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与刁间》 第01节 秦二世胡亥元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暴行，一时四海豪杰，风起云涌。 前后不过四年的工夫，秦始皇的天下，便以他的孙子子婴的投降而尽失。 先入咸阳的是汉高祖刘邦。从龙入关的将士，无不争取金玉珠宝，唯有萧何与众不同，接收了秦丞相府中所有的图书档案，户口册籍。从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力战经营，平服四海。武功之后必继以文治，而治国的主要凭借，在了解全国的民生，所以山川道路之图，户籍钱粮之册，关系异常重大。当时的公论，定汉之功，萧何第一，即以此故。 此外至少还有一个人，眼光的厉害，可比萧何。这个人姓任，名字失传，称为任公。任公是长安以西名为“宣曲”的那个地方的人，在秦朝他是一个“仓吏”。 所管的一个粮仓，名为“督道仓”——督道是个地名，但确实的方位地点，至今已无法考证。所能确定的是，必在河南中部沿黄河的某处。 督道仓是个供应军粮的仓库，规模极大。当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之时，凡是攻破城池的豪杰，第一个目标是珠玉，第二个目标才是金银，所取的都是轻巧贵重、便于携带的东西。没有人会抢了粮食，随军运走。任公既是仓吏，下面有护仓的兵士，运粮的伕役，也很可以就地起事，接收官库中的金银财宝。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把督道仓中的大批食粮运走，找了个秘密地点，据了许多地窖，把粮食藏在里面。其时四海汹汹，各人都在自谋保命护家之计，没有哪个去注意他的行动，就注意到了也没有人去管他，因为乱世的种种行为，本来就非常理所可测度，无足为奇。 刘邦入咸阳不久，项羽率领四十万大军，号称百万，接踵而至。得到密报，说刘邦遣将扼守函谷关，准备在关中称王。而咸阳宫阙中，秦始皇灭六国所聚敛的奇珍异宝，玉帛女子，已为刘邦所独吞。项羽大怒，命将击破函谷，全军进驻新丰鸿门，大赏将士，厉兵袜马，要跟刘邦决战。 刘邦驻军霸上，号称有兵二十万，实际只有一半。众寡不敌，于是采纳张良的建议，利用项羽的叔父项伯作个调人，与项羽谋和修好。鸿门一宴，刘邦中途逃席。 项羽领兵入咸阳，一把火烧了三个月。然后大封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汉王的封邑是巴、蜀、汉中三郡，项羽派兵三万，送刘邦就国。张良又劝他烧毁栈道，示无北还之意。其时能与西楚霸王项羽一争的，只有汉王刘邦。 既然他深入汉中与人无争，则大局似乎可以安定了。 倘或如此，任公的估计便是错误。事实证明，他没有错。天下不会就此平定，还有一段扰攘不安的乱世。不过几个月的工夫，刘邦登坛拜将，重用韩信，以萧何留守汉中，主持后勤工作。他自己与韩信领兵出陈仓，重新占领了关中。 关中既定，部署东进。刘邦由咸阳分兵两路，一路由霸上出武关，攻取河南南部。一路由刘邦亲自率领，出潼关渡河，入今山西省境，攻占平阳，东下河南淇县，折往洛阳，会合各路诸侯，共计五十六万大兵，直扑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为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 项羽这时中了张良的调虎离山之计，正在山东。张良原是韩国的贵公子，他家三世相韩，与国同休戚，所以虽与汉王刘邦投契，却不能随他到南郑。在褒中作别，重回故国。走到半路上，听说项羽杀掉了新封的韩玉，因而决定重投汉王刘邦。他知道刘邦的最后目标在彭城，所以写了封信给项羽，说楚之大患在北方的齐、赵，至于汉王不过想得关中而已，不足为虑。项羽不知是计，亲统大军，北上伐齐。这才造成了汉王刘邦长驱直入，轻易占领了彭城的大胜利。 项羽得报，大惊失色，亲率三万精兵，还救根本重地。他从山东鱼台县直下江苏萧县，展开拂晓攻击。汉军猝不及防，仓皇应战。五路诸侯的联军，默契不够，指挥不灵，真个兵败如山倒，一下子垮了下来。刘邦幸得突围，辗转退到荥阳，才勉强站住脚。 这时是公元前二百零五年，也就是汉高祖二年的五月。从此楚汉相争，对峙在荥阳有三年之久，然后有核下一战，项羽自刎于乌江，汉王刘邦，得成一统之业。 项羽在安徽定远附近被困时，身边只剩下廿八骑，眼见大势已去，曾慷慨以告随从，说是：“我起兵至今八年，身经大小七十余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称霸天下。如今被困于此，是天亡我，非战之罪。”这话不曾道着痒处，项羽自有取败之道，而其关键所在，在于军粮供应的不足。 同样的道理，汉王刘邦能在荥阳站住脚，即得力于敖仓的藏粟。在荥泽县西北十五里，有座山叫做敖山，北临汴水，南连广武山，山底下凿空了鲁藏粮食，即名为敖仓。大概在吕不韦的时代，就已存在。数十年的经营。藏粟极富。汉军屯驻荥阳，特筑甬道连接敖仓——所谓“甬道”，是夹道建筑围墙，好像一条巷子，藉以防止敌人的侵袭，保证粮道的畅通。 因为有了敖仓，军心才得稳定。楚军被拒于荥阳之南的地区，而汉军获得了休养补充的机会。也就因为敖仓的关系重大，所以楚军也每每以攻击那条“而道”，绝汉军之粮，作为打开局面的主要手段。及至项羽攻下九江，集中兵力，大举进攻，刘邦因为敖仓粮道常被切断，不得不作割地求和之计。 汉王刘邦愿割荥阳以西、成皋以东之地，求和于楚。这一块地方不过几十里地，何以可作为求和的条件？因为这几十里地中有个敖仓。说得明白些，根本就是以敖仓为代价来换取和平。 这一次谈和没有成功，因为楚军的“参谋长”，为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反对。他认为荥阳的汉军，已成釜底之鱼，谈和反给了他喘息的机会。项羽听从了他的意见，使得汉王刘邦大感威胁，不能不用陈平所献议的反间计，携带四万斤黄金深入敌后去活动。项羽的部下为陈平所收买，传播范增通敌的谣言。项羽上了当，疏远“亚父”。范增一怒而去，得重病死在回彭城途中。 他这一死倒刺激得项羽觉醒了，对汉军展开了强大的攻击。荥阳被围，粮道断绝，刘邦在束手待毙的绝境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生路。有个叫纪信的部将，自愿牺牲，扮做刘邦出东城投降，真刘邦便趁机混在难民中，由北门逃走。荥阳、成皋，连同敖仓，落入楚军手中。 对于敖仓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军粮供应的重要性，项羽始终不能确认。他的部队机动性强，而项羽本人纵横无敌，像希特勒一样，喜欢打“闪电战”。南征北讨，一直不能把荥阳好好守住。相反地，刘邦只要一有机会，就取荥阳、成皋，资敖仓为用—一敖仓的藏粟，自然早就光了。但敖仓的设备，仍旧具有绝大的军事价值。 萧何在关中所筹措的军需，出潼关顺流东下，以敖仓为兵站，北济燕、赵，南运叶、宛，即今河南叶县、南阳一带，也很方便。楚汉相峙，刘邦能够苦撑待变，联络各方，就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好基地的缘故。 汉王刘邦最后一次占荥阳、成皋，是在楚汉三年的十月。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战事的目标及转移，系于军粮。当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项羽，对一个人感到头痛，此人就是与刘邦在一条战线上的彭越。他是山东曹州梁山泊那一带的人。 以北面韩信的部队为支持，在山东、河南边区打游击。对自彭城到荥阳以东的整个楚军防线而言，正好击其中腹。对自荥阳以东一直拉长到商邱的楚军第一线部队来说，恰好咬住了它的尾巴。项羽虽善于打大部队的运动战，但遇到彭越以本地人对地形的熟悉，化整为零，专施偷袭的游击战，颇有疲于奔命之感，而且彭越专绝粮道，尤为楚军的大患。 这年八月，刘玉屯兵敖仓对岸、新乡附近的小修武，派兵东渡白马津，与曹州的彭越会合。深入楚境，大概在铜瓦厢附近，突击楚军的一个大兵站，破坏得相当彻底。接着引兵而西，在延津县东，又打了一个胜仗。楚军不支，往东败退。彭越乘胜追击，攻下商邱等十七个城。消息震动前方，在成皋的项羽决定亲自出击。 拔营以前，项羽对他的狱吏出身的“大司马”曹咎说：“我在十五天以内，就可以收复所有的失地，把彭越撵走。成皋交给你守——责任很重，但也不难，你只要小心就守得住。最要紧的是，不管刘邦如何挑战，你不要理他，更不可开城迎战，千万，千万！总而言之，你只要守过十五天，那时我一定已经成功回来，就没有你的责任了。” 等项羽引兵向东，回击窜扰后方的彭越，汉王刘邦果然从黄河北岸，渡河来攻成皋。目的不在成皋，而在敖仓。这是刘邦身边的一个谋士郦食其所极力主张的。 第02节 郦食其是陈留人，素有狂生之称。当刘邦起义，兵抵陈留时，郦食其投入刘邦帐下，说服陈留县令投降。其时他为刘邦策划，所极力强调的就是军食。黄河流经河南的那一段，东起淮泗，西至成皋，即所谓“中原”，四通八达，在秦汉是交通最方便的区域。而秦汉的黄河，亦决非现在的黄河，在那一段动辄泛滥，造成绝大的灾祸。因此，身为土著的郦食其，对于这一地区的漕运、粮储的情况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了解得最透彻。欲成大事，必保敖仓，是他一贯的看法。他曾批评项羽以战斗力不强的投降的部队守成皋为不智，此时有机可乘，自然不会放弃进言的责任。刘邦有许多缺点，但有一项最大的长处，从不错过部下的好建议，而且接纳建议付诸实行是既迅速，又彻底。因而等项羽一走，他立刻渡河到成皋城下来挑战。 何谓“挑战”？这个来源极古而被广泛使用的军事术语，值得介绍。中国的战争，在春秋时代，形如儿戏。战国初期的规模也极小。直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引进了新的武器及战术，几乎淘汰了车战，战争才逐渐“升级”。等到秦国一强，一仗下来，杀人盈野，更到了空前的规模。这因为，秦国计战功有个硬性规定，以杀敌多少来计战功的大小，称为“首功”。首者首级，但不能提一颗脑袋去报功，所以又规定计首功以左耳为准——当然，这有许多流弊，老百姓的耳朵也割。阵亡战友的耳朵也割，史书上说某战役某国死多少人，都是由此计算出来的，其中当然有虎头，但也很可观了。 因为战略观念由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演进到如何多杀敌人来消耗敌方的战力，所以防御工事特别受到重视。如果是城，城墙要高而坚，城外最好引水围绕，即是俗称的护城河。如果是效野，则筑军垒，称为“壁”。那是一圈围墙，不一定要高，但要厚，把整个部队围在里面。壁外则是沟，愈阔愈深愈好。这一来只要粮道水源不绝，守个三年五载亦不成问题。 这样就要“挑战”了！挑战的花样甚多，而万变不离其宗者，是要把敌人引出城，或者引出深沟高垒来决一死战。大致起先是下战书，战书无效则陈兵示威，再无效就设法激怒对方。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辱骂，揭发对方的阴私，愈刻毒愈有效果。 汉王刘邦因为要争取时间，第一步下战书、第二步陈兵示威这比较文雅的步骤都略去了，一上来就到成皋城下骂阵，怎么刻薄，怎么难听就怎么骂。起先，曹咎谨守项羽的告诫，忍气不理。这样被骂了五、六天，见汉军越骂越起劲，实在气不过，下令出击，而且是倾巢而出。“长史”，也就是项羽的“秘书长”，以及起先封为“塞王”，先投降刘邦，后来又转投项羽的秦国降将司马欣，都在军中。 楚军一出，汉军稍作周旋，随即败退。成皋城外有一条汜水，源出南面数十里的方山，北流经成皋的东面，注人黄河。汉军败退，自然要渡过把水。曹咎急怒攻心之下，看不出汉军的诱敌之计，下令渡汜水追击。 兵法上有条定律：“兵半渡而击”，这条定律，已成常识。不知曹咎根本没有想到，还是想到了而认为必须要冒这个险，总之，他犯了致命的错误。当楚军纷纷下船，抢渡汜水时，对岸的汉军，突然反攻，伏弩齐发，矢下如雨。楚军根本没有招架的可能，亦无逃生的余地，未曾接仗，就已崩溃。曹咎、王翳、司马欣都引剑自刎在汜水上。 汉王刘邦乘胜渡河，复占成皋。楚军将领的“战利品”、金玉珠宝，包括陈平用来行贿的那四万斤黄金，都为汉军所得。当然，最重要的意义，是复得敖仓。 那时项羽在东线打得很好，先拔陈留，继下外黄。在睢阳，即今商邱接得消息说成皋失守，急急引兵西还，来救荥阳。西楚霸王的威名果然惊人。包围荥阳的汉军，望见项羽的旌旗，慌忙撤退。怕为项羽追上，都从山间小路，分散转进。自此而成楚汉对峙之局。 楚汉对峙之处，名为广武。广武是一座山的名字，一名三室山，又名三皇山，在成皋之西，与敖仓所在地的敖山相连。广武山一劈两半，东西相对，中间一条深涧，约有百里之宽，即名广武涧。涧水南流，注入汴水。楚汉两军，各在山头筑城，隔涧相峙。楚军在东，称为东广武，汉军在西，称为西广武。这两座城，后世就称为“项王城”和“汉王城”。 看起来东西相对，韩两相称，其实大不相同。汉王刘邦这面，有敖仓、有成皋。 成皋有关，名为“虎牢”，虎牢关为洛阳的门户。乱山丛中，蜿蜒一线，西迄巩县，东起成皋，入口处即名为虎牢关。轻兵阻道，强敌却步，所谓“塞成皋之道，则天下不通”。所以汉王刘邦据有成皋，即无后顾之忧，得容萧何全力经营关中，源源接济，而前方兵食无忧，据险而守，则已立于不败之地。 反之，项羽的后方，深受北面的威胁，粮道经常有被切断之虞。楚军的主要粮道有二：一条是东西流向的黄河，一条是南北流向通江淮的鸿沟。前者常被在齐的韩信遣轻骑突袭，后者则在彭越的游击队活跃的区域，有时截得大批粮食，反绕道接济成皋，对于汉军的贡献很大。于是楚军常处在饥饿的状态中，士气急剧低落，就像汉王刘邦初到南郑时的情况那样，部下“开小差”的日有所闻。一世之雄的项羽，困守东广武，一筹莫展，不得已与汉军议和，归还太公及吕后，划鸿沟为界。 当他引兵东还时，张良、陈平谏劝汉王刘邦说：“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机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接纳建议，因而有垓下之战。西楚霸王项羽的失败，败在“食尽”则“兵疲”，而汉王刘邦的成功，则因“足食”而“足兵”。由这一点上看，不难想见任公的“藏粟”，在当时是如何贵重？ 汉王——汉高祖初年的粮价之高，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汉书·高祖纪》： “二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这里的“二年”，可能连着下一年，即指公元前二○五年到二○四年间的事，因为汉高祖刘邦最先入关，那年十月至霸上，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就以这一个月为汉元年的岁首。这样，到第二年的九月底都称元年，这好比现代的会计年度，从当年七月到翌年六月为一年是同样的道理。 这一年，汉高祖从汉中出兵，“还定三秦”，正当项羽焚咸阳宫阙，大火三月不息之后，关中的农田水利，破坏得相当厉害。汉高祖虽然下令将秦始皇父子耗费大量民脂民膏所建造的“苑囿园池”改变为农田，但旧的已遭破坏，新的还在建立，加以军需军粮的征发，罗掘一空，则当地米价涨至每升万钱，固无怪其然。 《汉书·食货志》说：“汉兴，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又说： “汉兴，米至石万钱”。这当然是指普遍的现象，但一个“五千”，一个“一万”，有人以为一指平均数，一指最高数，这话虽有道理，似亦不然。合理的解释是：一指一般地区，一指特殊地区。说得明白些，战火最烈的地区，米每石一万钱，此外最少亦得五千钱一石。 楚汉相争，前后虽只五年，但以当时战争的型态而言，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第一场全国性的总体战。比较不大受影响的地区，不过巴蜀、江东等地，而以中原被祸最烈，中原一带又以荥阳附近为尤甚。米价每斛，或照彼时的度量衡称为“石”，高至万钱，几乎为战国时代的二十倍，正是指这一地区而言。 任公的藏粟，就在这个地区。他的大主顾是楚军。那些跟随项羽起兵的“豪杰”，自东而西，破城无数。所获的金玉，此时不能充饥。而饥饿的士兵，不是逃亡，就会作乱。为了稳定军心，保存自己的实力，不得不多方搜购粮食，于是“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但是，乱世无法纪，任公的粮食，何以不曾被劫？何以能居为奇货，作成极有利的交易？这些是极富研究价值的问题。以现有的资料而论，不可能求得圆满的答案。但以任公以后的表现，可以想见其人的性格，再参照当时社会的一种特殊情况，则亦大致可以了解其原因。 任公自己，也可说是一个豪杰之士，但基本上他是一个正统派的商人。他的商业天才，可分两方面来谈，第一是眼光锐利深远。第二是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 他人取金玉而任公独“窖仓粟”，此固为眼光锐利深远的明证，但有大量粮食而若不善经营，则在那样的乱世，适足以自招杀身之祸，所以卓越的领导才能，才是任公成功的主因。他的领导方法，可以归纳为八个字：“恩威并用，以身作则。” 先说以身作则，其时富人多奢侈骄慢，而任公谦虚、勤俭，与他的属下共同操作，人格的影响为凝聚力，则其事业中的成员，必团结为一整体，乃是势所必然的。 任公的“恩威并用”，且留到后文介绍他的“家约”时再细谈，在这里必须要研究的是，他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他的这种关系，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未提到，但任何良史都有曲笔、隐笔，未着墨处常有问题存在，只要发现了问题，再研究当时的背景、风尚，就不难得到答案。 任公的问题，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在那个楚汉相争，提兵百战，而且饥卒如虎，粟贵如金的地区，何以能够保存他的藏粟，不被抢劫？不但不被抢劫，而且能够交易，交易的对象又是“豪杰”，同时卖得很好的价钱，这不是神通广大得不可思议了吗？ 可是，我们只要想一想抗战期间，在敌我相接而物资可以交换流通的若干地区，如界首等地，有许多“吃得开”的大亨，“阴阳两界”畅行无阻，就不难了解任公能在那样危险的环境中，大发“战争财”的原因何在。 任公本人必也是一个“豪杰”，汉书将此豪杰的杰写作“舛”，便不是一个好字眼。“豪”则正好解释为现代的“大亨”，《史记》、《汉书》中“大豪”的字样甚多，秦始皇的外祖父，就是赵国的大豪。 大豪中之大豪，为战国的“四公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平原君黄歇。所谓“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扌益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即指此“四公子”而言。“游侠”之起，以“四豪”为滥筋，而其间也有异同。相异者“四豪”为贵公子，而游侠多出于市井；相同者，“振穷周急，谦退不乏”，“鸡鸣狗盗，无不宾礼”。降至末流，“作奸剽攻”，“铸钱掘家”，那是流氓土匪，徒窃“游侠”之名而已。 游侠是乱世的产物，因为“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非盛世所能容忍。大致由乱而治，则游侠的身分作风必有变化：一种是修成正果，成另一型的杰出人物，如近代的杜月笙；一种是沦入魔道，为非作歹。倘或依然结成“死党” 而“背公”，则迟早会发展成叛乱组织，危害国家。汉景帝“尽诛此属”，就是这个道理。 第03节 乱世之所以产生游侠，不外两种起因：一是国势衰颓，外敌和盗匪侵夷，集结地方势力以自保；一是暴虐统治，民不聊生，号召有志之士以自救。这样，乱世中的游侠，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政治发生关系，因应得宜，则此游侠所领导的自卫势力，不但可以生存在夹缝中，且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或忌惮，甚至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敌对的双方都想争取的对象，如剧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汉景帝三年，吴楚七国谋反，景帝记起文帝的遗言：倘有缓急，周亚夫可以倚托。于是，拜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平乱。由间道至洛阳，打听得剧益还在，喜不可言，他说：“吴楚举大事，不邀剧孟参与，我可料定吴楚不会有什么大作为。” 天下骚动，而专征的大将，罗致了一个剧孟，仿佛收服了一个敌国，无论就正面或者反面来看，剧孟的份量，重得骇人听闻。然则剧孟是怎样一个人，何以有这样大的潜势力？ 《游侠列传》说剧孟的行为，“大类朱家而好博”，这与杜月安也很相像。朱家居《游侠列传》之首，生与汉高祖同时，他是孔子的大同乡。当时鲁人以孔子的关系，特重儒教，而朱家任侠，济人急难，不计其数。最了不起的一点是，他不管是救人的性命，还是脱人的贫困，从来不形诸辞色，有时甚至连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好像天地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么回事一样。 楚汉相争，以及大乱初平的那一段期间，不知有多少人因为得到他的庇护而保住了性命，其中最有名的“杰作”是“脱季布将军之阝厄”。 季布是项羽的同乡，在楚地也是出名的侠少。项籍、项羽叔侄起兵，季布为楚军勇将之一，汉高祖刘邦几次吃他的大亏，所以对他恨之切骨。项羽败亡，汉有天下，刘邦悬千金之赏搜捕季布，下令：敢有藏匿季布的，罪及三族。 这时的季布躲在濮阳一个姓周的家里，由于风声太紧，姓周的就跟他说：“朝廷要抓你，一点都不放松，眼看就要到我这里来搜查了。如果你肯听我的话，可以得救，否则大家都是死，不如我此刻先自杀，算拿性命交了你这个朋友。” “不必如此。你说，我听！” 于是姓周的作了一番安排，把季布的头发剃光，颈上套一个带链条的铁环，此谓之“髡钳”，是罪犯的刑罚。而罪犯落在私人手中，表示他是自公家卖出来的“官奴婢”。 改装以后的季布，被安置在一辆运棺材的丧车中，连同其他十余名僮仆，由姓周的带领，从濮阳到了山东。姓周的把那些僮仆，统统卖了给朱家。 妙就妙在这里，姓周的并没有说破，“髡钳”的那人就是季布，他相信朱家一定会识破机关，而朱家居然就识破了。他跟对待其他僮仆一样，叫季布下田去耕种。 管理僮仆的是朱家的儿子，受到了他父亲的特别指示。 “田里的事，都听这个奴才的。”朱家指着季布对他的儿子说：“不过，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吃饭。” 朱家这样做的用意，纯粹是为了保护季布，给他一个优越的地位，随他的高兴，要耕田就耕田，要休息就休息。季布获得了这一份自由，才可以见机而作，随时逃避官方侦缉者的耳目。至于他的儿子一定要与季布一起吃饭，这不仅是尊礼的表示，也是为了好与别的僮仆隔离，免得露出破绽。 这样安顿好了以后，朱家自己，乘一辆轻捷的马车，连夜赶到洛阳去见滕公— —洛阳是汉高祖最初的国都，股公就是夏侯婴，他是高祖的小同乡，当年一个当亭长，一个”当驿站的马夫，两个人是好朋友。高祖起义后，叫夏侯婴当山东滕县的县令，所以其时的从龙之臣，都尊称他一声“滕公”。 滕公一直是汉高祖的“太仆”，这个官职掌管天子的“舆马”，而实际上他是高祖的“侍卫长”。朱家想对皇帝有所陈述，找到他是一条最靠得住，最有效果的路子。 当然，滕公一定受过朱家的恩惠，所以他那时虽已封侯，却待朱家这个“布衣” 为上客，招待他住在家里，一连喝了好几天的酒，找到了个机会，朱家问他：“季布犯了什么大罪？皇上非抓他不可！” “这个家伙！”滕公答道：“替项羽卖命，好几次，皇上差一点逃不出他的手。 现在要他的好看了！” “那末，股公，”朱家又问：“你看，季布是怎么样一个人？” 滕公沉吟了一会，情不自禁地点头：“凭良心说，这个人不坏。” “那就是了，两国相争，各为其主，他是项羽的部下，替项羽卖命是分内之事。 项羽手下像他这样的人还多，难道统统把他们杀掉？” 滕公不作声，但从他脸上的表情看的出来，朱家的看法，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现在皇上刚得天下，必须争取四海的民心，才能长治久安。为了自己的私怨，大动干戈去抓一个与老百姓利害无关的人，岂不显示自己的心胸狭窄，度量不广？” “皇上不是那种人。” “我也知道皇上不是那种人。明明是善纳忠谏、量大如海的命世英主，偏偏教老百姓把他看错了，这是多大的冤枉！再说，”朱家移席向前，低声说道：“以季布这样的人，汉不能用而要抓他，那就非把他逼走了不可。北面，胡人；南面，南越，他哪里不好去？一去则必不利于汉。当年吴楚交兵，楚国大败，伍子胥以楚人而鞭楚平王之尸，就是惩罚他‘忌壮士以资敌国’。这些，你何不相机向皇上进言？” “啊！”滕公一面因为他说的话，确有道理；另一方面已经明白，季布是藏匿在他家。为公为私，这件事他都是义不容辞的，所以一口答应照办。 于是，滕公把朱家的意思，很婉转地上达高祖。季布果然获得赦免，而且高祖还召见了他，授予“郎中”的官职。朱家亦由此而享大名，上自公卿，下至细民，无不佩服他能够“摧刚为柔”。但是朱家自己从不提及这重公案。季布虽贵，亦从未有所干求，甚至从不相见。 至于在季布这方面，似乎跟朱家一样，竟似忘了有这回事。“大思不报”仿佛负义，所以，《史记·索隐》中有这么一句语气讥刺的话：“布竟亦不报朱家之恩”。 “季布一诺”是有名的典故。为他人谋，尚且如此，岂有忘思负义之理？从深一层看，季布实是朱家的知己：他深知朱家施恩从不望报，要报亦必不为朱家所受，不如脱却世俗之见，绝口不提。而果然有一天，朱家遭遇到绝大的危难，譬如获罪将诛之类，季布一定会不惜身家性命来救他。游侠的精神就是如此。季布本人就“为气任侠”，他的弟弟季心，“气盖关中”，亦是大侠，所以季布不会不了解其中的精义。 这种游侠精神的扩散和变化，形成汉朝社会的一项极受人重视的道德规范，此即“恩怨分明”，而尤重在报私恩。至于第一流的游侠，能使受患者终身不忘，无时不在注意可以报思的机会，所以剧孟的母亲去世，远方送丧的人，步行骑马的不算，光是昂客的车子，就有一千辆之多。吊贺应酬尚且如此，可以想见他的潜势力。 我们无法知道任公与同时的朱家，是否有所往来？但任公生当乱世而能屹然无恙。 第04节 以经营粮食起家，则必具有豪杰的作风，得游侠的庇护，实可断言。值得后人佩服的是，他逆取而顺守，到天下大定以后，配合国策，从事农商，在整个重新开始的经济建设中，他做了很大的贡献，也取得了很好的报酬。 汉初朝野上下，所全力谋求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粮食从何而来？要靠耕作。 大乱之后，田地荒芜，而人口锐减，所以耕作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人力不足，于是而有奖励生育的法令。可是人口的繁殖，非三年五载所能见效；要解决眼前的困难，必须设法使现有的人力，发挥最大的效用，因此，汉朝的农业政策，特别提出“力田”二字，意思是说，不但要求务农，而且要求特别努力。 努力需要有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安定农村。这不外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物质方面，第一是减税，把农民对公家的负担，降到最低的程度。第二是开放关禁及货币的制造，使农民易于获得必需的物资，以及易地就业的便利。第三，弛山泽之禁，开放一切天然资源，鼓励大家去生产。 可是，物质方面的优惠，有时会产生流弊。利之所趋，不免争夺，则与原来求安定的目标，背道而驰。如开放铜山，自由铸造货币所引起的“奸铸”，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是则物质建设的同时，必须展开以伦理为中心的精神建设，所以又强调“孝弟”。上慈下孝，弟兄友爱，则协力耕作，任何天然的困难皆可克服。因此汉初诏令中，常见“孝弟力田”四字。吕后当政时，特置“孝弟力田官”，品秩甚高，职掌是“劝今天下，各敦行务本”，‘墩行”者孝弟，“务本”者力田。 力田之力，不是一个泛泛的动词。汉初农村的情况，亦可说是惨不忍睹，往往赤地千里，不见人烟。有人烟的村落，则水利失修，六畜稀少，从瓦砾中重建，在蔓草中耕作，全靠双手努力。所以人力这个因素，在生产事业中有无比的重要性。 一般农村，无论贫富身分，有力可出的，无不投入生产，如朱家的儿子，亲自下田，即为一例。总之一般货殖家，所最重视的生产条件，不是土地，亦非金钱，而是奴婢。 “奴婢”二字，在我们的印象中，只是奔走使今，增加生活上的便利。”而在汉朝，尤其是汉初，奴婢的意义相当于工厂的机器，耗费的动力少，效率高，易于保养才是部好机器。那时的奴婢也是如此，要求他能刻苦，耐劳，性格驯良，易于管理。 因此，要了解汉朝的经济发展，必须对当时的奴婢制度有所认识。奴婢的起源甚古，但作为一种生产的劳动力而买卖转让，则起于秦代。《汉书·王莽传》记秦代“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既然奴婢同于牛马，自为财产之一，所以《史记》、《汉书》记富人常记其奴婢的数目，临邛卓家，“富至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 《张安世传》：“家僮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写得尤为明白。 秦灭汉兴，多改前朝弊政。买卖奴婢，同于牛马，这种残酷的现象，何以汉初容其存在，而且变本加厉？这仍然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汉书·食货志》说： “高帝令民得卖子为食”，倘非如此，则可想而知的，父子都将饿死。在这样的大乱之后，政府如果没有相当的财力，展开大规模的救济工作，那么开放这样的禁令，实在亦不失为针对现实，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我们从汉高祖五年的另一道诏令： “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来看，可以证明他“令民得卖子为食”，确是出于不得已。 卖子为食，自为父母所痛心不忍，所以在淮南有个比较特殊的办法，仿佛作房地产的抵押，或者上当铺那样，卖子与人作奴婢，称为“赘子”，三年不赎，便正式成为他人的奴婢。 当然，“自卖”不尽是为了饥饿。如电影《七仙女》的男主角董永，是因为父亲死了，无以为殓，因而“自卖与富公，以供丧事”，这个故事出于刘向《说苑》。 再有一种是受了欺骗，或受到威胁而被卖的，不妨称为“盗卖”。彭越的好朋友栾布，几乎为汉高祖丢入锅中煮人肉汤的栾布，就曾“为人略（掠）卖为奴于燕。” 奴婢的买卖，也像买卖牛马鸡鸭那样，不但要看货色的好坏，而且也要看供求关系。汉哀帝时，曾特颁禁令，限制奴婢人数，这样便成了供过于求，奴婢的身价顿减。在通常的情况下，好比菜市场里把鸡鸭灌水、灌食物，以求增加斤两那样，把待价而卖的奴婢外表，也要修饰一番。《汉书·贾谊传》：“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装点门面，等一成交，绣衣丝履自然归原主收回了。 私人买卖的奴婢以外，还有“官奴婢”，称为“臧获”。这个名词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说“臧”与“赃”相通，犯了抄家的罪，其家人子女，当作赃物一样被没收入官，所以称为“臧”。“获”者逃亡而被捕获，罚为官奴婢，称为“获”。 这“臧获”“二字，是指明官奴婢的由来。 另一种解释，以奴为“臧”，以婢为“获”，出于杨雄的《法言》，他说： “荆、淮、海、岱之间，骂奴曰臧，骂婢为获。”但是，在河北、山东交界之处，又有另外说法：“齐之北鄙，燕之南郊，男子以婢为妻者，卑之曰臧；女子以奴为夫者，丑之曰获。”何以为臧，何以为获？取义何在，虽未说明，但当时确有这样的称呼，应无可疑。因为杨雄生当汉时，他的《法言》是记实之作。 官奴婢既为罪人的家属，籍没入官，则其人数，必与罪案的多寡，量刑的重轻成正比例。汉文帝时讼简刑清，官奴婢的人数甚少。据《汉书·贡禹传》所记，文帝的“宫女不过十余”，这虽是有意颂扬圣德，特别说少些，但加十倍，亦不过一百多。到武帝以后，迭兴大狱，特别是“告缉令”中，中人之家，大抵破产，私奴婢入官即为官奴婢。到了元帝那一代，官奴婢至十余万人之多，坐耗衣食，每年所费达“五、六万万”钱，而早在元帝的父亲宣帝时代，就有“官奴婢乏衣食”的记载，可以想见这些人所加予国库的负担是如何沉重？ 这些官奴婢与私奴婢不同，他们几乎完全是消费者。宫内及设于宫城内的官署，都用官奴婢服役，大官如尚书、诗中，更特赐妙年美貌的官婢伺候，这些都称为“诗史”。汉朝的官吏都住在官署内，每五天得放一天假，以便回家休息洗沐，因此，“侍史”要照料官吏的起居，但不得荐寝。话虽如此，自免不了有许多风流韵事。尤其是年轻英俊，风流惆悦的富家子所集中的“郎署”，更为“侍史”向往之地。 官奴婢亦供皇帝赏赐之用。《史记·封禅书》记武帝赐方士架大“僮千人”，这个“僮”字，不尽指奴，亦包括婢在内。又《汉书·外戚列传》：“武帝赐其大姊奴婢三百人。”《后汉书·光武十王传》：“光武赐东平宪王苍，宫人官婢五百人。”就这样动辄以数百上千人赏赐，也还有极多的官奴婢“游戏无事”。 私人所有的僮仆则与官奴婢正好相反，都是生产者，在汉初，他们对当时的经济复兴，曾作了绝大的贡献。因为僮仆为主人的生产工具，所以不免有压榨劳力的情形，汉朝僮仆的苦况，有一篇文献，可以介绍。 这篇文献名为《僮约》，作者叫王褒，字子渊，宣帝时做到谏议大夫。他是四川人，为司马相如以后一个有名的文学家，写有《甘泉》、《洞萧》等赋。这篇《约》类似目前的杂文，以讽刺的笔调，抨击不合理的现象，但若非当时对待僮仆确有此种苛刻的情形，则不致叙入文中，所以虽带着“游戏文章”的味道，确为写实之作。 《僮约》的第一段叙明缘起： 王子渊从成都女子杨惠，买夫时髯奴便了，决卖万五千。 由此可知，当时不但丈夫可以卖妻子，妻子亦可卖丈夫，卖价是一万五千钱。 第05节 第二段说明为奴的待遇： 奴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但当饮水，不得嗜酒；欲位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孟覆斗。 按：酒在汉朝不算奢侈品，而禁约如此，可以推想到主人待奴婢的刻薄。至于工作方面，“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是指“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正常工作时间而言，额外还有劳力负担： 事讫欲休，当多一石。夜半无事，洗衣当白。奴不听教，当苔一百。 舂米洗衣，只是操作家务，则“几百役使”，无非替主人生产牟利。 最后一段，以诙谐之语寄沉痛之情，写的是： 读券文遍，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蚯蚓钻额。 为奴如此，生不如死。事实上主人杀奴婢的事常有，即令发觉，被捕入官，亦得减罪。相反地，奴婢伤人，判刑特重。此外法律上对奴婢歧视的条文极多，举不胜举。奴婢买卖，本来是秦代的暴政之一，而汉初未改其弊，且在政令上有鼓励畜奴的意向，这完全是因为劳动力不足，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增加生产力量的措施。 然而这种强迫压榨的劳力，究竟能收到多少效果？令人怀疑。照史书上看，凡是大企业家，都能善用奴婢，使其发挥潜力，像任公那样，尤其值得表扬。 大乱平定，任公由河南“督道”回到他的家乡，长安以西的“宣曲”，从事农业。关中一带，当时是海内水利最完善的地区，有一条灌溉的渠，名为“郑国渠”。 致秦富强，即以此渠，而这条渠的由来，是个传奇。 秦始皇即位之初，国势已经甚强，连年对外侵略，韩国颇为不安，于是想了一条计策，派遣一个名叫郑国的水利专家，西入咸阳，建议秦国开一条渠，凿通径阳西北的仲山，分引径水东流，可以灌溉三百多里的农田。 其时吕不韦当秦国的宰相，他一向持吸收各国人才的开放政策，并不因为郑国是韩国人而忽视了他的计划。同时他门下的食客甚多，各式各样的专才都有，把郑国的计划研究了以后，认为相当高明，欣然接纳，并且要派郑国主持其事。 开凿一条几百里长的渠，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以及好几年的时间。这样到了秦始皇九年，因为囗囗的案子发作，秦始皇加强警戒，才发现郑国是一个间谍。原来韩国是有意要让秦国把壮丁投入这个大水利工程之中，则以兵员的缺乏，就可以暂停对外侵略，使韩国获得一个喘息休养的机会。 于是把郑国抓了来，自然要置之于死地。在审问的时候，郑国坦然承认，他是来作间谍的。不过，等这条渠成功，亦是秦国之利，他说：“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 秦始皇接得报告，认为郑国的话不错，便下令将他释放，支持他继续兴工。这条渠完成后，即命名为“郑国渠”，或简称“郑渠”。 郑渠的故道，现已淹没，大概是由陕西征阳县西北仲山下，分径水东流经三原、富平、蒲城等地，注人洛水。这条渠，把四万多顷的“泽卤之地”化为良田，《史记·河渠书》说此四万多顷的田，“收皆亩一钟”，一钟是六斛四斗，百亩为顷，四万顷为四百万亩，每亩收票六升四斗，总计为二千五百六十万斛。这对秦国的帮助是太大了！《河渠书》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此直接拜郑国之赐，而间接为韩国的贡献。在楚汉相争时，萧何治关中，得能源源不绝供应军粮，亦就因为有郑国渠的缘故——关中只经过短时期的兵灾，所破坏的是宫殿苑囿，水利设施，并未受到什么大损害。 在郑国渠未开凿前，关中地区即是当时海内最富庶的农业区。《史记·货殖列传》就有这样的记载：“关中自氵开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氵开者沂水，华者华山，这一片沃土，现代称为“渭河平原”，西起宝鸡，东抵潼关，长三百多公里。渭水两岸的冲积平原，在宝鸡附近宽只不过一两公里，愈东愈宽，一过西安，绿野平畴，一望无际，最宽处达五六十公里，至今为全国著名的麦棉产区。 由于这个平原，在虞舜、夏禹时就为“上田”，所以关中之民“好稼稿，殖五谷”，农业技术亦居于海内的领导地位。任公以土著而出其得自豪杰的巨资，购买回地、奴婢从事农业，自是顺理成章之事。但任公能“富数世”，则不尽是地利之功。他的接人待物的基本态度，以及经营事业的原则方法，确有人所难及之处。 任公的成功，在于他能力矫流俗，以德服人。不明了当时关中的习俗，不知任公的伟大。按：汉初建都长安以后，为了防备豪族谋反作乱，以及繁荣京畿地区这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双重目的，下令移民。齐国的贵族田家，包括孟尝君的子孙在内，以及楚国的贵族，昭、屈、景三姓，包括屈原的亲属在内，还有开国功臣的家族，一起都迁到关中。由于五方杂处，以致风俗不纯。因为富翁多，起居饮食，无不讲究，养成了极其奢靡的风气。平民百姓看得眼红，所以无不孳孳为利，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享受，这一来又养成了势利的风气。在这样不良的社会风气中，任公有他一套约束亲属奴婢的与众不同的方法。 他的方法，第一是以身作则。以他的财富身分，很可以像卓王孙那样，盖一座大宅，享受清福。但是他亲自领导，下田耕作，并不以富骄人。其次是自给自足。 他经营的庄园，‘范围极广，衣食所需，都可以不必外求，而在他的“家约”中也规定，“非田畜所出弗衣食”。第三，同甘共苦。他的奴婢也能饮酒食肉，但有一个条件：“公事不毕”不行！这所谓“公事”是指地方上的公事。 汉朝的基层政治单位为里，一里百家，十里为亭，十亭为乡。乡有多官，称为“三老”、“啬夫”、“游徼”。其中“三老”尤为一乡重望，职掌教化，由朝廷选派当地德行高超，为大众所信服的人担任。“啬夫”掌听讼、收赋税，兼理司法与财政。“游徼”则相当于现代的警察，职掌捕治盗贼，维护地方治安。 任公担任的职务，不是“三老”就是“啬夫”，而以“啬夫”的可能性为大。 处理地方上的诉讼争执，挨家挨户去收赋税，都要有一批帮手，所以说“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这都规定在他的“家约”里。他的“家约”不但约束别人，也约束他自己，有这样的法治精神来管理他的事业，已近乎现代企业经营的法则，其卓然的眼光，真非常人可及。 任公也兼营商业。当时因为物资缺乏，所以一般商贸进货的原则是，不求质精而求量多，而且进货成本要低，这样一遇缺货的情况，便可获致暴利。任公则反其道而行之；价钱不怕贵，东西要好，品质的要求，原与购买力成正比例。大乱初平，生活艰苦，食物但求果腹，衣服但求蔽寒，低级成品，自然畅销一时。但生产制度重新建立，购买力随农民的所得而增加，廉价的低级品，已不能满足消费者的欲望，而任公“独取贵善”的物资，就会变成“抢手货”了。 从以上所谈到的情况不难发现，任公所努力的目标，无非“减低成本，增加生产”八个字。为了达成这两个目标，他所采取的原则和手段是： 第一，一切衣食，都从自己的生产事业中去求得解决，如是则利权不外溢，所得的利润可以化为资本再投资在自己的事业上，像滚雪球样越滚越大。 第二，为了要自给自足，不愿外求，所以任公的生产事业，范围必甚广泛。以食而论，不仅止于种粟，还要种蔬菜果物，养牛养羊，以至开凿鱼池，从事水产。 以衣而论，他要种麻种棉。此外必也有自己的农具制造厂，乃至造车的设备。当然，这些生产事业的投资和收获，是经过细密计算的，如果没有利润，他可以用“物物交换”的方式，来获得生活上的必需品。 第三，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且形之于文字，共见共闻，彼此信守，那就是他的家约。 第06节 第四，也是最要紧的，他以比较开明的态度去经营他的事业，对于奴婢并非以主人的资格，临之以权威，继之以鞭扑，去压榨他们的劳力。他重视他们的福利，尊重他们的人格，予以合理的管教，则奴婢怀德畏威，自我激励，工作一定非常努力。同时在“家约”的约束之下，一定是团结的，和谐的，合作的。 这一个生产集团，当然可以为阎里的表率。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到，任公相当重视公共关系，除了他自己担任公职，为桑梓尽力以外，他的属下亦都急公好义。建立了地方上的情感，必然就赢得了地方上的支持，一个厚植根基于大众的企业，是不会失败的。任家“富数世”，正是任公积善的余庆。 至于任公的兼业商业，“独取贵善”，不追求眼前的利益，而作远程的投资，尤其表现了一个大企业家的眼光和魄力；另一方面也正见得节约以蓄积资金的意义。 如果没有雄厚的资本，则虽有任公的眼光和魄力，亦无济于事，因为他们需要资金来周转，等不到善价，就必须脱手。 《史记·货殖列传》，说任公“富而主上重之”，真可谓“实至名归”，确确实实是一个最成功，而且最可钦佩的企业家。他的得力在管理奴婢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德化法治，求取整体的进步。另外在山东有个企业家，也得力于奴婢，但他所用的方法，与任公恰好相反，是用权术作“单线领导”。 此人姓刁名间，是齐人。齐鲁并称，而物产民情大不相同。齐与鲁大致以泰山为分界。山阳为鲁，山阴为齐，齐国当今山东的滨海地区，《史记》称一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麻桑，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在当时是海内文化水准最高的地区。那里的风俗，《史记》中的记载是：“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 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后面这段不敬之词，千载以后的今天来看，未必尽然，但齐人“足智好议论”，古今如一。 齐人多智谋，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是出了名的。这也有两种说法，恭维的说法是齐人多智；而攻击的说法是“齐人多诈”，不可轻信。多智的故事甚多，最精警的是《战国策》中所写的“齐后破环”。 照史书来研究，这位齐后应该就是“二城复国”的齐襄王的王后，称为“君王后”。齐襄王的父亲是齐湣王，在位第四十年时，为燕、秦，和分晋的韩、赵、魏三家，各出锐师围攻，联军统帅是燕国的名将乐毅，攻人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出亡。但此公脾气不好，到处不受欢迎，结果为楚国趁火打劫，与燕国勾结，取齐淮北之地，齐湣王亦死在楚将淖齿手里。 齐湣王的儿子法章，一看这情形，只好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但生活所迫，不得不找一个职业，于是投身在宫城太史的家里做佣工。这位蒙尘的王子，生得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相貌奇伟。而那太史的小姐，偏又生具慧眼，看出法章不是低三下四的人，所以常常背人周济他的衣食，这样由怜生爱，私自结为夫妇。 其时齐国只剩下了两个城，一个是胶州湾之东的即墨，一个是沐河西岸的宫城。 齐国的大臣经过一段流亡的经历以后，集中在莒城，大家有一个相同的希望，要找到一个王子，好立为齐王。 这时法章踌躇了。富贵固在眼前，但要人家相信才行，如果那些大臣们不信他是王子，认定为冒充，立刻就有性命之忧，因此不敢出面。 也许是受了他妻子的鼓励，法章终于鼓勇自承：“我是湣王的儿子，名叫法章。” 真的要判定此人是不是王子，其实也不难，只要详细盘问宫廷里面的情形，就可以知道。经过这一番盘话以后，证实了他所言不虚，便即拥立为王，就是齐襄王。 那时的宫城，岌岌可危，但以立了齐襄王的缘故，布告国中，人心大慰，危而复安。齐襄王也很有良心，不忘贫贱夫妇，对他的大臣们说：“王后已经有了。” “在哪里？” 就在宫城。齐襄王说了地方，于是以车驾把怀了孕的王后从太史府第，迎人行宫。那位太史是个极重礼法的人，认为他的女儿，没有父母之命，媒的之言，“不媒自嫁”，败坏了他的家风，所以不但不承认这一头婚姻，而且也不承认有这一个女儿，虽为宫城太史，终生不见王后的面。中国历史上不愿意做君王的老丈人的，绝无仅有就是他。 做父亲的虽有些不大近人情，做女儿的却很孝顺，齐后按时归省，甘旨奉养。 即使父亲不愿见她，她一无怨言，不废人子之礼。因此，齐国的臣民，都为得一贤后而庆幸，也加强了他们复国的信念。 齐后不仅贤惠，而且聪明。她的多智的名声，连各国都知道，于是秦昭王便想试一试她的智慧，因而有“破环”的美谈。谈这个故事以前，又不得不谈齐国另一个多智的伟人，这个人就是田单。 田单是齐国的宗室，但与齐王至少是五服以外的本家，所以未得重用，只在齐国的都城临淄当一个“市椽”，相当于现在市政府的一个科长。乐毅破齐，齐王出亡，临淄的官民，纷纷逃难，逃往东面的滨海地区。时逢乱世，特别需要智慧，田单在逃难时初次表现了他的智慧，他叫他的亲戚，把车轴前面多出来的，称为“毁” 的那一小段木头锯掉，另外钉一块上去，这样一封，就可以保证车轴与车轮不致脱离。 等一上了路，大家争先恐后，逃命唯恐不速，于是车与车之间发生冲突了，因为靠得太紧的缘故，这辆车的“毂”，插人另一辆车的轮子中，另一辆车亦复如此，不是彼此牵制，动弹不得，就是像西片“宾汉”中赛车那样，轮毁车覆。只有经过田单改造过的车子，没有那一段“烦恼皆因强出头”的毂，与人无争，安然通过。” 一逃逃到即墨，安顿了下来。这时乐毅领兵包围莒城，围了三、四年拿不下来。 便领兵向东，来攻即墨。即墨的地方官，开城迎敌，兵败阵亡。田单的本家和亲戚，因为佩服他有办法，便推他为“将军”，练兵自保，兼以保国。 不久，筑黄金台，礼贤下士的燕昭工死了，太子继位，是为惠王。惠王与乐毅有间隙，田单一看机会来了，想了条反间计，他派人潜入燕国，散布这样一种街谈巷议——自然出之以“演双簧”的方式： “齐湣王已经死了，齐国也只剩下两个城了。”甲说，“为什么乐毅把这两个城拿不下来？” “一拿下来，不就要班师了吗？”乙这样回答，“他一班师回来，大王非杀他不可。所以借伐齐为名，领兵在外。” “难道就这样子一直不回来？那要到什么时候？” “乐毅不会回来了。齐国是他打下来的，他为什么不做齐王？” “那末齐人呢？是不是服他？” “如果服他，他早就自封齐王了。就因为不服他，他现在在做收拾人心的工作。”。 “怎么做法？” 第07节 “那很简单，将即墨放松一步就是了。齐人多智，看透了乐毅的本心，乐得将计就计，拖一天是一天。”。 “照你这样一说，齐人是欢迎乐毅在那里？” “也可以这样说。不过论齐人心里的想法，是唯恐换了别的将领去指挥，那即墨就靠不住了。” 这番言之成理的说法，一传十、十传百，传到燕惠王耳朵里，认为分析得太透彻了。于是下令把乐毅调走，改派了个饭桶骑劫去接替。 这二来，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效果，即墨城中的齐人，民心大振，而即墨城外的燕军，士气颓丧，都为被迫改投赵国的乐毅不平。同时由此开始，田单把骑劫玩弄于股掌之上。 他的第一步行动是，下令即墨城中的百姓，每天吃饭之前，先要把饭菜陈设在院子里，告祭祖先。那时被围已久，城外的鸟雀，无处觅食，一看城里有机会，纷纷飞来，回翔上下，盘旋不去，城外的燕军大为诧异，彼此相询：“这是怎么回事？” 田单给了他们答案，这些鸦雀，是神所凭依。而且公然宣示于即墨的百姓： “一定有一位神人出现，来做我的师父！” 这似乎荒唐可笑，于是有个小兵，一时冲动，开玩笑地说：“我可不可以做将军的师父？” 话一出口，那小兵才发觉，这是自己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军中无戏言；而况是对将军无礼！所以赶紧开溜。 田单那容得他逃？把他追了回来，但不是以军法从事，奉他东宫上坐，向他叩头，真的当他师父了。 一看玩笑越开越大了，那小兵心里害怕，不敢不说实话，“将军恕罪！”他说： “我实在……” 田单不等他说完，抢着摇摇手打断了他的话，低声说道：“你不要响，我都知道。” 田单多智，人人晓得。料想他必有道理在内，那小兵的胆子本来也大，便跟他合作，假扮为“神”，做田单的师父。田单也装得很像，出入之间，把他的“师父” 敬如天神，而号令之际，一定宣称是“神”的意旨。 这种新闻，很快地传入燕军，相信确有其事。田单看看时机成熟，便叫他的“师父”向大家说：“燕军不足道哉！我只怕他们用齐国的降卒作先锋，跟我们作战，即墨就保不住了。” 骑劫毫无头脑，辗转听得这话，信以为真，下令攻城，把齐国的降卒，摆在前面，燕军押后。城上的人一看，血脉偾张，悲愤不已——因为齐国的降卒，都让燕军把鼻子割掉了。即墨守军一看，同仇敌汽之心，陡然而兴，而且也有了极深刻的觉悟，倘或兵败投降，就会受到这样的残酷的待遇！因而奋力坚守，燕军无功。 此是田单激励士气的一个策略，然后他又用同样的策略来激励民心，派遣间谍到燕军中去散播流言，说即墨城中的老百姓，就怕他们葬在城外的先人坟墓被掘，尸首被戮，那一来，他们精神上禁不起这样沉重的打击，就会崩溃。 骑劫又上了当。下令掘齐人的坟墓，掘出枯骨来堆在一起烧。这一手做得太绝太毒了。即墨的老百姓痛不欲生，无不要求田单，开城出战，与燕军排个你死我活。 土气高昂，民心可用，田单知道反攻的时机到了，下令“总动员”，准备决战。 田单把即墨全城的军民组织成一个一元化的战斗体，不分男女老幼，包括他自己的妻妾在内，都纳入军事体制。首先挑出五千战斗力最强的士兵，在一个隐蔽的地点，施以特种战斗训练，而守城的责任，交给老弱妇女去担任。同时，他以身作则，不但尽献个人私产，作为军用，并且亲自跟士兵在一起，从事任何需要吃苦耐劳的操作。田单的威信声望，本来就很高，这一下越发进入一个新的巅峰，没有一个人不是心悦诚服，自动自发地在自己的岗位上，献出最大的力量。 可是在围城的燕军看起来，完全不同，“即墨完蛋了！”他们都这样在说。壮了怕已死光，所以只好用老弱妇女来守城。然则，不降何待？田单针对燕军的心理状况，派出一名使者去见骑劫，说即墨愿意投降。 骑劫欣然接纳。燕军得知消息，欢呼“万岁！”，因为出师数年，乡思日重，如今凯旋班师，与家人团聚的日子快到了，自然万分高兴。 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一刻，田单解除了他们的精神武装。这还不够，他又收集了一千错黄金，派即墨出名的几个富豪去献给骑劫，同时提出请求，说即墨已经投降，燕军人城以后，希望不要掳掠他们这几家的妇女。被“胜利冲昏了脑袋”的骑劫，满口应承。 第二天就要进城接收了！这一天晚上自然大行犒赏，正当燕军酣饮高歌之时，田单在城里安排“火牛阵”，即墨城里所有的牛，一共一千多头都被军方征用。这些牛经过一番修饰和装备，身上穿一件“龙袍”——用红色的薄绸子，画了五彩龙纹，缚在牛身上。角上缚了白刃，刃口向外，一条尾巴用芦苇裹好，灌足了油。然后在城墙上打了无数的洞，让牛在洞口“待命”。 另一方面，即墨城里全体动员，老弱妇女都上了城墙，五千经过特种战斗训练的劲卒，也进入战斗位置，跃跃欲试。到了夜半，燕军醉饱酣睡，田单一声令下，引火点燃了牛尾巴，这些蛮牛负痛狂奔，直冲燕营。城里的人，敲锣、敲铜盘，敲任何可以发出噪音的东西，同时狂喊鼓噪，就像发了疯似地。 燕军从睡梦中为惊天动地的声音所惊醒，出营一看，无数从未见过的怪物，尾巴是火炬，一千多个火炬的照耀，亮如白昼。怪物身上画着五彩龙纹，角上雪亮。 这时便自然而然想到田单的师父，是一天神下降”。不用说，这些怪物，就是特遣的天兵了！ 第08节 事实上是不容他们细想的，即墨城里的人没有疯，即墨的牛焚尾受痛，鼓噪受惊，却跟疯了一样，埋头直冲，当者披靡，燕军整个儿崩溃。 这时，田单才出动那五千劲卒，用一根筷子样的小木条，勒在上下唇之间，两头系绳，在后颈束紧，这名为“衔枚”，原来的用意，是奇袭急行军时，怕士兵谈话，耽误工夫，或者泄漏机密，所以作此“禁声”的束缚。 但这批经过特种训练的部队，所以要“衔枚”，用意是要他们人自为战，以一当十，见敌就杀，根本不容他们有任何停下来略作讨论的机会，而这样在疯狂的火牛群狂冲之下，他们更加勇猛，一心雪耻复国的五千健儿，追奔逐北，使得燕军尸横遍野。他们的主将骑劫，也死在乱军之中。 消息一传，齐人无不奋起。溃退的燕军，面无人色，狼狈不堪，即墨城内有“神”的传说，越传越盛。而田单的部队由五千人开始，迅速发展。从来两军势力的消长很少有变化得这样快的，没有多少日子，并国所失的七十多个城池，尽皆恢复，燕军败回河北。 于是田单派人赴莒城，奉迎齐襄王法章还都临淄听政。论功行赏，田单被封为“安平君”，安平在临淄以东十九里。 这年是齐襄王即位的第五年。在秦，为昭王甘六年，秦与赵会盟渑池，蔺相如不使赵玉受辱，也就是这一年。秦昭王有意攻齐，但听说齐人多智，君王后尤其聪明，便想了个试她的方法。 这个方法很绝，秦昭王派遣一名使者到临淄，馈赠君王后一付玉连环，附带出了一个难题：“久闻贵国智者特多，不知能解得此环否？” 两个在雕琢时就套在一起的玉环，如何解得开？君王后问她的臣子，没有一个人能解答此难题。 于是，成竹在胸的君王后，不慌不忙地取过一个铁椎来，轻轻一碰，指着那分离破碎的玉环，对齐国的使者说：“幸不辱命，请看，解开了。” 使者无话可说，因为他只要求解开玉连环，并没有要求非保持完整不可。当时的玉器非常珍贵，为了赵国的一块壁，秦昭王愿以十五个城池来交换。而君王后对此贵重的礼物，不惜引椎一击，是严正地表示了不惜玉碎以抗强敌的决心，足以吓阻秦国的入侵。这种高度的智慧，确是名不虚传。 不过，齐后之智与田单之智，应有分别。田单的智慧，实所罕见，而使用的手段，不免诡异。“齐人多诈”，正此之谓。刁间在本质上，就是田单型的人物。 他有许多奴婢。奴婢的身分，在各地都甚卑下，而以齐地为尤甚。这是不足为奇的，用智的人，总看不起用力的人。则多智的齐人，轻视终日苦役的奴婢，为势所必然。然而这又有矛盾，倘或奴婢多智，调皮捣蛋，乃至明侵暗偷，主人驾驭不了，则又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问题，简直成了心腹之患，宁愿他们还是笨拙的好。 刁间的厉害，或者说刁间的成功，就在这一点上。他跟别人的观念不同，并不轻视奴婢。调皮捣蛋的也不怕，相反地，愈是如此，他越重视，因为聪明的才调皮捣蛋，只要驾驭得法，这些“桀黠奴”才是最有用的人。 《史记·货殖列传》说刁间对“奴虏”，“独爱贵之”。何以谓贵？因为奴虏中颇有人才。汉初的奴婢撞仆，与后世的不同。时逢衰乱，求生第一，贤如诸葛武侯，尚且自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所以秦汉之交，流亡遍地，如果既不能铤而走险，又不甘于辗转沟壑，则纵有满腹诗书，饥来驱人，屈身为奴，实不足为奇。不独大乱之时如此，就是承平时期，知识阶级因贫困或其他原因，受雇于人者亦比比皆是。如匡衡为人作长工，彭越为人作酒保，朱买臣为人赶车，儿宽做过厨子，韩延寿做过门房，都见于正史。 其次是豪杰隐于奴虏，如季布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至于没入官家，或者因政治上的原因，移迁某地，成为奴虏，则其原来的身分及知识程度，可能高于他的主人。仅从这三类人看，就可知道奴虏中人才实在不少，以及刁间的所以“爱贵”之故。 但是，这些奴虏，如果是在任公那里，则亦碌碌无所表现，唯有在刁间的运用指挥之下，方能发挥其才智。因为刁间与任公虽同为积赀上亿的货殖家，但后者以农为本，经商无非副业，前者则是一个什么生意都做的大企业家。现代有“商战一之说，道尽了商业上的竞争的激烈，当时也是一样，不管是坐以居奇的“贾”，还是买贱卖贵，往来各地以逐利的“商”，总是眼明手快的捷足先得，老实迟钝的吃了别人的亏。而随任公耕作，唯须“力田”，虽有才智，却无用武之地。 刁间是贾也是商，是商也是工。他的事业极大，大致分为三部分：渔业、盐业、贸易。渔业是齐地最早的特产，渔区在东面近海地区的蓬莱一带。捕鱼要纳税，称为“海租”。海租不重，但所捕的鱼，如果不能建立稳固的市场，或者交通上不能配合，发臭腐烂，则渔民的生计无着，而海租亦变了亏负。 因此，渔产的处理，有特殊的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为沿海各地所袭用，那就是把渔产加工，使之成为干鱼。 干鱼俗称为鲞。在秦汉之际，怕还没有这个字，当时称作鲪、(鱼邑)、鲍、鲰。 大别而言，干鱼分作两类，一类是利用强烈的日光晒干，就是鲪；一类是加盐腌渍，称为(鱼邑)，也就是鲍。至于鲰，据《史记》注：“谓杂小鱼也”。杂者无所不有，小虾、小鱼，混杂不分，所以价格不高。鲪与鲍用秤称，鲰就不妨用量器量，以“石”作计算单位了。 鲪与鲍，自然以鲪为理想。至今马祖的虾皮最好，就是因为它用日光晒干，水分尽去，不腐而味淡，并保存原来的风味，可以任意调人作料。但强烈的日光，不一定能与渔捞的作业配合，所以盐是不可缺少的。渔盐之利并称，不仅因为都出于海，实以渔盐还有配合的作用而产生互利的结果。一不过，渔与盐的配合，要在一个人手里完成，也就是说，一个人同时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第一，渔捞区与盐场，不会恰好在一个地方。鱼类固有其集中的地区，渔港亦有渔港的要求，照道理说，煮海成盐，哪一处海滨都可以，然则何不迁就渔港，就地煮盐？不行，因为煮盐亦有其独特的地理条件。现在台湾北门、布袋的盐场，所制的是晒盐，那要在亚热带，一年有好些日子的强烈阳光才行，古时的海盐，确是“煮”成的，煮盐的平底铁锅，称为“牢盆”，所用的燃料，主要的是木柴一，因而理想的盐场，应该负山面海，便于樵采，燃料的取得才理想。 其次，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生产制度，无论技术、设备、操作过程都不同，唯一相同的一点是：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在当时，一个人兼营两样以上的工商业，往往出于因利近便，可以互通的缘故。如果仅仅为了鱼类加工需要盐，而耗费大量人力去经营与渔业风马牛不相及的盐业，那是件很傻的事。 因为如此，渔与盐虽可配合，在技术上却不简单。鱼类加工所需的盐，得要经营盐业的人来配合。那时还没有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计划之下，某类物资供给某一特定对象而予以优惠条件的观念，鱼类加工的盐，也就是食盐，价钱不便宜，所以腌鱼用盐，不能达到必需的数量，应该用一斤的，只能用四两或者半斤。这一来，加工的盐渍鱼就难免腐败而生异味，由“如人鲍鱼之肆”这句成语，可以想见鲍鱼有气味，是普遍的现象。秦始皇崩于旅途之中，李斯秘不发丧，将尸体放在车子里，经一千六百多里的长途，运回咸阳，时逢盛暑，“辊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由此可以想见鲍鱼臭到怎么样的一种程度？ 所以刁间的同时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件难能可贵的事。“难”者，不仅需要绝大的资本，在独立经营盐业的同时，附带获致配合渔业的效果，尤在要有可靠而能干的人，二远赴不同的海滨去替他管理不同的事业。“可贵”者，能够以廉价的盐，供给鱼类加工之用，不仅减低了鲍鱼的成本，且因盐的供给充分，可以制成更好的鲍鱼。捕鱼为生，本来要靠运气，丰收过剩，鱼不值钱，如能获得加工的便利，则有恃无恐，获利必丰。 刁间的另一项企业是贸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不仅输出山东的特产，输人山东所需的物资，而且也在山东以外的地区，买贱卖贵。 先说山东的特产，第一是丝绸及其加工品，名闻海内，所以齐地称为“冠带衣履天下。”山东丝纺织业的发达，首先要归功姜太公。他在周初被封于齐，看到那里只有海滨的鱼盐之利，而营邱即临淄是“泻卤”之地，不宜耕作，得要另外想办法增加生产。男子可以出海捕鱼，海滨煮盐，妇女干什么呢？渔盐两业都不适宜女性工作，于是姜太公劝她们纺织。 齐地丝纺织业的发展，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可能最早是利用野蚕的丝。野蚕称为柞蚕，柞是木本植物，据《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说：“此木坚韧，可为凿柄，故俗名‘凿子木’。高者丈余，叶小而有细齿，光滑而韧，其木及叶子皆有针刺，经冬不凋。五月开碎白花，不结子，其木心理皆白色。”柞蚕以生于柞树，食柞叶而得名、初生时绿色；以后慢慢变为黄褐色，吐丝亦黄。用柞蚕的丝织成的绸，称为蚕绸，宋朝称为“绢绸”，明朝称为“茧绸”。《尔雅》记载：“有柞蚕食柞叶，可以作绵”，这大概是又称为绵绸的由来。 以后土地改良，“膏壤十里，宜桑麻，”于是养蚕事业，大为发达，当时齐国的纺织业，居海内的首位。齐国进贡周王的贡品，就是丝织品。到了管仲相齐，助桓公称霸，在经济发展上所致力的三大生产事业，是农耕、煮盐、织造。承袭太公的遗风，以织造为女工的专业，管子说：“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钅术，然后成为女”，这些不仅是纺织所必需，也是刺绣的工具。是为齐国丝纺织业的第二阶段。 近代的丝绣，以湖南和江苏最著名，即所谓“湘绣”和“苏绣”，而当时名闻天下的是“齐绣”。齐国纺织业发展的结果，连带染色也很有名。《战国策·燕策》： “臣闻智者之举事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成功者也。齐人紫，败素也，而贾十倍”。 第09节 所谓“败素”，是粗劣的白绢或者白布，但一经染成紫色，身价十倍，化腐朽为神奇，因为齐人多智的又一明证，同时齐人染色的高明，亦可以想见。 由于齐国的强盛，一方面贸易发达，一方面各国诸侯、行人、访聘者陆续不绝，都要购买齐国的上等衣料自用或送礼，所以刺绣品的销路极好，但刺绣的收入并不高。《史记·货殖传》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倚市门者何？司马迁又说：“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说得清楚些，便是为娼。太史公这段话，正是指齐国而言，因为娼妓就是管仲所发明的，而“齐女”的艳名在当时是与邯郸的“赵女”并称的。 刁间的贸易，输出齐地的丝织品及刺绣品，必为其主要的业务。齐地的丝织品，最出名的是“阿缟”，阿是指东阿县，《史记·李斯传》：“阿缟之衣，锦绣之饰”。 这两句话又见于《战国策》的《秦策》，可知齐地的丝织品，主要的市场，是在关中一带。当然，东阿县所出的丝织品，不限于“缟”，《史记·集解》：“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可证。此外，沂。泰山区各县，均盛产麻桑，所以齐鲁之间的纺织业，是普遍发展的。 但在刁间那个时代，齐国的贸易中心是在临淄，为各种物资的集散地。其次是孟尝君的封邑“薛”地，即今山东滕县之南的临城，一北一南，为刁间从事工商业的两大据点。 临淄自春秋战国到西汉，始终是一个富庶繁华的大都市。当时的大都市，首推代咸阳而兴的长安。天下的大族、豪富，大都徙于长安。这种硬性吸收“侨资”的结果，造成长安高度的繁荣。但五方杂处，风俗不纯，有钱的人，竞相讲求生活上的豪华，一般平民又极力向贵族看齐，奢靡之风，成为社会的一种病态。大致而言，长安是一个消费的都市，对于当时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不大。 其次是洛阳，此地为东周的王畿，也是最早的一个商业都市，照战国时期的地图看，洛阳适居天下之中，东齐、西秦，南面是韩、楚，北面则魏、赵、燕三国。 由于处于交通的中心，而且王畿之民，政治的色彩比较淡，好比现代的许多中立国家的人民那样，旅行可以获得许多方便，因此，洛阳的人做生意是出名的。虽然商人的地位不如工与农，而洛阳人民特别看重，或者说喜爱经商，像大禹治水一样。 他们可以三过家门而不人，以常年在外经商相矜耀。有这种敬业的精神，才会产生白圭那样的人。刁间私淑白圭，他的理论和业绩，我在后面将会谈到。 再次是大梁和邯郸，一在河南，一在河北，和偏西的洛阳鼎足而立，构成中原交通网的支柱。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战国末期，此地是各国政客和间谍活动的中心，以美色闻名天下，及至秦汉一统，邯郸的地位逐渐末落。大梁就是开封，这里地势平衍，张仪所谓“诸侯四通，条达辐转，无有名山大川之限”，为“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大梁的交通极其发达，“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但都是过境。史书上不见大梁有大企业、大商人的记载，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投资大梁，太无保障。 战火侵袭，随时有遭受严重损失的可能。楚汉相争，大梁被破坏得相当厉害，所以汉兴以后，大梁的地位比邯郸更不如。 其时的新兴都市是成都，而大致能够保持原来地位的，是临淄。临淄与长安正好相反，它是一个生产的都市。也与洛阳、邯郸不同，这两个都市因为交通的便利，而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临淄则因工商业的发达而促进了交通的发展。 临淄的交通，有一个为其他各大都市所没有的特色，就是出海便利，蓬莱半岛与北面的旅顺、大连隔海相距，只一百多里。由于海上三仙山的传说，所以蓬莱半岛的芝罘、烟台一带，成为中国最早的国际港口。 在秦始皇以前，早在齐威王、齐宣王的时期，就曾遣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此海上神山，相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那里的禽兽都是白色的，宫阙为金银所造，隐隐在云端里发出宝光异彩，但一行近，才发现三神山反在水下面。等船将到时，总是有一阵怪风把船吹走，因此齐威、齐宣还有燕昭王等人，始终不能达到求仙的目的。 显然的，海上神山无非海市蜃楼而故神其说，两千多年前，自然不能了解这种因光线折射而生的现象。所以后来又有秦始皇受齐人徐福之愚，“发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神仙”，甚至博浪一击，惊魂未定，他仍不废蓬莱半岛之游，到登州海边去眺望，以冀一见神山。如果那时不是蒙着这一层神秘的色彩，能够踏踏实卖，从事海上交通的发展，则中国与日本的接触，不会晚至隋唐。日本的文化，也将是另一种型态。 就临淄的交通来说，水路以利用黄河为主，由淄水经一条运河入济水，与黄河并行，到大梁会合，西至关中，东循鸿沟人淮南。陆路大约有三条路线，一条是往西北渡黄河，人邯郸，一条是由西南经泰安、曲阜、曹州往西到大梁，一条是南下经莒城入彭城。春秋战国以迄秦汉的道路，由于军事的需要，同时因为地旷人稀，所以极其宽阔。从周朝开始，对路政就很注意，立有一套完善的制度：第一，“先王之教曰：雨华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要按时去整理道路桥梁；第二，“列树以表道”。因为路太宽阔，同于原野，如果不种树作为标志，便有迷路之虞；第三，“立鄙食以守路”，有专人看管道路；第四，“司空视途”，专设一官，管理路政。 “司空”即为后世的“工部尚书”，在现代当然是交通部长了。 《周礼》中讲道路制度尤其详细，这因为当初行井田制，“农地重划”时，就已把道路留了出来，所以自“一夫”至“万夫”有不同宽度的道路，“一夫”指一个农夫所受的私四百亩而言。换句话说，每百亩田之间，必有一条公众道路。宽狭等级，共分五等：间、径、途、道、路。 因为春秋战国的道路已经修得很好，所以秦始皇统一海内，立刻便有一个完整的“公路网”出现。于是划一制式，规定车轮之间的距离，以求与车辙相合。“车同轨”的要求，无异说明车辆已可畅行各地。秦始皇巡幸四方的交通工具就是车子。 那时帝皇出巡所用的车子，大得惊人，称为“辒辌车”，辒辌实应作温凉。因为车子有窗，闻窗则温，开窗则凉，车中可以坐卧。皇帝的卧车，不是能够睡下就算数，其中有各种陈设，还有人侍奉，等于一座活动的寝宫，其大可知。 因为“辒辌车”太大，而秦始皇又好巡游，为了他的方便，特地开辟“驰道”，顾名思义，“辒辌车”可以急驰，则此道路应如何宽广平直？《汉书·贾山传》记驰道的规模：“道广五十丈，三丈而树。”这还不算：“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这样豪华的工程，以造价来计算，日本新近落成的那条世界最贵的公路，怕也瞠乎其后了。 驰道是秦始皇御用的道路，专为他个人享乐之用，结果以后在军事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群雄并起，项羽入关，如无驰道，则用兵不致如此神速，秦亡得也不会这么快！这是秦始皇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由于交通的发达，相应而起的便有旅舍事业的发展，旅舍有公私两种，公家的旅舍就是“亭”。但商贾喜欢住私人经营的旅舍，因为亭有许多不便。 有哪些不便呢？古今同理，对于现在公家的招待所，一般人所感到的不便，在当时也是一样。譬如说，借住某名胜区某公营事业机构的招待所，说不定有一天晚上管事的人会怀着歉意来对你说：“某先生，实在对不起！刚才接到台北的长途电话，我们董事长明天要招待一班贵宾来玩，所有的房间都要用。请你原谅，让一让。” 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是住私营的旅舍，就决不会有这样的麻烦。 亭的设置住宿设备，本意原是供官员过境之用，有时大员驾临，按照日程，早就收拾整洁，扫榻以待。为了避免再洒扫一遍的麻烦，即使空着，也不愿让商民使用。至于到期必迁，对于一般旅客来说，原不过夜来有个宿处，天明赶路，还不生影响。可是做买卖的商人，就不同了，到某一处进货、售货或者收取帐款，事不由己，逗留的日程亦难预定，倘要多住数日而非迁不可，随身带着货物银钱，岂不狼狈？ 其次，目前有许多招待所，对于借住者招致应召女郎，悬为厉禁。当时的亭也是如此，这对终年在外，每招游娼伴宿的商贾来说，实有未便。但这些都还是小问题，最大的不便，是商贾无法在亭中做生意。 现代的商业制度，灿然大备，制造商是制造商，经销商是经销商，有批发、有门市，分工甚细。在古代，虽有“行商坐贾”之说，但并无严格的“同行公议”，非遵守这个规定不可，所以行商亦可为坐贾，因时因地而异，具有极大的机动性。 当然，出发做生意之前，先有一个计划，到甲地买进某项货物，到乙地出售，再进某项货物，到雨地去卖。预计需要多少资本，若干时日，行程如何？都曾仔细盘算过。但是意料不到的客观因素的影响，随时可以打破预定的计划。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携带一批货物，赴某地销售，中途忽遇山洪暴发，或者发生战乱，交通中断，那末，这一批货物便得就地处理。或者原定赴某地销售的，结果在中途某处，发现这里的行情比预定的销售地点还要好，则又何必多花运费、时间，非照原定计划执行不可？ 遇到这样的情形，行商立刻便成坐贾，在私营的旅舍中便可展开交易。如果住亭，就不会得到这种方便。此外私营的旅舍，奉一顾客至上”为信条，一切的设备、招待，都能符合商贾的特殊需要。特别是某一家相熟的旅舍，可以作为商业上的一个联络站之用，对于业务的推广，更有帮助。 第10节 由此亦可见，在那种通讯、交通远不如现代，以及天然的不可抗力，随时可以破坏预定计划，为人带来厄运的环境中，如果没有足够的应变能力。是无法出门经商的。刁间就有这样的本事，能识人，能用人，而且能够教人。所以他派出去经商的奴仆，都能获得极大的成功，不仅获利，而且得名。《史记·货殖列传》说他的奴仆，“连车骑，交守相”。请想想，这份煊赫！ “守”者太守，为一郡之长；“相”，诸侯的属官，掌理民政，亦可以说是地方官。这些达官贵人，居然与奴仆身分的商人一起高车骏马，连翩同行，不能不说是异常的现象。而此现象，正为汉朝商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 这个异常现象的造成，可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以奴仆的身分如何高攀得上贵人？一方面是守相为何要折节下交。就前者来说，汉初大乱初定，朝野上下，所全力以赴的目标，即是“治生”，过分追求物质的结果，产生一个观念上的偏差： 能赚钱就好！而社会上的阶级又与政治上的阶级不同。政治上的阶级是：官吏、庶民——庶民又有等次，但都为自由人、奴婢。社会上的阶级是富翁、中人、贫民。 因此汉高祖虽有诏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且有种种歧视商人的法令，而商人只要有了钱，除却造反，其他可以为所欲为。因此，刁间的僮仆，手握巨赀而又手腕灵活，则结交守相，非不可能。 至于守相的折节下交，固不免看在钱的份上，心存势利，但大部分是要借重大商人的财力，解决公家的经济问题。 那时的地方政府，不比现在，有岁入岁出的预算，更谈不到严格的财政收支系统。尤其在汉武帝以前，对于地方财政，采取放任政策。不过放任不是放纵，横征暴敛，或者从事不急之务，加重人民的负担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放任政策，实际是不管主义。不管地方官的困难，有问题自己去解决，不用想跟中央要钱。 如果地方富庶，当然可以自给自足，无奈大乱之余，小民糊口尚且不易，何来余财，以奉公家？因而地方上便发生了两个财政上的问题，第一，是政费不足，无力建设。第二，是王侯的用度不足。 王的封邑大，问题比较小。侯的封邑通常为千户，说得明白些，就是指定一千户人家，缴纳相当的税赋，以供侯的用度，故称为“衣租食税”。通常每一户每年缴税二百钱，一千户共得二十万，也就是二十斤黄金。除去平时衣食车马之费，定期赴京朝觐天子，一切贡物、旅费、交际应酬的费用，也包括在里面，境况并不如何宽裕。如以年收甘万钱为目标，则以《史记·货殖列传》的计算，就畜牧业而言，能牧马五十匹，或养牛一百六十七头，或养羊、养猪二百五十条，有一于此，即可年收此数，在经济上的地位，与千户侯相当，而其支出，不如千户侯之多，所以生活可以过得很优俗。 侯的收入少，支出大，甚或二十万钱的收入亦不足，这样，为他管事的“相”，就必须设法去找额外的钱来弥补。或者青黄不接，周转不灵，也必须先借一笔钱来过关。这些难题，唯有手头握有大量现金的贸易商，能为他解决。相的折节下交商贾，原因在此。他所要问的，是有钱没有钱，肯借不肯借？不是什么奴仆不奴仆！ 郡守的情形，稍有不同。他们的必须联络大商人，是想经由贸易的方式，解决一时的困难，促成经济的发展。这情况，就像现代华尔街的大亨，为开发中国家奉为上宾是一样的道理。 问题在这里：那些奴仆，受命从事贸易、将本求利，盈亏都属于主人，何以有这样大的权限，能动用主人的资本，从事政治性的商业投资？万一吃了倒帐，或者资金搁浅，遭致巨大损失，那怎么办？其次，舛黠的奴仆，因为结交了达官贵人，有了强硬的背景，背叛主人，拿他无计可施，那又怎么办？ 这就是刁间魄力过人的地方。这些因素都在他估计之中。由政治性而遭致损失，不足为虑，因为可以由政治性而从他处取得补偿。舛黠奴背叛，亦不足为虑，他自有驾驭他们的手腕。不但如此，他还有这样一个看法，愈是能结交贵人的，愈见得其人有才能，因而“愈益任之”。此是刁间独具巨眼的鉴别人才的方法。 识人还要能用人。一般地来说，用奴仆来从事农、工、商业，最要紧的一点是“同苦乐”。勤俭是治生起家的根本，所以要“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但这些如果只是对奴仆的要求，而主人像卓王孙那样享用豪侈，则奴仆离心，事业决不会成功。当然，在生活刻苦以外，应有相当的工资作为酬报，是即所谓“同苦乐” 的乐，才能维持相当的工作情绪和效力。 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刁间却还有更开明的做法，他允许奴仆自己经商，只要完成了主人交付的任务，行有余力，尽可以用自己所积蓄的资本，买进卖出，刁间不加过问。不仅不加过问，甚至予以财力上的支援。这就像陶朱公“三致千金” 而分散给他的亲友一样，造成许多外围的子公司，声势越发壮大，呼应越发灵活，而且休戚相关，一荣皆荣，一枯皆枯，则要背叛刁间，不但他自己划不来，别的奴仆也不允许他这样做，合力约束制裁，所以不足为刁间之患。 这是刁间超越当时所有的商业理论，独树一帜的成就。此外他还有许多长处，尤其是对于白圭的理论，研究得非常透彻。白圭理论的精义在“观时变”。时者天时，而刁间的“时”，亦包括人事。说得明白些，在掌握自然因素对于生产及贸易的影响以外，还要顾虑到政治因素所导致的生产和贸易环境的变化。 先说天时。白圭的看法，出于计然，认为年岁丰歉是有周期性的。他是中国农村中“卖青”这一制度的发明者。由于他手里掌握了大批物资，便足以控制农村中的经济生活，如果年成好，谷麦丰收，则家家要添衣著，修房屋，于是他以丝和漆来交换谷物，当然谷物的价格是低廉的。倘若年成不好，民以食为天，正好打开积谷仓，以高价来交换棉花、土布等物资。在青黄不接之际，他又办理私人的农贷，约定某项农作物收获后清偿。总而言之一句话，变的是“以少换多”的魔术。但是他也有风险，譬如谷物连年丰收，一方面价钱越压越低；一方面陈谷会腐烂变质，这样就要造成双重的损失了。 至于政治的因素，不是指政策的变更，而是指发生叛乱的战事而言。那时有一项“战争财”好发，即是贷款收息。 最明显的例子是吴楚七国之乱，也正是刁间的那个时代。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自广陵即今扬州起兵，勾结山东及楚地请王谋反，声势浩大，尤其震惊天下的是，吴王所出的赏格：能斩捕朝廷大将的，赐金五千斤，斩一个裨将亦赐金二千斤。他写信通知一起反叛的诸王说：“我的钱，存在天下各处，随时随地可以动用，不一定要从吴国来取。你们要用钱，仅管用。有应该照上列赏格赏赐的，请通知我，我立刻派专人送去。”口气之大，空前绝后，而决非妄言欺人。 在以前曾谈过，汉初分封诸国，最富的是吴国。因为有“即山铸钱，煮海为盐” 的大利，吴国的老百姓像现代的科威特那样，是不须缴纳任何赋税的。吴王刘濞，以四十年的经营蓄积，财富不知其数。由于吴国钱遍天下，吴国的盐亦行销天下，等于任何地方都有他的银行及盐号，所以说：“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之。” 相反地，景帝承文帝之政，轻徭薄赋，国库不裕。如果说打仗就是打钱，则胜负之数，未曾接战，就可判定。 也就因为财力不足，景帝当时虽派太尉周亚夫，率领三十六将军出关讨伐，但意存妥协，所以采纳袁盎的献议，希望七国罢兵。七国同叛的起因，是晁错建议景帝削诸侯的封地，所以出兵的借口，亦为“诛贼臣晁错。”袁盎与晁错是死对头，当景帝因窦婴的提议，召见曾为“吴相”的袁盎问计时，袁盎正好借刀杀人。他密陈御前：“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景帝原是极信任晁错的，但考虑久之，终于说了句“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要向晁错“借人头”了。 晁错作了“政策性的牺牲”，而袁盎的计策，并未生效。于是周亚夫的军事行动才正式开始。当时从军的三十六将军，多为列侯，他们的封邑多在关东。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很愿意出力打这一仗。但有一层困难，领军从征，要自备粮袜军火，从何而得？当时通行的办法是借债。汉初的利息，即所谓“子钱”，多寡并无明文规定，只要当事人双方同意，订立契约，即有法律上的效力。列侯愿付的利息，亦是空前绝后的，借一还十。不过有一个条件，要吴楚七国之乱平伏，才能还清本息。 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笔军费是正当开支，等收复失地后、可以向老百姓摊派。 第11节 利息更高，风险也大。那时的一般富户，在战事上都看好吴楚七国的叛军。讨伐失败，则列侯的性命怕都难保，又从何处去向他们讨债？因此没有一个人肯借。 在关中，独有一个姓“无盐”的，贷放了一千斤金子。三个月以后，吴楚七国的叛乱讨平，无盐氏平地一声雷，增加了十倍的财富。都因为他具有政治眼光之故。 以刁间的为人而论，他也决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吴楚七国之乱，齐王本来也参加了叛乱组织，中途反正，以致临淄为胶东、淄川、济南三国所围。城中物资缺乏，这也造成了刁间的机会。 利用机会就是乘时。机会稍纵即逝，所以坐而乘时以外，还该起而争时。治生或者说致富的过程，在那时有三个阶段：第一，“无财作力”，以劳力赚钱，稍有积蓄，便是第二，“少有斗智”，因为资本太小，一方面亏蚀不起，一方面要争取暴利，不得不费尽心机，想出许多“花招”来取胜，于是第三：“既饶争时”，默察时势环境的变化，掌握机会，大量进货、抛售，或作远程的投资。 这个过程与目前的情况，几乎完全吻合。所谓“少有斗智”，正就是中小企业经营之所以特感吃力之故，一旦有了数千万的资本，就不必再去冒险投资，只要挑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企业投资，必有盈利，成为“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的现代“封君”。 但是，这样舒服的做法是不大可能成为巨富的。要成巨富，还须“争时”，放远眼光，走在别人前面。当然，仅有眼光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第一流的货殖家，要像刁间那样具备“智”、“勇”、“仁”、“强”四种品德。 这是白圭的理论，而为刁间所充分实践。白圭是洛阳人，生在战国初期，周威烈王的那个时代。其时有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名叫李俚，帮助魏文侯从事经济革新，获得极大的成功。李俚是个重农主义者，所以他的经济学说，偏重在农业方面的改革，概括而言，可得八个字：增加生产，调节盈虚。 增加生产的主要途径，是在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力。试以一百里地方作计算，共有九万顷的面积，每顷一百亩，共九百万亩。其中山林、河流，以及城市村镇等约占三分之一，则还有六百万亩的农田。如果农夫稍微勤一些，每亩至少可以增加三升粟的产量；相反地，稍微懒一些，就会减产，一进一出相差六升，则六百万亩田，就会有三千六百万升粟的增损。因此必须力田以“尽地力”。 其次是研究农产物的价格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关系。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所以农产物的价格，贵与践都不是好事，从而导致出一个“适中”的结论。 那末，如何才算适中呢？这也有一个算法，以五口家，耕田一百亩，在普通年成来说，约可收粟一百五十石。除去什一之税，剩下一百三十五石，再除衣食祠祭之费，不足约十五石，而医药丧葬之费，还未计算在内。此所以要“尽地力”以增加生产，提高收入。 但增加了产量，如果因供求关系而跌价，则仍不能使农民获得实惠。所以价格一定要维持稳定，不使其受产量增减的影响。换句话说，是要使农民在丰年卖出多余农产物所得的现金，在荒年仍旧能够买回等量的农产物。根据这个目标，李俚所订的办法是，将年成分为六等，平岁算作“下熟”，其上有“中熟”、“上熟”两等，其下有“小饥”、“中饥”、“大饥”三等，上熟的年分，一百亩可收票六百石，大饥则只收三十石，多寡的比例为二十对一。 调节盈虚的办法，在理论上也很简单，丰年由公家收买谷物，荒年由公家以平价卖出，等于由公家提出一笔巨款，代农民保管谷物。这个方法行于魏国，魏国得以富强。 因此，当时“尽地力”之说，是个极其风行的经济理论，治生者亦多偏重于农业方面。唯有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配合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发展出一套收买“期货”，由少变多的商业理论。 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经商如用兵斗智，此一说还不足为奇，而以“商鞅行法”作譬，是他理论中最深刻的地方。商鞅行法，任法不任人，绝无通融的余地，如果这样做生意，一定把客户都得罪光。所以白圭的这个譬喻，意指“自律”而言，换句话说，他自己所定的办法，所开的条件，一定做到，这样才能建立卓越的信用。 “智、勇、仁、强”四字，他也有相当具体的解释。智为权变，随时要考察情况的变化，采取适当的对策。原来预定到某地去买丝的，一看行情，买棉花比较更有利，使不能胶柱鼓瑟，非买丝不可。 勇者决断。这是作为一个大企业家的最宝贵的一种素质。以用兵而论，指挥官最大的才能就是决断。因为情况的变化，适应的措施，属于参谋作业，而情势的估计及计划的策定，有时会出现矛盾，而抉择只有一个——取矛或者取盾，这时的成败，就全系于指挥官的决断。经商也是如此，用现代的情况作比，最明白不过的是证券交易，“多”、“空”之间，相去万里，亿万进出，决于一念，他人只能提供参考资料，买进的利弊如何，抛出的利弊如何，到底做多头还是空头？是谁也无法替当事人作决定的。 所谓、“仁’，照白圭的说法是“取予”二字，而实重在“予”。经商虽是唯利以图，但亦有仁义在。一个人肯牺牲，济人之急，将来自己遇到困难，才能期望他人有以援手。所以“仁”之一字，说穿了亦是利。现代企业具有“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牺牲精神，在实际上亦有培养市场的作用。至于杀鸡取卵的做法，则适与“仁”背道而驰，古今成功的货殖家，从无这种做法。 最后这个“强”字，亦是白圭理论中的精义，所“强”者何？是“守”。中国传统立身处世的道理，很着重这个“守”字，所谓“有为有守”是指积极与消极的两面，“用行舍藏”的藏，亦作守字解释。评估一个人的价值，有时不在他积极的有为这方面，而在消极的守的方面，看他如何自处？能安贫乐道，苦守待时，此人便可能成大器，如果稍有拂逆，便失常度，有为而不能有守，这便是脆弱的表现。 经商的守，也是这样的道理。时机不利，能够保持冷静，泰然处之，尽力守住原来的资本，乘时再起，此之谓“强”。 这说来容易做来难的四项品德，在刁间是完全具备的，而其独到之处，在能驾驭舛黠的奴仆，所用的方法亦不出白圭的理论，一方面是“仁”，一方面是“商鞅行法”的严厉。推己及人，使奴仆得以经营个人的事业，渐致富饶，则奴仆自然心说诚服，乐为所用。 万一有那过分舛黠，反叛刁间的，他还有最后一项法宝，就是奴仆的卖身契。 汉朝的政府既承认奴仆为主人的财产，自然法律上有保护畜养奴仆者的条款，同时奴仆的地位与良人到底有别，即使社会以势利相尚，对于能“交守相”有身价的奴仆，另眼相看，但一旦涉及法律纠纷，有奴仆身分的，官司非输不可。 当时流行一句俗语，叫做“宁爵毋刁”，《汉书音义》解释这句俗语的意思，说是有奴仆身分的人，自己在研究出处，是设法去当一个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呢？还是投身到刁间那里，好有发财的机会？原文是：“奴自相谓曰：‘宁欲免去作民有爵耶？将止为刁氏作奴乎？’” 这个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宁爵”应照字面释作：宁愿得一民爵——民爵为秦、汉特有的制度，共分十四级，赐予庶民，而奴仆无资格得爵，所以“宁爵”即表示宁愿做一个清白良民，在刁间那里为奴，虽然发了财，毕竟是一个奴仆。“宁爵毋刁”，无非强调个人自由的可贵，而且要致富，在汉初也很容易。 汉朝的富翁，就其致富的手段而言，分为三等，务农为本，所以像任公那样折节力田而起家的，称为“本富”。此外工与商，以及靠手艺谋生的，都称为“末业”，因而致富者，就是“末富”。 最下等的是“奸富”，顾名思义，可知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去弄钱。其时所流行的“奸恶”职业，有“掘家”、“博戏”、“私铸”等等，而皆与游侠有关。 至于所谓“末业”，除了刁间那样的大企业家以外，以手工业或者劳务收入发财的，亦颇有其人，据《史记·货殖列传》，附记如下： “卖浆水业也，而张氏千万”。浆是当时所通行的一种饮料，以米或粟煮熟，投入冷水，几天后发酵，味酸有酒味就是浆。张氏卖浆，能致千万，当然是制浆有独到之处，而且做的是批发生意。 “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修理刀剑的行业，称为“洒削”。既称“鼎食”，可见郅氏用的工人极多。洒削不算小生意，装饰剑鞘，须用宝石美玉，应有相当资本。 “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胃是羊胃，煮熟而调以五味，脱水成脯，是一种美食。既云“连骑”，可知行销甚广。 “马医浅方，张里击钟”，张里不是一个人作马医，他是开的“兽医院”，用人极多，所以开饭要敲钟。 司马迁叙了上述的末业致富者，下了一个结论：“此皆诚壹之所致。”诚则敬业，壹者专心，不论货殖的规模如何，投入全部精力，专心一致，以出品的精良为第一目标，赢得顾客的信任，近悦远来，自然成功。所以“诚壹”二字，应是古今中外工商业的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