽搁就离开了机关。 从机关的大灰门出来，骑车走不远就上了大街，然后向西拐，奔幸福路。如果去西夹道的话，在这儿就得右转弯了，去太平街还得照直走，一直到南州饭店才能拐弯，他把车子骑到南州饭店大门前，要拐还未拐的时候，突然看见了施季虹。 施季虹正站在饭店门前的一辆小汽车的边上，冲车里的人说话。自从进了文艺界以后，她身上的打扮一天比一天新颖。今天又穿了身黑色西服，倒也落落合体，一只款式别致的米色皮包挽在小臂上，在白灿灿的路灯下格外触目。 他把自行车顶在汽车的屁股上。施季虹显然还没有看见他，只顾躬着腰把脸对着汽车的窗子大声抱怨着什么。 “不是你非得约我去国际俱乐部的吗？我来了，你倒要上北京去，讲不讲信用？” “今天非得请你原谅不可了。这是个临时的事，我上午才决定的，连飞机票都是买别人退的。”汽车里的人冷冷地说。 “算了，谁知道你怎么回事，你一贯说了不算的。”她挥着手，直起腰来。 汽车里的人没有再?唆，车开走了。 “小虹姐姐，”他发现季虹看见了他，便往前蹭了两步，“那是谁呀？” “一个朋友，你不认识。”施季虹翘望着远去的汽车，心不在焉地答道。 “噢，我知道，是那个姓冯的吧？”他随口无心地笑着说。 “嗬，”她把脸扭过来，似笑非笑的，“不愧是公安局的啊，谁的事都想打听个一清二楚，哼，职业病。” 他让季虹刺得有点儿恼火，“随便问问，我要打听这干什么！” “你今天是不是跟吴阿姨说要刷碗柜？她把柜子都腾出来了，直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季虹自己把话岔开了。 “我现在就回去。” 他骑着车拐过南州饭店，太平街就在不远了。 这是太平街最拥挤的时候。推车上了马路沿，骑过一片开阔地，再过一排又高又密的梧桐树，用不着走到萌萌家的大门口，就能把太平街上的喧嚷甩在后面。这儿，还是挺安静的。周志明的眼睛倏然亮了一下，他看见马局长正从萌萌家的门里走出来，嘿！他心里叫了一声： “好运气！” 天色有点暗了。施万云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心情有些空茫。透过旁边那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黄昏，窗前挖沟留下的泥土狼藉不堪，为什么这么久都没人来清整一下？将来这儿应当利用起来，种点儿青菜。 刚才马树峰为了江总家被盗的案子来找自己聊聊，这会儿他并没走远，正站在那排已经掉光了叶子的梧桐树下，同下班回来的周志明说话。呵，对，他们是在自新河农场认识的。从侧面看去，志明那孩子真是长身玉立，显得十分挺拔。 志明已经来了好些天了，宋凡有点不大满意，背地里向施万云嘀咕过好几次，“看他和萌萌的事还没定就这么住进来，万一以后有变化可怎么收拾呢？”“有什么可收拾的？孩子举目无亲，寄人篱下，也是很可怜的。”他生怕宋凡顺嘴说出什么伤人心的话叫志明听见，“他父亲也是个老同志了，就算是革命遗孤，我们也该尽责任照顾他嘛。”可宋凡还有另外一层顾虑，“坐过监狱的人，难保不养下什么坏毛病，我总觉着和萌萌在一起不大好。”“那倒无碍，你我不是也坐过非正式的监狱吗？”宋凡沉着脸，还是不高兴。好在志明这孩子比较懂事，人也勤快，默默不响的绝不用担心他会惹人讨嫌。 窗外，那排梧桐树下，马树峰和周志明握手告别了。接着，他听见了开大门的声音，周志明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一下，移进厨房去了，很快就传出了吴阿姨咯咯的笑声。志明勤快，很讨吴阿姨喜欢。哎，马树峰是怎么走的，他好像没坐汽车，这个老马…… 据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群众对马树峰并没有多少气，所以他倒少受了不少罪，这大概和他平常比较俭朴，比较能联系群众的作风有关吧。连市委的干部都知道，老马的几个孩子至今都还在工厂里当工人。施万云心里忽然有点别扭，相形之下，说不定人们会认为，萌萌进南大，虹虹进歌剧院，都是出于他这个父亲的操持。其实他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的。进大学凭考试，制度森严，他怎么能作弊？虹虹进歌剧院的事，她妈妈倒是活动了一下，不过后来也是经过了考试，合格后才录用的，总不为过分吧。对虹虹，他总觉得应该加倍好一点，能帮她的地方尽量帮。孩子在那个艰难年代对父母是尽了心的，他也总该还给孩子一点情分，尽一尽人父之责吧。 特别是现在，虹虹越来越叫人放心不下了。父女之间的隔膜似乎越来越深，距离也越来越难以弥补，见了面，除了互相说几句“吃饭了吗？”“早点睡吧，”“注意别着凉。”之类的废话，几乎连一句正经话也没法谈，一谈就吵，一吵，全家不安宁。虹虹的思想以前就偏激，无论“左”还是“右”，都喜欢极而言之。如果仅此，还可以慢慢引导，慢慢说服，可令人不能容忍和原谅的，却是她身上那种过去未曾有过的个人主义的东西，赤裸裸的自私，无掩饰的自私。虹虹过去不是这样的，她就是在当红卫兵发疯的时候，心里也还有着许多火热纯洁的向往，这十年的颠云倒雾，一下子把人拧到反面去了，从盲目地相信一切到一切都不相信，对自己人生道路上这一串左右摇摆的脚印，虹虹自己并不觉察，也懒得反顾一下。可他做父亲的却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跟她说，她还不以为然，总是从鼻子里笑一笑，做着不屑一答的神情，仿佛说：“瞧，您又来了。”几次都搞得他极不愉快。说真的，他倒宁愿虹虹的思想重新复归到少年时代的狂热和盲从状态中去，只要国家的政治形势稳定，这毛病并不难因势利导，改过来，他实在不愿意看她这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笑。 是不是他太严厉，太简单了，惹得孩子不愿意同他讨论事情？作为父亲，他是爱虹虹的，可这爱的确只停留在内心深处，很少表露出来。孩子是不是没有感觉到？仔细想想，也是，就从他恢复工作以后算起吧，他就没有真正帮虹虹办过一件事，连和孩子们在一起亲热的时候也极少，虹虹会不会因此生怨？看来也不全是，如果说，在“四人帮”时期虹虹的烦躁常常是不满于自己和家庭的处境的话，那么现在，她还有什么不满的呢？说到底，个人主义不得了，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 前些天，虹虹请她剧院里的一位院长来家里吃饭，他在饭桌上无意间问了几句剧院党组织的状况，结果那位副院长误会了，以为是向他暗示虹虹的组织问题，忙说了些许愿的话。他听了倒也没说什么，如果虹虹真的在单位里好好工作，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倒也是件好事。前天，那位副院长又给他来了封信，说解决虹虹的组织问题关键要过党小组和党支部这一关，可虹虹在剧院里——当然，信中的措词是含蓄婉转的，但意思明白——虹虹在剧院里的群众关系不好，而且到现在连入党申请书也没写，希望家里能配合点点她。他当即找虹虹谈了，一个青年，政治上对自己总要有要求吧？既有要求，就得严格约束自己，高标准衡量自己，高标准本身就包括了搞好群众关系这一项在内，而搞好群众关系，又首先要从反对个人主义做起……他说了将近半个小时，说到后来连自己都有点动感情了，“虹虹，你忘了你这名字了吗，我原来起的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这么多年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蹲牛棚挨批斗的时候，爸爸也还想着，我是革命的，我的后代，我的一家都是革命的，历史总会证明这一点。”他对虹虹是怀了多么大的期望与寄托啊，他的老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相信虹虹是懂事的孩子，这些充满了父爱的话不会使她无动于衷的，他就是这么一厢情愿相信着自己的判断。他还记得市里的一位团委副书记在大会上讲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青年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粗野的、看破红尘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并未完全冻僵的心，他相信虹虹也没有冻僵。可是虹虹，他万万没有想到虹虹竟然会那样伤他的心，她怎么会这样呢！ “爸！您别管我的事行不行？”她皱着眉头跺脚，简直有点气急败坏的样子，“市民盟的人刚找我谈过，都同意我参加了，要是知道我要入党，人家就不收了。回头党再入不了，参加民盟的事又吹了，我干吗呀！” “什么！”他大吃一惊，“你要加入民盟？这种大事，怎么也不先跟我说一下，不问问我的意见？” “我多大了，什么事还都得先跟您说呀？” “不行！”他拍了桌子，“我要你加入共产党，你是共产党的后代！” “爸，你不了解我们文艺界的情况，参加民主党派可吃香呢。再说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是中央的精神，您还是书记呢！” “你这是……”他无言以对。要再说，虹虹还会讲出一大套“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来堵他的嘴。 他不知道该怎样来回那位副院长的信。 施万云很沉重地在屋子里踱了两趟。屋子很闷热，暖气烧得太过火了。据说这一排“复辟房”的暖气是全市烧得最早，也是烧得最热的，热得叫人难受。他走到窗前，打开一扇窗户，初冬的凉气柔和地扑在脸上，令人清醒，远处的大街上，路灯明亮，一片都市傍晚的喧嚷随风传来。当市委政法书记两年了，他已经不大体会得出身居闹市的滋味了。前几天他在回家的路上，偶然停车到一家书店转了转，人挤人，顾客让营业员拿书，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口气。今天他回家的时候，特地留意了一下沿途的情形，结果看到所有菜市场的门口，都是人山人海，甩着长蛇似的大队。也许自己现在真是高高在上，不大容易晓得民生的疾苦了。群众也渐渐不大熟悉我们了，再下去就是疏远、陌生，搞不好还会生怨恨。群众的眼睛喜欢盯着我们的房子、车子、孩子…… 房子好说，是组织按规定分给他的，多了他也不要；车子也是国家根据工作需要配的，像今天宋凡到她一个老战友家做客这种事，也一概是自己坐公共汽车去的。可是孩子……唯一叫他难以理直气壮的，是孩子，叫人太不放心了。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拉开抽屉想取出那封信来再看看，在身体前倾的一瞬间，桌面的大玻璃板上映出他的脸，苍老的，有点浮肿的脸，额角处的一块老人斑越来越显眼了。唉，真的老了，成堆的会议，成山的文件，完全是在疲于应付，而虹虹现在又是这个样子，不能不顾。过两天，一定要找她再谈一次，坐下来，认真严肃地谈，不能再放任她了。他倒是觉得，假使虹虹还在941厂当仓库保管员的话，也许倒不会像现在这样叫人操心。从她现在那些个“披头士”模样的同事们身上，可以想象到她那个剧院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已经薄弱到了什么程度，虹虹就是叫这些人耳濡目染地带坏了，还有那个姓冯的外商，不知道是怎么认识虹虹的，也不知道都对她灌了些什么东西。外国，外国也不是天堂！虹虹都三十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轻信呢？ 以后，不能让虹虹再和这个姓冯的来往了，没好处！ 飞机是晚上八点钟到达南州市的。因为叫不到出租汽车，冯汉章在机场足足耽搁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南州饭店。他先到酒吧喝了杯威士忌，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回客房，他想先洗个热水澡，结果几乎在澡盆子里睡着了。 洗过澡，精神略略清醒了些，他肌肉松弛地躺在席梦思床上，拉上被子。被子暖烘烘的，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樟脑味。在伸手关灯的一瞬间，他瞥见床头柜上的小座钟正指在0点的位置上，平静的心绪不禁又下意识地飘忽起来。 “要不要听听收音机……”他明明知道不需要，可一到这个钟点，还是忍不住习惯地动一下念头，那个幽灵般的图书广告，还会不会再出现呢？ “……本社出版《婚前辅导》，请听作者融会他所涉猎的哲学、神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社会学知识，娓娓细述……” 三天前，当他从收音机里突然听到这个娘们儿嗲声嗲气的声音时，内心里的感觉说不清是抱怨还是恐慌。因为马尔逊曾经很明确地对他说过，例常的接头一概用他到香港度周末的机会同d3情报局的驻港联络员进行，而这则通过规定频率播发的商品广告，则是作为在紧急情况下的一种非常联络手段而备用的。可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已经是第二次被这样“非常紧急”地呼叫去了。在第一次听到这个呼叫的时候，他还以为出了什么凶多吉少的大事，急如星火而又战战兢兢地赶到了香港，特别是当他看到等候在那里的并不是那个联络员，而是风尘仆仆的马尔逊和霍夫曼时，两条腿都禁不住发软了，他不知道他们的突然出现意味着什么。更加出人意料的还不在于此，当他知道他们召见他的目的不过是想了解一下他物色的那位“新朋友”的情况时，几乎没法儿控制住一腔子的无名怨火儿！他物色这个新朋友的事，在前一次接头时就已经同联络员讲过了，其实一切都不过是个开端，完全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小题大做，火上房似的赶来问究竟。如果单是霍夫曼，倒还可以理解，这家伙常常闲来生事，总想花样翻新地搞点动作，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存在，而根本不考虑这种紧急召见会在整天提心吊胆的情报员的心理上产生多大恐慌。可叫人糊涂的是，为什么连马尔逊也这么郑重其事地被惊动来了？ 那次莫名其妙的接头过去以后，好歹平静了一个时期。三天前，这则《婚前辅导》的广告，再一次从广袤的夜空不期而至。他仍然不敢有所怠慢，立即推掉了手头上几桩待办的业务，也推掉了和施季虹约好的消遣，甚至还来不及做出任何揣摩和猜测，便行色匆匆地登上了去香港的航班。他不知道这次召见仍然是小题大做还是真有重要事情，整个身心都笼罩在沉重的慌乱中，他倒宁愿还像上次那样，不过虚惊一场。 他是讨厌霍夫曼的，而霍夫曼有句座右铭却是至理名言：“间谍职业的第一要素是勇敢无畏。”到现在，他才开始能用自身的体验来感受这句话所包含着的深刻而又具体的内容了。无可否认，青年时代的那种对冒险生涯的天然喜好一去不复返了，他对过去曾经那么崇拜和热衷的间谍工作已经彻底地厌倦了，只剩下那个不免可怜的梦求——退休！可什么时候才能熬到这个梦想中的归宿呢？干了这么多年，他才刚刚明白，退休，是一个间谍的最体面、最荣耀、最理想的结局。他把这几年的“自我”好好地回顾了一番，说实话，三年前他在这个危途上初试之后就开始有点儿畏惧了，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点儿胆略和自信，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或者说是有意在为自己能够平安告退而争得一点儿资本，如此而已。即使这样，也是不容易的。一个在间谍舞台上活动的人，如果不是情愿的，那他就免不了得天天去咀嚼去体味那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恐怖感和重压感，得去长期忍受寂寞的折磨，这个折磨能把你的虚荣心一点儿一点儿地剥掉，让你很快就变得筋疲力尽、神经脆弱。他自己目前的状况不就是这样吗？就像一个在陡岸之间走钢丝的人，稍稍出乎常规的动静立即会使他心惊肉跳。一个没有外交特权，不享受司法豁免的人，别看你现在像个贵宾似的躺在这张温暖的席梦思上，说不定过一刻就会被扣上手铐，扔进阴暗的牢房中等死。不行，他身上麻麻地起了一层鸡皮，不能再想下去了。 他狠狠翻了个身，竭力使自己从委顿不安的思绪中摆脱出来。仗还没打，就怕兵先疲了。他知道放任这种思绪来控制自己会有什么样儿的结果，他现在常常逼着自己往好处想，往宽处想，有时想起马尔逊，心里也会热一下。现在他更加深切地体会到，马尔逊关于情报员的价值高于情报的主张和种种爱惜、保护情报员的举措，实在是高明的，有远见的。就凭着这位上司，他有时倒也情愿再为他搏一搏！ 这次和他接头的，又是马尔逊和霍夫曼。马尔逊最近以d3情报局亚洲地区处的主任之身，又兼挂了d3派遣部副主任的衔头，上眷独隆，官势正盛，这可以从霍夫曼对他恭敬从命的态度上，看出一二。这无形中也加重了冯汉章自己的惶恐，在马尔逊和他谈话之前，他一点也估不出这位情报界的巨头千里迢迢赶来和他接头，是主喜还是主忧。 接头是在马尔逊下榻的饭店里进行的。早有人替马尔逊订下了一间相当豪华的客房，房内的装潢据说是仿照了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样式，连水池的开关，洗澡的喷头都按中世纪的规格含了八成金。但冯汉章却觉得那套现代化的浅色沙发有点煞风景；落地座钟的外形也太单薄，缺少那种古典味道的沉重感，没办法，香港人的趣味向来俗，什么东西都能让他们搞得半古半今，非驴非马。 马尔逊身著全黑的西装，外表上显得年轻了许多。当马尔逊用瘦骨棱棱的双臂紧紧拥抱他的那一刻，他的眼睛潮湿了，一个念头蓦然撞上心扉，“……如果，向马尔逊提出来，离开中国……行不行？” 而这话却是极难启口的，他实在不愿意让这位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的上司感到一丝一毫的为难和失望。一向，他在马尔逊心目中的形象是忠勇可嘉的，他不能不珍视这点资本。 “喝点咖啡？”马尔逊主人似的招呼他坐下，“你们中国讲究喝热茶，或者来点茶？” “不，来杯咖啡吧。中国人嘛，喜欢茶，而我更习惯咖啡的味道。”他在说“中国人”三个字时的那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招得霍夫曼怪里怪气地笑起来，那笑声使他觉得屈辱，妈的，我要是马尔逊的话，就绝不叫霍夫曼再管情报员！ 是速溶咖啡，沏起来很方便。马尔逊呷了一口，笑着说：“为了这次阔佬身份的旅行，我几乎同医生闹翻了。医生建议我到地中海一带去过冬，那儿的空气对我的老年支气管炎有好处。啊，怎么样，你的气色看来也不大好，工作上有困难？” 机会终于来了，可他仍然拿不准该不该说。在短暂的沉默中，只有那架落地座钟发出哒哒的有节奏的鸣响，一下一下在他心头叩击着。从对面的镜子上，他能看到霍夫曼怀疑的目光剑一样射向他的脸，哦，那是一张相当老相的脸，可他，才四十岁，还有半辈子生活可以重新建设，他的安乐，他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安乐，如果只是因为今天的一点点虚荣心而被耽搁被错过的话，岂不是自误终身吗？不，他得早点善为己谋，谋一退身之路了。 “最近，我的身体……常常有点儿，有点儿虚弱，老是头晕、心悸、气短、健忘，唉，真是见鬼，才四十来岁……就已经未老先衰了。” 霍夫曼双肩一耸，夸张地做了个惊讶的表情，“你看过医生了吗？” 他摆摆手，“医生是看过好几个了，他们的意思是说我有点疲劳过度，我想，也差不多，我在中共大陆工作的时间也的确不短了。”他观察着马尔逊的反应，继续试探地说：“如果能休养一下，松弛一下，时间长一点儿，当然，呃——，也许会好的。唉，精力确实是大不如前了，我那个公司也答应过给我休假，时间由我自己定。” 马尔逊的脸上还是挂着老年人那种慈祥大度的微笑，但并没有对他的试探作任何表示，只是说：“你现在不过是战略性派遣，没有任何具体任务，所以精神上不妨尽量放松。”语锋一转，蔼然问道：“你的那位朋友现在情况如何？” 他当时还以为，马尔逊突然问起他手上的这个情报来源，是出于对他能否撤出南州市的考虑，如果这个情报来源的价值很大，他作为指挥者和情报传送者当然就万万走不开了，不但走不开，还得死钉在南州市围着这个情报来源打转儿。经过这几年的间谍生活，他也算悟出点门道来了，像他这样的间谍，别看数年训练、迂回派遣，花的工本不小，可充其量不过是个中介情报员，只能搜集一般性情报和公开性情报，最多干点物色情报员和传递情报的差事。他的自然条件注定了他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相反，那种靠他发展起来的，能直接接近情报目标的当地人，才是真正的情报员，哪怕他们没受过任何训练，又笨又蠢，但就凭他们那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也要身价百倍，而他这种全能间谍，其实反倒成了这些人的陪衬了。如果马尔逊认为这个情报来源不能放弃的话，那自己也就绝对走不了，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局面了。于是他略略想了一下，说： “这个人嘛，自从调了工作，可以说已经丧失了一个情报来源的价值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从这个人那里再没有得到什么，而我现在却还欠着帐，我原来是许过愿资助留学的。” “资助留学？”马尔逊却像是极感兴趣，“这么说，你们之间还有一条利益关系的锁链，好，这很有利。” “这不过是空头支票，我们没必要兑现的。” “马尔逊先生是另外的意思，”霍夫曼解释道，“我们考虑了一个很有趣的计划，想在南州小试一番，是的，计划并不复杂，但很有趣。” 马尔逊用白细瘦长的手指点起一根乌黑粗大的雪茄，泰然吐出一口浓浓的带甜味儿的烟气，从容不迫地说道：“这事得我们共同来干，或者说，得由你来干。” 到这时候他才明白了，马尔逊所要他来干的这件事，就是这次接头的事由了。他心里飘过一阵紧张，眼睛直勾勾地盯住马尔逊的嘴巴。 “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们对南州的941厂一直……用一句中国的成语说，一直鞭长莫及，在我们的情报拼图上常常缺少这块重要的拼板，看来，今后短时期内也难于有所突破，你的那位朋友一走，我们就更无从得到什么了，这是很遗憾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可是从你上次汇报的情况看，南州市保安部门对我们在那个地区航空工业方面的情报兴趣似乎仍然是十分警觉的，这当然不奇怪，那里的军工企业，特别是941这样的单位，本来就是他们的保卫重点，对那个工厂发生的一切，他们都会是敏感的。这就好了，我们既然暂时打不进去，那就不如投其所好，利用他们的敏感来做一篇极妙的文章，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的那个计划。” 他一动不动地听着，马尔逊把节奏放慢了些，“这个计划的代号为0，目的是要造成南州市保安机关的错误判断，从而引诱他们自动把注意力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让他们在一个荒唐的战斗中自己消耗自己的力量。这类以假乱真的计谋在国际间谍战中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制造种种复杂的骗局扰乱对方的正常工作早就成为现代间谍技巧的一个重要方面，搞好了很有意思。特别是对中国，很多间谍机关至今还极少有机会对它施展一点哪怕是极小的骗术，用医学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中国保安机关对骗术缺乏抗菌力。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我很有兴趣在南州小试一下。” “机会？”冯汉章咀嚼着这两个字，他猜不透马尔逊的所指。 “上次你不是同联络员谈起过一个发生在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里的盗窃案吗？” “是的，难道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吗？一个普通刑事案件，而且已经破了案，事情早完了。” 马尔逊把脸挨近他，包着一圈老人环的棕色瞳仁一动不动，嗓子里发出一种苍老的、的喉音，神秘，又有点恐怖。 “我们可以不让它完！听着，年轻人，这个窃案是发生在一个大军工企业的最高技术人员的家里，如果你是那个地区的保安官员，你会无动于衷吗？不会！你的职务上的责任和习惯会使你做出许许多多的假设来，那么好极了，我们就成全你。0号计划的中心任务就是设置一个巧妙的陷阱，有意把这个普通刑事案件描上间谍活动的色彩，有意提供你所拼命追求的证据来证实你的富于戏剧性的假设。让你兴高采烈地去寻找和捕捉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幻影，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陷在这个只有天晓得的无头案里不能自拔！这样，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便算是开成了。你明白了吗？” 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但又问：“这个，……怎么才能使对方听命于我们呢？我不明白。” “一切细节我们都设计好了。”霍夫曼说着，瞥一眼马尔逊，“马尔逊先生在这方面是最权威的设计家。” 马尔逊对霍夫曼的巴结似乎既不喜欢也无厌恶，无动于衷地说：“关键是要选择一个人，这个人，用西方的俗语说，叫‘替罪羊’。噢，具体行动方案霍夫曼已经像背电码似的背熟了。” 0号计划的整个方案是霍夫曼叙述给他的。现在，躺在床上，他并没有兴趣去背诵马尔逊为这个计划规定的那些具体细节，他一遍又一遍想着的，是在接头结束时，马尔逊握着他的手，说出的那段直率得令人吃惊的话： “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我完全理解，情报员通常不愿意在上级面前承认长期忍受恐惧的痛苦，这无可非议，但是任何情报员都瞒不了我。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唔，我想——这样吧，等0号计划完成了，你可以去度你们公司里给你的休假，好好松弛一下，我劝你也到地中海沿岸去转转，那儿的冬天很暖和，摩纳哥，是个很不错的地方，我去过那儿，只是你不要陷在蒙特卡罗俱乐部里去就行，哈哈哈。”马尔逊很轻快地笑起来，嗓子里的壅痰作响。 “当然，”马尔逊接着说，“如果你仍然感觉疲倦，也可以就撤回来做一段长期的休息，养精蓄锐，对我来说，情报是次要的，而情报员才是最宝贵的。况且，让情报员在不佳的精神状态下勉强工作，也容易危害情报事业的本身。究竟怎么办，由你自己考虑，如果你感到迫切需要回来长期休息，我随时准备在世界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欢迎你。但是有一条，我们刚才谈定的这个计划必须完成，这个计划必须完成！” 马尔逊和他握手言别的这番慷慨大度，关怀备至的话，使他心里感到非常的意外和温暖，涌满了一肚子难以表达的感激。对于他，实质性的话只有两句，“我随时准备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欢迎你。”这是一；“这个计划必须完成！”这是二，而关键又全在第二句上，如果计划完不成，很显然，前一句许诺也就只能是雨后的彩虹，好看，摸不着的。 床头柜上的小座钟轻轻地响了一下，几点了？他把飘远的思想拉回来。该睡了，该睡了。翻个身，把又困又晕的脑袋埋进软软的枕头里。就是在蒙碦中，他似乎也能感觉到自己内心里冲动着的希望和兴奋。 早上刚刚上班，周志明就来到了刑警队。 在队长办公室，马三耀皱着眉头，用极为挑剔的神情仔细审视着他的介绍信。 “哼，我说你们五处的人就是弯弯绕太多，既然对我们不放心，把案子接过去不就完了吗。”他晃晃那封介绍信，“干吗还来个‘了解情况’啊，真是会动笔墨心思。” 按说，周志明满可以不理他这一套，凭他和马三耀的关系，即使反唇相讥一通也并无不可，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解释了两句。朋友归朋友，工作归工作。 “我声明在先啊，第一，不是不放心，第二，不是抢案子，因为江一明同志反映他放在家里的笔记本被人移动过，从政治保卫这个角度，我们处叫我到你这儿来了解了解情况，如此而已。” “嗬，真学得会说话了啊！我不听你这套虚的，前几天你在九仙居是怎么讲的呢？说来说去还是你对这个案子的结论不放心嘛，不冤枉你吧？” “我不放心管什么？你看看介绍信，我们还专门写上了这是马局长交办的事，就是怕你骂我们乱插杠子。九仙居？谁让你灌我那么多的，我那天酒后胡言，你也当真的。” “你那是酒后吐真言。”马三耀脸上浮起一层讥笑，“你嘛，市委书记的乘龙快婿，不然，马局长的大笔怎么那么巧就点到你的心思上去了。” 周志明可有点儿恼羞成怒了，“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来你不高兴了是不是？我就知道你会这样，你不是有史以来没错办一案，没错抓一人吗，有这个真本事还怕什么呢？” “我怕什么？别说你了，叫你们段兴玉来我也不含糊。小王，王玉山！”马三耀冲外屋喊了一声。 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民警应声走进里屋，周志明一看，真巧，正是两年前到他家去抓他的两个陌生大汉中的一个。王玉山也认出了他，愣了一下，有点儿难堪地跟他点头打了个招呼，“你来啦，你现在还在五处吧？” “啊，啊。”他点点头。 马三耀说道：“你到老武那儿去，把11·17案的全部卷宗都拿来，就是太平街那个案子。” 王玉山答应了一声，刚要走，忽又想起什么，站下说：“对了，调资办已经把你的表现材料整出来了，现在在我那儿呢，说让你抽空看一遍，最迟明天就得往局里报了。” “我不看了。”马三耀想都没想便挥了挥手。 王玉山走了，马三耀拍拍自己的椅子，对周志明说：“你就在我这儿看卷吧，我有事少陪了，有疑问的地方，你先记下来，回头咱们再谈。”他出了门，又回过头补了一句，“中午别走，就在我们这儿打尖儿吧，我有饭票。” 马三耀刚走，王玉山抱着几本卷宗回来了，还刷了一只杯子给周志明沏了一杯酽酽的茶，搭讪了几句，也出去了。屋里，只留下他一个人。他坐在马三耀的位子上，开始翻看这些卷宗。 大概是由于还未正式结案的缘故，主卷没有装订，材料全都散装在一个牛皮纸的大卷宗皮里，他先把现场勘查记录找了出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九时十五分，接到941厂保卫处副处长安成报告，该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被窃，要求派员勘查。……发现被窃时间：七点三十分。发现经过…… 勘查记录的头儿他看得很潦草，凡不重要的地方只是一眼扫过，现场勘查人员、现场保护人员和见证人的名单、职业和住址，则干脆翻了过去。 勘查工作开始时间：十时零五分，结束时间：十三时三十分。勘查程序…… 紧接着下面是现场所在地的位置及周围环境的记录，他在那儿已经住了十多天了，所以，那张“现场方位图”虽然画得过于“象征”，可他还是一看就明白了。 ……房屋坐北朝南，西墙距太平街路沿二十三米，并间隔一排南北走向的白杨树荫，东墙距34516部队营区围墙十米，南北两面均为同式房屋，间距十米。 ……洗漱间南窗虚掩，窗台上有很重的揩拭痕迹，玻璃窗和纱窗的锁别完好无损，从该窗至卧房现场中心的地面上均有揩拭痕迹，……在抽屉的锁眼周围，有半寸宽的木条被凿劈而断，破坏痕迹显著，破坏工具似为扁平铲类物件。 ……大门前及洗漱间窗前的土地上，鞋印凌乱，一直向西?穴太平街方向?雪延伸，约十余米后混杂难辨。鞋印系：二十六号大波纹底胶鞋；二十五号男皮底皮鞋；二十三号女皮底高跟鞋；二十五号塑料折纹底棉鞋，上述四种鞋印的鞋底花纹，磨损程度与室内鞋印一致。 看完现场勘查记录，他的脑子乱麻一团，一点儿头绪也理不出来。索性推开那厚厚的一堆记录、图纸和照片，又接着看别的材料。到中午快下班的时候，他已经把现场访问记录，证人证言和审讯记录都粗粗地浏览了一遍。 他用手指在隐隐作痛的眉尖按摩了一会儿，把身子重重地靠在椅背上，疲倦地出了口长气。 从现场的地形、脚印的分布这两个情况来看，无疑，房子的西面，也就是靠太平街那一面，是作案人唯一的进出口。那四个人的脚印，也已经全部查明了，穿棉鞋的是江一明本人，穿皮鞋的那一男一女是卢援朝和施季虹，剩下的大号胶鞋，便是杜卫东的了。 卢援朝和施季虹九月十六日下午四点至七点在江家做客，五点半钟左右，下了一场短瞬的阵雨，雨停后他们俩曾帮江一明把摆在洗漱间窗台上的五六盆花搬进家内，在门前和窗下留有杂沓的脚印是不足怪的；杜卫东下午三点至五点被厂里派到江一明家修洗漱间的漏水管子，在江家行走的正常路线是从大门到室内、经客厅、卧室而进入他干活的洗漱间，干完活再由原路离开，完全不用涉足到大门外东侧的洗漱间窗下，可是在那儿的一片纷乱的脚印中偏偏出现了他的大号胶鞋的波浪花纹，他是下雨前离开江家的，而窗前的这几个脚印却没有雨淋的痕迹，显然是雨后留的。他去那儿干什么？难道真像他在口供中所说的是第二天早上回去寻找落在江家的弹簧尺，在窗外往洗漱间里张望的时候才踩下这些脚印的吗？然而这个口供的真伪除去他自己，几乎没有任何人证物证可以证明。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任何侦查人员的确都是很容易做出这样的推断的：一、从现场遗留的鞋印看，进入过犯罪现场的只有四个人，即：江一明、卢援朝、施季虹、杜卫东；二、江一明自晚七点钟离家直至第二天案发，一直参加市人大会议集体活动，夜间宿于市委第一招待所，无根据也无可能自盗铸案，因此应当排除嫌疑；三、卢援朝、施季虹晚七点钟与江一明同时离开现场，各自回家，以他们本人的情况及与江家之关系，也很难想象会为了区区几十元钱的蝇头小利而干这种穿墙越户的勾当，因此也可以排除；四、杜卫东在现场留有反常脚印，发案当晚他在单位值班，除了晚上九点钟到十点半钟被叫到厂警卫连营舍去修了一个半小时的暖气外，一整夜的时间就是一个人睡在管子工值班室，具备从晚上十点半到早晨六点半八个小时的作案时间，而且，他用来给卢援朝打家具的扁平铲与被撬抽屉上损坏痕迹十分吻合，本人又有盗窃前科，具备作案思想基础。 这么分析，当然，那天进入过现场的四个人中，只有他具备了所有犯罪条件。但他为什么要翻动那个笔记本呢？是出于好奇而随手翻看一下吗？这无疑是最容易被接受的猜测和解释。 他茫然瞧着面前的一大堆材料，潜然地，原来的那个自信又开始瓦解下来，他对杜卫东所持有的认识，与这些白纸黑字的材料是多么的矛盾，而按照道理来说，他的认识是一种主观，而材料却是一种客观。 屋门开了一道缝，王玉山的大方脸探进来，他那大惊小怪的腔调把志明吓了一跳。 “哎呀，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呢？食堂都快没饭了。” 他这才猛省到午饭的时间早过，慌慌张张站起来，把材料清理归拢好，往门口走去，到门口又站住，问：“老马在饭堂吗？” 王玉山一看就是个机灵人，领悟地掏出一只饭票夹子，递给他，“马队长不准在，你先用我的吧。快去，我们这食堂，去早了吃什么有什么，去晚了有什么吃什么，再晚点儿要什么没什么，快去吧，现在还赶趟。” 在王玉山的唠叨中，他匆匆道了谢，三步两步跑下楼去。 还好，食堂的饭正卖到“有什么吃什么”的阶段，唯一没卖光的菜便是一毛钱的熬白菜，要是在自新河那阵子，他也许两三口就能把这碗菜吞下去，可现在，他就跟受刑似的用这碗清汤寡水的白菜就着两个咧着大嘴的剩馒头往下咽。 “当当当——”他背后响起一阵铁匙敲饭盒的声音，在空荡荡的饭厅里十分震耳，回头一看，原来是马三耀。 马三耀把饭盒往饭桌上一扔，就势坐在他身边，“怎么样，看了一上午，发现什么新大陆了？” 他不说话，复又把脸埋进菜碗。 马三耀笑道：“早上我开了两句玩笑，你就生气啦？坐过监狱的人，至于肚量那么小吗？” 他翻了翻眼睛，没接他的话茬儿，却说：“你们在办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过政治性窃密问题，材料里一点儿也反映不出来。” 马三耀抓起空饭盒，在他后脑勺上一磕，饭盒里的铁勺咣啷响了一下，“我看你纯粹是看反特电影看出毛病来了，哪儿有那么多‘秘密图纸’被窃呀，不用说你，你去问问你们段兴玉、纪真，你问问他们这几十年碰上过几次‘秘密图纸’。”他有点儿不耐烦地吁了口气，又说：“杜卫东一个年轻人，总有好奇心嘛，笔记本和钱放在同一个抽屉里，他顺手翻两下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那要是本黄色小说，他还一块儿偷走呐，值得什么大惊小怪！” “可杜卫东本人至今不承认犯有盗窃罪，他说留在卫生间窗外的鞋印是第二天早上去……” “你听他胡诌八扯呢！现在可不是‘无供不录案’的时代了，只要证据确凿，没有口供照样定案。你看，现场勘查是很清楚的，他下午在江一明家修水管子，在江的卧室来回过往好几回，这期间江一明曾打开过那个抽屉拿他儿子的信给施季虹和卢援朝看，杜卫东发现抽屉里放有钱财之后，遂起盗窃意念，临走时暗中拉开了洗漱间窗户上的插销，为夜间行窃做了准备，这是同类案件中罪犯常用的手法。可是杜卫东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老手，他用布揩去了行窃时留在室内的鞋印，正好暴露了他进入现场作案的路线，他是翻窗而入直奔那个抽屉的，目标选择得很准，撬抽屉的工具也是自带的，这都说明他是有准备的，是看好了的！” “目标选择得准，说明罪犯对江一明家财物的位置很熟悉，盗窃的目的性很明确。可是杜卫东只去修了两个小时的管子，他怎么知道江一明只在那一个抽屉里放钱呢？按说他费了半天劲儿撬开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应该是乱翻乱找一通才甘心呢，噢，这么几十块钱就心满意足啦？这一点就不合理。” “江一明老头儿原来倒是个殷实之家，可是上个月把全部近两万块钱的存款交了党费，这事941厂人人皆知，杜卫东决不会没有耳闻。再说，941厂是每月十九号发工资，发案时间是十六号晚上到十七号早上，老头儿能有多少钱？能偷个几十块就算是大获全胜了。咳，问题根本不在钱多钱少，这些王八蛋贼养的，你就是有一毛钱他也偷！” “那么你们现在准备怎么处理这个案件？” “这一两天内就写出‘起诉意见书’往检察院报请起诉。这小子，有盗窃前科，刑满不足三年又犯同罪，构成累犯，累犯从重，这回够他一戗！” 周志明还了碗，两人边说边走出食堂。在门口，马三耀说： “得了，你也别上我那儿休息去了，刚才你们处里来了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去了，叫你下午回去呢。” “什么事？” “不知道，好像是开会吧。” “那你晚上还在这儿吗？有些卷我还没看呢。” “还要看？你小子能看出什么名堂来？真是犯犟！好，你要看就来吧，我今天晚上值班。告诉你，明天可就看不上了啊，‘起诉意见书’往检察院一报，案卷材料都得跟着走。今晚上你要是还挑不出刺来可就别怪我不给你看了。” 周志明笑了笑，“行，不怪你。” 下午，周志明在处里的饭厅听了一下午报告，是政治处从南州大学请来的一位讲师讲国际政治情况。因为是要求全体干部都要参加，所以科里才打电话把他叫回来的。一下午，说实在的，他几乎就没听进去一个字，而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梳理看完卷以后的麻乱头绪。搞案子非得这样反复琢磨、反复想，直想得烂熟于胸不可，不把所有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条件、线索、原因、结果统统理清楚，那你就休想挑出毛病来。 散会的时候五点了，在从饭厅回办公室的路上，他把案卷材料记载的大致情况，向段兴玉叙述了一遍。 “案情倒并不复杂，你现在有什么看法了吗？”回到办公室，段兴玉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我？这个……”他苦笑着摊开两手，“一下子接触这么多材料，还有些蒙，至少现在还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段兴玉靠在桌子上，思索了一阵，迟疑地说：“认定杜卫东盗窃的直接证据，好像弱了些吧？” “直接证据？”他心里豁然一亮，一直潜在肚子里的那个说不出来的朦胧感觉，竟让段兴玉的这句话一下子提纲挈领地点明了。对了对了，从案卷上看，杜卫东虽然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并且在现场留下了足迹，但这都是证明案件某一侧面或某一片断的间接证据，并不能像指纹那样可以直接认定他的犯罪，也许他那天从晚上十点半到早上天亮的确是在值班室老老实实地睡觉呢；也许那可疑鞋印真的是早上他去寻找弹簧尺而留下的呢！这都是不能排除于万一的事。抽屉上被扁平铲破坏的痕迹，鉴定结论上只说与杜卫东做木匠活儿的那把扁平铲锋口吻合，并没有排除同类的其它工具，至于说杜卫东利用修管子的机会窥得财物，预先打开窗户插销，则更其属于主观推理了。严格地看，认定杜卫东犯有盗窃罪的直接证据似乎一样也没有！ “对！对！”他不由鼓起掌来，“我就是这个感觉！” 段兴玉还想说什么，严君进来请他去值班室接长途电话，他临走拍拍志明肩膀，嘱咐说：“这两天你再去刑警队把情况了解详细一些，重点是看有没有政治性窃密的可能，有什么想法带回来商量，不管你和马三耀多么熟，在兄弟单位也不要指手画脚的，发表意见千万不要太轻率太任性，人家也是经过了大量查证工作才下的结论，况且这个结论还要经过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和法院的审判活动两道关口的考验，案子究竟是错是对，大家都在负责嘛。” 他点点头，心里明白，段兴玉说了这么多，主旨还是叫他尊重别人。 段兴玉走后，他正想收拾一下自己办公桌的抽屉，严君走了过来。 “哎，刚才施肖萌来了个电话。” “她回来了？什么事？” “叫你下了班到庆丰路第一百货商场门口去，她在那儿等你。” “到那儿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 “就说这个？” “就说这个。” “你怎么说的？” “我说呆会儿告诉你。” “咳，我今天晚上还得上刑警队去呢！” “那我怎么知道？你的事什么时候也不跟我说……” 周志明笑了：“我这一天到晚，脑袋老跟桶糨子似的。哎，对了，你跟小陆的事究竟怎么样了？真的，小陆人不错。” “和小陆，什么事？”严君很超然地问。 他看出严君的故意装傻，说：“你说我的事从不告诉你，所以你的事也就不告诉我，对等，是吧？” 严君闷了片刻，“好，告诉你，我的事都可以告诉你，我这一辈子不结婚了。” 严君动感情了，他赶快用半开玩笑的话把她的情绪隔断，“好嘞！你这话可搁在这儿，我看你能坚持多少年。” 严君脸上一点儿笑意也没有，靠在桌边发了半阵儿呆，周志明转开话题，问道：“该下班了，还不回家吗？” 他赶到庆丰路第一百货商场的时候，施肖萌已经等得一脸不耐烦了。 “怎么才来呀？你们单位接电话那个女的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下班前告诉我的，就是严君接的电话，你没听出来？” “严君，噢。” “你什么时候从自新河回来的？”他从肖萌肩上接过沉甸甸的书包，问道。 “今天中午才回来，走吧，咱们进去吧。”她挽起他的胳膊向商场的大门走去。 “干什么呀？你想买什么，还非得叫我来？” “嘿，人家别的男的想陪女朋友逛商场还愁没机会呐，你倒好，请你来还勉为其难的。” “好好好，逛吧逛吧。” “逛吧逛吧，跟应付差事似的。”施肖萌嗔笑着使劲拽了他一下胳膊。 商场大厅里，灯光亮堂堂的，因为正是晚饭时间，所以顾客不算太多。一楼是卖食品和日用百货的，他们没有多逗留，爬上了二楼，肖萌拉着他直奔卖电讯器材的柜台来了。 “妈妈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买一台那种二百块钱的小录音机，我是叫你来帮我挑挑。” “家里不是有一台吗？索尼四个喇叭的，相当不错了。” “那是我姐姐的呀，我又不能带到学校里去。” 施伯伯和宋阿姨对季虹的格外偏爱，是周志明早就感觉到的，而萌萌看来对此也十分习惯了，本来嘛，连她都是季虹带大的。 他们在一位把脸板得像块三合板似的女服务员那里，买了录音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根本不让挑试，志明本想请她多拿几个比比外观，但一看那脸色，话简直就说不出口了。 他抱着录音机的纸盒子，跟萌萌走出商场，这才想起来问道：“这次上自新河转一圈，怎么样？你也算是旧地重游了。” “咳，就那么回事吧。上次去看你的时候，只是觉得那儿荒凉、苦，这次去倒是变了不少，盖了好多新房子，也干净整齐多了。可那种地方，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闭塞，弄得干部一个个的都那么没水平。” “谁说的，好多干部还是很不错的。” “你跟我说的那个丁队长，我也见到了。” “是吗？”周志明兴奋地抬高了声音，“他问我什么了吗？你怎么不早说！” “当着那么多同学，我没跟他说你蹲监狱的事，光是随便聊了聊。” “噢，”他有些失望地降下声音，“你们聊得来吗？” “咳，就那么回事吧，我还好，我们有几个同学差点跟他辩论起来。” “噢？因为什么？”他有点惊讶。 “那天正好是参观犯人劳动，我们一个男生问他，现在对政治犯的待遇和刑事犯有没有区别。” “他怎么说呢？” “他呀，他反问了我们一句，‘你们说的政治犯是什么含义呀？’后来那个男生说，政治犯就是因为政治目的而不是因为刑事目的而坐牢的人，西方国家的监狱对政治犯就是优待的，比如，要和刑事犯分别关押，免除劳役，不加极刑，提供书报什么的。你猜他说什么？” “嗯？” “他说你们不是学法律的吗，你们当然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不使用政治犯这个词的。如果硬按你们的分法那么分的话，我们这儿的犯人倒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普通刑事犯，一类是反革命犯，他们同样都是触犯了刑律的，都得接受相应的惩罚和改造，而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其实他这叫瞎绕，反革命犯和政治犯还不是一回事吗，只不过咱们国家不愿意把这帮人叫得那么好听罢了。” “我看不是一回事，反革命犯和西方国家的政治犯在性质和对象范围上都有不同，因为国家的性质就不同嘛。难道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人和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是一回事吗，当然并不是说外国的政治犯都是进步的。” “你呀，干脆给我念段《共产党宣言》得了。” 周志明苦笑了一下，“没办法，前些年搞阶级斗争，搞得洪洞县里没有好人，现在呢，成了桃花源中没有坏人了，一说起坏人，反革命，很多人都不觉着如何可恨，说起好人，先进人物，人们也不觉着多么可爱，人间的规律，真是物极必反。” “那也要具体看，小偷流氓我就恨，全枪毙大概也不会有人惋惜。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刑法草案哪，我就觉得对那些小偷流氓太宽了，他不把你杀了，你就不能枪毙他，而政治犯呢，又没强xx抢劫，嫖赌溜撬，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坐牢，结果在十九条罪行中，就有十六条可以判处死刑的。”萌萌争吵般的戗戗着。 他也抬高了声音：“你以为政治犯都是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吗？对那些反对祖国，出卖祖国的反革命干嘛要格外开恩？你周围的那些同学都怎么回事？净是些非驴非马的观点。” 路边几个行人停下步来看他们。萌萌把声调降下来： “非驴非马也不错，那是骡子，正经也是一物。” 话不投机，两个人都闭了嘴，默默地在存车处取了车子，又默默地骑了一段路，志明看了她一眼，不无讨好地把话头又扯了起来。 “哎，萌萌，向你请教个问题成不成？法律方面的。” “向我请教？可不敢当。” “瞧你，还拿糖。” 施肖萌脸上的不痛快释解了，但还是矜持了片刻，才说：“什么？你说吧。” 他稍稍琢磨了一下，说：“某地发生了一起窃案，某人被控告犯有盗窃罪，但是原告只能确认被告去过现场，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在发案期间正在现场，换句话说，就是直接证据不足，而这个被告呢，虽然否认发案期间去过现场，但也提不出任何证据来加以证明，像这样的案件法院该怎么处理呢？” “这算什么？”肖萌好笑地偏过头来，“智力测验还是实际案例？” “你别管是什么，该怎样处理吧？” “你是搞公安的，连这个也不懂？别故意考我了。” “不是，我不大清楚这类问题在刑法理论上怎样解释。” “这个问题跟刑法没关系，这是属于诉讼法范畴内的举证责任问题。按照咱们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只有原告才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是不负举证责任的。” “……？”周志明费解地把眉头打了个结。 “也就是说，原告必须负责向法庭提出被告的犯罪事实，并且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如果提不出证据或者证据不完全，就不能认为被告有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是无须向法庭提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的，没这个义务，就好比我说你杀了人，可又拿不出多少证据来，而你呢，却完全用不着来解释你没有杀人或者不可能杀人，哪怕你根本解释不清，只要我这个原告提不出确凿的证据来，法院就只能宣告你无罪，不能判的。” “啊，啊，你的意思我懂了。”周志明又想起徐邦呈脱逃的事了，甘向前他们怀疑是他放跑的，不但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反倒叫他拿出证明自己没放的证据来，简直不讲理。可他仍然用迷惑的口气问道：“理论上是这么说吧，可实际上，什么叫证据不全呢？找不到直接证据的案件很常见，有时候几个间接证据加在一起不也照样判吗？这种事多了。” “这一类案例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讲过，这就是运用证据的技巧问题了。直接证据找不出来，间接证据如果充足，也可以连结成一条完整的、互相补充和印证的锁链，比如，有证明作案动机的，有证明作案结果的，有证明作案条件的，还有其他证明气候、证明光照度的等等。反正这条锁链运用好了，也是可以定案的。” 周志明没有再说什么，一脑袋乱麻麻的头绪似乎开解了些。看来马三耀是对的，有现场勘查到的脚印，有作案工具，有作案动机，有作案时间，又有盗窃前科，所有这些间接证据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当然，谁能说不可以定案呢？ “哎，”肖萌在身边又开口了，“问你，你觉得严君这人怎么样？” “什么？严君，挺好呀，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他心里有点儿明白，可还是淡淡地问。 “没什么，随便问问，我认识她嘛。” “好好的，干吗问起她来了？” “好好的就不能问啦？我看……我看她对你还挺好的。” 第十章 他装作没听懂，“她对谁都挺热心的，我们处里一个姓陆的小伙子很喜欢她，大伙都想帮着促成这个事呢。” “啊，是吗？”萌萌笑了。 他们回到家，厨房的餐桌上摆着快要凉的饭菜，萌萌一边洗着手，一边问吴阿姨： “他们都吃过了？” “吃过了，都在客厅。”吴阿姨忙着帮他们点火热菜，又带着几分大惊小怪的神气悄悄补了一句：“你爸爸正跟小虹说话呢。” 果然，他们刚刚吃上头一口饭，就听见施万云在客厅里提高了声音，语气似乎有点异样。 “怎么能这样比呢，难道这不是‘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吗？” “老是‘四人帮’破坏，‘四人帮’打倒多久了，还赖‘四人帮’？”季虹的声音，“我就不服这个说法。” “那你说，你说！因为什么？”施万云明显忍耐着。 “因为什么？因为咱们自己！哼，你瞧人家日本，盖一座楼，十几层，一个星期就交工，咱们呢？神农街那座楼盖了多久啦？别说盖大楼了，就连咱们门口修的那条地下管道，从十一月初，修了半个月，到现在，土还摊在那儿没人管，这还是在太平街，要是在老百姓的小巷里，堆三年也是它。噢！这也是‘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哼，我看纯粹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越穷越懒，没治！” 宋凡的声音：“对了，这真是个事，万云，你明天想着和市政工程局说一下，这门口老是这样堆得乱七八糟怎么行，叫他们派人来清理一下。这些人，你不提出来，他就永远不管你。” 施万云又开口了，声音还是冲着季虹的，“我看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就是生活上和精神上都太优越了，那些真正住小巷子的群众，倒不像你们这样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 “牢骚满腹？我满腹牢骚还没发呢，你就说我调工作这件事，要是在国外，有什么本事做什么差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咱们国家，哼，事儿多了，什么工转干啦，什么跨行业啦，什么调户口啦，什么名额分配啦，想要干成点儿事真是难透了。” “行了！我不想听你再发你那点儿牢骚了，你自己碰过一点儿不顺利，就对什么都看不惯，都有气，你现在的思想成了什么样子，自己都不清楚！你周围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吹嘘西方资本主义的话你都信，可我跟你讲了那么多正确的道理一点儿也听不进，你还要说什么！” 施万云动气了。志明和萌萌不由都停下碗筷，不无担心地把注意力投向客厅的方向。 “算了算了，你爸爸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个晚上，你让他安静一点儿吧。”宋凡是一副息事宁人的语气，“万云，医生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动不动就发火。” “我周围是什么人，”季虹的声音明显弱了下来，“无非是一些朋友来跳跳舞。” “你们要跳着迪斯科走到共产主义去吗？”施万云的火却按捺不住了，“那几个男人，留那么长的头发，像什么？你要跳出去跳，我的家里不允许这种假洋鬼子进来！” “人家舞蹈演员，都留那么长头发，妈，你瞧爸爸，简直不让我说话了。” “哎呀，你们都吵个什么？虹虹，爸爸也是对你负责嘛，那些男的留那么长的头发是不好，还留着小胡子，完全是追求资产阶级那一套，我看着也不顺眼，总带到家里来跳舞对爸爸在外面该是什么影响呢？你们从来不考虑的。” “哼，”季虹还是有点嘟嘟囔囔，“美国人日本人也留长头发，不也搞得挺富吗……” “虹虹，算了，少说两句行不行？那是资本主义嘛……” “咱们倒是社会主义，可搞了几十年还那么穷。” “咣！”是茶杯重重地扣在桌子上的声音，连周志明和萌萌都吓了一跳。 “出去！你简直不像我的女儿，不像一个共产党员的后代！”施万云终于爆发了，“你们是从蜜罐子里长出来的，以为自己天生就该享福，你们见过中国过去是什么样吗？见过帝国主义杀中国人吗？我们死了多少人才打出社会主义，死了多少人！光攻四平，就死了多少人！……打出了社会主义，是为了给你们随便骂的吗？你们这些娃娃，竟然对毛主席也指手画脚，有什么资格！滚出去！” 客厅的门砰的一声，一阵咚咚的脚步在走廊穿过，接着，季虹的房门撒气般地狠狠摔了一下。客厅里，宋凡唧唧咕咕地埋怨着，一会儿，全都静了下来。 “哼哼，”施肖萌的鼻子里很勉强地笑了两声，然后端起饭碗，“没事儿，我爸爸就这样儿，老头们对现在的年轻人总是理解不了，动不动就拿旧社会比。” 周志明闷头吃饭，心里面沉甸甸的。在感情上，当然，也在道理上，他是不接受季虹的观点的，季虹放这种“厥词”已经不是一两次了，他并不像头一次听见时那么难受，似乎“久闻不知其臭”了。此刻心里的沉重，大半倒是为施伯伯刚才的激动而来的。他能理解他的激动，但对他批评季虹的角度却多少觉得有点简单和陈旧。他觉得季虹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已经有了相当固定的和具体的看法，远非一两句道理所能改变，如果一味拿她已经幻灭的那些理想信念来说教，只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适得其反而已。周志明自己也说不出，如果一个人对所有的大道理，革命的信念和原则都已经感到苍白乏味了，那么该用什么来使她警醒和服气呢？他说不出，也许，也许，只有历史吧…… 他很想把这些话同萌萌交流交流，话至嘴边又止住了口。萌萌最近埋头功课，政治思想方面的事儿不去多想多看，跟着她那些同学人云亦云，他和她一谈起来，每每不投机。特别是他自己还没有搞懂或者找到答案的问题，他现在就避免和萌萌谈，萌萌很任性，免得不快。所以他只是低声地对她咕噜了一句： “你姐姐是不对。” “社会上本来就有很多阴暗面嘛，咱们国家有的方面就是没搞好，还不让人发发牢骚？发牢骚也是忧国忧民，我们大学里的同学也净发牢骚。” “发牢骚看怎么个发法儿，我也发，可你姐姐……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吧，她有点，怎么说呢，我说是有点自私，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不能触犯，也不能委屈，真的，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我就是有这个感觉。你姐姐有好多优点，我承认，但一个老是觉得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的人，看事物的眼光大概会变得越来越阴暗的。” “我不懂什么叫阴暗，你就说那条破管子吧，从十一月初就开始修，到你来的那天才修完，足有半个月天天回家都得跳沟，晚上沟边还支个二百瓦的大灯泡，照得你一宿睡不着觉，连江伯伯那些天都跑市委招待所过夜去了。到现在，废土还不给清，就冲市政工程队这帮官商老爷，谁没个意见呐，发发牢骚就是个人主义，自私，眼光阴暗？”萌萌笑了一下，“我看你才阴暗呢，你这职业习惯就老是把别人看得那么坏。” “你说的和我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算了算了。”他觉得还是不该在背后多说季虹的坏话，所以没再恋战，闷着声往嘴里扒着饭。突然，他的筷子一停，霍然抬眼，“你说什么？咱们门口的地下管道是夜里施工的？” “可不是吗，等你白天上班了，他们也回去睡觉了，你下班休息了，他们又来了，把我们给气坏了！” “原来是这样！”他扔下饭碗，猛地站起来，从饭厅跑出去了。 “怎么啦？一惊一乍的，什么毛病！”施肖萌端起碗，莫名其妙地跟出了饭厅。 “有电话号码本吗？”他按着电话，愣愣地问了一句。 “有，就在电话下面的抽屉里，你要干什么？” 他不答话，找出电话本，把纸页翻得哗哗作响。 “你到底要干什么，给谁打电话？”施肖萌满腹疑惑地走过去，她一眼看到周志明那只在电话本上划动着的手指停在了一行字上—— 城东区，市政工程队。 城东区市政工程队的院子里，凌乱地堆满了钢管、缆绳、小推车、十字镐一类的器材和工具，办公室的门都上了挂锁，只有一间供夜班工人休息的小屋子，还亮着混浊的灯光。 小屋里生起了一只火炉，炉子上坐着一壶开水，几个工人拥挤着围坐在炉子边上抽烟烤馒头，炉盖儿被掀得劈里啪啦不停地响着。带着股酸味儿的煤烟气，水壶口上噗噗作响的水蒸气和人们嘴里喷出的烟草气融汇成一片灰暗的浊雾，弥漫了整个屋子。 靠门边，摆着一张破旧的“两头沉”，挨着桌子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位胖胖的工人，年纪约有五十开外，另一个便是周志明。 “那么，太平街这条管道是什么时候修完的呢？”周志明用钢笔帽在自己的记录本上轻轻敲打着。 胖师傅手里捧着一只硕大的洋瓷缸子，一面吹着缸子里的热气，一面竭力回忆着，“干了有半拉月吧……哎，小傅，太平街那活你们什么时候干完的？” 从炉边的烟雾中，抬起一张煤黑熏染的脸，“不是有工作记录吗，查记录不就得了。” “对对对，”胖师傅被提醒了，拉开桌子的抽屉翻了半天，翻出一个卷了边的本子，打开来，一页一页地寻找着，“我记得他们是十七号干完的，因为从十八号开始我们就……你看，我说没错吧，是十七号完的工。”他把查到的记录指给周志明看，随后眨巴着眼睛问道：“出什么事了吧？” 炉子边上的几个年轻人也瞪起眼睛，投来好奇的目光。 周志明简单解释着：“没什么大事，有人丢了东西。” “是不是和我们这儿谁有牵连？”胖师傅神秘地压低了声音。 “不不，偷东西的人可能经过你们的工地，所以我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每天干活儿的时间。”他把询问的目光移到炉子边那张熏着煤黑的脸上，显然，这个工人是在太平街修过管子的。 姓傅的工人顶多不超过三十岁，慢吞吞地吮着烟卷，一双窄窄的眼睛望着水壶里喷出来的白花花的热气，简短地说：“开头几天上白天，后来改夜班了。” “最后几天上什么班？”周志明钉着问。 “夜班，后来一直是夜班。因为那段管子修到太平街路面上去了，白天施工影响交通。” 他在本子上飞快记着，嘴却没停下来，“夜班是从几点到几点？” “夜班呀，晚上十二点开始，”胖师傅抢着回答，“到早上六点收工，然后白天就休息，我们这儿夜班都是这个钟点。” “那就是说，在太平街的最后一班是十六号夜里十二点到十七号早上六点，对吗？” “没错儿。”年轻工人说。 他合上本子，思索片刻，又问：“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十七号早晨是整六点收的工吗？因为那是最后一天了，活儿是不是完得早点儿？” “最后一天？噢，那天活儿倒是不多了，可干完活儿还得收拾工具，拆电线，归置归置什么的，怎么也得到天亮，我记得我们是五点四十五分到五点五十分这时候撤的。” 青年工人说完，站起身来，端开水壶给炉子加煤，圆鼓鼓的脸被炉火映得通红。 “啊——”周志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怎么样？”胖师傅见他站起来，很负责地问道。 “啊，谢谢你们啦，打扰啦。”他握了握那胖而粗糙的手。 出了市政工程队的大门，他的心跳有点儿急促，大概，科学家在突然遇到新的发现之后，神经也是处在这样强烈的兴奋状态之中吧。显然，刑警队完全没有料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作案人进入现场的必经之路上，竟有一大帮工人在明烛高挂地修管子。他刚才的这一收获，至少把有条件作案的时间缩小了五个小时以上，这可以肯定是个重要的发现。 街上有风，风把地上枯干的败叶扫得哗哗响，他奋力蹬起自行车，没有回太平街，而是向机关骑来。 那么这个发现究竟重要在哪里呢，价值在哪里呢？他的耳鼓吼着呼呼的风响，脑子里却异常清晰起来。杜卫东在十六号晚上九点钟到十点半钟这段时间，被叫到警卫连去修暖气，江一明和援朝、季虹他们离开家是七点半，距九点钟正好一个半小时，这段时间太平街上人很多，杜卫东在这段时间里匆匆跑来跳窗子作案是不可想象的事。从十点半他修完暖气到十二点市政工程队的工人上班，也是一个半小时的间隔，从941厂骑自行车到太平街，玩命骑恐怕一个小时也拿不下来，坐公共汽车倒来倒去就更慢，如果他真是用十点半到十二点这段时间作案的话，就不能不考虑是不是用了其它交通工具，可他能有什么交通工具呢？时间又掐得这么合适，就像是事前反复观察算好了似的，为四十块钱的蝇头小利，值得这么处心积虑吗？或者……果然是政治性盗窃？或者根本就不是他干的！ 他骑车赶到处里，已经入夜十点了，跑进办公室，抓起市公安局的内线电话，拨通了刑警队的值班室。 听筒里传来马三耀困意蒙碦的声音，“啊——，是你呀，晚上怎么没来？什么？你慢点儿说，又发现哪块新大陆啦？” “你知道吗，我刚从市政工程队来，市政工程队——，对，从十一月十六号晚上十二点，不，是十七号凌晨的零点，到早上六点，他们在太平街施工，对对，就是堆着渣土的那儿，那儿不过离江一明家二十米远，对，这说明……” “行了，我明白了！”对方没等他说下去就咣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他不高兴了？”他慢慢放下嘟嘟作响的电话听筒，热烈的心情骤然冷落下来，自己是不是太认真了？这毕竟是人家搞的案子，事外之人这样热心会被人家看做挑刺找茬的，可是干公安这一行，不认真点儿怎么得了呢？手里头捏着人命哪！ 他离开办公室，骑车子回太平街，他想好了，明天说什么也要再去找一下马三耀，不管他发脾气也好，连损带挖苦也好，反正这个案件是不该这么急就打上句号的，他得尽一番“苦谏”的责任去。 施家的走廊里黑洞洞的，静无声响，他蹑足走向自己的房间，从虚掩的门缝里，他发现自己的屋子亮着灯光，推门一看，是施肖萌趴在床边的桌子上睡着了，桌上台灯的幽幽绿光，在她酣甜的脸上泛出一种大理石般的细腻。她的胳膊下面，压着张照片，他轻轻抽出来，这是萌萌几年前照的，那时候头上还扎着两条稚气的“小刷子”，脸上露着俏皮的微笑，非常非常的自然，在萌萌所有的照片中，他最宠这张，也许是他心目中最喜欢这样的萌萌吧，可萌萌自己却不喜欢，为此，前几天还对他下过“艾的美敦书”呢。 “告诉你，以后别把这张照片压在玻璃底下，讨厌死了，换一张现在的。” “我就喜欢这张，不带一点儿脂粉气，”他把照片对着她，“小姑娘，多可爱！” “我现在照的相片带脂粉气？”萌萌盯问他。 “脂粉气倒没有，可就是有点儿……任性的样子，还有，你总想摆出一副成熟的架子来，让人看了不敢亲近。” “那是你老那么别扭，对你就得任性一点儿。” 他借着灯光，对着照片看，照片上的人也对着他看，“再过几年，你又变成什么样儿呢？”他苦笑了一下。 “你回来了？”萌萌醒来了，看了看手表，“你到底出去干什么？你现在干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她不无恼火地说。 “我到市政工程队是为了工作上的事，非今晚上去一趟不可。” “你怎么又把这个照片压在玻璃板下面了？”萌萌转移了话题，扯过他手上的照片来。 “好好好，那就换一张吧。”他觉得很累，没心思和她争辩了，“把这张给我。” “不给你。”萌萌把照片揣到兜里去了。 他坐在床上，看了她一眼，讨饶似的说：“困死了。” “也不知道你整天瞎忙什么，哎，跟你说，我妈妈明天上医院看病；我明天有大课；我姐姐他们剧院的《货郎与小姐》马上就要彩排了，忙得要死；爸爸明天要上北京开会。我跟妈说了，让你陪她去医院，你明天请半天假吧。” 他心里明白，只要家里有什么“家务”，萌萌都尽量揽来给他做，为的是联络他和宋阿姨与季虹之间的感情，他点点头：“行。” “那你早点儿睡吧。” 萌萌哈欠连天地走了。他把闹钟的铃拨到了五点钟上。 闹钟在早上五点响了，他浑身酸懒地爬起来，轻手轻脚跑到厨房里擦了把脸，然后，搬着自行车出了大门。 这时候的天色还带着浓夜的深沉，几颗星星孤零零地挂在墨黑的天幕上，路灯睡眼迷离地亮着，萧瑟的寒气中，浮动着片片冰冻的雾，偶或有几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从影影绰绰的街对面传来，令人为之一醒！ 他骑着车去刑警队，因为上午要陪宋阿姨上医院，下午不知道又会有什么事，而杜卫东案的起诉意见书今天上午就要被报到检察院去，所以他想利用早上这点儿时间和马三耀见一面，昨天晚上马三耀在队里值班，早上肯定不会走得这么早的。 刑警队的院门洞开，院子里没有一个人，楼里也静得出奇，使他不由不下意识地把脚步放轻，循着木制的楼梯上了二楼，推开了队长办公室的房门，他一下呆住了。 屋子里坐了五六个人，桌面上凌乱地摊着各种材料，地上的烟头和废烟盒狼藉不堪，空气十分污浊。 “你们在开会？”他僵在门口。 马三耀从桌子后面站起身来，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进来进来。”他招呼着，又对另外两个有些面生的人介绍说：“周志明，认识吗？以前是咱们队的。” 挨近志明的一个刑警握了握他的手，“是‘四人帮’时期给抓起来的那个吧，听说过，那时候我在分局呢，西城的。” 周志明被让到马三耀身边坐下，马三耀从桌上拿起一沓照片递过来，“你看看这个。” 他俯身去看了一会儿，抬起头说：“这些鞋印照片我都看过了呀。” 马三耀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凝视着他，嘴角的肌肉突然舒展开，笑了。 “你胜了，杜卫东不是作案人。” 志明的眉尖高高地扬起来。 “你看，这几张是杜卫东的。”马三耀从照片堆里挑出了几张，成一字形摆开，说：“足迹表面有雨淋斑点，看这张，边沿倒塌，轮廓不清，这都是他雨前在江家修管子的时候踏的。你再看这几张——”马三耀又挑出几张来，“也是他的，这是留在洗漱间窗户外面的那几个鞋印，足迹表面光洁，花纹清晰，是雨后留的。” 周志明点头说：“这些我昨天都看了，我知道杜卫东的嫌疑就出在这几个没有雨点儿的鞋印上。” 马三耀笑笑，“我们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根据你昨天晚上的调查结果，罪犯的鞋印只能是在十七号零点以前，也就是说，在修地下管道的工人上工以前留在现场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他拿起一只放大镜递给周志明，接着说：“在江一明家周围那种比较松散的泥土上留下的足迹，如果是午夜以前的，足迹表面的泥土应呈细末状，如果是午夜以后留下的，表面泥土呈块状；午夜前的足迹上常有昆虫爬过的痕迹，而午夜后的则通常没有，你看杜卫东这几张雨后的足迹和其它三个人雨后的足迹相对比，区别不正在这里吗？这说明……” 周志明恍然大悟地站起来，“这说明杜卫东在夜里十二点以前没有去过现场，而十二点以后也不可能去现场，他在洗漱间窗子外面的脚印的确是早上天亮以后踏下的，是去找弹簧尺的时候留下的，对吗？” “对。”马三耀坐下身来，说，“我们得谢谢你……” “得了，”他也坐下，“那我可受不了。” 一屋子的人都愉快地笑起来。 “好，”马三耀面向刑警们说：“咱们的会也该结束了。大家也都够困的了，不过，把困劲儿攒足了一块儿睡倒也更过瘾。你们先休息一下，吃点儿早饭，呆会儿上了班，我跟王玉山上局里汇报，老武，你和小李子根据咱们这个会研究的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老程、小柳抓紧把对杜卫东的审查结论写出来，争取上午能拿到看守所给杜卫东看了，然后释放他，你们先把释放通知书和释放证明书填好，我上局里汇报之前好批一下。还有什么要做的？……就这些，大家赶快办吧。” 大家纷纷站起来，走了出去，王玉山收拾着桌面上的材料，马三耀忽然叫住了他： “王玉山，调资办给我写的鉴定还在你那儿吗？” “在，等上班我就还给他们，最迟今天就得报到局里去了。” “你拿来。” “怎么，你不是说不看了吗？” 马三耀没有回答他，转脸对周志明说：“谢你还是要谢的。怎么样，这个案子得重新查起了，你现在在五处忙不忙？来跟我们一块儿干吧，我去找你们老段借你来行不行，说不定还真能搞出个窃密来。” 王玉山把取出的调级鉴定材料递给了马三耀，马三耀没看，哧——一声，把材料撕个两半，摔进废纸篓里去了。 “这是干什么？”周志明被弄得一愣，“用不着嘛。” “人贵有自知之明。”马三耀挥了一下手，“这一级不要了！” 他扔下周志明，顾自走出了屋子。 周志明是怀着一种得失相间的矛盾心情离开刑警队的。作为一个侦查员，他觉得自己没有白干，不是个废物，成功的喜悦一跳一跳地直冲心口。可是对马三耀呢，他那个二十几年无错案的显赫纪录，却被这半路上的一闷棍打断了，将要到手的升级也打飞了！马三耀的脾气他知道，这一级是绝不会再要了。作为朋友，他又有点儿难受，甚至觉得欠了马三耀什么情分似的，其实欠了什么呢？ 对了，该去西夹道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大爷、淑萍他们，他心里闪过这个念头，旋即又打消了。算了，这种人情好事，该让给马三耀去做的。看看表，还早，路边的副食店刚开门，他进去转了转，看见有活鸭子，买了一只，高高兴兴地回太平街来了。 然而，高兴之后，心里又茫然。上午陪着宋阿姨看病就忘东忘西、神不守舍，在透视室甚至还拿错了另一位病人的透视单子，结果弄得宋阿姨一看到单子上写着“肺癌待查”四个字的时候，差点儿没背过气去。他心里的结子又沉重起来，“真正的罪犯是谁呢？” 他没有想到，两天之后，案情突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进展——一个检举人出现了！ 绿色的上海牌轿车从灰色大门里疾驶而出，车轮微微跳动着，在干卷的枯叶上轧过，发出一串劈劈剥剥的响声。 透过弧形的风挡玻璃，周志明的视线漠然地投向路边一闪即逝的建筑物，脑子里慢慢清理着自己的思绪。 11·17案结论的推翻，杜卫东的冤情的洗白，使他在两三天之内蜚声全处。关于他和刑侦专家马三耀争论的始末，也演绎成各种版本的故事，在各科室不胫而走，成为人们闲扯的话题。正式的和玩笑的赞扬纷纷灌进他的耳朵，有得体的，听了还坦然；有言过其实或者没正形的，却叫他如坐针毡似的不安定，直到陆振羽拍着他的肩膀，说了那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以后，他才明白自己是被人彻底地误会了。 “人哪，要打算一辈子不默默无闻，打算有点儿什么成就的话，光靠勤勤恳恳不行，总得爆出些引人注目的声响，给别人留点儿不寻常的印象来。”陆振羽做出一副深得此道的神态说：“不管到什么时候，人们一提起你，首先能想起来的，还是那些不同凡响的印象。就像咱们纪处长、段科长，他们在侦查系统的名气，还不就是叫五十年代那几起大案带出来的？这就叫老本儿，老本儿！知道吗？反正你小子这下算抄上了。” 他摇摇头，未加解释地苦笑了一下。许多人把出人头地视为乐事，他却不，从心眼儿里不想嚼这个蜡。也许只有那些蹲过监狱，或者在其他什么阴山背后趴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一个倒霉蛋在转运之后的那种不求闻达，但求默默的心理状态和战战兢兢地做人的处世哲学，而这种心理状态和处世哲学在他身上，几乎成为一个固定的性格侧面了。坐监狱那会儿，在田保善这帮家伙的压迫下，他并没有一时苟全，而是拼命地争斗过。现在出了狱，他倒常常反而希望能与世无争地过日子了，什么事儿都别锋芒太露，宁可示人以无为，即便是在盛极的时候，也不要失去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不能有一丝忘形，如今的世界大概真像萌萌所说的那样，得意洋洋的人总是让人讨厌的。 可是，看到那些不管就容易毁误的事情，他总憋不住还要去管，这也许是一种双重人格吧。 这回，就算是“抄上了”吧，给马三耀挑的这个“刺儿”是挑对了。可现在冷静地自省一下，他仍然觉得自己那个死认真的脾气是个坏毛病，这毛病是他性格上的另一个侧面，肯定会有人看不惯，以为他是想爆出点儿不寻常的声响来呢。可这毛病也是难改呀。 汽车在红灯路口停下来，随着一阵呛人的烟气，坐在后排座上的大陈把脑袋探了过来。 “科长，是怎么样个检举人，纪处长在电话里没提吗？” 段兴玉手里把握着舵轮，眼睛注视着前方，一动不动地答道：“没提，他在局里开别的会，大概刚才刑警队打电话向局里汇报这件事，马局长就说叫我们五处出面同检举人谈一谈，纪处长在电话里只交待了这么多。” 陈全有把身子往后一仰，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卷儿，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一个盗窃案件，为什么让我们插手？难道真有可能是政治性的……？” “怎么没可能？”坐在他身边的严君说道，“江总工程师的笔记本里掉出来的那个小条子就很可疑嘛。咳咳！”她连连咳嗽了几声，把车窗玻璃摇下来，“你少抽几口行不行？” “也说不定那字条是老头儿自己无意中弄掉的呢。”大陈把烟扔进烟灰斗里。 “和检举人谈完了再看吧，”段兴玉轻轻松开离合器，汽车穿过路口，“谁知道检举的是什么问题呢。”他又说。 汽车开进刑警队的院子。 他们先到办公室里，段兴玉看了检举人和马三耀谈话的记录，然后他们四个由马三耀陪着来到了刑警队的群众来访接待室。没进门的时候，马三耀在周志明的脖子上轻轻拍了一巴掌，小声说：“这人你认识。” 认识？谁呢？他肚子里打了个问号。果然，一走进那间陈设简单的接待室，他还没看清检举人的脸就认出了那身很刺目的黑色小西服。 施季虹也看见了他，抢先和他打招呼： “噢，你也在这儿呀，原来你是干这行的。” 他笑着点点头，没说什么。 经过马三耀极简短的互相介绍，他们和施季虹面对面坐下来。 施季虹坐在一把款式陈旧的高背木椅上，显然对这类场面很不习惯，有点儿局促地对马三耀问道：“怎么着，是不是要把刚才同你谈过的跟这几位再谈一遍？” 段兴玉翻弄了一下刚才的谈话记录，很客气地对施季虹问道： “被检举人是你的未婚夫，对吧？” “是我的男朋友。我们认识很久了，啊，他知道。”施季虹用手指了一下周志明，随即更正说：“我不是检举他，我只是向你们反映一下那天晚上我所见到的情况，究竟是不是他，那要靠你们调查甄别了。” “你为什么没有在案发后立即报告，而要等到今天呢？”段兴玉的问话是很尖锐的，语气却依旧礼貌温和。 施季虹已经开始从局促中松弛下来，恢复了平时那种雍容自持的态度，像外国人那样耸了耸肩膀，两手一摊，说道：“我知道你们会这么问。怎么说呢？……其实那天夜里我完全是偶然的失眠，也完全是偶然地走到窗前，又无意地站在那儿往窗外看。当时，我还以为见了鬼呢，或者是看花了眼。要知道，这些年我和他常常在一起，会不会是由于一种生物电流的作用使我把一个在夜深人静翻进江伯伯家窗子的贼看成是卢援朝了呢，我想大概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当时可真把我吓坏了，钻进被子一宿都没睡好。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跑到窗边去看看，江伯伯家的窗子都好好的，所以我想那天晚上看到的卢援朝，也许就是我自己的幻觉，一种神经质的臆想吧，或者是我梦游了？哼，反正我没再把它当回事。那几天我也特别忙，我们歌剧院在排歌剧《货郎与小姐》，我是演b组的阿霞的，我这是头一次参加专业演出，歌剧又是艺术上的重工业，难度特别大，像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就得刻苦点儿，呃——噢，我把话扯远了吧？我想那几天我们是搞什么来着，对了，那几天正赶上合乐、舞台合成，所以我每天都是很早就到剧场去，很晚才回家，回家就在自己屋里睡觉，结果一直没有听说江伯伯家被人偷了，我是直到你们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而且我还知道因为那天下午我去过江伯伯家，所以也成了涉嫌人的。那两位民警同志找我谈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看见的那个像卢援朝的人，可是，我没跟那两位同志说出来。因为我就是在月光下面看了那么一眼，谁知道准不准呢？我没把握就乱说，那不成了诬陷吗？当然，我没说出来还有另外一条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是个贼。后来，大概没几天，又听说这个案子破了，小偷就是那天在江伯伯家修管子的那个工人，所以我也就没再把这档事放在心上。昨天下午，突然又听说那个人抓错了，真正的小偷还没抓到……” 施季虹沉默下来，段兴玉没有催问，静静地等着。片刻，她又接着说下去，声音略略低沉了一些： “我……犹豫了很久，我和卢援朝认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的相处，虽然够不上一部罗曼史，但可以说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当然，挑剔地看，他并不是我的理想中人。他的兴趣很狭隘，性格也嫌呆板了些，可他有他的长处。他不是个没主意的人，脾气也不错，而且我们都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人了，彼此还挑什么劲儿呢。我们本来是计划春节结婚，家具都打得差不多了，噢，对不起我又扯远了。唉——！”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实话，我来你们这儿，是经过痛苦的犹豫的，从感情上讲，我真不愿意失去他。” 施季虹在说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脚尖。这时，她又把话头停住，像是说得疲倦了似的，做了个重重的深呼吸。马三耀借着这个暂短的停顿，直截了当地插问了一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又促使你站出来检举他呢？” “我害怕，我放不下心去，我不能同一个盗窃犯同床共枕地过日子，假如那天我看见的人果真是他的话。”施季虹微微仰起头，声音抬高了一些，但有点儿发抖，“我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他结婚，让怀疑和恐惧折磨一辈子，所以我下决心来找你们，我相信公安局一定能把这事搞清楚的。如果真是我看花了眼，那我也就可以放心的和他组织家庭了。我想他是会谅解我的。如果他真的犯了罪，那我对这样一个人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她停住了嘴，足足有一分钟的光景，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 段兴玉轻轻地按压着手指的关节，打破沉默问道：“你到我们这儿来，和你父母谈过吗？” “我父亲去北京开会，前天上午就走了，那时候我还没想到会到这儿来呢。至于我母亲，我怕她精神上一时受不了，所以也没告诉她。不过，如果卢援朝真是那个小偷的话，她迟早会知道的。” 段兴玉又拿起那份谈话记录翻看着，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他手上的纸哗哗响。作为刑警出身而又半路改行搞反间谍的周志明最清楚，五处的案子和刑警队的不同，案情常常复杂而微妙，前途也多变难测，非一般刑事案件可比，所以，搞反间谍工作的人多长于谨慎。比如像现在这样的谈话，要在刑警队，常常是七嘴八舌地问话，而五处的习惯，除了在场身份最高的人主谈外，其余的人是不乱插嘴的。哪些先谈，哪些后谈；哪些深谈，哪些浅谈或不谈；以及用什么方式和口气谈，这些个谈话的路数和技巧，主谈人自有腹稿。别人插嘴插多了，不但容易搅乱他的逻辑思路，而且插话的过与不及，都非所宜。所以这时候，他们几个都缄封了口没有说话。 段兴玉的眼睛从材料上抬起来，问道：“你所看到的那个人穿的是一件尼龙绸登山服，对吗？他穿了什么裤子呢？” “这我记不得了，就是一般的裤子吧。” “能想想吗？” “好像……咳，的确记不清了，好像是……” “记不准就算了，以后再说吧。” 段兴玉没有再问这条裤子，因为硬要别人回忆印象模糊的事情是取证的大忌，有的证人为了不使询问者失望，常常硬想硬说，结果免不了掺进个人的猜测和编造。段兴玉改口问道： “卢援朝有没有尼龙绸登山服呢？” 施季虹不假思索地答道：“有的，可他不常往外穿，而且颜色也不同。他的那件是橙黄色的，而跳窗子那个人穿的是银灰色的。” 段兴玉合上材料，沉吟一下，又问：“根据你这些年对卢援朝的了解，他是个十分看重金钱的人吗？” “不，他不是那种满身铜臭的人。我们一向都是把钱看作身外之物的，从来没在经济上闹过矛盾。当然，我也不是缺钱花的人。”段兴玉顺着她的逻辑推下去，“他既然对钱是这么一种超然的态度，那为什么还要为了几十块钱冒险呢，从道理上看是不是有点儿矛盾？” 施季虹点点头，“是的，我也觉得不好解释，按说他不是这种人，但愿是我看错了人吧。” 段兴玉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了，他看了马三耀一眼，表示可以结束了。 马三耀又对施季虹嘱咐了几句关于注意保密之类的话，然后站起身来。 “好，谢谢你提供的情况，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去打扰你的。”他说了这句例行的告别辞令。 施季虹由刑警队的一位女民警送出接待室以后，马三耀笑着对段兴玉问道：“怎么样老段，感觉如何？” “咳，还不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些情况，看起来还可信就是了。” 马三耀两手抱着肩，说：“这案子倒不大，可是越搞越古怪，我们两家一块儿搞怎么样？你这位‘大手笔’要是能参加，我们就全仰仗了，你要是不能参加，就叫周志明来跟我们一块儿凑凑主意也成。这样一来，今后要是判明真是敌特案件的话，你们接过去也就方便了。” “好哇，”段兴玉站起来，说：“你这个刑侦专家自愿帮我们处的年轻干部搞实战练兵，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前些天周志明去你们那儿，只是了解情况而已，要是以五处人员的名义正式参加到你们专案组里去，恐怕还得局里批一下，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了。下午马局长不是要亲自听汇报吗？这案子究竟怎么搞，看他的决策吧。” 三楼会议室里，11·17案的汇报会正开到一半儿。 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一扇扇宽大的落地窗朝南而辟，豁然开朗，因为采光面大，所以冬暖夏凉。这种大窗户在近些年新建起的建筑中已不多见了。屋子的北墙上，并排挂着大幅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东西两面墙，对称挂着我国边界图和南州市街道详图，这种“装点”虽说独出心裁，倒也实用大方。屋子中央，宽大的条桌上铺着军绿毛毯，毛毯上成一字摆着几个雪白的瓷烟缸，桌边绕了一圈铁制的折叠椅，给整个会议室落了个朴洁严肃的格调。 纪真坐在桌子的一端，凝目望着保暖杯口上冒出的缕缕热气在眼前散开。他右手夹着根香烟，没点，左手的手指用重复的动作摆弄着一只外表精巧的石英打火机，在周志明向他汇报案情的过程中，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这类会议，照例该由组长陈全有进行汇报的。但因为周志明对全案的情况更熟些，所以今天便改由他来讲。他讲得快而简单，可讲可不讲的细节一律省去不讲，可读卷可口述的一律口述，他看了表，整个汇报统共用了二十四分钟的时间。 侦查员汇报案情也好，写报告也好，除了力求准确、全面地反映情况外，还得学会一手不可或缺的本事，那就是得掌握住每个领导各自的习惯和性格。有的领导听汇报、看材料，喜欢详尽、具体，一条小线索，一项无关紧要的证据，每天外线的侦查情况，甚至连侦查员误餐补贴的数目、支用特费的单子都要毫不遗漏地一一过目，而纪真却恰恰相反，他讲究简明扼要，反对面面俱到，年轻的侦查员给他汇报案子，多少都有点儿提心吊胆，稍有?唆，他就会表现出不耐烦，任何重复都会被他当场打断。所以周志明的汇报就专注在一个“简”字上，刑警队对此案从立案到侦查的全过程，他只是一带而过，至于他自己发现问题、调查取证这一段则干脆一字未提，全部略去了。 讲完，他合上卷宗，目光仍然留在卷宗皮上，并没有到纪真的脸上去看他的反应，他实在有点儿怵这位处长。 纪真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慢慢地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半天，才纡缓地吐出来，面向陈全有问道：“你们汇报完了？最后连个意见也没有吗？下面的工作打算怎么进行啊？” 陈全有一时语塞，不知所措地把目光朝段兴玉投去。 段兴玉知道，“四人帮”横行时，纪真就养成了这么个毛病，各科向他的请示汇报，事无巨细都得行文，然后领导轮流传阅画圈，自己是不敢说了算的。那个时候嘛，纪真处境不好，凡事不愿负责也是难怪的。可这会儿，粉碎“四人帮”这么久了，他的文牍作风反倒变本加厉，各科给他汇报工作，不管轻重缓急，一律公文往来，并且还非要明确写上科里的意见，然后他再在这个意见上划批。弄得侦查员搞案子，得有一半儿的脑筋花在笔墨功夫上。写报告，重要事项当然非写不可，可一般小事也要动笔做“文章”，不光段兴玉不满意，各科室都有点儿怨声载道。 段兴玉把身体转向纪真，略一思索，说：“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嘛，他们组里倒是有个初步想法。不过，这个案子是马局长亲自批转给我们的，对下一步工作的部署免不了还得往局里报，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想先向处长汇报一下再成文，定下来的方案就可以作为处里的意见直接报局，也省得一份报告再处里科里组里的改来改去了。” 纪真没有吭声，一来段兴玉是政保系统的“老底子”，又是年轻时的患难之交，面子一向大；二来案子牵涉到了市委政法委书记的女儿，马局长又怀疑有特务背景，也的确不可等闲视之，所以他没有表示什么反对的意见，默然地听段兴玉接着说下去。 “这案子刑警队已经搞了一段，现场勘查和一些调查材料都是现成的。从昨天下午马局长批示刑警队把案子转交我们侦查到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小时了。从小周刚才汇报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发案前后，现场只留下四个人的脚印，这四个人中，江一明可以排除作案嫌疑；941厂工人杜卫东经刑警队鉴定脚印，也已经排除。剩下的两个人，刑警队原来是排除的，理由是不具备盗窃财物的主观条件，那么如果马局长对这个案件性质的估计不幸言中的话，这个主观条件就得重新考虑了。虽然施季虹站出来检举了卢援朝，但从客观条件上来看，他们两个人谁也不能排除。当然啦，卢援朝的嫌疑更大些。” “你们初步的意见该怎么办？”纪真问道。 段兴玉没有直接回答，迂回地说：“马局长的怀疑并不是捕风捉影，这些年敌特机关对941厂觊觎已久，所以这件盗窃案是不是敌人的情报行动也未可知。不过案子既然由刑侦部门转交给我们，那下一步侦查所追求的目的，就不能仅仅像刑事案件那样，是为了查出作案人，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而还要考虑到其他方面，比如，罪犯用什么方式向敌人传递情报；用什么方式接受敌人指令，是靠‘盲发’电台，还是靠无人交接点？或者是有秘密交通员？诸如此类的情况都得搞清。” 段兴玉停顿了一下，似乎是要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然后他接着说：“所以我看，最佳方案是对嫌疑人进行秘密监视和调查，把情况掌握起来再看，现在不宜采取什么公开的举措。” “不妥。”纪真毫不犹豫地打断了段兴玉的话，“这事牵涉到万云同志的子女，应该迅速查破，搞久了市里不会同意。再说，施季虹整天和万云同志住在一起，你怎么监视啊？监视了她，就等于监视了市委负责干部，弄不好要扣你一顶对党内搞侦查的帽子哩！我们不干这种事。还有，施季虹不是计划春节结婚吗？已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你对卢援朝查不清她就不会结婚，如果卢援朝真有问题，显然会有警觉的。” 段兴玉其实何尝不知道他提出的这个方案会在实际工作中碰到麻烦呢，他之所以提出来，无非是想撞撞运气，如果纪真肯出面撑腰，那倒不妨试一试。不出所料，纪真果然心怀顾忌，断然否决，他当然也就不再坚持。喝了口水，说： “还有一个搞法，既然卢援朝有重大作案嫌疑，按条件可以先行拘留，通过审查搞清问题。不过这一抓人，案子也就没有什么搞头了。” “我看可以。”纪真斩钉截铁，一言定局，“卢援朝有重大嫌疑，又被目击者指认犯罪，完全可以拘留审查，就这么定了吧。” 纪真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会议就算到此结束了。大家站起来离开会议室的时候，纪真把段兴玉单独留下来了。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纪真踌躇了少顷，说道：“兴玉，你看这个案子周志明要不要回避一下？” 段兴玉似乎完全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么个问题，先是一愣，随即摇摇头，说：“我看不必，完全不必要。” 纪真掸掸烟灰，说：“施季虹是他女朋友的姐姐，这种关系按说可以不实行回避，要是放在别人身上，我都无可无不可，可是对他，就算我是成见作怪吧，反正不太放心。” 段兴玉的眉头拧起来，“怎么，对曝毁胶卷那件事，你至今还耿耿于怀吗？老纪，我可实在不敢苟同你的成见，办事情总要讲个道理吧，周志明这件事做得有什么不对？他当时在广场事件问题上的觉悟，是我们所不及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处里不仅没有宣扬过他的事迹，反而对他的彻底平反问题持一种漠然的态度，许多群众对此是有议论的，这些你是听不到的。你是一处之长，小周回来以后，我就没听你对他说过一句勉励的话、安慰的话，连我这个一向感情麻木的人都要替他抱不平了。现在这个案子，如果是因为和施季虹的关系决定他回避倒也成理，如果因为胶卷那件事，那就太不公道了。” 对段兴玉这番颇为激烈的指责，纪真并没有感到不快。虽然在下级干部中，只有段兴玉一个人敢于这样直言无忌地当面指责他，但段兴玉在群众中总是维护他的。于是他露出一副豁达大度的微笑，说道： “当然，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周志明是对了，我在政治上对他并无成见，只不过对他的那个做法有点儿不接受罢了。好啦，好啦，我们不争这个啦，我知道这小伙子你使着顺手。”纪真用指头点点段兴玉，话锋由此一转，“那么对卢援朝，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我看抓紧一点儿吧。” “今天晚上，等他下班回家以后。”段兴玉说。 晚上七点半钟，大灰门里开出两辆“北京212”型吉普车，一前一后向南城驶去。 周志明随着段兴玉坐在后面一辆车里，头仰靠在座椅的靠垫上，车身时缓时烈的颠动，使他的心绪越发麻乱不堪。 11·17案发展到现在的局面，是他始料未及的，尽管卢援朝在案情中的嫌疑所系，十分明显，但在自己的全部内心感觉中，却搜寻不到半点儿可以解释他犯罪的印象来。直到现在，他坐了车去抓他，可心里头仍然不相信他就是作案人。在这种情况下，侦查员执行任务的复杂心情，外行人大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无论是昨天夜里他们分析案情的时候，还是今天上午向处长汇报的会议上，他都没有把这个心情流露出来，因为他毕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自己的这个直觉，毕竟不像对杜卫东被抓那样，怀疑得那么强烈，那么明确。即使是对杜卫东，倘若不是和马三耀厚交，他大概也断断不会到刑警队去讨个没趣。 整个下午他一直忙忙碌碌，先跟大陈去941厂保卫处“通气”，顺便了解了一下卢援朝日常上下班的时间规律。他和安成有好久没见了，见了面还是挺亲热厮熟的样子。据安成介绍，卢援朝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下了班就回家，一般不在厂里逗留。他看得出，安成对今天晚上的举措虽然没有发表任何看法，但显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惊讶。从941厂出来，他们又直奔南城区杏花西里的941宿舍区，实地观察了一下卢家的位置和周围地形，等回到处里，就匆匆吃晚饭，换民警服、检查枪支、手铐等物具，忙得不闲，他也没有再分心去解心里的疙瘩了。 但是在刚才他们离开办公室下楼去坐车的时候，段兴玉突然莫名其妙地问了他一句话。 “卢援朝这个人，你很熟吗？” “还可以吧。”他低着头往楼下走。 在楼梯上，段兴玉又问：“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没什么。” “是不是对拘留他有什么想法？” 在楼梯电灯无力的侧射下，段兴玉的脸庞挂上了一圈淡黄色的镶边，在他闪亮着白色反光的视网膜周围，黑红色的血丝隐隐可见，周志明看了他一眼，心情犹豫地站住了。 “别停着，边走边说，我看出你是有些想法的。”段兴玉继续朝楼下走去。 志明跟在他后面下了几节楼梯，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杜卫东身上产生过的直觉，现在又来了。你说，我的第六感官是不是挺准的？” 这回是段兴玉站住了，他仰起布满倦意的脸，眉毛低低地压在眼睛上，对周志明凝视片刻，才说：“对，我承认直觉对一个侦查干部来说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实际证明你上次的直觉是对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还有另外两条是同样不能忽视的：第一，断案需要直觉，但不能只有直觉或依赖直觉，不能走到‘自由心证’的方法上去；第二，我们不是诗人，不是文学家，不能仅仅注重一己的感受，老是这样或一味这样，非出差错不行。告诉你，我现在也有很多想法和怀疑，有些也许是你不会想得到的。但是作为一个侦查员，首先应当注重和依凭的是事实，这是你一进公安大门就明白的道理嘛！” 周志明默然了。当然，段兴玉的道理是无可置疑的，他强调的是事实，什么叫事实？在法律意义上说，事实＝证据！ 汽车大拐了几个弯之后，猛然停在一幢简易的红砖楼前，小楼的门边上，挂着一块长形的牌子，在幽暗的路灯下牌上的字依稀可辨： “南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杏花西里派出所”。 坐在司机位置上的小陆下车走进门去，不大一会儿工夫，领着一个中年民警走了出来，一同上了车。段兴玉和周志明隔着汽车前座的靠垫和他握了握手，陆振羽向段兴玉介绍说：“这是林所长。” “林谦和。”那位民警十分礼貌地笑着说。 “段兴玉，”科长也通报了姓名，然后对着车窗外透来的一丝亮光，看看手表，用商量的口吻对林谦和说道：“林所长，如果情况没有变化，现在就动手怎么样？” 汽车向941厂宿舍楼开去。路上，段兴玉又问：“搜查工作的见证人请好了？” “请好了。”林谦和苦笑一下，“咳，现在请个见证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了，邻居们大都不愿意出头露面得罪人，怕往后见了面不舒服。我们请到的这个人就住在他楼上，是街道上的老积极分子。” 在离卢援朝住家几十米处，他们停了车，步行来到楼下，因为卢家住二楼，他如果拒捕的话，从楼后阳台往下跳是可能逃脱的。所以，小陆同原来守候在这儿的一个派出所民警到楼背后去堵那条唯一的逃路，林所长到楼上去请见证人，其余的人便来到二楼。楼道里静静的，周志明同段兴玉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敲响了卢家的门。 屋子里，传来咯咯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在门前停住。被一种很俗气的淡黄色漆成的房门拉开了，正房里日光灯刺目的光线把门边走道的墙壁映得瓦白一片，在门口的逆光处，站着一个女人，眨着吃惊的眼睛，想辨认这一群穿蓝色警察服的不速之客。 周志明没容对方有所反应就一步跨进门去，宽宽的肩膀把猝不及防的开门者撞在一边，那人尖声叫了一下，周志明不由得愣住了！ “萌萌！你怎么在这儿？” 施肖萌先是惊讶得发呆，旋而又用恐惧疑惑的眼神瞪着拥进过道冲向内室的几个警察，声音发抖地对他问道： “你……你们要干什么？” 卢援朝和他弟弟卢跃进正在房间里看电视，望着闯进来的警察，手足无措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你叫卢援朝吗？”陈全有跨步向前，声音在突然静下来的屋子里显得分外响亮。 “是。”卢援朝似乎很快便镇定下来，点了一下头。 “现在拘留你。”陈全有亮出拘留证。 “我犯了什么罪？”卢援朝紧张地质问道。 “签字！”没做任何解释，陈全有果断地把拘留证摆在桌子上。 “他犯了什么罪？”施肖萌从走廊里冲进屋子，突然横在陈全有和卢援朝中间，“同志，请问他犯了什么罪？你们有逮捕证吗？” 陈全有冷冷地瞥了她一眼，“你是他家的客人吗？我们在执行职务，请你马上离开。” 周志明从走廊里跟进来，拧着眉毛正要对肖萌说什么，隔壁房里传来卢援朝母亲颤巍巍的声音： “谁呀，是谁来了呀？” 施肖萌朝隔壁跑过去，段兴玉跟着一起过去了。 卢援朝没有再争辩，伏在桌子上很认真地在拘留证上签了字，陈全有又向他出示了搜查证，他也一块儿签了字。然后，抬起头对陈全有问道：“我们单位知道不知道？我手头上正在翻译一份外文资料，厂里急等着要用的。” 陈全有收起拘留证，答道：“厂里的工作你不用管了，跟我们走吧。” 周志明过去给卢援朝戴上手铐，目光在卢援朝脸上很快地扫了一下，似乎能感觉到卢援朝的眼睛冲他流出一种宽容的微笑来。 隔壁屋里，传来老太太呜呜咽咽的哭泣，夹带着段兴玉温和的劝解声。卢援朝被两个民警一前一后押着往外走，到了门口，突然转过身来对他弟弟说了一句：“别怕，我什么事也没有。” 卢跃进是个待业青年，年纪比周志明还小一点儿，和他哥哥的书生外貌相反，他长了一副宽脸盘，短脖子，背阔腰圆，样子很茁实。在陈全有他们刚进屋的时候，他被这种严厉的场面弄得有些惶然不知所措，在他哥哥被押出屋子以后，心头的紧张才渐渐平息下来，代之而起的却是年轻人的自尊心和好胜心，他的两手怒气冲冲地插在腰上，斜棱起眼睛，冲着跟在林谦和身后走进屋子的一位女邻居喊起来了： “出去出去！没你的事，看什么热闹！” 陈全有把搜查证又在他眼前抖了一下，“我们现在要对这间屋子进行搜查，她是请来的见证人，你无权让她离开。你也别走，作为卢援朝的亲属，你也是见证人。” 卢跃进一梗脖子，“怎么着，要抄家吗？” 陈全有根本不去理他了，和周志明、林谦和几个人开始在屋里搜翻起来。 卢跃进的浑劲儿也上来了，用短粗的胳膊把正要搜查书架的林谦和一挡，吼着说：“少动！这是我的东西，你们要搜搜他的，那是他的床，其他都是我的东西，我又没犯罪，你们搜不着！” 陈全有沉下脸，走过来厉声说：“我警告你，不要继续阻碍我们依法执行公务，否则你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周志明和卢跃进不熟，但有一面之交，他拉开他的胳膊，连推带劝地把他弄到沙发上，“跃进，搜查证上写明是搜查你哥哥的住处，不是光搜他个人的物品，你不懂，别再惹事了。” 卢跃进望望陈全有胖大的身躯，比他足足猛出半个头，只好顺势下了台阶，不吭声了。 这间屋子摆设不多，除了两兄弟各自睡觉的床，一个小衣橱，一张桌子，一个书架等几样旧家具外，墙角立着一个没完全打好的大立柜，一对小沙发也显然是新打的，样子不坏，这大概就是杜卫东的手艺吧。 塞在床下的箱子也拉出来了，施季虹提到的那件橙黄色的尼龙登山服正放在里面，周志明取了出来，在扣押物品的清单上登了记。 床上床下，桌子的抽屉，连那个尚未挂门的大立柜都细细地搜了，什么可疑也没有。大家差不多都停了手，只有林谦和还蹲在书架下一本一本地抖着书页。 周志明知道，卢援朝这个书架，所载不多，种类却繁，有单位里发的政治书籍，新新的，大概从来没有翻动过；有外文书，是清一色的技术资料和工具书，还有几本新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大约是卢跃进的财产，奇怪的是几本关于天文学知识方面的书不知怎么也上了这个书架。他站在屋子当中朝书架看了一会儿，轻轻对陈全有说：“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陈全有点点头，刚要说什么，林谦和突然喊叫起来： “这是什么？你们来看！” 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他，他手里拿着一个青色的小金属盒子，陈全有接了过来，对着灯光看了看，冲卢跃进冷笑了一下，说： “这架微型照相机也是你的东西吗？” 卢跃进脸色顿时煞白，吃吃地说道：“我不知道，不是我的，我不知道……” “这儿好像还有东西。”林谦和把书架最低一格的旧杂志统统搬出来，从杂志后面又拿出两只小瓶子，周志明接过打开，闻了闻，他觉得背脊上有股凉丝丝的汗往下流，事实！这就是事实！事实无情，他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糨子。 “什么东西？” “密写药，还有显影药……”他发呆地说。 卢援朝被抓的消息几天之内不胫而走，一时间，在941厂内成了头条新闻，卢援朝也成了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与人无争的书呆子，竟然是个间谍特务，人们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间谍，除了电影上能见到几个外，在人们的感觉中，就如同“天外来客”一般遥远。而现在，一个活生生的间谍，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自己的身边……人们无不感到惊讶和新鲜。 在熟人的眼睛里，卢援朝是个历来不大关心政治，上班来，下班走，和和气气，无亲无仇的人，业务上挺不错，生活上又攀了市委政法委书记女儿的高枝，运气正在得意。也许正因为现实与印象如此相悖，才更使这个原来看上去很平凡的人物带上了一圈神秘甚至怪诞的光晕。关于他的种种猜测于是添枝加叶地在厂里和社会上哄传起来。有人说他有一部高级电台，在发报的时候被公安局的讯号检测车查出来了；有人说在他家里挖出了手枪和炸弹；还有人说他准备把941厂破坏掉以后逃到国外去……，据从厂保卫处传出的“权威”消息说，他七五年去法国时就和外国人有过不正常接触，在里昂住旅店又违反出国人员住宿规定，一个人住了个单间，半夜有个年轻漂亮的女特务钻进了他的屋子，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对卢援朝的公开拘留，11·17案已无密可保，继续经营和扩大战果都丧失了可能性。剩下的便只是如何公开处理的问题了。因为卢援朝与市委政法委书记施万云家的关系众所周知，一些在下面叽叽喳喳的群众便常免不了要把议论的锋芒指向施家，甚至还流传了一部特务策反市委政法委书记女儿的现代“阴谋与爱情”的故事。这些“民间传说”和“群众创作”虽然漏洞百出，不能自圆，但毕竟影响很广，因此市委领导指示公安局在短期内迅速结束预审，提请起诉，交付公开审判，一来教育群众，二来肃清流言。 为了尽快结束预审、提请起诉，陈全有小组一连十来天都住在单位里加班，因为从卢家当场搜出了微型照相机和密写器材等特务用具，所以第二天便将卢援朝由拘留转为逮捕，并押往预审处看守所，由五处和预审处共同进行审讯。 周志明这些天的工作主要是对几个细枝末节的证据做补充调查，有时也帮严君一起整理审讯录音。对卢的审讯他没有直接参加，但每次大陈和严君从预审处回来，都能把当天的审讯情况大致描述一番，从他们嘴里，他知道卢援朝断然否认了对自己的全部指控。 “这家伙，给你来个死不承认！”大陈摇着头笑道，“其实他这一手不但救不了自己，反而落个认罪态度不好。现在咱们国家的法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像这样的案子，有目击者的揭发；有现场勘查的痕迹，又当场搜出特务器材，人证物证俱全，可以说是铁案如山，他自己不承认，白搭！预审处的同志说，按间谍罪，判他个无期徒刑，富富有余！” 在卢援朝被逮捕两个星期以后，结束了预审工作，全部案卷连同证据材料，随起诉意见书移送了人民检察院。他们在处理了两天扫尾工作以后，大陈因为孩子割阑尾请了事假；小陆准备学习驾驶摩托车，也忙着办他的“学习执照”去了；案子上既没什么事可做，严君便也抽身出去收拾这些天积累下来的内勤事务，办公室里顿时清静下来。 晚上，快下班的时候，段兴玉走进办公室，看了一眼独自趴在桌上抄写案卷目录的周志明，突然问：“你多少天没回家了？” “有两个星期了吧，干吗？” “得回去看看了，那也是你的家嘛，总该回去帮着干点儿什么家务事，尽些义务。今天下班回去，明天别来了，给你两天假。” 是该回去看看了。 下了班，他骑上车回施肖萌家来了。 施伯伯还没有从北京回来，家里，因为卢援朝被抓而带来的阴影显然还没有消退，晚饭的气氛是沉闷的。 宋凡脸上有点儿浮肿，饭厅里的暖气虽然烧得烫手，她还是在棉衣外面又披了件粗呢短大衣，她很没有胃口地吃了小半碗饭，便放下了筷子。 周志明看了看她的脸色，轻声劝了句： “阿姨你吃得太少了，我再给您盛一点儿？” 宋凡摆摆手，问道：“你这么多天没回来，净忙卢援朝的事了吧？他究竟属于什么问题，查清了吗？” 周志明没想到她会知道自己参加了这个案子的工作，先是一怔，马上明白小萌一定是把在卢家看到他的情况告诉她了。于是支吾了一下，未及回答，宋凡又说： “我到市委问过了，还是前些天问的，他们说正在查。外面的人们都议论他是里通外国，他又跟小虹有这么个关系，我当然应该去问问清楚，如果他真有严重问题，小虹也好早有个态度呀，这牵涉到你施伯伯的名誉问题。” 志明瞥了季虹一眼，她埋着头只顾吃饭，从宋凡的话中可以听出，季虹显然没有把她出面检举的事向母亲透露。他迟疑了一下，对宋凡说： “拘留卢援朝的时候，我去了，后来审查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听说是有严重问题的。” “听说？哼，过几天都要公开审判了。”宋凡淡淡地一笑，接过吴阿姨刚刚沏好热茶的保温杯，打开盖子嘘了一下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又盖上，说：“我知道你们公安局有纪律，工作上的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更不要说我们了。既然不愿意跟我们说，好吧，等老施回来我叫他去问吧。”她说罢站起身来，端着保温杯离开了饭厅。 季虹匆匆扒了两口饭，放下碗也走了。从刚才宋阿姨的辞色上，周志明明白她对他的吞吞吐吐是很不满的。此刻他想对肖萌说点儿什么，但见她也始终沉着脸，慢吞吞地数着米粒往下咽，便没开口，默默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饭，到厨房里帮吴阿姨刷了一会儿碗，等又回到饭厅的时候，施肖萌已经吃完了，正坐在饭桌前发呆。他在她身边坐下，斟酌了一下词句，说：“那天，在卢援朝家里，我看你不该说那些打抱不平的话，你那么一嚷嚷，卢跃进也来劲儿了，你走以后他差点儿要动武，像他这样的小伙子，一冲动起来什么荒唐事都敢干的。”他停了一下，观察着她的反应，又说：“我原来也不相信卢援朝会有问题，结果事实证明真有问题。看来咱们平时只了解他的表面，并不了解他的实质。” 施肖萌冷冷地抬起眼皮，望着他，说：“我还是那句话，在你们搞公安的眼里，天下没好人，谁都可以怀疑，谁都可能是特务，是反革命。现在社会上小偷、流氓狂得不得了，你们倒不抓，凭个照相机就能认定是个特务！” “照相机，你怎么知道？” “卢跃进早告诉我了。”肖萌很不屑地说：“你们这些搞公安的也太土了，还真以为跟电影里那样，特务都跟傻瓜似的，拿个照相机专偷秘密图纸？人家比你先进多了，要你的图纸干什么？你们懂不懂科学？人家的卫星把你有几根汗毛都数出来了，还有什么密可保啊！” “那照相机怎么解释呢，自己长出来的？” “就不能是其他人放的吗？现在这种照相机在国外街上随便买。” “现在并不是光凭这架照相机定案的，我们还有其他证据。我的意思是，你那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同情心实在让人受不了，将来到法院、检察院工作怎么能适应呢？” “我的志愿是做律师。在某种意义上说，罪犯是弱者，我是同情弱者的，我愿意在法律上给他们帮助。我说的是政治犯，小偷、流氓不管！” “律师的责任是站在国家和法律的立场上帮助法庭公正审判，尽管是为被告人争取无罪和从轻，也绝不等于同情政治犯呀！这话说得没一点儿原则，难道坏人也值得你同情吗？” “坏人，有几个？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坏人我见得多了，我过去比你还恨这些人，真心的恨！可究竟谁是坏人，有多少？连我爸爸妈妈都当过坏人。行了行了，我们这一代人受够愚弄了，现在我谁也不相信，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不知道什么好人坏人，我只知道——人！” “人又不是抽象的，你，简直荒谬！” “你现在说我荒谬了？你在自新河烧砖那会儿，我如果不是凭着对你这个‘坏人’的信任，凭着同情心，能不顾一切地去看你吗？那会儿你怎么不说荒谬呢？” 周志明张口结舌，“好人坏人，总有客观标准嘛……” “你就是客观标准？”肖萌越说越抬杠了。 “算了，我讲不过你，讲对了你也不服，反正你不要固执己见，对卢援朝这件事，你不了解全部情况，最好别在外面乱发表意见。”施肖萌从座位上站起来，真生气了，“以后别老这么嘱咐我行不行，我不是小孩子，不想总让别人指手画脚！” 志明皱起眉头，“你今天碰上什么不顺气的事了，说话这么刺儿。我劝你别管卢援朝这件事也不是坏话，怎么叫指手画脚呢？” “卢援朝的事我管定了，明天上午我还要去看守所看他去呢。”周志明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算了吧，这你还骗得了我？卢援朝是未决犯，未决犯是不准探视的。” 施肖萌冷冷地说：“我可没那么大心思跟你骗着玩。今天上午法院已经正式通知我，卢援朝请我做他的辩护人，我决定接受了。明天我要同我的委托人会面，请问公安人员，这符合规定吧？” 他愣住了，“什么，你做辩护人？你又不是律师，你还没有毕业嘛！你当什么辩护人，你，你别去。” “你不是很懂得规定吗？法律规定：除律师外，被告人的亲属、朋友、同事以及人民法院允许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担任辩护人，这是我的权利，请你别干涉。” “卢援朝的案子铁证如山，你能辩出什么来？让法院为他指定一个律师当辩护人不也很好吗？不是职业律师的人当辩护人，只能了解简单的案情梗概，连案卷都不能看的。” “怪事，你为什么不愿意我出庭辩护？为什么？如果不是冤假错案，不是轻罪重罚，你们怕什么？我非去不可，这是我的权利，就是我爸爸妈妈反对也没用。” 志明重重地出了一口气，脸色阴沉着向门口走去，“这是你的权利，你要去就去，是不是冤假错案，是不是轻罪重罚，到法庭见吧。”他拉开饭厅的门，愣住了…… 宋凡脸色难看地站在门口。 “你们，在说什么？” 他没回答，低下了头，让开了路。 “小萌，你们在说什么？”宋凡走进饭厅，声色俱厉，她显然已经听到了他们刚才的争吵。 “我要给卢援朝出庭做辩护人。”施肖萌毫不畏惧地说。 “谁让你去的？” “我自己。” “这是你自己的事吗？你要不是我女儿，我根本不管！刚才我已经和你姐姐谈了，连她都同意和卢援朝划清界限，不再保持关系了，你还要往里掺。现在外面对家里的谣言有多少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一来，不更要弄得满城风雨了吗？” “阿姨，”周志明说话了，“这是卢援朝自己提出来要萌萌做辩护人的，法院也许可了。” “她不会不答应吗？法院总不会强迫嘛。卢援朝自己提出来的，他怎么不提别人，不找个律师，专找你呢？” “我也是学法律的。” “他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人家是冲着你爸爸来的，还不明白吗？你爸爸是市委政法书记，他拉上你，好让法院判轻点儿，这是司马昭之心，明白得很的！” “你，你怎么把人想得那么坏！” 宋凡气急败坏地说：“萌萌，你怎么学得这么倔呢？你不要把家里的话当耳旁风，这几年，你干的那些一意孤行的事，没有一件是和我商量过的，我是不是你母亲？这种母亲我真当够了！” 周志明在旁边一声不吭，他心里明白宋凡还在翻萌萌去自新河看他的老账，或者还包括擅自把他领到家里来住…… “志明，你说说，你怎么看这件事，你劝了她没有？” “宋阿姨，”他咬了一下嘴唇，“我不同意她去，是因为她这样做的指导思想不恰当。可这是她自己的事，应该她自己做主。” 宋凡脸上发青，饭厅里出现了一阵紧张的沉默。 “那好，我的话算没说，你们大了，自己做自己的主去吧！” 她说完走出去了。门，砰然发出一声巨响！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席的正上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碧蓝的衬幕前赫然醒目。 上午八点半，可以容纳五百人的旁听席上座无虚席，一片嗡嗡的声浪从黑压压的人头中传来。 周志明和严君是在开庭前半分钟来到法庭的。 周志明来旁听，与其说是为了欣赏肖萌的辩护，倒不如说是因为案件的本身，这个看起来普通实则奇特的案件，已经把他牢牢地吸引了。至于施肖萌的辩护，他并没有抱多大兴趣，甚至觉得对肖萌自己来说，这场辩护也是一件十分无味和十分难堪的事情。 严君却是实打实地冲着施肖萌的辩护而来的，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古怪的心理，大概是觉得周志明今天的主要兴趣一定在肖萌身上，所以也想来看个究竟吧。 他们两个往四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了两个不挨着的空位子，在一连串“劳驾”、“对不起”的抱歉声中挤了进去。 施肖萌已经坐在了审判台右侧辩护人席位上，为了使自己显得庄重，她今天穿了身很老式的蓝上装，雪白的皮肤在深色衣服的衬托下，更给人一种娇嫩的感觉。她低头翻着摆在面前的辩护词，一丝紧张隐然牵在嘴角上，——也许，只有周志明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在她的对面，是公诉人的席位，坐着一位四方脸盘的中年人，正侧着头，目光自若地在旁听席上扫来扫去。 侧门开了，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和书记员鱼贯走进大厅，人声顿时静下来。 审判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身材瘦小，双颊苍白，眯着的眼睛里带着一种凛然的气质，坐在她两侧的人民陪审员都是四十岁开外的中年人。 铃声。 静场。 “卢援朝充当外国间谍，窃取我国绝密情报一案，现在开庭。” 审判长略显苍老的声音在肃然的大厅里清晰有力。 “提被告人卢援朝到庭。” 旁听席上一片细细骚动，人们伸长脖子，几百双眼睛一齐注向左侧的耳门。卢援朝在两个法警一前一后的押解下，走了出来。他穿一身深灰色的棉衣，没有罩外衣，显得有些邋遢，剃光的头上刚刚长出些茸茸的短发，刺猬似的立着，脸虚胖，眼皮微觉浮肿，一双眼珠却仿佛比以前还有精神似的，在眼镜后面一闪一闪地往听众席上张望。 审判长用平静的声音有条不紊地宣布案由；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名单。然后，她面向卢援朝： “被告人卢援朝，对法庭组成人员和公诉人，你有权申请回避，你申请吗？” 卢援朝似乎对要他享受这一法律上的权利没有什么精神准备，迟疑了一下才摇头说：“不。” “现在，由国家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审判长向左侧的检察员点了一下头。 公诉人站了起来，周志明这才发觉他是个体格异常魁梧的大汉，他首先向审判席行了一个礼仪性的注目礼，然后从容地环视了一下会场，操着淡淡的山东口音，朗声宣读起来： 第十一章 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国营941厂翻译员卢援朝充当外国间谍，窃取我国重要绝密情报一案，经南州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本院审查确认，卢援朝充当外国情报机关特务，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夜间，撬开国营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的住宅，非法窃取我国防工业绝密情报，危害了国家安全，后果是严重的，已经构成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卢援朝犯罪事实如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卢援朝以串门拜客为借口，在国营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中窥见江一明记载有关我国防工业重要绝密材料的工作笔记本之后，遂起意窃取，并在临走前暗中拉开江家洗漱间窗户的插销，为行窃做了准备。当天夜里二十三时左右，卢援朝乘江一明未在家中过夜的机会，携带外国特务机关提供的微型红外线夜视照相机，从洗漱间窗口潜入江家，撬开存放笔记本的抽屉，窃拍了江一明的工作笔记本，并将与笔记本置于一处的肆拾元人民币同时窃走。 根据941厂技术部鉴定，被窃拍的笔记本所记载的内容为国家绝密级文件材料。 根据南州市公安局的勘查、调查、鉴定和证人的揭发检举，以及从卢援朝家中起获的特务用具等大量确凿可靠的人证物证，本院确认：卢援朝触犯了《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四条，第六条，犯有反革命间谍罪，结合犯有盗窃财物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院依法提起公诉。 被告人卢援朝，男，现年31岁，河北省保定市人，汉族，大学文化程度，捕前任国营941厂技术部翻译员，在押。 此致 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张浩明 公诉人庄严有力的声音仿佛给整个起诉书的结尾打上了一记鲜明的惊叹号。他微微停了一下，向审判长行了注目礼，然后坐了下来。 按照审判程序，审判长宣布开始庭审调查。 “被告人卢援朝，”审判长一丝不苟地问道：“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你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夜间，潜入南州市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家中，窃取国家绝密材料，你承认这一指控吗？” 卢援朝用喑哑的声音答道：“不承认。” “你大声回答。”审判长要求。 “不承认。”卢援朝把声音抬高了一倍。 “嗡——”一片议论的声浪在旁听席上卷过。 “那么你回答，那天夜里你是否去过江一明的家？” “江一明的家我是那天下午去的，是和我女朋友施季虹一起去的。晚上大约七点多钟我们同江总工程师一块儿离开那里，然后我就没有再回去过。”这段话大概在预审中讲过很多遍了，所以他回答得十分流利。 “那天晚上七点半钟到十二点钟你在什么地方？” “回家睡觉，我经常不到九点钟就睡觉了。” 部分旁听者发出轻轻的哗笑声。 公诉人举起了一只手，要求插话。 “审判长，被告人十一月十六日夜间潜入江一明家进行犯罪，是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的。我建议法庭宣读有关的证据，并传唤证人出庭作证。” 审判长微微点头，然后说：“现在宣读南州市公安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现场勘查记录。” 审判员左侧边角上的书记员开始宣读，周志明对现场勘查记录已经背得烂熟了，他毫不费力就能听出所读的是从哪一段落中节选出来的。勘查记录读完了，又读了刑警队调查鉴定材料中关于卢援朝的那一部分，读完，审判长问： “被告人卢援朝，以上证据材料说明从现场出入口到现场中心，都有你的鞋印和指纹，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用不着解释，这都是我下午串门的时候留下的，夜里我确实没有去。” “那天晚上你在家睡觉，是否可以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呢？” “证据？我没有什么证据。对了，我弟弟跟我睡一间屋子，你们可以叫他来问。” 审判长似乎早就预料到他会这样说，“传证人段兴玉出庭作证。”她把目光向审判席左侧移去。 段兴玉步态从容，从左侧门走向证人席。 “证人，通报你的姓名和职业。” “段兴玉，南州市公安局科长。” 审判长面向证人席，“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在法庭上应当如实提供证言，有意做伪证或者隐匿证据的都要负法律责任，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 “现在你把十一月十六日夜间被告人是否具有作案时间的问题，如实向本庭提供证言。” 段兴玉耽了一下，说：“根据我们的调查，十一月十六日晚七点半钟，卢援朝离开江一明家，七点五十分左右回到自己家里。晚九点钟和他住同室的弟弟卢跃进到杏花西里停车场替人值夜班，卢援朝独自留在屋里睡觉，所以，他是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的。” 段兴玉退下了证人席。审判长问道：“被告人卢援朝，刚才证人的证言证明你弟弟卢跃进那天没有在家过夜，他显然是不能证明你当天夜里的活动的。” “我……”卢援朝的声音略略有点儿慌张，“我记不得他那天是不是替人看车子去了，平常他是睡在家里的……” “审判长，”公诉人又举起了手，“南州市公安局在依法对卢援朝的住所进行搜查的时候，当场起获特务用具，无可辩驳地证明被告人接受外国间谍机关的指使进行犯罪活动的事实，我建议法庭出示这些物证加以确认。” 根据审判长的命令，法警取出微型照相机、密写药、显影药，陈示庭前，引起不少听众的兴趣，纷纷欠身翘看。 审判长目光凌厉，“被告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在预审的时候就说过了。”卢援朝的声音很冷淡，“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也许是有人故意陷害我。” “审判长，”公诉人有些愤然了，“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被告人一味狡赖，拒不认罪，请法庭继续传唤证人出庭作证。” 审判长又将目光移向左侧，“传证人施季虹出庭。” 施季虹在左侧门出现了。她一身素蓝，在一名法警的指引下进入法庭，听众们的目光跟着她走向证人席。周志明却坐直了身子去看肖萌，只有他，当然只有他才能明白肖萌的那副惊怔不已的神情。他看不见卢援朝的脸，但是那上面惊呆的表情也是可想而知的。 “证人，通报你的姓名和职业。” “施季虹，南州歌剧院……演员。”她答得有些口吃。 审判长照例做了关于应如实作证的告知，然后说：“证人施季虹，你现在把十一月十六日夜间所见到的情况，如实向本庭提供证言。” “我……”施季虹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别的缘故，一时说不出话来，梗在那儿好半天才发出一种细弱的声音： “我是……被告人卢援朝的朋友，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就是我和他到住在我家旁边的江一明家做客的。那天晚上，我是十点多钟躺下睡觉的，可是一直到十一点多钟也没睡着，我起来倒水喝，当我走到窗户跟前的时候，突然看到对面江一明家的洗脸间的窗户开着，可里边又没点灯。我知道那几天江一明不在家住，家里是没人的。开始我还以为是晚上走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呢，可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影从那窗户里跳出来，当时月光很亮，我看清那人原来是卢援朝。” “季虹！”被告席上的卢援朝突然叫起来，“你是在胡说，在欺骗！那个人不是我！不是我！” 叫喊声引起全场哗然，审判长用尖锐的铃声盖过一片乱哄哄的议论。 “被告人不要打断证人发言。”审判长严厉地注视了一下情绪激动的卢援朝，转过脸对施季虹说：“你继续讲。” “那个人是他！是他！我看得很清楚！”施季虹也失去了平静，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月光照在他的脸上，像死人一样白，眼镜的玻璃片一闪一闪的，他穿了件银灰色的登山服，从江一明家跳出来，就是他！就是他！” 施季虹不知是激动、气愤，还是紧张，胸口剧烈起伏，急促地喘着气，几乎说不下去了。 “证人，他跳出窗户以后怎么样？”审判长适时地问道。 “他关好了窗子，一眨眼不见了。当时我很害怕，心慌意乱的，没看清他是怎么跑掉的。再往后，再往后，我就缩到被子里，不敢再到窗前去看。当时我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人了，是幻觉，还一直把他往好处想。可现在，事实摆在了我的面前，事实是无情的，我不能再用自我安慰来欺骗自己了，我要揭发他，他是伪君子，是特务，是特务，他是个……” 审判长打断她的话：“证人，关于你看见卢援朝夜间从江一明家跳出来这件事，还有什么事实需要补充吗？” 施季虹这才很疲倦地喘出一口气，摇头说：“不，没有了，我知道的都讲了，请法庭严肃处理。” “好，”审判长把脸转向右侧，“公诉人有什么要对证人问的吗？” 公诉人：“没有。” 审判长又转向左侧，“辩护人有什么要问的吗？” 施肖萌马上欠了一下身子，声音中略略带着些紧张，“辩护人要求向证人提一个问题。” 这是开庭后辩护人要求提的第一个问题，旁听者们都极感兴趣地坐正了身子，在此之前，庭审的主角地位一直是由那位公诉人占据着，而辩护人似乎早已成为数学上那种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点儿了。 施肖萌把目光正对着姐姐的脸，问道：“证人，十一月十六日夜间，你从窗口望见有人从江一明家跳出来的时候，你的房间里开着灯吗？” 施季虹怔了一下，旋即说：“没有。” “江一明家有灯光吗？” “没有，刚才我都讲了。” “在你家和江一明家之间有路灯吗？” 施季虹眨着困惑的眼睛，隔了一下才说：“你不是都知道吗？” “证人，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没有路灯。” “既没有任何灯光，你在黑暗中怎么能够辨认出那个跳窗子的就是被告人呢？” 施季虹的口气有些不耐烦，“其实我刚才都讲过了，我是在月光下看到他的，当时月亮把外面照得很白。” 施肖萌向审判长点点头：“辩护人的问题问完了。” 听众席上漫过一片失望的议论声，周志明听到自己身边的一个年轻人嘟囔了一句：“这辩护人，瞎耽误工夫！” 审判长示意法警把施季虹带下了场。 接着，作为施季虹证词的印证和补充，审判长命令宣读了两份证明材料。 一份是南州市气象台提供的关于十一月十六日夜间的天气情况——除傍晚有过一场约二十分钟的雷阵雨外，全市天气，晴。 另一份周志明很清楚，就是他们提供的现场侦查实验的证明材料，这份材料证明：一、在十余米左右的距离内，在毫无人工光照的条件下，凭借月光是可以基本准确地辨别出所熟悉的人的轮廓，相貌，姿态和衣着的；二、橙黄色的尼龙绸登山服在月光下呈银灰色。 这两份证据材料是对施季虹证词的强有力的支持，在听众席上引起了显著的反响。审判长令法警取出从卢援朝家里搜获的那件橙黄色的登山服，向卢援朝出示。 “被告人，这是你的登山服吗？” 卢援朝探着脖子辨认了一下，抬起头说：“好像是我的。” 审判长不满于他的模棱两可，“你看清楚，究竟是不是？” 卢援朝又辨认了一下，说：“是，是我的，可那天我根本没穿。” “嗡——”听众们显然对他的一味否认不满意了，卷起一片嘲笑的声音。 审判长简短地向身边的两位陪审员征询了一下，断然宣布庭审调查结束。 审判程序进入了法庭辩论。 公诉人发言，他的辞色都是踌躇满志的。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的话很简短，从刚才庭审调查中所看到的大量人证物证上，足以说明被告人犯有起诉书中所提出的罪名，被告人在事实面前拒不认罪，企图逃避法律制裁完全是徒劳的。被告人接受外国特务机关的任务，出卖祖国、背叛人民，罪行是重大的，后果是严重的，为了保卫国家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被告人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惩罚，这是毋庸多言的。在此，我所要特别提请法庭注意的是，我国法律是包含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精神的，被告人在预审期间和刚才的法庭调查中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无理抵赖，只有负隅顽抗之心，毫无悔罪改过之意，这说明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恶性是很大的，请法庭在量刑时考虑到这一点，从重予以惩处，我的话完了。” 公诉人语句铿锵，台下有人竟忘记法庭纪律，鼓起掌来。 在这种情绪气氛一边倒的局面下，施肖萌站了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了她的辩护。 她拿起了写好的辩护词，又放下来，两手撒开扶在桌沿上，周志明看出来，她紧张，也有点儿激动。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她的声音没有放开，几乎全被听众席上一片窃窃私语的声音淹没了。 “肃静。”审判长短短地打了一下铃。 施肖萌用力把声音放大了，露出了很清亮的本色。 “根据法律规定，我受被告人卢援朝的委托，为本案担任辩护人。在开庭之前，我向人民法院了解了案情，仔细阅读和研究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并同被告人进行了会见谈话，刚才又听了法庭的庭审调查，现在，根据事实和法律，我就此案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她略略停顿了一下，接下去说： “我认为，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所使用的主要证据是虚假的，对本案被告人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被告人是无罪的！” 这一段石破天惊的开场白，像是在滚油锅里浇了一瓢冷水，顿时引起满场轰然大哗，好半天，审判长才想起打铃来压制沸腾的喧声。 听众的强烈反响，不但没有使施肖萌惊惶，反而像给她注射了一支镇定剂，至少，她已经牢牢把全部听众，连同整个审判席都吸引了！ 乱哄哄的人声静下来，仿佛只用了几秒钟就静得连一声轻轻的咳嗽都能传遍全场，在鸦雀无声的大厅里，只留下她金属般的声音。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为了论述我的结论，请允许我对今天法庭调查的全部证据做一个简单扼要的分析。 “第一，南州市公安局的现场勘查采取到了被告人的鞋印和指纹，这是不错的，但是被告人在发案的当天下午曾有正当原因去过现场，一直到晚上七点半钟才离开。而现场勘查记录并不能肯定地确认，在这些鞋印、指纹中，确有一部分是在晚七点半以后留下的，因此，刚才宣读的现场勘查记录只能是一个间接证据，不能单独发生法律效力；第二，证人段兴玉关于被告人的弟弟十一月十六日夜间，因在停车场值班而未在家中过夜的证词，只能证明被告当晚具备作案的时间条件，并不能得出他一定作案的结论，这是显然的；第三，刚才在法庭上展示的特务用具，虽然是在被告人家中搜出，但并不能绝对排除他人陷害的可能性，因此严格地说，也没有独立的证明力。” 她收住话头，身上的紧张感不但早就荡然无存，甚至于还显出了一些轻松潇洒的风度来。她把目光在哑然无声的大厅里环视一下，继续说下去： “那么，能够维系公诉人指控的，能够把这些不肯定或者不自立的证据联结成一条完整锁链的那个主要的、核心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证人施季虹刚才当庭所做的证言。证人施季虹在十一月十六日夜间十一点半钟左右，亲眼目见被告犯下起诉书中所指控之罪。我承认，这一证言与其他证据之间并无矛盾和逻辑上的其他混乱，我所要提出的问题是，假如这个核心证据不过是一纸谎言的话，那么仅仅依靠其他那些先天不足的证据，难道还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吗？结论显然是否定的。好，下面就让我来证实我的假设。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证人施季虹在证词中几次谈到，在她家与江一明家之间没有路灯，两家的屋里都没有开灯；公安局的侦查实验记录也说明了当时的犯罪现场没有任何人工光照，施季虹仅仅是在月光下发现被告从江一明家的窗子里跳出来的，并且同样是在月光下认出被告的面孔和他身上衣服的银灰色的视觉效果；气象台的证明材料又进一步说明，发案当天除黄昏一场阵雨之外，天属大晴，所有这些证据似乎都丝丝入扣地自成逻辑。但是很遗憾，他们忽略了一条人所共知的常识——天晴未必有月，另外一条天文学方面的常识大概就更不尽了然了，那就是，在阴历的二十七、二十八两天，月亮是随在太阳后面一起西落的，夜间绝见不到它的倩影，十一月十六日恰恰就是阴历九月二十七，整夜没有月亮，我这里有一份南州市天文馆出具的材料，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时我也做了一次实验，晚上在没有月光的情况下，即便是晴天，在证人施季虹家与受害人江一明家的间隔地方也是漆黑如墨，看东西只有隐隐一个轮廓。毫无疑问，证人施季虹在她当庭所做的证言中，所谓银灰色的登山服；一闪一闪的眼镜；被月光照得很白的脸，等等，统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杜撰。被告人正是在被这样虚假地告发之后，他的住宅才被公安机关进行搜查的，在这种情况下搜出的物证，在证明被告有罪方面究竟有多少法律上的价值，我想是毋庸多言的。 “根据上述事实，我认为，起诉书中对被告的指控无法成立，被告人卢援朝不应负刑事责任。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就要结束对本案的辩护，我最后所要强调的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我国法律的一贯精神，也是人民法院的基本任务之一，我希望法庭对本案的判决能够体现这一点。” 施肖萌敏捷干净地收住话尾，向审判席和旁听席微微欠身，各行了一个注目礼，然后坐下。 这一刹那，大厅里依旧肃然无声，但是顷刻之间，议论声、感叹声、争辩声，轰轰轰！像由远而近的汹涌海潮席卷而来，整个会场被震撼了！ 审判长的铃声连续不断地响着，压制不住一片喧嚣。 在沸腾的人声中，周志明一声不响地呆坐在椅子上，他感觉出自己紧攥的拳心里，已经捏满了汗水。从心底到舌尖都泛着苦味，悲剧！对于一个侦查人员来说，辛辛苦苦地铸成错案是最大的悲剧！周围的喧吵像是收音机里放大了倍量的噪音，冲得他的太阳穴一跳一跳地难受。卢援朝既是冤枉的，那么跳窗子作案的人是谁呢？ 那个人是谁？是谁？是谁？是谁！？ 他的思绪混乱一片，无法安定，然而，那一向灵验的直觉很快就凝聚到了一个点上——施季虹！ 铃声不断地响着，“肃静！”人们渐渐静下来，目光一齐注向审判席。 审判长用超乎寻常的平静口吻继续主持着审判。 “公诉人要求答辩吗？” 在急转直下的形势前突然处于败势的公诉人也力图保持着冷静的气度，但却似乎缺乏那种临场应变的经验，只是干巴巴地摇了一下头： “不，公诉人不要求答辩。” 审判长泰然注视着公诉人，没有急着说什么，周志明明白，她是有意给公诉人一个思考的时间，也许，他会要求撤回起诉，但是，公诉人没有要求。 “好，现在宣读南州市天文馆提供的证据材料。”审判长不再等待了。 正在这时，周志明看见前面的旁听席上一阵人头骚动，一个声音叫道：“有人昏倒啦！”后面的人们纷纷站起来，伸头张望，从一层层人墙的缝儿里，周志明看见宋凡被人扶着往外走，一面还有气无力地摆手对扶她的人说着什么，他吓了一跳，连忙从座位上站起来，挤了出去。 出了审判庭，穿过过厅，下楼梯，还是没能追上宋凡。在法院大楼的门口，他碰上了刚才扶她出去的那个女同志。 “劳驾同志，刚才那个人怎么了？要紧不要紧？” 女同志看了他一眼，“没什么，可能是里面空气不好，闷的，她自己走了。” “啊——”他松了口气。 回到审判厅的时候，天文馆的材料早就念完了，审判程序已经到了宣判前的最后一个项目。 “被告人卢援朝，根据法律规定，现在本庭给你最后陈述的机会，你要说什么吗？” 卢援朝僵直的背脊一动不动，半天才用几乎是哭腔的声音说：“我没有什么话了，事实都摆着，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请法庭公断吧。”大概是由于过分的激动，他挺直的身体索索地抖起来。 紧接着，是约莫半个小时的休庭，当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再度出现在审判席时，全场静下来。 审判长站起来，略带抑扬顿挫的声音灌满了肃然的大厅。 “现在宣判： 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公诉人，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张浩明； 被告人，卢援朝，男，现年三十一岁，河北省保定市人，原系南州国营941厂技术部第一研究室翻译员，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经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被南州市公安局逮捕，现在押； 辩护人，施肖萌，南州大学法律系学生； 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间谍罪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对被告人卢援朝向本院提起公诉。 本院组成合议庭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对卢援朝间谍案开庭审理。南州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听取了被告人的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证言，对各种证据进行了审查。 本庭审查确认，证人施季虹关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二十三时左右目睹卢援朝非法潜入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住宅的证言虚假；南州市气象台关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天气情况的证明与本案无关，其余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卢援朝犯有间谍罪，因此，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被告人卢援朝不应负刑事责任。 本庭根据以上事实，特依法判决如下： 判决被告人卢援朝无罪。 本判决为第一审判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以内向南州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南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俞泽珍，人民陪审员曹利平、聂凤岐。” 判决书念完，审判长宣布将卢援朝当庭释放。卢援朝转过身子，脸上挂着胜利者的激动，高高地举起两只手，听众席上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 散庭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旁听的人群走光了，法庭外面宽大轩亮的过厅里只剩下周志明和严君两个人，在等段兴玉从里面出来。 整个大楼里静悄悄的。 “我们又该忙了。”严君凝目窗外，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默，轻声说：“现在这么个局面，真不知道以后会是个什么结果，真的，我一点信心也没有，一点也没有，你呢？” 周志明半坐在宽宽的窗台上，双手拢着一只膝盖，他此刻只觉得累得不行，就像一个刚刚打输了一场比赛的运动员一样，身心交瘁，虽然干了这么多年公安，但像今天法庭上的这种风云突变却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没有去答严君的话，脑子里此时不知道是属于混乱还是属于空白，突然，他从堵在胸口的一团乱麻中看到了一个可以抽出来的线头儿！ ——萌萌……怎么会对天文知识这么熟悉呢？ 大厅的门开了，出来的不是段兴玉，而是施肖萌，严君先向她打招呼。 “祝贺你啊，辩得挺成功的。” 施肖萌只是淡淡地点了一下头。 周志明说：“小萌，我正想找你谈谈呢。” 施肖萌把带着些敌意的目光在严君身上瞥了一下，脸色惨白，说：“我也正要和你谈谈，你现在没空吧？” 周志明丝毫没有听出后面这句话的双关含义，说道：“等我找你吧，到学校去找你也行。” 施肖萌没说什么，下楼走了。严君脸上有些尴尬，看见周志明转回脸看她，便扯开话说：“走吧，咱们到后面找找科长去。” 两个人穿过一条细长走道往后面的休息室走，后面也同样是静静的；只有靠顶头的那间屋子里能听到有人在说话。 “老段，对这个证据的疏忽，我们检察院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也了解到施季虹最近同卢援朝有过争吵，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周志明听出这是那位公诉人的声音，便和严君推门走了进去。 屋里，只有段兴玉和那个身材魁梧的检查员，检查员看着他们，收住了话头。段兴玉说：“这是我们处的侦查员。”他才又接着说下去。 “现在不少国家的诉讼法律都严格规定了证人资格的条件，对证人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考查，就是想保证证言的客观性。” 段兴玉说：“这主要是我把问题看简单了。” 检察员看了看手表，从衣架上拿下大衣，说：“她这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是要追究她的诬告行为的。” 段兴玉连忙抬起一只手，“哎，老罗，我看检察院能不能先不采取什么行动，我分析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诬告和伪证问题……”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也行，”检察员思索了一下，说：“先交你们侦查清楚也好，回头咱们两家再商量吧。” 他同段兴玉握手道了别，先走了。段兴玉脸色沉重地走到衣架前，默默地穿大衣，穿好，才低声说了一句：“走吧。” 他们俩一声不响跟在段兴玉身后往外走，下楼梯的时候，段兴玉突然回过身来，目光和周志明碰了一下。 “看来，我错了，你对了。” 就在施肖萌为卢援朝的辩护轰动法庭的当天晚上，南州市歌剧院首场公演著名阿塞拜疆歌剧《货郎与小姐》，华丽的红旗剧场内外，灯火辉煌，盛况空前。 饰演“阿霞”的a组演员因为昨天突然患了急性咽炎，首演便临时改由b组的施季虹替场。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作为职业演员登上歌剧舞台，然而这第一次就演砸了锅。 在化装室，她心慌意乱，差点儿将口红涂到眉毛上；在台上，她神不守舍，几次错走了位置；轮到她的唱段，不是抢拍便是冒调，简直还不如个业余的，气得乐队指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跑到后台大发脾气，导演也恼火万分，四周都是埋怨声，说什么的都有。她一面推说头痛，一面连声自责，因为这场演出毕竟关乎自己今后在剧院里的前途，所以后半场的演出，她硬是强打精神，排除杂念，好歹平安地顶下来了。 散场以后，她身心交瘁地回到化装室，用颤抖的手指卸了装，和大家打了招呼正要走，演员队长走过来告诉她，史副院长要她到后台休息室去一趟。 她胸口一阵跳，猜度不出史副院长突然找她，究竟是因为上午在法庭上的出丑，还是因为刚才在舞台上的失误。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休息室。 史副院长是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她既没有谈起上午的审判?穴也许她不知道吧?雪，也没有问及刚才的演出，而是一边忙着别的事情，一边指指放在桌边的一只扁形的皮箱，对她说：“派你趟美差吧。” “美差，去哪儿？” “到北京去一趟怎么样，我们跟中央歌舞团借的那套独舞的服装人家马上要出国使用，已经来电报催要了，原来准备派院部老黄专程送一趟，车票都买好了，可他爱人又病了。我看你去一趟，你父亲现在不是也在北京吗？你去了，住处比别人好解决些。” 她犹豫了一下，点头同意了，她觉得这倒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用来细细考虑一下如何应付对她做伪证的必不可免的查究。她接过史副院长递过来的介绍信和第二天清晨的火车票，走到门口，想了想，还是问了一句： “演出怎么办？” “小芒可以替阿霞的角色，她就是还不太熟，不过在台上倒不怯场，你放心去吧，办完事以后，在北京多呆些天，看看中央文艺团体都有些什么新剧目，这算是一项任务吧。” 她点点头，离开了休息室，史副院长刚才讲到胡小芒上台不怯场，弦外之音岂不是说她怯场吗？不怯场管什么？胡小芒要样儿没样儿，要嗓儿没嗓儿，光不怯场就能演戏吗？穆铁柱不怯场，你叫他演阿霞去！ 她心中隐然的不快只是这么一闪，现在哪儿还有心思去跟胡小芒她们争高下呢。 回到家，已是夜里十一点半钟了，她先走进厨房，用湿毛巾擦了把脸，对还没回房休息的吴阿姨问道：“我妈睡了吗？” “刚刚睡，”吴阿姨小心翼翼地答道：“她和你妹妹一直等你来着。” 她端着毛巾发了一会儿呆，没再问什么，蹑着脚溜进了自己的房间。 扭开桌上的台灯，发现灯座下压着一张字条，拿起来一看，是母亲草草的字迹。 小虹： 我和你妹妹等了你一下午又一晚上，你还有心思去演戏吗？你不愿意和卢援朝结婚，我们不管，可你怎么能用这种陷害别人的手段达到目的呢！这会给你爸爸带来什么影响你考虑过吗？你太使我生气了，你应该马上去向组织上承认错误，要求处分，要争取主动，明天再和你细谈。 妈妈 她把字条慢慢地在手里揉成一个团。也许只有她才能体会出母亲在字条里那种既严厉又体贴的心情，她心里一时乱了方寸。明天还走不走呢？要不要照母亲说的那样先跟组织上去谈，或者干脆直接去法院认错？她想了半天，最后拿定主意还是先去北京，她觉得这样既可以得到充裕的时间来琢磨退身之计，而且在不得已时还可以先跟在北京开会的父亲谈一次。她想起父亲，惶惶然的心绪稍稍安定了些，父亲是南州市政法机关的总头儿，只要他脑子里还有一丝父女之情的顾念，就绝不会过分追究。一向，父亲是最爱她的，他若是脸色好一点儿，下面那些人当然就会网开一面。何况她只要一口咬定诬告卢援朝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甩掉一个爱情上的包袱，就是说到哪儿也无非是个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既然没造成什么后果，大不了就是把她拘留几天，来个处分罢了。她呢，顶多臭上半年，上不了台，不给派角色。可这没什么，既走到了这一步，倒霉也是该着的，时间总会磨掉一切，厚今薄古是人的一种本性，就算是天大的丑事，一旦成了历史，就会被人看得淡淡的，别说她了，就连蒋介石、日本战犯，人们也不像过去那么咬牙切齿了。对了，要问起从援朝家搜出的那些东西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就来个“一问三不知，佛也怪不得”，只要和冯汉章的关系不被人知，是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有利的家庭地位安渡难关的。 想起冯汉章，她心里不由烧起一把无名火来，他要她办这件事的时候，是那么踌躇满志，说得是那么万无一失，可现在怎么样呢？差不多把她的前程全葬送了。主意是他出的，可出主意的却在北京高级饭店的席梦思床上睡得正香，留下她这个帮忙的提心吊胆地在这儿熬日子，真是从来也没有受过这份窝囊。她想好了，这次到北京，一定先设法找到他，摊开来谈，要么他实现那个帮她出国留学的许诺，要么大家都别舒服了，要让他知道，逼急了，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越想越恨不得立刻就飞到北京去，这一夜她没有睡着，睁着眼胡思乱想熬到天亮。为了避免跟母亲和妹妹打照面，她还没等窗户上露出青色就匆匆爬起来，简单地写了一个条子，说明她有急事要去北京出差，仍旧压在台灯座下，然后悄悄离开家门。 早上七点半钟，南州至北京的直快客车徐徐驶出熙熙攘攘的站台。她坐在一个临窗的座位上。当列车快要驶出市区的时候，透过明净的车窗，她的视线向远处伸展出去，在地平线上，941厂的灰色围墙绵延西向，围墙上“注意防火”几个硕大的红字在冬天的晨雾中依稀可辨。她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了卢援朝，他今天大概能回厂上班了吧？这一瞬间她禁不住回想起过去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想起他的种种好处，一股歉疚感蓦地浮了上来。凭良心，她知道自己是太无情了，太有负于他，而他对她却一向宽容忍让，当她在一年前正和冯汉章搞得火热的时候，就看出卢援朝醋意十足，这本来也是难怪，人非草木，何况他在这方面又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大吵大闹的公开干涉，这使得她甚至还曾经产生过一种感动的心情。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大概，卢援朝为了能当上市委政法书记的乘龙快婿，宁愿对她的风流韵事睁一眼闭一眼……当然，不管怎么说，他是爱她的。 车厢的扩音器里，响起了广播员十分做作的声音，“各位旅客，列车七点四十五分到达西郊车站，请下车的……”她侧着头听了一会儿，等思绪又慢慢飘回来的时候，似乎已经从刚才短瞬的良心发现中解脱出来。她何尝不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呢？为了成为生活中的强者，连自己的爱人都得牺牲掉，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呢？人兽同源，在生存竞争面前，谁也难保不带着一点兽性，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啊。 列车的速度渐渐减慢下来，西郊车站快到了。这时候，一个扎小辫儿的女乘务员走过来，对着她打量了一下，又看了看她座位上的号码，问道： “你是南州歌剧院的施季虹同志吗？” “是啊。”她困惑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姑娘。 “软席车厢一位乘客请你去。” 她先是有些意外，但马上想到可能是市里哪一位她父亲的部下从剧院里知道和她同车，特地想照顾她一下。于是便从行李架上取下皮箱，跟随乘务员向软席走去。 软席车厢位于餐车的后面，当她尾随着乘务员穿过一条细细的过道走进很空的餐车的时候，一个身材宽大的中年人迎面拦住她的去路。 “是施季虹吗？” 听声音很不客气，她对那人打量了一下，突然认出他就是在公安局第二次听她检举卢援朝时在场的一个，脸上顿时变了色，吃吃地答道： “是，是我。” 那人向她递过一张三十二开大小的白纸，说：“你看这个。” 白纸上眉头横写的三个黑体字赫然撞进她的眼睛——逮捕证！ 她张大了嘴想叫喊，喉咙里一阵战栗，声音却全被从心底里升上来的一股绝望的寒气凝结住，发不出来。她的两腿一软，身子刚要往下倒，就被两个像是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女民警从后面架住，推着向车厢门口走去。 列车在西郊站停了两分钟，又缓缓启动，继续向北京方向驶去，她却被两个女民警挟持着下了火车，钻进候在站台上的一辆灰色上海型轿车里，全速开回南州市来。 她被领进了一间宽大的审讯室。迎着南窗上射来的刺眼的阳光，她望见屋子当中孤零零地摆着一只方凳，在方凳的前面，有一张长条形的桌子，桌子后面逆光端坐着四个人。她定神辨认了一下，这四个人中，一个是早上在火车上抓她的那个大个子；一个是听她检举卢援朝的那位负责人，另一个更熟，就是曾经去找过肖萌的那个女的，只有坐在桌角的一个胖胖的年轻人是以前未曾见过的。 她在表面上已经镇定下来，双手插在裤兜里，没等那几位开口就先发制人地问道：“哎，你们抓我，告诉我父亲了吗？” 没有人回答她，桌子后面传来一个冷淡的声音，“坐下。” 她的身子抖了一下，双膝迟疑着弯下来，屁股就挨到了凳子上，但嘴巴上盛气凌人的势头仍然没有减下来： “我父亲到底知道不知道？” 坐在审讯台中央的那个人翻看着台面上的材料，眼皮都没抬，还是那种冰冷而缓慢的声音： “回答你的姓名、年龄、职业。” 她张着嘴愣了片刻，终于像垮了一样软下来，用低回的声音答道：“施季虹，一九五○年生，南州市歌剧院演员。” 段兴玉这才抬起头来，眼睛里充满倦意，额头上蒙着层薄薄的油汗，从昨天早上到现在，他和陈全有小组的几个人一样，还没合过一下眼皮，吃过一口热饭，神经似乎已经累得有点儿麻木了。 昨天中午散庭以后，正在局里参加处以上干部贯彻市委工作会议学习班的纪真打来电话，要段兴玉和陈全有小组认真检查一下失败的教训。来电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开会，但并没有把时间花在检查失败的教训上。会上，段兴玉只是用了短短两分钟，先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他觉得找原因、查教训都应当先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赶快确定出一个下一步的工作方案来。他提出了三点想法，一、从卢家搜出的特务用具极大可能是施季虹为达到陷害目的而放置的；二、施季虹不过是个提线木偶，她身后一定有一个指挥者；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诬陷案件，而是特务组织周密策划的一次行动，行动意图可能是为了掩盖施季虹盗窃机密的罪行。这三点分析意见博得大家一致赞同，因为在11·17案现场采取到的鞋印中，如果江一明、杜卫东、卢援朝均可排除，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施季虹，看来，那个跳窗子作案的人，正是她。 会开得很短，结束的时候，段兴玉做了这样几项决定，一、在对外保密的情况下逮捕施季虹；二、逮捕前，对施实行外线监控；三、着手搜集应当搜集的有关证据。会一散，陈全有、周志明、陆振羽，加上严君，立即兵分几路，分头去办。一下午的时间，几项工作都办得挺顺手，严君和小陆去歌剧院，和院领导及保卫干部共同商定了一个合乎情理而又简单易行的密捕方案，连段兴玉听了也十分满意；周志明去外线队布置了监控工作，外线侦查员在上哨的头两个小时就有所收获，发现施季虹下午三点十七分从歌剧院出来，在福来街的一家小杂货店里打了一个公用电话，侦查员近前观察，只见她拨通一个总机号码后，要求接一个分机，侦查员只听清712三个数字，她拿着话筒等了半天，对方才有人接，但她只说了一句什么话便啊啊地支吾两声挂断了。从杂货店出来，她神色匆匆地乘上六路公共汽车往南州大学的方向走，到岐山路站下来转了一圈，又改乘九路无轨直接去了红旗剧场，一路上没有再做什么。 712，这肯定是个分机号码吗？如果肯定的话，那么南州市使用这种位数分机号的单位多不可数，范围太大，难于筛选。会不会是个饭店或者招待所的房间号呢？这个念头在段兴玉脑袋里闪了一下，立刻被他抓住了，他当即把正要下班的全科人马统统留下来，简单交待了一下，然后分别派往全市各大饭店，各大招待所去查证。到晚上七点多钟，派出的人都陆续回来了，只查到六个地方有712这个房间号。他正在翻看着抄回来的那六个712房间的住客登记单，身边的周志明突然失声叫起来。 “是他！”周志明指着一张登记单抄件叫着。 这是从南州饭店抄回来的，段兴玉不由念出声来： 冯汉章，里克有限公司代表，住进日期…… 周志明显然毫不怀疑找到了楔口，急急地说：“这人和施季虹认识，关系特别好的，为这个，卢援朝原来很不愉快呢，她爸爸也说过她好几回，最近这一段，他们明面上不大来往了。” 段兴玉把去南州饭店查证的那个干部叫来问了一遍情况，知道712房间是冯汉章作为里克公司驻南州办事处兼带自己的住房长期包租的，他本人现在不在南州，两天前因为一笔生意的事去北京了。 他心里兴奋地笑笑，没想到外线侦查员听来的这么个孤零零的数目字竟引出了如此重大的发现。但另一个问题却又使他迷惑，从福来街到红旗剧场本来乘十一路无轨可以直达，可施季虹为什么偏要吊个大三角，绕到岐山路去呢，她去岐山路干什么？ 晚上快九点钟，大陈从杏花西里回来了，带回了更加令人满意的消息，他从公文包里取出几页纸放在桌子上，喘着气说：“我同卢援朝谈了，这是记录。” 他从桌上拿起记录，一边看，一边听陈全有说道：“卢援朝情绪还好，对我们持谅解态度，他只是一再声明他不知道施季虹还有什么别的问题，他原来一点儿也没想到她会干这种事。不过后来我们谈开了，他在无意中倒是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什么？”段兴玉索性把记录放下了。 “施季虹手里是有一把卢家的钥匙的，是卢援朝以前为了表明和她的关系给她的，至今仍然在她手里。” “噢？”段兴玉点了一下头，这对于认定他对施季虹的分析确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你再看这个，”陈全有把另外一纸材料递给他，“这是住在卢援朝楼下的一个女同志写的证明材料，我给她辨认了施季虹的照片，在咱们拘留卢援朝的前一天下午，她看见施季虹从她家门前经过上楼去了。我就手查了一下，在那个时间里，卢援朝在厂里上班，他弟弟在停车场看车，家里只有个昏聩半聋的老太太躺在自己屋里睡觉。” 案情渐次理出了头绪，陈全有同卢援朝谈话的记录，女邻居的旁证材料，再加上712房间那个客人的情况，使他在坐上审讯席的时候胸有成竹。何况他的对手，不过是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嫩毛儿”，和这类货色斗法，连他这个一向谨慎的人都认为是件驾轻就熟的事了。 他把锐利的目光对着施季虹的脸，直视片刻，才说：“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真是冤家路窄呀。” 施季虹拼命想挤出一点笑容，却弄成一脸哭相，她伸长脖子，舔舔嘴唇，用夸大的痛苦表情说：“哎，你们能不能先让我喝口水，我渴得实在不行了，眼睛都发黑。” 陆振羽用桌上的瓷杯从暖壶里倒了水，异样地端详了她一眼，才把杯子递给她。她接过来端到眼前仔细看了看，皱起眉头，从兜里掏出一方雪白的手帕，非常认真地将一圈杯口擦了一遍，嘴里叨咕着：“太脏了，太脏了。” 陆振羽恨不得能揍她两下，一个渴极了的人见到水，哪儿还会有这么多臭讲究呢？他没好气地冲口说道：“嫌脏别喝！” 施季虹朝他翻翻眼睛，没再吭气儿，稀溜稀溜地把一杯子水喝下去了。 段兴玉本想先杀杀她的架子，话到嘴边又变了主意，只是用一种很随意的口气问道：“你告发卢援朝之前，最后一次去他家是什么时候？” “那我记不得了。”施季虹把杯子放在凳子腿旁边，说道：“我早就想和他吹，所以一直躲着不去找他。”她显然没有识破这个提问的迂回用意。 “你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受到逮捕的吗？” “知道，我不该用诬告的手段来达到和他吹的目的，我是很痛心的，我本来是想利用这次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找我爸爸谈的，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理。可我想不通，你们为什么非要采取这种方式不可，你们这么一弄，我以后出去还怎么有脸上台演出啊？再说，这对我爸爸影响也不太好。” 段兴玉已经没有耐心再和她绕圈子了，表情厌恶地说：“我知道你的职业是演员，可我这儿，不是舞台！”顿了一下，又说：“你们在演戏的时候，侧幕不是有个提词的吗？如果你真的忘了词，我可以当这个提词的，你在告发卢援朝的前一天下午到卢的家里去干什么了？” “不不，我没去！”施季虹的眼神一阵发紧，低头回避开他锐利的注视。 “真的没去吗？”他狠狠地说，“你可是有他家的钥匙！” “我、我，我是去拿我的东西，我要和他吹，想把放在他家里的东西拿回去。” “卢援朝现在还在，他怎么不知道你拿走了什么东西？你既然要和他断绝关系，为什么还要趁他不在到他的家里去？既去了，为什么不把钥匙给人家留下？你究竟是去拿东西，还是去放东西？”他用一连串的提问使对手几乎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施季虹脸色蜡黄，鼻子上冒出了大颗的汗粒子，他知道她的心理状态已经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是到了最后打击的时刻了。 “施季虹，你犯的是间谍罪，罪证是确凿的。如果你继续表演下去，只能贻误你自己。” 施季虹急促地喘着气，双肩抖动，呜的一声要哭，被他厉声打断了，“还要不要我给你提词？” 施季虹哭不成声，一副精神上完全瓦解的样子，抽噎着连连说道：“你不要提了，让我说，让我说，是冯汉章，冯汉章，是他逼我，逼我干的，你们抓他来问，他就住在，住在，南州饭店，南州饭店……”她喘得说不下去了。 “712房间。”他冷冷地提示了一句，故意使对手感觉到他早已洞悉一切。 “是是，是712房间。”施季虹连连点头，慢慢止住了哭泣。 “他还让你做过些什么事？” “不，没有。”她迟疑了一下，又说：“以前我在941厂仓库工作的时候，他要我把每个月库里几种零配器件进货的数量告诉他，就这些，真的就这些。” 为了再印证一下外线发现的情况，他又问：“审判会以后，你找过他吗？” “我给他打过电话，可饭店的服务员说他去北京了。” “打完电话以后你又去什么地方了？”他紧追不放，这时候是决不能给她从容思考的时间的。 “冯汉章以前跟我说过，如果出了什么事来不及通知他，就在岐山路西口禁止停车标志牌的红白杆子上贴一块胶布，贴在从底下数第三个红道子上。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去岐山路了，在那儿贴了胶布就直接去剧场了，晚上我哪儿也没去，我参加了演出，真的哪儿也没去，你们可以去剧院里查。” 突然段兴玉什么也不再问了，叫人带走了失声痛哭的施季虹，他已经意识到全案破获的机会迫在眉睫，施季虹的报警信号既然昨天便贴在了岐山路上，难保冯汉章不会闻风而逃，所以，他一刻也不敢迟缓地中断了审讯。 他们从看守所匆匆赶回处里，时间已是中午十二点钟了，他叫人替他们把午饭从食堂打到办公室来，一边吃，一边布置工作。 眼下的局面已经变得明白而简单，施季虹报警已经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冯汉章这条长线不能继续再放，必须马上逮捕，结束11·17案。 他用筷子敲着一本摊开来的民航班次时刻表，说：“晚上五点，我看说什么也得乘晚上五点这趟航班走，不能再耽误了。” 距离晚上五点只剩下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可是要办的事情却很多，得去局里汇报；得去检察院办逮捕证；得挂长途电话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还有一件按说不该成问题而实际上最成问题的事情——买飞机票。 “大陈在民航的路子最野，搞几张票还不是手拿把抓？”小陆把大陈推了出来。 “得了吧，”大陈直摆手，“我认识的人都是保卫处的，卖票的咱一个也不认识，这种急茬的事，保卫处又不能对售票处下命令，下了也白搭，人家一句话就顶你一溜跟头，没票！票卖完了，正大光明……”他还想说什么，看见段兴玉皱起了眉头，便把话吞了回去。 “剩余的机动票总还是有的，大陈想想办法吧。”段兴玉几乎是下命令似的说着，“能弄到两张就够了，志明和小陆先飞北京，咱们俩坐明天早上的火车走，火车票好办，实在买不到，搞张站台票也得上去。” 大陈没再说什么，事情一桩桩都算议定了。段兴玉看看大家，说道：“都吃完了吗？岐山路那块胶布条得赶快去人拿掉。我看，从万全计，还是得做好化装掩护，别愣头愣脑的硬去撕。” 周志明昨天下午在施季虹离开岐山路以后，曾随几个外线的同志去那儿观察过一番，他说：“我昨天看了，那儿虽然算一条大街，但既不是商业区也不是居民区，行人不多，便道上有小树林，挺安静的，我看一对一对谈恋爱的不少。” “好，”段兴玉说，“那咱们不妨也去凑凑热闹，让严君跟谁去，撕掉胶布前要把它拍照下来，以后要入证据卷的。” 小陆的一口馒头还没有咽下去便站了起来，咕咕哝哝地抢着说：“这任务我包了，我熟悉岐山路。”说着，他当即从柜子里取出搞密拍照相穿的化装服，就要往身上披挂。 大陈笑着说：“你怎么熟悉岐山路？净在那儿轧马路了吧。” 小陆顾不得答话，手忙脚乱地脱下棉袄，只穿一件薄毛衣，将照相机固定在腰上，外面罩上那件衣服，挺挺胸说：“怎么样？” 严君第一个摇头，“不行不行，这衣服你穿着又瘦又长，都绷在身上，远远一看就觉得肚子上那一块鼓鼓囊囊的，太暴露了，志明穿还差不多。” 大陈哈哈笑，“这衣服本来就是比着志明的水蛇腰做的，你这什么腰？水牛腰。” 小陆低头看看自己腆起的肚子，上面一块鼓起的疙瘩，的确过于触目，他颇不情愿地把衣服脱下来，对大陈反唇相讥道：“你呢，你老兄是鸡腰。” 大家愣了一下，旋即哄然笑起来——按比例，鸡腰倒真是比水牛腰还粗呢，连段兴玉也忍俊不禁了，笑了一下，说：“算了吧，小陆别去了，本来就感冒，再不穿棉衣到外面吃风，不是雪上加霜吗，还是志明跟严君去吧。”顿了一下他又说：“大家可都得注意一点身体，这个要紧的关头，咱们可是病不起啊！” 在马路纵横如网的南州市里，岐山路算不得一条长街，也算不得一条宽街，但它不失典雅的幽僻和宁静却是动人的，以此在周围的繁华中独占了一种别样的魅力。 马路西侧的便道上，黄栌浅浅成林，齐胸的松墙和攀膝的冬青密匝匝地构成高低相间的双重绿阴，绿阴脚下，被秋风吹落的栌叶还没有全枯，把地面铺得金黄耀眼。路东，几株苍柏悬根出土，老本生鳞，郁郁枝叶掩映着三两幢别致的白色小洋楼，远远望去，在初冬的阳光下，颇有些油画的情调。 严君挽着周志明的胳膊，像突然走进了神迷的梦境，她在南州已经生活七八年了，却是第一次发现还有这么一条恬静美丽的街道，安静而浓厚的风吹在脸上，使人醺醺然。她纤细敏锐的指尖仿佛感触到了周志明臂弯上的强劲脉跳，感触到他身上蕴涨着的青春气息，久久以来强压在心头的爱像被什么东西诱发了，从心底冲决上来，涌满了全身，这一刻她恍然觉得自己真的成了一个幸福的恋人。 仰脸望望周志明，他却是傻傻的全不经意，只顾往前走，她不觉又有点儿心酸，轻轻晃了一下他的胳膊。 “哎，我们……总得说说话吧，要不太不自然了。” “行，说吧，……你说呀。” 她张张嘴，却又无话可说，“你，你也说呀。” 周志明笑了，歪过脸来看她，“你今天怎么啦？” “没什么。”她连忙掩饰地笑笑。忽然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把身体推向前去，一种想对他表现出些异性热情的渴望推动着她把身体靠紧他，但是只有一秒钟，她忽又觉得自己非常可耻，“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这是在执行任务，这样假戏真做是在欺骗自己，应该疏远他，疏远他，应该强迫自己……”她脸上像烧了一片火。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周志明的声音就在耳边，轻轻的，轻轻的，“发什么抖啊？你呀，回去好好练习练习侦查员的单细胞动作，装什么得像什么，要是过去搞地下工作，你这样的早暴露了。” “我该疏远他……”她觉出生活的苦味，四周的幽美也不那么可爱了。 “喂，自然点儿啊，前边到了。” 自然点儿，自然点儿，这是工作！ 她终于放得自然了，很有分寸地进入了规定的角色，在他拍照和撕下那张胶布条的时候，做着各种掩护动作。 他们离开岐山路，在附近不远的一条僻静小巷里，找到了来时隐蔽在那里的汽车，拉开车门钻进去。严君把钥匙塞进电门，正要发动，周志明突然从旁说道： “今天执行任务，我对你有个新发现。” “什么发现？”她停下来。 他却抿嘴笑，“这可不能告诉你。” “你说你说，到底发现我什么？”她急不可耐地直叫。 “你小点儿声。” 她乖乖把声音放得小小的，“发现什么？” “得啦，快开车吧，还有两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我还什么都没收拾哪。” 她又把声儿抬起来，“你说不说？” 他俏皮地动动鼻子，“不行不行，这得将来再告诉你。” 她威胁地拔下车钥匙，“耗吧，看谁耗过谁！” “那，”他软了，“我说了你可别生气。” “你说吧。” 他眼睛带着笑，她心里直紧张，简直猜不出他会说出什么话来。 “你该赶快找个朋友了，”他说，“别看刚才我说你单细胞侦查动作不行，其实我发现你还是很会谈恋爱的，你……你看，我说你要生气吧。” 周志明说这段话，完全是一副“过来人”的语气。她什么也不再说，沉默地发动起车子，车身暴躁地跳了一下，轰地冲出了狭窄的胡同口。 周志明有些讪讪的，把话题扯开，“现在北京冷不冷，要穿大衣吗？” “我怎么知道。” “你是北京人嘛。” “穿不穿，反正带上点儿好。”她说完这句话，一个念头蓦然跳出来。 “哎，你去北京，到我家看看好吗？” “恐怕没时间，”他摇摇头，“现在连冯汉章在北京住什么地方都不清楚，去了以后还得先找人，找到人就得马上抓，抓完了马上就押回来，哪有时间闲串门呢？” “谁让你闲串门啊，我有件东西要给家里捎去，你有机会就去，没机会就算，怎么样？” “那呆会儿把你家的地址给我吧，你爸爸是不是也跟你似的，特别厉害？” “我厉害吗？” “反正不善，不过还吃得消。” 她笑了一下，却并不觉得开心。 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七时三十分，北京，落日黄昏的时候。 奶白色的子爵号客机在坦荡如砥的首都机场跑道上稳稳降落。 小陆和周志明乘民航的班车离开机场，驶进暮霭深沉的市区。 在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位姓王的中年干部接待了他们。 “下午接到你们打来的电话，我们就到几个安排外国人住饭店的委托代办单位去查了登记表，”他做了个遗憾的手势，“没查到。我看这样，你们先去招待所休息，明天我们出几个人和你们一起再查。” 志明斟酌着词句问道：“我们自己连夜到几个大饭店里去查一查行吗？时间拖久了，怕给这家伙溜了。” 老王面带难色，“怕不行，现在已经下班了，你们去了不一定能找到管保卫工作的同志，直接到服务台去查恐怕不妥，因为那儿人来人往太乱，再说，服务员未必让你查。” 志明无可奈何地和小陆对视一眼，只好又同老王商量了一下明天的查法，然后就离开了那里。 从北京市公安局出来，他们早已饥肠辘辘，又困又乏。街上，华灯初上，人流如水，他们夹在熙攘的人流中沿路找饭馆，几乎所有的饭馆都拥挤得下不去脚，一路走到东单，那个很熟悉的大棚子似的东单饭店跳入眼帘，因为这家饭店离公安局招待所很近，所以过去周志明每次到北京出差都免不了要光顾此处。现在，大约是因为占了临靠长安街的地利，这座外表粗陋的大棚已经被油漆一新，门口还挂起了厚厚的人造革棉帘子，看上去比过去体面多了。 他们从厚帘子外面挤进去，里面同样人满为患，小陆再不愿走了，往墙上一靠，“得了，就这儿吧，凑合吃饱就得了。” 周志明挤到前面买了一斤机制水饺，两人找了个墙根，蹲在地上狼吞虎咽起来，顷刻间便把两大盘饺子席卷而光。他们抹着嘴巴走出饭馆，在十字路口红绿灯下，志明站住了，对着长安街明如白昼的华灯，看看表，犹豫了一下，对小陆说：“严君有一小包东西，趁现在有时间，你到她家送一趟怎么样？” “是吗？”陆振羽满身的倦懒顿时跑到爪哇国里去了，“什么东西？”他兴致勃勃地问。 周志明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饭盒大小的软囊囊的纸包，递过去，小陆刚要接，突然又迟疑地缩回了手，扭捏了一下，说：“既然她托你带来，还是你送去吧，我可不便越俎代庖。” 志明本来是想自己去的，只是因为在一分钟前想起了小陆对严君的那层意思，才乐得把这个机会成全给他，小陆窘于严君没把东西交给他而推托不去，也是意料中事，志明笑了笑，还是硬把纸包塞在小陆怀里，“我头晕得要命，一点儿劲都没了，你就给送一趟吧。”他故意不说出自己的初衷，因为那样反而会使小陆尴尬。 他们在东单路口分道扬镳，周志明往北去招待所，小陆穿过宽阔的长安街向南走，按着地址，在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严君的家。 这是一个长筒形的大杂院，院里，一色老旧的灰砖平房，家家门前几乎都能看到有一间“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小厨房延伸出来，把院子里的空地宰割得只剩下一条九曲十八弯的过道。一个大学教授竟然住在这样的院子里，完全出乎陆振羽原来的想象，在他们家住的那个警备区大院中，营级干部都住得比这儿强！ 他在院里一个小姑娘的指点下，找到了严君家的门，从深绿色的窗帘下泛出荧荧灯光，说明主人正好在家，他上前轻轻叩门。 门拉开了，整个门框都跟着晃动了一下，一股暖融融的热气扑在他脸上，一个戴眼镜的半桩小伙子探出滚圆的脑袋。 “找谁？”口气真冲。 “对不起，这是严同方教授的家吗？我是南州市公安局来的。”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小伙子眼睛一闪，立即向屋里大喊：“妈，姐姐那儿来人啦。”边喊边侧开身，把陆振羽让进屋子。 严同方和他的爱人贺雯都在，听到小伙子的声音双双迎了上来，把陆振羽让到沙发上，热情寒暄，等给他泡上了茶，一家三口人的注意力便全部集中在他带来的那个纸包上了。 趁他们看东西的工夫，陆振羽把屋子环视了一下。这确是间年久失修的老房子，房角的檩木已经裸露变黑，天花板上渍着一块块暗黄的水迹，幸而四周墙上都糊了齐胸高的淡绿色暗纹墙纸，又错落有致地挂了些字画，好歹算给不堪入目的墙壁遮了遮丑。靠里墙，一字排开三个老式的宽大书架，从上到下塞满了书，连书架的顶上都摞着尘封的籍本。屋里其他地方，摆着沙发、茶几、写字台、床，和一对古色古香的藤椅，清雅而不豪华，一望便知是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只是屋子当中的一只蜂窝煤炉像是刚刚笼着，周围煤灰狼藉，有些煞风景。 正看着，旁边传来严君母亲嗔爱的笑声。 “君君这孩子，也真是的，一件旧毛背心，带回来干吗？还麻烦人家专门送一趟，这孩子，咯咯咯。” 严同方说：“你看，这不是还有封信么？” 毛背心儿里裹着一封信，一家人的脑袋一齐凑了过去。 “啊啊，”贺雯一边看信一边笑起来，“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她把眼睛眯起来，用一种异样的目光上下端详着陆振羽，他被她看得发毛了，局促不安地站起来。 “快坐下，坐下。”严君的母亲摆着手让他坐下，自己也跟着坐下来，嘴里张罗着：“小民，把你的好吃的给哥哥拿来。” 半桩小伙子端来了点心、果脯，陆振羽笑着问他：“你工作了吗？” 小民摇摇头，“咱们，待青。” 陆振羽一愣，没大听明白，贺雯替儿子“翻译”说：“就是待业青年。” “噢，”他恍然地点点头，又问：“那你想找什么工作呀？” “我想找什么工作？”小民把“我”字咬得特别重，耸耸肩说，“哪有那个好事呀，等分配还等不着呢？” 陆振羽本想借着跟小民说说话，把气氛搞得亲热随便一些，没想到这话问得这么没常识，正有些发窘，小民反问起他来： “你和我姐姐在一块儿吗，你们主要是管什么的，是‘雷子’吧？” 他又没听懂，求援似的望一眼贺雯，贺雯苦笑着说：“雷子就是公安局的便衣，现在的孩子说话真没正形，管警察叫雷子，男警察叫公雷，女警察叫母雷，甚至管解放军也不叫解放军，叫什么来的？小民呐，以后你那嘴上改一改成不成，都是些流氓话。” 陆振羽差点儿大笑起来，反问道：“你看我像不像……雷子？” 小民从上到下看了他一遍，想了想才说：“不像。” “为什么？” “一看你这身打扮就不是，人家侦查员都穿那种风雨衣，一个个都打扮得倍儿滋润，人家工作需要嘛。你呢，你这头发就不灵。”陆振羽摸摸自己的小寸头，哭笑不得。也难怪小民对侦查员会有这种荒唐的印象，他想起最近看过的一部描写公安人员的新电影，侦查员的银幕形象确实是……太洋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极罕见的特殊任务需要做一些身份化装外，侦查干部们平常都“土”得很，即便是他们这种大城市公安局的人，要真像电影中的侦查员那样留着大鬓角，衣冠楚楚走进办公楼或者机关食堂的话，非惹得所有人侧目而视不可。他对小民笑着摇头说：“风雨衣？那是西方侦探的装束。” 严同方岔开小民的纠缠，对陆振羽问道：“小君在单位里表现怎么样，是不是很娇？” 没容他作答，贺雯接着话尾又问：“你们相处得还好吗？严君这孩子从小倔惯了，不太懂事吧？” 他连忙摇头，“不不不，她很懂事，很成熟，一点儿不娇，干我们这行想娇也娇不了。” 贺雯笑笑，“这倒也是，你看，她爸爸是搞物理的，我是搞医的，怎么也没想到女儿会搞上了公安，我老替她担心，干你们这工作又紧张，又危险，唉……” 严教授打断老伴的话，“你呀，多余操这份婆婆妈妈的心，我就觉得君君这工作挺有意思，保卫国家的安全嘛，你知道他们的符号是什么？小民你知道么？是盾！五十年代公安人员的胳膊上都佩着块盾牌符号，可神气呀。”老头儿精神抖擞地说着。 贺雯点着头，“我也知道君君不愿意回北京，就是迷上那工作了，再说，她跟大伙儿，跟你，都处得挺好，也舍不得分开。你多照顾照顾她，我也就放心了，她南州还有个姑姑，对她跟亲女儿似的，她姑姑家你常去吗？” 陆振羽点头，“去过的。” “小君来信总提到你，我们虽然没见过面，可对你早就熟了。” “是吗？”他激动得声音发颤，贺雯的话像浓醇的甜酒，弄得他脑子晕乎乎的，刺激、迷惑、兴奋和陶醉接踵而来，他万万没想到严君早已在暗中对他有了这么多好感，并且已经到了可以和父母直言的程度……可是她为什么又拒绝了自己的求爱呢，是为了不让别人过早议论，还是为了考验他？ 严同方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 “你这次出差要在北京呆多久？” “大概，两三天吧。” “你在北京还有亲人吗？”贺雯问。 “啊，没有，连个熟人都没有。” “那你就住在这儿好了，你睡小民这张床，让小民在这儿搭个折叠床，很方便的。” 他连声推谢，“不不不，不麻烦你们了，我住招待所。” 贺雯执意地说：“你在南州没少照顾君君，你到北京来，我们也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嘛。” “不是，我是和另外一个同志一起来的，我们已经在招待所定了房子了，他还在等我哪，我这就得回去了。”他解释着。 贺雯只好作罢，笑着对他说：“以后再来，可不要再去招待所了，就到家里来住，教育部盖的‘高知楼’马上就完工了，等那时候你来，就宽敞多了。” 因为刚刚说了要走，他便站起身来，贺雯拉住他又说：“明天晚上你来，我们全家请你吃饭。” 这种非常郑重其事的口气，真使他有点儿不敢当了，他几乎不知道该怎样来感谢，来推辞了，“不用了，不用了，我临走时一定再来一趟，你们要给小君带什么东西，我给带回去。” 贺雯却不让步了，“不行，明天晚上你一定要来，小君在信里一再让我们好好招待你，我们要怠慢了，她可要怪我这个当母亲的了。” 严同方也帮着说：“来吧，明天来跟我们说说严君在南州的情况，我们今天还没有来得及谈嘛。” 贺雯不等他应允，便像事已说定似的对老伴问道：“你说在哪儿吃好？” 老头儿说：“问问小民。” 小民想都没想便答道：“吃西餐。” 贺雯马上点头，“也行，这儿离新侨饭店近，几步路。” 小民却反对说：“别去新侨了，上‘老莫’吧，新侨的红菜汤又涨价了，比‘老莫’还贵，奶油汤端出来就是凉的，直黏盘子，再说那儿也太乱，你还没吃呢，后面就有人等你的座位了，吃着也不安心，没劲！” 严同方苦笑不已，“你看小君这个弟弟，就像曹禺在《北京人》里描写的那个江泰似的，说起北京的饭馆来如数家珍，现在的年轻人真要命，小民，你是不是最近又去新侨了？要不怎么知道红菜汤又涨价了。” “啊，我们一个同学分了个好工作，我们几个撮了他一顿。” 贺雯也对陆振羽无可奈何地笑笑，“我这儿子，可没他姐姐那么要强，咱们还是赶快把地方定下来吧，我看还是新侨好，近呀，吃便饭，新侨就行，小民明天早点儿去，占个座位，小周，你明天几点钟能来？” 主人盛情，实在是却之不恭了，他只好说：“我尽量早来吧。” 走到门口，他又说：“阿姨，我不姓周，我姓陆。” 严家三个人都愣住了，严同方说：“你不是叫周，周……” 小民替父亲说全了名字，“周志明。” 陆振羽望着三张愕然的面孔，忽然明白了几分，心一慌，“不不，周志明是另外一个人，他今天在招待所没来，我叫陆振羽。” “陆振羽？”贺雯同老伴对视一眼，茫然问道：“你跟严君也在一块儿办公吗？噢噢，严君倒没说起过你。” 他如梦方醒，心里完全闹明白了，恨得直打哆嗦，脸上也顿时有些挂不住，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尴尴尬尬地想欠身告辞。 “我该走了，真是打扰你们了。”他已经不能掩饰情绪的冰冷。直到他走出严家好远，才听见贺雯追出来喊道：“明天你还来呀，带着你那个同志一块儿来！” 他踉踉跄跄走到街上，夜晚骤起的寒风钻进他的脖领子，使他连连打着冷战，心里头，恼羞交迫，平日里无意细顾的种种，此刻一齐兜上心来，他现在才真的明白这几年严君一直冷淡他的原委，闹了半天他是败给了一个情敌！他回想起自己曾几次同周志明推心置腹地谈起对严君的想法，甚至还托他去做过“红娘”，现在看来，实在是愚蠢极了。他又想起今天下午在飞机上同周志明的那一席闲谈，当他对施肖萌在法庭上挽狂澜于既倒的惊人之鸣啧啧赞叹的时候，周志明却是那样一种冷漠的表情，好像后来他还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对了，他说想从施家搬出来，这话当时是信口说的，听听也就过去了，现在回过头去看，周志明和严君之间岂不是早有默契了吗？他越想越觉得愤愤，你周志明从监狱回来的时候，连个窝都没有，人家施肖萌把你接了去，好吃好喝地供着，就说算不上雨露恩泽，毕竟也是待之不薄了，你这样无情无义地另寻新欢，夺人之爱，也太不讲良心啦！这倒也罢了，今天晚上又来这么一手，明明是拿我耍着玩儿嘛！他觉得实在不能咽下这口酸气，疯狂地赶回招待所来。 他走进招待所大门的时候，是晚上十点钟。 周志明因为困极了，一到招待所就倒在床上睡死过去。不知睡了多久，屋里好像有什么响动，他似醒非醒地感觉到桌上的台灯亮了，有个人坐在幽幽的灯影下一动不动，他恍惚记起该是小陆回来了，便又闭上眼睛，懒懒地问道：“几点了？” 小陆像具僵死的尸影似的一声不吭，他诧异地睁开发涩的眼皮，看清他，问道：“你怎么了，东西送去了？” 小陆还是不说话，死人一样，周志明有些恐惧地从床上支起半个身子，睡意全消，眼睛里映出对面一副凶怨的面孔，灯光从下往上打着，看上去怪吓人。 “没找到地方？”他胡猜乱问，碰到的却依旧是敌意的目光。 “我现在才知道，我是天下最笨的笨蛋！”一动不动的小陆开了口，却全是些没来由的话。 “怎么回事，你说什么呀？” “我被当孙子似的耍了，行，你还有两下子。” 他莫名其妙地张着嘴，恍若还在梦中。 “你不用装得那么清白了，我看你们搞反间谍还真有点屈才呢！你，还有严君，你们应当去当间谍，你们太会装了。” “你，你，怎么啦？”他结巴着不知说什么。 “你损我，没事，我算什么？可你对得起人家施肖萌吗？良心哪，狗吃啦？”小陆恨不得用最恶毒的字眼来发疯撒野。 他傻傻地用胳膊半撑在床上，干瞪着眼，好半天，才找出一句话来：“你，你说清楚好不好，我怎么啦？” “行啦！不说了！”小陆站起来，墙上映出一条长长的黑影，“不说了，没劲！我自己都觉得没味道！” 小陆衣服也没脱，拉开被子，头冲墙倒在床上，他叫了他好几声，都没得到理会，心里既憋屈，又恼火，听着小陆不知是真是假地打起了鼾，他忍着气从被子里爬起来，熄掉了台灯，可这一夜却睡不着了。他还从来没有被同事这么撕破脸地辱骂过，觉得实在有点儿受不了。小陆的火气从何而来呢？他前前后后想了一通，似乎又有点儿明白了，也许是他刚才在严君家里听到了什么，误会了自己和小严吧？可严君家也不会有什么话呀，自己和严君本来就什么也没有嘛……又是一个不明白。 第十二章 清早起来，他和小陆谁也不理谁，各自叠了被子，洗了脸。在饭厅里买了饭，小陆端着饭找了个桌子独自去吃了。他心里直发沉，“两个人这副德行，呆会儿怎么上北京市局办事情呀？”闷闷地吃完饭，他拼命地把堵在喉咙眼儿里的气吞下去，走到小陆的饭桌前，坐在埋头喝粥的小陆旁边，说：“昨天的事，你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了……” “别说了，我不乐意听！”小陆看也不看他。 火儿，实在压不住了，他口气也粗硬起来，“你别以为我找你来解释什么，我没那工夫，现在咱们可不是无事一身轻，想吵就吵，想闹就闹！跟你说，回头儿当着北京市局的人，咱们可别没鼻子没眼的，拿责任不当回事，叫人家看着不成样子。我把话说了，你爱听不听！”他说完，抬起身子往食堂外面走出去了。 他回到房间，等了一会儿，门，轻轻被拉开了，小陆站在门口，没进来，眼睛也不看他，只低低地说了句：“走吧。” 他身上松下来，小陆毕竟是不会把工作耽误在意气上的，因为他一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这个事业的侦查员！ 早上八点钟刚过，他们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一进办公室，老王迎面便说：“算你们运气好，那个冯汉章，我们已经找到了，就住在前门饭店。” 他和小陆都惊喜不已，甚至还不知不觉地互相对着笑了一下。老王请他们坐下后，递过一张电话记录稿，说：“昨天晚上我们有几个同志加了个班，总算查到了，这家伙到北京来是为了替另一家外商推销一项产品，和里克公司的业务无关。现在他已经和我们两三个单位挂上了钩，生意正得手，看来最近几天不会动窝的。” 电话记录稿上记载着这次和冯汉章做生意的一个单位提供的情况，包括冯汉章这次来京的日期，和他发生联系的单位及他在前门饭店的房间号码，还有这些天大致的活动情况和举止表现等等，虽然不尽具体，却面面俱到了，志明仔细看了一遍，感激地对老王说：“太谢谢你们了，太谢谢你们了。” 老王摆摆手，“咱们之间还客套什么，都是在同一个大门里吃粮的，我们有事去南州求你们，你们还不是得当自己的任务办吗，一个样。”话锋一转，他问道：“怎么着，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要我们配合做些什么吗？” 周志明说：“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是打前站，先跟你们联系上，把人找到，情况掌握起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志今天乘火车来，准备等他们到了再动手，你看——”他换成商量的口气说，“我们能不能先到前门饭店去摸摸情况。” “那没问题，”老王干脆地说，“我陪你们。” 然后，老王给他们借来了两辆自行车，一行三人奔前门饭店而来。 他们找到了前门饭店的保卫干部，知道冯汉章十分钟前刚刚乘出租汽车出去。他们便大致了解了一下他这几日在饭店的起居规律和所住房间的位置，老王又向保卫干部交待了几句什么，三个人便离开饭店往回走。 北京冬季里的响晴天，风特别暖，软软地抚在脸上，使人醺醺然。在水洗过一般湛蓝的天幕下，天安门城楼重红夺目，给人一种视觉上的享受。走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大道上，周志明的心情异常晴朗起来，昨夜横来的不快早已忘到脑后，他慢慢地盘算着，如果段科长和大陈的那班火车能够如期到达，那么早则今晚，迟则明晨，11·17案就可以一举破获了。他全身的神经一跳一跳地发胀，破案的前夜，是侦查员最兴奋的时候。 但是在他们回到办公室里的时候，他却敏锐地感觉到屋子里的气氛有些异常。早上和他们见过一面的一位姓古的副处长正在向两个干部低声说着什么，见他们进来，便赶忙招呼说：“你们回来得正好，刚才已经派人去前门饭店找你们去了，你们来。” 老王也很敏感：“又发生什么情况了吗？” 古副处长没有急于回答，反问了一句：“冯汉章不在饭店里吧？” “不在，可能到哪个单位洽淡生意去了。”老王说。 古副处长唔了一声，转脸对周志明他们说：“我们的人刚才在首都机场发现了他。” 不用解释，这一句话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 “这家伙难道已被惊动了，要跑？”老王也马上反应出来。 “他手里有一张十一点二十分北京至香港航班的机票。”古副处长抬腕看了看手表，“现在距离起飞时间还有四十五分钟，我们的人已经把他监视起来了，你们看该怎么办？” 古副处长把征询的目光停在他们两人身上，少顷，又开口了，语气却是果断不容置疑的，“现在和民航联系请这架航班延时起飞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我看现在应该当机立断，提前破案！” 周志明刚一听说冯汉章要跑，心里就闪出了提前动手的念头，他之所以没说出来，是因为一时拿不准。冯汉章是外籍人，没有准备好就仓促逮捕，万一临场发生什么变故怎么办呢？现在既然古副处长提出了这个主张，他心里就像有了主心骨，不再犹豫了。 “好吧，逮捕证、搜查证我们都已经带来了，请处长指挥行动吧。” 还有四十五分钟，事不宜迟，他们分乘两辆轿车，直放东郊。 北京街上的红绿灯栉比林立，汽车走走停停，艰难地穿过拥挤纷攘的街道。古副处长神色焦灼地不时看表，老王嘟嘟囔囔地骂着那些与汽车争道抢行的自行车们，时间眼睁睁地过了二十分钟，可他们只蜗行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在表面上，周志明竭力忍着不动声色，可心里比谁都急，都没有把握，一丝不祥的预感隐然爬上脑际，冯汉章，难道会像徐邦呈那样从他们手指缝里逃之夭夭吗？他的头上渗出汗来……什么都是可能的！ 然而，事情似乎并不是没有了转机，当汽车驶出东直门，跃上直通首都机场的宽阔大道时，便开足了马力，强烈的气流撞在风挡玻璃上，发出轰轰轰的振动，这声音越响，他的信心和希望就越强！ 他们在十一点十分赶到机场，几乎是冲着跑进了候机楼的大门，有人迎上来，同古副处长耳语几句，然后引导着他们穿过乱哄哄的候机厅，径直奔检票口而来。 去香港的航班刚刚检票，在那一排参差不齐的等候检票的乘客行列中，他们几乎同时发现了冯汉章。和他在相片上那一副风度翩翩、脉脉微笑的神情相比，冯汉章此时脸色阴沉，步态呆板，样子苍老而疲惫。他手里除了一只轻便的小提箱外，没有其他东西，正随着准备登机的人流缓步向检票口移动。 古副处长侧过身子，从容地对身边的周志明轻轻说道：“现在是十一点十三分，你们可以破案了。” 周志明、小陆和老王穿过人群，向冯汉章大步走去！ 周志明、陆振羽在北京市公安局有力协助下，于首都机场胜利破案之后，同段兴玉、陈全有一道，在公历的大年三十将11·17案主犯冯汉章押回南州。一九七九年元旦这一天，便开始了这个案件的最后一役——预审。 冯汉章不同于施季虹，在审讯中很难速战速决，一鼓克之，这一点，段兴玉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审讯的进展似乎比他预料的还要棘手，冯汉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基础站住了脚跟。他先是痛快地供认了利用施季虹进行情报活动和参与陷害卢援朝的行为，表示服罪。但对其他问题的供述却让段兴玉摸不着虚实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既然捕前缺乏侦查过程，审讯中出现艰难局面就必定是难免的。所以在第二天便不得不把审讯停了下来。 整整一上午，段兴玉坐在办公桌前面没有动窝，那几张审讯的记录稿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桌上摊了一片写满字的纸。审讯记录中重要的段落他都分门别类地摘抄出来，颠来倒去地琢磨、比对着，各种假设一个一个地产生出来，又一个一个地被推翻了去，他期冀着能从这些供词中发现出一丝纰漏和矛盾来。 冯汉章的派遣机关是哪里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的供述究竟可信不可信呢？ “我是里克公司的代表，我的派遣单位在护照上写明了的。”这是审讯记录里的一段话。 “你非法搜集我国军工生产情报，陷害我国公民，难道这也是代表里克公司干的吗？” “当然，我承认，干这些事并不是出于里克公司代表的职责。我是为了金钱才干的，有人愿意付给我很高的酬金，就这么回事，至于说那是个什么机关，我无可奉告，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究竟是……是什么机关。” 冯汉章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副故作轻松的神态，这使段兴玉当场就把脸沉了下来，得给这家伙的心理上造一点儿压力了，天底下就有那么一些吃硬不吃软的人！ “冯汉章，我提醒你注意，被审讯者在回答问话时，是不得使用外交辞令和戏谑的语气的，你虽然是外籍人，但是你背着你的国籍国政府在中国领域里进行侵害中国利益的犯罪活动，同样要受到中国法律惩处。我奉劝你认真思考一下，争取一条从轻处理的道路才是上策。” 冯汉章默不作声，脸色变得阴涩起来。 “你不知道向你提供金钱的机关，但直接给你钱的那个人，你总该知道吧？” “那个人叫威利，我叫不出他的全名，也许连威利也是个假名字，我们以前是在渥太华偶然地认识的，他好像是个推销商，我们后来见过几次面，都是泛泛的接触，次数也不多。在里克公司决定派我来中国常驻以后，他来找我，同我谈起一家大财团愿意和我做一笔生意，只要我去中国后向他们提供某些他们感兴趣的经济情报，就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酬金，我同意了。当然，威利不肯说出那家财团的名称，这是做掮客的规矩。” “你们怎么联系，情报怎么传递？” “我把我在香港所住的饭店告诉了威利，在我每次去香港度周末的时候，有人会打电话来，通知我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去，把情报放在指定的地点，这种放置情报的地点都是他们事先选好的，比如：公园的凳子下面，垃圾站附近的石头堆里，空酒桶里等等，这也是他们向我付钱的渠道。” “你向他们提供了什么情报？” “很杂，很零碎，从市场价格到出口贸易的情况都有，也包括施季虹给我的那些情况，要我一样一样地谈吗？” “你一样一样地谈。” 冯汉章在谈那些情报的项目和内容时，态度很认真，回忆很仔细，但段兴玉却觉得他是在耍滑头，在装腔作势地演戏，他故意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大堆极不重要的情报项目，连计划生育和居民换房子这方面的情况都列了上去，避重就轻的用心是很明显的。段兴玉耐着性子听完了，突如其来地问了他一句： “你指使施季虹在江一明家盗窃绝密情报，事前是怎样接受指令的？” 冯汉章当时怔了一下，但很快便镇定地说：“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什么指令。” “施季虹已经在盗窃现场留下了痕迹，案发后，你们唯恐罪行败露，串演了一出移花接木、嫁祸于人的丑剧，难道连这个你也否认吗？” “不，我不否认帮助施季虹诬陷了那位卢先生。施季虹不爱他，一心想甩开他，她来找我帮忙，我不知道为什么竟鬼使神差答应了她，也许在那一分钟里我爱上她了，我也只爱过她这么一分钟，可是这对于我，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不过我们和江一明家里的那桩盗窃案没有关系，千真万确没有关系。” 他们真和盗窃案没有关系吗？这是不可能的。但要立即向冯汉章证明这一点不可能，却仍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段兴玉只好把这个问题先搁下了，他换了个方向往下问： “我们是在你登上去香港的飞机前一分钟逮捕你的，据我们知道，里克公司并没有来电报召你回去，我们还知道，你在北京的生意正在得手，尚未完成。你回答，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不告而别呢？” “说实话，我很后悔帮了施季虹那个忙，我到后来才意识到我给她那些东西——密写药、照相机，是多么的荒唐和……担风险。这件事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昼夜不安，有时我很绝望，觉得我完了，几天前，我突然动了逃走的念头，因为我预感到……” “段科长，”周志明的呼唤声打断他的思索，把他的视线从审讯记录上拉了起来，“该吃饭啦，今天食堂吃饺子。”周志明把手里的铁饭盒摇得哗哗响。 他没动，若有所思地凝望着周志明，自言自语地问：“他真是凭着预感才决定逃走的吗？真是虚无飘渺……” “你说冯汉章吗？”周志明放下饭盒，“也不是不可能，他估计到自己罪行早晚会败露，三十六计走为上……” “不不！”他断然地摇摇头，敲着桌上的审讯记录说，“据我的印象，他绝不是他自己在供述中所描绘的那种一时冲动犯了错误，以后又风声鹤唳，吓得要死的人，绝不是的。你没发现吗？他在被捕之后是多么冷静，在审讯中的对答是多么有条不紊、恰如其分，这种超乎常人的冷静自然使人感觉到他似乎受到过专门的训练。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职位，置商业信用于不顾而放弃成交在望的买卖，甚至连自己的东西都扔在前门饭店不要，也不同饭店结账便不告而别，这简直可以说是在仓皇逃命了，难道仅仅是凭了莫名其妙的预感，凭了虚幻的第六神经吗？不不，这是说不通的，他一定是接到了表示危险的确实信息，不得已，才猝然出走的。” “确实信息？”周志明疑惑地眨眨眼睛，“施季虹贴在歧山路的报警信号，按说不会发生报警作用呀，她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四点多钟贴的，冯汉章到二十九日上午在北京已经买了飞机票要溜了，一共不到两天的时间，那个胶布条也太神了。” “你看……冯汉章会不会另有一条闻警途径呢？”段兴玉非常迟疑地说。 “啊？”周志明有点儿呆，没说出话来。 段兴玉的指尖在审讯记录上轻轻弹着，缓缓地又说：“不管怎么说，这家伙肯定没有向我们缴械，我可以肯定这一点！他的供述和施季虹的供述之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比如陷害卢援朝这件事，施季虹说是受他的指使逼迫，而他却说是受施的请求帮她的忙，从这两个人的个人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材料分析，当然是施季虹的供述更可靠些。还有照相机、密写药这些东西，冯汉章说是在国外买的，既然是商品，为什么没有商标？技术部门初步研究了一下，他们的意见认为不像是西方国家的民用产品，今天上午把一个书面意见送来了，虽然不是最后的鉴定结论，但我看那几条意见还是挺有价值的。密写药、显影药还没有化验出来，不过目前也已经排除了民用品的可能，因为它们配方成分的化学水平很高，也很复杂，你看看这些材料。” “可是……”周志明接过化验说明材料翻览着，说：“可是冯汉章的供词也自成一套逻辑，而我们这些证据又都不是那么肯定，总不能单凭着分析和推理来打倒他吧？” 段兴玉点头说：“这是当然。他的供词显然是深思熟虑的，他料定我们手中的证据主要来自施季虹的口供，才敢这样有恃无恐地做文章，这倒也足见此人非同一般，我想，他的后台老板大概决不是什么威利之流。” “对了，我也这么看，一个财团，怎么会对941这种军工企业发生那么直接的兴趣，甚至这么不惜工本地进行非法情报活动呢？我想……会不会是这个！”周志明用食指在桌面上写了一个“d”字，“从过去我们破获的一些案件上看，他们对941的兴趣倒是很强烈。” “唔——”段兴玉望着桌面，点点头，说：“你是说，d3情报总局？” 冯汉章到底是什么背景？不查清楚，整个案子就是一笔糊涂账，所以在元月二号，段兴玉决定南北分兵，陈全有和严君南下广东，设法请有关部门协助查证一下冯汉章口供中涉及香港的那些情况，他自己和陆振羽则北上赴京，准备请权威单位再重新对那架微型照相机和密写药进行鉴定和化验。陈、严的广东之行，他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冯汉章在香港的活动不会没有掩护，想从那儿查出他的马脚来的确是件难以办到的事，倘不是出于无奈，他决不会花两个人日夜兼程去搞这种事倍功半的查证，这也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撞撞大运吧。至于他和小陆的北京之行，他却寄以十足的希望，他反复想过，对这些物证的检验，也许是认定冯汉章的派遣组织的唯一途径了。不知为什么，在他心里发出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这个案子不是已经进入了尾声，而是处在乱无头绪的开端。 一大早，大陈和严君拿着两张全国铁路通用票登上了一列南去的火车，段兴玉和小陆现买了两张站台票也挤上了火车往北去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周志明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埋头整理11·17案的卷宗。 现在在他面前摊放着的，是从前门饭店冯汉章房间里搜查和扣押的物品，差不多已经分门别类整理完了，只剩下一个纸包还没有动过。他打开纸包，从里面倒出一堆碎纸片来。 这是从一个垃圾篓里拣出来的碎纸。当时他们已经把冯的房间全部搜查完毕了，他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正和饭店楼层的负责人核对扣押物品的清单，几个服务员进来开始收拾这间客房。他看见一个服务员从洗脸间里拿出个纸篓来，好像是搜查中没有注意到的，便要了过来，伸手进去翻了翻，发现里面除了废烟盒、废包装纸外，还有些写着字的碎纸，他向服务员要了一张旧报纸，把这些碎纸拣出包起，带了回来。可这包东西，竟使大陈抱怨了好几次。 “你成拣破烂的啦，把这些烂纸头拿回来干什么？这有什么价值？这倒好，按规定，拿回来的东西一律不能随便销毁，还得一张张裱起来入卷，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当时小陆站在旁边，冷冷地敲着边鼓：“人家是又要发现点儿什么，好一鸣惊人了。” 他不以为然地冲大陈笑笑，“我抓空儿裱出来不就完了吗，即便没有证据价值，也许还有研究价值呢。”他没理小陆，小陆那阴阳怪气的腔调儿使他不舒服。他知道小陆对他的嫉恨未消，便尽量避免和他冲突起来，惹不起，总躲得起吧？ 写着字的这些废纸都被撕得很碎，他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勉强地拼接起来，裱糊在衬纸上，一共裱出三张。一张是一个账单，上边草草地记了些日常行住的花销，另一张记的是北京几个单位的名称和地址、电话。他看过这两张，都放在一边，又拿第三张来看，这一张撕得最碎，十八开大小的纸，竟撕成了三十多片。他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原来是一封信，一封很简短的信。 冯汉章先生台鉴： 你寄来的钱，已经收悉。病危入院的家父，于前天脱离危险后，即命我代为执笔，速寄一信与先生，以转达他的谢忱。他下周便可移榻回家了。看来他的病，迄今无大渐，你付予的帮助，使他在自己残烛之年又得到了一位热心的朋友。 刘亦宽 信上没落日子，他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看不出什么疑点，而且又没有信封，只好也放在一边，准备等将来审讯冯汉章的时候再做核查。 忙忙碌碌地过了一天。晚上吃过饭，他一个人走进办公室，准备继续整理卷宗，刚打开保险柜，他却犹豫了。 “得回去看看肖萌了吧？”自从年前在法院审判厅的过道分手以后，他们还没见过面呢。趁现在没有急茬的事，应该回去看看了，他把保险柜关上，锁好，然后骑车离开机关，往太平街而来。 路过南州饭店，被一串从饭店大院里鱼贯而出的小汽车拦在路边，他蓦然记起那次下班后在这儿碰上季虹和冯汉章的情形，也不知道那次他们谈了些什么……小车队过去了，他却呆愣在路边没有动弹，一个令人为难的问题钻进了他的脑袋。 “回去了，宋阿姨问起季虹的事怎么办？”他心里飘过一阵胆怯，上次他对卢援朝问题的守口，已经叫宋阿姨不高兴了，这次又轮上她的女儿，如果问了，怎么说呢？ 他又蹬起自行车，慢慢的，边蹬边想辙，辙没想出来，心里却愈加烦躁缭乱，这时候冷不防一个小伙子骑车从身后超过来，压住他半个车轮子，一拧把，把他别了个措手不及，歪在了马路沿上。那小伙子在他前面停下来。回头冲他咧嘴直笑，他定一定神，不由也跟着笑起来。 “好哇你杜卫东，你敢别公安局的，不怕罚钱呀？” 杜卫东带着一串笑，把车子滑到他跟前，说：“我跟公安局的缘分深，这不，我是二进宫啦。” “这次不算的。你现在怎么样，在淑萍他们家还好吗？” “还行吧，人家对我不错，我怎么也不能往人家身上抹黑呀。可是你们这些个警察呢，一出点儿什么事就总往我身上怀疑。你知道这次是谁抓的我吗？还是你认识的那个黑大个儿，这家伙，咱们这种有前科的人在他眼里，屎壳郎，一辈子都是臭的。” “这你可错怪人家了，实际上正是他在证据上发现了问题，才改正了错案，要不然你又该回自新河啃窝头去了。你现在还在941厂吗？” 杜卫东像是很得意地一挺胸脯，“当然啦！” 周志明突然想到什么，眉尖一挑，“哎，我还没吃你的喜糖呢，你们什么时候给我补上？” 杜卫东非常郑重其事地答道：“对对对，不光喜糖，还得请你喝顿喜酒，淑萍以前也没告诉我，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的新房原来就是你的家，占了你的房子，淑萍他们家老过意不去，整天念叨，结果现在我倒反过来老宽慰他们，我说，周志明跟你们是老邻居，跟我是患难之交，铁哥们儿，没说的，再说你现在也跟我一样，反正到别人家‘倒插门儿’去了，那家是高干，还在乎这两间房子吗？” 周志明笑笑没说话，杜卫东话头一转，又说：“哎，对了，那天我可看见你那位了。” “我那位？” “就是施肖萌啊，现在我们厂没有不知道她的，外号都有了，叫‘施洋大律师’。我是在那天审判会上见到她的，厂里保卫处专门给了我一张票。嘿，说真的，你那位没治了。” “怎么没治呢？” “要口才有口才，要长相有长相，够派！比她姐姐漂亮多了。其实你说施季虹那模样配人家卢援朝也就可以了，可她还那么不知足，非扒上一个华侨不可，这事儿你听说了吗？那华侨叫张什么还是什么章的，据说比施季虹大三十多岁呢，都老没牙了，真的，不信你问去，我们厂的人都知道了，这叫什么？叫‘桃色新闻’吧？反正这种新闻传得最快，人家说，这次整卢援朝就是那老帮子出的点子。”周志明不置可否地笑笑，转移话题说：“你刚下班吗？” “不，今天我倒休，上卢援朝家帮他做家具去了，他们请了我一顿，这不才吃完。” “对了，卢援朝的家具我见过，那大立柜就是你的手艺吧？” “怎么样，手艺不赖吧，什么时候你办事，我也给你打，这还是在机修厂木工组打的底子哪。唉，卢援朝这下也结不成婚了，打出来这些家具都准备先给他弟弟结婚用了。” 他们在路边就这么闲扯了半小时，直到脸上冻得发僵才握手言别。周志明回到施肖萌家时，已经七点半钟了。他看到大门前的空地上斜停着一辆漆黑发亮的“奔驰280”，心里不由一动，“是施伯伯回来了？” 进了门，先进厨房擦了擦脸，从吴阿姨那儿，他知道施伯伯并没有从北京回来，在客厅里同宋阿姨说话的，是个刚刚到的客人。 “小萌也不在家？” “不在。小萌这些日子好像不痛快，话也不说一句。唉，她爸爸也不回来。”吴阿姨重重地叹着气。 他穿过走廊走向自己的房间，从客厅紧闭的门里，能听到有人在说话。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抬高了传出来，口气果断而自信。 “这件事，市委政法部当然是可以过问的，……” 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扭亮桌上的台灯，总觉得桌面上仿佛缺少点什么，想来想去，才想起玻璃板下面压着的施肖萌那张扎小辫的照片被她拿去了，心里淡淡的有点儿别扭。他拉开抽屉，在里面扒拉着想再找出一张好的来，找来找去不满意。在这一两年的照片里，她几乎都是那么一副冷漠，矜持，过于自信，过于固执的样子。他比了半天，挑出一张“傻笑的”塞在玻璃下面，好在并无娇嗲作态，总算傻相可掬吧。 客厅的门响动了两下，宋阿姨和客人的说话声移到走廊里来了。宋阿姨好像是哭过一样，用伤风发哑的嗓子哝哝地说：“老乔，孩子出了这种事，真叫你操心了，老施偏偏这个时候又不在……” 那个响亮的声音略略柔和了一些，“老施在北京的会也快结束了。我今天和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同志说了一下，季虹的事先不告诉他，让他安心把会开完，再说他的身体也不好，还是等他回来以后再说吧。老宋啊，你也不要太难过了，萌萌那样做还是对的，不要太责怪她，为难她了。她的那件事我也听说了，孩子现在心里也是不好受的，不管怎么样，他们毕竟是相好了一段时间嘛。以后我叫乔真多过来安慰安慰她。最近他们学校要分出一部分学生到外地去办分校，你知道这个事吗？乔真在学校里到处帮萌萌活动着留在总校，分校的学习条件太差，毕了业还要往外地分，要是现在能留就尽量争取留下来。乔真已被系里留下了。对了，你的腰痛病怎么样了？乔真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搞按摩的，据说在南州小有名气，约个时间叫乔真领你去一趟。” “这孩子，真难为他想着了，叫他以后常来玩啊。”宋阿姨有气无力地说。 “现在一般的按摩大夫……”说话声又移动了，消失在大门口。门外，汽车响动了一阵，开走了。周志明听见宋阿姨的脚步声从大门那儿转回来，在走廊里拖动着，一声一声好像越来越近，他有点儿发怵，生怕她突然进来向他问起他没法回答的事，可那脚步声终于走进客厅里去了。他轻轻松了口气，也许宋阿姨根本就不知道他回来了，不知道也好。 “可是萌萌呢，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了？”他闷闷地想。 早上上班的铃声响过，严君走进办公室，心事重重地坐在桌子前。 “怎么了，小严？”大陈投过一注怀疑的目光，“在广州两天没睡觉眼睛都没肿，怎么回来反倒……” 她轻轻按摩了一下发肿的眼睛，想松弛一下哭酸的角膜，她一向自认为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可昨天，仿佛把一生所有的眼泪都流干了。 唉，女人的眼泪。 昨天下班的时候，小陆交给她一张字条，约她晚饭后去建国公园谈一谈，并且写明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为了自己请求她了。她一边吃着晚饭，一边琢磨着这封情辞恳切而又颇有点儿最后通牒味道的“约书”，心绪被难以名状的烦恼攫住。 她如约来到公园门口，小陆已经等在那儿了，大概因为都觉得彼此的心情和公园里的环境气氛不大相称，所以他们没有进去，而是顺着马路向西走去。在路灯如豆的寒气中，她看见了街头拐角处那片在风中摇曳的光影，不觉依稀记起三年前在施肖萌去自新河探望周志明的前一天晚上，她同她也是沿着这条大街走向那个幽暗的拐角的。 过了拐角，他们没有停下来，继续默默地往前走，走了一会儿，小陆开口了： “小严，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你答应我吧，我，我爱你。” 他的声音中夹带着胆怯的颤抖，听起来怪可怜的，她聚集在胸中的烦躁倏地溶解了，心平气和地说：“你看，现在案子这么忙，不是考虑这种事的时候吧。” “哼，干咱们这行的什么时候不忙呢？你们从广州空手而回，我们在北京四处碰壁，物证虽然留在了北京，可是究竟能不能检验出来，什么时候才能检验出来，都是没准儿的事。这个案子要是一拖拖上十年二十年，难道让我们也跟它一起长期挂着吗？” “小陆，我们做一个好朋友吧，我们原来就是好朋友，这样不是很好吗？” “这么说，你还是不同意啦？”话中似乎挟着些隐隐的威胁。 “我很愿意和你做个普通的朋友，我们保持一种亲密的友谊关系何尝不好呢？”她几乎是用了恳求的语气，心里却有点儿冒火儿了。 “我就那么使你讨厌吗？”小陆咬着牙问。 “我并没有说讨厌你，从来没有，但你要求的那件事，无论如何不行。” “为什么不行？” “别问为什么。” “你总有个原因，我一定要问！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不清了，别问了，我还有事，我们分手吧。” 她觉得无法再谈下去了，转身离开他，大步往来的路上走去，刚走出几步远，猛然听见他在身后说道：“我知道，我长得不如周志明漂亮！”这句话使她全身像顿点儿一样顿住了，她转回身，冒火的眼睛直盯着那张在夜幕中变得模糊的脸，陆振羽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子弹一样打在她的心上，“可你，也并不比施肖萌漂亮！” “你！”她舌根发僵，“别忘了你还是一个公安干部，说这种无聊的话，太无聊了！” “对，我是无聊，可你和周志明，你们有聊吗？” “小陆！”她从来没有这样厉声喊叫过，以致把他弄得一愣。 “好吧，”他说，“你用不着发火，我明白就行了，我不会妨碍你们的，可是请你们也别再拿一件破毛背心之类的玩意儿把别人涮着玩儿！” 他过街走了，怒气冲冲地走了。她强撑着回到家里，扑在床上嘤嘤地哭起来，委屈的泪水湿了一片枕头。几年了，她的感情所受到的冷遇，她的苦苦的，毫无希望的等待，从未得到过一丝一毫的同情和安慰，她得不到自己的所爱，又不能下决心当着小陆公开否认这爱的存在，大概，人生最苦，莫过于有苦说不出了。 她感觉到大陈关切的目光还停留在自己脸上，连忙强作轻松地拢了拢头发，说了句：“没什么，昨天睡晚了。” “今天我们俩到941厂去一下，找卢援朝再谈一次，需要他亲笔写的证据材料得请他赶快写出来，介绍信我已经开好了。”大陈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公文包里装笔记本。 她从抽屉里取出自己的公文包，正要和大陈走，段兴玉走进来了。 “今天上午都不要出去了，纪处长要召集咱们开个会。” “召集全科吗？”大陈问。 “不，就你们这个组。走吧，现在就到会议室去吧。” “什么事啊？” “我也不知道，刚才纪处长在走廊里对我只说了要开会。” 他们坐在会议室里，等纪真来，空气中蔓延着百无聊赖的沉默。她的目光在长桌对面大陈的脸上茫然地停了一会儿，滑向左边的小陆，小陆沉着脸，狠劲儿地抽烟，再左面的位子上，周志明两手托在后脑勺上，眼睛望着天花板，一眨一眨的不知在想什么。公务员小范走进来，在长桌的一端摆下一只公用的茶杯，在里边放了些茶叶，沏上水，盖好盖子走了，他的动作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可是谁也没说什么，“会不会是市局的头头要来听汇报？”她胡乱猜想着。 果然，两分钟后，纪处长陪着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走进会议室。那人六十来岁年纪，胖胖的，用严君的标准看，风度很不错。他热情不拘地同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才在座位上坐下。 “这是市委政法部的乔仰山部长。”纪真介绍着说：“乔部长今天专门来同我们一起研究一下11·17案的情况，特别是对有关人的处理问题。乔部长，要不要先把全案的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基本情况我都知道喽。”乔部长摆了一下手对大家说：“你们这一段工作还是很不错的嘛，有成绩，很辛苦，我们都是了解的。”他用茶杯温暖着双手，又说：“我来，主要是想和你们研究一下对施季虹的处理问题。你们都知道，她是我们南州市市委政法书记施万云同志的女儿，她犯了这个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市委是很重视的，要求尽快地，严肃地加以处理。不能因为她是干部子女就另眼看待，法律面前是要人人平等的嘛。老纪呀，她的问题是不是都查清了？” “她的问题基本是清楚了，可是主犯冯汉章的眉目还比较模糊，我们可以抓紧一下，争取尽快结案吧。”纪真说。 “施季虹的问题既然已经搞清，我看可以先行处理，倒不必等着结案。她的羁押时间快半个月了，从时间上看也不宜再拖太久，我们可不能搞‘四人帮’‘久押不决’、‘以捕代判’那一套啊。” 纪真先是迟疑了一下，随即笑着说：“对，我同意这个意见。老段，今天趁乔部长在这儿，我看索性把对施季虹的处理意见定下来，这样也省了以后上上下下的许多公文往来了，今天研究定了，咱们就可以直接成文往上报批了，啊。” “行。”段兴玉有点儿勉强地点了一下头。 乔部长先开口说：“政法部的意见，劳动教养三年。”他用征询的目光环视了一圈，笑笑，又说：“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太重了？我刚才说过，正因为她是干部子女，才更要严肃处理，法不阿贵嘛！” 大家闷着声，谁也不说话。过了片刻，纪真首先打破沉默，迟疑地说： “我看，可以吧。” 严君把打开的记录本合上，她知道这个会议该结束了，因为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无须经过检察院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而是由公安局直接呈报市政府，再由市政府发“劳教通知书”就行了。既然政法部长和公安局的主管处长意见一致，事情便算是大概定局了，他们这些普通干部还能有什么争议呢？但是，出乎她的意料，她刚刚合上本子，斜对面的周志明却偏偏开口了。 “我有个不同意见，能说吗？” “说吧，畅所欲言嘛。”乔部长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脸上分明露出些意外的神情。 周志明把身子往前靠了靠，说：“我有点儿糊涂了，施季虹诬告卢援朝，情节应该说是很严重的了，在这之前，她还多次向冯汉章提供我们军工生产的机密情报，还有盗窃江一明住宅这件事，目前虽然不能完全查实，但她的嫌疑最大，就是不算这件事，不也足以构成反革命间谍罪了吗？为什么不追究刑事责任，而要给个行政处分呢？我看不是重了，而是轻了，轻得……有点儿没道理。” 这一席话，把屋里的空气弄得有些紧张，严君偷偷看了一眼乔部长，见他还把手捂在茶杯上，脸上似笑非笑的。 “怎么，你认为施季虹是反革命，是吗？” “她的犯罪性质当然是反革命的。” “啊——嘿嘿，”乔部长淡淡地笑了两声，“不能那么说吧，过去在‘四人帮’时期，只要犯了罪，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扣上一顶反革命的黑帽子，什么反革命小偷犯、反革命强xx犯，多得很哟。现在我们要给人戴这顶帽子，可不能那样简单喽。现在的政策界限是很分明的，鉴于前几年的教训，对于反革命的认定不但要加倍谨慎，而且还非得规定下一些严格的框框不可。我查了一下最近的有关文件，反革命确切的含义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这句话将来是要正式写进《刑法典》里去的。别看只是这么短短的一句，却是很科学很严谨地叙述了反革命犯罪的构成。啊——，比如说，一个人干了危害国家的事，但他事先并不是抱了反革命的目的，这类情况就不能以反革命论处，否则不是又成了‘四人帮’那一套客观归罪的搞法了吗？我们可不能再这么搞了，也不管人家主观上有没有反对革命的想法，统统按反革命打翻在地，这样还有不搞冤假错案的？那么，什么叫以反革命为目的呢？我也查了一下，具体地说，就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施季虹的供词我看了，她无非是想通过冯汉章的关系到外国去留学嘛，留学也不是坏事，坏就坏在她使用的手段是错误的，最后被敌人利用了，但作为她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个人主义泛滥，道德品质败坏嘛，还不能够以此就断定是居心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至少我个人看是不能这样推演的。” 乔部长停下来，又是一阵沉默。严君本来是下决心站出来支持周志明的，可现在却踌躇了，乔部长讲得似乎也很有道理，她心里有点儿拿不准了。只听乔部长又说：“你刚才说到的所谓提供军工生产机密，不过是她向冯汉章讲了一些零配器件的进货数量，当然喽，这的确是不应该对外透露的，但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无限夸大，对不对呀？至于诬告卢援朝的问题，因为毕竟没有造成恶果，所以也应该按照‘未遂’从轻处理，你的意见呢，老纪？” 纪真点头说：“我同意乔部长的意见，按乔部长刚才的分析，劳教三年也不算轻了。哎，老段，你发表发表看法？” 段兴玉用迟缓的动作在烟灰缸的沿上搓着烟头儿，踌躇地问道：“乔部长，对施季虹劳教三年的处理，市委政法部是不是已经做了正式决定？” 乔仰山说：“政法部只是个建议，你们是具体办案单位，我们总该把意见统一起来嘛。” 段兴玉哦了一声，没有再说话，似乎还在考虑着什么。 这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一道缝，有人探进个头来，轻声说道：“大门口有人找周志明。” “哪儿来的？”周志明抬头问。 “自新河农场的，姓丁。” 周志明把征询的目光投向纪真，纪真问：“你还有其他意见吗？” “没有，我仍然认为劳教三年的处理略轻，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国家情报，诬告别人，这都不算犯罪？我想不通。其他的没有。” “好，”纪真板着脸，“你会客去吧。” 周志明出去了，屋里气氛很僵，没人吭声，半晌，乔仰山转脸对纪真问道：“这年轻人叫什么？” “周志明。” “啊，果然是他。” “乔部长知道他？” “噢，前几天我们找施季虹的母亲谈话的时候，她反映她的小女儿施肖萌最近与周志明关系很坏，主要原因好像是周志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呃——”他停顿了一下，大概觉得这种场合是不便具体加以说明的，话头便绕开了，“至于周志明和施季虹的关系，那就更紧张了，因为施季虹曾反对过她妹妹和周志明的恋爱关系。老纪，这种情况……周志明继续参加这个案件的工作是否合适，你们没有考虑过吗？” “这个，原来我们也考虑过让他回避的问题，可是……” “回避，在法律上也是个制度嘛，不是相信不相信哪一个同志的问题，恰恰相反，是爱护同志。再说，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人在办案中自觉不自觉地掺杂进个人的好恶恩怨嘛。” “也好，”纪真敲了一下指头，“老段，乔部长的意见是对的，我考虑小周还是回避一下的好，你看呢？” “我不同意。”段兴玉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掉的烟从嘴上拿下来，很干脆地说：“周志明不是侦查对象的直系亲属，按规定不在必须回避之列。他做侦查工作这些年，各方面表现大家都是清楚的，还没有发现他因为个人感情或者私人利益而影响公正侦查的问题，在这方面，对这个同志应该是信任的。” 纪真表情复杂，语气缓慢，似乎是一边斟酌一边说道：“如果……说到侦查员的职业品质，我倒又想起他曝毁胶卷那件事了。当然，客观上是反了‘四人帮’，政治上是对的，这是应该承认的。但就这件事本身来说……怎么说呢？反正我是做不出来的，老段，换上你怎么样？你搞了三十年侦查工作了，你说说。” 段兴玉还没有答话，乔仰山对着陈全有问起话来： “你是周志明的组长吧？你谈谈看法嘛。” 大陈嘴角嗫嚅了半天，才挑选着词句说：“要说周志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这个同志的最大特点是责任心强，呃——，的确还没有发现过在办案中感情用事现象。至于，至于，纪处长讲的那件事，呃——，我个人的看法，作为周志明本人来说，这个这个，当时的动机还是反‘四人帮’的嘛，人家贴了反‘四人帮’的诗词，他才保护了人家，又不是跟他沾亲带故，其实他也并不认识人家……” “不对！”一直沉默不语的陆振羽突然阴沉沉地打断了陈全有的话，“不是那么回事，这件事的底细我都清楚。” 严君抬起头，茫然地向小陆望去，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上。 “我也是才明白的，他在广场事件中保护的那个人不但和他认识，而且还有特殊的关系，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施季虹。我是在前几天审讯的时候认出她来的。” 场面猛地静了下来，谁都想不起该说些什么。 严君觉得脸上涌满了滚烫的热血，陆振羽的面孔刹那间变得那么丑恶，丑恶淹没了正义和美好！她真有点儿受不了了，“你拿出些公正和良心来吧！”她竭力用牙咬住嘴唇，压制住冲向喉间的怒喊！ 纪真摊开两手，对段兴玉说：“我早就想到了，这里总有一点儿原因嘛。” 乔仰山打开茶杯盖，并不去喝，只是无动于衷地嘘着水面上的茶叶，静了一会儿，才用总结性的口吻说：“这件事嘛，反‘四人帮’这个大的、基本的方面还是应该充分肯定他的，至于其他，我看，不去提了吧。” 没人再说话，大家又缄封了嘴巴，沉默到各自的思绪中去了。乔仰山吹了一会儿茶叶，把茶杯盖又盖上，然后专门把脸冲向段兴玉，说道：“怎么样，你们再研究研究，看看叫他回避究竟合适不合适呀。” 段兴玉想了一下，说：“我的意见是不回避，既然在侦查、收集证据阶段都没有回避，为什么到了结案阶段反倒要回避了呢？不过，这只是个人意见，按法律规定，决定侦查人员是否回避的权力在侦查单位的负责人，这件事儿，处长定吧。” “还是让他回避吧。”纪真不加犹豫便说。 “那我通知他。”段兴玉冷漠地点了一下头。 纪真想了想，又嘱咐说：“不要采取简单通知的办法，要专门找他谈一谈，做做解释工作，不要让他有什么思想负担，这不是不信任他的问题，而是……” 段兴玉摆了一下手：“放心吧，他不会想那么多的。” 话音还没落，周志明出现在屋子里，严君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显然已经听到了刚才的决定，默默地走到长桌跟前，收拾自己放在那儿的笔记本，用平静的声调对纪真说了句：“我执行回避。”便向外走了出去。 气氛变得更加沉重，冷冷的，像灌满了冰冻的铅。片刻，乔仰山把目光从面前的茶杯上抬起来，环视了一圈，用洪亮的、若无其事的声音说道： “继续开会吧。” 散了会，大家都下楼吃午饭去了。严君看见周志明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不动窝，迟疑了一下，留住了脚步，等楼梯上杂沓的脚步声渐渐平静以后，才轻轻对他说：“别想了，吃饭去吧。” 周志明仍然没有动，胳膊支在桌沿上，一只手插进厚厚的头发里，两条长长的眉毛打成一个团。严君又说：“其实，回避倒也松快，反正这个案子的精彩部分你都参加上了，现在进入了结案阶段，剩下些扫尾工作、清理工作，不干也没什么，你……”她觉得枯肠索尽，实在找不出什么宽解的话了。 周志明仰起脸，若有所思地望着她，半天才说：“我是觉得这样做对他反而不好，反而不好……” “谁？”她莫名其妙地眨眨眼睛。 “对季虹的家里，对她爸爸，对市委，对党的威信，都不好。决定教养而不判刑，就意味着她的行为不算犯罪，出卖国家情报都不算犯罪，这是明明白白的姑息养奸，群众会怎么想？” “咳，”她拦住他的话，“你把心都操到哪儿去了。”耽了少顷，又放重语气，说：“志明，有句话我一直不想跟你说，可现在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你……应该在事业上有个稳定的环境了，生活上，也该有个幸福的家庭了，这些，其实都已经摆在了你的面前，你，你不要破坏它。这个案子，你不再插手，对你只有好处，况且，况且一个政法书记的女儿，判教养三年也就算可以了，总比一点儿不判好吧？” “政法书记的女儿就可以重罪轻罚吗？”周志明没有被说服，反而情绪激动地站起来，好像要冲她发一顿火儿似的，但却没有马上接着说下去，隔了一会儿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平静地说：“你知道，我也是个干部子弟，从感情上，我特别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真正有威信，真正受尊敬，受爱戴，因为在人们的眼睛里，他们是代表了党的。所以我一看到有些领导干部办些不自觉的事情，心里就沉甸甸的放不下。你说我操心太多了，对了，我是太爱操心了，没办法呀。现在常常能听到对党发牢骚和抱怨咱们国家的话，说实在的，不管这些话有没有道理，我在感情上都是不痛快的，就好像别人骂了我自己的爹妈一样，总忍不住想跳出来说几句解释的话、维护的话。可是有时候，我自己也忍不住要发牢骚，因为看到的那些事，更叫人不痛快。” 严君沉默了。 “小严，你不觉得乔部长今天专程到这儿来讲的这番话，在冠冕堂皇里面掺杂着私情吗？我是觉出来了。我并不是为了我的回避而生气，就说是正常工作中量刑偏轻，那也没什么。可乔部长以政法部的名义跑到办案单位来直接定调子，而且又轻得失去了原则，纪处长不认真考虑就随声附和，这难道是正常的吗？我知道我提意见没有我的好处，可我偏要提，把话说出口，我心里就无愧了。” “唉！”严君不能再劝什么了。 中午，她从食堂回到办公室。屋里只有小陆一人独坐桌前闷闷地抽烟，她连看也没有看他，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拉开抽屉，取出一本书看起来，就像屋里没有他，就像上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她现在对小陆反而很平静了。 “你恨我吧？”小陆阴沉沉地把一口呛人的烟气吐过来。 隔壁，有人在打扑克，一阵喧哗笑骂声穿墙送过，把这间屋子里半凝固的酸苦的空气稍稍冲淡了一点儿。窗外，大概很远的地方，噼啪地响起了零星几声鞭炮，像是急性的孩子在催促着春节的到来。鞭炮声很脆爽，听来仿佛是从自己压抑的心里迸出的几粒小气泡。 “我可怜你。”她竭力平静地说，连头也没抬，但却能感觉到他射来的疑惑的目光。 “我上午只不过是披露了一下事实，难道也有什么不对吗？”小陆朝天长长地喷了口烟气。 “行了，”她抬起头来，“又没有人谴责你，既然你问心无愧，何必要急着表白解释呢？” “我看得出你生气了，你恨死我了。可我声明，我揭发他绝不是为了你，绝不是！” “你揭发他？你有这个资格吗？对他你只欠着情分，只有感激的义务，报答的义务，而没有落井下石的权利！要是我，绝不为了你那点儿本来就活该的委屈去坐牢！”她压不住一腔的愤慨。 “他为我坐牢？难道当初是我请他曝毁我的胶卷的吗？哼，现在一说起来好像都觉得我欠了他多少恩典似的，我就不服这个气！” “你的胶卷？那是你的耻辱，耻辱！” “得了，别跟我来这一套了，你没镇压过群众？周志明没镇压过群众？没镇压，你们七六年上广场干什么去了？说穿了，他当时要不是为了未婚妻的身家前途，也未必要毁那个胶卷，不然，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为什么一直守口如瓶呢？不就是想让人说他是出于公心吗？这点把戏我还不明白吗？哼，我看咱们全一样，谁脑袋顶上也没有一层圣洁的光圈。” 严君气得直打哆嗦，“你，你当然不会懂得他的，他为什么要毁掉胶卷；为什么挺身出来承担牺牲；为什么不把救命之恩告诉给当了政法书记的施万云同志和他的一家。不！你根本不懂，他的为人，你是绝不会懂的！” 陆振羽的嘴巴鼓了鼓，她完全想象得出他内心里已经把她和周志明想到什么阴暗的地方去了。她镇定地等待着难以入耳的讽骂，可他却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只是把烟狠狠地拧灭。她也不再理他，把头埋进书里。 然而又怎么能看得下去呢？她的心里乱纷纷的。的确，以那样一个理由决定周志明对11·17案的回避，是不公正的，但这不公正却并不全然是陆振羽泄私愤所能造成的，他不过是用这个胶卷的事情印证了乔部长和纪处长的偏见，可他们，这么有水平的领导，干吗要死抱着那个没道理的偏见呢？ 天下总还有这么多叫人憋气，叫人想不通的事儿！ 自从和小陆发生这场争执以后，她心里一直堵着口闷气。一到夜里躺在床上，思绪便像脱线的风筝，漫无方向地飘来飘去，她一连失眠了好几个晚上。这天早上醒来，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她脑袋昏沉沉的，睡不着也不想再睡，心烦意乱地拧开灯，穿起了衣服。 隔壁房间里的灯也亮了，隔了一会儿，传来姑妈睡意蒙碦的声音： “小君，怎么起得这么早？还不到六点啊。” “我到菜市场转转。”她一边系着扣子，一边敷衍地答着。 “哦，你看鸡好就买一只来。”姑妈咕噜了一句，关上了灯，一阵吱吱嘎嘎床板响动，又没声儿了。 她好久没有光顾菜市场了，没想到菜市场还真是这么早就开了张。波浪形的瓦顶上吊着的日光灯熠熠亮着，水泥地面上薄薄地喷了层水，踏上去很舒服。架子上，蔬菜的品种虽不多，却按照对称颜色摆得井井有条。在宽大的肉案上，新搭上来的几大片猪肉红白鲜明，很是诱人。她买了只肥鸡，又四处转了转，水产部已经排上了一列不算短的队伍，只有油盐酱醋的柜台前冷冷清清，但从那儿飘溢出来的混合着酱油、熏醋和五香粉味道的空气，却弥散在整个菜市场里。她小时候是最爱闻这种富于刺激性的气味的。 淡淡的，儿时的回忆倏地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憧憬，对未来生活的渴望突如其来地撞上了她的心头。这是她从未领略过的一种渴望。真是活见鬼！像她这么个事业心极强，一向视家庭生活为琐屑的人，此刻竟突然向往起贤妻良母的人生来了。啊——，真该有个自己的、暖暖的家呀！ 这温馨的向往反而使她打了个寒战，心里酥酥地有股凉气窜上来。她不由加快了脚步，跑起来，逃命般地跑出了充满着馋人气味的菜市场。想这些干什么呢？也许注定她就该是个悲剧人物吧！ 她回家放下鸡，骑车来到处里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没上班呢，楼里挺静的。来到办公室的门口，发现门是虚掩的，里边有人在窃窃地讲话，她推门的手不由自主缩回来。 “这事，你还和别人说过吗？”是段科长的声音。 “没有。”这是周志明。 他们来得这么早，在谈什么呢？听两个人的口气，好像是谈一件关系重大而又不愿意示人的事情。 “我不想叫别人为难。”周志明又补了一句。 “可你毕竟……你想过后果吗？” “想过，不会有多严重的。三中全会都开过了，我怕什么。我是觉得，既然干了侦查员这一行，索性就彻底干好它。科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做有不妥当的地方？” “不，你要先和我讲了，我还说不定跟你合个伙儿呢。既然你已经做了，那就先等着看看结果再说吧。另外，昨天我和大陈在局里碰上马局长了，大陈把决定你回避这件事向马局长提了意见。你看大陈这个人，一向不爱多惹事的，这回居然主动提了意见，连我都很意外。” 楼下响起杂沓的脚步声，间或夹杂着大声的问候，上班的人陆续来了，她只好推门打断他们的谈话了。 “嗬，来得真早啊。”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笑着同他们打招呼。 “你早啊。”段科长随口答了一句，出去了。 她扫了周志明一眼，看见他的桌子上摆了科里的录音机，旁边摊开着记录稿纸，便笑着问道：“这么早就干上了？” “没有，我也是刚来，”他答道，“311案有好几段审讯录音当时没有整理成文字，我现在居闲了，干脆整理出来算了。” “噢。”她站在他的桌前，很想问问他们刚才谈的事情，话没出口又憋住了。她并不是那种以窥探别人的秘密为乐事的女人，但是刚才听到的只言片语，却深深地使她不安。她多么想知道个清楚，多么想替他分担一点儿忧虑和风险啊！ 小陆进来了，把他的灰色马桶包往桌上一扔，用冷冷的、看破一切的眼光斜了他们一眼，那神情，活像是又发现了别人的什么丑事。周志明打开录音机，手上的笔随着转动的磁带刷刷地写起来。她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从抽屉里拉出一张报告纸——这是大陈昨天推给她的任务——在眉头写下一行洒脱清秀的钢笔字： 关于对施季虹实行劳动教养处分的请示 房门打开，她抬起头，看见段兴玉从外面走进屋子，身后跟着愁眉苦脸的大陈。大陈的眉端和嘴角都朝下挂着，一路嘟囔着走进来。 “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周志明不能干了，你又抽出去干别的，案子还没完就这么釜底抽薪，你叫我怎么干呀？” “你们三个人还搞不了一个扫尾的案子？再说，我又不是抽走不管了，只不过是临时去一两天嘛。” “科长要去哪儿？”她问大陈。 “市里要开个法治座谈会，非叫他去不可。”大陈发牢骚似的回答。 段兴玉一边准备着要带的材料，一边说：“市委政法部请公检法系统的一些干部开个座谈会，分三期，每期座谈一个专题，局里要咱们处去个人，纪处长非要我参加一下不行。今天是第一期，讨论人治与法治问题。下一期是权力与法律问题，第三期……” “这有什么讨论的，”大陈插嘴说，“谁还不知道现在应该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呀。” “光简单提倡不行，总得从理论上搞清楚嘛。” “算了吧。”小陆突然开口了，还是那个阴沉沉的腔调，“什么法治不法治，我早看透了，到时候还是领导说了算。就说咱们公安局吧，局长下令拘留什么人，处理什么人，谁敢抗命不从？” “你看，”段兴玉对大陈笑道：“这屋里不就有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吗，小陆说的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这么穷，文化这么不发达，老百姓受了委屈要告状，说实在的，大概连状子怎么写，法院的门朝哪儿开都不清楚呢。再加上吃法律饭的又少得可怜，所以要想解决问题，还得去找官儿，能不能得到公正，关键还得看那位地方长官的好坏。不要说那些个天高皇帝远的山沟沟了，就是咱们这样的大城市、大机关里，长官意志实际上还是不能少的，这算不算人治呢？所以究竟该怎么看待人治，人治的提法是否科学，人治法治的相互关系怎么样，这些问题我看很需要研究一番呢。”段兴玉看了一下表，“行了，我得走了。你们先抓紧时间把全部案卷材料都整理出来，审讯记录按时间顺序先装订上。小严，录音磁带都要编好号，可不要一忙就搞乱了。” “不会的，”她敲敲身后的大木柜说：“我都编好放到柜子里了。” “不对吧？”小陆又阴阳怪气地插嘴，“11·17案的磁带，外面还有呢，瞒不了我。” 这家伙实在讨厌，她扭过脸，故意不去理他。 “外面没有了，我知道。”大陈对小陆说，“昨天下午是我和严君一块儿清点编号的，都锁在柜子里了。” 小陆站起来，把手指向埋头在录音机前的周志明，说道：“他在听什么？听的就是11·17案的带子！” “他听了怎么啦？”严君恨不得要大吵大闹了。 “怎么啦？处里已经决定小周回避了，为什么还要接触案子的材料？又是你叫他帮忙整理录音，对不对？” 段兴玉望了望小陆有些激动的脸，转脸面对周志明，淡淡地问：“是11·17的带吗？” “不是，”周志明摊开两手，“我是在整理过去311案的带子，这有两盘当时没整出来的。” “是吗？”陆振羽冷笑，“你们不是老说我的耳朵灵吗？311的带子里，我怎么听出冯汉章的声音来了，啊？” 周志明气得挑挑眉毛，“啪”的一声按下了放音键，“你听吧！”他调大了音量。 大家都屏息听了几句，大陈说：“是311，这是徐邦呈嘛。” “等一等，”段兴玉突然一摆手，又专注地听了一会儿，眼睛闪出一种奇异的光，“小严，拿冯汉章的录音来听，还有他的照片，也拿出来，小周，你把徐邦呈的照片拿出来！” 屋子里的空气骤然绷紧了，小陆还没回过神来：“怎么——” “嘿！”大陈一拍脑门，“明白了！又要出奇迹啦！” 照片、录音带、案卷都摆在了桌子上。周志明嗫嚅地问了句：“我该离开一下吧？” “不用吧？”大陈面向段兴玉，不知是答还是问：“这不算是11·17案，算是311案，你可以不回避嘛。” 段兴玉瞥了大陈一眼，对周志明做了个难以察觉的微笑。 “对，算311案。” 冯汉章一走进审讯室，便感觉到气氛有点儿异样，他在被捕后接触到的几个反间谍人员差不多都到齐了，在审讯室长大的桌子后面间隔错落地坐成一排。但是气氛与往日之有所不同，似乎还不在于今天审讯阵容的庞大，也不在于他们每个人眼神中流露出来的那种踌躇满志的沉着，究竟在什么？他并没有时间去分析，也许仅仅是在于他敏感的下意识吧。 他的目光在屋里游移了一下，便和那位显然职务最高的人的锐利注视碰在一起了。他并没有回避开，竭力使自己坦然自若。他们已经打过好几次交道了，过去和现在。而他至今只知道他单姓一个段字，至于他在这几个人当中的最高身份，不过是一种判断而已。如果能知道他的确切职衔就好了，那就可以从对手的具体级别上，分析出自己在公安机关眼里的价值。 “你的手术做得不坏。”姓段的突然用这样一句话敲响了开场锣鼓。 “什么手术？”他的一颗心差点儿没从嘴里跳出来，声音也控制不住地慌乱起来。 “整容手术啊。”对方轻描淡写的语气活像是在拉家常，“不仔细看的话，你简直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单眼皮成了双眼皮，鼻梁骨也挺起来了，嘴巴上的黑痦子也不见了，再加上一个绅士的发型，一副学者的金丝眼镜，比起三年前，可体面多了。” 他呆呆的，恍然觉得自己置身在另一个地方。房间也是这样明亮，靠墙是一圈大玻璃门的书柜。从书柜顶上垂挂下来的一簇暗紫色的吊竹兰是那么耀目，这种越南彩竹兰在这里是很稀罕的摆设。……好像那间屋子的空气不太好，浓烈的烟草气息中又混杂了一种像是变了质的香水味儿。 “不仔细看，你真的变成另一个人了。”马尔逊当时也是这么一句话。“我得恭喜你，你比以前漂亮多了，至少是年轻多了。”这是马尔逊第一次用“你”来称呼他，当然是一种亲昵的表示。 “风度也改了。”霍夫曼在一边随声附和，“我们向沃尔夫医生提出的要求，是商人气质中带一点儿学者味道，看来，手术和化妆都是成功的。” 这是三年前一个晴朗的上午所发生的情景，他那时还膨胀在对未来的无尽幻想中，没想到使他在三年后重温起这段记忆的，却是从审讯台后面传出来的这句何其相似的话…… “你不懂我的意思？”那锐利的目光还在灼灼地烧着他。他眨巴两下眼睛，没有回答。只要拖上半分钟，脸上的火，身上的汗就都能冷下来，“镇静点儿，自然点儿，”他心里直喊！见鬼，你的训练、经验、素养，都到哪儿去了！好，来了！他的脸上慢慢堆起似懂非懂、莫名其妙的表情，用手摩蹭着腮帮子，随和地笑了一笑。 “啊，啊，这些天我是瘦多了，虽说你们这儿监狱生活还不错，可毕竟……” 对方打断了他的话，语气虽然还是那么淡淡的，却有着一针见血的直率。“我想，你也算老手了，你是应该明白现在的局面的。我们不是初交，三年前，你的名字叫徐邦呈，那次让你骗得了手，还想故伎重演吗？” 这几句话把他最后一线幻想彻底打碎了。毫无疑问，姓段的是一位审讯的行家，像这样绕开常规的由浅及深的盘问而突然直接地提出结论，使对手在急转直下的情势前猝然无措，就显示了审讯者的经验与气魄。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勉强挤出些笑，想保持住脸上的轻松感，冲审讯者点了点头，似乎是想感谢他这么干脆地截断了自己那本来已经毫无意义的侥幸心理。冷静了片刻，他沉沉地问：“你们想知道点儿什么吗？或者，就这么枪决我？”他注意到姓段的没动声色，而坐在桌边的那两个三年前陪他上仙童山的人却相顾对视了一眼，也许是对他这么快就放弃招架感到意外吧，他这样想。 “你是危害了祖国安全的叛国分子，罪行是重大的，”姓段的这几句话中，带着明朗而不夸大的威胁口吻。“你说得不错，现在你确实是处在了生与死的路口上，要看你自己如何抉择了。” 他把头低低地垂在胸前，但内心里却并没有像某些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产生什么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完全明白一个落网间谍除了屈服别无它路。他现在之所以垂下头不作声，是要故意用一段时间来做出痛苦思索的样子，以便使审讯者感觉到他有一个从犹豫到决断的过程，否则，他们可能会怀疑他的投降又是一囊仙童山之类的计谋，会把他的真话也当成假话。他知道，一个间谍，只要不被枪毙，就不能算是山穷水尽、生机断绝。例如：克格勃的著名间谍伊丹诺夫，还有化名为朗斯达尔的帕霍莫夫，甚至连那个“千面人”阿贝尔，还不都是被克格勃从外国的监狱里营救出去的吗？怎么能肯定这些尽人皆知的先例不会在他身上重演呢？这些年，他的忠勇可嘉的干劲儿已经博得了马尔逊的器重和爱惜，这一点他还是自信的。也许用不了多久，d3情报总局就会随便在哪一个国家里抓个中国人来换他回去。在间谍世界里，只要人活着，什么奇迹都是可能的。俗话说得非常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留得青山在”！ 向审讯者请求宽恕是简单的，只要态度显得真诚就行，做到这一点对他不是个难事，难就难在后面要交待的实际问题上，的确是要费一番斟酌的。 审讯台上放了一架日产的录音机，静静地转动着。他先泛泛地谈了一遍在国外如何被特务机关招募，如何接受训练等情况，谈得极为笼统。看起来姓段的暂时也不打算在这些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接着他开始谈到霍夫曼，也许中国公安机关多少掌握霍夫曼的一点材料，不管掌握不掌握，作为他的顶头上司，他的训练者和派遣者，他总得说出他来。马尔逊他也谈了，像这样高级的情报头子，对任何国家的反情报机关都不会是个秘密。 姓段的手里不停地翻着一沓材料，有点儿像他在三年以前在这儿写下的笔供材料，果然，预料中的那个问题提出来了—— “你三年以前那次潜入的任务是什么？” 这也是必须照实答的问题，关键是“留得青山在”！于是他不假思索地说：“那次潜入是对我的实习性派遣，任务是‘专勤交通’，是要在南州市的一个秘密无人交接点里放几样东西，就是在我被捕时你们缴获的那几样东西，还有经费。噢，那个信号机和那张地图不算在内，这两样东西是为了防备我被捕而专门为假口供预备的物证。” “那个无人交接点在什么地方？” “市北区，红卫路，前些天我路过那儿，好像现在又改回到它的老名字去了，叫……健康路，大概叫健康路。在路口拐角那儿有一堵凹进去的墙，上面有个不大惹眼的墙洞，这不知道是他们什么时候选好的交接点，选得并不高明，我去了几次都因为附近人太多没有放成，后来我准备冒险夜里去放，结果下午就让你们抓住了。另外，马尔逊还给了我一项任务，就是要我在南州另外物色一处无人交接点，当然，也没物色成。” 姓段的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停留，接着问下去：“你现在的代号还是1127吗？” “不，我的代号是2711。因为我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七日，能记得清，所以马尔逊就用这个数字做我的代号。按照外文的书写习惯，日期要放在月份的前面，所以就是2711。如果反过来用，就成了我的危险信号。在那次被捕以后，我写给使馆的那封关于‘三月行动’的联络信中，就是用的1127这个号码，所以实际上这封信就成了一封报警信了。” 他边说边仔细地向上观察着，审讯者的脸上似乎很漠然，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惊讶来，“真是碰上硬手了！”他心里直叫苦。 “你从仙童山跑回去以后又怎么样了？” “我？我当然是不想干了，可他们强迫我干，他们是不肯放过我的，因为要找到像我这样的文化程度而且符合他们条件的中国人，毕竟是不容易的。这些年d3情报局对941厂兴趣很大。我呢，第一是个南州通，第二懂英文，我是南大西语系出来的嘛，第三在新城地区干过几年外贸工作，懂得一点生意经，所以马尔逊就设计了一套迂回派遣的计划，想让我再返南州。叫他的整容专家沃尔夫给我做了手术，然后给我搞了一套假身份和假履历，派进了香港，不久又从香港移民欧洲，并且帮助我在和南州市有贸易关系的里克公司谋到一个不错的职业，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全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使我公开合法地进入中国，是战略派遣的战术掩护。因为连转两个地方，你们就不容易查到我的老底了。马尔逊很大胆，他认为你们决不会想到我会重回南州的。结果没用两年，里克公司要在南州设员常驻，我是中国人，又有间谍机关暗中替我活动，当然很容易就谋到了这个职务。” “你这次来南州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这次因为是战略性派遣，并不是为了哪个具体任务才来的，所以首先是站稳脚跟，暂时利用我的公开身份以合法手段搜集情报，同时要我注意物色并且发展一个能够接近941厂的人做情报员。” “你选中了施季虹，对吗？” “对的。这件事d3情报总局很重视，在我通过香港的联络员把同施季虹的接触情况向他们做了汇报以后，不到一个星期，马尔逊和霍夫曼就专程潜入到了香港。” “噢？你接着说。” “呃，能给我一支烟吗？” “可以。” 烟雾在眼前散开，飘远了，又一团喷出来，凝浮着。这种质量很低劣的烟卷是姓段的向当年陪自己上仙童山的那个“大块头”要来的。他有一天没抽烟了，虽然烟次得直窜嗓子，可还是能感到一种叫人满足的刺激。烟障浮在眼前，把他和审讯台隔开，从烟雾中他仿佛又看到了香港九龙那家小小的饭店，看见了马尔逊那张沉思的面孔，也看见了霍夫曼那双在地毯上踱来踱去的白色皮鞋。 他那时候就坐在靠近阳台的沙发上，也是这样发狠地抽烟。透过雪茄亚麻色的烟雾，他的心绪随着那双不停走动的白皮鞋飘忽不安。 “不会是反间谍机关插进来的眼线吧？”霍夫曼一开口，就是这种毫无根据的乱猜，这使他十分反感。 “怎么，您是否认为我有什么失检之处，被反间谍机关注意上了吗？” “不，我只是提醒你，中国的反谍报水平是很高的。” 他轻轻吹了一下雪茄的烟灰，不理霍夫曼，转脸向马尔逊说：“我考验过她一次。我故意求她帮我搞一份南州市外贸年度计划表，当然我是以商人的需要和朋友的信任恳求她的。我看出她很为难，但最后还是答应试试看，结果……” “结果她没有搞到，对吗？”马尔逊说。 “是的，如果她背后有一个希望她博得我信任的后台的话，这种并不算特别机密的文件是不难满足我的，至于她是怎样搞到这份文件的，他们随便就能教她编出一千个解释来。” 霍夫曼打断他，“这么说，你很信任她了？” “至少看不出什么疑点。”他简直有点儿顶牛了。 霍夫曼诡谲地一笑，“你和她……” 他从来还没有在那张道貌岸然的脸上看到过这样轻贱的、失身份的笑态。他也冷笑一下，说：“在我的观念上，女人的美，一半是取决于年龄的，可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可惜你没有见过她，用句中国人的老话，叫作‘徐娘半老’，完全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是为了工作，完全为了工作，才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和她相处的。” “不，”马尔逊却出乎意料地摆了一下手，“依我看，在你们的关系中，倒是应该有一点造爱的成分，不要太露骨，但一定要让她觉出一点儿意思来，这样反而自然。让她内心里对你给她的那些好处有个顺乎情理的解释不是更好吗？不然，日子长了她总会起疑的。作为一个优秀的情报员，应该具备和他最讨厌的女人相爱的本领。” 他默然无语，嘴里直反胃水。 马尔逊接着说：“我看可以，你们的关系可以保持下去，注意巩固，不要急于发展。你暂时不要显露出对她的职业抱任何兴趣，重要的是要弄清她的偏爱和弱点。现在也不要给她钱，给她其他好处也要做得自然，不要使她感到屈辱甚至怀疑。我看像你刚才讲的那些方式就很好，比如：去南州饭店吃吃西餐；去国际俱乐部跳跳舞，逛逛游艺厅；用你租的汽车为她办点儿事，等等。这些好处尽管不大，却经常可以享受到，要让她慢慢习惯于这种享受，以至一旦中断就会感到某种欠缺。至于她想出国自费留学的想法，你的话不妨活一点儿……” 在他叙述这次香港接头的情况时，审讯台后面的人始终没有打断他，只有在需要更换录音带的时候才挥手叫他停一停。 第十三章 “从那儿以后，我开始有计划地巩固和加深同施季虹的关系。我先是求她替我做一些非常小的事，这些事小到让她不好意思拒绝。有一次我随便找了个借口求她把家里的市委内部电话号码本借我看一看，其实我并不需要这东西，只是想借此来逐步扩展她的‘良心范围’，因为从自己家里拿出一个电话本虽然极为方便，但毕竟是件小小不然的违法行为。在她的‘良心范围’扩大到做任何事可以问心无愧的时候，我就开始让她定期向我提供941厂仓库里几种零配件的进货数目。马尔逊很需要这个数目，它可以使间谍机关的情报分析专家推算出中国空军一些机型的生产能力和装备数量。可是她向我提供这些数目的时间不长，就调到歌剧院去了。” 他停下来，把抽得很短的烟头扔在脚下踩灭，没有继续说下去，等待着审讯者的提问。 “窃取941厂总工程师江一明的笔记本，也是马尔逊的部署吗？” “不，”他咂了一下嘴里烟草的苦味，“这件盗窃案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并不是我们干的。马尔逊没有给我这个指令，我也没有让施季虹去干……”他还没说完，就看出审讯席上是一片不信任的冷笑。 “徐邦呈，”姓段的把身体向前倾了一下，“你想在这件事情上隐瞒什么是毫无意义的，这并不能减轻你的罪责。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明，在案发当天进入盗窃现场的人中，只有施季虹可能作案。” 他望着审讯席上那张紧绷的脸，半天说不出话来，在姓段的那十分肯定的目光中，看不出一丝诱诈的痕迹。猛然间，他眼前浮现出两个多月以前，在马尔逊的第二次香港招见之后，他和施季虹会面的情形。当时她说的那些话，那种神情，的确有些古怪，可自己怎么就没有多想一下呢？对，看来问题就出在这儿！ 那次见面是他打电话把她约出来的。为了保密起见，他没有领她到南州饭店他的房间里去，也没有照往常那样在某家饭店订个雅座，而是开上汽车把她拉到郊外宽阔人稀的环城马路上。那时天色已经擦黑，路灯的间隔又远，公路上一片黑暗。他们的谈话一直是在汽车里进行的。 已经很久了，他们的关系就失去了初识时那点儿温情脉脉的色彩，而完全系于互相利用的心理状态上了。开始彼此还都极力掩饰这一点，而现在，这种心理状态已经渐渐表面化，有点儿开诚布公了。他承认，他的确是缺乏和自己所讨厌的女人相爱的本领。 不出他所料，施季虹在听完他的话以后，沉默了一会儿，拒绝了。 “我不干，”她的口气淡淡的，“好歹他是我未婚夫，你们也总应该照顾我一下！” 他并不着急，没有恳求也没有威胁，只是矜持地转动着方向盘。他是故意做出这副漠然的样子，以防备她漫天要价。他清楚，施季虹显然是不会硬推到底的，因为她刚才并没有一下就断然拒绝，而是先沉默了一会儿，这一会儿，等于一个没有经验的商人在交易场上把自己的老底露给了对手。 他们都沉默着，他把车开到路边一个远离灯光、四周荒凉的土堆边上停下来。他想这个环境也许能在她矛盾和动摇的心里发生一点儿孤立无援的恐怖感，他沉着脸，缓缓地问：“怎么样？我们可别闹僵了，亲爱的。” 她的视线从车窗外的荒土堆移到他脸上，摊牌似的反问：“我再问一遍，我出国留学的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你过去许的愿全是空头支票吗？” “我们最好别这么说话，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和你谈这件事的。我虽然是个商人，可我不愿意在朋友之间的友谊里也掺进讨价还价的商人作风。” “哼，男女之间没有什么友谊。要么是爱情，要么什么也不是。你当初向我求爱时说的话你倒忘得快。现在，我身子也给了你，你倒不认账了。叫我怎么信任你？”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儿。”他换了副笑脸，伸手进怀里，取出几张叠了一折、白雪似的道林纸来，“你看，我都准备好了，巴黎音乐学院，听说过么？你上次给我的录音带，已经给这个学院的委员会听了，还满意，同意你自费进修。不过你得先去那儿的一个法文补习学校学一年，看，这是那补习学校的入学证书。还有这个，银行出的财产保证书，还有移民局的入境签证，你看看，这么多手续，难道是一天两天办得过来的吗？” 施季虹再也不能端着她那个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的架子了，他看见她的手在抖，身子在抖，接过那几张格格作响的证书，对着昏暗的夜色，看了又看，带着一丝颤颤的哭腔，她压抑不住咯咯地笑起来了。 “你……你怎么不早说，行，够朋友。”他这才把手伸过去，搂住她的肩膀，“亲爱的，你什么事都太性急了，其实，我怎么能不希望你有成就呢？不过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出境签证怎么办？这我可帮不上忙了。” “这个不用你操心了。”施季虹胸有成竹，语气变得异常兴奋，“哎，怎么谢谢你呢？我虽然不是商人，可我和别人相处，总希望能礼尚往来，公平交易，我觉得这样才能使彼此的关系更稳固更长久，就是再好的朋友也不例外。” 他把手从她的肩部滑向她的脖子，当触到那松弛的皮肤时，他感到一阵麻扎扎的恶心，可还是把嘴巴凑了过去，闭眼憋气地吻了她一下，“亲爱的，如果你非要还我情的话，那就把那件事帮我办了。” 施季虹也把嘴凑上来了，动作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我帮你，我帮你，可我不明白，你非要整人家卢援朝干什么？” 他竭力同她亲热，一边又闪烁其辞地喃喃着，“虹，我爱你，你这么聪明，总该不用问就知道的。” 她捧起他的脸，“是你爱我，还是你有什么把柄叫他抓住了？” 他直起身，顾左右而言他地说：“这儿太黑了，我们走吧。” “等等，”施季虹突然又拉住他，“我帮你办了这件事以后，你要是不认账了怎么办？” 他愣住了，好半天才摇头苦笑，“怎么，你真要当个商人？” “哼，”她也笑了，“好吧，为了你，我可以舍了卢援朝，不过我出国学习的事，只要你还有一点……就算是朋友之情吧，就帮我办到底，办成！到时我还会再谢你的，我这儿还有货，待价而沽！” 对！就是最后这句话，当时他没有在意，只是敷衍地笑了笑，便把车子发动起来开上大路，他已经急着要向她交待具体的行动方案了。这句话现在看来，显然不是随口无心的空谈。 “好厉害的女人，过去倒小觑了她。”他一边想着，神情一边安定下来，对着审讯席说道：“我明白了，是她自己干的，是施季虹，她想出国留学都快要发疯了。我想她一定是发现了江一明有这么个本子，又料定我一定需要它，就偷拍了下来，想用来作为我资助她出国的交换资本。她这种女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都愿意干！” 审讯者脸上的气候还是冷冷的，“那么诬告卢援朝呢，也是她自做主张干的？或者还是你在帮她甩包袱？” “不，这件事是我叫她干的。这是马尔逊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连我都不过是个执行者。这个阴谋的所有细节都是事先在d3情报局的办公室里设计好了的。马尔逊在d3被称作‘现代谍报战争的计谋大师’，搞这一套阴谋勾当很有点名气。这件事起因于我在香港的一次例行汇报，其中偶然谈到江一明家被盗的事，马尔逊很感兴趣，认为可以用来做点儿文章，于是就设计了这样一个行动，称其为0号计划。选定卢援朝做‘替罪羊’，用伪造证据的方法，企图造成你们的错觉，把这个普通刑事案件当作间谍案件来侦查。这个行动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是想将南州市公安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注意力吸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消耗在一个永远查不清的无头案上；其次是通过这件事来观察中国侦查部门的水平、素质以及侦查手法；最后，还可以使施季虹更加受到官方信任，可是……哼！”他的嘴角牵出一丝苦笑。 “什么？” 他把苦笑收敛回来，突然觉得一股无法压抑的恼怒和恶毒在胸中涌撞起来，真是混蛋！马尔逊为什么不放下架子考虑考虑自己也会失败？为什么！他现在才明白，他正是被马尔逊的神化，被他那轻敌的自信和大意的乐观冲昏了头脑，才糊里糊涂地葬送了自己。“这不过是跟中国开个小玩笑，别让他们太松闲了。”马尔逊的幽默倒成了这位“大师”自身的悲剧。而霍夫曼呢，更是个没用的家伙，除了拍马尔逊的马屁不会别的，“马尔逊先生的计谋一向是天衣无缝的，足以经住任何反间谍机关的严格调查。”真是见鬼！他们全都陶醉在过去的成功上，而根本不去考虑今后可能会出现的意外，不考虑中国完全不同于西方，更不会想到那个盗窃犯其实就是施季虹。结果怎么样？不但牺牲了他，同时也葬送了马尔逊自己的名誉！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审讯席上传来了最后的问话。 他摇摇头，朝着那一排庄严而冰冷的面孔望了一眼，用很微弱的力量说道： “你们很高明，是胜利者，我承认。” 笑声，充满着喜悦和激动的笑声快把上海轿车小小的顶篷都要掀开了。 “科长，咱们南州市公安局破获这样重大的特务案，怕还是新媳妇坐轿头一回吧？”陈全有乐滋滋的，颇有点儿明知故问。 “那还用说！”兴奋使小陆一扫几天来的阴沉，亮着嗓门儿说：“徐邦呈这小子受过长期的特务训练，两次来中国，特别是这次，是经过了辗转的迂回派遣才进来的，又有极好的职业掩护，像这号大鲨鱼，在咱们局捕获的特务分子当中，当然要挂头牌了。” 严君嘲弄地冲小陆说：“那还不是亏了你，要不是你硬赖小周听了11·17的录音，这案子还不得八年持久战呀？今天能一口气突破两案，这功劳簿上，我看你应该挂头牌！” “，。”小陆窘得脸涨红，有气也发不出。 此时，获胜的狂喜也涌满了周志明的胸间。他在刚才的审讯中，一直担任记录，全副精力都贯注在急速划动的笔尖上，无暇细细地顾及徐邦呈的供述对这两个曾使他魂牵梦系的案件，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徐邦呈把朱红色的指纹压在那一沓审讯记录的结尾时，他的心里才朦胧地升起一阵激动。直到现在坐在回机关的汽车里，耳朵中灌满同伴们的说笑，他才明确地意识到，他们付出了心血和艰辛的11·17案和311案，已经在刚才那个“历史时刻”大白于天下了。他的心不由得咚咚地跳起来，高兴得直想叫几声。一个侦查员、一个保卫国家安全的战士，当看到敌人的阴谋被自己顽强的战斗所粉碎的时候，那种无可代替的幸福感、那种对自己职业的自豪感，是怎样随着沸腾的热血跳跃着涌遍全身的，局外人也许绝难体会得到！他挤在大陈和小陆中间，身子靠着身子，随着车身的颠簸一同摇晃着。他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快乐，觉得大家都是那么可亲可敬，连小陆，仿佛也突然变得可爱起来。共同的胜利会使人们抛开积怨前嫌，共同的欢乐可以使人相谅相亲。这时，他想不起来应该说点什么，憋哧了半天，才说： “小陆的耳朵当真是有点儿实在的功夫，不服不行。一看外国电影，谁是毕克、谁是乔榛、谁是刘广宁、苏秀，一耳朵就能听出来。看来干侦查的，还是得多预备些随身本事，不定什么当口就派上用场了呢。” 大家随声附和了两句，话题就转移开去。大陈像个预言家似的说：“这下，纪处长准又来精气神儿了，战况空前啊！你们等着吧，工厂里现在不是有奖金吗？我看咱们公安系统早晚也得实行论功行赏。” 小陆哈欠连天地说：“奖不奖无所谓，要奖最好能奖咱们几天假。这阵子咱们就没打过一个安稳盹，吃过一口囫囵饭；澡堂子的门朝哪开都忘了；身上脏得一打哆嗦就掉渣儿；衣服脏得都洗不出颜色来了，放咱们几天假是真的。” 想是这么想吧，放假当然是不可能的。纪真在听完了陈全有他们几个争先恐后的汇报以后，脸上那冻住的笑纹非常难得地绽开了，一连声地笑着说：“嗬，这可是出人意料的大丰收哇！”笑过，他坐下来又说：“不过也不奇怪，你们多搞几个案子就知道了，这种现象也是咱们这行的一个特点。某些小小的，看上去仿佛是很偶然的发现，有时候竟可以导致整个案件的全面胜利；反过来，一个不起眼的疏忽，也能使到手的胜利飞了。大陈，你们这一仗打得不错。老段，我看311和11·17两案可以合并，抓紧结案。结案报告和徐邦呈的起诉意见书都要尽快斟酌动笔；施季虹的劳教请示报告写出来没有？太拖拉了，要马上搞。要是让政法部领导再来催问就不好了，。” 段兴玉踌躇了一下，“处长，这两个案子，呃——，我倒觉得是不是可以不急于结案。冯汉章的来龙去脉虽然是清楚了，但他和施季虹的口供之间差距还比较大，从施季虹这个人的素质和堕落的程度来看，要说她半夜跳窗子去偷拍江一明的笔记本，这个……似乎不太像，她自己也是不承认的。可徐邦呈却认为是她，这就复杂了。还有，从三月计划的徐邦呈到0号行动的冯汉章，看得出这个人是个城府极深的老油子，他目前对我们仍然有部分隐瞒是很可能的。所以我的意见是不要轻易给这两个案子打句号，还是让我们接着往下搞搞再说，你看行不行？” 纪真低下头，很认真地思考了半天，抬眼对大陈问：“你什么意见？” 大陈愣了半晌，“哎呀，这个，我还没有仔细想过。不过，段科长讲的道理是对的，我看……” “你们几个怎么看？”纪真转脸对其余的人问。 严君、小陆没吭声，周志明先说：“我心里也有很多疑点，我同意段科长的意见，这案子不能结，得搞下去。” 纪真盯着周志明，想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到局里、到政法部去替你们说，案子，先不结，你们接着搞。但是，施季虹的劳教还是照常往上报，不然，我在政法部领导面前不好交待。徐邦呈的起诉意见也不能无限期地拖着，久押不判是违法的。” 纪真说完，看看表，走了出去。段兴玉看看窗外早已黑下来的天色，表情似乎有点儿沉重，环视了大家一眼，闷闷地说：“今晚不干了，大家回家去吧。” 大家都默默地离开了办公室。 自从审判卢援朝以后，周志明就一直忙得没有回过太平街了。明天以后不知又要忙成什么样子，所以他决定今晚上一定得回去看看。他刚把自行车推出机关大门，听见段兴玉在后面叫了他一声。 “回施肖萌家去吗？走，我们可以顺一段路。” 他们并肩骑上车子，周志明以为段兴玉是想和他谈什么事情，可是走了半天也不见他开口。从今天审完徐邦呈以后，他就明显地察觉出段兴玉的兴奋中是带着很大保留的，并不像他们几个人那么“绝对”热烈。他犹豫着先开口问道：“科长，案子上现在的这个局面，你怎么想？是不是觉得胜利来得太容易了？” “啊，那倒不。”段兴玉摇摇头，停了一下，又说：“在现代反间谍战中，突来的胜利是常见的事，隐蔽斗争嘛，双方的胜负常常是难以预卜的。就像纪处长刚才讲的，看上去是个胜局的案子，疏忽一步，就会满盘皆输；相反，一盘死棋，要能一下走到对方的漏洞上，也能转手为赢，这都不奇怪。我只是觉得……”他又停了一下，似乎在寻找一个恰当的字眼儿，“我觉得这案子还有些地方不大顺，还得费点儿琢磨。比方说，徐邦呈对他自己为什么仓皇出逃这一点，就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说实话，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凑合能结案，反正一个教养一个判刑，都算有了结果。我要求接着搞，其实也是自找麻烦，要是搞不出什么新问题来，你看好了，保险有人要说难听的了，纪处长那儿就满意不了。咳，我也想开了，就像你说的那样吧，侦查员嘛，本来就是个麻烦的差事，要干就干脆干好它，别的，不管那么多啦。” 周志明默然地笑了笑，像有了个主心骨。 车子骑到幸福路，段兴玉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背，“我该拐弯了，你直走吧。对了，你上次不是说施肖萌并不懂天文学知识吗？我后来琢磨了一下，这的确是个有意思的现象，她怎么一下子就抓住了整个证据当中的这个重要环节了呢？真是够有运气的。你见了她，可以绕着跟她聊聊这事。啊！第一，注意别泄密；第二，别让她反感。好了，明天见吧。” 和段科长分手以后，周志明骑车一直往北。南州的冬天，风总是这么硬，无数细小尖利的砂粒被风卷起，直撞在人的脸上，麻扎扎地十分难受。不知为什么，离太平街越近，他的心情就越加悬悠起来。 这些天，他之所以没回来住，一来确实是工作忙，二来是有点儿……多少有点儿吧，害怕见宋凡的面。萌萌呢，大概因为近来常常和他有点小小的口角，加上他们在为卢援朝出庭辩护这个问题上的不痛快，显然在越来越多地接受着她妈妈的偏见和猜疑。不然，何以一见到他和严君在一起便那么警惕呢？和严君之间的关系，他以前并没有想得那么多，直到在北京市公安局招待所的那个晚上，陆振羽“冲冠一怒为红颜”之后，他对她才加倍地谨慎和检点起来，绝不做半点过于亲昵的言笑。但愿严君最后能爱上小陆，而自己也和肖萌终成眷属，皆大团圆，相安无事吧。尽管小陆有着令人难以容忍的偏狭，但毕竟也有许多长处，有许多能吸引住别人的优点，他也是应该在生活中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幸福的。 他进了施家的门，看见客厅里幽幽地亮着灯光，略一踌躇，还是推门进去了。 在落地灯凝止不动的光影里，宋凡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用一种极为陌生的目光注视着他。良久才冷冷地问道：“你还来干什么？” 这种冷峻的、充满敌意的态度使他怔在门口，有点吃惊地眨眨眼睛，慌慌张张地问：“宋阿姨，您好像生我气了？” “那我怎么敢呢？你是公安人员，手里拿着刀把子，我敢生你的气吗？” 宋凡冷笑的脸被激怒扭歪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难看的样子。口吃地问：“我做错什么事了？” 宋凡的眼圈忽地红了，泪水打着转儿，“不是你做错了事，是我们做错了事，我是劝你同我们划清界限，既然我们都成了反革命家属了，你还来干什么？” 他心中忽地一下明白了。是那封信，那封他写给马局长转市委的信叫宋凡知道了。这下好啦！他心里很清楚，与宋凡的这场冲突是绝躲不掉了。这一直使他惴惴不安的冲突终于来了，既来了，他反倒坦然起来。 “宋阿姨，我知道您生我的气，说两句气话我也情愿听着，可是这件事只能怪季虹自己，这几年她把施伯伯和您的话全当耳旁风，自己走上这条路，也是无可挽回的事情，我心里也是同样不好受的。” “好吧，你既然这样说，我再问你一句，你说心里话，说良心话，你在我家里也不是一两天了，对小虹不是没有了解的。你说，你是不是真心认为她是反革命？” “从法律上讲……” “你不要跟我讲法律，实事求是，你讲真心话，她能不能是反革命？” “是，她犯了反革命间谍罪。” “好，好。”宋凡脸上的皮肉直打颤，声音不大，却发着狠说，“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了，我们革命队伍里有那么一批喜欢整人的人，我见得多了，就是没见过你这样敢把整盆的墨往别人头上泼的。” 周志明简直被噎得说不出话了。他竭力压制着委屈和恼火，结结巴巴地说：“您，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我有什么不对的？小虹是犯了大错误，很大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很坏的影响，我革命这么多年，还能袒护她吗？你在这儿住着，难道没看见我老批评她吗？可是组织上明明已经对她错误的性质做了认定，你为什么还非要插一杠子，非要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呢？你昨天还在叫她小虹姐姐，还和她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今天就能翻脸说她是反革命！我还一直以为你不会是这样一个人，要不是市委政法部的领导亲口讲的，我还不相信呢！” 周志明让自己冷静下来，一直等她把话说完停下嘴，才开口说话：“宋阿姨，我完全懂得您现在的心情，可我觉得您这两年并不那么了解季虹了，她背着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您并不完全清楚。她的问题构成什么性质，怎么处理，法律上都有明白的规定。难道因为她是政法书记的女儿，就可以减轻处罚吗？那还怎么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他头一次这样正色地同宋凡说话。 “好了好了，我不同你争辩。我不懂法律，那市委政法部懂不懂法律呢？也不懂吗？幸亏你才是个二十四级的干部，要不然，你还敢把小虹枪毙了呢。告诉你，现在不是‘四人帮’时期了，党是有政策的，你这么点儿水平的人，还是回单位里好好学习学习去吧。”宋凡突然转换了一种非常客气的语气，又说：“好了，你也不要再说什么了，既然你这么反感我们，这么容不得我们，那么应该有点儿骨气，你可以搬出去嘛。” 志明浑身像烧了火，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气闷得眼泪直想往下掉，“好，我这就搬出去，你们对我这几个月的照顾，我是不会忘记的。”说完，一扭身，跨出客厅，跑进卧房，他忍着泪把自己的东西一股脑地塞进帆布手提包里。他想给小萌留个条子，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后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推开房门，提着手提包走了出去。 只走了几步，他便像根木桩似的在走廊里定住了。施肖萌，也像根木桩一样一动不动地在他面前僵立着，在日光灯惨白的光线映射下，呆板的脸上仿佛结了一层冰冷的霜。他不知该怎么说，张皇地垂着手，费力地从喉间挤出一句话来： “肖萌，我要搬回机关去住。” 一股泪泉在施肖萌眼眶中闪了一下，涌出来。她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厉声喊道：“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他吃惊地半天说不出话来，“萌萌，你这是怎么啦，是为了你姐姐的事？” “你不是一直烦她吗？这下她是反革命，你高兴了吧？” “萌萌，这种糊涂的话是不应该从你嘴里说出来的，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 “不，我从前以为我了解你，以为你老实、善良、正直，可现在我不了解你！你把我蒙在鼓里，当傻子一样蒙在鼓里。我姐姐千错万错，可有一件事她没有错，她说对了！你长得漂亮，你就凭着这个资本和那位女公安人员去奔你们的幸福吧！我决不妨碍你们，我自己的悲剧，我认了！” “你，你听到别人胡说什么了？听到什么了！”他控制不住地大叫起来。 “你不用解释，我听到了，我也看到了，你们真会选地方，岐山路，那地方安静，人少，正好谈情说爱，我要不是偶然路过那儿，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哪！” “啊——”他恍然大悟，语气平静下来，“萌萌，你误会了，我们那天是有工作的，具体情况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说。” “你别再欺骗了，我不相信，不相信！我就是再迟钝，也不至于不明白你们那种亲热劲是怎么回事，你的工作保密，谈情说爱也保密吗？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要听了，你要走就快走，快走！”她的泪水不断地涌出来，泣不成声地把脸别向一边，“我过去，爱过你，真心地爱过你，现在……我恨你！恨你！” 他的手一松，咣地扔掉提包，痉挛地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肖萌，你应该叫我说完！” “别碰我！”她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猛地把他推开，“让我忘了你！” 宋凡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客厅里出来了，用平静的、甚至还有点儿婉转的声调说道：“你现在后悔了吗？晚了。我们一家有什么错待你的地方？‘四人帮’那会儿，萌萌跑到自新河去看你，同情你。你知道，为这个我们一家替你担了多大风险？可你，你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怎么对待萌萌的？太忘恩负义了吧！” 对这种客气而又居高临下的声调，周志明实在受不了了，木然松开掩面啜泣的萌萌，提起地上的手提包，他只说了一句话： “友谊和爱情是共同创造的，不是一方给另一方的恩赐。” 他推开大门，向咆哮的大风里走去。 他又搬回了机关西院的小工具房。 用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收拾了这间荒置的“旧居”，把墙角、顶子都用旧报纸严严地糊住，糊完以后又找了个小推车去寻觅废砖头，准备盘上那个原来想盘而没有盘的炉子。 组里的几个人对周志明从施家搬回来的事各有各的判断，大陈以为他是因为回避的问题才赌气从施家搬出来的，免不了对他说了些“何苦来”之类的话；小陆则断定他一定是主动和施肖萌吹了，所以一开始对这事的反应是冷冷的，直到后来看见他踽踽独行地满世界捡砖头，才真地动了恻隐之心，竟挨过来扭捏地说了一句：“你到锅炉房后面去过吗？那儿有不少砖呢。” “锅炉房后面？”他有点儿诧异地看看小陆，随口应道：“能过去吗？” “能，我陪你去。”小陆居然自告奋勇当了向导，这显然是在表达一种和好的愿望了。 对这件事始终不动声色的，只有段兴玉一个人，在周围没人的时候，他悄悄对周志明问道：“是那封信吗？” 周志明垂下眼睛，点了点头，随即又说：“也不全是……没什么，我不后悔，本来就一直想搬出来呢。” 段兴玉很带感情地拍拍他的肩膀，仿佛想用手臂把力量和鼓舞传导给他似的：“上我家去住，愿意吗？……好，不愿意我也不硬拉，我知道你不想打扰别人，也不习惯和别人家伙着过日子。那，等春天吧，局里的宿舍楼到四月初就可以竣工住人了，咱们科就是分一间屋也是你的。” 头两宿，屋里没有火，实在是够冷的，周志明穿着厚的毛衣毛裤，扣着棉帽子，还是在被子里时醒时睡地筛了两宿糠。第三天上午他开始盘灶，刚和好泥，严君来了。 “砌炉子？”她一进屋就脱下大衣要伸手帮忙。“我干什么？” “别别，”他说什么也不让她拿家伙，态度异常坚决，“你昨天就帮着糊了一晚上墙了，这活儿你也不会干，别沾手，要不我就不盘了。” 严君无可奈何地放下手里的一块砖，呆呆地耽搁了半天，才说：“这几年，你吃够苦了，刚舒服几天，又要过这种苦行僧的生活，我真不愿意你这样生活，你，你们干吗要吵架呢？我知道你是需要她的，不能再和好吗？” 他看了她一眼，在嗓子眼儿里咕噜了一句：“我也不知道。” 他默默地干活，见她呆站在旁边看着，反复想了想，终于说；“你，你走吧，现在人手这么忙，我已经请了一天假，你再出来……怕不好。” 严君摆摆手，“没事，小陆出去调查去了，大陈修改那份劳教报告呢，我这会儿没事……对了，我借你那本《普希金诗选》看完了，什么时候还你？”严君扯开话题。 他还想劝她走，没来得及琢磨出一句合适的话，门外已经由远及近传过一片乱纷纷的脚步声，夹带着处长纪真大声的说话。 “这儿的卫生归哪个科管呀？这间屋子是干什么的？”话音随着拉门的声音走进屋来，“哟，还住着人哪？” 屋里屋外站满了十几个人，周志明直起腰来看看，哪个科的都有，他明白这是全处查卫生呢。 “你现在住这儿？”纪真在屋里四下打量着，问他。 “啊。” “这是干什么，砌炉子？” “啊。” “你会砌吗？” “凑合吧，在自新河学的。” “啊啊。”纪真上下又看了看，转身对那些卫生委员们问：“还有哪儿没检查？” “差不多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应着，然后簇拥着纪真呼隆呼隆地走了。 下午四点来钟，周志明接到了杜卫东打来的一个电话，约他下了班以后到西夹道去一趟。 “今天晚上？什么事？”他笑着问，“是给我补你们的喜酒吗？” “喜酒？噢，不不，喜酒等过两天我和淑萍请你到外面吃，九仙居修缮内部不开了，咱们上‘砂锅温’，不过今天晚上八点我还得去厂里值夜班哪，所以今天不成。” “既然你八点钟值夜班，还让我上你家干什么？”他有点儿诧异。 “你七点以前来，我有事。”杜卫东语气坚决，没有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 “什么事？”他满腹狐疑地又问了一句。 “喂喂，我这儿是公用电话，说话不方便。反正你下了班就来吧，到这儿来吃晚饭。这不算该你的那顿喜酒，行吧？” 他还想问个究竟，但转眼看见段兴玉手里拿着一份材料在等他，只好匆匆结束了同杜卫东的对话：“好的，晚上见了再说吧。” 段兴玉看着他放下电话听筒，把手中的一张纸递过来，问道：“小严说这是你裱的，这封信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没做注明就放到副卷里来了？” 他接过来看了一下：“啊，这是从前门饭店徐邦呈房间的纸篓里拣出来的，一共拣出三张，除了这封信，还有一个通讯录，一个账目单，后两样我都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前几天我到看守所提审徐邦呈的时候，把这封信的情况问了问他，据他说，这个写信的刘亦宽是北京的一个中学教员，曾经在今年暑假期间给他做过几天义务导游，他送过刘一支带电子表的圆珠笔，香港货，不值钱。后来听说刘的父亲住医院了，就又给了刘二百块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来往。” “刘亦宽住在什么地方问了吗？”段兴玉问。 “住北京甘雨胡同，在中学教书，这都是刘对他说的。” “这些情况你核查了吗？” “已经打电话请北京市公安局帮着查了，不过，北京八九百万人，叫这个名字的恐怕不止一个，再说，接受外国人的馈赠，大概不会用真名实姓和确切住址，所以，从户籍卡片上查可能不会有多大意思。北京还没有回电，所以对这封信的注明就还没有填。” 段兴玉没有表示什么态度，转脸对严君说：“把刚才志明说的一段审讯录音拿来听。” 一盒tdk磁带从木柜里取出来，装进了录音机的卡盒里。因为是周志明自己刚刚审过的情况，记忆犹新，所以他很快就在这盘磁带中找到了段兴玉要听的那一段对话。 喇叭里先跳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声音：“……还有一个问题，你在国内还和什么人有过来往？” 隔了片刻，徐邦呈的声音才出来，“除了生意上有来往的，再有就是……就是住饭店认识的服务员。还认识什么人呢？……不记得了，我想我都讲过了。” 又是周志明自己的声音，“你听到过刘亦宽这个名字吗？” 徐邦呈的声音，“刘亦宽，这名字有些熟，啊，……他，给我来过一封信……” “是这封信吗？” “是的。” “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 “你问什么地方？啊，在北京。” “他在北京是干什么的，你们怎么认识的？” “啊，我们是萍水相逢……” “咔！”段兴玉伸手关掉了录音机，倒回来，又把这段重听了一遍，然后往椅背上一仰，眼睛看着志明，说：“听到了吗？你的问话有个很大的空子，给这家伙钻了。” 周志明浑身一激灵：“什么空子？” 段兴玉说：“现在很难说刘亦宽是不是北京人，而要判断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最直接的根据是信封上的邮戳。既然信纸没有彻底毁掉，那信封一般也不会单独毁掉，说不定让他信手塞在什么地方了，但是徐邦呈并不一定知道我们没有搜到信封，如果你在审讯中始终不让他摸到这个底细，他是断然不敢胡说八道的，那样，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 周志明恍然大悟，“哎呀，对了，我不该问他是在什么地方认识刘亦宽的，也不该问刘是在北京什么地方工作，哎呀……” “是的，因为你第一个问法，让他察觉出我们根本不知道刘的所在地区；第二个问法，等于告诉他你已经对刘在北京工作这样的供述不怀疑。” “对对对，真该死，我当时只想把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好装卷，没想太多。怎么，难道这封信会有问题？” 一直在旁边听他们说话的严君插了一句嘴，“信文上好像还看不出什么破绽来。” 段兴玉用食指敲敲那封信，“你们好好看看。” 两个脑袋凑到一起，看了半天，严君先把头抬起来，“我看不出什么。” 周志明迟疑了一下，说：“文笔不错，可为什么字写得这样差？歪七扭八像个小学生，我看像个低年级小学生。” 段兴玉看着那封信，不动声色地说：“笔迹是经过伪装的。” “有伪装？”严君惊叫起来。 志明连忙把信又抓过来看，果然，笔迹确实带有明显的伪装痕迹。他虽然把这封撕得烂碎的信从纸篓里拣回来，实际上却并没有对它抱多大希望，除了粗粗研究了几遍信文内容就是准备打入副卷了，竟至对笔迹上的显著问题视而未见。他带着点儿惭愧，连连说道：“是有伪装，是有伪装。” 段兴玉从抽屉里取出一只放大镜，贴近信纸，说：“看嘛，笔画顺序混乱，不规律；比例搭配失调；运笔僵硬，你们看这儿，还有这儿，凡是收笔的地方都有个小倒勾，典型的左手书写。不过看起来这个人并不具备文字伪装的专门知识，虽然把自己的真实笔迹掩盖了许多，但是做得太露骨了，不高明。” 周志明脸上发热，“哎呀，我险些把它放过去了。” 段兴玉话里带着明显的责备口气，“这样的信应该早跟我说一声，怎么能当一般材料自己随便处理呢？你们想想，徐邦呈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钟离开前门饭店去机场的，我们当天下午搜查他的房间，发现这封信还在纸篓里，饭店的纸篓一般一天倒一次，那么这封信很可能就是徐邦呈十二月二十九号当天或者是二十八号收到的，换一句话说，徐邦呈是在收到这封信不久才仓皇出逃的，那这封信是否和他的逃跑有关，就不能不格外怀疑了。” 周志明思索一下，说：“科长，这封信会不会就是你估计的那个向徐邦呈预示危险的确实信息呢？” 段兴玉沉吟着没有回答，严君说：“会不会是信封上有密写或者显微点，他看完以后把信封毁了？可如果要是特务信件的话，为什么不把信纸也销毁了呢？” 段兴玉点点头，“当然，按道理是应该销毁的，间谍斗争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很高的艺术，许多间谍行动都被精心设计得天衣无缝，但任何人都难免会有纰漏，反间谍部门的水平常常就体现在能不能不失时机地一把抓住敌人的疏忽和纰漏，然后顺藤摸瓜，揭开全案。哎，对了，徐邦呈的危险信号是什么来着，1127，对吧？” 周志明他们两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对。” “你们看看信上有没有这个数字。” 他们在信上仔细寻找了一遍，“没有。” 段兴玉拿起信来看了看，又放下，在屋里来回踱了两趟，突然站住，说：“信文里会不会有漏格密码？” 周志明和严君的脑袋又凑到一起，按“漏格密码”的拼译方法，先试着把每句话的第一个字拼连起来。信的全文是：“你寄来的钱，已经收悉。病危入院的家父，于前天脱离危险后，即命我代为执笔，速寄一信与先生，以转达他的谢忱。他下周便可以移榻回家了。看来他的病，讫今无大渐，你付予的帮助，使他在自己残烛之年又得到了一位热心的朋友。”他们拼成：“你已病于即速以他看讫你使”十二个字，怎么看也是无机联系，不成话。 “可能是‘乱码’。”严君直起身，不无扫兴地嘀咕着。 周志明又把每句第二个字拼起来了，拼成：“寄经危前命寄转下来今付他。”他泄气地在纸上捶了一下。 段兴玉摆了下手：“算了吧，实在不行送到技术部门让专家们破译去吧。” 周志明无精打采地把这封信又放回到卷里去。段兴玉又拿起另一份材料，对严君说：“严君，这是你写的吧？这种材料不光要写上徐邦呈这个原名，他那个冯汉章的化名也要注上，还有代号2711，危险号1127，还有……”段兴玉指点着的手突然在半空停住了，呆怔了片刻，突然像发现了什么大钻石那样，叫了一声： “他的危险信号是1127！” “是呀。”周志明和严君莫名其妙地同声答道。 段兴玉指着周志明手上的副卷，“拿出来，那封信，按他的危险信号拼，按1127拼，试试看！” 周志明如梦方醒，飞快把那封信又取了出来。他们按1127的顺序，先把第一、第二句的头一个字；第三句的第二个字；第四句的第七个字拼连在一起，眼前不由豁然一亮，这句话拼成：“你已危险。” 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段兴玉也几乎不能保持固有的矜持，叫起来：“往下拼！” 按1127的顺序，他们拼完全信，拼出的十二个字端端正正写在一张白纸上。 “你已危险，即速转移，看讫付烛。” 他们激动得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一种既庆幸又后怕的心情在周志明心里交错起来，这是在他不算短的侦查员生涯中从未有过的一种复杂感触。他庆幸能把这包碎纸片带回来而没有被饭店的服务员当垃圾倒掉，又为自己把它当成普通信处理的疏忽而后怕，差点儿就是无头案了呀！ 大陈和小陆去市检察院联系工作回来了。当他们听完严君兴高采烈的叙述之后，自然也是惊讶不已。谁能想到这个近于扫尾的案件又突然节外生枝，重开了一片神秘莫测的天地呢？ 段兴玉脸色凝重，环视众人，说道：“都谈谈看法吧。” 陈全有的目光在那封充满了扑朔迷离的未知数的信上停了一会儿，顺口说：“会不会是施季虹发的？” 这个怀疑马上被段兴玉摇头否定了，“不会，施季虹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多钟还给南州饭店打电话找徐邦呈，说明她在此之前不知道徐已经去了北京，在此之后一直到在火车上被捕，她始终是在我们的监视控制之下的，没有发现她发过信。我想这封信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发的，而且一定是在南州发的；发信时间只能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半到下午六点半这几个小时里。” 周志明的脑子里也做了同样一番推断，他点头附和着说：“对，徐邦呈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已经买好飞机票要逃走，那最迟得在二十八日下午接到这封报警信，二十七日中午十二点半是法庭散庭时间，下午六点半是咱们市里邮局对当天发往外埠信件的最后销邮时间，所以这封信只能是在这其间的六个小时之内发出的。” 大陈挠挠头，“有道理，呃——我倒想，南州会不会有一个秘密电台，由这里的潜特先向北京使馆里的特务组织报警，再由使馆的特务在京给徐邦呈发这封信呢？” “也不会。”段兴玉指指这封信，“如果是使馆在京发信，就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做文字伪装了。你看，费那么大劲儿，写得歪歪扭扭，还不就是为了逃避我们的调查吗？有句俗话叫‘灯下黑’，我看这个人肯定就在南州市，就在我们灯下的黑影里。” 大陈拿起这封信，仔细审视了一阵，说：“这是用普通横格纸写的，看来得从查这张纸入手了。”他把信纸哗啦哗啦晃了两下，笑着对周志明说：“你小子啊，有运气，拾破烂还真拾回个金娃娃来，说不定，全案大白就在这张薄薄的纸上了。” 天色已经晚了，严君早已把屋里的电灯拉开。下班的铃声不知什么时候打过了，机关里业已人去楼空。段兴玉不慌不忙地踱了几步，在屋子当中站定，说道：“我们手头的所有调查工作、材料工作全部停下来，从明天开始集中力量查这种纸，还要提审徐邦呈。今天晚上，周志明跟我去找纪处长汇报，噢，对了，小周还得回去给屋里生火，那就大陈……算了，大陈也回家吧，省得你爱人又欺负你这个大丈夫，小陆晚上跟我去吧。明天，明天是星期天，我看……”段兴玉略略停顿思考了少顷，“上午也算了，休息一下，个人的事抓紧办了，明天下午，大家都来。” 报警信的破译，使整个案子变得复杂和急迫起来，但大家还是打心眼儿里希望能有一个喘口气的机会，哪怕只有半个星期天，也好松弛和调节一下长期紧张的神经。周志明穿上大衣，心里盘算着是先去西夹道找杜卫东还是先回去把炉子生上，他行色匆匆地正要走，电话铃响了起来，小陆接了，问了一句便把听筒冲他一杵，“找你的。” 见鬼！这么一会儿接了两个电话了，他有点儿烦躁地接过听筒，毛愣愣地问道：“谁呀？” 听筒里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使他全身悚然抖了一下，“是，我就是。”他的语气似乎也胆怯下来。 他没有再问那人的名字，他已经听出是谁了。 低垂的夜幕下，风在肆虐。 街上，下班人流的高xdx潮已过，一些临街住家的窗户里，透出点点落落温暖的光。这会儿，正是一家人围在火炉边上吃周末团圆饭的时辰了。 周志明骑车到了幸福路，没有拐弯去西夹道，而是顶着带哨的寒风一直往北，经南州饭店，奔太平街来了。 从施伯伯在电话里的声音中，他几乎想象不出那该是怎样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施伯伯是第一次用这样低沉和郑重的语气同他说话的，“还没下班吗？哦，我是上午从北京回来的。下了班，你到家里来一趟好吗？我……想同你谈谈。”他没有再问什么，要谈的问题当然是可以猜到的，除了季虹的问题还能有什么呢？尽管他在给市委写那封信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和施家闹翻的精神准备，但施伯伯在回到南州的当天就打来电话约他去谈，却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在内心里意识到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胆怯和紧张。是觉得有负于施家吗？不！他做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自惭过，他自信是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但是在感情上，当然，多少还有面子上，他是不愿意，非常非常不愿意和施伯伯直接冲突起来的。 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放弃了去西夹道同杜卫东的约会，到太平街来了。 施家的门口停着两辆小轿车，示意着家里正有客人。果然，当他在走廊里脱大衣的时候，就听见客厅微掩的门里传来一阵亲热的说话声。 “老乔哇，老马已经在这儿谈了半下午了，你这一来，我看万云也别想休息了，我这儿快成了你们的第二办公室啦。” “老宋，这你可就冤枉我啦，我是下班顺路来看看，保证不谈工作，不谈工作，啊。” 周志明推门走进客厅。 客厅里，除了宋凡和乔仰山之外，施万云和马树峰也在座。他们中断谈话，一齐把目光投到他身上来。他拘束地欠欠身，问候说：“施伯伯回来啦。” 宋凡把意外的目光盯在他脸上，皱起眉，冷冷地问：“你来了，有什么事吗？”她还没等回答就下了逐客令：“啊，今天我们这儿有客人，他们要在这儿谈工作，你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好不好？” 施万云闷闷地开了口：“是我叫他来的，志明，你坐下吧。” 他在墙边一只折叠椅上坐下来，屋子里的空气刹那间有些尴尬，只有马树峰偏过头来跟他简短地打了个招呼：“才下班？”他点点头，转目注视了一下施万云，他仿佛今天才刚刚发现施伯伯的面容是那样苍老，带着似乎永远去不掉的疲惫和憔悴，鼻子不由酸了一下，原来那种胆怯和畏缩的心情一下子竟被一种无限的怜悯所代替。他深深地感触和体会到了施季虹的事，给这位钟爱她的父亲带来了多么大的刺激和创痛。 马树峰从沙发上站起来：“老施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告辞了。你今天一回来就没顾上休息一会儿，难怪老宋要骂我们了。” 乔仰山也站起来，“好，有话下星期再谈。” 施万云摆手让他们坐下，“先不忙走。既然都来了，我有几句话想对你们说。” 宋凡细声细语地劝道：“你累了，今天早点儿休息吧。再说，大星期六的，人家老马老乔还没回家呢。” 施万云没有说话，眉宇间凝结着沉思。屋里难堪地静了一会儿，马树峰和乔仰山只好又坐了下来。 “今天回来，”施万云眼睛勾在自己的脚尖上，哑声说道：“李直一同志找我谈了季虹的事，把有关材料给我看了。我知道，对季虹的处理问题有人是向市委写了申告信的，直一同志虽然没有告诉我，但我心里明白，有些群众是不满意的。我想，我想……” “咳，老施呀，”乔仰山截住话头，说，“我看这件事你就不要亲自过问了。老马刚从广州回来，季虹的处理问题一直是我抓的，办案单位的意见是劳教三年，政法部也是同意的，等过几天他们就会把请示报告报到市公安局法制科去。唉，有什么办法呢，孩子糊涂嘛，出了这样的事，我们考虑不处理一下的话，下面群众也要有意见，我看这样吧，老马，”他转脸对马树峰说，“季虹的身体比较弱，还有……”他把目光飘向宋凡。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宋凡叹口气，“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坐下的根子。我和老施那时候都在‘住读’班里，家里就是虹虹带着她妹妹过。唉，弄得一身病。” 乔仰山连连点头，接着说：“是啊，那些年咱们都一样，我，老马，还不都关起来了。大人挨批挨整住牛棚，孩子们也跟着受罪，熬过来不容易。老马呀，我看根据季虹的身体状况，将来可以叫劳教所安排她保外就医嘛。” 马树峰手里机械地转动着一只茶杯盖，沉吟了片刻才答话道：“季虹的案子，我原来一直没有怎么过问，最近因为有人对她的处理问题向市委写信提意见，所以前几天我也调卷来看了看。劳教三年嘛，我看还值得研究一下，过一两天可以叫他们具体办案的同志一块来开个会。……啊，我们今天不是不谈工作吗。老施也累了。”施万云的话题却依然执着在这个案子上，说：“对施季虹的处理，我是要回避的。我现在同你们谈这件事，不是作为工作而谈的，而是作为一个了解季虹的人，也作为一个老法律工作者，同你们二位主管这项案子的同志谈谈个人的看法。我想这总是可以的吧。”屋里静下来，马树峰和乔仰山都没有再打断他的话，他疲乏的声音继续说着： “季虹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我和宋凡都是很喜欢她的。我们爱她胜于爱萌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你们都知道，家里全靠她了，她一个人带着萌萌过，还偷着到隔离班来给我送过炒辣椒……” 宋凡插嘴说：“还给我送过味精呢。” “从我打隔离班一出来，我就感觉出她思想上有些毛病已经很深了。偏激、绝对、目光短浅。十一广场事件上她是很勇敢的，但实际上并不算一个十分清醒的革命者。她当然也是为了国家的命运而恨‘四人帮’的，但更多的还是因为不满于自己当时的生活现状。这些弱点，公允地说，是很难怪她的，连我当时心里也都是有不少矛盾和痛苦的。她是一个孩子嘛，在那个乱世荒年没有随波逐流地堕落成坏人，已经是不容易了。我是个共产党员，革命快一辈子了，我多么希望我的后代能继承父业也做一个革命者，所以季虹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给孩子起的名是继承的继，红色的红。后来，她自己嫌这名字太俗太左，给改了。改就改吧，名字嘛，不过是个符号，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做革命的人，不在乎是不是一定要起个革命的名字。可是，可是，今天，当有人对我说，施季虹，你的女儿，是个反革命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相信的，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的！我的女儿，她本来应该是一个革命者的呀！” 乔仰山的目光在施万云情绪激动的脸上动了动，似乎觉得此时应该出来说几句宽解的话了。 “老施呀，你不要太激动，谁说季虹是反革命啊？这些年让‘四人帮’搞得，有些人还是那些习惯，对犯错误的人，不看全面，不看历史，动不动就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反革命那不又成了汪洋大海了吗？季虹的问题，不管有什么这样那样的说法，不管有谁上书言事，组织上总要实事求是嘛，是不会轻易把反革命的帽子扣在一个受过党的培养教育，又有很好的家庭熏陶的失足青年身上的。”他说完，用严峻的目光扫了周志明一眼，然后把眼皮悻悻地耷拉下来。 “直一同志找我谈的时候，我是很意外的。但是当我现在冷静下来，当我让自己只用法律工作者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的时候，我只能承认，他是对的，那个写告状信的人，他是讲了真话的。我的女儿，是反革命，她的的确确是犯了反革命罪！” “万云！”宋凡满脸疑惑地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施万云，像是在望一个陌生人。她惊慌地把手贴在他的额头上，“你今天怎么了，不舒服？老马、老乔，你们先回去吧，他今天太累了。”她用恳求的口吻说。 “也好，今天不谈了吧。”乔仰山附和着说。 “老宋，”马树峰反倒在沙发上坐稳了，“你不用担心，我知道老施现在是最清醒的。” 施万云把目光移到宋凡脸上，良久，才说：“宋凡，你还记得我去北京之前和小虹发的那次脾气吗？你仔细想一想她这两年思想发生的变化吧，我们的女儿，已经不是过去的虹虹了。我这次在北京想了很多，本来想这次回来认真和她谈一谈，可是，已经晚了，宋凡，我们给党找了麻烦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唉——”乔仰山用厚厚的手掌慢吞吞地向后梳抹着像年轻人一样浓密的头发，斟酌着词句说：“你是政法书记，老施，对自己的孩子犯错误的事承揽责任，这个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他说着望了一眼马树峰，似乎表示他的这句话自然也是代表了马树峰而说的。但见马树峰没有做出任何响应的辞色，只好继续说下去，“但是，但是，在组织处理上，还要根据全面情况进行分析考虑嘛。季虹这孩子，我还是熟悉的。这几年可能是沾染了些坏思想，犯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可是错误该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现在对认定反革命的限制是很严格的。老施、老马，你们不要看我过去不是搞政法工作，对这件事我可是专门查了有关规定的，只有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犯罪才构成反革命犯罪。施季虹无非是羡慕西方那一套生活方式嘛，想出国留学嘛，出于这个目的泄露了一些国家机密，诬告了别人，情节当然是严重的，但还算不上什么反革命。我们同被害人卢援朝也谈了，他也表示了对季虹的宽恕。按照法律规定，对尚未成事实的诬告，是可以从宽或者从免的，啊。”他又向马树峰投去了寻求支持的目光。 马树峰这回开口说话了，“老乔，你知道我一直是搞公安的，对法律嘛，粗知一点儿实用条文，理论上也不大精熟。可是搞公安的和搞法律的人都有一个同样的性格，就是认死理，绝不违心地苟同别人的观点。你刚才讲的条文是不错的，可是对这些条文怎么理解，恐怕就各有不同了。比方说，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机密的，究竟该怎样确定这种犯罪的目的性？属于反革命的，还是属于刑事的？这种问题恐怕还需要斟酌。如果按你刚才的观点，那恐怕谁也不能算反革命了。所以我说嘛，还是要请几方面的人坐下来，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再处理。你说呢，老乔？” 乔仰山没法接这个话茬，故意把带着苦笑的目光转向施万云。施万云的声音仍旧很低沉，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果断口吻：“季虹这件事，我看不必再开会了。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她明显是犯有间谍罪的，犯间谍罪所使用的手段又犯了诬告罪，这类罪犯在法律上叫牵连犯，处理的原则是‘从一重处断’，你们公安局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向人民检察院起诉，政法部对这类具体案件不必干涉。你们不要考虑我和她的关系，否则就是我在你们眼里的觉悟太低了，那才真正叫我难受呢！”他停顿了一下，转过脸来对乔仰山说：“老乔，讲法律，我是个老资格的检察长，吃了十几年的法律饭，在这间屋子里总算得上是个内行了。过去‘四人帮’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天下没好人，物极必反，现在千万不要走到另一极端去，好像反革命都成了出土文物了。不不，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里不就是出了个反革命吗？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他的喉咙发哽，不得不停了下来。 “万云，”宋凡声音颤栗着，“难道你，你也认为虹虹内心里就是为了反革命才干那种事吗？” 施万云冷静下来，口气坚定，就像当年的检察长在进行着临庭演说：“一个罪犯，当他进行危害国家的反革命犯罪活动的时候，如果他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和智力状况足以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发生什么样的客观后果的话，那就说明他在实施犯罪时对这个客观后果是抱着故意的心理状态的。既是故意犯罪，他所追求的目的就应当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为图财；是为贪利；还是像季虹那样是为了出国，都不过是促使他犯罪的内心起因，法律学上叫犯罪动机，老乔，你在季虹这个问题上是把犯罪的动机和目的混为一谈了。” 乔仰山张口结舌，尴尬地啊啊两声。 “万云！”宋凡爆发了，“你这是干什么？组织上已经定下来的事，你为什么还要推翻。你太过分了！你愿意当反革命的父亲，我可不愿当反革命的母亲！” “宋凡！”施万云用力击了一下沙发的扶手，厉声喝断了宋凡的责怒。宋凡被这突然一喝吓住了。望着他那张震怒的面容，愣了片刻，嘤嘤啜泣起来，屋里出现异常难堪的气氛。 施万云把情绪缓和下来，慢慢地说道：“宋凡，你是她的母亲，我知道你不愿看到她这个下场。可你仅仅是一个母亲吗？对于她的堕落，能仅仅凭着母亲的感情来说话吗？不，不能够这样。你是党员，干部，你首先应当站在党的利益上、党的原则上说话。宋凡，季虹这几年确实是变了，我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不认识她了。我们是爱她的，可是她连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都不爱了，她和我们在政治上有了这么大一个距离，难道还会爱你吗？她的那些话，那些牢骚，你不是也听见了？她甚至已经羞于做一个中国人了。为了到外国去求取一点儿物质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开放，她竟可以抛开一切，连祖国、父母、妹妹、爱人都可以割舍掉、出卖掉、牺牲掉！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吗？这样一个只爱她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拜金者，难道还值得我们去宽恕吗？我们过去宽恕她太多了，这样下去，人民就不能宽恕我们了。” 宋凡用手掩着脸，压抑着哭泣跑进卧房里去，卧房的门砰地响了一声，给客厅里的空气中加上了一点儿沉闷的重压感，大家各自沉默到自己的思绪中去。好一会儿，乔仰山淡淡地说： “有些事情，也怨不得孩子，在他们长思想长知识的黄金时代，正是‘四人帮’横行时期，季虹也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所以，对这些青年，我总不主张严厉过甚，总希望能拉他们一把，他们是很可怜的，这一代青年，是很可怜的。” 马树峰正色地说：“老乔，我又要唱反调了。现在青年的主流不是可怜，而是可喜。叹息的、埋怨的、彷徨的、空谈的，有；像季虹这样背叛自己国家民族的，也有。但是这些落荒者、败坏者绝不是青年的主流，而那些勤奋的、实干的、进取的青年才真正代表了这一代人，他们不是同样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同样经历了这一段历史吗？像他——”马树峰指指坐在墙边的周志明，“是坐过监狱的呀，也没有就变坏了嘛，我看关键还是在于自己。周志明，你是年轻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志明被问得猝不及防，咳嗽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我没想那么多。”他憋了一下，还是说了下去，“反正，我们年轻人……大家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想，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段历史如何乱，大概只有对我们国家的今天和今后都绝望了的人，才会彻底变成一个完全自私的、完全不爱祖国的人……我，没想那么多……” “哎，有道理。”马树峰很兴奋地说。 “啊，道理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乔仰山应了两句，转脸对施万云说：“今天实在是晚了，你还是休息吧，我们告辞了。” 马树峰站起来，“好，走吧。” 乔仰山挠挠头皮，感慨地说：“啊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以前老施当检察长的时候，铁面无私，执法铮铮的名气就很大，现在看来，果然不虚。这样吧，季虹这件事我和老马再根据你刚才的意见研究一下，然后再向你汇报啊。” 施万云没有站起来，只是很疲倦地摇摇手，“我已经回避了，你们依法办事，不要向我汇报。另外，老乔，等下星期上了班，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谈一谈，就谈谈这件事。作为施季虹的父亲，我有失教育之责，给国家造成损失，我是准备向市委请求处分的。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也有不公道、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可以交换一下意见。你想想，你是政法部长，我是政法书记，如果把我们之间的人情关系带到我们的执法工作上来，那不真叫‘官官相护’了吗，老百姓会怎么样？是要骂我们腐败的呀！” “啊，好，好，可以谈谈，谈谈。”乔仰山难堪地和施万云握了一下手。 咯咯咯的皮鞋声在门厅里消失了。门外，响起汽车门沉闷的碰撞声，发动机嗡嗡了一阵，又静了下来。 周志明等了一会儿，见施万云默默地坐在沙发里发呆，似乎并没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了，便站起来，轻声说道：“施伯伯，你休息吧，我也走了。” 施万云没有挽留他，从沙发上站起来，一直把他送出了客厅，又送到了大门那儿。对这位老人的敬意使他怎么也不能憋住那句几次冲到嘴边的话了。 “施伯伯，那封信，给市委的信，是我写的。你……别生我的气呀。” 施万云似乎毫不感到意外，微微点点头，“我知道，今天我叫你来，就是想对你表明我的态度。” 他心里直抖，来以前对施伯伯的畏惧和来以后对他的怜悯全都荡然无存，现在他只觉得他是那么可敬，那么好，那么……伟大！ 走廊里的那盏日光灯斜照在施万云的脸上，显出一种衰弱的苍白。他有些颤颤巍巍地站在周志明面前，魁伟的身躯变得佝偻起来，似乎有什么话欲言又止，嗫嚅了一会儿，终于说：“你，同萌萌……究竟怎么样了，算完了么？” 周志明勾下头，“我也不知道……” 一只温暖的手掌在他头上轻轻抚了一下，又放下了，“你们，唉，好自为之吧。” 自从他认识了施伯伯，在一所房子里住过，在一张饭桌上吃过，但像今天这样深的感情交流却从未有过。他甚至恍若觉得父亲站在了面前，他真想叫一声“父亲！”然而他没有叫，只是向施伯伯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不知道这样行大礼意味着什么，是尊敬，是感激，是安慰，还是歉意？他转身打开大门向外走去。 他一直走上了太平街的马路，才回首顾望，那被白杨树阴影掩映着的窗口，露出萤火一般的灯光，暖暖的，暖暖地熨在他的心上。 从太平街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他又在工具房里冻了一夜。清晨，早早地爬起来，带着牙膏手巾跑到办公楼厕所里的水池这儿来洗脸。楼里有暖气，毕竟舒服多了。他正刷着牙，行政科老万披着个大衣进来解手，他见老万下面光着腿，便打着招呼问： “昨天没回家？” “我值班。喂，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找你半天也没找着。” “昨天晚上？出去了一趟，干吗？” “941厂一个姓杜的给你打电话。” “说什么？”他满嘴牙膏沫子，直起腰来问。 “没说什么，我说你不在，他就把电话挂了。” 老万解完手走了，他用水杯里的水慢慢地涮着牙刷，心里悬悠悠地有点儿放不下了。杜卫东昨天两次来电话，看样子颇有些急切，他这人难道还会有什么重要事情吗？他倒掉水杯里的水，决定趁上午的空闲，到941厂找他一趟。 因为是星期天，处里食堂要到九点钟才开饭，他便在街上随便吃了点儿，然后骑着车一路顺风朝941厂而来。 在厂门口，他意外地碰上了卢援朝。 卢援朝也正推着车往大门里走，笑着对他打招呼，“怎么，到我们厂吗，有何贵干哪？” 这是他在那个审判会以后第一次见到卢援朝。卢援朝的口气中虽然多少有点儿戏谑的味道，但似乎并无嘲讽的意思，于是他笑着应道： “找杜卫东，私事，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吗？” “我加班，有个外文资料，厂里急等要的。” 两个人说着话，走进大门，门卫室的老头儿一听周志明是公安局的，也没让他费事登记，飞快地在他手里塞了一个进门牌，并且主动地指点着说：“顺这儿一直往东，走到头一拐就是。” 周志明不觉有些诧异，他并没有对老头儿说过要找杜卫东，可老头儿所指的方向恰恰就是杜卫东的管子工值班房。他无暇仔细多想，只顾得要和卢援朝分手道别。卢援朝却说：“我陪你走一段吧，到我们那个办公楼走这条路也行。” 两个人沿着厂内的大马路骑着车，默默无话。走了一会儿，卢援朝突然问了他一句： “听小萌说，你们闹意见了，你已经搬出去了？” 他猝然未及思考，随口答了一声：“啊。” 卢援朝笑笑，“你别看小萌平常挺温存的，真要耍起小性儿来，硬是谁的也不听。不过她有一点倒是难能可贵，她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你忘了她还去自新河看过你吗？那时候你可是个实打实的‘阶级敌人’呢，还有我的这件事。” 他未置可否地唔了两声，没有多解释，因为他从施家搬出来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而且要说清楚就非得涉及到季虹，现在跟卢援朝说季虹的事，那不是哪把壶不开提哪把壶吗？不过他也知道，卢援朝似乎倒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痛恨季虹，从他这会儿轻松的情绪上看，甚至对这个使他翻天覆地的事件也早就不放在心上了，连一点痕迹都不留，这也真是难得的宽宏大量啊。 他们顺着马路拐了个弯儿，管子工的值班房就在前面了。但是不知出了什么事，不远的地方，一堆密密匝匝的人群把道路严严堵住，有人冲他们喊：“绕道吧，绕道吧，这儿不通啦！” 他们走到近前，只见堵在后面的人都拼命踮起脚尖，徒劳地伸着脑袋往里瞧。周志明顺着人们张望的方向看去，发现在攒动的人头前面，露着一辆现场勘查车的蓝色顶篷，心里不由一沉。他把自行车锁在路边，拨开人群，拼命要往前面挤。卢援朝向身边一个熟识的工人问道： “这儿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周志明听见一个又老又哑的声音在回答：“谁知道，可能是煤气中毒了。” 另一个年轻的声音带着几分夸张插上来，“什么呀，准是这儿被偷了，你看公安局的都来了，那车就是公安局的化验车，里面什么家伙都有。” “屁！”另一个声音咂了一下嘴巴，“要偷偷财务处去，偷管子工宿舍干什么？” 他顾不得理会那些争执，一鼓劲儿挤到前面。几个干部装束的人一面把围观的人拦住，一边大声嚷着：“别看了，别看了，都上自己的班去，有什么好看的呀。” 他认出其中一个半熟脸是厂保卫处的干部，连忙向他招呼说：“我是公安局的，出什么事啦？” “哪儿的也不行。”那人显然没认出他来，仍旧不客气地把他和挤在前面的人往后推，“散开，散开，别围着啦！” 他正在着急，突然看见安成和刑警队的王玉山一边说着话一边从杜卫东的屋里走出来，便急忙冲他们喊了一声，把两个人的视线都吸引过来。王玉山惊讶地说：“你怎么来啦？进来进来。” 安成叫维持秩序的保卫干部放他进来，然后说道：“你的消息倒是真快呀。” 他愣愣地问：“到底怎么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王玉山扯了扯他的胳膊，“来，进来看。” 他们走进屋子，屋里光线很暗，摆设也十分凌乱。几个刑警队的现场勘查人员正在忙着清理刚刚用过的器具，他一看就知道，勘查工作已经收尾了。 屋子正中站着马三耀，指手画脚地正在指挥着什么，看见他进来，先是意外地一愣，随即说：“你来得正好，你看。” 他顺着马三耀手指的方向，朝摆在墙根的床上望去，一刹那间，他的呼吸几乎都停顿了，后背上有股森森的凉气直往上蹿。他看见杜卫东硬挺挺地伏尸床上，像触电一样打了一个剧烈的战栗！ “啊？这是怎么啦！怎么回事？”他痉挛地叫起来。 马三耀用冷静的声音只说了一句，“我们来的时候，他早就无法抢救了。” 他全身哆嗦，一股生理上无法压制的心慌意乱牢牢地占据了他。杜卫东那双由于瞳孔扩散而变得灰暗混浊的眼球，一动不动地凝止在半开的眼皮中间，脸面微微有些青紫肿胀，口唇发绀，舌尖于齿列之间略略挺出，眼睑结合膜上的出血点清晰可见，任何侦查员都能从这副尸相上毫不费力地判断出，他已经窒息而死多时了。 周志明从十五岁起吃公安这碗饭，也算是经过不少战阵了，在刑警队工作时，出人命现场也不止一次。他也曾扒过死人水肿的眼皮；也曾用手指按压过尸斑；甚至还曾捏着腐尸的双颊从臭气熏天的口腔里往外掏过脏东西。他做这些事，从来没有觉到过一点儿恐惧和恶心，而完全是作为自己职业的一部分，以坦然冷静的心情去进行的。但是，眼前的这具僵尸，是自己的朋友，是一个不久前还活生生地在电话里交谈的朋友！他的头皮酥酥地发麻，怎么也平静不了了。 “他是怎么死的？”他神经质地抓住马三耀的胳膊。 “勒死的。”马三耀冷静得像尊会说话的泥佛，手里下意识地摆弄着刚刚脱下来的白纱手套，说道：“从尸体的僵冷程度和尸斑上看，约莫已经断气十个小时左右了。”他环顾着杂乱无章的屋子，又说：“可惜，原始现场没有保护，进来的人太多，嗅源也破坏了，除了尸体没动，其它都叫厂里的工人们搞乱了。” 周志明胸口发堵，良久，低声又问：“是他杀？” “不。”马三耀对着杜卫东那张丑陋变形的脸孔瞟了一眼，说：“根据我的经验，是自杀。” “自杀？”周志明抬起脸，眉宇间凝聚着毫不掩饰的怀疑。 马三耀把两只拳头半握起来，向上举到胸部，两手之间好像有条绳索似的往两边拽了几下，说：“死者身体仰卧，绳结在前，死后双手还松松地攥着绳子，典型的自勒姿势。” “你仅从姿势上判断吗？”他露出极不信服的神情。 “当然，不能那么简单，你看这儿——”马三耀戴上白手套，轻轻托起死者的下巴，说：“颈部索沟的深度较浅，皮下的软组织看上去损伤不重，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严重的外皮剥脱现象。”他直起身来接着说：“你过去不是学过的吗？如果是自勒，有十公斤的重力压迫颈部就可以致死。但是他勒的情形就不同了，索沟深、皮下组织损伤严重，往往有皮下出血，甚至甲状软骨骨折。因为自勒和他勒的心理状态不同，所以勒力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再说，杜卫东这样一个七尺汉子，当要被人杀害的时候，岂能束手待毙？可是你看，他的衣服这么整齐干净，不要说身上找不到任何抵抗伤，搏斗伤，就是连一点儿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如果不是死于自勒，又该做何解释呢？” 周志明无言以对，只得默然点头。马三耀又说：“不过现在只是初步断定为自杀，还不是最后结论，最后结论还要等法医鉴定和一些化验的结果出来才能做。” 杜卫东的尸体被一条白色布单从头到脚地蒙住了。周志明最后向那触目惊心地半开着的眼睛投去一瞥，觉得连呼吸都不能通顺了。那双没有瞑闭的眼睛，朝天仰望，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要吐诉什么…… 他脚步发僵地跟着马三耀走出这间光线昏暗的屋子，户外明晃晃的阳光刺激得眼睛发酸。不远，仍然有不少人围着没有散去，一只无线电喇叭还在不厌其烦地高叫着疏导人们离开。在他们身后，几个刑警正用一只细窄的担架把全身素裹的杜卫东从屋里抬出来，塞进勘查车尾部的装尸盒里。马三耀碰碰他，说：“我该回去啦，你今天休息吗，怎么想起到这儿来了？” 他若有所思地啊了一声，握住马三耀伸过来告别的手，犹豫一下，说：“最后的结论，能告诉我吗？” 马三耀笑笑：“你又要找事了。”他晃晃周志明的手，“好吧。” 带着金色“公安”字样的现场勘查车在围观的人群中缓缓挤出一条缝，昂昂地鸣了一声喇叭，走远了。周志明推着自行车，夹在议论纷纷的人群中寻来路往回走，身边几个工人大声的说话，把他的心情搞得难过万分。 “喂，究竟是谁啊？” “行政处的一个管子工，新来没一两年，可能是上吊了。” “死没死？” “死了，你没看见用白单子包着抬出来的吗？” “是不是偷江总家的那个呀？职工处那帮人干什么吃的，怎么净招这号人进来？” 第十四章 “我听说这人表现还可以，行政处还要评他当先进工作者哪。” “那他干吗还寻死？肯定有问题。偷东西这玩意儿，有瘾，染上了就难改。” “要死不在家死，跑厂里脏一块地方，以后那屋子谁还敢住啊。” “我就敢，我正没宿舍哪，没人住我搬进去。” “呸！你搂着吊死鬼睡去。” “咯咯咯——”一阵轻谑的笑声。 他加快走了几步，想躲避开这些随口无心的议论和超然事外的嬉笑，他心里像灌了铅似的那么沉重。到了厂门口，看门的老头儿接过他还回的进门牌子，压着嗓门神秘地问道：“同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说修管子小杜上吊啦。” 他回过头，呆呆地向杜卫东离开人间的方向望了一眼，嘴里应道：“啊。” “因为什么事儿啊？”老头儿瞪起惊恐的小眼睛。 “啊，不清楚。”他烦乱地敷衍了一句，喉咙已被沉甸甸的悲哀和迷茫扼住。他走出了大门，身后，还传来老头儿自言自语的喃喃声。 “前儿个还给我修暖气哪，今儿怎么就会寻了无常呢？” 他骑上车子，两腿无力地蹬起来，心里充满了问号—— “怎么会寻了无常呢？” 办公桌上那只俗里俗气的闹表起劲地走着，在寂静中，答答的声音显得格外沉重。窗外，茫茫的夜色把一切都笼罩在一种神秘莫测的暗幕之中，要是没有这只不甘寂寞的闹表，真让人觉得时间都停顿了似的。 从晚上七点钟他就坐在了马三耀这间办公室里，近乎痴呆地望着那根迟钝的分针慢慢地转了两圈，而那扇虚掩的房门却依然纹丝不动，门外的走道里也听不到一下脚步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又转过身子，走向门口，然后烦躁地在椅子上重新坐下。桌角放着一本《人民公安》杂志，杂志下面压了一本书，他拿过来看看，是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信手翻了几页，却一行字也看不完整。屋里又燥又闷，燥闷的空气使他难以集中起自己的思绪，也许真是脑子过于疲倦了，太阳穴一阵阵发胀。他放下书，合上眼，希冀着能稍稍打个盹，然而胸中的浮躁却怎么也无法安定下来。 他看得出，在今天下午的会上，当他说了杜卫东昨夜暴卒于941厂的事情时，连段兴玉也没有能对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保持冷静，脸上的那种极不常见的茫然竟久久没有退去。因为议论和猜测这件事，占去了半个多小时，所以使这个研究如何追查那封报警信的会延时到晚上六点钟才算结束。会一散，他连晚饭也没心思吃就匆匆跑到刑警队来了。 窗外，骤然刮起了风，怪腔怪调地砰砰撞击着封闭的玻璃窗，在燥闷的氛围中又添进了几分恐怖，一阵空茫茫的心绪突然在他的意识里飘过，他不明白杜卫东好好的为什么想不开；为什么连句话也不留就这样急不可待地抛开人间。他刚刚参加侦查工作的时候，在错综复杂的案情面前常常出现的那种空虚无措，没有信心的心理状态，似乎此时又开始在内心里重新体验了。杜卫东死得那么猝然，那么出乎意外，以致他连自己那点儿一向灵验的直觉都捕捉不到了。 脑子里正在乱无头绪地瞎想，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马三耀一脸倦意，疲惫不堪地走进来。 他急不可待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 “出来了。”马三耀一屁股坐在他的对面，把手里一沓化验、鉴定表放在桌上，如释重负地喘了口粗气。“最后结论：自勒死亡。” “还是自杀？”一股气从他喉咙眼儿那儿泄了下来。 马三耀抓起桌上的暖瓶，晃晃，空的，又放下，说：“化验分析和法医鉴定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第一，杜卫东死于机械性窒息无疑；第二，解剖后没有发现胃内任何异常物质，因此排除了被人麻醉后勒死的可能，他死前的神志应该是清醒的；第三，哦，你自己看吧，结论都在这儿。” 周志明翻看着各种化验的鉴定书，“可是，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原来好像并没有厌世的情绪啊。” 马三耀站起来，用力地伸了一下懒腰，全身的骨头节咯咯作响，“是啊，也许在这个案件的档案里是还缺少一份遗书。今天下午我们也分别派人向他的单位和家属做了调查，的确没有发现他死前有什么反常举动和厌世情绪。不过话说回来，没有表现出厌世情绪而且没有遗书的自杀事件是屡见不鲜的，况且，这些化验和鉴定总该是科学了吧？说实在的，没有它们我这回是不会贸然肯定什么或者否定什么的，上次错案的覆辙不远，我还不至于那么健忘吧，何况为了那个案子，我连百分之二的晋级都给扔了呢。”马三耀笑笑，又问，“你这家伙是不是又有什么直觉啦？” 马三耀得而复掷的晋级，使周志明每每想起来便会觉得是叫自己给断送的，时时有点儿不安。当然他知道马三耀从内心到言表都绝不会有半点忌怪他的意思，因为大黑马到底是一个真正的侦查员！也许正是基于这个信任，他现在才仍然敢于和乐于毫不顾忌地再一次向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来。 “不，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个结论，”他说，“我只是考虑他自杀的原因，这是个谜呀。” “自杀原因？那说不定永远是个谜了。”马三耀想了想又说：“会不会……他上次放出来是因为我们抓住了卢援朝，这次卢援朝又无罪开释了，于是他就产生了某种压力，怕再被怀疑上？不过也不至于呀……”马三耀的语气像是在问，又像是在答。“要不然就是他在什么问题上真有鬼。我可不是拿老眼光看他，我的意思是，作为侦查员，在没有获得确实证据之前，是应当允许自己在内心里留有怀疑和假设的充分余地的。” 周志明突然想起什么，截断马三耀的话，说：“对了，有个重要情况我上午忘记告诉你了，昨天他给我打过两次电话。” 马三耀一怔，立即圆瞪了眼睛，“什么！你是说杜卫东吗？” “是他，昨天下午四点多钟他从什么地方的公用电话打来一次，晚上又打来一次，后面这次我没接到。” 马三耀连忙从抽屉里取出笔记本，“你慢点儿说，昨天，下午四点多钟，第二次是……这么说，他在自杀之前和你通过电话，这太重要了，他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他飞快在本子上记着。 周志明凭记忆尽量把那个电话中的对话原原本本叙述出来，他说完后，马三耀望着记在本子上的几行简短的字，颇有些不满足地问： “就这么多？他一直不肯说出因为什么事要约你去的吗？” “那是个公用电话，他说讲话不方便，非要同我面谈不可，当时我没当回事，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口气像是很急切。” “真是讨厌，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去呢！你小子干什么去啦？”马三耀十分惋惜地敲着桌子。 周志明懊悔地狠狠在自己乱蓬蓬的头发上扯了一把，“说不定，全部秘密都在这个电话上了，我要早知道……” 马三耀思索了一会儿，用笔敲打着本子，说：“话又得说回来，如果那个电话只是这些内容，还是不能说明什么。” “它说明，它说明，杜卫东的自杀可能是不寻常的……” “废话，谁自杀是寻常的。” “我是说他死得奇怪。” “咳，你要是一直在刑警队工作，这种事经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也许他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死前再见你一面，说几句表示告别的话呢，你们的交情深嘛。” “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办？”周志明干脆直问。 “怎么办？案子的事，可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得队里几个领导共同研究了以后再定。不过根据办案子的章法，我估计，既然已经判明死者自杀，那就只能销案，就这么回事。” “销案？连自杀的原因都没查清楚，怎么能就这么销案大吉了呢？” “哎呀，”马三耀苦笑一下，“我说你呀，亏你还当过几天刑警呢，怎么净说外行话？咱们公安部门只负责处理和犯罪有关的事，自杀事件是向来不管的，那么多自杀的你都一个个给他们找原因去，那就甭干别的了，杀、偷、抢案件还积压着查不过来呢，哪有工夫往这些寻短见的身上耗呀。跟你说吧，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天下就有那么一种人，心眼跟针鼻儿一样窄。你甭以为他寻短见就一定因为什么过不去的大事情，也许屁事也没有，就是不想活啦。上次我就搞过这样一个案件，那个人就属于那么一种抑郁的神经类型，感情脆弱得不得了，在别人那里不算什么的事，到了他那儿就缠绕不开了，表面你还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对劲儿，实际他思想上已经背了一串莫名其妙的大包袱，一旦发作起来，就往死上琢磨。这号人，整个精神都是混乱的，性格也是病态的，你要真是死心眼儿去查他的死因，那才算是白搭工夫，别说杜卫东这种小人物，就是那些个有名有姓的大人物又怎么样？” 马三耀从桌上拿起那本《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对周志明晃晃，“法捷耶夫，还有海明威、杰克·伦敦，一代文豪，功成名就，活得挺滋润的，结果怎么着？自杀了，他们为什么自杀，多少年人们猜测纷纭，莫衷一是……” 周志明说：“海明威是不堪病痛而自杀，杰克·伦敦对现实失望才……” “那法捷耶夫呢？”马三耀不容他争辩，“还有马雅可夫斯基，都是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干吗也要走自戕之路？咳，其实除了他们自己，谁又能说得清呢。” 周志明呆呆地听着马三耀的这一番滔滔的宏议，干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他总觉得自己也有一肚子道理，但却不及马三耀的雄辩，心里混乱得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想不出来了。 马三耀连连打着哈欠，周志明看看表，时间已经很晚，便告辞了出来。一出楼门口，砭骨的迅风劈面撞在脸上，他猛丁打了个寒战，心里那股子躁妄的火气顿时冷却了很多。他突然后悔刚才跟马三耀说了那么多话，捣了那么多麻烦，不管怎么样，马三耀现在毕竟是处在刑警队长的位子上，对他主管的案件总是这么不管不顾地提问题、发议论，不是过于僭越了吗？就算是好朋友吧，长此下去也难免会使朋友讨厌的。他迎着风苦笑了一下，心里说：“真得改改了，这死认真的毛病。” 第二天，他们全组就开始投入了查找那封报警信投寄人的工作，按照星期天下午定好的分工，大陈和小陆到预审处去提审徐邦呈，周志明从那封信的原件上剪下一条空白的纸，送到造纸研究所里去鉴定纸的产地，严君呢，到了市百货公司批发部去了解这类纸张在南州是否有过进货。几路分兵，齐头并进，大家都满怀着信心地杀了出去。 可是一上午的战绩却有点儿令人失望，冯汉章在证据面前，虽然不得不承认了这封信的报警作用，但究竟是谁寄给他的，他也一无所知；周志明在造纸研究所碰的钉子更大，几个技术人员凑了半天，只能从纸的厚度、光洁度、色泽和纹路判断出是五十二克凸版纸，成分是麦草浆，但要确切认定产地，非得有一张十六开以上，完整无折痕的样纸来做纸质检查和拉力试验不可，这到哪儿去找呢？ 比起他们，严君得算是战绩辉煌了，她不但在市百货公司查到了这种横格纸的产地和印刷厂家，而且还抄回了南州市的进货日期、数量以及批发和零售的单位，连百货公司现在的底存情况都搞来了。可是要从六十多个进了这种纸的单位和商店里找出寄信人所在的大致方向来，又是何其遥远的彼岸啊，大伙儿望着这几张抄得密密麻麻的记录纸，全都闷了声。 傍晚，天黑得似乎比往日早，刮了一天一夜的风虽然停歇了，外面却又洒洒扬扬地飘开了沙粒般的雪花，不一会儿，地上便薄薄地铺敷了一层晶莹的乳膜。因为下雪，又因为调查工作处在了急也急不得的阶段，所以到五点半一下班，段兴玉便决定让大家早点儿回去。 晚饭以后，周志明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办公室没有开灯，很暗，也很静，显得空洞洞的。他突然生出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正置身在一片非常荒凉，没有人烟的沙漠中，哦，这是个多么怪诞不经的感觉啊。这四周，这楼房的四周，有繁华的闹市，有华丽的剧场，有绿色的公园，宽阔的马路上，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大陈、小陆、小严他们，他们在哪儿？在闹市，在剧场，在公园，在温暖的家里？在长时间紧张工作的空隙中，能有这么一个安静的晚上来调剂一下，是多么普通而又多么令人渴望的享受啊。他发呆地站在窗前，觉得自己怪凄凉。他跟他们不一样，他现在只渴望加班，盼着工作别闲下来，他最怕办公室里没有人，没有人说话，没有开关保险柜发出的砰砰的声响。大家走了，他心里就是一片沙漠，空白而苦寂。哦，繁华的广济路，华丽的红旗剧场，绿色的建国公园，去走走，走走……和谁？萌萌？一想到萌萌，他心里就不能安静。他原来是有个小小的计划的。自打从自新河出来，他还从来没能陪萌萌痛快地玩过呢，他计划着等萌萌放了寒假，如果这个案子能有个了结的话，科里必定会给他们组放几天假的，那时候他就陪萌萌出去，好好优游一番，北京、济南、泰山，哪儿都行，随萌萌的主意。平心而论，萌萌对他是有恩的，他忘不了，自新河，砖厂，哦，他忘不了那个酷日炎炎的夏天……他要用全部的爱去报答她。他心里老是这么想着，老是这么想着，可是，光想，却没能做什么，他只顾得这个要命的案子了，没有好好地同萌萌温存，偶然在一起还吵架，他真浑，干吗要吵架呢？干吗不稍稍珍惜一下已经得到的幸福呢？总妄想着能一下子改变萌萌那些错误的成见，为什么偏偏不考虑改变一个人常常不能光凭辩论、说理，而更需要大量的事实和漫长的时间呢？这一切，在和她分开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而现在都已经无可挽回了。萌萌恨了他，他也不能再找上门去认错赔不是，他不能那么碖脸。萌萌那么不顾情面地刺伤了他，把他从家里骂出去，那个情形，他也同样是无法忘掉的，想起来眼泪就想往下掉，不，不去找她，不去，不去！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赌气的孩子。 就着窗前一片淡淡朦朦的月光，他看了看表，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走到电话机旁拨动了那部公安局的内线电话。他先拨了马三耀办公室的号码，耳机嘟嘟地响了半天，没人接，他转而又拨了刑警队值班室的电话，这回接通了。 “劳驾给我找一下马三耀。”他说。 “不在。”对方不假思索地回答。 “下班回家了？”他又问。 “你是哪儿啊？”对方却反问。 “我是五处。” “啊，刚才市南区发生了一起抢劫案，马队长到现场去了。” “啊。”他挂上电话，若有所失地愣了一会儿。的确，马三耀是个忙人，想叫他撇下那些恶性的刑事案件不管，而把人力物力花在查一个自杀者的死因上，是自己多么不合道理、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啊。他心绪茫然地离开办公室，默默下了楼，在楼门口呆立了片刻，然后朝外走去。他没有回西院小工具房，而是骑上自行车往西夹道来了。 西夹道里燃着一盏孤零零的路灯，细细的飘雪在它那橙黄色的光芒下，像一片扑光的飞蠓上下翻舞。他推门走进院子，院里安静得像座空宅。他不知道自己的雪夜造访会给这个小院带来安慰还是带来难堪，他不能预测在过去的一两天内，这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只是在一个下意识的念头驱使下才来到这儿的。在这个时候，他觉得应该来看望看望这家老邻居。 王焕德一家人大都坐在东屋里，一个个脸上布满了阴云。王焕德见他进来，嘴唇上勉强牵出一丝笑意，招呼他在椅子上落座；郑大妈只说了一句“你来了”，眼圈一红，声音便哽住了。他有些日子没有见他们了，只觉得他们的脸上骤添了许多老相，一举一动都显得颤巍巍的。 大福子手里抱着孩子，老气横秋地坐在对面的床沿上，轻声问他：“我们家的事儿，你知道了吗？” 他若有若无地点了一下头，扯开话题问道：“我嫂子呢？不在家？” “在，西屋里陪着我妹妹呢。咳，这两天，我们家在街道里都成了众矢之的了，志明，你知道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现在左邻右舍说什么的全有，可我们也不知道卫东到底有什么问题，真没法说。” 王焕德声音嘶哑地打断了大福子的话，气呼呼地说：“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去，你甭理那些。”他转脸又对郑大妈说：“你那个治保主任，当不当还不照样干四化吗？志明你是知道的，我们淑萍和卫东好，我原来是不同意的，可是他俩铁了心，咱当爹妈的也不能给包办呀。卫东以前干过坏事，那是以前，年轻人嘛，谁还没跌过跤子呀，改了不就完了吗？自打他进了我这门，眼皮底下的好赖我还不清楚？在家，对我和你大妈没说的，不比大福子差；在厂，人家还要评他当先进工作者哪。这不，今儿早上他们支部书记，还有厂子里一个姓安的领导来啦，人家说的可都是好话，还把卫东没领的工资给送来啦，不信我拿给你看。卫东要真的有什么问题，人家厂的领导能对我们这样儿吗？我告诉你大福子，以后再听见谁在背后没根没底地败坏我们，你就叫他拿出凭据来，噢！合着人死了就一定有问题？我看没准儿还是叫坏人害死的呢！” 一直在床角上坐着的郑大妈抬起泛红的眼睛，目光里游动着一线希望。她知道上次为了她这位刚过门女婿的冤枉官司，志明是出了力的，所以今天一看见志明进来，她简直觉得就像是救星降临了似的。她耐着心等老伴唠叨完了，才摆出了那个她认为是最根本的问题。 “志明，卫东就这么死了算完了吗？你们公安局总应该有个正儿八经的说道吧，要不，算怎么回子事呢？你能不能跟你们公安局的领导说说去？” 周志明把自己的目光躲避开，没有答话，他实在不知该答些什么。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说：“我到西屋看看淑萍去。” 他独自出了东屋，走到西屋的门口，心里突然感触万端，不久前，他不是恰恰也怀着和今天类似的心情从东屋走到西屋去的吗？所不同的是，那时杜卫东还活着，而现在……他用冰凉的手掌抚在额头上，仿佛想拂去那簇新而灼烫的记忆。稍稍平定了一下心情，他推门走进西屋。 梅英正挨着淑萍坐在显得空荡荡的双人床上，见他进来，忙站起来打招呼。周志明在她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仔细端详了一下淑萍，她好像几天没吃饭没洗脸似的，菜黄的面色与萎靡的精神使她如同一个沉疴已久的病人。 “小萍，你别太难过……”他只说了这一句，便被淑萍神经质的哀求打断了。 “志明哥哥，你别以为他是坏人，你千万别以为他是坏人，不，他不是坏人……” 他完全没有想到淑萍会说出这样维护杜卫东的话来。呆呆地，他问：“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死，要自杀吗？他露过一点儿迹象没有？” 淑萍愣着神儿没吱声，梅英催促她说：“你好好想想，跟志明说说，上次卫东的事还不是亏了他。” “我说不出来，我一点儿也没想到，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他为什么？为什么……”淑萍又要哭。 他赶快用话把她的情绪打断，“他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每天按点上班，下了班就是帮他们厂里一个人打家具，这些我都跟昨天来的那两个警察说了。” “上个星期六他给我打过电话，你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吗？” “星期六？不知道呀。” “那他没说过有什么事想找我吗？” “他前两天说过要找你的。” “什么事？”他站起来，急切地问。 “我们俩想请你吃喜酒，我叫他找你定个地方。再有，我们商量好了，春节以前把这间房子给你腾出来，他大概想告诉你。” “噢，”他不觉泄了口气，想了想，又问：“星期六那天他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早上就出去了，大概是上班吧，晚上回来的，在家吃的晚饭。” “晚上几点回来的？” “五点多钟吧，也许六点。” “这么说，他五点多钟从厂里回来，在家吃了晚饭，然后七点多钟又到厂里值班去了，对吗？”见淑萍点点头，他心里忽地动了一下，“这就怪了，既然晚上要在厂里值班，为什么还要这么远跑回家来吃晚饭？何苦这么疲于奔命呢？是为了回来等我？还是他下午根本就没在厂子里？那，他能去哪儿呢？” 他慢慢踱着步子，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那贴在墙上的大红喜字剪纸上似乎还弥留着新婚之家的温热气息；沙发的旁边，新置了一个自制的小书架，上面的书册不多，插放却很整齐，他哈着腰从上到下地浏览着书目，问道：“这是你看的书，还是他看的书？” “差不多都是他的，他挺爱看书的。” 他拿起一本《新体育》，翻了翻，“他喜欢看这些？” “挺喜欢的，上上个星期他开始每天早上练长跑了，你看那是他的球鞋。” “这也是他看的吗？”他拿起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是，是他从厂子里借来的。” 周志明心里好像有一面重鼓在擂，“不！不！不！他不应该是自杀！”但是他抿紧了嘴巴没有出声，脸色平静地离开书架，又踱到五斗橱前面。橱面上零乱不堪地散放着些水杯、电筒、眼镜和本子之类的东西。梅英走过来一边动手归置这些东西，一边说：“这几天，淑萍也没心思收拾屋子了，平时呀，这间屋子拾弄得可干净呢。” “这是谁的本子？”他从橱面上拿起一个塑料皮本子，翻开看了一眼，他当然认识杜卫东的字，于是对淑萍说：“他写的，我拿走看看行吗？” “行。” “这是什么，淑萍？”梅英手里拿着一只小玻璃瓶子，“里面是什么水呀？” “什么？”淑萍用红肿的眼睛审视了一会儿，摇摇头，“不知道，可能也是他的。” 周志明接过那个瓶子，打开盖子，里面是一种暗红色的水，闻闻，挺呛，他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东西。 又问了些其他的问题，说了些老生常谈的安慰话，他离开了西屋，临走的时候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小玻璃瓶都带在了身上。 在回机关的路上，他觉得一股子很有力量的火，从心里一直烧到脸上，他坚信杜卫东不是马三耀讲的那种多愁善感、神经虚弱的人，也不是那种不知道珍惜新生活而继续作歹的人，他应该把他的死因查清楚，应该担起这个责任来，好让杜卫东走得明白，让王大伯一家人安下心来，他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情，因为他，现在也只有他，才能这么强烈地、确切地体会和感觉到杜卫东死的奇怪！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周志明就来到技术室。刚拿出那只小瓶子，搞化验的老钱就伸出一只手来。 “送检单。” 他笑笑，“没有。” 老钱半真半假地绷起脸，“刚一上班就跑这儿起哄，是不是？” 他把瓶子递过去，“凭交情，你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老钱朝瓶子上斜了一眼，“到底是公事私事？要是公事，回去填个送检单，写明送检的目的要求，叫你们科长签上字，别嫌麻烦；要是私事，劳驾别往这儿拿。” 他知道老钱平常特别喜欢他，所以带点赖相地说：“得啦，我又不让你们化验，凭经验，帮我闻闻是什么东西，还不行吗？” “嘿，你这上下嘴唇一碰，说得倒容易。你以为跟酱油醋似的，一闻就闻出来啦？哼……得了，谁让我是你大叔呢，拿来吧，我闻闻，省得你哭……这是什么怪味儿啊，好像有酒精，小齐，你闻闻来。” 小齐把鼻子凑上来：“好像还有碘酒味儿……” “不行啊，闻是闻不出来的，像这种连名堂也叫不出来的东西，就是做化验也得送技术处才行，咱们这儿……” “算了，你们真笨蛋！” 技术室的门在弹簧的拉力下重重地关在身后，生硬的响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反荡出持久的回音，他机械地向前移动着脚步，心里突然腾起一股恶狠狠的火气，仿佛自己是一个长久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不得不体验着那种由于信心的城垣不断溃坍而产生的烦躁和恼恨。这个职业，这些个案子，真是太难了！这一瞬间，他胸中集变起一种异常狂暴的心情，恨不得把手上这只小玻璃瓶用力摔在墙上，看着那暗红色的浆水随着玻璃的碎片飞迸出来才痛快。然而这个歇斯底里的念头在脑子里刚一闪，就立即被一阵猛烈的心跳窒住了，“我这是怎么了？这么没有耐心，这么缺乏克制，我不能这样，我还算一个侦查员呀，一个听起来多么光荣的称号……” 他镇静下来，看着手里的瓶子，把它揣进兜内，忽听到身后段兴玉的声音在问他： “在这儿干吗呢？” “没干吗。”他转过身。 “你不舒服？好像脸色不大好。” “没事儿，我就这样。” 他们两个说着话，走回到办公室来。 大陈、小严和小陆成鼎足形坐在屋里，见他们进来，大陈说：“我们等你们半天了。” 段兴玉在自己的桌前坐定，说：“咱们抓紧时间开始吧，今天上午得把投信人的画像勾勒个初稿出来，可惜我们手上的颜料就是这么一封信，太单一了点儿。” “噢，”大陈说，“刚才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议了议，粗粗略略地给作案人画了一张相，我们在大方面意见一致，在个别问题上还有不统一的地方。” “是吗？”段兴玉说，“那就先说说你们一致的意见。” “综合起来有这么几条，”大陈说，“第一，作案人必须具备仇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思想基础，这是当然的条件；第二，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第三，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第四，具有能迅速知晓十二月二十七日审判结果的条件，这四条，我们三个意见是比较统一的。” “嗯——”段兴玉思索着点点头，没有表示什么看法，大陈继续说： “还有几个拿不准的问题，比如说：作案人的职业，我们估计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从这封信上几乎一点儿也看不出带有职业性的语言。另外，也找不出比较特殊的方言土语和谐音字，所以，投信人的籍贯也难以确定下来，还有性别，从行文语气上看像个男的，但也很难说。” 段兴玉沉吟着，问：“把这个人的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上，有什么根据呢？” “当然有，”陈全有未假思索便说，“这封信的语言，显然不是出自年轻人的手笔，全信只有一百一十几个字，却大量地使用文言，你就拿抬头来说吧，冯汉章就冯汉章呗，还非得‘台鉴’，现在的年轻人哪儿懂这些个繁文缛节呀。” 小陆插嘴，“不光抬头，信文里也尽是古色古香的词儿，你看——”他拿着那封信指点着说，“什么家父啦，移榻啦，无大渐啦……”他自己也笑了，“真绕嘴，这家伙，反正是读过两天‘子曰’的人。” 严君说：“说不定是私塾出身。” 段兴玉听着，仍然没有做出然否的表示。他把目光移向周志明，问道：“你的意见呢？” “呃——”志明想了想，说，“这个，我倒觉得，……像个年轻人。” 大陈不解地眯起眼睛，“年轻人，为什么？” “说不出为什么，反正是一个总的印象，感觉。” “哈，又是你那个感觉，”小陆笑起来，他现在跟志明已经不那么僵了，所以才揶揄地说，“能不能少来点儿那种虚无飘渺的感觉之类，说出点实打实的道理来嘛。” 严君却插上来说：“道理归道理，感觉归感觉，互相又不能代替，上次杜卫东的问题，这次卢援朝的问题，实践证明小周的感觉都是挺灵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严君露骨的袒护，小陆有点儿来火儿，“照你这么说，办案子可以不要客观证据，不要逻辑分析，凭感觉就行了，是不是？你这套歪论，纯粹是经验主义，自由心证的大杂烩！” “帽子工厂。”严君半笑不笑的。 周志明打断他们的争执，说：“信里，是用了些文言，但基本上是个文白相杂，或者说是个白话的东西。那几个古词儿我倒觉得和信中其他文字并不是交融得十分和谐的，总有生拉硬扯之感，读起来不那么顺。所以我想这个人大半是没有受过地道的古文训练，倒像是一个年轻人的模仿和卖弄。我上中学那会儿，我们有的同学看了几本《三国》、《水浒》之类的书，说起话来也就是这副咬文嚼字的德行，其实无非是看了几本章回小说，耳濡目染，之乎者也的顺口就来了。” 大陈点起一支烟，喷了一口气，点着头说道：“嗯，也有道理，刚才我还琢磨呢，这个人倒是用了不少简化字，虽然说老年人也有用的，但还是年轻人用得多。” 段兴玉从小陆手里要过那封信，把差不多可以倒背下来的信文又看了看，说：“我还有这样一些想法，咱们可以研究研究。你们提的第一条，作案人的政治思想基础问题，这当然是毋庸多言的，可是我想以后如果在确定的侦查方向上排列嫌疑人的话，这一条可以不列上去。” “为什么？”小陆问。 “因为作案人并不一定把自己的反动思想暴露得那么明显。人是复杂的，多面的，也许他在单位还表现不错呢，你定上这一条，有的侦查员和保卫干部就容易单凭自己主观上对某人的好感而把他漏掉。过去一搞‘人物画像’就把这条放在首位，因为不这样就会有人说你不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问题，旗帜不鲜明。现在是三中全会以后了，用不着怕这套形而上学的闲话，‘画像’的目的是为了给侦查员提供一个可以捉摸到的标准，又不是给犯罪分子列罪状。” “对，搞案子嘛，来实际的。”几个人都赞同。 段兴玉接着说：“第二条，你们认为作案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我同意，但是在文字表述上还是改动一下，因为文化程度包括太广，这封短信不能概括。而且文化程度还容易被人狭义地误解为学历，免不了会漏掉一些嫌疑人，你别看有的人只有小学学历，却自攻了一笔好文采。所以这一条应该改为：作案人具有相当于高中以上的文字能力。” 段兴玉顿了一下，“年龄问题，我倾向志明的意见，如果上过私塾或精通古汉语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绝不会是这种七拼八凑、半文不白的模样，而且文言文的书信语言是很?唆的，前后都有许多谦谓的套话，一般不会这么开门见山。当然，敌人要在信文中潜伏暗语，在语汇的选择上不得不受些限制，写得通顺也很难，但是年龄定在四十岁以上，无论如何太偏高了，我看年龄范围宁可大些，二十五岁以上怎么样？” “行，这更保险些。”大陈说。 “第四条我没什么意见。至于这个人的职业、性别和籍贯问题，既然目前还缺乏可供分析的材料，那就不要硬分析，先空着吧。” 对作案人粗略的“画像”就算是议定了。大陈把从百货公司抄来的那六十多个单位和商店的名单从抽屉里取出来，摆在段兴玉面前，面有难色地说：“这么多单位，都进了这种纸，要查清这封信所用的纸是从哪个单位拿的，或者是在哪个商店买的，哼，海里捞针哪。” “墨水化验了吗？”段兴玉偏过头来问。 “化验了，这封信是用普通的鞣亚铁墨水写的。全国统一配方，哪儿都有卖的。对缩小侦查范围一点儿价值也没有。” 段兴玉面色严峻地站起来，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下决心查这个纸吧，这是目前唯一的突破口。春节前一定要把侦查方向确定下来，不然，各单位一放假，咱们可就干着急了。” 会开了一上午才完。中午，周志明吃过饭从食堂走出来，伸手到裤兜里去掏手绢，掏出来的却是那个倒霉的小瓶子，他望着瓶子上滑动着的刺眼的太阳，呆呆地想了一会儿，紧锁的眉头猛地舒展开来，他想起了一个人——卞平甲。 他顾不得上楼去穿大衣戴帽子，跑到存车棚推出自行车，光着个脑袋就骑出了大灰门。 二十多分钟后，他匆匆来到市第二医院研究室化验科，找到了卞平甲。 “哟，今天是什么风啊？”卞平甲惊讶不已地说，“你是难得有空儿的啊。” 他顾不上寒暄，掏出那个瓶子。“帮个忙，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卞平甲看了看，又打开了瓶盖闻了闻，摇头说：“光看怎么能看得出来呀，你是从哪儿拿来的，要干什么？” “是杜卫东那儿，从他家里拿来的。” “噢，杜卫东啊，我好久没见他了，听说这小子在941厂混得挺不错呢，是他叫你来的？他自己怎么不来？” 周志明避开卞平甲询问的目光，把视线移向窗外，“他死了。” “啊——”卞平甲睁大了眼睛。 “大前天，他自杀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望着窗外湛蓝湛蓝的天空，闷闷地说。 卞平甲疑惑地皱起眉头，“是不是……他又犯什么老毛病了？” “不知道，”周志明收回目光，在卞平甲消瘦的脸颊上注视了一下，勉强地摇摇头，“别人也有这么猜的。……可我觉得不像，你出狱以后，他一直改造得不错，在他离开自新河的那天，他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似的痛哭流涕，发誓要重新做一个人，做一个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人……” “可现在又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人是会变的，何况他再好也是麻袋片上绣花，底子就不行。” “可是，可是，他出来以后，有了美满的小家庭，有了理想的工作，在单位表现也不错，干吗一定要走绝路呢，他死前一点儿迹象也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卞平甲默然地点点头，“唉，这家伙，什么事儿不能想开呀。那这个瓶子……” “是放在他家柜橱上的，他家里人说以前没注意过，所以我想可能是他最近几天内拿回家的东西，说不定……咳，说不定吧。” 卞平甲显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你们公安部门不是有专门的化验室吗？” “只有正式立案的物证才能被化验，所以我来找你，你懂这方面的知识，也许能看出点儿名堂来。” 卞平甲凝眉看着手上的瓶子，说了句，“那你跟我来。” 他们穿过几个相通的门，来到另一个大房间里。房间四周的墙壁差不多全被一个个染成奶白色的大玻璃柜遮挡着，玻璃柜里井然有序地摆满了形形色色的药品和器皿，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围着一张桌子打扑克，卞平甲对其中的一个人说： “老秦，劳驾你给鉴定鉴定这是什么东西。” “下午上了班再说，调主！”姓秦的把胳膊一甩。 “你快给我看一下，这是我的私事。” 老秦接过瓶子，对着光看看，打开来闻闻，问：“是咱们医院的吗？” “不是。” “那我哪知道是什么东西？” “什么呀，我闻闻。”和他打对家的一个女同志要过瓶子，闻了又闻，半天，才迟疑地说：“我怎么闻着跟三号炎痛剂差不多。” 她把手上的牌交给卞平甲，说了句：“你替我打一会儿。”就跑出屋去了。这把牌刚刚打完，她又跑回来，手里拿着一个大瓶子，里面也是这种暗红色的药水。 “我说没错吧，我一闻就闻出来啦。”她得意地把大瓶子放在牌桌上。 周志明连看带闻，不错，这一大一小的瓶子里，全是一样颜色一样气味的药水。他问：“这是你们医院里的药？” “不是，是药物研究所的试验品，在我们这儿临床试用的，叫‘三号炎痛剂’。”女同志说。 “治什么病的？” “主要用于肌肉消炎，镇痛，这是种烈性药物，临床效果挺不错的。怎么啦，你用这种药哪？” “啊啊。”周志明闪烁其词地含混着。 他谢了那女同志，和卞平甲出了大房间，来到走廊里。 “怎么样，能看出什么问题吗？”卞平甲探究的目光停在他的脸上。 “原来是药。”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又抬起眼对卞平甲问道，“会不会是他最近到你们这儿看过病？” “这好办，到病历处去一查就知道。” “可我没带介绍信，人家给查吗？” “走吧，我这张脸呀，能顶三张介绍信。” 到病历处，因为还没有开始挂下午的号，两个女同志便抽闲替他们查起来。 “是叫杜卫东吗？”一个女护士找出一袋病历，对卞平甲问道。 “是呀，有吗？”卞平甲很兴奋地看了周志明一眼。 “有一个。”女护士把病历递给他们。 “杜卫东，”他们打开病历，卞平甲轻声念道，“男，一九六六年生，咦，怎么搞的，才十三岁。南大附中学生，不对！” “还有一个叫黄卫东的，是个女的，要吗？”另一个护士又找出一份病历来。 “算了。”卞平甲摇摇手。两个人走出病历处，周志明看了看表，失声叫道：“坏了，我要迟到了。” “还有别的事吗？”卞平甲问，“杜卫东这个事，还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就来找我好了。” “唔——”他思索了一下，“这个三号炎痛剂，全市只有你们一家医院有吗？” “可能吧，临床试验的药要是发得太广泛，不是等于推广使用了吗？不过我可以问问清楚。” “那你回头给我打个电话。”他扯过卞平甲的手，用钢笔把一个电话号码写在他的手心里。 下午一上班，纪真就来到陈全有这个组的办公室里，要听311案的汇报。段兴玉在他表情阴沉的脸上瞥了一眼，试探地问道：“上午，你上局里，马局长谈到这个案子了？” “啊。”纪真闷闷地应了一声，仿佛是不愿多说的意思。 纪真这时候是堵了一肚子不痛快的。上午他在马局长办公室谈其他问题的时候，马局长猝然问起这个案子的情况来了，问得又那么细，他当然不能一一尽答，不料马局长竟然当着那个比自己资历浅得多的技术处处长的面发起火来，根本不管他如何难堪。这老头子的脾气和他瘦弱不堪的外貌正相反，动了肝火的时候，一切面子都可以不顾的。 “一个侦查处长，这么大的案子一问三不知，当官做老爷呀！你给我亲自动手抓，我要的是你过去的那个好作风！我要的是五十年代的纪真！” 好，抓吧，其实这个案子他不是一直在抓吗？一个一个的方案，所有的重要决策，不都是经过了他的拍板吗？好，不当官做老爷，就下到组里去当侦查员，先听汇报！ 他坐在组里的办公室，心情却仍然败坏，看到周志明不知干什么去了，到现在还不回来，便气鼓鼓地对陈全有说道： “等他！一共这么几个人还锣齐鼓不齐的，搞什么案子！” 足足等了十五分钟，谁也不说话，严君第一个耐不住这吓人的沉默，站起来说：“我去找找他，可能在西院睡死了没起来。” 大陈小心翼翼地看了纪真一眼，轻声说：“这几天连轴转，够累的，我也是，倒下去就醒不来……” 严君还没出门，门刷地一下开了，周志明连帽子也没戴，满头汗气走进来。 “对不起，”他气喘吁吁地点了一下头，“有点事耽误了，开会吗？” 大陈赶快接过话说：“快坐下吧，纪处长要听听案子的汇报。纪处长，开始吧？” 纪真转脸面向段兴玉，口气比刚才缓和了些，说道：“我知道，这些天大家都很辛苦，没办法，我们是作战单位嘛，怕辛苦是干不了的。老段，你忘了六○年的那起国民党特务案吗，咱们有两个星期脑袋没沾过枕头，不照样精神足足的吗？现在你们年轻干部，也要学着过这一关，越辛苦，越累，越要讲纪律，越不能松懈！” 段兴玉点点头，作为周志明的科长，他觉得这时不能不出来说两句，于是对周志明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急着要办的私事？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请科里其他同志帮帮忙，你们组这几个人得集中精力呀。” “不完全是私事，”周志明犹豫了一瞬，“我是在……我觉得杜卫东死得有些怪，他又是咱们这个案子涉及过的人，所以这一两天我想把一些疑点调查一下……” “什么？”纪真突然抬高了声音，把全屋的人都吓了一跳，“你怎么能擅自调查这件事呢？你请示谁了，科里知道吗？” 周志明鼻尖上一下子吓出汗来，结结巴巴地解释着：“我，我不是正式调查，不牵涉行使侦查权的问题，只不过是，是在他的家属那儿了解点儿情况，就这个范围……” “你这叫乱来，”纪真不容分辩地打断了他，“这件事情，人家刑警队已经做了结论，正式销案了，你怎么还插手呢？刑警队是一级侦查机构，给一个案件做结论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信口戏言，人命关天的事，没有科学根据人家能随便销案吗？而你，你靠什么？是不是又靠直觉？你搞侦查也不是一两天了，这点儿起码的道理还要我教你？直觉，是属于主观的范畴，仅仅靠它来断案，迟早要跌跤子的！” 周志明让这通劈头盖脸的申斥弄得脑门儿有点儿发热了，梗着长长的脖子说：“我也没说要靠直觉来断案，我只是觉得有疑问，了解些情况又怎么了？” 纪真气急地用手指头在桌面上敲着，“你是国家的侦查员，不是私人的侦探，你应当服从的不是你的自信和狂妄，而是组织，是你的机关，先把你自己应该管的案件管好吧，人家办的案子，即便有错误，人家的组织会负责的！” 周志明的嗓门也忍不住抬高了：“照你的意思，我们公安人员仅仅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就算完了，为什么不能有一点儿对人民、对国家的直接责任心呢？” 大陈把眉毛压了压，冲他摆着手，“周志明，你冷静一点儿，不要再说了。” 纪真脸色铁青，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年轻侦查员这么高腔大嗓地同他直辩，他的口气愈加强硬起来。 “好吧，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解决，今天先汇报。不过我先跟你明确，对于其它单位主管的案件，我们一律规避，不得中间横插杠子。如果你掌握了什么确实证据，证明杜卫东的自杀和我们主管的311案有关，可以正式向科里提出来，再由科里向处里提出报告，如果你仅仅出于自己的直觉，就请你养成客观和冷静的习惯，踏实一点儿，不要捕风捉影，更不能由此搞僵我们和兄弟单位的关系。”周志明没有再顶撞下去，闷着气不吭声了。汇报会开了一上午，他没再说一句话，纪真呢，当然有问题也不问他。等散了会，纪真对段兴玉说了一句：“过一会儿你到我那儿去一下。”便离开了这间屋子。 纪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抽了一会儿闷烟，拉开抽屉想找烟嘴，却怎么也找不着，抽屉里的东西和他此时的心境一样凌乱，今天真是什么事情都不顺心。 行政科长手里捧着一摞材料和报表走进来，很有条理地把一大堆非常琐碎的事务灌进他的耳朵，他也没心思细问，很粗略地翻了翻那摞子待批的文件，草草地在上面签了名字，等行政科长要走的时候，他才想起了一件要问的事情来。 “上次查卫生的时候我说的那件事办了没有？” “什么事？”行政科长一时想不起来了。 他有点儿火儿，“一科周志明住的那间房子！” “噢，这件事呀，我问了问管房的老万，现在全处一间空房都没有，看来还得让他先在那儿凑合一段再说。” “我看了那房子了，冬天，住人不行！”他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处里要是调配不开，在市局招待所给他包个床吧。” “哎呀，”行政科长面有难色，“这怕不行，行政开支没这个项目，财务那儿不给上账啊，就是你批也不成，会计是只认他们自己手里的文件条条的。” “你是行政科长，你给我想办法！”他突然发了脾气，“你们这些个搞后勤的，知道不知道？我们侦查员一干就是几夜几夜地不合眼，一科现在已经把周志明当骨干侦查员使用，闹得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夜里工作完了回去，还得现生炉子，成什么话？这是你的失职！” 行政科长一声不吭，半天才委屈地说：“这，这叫我怎么办呢，房子紧张，财务制度，我有什么办法？” 纪真沉着脸，“行政费报不了，从业务费上支，我是处长，主管全处业务工作，业务费我说了算，你从业务费里拿钱吧！” “好。”行政科长转身刚想走，忽又转回身来，试探地问了一句：“去哪个招待所合适呢？环西路那个离处里太远，养蜂胡同这个净是单间、双人间，标准太高了。” “高就高点儿吧。”纪真翻弄着抽屉，头也不抬地答了一句。 行政科长刚走，段兴玉就来了，人还没坐稳，纪真便开口说： “周志明这么不安分不行啊，你要勤敲打着他一点儿，工作能力强是好事，可像现在这样不把别的单位放在眼里怎么行呢。” “年轻干部，我看有他这点儿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认真精神还不错呢，不能求全责备。”段兴玉坐在沙发上说。 纪真的手臂在空中挥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我宁可要工作能力弱一点儿的侦查员，也不愿要这种惹是生非的，你知道，搞不好人家刑警队要给我们提意见的，搞我们一身是非。” 段兴玉好半天没有说话，纪真又说：“对侦查员怎么教育，你们科里好好考虑一下，出了麻烦我可找你是问。” 段兴玉用一种异乎寻常的郑重口气开口说道：“老纪，有很久了，我想找你认真谈谈我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之间太缺乏过去的那种一致了，有许多分歧把我们膈膜开了。现在案子忙，也没工夫坐下来好好谈，可是有一点我现在不说出来就不痛快。我认为，我们的侦查事业能不能发展，水平能不能提高，关键是看我们这支队伍的好坏。现在国际间谍斗争这么激烈复杂，我们呢，技术设备无论怎么更新改进，也难以在短期内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也不能像外国间谍机关那样，毫无顾忌地使用各种卑鄙无耻、违反人性的手段来达到目的。那我们靠什么呢？除了我们在方针、路线和政策上的优势之外，很重要的一面就是要靠我们侦查员的智慧、勇敢和责任心，你是处长，我是科长，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和要求我们的侦查员？是要他们机械地服从上级，交办什么完成什么，成为上级的附庸，成为一个没有头脑和情感的机器人，还是鼓励和扶持他们的热情和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建立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周志明的死认真倒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作风了。我不是袒护他，他在处理一些关系的问题上，有时候确实失之莽撞。可是列宁说过，任何缺点里都包含着优点，我们应该把他的优点引导出来，引导的目的应当是更好地使他提高保卫祖国、打击敌人的素养，而不是教他如何世故，如何善于关系学，如何机械地服从我们。老纪，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分歧的，而解决这个分歧已经是一件很急迫的事了，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得告老引退了，你想过没有，究竟是什么样的年轻人接我们的班才让人放心呢？” 纪真不答话，慢慢地点起一根烟，抽了两口，才说：“当然，当然……唔——今天大概是我的什么忌日，上午挨了上级的一顿批评，下午又挨了下级的一顿批评，真看不出你们，越老越成了激动派了。” 段兴玉缓和地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才愿意偶尔这么激动一次的，其实，我才真的快成了老于世故的油条呢。要觉得不对，你就干脆驳我，别绕着说。” “你说的呀，当然，理论上大半是对的。” “这么说，还有一小半不对的？” “理论上对的东西，实际执行上就难保那么有分寸了。啊——，我看你一点儿也不油，也是个死认真的脾气！”纪真好不容易地笑了一下，随即又说：“咱们之间的这些话，不要拿到科里给那帮小伙子们说，免得他们没有分寸。” 段兴玉笑了笑，心里说：“要命，这个老头儿！” 快下班了，段兴玉从外面回来，还没进屋，就听见屋里的几个人在高声争辩着什么，陆振羽的声音尤其不让人。 “……你别傻了，上次帮刑警队正了误，你以为他们就从心眼里怎么感谢你了吗？我看不一定。而且说实在的，那次你也是三分主观努力，七分客观机遇，你承认不承认？” 大陈的声音：“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我觉得这类事最好还是偶尔为之，因为是人家的案子，你插进去一只手总要慎重，搞好了，没什么，搞不好，一身膻。” 严君的声音也加进来，“纪处长本来就对你有点儿成见，你何苦还要跟他顶呢？” 始终不见周志明的回答。 段兴玉推门进了屋子，大家都不说话了。周志明脸上挂着几分孤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略一思索，用婉转的口气说道： “好啦，过去的是非问题暂停辩论吧，大伙儿都把精力收拢到查纸上。小周，处长对你的批评，有些原则是对的，一个侦查员，对于自己的直觉不要自我轻信，这些话都值得你考虑。” 周志明突然神情激动地站起来，从抽屉里抓出一个塑料皮的本子，往桌上一放，“你们看，你们看，这不仅仅是直觉，不是的！” 大陈把本子拿起来，翻开来看了两行，“这是杜卫东的嘛。”他念出声来：“热爱书吧，它会使你愉快，使你尊重别人和自己。——高尔基。”又翻了几页，“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坚信人们爱你。——法国，雨果。这是什么玩意儿呀？” “这是他从报纸杂志上摘抄下来的东西，有诗，有格言警句，后面还有歌曲，不要觉得这是幼稚可笑，你们不知道他过去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他真是希望自己上进的。他死前几个小时，给我打了两次电话，说有事要找我面谈，可是我没来得及见到他，他就自杀了，这里一定有很重要的原因。我了解他，所以才知道他死得蹊跷，我不能不想办法搞清楚，这是一条人命，一条人命啊！”周志明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大陈放下本子，沉默不语。 段兴玉却语气严厉地说：“你对某件事情有怀疑，是可以的，不用说我们公安人员了，就是普通群众，碰到这类可疑问题，也是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些调查研究的。可是我们现在手里头有这样急迫的案子，特务分子还逍遥法外，每分钟都可能有我们国家大量的机密情报出现在外国间谍机关的办公桌上，我们的时间每分每秒都是宝贵的，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大陈把爱人孩子放在一边，小严一个女同志也这么长期地奔波熬夜，案子不破就还得熬下去。可今天下午，大家光等你就等了十五分钟，如果人人都这么没有时间观念，还怎么作战？” “这是我的错，我准改。”周志明大声说。 “这件事，”段兴玉又指指那个本子，“你要查的话，事先要跟组里讲。” “……好吧。”周志明点了一下头。 因为晚上要加班研究那张原件纸，大家都到楼下的饭厅吃晚饭去了。周志明跟在后面慢慢走着，心里头淡淡地泛着股苦味儿，他感到气闷，又感到委屈，论起在这个案件中他个人的损失，可以说没有人比他更大了，上下疏远，爱人反目，自己又极不体面地被指定了回避，这一切还不就是为了自己那个要命的死认真吗？假使依着中国的那句老话：“不为祸始”，也“不为福先”，为人处事都恬淡一些，岂不更好吗？其实，以他性格中原有的中庸成份，他本来是可以凭自己的谦恭和刻苦独善其身的，完全用不着这么直抒胸臆，惹是生非。他越想越觉得憋屈，真恨不得大声说一句，“妈的，再也不操这些心了！” 吃过晚饭，刚一回到办公室，严君把电话听筒向他伸过来。 “正好，找你的。” 他接过电话，从对方大声的喂喂两声呼唤中，他一下子就听出是谁来了。 “喂，你是志明吗？”对方不放心地问着，“怎么没精打采的，告诉你呀，我已经问清楚了，那种药，全市有八家医院都在用哪。按说试用药物是不应该发这么广的，反正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喂，怎么样？喂喂，你怎么啦，有主意没有？” “啊，没怎么，八家医院是吗？”他几乎是一种敷衍的口气。 “对，这些医院里我倒都有认识的人，有的不熟，不熟也没关系，我可以陪你一块儿去，办事可能方便些。” “啊——”他迟疑着没答话。 “怎么样？我只有中午有空，我们一中午跑一个地方，加上星期天，一个星期，完了。” 卞平甲的自告奋勇使他心里一热，攥着电话的手心儿也冒出汗来，不知是什么鬼使神差，他一咬牙，说：“好吧！” 放下电话，他先把这事向陈全有说了，陈全有略略考虑了一下，说：“中午要是有空，你去吧，不过可注意，别再迟到啦。”停了一下他又说：“刚才吃完饭，我跟段科长谈了一下，我是建议把杜卫东的自杀正式列为311案的一个疑点开展调查的，这并不是否定刑警队的决定，因为刑侦部门嘛，鉴定证明是自杀也就算完了，而我们反间谍部门却完全有理由搞清自杀的原因，只要和我们的案子有点儿关系就行。” 周志明喜形于色地说：“是吗，科长怎么说？” “他没表示什么，现在这个当口上，要让他分出兵力去另开战场，那查纸就不能全力以赴了，这当然是要慎重权衡的啊。” 陈全有的话没说错，晚上工作一完，段科长便找他把杜卫东那个本子要走了。 第二天中午一下班，他啃着早上就买好的两个馒头，匆匆忙忙赶到约定地点和卞平甲会合，然后一块儿去他们选定的头一个目标——市职工医院去查病历，结果：查无此人。他又火急火燎地往回赶，生怕再迟到了。第二天中午，当他揣上馒头又要走的时候，陈全有叫住了他。 “这么干，身体顶得住吗？” “行，没事。” “还有几个医院没查？” “七个。” 大陈从抽屉里取出介绍信的本子，“好，我帮你跑几个。” 他低头给自己写着介绍信，“今天我去哪儿，医大附属医院？行。” 严君明白过来，响应道：“我也去，还有哪个医院，近一点儿的，我骑车子不如你们快。” “好。”大陈给严君又开了一张。 小陆迟疑了一下，踱过来，“那，给我也开一张吧。” 周志明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许，也许什么也查不出来的，也许得白跑……” “行了，”小陆在他肩上拍了两下，“你甭解释了，都是老侦查员，还不懂这个？” 小组成员一致的支持，使他感到特别的受鼓舞，有力量！哪怕他们并不帮助他跑腿，他心里也是高兴的。 他今天给自己选了一个最远的医院——南州市骨科医院，他把自行车蹬得像飞起来一样，卞平甲可受不了了。 “哎哎，我可是过了不惑之年的人了，照顾一下行不行？”他气喘吁吁地拼命跟在后面。 骨科医院的一位药剂师是卞平甲在一个训练班上的同学，由他领着，他们先到挂号处去查病历，没用五分钟，挂号室的一个女护士便从一排排病历架后面转出身来，问道：“这儿有个杜卫东，941厂的，对吗？” “对！”周志明喜出望外，“他的病历能看看吗？” “不行。”女护士摇头说，“医院都有规定，病历是不许随便给人看的。” 央求了半天，女护士还是执意不肯破坏医院的成规。最后，看在那个药剂师的面子上，她又钻进病历架里看了一下病历，把给杜卫东门诊的大夫的名字告诉了他们。 “这是个老大夫，骨科权威。”走出挂号室以后，药剂师对他们说，“老头儿人不错，我可以领你们去找找他。” 周志明向挂号室窗口那排已经甩起来的队列瞥了一眼，抬腕看看手表，发怵地说：“来不及了吧？下午快上班了。” “不要紧。”卞平甲还以为周志明是怕耽误他上班，忙说：“既然今天查到了，索性搞清楚再说，我晚回去一会儿没关系。” “那……好吧。”他只好决定豁出去了，“那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可别在那儿?唆。” “行，看你的。” 他们向楼上走去，周志明又说：“找大夫了解病情，总不能直入公堂地进去就问哪，总得有个名义，回头就说我是杜卫东的弟弟，想了解哥哥的病况，怎么样？” 卞平甲笑了，“不像，杜卫东那副傻大黑粗的样子，哪儿会有你这么个俊弟弟，我看不如说咱们是他单位的。” “别了，随便用组织的名义不合适，就说我是他弟弟吧，管他像不像的，那大夫说不定连杜卫东的长相都记不准了呢。” 他们在楼梯上商量好了，才向门诊部走去。在一间小诊室里，药剂师把他们介绍给了一位须发疏朗的老医生。老医生没等他们开问，便露出一脸不满的神气说起来： “病人怎么不来？这么多天了。”他翻着桌上的台历本，说：“他是上星期六上午来看的病，我跟他讲了叫他星期天，最迟不能超过星期一就得来看拍片子的结果，可今天都星期四了，怎么还没来，不怕把自己耽误了吗？” “拍片子的结果出来了吗？是什么病？”周志明问。 “有了病，大夫的话是一定要听的，否则，大夫再高明也没有用。”老医生答非所问，絮絮叨叨地咕噜着。 “是啊，他老以为没事，不肯来，我们都挺着急的，所以来问问大夫。”卞平甲顺嘴编来。 “还以为没事？别看表面上肿得不明显，再不来，半条胳膊怕是保不住了。” “大夫，他究竟什么病？”周志明着急地问。 老大夫腰板笔直，端端地坐着，说道：“他的右腕以前骨折过，肱骨和桡骨都曾经受过严重的损伤，从这次拍的片子上看，当时治疗得不理想，原来损伤的部位现在又开始发炎、积脓、溃烂。这是一种突发的急性炎症，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恐怕是要截肢的。” 周志明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语无伦次地问道：“大夫，那他照的那个片子，他的手，您说，他的手伤到什么程度了？肱骨，还有桡骨？”他在自己的小臂上比画着。 老医生加重语气重复地说：“我不是危言耸听，他的手如果不及时手术，就得截肢，不过现在来的话，也许还有可为。” “我是说，您能不能判断，在上星期六，他从您这儿离开的时候，他的右手还能不能用力，比如说，负十公斤左右的东西？” “十公斤？不要说十公斤，半公斤也不行，他的右臂从肘关节以下几乎不能动了。”老医生大惑不解地望着他，“怎么，他回家后没说他的胳膊很痛吗？从片子上看，肱骨和桡骨的四周已经积脓了呀。” 周志明顾不得再往下问了，向那位药剂师使个眼色，匆匆忙忙向老医生道扰告辞。出了诊室他又向药剂师道了谢，便快步如风地往楼下走，卞平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溜小跑跟上他，穿过走廊，直奔医院的大门。 “哎哎，到底怎么样？你是不是发现点儿什么了？” 周志明脸色凝重，摇了一下头，“不，没什么。”走出大门口，他握住卞平甲的手，迟疑少顷又说：“以后吧，以后再告诉你。”他使劲儿握了握卞平甲的手，突然觉得眼睛有点湿了，“老卞，你真是个好人，杜卫东有灵，准要给你作揖了。” 下午上班的时间已经过了二十来分钟，他和卞平甲分手后，在离医院不远的一家修自行车的铺子里，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 他拨通了办公室，刚说了一句话，大陈便先埋怨起来。 “你怎么搞的，都几点啦？纪处长刚才又发火儿了，喂，你现在在哪儿啊？” “喂，跟你说，我现在回不去，请个假。” “请假？我看你算了吧，现在案子正是要劲的时候，小陆他们已经出去了，我也正要走呢，你快回来吧。”大陈几乎是命令的口吻了。 “我回去挨批评，做检查，背处分，都可以，可这个事非马上办不可，劳驾了，你在领导那儿替我挡一挡。” “到底什么事啊？喂喂。” “见面再说吧，这儿讲话不方便。”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挂掉了电话。半个小时以后，他来到刑警队马三耀的办公室里，进门第一句话就说： “杜卫东不是自杀，是他杀！” “什么？”马三耀被这一惊人的宣告弄愣了，好半天脸上才现出疑惑的表情，推开堆在面前的一堆材料，用略带嘲弄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慢吞吞地说：“你小子昨天晚上做什么怪梦了吧？” “我找到证据了，不开玩笑！” 马三耀凝眸和他相视少顷，在目光短瞬的交流中，他眉宇间那微讽的笑意消失了，神态严肃起来，但口气中仍然蕴着怀疑。 “什么证据？” 周志明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急急地说：“上个星期六上午，也就是杜卫东死的当天，他去市骨科医院看过病，他的右臂在监狱里被其他犯人捆残过，现在旧伤复发，医院里给他拍了片子，一个权威骨科医生证明他的右臂已经完全丧失活动能力，根本不能用劲儿。自勒身死，绝对不可能，医院的诊断可以百分之百地推翻这个结论！” 马三耀被这个横生出来的证据惊得目瞪口呆，“什么？你再说一遍！” “骨科医院，他死前去看过病，右臂内部溃肿，根本不能用力！” 马三耀眉头打成一个疙瘩，呆呆地沉思片刻，如梦方醒地跳起来，抓起了桌上的电话。 “找老武，老武吗？你马上派人去市骨科医院，杜卫东自杀以前，不，他死以前去那儿看过病，你们去一下……不不，不仅是一般的了解病情，而是取证，对，取证，你别管销没销案……是，要马上去。” 放下电话，他坐下来，很疲倦地仰靠在椅背上，颓然地用手指捏着紧锁的眉尖，周志明靠近他，轻声说： “你看，是否还应该派人再到他家里去一下，也许能了解点儿新情况……” 马三耀一句话没说，站起来，收拾好桌上散乱的材料，抓起棉帽子向门外走去，他拉开门，才转回身对周志明说道： “陪我一起去，行吗？” 他们来到西夹道，是下午四点多钟。对于他们的不速而至，王焕德一家人无不下意识地觉得事情有了一线希望。 郑大妈形容枯槁，但说起话来，锐意还在，她用微陷的眼睛看定马三耀，叨叨说道： “你是公安局的领导吗？我们家卫东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个说法，你们总该给个准谱子吧？他要是有问题，我们划清界限，要是没问题，我们也好挺着腰板做人呀，现在都在搞四化……” 马三耀不去理会老太太的唠叨，老练地在淑萍的房间里四下打量，问道：“星期六下午他回家以后，没说起他哪儿不舒服吗？” 一家人面面相觑，王焕德说：“没听他说呀。”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或者说感觉到他的右手有什么毛病？” 沉闷了好一会儿，梅英第一个想起什么来，说道：“那天他吃晚饭，好像……他好像是用匙子吃的，淑萍，你不是还说他越活越小来着吗？” “用哪只手拿匙，右手，还是左手？” “哎哟，这可记不清了。” 淑萍一直静静地思索，突然，眼睛闪了一下，“对对，他的胳膊是有毛病，他那两天说过他手痛，对我说过的！我问他怎么了，是不是以前得过什么病，他又老不爱说，我还说他来着，这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干吗不好意思呢。对了，那天我还劝他别去值班了，和别人换一换，他不听，说是大星期六的，跟别人换班不合适，他这人就这么认真。” 大福子的目光一直在马三耀脸上探询着，这时才插空进来问了一句： “卫东……没什么问题吧？” 马三耀没有回答他，自顾在屋里踱了两步，站定，问道：“他的东西，我们可以看看吗？” “可以，当然可以。”王焕德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当即说。 马三耀先看了那个小书架，信手翻了翻，又看了杜卫东的柜子和桌子的抽屉。一边看，一边问一些杜卫东日常的起居习惯和死前的言行之类，最后他从床腿的里侧顺手拾起一只白色的帆布包，问道： “这也是他的？还挺沉。” “是他做木匠活儿的工具兜。”淑萍说。 马三耀扒着兜子往里看了看，伸手进去，哗啦哗啦一阵铁器撞击的声响，他从里面拿出一个小本子来，粗略地翻看着。 “写的什么？”周志明问。 “没什么，净是些家具图样，哎，这儿还夹着张纸……好像是封信。” 马三耀从小本子里抖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来，展开来看了一遍，向淑萍问道：“谁的信？”淑萍看了一眼，摇摇头，马三耀又递给志明，“不知道谁的信啊，我看是个草稿，勾得乱七八糟的，肯定不是他写的，他写不出这种水平的字来，我知道。” 周志明接过那张纸，一行熟悉的字把他的视觉猛地击了一下，他全身的血液都在这一击之下怦然窜到脑门上来了，这就是那封信！那封他们全力以赴在搜寻的信！ 冯汉章先生台鉴： 你寄来的钱…… 他的手抖起来，全身抖起来，不知是兴奋、是狂喜，还是恐惧、是惊骇！ 他认识这笔迹，这潦草却未加伪装的笔迹！ 施肖萌掮着沉甸甸的书包，走进宁静的阅览室。行将西落的太阳，在这间轩敞的大房间里洒下一片灿烂的金晖，明亮堂皇的视觉效果和暖融融的书卷的香气，使她晦暗的胸襟稍稍宽展了一些。 她为自己找了一把略高一些的靠背椅，尽量舒适地坐下来。这几天，来这儿看书的学生寥寥落落，似乎大家都在忙着为逃避去外地分校的命运而奔走活动。她要不是中午刚从王副校长那里得到了可靠的内部消息，又何尝能够如此安逸地来这里看书呢？ 还有几天就要放寒假了，放假前就要公布去分校的学生名单，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教室、宿舍还是在操场、食堂，这件事都作为中心话题被人们用各种猜测、判断和展望翻来覆去地咀嚼着。要去六百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被——用某些同学的话说——发配“远恶军州”的可能。前天，中文系十八个党团员联名向校党委递了公开信，主动要求去分校草创，随后，西语系立即有人起而响应，而在他们法律系，却还没有涌现出这类拔萃人物。当她在食堂门口看到那封赫然贴在墙上的公开信时，胸口也曾荡过一股热流，对于这些自告奋勇的同学，她从心里是敬佩的，因为这毕竟不是假好汉的一时狂热，而是对自己终身前途的一个小小的选择，她真恨不得也登高振臂，“算我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填在上面，与那十八勇士为伍做伴去。然而却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她要是真那么干了，也许才真是属于一时狂热呢。她想好了，听天由命吧，让她去，她就去，让她留，她也不那么左，好像只有到分校才算响应党的号召似的。 于是在昨天全班的大会上，她只是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谨慎而简短地表了一个愿意服从组织分配的态。等散了会，立即有人对她说：“你还怕什么？你有你老头儿……”虽然是熟人玩笑，但说得这么直白，颇有些让人下不来台，她当即就恼羞成怒地抢白了一句：“你可以监督呀，我要是托家里走了后门，你告到纪委去，叫我退学都行。” 王副校长在今天中午透给她的消息中，特别提到了《南大学报》已经内定由她担任法律组的学生编辑一事，显然，她的留校有一大半是出于这一缘故。她的心情也由此而安定下来，这样见了谁都可以说得出口了，她留是留得无愧的。 阳光在眼前的桌面上镀了一层柔和的金色，使人赏心悦目。《学报》怎么看中她了呢？大概，一是因为卢援朝案件的胜诉，使她小小地轰动了一下；二是她的那篇“摒弃人治，实行法治”的文章，《学报》取其鲜明，是准备刊用的。这两件事似乎和眼前这片金色的阳光一样，预示着自己在事业上的未来。比起大多数同学来，她应该算一个早发的幸运儿了。一想到自己的文章将第一次被铅字刊出，她心里便荡漾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和满足。 多想想这些好事吧，她尽量把这些天来那一个个不快的思绪从脑子里赶开，慢悠悠地从书包里取出那本正看了一半的参考书——《宪法选编》，从中间打开来，又摊开笔记本。对！所有这一切，学问是最要紧的。 十九信条?穴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公布?雪 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 黑色的铅字在书页上模糊起来，她的思绪又飘移开去。最近一段时间，她总是不能长时间地凝聚起注意力来，思绪总是这样游移无定，像痼习一样难以克制，想什么呢？她常常……常常会不期然地想起周志明来。 第十五章 自从和他闹翻以后，她当真发狠地下过分道扬镳的决心，但没出两三天，一腔子无名火便渐渐平熄下来，他的面孔、身态、声音，又悄悄地从心底的缝隙里钻出来，频繁而顽固地勾留在麻乱的记忆中，挪移不开，挥赶不尽。恨和爱、恼怒与眷恋、委屈与失悔交织在一起，缠绵在一起，真是一种莫名的苦闷。她一向是个不吃后悔药的人，这回却暗暗地埋怨起自己来了，实在不该在冲动之下说了那些绝情的话，过分地伤了他的自尊。就算他和严君勾肩搭臂地逛过大街吧，那也并不是完全不可挽回的错事啊。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好人也会有过失，何况人是感情动物，异性相吸，常属不免。而周志明又绝不是一个轻浮成性的人，绝不会把以往的爱情一旦抛净。为什么不能原谅他，把他的爱彻底地夺回来呢？至于他对季虹问题的上书言事，在法律上本来是个无可挑剔的行为。虽然姐姐定成了反革命，对自己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的名声和前途不会没有影响，但是法律的神圣她是懂的，为这件事而移恨于周志明，她不能那么没觉悟！ 如果不去找他，他会自动回来吗？她脑子里不止一次地转着各种估计，如果他回来，她是愿意原谅他的，这自然不用说了，其实，她简直是急于原谅他了。她是多么希望看见他突然一推门走进来呀。到了晚上，她躺在床上还发着这种臆想，后来，他竟然真的来了，站在她面前，腼腆地别过脸去，眼中闪动着柔情的波光，向她诉说着许多愧悔和想念的话，她当然是张开双臂拥抱了他，在他脸上印满了甜吻，后来，后来……竟是南柯一梦！ 白天再去想这梦，反倒体会出无尽的苦味，想丢，又丢不开。到现在还得想方设法来逃避和抵抗这梦的缠绕，她吃力地把视线重新关注到书上来。 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 只读了这一行，心绪又缭乱起来，种种不快又一股脑儿地翻上来。是的，她为卢援朝的辩护使她在学校里很光彩得意了一番，但在家里，和母亲的关系却陷入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之中，母亲是爱姐姐的，所以不免移怨于她。从道德上讲，母亲当然也明白这本来是怪不得她的，但是感情毕竟是独立于道德之外而发生作用的另一种东西。母亲的更年期还没有完，常常显出低于常人的脆弱和烦躁，这些天几乎没有对她做过半点温情的言笑，看到她回来就把一张冷冰冰的脸扭到一边去，至多说几句敷衍的问候，“吃饭了吗？”、“回来啦？”像是同一个半熟脸的人在街上打招呼。她甚至巴不得母亲还像过去那样在她耳边没完没了地唠叨才好，什么又去谁家玩儿啦，为什么不到乔真那儿去啦，为什么要穿这种颜色的裙子啦，不管说什么，她都愿意听。她有时也非常强烈地希望能跟父亲坐在一起谈谈，随便谈什么都行，只要能让她享受一下那很久就流于无形的父爱。而父亲却又是那么难得一见，即便见了也是匆匆一面，说不上一两句话就走，她这个当女儿的还远不如他的秘书重要呢。周志明离开了她，父母又是这样不顾她，亲人们对她的漠不关心比以前的过分干涉更加让她受不了！ 阅览室里的人越来越少，有人从斜里走过来，触动了一下她的胳膊，把她从痴想中扯出来，学校政工部的一位干部站在她的面前。 “小施，外面有人找你。” “找我，谁？” “市公安局的。” 她的整个身心仿佛都在呼吸之顷收紧了，眉宇间闪过一阵兴奋，她掩饰着，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人在哪儿？” “在外面，我领你去。” 她匆匆将摊在桌上的书本胡乱塞进书包，往肩上一挎，跟在那位干部的身后向外走去。 “他到底来了！”她脑子里一跳一跳地想着：“他离开我，也许比我还要神魂颠倒吧？呆会儿见面我怎么说呢？当然岐山路那件事是先要忌口的……” 出了图书馆的楼门，向左斜斜地拐过去，有一片幽静的小松树林，林中有块方方正正的空地，空地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几个样式古老的石凳。那个干部把她领到这里，并不离去，她看见严君和另一个魁梧的中年人从石凳上站起来，眼睛对她直视，她心里的那一腔热气忽地冷下来。 “找我？” “找你，有件事。”中年人态度温和，递过一张叠了一折的白纸来。 她认出来了，这人就是上次去抓卢援朝的那个大个子。她迟疑地接过那张纸，心里一动，不会是他让他们带来的信吧……她把白纸掀开，一行钢笔字和一个暗红的官印把她所有的想象都击得粉碎。 兹有我局工作人员陈全有、严君向你校学生施肖萌了解有关…… 她没有看完，一股极度失望的情绪潜然爬上心头。严君向她指指石凳，说道：“坐下谈吧。” 她没有坐，但却点点头，说：“了解什么，只要我知道的就一定提供。”她用了一种通达合作的口气，而实际上，心绪却败坏极了。“我们只有一个问题，”中年人说，“在施季虹诬告卢援朝的伪证中，你是怎么发现月光这个虚假环节的呢？” 这个问题大出所料，她怔了一下，说道：“这本来是个常识嘛，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不，”中年人仿佛是胸有成竹地眯起眼睛，非常肯定地摇着头，“阴历二十七、二十八的夜间没有月亮，并不是人人熟悉的常识，据我们了解，你在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并不丰富，是不是呢？” “可我也不是个白丁，我就是查出来了，使一个无辜的人免受牢狱之苦。”她有点气愤了，“我不明白，这个案件法院早已审结，你们现在又提出来胡乱猜疑，干什么呢？”话说出口，她又有点儿后悔，何必用这种刺激性的语言呢？ 中年人似乎并不介意，仍然温和而执著地继续问道：“那天没有月亮，是不是有人告诉你的？” 她也心平气和了，微微笑一下，反问：“怎么，辩护人在辩护前合法搜集证据，难道事后也要受到盘问和干涉吗？” 中年人目光灼灼一闪，不答她的话，反而单刀直入地问：“是卢援朝告诉你的吗？” “什么？”她有点儿赌气地扬扬眉尖，“我要说你们这是侵犯辩护人的合法权益呢？我可以拒绝回答吧？” “肖萌，”严君插上来说，“我们今天是为工作来向你询问这个情况的，请你协助一下，好吗？” 她浑身打哆嗦，一股没来由的委屈和憋气占满了全心，严君的态度是温和的，甚至是商量的，但这种居高临下的关系却叫她受不了。她真想哭出来，把这些天积下来的所有委屈放任地倾泻一通，眼泪快要流下来了，她转过身子，想走。 “等一下，”中年人强硬起来，“依照法律，公民有作证的义务，故意隐瞒证据的要负法律责任，现在请你明确有个态度，你是不是拒绝回答我们的询问？” 泪水湿了眼睛，她忍住没让它流下来。 “肖萌，”严君几乎是一种关怀恳求的语气，“你为什么不愿意说呢？伪证中的那个破绽，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垂下头来，用低低的声音说：“是他，他告诉我的。” 说完，她踉踉跄跄向树林外面跑了出去，听见严君在身后叫她也不回头，泪水顺着双颊流进嘴里，舌尖上全是难言的咸涩。 阅览室已经要关门了，她又不想早早地回家去熬那个难堪。因为宿舍已经支援了新入学的外地学生，她放了学便没个去处，有时在学校里寻事耽搁，有时在街上无事消磨，最近还常常去援朝家坐坐。自从援朝被诬陷入狱后，她就把他当作一个弱者在付予自己的同情了。卢援朝其实还是很爱姐姐的，现在虽说平反出了狱，但毕竟失去了将要得到的家庭生活，所以仍然是个不幸的人。然而她今天却不想去找他，她现在已经没有热量再去温暖别人了。她骑着车子在街上慢慢地转了一阵，让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直到墨蓝的夜色涂满了天际，才回到家里。 走廊里没人，却大亮着灯，她没有去关，她现在对于特别强烈的光线似乎有种近于病态的刻意的渴望，因为黑暗总是象征着寂寞和孤独的。 厨房里传来丝丝拉拉的炒菜声，一种家庭的温热气息突然贴近她冷瑟的身躯。吴阿姨从厨房半开的门中探出了脑袋，一股菜油的香味随即飘溢在走廊里。 “小萌回来啦？饭等会儿就好，你饿了吗？” “不，我不饿。”她笑着回答，尽力扫开胸中的积郁。 她把书包挂在衣架上，走进自己的房间，一眼看见桌上摆着一个字条，她没顾上脱大衣就拿起来看，啊，是爸爸留的。 萌萌：我很忙，见不到你，有件事和你说一下，今天公安局的领导对我说了，周志明和那位女同志那件事是在执行任务，组织上是清楚的，你是误解他了，爸爸。 又及，这事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她手里捏着这张条子，像傻了似的僵立在桌边，心里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窝火，她想笑，笑不出来，想哭，又哭不出来，就是这么一种没法形容的感觉！ 她在床上坐下来，又去看那字条，渐渐在麻木的舌尖上咂出点儿味来了，是高兴，她应该高兴！她按捺不住地在屋里转了两圈，离开屋子想到客厅去，她真希望这时候客厅里正有个可以交谈的客人在座啊。 客厅开着日光灯，雪白的窗帘从窗户的上沿垂挂下来，格外耀目。母亲坐在沙发上，挪开手中的报纸，很注意地看了她一眼，难道自己脸上有什么古怪的神情吗？ “妈，爸爸还没回来？”她鼓起热情，向母亲做出一张笑脸。 “啊，没回来，呆会儿饭好了你先吃吧，我等你爸爸回来再吃。”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她又主动扯起话头，“我也等爸爸回来再吃吧，反正也不饿。”她尽可能将声调处理得亲热而又随便。 “啊，不用。”母亲端起自己的茶杯，站起来，向卧房走去，“这两天总失眠，我得躺一会儿。” “妈，”她在她身后说，“今天我们王副校长找我谈了，去分校没有我。”她故意找这样重大的事情说，想调动起母亲的兴趣来。 “王副校长？噢，就是跟你乔叔叔挺熟的那个。”母亲回了一下头，却全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她赶紧接着说：“他说《南大学报》准备登我写的那篇文章，还要吸收我参加编辑部工作呢。” “噢，那好。”母亲点了一下头，捶打着腰部，自言自语地咕噜着：“这个吴阿姨，准又是没关厨房的门，油烟味又进来了。” 母亲走进卧房，门关上了。她带着几分呆相留在显得非常空旷的客厅里，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走廊里，吴阿姨一嗓门招呼：“吃饭喽！”好像一声尖锐的怪叫，穿破死一般的寂静，刺进她木然的意识里，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冲出客厅，逃命般地奔向大门。跑到街上，她的双膝发软，像得了疟疾一样止不住地颤抖，耳鼓里嗡嗡一片连响，胸口被压得出不来气，一阵无声的哭泣顺着脊梁传上来，从两肩向全身扩展，她拼命支撑着，踉踉跄跄向前走去。 “姑娘，你是不是病了？”一个戴眼镜的老太太从身后赶上几步扶住她，“你家在哪儿？” “啊，没事，谢谢。”她躲闪开这位路人的关怀，“我家就在前面。” 家？不不，这简直不是家！ 她漫无方向地走到太平街的尽头，心情渐渐平复下来，但却并不想折回去。孤零零地站在路灯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仿佛要把胸中的苦闷全都吐出来似的。要不然……就去找他？他是不是又回那个小工具房了呢？不，不去，在这种丧魂落魄的心情下还是不去，那么……她突然想起了卢援朝，去他那儿吧，现在，只要有个能和自己说说话的、能随便说说话的人就行！ 她坐上公共汽车，到了杏花西里，沿着那条穿行在一片楼区里的蜿蜒小路向卢家走，转过一个弯儿来，她蓦然愣住了。 在卢援朝家楼前的路灯下，触目地停着两辆吉普车，车边上站着两个民警，一大群人看热闹似的挤在两边，伸脖踮足地向楼门里张望，这不寻常的场面使她心里一阵紧张。 “公安局抓人了。”几个小伙子咋呼着从身边跑过去，她居然也跟着跑了几步。 到了楼前，她向一个中年妇女问道：“什么事？” “抓流氓吧。”中年妇女想当然地答道。 “啊。”她点点头，想分开人群上楼，她可没心思看这种热闹。 突然，人群涌动起来，先向前挤，后又向后撤，楼门口，两个高大的民警像抓小鸡一样挟着卢援朝走出来，一下子撞进她的视线！ 卢援朝！？ 他的腕上又扣上了手铐，上次被捕时那种镇定的神态荡然全无，垂着毫无血色的脸，拖着步子被推上了吉普车。 吉普车的门砰然响了一声。她惊呆了！ 楼门口又走出几个人来，她一眼看见了周志明，他穿着一身民警制服，戴着大盖帽，样子很英俊。她想叫他，却哆嗦着没能张开嘴，看着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上了另一辆吉普车，车开走了。 看热闹的人议论着走散了。她呆呆地，挪不动脚步，胸口像堵了一团肮脏麻乱的败絮。忽地，几个小时以前和严君他们的谈话浮上脑际：“是他，那天没有月亮，是他告诉我的——”她猛然打了个寒战！ 电动门响了一声，开了。甬道口传来一声长长的呼唤，把徐邦呈惊醒了。 “九号，出来。” 他懒懒地从铺板上爬起，出了牢房，向着阳光明亮的甬道口姗姗走去。 这些天一直没有提审，他几乎养成了嗜睡的毛病，晚上睡，白天也睡。刚才又是一篇好梦，当他被押着踏上预审楼楼梯的时候，肿耳虚腮的脸上似乎还弥留着在梦中神游的笑态。 那是美丽的地中海，那是温暖的地中海，在冬天无边无际的严寒中，摩纳哥，是一块得天独厚的绿洲。他记得在希腊语里，摩纳哥代表“隐士”的意思，真是个令人神往的名字，隐居一隅，隔断了拿生命做赌注的人生游戏，远离了你死我活的恐怖厮杀，万事皆空，清静为乐。瞧，那一片片绿的，是什么？是棕榈树的荫盖？那望不到边际的深蓝，有如大海般的辽阔，哦，那就是大海。那海、那树、那秀丽如画的山、那一条条曲折通幽的小路，就是隐士避喧的乐园和归宿？就连那个蒙特卡罗大赌场，也是为了让人们在乐极之时忘掉比赌博更荒唐、更危险、更多陷阱的尘世吧？哦，马尔逊微笑着向他走来了，“亲爱的徐，我在这儿等你很久了。”拥抱，他抱着的，好像不是马尔逊的真身，而是一团云，一缕气，虚无飘缈，只有那微笑清晰地印在眼前。有人给他们斟酒，红珍珠一样的法国香槟发着丝丝细响，在高脚杯中泛着乳白色的气沫。“不，亲爱的徐，这不是红香槟，而是红鱼子。”哦，原来是红鱼子，他怎么连红鱼子都不认得了？马尔逊还是那么豪饮，健谈，“我同医生妥协了，每年冬天来这儿小住一段。”这儿的确不错，氧气充足，常年有绿，冰封季节还能看到盛放的紫罗兰和威灵仙。马尔逊还对他说了些什么？……啊，啊，就在这个时候，那该死的电动门响了！ 上午的阳光从审讯员后面的小窗里直喷在脸上，他情绪放松地在方凳上坐下。对于梦境的重温，能使那个若明若暗的希望紧紧地维系在身边。他尤其不能忘记几年来马尔逊一再强调的那番关于情报员的价值重于情报的理论，这理论现在几乎成了他精神上最主要的支柱了。马尔逊是懂得爱护、珍重情报员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情报员在任何逆境和危险中，都能在自己心中保持着化险为夷、东山再起的希望，他现在就是充满着这种希望的。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许很快，也许要等些时日，他坚信马尔逊总会再设计一条锦囊妙计，把他营救或者交换出去。至少，这也是马尔逊挽回自己面子的最体面的做法了。虽然他此刻还坐在受审席上，但心情却是乐观的，带着被幻想和期望充实起来的兴奋，他甚至还微微笑着冲那三位审讯者问了句早安。 这次来提审，还是那几个老对手——姓段的头头、身材胖大的中年人，还有那个外表秀弱，而在仙童山却一拳头打松他半边牙的小伙子。今天审什么？他在他们脸上猜测着，却看不出一点吉兆。 姓段的开门见山，用很平常的口吻说：“今天有些问题要进一步核实一下，主要是关于0号计划的一些细节，听清了吗？是细节。” 他很轻松地点点头，若无其事地说：“可以。” “好，我问第一个问题。”姓段的问话照例是干脆利索的，“你所执行的0号计划是一丝不差地按照马尔逊交待的方案进行的吗？” 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马尔逊强调过，对于他设计的计划，情报员只能遵命行事，不能独出心裁，另有发挥。” “他在这个计划中所特别强调你不许更改的部分是什么？” 他疑惑地眨着眼睛，不明白这问话的意义，想了想才说：“行动的细节，细节不能更改，他强调过。” “指哪些细节？” “细节？很多，都包括。我以前不是谈过了吗？”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个好梦壮的胆，他今天答问的口气特别硬。 “施季虹向我们检举卢援朝时说的那些话，属于不属于这个细节的范围呢，是不是也是马尔逊预先设计好了，再由你教给她的？” “是的。”他很冷淡地答道。 “那天天晴月好，在月光下她看见卢援朝跳进江一明家的窗子，这些话都是马尔逊设计的吗？” “时间这么久了，这些具体的话我怎么能记得住呢？”他觉得自己这种身份的间谍，在审讯员面前是不能一味软弱的，否则万一将来回去和马尔逊说起来，可就真是“英雄气短”了，“我记不起来了，请原谅。”他果断地说。 对于他这种一反常态的倨傲，姓段的沉默了片刻。是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沉默。 “徐邦呈，我提醒，你现在的心理状态是有害的，你还对自己的前途抱有什么非分的幻想吗？” 真是一针见血，他心里跳起来，却耷拉着眼睛不说话。 “哗啦”一声纸的声响，接着是姓段的声音：“你认识这个吗？” 他抬了一下眼皮，“这是那封报警信吧？我说过了，我不知道是谁写的。” “那我告诉你。”审讯者一字一板地说：“这封信的作者，就是马尔逊让你抓的那个替罪羊——卢援朝！” 他目瞪口呆，好像眼前炸响了一颗雷！ ——卢援朝？！ 姓段的面色平静，放下那封报警信，淡淡地冷笑一下：“你是老手了，我想用不着解释了吧。” 他的眼睛直勾勾的，瞳孔忽地放大了几倍，全身悚然一抖，仿佛一下子沉到了暗不见底的地狱中。啊！啊！啊！——全明白了，他全明白了，整个0号计划，整个阴谋，整个骗局全部都明白无误地展现在眼前，让人一览无遗，看个穿透！ 审讯者没有马上接着问，好像是给他时间去回味，去反应。他如同一个癌症病人突然知道了自己已经死在临头，全部精神几乎在一秒钟之内就崩溃下来，他全身抽动，拼命想哭出来，可却是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干嚎。直到这一刻，他这个曾经全身心热衷于冒险事业的理想家，才算真正地悟破了间谍生涯的冷酷！这些年，他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被人抽打着卖命地旋转，及至停稳下来看清楚那光怪陆离的四周原来竟是一个充满了谎言和诡计的世界时，却已经歪倒在尘埃中再也站不起来了。他看到了，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无可挽回的末日，他痛哭起来！ 没有人打断他，没有人制止他这种垂死的发泄，然而，除了几声绝望的哀鸣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没有了，没有了。他的幻想，他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马尔逊身上，他崇拜了多年的马尔逊，他一向看作宽厚仁慈、爱兵如子的马尔逊，却恰恰是这样一个阴险狡诈、残酷无情的魔鬼！当他需要你的时候，可以像父亲一样爱护你、厚待你，欺骗你做着一个又一个天真的梦，而当他更需要另一个人的时候，又可以毫无吝惜地玩弄着你的忠诚，把你牺牲掉、葬送掉，就像踢开一条玩腻了的狗那么简单。想起马尔逊握着他的手，和他相约重逢时那个真诚郑重的神情，谁能料到这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一个大骗局呢？ 他恨自己，恨自己，恨自己！恨自己！ “好，”审讯者严厉的声音压过他的欷歔，“我接着问刚才的问题，施季虹检举卢援朝时所说的在月光下看到的情况，是不是全部由马尔逊预先设计好的？” “是的，每一句话都是的，”他筋疲力尽地答道，“马尔逊是根据气象卫星的预测，告诉我那天南州地区是晴天，月亮很好。还说，还说……你问我什么？” “那天月亮很好，马尔逊还说什么？” “还说，说卢援朝应当穿灰色反光的衣服，因为月光下一切都是灰色的，哪怕那衣服原来并不是灰色的。” “好。”姓段的挥了一下手，坐在右侧的姓周的年轻人一字不落地把刚才做的审讯记录对他朗读了一遍，然后问：“有错的吗？” “不，没有。” “签字。”年轻人把记录移送到他面前，他哆嗦着签了字。 “指纹。”年轻人又递过一只印泥盒。 那红通通的印泥，突然变成了一捧腥血！他惊叫了一声，不由自主跪在了地上，他控制不住了！ “枪毙我！杀了我！我是混蛋，我是白痴，让我死，啊哟……”他匍匐在年轻人的脚下，泣不成声，恨不得立刻就死！ “起来，别耍赖！” 远远的地方似乎有细小的铃声，审讯室的门开了，有人走进来。 “押他回去。”审讯席上冷冷的声音。 楼梯，通向地狱；大门，张着吃人的嘴；阳光，白花花刺眼；甬道，又长又深的死胡同，黑黑的家伙，一晃一晃，越晃越大，——啊！他又清醒过来。 铁的牢门！ 一切都乱了，都颠倒了，然而一切又都是清楚的，都是本来面目。 她的善良原来是一场糊涂，她的愿望原来充满了荒唐，她不相信还有什么反革命，经历了人斗人、人整人的动乱年月，她是多么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以真诚、以理解、以宽容、以同情、以共同的人性互相拥抱在一起，相安无事啊。然而现实无情，现实中的人们是那么各不相同。各种思想、各种行为、各种人生观是那么互相排斥、互相抵触、互不调和。是一种可怕的宿命吗？触目惊心的犯罪、卑鄙无耻的阴谋恰恰就出现在她的身边，把她理想中的人性世界击得粉碎！ 姐姐的堕落，援朝的真相，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然而一切都是雄辩的事实。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她没有想到，在他们这一代人当中，仍然有着尖锐、鲜明的对立，他们的脚下，仍然有着截然不同的道路！有的人，竟也会发展到敌对的阵营去！ 她过去爱周志明，是爱他的老实，爱他的善良，当然，还爱他的外貌，但对他的过于认真执着却不以为然，只有现在，她才从这认真执着的性格中发现和理解到一种充满了热情的追求和一颗正直可贵的童心。她觉得只有现在，她才爱得这么明白，这么深刻。 真是像梦一样，她刚刚一梦醒来。 期末的各科考试都结束了，学校里已经没什么课，学生们仨一群俩一伙聚在一起，话题不外是总校分校，听了叫人心烦。 晚上，刚走出校门，乔真像是早就等候在那儿似的，迎上来叫住了她。 “一块儿去吃顿晚饭吧，怎么样？十三路无轨电车站那儿新开了一家馆子，人挺少的。” 她没说什么，默然跟他去了。大概仅仅是因为害怕这么早就回去在饭桌上守着母亲的冷脸吧。 这家饭馆果然很清静，进去就有座儿。可不知为什么，看着乔真点菜时那副认真的样子，她忽又烦躁起来，想走。 “别要了，我不想吃。”她心烦意乱地说。 “不吃饭怎么行呢？少吃一点儿吧。”乔真和颜悦色地劝着，还是郑重其事地要了三个菜、一个汤。 开票的服务员走了，她淡淡地问：“说吧，找我什么事？” “没事，碰上了，想和你一块儿呆一会儿，咱们好久没在一块儿聊聊了。” “不，你有事。”她不耐烦地说，“我还看不出你是故意等着我的？” 乔真收起钱包，看了她一眼，摆弄着桌上的菜单，神情似乎有点异样：“小萌，我是想，想正式地，和你谈谈，我有好多话，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为……” “好，别说了，我都知道。”她沉沉地说了一句。 “小萌，你很有才，你给援朝的辩护能获得成功，是我早就想到的。我也不是一个甘于一辈子碌碌无为的人，我们都是有理想、有抱负、肯学习的，都是立志做一个强者的，为什么不能建立起一种更亲密的关系呢？我们在一起会幸福的，我会使你幸福的，我决心使你幸福，你肯相信我吗？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她缓慢地、友好地露出些笑容，但却用不容置疑的措词说道：“你对我好，我是感谢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使你幸福，但我知道你并不能使我幸福，请你别怪我太直率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难以弥合的。” “如果，你还爱着那个公安人员，我当然不能再说什么。”乔真自我嘲弄地笑了笑，又换了一种认真的口气，接着说：“可他对你姐姐既然能够这样落井下石，将来你要有什么倒霉事，他未必不会，这种人，值得你爱吗？” 一种极度的反感，使她把心扉完全闭住，并不想和乔真争辩下去，只是冷冷地说：“你以为，我会成为我姐姐那样的人吗？” “咳，”乔真叹了一声，绕开她的反问，说：“为了你姐姐的事，我爸爸在市委里很不得意，所以最近心情一直不好。可他还是为了你留校的事找了一下王副校长，他要不是为了咱们俩的关系，这时候是决不会出面求人的，你知道我们家是多么希望咱们能够，能够……” “什么？”她的心跳突然加快，“你说什么，你爸爸找了王副校长？为我？”她气得直打哆嗦，“为什么不和我商量？我还是不是个独立的人？为什么事先不征求我的意见？你们，你们简直把我当成玩偶了！”她如同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忽然明白了真相，胸口堵着口无处发泄的火气。 “这这，完全是为了你呀。”乔真发了慌，“分校的生活艰苦倒没什么，可学习条件、师资力量那么差，这是不能将就的呀，况且过不多久我们就要面临一个分配的问题了，连总校都要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分到外地，真要是去了分校……咳，难道我们替你做这件事是害你吗？” “害我！”她气极地喊了一声，邻桌的人无不侧目而视。她站起来，咬着牙说：“我靠自己生活，不需要别人可怜我，同情我，不需要别人恩赐！不需要！” “小萌，你干什么？你要上哪儿？”乔真在她身后软弱地喊着。 她回到了家。 家…… 这是一个市委政法书记的家，这个家给过她无数温暖和享受，给了她难以割舍的优越感和依赖心，倘若不是命运把磨难横摊在身上，她的未来大概不会离开她自己在想象中塑造的公式而发展到别处去——她将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爱人搞公安，姐姐擅音乐，姐夫是出色的翻译，父亲是德高望重的老干部，母亲病休在家，安享天伦之乐，这是一个和睦、美满、令人羡慕的家庭，一个殷实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兼备的家庭。啊，这类想象，这类憧憬，是多么市侩、多么俗气，可她居然一直没有剥夺它们在自己心中的那一小块领域，就因为它们能给自己庸俗的心灵带来一点儿苟且的幸福感。够了！她不要这幸福感，不要这无聊的、虚伪的、低级的、自欺欺人的幸福感！她要靠自己生活，靠自己生活！ 进了家门，母亲正在走廊里拨电话。她低着头正要进自己的屋子，母亲竟意外地叫住了她。 “卢援朝又被捕了，你知道吗？” 她停在卧房门口，“知道。” “这下清楚了吧，你姐姐就是给他弄坏的，他才是真凶。当初我不让你去给他瞎辩，你偏不听。结果怎么样？这件事对我们这样的家庭会有什么影响，我看你是从来不考虑的！” 她好容易才忍住了火气，镇静地说：“我是有错的，可我的错并不是因为当了他的辩护人，杀人犯也有获得辩护的权利。我错就错在不该无原则地轻信和同情，不该这样麻痹，这样天真。我的错我知道。可是您呢，您没有错吗？您为姐姐开脱罪责，走后门，您还是个党员呢！您这么做，又会给家里带来什么影响，您考虑过吗？”她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难过，发着抖说出了这番义正辞严的话，这是她第一次敢于这样撕破脸地指责母亲。 “你，你，你胡说什么！我是你母亲！不是你的同学，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母亲老羞成怒，“她是你姐姐，她是大反革命，犯死罪，对你有什么好处！”母亲的嗓子完全嘶哑了。 “那是她，罪有应得！”她咬牙说了一句，拉开房门，走进了自己的屋子。 “好吧，”母亲在门外喘着气，“你不用这样对待我，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母亲说完走了。隔了一会儿，传来一声重重的摔门声。 她一个人，默然在椅子上坐下来，心绪孤独而缭乱，几乎想象不出今后这种形同水火的日子该怎么过。床边的桌子上，摆着一封信，大概是吴阿姨送进来的。信封上没有写发信地址。她满腹狐疑地打开信封，展开信纸，一片斑斑点点的水渍把信纸搞得有点发皱，是什么？泪水吗？她看见信纸的下方写着“严君”两个字，呼吸忽地紧促起来。 肖萌：你好！ 我想和你谈谈，我觉得应该和你谈谈。因为我知道你是爱着周志明的，也因为我和你一样爱过他。 我们都是不幸的。我的不幸在于得不到他的爱，而你的不幸在于得到了却不珍惜。你和你的全家也许还不知道，三年前他锒铛入狱，给自己选择了一条牺牲之路，就是为了救护你的姐姐和你的一家，由于他销毁了你姐姐在十一广场上‘闹事’的证据，你们才在那场浩大的冤狱中得以幸免。这几年，他吃了多少苦是可以想见的，但他却从来没有诉过苦。这种忍辱负重的性格，也许是使你至今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个原因。但是，他的正直；他的善良；他对别人的热情和坦荡；他对生活的严肃和乐观；他对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难道都没有使你为有这样一个爱人而感到过一点儿自豪和满足吗？这一切闪光的品质在种种顺逆荣辱之中保持得那么顽强，顽强得成了一种本色，使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觉得他可信和可靠。我想你不应该是无动于衷的，你应当是看到了的，因为你最亲近他。 请你原谅我吧，我爱过他。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从来没有爱过我，因为他已经爱了你。 友谊可以分享，爱情必须独占。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使他幸福的家庭环境，多么希望你能好好地待他。你能吧？ 我是你的朋友，请别怪我多这个嘴。 严君 她扑在桌子上，无声地痛哭起来，她的泪水和严君的泪水重叠在那封信上，湿透纸背。她糊涂、她羞耻、她悔恨！她不配他！她终于在泪水中决定了自己的道路。 她决定了！ 三天以后，学生们开始放寒假，在那张贴在教学大楼门前的光荣榜上，她成为法律系第一个要求去分校草创的志愿者，并且主动要求参加了去分校打前站的先遣组。她决心要去吃苦，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自强的人；她决心抛弃庸俗，挣脱自私和冷漠的小圈子，真心实意地为他人、为事业而生活，在忘我中找到新的寄托。只有这样，她才能配他！ 她默默地收拾着行装，一切都没有告诉母亲。如果母亲对她的去留无所谓，那她也无所谓；如果母亲感到伤心或者生气，那就随她去。她甚至体会到了一点儿恶毒的报复欲！ 先遣组不用带行李，她仍然像搬家似的装了满满两大手提包东西。她想好了，这个春节她要一个人在外面过。 在走的前两天，她给周志明写了一封信。她曾经一遍又一遍地思考、梳理着那些渴望对他倾吐的话语，但是最终拿起笔的时候，却是极短极短的几句： 志明： 我对不起你。 我要走了，到分校去。后天早上坐十六次慢车走，再见。 信发出以后，她一直没敢离开家，估计着他见到信便会来找她。她在家等了整整一天，然而他却没有来。 早上，天刚亮，外面下了雪。她提着手提包走出自己的卧房，在走廊里恰巧和从厨房里走出来的母亲打了照面。 母亲显然是刚刚起床，还穿着睡裤和棉拖鞋，棉袄披在肩上，手里端着一只盛满牛奶的玻璃杯。看着她行装齐备的样子，惊愕地瞪起了两眼。 “妈，我要去分校了，坐今天早上的火车走。” 母亲明白了，握着牛奶的手拼命抖起来，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看着母亲苍白的、有些睡肿的脸，心一下子软了，万端感触一齐堆积在心头，眼泪忽地流下来。 “妈，你和爸爸，自己多注意身体啊。” “我，我还是你妈吗？你要走，还跟我说什么？还说什么！你可以一仰脸就走嘛，你可以不认你这个妈妈，你从来没把我当作你妈妈！”母亲疯了似的，哆嗦着叫喊起来。 母亲的叫喊，使她的心又坚硬起来，怨气和委屈、不满和忿恨全都凝结在舌尖。她只吐出两个字： “再见！” 她提着提包，从母亲身边走过，走出大门。听见玻璃杯掉在地上碎裂的声音，她没有回头。 火车站里人很多。正是春节前铁路联运的高xdx潮时期。坐这趟车探亲和放假回家的人拥挤不堪。站台上泥雪狼藉，到处堆着一堆堆的箱子和行李，拉东西的电瓶车高声鸣着汽喇叭，技术高超地在人堆中绕来绕去。她的手提包被两个男同学帮忙拿到车上去了，她没有上车，心情紧张地向检票口企望着。她在那封信上是写了车次和时间的，虽然没有要求他来，但她固执地咬住内心里的那个确信——他会来的，会来的。 “施肖萌，快上车吧，座位快占不住啦，你等什么人吗？”先遣组的老师在车厢门口大声招呼着。 她紧紧盯住检票口，仿佛一个蹲在黑洞里的人紧盯着洞口的一线光亮一样，已经没有什么人进站了。一个检票员在栅栏上挂起了“停止检票”的牌子，她心里格登一沉，那牌子像一面大盖子，把洞口堵死了。 扩音器里，播音员开始催促乘客上车，接着，站台上的喧闹的人声被喇叭里的一支轻快的乐曲盖住。她沉重地移动起脚步，踏上车厢的踏板。车门关住了，列车在不知不觉之中徐徐开动，她的脸紧靠在车窗上，望着检票口的栅栏远远地消失在窗沿的后面。 “他到底没有来……” 当十六次慢车拖着沉重的气声驶出南州火车站的时候，市公安局五处的大灰门里开出一辆淡绿色的上海型轿车，在滑泞的雪路上小心翼翼地朝北开去。 纪真坐在开车的段兴玉身边，默然地把视线从挡风玻璃上延伸出去。 ——五颜六色的街道；琳琅满目的摊售；缤纷竞呈的迎春灯彩；提篮挎兜的行人，一派节前的热闹景观，在雪色迷离中闪过。 他的视线慢慢移动，在挡风玻璃上方的反光镜上，晃动着周志明的脸，他怀抱着厚厚的卷宗袋，脑袋歪在座椅的背垫上，一副孩子般疲乏而酣甜的睡态。 唉，要是有个儿子……他突然想到了儿子这个字眼，他没有儿子，他没有！人老了，心理大凡都有些古怪吧。 八点钟，汽车在市公安局大楼前停住，纪真、段兴玉和睡眼惺忪的周志明快步走上宽阔的台阶，向持枪的岗哨出示着证件。 在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大小间错的沙发上已经坐了五六个人。局长马树峰看着从门外走进来的纪真三人，俯首在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耳边说道：“他们来了。” 纪真三人在他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会议室的门关上了。马树峰环视一下，然后对纪真扬扬下巴，说：“好，你们开始汇报吧。” 纪真从周志明手上接过卷宗袋里的材料，却并没有去翻。他向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行了一个注目礼，然后侃侃说道： “经局长批准，我们在今年一月将一九七六年三月发生的重大间谍案311案与去年十一月发生的11·17盗窃案并案侦查。目前，此案的侦查工作已告结束，我们于二月七日破获全案，主犯卢援朝在押。” 纪真停了一下，从材料中找出一沓审讯记录，下意识地翻了翻，接着说：“在初审中卢援朝供认，他在一九七五年去法国里昂学习的时候，另一个国家的特务机关——d3情报总局就对他进行了工作。一个女特务伪装成富商的女儿和他恋爱，布设情网，然后又由那个所谓的富商出面策动他申请政治避难，留在法国生活，在金钱美女的引诱下，卢援朝终于掉进了这个精心制造的陷阱。当特务分子抓到了他的把柄之后，真相毕露，公然对卢实行突击策反，迫其就范。卢援朝在敌人威胁之下，屈从于敌，堕落成为一个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特务分子。” 李直一是个年逾花甲、精神矍铄的老人，他打断了纪真的话，说道：“这倒是个很典型的事例，看来，‘拉出去，打进来’仍然是那些特务机关的手法。现在我们派到国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其中难免有少数不爱国不坚定的家伙，外国特务再插进来做点手脚，两下一合，事情就来了，到头来，误国害己，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好，你接着说吧。”他收住了这段额外的议论。 纪真接下去：“特务机关策反卢援朝，主要是冲着941厂来的，在以后的四年时间里，卢向他们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个厂的和其他方面的军工生产情报，联系的方法主要是靠密写信、无人交接点这两种途径，有时他去北京出差，也同外国特务分子进行接头会面。一九七六年徐邦呈越境进来企图在健康路的一处秘密无人交接点里放置的特工器材和经费，就是给他的。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发生于941厂总工程师家中的盗窃案，也是卢援朝所为，但这个行动并不是特务机关的布置，而是卢的自行其事。事后，我刑侦部门追查严厉，卢唯恐罪迹败露，遂发密写信向特务机关乞援。于是，情报头子马尔逊便一手操纵导演了一出0号计划的‘双簧戏’。0号计划的全部目的是为了保护他的情报员，而并不是他向徐邦呈交待的那样，是为了消耗我方力量和检验我方水平。徐邦呈是这个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也是这个计划所选定的真正替罪羊！” “等一下，”李直一抬起一只手，再一次打断了纪真的汇报，“我有一点疑问，徐邦呈就是那个冯汉章吧？” 马树峰从旁点头说：“就是他。” “把这样一个人牺牲掉，去保卢援朝，特务机关为什么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呢？这个0号计划的目的，是你们自己的分析判断，还是有什么可靠的凭据？”李直一的问题十分尖锐。大家把目光又都集注在纪真身上。 纪真和段兴玉交换了一下眼色，从容说道：“0号计划的这个目的，最早是我们在发现卢援朝的真面目以后分析出来的，后来对卢进行审讯的结果，完全证实了这个分析。”纪真略略停了一下，又说：“因为11·17案发生后，摆在马尔逊面前的局面是很明显的，卢援朝和施季虹都在盗窃现场留下大量痕迹，特别是卢援朝，是很难侥幸过关的。如果他最终被查获，敌人就将失去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来源；如果施季虹被涉嫌牵连，那冯汉章也将不保。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卢援朝这张头牌一倒，后面的就要跟着倒。在这种态势之下，马尔逊才不得已而发动了丢车保帅的一战，丢徐邦呈，保卢援朝。 “当然，徐邦呈是一名经过严格训练、迂回派遣的骨干特务，在我国内已经取得了极好的职业掩护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个人素质上远远胜于卢援朝，把他抛出来是很可惜的。但是由于他无法直接接触我核心情报，故而只能起到中介情报员和交通员的作用，至多做一些策反、联络和搜集一般性情报的工作，比起身居在941厂技术部门内部的卢援朝来说，在马尔逊的价值天平上，无论如何是略轻一筹的，在两者必取其一的情况下，马尔逊只好忍痛割爱了。至于施季虹，则更是个毫不犹豫就能抛出去的人。” 李直一这才信服地点点头，顾左右而对马树峰和其他几位副局长笑道：“这些间谍机关，信奉的就是实利主义，对自己的情报员说抛就抛出去，任何信义道德都可以不讲的，真是人性的毁灭呀，可怕。” 大家都感叹地笑了笑，议论纷纷，连周志明都跟着咧了咧嘴，他还是头一次参加这种“高规格”的汇报会，所以一进屋就连大气也不敢直出，很恭谨端正地坐在沙发上，帮着纪真挑拣汇报所需的材料。李直一的不断插话使屋里的气氛活跃了许多。等大家静下来，纪真又继续说下去。 “在0号计划将近大功告成的时候，也就是卢援朝在被法庭宣告无罪以后，他给徐邦呈发了漏格密码报警信。马尔逊当初把同徐邦呈的联系方法交给他，是为了使他能够在急需帮助时直接使用徐邦呈，而发这封报警信，则完全是卢援朝好大喜功，自作主张之所为。这封信，最后便成为我们迅速揭开‘0号计划’全部秘密的重要线索。这封信的底稿，是被替卢援朝做家具的941厂工人杜卫东发现的，因为信是写给冯汉章的，而冯汉章作为施季虹诬陷卢援朝的幕后人，在941厂是哄传很广的人物，所以这封信的底稿很自然便引起了这个工人的怀疑，于是便暗中拿走了这封信，可惜，他还没有来得及向我们报告，就被谋杀了。” 屋里的空气变得肃穆而沉重，仿佛是在为这位可敬的工人致哀。周志明的鼻子酸了一下，一幕幕往事蓦地撞上心头，他恍若又记起了三年前和杜卫东在十一广场上的那次交手仗；又听到了在自新河机修厂车库后面他那哽咽泣悔的誓言；又看到了他穿着941厂工作服的那副得意洋洋、兴高采烈的神态。他是刚刚开始新生活，刚刚尝到人生的甜味啊！如果他还在，谁说他将来不能成为一个好工人、好丈夫、好父亲呢？可是他死了，看不到自己美好的未来了。周志明低下头去，按捺着悲酸的感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那间摆满了杜卫东亲手打出来的家具的屋子里，是他，亲手将闪光的手铐用力扣在了那双杀人者的手上。当听到铐环弹进锁沟的清脆的咔嚓声，看到卢援朝那张绝望发僵的脸的那一刹那，他心里汹涌而来的快慰，是无可代替的，无可代替的！ 纪真从皮包里取出几样物证，让周志明送到李直一和马树峰的面前，说道：“这是破案时从卢援朝家中搜出的特务器材，这个小瓶子里装的是一种烈性麻醉药，是间谍机关的一项‘科学’发明，用极少的剂量就足以使一个强壮的人昏迷半小时以上，而这种毒剂又可以随着汗腺很快挥发，在人体内不留任何药物痕迹。杜卫东正是在被卢援朝设法麻醉后勒死的。卢援朝杀人后，伪造了自杀现场。” 小瓶子在人们手上传看着，谁也没有说话。纪真的声音又响起来，不大，却显得分外有力量。 “上述这些事实，证据充分确凿，在押人犯均供认不讳。这是书证材料和有关物证，这是预审记录和录音，请局、市领导同志审查。我们认为，卢援朝、徐邦呈、施季虹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分别构成间谍罪和反革命杀人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建议将此三人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请出诉。” 纪真干净、简洁地收住了话尾。周志明不能不佩服，纪处长的确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演说家。在这些无可争议的证据面前，所有到会的领导都表示了一致的意见：同意311案结束预审，提请出诉。 周志明从心底长长地透出一口气来，像一个刚刚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得胜而归的战士一样，他心里荡漾着一股没法形容的轻松释然的快感。 会散了，纪真被李书记和马局长留下谈事情，段兴玉把汽车留给了他。 “我们坐公共汽车回去。”他对纪真说。 从市局大楼出来，他们过了街，向十一广场西侧的公共汽车站走去。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天空湛蓝耀目，路边粗大的松树枝头压了厚厚的雪被，雪掩盖了松的苍绿，掩盖了周围所有的颜色，只给天地间留下一片单纯的洁白。微微有风，风不再是那么寒冷峭厉了，挟带着早春的暖意，湿润清新，直扑在心坎上。街上没有多少行人，远远的广场上，只有几个孩子黑点儿似的身影在雪里嬉戏雀跃，顺风传来几声尖细的笑闹。 “还困吗？”段兴玉问。 “不困了。”周志明大口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我原来，就一直盼着结案这一天，好憋足了劲儿狠狠睡他三天，可现在，又不困了。” “走一站吧，散散心。” “走吧。” 两个人沿着空荡荡的马路慢步走去，整个身心都浸入到一种完全松弛下来的节奏里。唉，有多久没有这样闲适轻松地散散步啦！ “案子，总算是搞完了。”段兴玉自言自语地笑了一下，“一个挺值得回味的案子啊。” “这下，你那个第二期座谈会的发言，总算有感可发了吧？权力与法律，这个案子不就可以说明，法律是庄严不可侵犯的吗？不管是谁，都得服从它。” “是啊。”段兴玉眺望远处，若有所思，好一会儿才说：“法律一经制定，当然是要求上上下下，一体遵从的。只可惜……”他把目光收回来，落在周志明脸上，“可惜天下哪儿有那么多纯然一律的事情呢？法律这东西，是写在纸上的，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人可以执行它，遵守它；也可以敷衍它，玩弄它，甚至抵制它，所以法律有时候就不那么庄严了。咱们这个国家地域辽阔，人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习惯太弱了；吃法律饭的专门人员又少得可怜，许多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法律？哼，不是鞭长莫及，就是海外奇谈，老百姓能不能得到公正，归根到底还得看那个地方的长官怎么样。别说那些小地方，连咱们这样的大城市，也并不是有了法律就等于实现了公正，如果我们公安、政法工作者，我们的各级领导者不能够向人民负责、依法办事的话，那就还可能放纵坏人、冤枉好人；还可能造成新的冤假错案。你可别小看长官权力，有时候还蛮厉害的，处理什么事，连法律上那套繁琐程序都用不着，说了就算！不过倒有一条，现在不管多大的干部，一般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违法的，咱们呢，虽然是一般干部，可却是具体办案的人，咱们要是硬攥着法律豁着跟他顶，他就是想徇情枉法也不那么顺当。这期座谈会的发言我都想好了，我不谈什么权大法大，不谈理论，我就谈谈我的一个感想，要想抛弃人治实现法治，光有纸上的法律不行，光号召老百姓守法不行，一定还要建设好一个公正无私的、向人民负责的、敢于以身殉职的执法队伍，要有好的法官、好的检察官、好的律师，再就是，要有好的领导者，真正有觉悟的领导者！” “还要有好的侦查员！真正向人民向国家负责的侦查员！”周志明被段兴玉的感慨鼓动了，情不自禁地跟着小声儿呼喊起来。 他们两人激动地对视着没有说话，继续向前走去，雪块在脚下发出清脆的破碎声。是啊，侦查员，这是个紧张而又枯燥的工作，它也有富于戏剧性的、振奋人心的突破，但那是由多少细小、繁琐、艰巨、甚至是无谓的劳动集变而成的啊。当你爱上了这个工作，当你理解到其中的甘苦所包含的意义时，你就不会、永远也不会腻烦它了。 段兴玉放慢了脚步，向远远地耸立在白雪之中的方尖碑眺望而去，感叹地说：“我有时候常想，咱们这一行，假如用不着保密的话，真应该在这个广场上，在方尖碑的下面，铸起一面大大的盾牌，用青铜、用钢铁、用黄金，铸成一面碑石般的盾牌，把我们队伍中那些个流血流汗，忘我苦干了一生的无名英雄铭刻在上面，让人们也能够知道他们的业绩，了解他们的艰苦，分享他们的骄傲；让人们知道，在这漫长的和平岁月里，有那么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者，他们没有一天停止过同侵犯者的你死我活的战斗，战争，对他们来说从来没有中断过；让人们知道，他们在无日无夜地工作，把心血甚至生命全部浇铸和凝结在这面捍卫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盾牌上；让人们知道，他们不是一群提线木偶和冷血动物，而是有着充足感情和自觉信仰的战士，他们以博大的忠诚和炽爱，为党为国做了无愧的贡献，而他们却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公开的荣誉、表彰和尊敬，没有一个反间谍人员上过报，上过电视和广播；他们的事业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行列中不乏英雄模范。是的，他们的甘苦本来都应该让人们知道，可是却不行，恰恰不行，你要想献身这个事业，就得准备并且情愿默默无闻一辈子！” 周志明停下脚步，简直听呆了，“嗬！科长，没想到你也有这么多诗人的气质呢，真的，我过去从来不会想象到这种浪漫的话会从你嘴里说出来。” “其实是一时性起，胡思乱想吧，再正经的人也会有胡思乱想的，只不过嘴上不说罢了。我像你这个岁数的时候，幻想多着呢，干工作多苦多累多危险，都不在乎，可是干完了，你的胜利，你的成绩，你的辛苦，全都随着案件一起，成了密不可宣的东西封进了档案，心里多少是有些不甘的，你是不是也有过？” “啊，”周志明傻里傻气地摇摇头，“我还真没想过这么多，我呢，觉得一个侦查员，总得尽责任吧，人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算了，党和国家总是了解的，而且我觉得群众还是挺信任咱们的，不管认识不认识，一听你是公安局的，马上就能把信任给你，这就行了，别的，没想。” 段兴玉听着，别有意味地笑了一下，“啊——你倒是简单，你呀，我夸你一句吧，其实，这种简单才是一个侦查员最可贵的素质呢。” “算了吧，”周志明直苦笑，“还侦查员素质呢，要凭我的直觉，绝怀疑不到卢援朝身上去。要讲素质、讲经验，我还真是弱透了，我呀，傻人就凭着个傻认真，就是这个傻认真，有时候搞极端了也成了缺点了。” “你还年轻嘛，你没见着我年轻的时候，比你们现在这批年轻的，还不如呢！” 周志明站住了，看了一眼路边的公共汽车站牌子，“坐车吧，要不，回去赶不上午饭了。” “坐吧。”段兴玉率先向车站走去，“对了，昨天中午传达室来电话说有你一封信，我忘记告诉你了，你拿到了吗？” “信？” 他终于又站到了这个门前。 那一片碎渣土已经清走了，地面干净平整，斑驳发暗的残雪还留在墙根的背阴处尚未化去，四周静悄悄的，使人淡淡有种荒凉的感觉。 人去屋空啊。 是吴阿姨给他开的门。 “都在吗？” “她爸爸出差了，她妈妈在呢。”吴阿姨像是见到了阔别很久的老熟人，高兴地帮他脱大衣。 “您去问问，说我来看看她。” 吴阿姨手里还抱着大衣就跑进客厅里去了。他独自站在走廊里，隐约觉出走廊有了点儿什么变化，哦，电话机从季虹和萌萌的房门中间挪到客厅的门口去了；龚裴文老先生的墨宝旁边又添了一个镶着镜框子的照片，他心里扑地跳了一下，是萌萌那张扎小辫子的照片，什么时候给放大了？ 客厅的门开了，宋凡怀里抱着个热水袋站在门口，后面跟着吴阿姨。 “难为你，还来看看我。”宋凡无力地直了直身子，病态的脸上露出点儿憔悴的笑来。 一刹那间，他只觉得她的样子很老，很孤单。体谅、怜悯、歉疚，他说不清是用了哪种语气，吃吃地说了第一句话。 “来看看您，您，您还生我气呢吧？” “不，我不生你气，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不该生你的气。” 这一句话，暖暖的，使他对宋凡的畏惧和前嫌消释了一大半。 宋凡把他让进客厅，看到她步态蹒跚的样子，他不由自主地想去扶她。 在沙发上坐下来，他先开口说：“我打听了，季虹分到市模范监狱去了，是个对外开放的监狱，劳改系统的先进单位，各方面都会很不错的。过些天她可能就会有信来。” “啊，我知道了。”宋凡脸上浮上一层感谢的笑容，笑得很艰难，“上午你们公安局有个段副局长来和我谈了，你知道他吗？好像是才提起来的。” 他点点头，隔了一下，迟疑地问：“萌萌……有信来吗？” “有的，来了一封。”宋凡停下来，声调有点儿打颤，“她，不管我现在这样的身体，这样的心情，一甩手就走了。过春节，过春节也不回来，我这是干什么呀……”她终于忍不住，用手掩住眼睛，啜泣起来。 “阿姨，”他劝慰地说，“年轻人行事，是喜欢一跺脚图干脆的，不过上分校不是坏事，您别太难过。” “我是知道她的，她是什么一意孤行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她连春节都不回来，说要留在那儿看摊儿……她根本不想回来，我死了她也不会管！现在家里常常就是我一个人，没有人来管我。”宋凡用手绢擦着浮肿的眼睛，抽着气，显得很虚弱。 “我去找她，看她，我们今天放假了，补春节的假。我明天就去，萌萌会想念您的，她懂事。” 这是他早打算好的主意，他一定要去看她，代表自己，也代表宋阿姨和施伯伯。大家是亲人，亲人是应当互相关心、互相交流的，互不关心和缺乏交流的关系是脆弱的，是难以在共同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里长期维持的。他要去看她，带去爱的温暖，也带去家庭的拥抱，不管她是在总校还是在分校；不管她将来分配到什么苦地方、穷地方；不管他们会不会成为牛郎织女，他们一定都会找到共同的追求和乐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们会过得很好，很幸福，他们是能够得到幸福的人！ 他离开萌萌家的时候，宋阿姨拉住他的手，她只在三年前他开始和萌萌交朋友的那会儿这样拉过他的手，“我知道了，你坐监狱是为了我们，你是一个好孩子，你要是能原谅阿姨，就搬回来住吧……” 啊，她知道了。 不，他现在已经有了住的地方，养蜂胡同的招待所一间九平米的单间，很不错，有暖气、有开水、有食堂，一个星期还可以洗两次澡，离单位又近。只是公家每天得出三块钱的房钱，所以不能赖着长住。过些日子他就要搬回西夹道，和王大爷一家接着做邻居去了。他会常来这儿看看施伯伯和宋阿姨，常来帮着他们做事情，但是他并不想再搬回来，至少现在不想，以后？以后再说以后吧。 他回到招待所的时候，传达室给了他一本书，《普希金诗选》，书里夹着一张字条和一个牛皮纸信封。 “你们单位一个女的，高个，挺漂亮的，找你你不在，就把东西放这儿走了，里边有条子。” 他道谢，上楼，进了自己的小房间。 先看严君留的条子，字写得很潦草： 志明： 火车就要开了，我不能再等，书还给你。夹信的这一页上那首小诗，我看时掉了泪，不是为诗，而是为我自己，你知道，我本来不是个轻易掉眼泪的人。 我这次回北京是把春节补的假和今年的探亲假加起来了，大概得二十来天，主要是为了办办调动的事。我妈妈已经帮我联系好了，北京的铁路公安处同意要我。铁路系统，户口也好解决。我犹豫再三，决定还是调回去，离家近点儿，好在没出公安这个大门，你知道我是热爱这个职业的。我要走了，以后，恐怕相见时难了。我把那首小诗录下，作为临别寄言，送给你。 另外，市委组织部给处里发来一信，是给你的，顺便带来。 严君匆匆 他从书里又抖出一张白纸，上面是严君清俊整洁的字体，工工整整地录着普希金赠别女友的那首小诗： 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 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 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 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 我曾经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过你， 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爱你一样。 他的心颤抖起来，严君，是个多好的人！生活，把那么多好人安排在他的命运里。他高兴，高兴了又有点儿难过，仿佛真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严君似的。如果严君探亲回来，他一定要劝她别走，劝她留下来，我们是一个在斗争中建立了友谊和默契的集体，谁都别走，谁都别走，一块儿干下去，该有多好啊！ 他手里慢慢捏搓着那张字条和那一纸“别诗”，心里茫茫然，若有所失。段科长已经提起来做副局长，上个星期走了，现在，严君又要走……唉，真的，他真希望谁都别走。 打开市委组织部那个扁扁的信封，他已经猜出里边是什么东西了，——一张打字油印的收据。 周志明同志： 你寄来的你父亲周耘田同志的党费人民币壹万贰仟圆整收悉。 此据 中共南州市委组织部 他胸口一阵滚烫，情不自禁地把这张薄薄的收据贴在鼻子下面，深深地闻着上面散发着的油墨香味，闻着，闻着，带着快要迸出的眼泪，他自己笑起来，“父亲啊，你也笑吧……”他相信黄土之下的父亲是一定能够感知的！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全亮，他就爬下床，很认真地洗了脸、刷了牙，然后带上准备好的小提包?穴主要装了些水果一类的吃的?雪，离开了还在熟睡中的招待所。 火车票，现坐现买。早上七点钟，他坐着十六次列车，离开了刚刚苏醒过来的城市。 下午三点，在一个大地图上也许找不出名字来的小车站下了车，又换上长途汽车往一片丘陵地区的深处继续走。火车上人挤人，而汽车上却空得可以散步，到底是个偏僻的地方啊。 “见了她，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来看看你，或者就光说，我来了……” 下了长途汽车，走不远，就能看见南大分校了。那是一片新崭崭的红砖建筑，顺着缓势的坡地向上铺展。没有围墙，没有栅栏，楼房、平房、球场全都暴露在眼底。跨过一条宽宽的柏油马路，迎面一座四层高的楼房门口，赫然挂着新漆的校牌，牌子上涂着一片黄昏夺目的金晖。 “见了面，到底先说什么？”越走得近，他越觉得没了主意，“最好是一句既家常又带感情的话……”他搜索枯肠，不知觉中已经走进了校园。 寒假还差三天没有结束，分校的首批学生还没到校，校园里冷冷清清，大部分房子都挂着锁，空的。他在大操场边上碰到一个提着两只暖壶的女老师，便上去问路。 “请问施肖萌在什么地方？南大的学生，女的。” “啊，施肖萌，你是她哥哥吧，还是弟弟？”女老师微微笑着，很和气地问。 他索性干脆地说：“是她朋友。” “啊——”女教师笑着打量了一下他，放下暖壶，指着前面的一片坡地，“那片平房，看见了吗？挂门帘子的那间，她就住那儿，在呢，你看烟筒还冒烟呢。” “谢谢老师。”他差点儿没给她鞠一躬。 那一片坡地，静谧无人，清一色的新砖平房被晚霞的余晖衬着，略带朦胧，仔细看，墙上还贴着墨迹未干的迎接新学年的标语，黄纸红字，暖意融融。一条新砌的青石台阶从操场边缘直通上去，正对着那扇挂了厚厚棉帘子的门。薄薄的白烟从那屋顶上的烟囱里无声无息地吐出来，轻纱似的飘向黄昏薄暮的天际。他脚踏着簇新的青石板，拾级而上，早已忘记见面头一句话该说什么，心里只是在想： “她呀，自己会弄炉子吗？” “你今天晚上去刑警队干什么？”严君却反问他，“要不要我帮忙？有没有需要抄抄写写的？我晚上没事。” “算了，不去了。”他挥了一下手，“本来是准备去看卷的，可我现在觉得都有点儿没信心了，不知道施肖萌约我是什么事，我去看看吧。走吧，咱们一块出去。” 他们熄了办公室的灯，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