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地之恋》 第一章 黄尘滚滚的中原。公路上两辆卡车一前一后，在两团黄雾中行驶着。 后面的一辆，有一个穿解放装的人站在车门外的踏板上。是司机的助手，一个胖墩墩的中年人。他红头涨脸的，急得两只眼睛都突了出来，向前面大声呐喊着。前面是一辆运煤的大卡车，开得太慢，把路给堵住了。他把喉咙都喊哑了，前面车声隆隆，也听不见，或是假装不听见。 好容易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前面的卡车终於良心发现了，退后一步，让后面这一辆走在前面。 “我们也开得慢些，”那助手向司机说：“让他们也吃点灰土。” 司机点点头。 助手把一只手臂攀住车窗，把身体扭过去往後面看着，笑嘻嘻的十分高兴，但是忽然之间，又涨红了脸大喝一声，“他妈的！也让你们吃点灰！” 车上挤满了一车的年轻人，都笑了起来。也有人说：“这司机的作风不好，应当检讨。” 他们都是北京几个大学的学生，这次人民政府动员大学生参加土改，学校里的积极份子都抢着报名参加。这一支土改工作队就是完全由学生组成的。内中也有几个是今年夏天新毕业的，像刘荃。 他坐在颠簸最厉害的车尾，两只手臂松松的环抱着，架在膝盖上，天气虽然已经入秋，太阳晒在身上还是火烫的。他的蓝灰色夏季解放装被汗水浸湿了，嶙嶙然贴在背上。 树上的蝉声“吱呀……吱呀……”叫得热闹，那尖锐而高亮的歌声，也像眼前这条大路一样的无穷无尽，笔直的伸展下去。 刘荃心里说不出来的痛快，一蓬蓬的热风呼呼吹过来，卷起一阵阵的沙土扑在脸上，就像一层粗糙的纱面幕，不停在脸上拍打着。阳光和风沙使他睁不开眼睛。他皱着眉毛，眯萋着眼，然而仍含着笑容。人个子很高，棕黄色的瘦瘦的脸，眼睛很小，右颊有一个很深的酒涡。 “东方红，太阳升”靠近车头的一个角落里唱起来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前面来一辆骡车，卡车往路边一歪，半棵槐树和一大丛青芦都扫到车子里面来了，枝枝叶叶，擦得嗤啦嗤啦，响成一片。女同学们尖叫起来，纷纷躲藏着，往旁边倒过去，更加挤成一团。大家又是一阵哗笑。有一个女学生扭下一根树来，在同伴的背上敲着，打着拍子。 唱了他们新学的土改歌曲，“团结起来吧，嘿，种地的庄稼汉！……”然而他们最爱唱的还是几支熟悉的。 “我们的中国这样辽阔广大……” 刘荃最喜欢这一个歌，那音调里有一种悲凉的意味，使他联想到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境界。同时他不由得想着，一群人在疾驰的卡车上高歌着穿过广原，这仿佛是苏联电影里常看见的镜头。 大路渐渐-陷下去，两边的土坡渐渐高了起来，像光秃秃的黄土墙一样的夹道矗立著。这是因为土质松软，骡车的铁壳轮子一辗就是一道沟，千百年来的骡车老在这条道上走着，路就成了个土沟，有一两丈深。坐在卡车上，只看得见平原上黄绿色的树梢。 有人闹坐得腿发麻，大家尽可能的掉换位置，人丛里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现在挪了个方向，朝这边坐着了。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已经没有电烫过的痕迹了，但是梢上还微微有些卷曲。脸型圆中带尖，小小的微凸的鼻子，薄而红的嘴唇。漆黑的一双眼睛，眼梢撇得长长的，有一道深痕。她的蓝灰色的列宁服，袖子高高的卷了起来，直卷到肘弯上面。手臂似乎太瘦一点，然而生在她身上，就仿佛手臂瘦一点，反而更显出一种少女的情味。大风把一片小绿叶子刮了来，贴在她头发上。 不同学校的人，本来是彼此不认识的。上车以前，大家曾经挨次报出自己的名字，但是自我介绍这件事，总觉得带点滑稽意味，所以谁也不好意思郑重出之，不过笑嘻嘻的随便咕哝这麽一声。人多，有许多人也仍旧闹不清楚。然而像她这样的人，自然是引人注目的。她自己报名，说叫黄绢，是燕京这一期的毕业生，大概全车的男性没有一个没听清楚。刘荃当然也不是例外。 也是因为这人实在太美丽了，偶尔看她两眼，就彷佛觉得大家都在注意他，他别过头去，手里拿着帽子当扇子，在胸前一下一下的扇着。扇了一会，自己又觉得这是多余的，车子开得这样快，风呜呜的直吹过来，还要扇些什么。于是把帽子戴到头上去。但是跟着又来了第二个感想，这样大的风，帽子要吹到汽车外面去的，赶紧又摘下来。看看别人，谁也没戴着帽子，自己的帽子本来是不是戴着的，倒记不起来了，越想越觉得恍惚起来。 他没大听见她和别人说话，但是她仿佛非常愉快的样子，常常把她的一把伞伸到车外去，插到树丛中，擦得它刷刷响着，弹得跳起来。 车子里静寂下来了，只听见车声隆隆。大家唱得喉咙都干了，没有再唱下去。折了根树打拍子的那个女孩子叫俞琳，是刘荃的同学，她远远的把那马鞭子似的树枝伸过来，在他肩上打了两下。 “嗳，刘荃，刘荃，还有多少路？” 他没有马上回答，她那树枝又打上头来。“嗳，刘荃！走了一半路了吧？”她偏着头，笑嘻嘻的望了过来。他觉得黄绢也在望着他。 “问我有什么用，你问司机。”他微笑着，心里却很不愿意。大家同学，本来也无所谓，她这神气倒像他们是极熟的熟人似的，很容易使别人发生误会的。他告诉自己说，现在他们都是干部了，下级干部最忌闹男女关系。而且现在他们是出发去做一件最严肃的工作，这种作风要给“领导上”一个不好的印象。 在这一个集团里，代表“领导上”的是张励同志。张励是个党员，是文化局派下来的，作为他们这工作队的负责人。他大概有三十岁年纪，高个子，很富泰的一张长脸，胡渣子很重，两个青绿色的腮帮子，厚厚的淡紫红的嘴唇。在一群青年里面，更加显出他的沉着，他坐在一边，只是微笑着。刘荃认识的人最多，替他一一介绍。刘荃在北大的时候，是学生会里的一个活动份子，和其他几个大学里的学生组织经常的有接触。他口才虽然不见得好，人很诚实可靠，又是青年团的团员。张励显然是很倚重他，将他当作这一群人的领袖看待。 太阳哂得头痛，大家背对背坐着，都盹着了。卡车颠得厉害，尻骨磨得实在痛，就又醒了过来。就这样昏昏沉沉的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刘荃最後一次醒来，空气里忽然闻到一阵极浓的土腥气。但是并不是土腥气，而是一种沙土的清香。原来下起雨来了。这卡车上面一点掩蔽也没有，然而这一下雨，大家反而振作起精神，又高声唱起歌来，车也开得更快了，因为地下的浮士化为泥浆，像稀粥似的又黏文滑，车轮就快转不动了。 “快到了，马上就到了，”大家互相安慰着。车子如果突然抛锚，在这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那就只有摸黑走到韩家坨，连一盏灯笼都没有带。 天已经黑了下来，风景也渐渐变了。不知道什麽时候，汽车已经驰出了土沟，眼界陡然一宽，黄昏的天色绿阴阴的，上上下下都像是浸在一个绿玻璃缸里，阴暗而又明晰。 “到了！到了！”一片欢呼声。 大路旁边一片高粱地，高粱秸子长得比人还高，正是青纱帐的季节。过了高粱地，路边渐渐就有些菜园，夹杂着一块块的坟地，偶尔也有一两间茅屋。然后就看见一丈来高的一道黑土墙，绵延不绝。土墙上挖着大大小小几个门洞子，在一瞥之间，也可以看见里面的许多灯火人家。这一带的村庄，都筑上这样一个土圩于围在外面，防御土匪。 忽然一阵锣鼓声，土圩子里拥出一簇灯火，也有红星灯，也有普通的白壳灯笼，还有火把，火光在雨中流窜不定。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台小孩和少年男女在那里扭秧歌，一路扭了出来，红绿绸子的飘带都淋湿了，里啦里啦的。又看见一些民兵，头上扎着白毛巾。许多人摇动着红线纸旗，喊着口号。这雨下得人心慌意乱，也听不清他们喊些什么，但是大家当然也知道，这是村子上的人冒雨出来欢迎他们。大家心里不由得一阵温暖，也都极力的挥着手，大声欢呼着。就在这时候，卡车已经在人丛中开了过去，嗤啦嗤啦溅着泥浆，灯笼火把都东倒西歪挤在一边，让出路来。 卡车并没有开进村口，仍旧往前走了一截子路，然后才嘎然停住了。大家这就背了背包，从车板子上跨过去，扑突扑突跳下车去。隔着一大片亮汪汪的泥潭，那边有一座庙在土坡上，庙前挂着两盏白壳灯笼，发出那昏黄的光，照著两块直匾，匾上有“三区韩家坨小学校”字样。 这时候扭秧歌的人也跟上来了，大锣小锣一声当当敲着。那雨却下得更紧了。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跑上来招呼着，让工作队的人到小学校去。刘荃只顾照应着大家，一个人落在后面。那黄绢跳下车去的时候，把伞收了起来，下-车再撑开来，但是风太大，挣扎了半天，才撑开了。她打着伞赶上去，看见刘荃弯著腰往上跑，抬起了一只胳膊来挡看睑，她就叫了一声“刘同志！”把伞往他那边一送。 “行，行！”刘荃先客气了一声，然后也就接过伞去，说：“我来我来。”他代撑着伞，却拿得离他自己远远的。也并不一定是有意这样，他对于她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总仿佛她和一切别的女性都不同些。这伞本来不大，完全罩在她头上，在他这一方面，反而比没打伞的时候淋得更厉害，那雨水沿著油纸伞的边缘，亮晶晶的成片的流下来，正落在他头上。黄绢也觉得了，当然也没好说什么，但是大家并排走着的时候，就靠近他些，紧挨着他走。这样，总算这把伞不是完全一面倒，那成片的雨水也不再淋在他头上，变为淋在肩膀上了。 然而这时候也就到了庙门口了。先到的一批人都挤在檐下，抖帽子的抖帽子，拧裤脚的拧裤脚，酒了一地的水。他们这一对最后来到的，大家都望着他们。刘荃自己告诉自己那是他心理上的作用，他仿佛觉得大家对于黄绢总特别注意些，说是“虎视眈眈”也许太过分了，但是空气里似乎确是有点异样。一上了台阶，他把伞交还给黄绢，谢了她一声，就匆匆的走开了。 几个村干部围着张励说话。张励给他们大家介绍。支部书记李向前是一个瘦子，穿着一件高领子的白布小褂，一双很精灵的大眼睛，眼泡微微凸出来。 “同志们来了，我们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喜欢，”李向前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们都要向你们多多学习。” “哪里哪里，是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张励说。 “同志们肚子一定饿了，”李向前对农会组织孙全贵说：“快让他们烙饼。”又向工作队员们抱歉的笑着说：“预备了三十斤白面，五十个鸡蛋，这天热，肉留不住，也没敢杀猪，不准知道今天来得成来不成。” “可千万别费事，我们有什么吃什么。”张励说。 “用吃白面了，”刘荃插进来说：“其实也不用另外给我们做饭，大家都去吃派饭得了。” 李向前搔著头皮，把眼睛望著他们，嘴里唏溜唏溜的笑著。“下这麽大雨，就在这儿吃一顿吧，早一点歇著，同志们今天也辛苦了。” “也不费什么事，东西都现成，都现成。”孙全贵说。 “我看，我们也不必和大伙儿闹对立，”张励微笑著向刘荃说：“无论什么事，总得结合实际情况，不能死脑筋，说一定要怎么着怎以着，那也是一种教条主义。”说到这里，呵呵的笑了起来。 刘荃真没有想到，一开口就碰了这么个钉子。再一想，究竟自曰己是个没有经验的人，这次下乡，也不过是来见习见习的，大概张励嫌他锋芒太露了，故意当着人挫折他一下，好在工作队里建立起威信来。他这样想着，心里虽然仍旧有些不平，也就忍耐下去了，脸上也是含著微笑。 张励问李向前，当地有多少党员。又问了些别的话，说明天要各种团体分别开会，传达政策。干部都到齐了，农会主任、妇会主任、民兵队长、村长、村副、支部组织、支部宣传。他们大都还带有几分农民的羞涩，静静的蹲在房门口，听著这边说话。也有蹲在檐下的。 民兵搬著鸡蛋蔬菜，出来进去忙个不了。侧屋里发出烙饼的香味。刘荃不看见那两个司机，问别人，都说不知道。他出去找他们，去叫他们来吃饭。 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一出庙门，几棵大槐树簌簌的往下滴水，还当是又下了起雨来。然而地上已经微微有些月光了。 卡车的黑影矗立在路边。有一群人围在车子旁边看着，指指戳戳。刘荃向那边走过去，远远的听见妇女和小孩说话的声音。 “不许动！”女人呵叱著。“下来！！还不下来！打死你！” 小孩带著哭者说：“揿一揿，轻轻的揿一揿嘛！” 汽车喇叭低低的“嘟”一响，大家都笑了起来。女人仍旧叱骂着。 “这些人是区上下来的还是县里下来的？”另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也不清楚，”一个男子回笞。 “说是要闹斗争了。” 骂孩子的女人说：“不是说要分地吗？” 没有人回答。後来正是那男子说了一声“地也要分的，斗也得斗。” “不斗光分地不行吗？” “不斗还行！叫斗就得斗！” 他的妻在旁边仿佛有点不安起来。“回去吧，孩子他爹。” 一群徜徉着走开了，女人们抱着孩子。 刘荃听他们说话的声口，就猜著两个司机绝对不会在卡车里面。走过去一看，果然车子里黑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他踌躇了一会，才追了下去，向那男子喊了一声，“嗳，老乡！刚才那两个开车的上哪儿去了，你们看见没有？” 他们回过头来望着他。一个赤稞著身子的小男孩站住脚，呆呆的向他望著，手里拨弄著一个细竹签搭的框架，大概是刚才拿著去欢迎他们的一盏红星灯，被雨淋得只剩下一个星形的架子，上面还挂著两三条破烂的红纸。 他们没有说话，刘荃以为他们不会回答他了。 “上合作社去了，”那男子突然向那边一座小白房子指了一指。然後他们很快的继续往前走。只有那小男孩还挺著隆起来的肚子，站在那里眼睁睁望著地，拨弄著那竹签编的架子。 “小顺！”妇人粗声呵叱著。 小孩也跟著他们走了。 刘荃站在那里，倒呆了一会。然后他慢慢的向合作社走去。这大路边上荒凉得很，偶然有两所房屋，都是高粱秸子扎的墙，只有这合作社是个瓦屋，里面仿佛点得很亮，窗纸上人影幢幢。刘荃觉得很奇怪，这时倒还开著门。这两个司机也不知道跑到合作社去干什么，这乡下地方有什麽东西可买的，而且他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城去了。 他心里正这样想著，远远的看见合作社的门一开，两个人走了出来。月光照在那白粉墙上，这两个人对著墙站著，就溺起尿来。他们嘴里衔著的香烟头在黑暗中发出两点红光。 刘荃突然住後退了一步，隐身在瓜棚底下。他听见那两个人说话的声音，有一个人听去很耳熟，就是那农会组织孙全贵。 “闹不起来的！”他在那里说，「我们这儿连个大地主都没有。不像七里堡，他们有大地主，三百顷地，干起来多有劲！你听见说没有，他还没分呢，大红绸面子的被窝都堆在干部炕上了！” 他们一面说著话，系著裤子走了。 刘荃缓缓的向合作社走过来，心里也说不上来有些什麽感想，只觉得悄然。一推门进去，迎面拦著柜台，靠著又有一个贴烧饼的炉子，一个赶面的柜台，一块砧板。有两个人站在柜台前面喝酒，柜上有一只小小的黄泥坛子。 “怎麽跑到这儿来了？”刘荃走上去指著两个司的肩膀，“等著你们吃饭吧。?br>“你也来一碗吧，同志？”司机说，“淋得这么浑身稀湿，要生病。你不喝一点去去寒气？” “不喝了，你们也喝得差不多了吧，可以去吃饭了。” 两个司机吃得脸红红的，踉踉跄跄跟着他一同出来。 回到庙里吃了饭，大家就预备安欧。男女队员各占一间教室，腾出地方来打地铺，在那青石板地下铺著一堆堆的高粱秸子。吹熄了灯，那迷离的月光就从窗格子里照进来，照在地下，成为朦陇的白玉古钱的图案。院子里唧唧国国的虫声，加上雨后的蛙声，响成一片。屋子里面又常有一种枯嗤枯嗤扑喇扑喇的声音，也不知道是老鼠是蝙蝠？还是风振著那破烂的窗子，使人听著心里老是不能安定。虽然这样，大家实在困倦得很厉害，不久也就鼾声四起了。 刘荃心里有事，一直没睡著，翻来覆去的，身底下的高粱秸子老是——作声。睡久了，那青石板里透出一股子寒气来。秋後的蚊子也非常厉害。大概是他拍蚊子的声音，把张励惊醒了。他看见张励从铺位上坐起来，趿上鞋走了出去，想必是去解手。过了一会，张励回来了，坐了下来沉重的打了两个呵欠。在黑暗中只看见他的汗背心的白影子。 “你还没睡著，刘同志？”他问：“睡不惯吧？” 刘荃本来想说被蚊子咬得睡不奢，但是听张励的口气里似乎含有一种谈笑的意味，就不愿意这样回答。他顿了一顿，然後微笑著说：「不是。我在这儿想著，这村子的情形不简单。” “哪儿的情形都不简单——怎么，你听见什麽话了？”张励似乎很感兴趣，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自己先抽出一支，把盒子扔到刘荃的铺位上人抽烟。” 刘荃走过来拿洋火，在他旁边坐了下来，把孙全贵的话告诉了他。 张励听见说七里堡还没斗争，地主的被窝倒已经堆到干部的炕上去了，他笑了起来。“干部的确有许多已经腐化了，生活也一味的追求享受。不过我们搞工作，是不能撇开干部的。应当就利用这工作来进行干部教育。” 他的语气那样坚定，态度又那样轻松。在这黑暗中听著他说话，刘荃不由得就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 他又告诉他那几个农民的态度，几乎带著敌意。他们似乎反对斗争。 “唉，农民嘛！——本来就是落後，”张励笑了。“他们心里有多糊涂，你都不知道就只看见眼前的一点利益，常常不识好歹，把人民的敌人当是好人。常常动摇，常常靠不住，一脑袋的变天思想，胆子又小，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破了头。” 刘荃非常惊异，想不到他把农民估计得这样低。“照这样，这土改怎麽搞得起来呢？我们不是要走群众路线吗？” “走群众的路线，一方面得倚赖群众，一方面就得启发群众，帮助群众，进行思想动员。” 刘荃默然吸著烟。 张励呼起一口痰在喉咙里，吐了出去，然後就躺了下来，在石板地上揿灭了香烟。“你也小心点，别把高粱秸子烧著了。” 第二章 清晨的蝉，刚刚叫起来，声音还很嫩。那鸡蛋的阳光，照在那笔直的黄土巷子里，墙根堆着一滩滩的粪便。在这静悄悄的土黄色的世界里，李向前领着一群土改工作队员一拐弯走了过来，大家都还没有睡醒，背上背着背包。 走过了一家人家，在那光滑的土墙上，开着两扇旧黑木板门。李向前在那处掩的门上随意的拍了两下，叫了“唐占魁！”就领头走了进去。 里面一个四方的院子，支起一个小小的黄瓜棚，正中又牵着一根绳子，晾着妇人与小孩的花布兜肚。 “唐占魁！”李向前大声叫著。 屋里出来了一个妇人，苍黄的脸上浮着一脸局促的笑容，站在那土台阶上，把她卷起的袖子放了下来，两只袖子只管轮流的往下抹着，抹个不了。 “他爹下地去了，李同志。” 李向前特地指出刘荃来。“这位是刘同志，以后他就住在你们这儿了。人家可是替咱们办事来的，咱们可得好好招呼着。” “对，对！应当的！”女人陪着笑说：“咱知道，昨天晚上农会来嘱咐过了。” “你进去瞧瞧吧，刘同志。不用客气，都是自己人。”李向前匆匆带着别的工作队员走了。 “进来坐，你这位同志，”女人带著很不确定的神气，笑着说。“吃啦吗？” “还没有呢。” “哟！那我去生火去，给你蒸两个馍吧？” “就吃凉的也行，不用蒸了。” “进来坐，进来坐。”她领他走了进去，一面就昂着头喊了一声，“二妞呀，拿个馍来！多拿几个！——还是蒸一蒸吧？”她有点担忧地问他。 他又客气地再三拒绝了。她领他走进右首一间屋子，一进去看见光秃秃的一张土炕，倒占掉大半间房。炕头只堆着几只空箩空缸，和一些零乱的麦草。然而这家人家大概光景还不算坏，那凹凸不平的黄土墙上，还刷着几块白粉，屋顶上淋下来的雨，又在那白粉上冲出两大条黄色的痕迹，倒更透出一种箫条的况味。紧挨着炕，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桌子，那妇人从桌子下面拖出一张黑木方凳，让他坐下，自己却靠着门框站着相陪。 “你们有几个孩子？”刘荃想引着她说话，他要学习接近群众。 “唉，早先丢了两个小子，现在就剩一个了，还有一个闺女。” 他又问长问短，和她叙起家常来。 “他们唐家不是本地人！”虽然已经结了婚二十了，她仍旧称她婆家为“他们唐家”。“二妞她爹十几岁的时候，跟他爹娘逃荒到这儿来，苦扒苦挣，好容易混的，总算自己有地种了。”她说的都是这些老话，近年来乡下的情形却一句也没提。 进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穿着一身紫花布衫裤，系着黑布围裙，两只手提着围裙的角，走到桌子面前，把围裙往上一掀，六七只黑面馒头骨突骨突滚到桌上去，听那声音，就可以知道是硬得像铁打的一样。 “二妞你把炕上扫扫。” 那二妞爬上炕去，拿著一把高粱秸子扎的小扫帚在土炕上沙沙扫着，面积很大，她跪着爬来爬去。她的背影很苗条，一双脚胖墩墩的带着几分稚气，脚穿着褪色的粉红线袜，圆口青布鞋。 她母亲老是把眼睛望着她，仿佛有点忧虑似的。“我来扫，”她突然说：“去拿酱萝卜来。带双筷子来。” 妇人一面扫著炕，掉过头来看着二妞送了一碟酱萝卜来，又看着她走出去。 然後那妇人又用忧愁的眼光望着刘荃吃东西。“吃得惯么？”她微笑着问，“我听见说，这次来的都是学生。” “学生就吃不了苦吗？”刘荃笑着说。 她也笑。但是过了一会，她又说，“对付着吃一顿，待会儿给你赶面条。”仿佛带着一种安慰的意味。 他觉得她这人很可亲。“不用费事了，唐大婶，我一会儿要出去，中饭不在这儿吃。” “说是今天要开会，有我们没有呀？”妇人皱着眉望着他。 “你们在会不在会？今天开农会跟妇联会。” “农会本来没有我们，说我们是中农。今年春上又闹‘纠偏’，说中农也在会。”她别过头来向门外喊了一声，“二妞呀！去到地里去告诉你爹一声，叫他去开会。听见没有呀，妞儿？回头开妇会，你也去听听。听见没有？” 那馒头里面夹著沙子，吃起来卡嗤卡嗤响著，很难下咽。刘荃向她要一点水喝，她连声说“有，有，”走了出去。但是一去不来。他勉强吃了两只馒头，就匆匆走出房去，叫了声“我出去了，唐大婶！” “我这儿生火呢，同志，水一会儿就得。” “不用做开水，我出去了。” 他走到院子里，二妞拿著个锄头，在瓜棚下面刨土，见人走过，头也没拍，只抬起手背擦了擦汗。 他应当回到小学校去集中，但是刚才来的时候，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也没留神，回去的路倒有点记不清楚了。在大门口站著，踌躇了一会，又转过身来。他看那二妞见了人总是很怕羞的样子，因此特地正了脸色，向她点了个头。“我上小学校去，是不是一直朝东走？” “朝东……”她拿锄头比划了一下，仿佛不知道应当怎样说，想了一想，才又说：“朝东走，看见那棵枣树就转弯。再走一截子，看见绿豆田，出了墟子就是那庙了。”她走到大门口来指点著。她的脸晒得红红的。头发已经剪了，齐齐的披在脖子背后，两鬓拢得高高的。被风吹乱了的前刘海，都簇拥到脸的两边，倒更衬托出睑的鹅蛋形。她是单眼皮，乌亮的眼珠子上罩著一排直而长的睫毛，侧面看去，很有一种东方美。 “二妞！你还没去叫你爹？”她母亲听见她说话的声音，就在里面叫喊著。“我还当你走了呢！” “忙什么，开会还早呢。还没响锣。”她虽然这样回答著，一面也就把围裙解了下来，用围裙周身掸著，仿佛预备出门的样子。 刘荃本来想再问得更仔细一点，因为用枣树和绿豆田来做标帜，是很靠不住的，不一定认识。但是听她母亲叫她，倒像是她母亲听见她和他说话，就有点不放心似的。他就没有再罗唆下去，谢了一声就走了。 在小巷里走著，脚底下的浮士——响著，听著就像背後有人跟著似的。他可以想像，要不是这青天白日的时候，如果半夜里一个人走著，还真有点害怕。两边永远是单调的黄土墙，到了那转弯的地方，实在小容易辨认。他正站在一个三叉路口，向一棵树端相著，背後忽然有人说起话来，倒使他吃了一惊。 “那不是枣树。” 他回过来一看，不觉咦了一声，然後就笑了。“倒幸亏你跟我顺路，不然真会迷了路了。” 二妞微笑著把衣襟牵了一牵，没有说什么，偏过头去望著那日光中的土墙上的人影子。 这巷子里的地，中间低两边高，很不好走，因此两人依旧一前一后，在中间一条窄沟里走著。刘荃和她说话，需要回过头去，就照顾不到面的高低不平的路。说话既不方便，而且也实在是没有什麽话可说，因此大家静悄悄的，也还是和刚才一样，只听见脚底下踩著浮士，刷刷的发出响声来。 “你加入了识字班没有？”在很长的一段静默以后，刘荃终於想出这样一句话来。 “加入了。” “认识了好些字了？” “不认识字。” “怎么入了识字班会不识字呢？你是客气吧？” “该转弯了。”她虽然没有回答他的问句，但是语声中带著笑声，仿佛刚才是极力忍住了笑。 可以看得见土墟子了。墙洞里露出一方方碧绿的麦田，红通通的高粱地。 “哪，那是绿豆苗。”她终於指著一个门洞子说。 “哦，那就是绿豆田。” “我就猜著你不认识。”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他也笑了。 出了那黄土围墙，就正站在一棵大树下面。这树长在个小土坡上，下去几步路就是大路。在路那边，老远就可以看见那绿树丛中露出一株红墙来，是那关帝庙。再往远处看去，又是那一条条一方方的田地，绿锦似的一直伸展到天际。 “你们的地是旱地还是水地？” “喏，就是那边那个。”她指了一指。 “嗳呀，那不是早走过了吗？” “那边那个庙就是小学堂，”她又指了指。 假使走到这里还找不到那小学校，那也未免太低能了，他心里想。他笑著向她道谢，“真是对不住，让你多走了这些路，”他说。 “我们走惯了的，”她随口回答著，眼睛已经向对面的庙宇望了过去。庙前似乎很热闹，许多穿制服的人忙忙的向里走，大概都是工作队里的人。 刘荃独自在那山坡上走了下去，到了路上，不由得又回过头去望了望。她还站在那里，手裹板著一根树干，把它扳得低低的，摇撼著玩。强烈的阳光正照在她脸上。她的头发不大黑，是被太阳晒焦了的；再被阳光一照，那头发与睑与手臂都像是有金色光泽的木头。她整个的像一个古艳的黄杨木雕像。然而就在他回过头来的一刹那间，她已经一扭身走了进去。那板下来的树枝被她突然一松手，一弹弹了回去，那碧绿的枝条映著淡蓝色的天，尽在空中一上一下，动荡个不 停。刘荃站在那里望著那树枝，倒看呆了。 墙的门洞子里忽然又走出一个人来，却是黄绢。刘荃定了定神，再看了看，是黄绢。她举起一本笔记簿来挡著头上的太阳。天热，她把帽子推到脑後去，短头发也掖在耳朵背後，但是依旧有几根散乱的发丝被汗水黏在面颊上，莹白的脸上透出浅浅的红晕。刘荃站在这里向上面望著，就像是在这里等著她似的，也只好将错就错，就算是早已看见了她，向她带笑点著头。 “这儿的路真不好认，”他说，“幸亏遇见一个村子里的人，送了一程子。你倒真有本事，一个人走了来了。” 她笑了起来。“你当我认识路？要不是有你们在前头带路，我绕来绕去，不知道要绕到什么时候呢！” “哦，你看见我在前头走？”刘荃笑著说。底下接下去很自然的一句问句，就是“怎麽没叫我呢？”但是结果并没有问出口来。 “那是哪家的姑娘？很活泼的。” “我就住在他们家里。刚巧顺路，她到田上去叫她父亲去开会。” 他附带加上的两句解释，也许是多馀的，她即使听见了，似乎也并没有加以注意。因为这时候有别的女同志走过，她立刻赶上去招呼她们，态度仿佛比平常更亲热些，大家一面谈笑著，匆匆的走上庙的石级，倒把他丢在後面。这本来也是很自然的行动，她刚才的谈话里也并没有丝毫不愉快的表示，然而他直觉的感到她是对他有些不满。但是为什麽呢？如果他以为她不高兴是为了二妞，他应当觉得高兴才是。但是究竟不是那样自命不凡的人，以为任何女性都对他有好感。证据是，他并不觉得高兴，只觉得无缘无故的心里很不痛快。 工作队在庙里集中以後，分两组去参加农会与妇联会开会。全部同志与一小部分男同志去主持妇联的大会。刘荃这一组是到一个大族的祠堂去开农会的。今天的会，不过是例行公事。由张励和几个队员轮流演讲土地改革的原理，从私有制度的由来说起，农民等於上了一课社会发展史，都听得昏昏欲睡。刘荃也讲了一段。 一个会开了六个钟头。散会以後，大家回到村子里来，天已经黑了。刘荃回到唐家，他一进门，就看一个瘦瘦的中年汉子，身量不高，衔著个旱烟袋迎上前来，向他点头笑著。想必就是唐占魁了。 “上那边屋去坐！”他仿佛比他女人还要木讷，连个“同志”也不会叫。 他把刘荃让到今天早晨那闲房里去，二妞随即送了一盏灯进来。但是这油灯搁在桌上，搁不稳，大概因为这泥地凹凸不平的缘故。二妞把灯放在炕上，又出去找了块砖头垫在桌腿下面。她蹲在桌子底下，把砖头垫上了，屡次昂头来看看垫平正了没有，又堆了推桌子，看它摇晃不摇晃。这时候刘荃注意到她头发上戴了一朵浅粉色的小花，早晨似乎没有看见。 唐占魁坐在炕上吮著旱烟袋。他光著膀子，穿著一件白布背心，灯光照在他赭黄色的脸上，脸上很平坦，但是像泥土开裂一样，有几道很深的皱纹。 “今天的会开得太长了吧？”刘荃说。 唐占魁唏唏的笑了几声，客气的说，“也不算长，不算长。”然後又沉默下来了。 刘荃看他彷佛有心事的样子，就又把土改的大致办法向他讲解了一遍。问知他有十一亩地，一年收不到十石粮食，交了粮，一家人刚够吃的。像他这样的中农，按照“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定律，他的财产是在政府保护下的，可以绝对用不著忧虑。 然而唐占魁仍旧皱著眉头。“说是要‘打乱重分’，有这话没有呀？” “没有的话。像你们这中农的地，绝对不去动你们的。” “那就好，那就好，”唐占魁叹了口气，“自从听见那话，心里就是一个疙瘩。我这几亩地，别的没什麽，地性是摸熟了。沿河那块地，是大前年买的杨老二的，挺好的地，杨家几个兄弟不成材，把地都荒了，那士不知多硬。自从我种上了，一年翻两回，又常常挑些熟土来垫上，这现在收成已经比从前好多了。要是换给别人，就是多换两亩都有点舍不得。” 他的田都是一亩一亩零碎置进的，听他说起来，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历史，也有它独特的个性。他也像一切沉默寡言的人一样，有时候一开口说起他喜爱的事物，忽然滔滔不绝起来，变得非常唠叨。刘荃听著，倒觉得很有兴味。 二妞出去了又进来了，倚在房门口呆呆地听著。唐占魁的女人在外问叫他们出去吃饭，她做了荞麦面烙饼。大家围著桌子坐下来。灶上的火还很旺，她叫二妞去坐上一锅水。 灶旁有一只酱黄色的大水缸。二妞揭开缸盖，拿起葫芦瓢来舀水，但是还没有舀下去，先在水里匆匆的照了一照自己的睑。她把那朵花向後面掖了掖。再照了照，总彷佛有点不放心。结果又把那朵花摘了下来，倒插在鬓边。这次却没有插牢，那粉红的花声息毫无的落了下来，在那暗黄色的水面上漂浮著。影沉沉的水里映出她的脸，那朵花正栖息在她眼睛上，一动也不动，二妞也没有去捞它，手扶奢缸沿，只管望著自己的影子。 “怎么舀点水要那么许多时候，又不是绣花，”她母亲说话了，“尽在那儿看些什麽？” “我看今天这水也不知道怎麽这麽浑，”二妞说，“底下那么厚的泥。” 她把花捞起来洒了洒水，依旧插在头发上，匆匆的舀上一锅水，送到灶上去，然後也坐到桌上来吃饭。她斜签著身子坐著，低著头吃饭，刘荃因为不愿意让她觉得窘，也尽量避免朝她那边看去。但是她刚才在水缸里照镜子的神气，却看得很清楚。他心里也说不出来是一种什麽感觉，似乎有一种渺茫的快感，又觉得有些不安。 第三章 工作队这两天忙著出去访贫问苦，两三个人一组，到村子里去挨家访问。白天大都只有妇女在家，因此他们白天黑夜都出动，利用谈天的方式，诱导农民吐苦水。工作队员每天一次，聚集在小学校里汇报，把当天采集的材料归纳起来，加以讨论。 “老百姓还是有顾忌！不敢说话，”张励说：“他们怕封建残馀势力的报复。” 大家研究他们究竟是怕地主？怕恶霸？韩家坨的几个地主，只有很少的土地出租，专靠吃租子是不够生活的。他们家里都有人在城市里做小买卖或是教书，经常的往家里带钱，贴补家用。地面上也有几个“混混”，却没有一个够得上称恶霸的。干部里面的李向前，从前就是个“二流子”，但是他现在既然改邪归正了，当上支部书记，自然没有人去翻地的旧账。沦陷时期当甲长 的两个人，都是被逼，乡公所里来了公文，指名派定的。不但没有得到什麽好处，而且送往迎来，供应日伪军队，赔累得非常厉害，卖了田又卖了房子。这些情形，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得很 清楚，因此也并没有把怨毒结在他们身上。 访贫问苦的工作继续进行。这些工作队员秉著年轻人的热诚，用出了最大的力量，像施用人工呼吸一样，按揿著肚子把水挤出来；苦水终於陆陆续续吐了些出来。 最普遍的控诉是说去年秋收以後，四乡竞赛提早交粮，村干部只想夺红旗，拚命催著要大家快点缴上去，拿罚修公路作为威胁。後来索性乱打乱捕人。有一个贫农韩得禄被逼得没有办法，哭了四次。又有许多人给催逼得，谷子还没到收割的时候，就把谷种卖掉了交粮。 又有些人诉说干部私心，“做负担”的时候不公平。又有几个人吐露，去年接连的遭了火灾和虫患，损失五成以上，本来已经报荒报了上去，应当可以准许减征公粮，干部又左说右说，逼著他们自动“请求免予减征”。 工作队员们挤苦水的时候非常兴奋卖力，等到汇报的时候又觉得为难起来。都是这一类的琐琐碎碎的怨言，十分严重的话当然也没有人敢说；都是对干部表示不满，而对地主都漠然。 “这里的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不深。”刘荃作了这样的结论。 “什麽地主的仇恨不深？实在是他们的政治觉悟的程度不够，所以对於被地主剥削的事实并不感到愤恨，”张励说：“而你们只看到表面，就武断的认为他们对地主的仇恨不深，这正证明了你们对政策理解的程度不够。” 于是大家又作了详尽的检讨与反省。 李向前向工作队提出一个意见，每天中午用大锅煮“斗争饭”吃，工作队和干部民兵一同吃吃，叫起人来比较方便，省得满处去找。反正粮食是现成的，是春上清匪反霸的斗争果实，由农会保管著。 “那是人民的财产。”刘荃立刻说：“不应当由我们来享受。” 黄绢向来不大说话的，这次也说，“本来我们下乡应当‘三同’，”她是指同吃、同住、同工作。“现在我们不下地工作，已经不对了，再要吃得比别人好，未免太说不过去。我住的那家人家是个赤贫户，就靠吃些豆皮麸皮糠皮过日子，从来没吃过什麽正经粮食。” 被分派在赤贫户家里的，不止她一个，也都是跟著吃糠，自然也有人急于想换换口味，就和她辩驳起来。“不下地工作，那是因为时间上不许可——这次土改是有时限的，要尽早的完成它。其实是经济时间，大家在一起吃‘斗争饭’倒也是一个办法，干部民兵都会齐了，叫人有人。” 一时大家议论纷纭。 “同志们是来帮助老百姓闹斗争的，”李向前说：“就是吃老百姓两顿饭，也是应该的。” “那麽难道说，不吃，就不斗争了？”黄绢说。 张励是支持她的。他说：“吃得太讲究了也的确是不好，要照顾到影响。” “斗争饭”的建议就榈浅了。但是不久他们又发现，因为农会的谷仓设备不大好，经过一个炎热的夏季，谷子都发热，变红了，也有的发了芽。这样看起来，也就没有理由反对拿点出来吃吃。于是就在小学校的院子里砌起大灶来，每天给工作人员做一顿午饭。后来一度有谣言说李向前和农会主任串通了，大批的盗卖粮食，都报销在斗争饭上。也是因为别的干部看著眼红，所以才闹到张励跟前，但是李向前把张励敷衍得很好，因此事态并没有扩大。工作队员们也只是恍惚听见有这样的传说。 访问贫雇农的工作已经告一结束，忙著给区上写汇报，大家帮著抄录。发给黄绢的一份似乎特别长些，一直抄到黄昏后，人都走光了，只剩她一个人在那小学校的教务室里埋头抄写。桌上点著一根红蜡烛，插在泥制的烛台上。在那黄昏的烛光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那白粉剥落的墙上贴著一张石印的孙中山先生像，一张彩印的毛泽东像，每一张画像的两边都贴著两条白纸标语，像对联似的。对面墙上又高挂著两只大红色的腰鼓，那铜匝铜钉微微的闪出金光来。小学生的作文，写在绿丝格的竹纸上，高高下下贴了一墙。 张励走了过来，说：“我们突击一下吧，我来帮你抄，今天晚上抄好它，明天一早派人送去。” 他站在黄绢背后看她抄到那里，手里拿著顶帽子不住的指著，一半也是替她扇著。他虽然是出于好意，但是他一下一下的扇著，那蜡烛的光焰一闪一闪，跳动得很厉害。黄绢只管把眼光注视在纸张上，不由得一阵阵的眩晕起来。她心里觉得十分不耐烦，但是极力忍耐著，搁下笔来，把草稿分了一半给他，又把烛台往那边推了一推。但是他并没有坐到那边去，依旧挨著桌子角站著，不经意的把那一叠稿纸竖起来在桌面上托托的敲著，慢慢的把那一叠子稿纸比齐了。 “你好好的往下干吧，黄同志，”他笑著拍了拍她的肩膀。“我一直在观察你，你表现得非常好，今天在会上发言，思想性也很强。你是候补党员，等我回去反应上去，应当可以提前准许入党。” 他的手就此按在她肩膀上了。黄绢只管继续抄写著，头也没抬，却在挪动纸张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把身子一偏，让了过去。“我是很虚心学习的，可是我觉得我并没有什麽突出的表现。”她微笑著说。 “要求突出，那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看法。”他一面说著，已经把她按在纸上的左手握在手里，但是又被她挣脱了。她只管低垂著眼睛，眼窝里簇拥著那长睫毛的阴影，腮颊上的红晕一阵阵的深起来。 “你瘦了吧？怎麽会刚巧把你派到一个赤贫家裹住著，”他俯身望著她，蜡烛的火光离他的嘴唇很近，现在那火焰是因为他的言语而颤抖著。“给你换一家中农吧，调剂调剂。” “那又何必呢？我们下乡来又不是为了享受，吃这一点苦算得了什么。” “吃苦也得一步步的练习著来，自己的健康也不能不注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他又抚摩著她的手，并且渐渐的顺著胳膊往上溜。 这一次她很突兀的把手一缩了回去，跟著就往上一站。“我去多叫几个人来帮著抄，可以快一点。”她红奢脸，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一面说著，已经向门外走去。 “叫校工去叫去。”他高声喊著：“老韩！老韩！” 没有人答应，只听见一间间的空房里嗡嗡的发出“韩！韩！”的回声，似乎更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不用叫他了，我自己去，反正我也要回去吃饭去。”她匆匆的说，人已经到了院子里。 她回到村子里，动员了好几个人来。她自己先去吃饭，吃完了饭，才邀了一个女同志一同来到庙里，那时候大家七手八脚，也已经抄得差不多了。张励的态度也依旧和平时一样，和她们随便谈笑着，在和悦中带著几分庄严。完工以后，大家一同打著灯笼回到村上去。 但是第二天中午大家聚集在一起吃斗争饭的时候，他忽然捧著碗踱了过来，正著脸色向黄绢说：“黄绢同志，你这种作风不大好，要注意影响。” 黄绢倒呆住了，还以为他是指昨天晚上的事，想不到他竟有脸当众宣布出来? “把苍蝇捞出来也就算了，你把这一碗粥都糟蹋了，”张励拿筷子指著她搁下来不吃的那碗粥。“这样浪费人民的血汗。我记得你是第一个反对吃斗争饭的，认为太浪费。这正是知识份子好高骛远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张同志，你这话太不科学了，”黄绢红著脸气烘烘的说：“苍蝇是传染病菌的，连小学生都知道。” “苍蝇在粥里熬奢，早已死了，病菌还能生存著么？你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洁癖。” “我亲眼看见它掉进粥里，还活著呢，”黄绢又端起碗来用筷子把那苍蝇挑给他看。 “这算什麽，人家农民还不是照样吃，凭什麽你的性命比农民值钱？” 两个人一个大声指责，一个大声抗辩，许多干部和民兵都在旁边看热闹，张励也觉得有些不妥，随即微笑著说：“自己同志，跟你提意见是好意，是要帮助你进步，你这样不接受批评，态度实在不大好，应当提出来在小组上讨论。” 当时刘荃非常替她不平，但同时也稍稍觉得有一点诧异，因为她今天不知为什么火气这么大，一开口就和张励顶撞起来。 她后来也懊悔她太沉不住气，明明知道是斗不过他的，即使大胆暴露他昨天的暧昧态度，也不会得到组织上的支持，徒然毁了她白日己的前途。 那天他们小组开会，把她批评得体无完肤。这些人虽然都是天真的青年，为情势所逼，不能不顾到白曰己的前程，彼此之间本来就竞争得很厉害；既是示意叫他们抨击某人，当然加以无情的围剿，正是一个邀功的好机会。隔了好几天以后，还又有人在会上提出来质问：“那天开完会以後，曾经有人看见黄绢同志跑到野地里去，哭了一场。可见她表面上装作接受批评，心里还是不服。” 有片刻的寂静。然後黄绢微笑著说：“是有这么回事。我是因为大家对我这么关切，这么热心的帮助我进步，不由得感动得哭了。” 这样，总算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 这两天工作队员天天参加干部会议，在合作社里秘密开会，酝酿斗争对象。这一天正在开会，忽然有人嚷了起来：“有奸细，有奸细！” “是韩廷榜！” “是他！我看见他在门口探头探脑的！”大家嚷成一片。 当下就有几个干部跑出门去，把那地主韩廷榜架了进来，又喝骂那守门的民兵不管事。那韩廷榜是个高个子，黄瘦面庞，高鼻子，细眼睛，头发留得长长的，已经有几茎花白的了，正中挑著头路，两面分披下来。穿著一件白夏布长衫，蓝色帆布鞋。 “韩廷榜，你来干什么？”李向前大声喝问。 “我来见各位主任有话说，看见同志们在这儿开会，没敢进来……没敢进来。”他不住的点著头哈著腰笑著。 “你有什麽话说？”张励说。 “我是来献地的。”他想挣脱一只手，往口袋里掏地契，结果由别人代他掏了出来，把那小布包呈了上去。 张励取出里面的地契来看，一面笑著说：“他们地主献地有三献，献坏、献远、献少。” 李向前也凑上来看，说：“这还不是拣的他最坏最远的几亩旱地，拿来糊弄人。” “原则上不应当拿他的。这地是应当还给他的佃户的，他不能拿别人的地做人情。”张励把几张地契仍旧用那块白布一裹，掷还给韩廷榜。 “去去去！”李向前吆喝着：“快走！还不是借著献地来打听消息的！” 众人把韩廷榜叉了出去。当下继续开会，张励使问起韩廷榜的出身与历史。这人祖上传下来有四十来亩地，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城里读过几年中学。後来经亲戚介绍出去，在外面混小差使，因为人太老实，也没捞到什麽油水，而且後来被人排挤，终於还是铩羽回来。但是家里人口多，负担重，所以每隔一两年的工夫，也仍旧要到北京去一趟，托他丈人替他谋事，照例总是在丈人家里住一两个月，就又无可奈何地回来了。这一向看看乡下情形不对，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他半个月前就想溜，预备留下老婆孩子，一个人逃出去投弃他丈人。但是这时候村口上已经查得很紧，他被民兵截留了下来，送到村公所去盘问了一番，依旧放他回去，只是此後就加派了几个人看守着他家前后门。 这时候干部会议里又把他提出来讨论，是否应当早一点把他扣起来。同时又怕他会把地契藏匿起来或是销毁掉，决定提前叫他的佃户去跟他算账，去问他把地契要了来。 一共有五个人种著他家的田，都是老佃户了。农会把他们叫了来，教了他们一番话，叫他们去索取地契。他们只管笑著答应著，一个眼不见，就少了一个人，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剩下的几个说是去找他去，一个个的也都溜了。干部们等来等去，等得焦急起来，再派人去找，原来他们几个人都下地工作去了。 李向前、孙全贵气得直骂：“这些人死落后，真拿他们没有办法！” “一步一步来嘛，别著急，”张励说：“搞工作总不免有碰钉子的时候。” 又把几个佃户叫了来，反覆晓谕。佃户们终於到韩廷榜家里把地契要了来，但是并没有经过算账的手续，也没有给他难堪。农会事後一调查，非常不满。再开干部会议，孙全贵就在会上发言，说：“咱早就说了——闹不起来的！又没个大地主，贫雇农倒有一百六十多户，一个人才能分多少地？闹个什么劲儿！” 李向前也说：“一家分不到一亩地，眼看著人家富农中农，三十亩地，动都不去动他，怎么不眼红？要分就都拿来分了——不是我说！一家闹上两亩地种种，谁不乐意，不怕老百姓不起来！” 工作队员起初都沉默著，後来就有人吱吱喳喳议论起来，终于由刘荃开口说：“这是违反政策的。” 又有人用比较缓和的口吻说：“斗争对象多了似乎不好。” “应当缩小打击面，”黄绢说。 “我们不能死抱著条文，”张励考虑了一会之後，这样说了：“各地的人口与耕地的比例非常不一样，所以根据土地多少来划分阶级，也不能有硬性的规定。过去划分的阶级也可能有不正确的，尽可以提出来重新讨论。” 他再向干部们一解释，一时大家都活泼起来了，七嘴八舌发言的人很多，提出许多人名来，认为都可以划入地主阶级。 一向从不开口的支部宣传夏逢春也兴奋的说：“韩长锁那小子，别看他地少——一个青少年，三亩好水地哪！去年还娶了老婆！”夏逢春是个老实人，跟在李向前孙全贵后头转，当了一年多的干部，连一个老婆都没混上，到现在还是打光棍。 妇会主席也开了口：“老婆还穿著新棉袄哪！” 当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拟出一张单子来。前三名里就有唐占魁的名字。唐占魁虽然没有佃户，也雇不起长工，在农忙的时候却雇过短工。村子里有好几个人都给他打过工。农会就把这几个人找了来，发动他们斗争唐占魁。 几个雇工都有点怯寒，内中只有一个冯天佑比较胆子大些，敢说话。 “唐占魁倒是……待人还厚道，”他迟疑的说：“同志们面前，咱不敢瞎扯，咱有一句说一句。替他家干活，他们自己吃什么，咱也吃什么，给起工钱也爽快。” “你别这么傻，自己给人家剥削了去都不知道，还拿人家当好人，”李向前说：“你不想想，他不剥削穷人，他哪儿来的那些地？” “那是他们一家子齐心，这几十年来都是不分男女，大人孩子都下地干活，甚至他爹在世的时候，七十多岁还下地去。” “你别这么死心眼儿，胳膊肘子朝外弯，不帮著自己穷哥儿们，倒去护著那些骑在穷人头上的人。” “不是这麽说，李同志。人不能没长心，老唐对咱不能算坏，那年咱死了爹，自己家里叔公叔婆都不肯帮忙，还是他借的钱买的棺材。” “原来是这样，”张励岔进来说：“他这麽一点小恩就买住你的心了！” “别这么傻了，”李向前说：“这一点小恩小惠算得了什么？你真跟他算起账来，他的地怕不要分一半给你！” 冯天佑听了这话，心里不由得活动起来。 李向前早已看出他脸色动了一动，就又钉上一句：“你仔细想想吧，冯天佑。不要这样死脑筋，死不肯翻身！” “你翻身就在今天哪！”张励拍著地的肩膀说。 “现在的天下都是穷人的天下，人穷就大三辈，”李向前说：“你尽管去跟他闹，他欠你的工钱你去跟他要回来。放心，有政府给你撑腰，” 冯天佑只管低著头不作声，同来的两个佣工却嗫嚅著，断断续续的说起话来，说唐占魁少算了工钱给他们。 “你听听，你听听！”李向前对冯天佑说：“人家都说出来了，只有你一个人护著他，甘心做他的狗腿子。” “准是给他收买了，”张励随即追问：“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没有的事！谁要是拿了他什么，左手拿的烂掉左手，右手拿的烂掉右手。” “那你怎么不说实话？” 磨了半天，最後冯天佑也期期艾文的说，唐占魁借给他的钱，是阎王债，利上滚利，后来几年替他挑水、垫土、修渠、碾麦子，碾黍棒，统统都是白做的。 刘荃在旁边看著，心里像火烧的一样，给张励连递了两张条子，张励约略看了一通之后就揉成一团，往裤袋里一塞，并没有什么表示。刘荃自己心里想著，他是住在唐占魁家里，也许倒不能不避一点嫌疑，要不然，甚至於会有人说他也是被收买了。但是後来实在忍不住，还是说了一句：“张同志，我认为用这种方式发动群众，并不能鼓励群众说实话。” “你这话是什麽意思？”张励冷静的望著他说：“我们一天到晚说发动老百姓，老百姓真的起来了，难道我们又给他浇冷水？” 刘荃顿了一顿，正要再开口说话，张励又厉声剪断了他：“刘荃同志，你这阶级路线走错了，你自己先去反省一下，你这问题我们过一天再讨论。” 他这两句话分明含有一种恫吓的意味。刘荃默然了，其馀的工作队员看了他的榜样，更加谁也不敢作声。 那天散了会出来，黄绢就赶上来轻轻向刘荃说：“实在太不民主了！” 刘荃起初沉默著，没有说什么，然後他突然愤激的向她说：“你看今天这情形，谁要是有一句异议，简直就是地主的狗腿子！” “算，算，别说了！”另一个队员走过他们身边，低低说了一声：“让人家听见了，又要说我们‘开小会’。” 黄绢也就悄悄的走开了。 刘荃缓缓的走著，一个人落在後面。他有点怕回家去，他不愿意看见唐占魁家里的人。看见他们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透露一点消息，自己觉得实在太虚伪。但是更不能告诉他们什么。那不但违反纪律的事，而且犯了最严重的‘破坏土改’的罪名，有被处死刑的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完全与事无补。他们无处可逃，也逃不出去。 他这样想著，心里有点惘惘的，顺著脚走著。不知不觉的就绕了一条远路回去，仿佛多挨一刻也是好的。沿著这条路走过去，远远的就看见那边一个小河沟，沟边生著高高的一棵金色的柳树，夕阳正照在那枯黄的柳枝上。这两天已经不听见蝉声了。 那小河沟上搭著一块石板桥，有人蹲在石板上洗衣服。刘荃起初也没注意，走到近前方才觉得那紫花布衫裤有点眼熟，一看那背影就知道是二妞。他不由得呆住了，但是脚底下一直不停的缓缓往前走著，倒已经走到河沟旁边。 二妞正低著头拿著根棒槌舂著衣裳，时而抬起一只肩膀来擦一擦脸上溅的水沫。她那紫花布袖子卷得高高的，露出那金黄色的圆圆的手臂。刘荃站在水边，离她没有几步远，但是没有朝她那边看去，只望著那沟里的水，那混浊的水夹著草屑，流得很急，又夹著一缕缕厚腻的黄泥，就像鸡蛋清里的一缕缕蛋黄一样。 这水虽然黄浊，究竟人影子倒映在里面映得出的。二妞早就在水里看见了他的影子，故意装作不知道，看他是不是和她打招呼。没想到他老是呆呆的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她起初觉得诧异，渐渐的也不知道怎麽，脸上一阵阵的红晕起来，手里仍旧一下一上的舂著衣裳，也有点心不在焉的。 她突然嗳呀了一声，那棒槌一下子滑到水里去，的溜溜转著，顺著水流走了。她只管望着它发呆，但是她这样嗳呀一声叫了出来，倒把刘荃惊醒了。他立刻跨到水里去，急急的走了两步，俯身去捞。这水虽然很浅，水势却很湍急，他的动作又太急遽，身体一连摇晃了几下，几乎栽了下去。但是总算把那根棒槌捞了回来。 二妞在石板桥上已经立起身来，站在那里一声不响。等到他上了岸，看他裤脚上的水像牵线似的往下流著，她呵哟了一声，直说：“你瞧，你瞧，”她自己手里捧著一团湿衣服，那衣服上的水也是牵线似的往下流，正淋在脚背上，她却没有觉得。 “不要紧的，没关系。”他把棒槌递给她，一面自己弯下腰去拧绞裤脚上的水。湿透了的裤子已经变成了深灰色。 “这怎麽办，”二妞皱著眉说。她也像一切北方乡村里的人，对於雨与水因为生疏，总仿佛怀著一种恐惧。衣服弄湿了似乎是很严重的事。“又没的换，那一套我刚洗了。” “没关系，没关系，一会儿就乾了。”他向她点了点头。“那我先回去了。” 这一次他倒是走得很快，一半也是因为那潮湿的裤子冰凉的裹在腿上，非常不舒服。太阳下山了，一阵阵的风吹到湿衣服上，很有几分寒意。而且脚上那双橡胶鞋，糊上厚厚的一层淤泥，在地上一走一软，就像云里雾里似的，很不对劲。 进了圩子，在那小巷里遇见两个工作队员，是他的同学。 “你怎麽回事？”他们吃惊的问：“掉了河里去了？” 他含糊的笑著点了点头，假使据实告诉他们，说是帮著一个村子里的姑娘捞棒槌，一定要被他们大大的取笑一番。 “怎麽会掉了河里的？” “一个不小心栽了下去，幸亏水浅。”他随口回答著。 “真是笑话，人家地主没投河，你这土改工作队员倒投了河！” 大家笑了一会，各自走散了。 他回到唐家，唐占魁的女人一看见了他，也是惊异的问：“怎么了？” 他很可以告诉她实话，但是他一直有这感觉，觉得她对於这女儿防范得很厉害，只要是个穿制服的人，一走近她女儿，她就惊慌起来。当时他也没有仔细思索，就随口答了一句，说是在河边上没站稳，滑到水里去了。 “嗳呀，没摔著吧？”她说：“快到灶跟前烤烤，湿衣裳穿著要生病的。” 唐占魁从田上回来了，放下锄头，就去揭开水缸盖，舀了一瓢水喝了，然後又舀了一瓢，含在嘴里喷在手上，两只手互相搓著。 他女人就告诉他刘荃跌到河里去的事，他只是随口答应著，仿佛并没有听见，只管慢慢的搓洗著两只手。洗完了就在他身上那件白布背心上揩擦著，背心上擦上一条条的黄泥痕子。 他女人也就沉默下来了。刘荃站在灶前烤火，不安地挪动著他的脚。橡胶鞋里汪著的水嗤咕一响。 唐占魁从那土墙上凹进去的一个窟窿里取出他的旱烟袋，伸到灶眼里点著了，抱过一张板凳，坐下来抽烟，身体向前伛偻著，直著一双眼睛，仿佛非常疲倦似的。 今天他和他女人有过一番争论。因为这两天村子里空气很紧张，谣言非常多，许多富农中农纷纷的都去献地。唐占魁的女人也恐慌起来，劝他把地献出一半。他只是不作声。 “有什麽办法，赶上这个时世，”他女人说：“你心疼我难道不心疼，地是一亩一亩置的，倒要整大块的拿出去——”说著，不由得哭了起来。 她又说：“唉，不是我说你，真是何苦阿！一辈子舍不得吃，就想买地。去年春上为买耿家那块地，还拉上那么个大窟窿，欠上二百斤粮食到现在也没还！” 她一面数落著，拿出他们收著地契的那只木头盒子，又伤心起来，说：“早先那时候，这些地契就拿一块破布包著。后来买的多了，拿张桑皮纸包著，再包上个小包袱。后来你做了这么个匣子，我就说：“算了，咱又不是什么财主人家，红木匣子装著地契。”都是这匣子防的，不是我说！” 他只是坐在那里不开口。她再逼著他到合作社去献地，他站起身来，拿起锄头来扛在肩膀上，就下地去了。 这时候天黑了，他回来了。他女人心里想著，趁著刘荃在这里，应当设法向刘荃打听打听消息。因此在一阵沉默之后，她就开口向她丈夫说：“唉，这两天村子上的话是真多，也不知信谁的好。我说二妞他爹，你也不用发愁，反正没咱们的事，咱们苦了这半辈子，就算落下这几亩地，也还没吃三天饱饭哪，哪儿就斗到咱们身上？”她嘴里和她丈夫说著，却把眼睛望著刘荃。 刘荃背著身子站在那里烤火，并没有接这个碴。 那女人又向她丈夫说：“刘同志不是跟你说过吗，叫你放心，没咱们的事。” 她本来想他们夫妇俩一递一声的谈讲著，好引著刘荃说话，但是唐占魁是个实心眼子的人，根本就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她向他使眼色，他也没有看见。他只是默默的坐在那里吸烟。她自己说上一阵子，始终没有人答碴，只好不言语了。 这时候二妞洗完了衣服回来了。唐占魁的女人一面揉著面粉，就又把刘荃失足落水的事当作一件新闻告诉她。二妞听了，不由得噗嗤一声笑了起来，同时就向刘荃看了一眼。刘荃心里正是苦闷得厉害，但是看她这样笑嘻嘻的向他望了过来，也只好勉强报之以微笑，两人的眼光遇到一起，二妞大约觉得他们共同保守著一项秘密，她把脸别了过去，倒越发忍不住嗤嗤的笑了起来。 “笑什麽？”唐占魁伛偻著坐在那里抽烟，猛然抬起头来大声问。 刘荃看见他瞪著眼向二妞望著，倒不由得有点著急起来。 “没什么。”她更加笑不可仰。 “傻孩子，”他皱著眉抡起旱烟袋来，用烟袋锅在她头上卜的敲了一下。 二妞偎在他身边，把头抵在他肩膀上，用力揉搓著。她今天仿佛特别高兴，对於她父亲也突然像是爱恋得无法可想。 “这麽大的人了，也不怕人家笑话。越大越傻了！”唐占魁咕噜著说，一面抚摩著她的头发，同时无缘无故的却叹了口气。 刘荃越是看见他们那融融——的样子，越是心里十分难受。 不久就吃晚饭了。饭後，唐占魁的女人在一只木桶里洗涤碗筷。二妞把桌子擦乾净了之後，便到院子里去，把她今天洗的刘荃那套制服收了进来。晾在外面，虽然还没有干，已经不是那麽水淋淋的了。她把那衣服铺在桌子上、用手抹平它，重重的抹着，使那灰蓝色的布平滑得像烫出来的差不多。 刘荃站起身来，拿起一只灯台，走到灶前去，凑在灶上挂著的一盏灯上点亮了它，影影绰绰走进自己的房间。他想早一点睡觉，可以避免和唐家的人谈话，他坐在炕上，才解了两颗纽子，忽然听见唐占魁的女人在外面喊了一声：“刘同志！有人找你！” “是谁？”他一面扣著钮子，走了出来，在那昏黄的灯光里，突然觉得眼前一亮，看见黄绢微笑著站在灯前，两只手抄在口袋里，斜斜的站著，更加衬托出她那纤窄的身材，那微尖的圆脸，那幽深的眼睛。在灯影里，她那长长的眼梢也显得特别的深而长，那红嫩的嘴唇上的一道薄棱也非常好看。 “你们吃过饭没有？”她问。 “刚吃过，”刘荃笑著说：“请坐请坐。” “这位同志贵姓呀？”唐占魁的女人搭讪著说。 “我姓黄。这是你们的姑娘吧？”她把一只手搁在二妞肩上。 二妞把头低得更低一点，继续去抹平那桌上铺著的衣裳，非常专心的样子。 “你叫什麽名字？”黄绢俯下身去望著她。 二妞依旧眼睛向下注视著，只在嘴角泛起一丝微笑，但是脸上红红的，那笑容显得十分勉强。”叫二妞，“她母亲代她回答：”今年都十七了，还是一点也不懂事。“ “这是你客气的话，我一直就看见她顶活泼。”黄绢忽然注意到刘荃的两只糊满了黄泥的鞋子，不禁咦了一声，说：“你上哪儿去的，淌水来著？衣服也湿了。” “就是刚才回来，在河沟旁边走著，一个不小心，掉了下去。”刘荃嘴里这样回答著，也不知道怎麽，就像是有点心虚似的，那眼光不由得就向二妞睑上瞟过来。二妞这是第二次听见他这样说了。这一次她不但没有笑，而且似乎非常不高兴。她那短而直的头发在面颊上被下来，遮住了半边脸，但是依旧可以看出她那腮帮子鼓绷绷的，眼光也非常沉郁。刘荃看见她这神情，心里想著“你这生气得实在没有理由。怎麽见得我是怕她，不敢说实话。我刚才对你母亲是这样说，现在当著你母亲，不见得能够改口，说是下河帮你捞棒槌，弄湿了衣服鞋子。”他虽然这样想著，但是心里还是有点惭愧，他对二妞总觉得是对不起她。 黄绢走到里间的门口张了一张，笑著问刘荃：“这是你的屋子？” “对了。你进来瞧瞧。” 她一走了进去，立刻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摺叠著的信纸，打开来递到他手里。“我写了封信，”她轻声说：“你要是同意的话，也把你的名字签上。我希望多找几个人签名。” 刘荃把油灯拨亮了些，匆匆把那封信看了一遍。看了一遍之后，又看第二遍。他唯一觉得安慰的就是信尾只有她一个人的署名，可见她还没有拿去给别人看?br>“我当然同意的，”他说：“不过我认为你这封信不能寄。” “我也知道随便写信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黄绢微笑著说。她靠著桌子角站著，伸著一只食指在油灯的火焰上划过来划过去，试验烫不烫。 “而且一定没有用的。我们不是党员，我们没有组织关系，说的话不被重视。” 她突然抬起头来。“不过这儿搞得实在太不像话。我想毛主席未必知道。” 刘荃没有作声，半晌才说：“毛主席自己也说过，‘矫枉必须过正’。” “可是总不能乱斗人，”她因为气愤，声音不由得高了些。 刘荃急忙向她微微摇了摇头，向门外看了一眼，然后轻声说：“我们出去走走吧，还是外头说话方便。” 她接过那张信纸，仍旧摺叠起来向口袋里一塞，两个人一同走出房去。 二妞正蹲在灶前拨灰。唐占魁夫妇俩隔著一张桌子坐著，一个在吸烟，一个在做活，两人的脸色都很紧张。显然他们以为黄绢今天晚上来也许与他们有关，把刘荃叫到里屋去也不知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又和他一同走了。 刘荃他们走出大门，这天晚上月色很好，那青霜似的月光照在那淡黄色的光秃秃的土墙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凄清的况味，使人不由得想起这是有着三千年的回忆的北中国。那月光十分明亮，远远近近不时的发出一缕缕摇曳的鸡啼，鸡都当是天已经亮了。他们沿著那小巷子走著，有迎大家穷得连扇门都没有，从那门洞子里望进去，小院子里黑漆漆的，土房子里隐隐透出一点暗黄色的微光。一路走过去，有时候也听见小孩的哭声，也渺茫得很，仿佛这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孩子，可能他後来活到很大的年纪，死的时候已经是两千年前了。 在那土巷子里高一脚低一脚走著，也不便说话。后来刘荃在墙根下面站住了。 “我要你答应我不要寄那封信，”他说。 她没有作声。 “真的，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地位，组织不过拿我们当群众看待。我们毁了自己也救不了别人。” “我知道，”她终于说。 “譬如那天无缘无故的跟你找岔子。实在太没有理由了。我真火极了，可是我觉得跟他正面冲突没有好处的，我们现在只有忍耐。” 黄绢微微叹了口气：“唉！回去吧，让人看见了又说我们闹小圈子主义。” “我送你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忽然听见一阵皇皇的犬吠声，夹杂著一阵脚步声，是排著队走得齐整的步伐。这时候他转了个弯，是土房子的后身，只看见窗户里的灯一个个都熄灭了，变成一片黑暗与死寂。他们问身在檐下的黑影中，远远看见横巷里走过一队民兵，打著灯笼，前面走的两个拿著枪，身上佩著子弹带、盒子炮，后面的几个就只看见一些白色头巾在黑暗中晃动。 “索性等一会再走吧，”刘荃轻声说。 “看这样子是去逮人的，”黄绢恐怖地说。 “不知道是往谁家去。” 东头的狗吠起来了。他们猜测著是不是到韩廷榜家。 “这些人也都是刚巧陷在时代的夹缝里，”黄绢低声说。 青黝黝的天空里高高挂著大半个冷白的月亮。看著那没有时间性的月亮，刘荃心里想他也愿意生在另一个时代。这时候他毫无理由的忽然想起他一个旧同学的故事。还是中学时代的同学，那人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和他一同参了干；他因为级位低，没有结婚的权利，一方面那女孩子已经被迫嫁给一个老干部了。 即使早生几年也好，刘荃想。不能早生几年，早几年见她也好，不至於这样咫尺天涯。 “你的家在北京？”他问。 “我一直住在北京。” “那也说不定我们在路」遇见过好些次，大家都不认识。” 她笑了。“那很可能。”她在檐下的一个石舂床上坐了下来，用手抚摸著那上面的扶手，又把下颏搁在手背上。 “这次服从分配，也不知道分配到什麽地方，”刘荃说。 “也许我们又在新疆碰见了。” “也难说。” 她突然在那舂床上站了起来，把手指了指巷西墙根下的一团黑影，仿佛是个人蹲在那里。 “是谁？”刘荃也吃了一惊，大声问著。 没有回答。 “是什麽人？”他走过去问。 “放哨的，”那民兵短短的回覆了一句，在地下啪的吐了口痰。 “不早了，回去吧。”黄绢说。 他们从横巷里穿过去，一抬头，又看见迎面的屋脊上蹲著一个黑影，想必又是放哨的。他们一路上都没有说话。 到了黄绢寄住的那家人家，她进去了，然后一个人走回去。他忽然又听见那齐整的脚步声，“嗒——嗒——嗒——嗒——”在他后面，渐渐跟上来了。四邻的狗又零零落落叫了起来。在那死寂的村庄里，老远的就可以听见民兵队伍里说话的声音。那隐隐的人语声与寒冷的犬吠声在他耳朵里嗡嗡起伏著，使他怀疑那仅只是他的兴奋的响声，一切都出於他的幻想。 在月光中，那黄士的甬道笔直的在眼前伸展著。转一个弯，还是那月光中的黄土甬道，永远走不完，像在朦胧的梦境中一样。而那“嗒——嗒——嗒——嗒——”的脚步声永远跟在他后面。 他甚至於有一个神经错乱的感觉，觉得他要是不回家去，改走另一条路，他们盲目地跟在他后头走着，就会找不到唐家。 第四章 刘荃仓皇地把他自己的东西收集在一起，牙刷、衬衫之类，一件件抓起来就往背包里一塞。桌上那盏豆油灯，灯油快干了，只剩下青荧荧的一点微光，使那整个的黄土屋子里充满了青黑色的阴影，仿佛有了这点光亮，反而比没有倒更加黑暗些。 唐家那边屋子里黑——的，一点响动也没有，似乎他们已经睡了。也许他们也在屏息听着外面的脚步声。也许他们也有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悄悄地一声不出，就不会找到他们头上来。 他应当立刻搬出去，回到小学校去，土改工作队员不能住在地主家里。要划清界限。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要搬也用不着这样仓促，根本住在唐家也并不是他的过错。他仅只是一种逃避的心理，不愿意亲眼看见马上就要发生的这件事。 他提着背包匆匆走到外面的月光中，迎面正遇见民兵的队伍打着灯笼拥到院子里来。 「什么人？」有人喝问。 「是我。工作队里的。」 一个民兵举起灯笼来在他脸上照了一照，没言语。这里大家已经纷纷喝吆着冲进屋去。 「唐占魁呢？叫他出来！带他去问话！」 大家嚷成一片，刘荃就乘乱里挤了出去，在那月光下的黄土弄中连跑带走，很快地已经把那喧哗丢在后面老远了。 然后他忽然想起来，还有二妞给他洗的那套衣服丢在唐家没有带走。他在心里诅咒着，他讨厌自己在这种时候还会记得这样琐屑的事。但是无论如何，得要去拿回来，那是他仅有的换洗的一套。要拿还是趁现在乱哄哄的时候去，比较好些，要是明天单独再到他们家去，他实在是怕唐占魁的女人和二妞对他哭诉。而且也要避嫌疑，再到他们家去，被人看见了要发生误会的。 于是他又逼迫着自已往回走。还没到唐家门口，在黑暗中已经听见唐占魁的女人哭喊着：「求求大爷们，行行好，饶了他吧，行好的爷们！大家都是街坊──」 「有那些废话！叫唐占魁出来！」 「人呢？──躲也躲不掉的，罪上加罪！快叫他出来，」 「去搜去！」 「咱们一不是地主，二没有犯法，干吗逮他？」那女人哭叫着，「他爹一辈子没干屈心事，不信去问，──都是街坊，有什么不知道的？」 「再嚷，再嚷，把你也捆了去！」 「刘同志！」二妞的声音绝望地叫着：「刘同去呢？刘同志上哪儿去了？」 刘荃进院门就看见她，也看见他自己的衣服，衣服抹平了之后又晾了出来，晾在院子里那根铁丝上。二妞牵着他那制服上的一只袖子，仿佛拿它当作他的手臂，把额角抵在那袖子上，发急地揉搓着。 刘荃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可鄙的人，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镇静地走上去，把他那制服的裤子取下来搭在手臂上，再来拿那件上衣。 二妞一看见他回来了，本能地把手一缩，把他那只袖子放了下来，大概自己觉得她这种举动太不妥当，然而随即又忘其所以地拉住他的手臂，颤声叫着：「刘同志！你救救我爹！救救我爹！你看他们怎么乱逮人！」 「他妈的，上了房了！」突然有一个民兵大叫起来。「揍他妈的！」跟着就听见「砰！」一声枪响，一道火光向空中射了出去。 「救命呀！要打了人了！」二妞狂叫起来。她抓住刘荃的手臂拚命摇撼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我爹！」 刘荃一面挣扎着甩开二妞的手，一面去拿他那件衣服，但是也不知怎么，衣服挂在那里，扯来扯去再也扯不下来。他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那种奇窘，简直像在噩梦中一样。 然后他发现，原来衣服上的一排钮子全都扣着，把那件上衣横穿在铁丝上。他匆忙地去解钮子，一个个地解开。他可以觉得二妞站在旁边呆呆地向他望着，她的脸在月光中是一个淡蓝色的面具，两只眼珠子像两颗圆而大的银色薄壳玻璃珠。 「趁早给我滚下来！」有人向屋顶上喊话。「再不下来真揍死你！送你回姥姥家去！」 「砰！砰！」接连又是两声枪响，随即哄然地又在人丛中起了一阵骚动。恍惚看见屋脊上一个黑影子一晃，倒栽了下来。 「爹！爹！」二妞狂喊着挤到人堆里去。 刘荃在混乱中脱身走了。 小学校里那天晚上灯烛辉煌，因为捕人的事彻夜地在进行。逮来的人都送到后院两间空房里锁着。张励也还没有睡，几个重要的干部也都在那里。刘荃随即从他们那里听见说，唐占魁不过臂部中了一枪，摔下来的时候伤得也不重，已经扣押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刘荃换上他的另一套制服，发现胸前的钮子少了一颗，大约是昨天晚上晾在铁丝上的时候，拚命扯它，扯掉了一颗钮子。他不由得苦笑了，他觉得他在昨天那一幕惨剧里演的是一个可笑的角色。 唐占魁的女人提着个篮子来送饭，闹着要进去见唐占魁一面，她不放心他的伤口。民兵没让她进去，她就坐在地下呜呜地哭了起来。刘荃隔着两间屋子听见她一头哭一头诉苦：「一早就来了人，什么都给贴上封条，柜上贴一张，缸上贴一张，三间屋子封上了两间──尽自在旁边叩头，求他们少贴两张，还给磨盘上也贴上一张，油盐罐子都给封上了！」 开斗争大会那天，她在开会之前又在会场里恸哭着，见了干部就叩头。「几十年的老街坊哪，您行行好，宽大宽大他吧！」 「出去出去！──跑了这儿来胡闹！」孙全贵这样说了一声，匆匆走了过去。 有一个土改工作队员倒是耐心地劝告她：「你要站稳立场呀！你到现在还不肯觉悟，不肯把你们俩的命运分开，那是死路一条，连你也要受到人民的裁判！」 她看见那年轻人脾气好，更是钉住了他不放松，哭着说个不完。「做做好事吧同志，我们也是受苦的人哪！可怜他苦了一辈子才落下这几亩地，哪怕地都拿了去，好歹留下他一条命，往后做牛做马报答各位爷们！」 「去去去！你再闹，也捆你一绳子！」李向前走过来说。 她并不走开，依旧站在台前，四面张望着，寻找她哀求的对象。她那红肿的眼睛里含着两泡眼泪像两个玻璃泡泡，鼻孔也是亮汪汪的，嘴里不住地抽抽噎噎吸着气。会场里人声嘈杂，一阵阵地像波浪似地涌上来，她心里恍惚得厉害，只有那抵在她背脊上的粗糙的台板是真实的。 这次的大会是在韩家祠堂前面的空场中举行，场地上搭着一个戏台，逢年过节总在这里唱戏。戏台上面罩着小小的屋顶，盖着黑瓦，四角卷起了飞檐。台前两只古旧的朱红漆柱子，一只柱子上贴着一条标语，像对联似的：「全国农民团结起来，」「彻底打垮封建势力。」檐前张挂着一条白布横额，戏台后面又挂着几幅旧蓝布帷幔，还是往日村子里唱戏的时候用的。台前的几棵槐树，叶子稀稀朗朗，落掉了一半，太阳黄黄的直照到戏台上来。那秋天的阳光，也不知道怎么，总有一种萧瑟的意味，才过正午就已经像斜阳了。 小学生打着红绿纸旗子，排着队唱着歌，唱得震耳欲聋，由教员领导着走进会场，站到台前靠东的一个角落。民兵也排队进场，个个都拿着枪，一色穿奢白布小褂，拦腰系着一根皮带，胸前十字交叉扣着子弹带与手榴弹带。台前站了一排，台后又站了一排，四下里把守定了。农会组织孙全贵在人丛中挤来挤去，拿着个厚纸糊的大喇叭作为扩声筒，嗡声嗡气地叫喊着。 「妇女都站到西边去！青年队站到这边来，挨着小学生站着！大家站好了不要乱动！孩子该溺尿的先带出去溺了尿，待会儿不许出去！喂，你们墙跟前的都站过来些，远了听不见！」 干部与土改工作队员大都分布在群众中间，以便鼓舞与监督。张励却和一小部分队员闲闲地站在会场后面，仿佛他们不过是旁观者。张励的一只护身的手枪，今天也拿了出来佩带着，为人民大众助威，防备会场上万一有坏分子捣乱。他的外貌很悠闲，心情却十分沉重，也像一切舞台导演在新剧上演前的紧张心理。 摇铃开会之后，先由农会主席报告了开会的宗旨，然后就有一些苦主一个个从人丛里走上台去，轮流提出控诉。台上说着，台下就有干部与积极分子领着头喊口号，轰雷似地一唱一和。张励不断地轻声嘟哝着自言自语：「发言人还是布置得太少，太少。跳出跳进总是这几个人。」 看了一会，他又别过头去和李向前耳语：「你去跟妇会主任说一声，叫她再加一把劲。怎么看不见那些女人出拳头？」 李向前一会又走过来说：「我让他们挑了两担水来，大家都润润喉咙。群众喉咙都喊哑了。 「喝水还是慢一慢。」 「怕松下气来？」 张励微微点了点头。「而且大家跑来跑去，都离开了部位，没有人督促他们，怕他们不跟着吼，不出拳头。」 台上有片刻的「空场」。群众都纷纷回头过来向场外张望着。 「对象来了！对象来了！」有人轻声说。 又进来了一队民兵，押着一群斗争对象，都是两只手反绑在背后，低着头一个跟着一个，走了进来。全场顿时寂静无声，只听见台前台后排列着的民兵齐齐地伸出一只手来，豁喇一声响，把枪栓扳上了。如临大敌，空气更加紧张起来。 在死寂中突然听见孙全贵大叫一声：「打倒封建剥削大地主！」他在人丛中高高伸起一只手臂。 「打倒封建剥削大地主！」群众也密密地擎起无数手臂。 刘荃站的地方靠近妇女那边，可以听见妇会主任在那里顿着脚发急，指着名字一个个催促着：「上劲些呀，夏三婶！大声着点！拳头捏得紧点！招呀招的，冲谁招手呀？」 「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孙全贵叫喊着。 「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暴雷似地响应着。 斗争对象逐个被牵上台去，由苦主轮流上去斗争他们。如梦的阳光照在台上，也和往年演戏的时候一样，只是今年这班子行头特别褴褛些。轮到唐占魁的时候，他瘸着腿走上台去。张励看见那雇工冯天佑上去向他追讨积欠的工资，不由得气愤地说：「这冯天佑还是不行！一上台就慌了！」他觉得非常失望，因为这冯天佑是他一手发掘出来的新人。 「都是那稀泥泥扶不上墙的货，」李向前也微微摇了摇头。 「我早说过的，演习的次数太多了反而不好，像唱留声机，没有感情。」 「不演习不成哪，背不上来，」李向前突着说。 「你打算拿点小恩小惠收买咱，就买住咱的心了？」冯天佑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指着唐占魁，直指到他鼻子上去。但是他的声调十分软弱，说得又断断续续的。接不上气的时候，台下的孙全贵就拚命地带着头喊口号，像川剧里的帮腔。 「打垮封建地主！」大家轰雷似地跟着喊。 「天下农民是一家！」 「拥护毛主席！」 「跟着毛主席走到头！」 喊过一阵口号，再度静寂下来的时候，冯天佑似乎忘了说到哪里了，竟僵在台上。 「唐占魁还不跪下！」台下有人不耐烦地叫喊着。「这台上没有他站着的份儿！快叫他跪下来！」 旁边有人搬过两块灰色的砖头，两个民兵一边一个，揿着他的肩膀，让他跪在砖头上。 「唐占魁，你别装蒜！」冯天佑重振旗鼓冲上前去，一把揪住唐占魁的衣领。「这笔账今天咱们得算一算！大前年咱死了爹，你假仁假义，算是借钱给咱买棺材，借了你那阎王债，咱一辈子都还不清！有这事没有？你说！你说！」 台上弥漫着那充满了灰尘的阳光。唐占魁始终把头低着，他的脸是在阴影里，但是刘荃站在前面看得十分清楚，他并没有抬起眼睛来，可是脸色略微动了一动，那忠厚的平坦的脸上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怨毒的表情，他嘴角的皱纹也近于嘲笑。 他的脸向着台下，冯天佑仅只看到他的侧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冯天佑竟顿住了，说不下去了。 「冯天佑你别怕他，尽管说！有群众给你撑腰！」台下的孙全贵高声叫喊着。 「他妈的，咱冤了你啦？」冯天佑红着睑走近一步，把唐占魁当胸推撞了一下。「你说！咱冤了你啦？」 唐占魁两只手反绑在后面，被他一推就失去了重心，从砖头上溜了下去，倒在地下。 「对，打他！打这狗入的！」台下几个积极分子一递一声嚷着。「拖下来打！让大家打！」 民兵把唐占魁扶了起来，冯天佑又质问他，打他的嘴巴，吐他一睑的唾沫。 「让大家吐吐！」有两个人爬上台来帮着唾他。 唐占魁带着平静而执着的脸色，极力把身体向前伛偻着，仿佛护着他心底里藏着的一些什么东西，仿佛暴露在外面的一切都不是他，只是一些皮毛。 斗争已经达到了高潮。再给他戴上了一顶丑角式的白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消灭封建势力」，此后他就被牵下台去，另换了别人上来。地主一个个被斗倒了之后，农会主席下令把台上的白布横额拆了下来，绷在竹竽上，两个人扛着走下台去，民兵押着地主们在后面跟了上来，一长串地主戴着高帽子游街。民众依旧分组跟在后面，高呼口号。绕着村子游行了一周，仍旧把地主送回小学校去扣押起来。 开过了斗争大会，土改工作并没有结束，其实才正进入紧张阶段。第二天再度召开群众大会，选出了一个评地委员会，评议阖村田地的优劣。土改工作队员帮着他们计算亩数，会珠算的忙着拨算盘，不会珠算的就有无数冗长的算术题要做。同时还要计算地主应当清偿的历年剥削所得的，与积欠的工资。 工作队员天天聚着在合作社算账。张励把这些刻板的工作留给他们做，自己却腾出身子来和干部们进行追欠的另一部分──挖底财。 现在小学校里住着不少的工作队员，都是像刘荃一样仓促地从农民家里搬出来的，他们的房主人都是由富农中农提升为地主。他们分住在小学校里的教务室与课堂里，离后进的小院子很远，但是夜里常有时候听到惨叫的声音，大家都知道是挖底财的工作在进行，但是谁也不敢深究。 这一天张励忽然得意洋洋地向刘荃说：「唐占魁自己承认有五十块洋钱埋在地下。也说不定还不止这些。不要看不起人家『表壮不如里壮』，肉子厚得很！所以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容易给他们蒙过去的。而且你以为他生活过得苦，也还是拿城市里的生活水准做标准，我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正说着，孙全贵走了过来说：「张同志，我马上就带他去一趟吧，迟了怕他家里人把东西挖出来挪了地方。」 「他不是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吗？而且要挖也早挖了。不过你现在马上去一趟也好。」 「刘同志，」孙全贵笑着向刘荃说：「你在他家住过的，他那屋子你横是摸清楚了，你也跟着走一趟吧？」 刘荃觉得张励在旁边微笑着注视着他，大概以为他一定又会犯温情主义，因而感到为难。他立刻很爽快地回答了一声：「好。走！」 孙全贵另外带着四个民兵，又分了一只破枪给刘荃拿着，以壮声势。当下把唐占魁从后院的黑屋子里提了出来，用绳子套着他一条胳膊一条腿，绳子握在民兵手里。唐占魁已经不是在斗争大会上的情形了，遍身灰土与血渍，走路依旧不方便，比以前瘸得更厉害了，脸上有些伤痕似乎也是前天开会的时候还没有的。眼睛肿得合了缝，押解他的人里面有刘荃，也不知道他看见了没有。 一行人进了村子，走进唐家的院门。唐占魁的女人在窗户眼里张见他们押着他进来，不禁惊喜交集，连忙轻声叫了声「二妞！爹回来了！唉，只要人回来就算了！总算老天保佑，只要人没事就好！」一面念叨着，急忙迎了出来，却陪着小心没敢说什么，也没敢向刘荃招呼，眼睛却忍不住连连向唐占魁偷看着。 大家都没有理睬她，径自押着唐占魁进了屋子，他老婆也怯怯地跟了进来。 刘荃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些诧异，里面的屋子并没有怎样改变。灶门前横卧着两捆茅草柴。唐占魁的旱烟袋依旧躺在墙上的黄土窟窿里。只是满屋子东一张西一张贴上了许多白纸封条，看着有些刺眼。二妞两只手抄在黑布围裙底下，站得远远地望着他们。她看见他就像是不认识一样。 「拿把锄头来！」孙全贵掉过脸来向唐占魁的女人说。 那妇人呆住了，和她女儿面面相觑。显然她是想起了村子上有一次，有个人犯了事，被干部一锄头打死了的事。她惊慌得说不出话来。 「妈，锄头犁耙不是都封起来了？」二妞说。 「是呀，孙同志，都贴上封条了，」她母亲连忙接上去说：「不敢动它。」 「胡说！是我叫拿的，有什么要紧？快去拿来！」 唐占魁的女人只是俄延着不动身。还是二妞明白，看了看他们手里的枪，觉得他们要打死唐占魁还不容易，何必一定要锄头。她随即跑到那封了门的磨房里，把封条撕了，拿了把锄头出来。一个民兵接了过去。 「把门关起来！」孙全贵吩咐着。 二妞母女眼睁睁地望着，看见锄头又递到唐占魁手里。 「快挖！」那民兵在他背后踢了一脚。 「把门背后的东西挪开，扫帚拿走，」孙全贵说。 「挖什么呀，天哪？」唐占魁的女人颤声问。 唐占魁一锄头筑下去，身子往前一栽，几乎跌了一交。 刘荃实在忍不住了。「算了算了，让我来吧，叫他滚到一边去。照他这样要挖到几时？」 他把枪倚在门框下，去夺唐占魁的锄头。 二妞的脸色反而变得更加固执而冷漠。 唐占魁却还不肯放手，昏昏地抡起锄头来，又是一下子筑下子。大家只怕被他误伤了，都倒躲不迭。唐占魁虽然东倒西歪的站不稳，究竟他种了一辈子的地，用起锄头来总是得劲的。不大的工夫，就已经掘出一个浅浅的坑。 门关着，那阴暗的房间更阴暗了，充满了泥土的气息。唐占魁的女人突然感到一种新的恐怖。难道是叫他自己掘了坑来活埋他？ 坑边堆着的半圈泥土越堆越高，几个民兵各个倚在枪杆上，无聊地站在旁边，把脚尖拨着泥块。孙全贵在一张板凳上坐了下来，端起桌上的一只瓦茶壶，两只手捧着，就着壶嘴谷笃谷笃喝着，不时回过头去叱喝一声：「快挖！」 二妞站在旁边一动也不动，只是瞪着眼睛望着，两只手卷在黑布围裙里。 孙全贵松了松腰带，又踱到坑边来，说：「怎么挖到三尺深还没有？到底是在这块地方不是？」 唐占魁把锄头拄在地下，伏在那柄上直喘气。 「你说！老实说！到底是埋在什么地方？」 唐占魁只是不作声。逼得紧了，才说了一声「不知道。」 「不知道！你不是说得清清楚楚，有五十块银洋钱装在坛子里，埋在门背后？」 「五十块银洋钱！」他女人在旁边叫了起来。 「哪儿有呀，我的老天爷。这是哪儿来的话？」 「得了得了，你这是装的哪门子的蒜！」孙全贵向她说：「明摆着的，这还不是你挖出来挪了地方了！快拿出来！」 她急得哭喊起来：「叫我拿什么出来呀？一辈子也没瞧见过这么些个钱，他有俩钱就买了地了！去年春上为买耿家哪两亩地，还背了债！哪儿有大把的洋钱埋在地下，倒去借债？」 「知道你们是什么打算？反正你们这些人别的不会，就会装穷！」 他们在这里大嚷大叫的，唐占魁仿佛害怕起来，举起锄头来，又开始挖掘。 「他妈的，真会装傻！」孙全贵一回头看见了，不由得气往上涌，大声咒骂起来：「明明不在这儿，还挖些什么？捣些什么鬼？妈的皮！装浑！」 唐占魁依旧耐心地一下一下锄着地，往下挖掘着。 「妈的！」孙全贵气得一脚踢在他身上，唐占魁跄踉着一连倒退了几步。然后一交跌到土坑里。 孙全贵再别过身来盘问那女人，她只是指天誓日，孙全贵百般威吓也不生效力。最后他恨恨地说：「嘴真刁！把她带了去问话，两个女的都带了去！看她们说不说！」 唐占魁一听见这话，不知道怎么，突然混身颤抖了一下，半截身子在土坑里直竖起来，伸出一只手臂来在半空中挥舞着，发狂似地喊叫：「是真没有呀！逼死她们也不中用，是真没有呀！」 「没有你干吗说有？」他女人哭叫着：「这不坑死人了，我的天！」 「走走！这些人都是不见棺材不下泪的！两个女的都捆起来带走！」 唐占魁忽然又改了口：「她们是真不知道！问她们没用──真的──只有我知道！」 「那你说！钱在哪儿。你说！」 他又不作声了。 「他妈的，这家伙，想要弄人是怎么着？这回回去你小心着点，我告诉你！」孙全贵气愤愤地说：「走！回去！」 民兵把唐占魁臂上腿上的绳子一紧，横拖直曳拖了出去。但是他扳住了门框不放。一个民兵从背后又是一脚，把他踢了个斛斗，倒在地下爬不起来。 「别看他装死，待会儿上了老虎凳，看他醒过来不醒过来，」那民兵笑着说。 唐占魁喘息者，紧紧抱住了门槛。「我说！我说！──我有洋钱──有洋钱埋在地下──」 「走走走！」孙全贵不理睬他，径自向民兵叱喝：「你们是干什么的，就尽着他赖这儿不走了？」 「埋在床底下！床底下！」唐占魁高声叫喊着。 「爹，你干吗净说瞎话？」二妞痛苦地叫着。她扑在他身上，把脸压在他肩膀上，呼嗤呼嗤大哭起来，一面哭嚷着：「我爹是个硬汉，从来不说瞎话的，怎么给你们治得这样！爹！爹你怎么了？」 唐占魁没有说话，却顺着脸流下两行眼泪来。那碱水浸到面颊上的一条创痕里，使他右边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 「滚开滚开！」几个民兵吆喝着走上来，把二妞一堆，把唐占魁一把拖了起来。「你们──你们把我爹怎么了？我今天不要命了！跟你们拼了！」二妞哭得呜呜咽咽的爬起身来，向一个兵一头撞过去。 「这丫头！这丫头！」她母亲慌乱地叫着。 几只枪托子同时向她脸上身上乱砍乱啄。 「嗳哟，救命呀，要打死人了！」她母亲叫喊着。二妞一交掼出几丈远去，她母亲奔上去把身体护着她。「饶她吧，我给您叩头，我给您叩头！」 刘荃还站在屋子里面，望外看看。眼睛里都要冒出火来。手里拖看一只枪，不知不觉的就端起来摸着枪机。只见二妞在地下撑起半身，吐出一口血来，血里夹杂着白色的齿。 「你是找死！」民兵气喘吁吁地又赶上去乱踢。「找死！」 「走走！你们先把唐占魁押回去，」孙全贵吩咐着：「刘同志，你带他们回去。给我留两个人在这儿，在床底下掘掘试试，看他是不是又是扯谎。」 刘荃押解着犯人先回去了，后来听见说在床底下也并没有掘到什么。他倒相信这是实情，并不是掘到了五十块银洋被孙全贵吞没了。 第二天，有一组工作队员出去丈地，查黑田，刘荃也在内。回来的时候他听见说，所有的犯人都解到县里去了，一送到县里，大概是凶多吉少。唯一的例外是韩廷榜，不过也并没有释放，还扣在小学校的后进。刘荃听了起初觉得很诧异，因为这韩廷榜倒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地主，怎么对他反另眼看待。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逼着韩廷榜向亲戚借钱，清偿他们家累代剥削农民的积欠。韩廷榜写了许多风急火急的信到北京去，他丈人虽然也筹了一点钱来，离他们的目标太远，所以还在这里逼着他写信。他们在他身上的希望很大。 刘荃这两天的感想极多，所见所闻的都使他觉得非常刺激，苦于没有人可说。一直也没有机会和黄绢谈话。虽然天天见面，永远有许多人在一起，大家从早到晚都是生活在人堆里。屡次也想制造一个机会，单独和她说两句话，但是他自己知道，越是遇见谈得来的人，越是忍不住胸中的愤懑。旁边又实在耳目众多，即使自己多年的同学，也没有一个靠得住的，没有一个不会去告密的。他想他还是暂时忍耐着，索性等到土改工作结束了，回到北京去以后再去找她，可以痛痛快快地谈谈。 县里忽然差人送了个信来，说韩家坨这些地主经过审讯后，一律判处枪决，叫他们村上的民兵与土改工作队选出几名代表，明天去参观行刑。 工作队员里面选了三名代表，也有刘荃，由张励率领着，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出发，步行到县城里去。 行刑是在城外，但是大家难得上城去一趟，趁着这机会，都去买一些牙膏肥皂零食之类的东西。朝阳照在那空荡荡的黄土街上，只看见到处都是骡马粪与麦草屑。街上那些小店都是土砌的柜台。买了东西出来，看见街边停着个剃头担子，刘荃脱下帽子来摸了摸头发，已经长得很长了，就在摊子上坐下来理发。附近有一家药材店，有一辆骡车停在门口，把骡子拴在门框上。那骡子哗哗地撒起尿来，直溅到那理发匠的铜脸盆里。这家药店有一棵大树嵌在他们房屋里面，侧面的一堵墙上凸出半用苍黑的树身，屋顶上戳出枝枝桠桠粗大的树干。太阳照在那树梢上，刘荃抬起头来，正看见两片金绿色的叶子映着蓝天，悠然落下来，在那一排排黑瓦上轻轻搔过，再往下飘，往下飘，一直落到他脚边的乱头发渣里。一切都是这样悠闲，然而在唐占魁，这已经是最后的一小时了。他这样想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只觉得这理发匠的剪刀挨在头皮上，寒冷异常。 剃完了头，他和其它的两个队员缓缓地走到县公安局去找张励，张励也正在那里派人出来找他们，似乎很紧张，一看见他们就迎上来嚷着：「刘荃同志呢？嗳，刘同志，有任务来了！北京有信来，叫我们两个人提前回去，有新的工作任务。」 刘荃听了，觉得非常意外。这消息显然也完全出于张励意料之外，组织上竟把刘荃和他自己相提并论，似乎相当重视，或者刘荃是有背景的也说不定。这样看来，以前倒是小觑了他，处处对他摆出老干部的架子，不免有开罪他的地方，须要好好地和他拉拢才对。因此立刻对刘荃亲热异常，借故把其它两个工作队员支开了，把北京的来信给他看，上面写的是叫他们尽速了结这里的任务，立即动身南下，到上海向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报到。 「好久没有看见报纸了，」张励说：「刚才我在这儿借了份报纸来看，现在正在那里搞这抗美援朝运动，声势浩大得很。」 他又把那张旧报纸找出来给刘荃看，报上列有「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上面说：「美帝国主义者在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发动侵朝战争，他们的阴谋绝对不止于摧毁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他们要并吞朝鲜，他们要侵略中国，他们要统治亚洲，他们要征服全世界。……谁也知道，朝鲜是一个较小的国家，但其战略地位则极重要。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目的，主要地不是为了朝鲜本身，而是为了要侵略中国，如像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所做的那样。……全国人民现已广泛地热烈地要求用志愿的行动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刘荃在那里看报，张励又把手臂圈在他肩上，悄悄地和他说了两句体己话：「今天我们早一点回去，还有许多事情没有解决。比较重要一点的事，最好在这一两天内结束了它。拖着不处理，会出问题的，你说是不是？这些村干部担当不了的。」 刘荃只是漫应着。他心里很乱。听到这消息之后的第一个感想，就是他马上要离开北方了。本来以为回北京以后总可以去找黄绢，常常去看她，想不到竟会岔出这样的事来。难道和她就这样匆匆地遇见了又分手，白遇见了一场？ 公安局里突然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到时候了！快去吧！」同来的两个工作队员奔进来招呼他们。 县里的民兵把犯人们从监里提出来，参观行列的各村镇的干部与民兵都拥在后面，跟着他们出了城。十几个犯人，脚踝上系的绳子一个连着一个，那粗麻绳缓缓地在地下拖着，阳光中淡淡的人影子也在地下拖着，一个接着一个。 犯人都疲乏地垂着头，使他们衣领背后插看的白纸标更加高高地戳出来。刘荃找到了那写着「封建地主唐占魁」的纸标。远远地望过去，看见唐占魁只穿著一件撕破了的白布短衫，一阵阵的秋风吹上身来，他似乎颤抖得很厉害。在现在这种时候，连颤抖也是甜蜜的吧？因为这身体还活着。但是刘荃怀疑他这时候心里还有什么感觉，也不忍去猜想。 看热闹的人不多，都远远地在后面跟随着，出了城门。就在城墙外面，有一块空地。民兵领队的向犯人喊了声「站住！」然后，「向右转！」犯人由纵队变成横排，面对着郊外，那广阔的黄色原野，边缘上起伏着淡青的远山。 民兵也排成一排，站在他们后面，端起枪来对准了他们的背脊，防备有人逃跑。 「跪下！」领队的又喊了一声。 犯人有的比较神经麻木，动作迟缓些。但是陆续地也都跪下了。 民兵开始向后退，齐整的步伐「嗒嗒嗒嗒」响着。领队的吆喝着「一、二、三、四……」数到「十，」一齐站住了，跪下一条腿，再端起枪来瞄准。 「砰！」十几杆枪一齐响。虽然这旷野的地方不聚气，声音并不十分大，已经把树上的鸟都惊飞起来，翅膀拍拍地响成一片，那紫灰色的城楼上也飞起无数的鸟雀。 然后突然又起了一阵意想不到的尖锐颤抖的声浪。扑倒在地下的一排囚犯，多数还一声声地叫唤，不住地挣扎着，咬啮着那染红了的荒草。 「再放一枪！好好的瞄准！」民兵队长涨红了脸叫喊着。 但是那些民兵不争气，都吓怔住了，一动也不动。现在射击的目标不是一排驯服的背脊了，而是一些不守规则的疯狂地蠕动着的肉体。 痉挛的手臂把地下的草一棵棵都拔了起来。那似人非人，似哭非哭的呜呜声继续在空中颤抖着。 突然张励从人丛里跳了出来，拔出手枪走上前去，俯身把枪口凑到那些扭动着的身体上，一枪一个，接连打死了好几个。然后他掉过身来走到刘荃身边，把那热呼呼的手枪向他手里一塞，笑嘻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来！看你的！那边还有一个，你来解决了他！」 刘荃机械地握住了那把手枪，走上前去。 幸而那人是面朝下躺在那里，他想。身上穿的是白布小褂，但是穿白布小褂的也不止唐占魁一个。衣领里插着的白纸标只露出反面，也看不出名字。 一枪放出去，那狭窄的身体震颤了一下，十只手指更深地挖到泥土里去。刘荃来不及等着看他是否从此就不动了。接连又是砰砰两枪。他非常害怕那人会在痛苦抽搐中翻过身来，让他看见他的脸。 他还要再扳枪机，只听见嗒的一响，子弹已经完了。 他微笑着走回去，把手枪还给张励。 「不错！真有你的！」张励又把一只手臂兜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刘荃搭讪看走开去，看看公安人员在布置陈尸示众的事，乘机擦了擦脸上的汗。 即便是唐占魁，他也不过是早一点替他结束了他的浦苦，良心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但是他虽然这样告诉自己，仍旧像吞了一块沉重的铅块下去，梗在心头。 县党部招待他们吃饭，给预备了炸酱面。刘荃一坐上桌子，闻见那热辣辣的蒜味，就觉得心里一阵阵地往上翻，勉强扶起筷子来，挑了些面条送到嘴里去，心里掀腾得更厉害了，再也压不下去，突然把碗一放，跑到门外去，哇的一声呕吐起来。 「怎么了？」张励问。 「吃了个苍蝇，」刘荃笑着高声回答。 「给你换一碗吧。」 「不用了，一会儿回去再吃吧。是个啃窝窝头的命，没福气吃炸酱面。」 张励这时候敷衍他还来不及，也绝对没想到吹毛求疵，怪他吃不惯苍蝇。 饭后，他们就动身回村上来。到了韩家坨，太阳已经偏西了。这一天恰巧是「分浮财」的日子，预先把地主家里的一切家俱与日用品都集中起来，陆续搬运到韩廷榜的院子里，因为他家地方比较宽敞。张励一回到村上，也顾不得休息，就赶到韩廷榜的院子里去看。工作队员们也都跟了去。 一进了那院子，只看见闹轰轰的，像拍卖行一样，又像土产展览会，黑压压地堆满了桌椅、坛子罐子、木桶木盆、被窝、扫帚、砧板、箩筐、蓝布沿边黑布沿边的炕席。许多人挤来挤去，男女工作队员都在忙着对条子、发货、盖章。来本打算抽签抽着什么是什么，但是李向前说：「抽着的不一定是本人所需要的，应当『缺什么补什么。』」因此又订出几步手续，每一户自己填写一张「需要单」，通过小组的公议，决定分配某一件东西给他，发下一张条子，凭条子领东西。这样，就仍旧在少数干部的操纵下。也有人背后抱怨，说：「早知道这样，咱还是抽签，还是抽签公平。」但是也不过是一两个人悄悄地说着。大家都说：「能白拿一点东西，也就不错了。就算是干部拣剩下来的，谁叫人家是干部呢！」 刘荃老远就看见黄绢站在那里分发货物，民兵队长夏逢春分到一条绿地小白花布面棉被，嫌太旧了要换一条，要自己挑，正和她争论得面红耳赤。刘荃急于要告诉她他就要走了。但是站在旁边等了半天，也没有机会说话。 旁边有一个农民分到了一只旧自鸣钟，仿黑大理石的座子，长针已经断了，只剩一只短针。他捧在手里只是摇头，带着一种讽刺的笑容。庄稼人一向是看不起这一类的浮华的东西。也许是由于一种复杂的自卑与自卫心理，使他装出这种轻藐嘲笑的态度。 他们最羡慕的还是那些犁耙、锅镬、大缸。刘荃看见孙全贵喜孜孜地带了一条扁担来，抬走他份下的一只水缸。那棕黄色的大缸，看着很眼熟，边上的釉缺掉一块，刘荃认得那是唐占魁家里那只水缸。眼看着孙全贵蹲在地下，用麻绳把缸身捆起来，左一道右一道捆着。他不由得想起那时候二妞在水缸里照看自己的影子，一朵粉红色的花落到水面上的情景。又想起唐占魁从田上回来从缸里舀出一瓢水来，嘴里含着一口喷到手上，搓洗着双手。唐占魁到哪里去了？他的缸现在也被人搬走了。想到这里，刘荃突然觉得一切的理论都变成了空言，眼前明摆着的事实，这只是杀人越货。 他惘惘地在人丛中走着。大概也是因为心里觉得难受，特别容易感到疲乏，今天路也实在是走多了，周身酸痛，就像被打伤了一样。他想回到小学校去躺一会。 他从韩廷榜的院子里出来，这条街上就是韩家一家是个砖房，其余都是些土房子。转一个弯，就看得见唐占魁的家。他记得听见说，唐家的房子虽然分派给别人了，仍旧给二妞母女留下了一间柴房，让她们住在那里。上次二妞被那民兵打伤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他当然不便进去探望她们。是地主的家属，应当划清界限。 他走过他们门口，那两扇旧黑漆板门大敞着，可以看见里面院子里新砌上了一个土灶，又有一个陌生的老妇人坐在那土台阶上做针线。显然已经有一份新的人家搬进来了。那瓜棚底下又有两个陌生的小孩，赤着身子，满身黑泥，一个孩子把另一个抱了起来，让他伸出了手臂摘瓜吃。刘荃看见了，又想起他第一天到唐家来，看见二妞在这瓜棚下刨土的情形。他突然觉得他非进去看看她不可，管它什么界限不界限。不知道她受了伤究竟怎样了。然而立刻又一转念，你假慈悲些什么，你刚杀死了她父亲。──因为他心底里确实相信他打死的那人就是唐占魁，虽然对自己一适抵赖着。 一想到这里，他出了一身冷汗，急急地走了过去，唯恐碰见二妞。 回到小学校里，那教务室里现在横七竖八搭满了床铺，他就在自己床上倒身躺了下来。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大家都在合作社算账。 天还没黑，房间里先已经黑了下来，倒显得外面的天色明亮起来了。他张着眼睛望看那污黄的窗纸渐渐变成苍白色。窗上现出一个人影子，走了过去。 然后就有一个人站在门口。虽然背看光，面目模糊看不清楚，也可以知道是黄绢。刘荃急忙坐起身来。 「回来了？」她微笑着说。 他笑着站起来让坐。 「我听见他们说你就要走了，我想托你寄封信回去。」她把一只信封递到他手里。 信封上写着「北京前门石井胡同四十三号黄太太收」。 「这是你家里么？」他说。 她笑着点了点头。 他依旧把信封拿在手里看着。「以后我可以写信给你么？」 「当然可以，有空你来玩。」 「我不回北京去了，现在直接到上海去。」 「到上海去？」她吃了一惊。 「去搞抗美援朝工作。详细情形我也不清楚。」 黄绢默然了。刘荃从一张床铺上跨了过去，到桌子旁边，端起那黄藤套子渥着的茶壶，倒了一杯茶。「喝茶，」他说。 黄绢倚着桌子站看，只管把那桌上的抽屉拉出来又关上，拉出来又关上。 「我一回来就想告诉你的，」他说：「心里实在憋闷的慌。我想我走之前无论如何要找你谈谈。」 「我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有好些事实在看不惯，」黄绢说。 窗纸上又现出一个人影来。黄绢背对着窗户，没有看见。刘荃突然伸出手来扯了扯她的袖子，不要她说下去。他那动作太急遽了，袖子一绊，把茶杯带翻了，流了一桌子的茶。 窗外的黑影缓缓地走过，带着一团淡黄色的蒙蒙的光。是校役老韩，端着泥蜡台送了支蜡烛进来。 刘荃连忙把桌上那封信拿起来，凑在烛光上一看，那信封浸在水里，字迹已经一片模糊。 「糟糕！」 「没关系的，换一个信封得了。」 「我这儿有。」他找出一只信封来，又递给她一支自来水笔。 她弯着腰站在桌子旁边，把那地址又写了一遍。然后拆开旧信封，把里面的信拿出来。 「看看里边湿了没有，」刘荃说。 她把那对折着的信纸打开来看了看。他看见那张纸上只写着寥寥两行字，而且笔划似乎非常潦草，显然是在仓促中写的。难道她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他知道她的地址？ 她蘸了一点茶把信封粘上了，又很小心地揭下旧信封上的邮票，贴在窗棂上晾着。 以后她服从分配，也不知道会分配到什么地方去。 「大概写信给你，寄到你家里去总可以转给你的，」他突然说。 「总收得到的，」她说。她把旧信封团成一团，替他揩擦着桌上汪着的水，又把他那一包牙粉与肥皂挪了挪地方。「这是你今天在城里买的？我倒忘了托你带块肥皂来。」 「其实这些我都用不着了，你留着用，好不好？早知道要走，我也不用买了。」 她拿起那包牙粉来，把那花花绿绿的纸袋的上端折一折，再折一折；一直卷到无可再卷为止。那纸袋上印着一只彩色蝴蝶，虽然画得很俗气，在这烛光中和她的面容掩映着，却显得十分艳丽。 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进来了几个工作队负，都在嚷着：「老韩呢？老韩！快开饭，吃了饭还要开会去！」 「开什么会？」 「今天晚上要开农会。大概因为张同志要走了，有许多事情都要提前处理。」 「喂，刘荃，你们几时走？调到哪儿去？」大家围着他纷纷发问。 「我去吃饭去了，」黄娟说，一面就拿着那包牙粉与肥皂匆匆走了。 那天晚上开会，是为了斗争果实呈报乡政府的事。事情的内容相当复杂，就连身当其境的工作队员们也都摸不大清楚。主要是为了韩廷榜家里抄出的一夹墙粮食。韩家有一个长工廖永锁，到工作队去告密，说他家有一堵墙是空心的，里面储藏着粮食。一抄，果然抄出许多米面杂粮。这两天干部与工作队正忙着准备分地工作，把全村的人口重新划了一下等级。这长工廖永锁是个赤贫户，照理比普通的贫农应当晋一级，告密又应当晋一级，至少应当和军属一样，列为特等，多分些给他。李向前却因为有一年新年里赌钱的时候，和廖永锁拌过嘴，不免记了仇，就说他平日不积极，不大去开会。又说他虽然是赤贫，不是「正派赤贫」。结果只勉强算了个贫农，并没有晋级。 抄出来的一夹墙粮食，张励主张立刻算到「果实账」里，呈报乡政府。李向前却延挨着不肯报上去，推说是群众的意见，串出两个积极分子带着头起哄，一定要留下来大家均分。只要一声说分，分多分少，还不是由他支配，而且这些积极分子，也得稍微给他们点甜头尝尝，也就堵住了嘴，等到分地的时候，纵然让干部们占尽了便宜，也不怕他们捣蛋了。 张励也猜到他是这个打算，然而也并不去点穿他。那天从县里回来，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调走了，就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在会上说，「我们干群众ぷ鞯摹5谝灰有辨别力，要仔细分辨群众中间来的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次说要把没收的粮食隐瞒不报，我看并不是真正的群众的意见，而是一两个坏分子利用群众的落后思想在捣乱。我们得要查出这意见的来源，对群众揭发他们。?br>李向前听出他话中有话，简直就是针对着自己的一种恫吓，心里却也有些胆寒，立刻就决定牺牲那两个积极分子，把他们指为「坏分子」。 这一天晚上开农会，张励一方面指出了隐瞒不报是不正确的，同时极力为群众开脱，一口咬定这不是他们的本意，都是几个坏分子在中间作祟。李向前也十分卖力，帮助他彻底查究，查出了那两个煽动群众的坏分子。那两个被利用的积极分子正是有口难分，倘然咬出李向前来，土改工作队走了之后须要防他报复，只有低头认罪的一个办法。群众自然更不敢说什么，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将坏分子处罚，捆起来打一顿。 这一件事是张励急于在他离开之前办妥的。李向前却另有一宗事，急于要在张励离开之前了结它。就是那地主韩廷榜，一直扣押在小学校后进，把他当作一块肥肉，等着他的丈人汇钱来赎取他的性命。但是讨价还价，距离太远，最初也曾经陆续汇了一点钱来，再写信去催逼，也就没有回音了。老是把韩廷榜夫妇押在那里，也不是事，迟早得要解决了他们。但是李向前下手之前不免有一些顾虑。他是个伶俐人，一向深知政府每次发起一个运动，在事前尽管一味鼓励干部们「放手去干」，但是一看到群众的反抗情绪高涨，马上就来一个「纠偏」，又叫做「煮夹生饭，吃回头草，」补救过去的错误。但是杀死的人没法叫他再活，充了公的财物也决不肯再吐出来。唯一的补救方法是惩罚干部，牺牲一两个下级干部来收买人心。这次土改，把那一批富农中农提升为地主，送县枪决，李向前并不负责，反正有张励在这里做主。所以要处置韩廷榜夫妇，最好也要趁张励在这里的时候，万一出了乱子，可以往他身上一推。 李向前自己不出面，偷偷地去找韩廷榜的几个佃户，叫他们鼓噪着闹到监牢里去，就说是别的地主都已经枪毙了，单单便宜了一个韩廷榜，于心不甘。上次李向前串出那几个积极分子出头说话，后来又处罚他们，村子里的人谁不知道，但是韩廷榜这几个佃户。自从眼看着唐占魁他们被枪毙，已经把胆子吓破了，哪里还敢倔强，自然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怎说怎好。 就在次日午后，张励正在小学校教务室里检阅斗争果实账，忽然听见后进嚷成一片。 「妈的，太便宜了那狗入的！」 「人家都报了仇了，单单不让咱们报仇！」 「把那王八蛋提出来，好好干他一下！」 「老乡们！老乡们！」是李向前的声音，在那里陪笑央求着。「你们先回去，再等两天，等我把你们的意见反映上去，反正你们放心，政府的意见也就是你们群众的意见！」 他越是央告，倒反而闹得更凶了。 「不行！政府太宽大了！太便宜了那狗入的！」 「欠我们的钱等到哪一天才还！」 「把他提出来，等我们问他！不拿钱出来，马上要了他的狗命！」 李向前气急败坏跑了来找张励。说也奇怪，他一离开后进，那边嚷闹的声音立刻沉寂了下去。 「怎么办，韩廷榜的佃户等不及了，要把他们夫妻俩马上提出来，大力干他们。」 张励放下账簿，把一只毛笔倒过来搔着头皮，一面盯眼朝李向前脸上望着。 「韩家那几个佃户倒是进步得真快，」他望着李向前笑：「你记得那回叫他们去拿地契，推三推四，一个个都溜了，这时候怎么忽然这样积极起来。」 李向前也笑了。「随他怎样死脑筋的人，也该醒过来了──亲眼看见前两天的斗争大会开的那么轰轰烈烈，又枪毙了那些地主，他们也知道现在世道是真变了，是他们的天下了！」 张励只得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就又别过脸去，向旁边的几个工作队员说：「你们看，群众这子下真站起来了！群众真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可别又害怕，别缩在后头，做了群众的尾巴。」 「对！」李向前连忙说：「这么着吧，我去把同志们都找来，我们大家去看，给他们打气。」 工作队员们都在小学校里会齐了。张励在阶下迎着他们，像训话似的讲了一遍，使大家在参观施刑之前先有了思想上的准备。 「我们不是片面的人道主义者。毛主席说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谦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每一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我们要记着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 经他这样一讲解，大家走进小学校的时候都觉得有点栗栗的，又有一种稚气的好奇心，加上兴奋紧张与神秘感。他们从课室旁边走过，里面小学生正在上课，教员照着书本子念一句，满堂的学生跟着念一句，坐在板凳上摇摆着身体，念得有腔有调。在那下午的阳光中，那瞌睡的书听得人昏昏欲睡。工作队员们向学校的后进走去，听去那书声渐渐远了，不由得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离开他们熟悉的世界渐渐远了。 他们一个个都放出沉着的脸色，庄严而能不阴郁，走到后进的院子里。一上台阶，就看见檐下系着一根粗麻绳。那绳子在空中挂下来，被风吹着，微微摇晃着，使人看了，先有三分心悸。檐下站着几个佃农，看他们那个样子，都有点惶惶然。那一种气氛，就像是这里刚才有人自缢身亡，尸首刚解了下来。 大家站在檐下等着。李向前、孙全贵也都来了。随即有一群人从后面的柴房把一个中年妇人架了出来。是韩廷榜的妻子，怀着孕已经快足月了，穿著一身污旧的灰色条纹布夹袄裤，剪短了的头发披散了一脸。 「你这封建剥削大地主，死到临头还不知道害怕！」人丛里有人叱喝着：「从前对你太客气了，你偏自讨苦吃，反动到底！今天再不坦白，要了你的狗命！」 女人虽然垂着头，虽然黄瘦，但是她挺着那六七个月的大肚子，总像是有一股骄矜不屈，肠肥脑满的神气。 「捆起来！给她『吊半边猪』！」 几个积极分子指挥着韩家的佃户们，把她拖翻在地上，就用檐下那根绳子把她的右臂右腿绑扎在一起，把绳子往上一扯，身体就忽悠悠的离开了地面，高高吊在空中。再把那悬空挂下来的左臂和左腿绑在一起。再在那条腿上栓上两只沉重的木桶。 那女人一声声地发出微弱的呻吟，有时候仿佛也在喃喃地哀告求饶，只是因为前面的牙齿都被打落了，发音不清楚，声音又低，也不知道在说什么话。檐下有一道阳光斜斜地射进来，照亮了她的上半身。一只苍蝇在阳光中飞过，通身成为金色，苍蝇绕了个圈子，歇在她鼻子上，那鼻子只是一胞脓血。 旁边预备了一大桶水，两个佃户抬起水桶来，一点点地往她身上栓着的两只桶里加水。 「嗳哟！嗳哟！」她的呻吟声渐渐高了。痛苦使她脸上渐渐有了生气。那只苍蝇也飞开了，在阳光中通身金色。 「快坦白！还有钱呢？首饰呢？收在什么地方？」一个积极分子大声问。 「嗳哟！嗳哟！」只是一声声地呻吟着，变换着各种音调，翻来覆去掉换着，似乎想在各种不同的声调里寻找片刻的安慰，能够减轻一丝一毫的痛苦也好。 「快说！说了马上放你下来！只要你肯坦白，马上放你回家去！钱收在哪儿？还有金子呢？金戒指呢？」 「没有哇！」她喘息着，「嗳哟真的没有！嗳哟我的妈呀，疼死我了！受不了了！」她的一颗头往下歪垂着，脸上的肌肉被地心吸力往下扯拉着，眉梢眼角都吊了起来，倒显得年轻了许多。眼睛也变得非常明亮。脸上像是在笑。不知道为什么，恐怖与痛苦的表情过了一个程度，就有点笑容。 工作队员们站在旁边，极力避免挤在一堆，免得像是害怕似的。心里也不一定是害怕。看着那大肚子的孕妇被吊在那里，吊成那样奇异的形成，一个人变成像一只肥粽子似的，仿佛人类最后的一点尊严都被剥夺净尽了，无论什么人看了，都不免感觉到一种本能的羞惭。 「怎么样？到底肯不肯坦白？」 「嗳哟，冤枉呀！嗳哟，我前世作了什么孽，这辈子死得这样惨呵！」 「这就死啦？有这么容易！」李向前背着手站在旁边，不由得笑了起来。 「来来，大家加油！」孙全贵说：「今天非得突破她这顽固堡垒！」 「啊……」突然听见一声拖得极长的惨叫，那声音那样尖锐清亮，仿佛破空而来，简直不知是什么人，人在什么地方？ 地下那只水桶里的水已经剩得不多，应当轻些了，但是那佃户抬着桶倒水，竟拎它不动，手一软，泼溅了许多在脚上。 「你说！快说！有金子没有？」那积极分子更加逼着问。 「有！有！嗳哟饶了我吧！有金戒指！」 「金戒指在哪儿？」 「有金戒指！嗳哟！嗳哟！饶命吧大爷！」 「在哪儿？快说！」 「想不起来了──嗳哟！放我下来让我想想──」 「说了就放你下来！」 「在夹墙里！在夹墙里！」 「胡说，夹墙里早抄过了，有一根针也抄出来了！」 「那就没有了！」她喘息着说。 「好，你不说──不说──你这是自讨苦吃，反动到底！」 手腕和腿腕扎在一起，那猪毛绳子深深地咬啮到肿胀的肌肉里。呻吟声低微得听不见了。 「操他奶奶──昏过去了！」孙全贵说。 李向前说：「妈的，快浇水，给她脸上浇水。」 佃户搬起地下的水桶，把桶底一掀，剩下的水统统泼在她脸上了。 汪了一地的水。那倒挂着油腻的发梢上，一滴滴的往下滴水。 「嗳哟！嗳哟！」渐渐又恢复了她那叹息似的呻吟，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眼睛微微张开一线。在那亮晶晶湿淋淋的脸上，只有眼睛没有光。 「快坦白！不然老子又来！──妈的，没有水了？」 恰巧有个小学生从课堂里溜了出来，也挤在人缝里张望着。这人就叫着苍他的名字：「嗳，耿小三，去打桶水来！」 那孩子害怕，一抹头跑了。 「小狗腿」那人骂了一声。 「我去我去。」另一个人提起了水桶走下台阶。 「嗳哟！嗳哟！」那妇人一面呻吟着，脸色却渐渐转成灰暗而平和。又有两只苍蝇飞了来叮在她鼻子上那块脓血上。她额上的汗珠晶莹地突出来。很大的一颗颗。苍蝇也是晶莹地叮在那莫，一动也不动。 刘荃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不知不觉地一直握紧了拳头，手臂由紧张而感到酸痛。他想换一个姿势，但是胳膊已经麻了，动弹不得。只能让手指在身上爬着，一点一点从口袋里爬了出来。 「怎么还不来，我瞧瞧去，」那积极分子不耐烦地说。他走下台阶。那小学生并没有舍得去远，还蹲在院子里玩，把墙阴的一块大石头掀起一两寸，在石头底下捉蟋蟀。那积极分子忽然一个转念，便三脚两步走了过去，弯下腰去搬那块石头。把那孩子又吓跑了。 「妈的，今天干他一个痛快！」那人端着那块长满了青苔的石头，走上台阶，砰的一声，就丢到那妇女身下挂着的水桶里去，水花四溅。大家不由得哗然叫喊起来，在混乱中也听不见那女人的一声锐叫。 随即来了一阵寂静，在那寂静中可以听到一种奇异的轻柔而又沉重的声音，像是鸭蹼踏在浅水里，泊泊作声。那被撕裂的身体依旧高高悬挂在那里，却流下一滩深红色的鲜血，在地下那水潭里缓缓漾开来，渐渐溶化在水中。 那只吊桶还在空中滴溜溜乱转。女人的身体也跟着微微动荡，却像是完全漠不关心的样子，变得超然起来。一颗头倒挂下来，微风拨动着她那潮湿垢腻的发丝。 「妈的，太便宜了她！来，把她解下来，抬出去！」只有李向前一个人还很镇静。 积极分子与佃户们七手八脚拥上来解绳子。刘荃注意到黄绢的脸色非常苍白，用失神的眼睛四面望着，仅是在找他，他很快地走上去，从后面握住她的一只肘弯。 「来，我们快出去，去看他们怎么对付韩廷榜。也不能饶了他！」 她木然地跟着他走了出去，过了两重院落，出了小学校。刘荃也并没有想好到哪里去，只是想逃走，逃到无人的地方去，稍微镇定一下之后再回来。他们穿过了大路，走到野地里。外面的阳光这样的明亮，使他们觉得很诧异。那阳光虽然温暖，一阵秋风吹上身来，却又寒浸浸的。太阳快下去了，乌雀都忙碌起来，到处听见它们唧唧喳喳叫着。那苍黄的田野一直伸展到天尽头，看着自然使人心里一宽。 黄绢突然扯了扯他的手臂。「你看那是干什么，」她轻声说。 那田野里有一辆骡车纵横奔驰着，来往地绕圈子，仿佛没有一定的目的。在他们这样不懂农务的人看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工作，只觉得很奇异，看它常拣田地里锯断的树桩上驰过。远远地也有些人站在田径上观看，并且-喊着，也不知喊些什么。 那车子后面拖着一个东西，刘荃起初以为犁耙，原来是一个灰黑色的长长包裹。他这一连串的发现，非常迅速地一个接着一个。车子后面是拖着一个人。听说有一种叫做「辗地滚子」的刑罚，原来就是这样。这人一定就是韩廷榜了。 刘荃与黄绢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那骡车横冲直撞，就像是一辆机件坏了的汽车，仿佛随时都可以疯狂地冲到他们身上来。 黄绢突然转过身去，拉着他就走。她的手指一根根都是硬叉叉的，又硬又冷。 本来大概不会注意到，现在他们看见地上有一棵树桩，那砍断了的粗糙的平面上钩着一些灰黑色的破布条。显然是韩廷榜衣服上扯下来的。那布条上又粘着些灰白色的东西，不成片又不成缕，大概是皮肤。 又有一棵树桩上挂着一搭子柔软粘腻的红鲜鲜的东西，像是扯烂的肠子。 他们很快地走着，走到那土圩子那里，顺着那土墙转了个弯，又走了一截路。然后他们停了下来，把背脊贴在墙上。心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就像整个的人里面都掏空了似的。 那斜阳正是迎面照过来，惨红的阳光照在那黄土墙上，说不出来的一种惨淡。 他们靠在墙上一动也不动。然后刘荃忽然发觉他们还握看手。他把她的手拖了过来，但是她仿佛觉都不觉得，半晌，才别过头来望着他。 刘荃突然拥抱着她。她把脸埋在他胸前，他便用力把她的脸揿没在他身上。他紧紧地抱着她不要留一点空隙，要把四周那可怕的世界完全排挤出去，关在外面。 「黄绢，」他轻声说。 然后他又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她不动，也不作声。然后她突然抬起头来向他望了望，随即别过脸去。 「你这样说，好象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她说。 「好，那么忘记你，好不好，」他笑着说：「马上一转背就忘了。」 她的脸虽然别了过去，他可以看见她的面颊圆圆地突了出来，知道她是在笑。 他吻她。那恐怖的世界终于像退潮似的，轰然澎湃着退了下去，把他们孤孤单单留在虚空中。 「你什么时候走？」黄绢说：「是不是明天就要走了？」 他没有回答，只抱得她更紧一点。 她的面颊贴在他胸前的口袋上，可以听见口袋里有些纸张发出细微的清脆的响声。「这是什么？」 「你的信。──真不顾寄掉它，寄了就没了。」 「那你就带到上海去再寄。」 「你家里的人看见上海的邮戳，不会觉得奇怪么？」 她嗤嗤地笑了起来。「你怕我以后不写信给你？」 「你总要等收到了我的信，知道了我的地址才会写来。你算算，那还要等多少时候。」 墙根的枯草瑟瑟响着。一阵阵的归鸦呱呱叫着，在红色的天上飞了过去。 「第一次看见你那天，你记得，大家在卡车上唱歌，」刘荃说：「我就留神听你的声音。」 「我的喉咙不好。」 「你唱歌的声音比平常说话声音尖些，不过也非常好听。」 黄绢低下头去把额角抵在他胸前，格格地笑了起来。 「干吗笑？」 「我根本没有唱，就光是假装着张张嘴。」 不知道为什么，两人都狂笑得无法停止。 「我们都有点歇斯底里。」刘荃说。 他也像一切人一样，面对着极大的恐怖的时候，首先只想到自全。他拥抱着她，这时他知道，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除此以外，在这种世界上，也根本没有别的安全。只要有她在一起，他什么都能忍受，什么苦难都能想办法度过。他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她，照顾他自己，他们一定要设法通过这凶残的时代。 于是他有了一个决定，那是简单得近于可笑的，仿佛是一种极世俗的「上进」的念头。他一定要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希望能一步步地升迁，等到当上了团级干部，就可以有结婚的权利。 「黄绢。我到南边去，也许很快就会回来，也许一时不会回来，」他说：「反正在一两年内我一定要想办法，我们要调在一个地方工作，以后永远不分开。」 她仅只抚摸着他的脸与头发，痴痴地望着他。 「看什么？」他终于问。 「你的头发是新剃的？」她微笑着说：「怪不得看着有点两样。」 「昨天在县城里剃的。」 「有点土头土脑。」她扳下他的颈项，用力吻着他的头发。 他虽然在这样沉醉的时候，也还是有半个人是警觉的。仿佛听见土墙那边有人声。他们很快地分开了。有人一路说着话走了过来。 刘荃与黄绢立即转过身去，沿着墙根缓缓走着。走到土墙的尽头，一转弯正是大路，路边约合作社倒已经点上了灯。看到那灯火，他们才惘惘地意识到天色已经昏黑了。 有人在合作社的窗口招着手喊叫：「刘荃！刘荃！张同志找你呢！果实账还没结清。」 刘荃只得走了进去。一进去就无法脱身。这天晚上，刘荃因为明天一早就要动身，照理应当早一点去睡，却表现了无比的工作热情，在合作社陪着黄绢与其它的工作队员们，算盘滴答搭答，算了大半夜的账。 他回到小学校里收拾收拾，刚睡下没有一会，就被张励叫醒了。天色还是漆黑的，校役送上灯来，匆匆吃了早饭就上路。李向前孙全贵也都来了，抢着替他们掮了背包，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子。张励又叮咛一番话，方才分手。 太阳还没出土。漫天都是一条条橙红浅粉的云霞，天空非常高远广阔，那黑暗的地面却显得十分扁平。远远近近一声颤抖摇曳的鸡啼，仿佛炊烟四起，在地平线上袅袅上升。 刘荃一路走着，不由得时时地向那昏暗的原野中望去，看见地面上露出一撅撅的树桩，就似乎有些心惊肉跳。上面是否还挂着皮肉与肚肠，自然也看不清楚。黎明的鸟雀唧唧喳喳叫得正欢。想必早被鸟雀啄得干干净净了。 他这样望着，却注意到那野地里蹲着一个黑影，依稀看见是一个女人，在地里挖掘山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忽然动一动。已经走过去老远了，又回头来看了看。天色渐渐明亮起来了，那蹲踞着的人形仿佛缩小了许多，却变得很清晰。可不是二妞吗？ 刘荃继续往前走着。那条骡车路渐渐凹陷下去，两旁的土岸渐渐遮住了视线。被露水湿润了泥土微微发出土腥气。两边的土地不住地升高，升高，把他们关在土腥气的甬道里。那遍地都是恐怖的大地，终于被关闭在外面，看不见了，也许永远不会再看见了，而他突然感到无限的依恋。 他向张励说：「你先走一步，我去解个手再来。」 张励在这土沟里走着，决看不见他的。 他往回跑。跑到平原上，转到一棵树后面，向大路上张望了一会。没有人在侦察他。 二妞仿佛吃了一惊，远远地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人向她飞跑过来。她本能地把破烂的短衫拉扯着掩在胸前，半站起身来，像要逃跑似的。 「二妞！是我！」刘荃第一次叫着她的名字。「你怎么样？还好么？我一直惦记看。」 二妞又蹲到地下去掘红薯，漠然地。 他在她跟前站住了，望看她用手指在泥地里挖掘着。 「我现在马上就要走了，不回来了。」他默然了一会之后，这样说着。 二妞依旧没有说什么，却抬起一只手来，把手指插在她那灰扑扑的涩成一片的头发里，艰难地爬梳着。然后仿佛又省悟过来，一手的泥土，全抹到头发上去了，于是又垂下了手。 「我很不放心你，」刘荃说。 她似乎又忘了，又用手指去梳理头发，低着头，十只手指都插在乱头发里，缓缓地爬梳着。 「二妞，你……」他想说「你恨我吗？」但是又觉得问得太无聊。她当然恨他的。一方面他又直觉地感到她并不十分恨他。「你跟你母亲说一声，」他接着说下去：「说我走了，我没能帮助你们，心里非常难受。」 太阳出来了，黄黄地照在树梢上。 树枝上结着一颗颗小小的枣子，两头尖，青色中微泛黄红。从前她笑他不认识枣树，要不是看见这树上结着枣子，他也还是不认识。 他惘然地站在树下，不知道说什么好。 「二妞，」他又说：「你年纪还轻得很。年纪这样轻的人，不要灰心。」 二妞微微摇了摇头。那样子也可能是说不灰心。但是她随即流下两行眼泪来，抬起两只泥污的手，用手背在脸上不住地揩擦着。 刘荃站在那里，半天没有作声。「我走了，」他终于说：「你自己保重。」 二妞忽然抬起头来，向他微微点了点头，笑了一笑。她那洁白的牙齿打落了两只，前面露出黑洞洞的一个缺口，那笑容使人看着不由得觉得震动，有一种惨厉之感。 刘荃转过身去走了。他走得很快，但是那枣树叶子成阵地沙沙落下地了，嗤溜嗤溜顺地溜着，总是跑在他前头。 第五章 车厢里的广播机播送着解放歌曲与苏联音乐，从早到晚无休无歇，震耳欲聋。火车轰隆轰隆向前面疾驰，但是永远冲不出那音乐的氛围，随它跑得多么快，那闹轰轰的音乐永远粘附在它身上，拉不完扯不断，摔不开。 天黑了，车上亮了电灯。广播机播出一个尖锐的女音：「现在──开始──供应──晚餐──现在──开始──供应──晚餐──」 乘客开始骚动起来，听从那尖锐的声音的调度，按照车辆的号码，分批轮流到餐车去吃饭。 吃饭时间过了，窗外一片漆黑。广播机里奏的是一个苏联红军的军歌，金鼓齐鸣，喊声震天。听众仿佛被关闭在黑暗窒息的留声机匣子里面，卷在那疯狂的旋律里，毫无闪避腾挪的余地。 幸而中国人一向对于喧嚣的声音不大敏感。大家依旧打盹的盹，看报的看报，在那昏黄的灯光下。广播机里的女人突然又锐叫起来：「伟大的──黄河──铁桥──就要──到了！──伟大的──黄河──铁桥──就要──到了！──大家──提高──警惕──保卫──黄河──铁桥！──大家──把窗子──关起来！──大家──保卫──列车！──保卫──黄河──铁桥！」 车厢里一片砰砰的响声。大家纷纷站起来关车窗。 张励与刘荃本来倚在椅背上打盹，也都惊醒了。刘荃坐在近窗的一面，睡眼惺忪站起来关窗。但是那扇窗户嵌牢在里面，涩滞得厉害，再也推不上去。张励也站起来，帮着他扳，也没有用。 「乘务员！乘务员同志！」张励叫喊着。 不看见乘务员。只有一个解放军背着枪在车厢里出现，缓缓地在座位中间的一条甬道里踱过来又踱过去。 刘荃继续用力扳那扇窗户，火车正在疾驰，风力非常大，另一个关窗的人随便向外面吐了口痰，立刻被风刮到后面去，刘荃正把脸探到窗外，落了几点唾沫星子在他脸上。他皱了皱眉，伸手到口袋里去掏手绢子。 然后他突然注意到那解放军紧张地端着枪对准了他。他衣袋里的那只手不敢拿出来了。 显然是以为他是在掏手榴弹，预备炸毁铁桥。 火车轮轨轰隆轰隆的响声突放大了一百倍。车子正在过桥，浓黑的窗外不断地掠过较浅淡的灰黑斜十字架，钢铁的桥阑干的剪影，仓皇地一瞥即逝。 「乘务员同志！」张励还在着急叫喊着：「这扇窗子怎么回事，关不上！」 最后的一个灰色斜十字架在黑暗中消逝了。轮轨的隆隆声突然轻了下来，恢复正常。解放军放下了枪。刘荃也松了口气，手从口袋里拔了出来。也忘了刚才是为什么要拿手帕，只软弱地用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 「同志们！」广播机里那尖厉的声音又叫了起来：「列车──现在──已经──胜利地──通过了──黄河──铁桥！胜利地──通过了──黄河──铁桥！」充满了喜悦，仿佛刚打了一个胜仗似的。 这一段路轨常常出事吗？常常有游击队或是特工人员炸毁铁桥，经过抢修后又照常通车？如果有过这类的事，报纸上当然不会刊载，大家也无从知道。刘荃不禁和张励互相看了一眼，彼此心里都想着：「刚才真是想不到，原来处在这样危险的境地。」 但是刘荃随即想着：「真要是那样倒又好了，至少可以觉得中国的地面上并不是死气沉沉。但是恐怕不见得有这样的事。不过，也不怪共产党这样神经质──不要说中国才解放了一两年，就连苏联，建国已经三十年了，尚且是经常地紧张着，到处架着机关枪，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每一个国民都可能是反动分子与奸细。」 广播机还在那里莺声呖呖欢天喜地庆祝列车安渡黄河铁桥。跟着乘务员就出现在车厢里，提着水壶替乘客们的茶杯添水，也仿佛寓有「压惊」之意。这乘务员是个瘦长身材的青年，穿著一身稀绉的蓝灰色布人民装，精神萎顿，一路斟茶斟过来，不住地冲着乘客的脸打呵欠。大家都厌恶地别过头去。 「看他瞌睡的那样子，」张励微笑着用肘弯推了推刘荃。「今天白天走过的一个小站，你看见没有那黑板报，表扬这条路上的乘务员，爱国加班，连续工作二十七小时以上的，不算一回事；三十小时以上的，从月初算起有三次，三十五小时以上的有两次，」他满意地背诵着：「甚至于有三十九小时的。」 刘荃看着那乘务员踉踉跄跄一溜歪斜地走过来，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样单纯地追求效率也不对，工人的健康也要注意。」 「这是工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热情嘛，领导上也拿他们没有办法。现在各处工厂里都是这样的情形。」 那乘务员睡眼朦胧站在他们桌子前面，一只手揭开了张励的玻璃杯盖，一只手高高提着那糊了煤烟的黑色硬壳的大水壶，远远地朝着那玻璃杯灌下去。那一尺长的水苗发射得不够准确，统统浇到张励的腿上了。 张励是一个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但是这袭击实在来得太突然了，顿时粉碎了他的钢铁意志。 「嗳呀──嗳哟嗳哟──疼死我了！」他跳起身来，那乘务员猛不防被他一撞，一壶滚水失手掉在地下，都泼在脚上，也有一部分溅到张励的脚背上，等于火上浇油。 那乘务员也大喊起来了。 「他这是诚心的！」张励红着眼睛嚷着：「好家伙，这样飞滚的水，闹着玩的呀，瞪着眼朝人身上浇！这要不是诚心的才怪！找车上负责同志说话去──出了特务了！」 那乘务员疼得蹲在地下直哼哼，也顾不得答辩。 张励也疼得眼中落泪，脸上直颤抖，心里像火炙着似的。「妈的准是特务！妈的。老子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一条命差点送在你手里！革命还需要我，你知道不知道？」 「算了算了，张同志，快到医务室去，找卫生员给上药，包起来，耽搁了倒不好！」刘荃拼命解劝着：「这家伙交给我，放心，跑不了！」 张励也不敢耽搁，骂骂咧咧扶墙摸壁的，也就挣扎着到车尾的医务室去。两个卫生员倒都是女的，长得也不坏，替他数上药，包上绷带，陪着他聊了回子天，又约着明天再来换药，张励的气也就消了一半。 他回来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搭上了卧铺，大家都躺下了。刘荃特地把下铺留给他，因为他伤了腿，爬梯子不方便。地板上湿腻腻的，刚用拖把拖过。 「妈的，非向铁路局提意见不可！」张励站在那里解钮子，向睡在上铺的刘荃说：「什么爱国加班、突击加班、竞赛加班、义务加班、无限制地拖长工时，闯出祸来谁负责？领导上只晓得要求『消灭事故』，照这样怎么能不出事？乘客的生命安全一点保障也没有！」 刘荃没有作声，似已经睡熟了。全车都沉入不习惯的静默中，因为那广播机终于静默下来了。只剩下那轰隆轰隆的轮轨声，于单调中也显得很悦耳。一节节的火车平滑而沉重地抽搐着，颠耸着，向无穷尽的黑夜中驰去。 第六章 刘荃坐在写字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等候着。桌上的电话铃叮铃叮响了起来。没有人接。一个戴着黄色玻璃框眼镜满脸面疱的青年从旁边一张桌上站了起来，走过来代接。 「解放日报馆。」他说：「戈同志不在这儿，一会儿再打来吧。」他把耳机搁回原处。 外面天还没有黑，这庞大的房间里已经需要点灯了。桌上一盏碧绿玻璃罩的台灯，照在一张粉红吸墨水纸上。那吸墨水纸非常鲜艳而干净，上面没有一点墨水渍。 「资料组的工作想必比较清闲，」刘荃想。 也许别的部门也是一样。 「听说现在报馆里的人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做，」他想：「一切新闻都由新华社供给，用不着出去采访。编辑拿到了新华社的稿子就照样发下去，一个字也不能改，连标题都是现成的。」 然而这广厅里依旧空气很紧张，无数的写字台上时时有电话铃响着，工作人员轻捷地跑来跑去。抑低了声音谈话，充份表现出「党报」的森严气象。 刘荃是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派他来的，要求报馆里供给他们朝鲜战场上美军的暴行的图片，作为宣传材料。这里的资料组长到资料室去找去了，叫他在这儿等着。 电话铃又响了。隔壁桌上那小伙子又跑了过来。 「戈珊同志走开了，一会儿就来。……嗳，一会儿再打来吧。」 刘荃已经等了很久很久，觉得很疲倦。向那边望过去，一盏盏绿莹莹的台灯，在那广大的半黑暗中像荷花灯似的飘浮着。 然后他看见那资料组长戈珊远远地走了过来。刘荃略有一点诧异地看着她。刚才没注意，这女人原来长得很漂亮，像一个演电影或是演话剧的。是在舞台与银幕上常看见的那种明艳的圆脸，杏仁形的眼睛。鼻子很直，而鼻尖似乎锉掉了一小块，更有一种甜厚的感觉。但是她年纪似乎不轻了，颔与腮的线条已经嫌太松柔，眉梢眼角也带着一些秋意了。她的头发是烫过的，养得很长，素朴地向耳后拢着，身材适中，藏青呢的列宁装里露出大红绒衫线的领口。 刘荃站起身来。她向他的椅子略伸了伸手，表示让坐，一方面也就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翻阅着她带来的几张照片。 她递了给他。照片拍得很清晰，而且一望而知是实地拍摄的。第一张就使人看了触目惊心，是一个半裸的女人被捆绑在一棵树上，一个淡黄头发的青年兵士叉着腰站在旁边看着，另一个兵士俯身拾取树枝堆在那女人脚边，显然是要放火烧死她。 「没有美国兵的照片，」戈珊说：「只有德国兵的。」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刘荃问。 戈珊略点了点头。 「是在什么地方？」他注意到那被缚在树上的女人也和那兵士一样是黄头发，脸型也显然是高加索人种。 「在欧洲，」她简短地回答着，随即探身过来指点着，「女人的头发需要涂黑，兵士的制服也得稍微修改一下。──这儿这一张是美国兵在那儿上操，制服的式样照得很清楚，可以做参考。」 「可是──」刘荃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那一个部门里没有会修照片的，」他终于说。 「这也并不需要什么专门技术，」戈珊笑着说：「而且事实是，照相馆里修照片的也就管替女人画眼睫毛，叫他改军装，也不一定在行。」 这女人似乎过过长期的都市生活，刘荃心里想。 她又用铅笔指指了照片上那女人的胸部。「这儿可以涂黑，表示乳房被割掉了。」 刘荃怔了一怔。「完全涂黑么？」他不能想象。那变成像乳罩一样。 「不是。斑斑点点的黑迹子，看上去像血淋淋的伤口。」 她看他仿佛很为难的样子，就又耐心地解释着：「很简单的。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现阶段的印刷技术还需要改进，这照片在画报上注销来，不定多么胡涂。能不能看出是个女人来，还是个问题。主要还是靠下面的图片说明，要做得醒目。」 刘荃虽然唯唯诺诺，似乎有些不以为然，戈珊也觉得了。她顿了一顿，把脸一仰，用空蒙的眼睛淡淡地望着他。「你也许觉得，这跟帝国主义的欺骗造谣有什么分别。」 「那当然两样的，」刘荃红着脸说。 「有什么两样？」她微笑着追问。 「本质上的不同。」 她仍旧淡漠地微笑着望着他，带着一种嘲弄的神气。然后她把铅笔倒过来，不经意地用尾端的橡皮轻轻敲着桌子，用平淡的语气说：「是的。首先，我们确定知道美军的暴行绝对是事实，而我们宣传这件事实，单靠文字报导是不够的。群众要求把报导具体化。所以照片是必要的。」 「对。我完全同意。」刘荃很快地拍照片收了起来，立刻站起来准备告辞。 她依旧坐在那里不动，含着微笑。他发现她似乎用一种鉴定的眼光望着他，使他感到不安。 「以后我们经常地保持联络。」她突然欠起身来，隔着书桌伸出手来和他握手，脸上现出典型的共产党员的明快的笑容，露出整排的洁白的牙齿。 刘荃伏在书桌上改照片。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张励到医院里去看褪去了，他腿上烫伤的创口溃烂了，到现在还没有痊愈。 忽然有一个勤杂人真走了进来。 「刘同志，周同志找你。」 「在楼上？」刘荃问。 「嗳。叫你上去一趟。」 周同志是办公厅副主任周玉宝，也就是办公厅主任赵楚的爱人，刘荃可以说是他们的直接下属。他们夫妇俩就住在楼上。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的会址新近迁到这座花园洋房里，地方既幽静又宽敞，于是一些领导干部都搬了进来住着，按照地位高下，每人占据一间或两三间房间。 周玉宝是管照顾的，房间与家俱的分配自然也在她经管的范围内，因此他们夫妇俩虽然只分到一间房，却是位置在二层楼，上下很方便，而且是朝南，墙上糊的粉红色花纸也有八成新。房间并不大，搁上一套深红皮沙发，已经相当拥挤了，此外还有一只桃花心木碗橱，与书桌、书架、双人大床、两用沙发、衣橱、冰箱、电炉、无线电，这都是玉宝的战利品。单是电话就有两架，一只白的，一只黑的。冰箱的门钮上牵着一根麻绳，另一端系在水汀管上，晾满了衣裙与短袜。水汀上也披着几件湿衣服。一进门，只觉得东西满坑满谷，看得人眼花撩乱。近窗还有一架大钢琴，琴上铺着镂空花边长条白桌布，上面搁着花瓶与周玉宝的深蓝色鸭舌帽。为了这只钢琴，刘荃听见说周玉宝和主持人事科的赖秀英还闹了点意见，赖秀英是秘书处处长崔平的爱人，她也要放一只钢琴在卧室里。据刘荃所知，两位太太都不会弹钢琴，不知道为什么抢夺得这样厉害。 玉宝是山东人，出身农村，一张紫棠色的鸭蛋脸，翠黑的一字长眉，生得很有几分姿色。头发是新烫的，家常穿著一套半旧的青布棉制服，腰带束得紧紧的，显出那俏丽的身段。她有两个孩子，大的一个是男的，有两三岁了，保姆抱着他凑在粉紫花洋磁痰盂上把尿。玉宝自己抱着那周岁的女孩子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面哄着拍着她，一面侃侃地责骂着炊事员孔同志。 孔同志站在房门口讪讪地笑着，把帽子摘了下来，不住地搔着头皮。孔同志因为革命历史长，全面胜利后虽然仍旧是当着一名炊事员，已经享受着营级干部的待遇。 「你不能总是这样老一套，搞工作不是这样搞的！」玉宝扳着脸说：「现在城市是学习重点哪，路也该学着认认！」 「唉，就吃亏不认识字呵！」孔同志说：「早先在部队里，生活苦，也顾不上学文化。行起军来，背上背着三口大锅一气走七八十里路──是指导员真说的：『你当炊事员的，保护大伙的饭锅就跟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得了得了，别又跟我来这一套！一脑袋的功臣思想，自尊自大，再也不肯虚心学习了，犯了错误还不肯接受批评！」玉宝的声音越提越高，孔同志不敢回言了，把鸭舌帽又戴上头去，一只手握着帽檐，另一只手却又在脑后的青头皮上抓得沙沙地一片声响，这似乎是他唯一的答辩。 刘荃在孔同志背后探了探头。「周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 「哪，刘同志，你告诉他，八仙桥小菜场在哪儿。──早上已经白跑一趟了！」 「八仙桥小菜场──」刘荃想了一想。「离大世界不远。」 孔同志不认识大世界。 「靠近八仙桥青年会，」刘荃说。 刘荃对于上海的路径本来也不很熟悉，也就技穷了，不知道应当怎样解释。「我给画张地图吧？」 「掩不会看地图。」孔同志眼睛朝上一翻，满心不快的样子。玉宝对他尽管像排揎大侄儿似的，他也能够忍受，那是服从纪律；要是连这些非党员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也要骑在他头上，那却心有不甘。他把帽檐重重地往下一扯，这次把帽子戴得牢牢的，头皮也不抓了。 「他不会看地图，你让给他听吧，」玉宝说。 现在轮到刘荃抓头皮了。「算了算了，掩去找个通讯员带俺去一趟，下回不就认识了。」孔同志不等玉宝表同意，转身就走。有刘荃在场，他的态度比刚才强硬了许多。 玉宝把孩子抱在手里一颠一颠。「乍到上海来，过得惯吗，刘同志。」她每次见到刘荃，照例总是这几句门面话，却把语气放得极诚恳而亲热。「这两天忙着搬家，也没空找你来谈谈。我很愿意帮助你进步。」 「希望周同志尽量地帮助我，不客气地对我提意见，」刘荃敷衍地说。 她的意见马上来了。「刘同志，你文化程度高，孔同志现在进识字班了，他年纪比较大，记性差，你有空的时候给他温习温习──」 刘荃不觉抽了口凉气，心里想这又是一个难题。孔同志怎么肯屈尊做他的一个绿窗问字的学生。 「──你帮助他进步，我帮助你进步，好不好？」玉宝向他嫣然露出一排牙齿，呈现着典型共产党员的笑容。 「好。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请周同志多多指教。」刘荃只求脱身，匆匆走了出去，下楼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在房间的中央站住了，茫然地向写字台望过去。 这不是他的写字台。 起初他以为走错了一间屋子。新搬了个地方，容易走错房间的。但是他在窗台上看见他的笔砚与台灯，还有张励敷腿伤的一瓶药膏。刚才都是搁在书桌上的，显然是书桌被人搬走了，东西给随手挪到窗台上。原来的那张书桌很大，两人面对面坐着。现在代替它的是一张破旧的橘黄色两屉小条桌，桌面上横贯着一条深而阔的裂缝，那一道裂缝里灰尘满积，还嵌着一粒粒的芝麻，想必是烧饼上落下来的。 刘荃忽然想起他正在修改着的几张照片？刚才收在写字台抽屉里。他急忙抽开那张小桌子的抽屉，两个抽屉里都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他着急起来了。他那几张照片是非常宝贵的，也可能是「海内孤本」，绝对不能被他失落了。搞工作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对解放日报也无法交代。他可以想象那位戈珊同志的那双眼睛空蒙地嘲弄地向他望着的神气。 他走出办公室去找勤杂人员打听，桌子是谁搬走的。谁也不知道。 他再到楼上去问。保姆带着周玉宝的孩子在楼梯口玩。那保姆说： 「刚才看见两个人搬了张书桌上来，送到赖同志屋里去了。」 赖秀英住在二楼靠后的一间房间。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她和她丈夫都把办公室设在卧室隔壁。办公室的门开着，刘荃探头进去看了看，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在里面，爬在窗槛上悬挂那珠罗纱窗帘。迎面放着一张墨绿丝绒沙发，紧挨着那沙发就是一张大书桌。 刘荃走了进去。「这张书桌是刚才楼底下搬上来的吧？」 「你问干什么？」赖秀英突然出现在通卧室的门口。她抱着胳膊站在那里，身材矮小而肥壮，挺着个肚子，把一件呢制服撑得高高的，颇有点像斯大林。她到上海来了一年多，倒还保存着女干部的本色。一脸黄油，黑腻的短发切掉半边面颊。 「我有点东西在这抽屉里，没来得及拿出来，」刘荃陪着笑解释，一面走上前去，拉开第二只抽屉。 赖秀英仍旧虎视眈眈站在那里，显然怀疑他来意不善，大概是追踪前来索讨书桌，被她刚才那一声叱喝，吓得临时改了口。 刘荃从抽屉里取出那一包照片。「是要紧的文件，」他说。 「要紧的文件怎么不锁上。」她理直气壮地质问：「楼梯上搬上搬下的，丢了谁负责？」 刘奎开始解释：「我刚才不过走开一会，没想到桌子给搬──」 「下次小心点！在一个机关里工作，第一要注意保密！」 刘奎没有作声。他走出去的时候，她站在书桌旁边监视着，像一只狗看守着它新生的小狗。 他回到楼下的办公室里，把笔砚搬过来，又来描他的照片。但是劝杂人员又来叫他了。 「周同志叫你上去一趟。」 刘奎只得又搁下笔来，把照片收到抽屉里，打算把抽屉锁上。但是这抽屉并没有装锁。他想了一想，结果捻开台灯，把照片上的墨渍在灯上烘干了，用一张纸包起来，揣在衣袋里随身带着，这总万无一失了。 玉宝在她的房间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等着他。 「刚才你问那张书桌是怎么回事？」她说。一定是那保姆报告给听了。「搬到赖同志屋的那张书桌是你的？」 「是的，给换了一张小的。」 「干吗？」玉宝愤怒起来。「你马上给换回来！去叫两个通讯员来帮着你搬！」 「我认为……还是先将就着用着吧。」刘奎觉得很为难。「现在那一张，小是小一点，也还可以对付，就是抽屉上要配个锁，为了保密──」 「配什么锁，那么张破桌子！楼底下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万一有国际友人来参观，太不象样了！你马上去把那一张给我搬回来！」 「赖同志一定不让搬的，刚才我去问了一声，已经不高兴了，」刘奎只得说了出来。 「你这话奇怪不奇怪，凭什度自己屋里的东西让人家拿去了，还一声都不敢吭气？」玉宝瞪着眼向他嚷了起来：「青天白日的，有本事就把人家的东西往自己屋里搬！成天只听见他们嚷嚷，说现在机关里『正规化』，『正规化』，不能再那么『游击作风』了，这又是什么作风？──成了强盗？也不是什么游击队！」 她立逼着刘荃去和赖秀英交涉。刘荃在革命队伍里混了这些时候，人情世故已经懂得了不少。他知道赖秀英这样的人决不能得罪，但是上司太太还更不能得罪。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向赖秀英的办公室走去。 房门仍旧大开着，迎面正看见秀英坐在书桌前面，低着头在那里办公，也不知是记账。她的短而直的头发斜披在脸上，她把一绺子头发梢放在嘴角咀嚼着，像十九世纪的欧洲男子咀嚼他们菱角须的梢子。 刘荃在门上敲了敲，引起她的注意。「赖同志，」他硬着头皮说：「关于这张书桌──」 赖秀英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才把他吓回去了，他倒又来了。 「怎么着？」她大声说：「是我叫搬上来的──你打算怎么着？东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东西！我是不像有些人那么眼皮子浅，什么都霸着往自己屋里搂──什么钢琴呀，冰箱呀，沙发呀……你瞧瞧我们这沙发，弹簧都塌了！分给我们的汽车也是旧的，好汽车轮不到我们坐！我是一声也没出──我才不那么小气！可是你不出声，真就当你是好欺负的！」 她越说越火上来，翻身向书桌上一坐，弯着腰把桌子拍得山响。「有威风别在我跟前使！什么东西！解放上海的时候要不是我们崔同志救了她男人一条命，她还有今天这一天呀？就凭她那块料，要是没有她男人她也当上了副主任，我把我这『赖』字倒过来写！」 刘荃走出去，周玉宝早已抱着孩子站在她房门口等着。 「在那儿嚷什么？」她皱着眉问。 「赖同志坚决地不让搬，」刘荃又笼统地回答了这样一句。 她其实是明知故问，早已都听见了：「什么旧汽车新汽车──还有脸说！他们崔同志拿了去就给漆了一通，里里外外都见了新，这该多少钱，你算算！这不是铺张浪费是什么？又是什么崔同志救了我们赵同志的命──告诉你，当初在孟良崮，要不是我们赵同志救了他一命，那崔平早就死了，她也嫁不了他，也抖不起来！要不然，哼，就凭她赖秀英，什么人事科。连人屎也轮不到她管！」 刘荃没有作声，在楼梯口站了一会，转身下楼去了。玉宝却又唤住了他。 「等孔同志回来了，叫他帮着你去搬书桌。非换回来不可！这会儿我没那么大的工夫搞这个，一会儿还有民主人士来开会。」 刘荃猜她也是借此落扬，当时也只有含糊答应着，走下楼去。 「还没有体验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先感到了大家庭的苦痛。」他想。 他回到办公室里，张励刚从医院裹着了腿回来，一看见他就问他们的写字台到哪里去了。刘荃只约略地说了两句。他这种地方是寸步留心的，话说多了要被称作「小广播」，要被检讨。 但是刚才听周玉宝赖秀英提到她们的丈夫过去的历史，不免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谈话间就随口问了一声：「赵楚同志和崔平同志是不是都曾经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 「是呀，他们都是团长，他们那两团人并肩作战，都是由虹桥路进上海的。」张励虽然也是初来，他神通广大，已经把上司们的来历打听得一清二楚。那是因为他没事的时候常找着那炊事员孔同志套交情，孔同志看他是个党员份上，也很乐意和他聊天。孔同志是赵楚的老部，所以源源本本把赵楚的全部历史都讲给他听了。 「说起来真是可歌可泣，」张励四面张望了一下，很神秘地把椅子向刘荃这边挪了挪。「像赵楚同志跟崔平同志、真够得上说是生死之交了。在中学时代就是最要好的同学，一块儿考进大学。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块儿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在半路上崔平害痢疾，非常危险，幸亏赵楚日夜看护他，总算保全了性命。到了延安，两人都进了抗日大学。毕业以后，毛主席派他们俩化装穿过沦陷区，到江南参加新四军，在军队里干政治工作。又遇到皖南事变，赵楚的腿上了一枪，没法逃走，崔平舍命忘生地去救他，两人一同被俘，囚在江西上饶。然后抗日战争发生了，大批的囚犯都得往里挪。半路上走到赤石，犯人暴动起来，赵楚受了伤，崔平背着他逃跑，从福建的赤石镇一直背到福建江西边境的武夷山顶。」 刘荃默默地听着。他所知道的赵楚与崔平，已经是一副「革命老油子」的姿态了，但是他也能够想象他们是两个热情的青年的时候。 「在一九四七年的孟良崮战役里，」张励继续说着：「赵楚是华东野战军里的一个营长，崔平是他那一营里的政治指导员。崔平在火线上受了伤，赵楚又冒了生命的危险爬上去，把他救了回来。一九四九年解放上海的时候，他们一人带了一团兵由虹桥路进上海，赵楚受了重伤，又是崔平舍命忘生救了他的性命。」 刘荃不由得为这故事所感动了。无论如何，这两个人是为了一种理想流过血的，而他们的友情是这样真挚。这两个人的妻子彼此嫉恨，也是人情之常吧，因为她们的丈夫屡次为了救朋友，差一点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做妻子的对这样的朋友当然没有好感。 她们只是极普通的女人，刘荃心里想。他最初见到她们的时候，的确是觉得惊异而且起反感，因为她们身为『革命干部』，而竟是这样世俗、贪婪、脑筋简单。现在也看惯了。她们是精明的主妇，不过因为当干部的永远是东调西调，环境太不安定，所以她们是一种犷悍的游牧民族的主妇…… 「真是伟大的友谊。」张励忽然把声音压得极低，秘密的说：「甚至于同爱一个女人，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然后他连忙解释：「当然这也是因为一个干革命工作的人。工作的热情比爱情更──」 「那女人是谁，是周玉宝吗？」刘荃有点好奇地问。 张励一句话说了一半，被打断了，略有点不高兴，微微摇了摇头。 「难道是赖秀英？」也许那时候他们是在一个极荒凉的，女人非常稀少的地方。 「不是。──是他们在抗大读书的时候的一个女同学。两人同时追求她，后来是崔平胜利了。可是那时候他还是下级干部，没有资格结婚。后来他跟赵楚两人被派到江西去了，那女人在延安，由组织上给做媒，嫁了个老干部。」 这一类的故事刘荃听得多了，常常有年轻的男女一同参加革命，两人发生了爱情，但是男方不能结婚，需要耐心等待，慢慢地熬资格。然而事实却不容许女方等待那样久。无论她怎样强硬，组织上总有办法「说服」她，使她嫁给一个老干部。 每逢听到这样的事情，他总是立刻想起黄绢来。她能够等他等多么久呢？自从来到上海，已经陆续地接到她三封信，但是信的内容是那样空虚，仅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韩家坨的土改已经胜利完成，她已经回北京去了。因为土改工作努力，已经被批准入团，最近被派到济南的团部里工作，生活虽然苦，精神上非常愉快，对于他也仅只是勉励他努力工作，完全是一派乐观的论调。他明知道她信里不能够说真心话，因为组织上随时可以拆阅一切信件。不但信里不能发牢骚，信写得太勤或是太像情书也要害他挨批评的。其实他自己写给她的信也是一样！永远是愉快积极而空洞的。但是每次收到她的信，总是感到不满。这样的信，使人越看越觉得渺茫起来，仿佛渐渐地不认识她了。 也甚至于现在已经有人对她加以压力，要她嫁给一个有地位的干部。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他知道她的信里也决不会透露的。当然这一类的话也在不能说之列。同时，她一定也不愿意让他感到烦恼。但是因为他知道是这样，反而使他一直烦恼着。 被派到上海来搞抗美援朝工作，也许他应当觉得他是有前途的，被重视的。张励大概也曾经这样想过。如果他们当时曾经被「冲昏了头脑」，来到这里不久，他就清醒了过来，感到自身的渺小了。现在全国的宣传员的队伍有一百五十万之多。单说在这机关里，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压在他们头上，一个个都是汗马功劳的。他们在这里的地位还抵不上从前衙门里的一个师爷。 隔壁房间里忽然地板上咕咚咕咚，发出沉重的响声，震得他们这边桌上的茶杯都在碟子里霍霍响着。是隔壁办公室里的一个职员因天气太冷，在那里蹦跳着取暖。 窗外的天空是纯净的一色的浅灰。外面园子里，竹篱笆圈着一块棕黄色的草地，红灰色三角形的石头砌的一条小路穿过草坪，一块块石头因为天气潮湿，颜色深浅不匀。在那阴寒的下午，房间里的空气像一缸冷水一样，坐久了使人觉得混身盐潮卤滴，如同吃食店里高挂着的一只卤鸭。刘荃与张励每人在棉制服里穿著两套夏季制服，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住。张励找了点废纸，在铜火盆里燃烧着取暖，然后索性把整卷的朱丝栏信笺稿纸都加上去。办公室里别的没有，纸张是丰富的。他们这边屋里分到这么一只火盆，大概也还是沾了周玉宝的光，因为她是管照顾的。 听说这座房子本来是一个阔人的住宅，沦陷时期被日本人占用了，胜利后也就糊里胡涂当作敌产接收了下来，解放后又被共产党接收了去，所以饱经沧桑。像楼下这间办公室，就破坏得相当厉害，白粉的天花板上有一块块煤烟熏的黑渍子，是烧饭的煤球炉子熏的。地板上也是斑斑点点，都是香烟头烫出的焦痕。那粉蓝色糊壁花纸上也抹着一条条臭虫血，又有没撕干净的白纸标语。刘荃瑟缩地向着火，忽然想起黄仲则的两句诗：「易主楼台常似梦，依人心事总如灰。」以前在学校里读到，倒也觉得平常，这时候却颠来倒去放在心里回味着，觉得和自己的心境非常接近。 怎么会忽然耽溺在旧诗的趣味里，真是没有出息，他想。但是也许并不算没出息，现在从毛主席到陈毅，不都是喜欢做诗填词吗？动不动就要横菜赋诗一番。似乎中共的儒将特别多，就连这里的赵楚崔平两位同志，不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官吗？──他们并没有作了歪诗送到报上去发表，刘荃认为这也是他们的好处。但是也说不定是因为他们只做到团长的地位，官还不够大。 他看到赵楚与周玉宝的家庭生活，不免有时候想象着，不知道他自己和黄绢有没有这样的一天。他现在虽然消极得厉害，总仍觉得做和黄绢如果处在赵周的地位里，多少总可以做一点有益的事，因为现在根本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有许多措施完全是由个别干部决定的。 当然一方面仍旧不免要造谣、说谎，做他现在干的这一类的工作。但是至少晚上回到家里来，有黄绢在那里，在他们两人之间，不必说违心的话，不会觉得是非黑白完全没有标准，使一个人的理性完全失去凭依，而至于疯狂。 要是有一天能够和她在一起，也像赵楚与周玉宝一样，有孩子，有一个流浪的小家庭，也就感到满足了。然而这是一个疲倦的中年人的愿望，在一个年轻人，这是精神上的萎缩。 这样的愿望，已经最没出息的了。然而，还是没有希望达到目的。 火盆里那一点红红的火光很快地已经要熄灭了。刘荃心里异常灰暗。张励又去找些纸来烧，背着身子站在那里寻找燃料。刘荃突然从衣袋里摸出黄绢最近的两封信，连着信封用力团成一团，丢到火盆里。火焰突然往上一窜，照亮了他的脸。 他倒又觉得空虚起来，开始计算着几时可以收到她下一封信。 第七章 五十万人参加五一节大游行，锣鼓喧天，军乐队铜乐队吹吹打打。马路上断绝交通，一个贩羊的人牵了一群羊，等了半天，无法穿过马路，把羊系在路边的一棵树上。羊们披着一身骯脏褴褛的发毛，低着头把鼻子嗅来嗅去，在那棵洋梧桐下小小的一方泥土土寻找可吃的东西。它们对于人们的喧嚣的世界完全不感兴趣，只偶而对另一只羊淡淡地看一眼。 游行的队伍停下来了，因为前面在那里耍龙灯。其实也并不是灯，只是一个布制的龙身，店员们新学着耍弄，像京戏票友拙劣地舞动飘带。远远望过去，只看见许多黑压压的人头上涌现一个蚯蚓式的白布圆筒，在空中一上一下。舞了一会，白布圆筒扯直了，暂时休息一下，那边一个淡青色的布筒又蚯蚓式地波动起来。 刘荃站在队伍里，无聊地望着路边的羊群。他很想抚摸它们，搔搔它们颔下含黯的鬈毛。 马路旁边一个看热闹的小孩子忽然在一只羊面前蹲了下来，在它颔下捞一把了。 刘荃很意外地高兴起来。「可见是『人同此心』，」他想。 那孩子蹲在那里对着羊的脸望着。「羊妈妈！」他突然叫了一声，把声音压得很扁，像羊的叫声。「羊妈妈！」 那只羊淡然漠地着了他眼，「咩！」了一声，随即掉过头去。 队伍又开始向前移动。刘荃和机关里的一个通讯员一同推着一辆囚车，囚车里是孔同志扮的杜鲁门。另一辆囚车是张励扮的反革命。乐队的调子一变，杜鲁门与反革命从槛车里冲了出来，戴着巨大的彩色面具跳跳踪踪，像西藏的「跳神」仪式。 各种卖吃食的小贩都挽着篮子，在游行的队伍里穿来穿去，轻声吆喝着，兜售油条、麻花、麻球、奶油面包、黄松糕。有时候拥不进队伍的中心，就在旁边陪着他们走。只有这些小贩，倒真是自动地参加游行。 游行者为了经济起见，大都是预先备下了早午餐两，揣在口袋里带着面包、冷馒头、山东千层大饼、白煮鸡蛋。排在刘荃这单位前面的是一家百货公司的职工。刘荃看着他们带来的食物大家交换着，每样尝一点，有时也彼此开玩笑，你抢我夺吃得津津有味。 「中国人反正无论做一件什么事，结果总是变成大家吃一顿，」刘荃想：「即使是像今天这样，大家都认为是苦役，也还是带着些野餐性质。」 然而无论怎样善于苦中作乐，从早上走到中午，中午走到下午，面前依旧长途漫漫，也就撑不住这口气了。 「我不行了，老陈，痔疮要发了！」刘荃听见他前面的一个店员在呻吟着：「早上三四点钟起来了，天还墨黑，就从家里出来──电车还没出厂，只可走──走到公司去集合。你算算看有多少路！家里住在提篮桥──足足穿过半个上海！」 「我也不懂，要那么早集合干什么？」那老陈说：「排着队站在那里，一等等了三个钟头才出发。下次带张小板凳来坐坐。」 「操那，」那人轻轻地骂了一句：「哪里带得了这许多东西？十里路走下来，一斤重也变成了十斤重。」 「谁说不是呢，连件雨衣都不好带。拿在手里累死了，穿上身上闷死了。这天气也说不定的，出起大太阳来，热得你走投无路。」 「雨是一定要下的。哪一次游行不下雨？」 这是一个老笑话了，说自从共产党来了，每一次大游行都碰到雨天。学习小组里早已指出了这是一种要不得的「变天思想」，分明是说老天与共产党不合作，共产党一定站不长的。 老陈没敢接口。老陈高高举着竹竿，竿顶缀着一只银纸飞机。他那患痔疮的同事也擎着根竹竿，上面却是一只纸糊的小白猪，像狄斯耐卡通中的人物，不知是什么寓意。 担任舞狮的一个学徒把那纸扎的青色狮子背在背上，疲乏地埋着头前走。那狮子完全直立了起来，腰身很长很长，屁股圆圆地坠在下面，虽然不十分像人，反正毫无狮意。 人们手里举着的红绿纸旗渐渐东倒西歪，如同大风吹折了的芦苇。大家一步拖一步，时而向地下吐口痰，像大出丧的行列里雇来的乞丐。 萧萧地下起雨来了。刘荃看见老陈与他那同事互相望了一眼，脸上同时泛起了苦笑。虽然是苦笑，也仍然带有一种满意的神情。 刘荃看到那笑容却有些憎恶，他觉得那是阿q式的满足。 前面三叉路口有一个慰劳站，在那里大声喊着：「向大兴公司的同志们致敬！大兴公司的同志们。加油呀！向大兴公司的同志们致敬！」 大兴公司的职工们微窘地苦笑着。雨越下越大了。红绿纸旗只剩下了一些光杆，一根根旗竿却都直竖了起来。慰劳站的店员同志们用洋磁漱盂从大缸里舀出冷茶，在密密的雨丝中递到他们唇边。 队伍继续前进。一个撑着大黑洋伞站在街沿上看着热闹的女人忽然走上前来，「喂」了一声，把一件旧雨衣向老陈手里一塞。 「咦？陈家嫂嫂给老陈送了雨衣来！」职工的队伍里腾起一阵哗笑。 「嗳，老陈，你太太真心疼你呀！你看，下这样大的雨还等在这里，怕你淋了雨受凉！」 「有孟姜女送寒衣，就有陈师母送雨衣！」 大家七嘴八舌取笑他，老陈涨红了脸说；「门人家老夫老妻了，吃什么豆腐！」 他把竹竿挟在胁下，腾出两只手来，一头走一头扣雨衣的钮子。黑洋伞已经走开了，游行的队伍已经走过了十几家门面，同事们也已经停止打趣他了，老陈却还在那里红着脸分辩：「我们是一点感情也没有的。回去从来一句话也不说的。」又打了个哈哈，说：「哪是什么心疼我──怕我伤了风过给小孩子们，那还差不多！」 没有人接口。大家都是又冷又湿又疲倦。只有老陈旁边那人苍白着脸嘟嚷了一声：「痔疮一定要发了！我晓得不对──一定要发了！」 「吃什么豆腐！」老陈还在那里脸红红地抗议着。他显然十分得意，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 刘荃跟在他们后面走着，把这一幕看得很清楚。这些人都是在时代的轮齿缝里偷生的人，他怅惘地想着。眼前他们不过生活苦些，还是可以容许他们照常过日子，可以在人生味中得到一点安慰。像土地改革那样巨大的变动还没有临到他们身上。迟早要轮到他们的，他们现在只是偷生。但是虽然是偷来的，究竟是真实的人生。想到这里，刘荃突然感到一阵难堪的空虚。 前面的队伍转了弯。他远远看见前面火炬的行列在寒雨中行进，火炬头上的黄红色的火舌头缩得很小，在雨中流窜着，舐着那灰色的空白的天，像狗舌头惘惘舐着空碟子，有一下没一下。 刘荃大概是因为工作过度，那天淋着雨游行回来，就患感冒躺下了，热度久久不退。他们这机关里的人生了病，都是包在一家市立医院里诊治。刘荃到医院里去了一次，医生说有肺病嫌疑，叫他明天再来透视一下。 青年学生与干部患肺病的本来非常多，由于生活太苦。「个个干部身上都生臭虫，就称臭虫为『革命虫』──那么肺痨菌应当叫『解放菌』，」刘荃曾经这样想着。终于轮到自己头上了。 那医院的门诊非常挤，早晨七点钟就得去排班挂号，站在那里等着，下午二时起诊，轮到刘荃看了病出来，天都黑了。走到枫林桥那里搭公共汽车，车站上还有两个妇人站在那里等着，一老一少，刘荃觉得她们似乎有点眼熟，大概她们也是刚从医院里出来，不是病人就是探病的家属。两人虽然也一问一答地说着话，似乎并不是一路来的，也是在医院里认识的。那少妇穿著一件旧花布旗袍，十分寒素。另一个妇人有五十来岁，戴着眼镜，胖胖的身材，手里提着一只洋磁食篮。 这地段相当荒凉，桥边只有一盏黯淡的街灯，照着那灰白色的广阔的桥身，此外什么都看不见，连桥下的水都看不见。 刘荃忽然听见一阵息息率率啜泣的声音。是那少妇。 「郑太太，快不要这样，」那老妇人在旁边劝着。 「卢太太，你说他说的这种话叫人听了难受不难受，」那年轻的女人一面哭一面说：「今天又在那里说『我不中用了，丢下你们怎么办，真得饿死！你无论如何要答应我，马上就嫁人，孩子一个也别留下，统统献给国家。』」她在呜咽中忽然发出一声笑声来。「我没好说的──这么点大，献给国家，国家要吗？真不要了！非得要等你把他们养活大了，哼，那时候一声说要，你不给可也不成！」 那老妇人起初没有作声，再开口的时候，声音却意外地强硬刺耳：「可不是吗？要等到十六七，十七八，中学毕业──那岁数的孩子，正是最傻的时候，真肯卖命，送了命都不哼一声！就是这时候最有用！我这孩子不就是这样，去年参了干，吃不了那苦，害了场大病，一生病马上给送回来了。嗳，有什么办法，我就是当当也得给他请医生吃药，好好的调养。后来总算好了，天天吃鸡汤呀，牛肉汁呀，养得他胖胖的，跟他回来那时候简直换了个人。与兴头头的走了。这回又害伤寒，又给送回来，反正做父母的就是傻，自己哪怕喝粥，也得想法子让他住医院，天天熬了鸡汤给他送去。这两天总算见好了。好了他又要走了！」说到这里，不由得也淌眼抹泪起来。 他们三个人只是三条黑影，映在那大桥的灰白色的驼峰上？刘荃稍稍走远了几步。很奇异地，他的第一个感觉仅只是：「上海人真是──还一点也不知道害怕！大概一直对他们还算是特别宽容。在乡下或是别的城市里就绝对不敢这样乱说。──知道我是什么人？可能是政治保卫处的特务，马上可以逮捕她们。」 「非得逼着我，要我马上答应他！叫我说什么好，你说！」那少妇抽咽着说。 「不要难过了，郑太太，生病的人说的话怎么能当真？」那老妇人劝着别人，自己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了。她一只手提着食篮，一只手挽着皮包，提着食篮的手又抬起来擦眼泪，那空的洋磁屉子往旁边一侧，滑了出来，豁朗一声响。她低着头整理那食篮。「唉，好了倒又要走了！」她说。 洋磁屉子又豁朗一声滑了出来。 「我也和这老妇人的儿子一样，」刘荃想：「我们是幸运的，国家『要』我们。现在全中国这样无家的青年总不止几千万，都是把全生命献给政府的。中国是什么都缺，只有生命是廉价的。廉价的东西也的确是不经用，」他悲愤地想：「许多人都是很快地就生了肺病，马上给扔到垃圾堆上去。」 明天他再到臀院里去透视，就可以知道他的命运。 公共汽车终于轰隆轰隆驰来了，摇摇晃晃载着一车的灯光。刘荃挤进那昏黄的灯下的车厢，方才觉得他又回到了人间。刚才那黑暗中的灰白的桥边，那两个妇人呜咽的声音，实在不像人境。 车上非常挤。现在一般人每天回家的时候都延迟了，工时延长，下班后还要学习，所以每天公共汽车要拥挤到八九点钟，才渐渐空下来。 那桥边的两个妇人正挤在刘荃旁边。那少妇眼睛红红地向前面直视着。那五十来岁的妇人脸上倒还薄施脂粉，嘴角浮着习惯的微笑，只是眼镜玻璃的下缘汪着一抹泪痕。她们在车上一直没有交谈。 那洋磁食篮的边上黄黄的腻满了鸡油，正抵在那少妇身上，随着车身的震动，在她衣服上挨挨擦擦的。她憎厌地用力一堆。 「嗳──嗳──」老妇人生气地说，急忙托住了那滑出来的洋磁屉子。 卖票的油嘴滑舌在人丛中沙着嗓子喊叫：「哔，大家往里轧轧！都挤在门口干什么？里面又没有老虎吃了你！──嗳，请进去，请进去，客堂里坐坐！」 有人嗤嗤地笑了。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理会，只是攀着车杠站着打盹，把车票衔在嘴里。疲乏的苍黄的脸，玫瑰红的狭长的车票从嘴里挂下来，像缢鬼的舌头。 第二天！刘荃又是早晨七点钟就到医院里去排班。 内科病人排成一条长龙，在那暗绿粉墙的广大的候诊室里折来折去，转了好几个弯，一直排到甬道里。到了中午，排班的人有些就有家属来替换他们出去吃饭。 下午的门诊终于开始了。 刘荃忽然看见解放日报的戈珊匆匆地挤了进来，笔直地朝着诊室的门挤过去。 难道她有优先权？太不民主了 「怎么这时候才来？」一个排队的年轻人叫了起来。「我等得急死了，眼看着就要轮到了。」 「你看我把时间扣得多准，不早不迟，刚巧这时候来，」戈珊笑着说。她挟着一只深黄色硬纸大信封，里面像是装着x光照片。大概她也是肺病。 那青年生着一张白净的小方脸，肥厚的小小的口与鼻，永远攒着眉。刘荃记得刚才一直看见他焦急地向外面张望着。他也可能是报馆里的工役，一早到医院里来代替她排班。现在大家一律穿著解放装，也看不出他是什么身份与行业。 但是他掳起袖管来，却露出腕上戴的一只游泳表，一个工友是买不起的。「你看你看，都快三点了！」他把表送到她脸跟前，带笑抱怨着：「人家好容易请了半天假。下午还又要迟到──」 「谁叫你来的，叫个工友来不是一样？」 「老妈子们懂得什么；待会儿排班排错了，排到组织疗法那儿去，或是外科、产科，不是害你白跑一趟！」 她噗嗤一笑。「你倒是不会排错到产科那儿！排错了自会有人把你赶出来！」 旁边的人哄然笑了起来。那青年脸色微有些发红，也跟着笑。 「得了得了，还不快走！」她不经意地把那黄纸大封套像赶苍蝇似地拂了两拂，把他赶开了，她自己站到他的位置上。 刘荃虽然排在她后面，隔得很远，那队伍却是曲曲折折的，他就站在他们附近。戈珊一扭过头来，刚巧看见了他。「咦，刘同志！好久不见了！」她立刻跑过来握手。「我正找你呢，打电话给你打不到──」 「哦，对不起，我这两天请了病假。」 「怎么病了？不严重吧？」 「没什么，有点热度。」 戈珊一跑开，那青年只好又站到她的位置上去。他不耐烦起来了。「嗳，戈珊，我真得走了！」他向这边嚷着。 「戈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吗？」刘荃连忙问。 她把声音低了一低。「现在计画着要编几本小册子。最好能够突击一下。」 「哦。」 「你今天待会儿上报馆来一趟。我七点钟以后总在那儿的。」 她向他点了个头，随即回到她的岗位上。那青年现在可以脱身了，倒又站在旁边不走。「问得仔细一点，」他嘱咐着，仿佛怕医生诊断得不够详细。 戈珊只管把那大信封当扇子搧着，像是没听见他说话。然后她转过脸来，仿佛忽然看见了他，立刻把眉毛一皱，眼睛一瞪。「还不走！」 那青年忙在人丛中挤了出去。 刘荃看他们这神气，显然关系不同寻常。这青年男子却不像一个干部，而像一个普通的薪水阶级的人。当然也可能是被戈珊特别垂青的一个新干部。以她的资历与地位，也许也够得上像丁玲那样蓄有一个小爱人。 诊室的门呀的一声推开了，一个病人挣扎着往外挤。轮到戈珊进去了。 几分钟后，戈珊又匆匆地扣着胸前的钮子，走了出来。门上装着半截乳白玻璃，映出她的剪影，蓬乱的长发披在背上，胸脯挺得高高的，青灰色布的夏季列宁装，袖子卷到肘弯上，露出腴白的手臂。她真不像一个肺病患者。除了她的面颊似乎特别红艳，有一种「北地胭脂」的情味。 她别过身来，把她那黄色大信封略略向他扬了一扬，作为打招呼，然后就在人丛中不见了。 替戈珊排队的那青年从医院里出来，叫了一辆三轮车，赶到他服务的中纺公司。他一走进办公室，近门一张写字台上的一个会计马浩然就嚷了起来。 「陆忠豪来了！──嗳，你这位老兄，你倒写意的！今天大家帮着清点布匹，累得腰酸背痛，倒正好给你躲过了！」 陆志豪还没来得及回答，另一个同事徐子桐便在旁边代他解释：「人家是正事，陪他令堂太太上医院去看病。」 大家玩笑惯了的，陆志豪一时放不下脸来，只骂了声「别胡说！」搥了他一拳。 一个红帮裁缝看见陆志豪来了，走过来向他收账。他们这里的职工上上下下统包给这裁缝，每人做了两套夏季解放装。 马浩然也还没有付钱，掏出皮夹子来，嘴里不断地抱怨着：「这趟真冤枉，都是为了游行，关照下来叫大家都穿新解放装──后来不是说，北京都是穿了西装游行！早晓得这样，压箱底还有两套旧西装，也好拿出来派派用场！」 「你知道北京为什么改变了政策？」那徐子桐是「天文地理无所不晓」的，立刻把肩膀一耸，头往前一伸，凑上来轻声说：「都是上次苏联作家爱伦堡到中国来，参观大游行，看见游行的人统统穿著解放装，就问旁边的译员：『这些人都是干部吗？』译员说：『不，是老百姓。』爱伦堡说：『老百姓应当穿老百姓的衣裳，太整齐划一了反而不好，像操兵似的，不像是自动自发地参加游行。』所以北京这次游行，喝！男的穿西装，女的穿旗袍，高跟鞋，旗袍而且越花花绿绿的越好，听说那两天上理发店电烫，简直挤不上去。」 「唉，早晓得──」马浩然一面咕噜着，一面数出一叠钞票来递给那裁缝。 「嗳，老马，跟你商量，」陆志豪嘻皮笑脸把手臂圈在他肩上。「这两天有一笔急用，你通融个十万八万的，月底发薪一定奉还。」 马浩然忙摇着头把皮夹子揣了起来，笑着在口袋上拍了拍。「这点钱借给了你，家里开不出伙食了！」 「何至于？发了薪才几天？」 「哪，你不信，算给你听：按月的抗美援朝捐献──这也是你老兄指名向我挑战；民主挑战，我也只好民主应战，每月认捐一百个单位，一直到把美帝赶出了朝鲜为止。」 「对不起对不起，」志豪笑着说：「这回还是要请你帮帮忙，帮帮忙──」 「哪，一共剩下一百五十个单位，领了薪水走出这间屋子，人民银行就在过道里摆着小摊子，等着接受存款──算准了我们是哪一天发薪水。」 「现在真是无孔不入，」徐子桐也岔了进来。摇着头叹息着说：「人民银行在电影院门口也摆着摊子，专门吸收存款。这还不够，你看见没有，那种卖糖人儿卖吊袜带的玻璃柜二把手小车，也让人民银行租了去当作活动柜台──推着满街跑。」 志豪半天插不上嘴去，只得搭讪着走开了。徐子桐悄悄地把肘弯推了推马浩然。「老马，你也是的──『财不露白』，明晓得他这两天逢人就借钱，见了他逃跑还来不及，你倒大把的钞票拿出来馋他！」 马浩然皱着眉说：「我就不懂，他有什么大漏洞，拖了这么一屁股的债！」 「还不是为了女人！」 「为个把女人，又何至于闹得这样焦头烂额。现在上海滩上，什么都不便宜，就是女人便宜。」 「你不知道，他这位对象，提起此马来头大──」徐子桐急忙住了口，回过头去四面张望了一下。 「什么大来头？最出名的交际花，现在也迁就得很。」 「嗳，你不知道，他这位未婚妻是个党员，以前在苏北搞过工作的，生着很厉害的肺病。现在在解放日报当编辑。自从认识了小陆，就搬了他家去住着，把二楼辟作病室，医药费也完全由他担任。」 马浩然有点将信将疑。「他们组织上不是管照顾么？怎么堂堂解放日报的编辑，生了病都不给医？」 「舶来品的针药该多贵呀。靠组织上给治，顶多来个什么『睡眠治疗法』、『运动治疗法』，指望不药自愈。」 马浩然闭着嘴吁了口气。「想必总是非常砾亮了，」他终于说。 「那当然了。不过听说脾气挺大。动不动抬出马恩列斯来把小陆训一通。」 「小陆这人也真傻。太不值得了。」 「我说他就像那些信佛的人『请经』一样，把半部马列主义请到家里去供着。」 马浩然不住地摇头。「太不上算了！」 徐子桐却点头摇脑地微笑着。「据我所知，也并不完全是不上算。」 马浩然倒是一听就明白了，也向他作会心的微笑。 志豪看他们俩鬼鬼祟祟挤眉弄眼的神气，也猜着一定是议论他。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实在有点坐不住，看看表已经快六点了，今天索性迟到早退，滥污拆到底，大不了受检讨。早一点回去，在戈珊上报馆以前还赶得及见她一面，说两句话。天天总是他回去的时候她已经出去了。 他站了起来，去拿他的上衣。这两天天气乍暖，大家在室内都穿著衬衫，把上衣挂在墙上的一只衣钩上。重重叠叠一件件蓝灰色的列宁服，完全一式一样，无法辨认。他把手在一只衣袋外面捏了捏，听见一包香烟的纸壳微微发出响声，掏出来一看着，并不是他抽的那种牌子。连摸了几只口袋，才找到一条蓝白格子大手帕，是他自己的，当然那件上装也是他的了。偶尔一回头，却看见一屋子人都向他望着。他不由得涨红了脸。 「不摸口袋，简直不知道哪一件是自己的，」他一面把衣服拿下来，穿上身去，一面喃喃地说着。 没有人接口，大家都又低下头去办公，但是似乎对他的行动仍旧很注意。志豪觉得他无形中受了很大的侮辱。他默默地走了出去。 到了家，他母亲听见他回来了，在楼下起坐间里喊了一声：「今天回来得早！」他唔了一声，怕她唤住他说话，改作两级楼梯一跨，三脚两步上了楼。 戈珊在灯下坐着，把一只小电筒拆开来装干电，像是正预备出去。 志豪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来。「刚才医生怎么说？」他问。 「还不是那一套。」她把电筒一扳，对着外面的阳台。酒杯口粗细的一道淡黄色的光，穿过那黑暗的小阳台。 他觉得她已经跟着这道光出去了。「又要出去了！」他用嘴唇轻轻地咬着她手臂上的温软的肌肉。「在家里休息休息吧。医生不是说的，顶要紧是静养。照你这样成天跑来跑去，吃药打针都是白费的。」 「白吃了，白打了，你心疼了。」她把电筒的光收了回来，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扫射着。 「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噢，我说错了，你不是心疼钱，是心疼我，是不是？──少肉麻些！」 她突然用力把他一推，沙发旁边的一盏台灯被撞翻了跌下地去，乳黄色水浪纹玻璃灯罩砸得粉碎。 「这是干什么？」志豪大声说。戈珊索性捞起一只茶杯来往地下一扔，当朗一声响，茶杯碎成三四瓣。「你不是心疼钱么？不心疼你嚷些什么？」 「志豪！」他母亲在楼底下喊着，似乎有些惊慌起来。「志豪！」 戈珊又抓起一只厚玻璃烟缸，对准了穿衣镜掷去。「倒要看你心疼不心疼！」她说。 志豪走到洋台上去站着，靠在铁阑干上望着下面的小院子。 戈珊把电筒揣在口袋里，走到那有裂纹的大镜子前面掠了掠头发，把腰带抽一抽紧，然后走出房去。 她下楼，陆老太太上楼，正在楼梯口遇见了。 「怎么了？」陆老太太微笑着问。「吓我一跳，听见唏玲晃朗响。」 「是我砸碎了两只碗，」戈珊笑着说。 「哟！让李妈来扫出去吧，在屋子里穿著拖鞋，别踩在碎磁上。」随即叫了声「李妈！」又说：「戈小姐不吃饭出去？就要开饭了！」 陆老太太见了面总是客客气气，但是她对于戈珊搬进来住是非常反对的，认为这样的人「惹不起」，等于引狼入室。然而反对无效，儿子也有这样大了，管不住了，又赶着这婚姻自主的年头儿，对方又是个共产党，现在正是得势，她也只好自己譬解着，倘若有这样一个媳妇，在这乱世倒也是个护身符，不失为「以毒攻毒」。 她这种心理，戈珊非常明了，并且就连志豪也不免有类似的思想。人类是奇异的动物；即使是最隐秘最真挚的感情里，有时候也会夹杂着一些势利的成分，在志豪的眼中看来，她是这城市的征服者，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是神秘英勇浪漫的女斗士。他不免有一种攀龙附凤的感觉。而最使她感到难堪的是：事实上她绝对没有他想象的那样重要。她的政治生命不过到此为止了，她自己知道。过去她为了党，把自己的健康毁了，而在全面胜利后的今日，她还得靠出卖她一点残余的青春给自己付医药费。这是她连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 她总告诉自己她并不是不爱志豪。不过她实在讨厌他那种婆婆妈妈的温情。永远小心翼翼偷偷摸摸的，认为于她的健康有碍。她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毁灭她的蚀骨的欢情，赶在死亡前面毁灭她。而他不断地使她记起死亡。有时候他使她已经死了，他是个痴心的婴孩伏在母亲的尸身上吮吸着她的胸乳。 她是这弄堂里唯一的一个「夜归人」，隔邻都听见她每天深夜回来揿铃，叫门。今天却回来得特别早，还不到十一点钟。 而且不是一个人回来。她约了刘荃到报馆里谈话，商量着编写一些抗美援朝的小册子，第一本暂名「美帝侵华史」，把近百年中国历史上一切不幸事件都归罪于美国。 「美帝的爪牙是隐藏着的，不像德日帝国主义那样的显露，」戈珊解释着。 他们费了很多的时间商讨怎样证明美国是德日的幕后主使人。戈珊那里有一本书可供参考，但是刚才从家里吵了一架出来，匆忙中忘了带出来，所以这时候叫刘荃跟着她回去拿。 「你住在你们宿舍里么？」刘荃问。 「不，我住在亲戚家里。」 刘荃也没有再问下去。所有工作上接触到的同志们的底细，都不应当多打听，那是触犯纪律的。但是刘荃不免在心里忖量着，她所谓亲戚是否就是今天医院里的那个青年。他觉得很有趣。今天他在医院里透视过了，肺部完全健康，所以突然感到轻松起来，仿佛白拾到了几十年的光阴，心情很闲适，到哪里都像是观光性质。 戈珊这家亲戚住的是半西式弄堂房子，由后门进出。有一个女佣来开门。戈珊领着他进去，一同上楼，一面听见楼下房间里一个老妇人高声间：「李妈，是谁呀？」 「是戈小姐，」那女佣回答。 称戈小姐而不称同志，可见是一个标准小资产阶级家庭，刘荃心里想。楼下的穿堂里放着一只旧式的衣帽架，两边的房门都开着，射出灯光来。有一间屋子里开着无线电，是提琴独奏，那音乐很是凄凉宛转。 戈珊一听见志豪的屋子里开着无线电，就知道他算是负气，不在楼上等着她。那乐声越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越使她觉得讨厌。 到了楼上的房间里，戈珊把电灯一开，看着地板上的碎磁盘倒是都已经扫干净了。她让刘荃坐下，把那本书找了出来递给他。 「你先大略地看一遍吧，有什么疑问，可以现在就提出来，大家研究研究。」 她掏出香烟来敬了他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烟，向一张沙发椅上一坐，身子直溜下去，像是疲倦到极点，两只手插在裤袋里，两只腿平伸出去，伸得老远。 那女佣忽然出现在门口，但并不是送茶来。她咳嗽了一声，说：「戈小姐，听电话。」 戈珊一看她那尴尬的脸色，而且明明没有听见电话铃响咎，就猜着一定是志豪派了佣人来，借着听电话的名义把她叫到楼下去，好和她吵闹。她知道他一定觉得很刺激，时间这样晚了，她还把男朋友往家里带，已经过了十二点了，他的无线电也已经停止了。 当着刘荃，她自然不便说什么，只得站起身来走了出去，却随手把房门带上了，就在门外向李妈说；「不管是谁，你去替我回掉他，就说我这会儿办公呢，叫他明天再打来。」 「我搞不清，您去跟少爷说一声吧，」那女佣嗫嚅着说：「是少爷叫您出来──」 戈珊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告诉你人家这会儿忙着呢，还尽着啰唆！给我回掉他就是了。」 这两天天气炎热，一关上了门，房间里就感到闷热，刘荃心里想她出去的时候带上门，大概一定是他们的电话就装在二楼的过道里，她不愿意让人家听见她说话。等到她进来的时候，仍旧随手关门，他却并没有注意到，因为这时候另有更可注意的事发生。她一进来就走到他旁边，在他的沙发扶手上坐下了，低下头来看他那本书看到了什么地方。这本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她那件列宁服里面似乎没穿衬衫，又少扣了一只钮子。从这角度过去，看得非常清楚那深v字形的衣领里掩映着的两只白腻的圆球。那是阳光晒不到的地方，皮肤由微黄泛入洁白，正像蛋卷里托出的雪糕球。刘荃当时仅只是感到震动与恍憾，像一个小孩在橱窗里看见奶油蛋糕，忽然发觉橱窗上并没有装玻璃，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了。 他如果马上赧然站起来就走，他觉得未免太滑稽了。而且他也像一切天真的人一样，有一种好胜的心理，不愿意被人家知道他的天真。他要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仿佛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然后借一个借口，很自然地站起来告辞。 戈珊仿佛嫌坐得不稳，伸出一只手臂来搭在沙发背上，另一只手伸到刘荃前面来替他掀着书页。那本书渐渐地越写越不通了，莫名其妙，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刘荃的肩背上仿佛热烘烘地贴着两只灯泡。然后他忽然发现她掀书的那只手被他握住了。他听见她笑。她的笑声那样近，近得只是一阵暖热的鼻息，然而那声音听上去又像是异常遥远，像是云里雾里隐隐听见一种金属品的叮当。 她挣扎着不让他抚摸她的手臂，但是越是挣扎，接触越多，他甚至于可以分明地感觉到那两只乳头，像柔软的掀起的小嘴，钝钝地在他背上擦来擦去。 他突然阖起书站了起来说：「我得要走了。」 「为什么突然要走了？」她微笑着望着他，搭在沙发背上的一只手臂折过来，把香烟送到嘴里去吸了一口，不经意地弹了弹身上的烟灰。 「回去太晚了，宿舍叫不开门。」 他检点刚才记的笔记，折叠起来夹在那本书里。有一张纸，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风吹到阳台上去了，吸在铁阑干脚下贴着。他走出去拾。 戈珊把他的帽子从桌上拿起来，顶在手指上呼呼地旋转着玩，也跟到阳台上来。刘荃伸手来接帽子，她却把手一缩，藏在背后。他伸手来夺，她从这只手递到那只手。他抢帽子的结果却是抱住了她，他自己不知道抱得多么紧，只觉得在黑暗中她压在他胸膛上，使他不能呼吸，像一个绮丽而恐怖的噩梦。 「为什么突然要走了？」她仍旧问。他觉得她在笑他。当然她知道他要走是因为冲动得太厉害。 他一次次地吻着戈珊的腮颊与耳朵，与肘弯里面。他自己觉得很奇怪，在这样的狂热里，仍旧有一部分的脑筋清醒得近于冷酪。他不吻她的嘴唇，因为她有肺病。刚才在她房间里看见许多瓶瓶罐罐，pas与肺病特效药。同时他也感到不安，那阳台上虽然黑暗，房间的灯光正把他们的剪影映在一个明亮的背景上，而且他开始注意到楼下的小院子里的人──黑暗中现出红红的一点火星，是香烟头上的火光。的确是有一个人吸着烟走来走去──现在似乎倚在铁门边。 「楼底下有人，」刘荃低声说：「看得见我们。」 「去把屋里灯关了，不就看不见了？」他真的去关灯。 「你知道开关在哪儿吗？」戈珊一路笑着，也跟了进来。「别揿错了叫人铃。」 「你就说得我那么胡涂。」 一片黑暗拍地打在脸上。 戈珊不知道在哪里。他几乎绊倒了一张椅子，终于在房门边上捉到了她。 然而这间房间里电灯一灭，简直像一个信号似的，立刻把楼下的志豪召唤了来。 有人在外面敲门。 「你看，一定是你刚才揿了铃，把佣人叫上来了！」戈珊吃吃地笑着。 「没有没有，我没有！」 敲门之外又霍霍地旋着门钮。幸而刚才电灯一灭，戈珊就去把钥匙转了一转，把门锁上了。 「什么事？」刘荃轻声问，心里却已经明白了一大半。「失火了？」他嘲笑地问。 「也许，」戈珊说。 「那是什么人？」 「管他是谁！怎么，你害怕？」 「我怕什么？」 「不怕，那你老问干吗？」 蓬蓬蓬，更加疯狂地拍着门。 这样才够刺激，戈珊想。她在黑暗中像是关闭在一只丝绒垫底的神奇的箱子里，在波涛险恶的海洋上飘流着。 真正的危险是也没有的，她知道志豪的为人。小资产阶级的文明限制了他，他失去理性也只到这地步为止，徒然在仆役面前出这么一场丑，决不会再进一步拿斧头来砍破房门。明天一早她送刘荃出去，也不怕楼梯口有人握着手槍躲在阴影里等候着，但是也难说，有时候狗急跳墙，把人逼到真正无法下台的时候，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她喜欢危险的气氛，它使她身上每一根神经都苏醒了过来。刘荃这小傻子也实在是可爱。而且她知道，对于他，她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女人，至少是第一个裸体女人。她做了他的夏娃。 此后刘荃没有再去找她。他告诉自己这仅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如同汽车肇事。但是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想到她。不一定想到她这人，而是单纯作为一个女人的肉体。他对自己这种心理觉得惊讶、羞惭，但是也拿自己没有办法。 戈珊曾经打电话给他，说她搬了家，把她的新地址告诉了他，他也没有打算去。但是有一天终于还是去了。 戈珊在一家白俄咖啡馆背后赁了一间房间住着，那白色的房子后面架着个小楼梯，绿漆铁阑干，水泥梯级，一直通到她房门口，所以也可以说是独门独户。大概她也就是图它进出方便。 房间是阴暗而不整洁的，苍绿的粉墙，椅背上与床阑干上永远挂满了衣物。到处是污秽的玻璃杯，一撮撮的烟灰。阳光蒙蒙地从紫红布的窗帘里透进来。在那薄明中，这一切是有一种浪漫气息的。 刘荃每次抽空溜来一遍，永远是在上午或是午后两三点钟。戈珊这样干报馆工作的人是以昼作夜的，他来的时候她总是从床上爬起来，睡眼惺忪来开门。他走的时候她又在酣睡着。他觉得他只生活在她的梦境中。 一天到晚昏天黑地的鬼混着。想到黄绢的时候，他觉得说不出来的惭愧，但是心里的矛盾太多了，不愿意想到的事情也太多。也就像「蚤多不痒，债多不愁」一样，日子也就这么过下来了。 这一天下午，他为了一点公事，到楼上赵楚的办公室里去，在房门上敲了两下。里面一只摇头电扇嗡嗡响着，他仿佛里面叫他进去，只是被风扇的声音盖没了。 他把门一堆，却怔住了，看见赵楚与周玉宝夫妇俩郑重地握手。这赵楚生就一张赤红的长方脸，粗浓的眉毛，也说得上一貌堂堂，他微微躬着身，放出那最诚恳最热烈的笑容向他太太望去，玉宝也浓浓地堆出一脸笑容，眼睛里射出愉快的光辉，两人紧紧地握着手，一上一下用力摇撼着。 刘荃急忙把房门轻而缓地掩上，没关上之前，听见玉宝在说，「再来一遍。」 「来，拥抱一下，」赵楚说。 刘荃知道他们演习的是俄罗斯式的拥抱，很快地把两边面颊各吻一下，这是现在通行的国际友人间的仪节，讲究的是抱得要紧，吻得要快。难处就在谁先吻谁，不经预先约定，而又一味要快、快、快，很容易双方的动作起冲突，撞痛了脸和鼻子。在宾客众多的大场面里，大家蜂拥而上，一连换上一二十个人，都是刮辣松脆左颊一个响吻，右颊一个响吻，把头左一转右一转，真要转昏了。的确需要事先下一番苦功练习。刘荃并且听见说，中共最重视的就是酬应苏联友人的礼节，一点都错不得。中级以下的干部，稍有一点失仪的地方，当场就会吓得魂不附体，知道要受最严厉的处分。就连赵楚这样有军功的人也不是例外。想必他们夫妇总是要赴什么重要宴会，所以在这里私下演礼。 刘荃捏着一把汗走下楼去，心里想幸而没有被他们发觉。如果知道被他看见了，不一定马上当面发作，但是总有办法收拾他的。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没有一会工夫，忽然有个通讯员来叫他。 「周同志请你上去一趟。」 刘荃不觉皱眉，心里想到底还是被她发现了。他惴惴地走上楼去，来到玉宝的办公室里，她却是一个人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个裁缝。玉宝这一向常常叫裁缝来做旗袍，在举行晚会的时候穿，特别是有国际友人在座的场所，这也是最近一般政府首要的爱人间的一种风气。这裁缝是苏州人，和玉宝言语不通，所以总是把刘荃叫上来当翻译，刘荃勉强可以说几句上海话。这一类的差使总是落在他头上，张励还因此取笑过他，屡次说：「上司太太这样离不了你，你小心，上司要吃醋了。」 「上司倒不一定吃醋，」刘荃心里想：「同事倒吃醋了。」 这一天他看见那裁缝在那里，方才放下心来。裁缝送衣裳来，他那大白包袱里还包着些别的主顾的衣服，内中有一件织锦缎旗袍，被玉宝看中了，叫刘荃问他这衣料什么地方有得买。 那裁缝身材矮小，一张柿子脸，又是黄橙橙的横宽的「铜盆柿」？脸上永远是一种微带讽刺性的微笑，穿著一身旧绸衫裤，背剪着双手站在那里。「这种花样外面没有的，」他酸溜溜地微笑着说：「毛主席太太在杭州一家厂家定织了一件。一共两丈料子，剪剩下来还够做两件，这是此地一个银行经理太太买到了一件。」 刘荃觉得替他照翻不大妥当，但是玉宝一味追问，刘荃只得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又说：「这话毫无根据。可能是个那主顾吹牛。」 玉宝却说：「听说北京她们是穿得非常讲究。应该的嘛──一天到晚有国际友人请客应酬，不然气派不够。现在人民生活改善了，大家穿得好些也是应当的，上级应当起带头作用。」 她把那件旗袍摊了开来，仔细翻来覆去看着。「国际友人尤其赞成织锦缎，」她说。 这是件黑缎子上面织出小小的金色花瓶，隔得不远不近，八四平八稳一只只一寸来高的金瓶。空处穿插着一些金色云头，与短短的金色飘带，排列得很扳滞。但是就连刘荃这样外行的人看来，也觉得确是花样别致，似乎从来没有看见过。那裁缝的话大概是可信的。 裁缝早已把玉宝新做出来的那件花绸旗衫拣了出来，放在沙发上。 「好，好，你们都出去，我试衣服，」玉宝说。 她撵他们出去，那裁缝却先忙着把那件名贵的织锦缎袍子折叠起来，收到包袱里，把包袱一扎，提在手里匆匆地往外走。 「干吗带出去？这么一会儿工夫，搁在我屋里不放心呀？」玉宝生气地嚷了起来。 那裁缝也确是怕她要拿着穿一穿试试，他尴尬地苦笑着，喃喃地连声说「哪里哪里，」把一个柿子脸撮得像个柿饼似的，灰暗而有深的皱折。 刘荃乘她那一撵，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黑色的背景上，小金瓶的图案……他常常想起它。 其实毛主席的爱人在杭州定织几件衣料，又算得了什么，究竟他们并没有像满清的皇帝制定一个「江南织造」的官衔，专司供应御用衣料。他们这并不算怎样豪奢的享受，不过他想到他们这一点享受是无数中国青年的血换来的，他不由得痛心。 玉宝积极准备着参加的那宴会，就在这两天内。在宴会的次日，玉宝又为了要出席一个会议，叫刘荃给她拟一篇演说稿。他拟好了给送上楼去，却老远就听见赖秀英的声音在玉宝的办公室里，两人一会率率索索，一会又大说大笑的，似乎亲热异常。刘荃非常诧异，因为一向知道这两个人是水火不兼容的。 「真没瞧见过……」 「还扭上去朗诵普希金……」 「──进『破鞋』！」 老区称荡妇为「破鞋」。她们似乎是在议论着昨天宴会上的一个浪漫的女性。有了一个共同的攻击目标，无怪她们同仇敌忾起来，忽然谈得这样投机。 「真不要脸！你看见她对那苏联专家那神气？」周玉宝说：「净找着他闹！」 刘荃走了进去，玉宝就接过那篇演说稿来看。赖秀英还在旁边说：「她自己也灌了不少伏特加。」 刘荃一离开那间房，又听见赖秀英带笑高声说：「是他们社长说的：『我们的戈珊同志不会说俄文哪？──人家眼睛会说世界语！』」 「还他妈的怪得意的呢！」周玉宝说。 刘荃怔了一怔，心里想原来是说戈珊。「他们社长」总是解放日报的社长了。 他虽然明知道戈珊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听见这些话，不免总觉得有点刺激，当天下午就借了个借口溜出去看她。 已经快到她上报馆的时候了，她还没有起床。 「酒醒了没有？」刘荃微笑着说，在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也没喝多少。」她咳嗽得很厉害。「你消息倒灵通，怎么知道的？」 「那苏联专家告诉我的。」 戈珊稍稍呆了一呆，随即笑了起来。「别胡说八道了！」 「怎么？就不许我认识个把苏联专家？」 戈珊恨恨地横了他一眼。 「我不懂世界语，」刘荃笑着说。 「什么？」 「世界语我没学过，你用眼睛对我说话是白说了。」 戈珊探身过来打他，用力过猛，往斜里一裁，倒在他的身上格格地笑。「你这家伙真可恶，越学越坏了！」 「跟谁学的？」 戈珊嗤嗤地笑着。「我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她把头枕在他膝盖上，仰着脸望着他，伸手抚弄着他的面颊。 他扳开了她的手。 戈珊知道他心里仍旧感到不痛快，就撅起了嘴说：「不行，你得告诉我，是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我不是告诉你了么，是那苏联专家说的。」 「什么苏联专家？我知道，还不是你们那儿两个姑娘们造的谣言！那两人都是道地的土包子，见了外国人吓的没处躲，看见别人出风头可又要吃醋，背后就去糟蹋人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刘荃觉得这话倒也很近情理，周玉宝与赖秀英恐怕也的确有这种心理。 戈珊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他已经摇动了。「女人都是妒忌心最强的，」她又说。 「是吗？我也听见说。」刘荃微笑着说。 「女人像我这样的真少，」戈珊说：「我倒是从来不妒忌的。」 「是吗？」 「是吗，是吗──干吗这样阴阳怪气的？」 她继续抚摸着他的脸，他也抚摸着她。 她怕痒，身子一扭一扭，头枕在他的膝盖上，也溜了下去，倒挂在空中。那美艳的脸庞颠倒着看，仿佛更加美艳。刘荃想起小时候在校园里，在金黄的夕照里把头向后仰着，仰到不能再仰了，倒看着满天的霞彩与青葱的园地，一切都特别显得鲜艳欲滴。 他忍不住伏下身去吻她的白嫩的喉咙。 「真的，我从来不妒忌的。你有别的女朋友我绝对不干涉，」戈珊说。 「哦。」他吻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从来不把你过去恋爱的事情讲给我听。」 「我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她一定逼着他说。 「你自己的事从来不告诉我，倒尽着查问我。」刘荃说。 「我告诉你你要吃醋的，你告诉我我不会吃醋的。」 「你这种态度真好，可惜遇到我这么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吃醋的机会。」 「还耍赖，还耍赖！」两条白蛇紧紧地匝住他的颈项。「勒死你！今天非得要你把那女朋友的事招出来！」 「什么女朋女？」刘荃并不是存心欺骗她，但是他实在不愿意在她面前提起黄绢的名字，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但是后来戈珊说：「告诉你，我早已充分掌握了材料，不过是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 刘荃笑了起来。「你这一套逼供的手段我也会。」 「真是不识好歹，」戈珊在他额角上重重戳了一下。「──不要你了！给你头上贴一张邮票寄到济南去。」 刘荃震了一震，笑着说：「济南？」 她向他笑。「寄给济南团支部黄绢同志。」 「你怎么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哼，告诉你：我的情报网比你深入，而且我的情报是绝对正确的，不像你，听了点没根据的话就来跟我乱发脾气！」 那天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猜测着她是从那里打听到的。他觉得实在有点奇怪，因为黄绢和他的事根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然后他乘电车回去，在电车上掏钱买票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把他装零碎钞票的那只旧信封拿出来看了看。黄绢寄给他的信很多，他一向总是利用那信封装钱，可以随身带来带去，仿佛也是一种安慰。已经成了习惯。那信封上的邮戳虽然可看出是济南寄出的，寄信人的名字却只有「黄缄」两个字。但是在这励行节约的时候，大家写信都是把旧信封翻过来再用一遍，所以她这封信也就是他寄给他的，里面赫然写着她的姓名住址。戈珊当然有很多的机会翻他的口袋。信封破了就再换一只，她可以看出他们是经常通信的。一定就是根据这一点线索。不过他知道，下次他问她，她一定仍旧故作神秘，不肯说实话的。 他把那破旧的信封又揣到口袋里去。近来越来越怕写信了，也怕接到她的信。虽然大家说来说去只是几句冠冕堂皇互相鼓励的话。 他觉得他应当把实话告诉黄绢，叫她不要等他了，他不值得她爱。会有比他好的人去爱她的。至于他，让他去吧，他已经习惯于黑暗。少女是光，妇人是温暖。眼前他所要求的只是一点温暖。他对于戈珊没有存着什么幻想，但是他觉得她也很可怜。她是和他一样被欺诓的，在学生时代就跟着共产党走，现在她什么都完了，她不但有病，心理上的病态也很严重，所以她把男女关系看得那样随便。他觉得她需要一个人去爱她。她或者会好起来。 有时侯他这样想。有时候他又怀疑他只是贪恋着那迷人的肉体，而又不能正视这单纯的事实，所以要加上这么许多解释。 在一个酷热的下午，他到她那里去，突然天色阴黑，下起雨来了，而且下得很大。刘荃扶着阑干，沿着那露天的小楼梯走上去，潮湿的水泥梯级已经成了暗黄色，上面粘着一两片洋梧桐娇黄的落叶。他揿了半天铃没有人开门，她一定是出去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笔来，又找出一张纸条子，抵在那绿漆小门上匆匆写了两行字，「来访不遇。明天下午或者能来。」下面没有署名。她会知道是他。他把那张纸双折了一下，弯下腰来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一阵狂风吹过来，她那紫红布窗帘突然鼓荡着，从窗户里飞了出来，飘在半空中，像是向他挥手。跟着就又往里面一吸，吸了进去。密密的雨点也跟着往里扫射，可以听见她沙沙地打在桌上，像撒豆子似的。刘荃不禁有些担忧，想起他们编的那小册子的校样，前两天看见她从报馆里带回来搁在那张桌子，不知道还在那里不在，恐怕全打湿了。那窗户离那楼梯有好几尺远，也没法替她关窗。 他转过身走下楼梯，快到人行道上了，忽然隐隐地听见一声「砰！」回过头来一看，那玻璃窗已经关上了。成片的雨水在那玻璃上流着，那紫红色的窗帘静静地被关闭在玻璃里面。 刘荃站在那里，茫然地向上面望着。然后他很快地走了，心里充满了愤怒。 她那里向来除了她自己，什么人都没有。听她说有时候叫白俄房东的女佣替她打扫打扫房间，但是如果是那女佣，外面揿铃揿得这样啊，也绝对没有不开门的理由。 第二天他再到她那里去，有一个黑红肤色的青年在那里，是文化局警卫科的人。戈珊的态度很自然，替他们介绍之后，大家随便谈着。但是刘荃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质问她，对于这种浮泛的应酬式的谈话实在感到不耐烦。那青年虽然也不大开口，却老是坐着不走。大家就这样干迸着，等着看谁把谁迸走。 谈话一直延长下去。刘荃有意无意地抬起手来看了看表。他趁着出差，弯到这里来一趟，实在应当走了。 「你别性急，」戈珊说：「魏同志大概也就快来了。他们这些忙人，约了时候向来不算数的。」 「哪个魏同志？」那青年问。 「还有谁？」戈珊笑着说：「就是你们的老魏。」 「他要上这儿来？」那青年显然吃了一惊。 戈珊似乎不愿意多说，含糊地应了一声，然后把下颏微微向刘荃努了努。「喏，这位刘同志有点事找他，我约了他们在这儿见面。」 那青年像是恐慌起来，随即搭讪着站起来匆匆告辞走了。 「你看讨厌不讨厌？」戈珊伸了个懒腰，「要不是我抬出他的上级来吓唬了他一下，还不肯走呢！」 刘荃没有作声。 戈珊见他满脸不快的样子，立刻向他身上一坐，又委屈又疲乏地把脸埋在他肩窝里。「知道你今天要来，特为在这儿等着你，这小鬼偏跑了来赖在这儿不走──就有这样不识相的人！真气死了！你昨天淋着雨没有？」 刘荃半晌才答了声：「还好。」 「我真倒霉，在外滩，刚赶上。」 「哦，我还当你在家里呢，看见你关窗户。」 「活见鬼了！」戈珊张大了眼睛望着他。「我在家怎会不开门？」 「我怎么知道呢？」 「妳又瞎疑心！」她顽皮捶了他一下。「怎么你看见有人关窗户？是谁？是我呀？」 刘荃懒懒地说：「反正不是你就是另外那个人，又有什么分别。」 戈珊一听这话，显然他并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人，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她立刻理直气壮起来，一歪身从他膝盖上溜了下来，坐在沙发上把他乱推乱撞。「得了得了，你走吧！我受不了！一天到晚找岔子跟我闹，老是瞎疑心！我告诉你吧，昨天不错，是有人在这屋里！就是今天来的那小王。他是结过婚的，他女人在新闻出版处做事，两人一个住在男宿舍里，一个住在女宿舍里，所以没办法，跟我商量，借我这地方会面。」 「哦，」刘荃微笑着说：「这也不是什么违法的事，人家是正式的夫妇。干吗要你这样替他们守秘密！」 「我这不是告诉你了蚂？先我没说，也是因为怕你不乐意，觉得我这儿成了个小旅馆。真讨厌，那小王，刚才还在那儿磨着我，下星期还要来。所以老坐着不肯走呢！」 他明知道她是说谎，虽然她这谎话说得相当圆。 她又和他纠缠着。拥抱着她的时候，他心里想这样的女人，他就是在她里面生了根，她也仍旧是出墙红杏，她的眼睛向他笑，真正的她似乎在那微笑的眼睛的深处闪烁着，永远可望而不可及。这使他更疯狂地要占有她。 在他的疯狂接近顶颠的时侯，忽然门铃响了。 「是谁？不要是魏同志吧？」刘荃说。 「唔？」 「你忘了？小王的上司。你不是说他要来吗？」 两人同声笑了起来。「不要真是说着曹操，曹操就到，」刘荃说。 外面的人继续揿铃。 「让他揿去，」戈珊说：「管他是谁。」 又揿了很长的两响。刘荃有点不安起来。 「别理他，」戈珊说。 铃声终于停止了。似乎人已经走了。但是房门下面忽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小三角，面积渐渐大了起来，是一折叠着的便条，从门底下塞了进来。 刘荃不由得想起昨天他自已站在门外揿铃的情形，并且昨天那时候房间里面又是什么情形，也如在目前。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那样污秽黯淡，而且稍有点滑稽。 他突然坐起身来穿衣服。 「怎么回事？要走了？」戈珊诧异地笑着。 刘荃没有回答。 她随即生起气来。「你这脑袋完全封建，送封信来都要吃醋──吃的哪一门子的醋？发了昏了！你凭什么资格管我？好，你走，你走，以后可再也别来了！以后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刘荃默默地坐在床沿上俯身系鞋带。 戈珊的一枝香烟一直不离手，她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香烟使劲揿在他胳膊上。他想甩开她，但是她下死劲揪住了他不放。被烧灼的皮肤丝丝作声。他夺回了手臂，一句话也没说，走了出去。 第八章 这一向报纸上加紧宣传「肃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有一个摩纳哥人名叫黎培里，忽然成为新闻人物。戈珊奉命搜集材料，证明他的反人民罪行。 黎培里这名字一向不见经传，戈珊在资料室里查了半天，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总算找到一则新闻，原来他曾经被任为外交使节，有一张旧报纸上刊出一张模糊的照片，是他谒见国民政府的首脑呈递国书的时候拍摄的，并且刊载着国书的全文，无非是照例的一套官样文章，希望两国的邦交有增无已，对于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表示钦仰，并且深信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必定日益向光明灿烂的前途迈进。 戈珊连读了两遍，心里想如果根据这篇文字就证实黎培里是勾结国民政府的特务，那么所有的外来使节都呈递过这样善颂善祷的国书，连苏联的大使都不是例外。但是实在找不到别的资料，也只好拿了去搪塞一下。 领导上对于黎培里的案件十分重视，所以她立刻把那张报纸送到社长室去请他审核一下。她在房门上敲了敲，听见社长蔺益群的声音说：「进来。」她一推门进去，原来有客在那里，坐在蔺益群的写字台左侧，两人吸着烟闲谈着。戈珊认得那是新华社社长申凯夫。 「嗳，戈同志──好吧？」申凯夫向她点头微笑。他生得高而胖，苍白的脸上戴着新型的熊猫式黑边眼镜。头顶已经半秃了；也许是由于一种补偿的心理，鬓发却留得长长的，稍有点女性化。穿著一套纤尘不染的雪青夏季西装。 「我们在这儿谈京戏，」蔺益群笑着向戈珊说。 「赵筱芳不错，」申凯夫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仿佛是他刚才已经说过了的话。 「就是表情太足了。」蔺益群吃吃地笑了起来。「你看了她的『玉堂春』没有，唱到『那一日梳妆来照镜，』就真比划着，一只手握着镜子，一只手握着篦子，大梳特梳。唱到『奴』就指着自己鼻子，一个字都不肯轻轻放过。」 申凯夫安静地微笑着，微微点了点头。「其实这倒也是她的好处。」 从他那温和而坚定的口吻里，蔺益群感觉到他是在引用马列主义。同时蔺益群又忽然想起前次恍惚听见说，赵筱芳最近行踪很神秘，还有人看见她从一辆遮着蓝布窗帘的汽车里走下来。难道是申凯夫看中了她？还是另一个比申凯夫地位更高的人？」 「那当然，」蔺益群急忙改口说：「其实所谓洒狗血，讨好三层楼观众，三层楼观众不就是劳苦大众么？」 申凯夫略点了点头。「都市里的劳苦大众当然份子不纯，离工农兵还很远。不过她这路线是对的。」 「路线是对的，」蔺益群也承认。 「嗳，我别耽误了你们正经事，」申凯夫忽然笑着说：「戈同志找你有事呢。」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戈珊说。 「这是什么？我瞧瞧。」申凯夫一伸手，把那张旧报纸接了过来。 「是关于黎培里的资料。」蔺益群忙站起身来凑在申凯夫肩上看着。 申凯夫匆匆读了一遍，把眼镜向上托了一托，似乎很紧张。「好家伙，把老蒋捧得这么厉害。」 「拿来，拿来我看。」蔺益群带笑伸手来抢夺。 「十足暴露出他是个美蒋走狗。」申凯夫把那张报纸折了起来，向胸前的口袋里一塞。「这是全国性的运动，这篇稿子应由新华社统发全国。」他沉重地站了起来，「走了！瞎聊了半天，不耽误你们的正事了！」 蔺益群与戈珊虽然仍旧笑嘻嘻的，不免面面相觑。 申凯夫走了，戈珊也想跟在后面就溜了出去。她知道兰益群一定很生气。新华社与解放日报因为是骈枝的宣传机构，彼此竞争得非常厉害。 「戈同志，」蔺益群大声叫着。 戈珊只得转过身来。 「下次进来先打听打听，里头有人没人。」 戈珊忙陪笑说：「今天我一下子大意了，没问一声──」 蔺益群没等她说完，就冷峻地微微点了点头，是要她立刻走开的表示。 戈珊迅速地走了出去，心里一百个不痛快。到了外面的大房间里，却又有一个极不愉快的发现。屋角新添了一张桌子，刘荃坐在那里看报。 「抗美援朝会派了个人到这儿来当联络员，」一个同事告诉她。 「讨厌！」戈珊向自己说。 刘荃始终不理睬她，她也不睬他，但是她常常要袅娜地在他桌子面前走过。有一次她给另一个同事写了个字条子，团成一团丢过去，又不小心打在刘荃肩上。 他完全不理会。有一次为了公事需要和她谈话，也是极简短的几句。一方面她也是冷若冰霜，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有一次戈珊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来听。「……哦，你等一等。」然后又问了声：「你哪儿？……」她把听筒向桌上一搁，同刘荃那边没好气地叫喊了一声：「你的电话！──文汇报的记者。」 刘荃走过来拿起听筒，戈珊向他瞟了一眼，轻声说：「喝！有记者来访问了，现在是真抖了，怪不得不理人了！」 「喂？」刘荃向听筒里说：「嗳，是的，我是刘荃。……咦，是你？──」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面，他最想不到会是她。 「我今天上午刚到。已经打过一次电话来了，没打通，」黄绢的声音兴奋地笑着说：「真想不到──在济南忽然接到命令，把我调到上海去在『团报』工作，也来不及写信告诉你──信到人也到了。」 刘荃简直说不出话来。 「你几点钟下班？」黄绢问：「你现在忙吗？在电话上讲没有妨碍吗？」 「没关系，没关系，」他说。 他倚在写字台角上站着，背对着戈珊。戈珊坐在那里翻着一叠文件，有意无意地把电话线挽在手上绕着玩。绕来绕去，电话线越缩越短，刘荃不得不拨过头来对着她。她有意无意地向他笑了一笑，一只眉毛微微向上一挑。那娇媚的笑容里没有丝毫的歉意，但是仿佛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又像是眼看着许多回忆化为烟尘，使她感到迷惘。 刘荃怔怔地望着她，没有感觉；或者是心里太乱，分辨不出是什么感觉。「我现在走不开，」他机械地向电话里说：「一会儿见。」他挂上了电话，立刻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戈珊仍旧把电话线绕着玩，她在和隔壁一张桌子上的人谈论着买团体票看电影的事。 星期日的上午，百货公司前面照例挤着许多无处可去的人，小职员，拖儿带女的黄脸妇人，全家都穿著灰扑扑的蓝布解放装，站在橱窗面前看着里面的活动广告作为消遣。橱窗里正中陈列着斯大林毛泽东的照片，后面一只银色纸扎大轮盘徐徐转动，轮盘上缀着一只只和平鸽。人们在娱乐方面变得非常容易满足，现在的戏剧电影也并不比这个好看多少。大家抱着孩子站在那里孜孜地看着。大些的孩子们坐在街沿上的铁阑干上，无聊的踢着阑干。 刘荃和黄绢在人丛中缓缓地走着。看到橱窗里的和平鸽，黄绢说：「近来和平的空气很浓厚。」 她曾经听见人背地里在说，援朝的战事不利，所以现在发动了浩大的和平攻势，急于要议和。「也许真的会停战了，」她说。 刘荃却笑着向四面看了一看，然后低声说：「列宁说的：『共产党人的和平，不是和平主义的和平──是彻底消灭敌人的和平。』」 「这是列宁说的还是你说的？」黄绢有点慌张地带着笑轻声说。 「真的。在『列宁全集』上，不信我可以翻给你看。」 黄绢沉默了。她到上海来以后，这是第二次见到他，她觉得他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用讽刺的口吻谈到他的工作，也谈到一般的情形。不管旁边有人没有人，她不鼓励他说那样的话。 刘荃自己也知道他话说得太多。这也是一种逃避，很奇异地，他几乎用这些辛辣的言语来挡掉她的手臂，他不要和她接近。他自己有一种不洁之感。 她比他记忆中似乎还更美丽，头发现在完全直了，也留得长了些，更像一个东方的姑娘。她没有戴帽子，蓝布制服洗得褪成淡紫色。 走过一家电影院，刘荃说：「去看场电影吧？这张片子北边演过没有？」看一场电影又可以占掉不少时间，散场后他可以送她回宿舍了。 电影院的领票员也和观众一样穿著蓝布制服，只是手臂上裹着一块白布臂章。影片还没有开映。在那昏黄的剧场里，卖冷饮与冰淇淋的穿梭来住，还有人托着一只洋磁脸盆，上面盖着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轻声吆喝着「豆腐干！五香蘑菇豆腐干！」 电灯熄灭了。今天演的是一张苏联传记片，上座不到三成，他们坐在一排的正中，前后左右都是空荡荡的，十分寂寞。 片中照例又有青年时代的斯大林出现，蓄着一部菱角鬓，是一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美男子，一双笑眼，目光闪闪，眼光略有些鱼尾纹，更显得风神潇洒。在这张片子里，他在沙皇治下被放逐在西伯利亚，躺在那荒原上，一只手托着头，以一种微带嘲讽而又充满了热情的眼色望着一个老同志，用深沉的音乐性的声音背诵着一首长诗。 黄绢忍不住低声笑着说：「他们苏联演员扮斯大林，真是扮得一回比一回漂亮。」 「大概熟能生巧，越来越大胆创造了，」刘荃轻声说。「个子也一次比一次高了。这次这演员至少有五尺八九寸。」 「现在这些独裁者有些享受，实在是从前的专制帝王梦想不到的，」刘荃笑着说：「譬如像看见自己在银幕上出现，扮得很有点像，可是比自己漂亮万倍。有比这更窝心的事么？」 这样低声谈话，自然是靠得很近。但是刘荃略略转侧了一下，依旧把身体向空座那边倚过去。虽然是极不引人注意的动作，黄绢却留了个心，从此一直到终场没有再和他说话。 散了戏出来，他们的空气间有一种新的寒冷。 出了电影院，外面在下雨。这一向常常有这样的阵头雨，他们走过一条小巷，那巷子里望进去，一个皮匠仍旧摆着摊子照常工作着，楼窗里搭着竹竿上仍旧晾满了衣裳，有一家后门口搁着个煤球炉子，上面架着个铁锅，也仍旧继续烹煮着，锅底冒出黄黄的火舌头。那雨尽管静静地下着，仿佛一点也没有沾濡着什么，简直像陈旧的电影胶片上的一条条流窜着的白色直线。 不知怎么，他们漫无目的地走到这小巷里面来了。也就像走进古旧的无声电影里，静悄悄地谁也不说话，仿佛也绝对没有开口说话的可能。 走到小巷的尽头，一转弯，迎面就看见那弄堂的黑板报，立在木架上，那黑板上又钉着两片坡斜的木板，成为一个小小的屋顶。这时雨下得更大了，他们就站在那狭窄的檐下躲雨，一面看那黑板报。是用红蓝白各色粉笔写的，把当日报纸上的要闻抄录了一遍，旁边加上花边框子。 雨哗哗地下着。 「我们下乡土改那天也是下大雨，」黄绢忽然说，仿佛带着点感慨的口吻。 「嗳，」刘荃微笑着说。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那一天。「不是有这么一个迷信：下雨天遇见的人一定会成为朋友。」 他无心的一句话，这「朋友」两个字却给了黄绢很大的刺激。「是的，我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她很快地说。 两人又都沉默了下来。 然后黄绢又说：「在韩家坨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也许心理不大正常。过后冷静下来了，也许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可是无论怎么样，大家总是朋友，什么话都可以实说，没什么不能谅解的。」 刘荃默然了一会。「我一直是爱你的，」他说。但是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像在睡梦中说话一样地吃力，嘴唇非常沉重麻木，耳朵里虽然听见自己的声音，仍旧不能确定别人听得听不见，也不知道是否全都说了出来。 黄绢没有什么表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之后，也并没有其它的表示。大家默然半晌，她又旋过身去看黑板报。 雨倒停了。他们正要离开那黑板报的小亭子，黄绢忽然发现他肩膀和背上抹了许多粉笔灰。「抹了这么一身灰，」她说。 她替他弹着，刘荃突然把手臂围在她肩上低下头去把两颊紧紧贴在她头发上。 「你为什么这样不快乐？」黄绢终于幽幽地说。「因为──」他顿住了，然后他说：「因为──我们不见面太长久了。」 黄绢微笑了。「认生吗？」她的声音细微得几乎不可辨认，然而这三个字在他听来，却使他心里不由得一阵荡漾。 他吻了她之后才说：「现在不了。」于是他又吻她。 他们不能老是站在那里。从小巷里穿出来，渐渐又走到热闹的马路上来。天已经快黑了。经过跑马厅的土产展览会，他们正感到无处可去，就买了票进去参观。 先到手工业馆，里面只堆了一些竹椅、缸、瓮、沙锅之类的东西。再到手工艺馆，老远地就看见门前排着一条长龙，相当拥挤。 「人家都说手工艺馆比较最精采，」刘荃说：「有些绣货和福建的小摆设，还可以看看。」他们的工作单位早已强迫性地集体参观过了。 他们也去排队，缓缓地跟在后面走了进去。一进门，先看见迎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五彩丝绣人像，很像一个富泰的老太太的美术照，蛋形的头，红润的脸面，额角微秃，两鬓的头发留得长长地罩下来，下颏上生着一颗很大的肉痣。 「这那儿是绣的，简直是张相片，」有一个参观者啧啧赞赏。「连一个痣都绣出来了！」 「人家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怪，」一个老妇人说。 毛主席的绣像占据了正面的墙壁，旁边的一面墙上却挂满了粉红绣花小围涎，不知为什么，统统是同样的花色，同样大小，一直挂到天花板上，使人看了觉得眩晕，又觉得愚蠢得令人感到惊奇。 刘荃忽然嗅到一阵浓烈的橘子香。然后他看见了戈珊。她大概不是一个人来的，排在她后面的两个男子也和她一样，都在剥橘子吃。距离很远，她没有注意到他，他也很快地望到别处去了。大家排着队一步一步蜗牛式地向前挪动，身边拦着红白条纹栏杆。他知道她迟早会发现他的。果然有一片橘子皮飞过来打在他身上。 黄绢刚巧回过头来和他说话，戈珊向她连看了两眼。戈珊今天仿佛非常疲倦，站在那强烈的灯光下，面颊仍旧红艳得像抹了胭脂一样，但是脸上现出许多憔悴的阴影。她向他妖媚地笑了笑。她背后挂着的无数围涎组成平剧舞台上的一堂「守旧」，粉红软缎上绣着一丛丛的绿色花鸟。 刘荃向她点了点头。那单行的队伍继续向前移动，戈珊和她的同伴们随即从另一扇门里出去了。 刘荃和黄绢终于也出来了。跑马厅里面的场地非常广阔，灯光疏疏落落的，不甚明亮。远远近近无数播音器里大声播送着苏联乐曲，那音乐也像苏联境内的那些宽阔的灰色的江河，永远在灰色的天空下奔流着。跑马厅的一角矗立着钟楼的黑影，草坪已经变成秃秃的泥地，而且坑凹不平，今天下过雨，到处都汪着水，泥潭上架着一块木板。那广场是那样空旷而又不整洁，倒很有点苏联的情调。 音乐停止了，现在改播一篇演说。声音放得太大，反而一个字也听不出，尤其是远远地在晚风中飘来，只听见呱呱呱呱，紧一阵慢一阵，简直像鸭子叫。刘荃和黄绢并肩走着，两人都笑了起来。 「也许一切慷慨激昂的演说，只要隔着相当的时间或空间上的距离，听上去都像鸭子叫，」刘荃想。 广场上停着一辆卖棒冰的小车子。他们买了两根棒冰吃。 「嗳，帮我拿着──重死了！」戈珊突然从黑影里走了出来，提着两大包东西。「我在那边芦席棚里买了点火腿。」 她递到刘荃手里，他没有办法，只好接着。戈珊从没有当着人对他特别表示亲密，因她自己也有许多顾忌，不愿意公开他们的关系。今天她明明是故意地做给他的女伴看。 她随即挽住他的一只手臂。「你怎么不给介绍介绍？」 「这是黄绢同志。这是解放日报的戈珊同志，」他向黄绢说。 戈珊哦了一声，说：「是黄同志！什么时候从济南来的？」 「刚来没有几天，」黄绢笑着说。 「你兜里有烟卷没有？」戈珊问刘荃。他因为天气热，把上衣脱了下来搭在肩膀上，戈珊不等他回答，就熟悉地把手插到他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来，拍出一支点上了吸着。「黄同志现在在哪儿工作？」 「在文汇报。」 「你们两位都是新闻工作者，」刘荃说。 「应当交流经验，」戈珊微笑着说。 黄绢说：「我是什么也不懂的，应当向戈珊同志学习。」 「你太客气了。几时有空上我那儿去谈谈，叫他带你来。」她又别过脸来向刘荃笑了笑。「你几时来吃火腿汤？你不是说这一向很馋么？」她把火腿又接了过去，单和黄绢一个人说了声：「再见，」就匆匆地走了。 在片刻的沉默后，黄绢说：「她怎么知道我是从济南来的？」 「我老写信到济南去，报馆里的人都知道了。」 「这些人也真爱管闲事，」黄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她在他旁边走着，不知不觉地偎得更近一点。刘荃觉得非常惭愧。 「她跟你很熟？」黄绢又说。 「她跟谁都是这样，」刘荃很窘地笑着说：「听说她以前在冀中一带打过游击。」仿佛这解释了一切。 「她倒是一点也没有老干部的架子。」黄绢吃完了棒冰，掏出手帕来在手上擦了擦，随手就递给刘荃擦手。 他知道她一点也没有疑心。也许因为在她的眼光中，戈珊的年纪和他们相差太远，看上去比他至少大七八岁。 他不由得想起一年前在韩家陀搞土改的时候，她似乎对农村的女孩子二妞很有一点妒意。其它和二妞一点也没有什么。现在她倒的确是有妒忌的理由，却一点也不疑心。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讽刺吧。 但是他再转念一想，那时候她容易多心，是因为他对她还没有确切的表示。自从他明白地表示过他是爱她的，她就绝对相信他，再也不能想象他会爱上别人。她对他这样信任，他更应当觉惭愧，他想。他实在太对不起她了。 他本来以为他和戈珊已经完了，但是看戈珊今天的态度，却好象她并不是这样想。她忽然做出那样亲热的神气，不论她是有意旧欢重拾还是仅只为了要破坏黄绢和他的感情，反正他无论如何得要向她解释一下，不能再这样藕断丝连地下去了。 在报馆里说话不方便，这又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的，应当到她家里去。但是这两天恰巧又有一件突击的任务交了下来，他又回到原来的部门，帮着张励整理一些文件，实在走不开。下午又有一个会议，把他叫了进去担任记录。开完了会出来，张励告诉他：「刚才戈珊打电话来找你。」 「哦，她说什么事吗？」刘荃做出很随便的神气，这样问了一声。 「没说什么。」张励坐在写字台跟前，忽然抬起头来向他笑了笑。「你小小点，这女人不是好惹的。」 刘荃稍稍呆了一呆，但是随即笑着说：「我知道，戈珊这人相当厉害，也真会利用人，我成了他们报馆的打杂的，什么都往我头上推。」 张励没有作声，过了一会方才说：「她的工作态度想必是很认真的，可是听说私生活方面……」他又笑了一笑：「听说作风不大好。这样的女人搞上了是很有危险性的。真的。你得当心。」 「我怕什么？她还会看上我吗？」刘荃勉强笑着，用说笑话的口吻说。 张励只是微笑。 他究竟知道了多少，刘荃无法判断。也许他仅只是猜测。也可能他仅只是认为戈珊在追求他，善意地向他提出警告。可惜嫌迟了一步。刘荃不由得苦笑了。 第二天下午他好容易抽出一点时间来，到戈珊那里去。 「噢稀客！今天怎么有空来？」她开门的时候说。 那黄昏的房间里似乎有一股酒气，他一进门就踢着一只玻璃瓶，听见它骨碌碌滚开了。 「你是不是马上要上报馆去？」刘荃问。「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 「坐下来说吧。干吗这么垂头丧气的？跟你那黄同志吵了架了？」 刘荃坐了下来，微笑着脱下帽子来放在桌上，没有回答。 「她疑心了是不是？」戈珊倚在窗台上，偏着头望着他微笑，伸出一只脚来拨着地板上的玻璃瓶。 「她没有疑心。」 戈珊突然把那酒瓶一脚踢开了。「哦，有这样胡涂的人？──倒便宜了你！」她虽然笑着，当然他知道她是很生气，而且在这一-那间他不知怎么有一种感觉，觉得她也和他一样猜想到黄绢不疑心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她年纪比他大得多。 他看见她很快地向镜子里望去。那镜子在那昏暗的房间里发出微光。她像是在夜间的窗口看见了一个鬼，然而是一个熟悉的亡人的面影，使她感觉到的悲哀多于恐怖。 但是这仅只是一瞬间的事。她随即对着镜子掠了掠头发。她还是很美丽的。她笑着走过来，从沙发背后搂住他的脖子，温柔地吻他的头发。她忽然有一个新的决心。光为了赌这口气，也得把他抢回来。 「不要这样，」刘荃扳开她的手。「我们早已完了。」 「是吗？」她格格地笑着在他脸上乱吻着，「是吗？我倒不知道。」 刘荃很快地推开了她，坐到一边去。「我今天来就为了跟你谈这个。」 「你先告诉我，你们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她又粘了上来。 「我们是纯洁的。」 「我真不信了！你现在学坏了，还能像从前那么傻？」 刘荃自己也说不出来他为什么那样生气。他觉得都是他自己不好，连黄绢也联带地被侮辱了。他用力推开了戈珊，站了起来。 她也变了脸。「这又是生的哪一门子的气？」她冷笑着说。「何必这么认真，大家都是玩玩，总有玩腻的一天──这种事都是双方的，你腻我不见得不腻。老实说，真受不了你那-唆劲儿，疑心病那么大，简直像疯子似的。要不是嫌你那脾气讨厌，我早为什么不跟你结婚你想。我要是愿意要你，一百个黄同志白同志也没有用。你别以为自己主意大得很，哼！我别的不成，对付你还对付得下来，我告诉你！」 说到最后两句，她把刘荃的帽子从桌上拿起来，向他那边一遍，显然是要他立刻就走。他没有马上伸手去接，她这里已经不耐烦起来了，随手就把帽子向窗外一丢。「哪，快去，快去捡去！」她笑着说，那口吻很像一个驯狗的人把一样对象-得远远的，叫狗去拾回来。她狂笑起来了。 刘荃向她看了一眼，然后就走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他从那露天的楼梯上走下去，在街沿上拾起他的帽子，弹了弹灰。 他知道她是愤怒到极点。他现在对于各阶层的干部的内幕比较熟悉了些，大家怎样互相倾轧看得多了，他知道她有很多报复的机会，心里不免时刻提防着。 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除了在报馆里每天见面有点觉得窘，此外也并没有什么。两三个月之后，他渐置之度外了。这时候却又酝酿着一个大风暴，增产节约运动蜕化为三反运动，这些机关的干部正是首当其冲，人人栗栗自危。 十二月初，开始抽调「政治清白」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非党员干部，到市委组织部去参加三反政策学习。刘荃也在内。经过三个星期的学习，又回到报馆里的工作岗位上。 解放日报也像一切机关与公共团体一样，实行「排班制度」，从领导干部到工役，都把姓名排列起来，先开小组会，再开全体大会，进行坦白检讨。 刘荃占便宜的是他职位既低，又不处理财务，没有贪污的机会。又是单身一个人在上海，他家里在北方还可以勉强度日，他的薪水是供给制，向不寄钱回去，上海也没有什么戚友来往，一切嫌疑都比较轻。但是轮到他的时候，依旧大家争先恐后纷纷发言，骂得他体无完肤，把各式各样的帽子套在他头上。幸而刘荃在三反学习中学到了一些窍门，所以相当镇静。他记得陈毅市长的话：「三反斗争将要像狂风暴雨似的打来，不论好人或坏人都要受到暴风雨的侵袭，然后始能确定谁能够存在，谁需要淘汰。」他等大家尽量地提过了批评之后，再度坦白了一次，拣那些不太严重的罪名，大致都承认了，宣称以后改过自新，也就算「过了关」了。 又接连检讨了好几个人，才轮到戈珊上台去坦白。她态度非常老练，口齿又流利，侃侃地暴露自己的思想状况，揭发自己的功臣思想，自由散漫作风，浪费的倾向。 台下早已闹然叫了起来：「完全避重就轻，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后排有一个人站起来大声叫着：「戈珊同志！大家都知道你腐化堕落，私生活不严肃，还在搞旧社会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你还不彻底坦白！」 「今天非得整她一整！」另一个角落里又喊叫起来。 「非斗倒她不可！」 「这还是党员呢！」 「打倒腐化份子！澄清党的队伍！」 戈珊依旧含着微笑，把她的列宁服袖口里露出来的一截大红绒线袖子往上腋了腋，等着这一阵喧嚷静了下来。「大家对我提的批评我完全接受。我实在无法为自己辩护。我非常惭愧，至今的意识里还存在着若干成分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有自由浪漫的倾向，过去打游击的时候又养成了游击作风，所以我在男女关系上，虽然是以同志爱为出发点，但是结果超出了同志爱的范围，发生了暧昧行为。身为党员，不能在群众中起示范作用，反而破坏党的威信，我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制裁。不过我仍旧希望大家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我一定愉快地自动地洗掉身上的-脏，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改造。」 一席话说得非常漂亮动听。她说完之后，竟有片刻的静默。但是随即有人高声叫着： 「不行不行！坦白得不够具体！」 「是谁跟你有暧昧关系？快坦白出来！」 「马上把名字宣布出来！」 本来他们对戈珊一开始攻击，刘荃已经紧张了起来，现在索性一步步地逼到他身上来了。他知道戈珊的爱人不止他一个。但是她恨他。而且把她的爱人名字坦白了出来，以后就绝对不可能继续来往了，而他是已经和她断绝来往了的，正好拿他来挡一阵。 偏偏他刚才已经上去坦白过了，而并没有提起这件事，现在再被检举，更是罪上加罪。但是刘荃竭力叫自己镇静些。究竟干部搞男女关系并不是什么滔天罪行，他对自己说。可是一被揭发，黄绢不久就会听到这回事，她不知道作何感想？如果是他自动地告诉她，或者还有希望得到她的谅解，然而他一直没有说，现在已经失去了这机会。 「快坦白！快宣布出来！」喊声一阵高似一阵，像暴风雨的呼啸。大会已经连开了三个钟头，这些疲倦的人们在这黄色案件得到了片刻的兴奋与满足。 戈珊站在台上，虽然仍旧微笑着，似乎也有些眼光不定，流露出一丝慌乱的神情。刘荃根据自己刚才的经验，知道从台上看台下，只看见黑压压的无数人头钻动，但是她也许是由于心理作用，就像是她的眼光不住地向他脸上射过来。 「快把名字坦白出来！」群众继续鼓噪着。 「好，我坦白，」戈珊终于大声说。她脸上有点红，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是张励，」她说。 许多人对于这名字都不大熟悉。台下依旧哄声四起。 「抗援总会的张励，」戈珊又大声说了一遍。 刘荃诧异到极点。他回过头去望着后排。他被抽调去学习三反的期间，是张励代替他在解放日报做联络员，所以今天张励也在座。 张励竟站了起来，用沉重的声调说：「同志们，我承认我犯了错误。」 「叫他上去坦白！」许多人嚷着。「从头至尾彻底交代清楚！」 张励的自我检讨比较戏剧化，说得酣畅淋漓，声泪俱下，像复兴会教徒的公开忏悔，尽情描绘他未悔改前的犯罪情形，加油加醋耸人听闻，反衬他现在得救后的高尚纯洁。他说他和戈珊是今年八月中旬认识的，在一个晚会里初次见面，散会后送了她回去，当场就发生了关系。刘荃算了一算那时候，正是张励忠告他不要和戈珊接近的时候。他觉得实在有点滑稽。 在张励进行坦白的时候，戈珊乘机就走下台去。但是他坦白完了，又有人指名质问她还有没有别的爱人。戈珊坚持着说没有。大会主席叫她回去再仔细想想，写一份详细的坦白书来。她也就算混过了。同时刘荃也干了一身汗。 张励的事却还没有了。报馆方面把他坦白经过的记录送交党支部，当天晚上党小组就根据他的坦白资料，彻查他其它方面生活腐化的情形，开会检讨，一直检讨到夜深。第二天又继续检讨，后来索性把他扣了起来，进行隔离反省。刘荃看了，自己觉得实在侥幸。 「实在应当去看戈珊一次，向她表示感谢，」他想。 在三反期间，无形中像是下了戒严令，大家对于一切同事都避之若浼，惟恐别人出了事，自己也被牵累。就连在办公时间内见了面，除非绝对必须，也一句话都不说，下了班当然更不会到同事家里去，打一个电话都怕那条线有人偷听。刘荃走到戈珊门口，也不由得有点惴惴不安起来，像穿过封锁线似的。 「你来干什么？让人知道了又得给我惹上些麻烦，」她一开门看见是他，就板着脸说。 「我马上就走的。」 「马上就走也没有用，照样可以让人看见。」 她咳着嗽。房间里没有火，她在棉制服上围着米色蓝方格围巾，穿著藏青麂皮半长统靴子，靴口露出一圈半旧的白羊皮。 「昨天的事，我实觉得感激，」刘荃说。 戈珊冷冷地抬了抬眉毛，代替耸肩。 「那是多余的。完全用不着。」她坐到窗台上去，晒着太阳织绒线。 刘荃沉默了一会。「张励现在在进行隔离反省，」他告诉她：「看情形好象相当严重。党小组接连几天开会检讨他，天天检讨到晚上十二点以后。」 「你不用替他担忧，」戈珊微笑着说：「做了个共产党员，要是怕检讨还行？就是受处分也不算一回事。连咱们毛主席都还『留党察看』过六次呢，就差没开除党籍。」 刘荃没有作声。过了一会，他又说：「他知道我们的事吗？」 「当然有点知道，人家不像你那么傻。而且他不是那种爱吃醋的人，也没有瞒他的必要。」 「昨天他倒没有说出我来。」 「那又何必呢？徒然结下个冤仇，也并不能减轻他自己的罪名。」她一球绒线打完了，拿过一支新绒线来。拆了开来。「他应付这一类的事是很有经验的，我知道他不要紧。换了你就不行。」 刘荃惭愧地笑了。「总之，我非常感谢。」 「那也可以不必了，」她冷冷地说。当然他一定以为她至今还在偏向他。这使她觉得非常恼怒。「对不起，我要这张椅子。」 刘荃站了起来，她一伸手把那张椅子拖过来，把那一支大红绒线绷在椅背上，然后抽出来绕成一只球。 这当然也是一个逐客令。「我走了，」刘荃微笑着说。 戈珊也没有说「再会。」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绕绒线，忽然抬起手擦眼泪。她继续用两只红色的手绕着那褪色的红绒线。 第九章 这两天解放日报内部很混乱，人心惶惶。报社社长兰益群被检举贪污，扣押起来了。报上也已经正式宣布他「与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挪用公款两亿两千万元，与商人合伙作投机买卖，并曾接受部下礼物价值一千万元以上。」 三反运动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告密信堆积如山。增产节约委员会──也就是三反司令部──从各机关抽调了一批干部去作材料审查工作。刘荃是曾经参加三反学习的，也被调了去。组织上尽量地利用像他这样的青年干部担任三反第一线工作，名义上就是说他们「政治清白，品质良好，而思想上常起波动，立场不够坚定，正可以在三反的火线上给以考验和锻炼。」实际上也是因为他们是新进，和各方面的关系都不深，比较不会徇情。他们所检阅的告密信，都是检举处长以上的干部的罪行的。 有一天刘荃拆开了一封信，是检举陈毅市长的，署名「一个忠实党员」。信里说一九四六年陈毅率领新四军改编的华东野战军，被困在鲁中南一带的山区。延安派了人送来大批的假法币，供给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采购必需品。陈毅就派干部化装商人混入济南青岛，替伤员购买医药。但是这笔款子只用半数买了医药器材与药品，其余都买了皮大衣、鸭绒被、皮靴、皮手套。此外还买了许多罐头食品给伤兵吃「营养餐」。但是「忠实党员」说：「我那时候正负了重伤，睡在篷帐里，连一条被子都没得盖。我听见说有这些食品，但是并没有看见过。后来我发现全堆在陈司令的总部里，我们退出鲁中南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见了。」 他又控诉陈毅历次贻误军机，不听忠谏，损失士兵，放走敌人。一九四九年盲目攻击金门岛，又是一个惨重的失败。措词非常严重，刘荃看了，不知道应当怎样处理，只有马上拿了去请示上级。 他们这一组的组长不是外人，正是抗援总会华东分会的崔平同志。刘荃过去和崔平很少接触，只知道这人架子很大。现在高级干部穿西装的很多，他论地位还够不上穿西装，因此总是穿著一套剪裁合体熨烫精的黑呢人民装，更加衬出他那一张白净平整的长长的脸，大大的嘴。只是他脸上永远带着一种不愉快的疙瘩神气。也有人背后议论，说他不愉快也许是因为有赖秀英这样一个爱人，但是他这样一个疙瘩人，怎么会爱上她的，始终是一个谜。 刘荃把这封信送到他办公室里，他正拿着一枚鸡血石图章，细心地用一根牙签剔着印纹里的红泥。刘荃记得他去年刚来那时候，赵楚崔平这干人都还是因陋就简，用着木头戳子，现在却是每人都有好多只精美的玉石象牙图章，都是人家送的。他们虽然不经管财务，不免也接触到一些商人，也希望人家对他们「有点表示」。照例送干部较轻的礼，总是美国货的自来水笔与手表，但是后来就有人挖空心思，改送好石头雕刻的图章，既高雅，又大方，又不落行贿的痕迹。所以竟成为一时风尚，干部们都讲究起此道来。 「崔同志，」刘荃说：「这一封信我想请崔同志看一看，不知道是不是应当归档。」 崔平皱着眉接过那一叠信笺来。然而才看了两行，他那不耐烦的神气立刻消失了，急忙揭到最后一页去，看是什么人具名。然后又很快地掩上那一页，仿佛怕人看见似的。「这材料让我来处理吧，」他抬起头来向刘荃说。 刘荃正要去，崔平突然又叫了声「刘同志」。他向刘荃微笑，「在这三反战役里，我们尤其要强调组织性。你经手的这些资料，除了对我公开之外，要绝对保密的。」 「我知道，」刘荃说。 崔平略略向他点了点头，表示他可以走了。 刘荃走了出来，不免有种种的猜测。看那封告密信的口吻，对于军中的内幕知道得这样详细，执笔的人至少是个营级以上的干部。他曾经听见说崔平赵楚从前都是陈毅的部下。再看崔平刚才那副紧张的神气，不见得仅只是因为这封信胆子太大，「反」到了陈毅头上。他似乎是为写信的人害怕。──难道是赵楚写的么？那笔迹歪歪斜斜，似乎是经过矫饰的，但是说穿了也确是有点像赵楚的笔迹。 陈毅的地位决不会因此起动摇的，刘荃想，除非这封信刚巧被他的政敌抓到手里，聪明地加以利用。但是就最近的趋势看来，这三反运动表面上虽然雷厉风行，一般高级干部还是很少受到影响。主持三反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与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刘晓，已经因为搞得太过火了而获罪。他们求功心切，大批开革了党内的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削弱了党的战斗力量」。这次召开三反工作干部大会」，主席台上不看见他们俩，而另换了两张陌生的脸。此后也没有在别处露面过，从此就失踪了。大家暗地里都觉得奇怪，后来渐渐听见说，饶漱石是被调到北京马列学院去学习了，刘晓也被革去了「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副主任」的兼职，不再领导三反了。 这告密的人以卵击石，倒实在是有点危险。总算是这封信落到了崔平手里。刚才崔平那样特地提出来叮嘱他保守秘密，也许是想销毁那封信。 这一天晚上刘荃回到宿舍里来，却有一件意外的事在等着他。张励已经被释放了。这也是政府对于「自己人」的宽大政策的又一证据。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似乎还保存着旧式的帮会作风。对于党员，总是「反」的时候特别大吹大擂，事后却是从轻发落。前一向把张励关了起来当作老虎打，一连十二夜，党小组夜夜开检讨会。起初他也叫冤，但是后来终于痛哭流涕地供认出来，「到了上海以后，思想上起了质变，」除了和戈珊发生暧昧关系，有一个时期还常到舞场去「批判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终于被一个舞女所诱惑。他的经济来源是向印刷所与纸商拿回扣，但是不常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贪污的数目也不大。党支部把他的坦白书公开了，下了断语：「在共产党的教育下，终于拯救了他。」同时因为他坦白彻底，还把他升了一级，说：「我们要在工作锻炼中考验他。」 张励因祸得福，这次回到宿舍里来，也可以算是衣锦荣归，只是瘦了许多。刘荃慰问了他几句，自己觉得很窘，因为现在他知道张励早就知道了他和戈珊的秘密。张励这次出了事，主要也是戈珊害了他，以至于二罪俱发。眼看着刘荃倒始终安然无事，「逍遥法外」，戈珊明明是袒护着他，拿别人来开刀。张励岂不要恨他？ 张励的态度倒像是坦然，完全若无其事。刘荃向他自己说：「共产党员的确是不把男女关系放在心上的。」但是他究竟认识张励相当久了，从其它方面知道他决不是一个大量的人。 那天晚上两人同睡在一间房里，刘荃总觉得十分不安，好容易才睡着，天不亮倒又醒了，所以那天起来得特别早。出来得也早，到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大门还没有开，只好在街道上徘徊着。那是一个寒雨霏霏的早晨，这条马路上没有什么人，只看见一两个女佣买了菜回来，篮子里倚着大棵的青菜，菜叶上满是冰花。偶尔听见一声铃响，静静地滑过一辆三轮车，车夫披着蓑衣式的橙黄油布斗篷。附近没有门洞子可以避雨，刘荃扶起了雨衣的领子，顺着一带漆成黑色的竹篱踱了过去，又踱了回来。 增产节约委员会门口停着一辆汽车，刚才看见那汽车夫缩着腿横躺在前座睡觉，这时候却坐了起来，打开了车门，从嗓子眼里大声呼出一口痰来，向街沿上吐。 「早，刘同志！」那人打着呵欠向他招呼。刘荃认出他是崔平的司机，就也向他点头笑着说：「我今天来早了，门还没开。」 「上车上来坐会儿吧──下雨。」 「不用了，」刘荃说，但是那司机已经替他推开了后座的车门，情不可却，也就跨了进去。里面的空气非常混浊，含着一种浓睡的气息。 「昨天一夜没回去，没办法，就在车上对付了一晚上，脖子都睡酸了。」那司机又打了个呵欠，把背脊牵动着在棉制服上摩擦了两下，代替搔痒。 「怎么没回去？」那司机略略把脸向着办公处的方向扬了一扬，大约是指崔平。「办了一夜的公，这会儿还在楼上呢。」 刘荃想到车主人可能随时走出来，他很不愿意被他发现自己坐在他车上。「我上那边去买包香烟。」他推开了车门。 「我也得去买点什么吃的。咳，苦差使！」那司机笑着回过头来向他说：「一样当司机当勤务，在市长那儿当差横是不见得像我们这样啃大饼。昨天上陈市长家去，人家那是真阔──听见勤务在那儿骂燕云楼的伙计：『天天送烤鸭子来，鸭子一天比一天瘦，一点味儿都没有！』」他推门跳下车来，锁上了车门，向路角的大饼摊走去。 刘荃站在人行道上，却怔住了。崔平昨天到陈毅那里去过？是不是和那封告密信有关？照理这封信关系重大，是应当请示上级处理的，上级就是陈毅──他是三反总司令。但是…… 刘荃又顺着那竹篱缓缓走了开去。这封信一定不是赵楚写的，不然崔平和他这样的好朋友，难道会出卖他么？正想到这里，忽然听见一阵汽车喇叭响，一回头，看见办公处的一个工役站在汽车旁边狂揿着喇叭，那司机已经从路角奔了过来，一面跑，一面把一副大饼油条向嘴里乱塞。同时崔平已经一阵风从大门里走了出来，大约因为一宿没睡，脸色惨白，眼睛里满是红丝，胡子没来得及剃，两颊青青的一片胡子渣，远远地望过去，就像是一脸的杀气。刘荃正望着他发呆，汽车已经呜的一声开走了。 「上陈市长那儿，」崔平向司机粗声说，然后他沉重地向后面车垫上一靠。 雨水在车窗上亮晶晶地流着。汽车里面依旧充满了那浓浊的睡眠的气味，又加上了冷油条的油腥气。 昨天那封信送了去，到了陈毅手里，赵楚反正是死定了。再写一份检举书检举他，也不算落井下石。石头是无法伤害死尸的。崔平向他自己说，这不过是像在战场上，以死人的身体作为掩蔽物。 费了一夜工夫写成的检举书，厚墩墩的，装在口袋里，他可以感觉到那口袋压在他胯骨上，那块地方一片麻木。 检举书里列举的赵楚的罪状也并不完全正确。只有他派他属下的解放军走私贩毒，那是确有其事，但是这件事谁没干过？赵楚还是最胆小的一个，在军队里生活得久了，也不大会适应当前的环境，索贿舞弊都不甚在行。但是陈毅关于三反的训话里曾经说过：「检举只要有百分之五正确就行了。」 检举书里也提到他和赵楚以往的交情，说：「过去屡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互相援救，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报恩思想，以温情主义动机为出发点，而不以革命的利益为重。」但是虽然把过去加以否定，仍旧不厌其详地叙述着他们怎样一次次救了彼此的性命。因为他们的感情越是深厚，当然他的牺牲越大。三反中他虽然没有父母兄弟可检举，至少可以牺牲这样一个心腹朋友，作为最崇高的奉献。 这大概总可以稳度三反的难关了，他想，而且可以升级。 当然他的目的并不在此。昨天把那封检举陈毅的信给陈毅送了去，也实在是不得已。本来想把它隐匿起来的，但是怎么瞒得住，等到一一泄漏出去，大家都知道他和赵楚的交情，当然他们是同谋，势必同归于尽。 他不是怕死，他对自己说。在战场上倒下去是光荣的，但是在三反战役中倒下去，是否定了自己整个的革命历史。 很矛盾地，他恨不得能够在火线上再救赵楚一次，明明心迹。 汽车前面玻璃上拭雨的摆针不停地扫来扫去，「阁──阁──阁──阁──」响着。他的思想也跟着摆动。赵楚写这封告密信始终瞒着他，大概还是出于好意。怕他被株连，闯了祸预备「一身做事一身当」。唉，这傻子！崔平其实比他小一岁，但是总觉得自己年纪比他大，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欺负了他。在延安那时候，同爱一个女人，当然崔平求爱的手腕比较高明，有一天约她出去散步的时候，他吻了她，心里就很抱愧，觉得是叛友的行为。那时候是真傻。 他微笑了，自嘲地，又带着轻微的怅惘。 「阁──阁──阁──阁──」拭雨的摆针不停地扫过来，扫过去，但是似乎永远擦不干玻璃上纵横的泪痕。如果有人在流泪，那是死去多年的一个男孩子。 到了陈毅的住宅里，崔平坐在会客室里等着，一直等到下午一两点钟才见到了陈毅。但是陈对他很亲热，还留他吃饭。 他吃到了燕云楼的烤鸭子。他从陈公馆出来，坐到汽车上，摸了摸脸颊非常粗糙，想起早上没剃胡子，就吩咐司机弯到发馆去，从容地剃头修面，然后再回到增产节约委员会来。 「刚才有一位周玉宝同志来过，」办公处的勤务向他报告：「说有要紧的事见崔同志。等了半天了。刚走。」 原来事情已经发动了，实在神速。 那天晚上他回去，赖秀英一看见他就抢着告诉他赵楚被捕的消息，又告诉他周玉宝出去讨救兵去了。崔平也不愿意和她多说，只推身体疲倦，昨天开了一夜的会，没有睡觉，今天要早早地睡了。正要解衣上床，周玉宝却仓皇地冲了进来，嚷着「崔同志回来了！我都急死了！找你不到！」 崔平颓然坐在床沿上，把一只手掌按在眼睛上，疲乏地徐徐横抹过去。「怎么回事？」他问：「我也刚听见说。」 他一向不大喜欢周玉宝。也许因为她太逞能。也许因为她女性的气息很强，一个男人如果不爱她就会对她有轻微的反感。不管他是为什么缘故不喜欢她，反正她对他永远含着敌意，那也是事实。但是今天她一看见他，就像见了亲人一样，立刻两泪交流，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你别着急，急也没用，」赖秀英在旁边说：「明天让崔平去想法子打听打听。他昨天晚上开会，一宿没睡，现在可得让他休息休息了──」 「别着急，别着急，」崔平也安慰着她：「向来是只要有人检举，不管有没有证据，先抓起来当老虎打，不然就是不民主，怕减低群众检举的积极性。你不知道么，这是三反的一个原则。」 玉宝呜咽半晌，终于说了一声：「临走什么也没说，就叫我赶紧找你想办法。」 崔平听见这话，就像心上扎了一针，不由得脸色动了一动。他低下头去，疲乏地把一只手按在额前，在两只眼睛上横抹过去。「来的是哪一方面的人？」他问。 「是公安局的人，配合了解放军。」 「现在押在什么地方知道不知道？」 「我在外头跑了一天了，也没打听出来。」 崔平倒有点担忧起来。「你去找过些什么人？」 「人民监察委员会的曾同志，不是你们在延安的时候就认识的，还有公安部的老费，也是熟人。」 崔平急起来。「我劝你还是少东跑西跑，」他皱着眉说：「这时候人家各有各的心事，而且这样随便请托是违犯纪律的，反而对他有妨碍。」 玉宝一听这话，不禁心头火起，心里想他自己不热心帮忙，倒又不许找别人帮忙。她冷笑了一声，说：「对！是你说的，人家各有各的心事，也不见得肯帮忙。所以赵楚这人就是傻──为起朋友来，真连老婆孩子连自己性命都肯扔了，我替他想想真不值！」 崔平依旧皱着眉说：「这不是发牢骚的时候，你还是冷静一点，自己站稳立场，一切静等政府处置。政府是最英明的，决不会冤枉处罚一个人。相信政府就是相信自己。」 玉宝听他这口吻越来越不对了，她疑心他一定是已经听到一些风声，知道赵楚的罪名非常严重，怪不得他这样冷淡，极力避着嫌疑，躲得远远的。「崔同志，」她突然颤声说：「要是连你都……连你都不管他的事了，那还有什么指望？」她嚎啕大哭起来：「我也不要活着了，干脆把两个孩子摔死了，我一头碰死给你看！」 「这是什么话？」崔平不耐烦地站起身来。 「讹上人了！」赖秀英说：「得了得了，崔平昨天开了一夜的会没睡觉，今天忙到这时候才回来，还不让他休息休息，你这会儿马上逼死他也没用。」 「周同志，你冷静一点，」崔平按着她的肩膀，把她向房门外面推送了出去。「别这么紧张，明天我们慢慢的想办法。」 玉宝本来还想损他几句，但是现在这时候不是得罪人的时候，真跟他闹僵了也不好，只得借此下台，回到自己房里，痛哭了一场，一夜也没阖眼。第二天一早就出去，四处奔走营救。仗着他们夫妇的革命历史长，认识的人多，虽然在这三反期间谁也不欢迎有人上门，尤其是已经出了岔子的人；但是究竟是多年的老同志了，「人有见面之情」，玉宝接连奔走了几天，也探出了一点消息。听见说赵楚是被检举贪污，案情严重，现在关在提篮桥监狱里，绝对不许家属探望，或是送衣服与棉被。玉宝到处喊冤，极力替他保证没有贪污情事，并且拿出农村妇女的看家本领，撒泼哭闹，遍地打滚，那些熟识的部长局长也制伏不了她，谁都见了她头痛。党支部主任曾经来访问过她两次，劝她冷静地反省一下，搜集资料协助检举她的爱人。反而被她抓到这机会，极力为他洗刷了一番。双方都说得舌敝唇焦，毫无结果。 玉宝整天发疯似地在外面跑着。赵楚被捕是上一个星期三，在下一个星期二那天，她连碰了几个钉子，心灰意懒地回来，一到家，勤务就迎上来告诉她：「公安局来过人，说今天早上已经枪毙了，叫家属去收尸，还有点遗物，叫领回来。」 那天天气很好，暖洋洋的日光从楼梯口的窗口里射进来，一个工役骑在窗口擦玻璃窗，那灰色的抹布发出一股子潮湿的气味。玉宝在楼梯上走着，清晰地听见外面电车行驶的声音和学校的上课铃。这世界依旧若无其事地照常进行着，她痛恨这一切。 她痛恨那保姆抱着她的孩子站在房门口茫然观望着。这两天这保姆也和她一样被孤立起来，谁都离得她远远地。玉宝跑进房去，砰地一声关上了门，倒在床上放声大哭。但是那哭声在她听来，似乎异常微弱而遥远，像隔了垫着厚绒的沉重的门，生与死之间的门。他是听不见她了。 下午的阳光照在那沉寂的钢琴上，也照在那两只电话上，一只黑色的，一只白色的。许久没有人打电话来了，在阳光中可以看见那光滑的电话上罩着一层浮尘。 那沉默的电话也增加了她心上的重压。她的抽咽声渐渐低了下去。但是她用力抓着床单捶床，像在那垫着厚绒的沉默的生死门上捶打着。 「罪大恶极抗拒三反的贪污犯赵楚已在前天执行枪决。」 刘荃在报上看见这一行触目惊心的文字，急忙再看下去，还有一段较详细的记载：「赵被检举贪污浪费，纵容违法乱纪，走私漏税，经调查证据确凿，而该犯一贯品质恶劣作风，目无组织，蔑视纪律，对抗领导，拒不坦白。业经开除出党，逮捕法办，于前日清晨执行枪决。」 刘荃心里想，所谓「拒不坦白」，也不过是那么句话。不管他坦白了没有，反正要判死刑的时候就把「拒不坦白」的帽子扣在他头上。刘荃计算，自从他拆开那封检举陈毅的信，到赵楚处决，一共才不到一个星期。陈毅真是辣手。刘荃想到他是赵楚的下属，周玉宝仗着她是上司太太，又老是差他做这样做那样，被人看着还以为他是他们夫妇的亲信，实在使他有点栗栗自危。 这一天晚饭后，宿舍的工役忽然来叫他，说，「有一个女同志找你。」 刘荃以为是黄绢。她说她今天如果有空就来看他。但是走到会客室里一看，再也想不到，竟是周玉宝。越是怕被株连，越是投到他头上来。玉宝从来没到他们下级干部的宿舍来过，被大家看在眼里，不免要觉得奇怪。 「嗳，周同志，请坐请坐。」他觉得很窘，不知道应当怎样唁问，关于赵楚的死。 周玉宝大概些知道他很难措词，没等他开口，就微笑着问：「吃过饭没有？我有点事想麻烦你，不知行不行？」 「只要是我办得到的──」 「我写了一篇自我检讨，党支部打算送到新闻日报去登。可是我那点程度你是知道的──」她向他笑了一笑，「写得实在见不得人，想请你给我修改一下。」 「你太客气了，我哪儿行，」刘荃笑着说。 「你客气，我就当作是看不起我了，不肯帮忙。」她突然眼圈一红，言外显然是说世态炎凉。 刘荃不能让她想着他也是那种势利小人，只得把那份稿子接过来看。 她实在很有文艺天才。一看那标题就很醒目，「叛徒赵楚毒害了我」。下面署着周玉宝的名字。内容虽然有时候不大通顺，但是简洁扼要，共产党的词汇她也能灵活运用。 「搁在这儿你慢慢地改吧，我过天来拿，」玉宝说。 「马上就好了，没什么要改的，」刘荃连忙说。他实在怕她再来。 他略微改正了两个地方，自己又从头看了一遍，心里却有很多感触。那篇文章上说：「我出身于一个中农的家庭。我十二岁那一年，共产党解放了我的家乡，山东掖县仓上村。工作同志们动员我们加入少年团，我在少年团里很活跃，学习也很努力，在我十五岁那年就准许入党。此后我一直搞民众工作。 我遇见了叛徒赵楚，当时认为他虽然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但是历史清白，在大学读书时代就上延安参加革命，而且为革命流过血。我们政治水平接近，工作上也能互相帮助，因此我们结合了。 全面胜利后我们一同调到上海来工作，我们分配到美好舒适的房间，还有冰箱电炉，和一架精致的钢琴。我们的两个孩子有保姆照顾，有美丽的玩具。我常常给他们穿上漂亮的童装，带着他们和叛徒赵楚一同乘着汽车去看电影。我逐渐养成了享乐观点，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 三反运动开始了。人民的叛徒，国家的蟊贼赵楚被检举贪污与叛变革命，但是我政冶嗅觉不灵，始终被他欺骗蒙蔽，深信他是无辜的。他被逮捕后我竟四处奔走，替他呼吁、辩护。组织上一再地企图争取我，动员我协助检举他，我仍旧执迷不悟，站在他那一边。我向各方面哀恳、哭求。直到最后，我还梦想着政府一定会宽大他的。 一直到我听见叛徒赵楚已经被正法的消息，我才突然地神志清醒了，醒悟了过来。因为我知道人民政府决不会错杀一个人的。他被处死就是他犯罪的铁证。 我现在明白我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在意识上与贪污犯站在一起。我感谢人民政府把我从叛徒赵楚的毒化麻醉影响下解放了出来，及时纠正教育我，使我将来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刘荃最觉得奇怪的就是她为什么一听见他的死耗，立刻清醒了过来。她似乎特别强调这一点，被她说得很有真实感。她突然安静了下来，不哭也不闹了，也许只是因为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她却还活着，而且那样年轻。 她坐在桌子的另一方面，交叉着两臂，把肘弯撑在桌面上，默默地向前面凝视着，她那俊秀的微黑的脸蛋正迎着灯光，眼皮揉得红红的，像抹了胭脂。 刘荃立刻谴责了自己不应当这样想。写这样一篇文字不过是例行公事。这也是中共统治下新创的一种虐政，被杀害的人的家属例必要写一篇坦白书，把死者痛骂一顿，并且歌颂他的刽子手，十足做到了「吻那打你的鞭子」。玉宝这样口口声声「叛徒赵楚」，不过是为自己与孩子们的安全着想罢了。 从共产党的观点看来，以她这样的出身，不但是具有农民的高贵品质，而且她那除了党的教育之外，与其它的文化毫无接触，该是最纯洁最理想的党员，然而环境稍微舒适了一点，立刻就「蜕化变质」，刘荃觉得这种看法实在有点可笑。换一种较现实的看法，她不过是一个单纯的职业女性，等于一个乡下女孩子由传教师花钱栽培她，给她找到一份好事，嫁得很满意，生了两个孩子，享受着大都市里中产阶级的小家庭生活，但是不幸遇到市场波动，闹得她家破人亡。刘荃对她的同情也就是基于这种观点。 她把稿子接过去看了一遍，又向他道谢之后，仍旧坐着不走，低着头摘掉她的棉制服的布眼里钻出来的棉絮。「我要调到杨树蒲公安分局去做工作了，」她说。 他知道那待遇一定很坏。「孩子你预备带在身边吗？」 她摇了摇头。「那边没有人照顾，自己也分不开身。我预备托人把他们送到乡下去，交给他们祖母。」 「这样很好，你可以安心工作了。」此外他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 她的棉制服上一小钉一小钉的棉絮似乎永远摘不完。「我的文化程度太低了，你介绍几本书给我看，我希望能够有点进步。」 刘荃微微咳嗽了一声。「最近不知道有什么新出版的书。我这一向忙得糊里胡涂，也有好久没看书了。」 有片刻的沉寂。然后她站了起来，拿出她平日那种明快的笑容，但是眼圈红红的，喉咙有些沙嗄，却增加了一种凄艳之感。「我走了，你有空来看我。我听见说你进步得非常快，我真得向你学习。」 她伸出手来和他握着，刘荃突然想起她和赵楚郑重地练习握手的神情，在这一-那间他觉得凄惨而又滑稽。 「有空一定要到杨树蒲来看我，」她又叮嘱着。她那刘黑的眼睛里有一种神情，是他不愿意看见的，看见了也不愿意承认。 她走了以后，他心里想，从前人说「人情如纸薄」，那还是指一般的亲戚朋友，他从玉宝又想到崔平身上。现在这世界里，真是连最亲密的关系也像一层纸一样，一搠就搠穿了。他心里郁闷得厉害，非常盼望黄绢来。一定要看见她，他才会安静下来。 他在楼上坐看着报等着她。忽然听见有人叫声「刘同志。」回头一看，是一个公安警察。微笑着立在灯光下。 「你是刘荃？」那人又问了一声，脸上的微笑已经收了。 「是的。」刘荃放下报纸站起身来。 那警察走进房来，背后还跟着两个警察，两个荷-的解放军。 「请你到公安局去谈话。」这样的事临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大约总是这样的。他心里恍恍惚惚的像在做梦。 「为什么？我犯了什么事？」 「走走！到那儿就知道了。」 「这是逮捕我吗？」 「走走！」他们推拥着他出来。楼梯上挤着许多人脸，木然地向下面望着。张励想必也在内。刘荃脑子里闪电似地掠过许多获罪的原因。主要他还是想起张励对他的怀恨。 他希望走出大门的时候恰巧碰见黄绢来，可以见她一面。同时他又怕她正是这时候赶来，看见他这狼狈的神气。 捕人的卡车才开走不到五分钟，黄绢就来了，挤在楼梯上旁观的人还没散净。她意识到他们宿舍里的空气有点不寻常。「刘同志在家吗？」她问。 「咦，黄同志，几时到南边来的？」张励看见她显然非常诧异。「还认识我吧？」他笑着走下楼来。「我们在一起搞土改的。」 「认识认识，」黄绢笑着说。事实是她常常听见刘荃提起他的，他被扣起来隔离反省，她也知道，没想到他倒已经放出来了。 「你找刘荃吗？」张励皱着眉低声说：「刚才公安局来了人，我也去谈话，但不知为了什么事。」 黄绢突然脸色惨白。「没说是为什么缘故？」她——地说。 「就是不知道呀！你有点线索吗？」他钉眼望着她。「你跟刘荃很熟吧？你们在土改的时候就很接近，是不是，我都一点也不知道。」他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笑容，含有掩饰不住的惊奇妒忌与快意。 黄绢并没有忘记那时候他怎样利用职权向她进攻。刘荃被捕他当然是幸灾乐祸的。同这种人多打听也无益。刘荃自己的单位的负责人赵楚已经出了乱子，被枪决了，此外也没有人可问，他在解放日报做联络员的时间很久，还是到解放日报打听打听吧。 她走得那样匆忙，简直像是怕牵连一样。 赶到解放日报馆，在他们的工作人员里她只认识一个戈珊，那天在土产展览会里遇见，也只是匆匆一面，但是看她和刘荃仿佛是极熟的朋友又是个老干部，想必门路比较宽，甚至于能帮一点忙也说不定。明知现在这时候去找人是极不受欢迎的，因为人人都是避嫌疑还来不及，但是也顾不了这许多了。 她找到了戈珊，告诉她刘荃被捕的消息。戈珊也愕然，随即站起来戴手套，围上围巾。「我也就要回去了，一块儿走吧，」她说。 黄绢也明白她的意思，是因为在报馆里不便说话。两人一同走了出来，这时候是在夜间十点多钟，但是现在上海没有什么夜市。尤其是在这中区，都是些商店与营业的大厦，一到了晚上，完全一片死寂。若干年来这些房屋都是些钩心斗角的商战的堡垒，然而也只限于日间，夜里是毫无人烟，成为一座废弃的古城。在那淡淡的月光里，只看见那些高楼上一只只黑洞洞的窗户；回教堂风味的白粉雕空门楼下，一重重的铁栅栏封闭着里面广大的黑暗。 她们沿着旧南京路走着，寒风凛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但是在电线杆的黑影里发现一个女人，穿著件绒线衫，牵着个五六岁的小孩站在那里。现在这些秘密营业的妓女大都带着个孩子作为烟幕。 「要是跟赵楚的事有关，这事情就麻烦了，」戈珊低声说。 「不过刘荃决不会贪污的，」黄绢焦急地说：「我可以替他担保，他的事我全知道，他什么话都对我说的。」 戈珊听了这话特别刺耳，就像是在她面前炫示他们的亲密。「哦，他的事你全知道，」戈珊想。「我们的事你就不知道！」她一时气愤，差一点要立刻替他揭穿那秘密，叫这女人且慢得意。但是再一想，这样做似乎迹近无聊。结果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只冷冷地说了声：「现在这时候，谁还能替谁担保，自己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问题。」 黄绢听她这口吻仿佛是拒绝帮忙的意思，刚才看她很热心的样子，怎么忽然变了态度，也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说错了话，把人家得罪了。「我不知道，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一个人也不认识，也没处去打听。」她说到这里，嗓子已经硬了起来，别过头去擦眼泪。「无论如何要请戈同志给想想办法。」 戈珊半晌没作声。然后她说：「要不然，你试试看，去找申凯夫。他虽然是搞文化宣传的，跟政保处的关系很深。」 「不知道见得着他见不着。」 「要不，我先打个电话去试试，给你约一个时候。」 「那真是……费心了，」黄绢十分感激地说：「你跟他熟不熟？」 「也谈不上熟，认是认识的。」黄绢踌躇了一下，自己觉得是得寸进尺，但是终于鼓起了勇气说：「要是你能够陪我去一趟，那更好了。」 「我才犯不着呢，」戈珊心里想。「刘荃是你的私有财产，我凭什么要去钻头觅缝救他？将来让他知道我跟黄绢这样双双地『联袂』四出求救，倒让他笑话，想着我就这样痴心！」她嘴里只说：「我想你还是一个人去的好。我们报社的社长给撤职查办了，这两天我们这些同事们大家都得谨慎着点，那儿也不便去。」 她掏出一本记事簿来撕下一页，在路灯下写出申凯夫办公处的地址，交给黄绢。黄绢再三向她道谢，想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但是她正忙着把记事簿归还原处，自来水笔也仍旧插到口袋上，就根本没理会人家伸出来的那只手。而且随即大声唤着「三轮车！三轮车！」马路对面有一辆三轮车，被她喊了过来，她跳上车去，略向黄绢点了点头，就这样走了。 黄绢虽然觉得她这人有点奇怪，一方面很肯热心帮忙，却又是这样冷淡得近于憎恶的神气。但是她积有一年多的工作经验，也曾经接触到许多老干部，一切都见怪不怪了。在北京流行着这样的话：「五个老干部，倒有两个是疯子，两个是肺病患者。」她想到这里，如果不是现在心情这样沉重，几乎要微笑。 戈珊很费了点事，和申凯夫通了个电话，居然替黄绢约了个时间去见他。她觉得她已经仁至义尽了。再要为刘荃的事操心，她也未免太傻了。 但是有一天她见到一个公安局的朋友，又忍不住向他打听刘荃的事，据这人说：大概不碍事。有人检举刘荃是赵楚的心腹，有两件贪污的事都是由他经手的。不过检举人对于赵楚的罪状根本也不清楚，指控刘荃与他合作，也提不出具体的证据。不过因为涉及赵楚，上头余怒未息，所以郑重其事地抓了来。 戈珊听了这话，方才放下心来，也就把这件事撩在脑后了。 有一天她夜里从报馆回家来，看见有一个黑影缩成一团坐在那露天楼梯上。起初她以为是她的一个爱人在那里等她。三反还没有结束，大家实在是应当小心一点。她很不高兴，皱着眉问了声，「谁？」 那人没有立刻答应，却慢慢扶着铁阑干站起身来。「戈同志，是我。」是黄绢的声音，她似乎在啜泣着。 「啊，真想不到，这样晚了你会来找我。」 戈珊从容地走上楼梯，拿出钥匙来开门。她向自己微笑着，心里想：「申凯夫侮辱她了？这样半夜三更跑了来向原介绍人哭诉。」 黄绢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你等了我多久了？冻僵了吧？请坐请坐。」 「戈同志！」黄绢大概哭得时间太长了，虽然停止了，仍旧抑制不住一阵阵轻微的抽噎。「刘荃完了，」她说。 「什么？」 「这时候说不定已经-毙了。」她脸上现出奇异的微笑。 「你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黄绢无精打彩地说：「今天见到了申凯夫。」 「你今天才去找他吗？」戈珊气愤地说。 「去过好几次了。」 「回回他都接见？-喝，我的面子倒真不小！」戈珊突然狂笑了起来。「怎么──他怎么说？」 「他很热心，答应去调查一下，叫我再去听回音。去过两次，今天忽然说得到了消息，已经内定了要处死刑。」 「怎么我前两天还听见说不要紧的──奇怪不奇怪？」戈珊才点上了一支香烟，又心神不属地在桌上揿灭了它，而且揿了又揿。 「你听见谁说的？」黄绢突然兴奋起来。「靠得住吗？」 「靠是靠得住的，不过事情可能起了变化。」戈珊向空中凝视着，忽然把她那红嘴唇微微向上一掀，做出一种原始的残酷的神气。「大概老申去说过什么话了。他要干掉个把人还不容易。」 「他为什么──」黄绢惊惶地问：「他顶多不帮忙，为什么反而──」 「还不是你得罪了他。」 「我没有，没有，」她发急地辩白着：「他也始终很客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有点家长作风，问了许多话，也问起我和刘荃认识的经过──」此外还问了许多与刘荃完全无关的话，她认为他是旁敲侧击，要明了她的思想状况。他还问起她的年纪，他说他对年轻人最感到关切。她又想她临走的时候，他把手臂圈在她肩上，送她到房门口，替她拉开门钮，那亲热而随便的态度很像一个欧化的医生对待女病人。其实这也不算什么，但是这些话她都不愿意告诉戈珊。尤其是第二次她去见他，临走的时候他和她握手刚巧电话铃响了，他用另一只手拿起电话来听，一直握着她的手不放，就像忘记了似的。她回想到他那苍白浮肿的侧面，鸦翅似地斜掠下来的黑油油的鬓发，眼角下垂的黑框眼镜。他的手是胖墩墩的，一个温暖潮湿而气闷的陷阱。她整个的人都透不过气来了。但是她竭力忍耐着，最后虽然挣脱了手走了，仍旧是妩媚地笑着走了的，在她已经算十分委曲求全了。这一类的事她遇见的次数实在多了，已经养成了自卫的能力，从来没肯像这样让步。 「如果我得罪了他，」她突然说：「那就是上次，他说他或者可以介绍一位李同志和我见面，李同志是直接负责这一类的案件的，可以约他一块儿吃饭，让他当场问我些话，了解情况。」 「唔。」戈珊又点上了一支烟吸着，仰着脸眯着眼睛望着那烟雾。「你没去？」她可以猜想到申凯去请吃饭一定是在一个僻静地点的公寓里，他占有好几处这样的房子，随时可以去休息，地址向不公开的。把黄绢约了去吃饭，那位李同志当然不会出现──如果实有其人的话。 「我跟他打听李同志办公处的地址，让我到他办公处去见他，我觉得那样比较好，」黄绢烦恼地用极低微的声音说：「他──他也许是有点不高兴，说李同志很忙，得要先问过他。」 「这还不明白么？」戈珊纵声笑了起来。「你一直跟他不即不离的，到了要紧关头又这样弩扭，当然他认为症结是在刘荃身上，只要刘荃活着一天，总不能称心。」 黄绢半天说不出话来。「不会的，」她终于执拗地说：「在这三反的时候，凭他是谁，总得有点顾忌──」 「所以他不能有太露骨的表示。偏碰见你这人，会一点都不觉得──我真不相信！」 黄绢苍白着脸坐在那里，眼睛呆呆地向前面直视着。她哭得连嘴唇都红肿起来了。戈珊看了一眼，心里想凭她这副相貌，也不见得是什么绝色，老申倒真为她着了迷，这样小题大作起来。当然申凯夫喜欢年轻的女孩子是出了名的。戈珊介绍她去见他，本来也就是这意思：「一石杀二鸟，」牺牲了这女孩子，又救了刘荃。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害了刘荃的性命。她一方面对自己生气，看见那黄绢，更觉得可气，终于把满腔怨愤都移植到她身上。 「也许他不过是恐吓，」黄绢低声说，像是自言自语。 「这样一件小事，他不会失信的，」戈珊冷冷地说。 黄绢啜泣起来了。「我是真没有想到……」 「不管你是真没想到，假没想到，反正是你害死了刘荃，」戈珊吐出了一口烟，轻松地说，心里也感到了某种满足。 第十章 一间屋子里挤了二三十个人，在黑暗中默默地席地坐着。今天晚上九点钟就关了电灯。 外面马路上响着汽车喇叭，自远而近，又渐渐远去。车灯的白光倏忽地照到这黑暗的房间里来，窗上铁栅的黑影沉重的棍棒落在人身上。 狱室里装着一个播音器，在墙的高处。播音器里突然发出一阵沙沙的响声，然后有一个低沉的喉音开始说话了：「坦白是生路，抗拒是死路。」悄悄地，声音放得极低，但是带着很重的呼吸的声息。 隔有两三分钟的沉默。 「坦白是生路，抗拒是死路，」又轻声重复着。一遍遍地说了七八遍，终于停止了。 在绝对的黑暗中，身体挨着身体。偶尔听见那垢僵硬腻的棉衣摩擦着，发出轻微的声响。偶尔有人变换坐的姿势，腿骨格格作声。有人抑制不住他的咳嗽，秽恶的干燥的热风一阵阵在别人面部掠过。 半小时后，有一个人再也忍不住了，沙沙地搔着身上被蚤子咬了的地方。但是房门底下忽然出现了一线黄光，那沙沙声立刻冻结住了。 门外有人开了锁，房门一打开，就有一只手电筒的光射了进来，在人堆里扫来扫去。大家张开盲人的眼睛，木然地让那白光在他们脸上抚摸着。 电筒拨过来照到刘荃脸上。那粗而白的光柱一触到脸上，立刻使人浑身麻木，心也停止了跳动。然后那道白光又旋了开去，落在屋偶一只铅桶旁边坐着的一个人身上。 「姚雪帆！站起来！」门口有两个人大声叫着，随即从人堆里跨了进去，把他拖了出去。 房门又锁上了。一队杂沓的皮鞋声，拥到别的房间里去了。 大约陆续叫了好几个人出去。大家侧耳听着。在一阵沉寂之后，突然在房屋的另一部发出了几声-声。 太像舞台的音响效果了，刘荃心里想。但是身当其境的人，即使看穿了这是戏剧化的神经攻势，也无法摆脱那恐怖之感，正像一个人在噩梦中有时候心里也很明白，明知道是一个梦，但是仍旧恐怖万分。 半小时后，忽然灯光大明。 「抗拒坦白的顽固份子已经都枪毙了！」播音器明朗地宣布：「大家赶快坦白！再仔细反省一下，赶快彻底坦白！」 电灯忽然又灭了，重新堕入黑暗世界。如果这是一出戏，那实在是把观众情绪控制得非常紧，不让人透过一口气来。 房间里声息毫无，不知道是不是都在反省。刘荃进来了十几天，对于同室的犯人知道得很少，因为禁止谈话。但是每次进来一个新犯人，坐在旁边的例必要轻轻地问一声：「哪里来的？」有时候那新来的只是垂着头坐着。但是也有时候可以得到简单的回答。一部份似乎是国营机构的高级留用人员，被指控贪污，目的大都是借退赃的名义榨取他们的财产，此外就是像刘荃这样的非党员的干部了。刘荃本来也听见说，这次三反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清理中层」。非党员的干部数近千万，需要作一次清理。称他们为中层，是因为他们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立场不够明确。经过这一次三反，有许多是要被淘汰的。 刘荃关进来之后，已经提出去问过两次话，他矢口否认有贪污情事。他早已下了决心，无论他们用酷刑也好，用心理战术也好，他决不滥认罪名，把他没有做过的事也「坦白」了出来。并不是充英雄好汉，而是事实上办不到。承认了贪污就得退赃，他哪里来的钱？家里是绝对赔不起，也没有阔亲戚可以告贷。现在这时候大家都为难。他自己至多一死，不能再去害别人。 「坦白是生路，抗拒是死路，」播音器又低声说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窗外有一辆汽车驶过来，车灯的光照到窗户里来，一瞥即逝，就像整个的世界在他眼前经过那样亲切、温暖，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机缘。 刘荃想起他过去二十几年间的经历。不快的事情例都不放在心上了，只想起一些值得怀念的事与人。 他想起黄绢。同时也不免想到戈珊，她究竟是给了他许多愉快的时光。似乎是白白地送给他的，然而结果他还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也是人生吧？ 如果他被杀，他希望黄绢永远不知道他致祸的真正原因。假使她知道他是为了另一个女人的缘故，所以被人陷害，她一定觉得他欺骗了她，他们之间的感情完全被污辱损害了。 别让她知道，这是他现在最大的愿望。 房门突然又打开了，电筒的白光射了进来，在人堆里搜索着。 「刘荃！站起来！」有人喝叫着。 刘荃扶在隔壁一个人的身上，艰难地站了起来。坐得太久了。 电筒的白光终于找到了他的脸。 「出来出来！」 他没有等他们进来拖他，就在人丛里挤了出去。有两个难友匆勿地握了握他的手。在黑暗中也不知道是谁。如果他来得及分析他自己的心情，他实在憎恨这两个人，因为这时候也只希望无牵无挂，而他们像是生命自身，凄楚地牵动他的心。 两个警察押着他在甬道走着，下了楼。当然是不会用汽车押赴江湾刑场了，为了「杀鸡吓猴子」，就在监狱里处决。在楼下又穿过了一个很长的甬道，他以为应当到一个院子里，但是转来转去还是在户内。还要经过验明正身的手续。 他猜想那是典狱长的房间，远远看见房门开着。里面灯光很亮，陈设着玻璃面的圆桌，沙发椅、茶几、花瓶，像一个会客室。他看了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他已经忘了一个普通的房间是什么样子，人们是怎样生活着。 警察带着他走进房去，里面只有一个穿解放装的年轻女人站在灯光下。 黄绢两只手拉着他，微笑着向他脸上望去。她眼睛里异样的光变成泪水，流溢了出来。他一定是在做梦，而这梦已经快醒了，因为已经到了饱和点。他可以觉得它颤抖着，马上就要破了，消溶在黑夜里。 「你怎么能够来？」他轻声说：「我以为一概不准接见。」 她没有立刻回答。「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可想的，」她低声说，她向门口的两个警察微微瞟一眼。 两个警察闲闲地负着手站在那里，斜伸着一只脚，很耐心地，像是预备久立的神气，并且故意向空中望着，表示不干涉他们谈话。 这样优待，刘荃实在不能相信。他紧紧地抱着她，凑在她耳边说：「你一定得告诉我，为什么能够让你来。不然我总当是做梦。」 她被他逼得没有办法，只得含糊地说了声：「是戈珊。她很帮忙。」 刘荃没有想到戈珊竟这样神通广大，尤其觉得奇怪的就是她居然这样大量，竟去替黄绢设法取得「特别接见」的权利，让他们见这一面。她对他的这一片心，实在是可感。虽然追根究底，这一次的事还是她害了他，但是她自己未必知道，而且也不是她的过失。 「你怎么样？」黄绢轻声问。「还好吧？」她胆怯地抚摸他的肩膀与手臂，她不知道他是不是遍体伤痕。 「我很好，一点也没有什么。」 黄绢偎在他身边，恋恋地望着他的脸。「你又跟我认生了。」 「怎么？」 「又像我们在那下雨天看黑板报的时候，」她低声说。 刘荃笑了。于是他不管有没有人在旁边，就热烈地吻她。她裉旌芷婀郑她那样迫切地抱着他的脖子，但是她是冰冷的。她像一个石像挣扎着要活过来，但是一种永久的寂静与死亡已经沁进她的肌肉里。他仿佛觉得他是吻着两瓣白石的嘴唇，又像吻着一朵白玫瑰，花心里微微吐出凉气来。他直觉地感到她今天是来和他诀别的。一定是她得到了消息，知道他要被处死了?br>「你听见什么消息没有？」他问。 「你别着急，耐心一点。你不要紧的。」 他没有作声。「我们说点别的。」 她做出愉快的神气。 「说什么呢？」刘荃微笑着说。 她的眼睛里已经又汪着眼泪，他不得不很快地想出些话来说：「哦，有一桩事情一直忘了问你。」 「什么事？」 「我离开韩家坨的时候，你叫我寄一封信，那封信是特意写的还是本来要写的？」 黄绢不禁微笑了。「你当我是诚心要你知道我的住址是不是？」 「你不承认？」 「当然不。」 「好好，那是我以小人之心，使君子之腹。」他把脸贴在她面颊上揉搓着。 「从前的事想着真有趣，」她说。「你记得在卡车上唱歌，你始终没唱，就光张张嘴？」刘荃说。 「你还说我唱得好听。」 「真的，我就从来没听见你唱过歌。」 他觉得很意外，她竟伏在他胸前，用极细微的声音唱了起来。她的嗓音太单薄，但是这样低声唱着，也还是有一种韵味。唱的是他们在中学时代就很熟悉的一支歌：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微风吹着我的头发。 叫我如何不想他？」 她突然停止了，把脸压在他衣服上，半天没抬起头来。刘荃也没有作声。 「底下不记得了，」她终于说。 「我也不记得了，」刘荃微笑着说。 警察突然开口向刘荃说：「喂，得走了！时候已经过了。」 但是黄绢紧紧地抱住他，她的眼泪流了一脸，她疯狂吻着他的眼睛和嘴。她又像一个石像苦痛地挣扎着要活过来，一个冰冷的石像在凄迷的烟雨中。「刘荃！」她哽咽着说：「刘荃，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她从前不是不许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她？她认为这话是不祥的，仿佛他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 刘荃像触了电似的，站在那里呆住了。她这是太明显地表示他们从此永别了。 「走走！」两个警察走上来拉他，刘荃本能地就扳开了黄绢的手，很快地走了出去。他不愿意在她面前被这些人横拖直曳。 警察又把他押回原来那间黑暗的房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执行，」他想。 挨着他坐着的一个人悄悄地问：「哪里来的？」 他起初没有回答。然后他说了声「我是刘荃。」 那人惊异起来。「我还当是个新来的。」他仿佛有点难为情似的。「怎么？没有怎么样？」 「不过时间问题罢了。」 「坦白是生路，」播音器又鬼气森森地轻声念诵着：「抗拒是死路……」 大概接近午夜的时候，突然灯光通明。看守人打开房门，分给他们每人一份纸笔，限他们在天明以前把坦白书写好。 刘荃很用心地写了他的坦白书，但是他知道他等于交了白卷。 天亮的时候，把坦白书收了去。他们的政策向来是一张一弛，玩弄着对方的神经。经过那样紧张的一夜，第二天竟是极平淡地度过。陆续又新添了几个人，都是别的房间里调来的。屋子里已经坐不下了，一部份人只好站着，大家换班。 刘荃一直等到第三天上午，仍旧毫无动静。直到那天下午三四点钟模样，忽然把他叫了出去，带到楼下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个穿黄色制服的同志坐在一张小条桌前面。这比较像「验明正身」的场面了。 「你是刘荃？」那人翻阅着厚厚的一叠文件。 「是的。」 「现在经过调查研究，你和赵楚的关系相当密切，那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的反人民罪行你决不会一无所知，很有互相包庇隐瞒的嫌疑。无论如何是警惕性不够高，立场不够坚定。但是人民政府特别宽大，还是要争取你。你现在可以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工作，但是暂时还是在群众的管制下，让群众监视考察你的行动。乱说乱动，马上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明白不明白？」 刘荃一点也不明白，被他这一席话说得如堕五里雾中。难道就这样把他放了出去？ 一个警察又领他到另一个房间里，把他入狱的时候口袋里抄出来的几样零星对象交还给他，然后把他送出了大门。那铁门在他后面豁朗一声关上了。他茫然地站在街沿上淡淡的阳光中，一边一个站岗的黄衣卫兵，无表情地扶着步-望着他。 他到了电车上才稍微心定一点，觉得他逐渐离开了危险地带。总像是他们随时可以反悔，再抓他回去。 电车过了桥。迎面来了一辆三轮车，那年轻的车夫似乎还带几分孩子气，在他的扶手棍上栓着个红红绿绿的小纸风车，迎着风团团转。刘荃不由得微笑了。到底是春天了，他想。 他摸了摸他的头发和下颔，决定先到理发店去一趟，免得像这样囚首垢面，跑到哪里人家都用骇异的眼光望着他。还应当去洗个操，但是他等不及要去找黄绢，有那么些话要问她。他以为她知道那天见面是永诀，那当然是他神经过敏。那天见面，也不怪她要伤心。 他赶到文汇报馆。三反期间一切国营机构里都有一种特殊的空气，冷清清地仿佛门可罗雀，而同时又是紧张紊乱，大家都心不在焉。黄绢不在那里，报馆里的人说她两天没来了，是否生病也不知道，有没有请假也不知道。 他想她一定是病了，立刻到她的宿舍里去。 「黄同志搬走了，」女佣告诉他：「你来晚了一天，昨天刚搬的。」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心直往下沉。 「不知道，没听见说。」 他要求见宿舍的管理员。管理员是一个中年妇人，上身穿着件蓝布棉制服，下面却不伦不类地系着一条黑布单裤。她的平板的长方脸像一块黄肥皂。 她告诉他的也还是那两句话，不过比那女佣脾气坏些，也更多疑，直查问「你是哪一个单位的？」「你是她什么人？」 末了她说：「你上报馆去打听吧，我们不知道。」 刘荃从那宿舍里走了出来，觉得他要疯了。一定是他刚从监狱里出来，神经不大正常。一个人怎么会就这样失踪了呢？ 他决定再到报馆去一趟，坚持要找他们的负责人谈话，总可以问出一点端倪来。再问不出什么来，那只有等到晚上，等这宿舍里寄宿的女干部都回来了，再来向她们一个个地打听，总有一两个和黄绢比较接近的，会知道她现在的地址。 他第二次到报馆里去，半路上忽然想起来，黄绢不是说这次的事，戈珊非常帮忙吗？听上去她这一向和戈珊很多接触，她搬家戈珊一定也有点知道。她这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一定有理由的。 他走过一家店铺，看了看里面的钟。他自己的手表在出狱的时候还了他，但是早已停了。他也来不及拨表，就又匆匆地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戈珊向来到报馆去得很晚，这时候也许还在家里。 他在暮色苍茫中赶到戈珊那里，她正锁了门走出来。她看见他似乎并不怎样惊异。 「啊，你出来了，恭喜恭喜！」她笑着说：「进来坐。」 她把皮手套脱下来，拿钥匙开门。初春的天气，入夜还是严寒。 「什么时候出来的？」她问。 「今天下午。」 「一出来就来看我？不敢当不敢当，」她半带着嘲笑的口吻说。 「我听见黄绢说你非常热心帮忙，我真是感激到极点。」刘荃很快地明来意，表示他仅是来道谢的。 「那没有什么，我的力量也有限得很。」 「黄绢怎么从她的宿舍里搬出去了？」刘荃忍不住马上接下去就问：「报馆里也有两天没去了。」 戈珊坐在那里，拿着她的一只皮手套嗒嗒地抽打着桌子的边缘。「怎么，她没跟你说吗？她前天不是去看你的吗？」她很平淡地说。 「她什么也没说。」刘荃望着她，心里突然充满了恐惧。这恐惧其实一直在那里的，只等待证实。 戈珊略微顿了一顿。她不一定要告诉他实话，但是他早晚会知道的，不告诉他，他也不死心。「她跟申凯夫同居了，我听见她说。交换条件是要他替你想办法。不然你想，有这么简单就放出来了？本来你的情形非常危险。」 「申凯夫？」刘荃低声说。仿佛在开会的时候看见过这人的，见过不止一次了，但是这时候一点地想不起来了，脑子里只是一片空白，轰轰作声。 「申凯夫很有一点潜势力的。有人说他每天晚上和毛主席通一次电话，也不知这话有根据没有。」 刘荃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她突然怜悯他起来。她走过去在五斗橱上拿起一瓶酒，找了两只玻璃杯，把残茶泼了，倒上两杯酒，递了一杯过来。「来，干杯！你出来还不值得庆祝么？」 他机械地接了酒，但是并没有喝。 「你别这么着，」戈珊说：「看开点吧。你也不用替她难受，申凯夫这次倒真是认真得很。当然他们的关系不能公开──老申的爱人是个有地位的老党员，在全国妇联里坐第二三把交椅的，他要离婚，党不会批准的。」 「他把黄绢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刘荃突然问。 「谁知道。反正你不用想再跟她见面了，除非有一天申凯夫垮了台。」 「或是共产党垮了台，」刘荃说。 「怎么，你有变天思想？」戈珊笑着问。 刘荃摇了摇头。「我没有那么大胆。有那么一天，也许我们这一辈子也看不见了。」他举起玻璃杯来，一口气喝了大半杯。是一种劣质的白兰地。 「你这种话少说两句吧，可别喝醉了上别处去乱说。醉了就在这儿躺一会。」 「我没醉。喝完这杯就走了。」 他有一点眩晕。室内比外面暖和，玻璃窗上罩着一层水蒸气，完全不透明了。对街的霓虹灯从那蒸气里隐隐透过来，成为惨红与惨绿的昏雾。窗帘杆上挂着一只衣架，正映在那雾蒙蒙的背景上。衣架上陈着一条淡红色的丝质三角裤。在戈珊的房间里，这似乎是一种肉欲的旗帜，高高地挂在那里。 他想着黄绢这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和申凯夫在一起。他想到她的流泪，她的冰冷的惨白的脸，想到另一个男子的贪婪的嘴唇与手加到她身上，他心里像火烧似的，恨不得马上死掉。他的生命是她给他的，但是生命对于他成为一个负担。 「是你介绍申凯夫给她的是不是？所以她说你非常帮忙。」他把玻璃杯沉重地搁在桌上。「你不用赖。──不然她怎么认识他的。」 「我赖干什么？」戈珊微笑着说：「是我介绍约又怎么样？不也是为了救你！你恨我吗？」 刘荃静静地向她看着。那奇异的静止似乎是强暴的序曲！她有点害怕起来，但是这对于她也有一种刺激性。 「恨我怎么不杀了我？」她格格地笑着纠缠着他，想把他的手搁在她喉咙上。「叉死我得了，你怕什么，反正你现在有人撑腰了！」那柔艳的眼睛瞟着他笑。「唔？恨我不恨？」她喃喃地说。 「我恨不恨你，我自己也不知道，」刘荃说：「可是我讨厌你，我想连你也该知道。」 这种话一出口，就像是打碎了一样东西，砸得粉碎。刘荃原意是要它这样的，但是说出口来，心里也未尝不难受。 「下次知道了，」戈珊说：「让你枪毙去，谁再救你不是人！」她端起她的一杯酒，一仰脖子全喝了，但是淋淋漓漓泼了一身。 「对不起，我喝醉了，」刘荃微笑着站起来说：「我这酒量真不行，不该给我酒喝的。」 他自己开了门走出去。外面非常寒冷，乌蓝的天空里略有几点星。 他不想回宿舍去，在马路上乱走，走了许多路。糊里胡涂倒已经走到国际饭店附近了。那高楼的顶巅上插着一面红旗，旗杆下大概安着几盏强光的电灯，往上照着，把那红旗照亮了。它在那暗蓝的夜空里招展着，红艳得令人惊异，像一个小小的奇迹。 他仰着脸，久久望着那明亮的小红旗。它像天上的一颗星，甚想把它射落下来。 第十一章 大车笨重的木轮辚辚地在那泥土路上滚过。在这无数的马车的夹缝里又有许多挑夫，扁担上挑着一箩筐一箩筐的军火。 人丛里挤着许多白袍的韩国人，一个个都背着一种奇异的a字式的木架，人钻在那框子里，把它架在肩膀上，上面堆满了东西，一袋袋的粮食，一捆捆的军衣、军毯、各种军用品。这种a字架在朝鲜是一种主要的运输工具，号称「朝鲜的吉普车」。 黎明的天空是澄明的淡碧色。东线有战事在进行，可以听见炮声隆隆，和爆炸的声音。几颗照明弹挂在降落伞上，降落得异常缓慢，悬在半空中几乎一动也不动，青荧荧的。 每一辆马车上装载的军用品总有一吨重，黑压压地堆得像一座小山。赶大车的戴着三块瓦的破皮帽子，老羊皮袍子敞着衣领，他们都是东三省人，从他们村子里被动员来了，「志愿支前」。车子和牲口都是他们自己的，说不出的心疼。 军队里的民夫人数非常多，大都是强征来的东北农民。抬担架的排成一个极长的行列，长得出奇。士兵们排着队在他们旁边走，看着实在有点触目惊心。难道今天等一会这些帆布架上会统统睡满了伤兵？也许上级计算错误，征来的夫子太多了。 这支军队是昨天晚上开拔的，走了一夜。行军向来是在夜间，因为避免空袭。天一亮就怕飞机轰炸，这样大的目标，多么危险。但是这条路上挤满了骡车，一来就堵住了，所以走不快。但是一晚上也已经走了四五十里路。中共的军队承袭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传统，是以善走著名的。判断一个士兵是否合格，第一先要问他能不能忍受长途行军的辛苦，其次就要他把-械擦得非常干净。对于射击的准确倒不怎么注意，主要也是因为节省子弹，不大肯让士兵有机会练习打靶。所以到了紧急的时候，动员炊事员医务员上前线，也并不嫌他们外行。 刘荃是营部的一个文工团员，这次前方死伤过多，所以他也一同开赴前线。他到朝鲜来，是自动要求上级把他调来的。要求派到别处去，那是「强调个人兴趣」，什九不会批准的；要求到朝鲜去，却是很快地就批准了。他仅只是觉得他在中国大陆上实在活不下去了，气都透不过来。他只想走得越远越好。他也不怕在战场上吃苦，或是受伤、残废、死亡。他心里的痛苦似乎只有一种更大的痛苦才能淹没它。 他比普通的士兵多穿一件棉大衣，但是也一样佩着子弹带和一只长长的搭裢，腰间的皮带挂着一只布包着的饭碗。扛着-的手臂又酸又麻，自由地甩旧的手臂像秤锤一样沉重。 在半山里新辟出来的这条路，两旁都是一层层的荒废的梯田，再往上看，即是白茫茫的一片晨雾，那高山只是白雾中的一个淡蓝色的影子。到底是身在异国了，他想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是微妙的，有时候的确仿佛时间即空间，隔开了一万里路，就像是隔开了五年十年，过去的那些事已经往事如烟了。 有一辆大车的轮子又陷到泥潭里去了，许多士兵在后面帮着推，还是推不动它。队伍又停顿下来。 背着a字架的朝鲜人把身子往下一蹲，把那木架后面的两根桌腿往下一扳，支在地下，那架子就自归自站在那里。背它的人轻松地钻了出来，倚在架子上休息着，带着漠然的脸色。内中也有老头子，戴着马鬃编的半透明黑色小礼帽，帽子非常小，顶在头顶心。他们一律穿著白布长袍。 「妈的，给谁戴孝，」一个兵士恨恨地吐了口唾沫，轻声说：「跑到这丧气的地方来！」 「又要『说怪话』了，王锡林，」另一个兵士说：「当心挨检讨！」 「你的冻疮怎么了？」王锡林说。 「新发下来的这种皮靴不顶事，还是他们东三省的侉皮鞋好，里头塞上些稻草，暖和得多。」 「脚上全破了，疼得心作呕。」王锡林又往地下吐了口唾沫。 刘荃记得这王锡林有一天深夜放哨回来，曾经向他的伙伴说起他怎样志愿参军的。那天晚上大家寄宿在当地的民家，刘荃被臭虫咬得失眠，恰巧听见他们在板窗外悄悄地说话。王锡林说他是山东人，今年他们村上闹抗美援朝，开大会，村干部预先向他劝说「你要争取第一个参军。」他心里想：他凭作什么要千山万水跑到朝鲜去打仗？为了谁打？他拚着得罪干部，无论如何不肯。后来那干部说：「这么着吧：只要你肯第一个站起来，决不把你派到朝鲜去──派到四川，四川是个好地方。你第一个站起来，村上这些小伙子都服你，知道你是个精细的人，有你带头，自然大家都跟上来了。」王锡林被逼得无可奈何，也只好昧了昧良心，在这骗局中串演一个角色。大会上号召大家参军的时候，他就第一个走上台报名。他不知道一当了兵就失去了自由，结果还不是派到朝鲜来了？有苦说不出。心里像吞了一块火炭一样。 这一个师团里像他这样的新兵占极少数，都是久历戎行的中共基本部队，与新收编的傅作义的兵搀杂在一起，便于监视他们。这一支军队从内地调往东北，路过上海的时候，才向他们宣布。他们真正的目的地是朝鲜。也并没有发动他们「志愿援朝」。干脆就是把他们派到朝鲜去了。到了鸭绿江上的安东，中国境内的一个小城，士兵们得到了命令，把他们胸前缀着的写明姓名与部队番号的白布条子拆下来，一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的证章统统销毁掉。 「你们现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了，」长官告诉他们。 刘荃有时侯想：「在这许多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倒是真正的志愿军。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来了。作家魏巍写了一篇歌颂志愿军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假使他知道真正的答案只是一个三反期间几乎被枪毙的我，大概会觉得爽然。」他不禁微笑起来。 前面的军队又停住了，来到了河边，河上没有桥。水面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在朝阳中亮闪闪的。 「走走！走走！」几个下级军官赶上去叱喝着。 手榴弹掷到冰面上，砰然爆炸起来。连去了十来个，把冰炸开了。大家涉水过去，水不很深，但是奇寒澈骨，简直火辣辣地咬人。 辎重与民夫留在山凹里，没有过河。 晓雾已经散净了，前面是一片马粪纸似的黄色平原，四面围着马粪纸色的荒山。头上突然有嗡嗡的飞机声。 有紧急的命令，大家分散成为四五个人的小组，继续前进。 轰然一声巨响，地面震动了一下，左方涌起棕色泥土与火焰的喷泉，冲天直射上去。 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前面的一座小山。这座山头已经得而复失好几次。前面的原野就像一脸麻子似的，密布着一个个炮弹炸出来的坑穴。掘的壕沟一道又一道，把土地像搅冰淇淋一样搅得稀烂。 作为目标的那座小山也只是满目荒凉，没有什么树木，也不看见人。近山巅略有几棵高而瘦的白杨，很像倒竖着的扫帚，那一根朝天生长的枯枝在晨风中摇摆着，在天上扫来扫去，把那淡青色的天空扫得干干净净的，一无所有，连一朵云彩一只飞鸟都没有。 「轰！轰！轰！」接连几声巨响，就在他们背后。是他们自己的迫击炮开始放射，掩护进攻。但是仍旧看不出它们射击的目标是什么，前面只是一座空山。 头上的飞机又多了两架，呜呜地绕着圈子。但是部队冒险集合起来了，后面的大炮一声一声沉重地响着，如同古代的一个巨大得不能想象的战鼓，在后面催着他们进攻。 正在纷纷爬上山坡，飞机投下了油酱弹，轰然一声，一蓬火往上一窜，队伍的右翼已经成了一片火海。红红的火焰四面溅射出来，只听见一片惨叫的声音，闻见一股布毛臭，火焰在人们身上像飞云缭绕，从这个人身上跳到那个人身上，满头满脸烧了起来。 在混乱中，一部分人也仍旧继续往山坡上爬。这时候忽然吹起军号来了。现代化的军队在进攻的时候早已废除吹军号了，但是中共仍旧有时候利用它作为一种心理战术，造成一种异样的恐怖气氛，可以影响到对方的军心。那喇叭声由徐转急，是冲锋的调子，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凄厉紧张的感觉。 「同志们！冲呀……！」连长高举起一只手臂，往前一挥，嘶声喊叫着，把末了一个字拖得很长很长。 「冲呀！」许多人机械地齐声响应。大家开始奔跑起来，只顾气喘吁吁往前跑，此外什么都不理会了，眼睛也视而不见。刘荃的心在他喉咙管里敲打着。每一次呼吸一下，都快要绷破了肺。 到了半山上，在可以看见山形的边缘上险陡的地方有人──头与肩的黑色剪影。子弹的小小的火光像一口痰似地直吐下来，在刘荃耳边掠过，发出蚊子的营营声。 士兵们跑得快的和刘荃擦身而过。他们弯着腰，如同迎着大风奔跑，横绰着步-，-上的刺刀在日光中银光闪闪。他们-喊得一个个的脸都走了样。「冲呀！……杀……杀……」 刘荃的左臂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突然一阵麻木，他不得不用右臂去抱着它，像孩子们抱着洋娃娃的姿势。他明白他是中了一。这一停顿下来，刚才跑的时候不听见的声音全都听见了。简直像死而复苏一样，耳朵里轰然一声，突然听见那密密的机关枪声轧轧轧轧，枪弹的尖声呼啸，敌方的迫击炮发出那迟钝而可怕的「喀尔隆！喀尔隆！」四周喊杀的声音如同暴风雨似地沙沙响着。他觉得大家都疯了，张大了嘴叫着，歪着脸，脸庞像切掉了一瓣的西瓜。 后面来了个大个子，差点把刘荃撞了一交。那人向刘荃看了一眼，带着一种绝望的神气，仿佛他是一个木桩，站在那里挡着路。然后那人又-喊着跑了过去。刘荃被他这一撞，借着这势子就又绰着枪往前跑，也不管那只受伤的手臂了。他发现只要继续移动着就不要紧，因为跑的时候一切感觉都停止了，也不大听见什么，也不大看见什么。 他不断地践踏着那些躺在地下的人。那些人就像是跑不动，躺下了。但是他看见一个熟识的兵士，头脑的前半部完全没有了，脑浆淋了一脸。也有些只是坐在那里，捧着肚子或捧着一条腿呻吟着，脸庞扭曲着，大颗的眼泪挂在腮颊上。大家跑得更快了，仿佛这些人有传染病。 现在更是一片「杀……杀……」喊声震天。他先还不明白，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自己也在-喊着，像疯狂一样。 崖上忽然用橡皮管子似的东西，隔着七八十码远向下面喷射红红的火焰。刘荃也曾经听见说过联军有这种喷火器，大家提起来都谈虎色变。 山坡上成了火焰山。人声沸腾，但是那悲惨嚎叫不像人的声音，而是像马厩里失了火。里面关着许多马匹。 刘荃在火光中看见大家往山下跑，他也跟着跑。 这里已经溃退下来了，后面的人还是蜂拥着往上爬。上面的火海泛滥蔓延着，像是要追下来，枪声也更密了。在那大混乱中，刘荃已经跑到山脚下了，忽然接连两声「嘘！嘘！」鬼啸似的，两颗炮弹落在他几尺外的地方，忽然炸了开来。刘荃只觉得脑后和背上腿上都挨了沉重灼热的一拳。他倒下地去。 许多人在他身边跑过。 「担架！担架！」他叫喊着。 有两个兵认识他，停下来把他拖到壕沟里去。他曾经教他们打霸王鞭，他们对他感情不坏。「刘同志，你在这儿等着吧，我们回去就叫担架来。」- 声由稀少变为沉寂，显然这边的军队已经完全退去。刘荃面朝下躺在壕沟里，在那寂静中，他的创口的剧痛更加猖獗起来，痛得他一阵阵眼前发黑。那血腥气也使他作呕。 那凸凹不平的土墙上停留着一抹阳光。他抬起眼睛来向前面望过去，突然震了一震。有一个笑的脸，离他没有两尺远，左颊贴在地下，眼睛似乎向他望着，又像是没有看见他。 刘荃第一就联想到小时候听到的那些人首蛇身的蛇妖的故事。这张脸是完好的，而且是一个俊秀的年轻人，但是耳朵背后就什么也没有了。躺在地下的身体也只剩下了骨胳，骨头上血渍模糊。没有肩臂，没有左胁，腿骨却是完整的。大概是炸死的。爆炸的时候的一阵狂风把他卷到这壕沟里来。那张眉清目秀的脸微微仰着，机警地，唇上带着一丝笑意，仿佛正要发言的神气。 那甜甜的血腥气更加浓厚了。刘荃一阵眩晕，失去了知觉。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一片漆黑与死寂，连犬吠声都没有。在那接近零度的寒冷中，他的创口痛得像刀割一样。 担架竟没有来。 壕沟上的天空像一条墨黑的小河，微微闪着两点星光，在云中明灭不定，也像灯光的倒影一样。 他想到两尺外的那张微笑的脸，似乎向他嘘着冷气。他也想到野狗会被战场上的死尸吸引了来。朝鲜想必也有狼。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野兽。 也许应当感谢他那几处创口，那痛苦永远唠唠叨叨嘀咕着他，一刻也不停，使他没有多少机会想到别的事。 天终于亮了。战场上声息毫无，抬担架的到这里绝对没有危险的，但是仍旧没有来。他们忘记了他了。 忘是不会忘记的。他相信那两个兵一定会把话带到。干脆就是他们丢弃了他。 在这荒原上，因为毫无荫蔽，到了日中的时候，太阳竟是很热。他口干得难受，像是嘴里可以喷出火来。 那微笑的脸开始腐臭起来。 由天亮到天黑，由天黑又到天亮，倒已经好几次了。这世界完全遗忘了他，唯一没有忘记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伤口，永远无休无歇地虐待他，给他受酷刑。现在又加上了口渴的苦刑。 挨到第五天上午，他仿佛整个的人只剩下一只肿得多么大的舌头，像一只极大的软木塞，含在嘴里。 天气非常晴朗，壕沟上露出一条碧蓝的天，正像一道深深的溪涧，水流得很急，水面上漂浮着一层层浪花似的白云。他仰着脸望着，几乎可以感觉到那冰凉的白沫溅到他脸上来。 他忽然像是听见齐整的步伐。在地底下听脚步声的确是比较清楚。渐渐地，他可以辨别那脚步声的方向了。是从后方来的。是他们自己的人。人数很多，想必总是再一次要攻占这座山头。 他紧张得又进入半昏迷状态。 已经有许多人乱烘烘的跳到这壕沟里来。他很愿意闭着眼，仅只让这温暖的人潮在身上冲洗着，但是他不得不勉强使自己开口说话。他心底里有一种恐怖，怕他们把他连那微笑的死尸一同扔出去。 「同志，你是哪一连？」他微弱地说。 「一百三十三营七连，」一个青年说，一面俯身望着他。这人眼睛深而黑，长长的脸，穿著黄布棉大衣。 「我是八连的。有水没有，给我一点。五天没喝水了。」 「我们路上喝完了，一滴也没有了。」 他们都很惊异，他一个人留在壕沟里五天之久。那青年是一个班长，名叫叶景奎。他看了看刘荃身上的伤，没说什么，拿出一卷不甚干净的纱布来，替他包扎了一下。 「痒得很，出了蛆了吧？」刘荃说。 「还好，可是不能再耽搁了。」 一定溃烂得很厉害，叶景奎很快地摸出香烟来，在土墙上划着一根洋火，点上了抽着，驱除那腐烂的气息。 「你渴，自己溺泡尿喝吧──没办法，」他说：「有床没有？」 他嘴里衔着香烟，帮着刘荃把腰带上系着的饭碗解了下来，又扶他起来，小心地将尿溺在那只碗里。 刘荃喝了一碗，稍稍解除了舌头与喉咙的烧痛。过了一会，他又喝了一碗。 士兵们还在那里打扫壕沟，阴郁地，清除那一堆堆的粪便和尸骨。 「都是新兵。」叶景奎向他们看着，眼睛里带着落寞的神气。「这回是百分之百的补充，七连整个的牺牲了，」他低声说。 「我们八连大概也没剩下多少，」刘荃说。 「人家的火力真厉害。我们这完全拿血肉去拚。」叶景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里面包着几块军用饼干。他估量了它一下，拿出了三块递给刘荃。「你这些天都没吃东西吧？这比炒面强，有营养。」他所说的炒面是一种焙热的面粉，他们常带著作为干粮。 「你留着自己吃。」 「唉，吃吧。」叶景奎叹了口气。「大家都是一样。」他的叹息像老年人在冬晨的咳嗽一样，只有一种寒冷之感，并没有感情的成分。 「你多留两块。」 「吃吧。」叶景奎硬把那饼干塞在刘荃的手里。 刘荃缓缓咀嚼那铁硬的棕黄色的饼干也辨不出滋味来，但是到了肚子里，像烧酒一样地暖肚。「有什么消息吗？叶同志？」他问：「打得怎么样了？」 叶景奎坐在地下，把他那暖帽的两只护耳的翅膀翻了上去，疲乏地微笑着说：「还在这儿攻这座山头。这次我们有命令，要打到最后一个人。」 刘荃默然地吃完了他的饼干。 「你是哪儿人？」叶景奎说。 「河北。」 「我是河南人。」 「你是不是党员？」刘荃问。 他没有立刻回答。「不是，」他的声音变得冷淡而僵硬起来，仿佛被触着了什么隐痛似的。然后他说：「你呢？」 刘荃摇了摇头。 叶景奎把手搁在他肩膀上，像是要说什么话。稍稍沉默了一会，他说：「我劝你还是爬回去吧，回到后方去。趁现在还没开火。」 「好，我可以试试。」 「还渴吗？再喝碗尿。」 「溺不出来了。」 「试试。」 试了一会，一点也没有。 「你要真拿我当自己的亲弟兄，真要救我的命，你给我一碗尿喝，我喝了马上就走。」刘荃这样说着的时候，不知怎么竟流下泪来了。 叶景奎什么也没说，就照办了。 他把自己身上的皮带解下来，帮着刘荃把棉大衣用两根皮带绑缚在身上，爬行的时候免得皮肤被擦伤。 「快走吧，」他说：「自己当心。」 两个兵帮着把刘荃托起来，送到壕沟外面。刘荃也没有说再见，就挣扎着向阵地外爬去。 这区域整个地像一个庞大的拖拉机刨过了，把泥土全部彻底地翻了一遍。一根草都没有。遍地都是烧焦了的苍黑色。 一望无际都是那黑苍苍的原野。他想起叶景奎来。在这样无边的荒凉中，还会有人间的温暖，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事。他想他这辈子不会再看见他了。但是谁知道呢，人生何处不相逢。也许他们都会活着回来，又会遇见也说不定。但是他想起崔平与赵楚，又觉得还是从此不再遇见的好。再来一次三反、整风，他们说不定也会互相诬告陷害，自相残杀。 往前挪动一步都是痛彻心肺，但是他竭力忍着痛往前爬。那荒原上光塌塌的，一点标志也没有，他疑心他一定已经迷失了方向。有时候隐隐听见炮响，他就停下来仔细听着，辨别前线在哪一方。 他到哪里都被痛楚的火焰烧灼着。原野那样广阔，但是似乎是有一条蜿蜒的火的小径在前面等着他。 爬到广原上燃烧着的一缕野火，静悄悄地在地面上延烧过去，有时候像是熄灭了，却又冒出一缕红红的火焰，蜿蜒前进。 但是终于熄灭了。 两个放哨的南韩兵士走过那里，看见地下躺着一个人，仅只是一捆烂棉花浸透了血。 但是他还呼吸着。两个兵士抬着他走的时候，他渐渐清醒过来了。他们正在过河，那小河蓝汪汪的，水面上浮着的一块块薄冰流得很急，叮当作声。他知道那水一定是寒冷得啮人。那两个兵士自己涉水过去，却把他举得高高的，不让水溅到他身上。刘荃当时也并不觉得惊异。他只想喝水。他喉咙完全喑哑了，想做一个微弱的手势也力不从心。那小河在他下面，也就像壕沟上的蓝天一样地遥远。他一阵天旋地转，又失去了知觉。 在南韩军队的司令部，有看护给他把伤口消了毒，包扎了一下。他们给了他小半碗饭，半杯水，警告他不能多喝水。由译员问了他的名字，又问他怎么会往联军的阵地后方出现。 然后他们用吉普车把他送到汉城，那里有一个联军的医院。医院里的人把他的衣服全脱了，周身洗涤过，伤口腐臭得可怕。刘荃自己以为决无生望，在共方看见伤势比他轻得多的，也都被认为无法治疗，不给医治。 他照了x光，经过验伤的痛苦，又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是躺在床上，病室里排列着许多床，都是各国的伤兵。他身上已经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和联合国兵士穿的一样。他隔壁床上也是一个中共的战俘，是广西人，彼此言语不大通。那人似乎伤势比他还要沉重，一点东西都不能吃，但是他们不断地给他血浆，一天给他打许多次针。 他们两人都打了许多配尼西灵针。医院里对他们的待遇完全和联军的伤员一样。他们吃的维他命丸与安神药只有比别人多，因为他们伤势比别人严重。 医生和看护都是外国人，各国的都有。他们对自己的伤兵常常喜欢说两句笑话，但是对战俘永远是冷漠而认真的态度。「你不能喝水。」一个女看护说，她拿了一句口香糖来给他。「把这个放在嘴里嚼着，就不想喝水了。不要咽下去。」她大概是美国人，砖红色的瘦削的脸，眼镜后面的眼睛像淡篮的磁盘。她吃力地做出咀嚼的样子，怕他不懂。 医生给他箝出了几块榴霰弹片。他身体还太虚弱，禁不起脑部开刀。装伤兵的火车把他转送到釜山的战俘医院。 他背部有一个创口顽强的不肯合口。在釜山，联合国的医生从他腿上割了块肉下来，移植到背部。手术经过良好，两三个月后，医生认为他已稍稍康复了，脑部可以施手术，就给他开刀，取出一块炮弹片。 他在这间房间躺了这样久，一切都十分熟悉了。墙与天花板都是木板搭的，漆成乳黄色。有时候他无聊到极点，竟去数天花板下的铁钉。有些钉子没有十分敲进去，凸在外面，又有些钉上的漆剥落了，可以看得出钉头来。根据它们排列的方式可以计算出整数来，但是数着数着就胡涂了，又得重新来过。 他不能翻身，但是背后那排窗户与窗外的景物也都在眼前，历历如绘。那铁丝网，那木板搭的-望塔，架着机关枪。场地上从早到晚都有卡车轰隆轰隆开出开进。 有太阳的日子，阳光照到房间里来，每天淡然地按时前来，也像医生与看护一样。但是刘荃注意到那阳光渐渐地越来越早了，也照得更深入。他觉得这很重要，表示光阴是在消逝着，已经由冬入春了。他虽然无法知道眼前这条狭路究竟有没有走完的一天，但无论如何，只要知道时间的确是在过去，也就感到一种安慰。 他的过去是悲哀而遥远的，他的现在是空无一吻，他的将来又是那样不确定，靠不住。在这样的日子里，只有很少的几件事常在念中，对于他是像宝石一样地珍贵。他时时想起叶景奎对他的友情，还有那两个南韩兵士高举着他渡河，在浮冰中走过。 这间病室里有两个新开过刀的，除了他，还有一个人锯掉了一条腿，刚从麻醉状态中醒过来。最初发现的一-那总是最可怕的，他大哭大喊，昨天闹了一夜，吵得大家都没法睡。白天也拒绝吃饭。 「把腿还我！」他狂叫着：「我情愿死，死也落个全尸！成了废人我情愿死！」 另有一个战俘在医院里充任工役。他推着小车子进来送饭，收碗碟的时候就慨叹着说：「咳，同志，落了他们手里还有什么说的，有本事叫你死不得活不得！妈的比坐老虎凳还厉害，好好的一条腿就给斩掉了！」 那锯了腿的人想起在军中听到的宣传，说被联军俘虏了去，一定要受尽酷刑然后被屠戮。他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妈的，这些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今天斩掉条腿，明天锯掉胳膊，还不看他们的高兴！」那工役说：「你哭有什么用，同志，我们要团结起来反抗，打倒帝国主义，不能由着人家宰割。」 「打倒帝国主义！」那人悲愤地高举着一只手臂叫了起来：「共产党万岁！」 「同志，你冷静一点吧。」刘荃实在没有力气说话，但结果还是忍不住岔进来说：「要不是为救你的命，人家干吗费那么大事给你开刀？要是诚心给你受罪，干吗给你上药？──也是怪他们不跟你预先说明白了，可是你想，这儿医生一天得开多少次刀，言语又不通，一个一个都去解释也办不到──」 「妈的，你这帝国主义的走狗，」那工役瞪着眼睛骂了起来：「你是中国人不是？倒帮着帝国主义说话！」 「我是中国人，」刘荃安静地说：「可是我不是共产党。」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那锯了腿的人狂喊着：「打倒投降分子！」那工役逼近一步，像是要伸手就给刘荃一个耳刮子，但是又制止住了自己，只轻声说：「你别以为到了这边来就由着你胡说八道了，你小心点！」 用不着他恫吓，刘荃本来也就觉得共产党的眼睛永远在暗中监视着他。只要是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脱这被窥伺的感觉。 这工役也许是一个党员，有计画地执行他煽动俘虏的任务。但是刘荃想，也说不定他仅只是感到恐惧，感到共产党的眼睛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虽然在现在的境地里也还梦想着立功。 下午五点钟，这工役送晚饭来。这里的饭食相当复杂，战俘里有肺病的占很大的成分，医生给肺病患者规定一种特别的膳食，肠子里有寄生虫的人又吃另一种饭。这工役一份份分配给他们，刘荃防着他要报复，或者饭里搁上点死老鼠死蟑螂之类，但是他倒并没有掏坏。饭后依旧给大家送了凉开水来，刘荃的一杯里面插着一只弯曲的玻璃管子，用不着昂起头来就可以喝水。 晚上看护来给刘荃打了一针，因为他新开刀，需要安定神经。照例还要吃安眠药片，工役送药片来，却是每人一份，他说因为他们被那锯了腿的人吵得睡不着。刘荃却没有吃，他不愿意睡得太沉，心里想宁可创口疼痛得一夜失眠，明天白天再睡。他已经养成了时刻戒备着的习惯。 熄灯以后半小时，又有「床位检查」。两个兵戴着钢盔拿着警棍走进来，用电筒四周扫射着。刘荃觉得这条规则有点滑稽，两个兵这样手执棍棒并排走着，仿佛怕被袭击一样。像他这样刚开了刀的人，浑身软绵绵的，连伸手去拿一杯水都要用最大的努力，还会逃走么？他隔壁床上那人也是锯断了腿，还没学会用拐杖。剩下的那一截肉桩，神经不受控制，一感到紧张，那半条腿就在被单里直竖起来。刘荃听见他咕哝着，痛楚地把它揿下去。 那两个兵去后，就没有人来了，夜班看护要到夜里三点钟才上班。中间长长的一段时间，完全是无人之境。 刘荃也不知道他等待着什么，但是他似乎是在等待着。吃了安眠药的人们发出重浊的轩声。 在后半夜，刘荃也蒙-起来，大概是他打的那一针起了作用。刚阖上眼睛没有一会，忽然觉得窒息，他立刻挣扎起来，但是一只枕头紧紧地压在他脸上，再也掀不掉。他一只手伸出去乱抓，抓到隔壁那人倚在墙上的一只拐杖，但是这时候人已经神志不清，力气地快用尽了，把那拐杖拚命一挥，它就脱手飞了出去，隐约听见豁朗朗不知打碎了什么东西。 枕头仍旧揿在他脸上。仿佛有人惊惶地锐叫着，但是那新开刀锯了腿的人反正彻夜地狂叫着，谁也不会理睬他。 他脸上的压力忽然消失了。他推开了那枕头，却被一片强烈的光辉逼得睁不开眼睛。那青白色的光破窗而入。而那玻璃窗也的确是砸破了。是他把那拐杖-出去打破了窗户，-望塔上的探海灯常常四面搜索着可疑的痕迹，刚巧被它发现了。 外面嘘嘘地吹着警笛。几个戴钢盔的兵拿着棍子与沉重的橡皮管子作为武器，冲了进来。 他们已经在甬道里发现了那工役，他虽然抵赖着，而且那惊叫的人也并不肯站出来为刘荃作证，但是医院当局认为刘荃的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一类事件实在多得很，亲共战俘殴打以至企图杀害反共战俘。第二天就换了另一个工役来。在这以后不久，不愿意回大陆的伤病战俘与少数愿意回大陆的也隔离了起来，不再在一起治疗。 那两个锯了腿的人都属于愿意遣返的一类。刘荃后来听见说，失去一只手或腿的人，因为开刀后没有人对他们解释，大都误会这是变相的酷刑。他们都要回到共产党那边去。 刘荃不久就出院，进了战俘营。这时候联军根据「志愿遣俘」的原则，把愿意遣返与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已经分别集中起来。战俘们称这一个步骤为「四八大分家」，因为是四月八日起施行的。刘荃在医院里的时候已经经过甄别，问了他许多问题，但是现在出院的时候又再三地问他，「你明白不明白，你拒绝回去，你家里人会遇到什么后果吗？」「你要求到台湾去，我们目前并没有法子保证什么时候可以实现。」「韩战如果结束了，回大陆的可以立刻遣返，也说不定你们还得在战俘营里耽搁几个月，我们也不能保证以后的待遇有现在这样好。而你仍旧选择反共的立场吗？」 「无论怎么样，我不愿意回大陆去，」刘荃说。他被送到济州岛木索浦的战俘营。营中用双层铁丝网圈出一块块广阔的场地，因为是新辟出来的广场，上面寸草不生，只是一大片铲平的黄土，灰沙特别大，一阵风吹过，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就连在荒凉的朝鲜，也很难找到这样荒漠的所在。 一个「联队长」，是战俘们自己选出来的，他告诉刘荃这广场上住着有八百人上下，每五十个人住一座小小的铅皮顶石屋。他带刘荃进去，屋子里长长的两排小木床，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又带他去看场西新辟出来的菜园。 在斜阳中，四周的群山变得蒙-而渺茫，像一个个淡金色的沙丘。 在这里忽然听见胡琴声，刘荃很感到意外。悠扬地拉着一段摇板。 「哪儿来的胡琴？」他笑着问。 「自己做的。用装啤酒的洋铁罐子做的。哪，你来看，这种啤酒罐什么都能做。」 他们走近一座石屋，檐下坐着一群战俘，有一个人把那橄榄色的洋铁罐剖开来摊平了，改制一只灯罩，又有一个人用啤酒罐做成一只小坦克车，大家都围在那里互相传观，连屋子里都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看。联队长给他们介绍了一下。那倚在窗口的人一抬头看见刘荃，突然脸上呆了一呆。刘荃也呆住了。他再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叶景奎。 沉重的喜悦使他们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里遇见，不但是重逢，而且立刻可以知道彼此的立场是一样的，因为这里只有反共的战俘。 「我们是老朋友了，」叶景奎说。他迟缓地向窗口跨了出来，握住刘荃的手。 「你换了这身打扮，差点不认识你了，」刘荃说。 他们都穿著太长太大的橄榄色美军制服，头上戴着美军的便帽。一提起衣服，大家都有点着恼地笑了起来。似乎这是他们这里的一个老笑话。 「你没看见陶全海冬天穿上大衣，走路真得摔交。」叶景奎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同伴。「早上做早操，两只胳膊往上一伸，脑袋就不见了。──喂，陶全海，怎么不叫你妈给你多缝上点，明年等你长高了再放出来？」他不断地大声说着笑话，似乎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 陶全海是被他们取笑惯了的，鼓着脸没说什么。 「你瞧这鞋这么大，也真弩扭，」另一个人说：「一个个战俘都是走路踢哩塌噜的，倒是好，不用想逃跑。」 「都成了小脚老太婆了，鞋里塞上些烂棉花，」叶景奎说。 「你们都是皮鞋，我是靴子，」刘荃说。 「也有一批人领到靴子。他们把脚背上这块铁拆下来，」叶景奎弯下腰来指点着：「做成一把小刀子，又快又经用，真不错。做锉子也行。」 大家背上都有白漆写的pow三个大字。一个眼不见，陶全海用粉笔把叶景奎脊梁正中的那o字添上头尾与四只脚，成了一只乌龟。大家发现了，又哄笑起来。 刘荃觉得他们简直像一群天真的无忧无虑的中学生。但是当然并不是无忧无虑的。谁也不喜欢在铁丝网背后过日子。而且前途的暗礁正多，板门店会议仍旧为换俘问题在争执着拖下去，拖下去。大家都恐惧着联军当局最后在外交压力下还是会牺牲他们，把他们交还给共方。 吹哨子召集大家吃晚饭。在餐室里，大家拿着自己的碗排着队走上去，一个当值的战俘从一只庞大的洋铁罐里一大匙一大匙舀出饭来，米饭与蔬菜碎肉煮在一起。 「他妈的，真像猫饭，」陶全海咕噜着。 「听说这还是由医生每天算好了『热量』，开的菜单子，」叶景奎告诉刘荃。 「这饭倒是营养丰富，就是不大配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刘荃笑着说。 「可不是，大家每月磅一磅，倒是体重都增加了，可是还是抱怨吃得不好。」 晚饭后他们看着别人下棋，看了一会。叶景奎送刘荃回屋里去，两人在那石屋的门外站着抽着香烟谈话。叶景奎也是在争夺那座山头那一役受伤被俘的。他从他们别后的情形谈起，把他过去的事统统告诉了刘荃。 在他的故乡河南，一直从抗日战争的时候起就有共军来来去去，常常盘踞一个时期，又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退却了。在一九四六年，他十九岁，正在读中学，共产党占领了他那村庄，立刻开始征兵。唯一的逃避方法是到一个共党办的学校去读书。叶景奎的父母就让他转学转到泰兴第八中学，是共产党新开办的。同年七月，共军撤出这个区域，把学生全都带了去，在山西的共区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的训练，这一批学生毕业后就全部「下部队」服务。 他离家的时候，共产党对富农的态度还很好，毫无敌意，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他父母的田地全部充了公，老夫妇俩流落为丐，相继死去。 叶景奎工作非常努力，一九四八年入了党，一九四九年被任为第十五军文工团团长，负责经管士兵思想改造。他随军南下，除了管文牍，还要主持无数的检讨会议，在万分紧张疲倦情形下，一时疏忽，丢了一笔钱，是连部的伙食费，约合港币二十八元。这是一个严重的过失，他被处罚，送到第十五军的一个特殊的学校去，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学习，才又派到云南去，在第四军司令部服务，担任新改编的卢汉的军队的思想改造。 在云南，他看见云南出产的锡，大量经由亚洲内部运往苏联。 他又被派回第十五军服务。那时候第十五军驻在四川。韩战已经开始了，在秘密的党员会议里，赴朝作战保卫东北成为讨论的课题，但是大家都以为这行动将是出于志愿方式，没想到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第十五军就直截地被派赴朝鲜。大部分的士兵连「志愿军」三个字是什么意义都不知道。 路上经过老共区。本来一直听见许多宣传，说老区怎样富庶，像乌托邦一样。但是叶景奎看见许多老百姓吃糠。 乘火车到东三省去，他看见一车一车装满粮食，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都是经过东三省运到苏联去的。 军队在中朝边境上的安东驻扎了几个星期，因为士兵情绪低落，没有斗志，需要积极训练他们的思想。叶景奎寄住在当地民家，屋主人是一个孤老太婆，他问她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她说她儿子七年前跟着共军走了，从此就没有音信。她说起他的年岁性情和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她静静地啜泣起来，再三重复着说：「你们谁都不想家！你们谁都不想家！」 刚巧这时候有个村干部来访问，看见她在流泪，第二天就把所有驻兵的人家都叫去开会。会上说了些什么，叶景奎也不知道，只知道那老太婆从此不敢和他说话了。 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但是他那时候心里还是很矛盾，仍旧不肯让它破坏他对于党的信心。他只归罪于「过左」的干部。 在朝鲜，叶景奎一直在后方担任第一百三十三营政工部的人事工作。第十五军连打了五个大败仗，在一九五二年春天调回后方。他自己那一营人死了三分之二。疲乏而消沉的残余部队回后方休息，又要加紧思想训练。叶景奎正是工作得最紧张的时候，忽然三反运动「反」到他们部队里来了。 军中有些大学生出身的党员干部，初露头角，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先进干部排挤得很厉害。他们抓住这机会打击叶景奎。旧案重翻，他在一九四九遗失了合港币二十八元的一笔款子。并且他处理连部的党务工作者家属救济金，也太浪费。这是因为他工作太忙，而且因为体谅有些家属急待救济，所以径自批准了，没有请示营部党小组。 部队开全体大会，在会上控诉叶景奎贪污浪费的罪行。政工部主任站出来说他从前遗失的那笔钱是嫖妓用掉的。 叶景奎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全心全意献身给党，他节俭到洗澡洗衣服都不用肥皂，倒诬赖他浪费。而且他是纯洁的，他的道德观念几乎近于清教徒的严厉。说他嫖妓，他就连现在提起这件事还十分愤慨，屡次说：「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崴嫡庵只埃?br>他面对着几千个士兵为自己剖白。如果他肯认错，倒也许不过罚他再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改造。他不认错，难道倒要党向他认错？于是政工部主任更是加强火力攻击他。叶景奎知道他是没有希望了。他第一吹尝到了党内的黑暗。 他完全为党生活着，而它倒过来恶毒地咬他一口。他那俭啬可怜的生命突然失去了意义。他连一个妻子与小孩都不能有，因为他的工作不容许他结婚。 叶景奎找出手枪来自杀。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扳枪机，讲台上坐着的同志们就把枪夺了过去。这企图自杀的举动更是犯罪的铁证。叶景奎被开除党籍，革去一切职位，判了三个月徒刑，期满再派赴前线。 在这三个月里，他挖沟渠，挑担子运军火，同时改造思想。但是他实在「改造」够了。 「我老对自已说：『共产党并不要我这样的人。共产党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要。』」 他恨恨地说着，流露出那样一种年轻人的天真的骄傲，刘荃看着他，不由得心酸起来。 他被释放之后，立刻派往前方，以一个新入伍的士兵的身分挑担子运军火。他受不了这个，并不是这工作太辛苦，而是他实在不愿意为共产党工作了。他要求上前线作战，他希望战死。 他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在争夺山头的拉锯战里，共方损失惨重。叶景奎竟当上了一名班长，纯粹是因为其它能当班长的全死光了。 在他遇见刘荃的后一天，联军占领了一个小山，正俯瞰中共阵地。在炮火下他们全军覆没了。 叶景奎受了重伤怕被敌军发现，爬到一个炮弹穴里躲着。一连躲了三天，下起雪来了，他舐着雪止渴。但是失血过多，他想他不痛死也要冻死了，不冻死也要饿死。 太阳出来了，他看见南韩兵士在上面山坡上站岗。 党虽然把他像一口痰似地吐在鞋底下踏来踏去，他绝对没有想到背叛它。他没有想到有选择的可能。他深信落到联军手里一定要受酷刑然后被杀。所以他躺在那洞穴里，又挨了六天。最后他被饥寒与痛楚磨折得发狂了。他决定向守兵喊叫，心里想：「如果他们是不人道的，索性一刺刀戳死我，也免得我再受苦。」 南韩的士兵听见他微弱的呼喊，跑下山坡来看。他们救了他，把他送到医疗站去，然后转送医院。此后他的经历也和刘荃差不多，但是对于他的影响只有更大，因为在他完全是第一次与外界接触。他渐渐知道铁幕外的世界是怎样的，知道他以前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他只要一提出共产党三个字，就愤恨得全身都紧张起来。他说话仍旧沿用着共党的词汇，但是说起苏联人来总是用「大鼻子」的名称。 他断断续续说了许久。战俘营外的守兵正吹着军号。今天晚上月亮很圆，那黄土的广场在月光中成为一种苍淡的黄白色。四面的荒山筋纹毕露，都浴在那清光里。苍蓝的天空上白隐隐的像罩着一层霜。那月光下呜呜的喇叭声，很有一种塞外悲茄的意味。 刘荃也说起自己的经历，也提起三反的时候下狱的经过，不过没有提到任何女人。 「你有爱人没有？」叶景奎问。 刘荃略微顿了一顿，才说「没有。」但是这样回答了之后，却觉得往事如潮，顿时都涌上心头。他向西南方望去，隔着那一层层的山岭，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那一年七月，韩战结束了，联军忠实履行他们对战俘的诺言，坚持到底，终于在停战协议中规定「志愿遣俘」。但是原则上是如此，手续方面却没有说清楚，在九十日的「解释」期间，一切都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这叫战俘们怎么能放心呢？五个中立国，倒有两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波兰与捷克。其余三个，瑞士、瑞典、印度，又都是承认中共的国家。 联军把战俘交给印军监管，他们全部迁移到不设防区新划定的一个「印度村」，这村落仅只是在山冈上搭着许多帐篷，外面围着铁丝网。迁入不久，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就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战俘：「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不让你们受任何胁迫……向你们保证你们要求遣返的自由，那是你们的权利。」又说战俘「绝对必需」听取解释。解释员「会告诉你们，你们回国后可以度和平生活，而且完全自由。」 这封信的口吻完全一面倒，而且附和中共的论调，暗指战俘不愿回去是受人胁迫，而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自由。一般战俘读了这封信，大家讨论着，更加害怕中立国并不中立，会出卖他们。 印度村的播音器终日大声播送着印度军乐与恋歌，印方称它为「中立音乐」。那呜哩呜哩的曲调万转千回，充满了一种幽暗魅艳的异国风情，但是在心境恶劣的中国人耳朵里听来，只觉得烦躁。战俘们用力敲打着铁锅与洋铁罐，大声叫喊着「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仿佛作为对抗。他们替彼此身上刺花，刺上反共口号或是青天白日旗，因为他们感到一种心理上的需要，要把他们的决心成为不可挽回的，否则总觉得未来太不确定。 九十日的限期似乎又有延期的征象，印度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战俘中有一个用剃刀自杀的，引起了暴动，印军武装弹压，打死了三个战俘，群情愤激。他们把厕所的碎磁盘都扳下来作为防身的武器。他们不断地唱歌、开会、给彼此打气。 刘荃和叶景奎还算是比较镇定的，至少在表面上。 「联合国纯粹为了人道观点，坚持志愿遣俘，已经多打了一年零六个月的仗，牺牲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见得这时候又会背弃我们，」刘荃说。 他看叶景奎很相信他的话，自己不知道怎么也就安心了许多。 等到「解释」一开始，他们所有的疑虑都冰消瓦解了。战俘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解释帐篷」里，他们斩钉截铁拒绝回大陆。在严密警备下他们无法跑上去殴打共党解释员，只能向他们吐唾沫、醒鼻涕、蹬脚、挤破了疮泡把脓水往他们身上甩，使他们无法说完他们准备好的诱骗的辞句。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 在最初两天的解释里，一千个华籍反共战俘内只有二十个被说服了，不过百分之二的比例。共方面子上太下不去，第三天立刻停止解释，改以北韩战俘为对象，坚持要向他们进行解释工作，因为北韩战俘坚决地拒受解释，所以共方就利用这个作为借口，企图归罪于对方。 整整一个星期，印度奔走调停，请求中共继续向华籍战俘进行解释，但是这局面仍旧僵持下去。 华籍战俘在他们的营地里胜利地笑了，鼓噪着：「解释员呢？我们要求见解释员！要求见解释员！」 中共经过半个月的检讨、研究和布置，在十月卅一日终于又鼓起勇气，再度向华俘进行解释工作。 那天上午，印军用卡车运了许多战俘来。刘荃和叶景奎同坐在一辆卡车上，远远地还听见同伴们在印度村当当当敲打着锅子罐头，为他们助威。 卡车来到山谷里的解释场地，他们经过抄身的手续，然后被送到一个帐篷里等着，大家围着一只大肚子的煤炉，环坐在地下。北国的深秋，已经寒风猎猎了，监守的印军把帐篷钮了起来。 三十二个「解释帐篷」同时进行工作，但是他们这里的人都是属于一组的。第一个人进去了四小时，还没有来叫第二个人。 「成了疲劳审问了，」刘荃低声说。 「他们改变战略了，」叶景奎说。这次的疲劳审问竟长达五小时四十分钟。印军终于带了一个译员来传唤下一名受讯者。 「叶景奎，」译员拿着张名单高声念了出来。 叶景奎跟着他走向解释帐篷。三个印军簇拥着他，两个架着他手臂，一个揪住他的腰带。 帐篷里面，上首排列着八张桌子，他知道坐在正中的是三个中共解释员，五个中立国代表分坐两旁。后面黑压压地站着各国的译员。 「请坐，」一个共党解释员客气地说。 叶景奎面向着他们坐在一张椅子上，几个印军仍旧紧紧地拉着他，防他动武。 那年轻的印度主席叽哩咕噜说了一段，随即由他身后站着的译员翻了出来：「我们是五个中立国的代表。这几位解释员要和你谈话，提出几个问题来问你。你如果觉得是胁迫你，可以拒绝回答……」 中共的解释员一开口就郑重地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要回台湾去。我不要听你这些话。」叶景奎简截地说。他知道他的声调太急促。 「请你听着，」那解释员微笑着说：「我们知道你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也知道你父母都在等着你，欢迎你回去──」 「我父母早死了，是共产党害死他们的。」叶景奎涨红了脸大声说。 「你听我说。」那解释员仍旧温和地微笑着。「我们知道你在这儿是受压迫的，你的行动都不是自愿的，我们准备原宥你一切反人民的罪行。你决定回家去，只要从这扇门走出去就得了。」他指了指那排桌子背后的一个门。 门上并没有任何文字的标志。那茶青帆布帐篷里光光的没有贴着任何招纸或是标语。叶景奎突然有点眩晕起来，他像所有的战俘一样，在万分紧张的情绪下往往疑心自己会听错了话，认错了门，或是被人愚弄，把话说反了，使他走错一扇门。生死路之间仿佛只隔着一线。 「哪个门是上台湾去的？我要回台湾！」他叫喊着。 「你到台湾去没有前途的，台湾也没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我到朝鲜来是我自己要来的吗？我有自由吗？」极度的愤怒倒使他渐渐冷静了下来。 「我绝对保证，你回去可以过和平的生活，现在国内的建设有惊人的进步，有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只听见你们说建设，建设，我们在国内过的什么日子？看见你们大批大批的东西往苏联运，你们这些王八蛋狗入的，都是大鼻子的奴隶！」 那解释员严肃地站了起来。「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回来看看，就知道我们这两年有了多大的进步。而且现在停战了，往后日子过得更好了」 「停战；你们的仗永远打不完的，还要解放东南亚，解放全世界！我们没你们这么大的野心，我们就想解放中国！」 「我对这人解释完了，」那解释员别过头来，安静地向印度主席说：「请你把下一个人领进来。」 叶景奎从他进来的那扇门走了出去。印军把他送到场地另一角的一座茅屋里等着。他拭着汗，可是心里很痛快，简直等不及，恨不得马上就把那一段谈话复述给刘荃听。刚才那小子要不是怕了他，决不会这样快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刘荃这时候已经坐在解释帐篷里了：「……你的父母都在等着欢迎你回去。你回来看，国内的经济建设有了惊人的进步。祖国需要你，现在已经有个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刘荃一语不发，扯了扯他的衣领，仿佛窒息似的。 「你这样年轻的人，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想想自己的未来。你的未来是属于中国的，你应该回来为祖国服务。」 「我要回去，」刘荃突然说。他激动得厉害，他希望他的声音不太颤抖。 「好极了，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那解释员满意地说：「你从这扇门出去。」 刘荃站起身来。他的第一个感想就是叶景奎今天晚上回到营地里，不看见他回来，一定以为他意志薄弱，信了共产党的花言巧语，被骗回去了。他知道叶景奎会觉得愤怒、鄙夷、失望。 其实他作了这样的决定，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但是一直没能告诉叶景奎。他为自己选择的这种工作，第一个前提就是什么人都是不能完全信任，少告诉一个人好一个，最亲密的人也不是例外。 叶景奎是他最后的一个朋友了。失去这样一个朋友，实在心里很难受，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东西，把心一横，最后的一点友情也就这样丢弃了。 他要回大陆去，离开这里的战俘，回到另一个俘虏群里。只要有他这样一个人在他们之间，共产党就永远不能放心。 他并不指望再看见黄绢，但是他的生命是她的幸福换来的，他总觉得他应当对她负责，善用他的生命。他想不出更好的用途了。 他知道反共战俘回去是要遇到惨酷的报复的，但是他现在学乖了，他相信他能够胜利地通过这一切，回到群众中。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不会永远是一个人。一万四千的战俘的坚决与勇敢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当然这种工作危险的成分非常大，被杀害只是迟早间的事。死亡将永远跟在他后面，像他自己的影子。他相信无论什么事都能渐渐习惯，一个人可以学会与死亡一同生活，看惯了它的脸也就不觉得它可怕。 他向那扇门走去，在那短短的几步路里想起了许多事。不能得到叶景奎的谅解，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他的手在口袋里摸到他的那把菜刀，那是他用马靴的脚背上那块金属品改制的，叶景奎似乎很喜欢它，可惜忘了给他留下。他的手指轻轻抚摸那口刀，觉得非常惆怅。 「再见了，叶景奎，」他在心里说：「你尽管看不起我，可是我希望我们永远是好同志。希望你一帆风顺，你自己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