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雨初听》 写给青年学生的序 这是出版社为青年学生编选的一本书，一群年轻人与一个中年人在这里初次见面，还会一起逗留一段时间。没准还能成为长久的朋友，那么，有几句话先要交代一下。 青年学生读点文学，学点写作，主要不是为了今后当作家。在社会万千职业中，作家只是其中一个职业，而且在我看来是一个不太好的职业。因为它会诱使不少人把人生感悟的片断性吐露延长为终生性劳役，把灵光一闪的精神权利化解成随波逐流的世俗事务。当然也有一些优秀作家不是这样，但不管哪个时代，优秀作家总是极少，有的时代甚至连一个也没有，因此，如果有大批青年学生做着作家梦又长久不醒，对他们和对文学都不是好事。我本人有时也被别人称为作家，其实我的职业是教授和旅行者。我的梦很早就醒了。 当文学被看成是一种非职业性的人生素养，当写作被看成是一种跨专业的社会性训练，它们反而会真正重要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优秀的专业作家拥有一个更广阔的接受平台。 非职业性的文学素养，对一般人有什么好处呢？ 显然不是为了满口锦绣地谈吐、附庸风雅地炫耀。 我想，说得小一点，文学素养可以使人增强表达魅力，把持生活中情理程序与形式美感之间的微妙关系，排除种种沟通障碍，从而改变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说得大一点，文学素养可以使人提高生命质量，增加自身的博大、慈爱、同情心、想像力和幽默感，拔出平庸的泥潭。 也许有人会以现代派作品的例子提出质疑，但在我看来，那些作品中的佼佼者用特殊的天真、诚实和勇敢展现了解释世界的多种途径和艺术创造的无限可能。它们常常在构建着童话和寓言，而无论对文学还是对人生而言，童话和寓言既是起点又是至高境界。那里边的丑，是成年儿童既严峻又调皮的故意笔触。 好像说得太满了。 那就降到最低限度吧，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说，文学素养使人“心软”。软之于内，是善良；软之于外，是敏感。善良的敏感永远不是一件坏事，对于世事，它可以怡然接纳，它可以悠然领悟，它可以淡然化解，它可以用精致的姿式汲取和倾吐美好，它可以用细微的触角发现和警惕邪恶。因此，这种软，有人性的经纬、担戴的力度。 对文学的爱好也可能走火入魔，陷入无聊。最常见的无聊是沉迷一端，否定其他，不知世界之多元，万象之神圣。就像上海小市民中的越剧戏迷，因为不能容忍别人的爱好而拔拳伸脚，打成一团。这些戏迷有时也以评论家自许，算是给无聊评了个职称。 文学爱好本是清风明月般的美事，一旦从这里传出粗浊的响动，可疑的集结，我劝青年朋友赶快离开，我们宁肯不懂文学，也不去做这样的无聊人。 既然喜爱的是文学，那就只面对文学本身，打开感觉，放松情怀，调动想像，唤醒记忆，终于发现，那里除了文学，还有一个陌生的自己。 余秋雨 二〇〇一年六月 青年人的阅读 我觉得一个人的最佳读书状态大多产生在中年以后，但能不能取得这种状态则取决于青年时期的准备。 中年以后的读书可以随心所欲，而在青年时期却不能过于随意，需要接受一些过来人的指点。我大概也能算作一个过来人，因此可以和同学们随便谈谈。 一、尽早把阅读当作一件人生大事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 何谓平庸？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平庸者什么也不缺少，只是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涵义的丰富。而他们失去的这一切，光凭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是无法获得的，因此平庸的队伍总是相当庞大。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这就是平庸的写照。黄山谷认为要摆脱平庸，就要“用古今浇灌”。 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 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青年人稚嫩的目光常常产生偏差，误以为是出身、财富、文凭、机运使有的人超乎一般，其实历尽沧桑的成年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自身生命的质量。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 二、要把阅读范围延伸到专业之外 阅读专业书籍当然必要，但主要为了今后职业的需要。鲁迅说：“这样的读书，和木斧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读书杂谈》） 诸位报考大学的时候，刚刚从中学出来，都还不到二十岁吧，大人们还习惯于把我们称作孩子，青春的生命那么可爱又那么具有可塑性，却一下子被浇注在某个专业的模坯里直至终老，真是于心何忍。 生命的活力，在于它的弹性。大学时代的生命弹性，除了运动和娱乐，更重要的体现为对世界整体的自由接纳和自主反应，这当然是超越专业的。 现在很多所大学都发现了学生只沉陷于专业的弊病，开设了通识教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同样作为一门课程，即便通识教育也保留着某种难于克服的狭隘性和被动性。因此不管功课多重，时间多紧，自由的课外阅读不可缺少。 更何况，时代的发展使每门专业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界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足够的整体视野，连专业都很难学好。 三、先找一些名著垫底 大学生的课外阅读，是走向精神成熟的起点，因此先要做一点垫底的工作。 垫什么样的底，就会建什么样的楼。因此尽量要把底垫得结实一点，但时间不多，要寻找一种省俭方式。最省俭的垫底方式，是选读名著。 有些青年人对名著有一种逆反心理，为了保持自由而故意避开，这是孩子气的举动。名著不管是不是够格，总是时间和空间筛选的结果，我们可以不在乎名著，却不可以不在乎时间和空间。一部似乎并不怎么样的作品居然被时间和空间首肯，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文化深度的悬念，光凭着这个悬念也值得去读一读。 更重要的是，名著因被很多人反复阅读，已成为当代社会词语的前提性素材，如果不了解名著，就会在文化沟通中产生严重障碍。 名著和其他作品在文化方位上是不平等的，它们好像军事上的制高点，占领了它们，很大一片土地就不在话下了。对于专业之外的文化领地，我们没有时间去一寸一寸占领，收取几个制高点就可以了。 对于名著不能平均施力，一个时间只能死啃一本，附带着集中阅读与它有关的书籍，务必把这个制高点完全占领。这是一个似慢实快的办法。书桌上不堆放多种类别的书，更不要摆出博览群书的派头一目十行、一天一本。如果本本都是泛泛而读，到头来就像愚熊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满地狼藉却食不果腹。应该反过来，慢慢地啃一本是一本，神定气稳地反复咀玩，每一本又都是高水平的作品，那么用不了多久，你的学问规模就影影绰绰地成型了。 有人认为，名著总是艰深的，不如读第二、第三流的作品省力。其实，第一流的作品由于逻辑比较清晰、表述比较果断、个性比较鲜明、形态比较优美，阅读起来不见得比第二、第三流的作品费力。即使费点力，因你内心深知其足可一以当十，也会感到值得。 那么，如何确认名著呢？这就需要寻求帮助了。过去很多大学者都为青年人开列过“必读书目”，但他们既要顾及各门学问的完整性，又要顾及青年人的多种层面和多种可能，总是把书目开得太长。“必读书目”其实变成了“重要书目”，可能一辈子也读不完。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更有针对性的小书目。是否有针对性决定于书目开列者对阅读者的了解程度。青年学生不妨找自己信赖的师长作一些必读书目方面的交谈，交谈中要把自己的兴趣、欠缺和已读过的名著告诉师长，以求获得有的放矢的指导。 四、名著读不下去也可以暂时放下 即便是一位熟悉的师长很有针对性地为我们开了一份必读书目，书目里的名著也有读不下去的时候。 读不下去就放下，不要硬读。这就是非专业阅读的潇洒之处。 这么有名的著作也放下？是的，放下。因为你与它没有缘分，或许说暂时无缘。 再有针对性的书目也只考虑到了你接受的必要性，而无法考虑到你接受的可能性。所谓可能，不是指阅读能力，而是指兴奋系统，这是你的生命秘密，别人谁也不会清楚。 阅读是对外部世界的开发，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开发。开发生命并不是重塑生命，我们的生命并不太坏，没有必要打碎了重塑。任何开发都应该顺应着地理地脉，开发生命也是同样，硬撬硬凿会伤筋动骨。如果某个领域的几部代表性名著都读不下去，那就证明你与那个领域整体无缘，想开一点，整体放弃。也许几年后突然读得下去了，说明当初的无缘是短暂现象。但暂时现象也是真实的，不可为几年后的可能而硬来。 茫茫书海，真正与你有缘的只是一小角。名著如林，真正属于你的也只是不多的几十本。有不少名著属于有缘无缘之间，那也不妨一读，因为知道的范围总应该大于熟悉的范围，熟悉的范围总应该大于拥有的范围。只要有时间，算不上名著的多种书籍也不妨广泛地浏览一下，那里也会有大量既能契合你、又能提高你的东西。名著是基础，但不是封闭我们的城堡。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有两位年老的图书馆管理员笑眯眯地告诉我，他们能从一年级学生的借书卡上预测这些学生将来的成就，几乎是百试不爽。毫无规律胡乱借书的很难有希望，穷几年之力死啃一大堆名著的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借书卡上过于疏空的当然令人叹息，借书卡上密密麻麻的也叫人摇头。我上面讲的这些道理，有不少正是从他们那里讨教来的。 五、有一两个文化偶像不是坏事 在选读名著的过程中，最终会遇到几部名著、几位名家最与你情投意合。你着迷了，不仅反复阅读，而且还会寻找作者的其他著作，搜罗他们的传记，成为他们的崇拜者。我的一位朋友说他一听到辛弃疾的名字就会脸红心跳，我在读大学时对法国作家雨果也有类似的情景。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偶像。 偶像的出现，是阅读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能够与一位世界级或国家级的文化名人魂魄与共，真是莫大的幸福。然而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与他如此心心相印？不完全是由于他的学问、艺术和名声，因为有很多比他学问更高、艺术更精、名声更大的人物却没有在你心底产生这样强烈的感应。根本的理由也许是，你的生命与他的生命，有某种同构关系，他是你精神血缘上的前辈姻亲。暗暗地认下这门亲，对你很有好处。 同构不等于同级。他是万人瞩目的文化名人，你是籍籍无名的青年学生，但他的存在证明，你所进入的生命系统的某些部分，一旦升腾，会达到何等壮美的高度，于是你也就找到了一条通向崇高的缆绳。 有的同学把文化偶像的崇拜一律看作幼稚行为，成天懒洋洋地对一切可以仰望、可以进入的对象爱理不理，偶尔心有所动也快速地自我熄灭，实在是坐失了很多良机。 那些读了一辈子书却说不出最喜爱哪几部著作、哪几位作者的人，哪怕是学富五车的老学者，我也不敢恭维。在如此广阔的文化天地中失去了仰望的兴致，失去了亲和的热量，失去了趋附的动力，整个儿成了一尊冷眼面世的泥塑木雕，那还说得上什么？ 六、青年人应立足于个人静读 青年人读了书，喜欢互相讨论。互相讨论能构建起一种兴趣场和信息场，单独的感受流通起来了，而流通往往能够增值。 但是总的说来，阅读是个人的事。字字句句都要由自己的心灵去默默感应，很多最重要的感受无法诉诸言表。阅读的程序主要由自己的生命线索来绾接，而细若游丝的生命线索是要小心翼翼地抽理和维护的。这一切，都有可能被热闹所毁损。更何况我们还是学生，即使有点浮浅的感受也不具备向外传播的价值。在同学间高谈阔论易生意气，而一有意气就会坠入片面，浮浅变得更加浮浅。 就像看完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一个善于吸收的观众，总喜欢独个儿静静地走一会，慢慢体味着一个个镜头、一句句台词，咀嚼着艺术家埋藏其间的良苦用心，而不会像有些青年那样，还没有出电影院的门就热烈谈论开来了。在很多情况下，青年人竞争式的谈论很可能是一种耗散，面对越是精雅深致的作品越可能是这样。 等到毕业之后，大家在人生感受上日趋成熟而在阅读上都成了孤立无援的流浪者，这倒需要寻找机会多交流读书信息了。那是后话，过一会儿再说。 七、读书卡片不宜多做 读书有一个经常被传授的方法，那就是勤奋地做读书卡片。读到自己有兴趣的观点和资料，立即抄录在卡片上，几个月之后把一大堆卡片整理一番，分门别类地存放好，以后什么时候要用，只要抽出有关的一叠，自己也就可以获得一种有论有据、旁征博引的从容。 这种方法，对于专业研究、论文写作是有用的，但不适合青年学生的课外阅读。 从技术上说，课外阅读的范围较大，又不针对某个具体问题，卡片无从做起，即使做了也没有太大用处，白白浪费了许多阅读时间。如果要摘录隽语佳句，不如买一本现成的《名人名言录》放在手边。 但技术上的问题还是小事。最麻烦的是，做卡片的方法很可能以章句贮藏取代了整体感受，得不偿失。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即使撷取了它的眉眼，也失去了它的灵魂。 有人说，做卡片的原因是自己记忆力太差，读过的书老也记不住，记不住等于白读，留下几张卡片也算是自我安慰。 实际上，阅读的记忆力有一种严格的选择功能，书中真正深切触动你的内容，想丢也丢不掉，对此你要有更多的洒脱和自信。 记不住当然是大量的，但记不住的内容又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真实的遗忘，一部分是无形的沉潜。 属于真实遗忘的那部分，不必可惜，就让它遗忘吧，能遗忘也是一个人自由自主的表现。太监之所以要记住宫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因为他不能自由自主，不敢遗忘。正是遗忘，验证着生命结构的独立。 至于无形沉潜的那部分，我想大家都有过体会。在一定场合，由于一定的需要，居然把多年前早就淡忘了的印象搅动起来了，使自己也大吃一惊。苏辙曾说：“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翻译成现代口语，大致意思是：早年读书似乎没有深刻理解的地方，在晚年审察事物时却发挥了奇特的功效。这便是记忆的沉潜。 人类的大脑机能十分神奇，不要在乎表面上的记住记不住，该记住的总会记住，该忘记的总会忘记，该失而复得的总会失而复得，轻轻松松读下去就是了。 我不主张在课外阅读中做很多卡片，却赞成写一些读书笔记，概括全书的神采和脉络，记述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种读书笔记，既在描述书，又在描述自己。每一篇都不要太长，以便对即时的感受进行提炼，把感受提炼成见识。 八、有空到书店走走 大学生的阅读资源，主要来自图书馆。但是，我希望大家有空也到书店走走。书店当然比图书馆狭小得多，但它是很有意思的文化前沿。当代人的精神劳作有什么走向？这些走向与社会走向有什么关系？又被大众接受到什么程度？解答这些疑问的最好场所是书店。 崭新的纸页，鲜亮的封面，夸张的宣传，繁忙的销售，处处让你感受到书籍文明热气腾腾的创造状态，而创造，总是给人一种愉悦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读书人是一种莫名的滋养，使你在长久的静读深思之后舒展筋骨，浑身通畅。 你可以关注一下畅销排行榜，判断一下买书的人群，然后，也准备为自己选几本书。在书店选书与在图书馆选书有所不同，对于重要的书，你会反复考虑永久性拥有的必要性，于是在书架前进行了一次短短的自我拷问。你也许会较少犹豫地购买几本并不重要却有趣、可爱的新书，由此你对自己与书籍的奇异关系产生了某种疑问，这种疑问的每一个答案都让人开心。 （节选自《余秋雨台湾演讲·阅读建议》） 写作的个人感受 由世俗人情出发谈了一些写作的粗浅规矩，意犹未尽。规矩是普遍的，而实践则是特殊的。普遍不以特殊相补充，总有重大缺漏，而特殊的例证，莫过于自己。 一谈自己便自由。世间坐标缩小为自身坐标，不必再瞻前顾后、比古量今。下面我会故意陈列一些“最”，这个“最”，并非世间之最，而是自我之最。 一、最佳文笔非苦思所得 在我的文章中，自认为那些不错的句子都是一字一句认真苦磨出来的，但奇怪的是，其中最令我满意的文笔却并非如此。往往是，熬了很久，苦了很久，头脑已经有些迷糊，心志已经有些木然，杯中的茶水又凉又淡，清晰的逻辑已飘忽窗外，突然，笔下来了一些句子，毫无自信又不能阻止，字迹潦草地任其流泻，写完也不会细加捉摸，想去改动又没有了心绪，谁知第二天醒来一看，上上下下都不如这一段精彩。 这种情况多次反复出现之后我终于学会了等待。等待不是不写，仍然一字一句认真推敲，但心底明白，再推敲也推敲不出那样的段落，全部推敲只是等待，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出现。 人们习惯把这样的情形说成是灵感。也想不出其他更确切的词汇来了，就说是灵感吧。依我看，灵感是生命的突然喷发，生命大于理智，因此在喷发的当口上，理智已退在一边。 很多人的灵感产生在写作的起点上，好像是走在路上，或坐在车上，突然灵感来访，有了一个精妙的构思，便赶紧回家，快快提笔。我的情况不是这样。我的灵感大多产生在写作过程之中，而开始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则不是由灵感引发，往往是理智的推动。 其实，理智也许已经为灵感埋下了伏笔，因为理智的选择首先考虑到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可能。我的人格结构，我的生命方式，我的知识储备，我的情感流向，理智都是知道的，它把这一切都体现在对某项写作计划的决断之中了。这就为我的生命和文章的亲切遇合提供了一条通道。只要沿着这条通道往前走，总会走到两情相悦、不分彼此的境地。 我不是大才，因此我的灵感并不呈现为波澜壮阔的状态，而只是片段闪光。我的灵感也不能巍然自立，而只能依存于叙述对象和叙述过程之中。当我越来越深地体验着叙述对象和叙述过程，不知不觉之中已把自己溶入其间，然后才有生命潜藏的唤醒。 苦思只是某种准备，准备再好也可能不来，准备草率倒可能来了，这里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就像深山寻瀑，并不是走的路越多，找到的可能就越大。写作中的灵感产生于埋伏在心中的莫名意念：我是获悉此山有瀑布的消息才进山的，我听得到瀑布最依稀的轰鸣，也感觉得到它从远处飘洒过来的水汽，我与瀑布有约，瀑布在那里等我。 有时走得筋疲力竭也未能找到，那就是走错了路，找错了山，干脆离去。世上有瀑布的山多的是，它们都在那里等我。 同样，如果写作中始终没有找到灵感，那就废弃这篇文章。 可能已经写了很长，甚至已经写完，但最终还是喟然一叹：此文不属于我。 废弃的文章中也不乏巧思，但巧思只是触动了我的一点聪明，并未触动我的生命。不废弃这样的文章，便扭曲了自己的生命。一次次的扭曲加在一起，就是生命的糟践。我何必花那样大的辛苦，去描绘一个非我之我？ 正由于这个原因，我平生最苦恼的事是接受朋友们的命题作文。这就像把我随意抛落在一个陌生的山岗，我本不想在那里找到什么，也不知道能在那里找到什么，胡乱走去，能有什么结果？更可怕的是，我知道这样的胡乱脚步都在朋友们热烈的逼视之下，所以又要装出似乎找到了什么，强颜欢笑，夸张表情，好像处处感动，时时兴奋，这真比什么都累。 有时心想，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糟践一下自己且又何妨？但问题是，朋友并不知道这是糟践，还以为给了你一个写作的机会。别的朋友又竞相仿效，你只能长久地流落在荒山野岭间了。 二、最佳段落是某个情景 灵感的产生需要气场，文章中的气场就是情景。 前面说过，文学的基元是耳目直觉。但是，耳目直觉可以是分散的，也可以是汇拢的，只有在汇拢了的耳目直觉中才能让读者产生全身心的震撼。耳目直觉的汇拢地，就是我们所说的情景。 情景是一个场面，这个场面切切实实，可触可摸，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个场面是人物关系的大集中，只要写清各自的方位便可省去大量叙述笔墨。这个场面因与环境交相辉映而洋溢着一种浓郁的诗化气氛，作家的心理气氛只要通过这种场面气氛就能直接灌注到读者的心中。 这个场面的最大优势是终于结束了你与读者单相对话的状态，把读者投入了一个多重感觉的包围圈，或者说，他们已经从一个接受者变成了参与者。他们有可能把你忘记搁在一边，由自己在包围圈中感受、判断、激动。 我在散文中追求的情景，会使有些段落写法上近似小说。但小说中的情景是虚构的，而我在散文中的情景则力求真实；小说中的情景延绵连贯，而我在散文中的情景则数量不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小说中的情景主要发挥叙述功能，而我在散文中的情景则主要选择精神效能。 其中，最根本的是精神效能。 早在研究文化人类学和戏剧人类学的时候我已经懂得，天底下没有什么比仪式更能发挥精神效能的了，人类的整体本性也能在仪式中获得酣畅的体现。 这一点曾深刻地影响了我的艺术观，甚至可以说，我对艺术的认识，总是从仪式出发再回归仪式的。仪式使所有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而这恰恰又成了我在艺术上的一个目标，我无法让我的散文摆脱这种向往。情景，正是我在散文中营造的仪式。 原始的仪式常常需要面具，我与被写的主角，互为面具，互为真身。如果所写的恰恰是我本人，情况就要简单一些，但仪式中的我与平常状态的我仍有区别。仪式使我有可能减少很多纯个人的琐碎，与“集体无意识”产生更多的呼应。 其实，作为一个泛仪式论者，我心中的仪式性情景多种多样。朱自清《背影》中那个捧了一袋橘子爬月台的龙钟父亲营造了一个令人心酸的送别仪式，周作人散文中大量抄录古人文词，让一大堆异代学者为了一个问题七嘴八舌，吵吵嚷嚷，何尝也不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召集仪式？仪式的形态不重要，它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使接受者变成参与者。与朱自清相比，我所营造的仪式或许会开阔一点，而与周作人相比，我的仪式则会通俗一点，戏剧化一点。 聊备一格吧。 三、最佳选择是难于选择 终于要涉及内容了。 我写的散文多数都没有结论。岂止没有结论，我甚至故意作难，把本来似乎有结论的问题也变得失去了结论。 很像存心捣乱，但这是冤枉的。 类似的情况早在文学界出现。至少在西方文学界已经有过这样的对白—— 问：连自己也还没有找到结论，怎么敢于动笔写起来了呢？ 答：如果早就有了结论，我写它还有什么意思？ 生活中，有许多问题已经有了结论，或可以找到结论。这些结论应该努力寻找出来，传播开来。只有这样，才会使人类获得共识，使世界变得有序。寻找结论——推翻结论——寻找新的结论，这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但是，也有不少的问题难于找到结论，或者根本没有结论。在人文领域，这样的问题更多。找不到结论的问题中，有些无关重要，有的却非常重要。 一个问题找到了结论，它就有了解决的可能，解决了，它也就不太重要了。但是，有的问题世世代代都没有找到结论，因此世世代代都无法解决，永远存在下去。世世代代都存在的问题，能不重要吗？ 为什么我们远古的祖先会对它们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为什么几千年来那么多智慧的头脑都对它们无可奈何？为什么明知无可奈何，下一代还会竭尽全力继续探求？…… 这一连串的问号，把我们与祖先、与后代紧紧联系起来了，而联系起来的绳索，正是那些永无结论、又永有魅力的问题。 这些横贯千年的问题往往太大，而它们的结构形式却渗透在我们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中，使这些具体问题也让人徘徊苦恼、无法定夺。当我们发现并凝视身边的这些具体问题时，不能不一次次为人类的整体性尴尬而震颤，为人性的脆弱无助而叹息，为世界图像的怪异而惊诧，同时，又为人们能诚实地面对而感动。人的渺小和伟大，全在这些问题中吐纳。 当我们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善良的老师给了我们一个美丽的假象，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有答案，都有结论，都有裁断。但是，当我们离开校门闯荡世界以后，美丽的假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直到我们不再对这些漏洞惊恐万状，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已真正长大。 世界不再完美，但不完美的世界却更有吸引力。我们怀着一腔莫名所以的甜酸苦辣，认下了它。 我也做起了教师，我也为学生提供各种答案。和以前的老师一样，我很难在课堂上告诉学生，哪些问题我找不到答案。与此同时，我又投身到学术研究，一篇篇论文，一本本著作，都是为了最后的那一段结论而作。尽可能严密的论证，尽可能果断的言词，越来越把自己打扮成解释世界的人。 但是心里知道，我避开了那些真正重要的难题。可以继续避开，永远避开，但良知告诉我，这是避开了人类最软弱也最坚韧的那个部分。 因此终于到了这么一天，我决定在继续学术著述之外，去触摸另外一个文体。 此后，当我遇到那些已经解决的难题，就把它交付给课堂；当我遇到那些可以解决的难题，就把它交付给学术；当我遇到那些无法解决的难题，也不再避开，因为有一个称之为散文的箩筐等着它。 但要等一等，不能把所有无法解决的难题都交付给散文。在这里我要作一番筛选。 首要就要看一看它的无法解决是否具有人文价值。有些问题乍一看无法解决，实际上是科学研究和思维水平尚未达到，或者是某种实力角逐一时难见分晓，这些都应排除。真正有价值的难题，大致属于人本范畴的先天性问题； 其次我要看一看这种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否能够牵动普遍人的心。如果只是经院思辩领域的人本难题，一般也予以排除，只留下那些关及社会生态，因此也能引起众生感应的部分； 第三，我要看一看这种无法解决的难题一旦显示出来是否能够激发人们积极的生命反应，使他们因加深了复杂的人生体验而抬起头来，由大困惑走向大慈悲，如果只能让人绝望，也要割舍； 最后，我还要看一看这种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否适合我来表现。例如，我的生命经历使我在文化人格的构建、人类文明的命运等问题上更能投入知识和感情；我的艺术经历又使我对人物的遭遇、历史的细节较感兴趣。如果离开这一切，便会笔力不逮。 经过这番筛选，才能进入构思。我在构思中常常是想如何把一个苦涩的难题化解成一个生动的两难选择过程。文章中的主角在进行两难选择，我自己更在进行两难选择，结果，把读者也带进了两难选择的过程之中。这一点，几乎成了我散文中的基本情节。 敦煌的文物应该运向何处？我的家乡应该在地理上寻找还是在精神上寻找？灾难对苏东坡究竟是好是坏？历史的废墟应该平整还是应该保存？对卑鄙的小人应该不理还是应该斗争？文明的步伐究竟在不断前进还是在迂回盘旋……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当你属意于其中一个侧面的时候，另一个侧面就出来反驳，两个侧面的理由都义正辞严，于是驳难也就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深刻。深刻的两难带来一种无比厚重的人生体验，比一个简单的结论有意思得多了。 两难不管展示得多么深刻，带给读者的仍然是一种诚实的平等，因为你没有掩饰与读者一样的困惑。这也是他们愿意投入、参与、共鸣的重要前提。写文章的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却不能把人类本没有解决的问题伪装成已在自己手上解决。在我看来，最大的浅薄莫过于此。 我在写一些短篇散文时当然不可能也去呈现一个两难过程，但莫名的困惑一定是有的。没有困惑，写它作甚？ 四、最佳境界是超然的关怀 集中了那么多两难困惑，怎么可能激发起人们积极的生命反应呢？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重要问题了。 两难没有结论，但文章总要归结。我喜欢归结在某种境界上，以境界取代结论。 所谓境界，是高出于现实苦涩的一种精神观照。你好像猛然升腾起来了，在天空中鸟瞰着茫茫大地。由此，文章不再显得平面，因出现了另一个向度而成为立体。 要升腾，必须挣脱世俗功利得失的坐标，从而使世间的难题不再具有绝对性。它们都是一种自然存在，因此具备在更高坐标上获得协调共存的可能。 例如正像先哲所言，人的感性欲望和理性欲望本来是很难协调的，感性欲望的绝对满足必然是人欲横流，理性欲望的绝对满足必然是规矩森严，这也是一种两难。那么，举行一个舞会吧，在舞会上，人的许多感性欲望获得满足，生命的节奏跃动在声色旋涡中，但舞会是有规矩的，人类的理性命令渗透在举手投足之间。席勒说，人们通过游戏才能把感性欲望和理性欲望协调起来。那么舞会就是这样的游戏。 席勒所说的游戏，就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凡境界都无法描述，只能不断举例。 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一个身患绝症而不久人世的小女孩给他写信，说人生的最后愿望是想做几天总统，里根居然同意。这其实也只是一个游戏，但当白发苍苍的老总统把只剩下几天生命的小女孩扶上白宫台阶的时候，这个游戏是动人的。 戈尔巴乔夫还在领导苏联的时候发生过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个莽撞的欧洲青年竟然驾着直升机越过重重警戒线在红场降落，使庞大的苏联防空部队丢尽了脸。东西方都在关注会如何严厉处置这位不速之客，没想到戈尔巴乔夫用游戏的口吻说了一句：“他还是个孩子呢”，放了回去。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位空闲的工人忽发奇想，打开世界地图给多国首脑写信，请他们寄一张自己最满意的照片给他留念。不多久他简陋的住所前各国大使馆的汽车来来往往，首脑们在照片后面的题词都幽默俏皮。这些照片后来在一个地方展出，参观者们在游戏的气氛中读解了一门十分温馨的国际政治学。 我故意选择一些政治人物为例子是想说明，二十世纪的国际政治一度是全人类对峙、仇恨、隔阂的集中地，但只要产生哪怕是一丁点儿游戏的念头，种种麻烦就在顷刻之间变得不再坚硬。 这些游戏，都因超越了功利，超越了两难，而散发出自由和人性。 在这样的游戏中，我们看到的境界就是超然的关怀。 在这样的游戏中，生活和艺术非常靠近。 那么，如果写作人不生气，我想斗胆说一句：我们的写作，也何不成为这样的游戏？ 庄子说了几千年的“逍遥游”，难道从来没有牵动过我们的心？ 世界上最永恒的文学，莫过于神话、童话和寓言，而在神话、童话和寓言中，无一不贯穿着浓烈的游戏秉性。对人类最原始、最宏大的关爱，也就渗透在这种游戏秉性里。因此，后世的一切文学巨作，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神话、童话和寓言的精神特征。 这是一个需要永久仰望的境界，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但是即便如此，我在写作中也会时时抬起头来，希望在那里获得一点救助。长年累月间我渐渐领悟，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劳作，必须拥有点化历史、引渡众生、呼唤神圣的全部主动性和活泼性，如果仅仅是被动的再现、直接的同情、切实的评判，即便是热烈而公正，也有负于使命。照理这样的领悟早就应该体现在作品之中，但是其间的关键不是艺术方法的更替而是人格理想的转变，要真正实现又谈何容易。 现在我能勉强做到的，是在表述历史和现实的困苦时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粘着，力求超越，试着寻找事情的终极意义，并在表现形式上构建某种游戏般的愉悦。不奢望神话、童话和寓言的光华立即临照于我，只希望自己笔下的文章因偶尔的超逸而稍稍亮丽一下。 我的散文更多的是写历史题材。写历史题材，要达到迪伦马特《罗慕罗斯大帝》（这真是一种高度童话化、寓言化的历史）那样的境界看来是终身不可能了，为此，我曾在几年前听到迪伦马特去世的消息时独自流泪。我所能经常温习的问题只是：为什么铁血狼烟的《三国演义》要以渔樵的谈笑开篇？为什么生死怨情的《长生殿》要以乐师的弹词归结？是不是所有的历史情结都能提纯得像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究竟有多少历史难题能消解成夕阳长河间的“渔舟唱晚”？…… 即便对这些问题，我也只能在今后的写作中慢慢体验，步步研究。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显然我已经把散文写作的讲题撑大了，再讲下去就会越来越不得体，那就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谈话吧，这个故事是很多年前从一本外国杂志中看到的： 一个偏远的农村突然通了火车，村民们好奇地看着一趟趟列车飞驰而过，有一个小孩特别热情，每次火车来的时候都站在高处向列车上的乘客挥手致意，可惜没有一个乘客注意到他，他挥了几天手终于满腹狐疑：是我们的村庄太丑陋？还是我长得太难看？还是我的手势或者站的地位不对？天真的孩子郁郁寡欢，居然因此而生病，生了病还强打精神继续挥手，这使他的父母十分担心。 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决定到遥远的城镇去问药求医。一连问了好几家医院，所有的医生都纷纷摇头。这位农民夜宿在一个小旅馆里，一声声长嘘短叹吵醒同室的一位旅客，农民把孩子的病由告诉了他，这位旅客呵呵一笑又重新睡去。 第二天农民醒来那位旅客已经不在，他在无可奈何中凄然回村。刚到村口就见到兴奋万状的妻子，妻子告诉他，孩子的病已经全好了，今天早上第一班火车通过时，有一个男人把半个身子伸出窗外，拼命的向我们孩子招手，孩子跟着火车追了一程，回来时已经霍然而愈。 这位陌生旅客的身影几年来在我心中一直晃动，我想，作家就应该做他这样的人。能够被别人的苦难猛然惊醒，惊醒后也不作廉价的劝慰，居然能呵呵一笑安然睡去。睡着了又没有忘记责任，第二天赶了头班车就去行动。他没有到孩子跟前去讲太多的道理，说火车的速度、乘客的视线等等理性命题，他只是代表着所有的乘客拼命挥手，把温暖的人**还给了一个家庭。 孩子的挥手本是游戏，旅客的挥手是参与游戏。用游戏治愈心理疾病，这便是我们写作人的职业使命。 不管是面对历史的疾病还是社会的疾病，我们都应该探出身来，搜寻大地，搜寻孩子，挥一挥手，挥得欢快，挥得慈爱，挥得认真。 （节选自《余秋雨台湾演讲·写作感受》） 寻找文化现场 各位朋友：晚上好！ 完全没有想到，今天晚上居然会面对一个这么盛大、又这么拥挤的场面。我感谢诸位的一片好意，但又清楚地知道，大家来主要是出于一种疑问：那个占取了我们那么多阅读时间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这种疑问变成当面直观之后，对任何作者都是一种巨大的威胁。为此，机智的钱钟书先生干脆就抵拒掉了：“你们吃了鸡蛋觉得不错就行了，为什么非要看看生这个蛋的鸡不可呢？”我这次显然是躲不掉的了，心中难免产生一种害怕，害怕大家在阅读中积累的印象毁于一旦，就像我的一个学生给我讲过的一种情感经历：未见面时一年的通信如火如荼，一见面后一小时内烟消云散。 我们头顶的横隔已经写明了今晚演讲的题目——旅行和文学。这个题目是宽厚的主办者给我划定的一个宽泛的范围，如果真的当作实际的演讲题，就显得大了一些。我在这个范围之内揣摩着大家内心可能会对我提出的具体问题，例如：“作为一个学者，是什么动因使你成了一个永远的旅行者？” 我的回答是：寻找文化现场。 好，那就把这个回答当作今天演讲的具体题目吧。 什么是文化现场 任何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化现象总会有一个传播的幅度。初一看，传播总是好事，传播得广一点，久一点，就能提升一种文化的价值，使它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接受考验，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这有什么不好呢？ 有不好的一面。经过长距离、长时间的传播，一种文化常常会变形、扭曲，由具体变为抽象，由活体变为标本，由多面体变为单面体，有时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让人无法想像它的本来模样。到了这个地步，它可能仍然顶着原先的名称，这就造成了文化概念的混乱。诚然，一切文化现象都会变化，但任何一种自觉的文化现象不管怎么变化都不会完全失落它对自身初始状态的记忆，因为初始状态是这种文化产生于世的基本理由所在，失落了，也就失落了它的生命基因。除了初始状态，任何一种文化也都会有它发展得最成熟、发挥得最透彻的一些中心地点和中心时段，在那里，这种文化的本质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广泛的传播，使很多文化现象的初始状态、中心地点和中心时段都渺不可寻，人们似乎在享用着各种文化，又不知它们的本味，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在生活中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有许多我们身临其境的事情，听别人几度转述就觉得变了味，变味的地方有些可以指出来加以纠正，有些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要明白地指出来都很困难。这就是传播文本和实际体验之间的严重差距。 可惜，我们的文化思考大多是在传播文本中进行，在那里汲取资讯，在那里判别比较，最后如果有像样的成果，又把这个成果投入传播系统。这里夹杂着多少差错，多少谬误，多少臆测，多少自以为是，多少以讹传讹，只有天知道了。这种毛病又以中国文化为甚。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使中国文化人的队伍大幅度增长，又使这支队伍永远走着一条以背诵古籍来谋求官职的漫漫长途，这也就变成了中国文化最普遍的运作方式和消耗方式。小部分文化人从这条长途有幸登上官位，以后也就跌宕于宦海沉浮，虽然也有可能因政治上的身遭贬谪而远行千里，却与文化考察基本无关。只有极少数的学人在经历了这一切，或看破了这一切之后潜心学术，但大多也只能从古籍到古籍，从文本到文本，即只是做“半路接力”的工作，难于追根刨底、正本清源。 我所说的文化现场，就是针对这种状况提出来的。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各种还活着的文化一定能找到一两个与自己对应最密切的空间，在这些空间中，不管事情还在发生着或者已经发生过，都会以大量的感性因素从整体上让人体验那些文化的韵味和奥义，与文本记载互相补充，互相校正，这便是文化现场。作为一个文化人，在自己的脚力尚有裕余的时候，应该尽量多寻访这样的一些地方。 这就是我旅行四海的基本动因。即主要是为了更换一种文化思考的方式，而不是为了游记写作，写出游记只是副产品。后来因读者欢迎，副产品升格，我也就认真起来了，那是后事。 直接现场 文化现场有简单、复杂之分。简单的现场可称之为直接现场，复杂的现场可称之为间接现场。 直接现场就是一种文化的直接发生地，现在还在发生着，只要身临其境、真切感受，就能把握住这种文化的脉搏。看来这是文化考察的起点性要求，但即便在这一点上也常常发生问题。 先举一个极端性的例子。两年前我在一份正式出版物上看到对新加坡戏剧的介绍，未免大吃一惊。介绍中提到的作品和人物，我都很陌生，这不能不使我有点慌乱了，因为我到过新加坡很多次，住的时间很长，每次都给那里的戏剧界讲课，参与他们的各种活动和讨论，新加坡戏剧界又不大，我自认为早就熟识了其中的每一个团体和每一个个人，更何况一位新加坡研究生曾经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恰恰是《新加坡戏剧史论》，而我居然不知道那份新加坡戏剧概况介绍中所写的基本内容！后来终于明白，是那份出版物的作者搞错了。他没有到过新加坡，只是从偶尔获得的杂志文章上拼接出了那个介绍，其实那几篇文章是几个新加坡朋友对他们圈子里两个业余戏剧爱好者的夸张性表扬而已。这种错误，只要与新加坡戏剧现场稍有接触的人就能指出来。这就说明，现场给人一种整体序列，而文本，哪怕真正是“白纸黑字”，也往往是一个偶然性的断片，离开了整体序列很难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往常总是认为只有文字才具有把握全局的概括性和逻辑性，其实真是未必。这虽然是一个极端性的例子，可说明的问题却不少。 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环视四周，也总能发现大量由于未能深入文化现场而作出的暧昧判断包围着我们，而且时间长，暧昧的判断又会上升为确定性判断，传播给别人。我从上海来，深知不少上海人对台湾的判断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原因是他们从一部分在上海投资的台湾商人身上概括出了台湾人的总体素质和文化方式，其实，一到台湾这个现场才知道，台湾企业家中很优秀的一部分可能还未曾问津大陆，而台湾文化界与大陆的实质性联系可能就更零碎了，因此上海人心目中的台湾基本上是不准确的，尽管就一个小局部而言倒是真实的。同样，我发现我们台湾不少朋友对大陆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判断也带有不少想当然的推理成分，即便有某些短暂性、局部性的依据，也与正确的文化判断有较大距离。一大堆花瓣拼接不出一朵活花，一大堆准确的远距离情报也与活生生的事实真相咫尺天涯。大的事情暂且搁置不论，最小的例子其实也是一样，顺手拈来的一个小例子是我本人，港台报刊曾登载过一些有关我的传闻，我的过去，我的今天，我的未来，都涉及了，十分有趣。很多台湾朋友看了将信将疑，频频问我，但大陆的朋友基本上不会相信，这就是生活现场的差异。 由此可知，直接现场也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空间方位，只有这个空间方位才能提供一系列充满活气的综合信息，来确证或否定各种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合理性以及运行轨迹，很难被局外的捕风捉影所替代。不是说花瓣拼接不出活花吗，活花的生命，在于它在大地上的那个扎根点。 以小见大，世界上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隔阂与沟通，也是以是否互相深入文化现场为契机。玄奘到印度取经，看似着眼于佛经文本，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深入佛教发生地这么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场，这使全部佛教文本都具备了充足的母体依据。在十八世纪，当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终于有规模地狭路相逢的时候，互相都不理解，但相比之下，欧洲对中国文化现场的深入，更为主动也更为提前，这只要读一读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留下的通信和英国马嘎尔尼留下的日记就可明白，因此在后来两种文明的冲撞中他们也就有利得多，而中国方面，对欧洲的了解则长期处于“海客谈瀛州”的状态，光凭着可笑的臆想和推断与对方交涉，自然处处被动，笑话连连。 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历史上很多争斗固然起因于权力分配，但也有很多争斗则起因于文化心理方位上的差异。要在文化心理方位间获得疏通，可以靠纵横家们的雄辩之术，可以靠性理学家们启发良知，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互相体察彼此的生态立场，深入对方的文化心理现场。这一点，好像历来并不那么重视，十分可惜。常见的情况是，只获悉对方的一些零星情报，听到一堆无法确证的传言，就已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然后彼此你一拳我一脚地开打了，至于对方究竟怎么想的，这些想法又有什么环境依据，则都未曾设身处地。此种情景就像老戏《三岔口》，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互相根本还没有看清对方的面容，摸清对方的套路，就已经打得热火朝天、气喘吁吁。这时候多么需要有一盏灯啊，把各个方面都照亮。 寻找文化现场，就是寻找那盏能够照亮对方、照亮环境，于是也随之照亮自身态度的灯。多一点这种寻找，就少一点历史的盲目，少一点无谓的消耗。 间接现场 间接现场是指事件已经过去、地点比较泛化的次现场。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许多重要的文化现象余绪犹存，但它们的重点爆发期已经告一段落，往昔爆发的现场残烟缭绕、陈迹斑斑。我们当然不可能赶上一切文化的爆发期，既然如此，何妨退而求其次，去寻访遗迹的现场。有时，这种现场在地点上也是不确定的，或许只是一种类似性、可能性的历史情景，遥远的时间把一切都搞模糊了，但即便是这样，也要去寻访。 这些年我走得最多的，恰恰是这样的现场。也许有人要说，值得寻访的直接现场已经多如牛毛，为什么还要风餐露宿地去寻访那种虚无缥缈的间接现场？有人甚至认为，寻访间接现场是对现实麻烦的回避，或许是一种安全的生存策略。这都是误解。在我看来，直接现场固然重要，间接现场却也有一系列超越直接现场的地方。 第一，间接现场由于不强调此时此地的直接发生，因此可以提供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对于造就一种恢宏深厚的文化人格至关重要。所以不妨说，寻找这样的文化现场也就是在寻找一所横亘千年的人格学校。历史并不仅仅是中学、大学里的一门课程，而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背景，一种无法抵拒的遗传，文化人的使命是自觉地帮助自己和他人整理这种背景和遗传，力图使他们经过优化选择而达到良性组合。这一切，仅仅在今天发生的文化事实中寻找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回过身去踏访千年。千年何在？茫茫大地，可以用空间补时间。这种可以兑换为时间的空间，就是我们所说的间接现场即复杂现场。一个人的历史文化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就看他曾被这样的文化现场溶化过。 第二，间接现场大多已处于“人去楼空”的状态，既交给我们很多信息，又交给我们很多空白和疑问，这就能激发我们的文化好奇性进行探索和研究，使我们从一个旅游者、采访者变成一个思考者和探求者。因此，一切间接现场也都是疑问现场、思考现场。现场的疑问和思考又会驱使我们去读很多书、问很多人，于是便引发出一个深刻的学术过程。相比之下，直接现场常常是一个学术过程的终点，而间接现场则常常是一个学术过程的起点。一种感性的诱惑，开启了一个理性程序，这实在是一件极有吸引力的事情。 我可以根据一些亲身经历来加以说明。 三年以前，我去山西考察。去之前我已从一些文献中知道，山西商人在清代曾创造过举世瞩目的金融奇迹，但印象不深。到了山西平遥县，东看西看，有三个物象留下了记忆，一是平遥一带并不存在快速致富的自然地理条件；二是与自然地理条件很不相称的高大门楼和堂皇的百年老街；三是街道石板上那深深的车辙印痕。尤其是这车辙印痕，我一遍遍凝视，不能不怦然心动。当年该有多少车马的喧腾才会留下这么深的印痕啊，而身处如此贫远小县城的人们是靠着什么样的本事把这么多车马引到自己身边来的呢？我让这些车辙留在脑海里，开始系统地钻研有关的文字资料，慢慢终于大致弄清楚当年山西商人的发迹史和衰败史，并且由此产生了一种由衷的羞愧，为自己的无知，更为中国文化的失职。一个囊括了大半个中国的初步金融网络在一群走投无路的山西农民手上建立起来了，一种可以与皇家国库匹敌的资金巨流通过这个网络在中国大地上汇集、涌动，并促进了其他各种行业的兴盛，但中国文化对此基本上没有予以关注。记载寥落，阐述无几，更不要说对之进行提升、引导和辅佐了。中国文化如此强调以天下为己任，但对天下所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却缺少起码的关注兴趣和研究能力，而这种实质性变化又恰恰关及人民的生活、民族的财富、历史的推进，文化却漠然对之。那么，文化究竟在关心天下的哪些问题呢？这个疑问开启了我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阶段，而疑问的起点，是山西省平遥县百年老街石板上那深深的车辙。 是的，起点很小，甚至发现它也有点偶然，但它既然已经出现，并被我记住，就一定有正面、反面、侧面的种种背景，一定有或明或暗的无穷诱惑，足以控制我整个研究过程。有时研究过程被其他事情所积压几乎要中断，但一想到平遥的房舍、街道、车辙，一种现场性、情境性的合力重新构成，研究也就继续下去了。 还可说说我在东北旅行的经历。 大家知道东北有一个名胜叫镜泊湖，是一万年前火山爆发的火山口积水而成，我去那里纯粹是为了旅游，完全没有文化考察的念头。但是出乎意外，去镜泊湖的路上首先经过的是宁安县，即清代流放犯人的宁古塔。在那片土地上一站立，数百年前血迹斑斑的文字狱史实立刻涌现在眼前。我的家乡，浙江、江苏、安徽的那一批批品行高洁、学问渊博的文化人，居然就在这里作生命的最后挣扎？我找不到他们生活的任何遗迹，但心里明白，这里的天穹凉云、黑土丘陵、野草小花应该和当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就不停地徘徊观望。顺着宁古塔再往前走，又毫无思想准备地遇到了唐代渤海国首都的遗址。渤海国的事情在史料中也见到过，印象缥缈而神奇，我们脚下的首都，在唐代应是除长安之外亚洲可数的大都市，但不知什么原因消失得几乎没有了踪影，我们能见到的遗址，是断断续续气势很大的土城墙墙基，以及一口奇迹般留下的八宝琉璃井。怅然若失地再往前走，终于到了镜泊湖。 镜泊湖万余年，渤海国千余年，宁古塔数百年，全都陈列在路边，这不能不使赶路人震撼了。万余年的平静，千余年的辉煌，数百年的血腥，最后只剩下那万余年的平静，而且势必还会不断平静下去。这种组合似乎是故意在演示着历史和人生的诸多奥秘。我一直在猜想，在宁古塔流放的大学者们，有没有多走几步路发现渤海国的遗址并在心里作出考证？有没有再多走几步路发现镜泊湖的美景而感慨万千？ 由于这三相并列的路途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清代文字狱的历史、东北“流人”的历史、东北文明的创建过程、唐代渤海国的兴衰、唐代政权与周边藩国的关系、都市文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都市文明在农耕文明和战争逻辑包围下的易碎性等等本来不属于我研究范围的问题产生了敏感，一有可能便投入研究，除了已写出《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市》等篇目外，还会不断思考下去。去年，我为此又一次重走了那条路。 那条路，对我有限的个体生命而言，无疑已成了一个永久的动力图像，调整了我的研究道路、拓展了我的文化判断。更有趣的是，不管我在研究那条路边的三个方位的任何一方，另外两个方位都会不期然地隐约其间，大大地增加了思考的宏观层次。我想，别的学者可以有别的研究方法，我在有生之年就努力向大地索取课题吧。 这种自我认定，使我的文化旅行更加自觉。走的地方越来越多，而有的地方，一走之后就像欠下了一笔沉重的债，时时牵挂。我欠东北地区的一笔大债是黑龙江，几年前由黑龙江省的十几名作家陪同，花了很长时间漂流那条江。中俄两国几百年的恩恩怨怨，冬天凝冻成漫长无比的冰天雪地，夏天则化解为一道可能是世界上最安静、最寂寞的水流。我们看到江边有一个叫“御史大夫村”的小村庄，同行的乡土历史学者刘邦厚先生告诉我，咸丰年间这个村庄的一个老卡官因发现一队俄国兵船经过而急报朝廷，正被南方的边患搞得焦头烂额的咸丰皇帝因怕腹背受敌而大吃一惊，俄国人轻松地解释说，这只是“借道”，为的是防止英军北上。皇帝松了一口气，御史大夫村的老卡官却因“惊驾”的罪名被打死。但很快证明，小村庄和老卡官的“惊驾”是惊对了的，这队俄国兵船的经过是确确实实面向中国的军事行动，几年之后，江北、江东的大片土地都变成俄国的了。我们又看到，本世纪初发生俄国人赶杀数千名华侨这一大惨案的地点，一个中国企业家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古堡，古堡内是一个足可称雄远近的大酒厂，叫“振边酒厂”，住着这位企业家的全部家眷。现在，古堡在荒原蓑草间犹在，而酒厂及其主人，早就沦落在俄国和日本的炮火之中。请诸位设想一下，我们默默行驶在静谧无波的黑龙江，环视着阒寂无人的两岸，突然看到那个小村庄和那座旧城堡，心中会是多么的惆怅。诸多惆怅均还没有写出来，因此总觉得欠了黑龙江一笔债。 我一讲自己的旅行考察就收不住了，实在抱歉，就此打住吧。总而言之，我在父母之邦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找到了无尽的滋养和无数的疑问，几乎到了迷醉的地步。文化的领域很大，当然应该有一些哲思深邃的智者在高楼深院里安静地进行着更宏大、更周密的思索和判断，也应该有一些腿脚比较强健的文化人以实地考察为人生的主要职责。我本人既然已经兴致勃勃地走了那么多，就决定继续走下去，并把我的所见所思告诉大家，直到我走不动为止。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到地球的另一些地方多去走走呢？那里应该有很多你感兴趣的文化现场。年前一位电视记者就曾这样问我，我是这样回答的： 千万不要把我迷醉国内旅行作某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解释，我最厌烦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了。在《乡关何处》中我已经说明，文化人的所谓故乡和家园，首先是精神意义上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否则，我早该回我的出生地江浙余姚，在国内逛来逛去已经不对了。文化人为自己和别人寻找精神家园，至于自己的地理落脚点则由多种复杂的原因造成，固执不得。例如我在探询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时总要努力寻找余英时、黄仁宇、李泽厚、许倬云、唐德刚等先生的著作，而他们自己则几乎都漂泊在海外。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广阔的见识和活泼的性灵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奥秘描绘得比身在其间的我们所能做的更为精彩，便是证明。 但是毕竟还应该分工让一些文化人获得更多更具体的现场体验。对中国大陆这个现场，我自告奋勇。我想，一个占人类最多人口，又在贫穷和战乱中挣扎了那么多年的民族，突然出现了一种转变命运的可能，出现了争取富裕、民主和文明的全民性努力，这样的事情如果出现在南美洲、非洲，我也会千里迢迢地赶去看一看，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参与一点什么，而这样的事居然恰恰发生在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然我眼前的一切都不会太顺利，但由于每一件大事都联系到亿万人的生态，都牵连着千百年的神经，因此即便是烦恼、焦灼也都是文化体验。 我的悲哀我的劝告 说到这里，心中未免升起一丝淡淡的悲哀，即便在国内，我要走的地方也太多了，而且越走越会发现更多值得去的新地方、新路线，真是无穷无尽；对于旧游之地，又常常因学识的增长而体会出新的意味，时时萌发重游的行动。但是，大地无垠而吾生有涯，豪兴未减而鬓发已秋，我究竟还有多少年可走呢？每次告别一个极有意味的地方时总是要暗自期许，我一定还要重来，但理智又悄悄提醒我，能重新考察一个地方的机会太少太少了，因此许多暂别其实是永别。 想起了法国拍摄的一部有关梅里美的电视专题片。 几乎走遍了整个欧洲的大作家大学者梅里美终于走到了自己的暮年，但他还在旅行，一匹瘦马驮着疲惫的身躯，那个傍晚又走近了一个村庄，他必须在村庄里栖宿了，但进村一看，每一座房舍都已朽败，而且都上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这是一个被人类遗弃的村庄，为何遗弃，何时遗弃，均不得而知。梅里美骑马走在小巷里感到一丝恐怖，突然，一束鲜艳的玫瑰抛落在马头前，就像他年轻时经常遭遇到的一样，他急急抬头在寻找抛花的窗口，可是每个窗口都关闭着，缠满了蜘蛛网。也许是冥冥中的上帝要慰劳一下年迈的苦行者吧，以他以前熟悉的方式？梅里美表情木然地沉思片刻，知道这里不应是他今夜栖宿的地方，于是没有停留，继续前行，穿过村庄，溶进了暮色苍茫的原野。留在人们视线中的最后一个身影，饱含着一位终生不倦的文化旅行者的不屈和苍凉。 寻找文化现场，初期的障碍也许是文化敏感的缺乏，而最终的障碍总是年龄。走来走去几十年，总能走到思考和脚步大体和诸的境地，而到了这个境地，居然已经因年龄而不便远行，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 为此我要劝告与我有同好的年轻朋友，早一点出行。让生命、大地、文化融成一体，是一种崇尚，也是一种享受。只有在大地上，才能找到祖先的脚印，而寻找祖先也就是寻找我们生命的基因，寻找我们自己。文化，不就是让有限的生命向更大的空间和时间领域延伸么？那就多走走吧，用脚步走向文化的本义。 远行非常劳累，但劳累本身就是对生命的拷问。把文化探求与生命拷问连成一体，才是最本真、也最诚实的文化人。 于是，风霜满面，形容枯槁的历代中国文人都重复着一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己做不到，就把这句话传给儿孙。 谢谢大家。 （选自《余秋雨台湾演讲》） 道士塔 一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三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扒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一九〇五年十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一九〇七年五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五箱织绢和绘画；一九〇八年七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一九一一年十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一九一四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狠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四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阳关雪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覆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都江堰 一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二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着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观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画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二五一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覆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二十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汽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风雨天一阁 一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一九七六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一九九〇年八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筒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筒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到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庭，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覆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返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刺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庭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庭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一六七三年。 出乎意外，范氏家庭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一六七三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联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百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百七十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一九一四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幸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杳无可寻。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他们的目光投向这种苍老的屋宇和庭园呢？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上海人 一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由于不能贴合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二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挈，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三十四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四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结，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二百三十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二十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拚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三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仓，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二十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覆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据说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四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侬啥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侬啥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五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请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名牌看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竞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缜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六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有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动乱中，“**”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七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八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荡的遗留。在二十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覆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也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拚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谑；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 即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傲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夜雨诗意 一 早年为了学写古诗，曾买过一部线装本的诗韵，一函共六册，字体很小，内容很多。除了供查诗韵外，它还把各种物象、各种情景、各种心绪分门别类，纂集历代相关诗句，成了一部颇为齐全的诗歌词典。过去文人要应急写诗时，查一查，套一套，很可快速地炮制出几首来。但是毫无疑问，这样写出来的诗都是不值一读的。只有在不带写诗任务时随便翻翻，看看在同一名目下中国诗化语词的多方汇集，才有一点意思。 翻来翻去，眼下出现了“夜雨”这一名目，那里的诗大多可读。既然是夜间，各种色相都隐退了，一切色彩斑斓的词汇也就失去了效能；又在下雨，空间十分逼仄，任何壮举豪情都铺展不开，诗句就不能不走向朴实，走向自身，走向情感，李商隐著名的《夜雨寄北》堪称其中典范。 光听着窗外夜色中时紧时疏的雨声，便满心都会贮足了诗。要说美，也没有什么美，屋外的路泥泞难走，院中的花零落不堪，夜行的旅人浑身湿透。但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你会感受到往常的世俗喧嚣一时浇灭，天上人间只剩下了被雨声统一的宁定，被雨声阻隔的寂寥。人人都悄然归位，死心塌地地在雨帘包围中默默端坐。外界的一切全成了想象，夜雨中的想象总是特别专注，特别遥远。 夜雨款款地剥夺了人的活力，因此夜雨中的想象又格外敏感和畏怯。这种畏怯又与某种安全感拌和在一起，凝聚成对小天地中一脉温情的自享和企盼。在夜雨中与家人围炉闲谈，几乎都不会拌嘴；在夜雨中专心攻读，身心会超常地熨贴；在夜雨中思念友人，会思念到立即寻笔写信；在夜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滋润蕴藉。 在夜雨中想象最好是对窗而立。黯淡的灯光照着密密的雨脚，玻璃窗冰冷冰冷，被你呵出的热气晕成一片迷雾。你能看见的东西很少，却似乎又能看得很远。风不大，轻轻一阵立即转换成淅沥雨声，转换成河中更密的涟漪，转换成路上更稠的泥泞。此时此刻，天地间再也没有什么会干扰这放任自由的风声雨声。你用温热的手指划去窗上的雾气，看见了窗子外层无数晶莹的雨滴。新的雾气又蒙上来了，你还是用手指去划，划着划着，终于划出了你思念中的名字。 二 夜雨是行旅的大敌。 倒不是因为夜间行路艰难，也不是因为没有带着雨鞋和伞。夜雨会使旅行者想家，想得很深很深。夜雨会使旅行者企望安逸，突然憬悟到自己身陷僻远、孤苦的处境，顾影自怜，构成万里豪情的羁绊。 不是急流险滩，不是崇山峻岭，而是夜雨，使无数旅行者顿生反悔，半途而归。我不知道法显、玄奘、郑和、鉴真、徐霞客他们在一次次夜雨中心境如何，依我看，他们最强的意志，是冲出了夜雨的包围。 如我无用之辈，常常会在大雨如注的夜晚，躲在乡村旅店里，把地图拿出来细细查看。目光在已经走过的千里之间来回，痴想着其间在夜幕雨帐笼罩下的无数江河和高山。这样的夜晚，我常常失眠。为了把这种没出息的惰怠心绪驱赶，我总会在夜雨中邀几个不相识的旅人长时间闲谈。 但是，真正让心绪复归的，完全不是这种谈话，而是第二天明朗早晨。雨后的清晨，铺天盖地奔泻着一种兴奋剂，让人几乎把昨夜忘却；又不能完全忘却，留下一点影子，阴阴凉凉的，添一份淡淡的惆怅。 三 在历史的行旅中，夜雨的魅力也深可寻探。 我相信，一次又一次，夜雨曾浇熄过突起的野心，夜雨曾平抚过狂躁的胸襟，夜雨曾阻止过一触即发的争斗，夜雨曾破灭过凶险的阴谋。当然，夜雨也斫折过壮阔的宏图、勇敢的进发、火烫的情怀。 不知道历史学家有没有查过，有多少乌云密布的雨夜，悄悄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步伐。将军舒眉了，谋士自悔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断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锚了，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匀停了，心律平缓了。 不知道传记学家有没有查过，一个个夜雨，扭转了多少杰出人物的生命旅程。人生许多关节点的出现常常由于偶然。种种选择发端于一颗柔弱的心，这颗心不能不受到突发性情景的执意安排。一场雨，既然可以使一位军事家转胜为败，那么，它也能使一个非军事的人生计划改弦易辙。无数偶然中隐伏着必然，堂皇的必然中遍布着偶然。人生长途延伸到一个偶然性的境遇，预定的走向也常常会扭转。因此，夜雨中，人生和历史都在蹒跚。 四 渐渐，我对夜雨的诗意，有了一点新的思考。 记得几年前我在庐山上旅行的时候，常常能在荒岭草径边看到一座座坍弛的屋基，从屋基的用料看，绝不是山民的居舍，而应该是精雅别墅的所在。不知是哪些富有的雅士诗兴突发，要在这儿离群索居，独享自然。然而，他们终于没有住久，我想多半是因为无法消受荒山夜雨时可怖的氛围。但毫无疑问，此间的诗意却是无与伦比的充沛。 去年我遇到一位外国教授，闲谈间竟也提到了夜雨。教授说，他也深深迷恋着这种诗意，所以特意在城郊的山顶造了一间考究的白木房子，只要有夜雨袭来，他就立即驾车上山。狼狈的跋涉不见了，荒寂的恐怖不见了，只是在紧张生活的空闲亲抚一下自然，一切是那样的轻松和潇洒。 在这里，我们显然遇到了一个美学上的麻烦。某种感人的震撼和深厚的诗意似乎注定要与艰难相伴随，当现代交通工具和营造手段使夜雨完全失去了苦涩味，其间的诗意也就走向浮薄。我至今还无法适应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中加上火车、汽车和高压电线，尽管我对这种文明本身毫无推拒之意。去一趟四川恨不得能买到当天的飞机票，但家里挂的却要一幅描尽山道奇险、步履维艰的“蜀山行旅图”。在灯光灿烂的现代都市街道上驾车遇雨，实在谈不上多少诗意，只有一次在国外一个海滨，天色已晚，瓢泼大雨就像把我们的车摔进了大瀑布的中心，替我驾车的女士完全认不得路了，一路慌乱地在水帘和夜幕间转悠，事后倒觉得有了点诗意，原因也许正是碰到了自然所给予的艰难。 人类在与自然周旋的漫漫长途中，有时自然的暴力会把人完全吞没，如地震、海啸、泥石流，我们一时还很难从这些事端中提取出美。人至少要在有可能与自然对峙的时候才会酿造美，在这种对峙中，有时人明确无误地战胜了自然，例如汽车、电灯、柏油路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松快愉悦的美；有时人与自然较量得十分吃力，两相憋劲，势均力敌，那就会产生峻厉、庄严、扣人心弦的悲剧美。由于这种美衬托了人类严峻的生存状态，考验了人类终极性的生命力，因此显得格外动人心魄。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日新月异，但这种终极性的体验却有永久价值。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历史上一切真正懂艺术的人总会着迷于这种美学形态，而希腊悲剧乃至种种原始艺术总是成为人类不衰的审美热点。过于整饬、圆熟的审美格局反射了人对自然的战胜状态和凌驾状态，可以让人产生一种方便感和舒坦感，却无法对应出一种生命考验。为此，欧洲启蒙主义的大师们不赞成法国古典主义的大一统，不赞成把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艺术生活都处理成凡尔赛宫规整无比的园林一般。他们呼唤危崖、怒海、莽林，呼唤与之相对应的生命状态。这便是他们心中的诗意，狄德罗甚至直捷地说，人类生活越是精雅文明就越缺少诗意。难道是他们在抵拒现代吗？不，他们是启蒙者，分明启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现代。现代，本不是一种文质彬彬的搭建，而是人类一种原始创造力的自然发展。 因此，再现代的人也愿意一再地在“蜀山行旅图”中把延绵千年的生命力重温一遍，愿意一再地品味苦涩的夜雨，然后踩着泥泞走向未来。 老屋窗口 一 前年冬天，母亲告诉我，家乡的老屋无论如何必须卖掉了。全家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反对卖屋的一个，为着一种说不清的理由。而母亲的理由却说得无可辩驳：“几十年没人住，再不卖就要坍了。你对老屋有情分，索性这次就去住几天吧，给它告个别。” 我家老屋是一栋两层的楼房，不知是祖父还是曾祖父盖的。在贫瘠的山村中，它像一座城堡矗立着，十分显眼。全村几乎都姓余，既有余氏祖堂也有余氏祠堂，但是最能代表余氏家族荣耀的，是这座楼。这次我家这么多兄弟姐妹一起回去，每人都可以宽宽敞敞地住一间。我住的是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一间，在楼上，母亲昨天就雇人打扫得一尘不染。 人的记忆真是奇特。好几十年过去了，这间屋子的一切细枝末节竟然都还贮积在脑海的最底层，一见面全都翻腾出来，连每一缕木纹、每一块污斑都严丝密缝地对应上了。我痴痴地环视一周，又伸出双手沿壁抚摩过去，就像抚摩着自己的肌体，自己的灵魂。 终于，我摩到了窗台。这是我的眼睛，我最初就在这儿开始打量世界。母亲怜惜地看着成日趴在窗口的儿子，下决心卸去沉重的窗板，换上两页推拉玻璃。玻璃是托人从县城买来的，路上碎了两次，装的时候又碎了一次，到第四次才装上。从此，这间屋子和我的眼睛一起明亮。窗外是茅舍、田野，不远处便是连绵的群山。于是，童年的岁月便是无穷无尽的对山的遐想。跨山有一条隐隐约约的路，常见农夫挑着柴担在那里蠕动。山那边是什么呢？是集市？是大海？是庙舍？是戏台？是神仙和鬼怪的所在？我到今天还没有到山那边去过，我不会去，去了就会破碎了整整一个童年。我只是记住了山脊的每一个起伏，如果让我闭上眼睛随意画一条曲线，画出的很可能是这条山脊起伏线。这对我，是生命的第一曲线。 二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天很冷，乡间没有电灯，四周安静得怪异，只能睡。一床刚刚缝好的新棉被是从同村族亲那里借来的，已经晒了一天太阳，我一头钻进新棉花和阳光的香气里，几乎熔化了。或许会做一个童年的梦吧？可是什么梦也没有，一觉睡去，直到明亮的光逼得我把眼睛睁开。 怎么会这么明亮呢？我眯缝着眼睛向窗外看去，入眼竟是一排银亮的雪岭。昨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雪，下在我无梦的沉睡中，下在岁月的沟壑间，下得如此充分，如此透彻。 一个陡起的记忆猛地闯入脑海。也是躺在被窝里，两眼直直地看着银亮的雪岭。母亲催我起床上学，我推说冷，多赖一会儿。母亲无奈，陪着我看窗外。“诺，你看！”她突然用手指了一下。 顺着母亲的手看去，雪岭顶上，晃动着一个红点。一天一地都是一片洁白，这个红点便显得分外耀眼。这是河英，我的同班同学，她住在山那头，翻山上学来了。那年我才六岁，她比我大十岁，同上着小学二年级。她头上扎着一方长长的红头巾，那是学校的老师给她的。这么一个女孩子一大清早就要翻过雪山来上学，家长和老师都不放心，后来有一位女教师出了主意，叫她扎上这方红头巾。女教师说：“只要你翻过山顶，我就可以凭着红头巾找到你，盯着你看，你摔跤了我就上来帮你。”河英的母亲说：“这主意好，上山时归我看。” 于是，这个河英上一趟学好气派，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妈妈的目光，便投入这头山坡老师的注视。每个冬天的清晨，她就化作雪岭上的一个红点，在两位女性的呵护下，像朝圣一样，逶逶迤迤走向学校，走向书本。 这件事，远近几个山村都知道，因此每天注视这个红点的人，远不止两位女性。我母亲就每天期待着这个红点，作为催我起床的理由。这红点，已成了我们学校上课的预备铃声。只要河英一爬上山顶，山这边有孩子的家庭就忙碌开了。 三 女孩到十五六岁，在当时的山乡已是应该结婚的年龄。早在一年前，家里已为河英准备了婚礼。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新娘子找不到了，两天后，在我们教室的窗口，躲躲闪闪地伸出了一个漂亮姑娘蓬头散发的脸。她怎么也不肯离开，要女教师收下她干杂活。女教师走过来，一手抚着她的肩头，一手轻轻地捋起她的头发……霎时，两双同样明净的眼睛静静相对。女教师眼波一闪，说声“跟我走”，拉起她的手走向办公室。 我在《牌坊》一文中已有记述，我们的小学设在一座废弃的尼姑庵里。几个不知从哪里来的美貌女教师，都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有逃婚的嫌疑。她们都不姓余，但点名的时候，她们一般都只叫我们的名字，把姓省略了，因为全班学生绝大多数都一个姓。只有坐在我旁边的米根是例外，姓陈，他家是从外地迁来的。 那天河英从办公室出来，她和几个女教师的眼圈都是红红的。当天傍晚放学后，女教师们锁了校门，一个不剩地领着河英翻过山去，去与她的父母亲商量。第二天，河英就坐进了我们教室，成了班级里第二个不姓余的学生。 这件事何以办得这样爽利，直到我长大后还在经常疑惑。新娘子逃婚在山村可是一件大事，如果已成事实，家长势必还要承担“赖婚”的责任。哪部小说、戏曲一写到这样的事不是渲染得天翻地覆、险象环生？河英的父母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如此干脆地斩断前姻来上学呢？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几位女教师的奇异出现。 山村的农民一辈子也难得见到一个读书人，更无法想象一个能识文断字的女人。我母亲因抗日战争从上海逃难到乡下，被乡人发现竟能坐在家里看一本本线装书和洋装书，还能帮他们代写书信、查核契约，视为奇事。好多年了，母亲出门还会有很多人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吓得母亲只好成天躲在“城堡”里。这天晚上，这么多女教师一起来到山那边的河英家，一定把她父母震慑了。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世界的雅洁女子，柔声细气地说着他们根本反驳不了的陌生言词。她们居然说，把河英交给她们，过不了几年也能变得像她们这样！父母亲只知抹凳煮茶，频频点头，完全乱了方寸，最后，燃起火把，把女教师们送过了山岭。 据说，那天夜里，与河英父母一起送女教师过山的乡亲很多，连原本该是河英的“婆家”也在，长长的火把阵接成了一条火龙。 只有举行盛大的庙会，才会出现这种景象。 四 河英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个女生。她进校之后，陆续又有一些女孩子进来，教室里满满的，很像一个班级了。 女教师常常到县城去，观摩正规小学的教学，顺便向县里申请一点经费。她们每次回来，总要在学校里搞点新花样，后来，竟然开起了学生运动会。 当然没有运动衣，教师要求学生都穿短裤和汗衫来参加。那几天，家家孩子都在缠逼自己的母亲缝制土布短裤衫。这也变成了一种事先舆论，等到开运动会的那一天，小操场的短围墙外面早已挤满了观看的乡亲。 学生们排队出来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河英。她已是一个大姑娘，运动衫裤是她自己照着画报上女运动员的照片缝制的，深蓝色的土布衣衫裁得很窄，绷得很紧，身材一下子显得更加颀长，线条流畅而柔韧。我记得她走出操场前几次在女教师跟前忸怩退缩，不断抻拉着自己的短裤，像要把它拉长。最后，几个女教师一把将她推出了门外。门外，立即卷起乡亲们的一片怪叫，怪叫过后一片嘁嚓，嘁嚓过后一片寂静。河英终于把头昂起，开始跨栏、滚翻、投篮。这一天，整个运动会的中心是她，其他稚气未脱的孩子的跳跳蹦蹦，都引不起太多的注意。河英背后，站着一排女教师，她们都穿着县城买来的长袖运动衣，脖子上挂着哨子，满脸鼓励，满脸笑容；再背后，是尼姑庵斑驳的门庭。这里，重叠着三度景深。 这次运动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此，经常可以听到妇女这样骂女儿：“你去浪吧，与河英一样！”好几个女孩子退学了，男孩子也经不起家长的再三叮嘱，不再与河英一起玩，一起走路。村里一位近似于族长的老人还找到了女教师，希望将河英退学，说余氏家族很难看得惯这样的学生。我母亲听说这事后，怔怔地出了半天神，最后要我去邀请河英来家里玩。那次河英来玩了之后，母亲特意牵着我的手，笑吟吟地把她送到村口。村民们都惊讶极了，因为母亲平日送客，历来只送到大门。 这以后，河英对我像亲弟弟一样。我本来就与我的邻座陈米根要好，于是三个人老在一起玩，放学后一起到我家做作业，坐在玻璃窗前，由我母亲辅导。母亲笑着对我说：“你们姓余的可不能这么霸道，这儿四个人就四个姓！” 五 今天，我躺在被窝里，透过玻璃窗死死盯着远处的雪岭，总想在那里找到什么。好久好久，什么也没有，没有红点，也没有褐点和灰点。 起床后，我与母亲谈起河英，母亲也还记得她，说：“可以找米根打听一下，听说他开了一爿小店。” 陈米根这位几十年前的好朋友本来就是我要拜访的，那天上午，我踏雪找到了他的小店，就在小学隔壁。两人第一眼就互相认出来了，他极其热情，寒暄过一阵后，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两块芝麻饼塞在我手里，又沏出一杯茶来放在柜台上。店堂里没有椅子，我们就站着说话。他突然笑得有点奇怪，凑上嘴来说：“还是告诉你了吧，最后也瞒不住，这次买你家房子的正是我的儿子。我不出面，是怕伯母在价格上为难。说来见笑，我那时到你家温习功课，就看中了你家的房子。伯母也真是，几十年前就按上了玻璃窗！据说装了四次？” 这个话题谈下去对我实在有点艰难，我只好客气地打断他，打听河英的下落。他说：“亏得你还记得她。山里女人，就那个样子了，成天干粗活，又生了一大堆孩子，孩子结婚后与儿媳妇们合不来，分开过。成了老太婆了，我前年进山看到她，连我的名字也忘了。” 就这样，三言两语，就把童年时代最要好的两个朋友都交割清了。 离开小店，才走几步就看到了我们的校门。放寒假了，校园里阒寂无人，我独个儿绕围墙走了一圈便匆匆离开。回家告诉母亲，我明天就想回去了。母亲忧伤地说：“你这一回去，再也不会来了。没房了，从此余家这一脉的后代真要浪迹天涯了。” 六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躺在被窝里凝视着雪岭。那个消失的红点，突然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抽象，却又那么震撼人心。难道，这红点竟是倏忽而逝的哈雷彗星？ 迷迷糊糊地，心中浮现出一位早就浪迹天涯的余姓诗人写哈雷彗星的几句诗。 你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 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 …… 信客 一 我国广大山区的邮电网络是什么年代健全起来的，我没有查过，记得早年在乡间，对外的通信往来主要依靠一种特殊职业的人：信客。 信客是一种私人职业，不受任何机构管理。这个地方外出谋生的人多了，少不了要带几封平安家信、捎一点衣物食品的，方圆几十里又没有邮局，那就用得着信客了。信客要有一点文化，知道各大码头的情形，还要一副强健的筋骨，背得动重重的行李。 细想起来，做信客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乡间外出的人数量并不太多，他们又不集中在一个城市，因此信客的生意不大，却很费脚力。如果交通方便也就用不着信客了，信客常走的路大多七转八拐，换车调船，听他们说说都要头昏。信客如果把行李交付托运也就赚不了什么钱，他们一概是肩挑、背驮、手提、腰缠，咬着牙齿走完坎坷长途。所带的各家各户信件货物，品种繁多，又绝对不能有任何散失和损坏，一路上只得反复数点，小心翼翼。当时大家都穷，托带费十分低廉，有时还抵不回来去盘缠，信客只得买最差的票，住最便宜的舱位，随身带点冷馒头、炒米粉充饥。 信客为远行者们效力，自己却是最困苦的远行者。一身破衣旧衫，满脸风尘，状如乞丐。 没有信客，好多乡人就不会出远门了。在很长的时期中，信客沉重的脚步，是乡村和城市的纽带。 二 我家邻村，有一个信客，年纪不小了，已经长途跋涉了二三十年。 他读过私塾，年长后外出闯码头，碰了几次壁，穷落潦倒，无以为生，回来做了信客。他做信客还有一段来由。 本来村里还有一个老信客。一次，村里一户人家的姑娘要出嫁，姑娘的父亲在上海谋生，托老信客带来两匹红绸。老信客正好要给远亲送一份礼，就裁下窄窄的一条红绸捆扎礼品，图个好看。没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个人给家里带来口信，说收到红绸后看看两头有没有画着小圆圈，以防信客做手脚。这一下老信客就栽了跟头，四乡立即传开他的丑闻，以前叫他带过东西的各家都在回忆疑点，好像他家的一切都来自克扣。但他的家，破烂灰黯，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 老信客声辩不清，满脸凄伤，拿起那把剪红绸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第二天，他掂着那只伤痕累累的手找到了同村刚从上海落魄回来的年轻人，进门便说：“我名誉糟蹋了，可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 整整两天，老信客细声慢气地告诉他附近四乡有哪些人在外面，乡下各家的门怎么找，城里各人的谋生处该怎么走。说到几个城市里的路线时十分艰难，不断在纸上画出图样。这位年轻人连外出谋生的人也大半不认识，老信客说了又说，比了又比，连他们各人的脾气习惯也作了介绍。 把这一切都说完了，老信客又告诉他沿途可住哪几家小旅馆，旅馆里哪个茶房可以信托。还有各处吃食，哪一个摊子的大饼最厚实，哪一家小店可以光买米饭不买菜。 从头至尾，年轻人都没有答应过接班。可是听老人讲了这么多，讲得这么细，他也不再回绝。老人最后的嘱咐是扬了扬这只扎伤了的手，说“信客信客就在一个信字，千万别学我”。 年轻人想到老人今后的生活，说自己赚了钱要接济他。老人说：“不。我去看坟场，能糊口。我臭了，你挨着我也会把你惹臭。” 老信客本来就单人一身，从此再也没有回村。 年轻信客上路后，一路上都遇到对老信客的问询。大半辈子的风尘苦旅，整整一条路都认识他。流落在外的游子，年年月月都等着他的脚步声。现在，他正躲在山间坟场边的破草房里，夜夜失眠，在黑暗中睁着眼，迷迷乱乱地回想着一个个码头，一条条船只，一个个面影。 刮风下雨时，他会起身，手扶门框站一会，暗暗嘱咐年轻的信客一路小心。 三 年轻的信客也渐渐变老。他老犯胃病和风湿病，一犯就想到老信客，老人什么都说了，怎么没提起这两宗病？顺便，关照家人抽空带点吃食到坟场去。他自己也去过几次，老人逼着他讲各个码头的变化和新闻。历来是坏事多于好事，他们便一起感叹唏嘘。他们的谈话，若能记录下来，一定是历史学家极感兴趣的中国近代城乡的变迁史料，可惜这儿是山间，就他们两人，刚刚说出就立即飘散，茅屋外只有劲厉的山风。 信客不能常去看老人。他实在太忙，路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一回家就忙着发散信、物，还要接收下次带出的东西。这一切都要他亲自在场，亲手查点，一去看老人，会叫别人苦等。 只要信客一回村，他家里总是人头济济。多数都不是来收发信、物的，只是来看个热闹，看看各家的出门人出息如何，带来了什么希罕物品。农民的眼光里，有羡慕，有嫉妒；比较得多了，也有轻蔑，有嘲笑。这些眼神，是中国农村对自己的冒险家们的打分。这些眼神，是千年故土对城市的探询。 终于有妇女来给信客说悄悄话：“关照他，往后带东西几次并一次，不要鸡零狗碎的”；“你给他说说，那些货色不能在上海存存？我一个女人家，来强盗来贼怎么办”……信客沉稳地点点头，他看得太多，对这一切全能理解。都市里的升沉荣辱，震颤着长期迟钝的农村神经系统，他是最敏感的神经末梢。 闯荡都市的某个谋生者突然得了一场急病死了，这样的事在那样的年月经常发生。信客在都市同乡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匆匆赶去，代表家属乡亲料理后事、收拾遗物。回到乡间，他就夹上一把黑伞，伞柄朝前，朝死者家里走去。乡间报死讯的人都以倒夹黑伞为标记，乡人一看就知道，又有一个人客死他乡。来到死者家里，信客满脸戚容，用一路上想了很久的委婉语气把噩耗通报。可怜的家属会号啕大哭，会猝然昏厥，他都不能离开，帮着安慰张罗。更会有一些农妇听了死讯一时性起，咬牙切齿地憎恨城市，憎恨外出，连带也憎恨信客，把他当作了死神冤鬼，大声讹斥，他也只能低眉顺眼、听之忍之、连声诺诺。 下午，他又要把死者遗物送去，这件事情更有危难。农村妇女会把这堆简陋的遗物当作丈夫生命的代价，几乎没有一个相信只有这点点。红红的眼圈里射出疑惑的利剑，信客浑身不自在，真像做错了什么事一般。他只好柔声地汇报在上海处置后事的情况，农村妇女完全不知道上海社会，提出的诘问每每使他无从回答。 直到他流了几身汗，赔了许多罪，才满脸晦气地走出死者的家。他能不干这档子事吗？不能。说什么我也是同乡，能不尽一点乡情乡谊？老信客说过，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做信客的，就得挑着一副生死祸福的重担，来回奔忙。四乡的外出谋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他的肩上。 四 信客识文断字，还要经常代读、代写书信。没有要紧事带个口信就是了，要写信总是有了不祥的事。妇女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在信客家里诉说，信客铺纸磨墨，琢磨着句子。他总是把无穷的幽怨和紧迫的告急调理成文绉绉的语句，郑重地装进信封，然后，把一颗颗破碎和焦灼的心亲自带向远方。 一次，他带着一封满纸幽怨的信走进了都市的一间房子，看见发了财的收信人已与另一个女人同居。他进退两度，犹豫再三，看要不要把那封书信拿出来。发了财的同乡知道他一来就会坏事，故意装作不认识，厉声质问他是什么人。这一下把他惹火了，立即举信大叫：“这是你老婆的信！” 信是那位时髦女郎拆看的，看罢便大哭大嚷。那位同乡下不了台，便说他是私闯民宅的小偷，拿出一封假信来只是脱身伎俩。为了平息那个女人的哭闹，同乡狠狠打了他两个耳光，并把他扭送到了巡捕房。 他向警官解释了自己的身份，还拿出其他许多同乡的地址作为证明。传唤来的同乡集资把他保了出来，问他事由，他只说自己一时糊涂，走错了人家。他不想让颠沛在外的同乡蒙受阴影。 这次回到家，他当即到老信客的坟头烧了香，这位老人已死去多年。他跪在坟头请老人原谅：从此不再做信客。他说：“这条路越来越凶险，我已经撑持不了。” 他向乡亲们推说自己腿脚有病，不能再出远门。有人在外的家属一时陷入恐慌，四处物色新信客，怎么也找不到。 只有这时，人们才想起他的全部好处，常常给失去了生活来源的他端来几碗食物点心，再请他费心想想通信的办法。 也算这些乡村劫数未尽，那位在都市里打了信客耳光的同乡突然发了善心。此公后来更发了一笔大财，那位时髦女郎读信后已立即离他而去，他又在其他同乡处得知信客没有说他任何坏话，还听说从此信客已赋闲在家，如此种种，使他深受感动。他回乡来了一次，先到县城邮局塞钱说情，请他们在此乡小南货店里附设一个代办处，并提议由信客承担此事。 办妥了这一切，他回到家里慰问邻里，还亲自到信客家里悄悄道歉，请他接受代办邮政的事务。信客对他非常恭敬，请他不必把过去了的事情记在心上。至于代办邮政，小南货店有人可干，自己身体不济，恕难从命。同乡送给他的钱，他也没拿，只把一些礼物收下。 此后，小南货店门口挂出了一只绿色的邮箱，也办包裹邮寄，这些乡村又与城市接通了血脉。 信客开始以代写书信为生，央他写信的实在不少，他的生活在乡村中属于中等。 五 两年后，几家私塾合并成一个小学，采用新式教材。正缺一位地理教师，大家都想到了信客。 信客教地理绘声绘色，效果奇佳。他本来识字不多，但几十年游历各处，又代写了无数封书信，实际文化程度在几位教师中显得拔尖，教起国文来也从容不迫。他眼界开阔，对各种新知识都能容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深察世故人情，很能体谅人，很快成了这所小学的主心骨。不久，他担任了小学校长。 在他当校长期间，这所小学的教学质量，在全县属于上乘。毕业生考上城市中学的比例，也很高。 他死时，前来吊唁的人非常多，有不少还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根据他的遗愿，他的墓就筑在老信客的墓旁。此时的乡人已大多不知老信客是何人，与这位校长有什么关系。为了看着顺心，也把那个不成样子的坟修了一修。 一个王朝的背影 一 我们这些人，对清代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年迈的老师一哭，孩子们也跟着哭。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 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好像汉族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罢了，偏偏越弄越糟，最后几乎让外国人给瓜分了。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对清的仇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年长以后，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申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出现的继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财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道理，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全由此划分。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这种观念要比姓氏正统论复杂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闯将们与封建主义的姓氏正统论势不两立，却也需要大声宣扬民族正统论，便是例证。民族正统论涉及到几乎一切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许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个在今后仍然要不断争论的麻烦问题，在这儿请允许我稍稍回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统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总体上还算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使我这个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到骄傲。 既然说到了唐太宗，我们又不能不指出，据现代历史学家考证，他更可能是鲜卑族而不是汉族之后。 如果说先后在巨大的社会灾难中迅速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康雍乾盛世”的两位中国历史上最杰出帝王都不是汉族，如果我们还愿意想一想那位至今还在被全世界历史学家惊叹的建立了赫赫武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么我们的中华历史观一定会比小学里的历史课开阔得多，放达得多。 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汉族当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难时当然要挺身而出进行无畏的抗争，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当然要受到永久的唾弃，这些都是没有异议的。问题是，不能由此而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部押在汉族一边。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桃花扇》中那位秦淮名妓李香君，身份低贱而品格高洁，在清兵浩荡南下、大明江山风雨飘摇时节保持着多大的民族气节！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和她的恋人侯朝宗为抗清扶明不惜赴汤蹈火、奔命呼号的时候，恰恰正是苟延残喘而仍然荒淫无度的南明小朝廷，作践了他们。那个在当时当地看来既是明朝也是汉族的最后代表的弘光政权，根本不要她和她的姐妹们的忠君泪、报国心，而只要她们作为一个女人最可怜的色相。李香君真想与恋人一起为大明捐躯流血，但叫她恶心的是，竟然是大明的官僚来强逼她成婚，而使她血溅纸扇，染成“桃花”。“桃花扇底送南朝”，这样的朝廷就让它去了吧，长叹一声，气节、操守、抗争、奔走，全都成了荒诞和自嘲。《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老夫子的后裔，连他，也对历史转捩时期那种盲目的正统观念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把这种怀疑，转化成了笔底的灭寂和苍凉。 对李香君和侯朝宗来说，明末的一切，看够了，清代会怎么样呢，不想看了。文学作品总要结束，但历史还在往前走，事实上，清代还是很可看看的。 为此，我要写写承德的避暑山庄。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这些留给历史学家吧，我们，只要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消夏的别墅里去偷看几眼也就够了。这种偷看其实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从小埋下的历史情绪和民族情绪，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 二 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家园林，又称热河行宫、承德离宫，虽然闻名史册，但久为禁苑，又地处塞外，历来光顾的人不多，直到这几年才被旅游者搅得有点热闹。我原先并不知道能在那里获得一点什么，只是今年夏天中央电视台在承德组织了一次国内优秀电视编剧和导演的聚会，要我给他们讲点课，就被他们接去了。住所正在避暑山庄的背后，刚到那天的薄暮时分，我独个儿走出住所大门，对着眼前黑黝黝的山岭发呆。查过地图，这山岭便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奇怪的是，整个中华版图都已归属了这个王朝，为什么还要把这张休息的罗圈椅放到长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们在这张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时候都在想一些什么呢？月亮升起来了，眼前的山壁显得更加巍然怆然。北京的故宫把几个不同的朝代混杂在一起，谁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这里，远远的，静静的，纯纯的，悄悄的，躲开了中原王气，藏下了一个不羼杂的清代。它实在对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诱惑，于是匆匆讲完几次课，便一头埋到了山庄里边。 山庄很大，本来觉得北京的颐和园已经大得令人咋舌了，它竟比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据说装下八九个北海公园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不出国内还有哪个古典园林能望其项背。山庄外面还有一圈被称之为“外八庙”的寺庙群，这暂不去说它，光说山庄里面，除了前半部有层层叠叠的宫殿外，主要是开阔的湖区、平原区和山区。尤其是山区，几乎占了整个山庄的八成左右，这让游惯了别的园林的人很不习惯。园林是用来休闲的，何况是皇家园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适，有的也会堆几座小山装点一下，哪有像这儿的，硬是圈进莽莽苍苍一大片真正的山岭来消遣？这个格局，包含着一种需要我们抬头仰望、低头思索的审美观念和人生观念。 山庄里有很多楹联和石碑，上面的文字大多由皇帝们亲自撰写，他们当然想不到多少年后会有我们这些陌生人闯入他们的私家园林，来读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是写给他们后辈继承人看的。朝廷给别人看的东西很多，有大量刻印广颁的官样文章，而写在这里的文字，尽管有时也咬文嚼字，但总的说来是说给儿孙们听的体己话，比较真实可信。我踏着青苔和蔓草，辨识和解读着一切能找到的文字，连藏在山间树林中的石碑都不放过，读完一篇，便舒松开筋骨四周看看。一路走去，终于可以有把握地说，山庄的营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 首先是康熙，山庄正宫午门上悬挂着的“避暑山庄”四个字就是他写的，这四个汉字写得很好，撇捺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和安详，可以想见他首次踏进山庄时的步履也是这样的。他一定会这样，因为他是走了一条艰难而又成功的长途才走进山庄的，到这里来喘口气，应该。 他一生的艰难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一个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辽阔的疆土、如此兴盛的运势前做些什么呢？他稚气未脱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朝廷中最有权势的辅政大臣鳌拜，一个是自恃当初做汉奸领清兵入关有功、拥兵自重于南方的吴三桂。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与自己的祖辈、父辈都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政治势力，即便是德高望重的一代雄主也未必下得了决心去动手，但康熙却向他们、也向自己挑战了，十六岁上干脆利落地除了鳌拜集团，二十岁开始向吴三桂开战，花八年时间的征战取得彻底胜利。他等于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他成熟了，眼前几乎已经找不到什么对手，但他还是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的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的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 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对着这堵受到历代帝王切切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堂堂一个朝廷，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我们的防线又在哪里呢？他思考的结果，可以从一六九一年他的一份上谕中看出个大概。那年五月，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竟然完全不同意，他的上谕是：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说得实在是很有道理。我对埋在我们民族心底的“长城情结”一直不敢恭维，读了康熙这段话，简直是找到了一个远年知音。由于康熙这样说，清代成了中国古代基本上不修长城的一个朝代，对此我也觉得不无痛快。当然，我们今天从保护文物的意义上去修理长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只要不把长城永远作为中华文明的最高象征就好。 康熙希望能筑起一座无形的长城。“修德安民”云云说得过于堂皇而蹈空，实际上他有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慑作用。“木兰围场”既然设在长城之外的边远地带，离北京就很有一点距离，如此众多的朝廷要员前去秋猎，当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宫，而热河行宫，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起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也有与清廷彼此交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也就需要有热河行宫和它周围的寺庙群了。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这一座行宫、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大本事。然而，眼前又是道道地地的园林和寺庙，道道地地的休息和祈祷，军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样烟水葱茏、慈眉善目，如果不是那些石碑提醒，我们甚至连可以疑惑的痕迹都找不到。 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蜿蜒千里的秦始皇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 康熙几乎每年立秋之后都要到“木兰围场”参加一次为期二十天的秋猎，一生参加了四十八次。每次围猎，情景都极为壮观。先由康熙选定逐年轮换的狩猎区域（逐年轮换是为了生态保护），然后就搭建一百七十多座大帐篷为“内城”，二百五十多座大帐篷为“外城”，城外再设警卫。第二天拂晓，八旗官兵在皇帝的统一督导下集结围拢，在上万官兵的齐声呐喊下，康熙首先一马当前，引弓射猎，每有所中便引来一片欢呼，然后扈从大臣和各级将士也紧随康熙射猎。康熙身强力壮，骑术高明，围猎时智勇双全，弓箭上的功夫更让王公大臣由衷惊服，因而他本人的猎获就很多。晚上，营地上篝火处处，肉香飘荡，人笑马嘶，而康熙还必须回到帐篷里批阅每天疾驰送来的奏章文书。康熙一生身先士卒打过许多著名的仗，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还是自己打猎的成绩，因为这纯粹是他个人生命力的验证。一七一九年康熙自“木兰围场”行猎后返回避暑山庄时曾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 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这笔流水帐，他说得很得意，我们读得也很高兴。身体的强健和精神的强健往往是连在一起的，须知中国历史上多的是有气无力病恹恹的皇帝，他们即便再“内秀”，也何以面对如此庞大的国家。 由于强健，他有足够的精力处理挺复杂的西藏事务和蒙古事务，解决治理黄河、淮河和疏通漕运等大问题，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泽后世。由于强健，他还愿意勤奋地学习，结果不仅武功一流，“内秀”也十分了得，成为中国历代皇帝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这一点一直很使我震动，而且我可以肯定，当时也把一大群冷眼旁观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 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代帝王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功夫，其中对朱熹哲学钻研最深。他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文化气魄铺地盖天。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讲的还只是我们所说的“国学”，可能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潜两边的毕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认真研究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经常演算习题，又学习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并比较它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差别。他的老师是当时来中国的一批西方传教士，但后来他的演算比传教士还快，他亲自审校译成汉文和满文的西方数学著作，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大臣们讲授西方数学。以数学为基础，康熙又进而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历法、物理、医学、化学，与中国原有的这方面知识比较，取长补短。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中国官僚和外国传教士经常发生矛盾，康熙不袒护中国官僚，也不主观臆断，而是靠自己发愤学习，真正弄通西方学说，几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断。他任命一名外国人担任钦天监监副，并命令礼部挑选一批学生去钦天监学习自然科学，学好了就选拔为博士官。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他又命人译成满文。 这一切，居然与他所醉心的“国学”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天射猎三百十八只野兔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连串重大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经济行为互不排斥！我并不认为康熙给中国带来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权也做过不少坏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之类，我想说的只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这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超乎寻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较健全。有时，个人的生命力和人格，会给历史留下重重的印记。与他相比，明代的许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样了，鲁迅说他们是“无赖儿郎”，确有点像。尤其让人生气的是明代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时间躲在深宫之内不见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国事，连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没见他玩过什么，似乎也没有好色的嫌疑，历史学家们只能推断他躺在烟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鸦片烟！他聚敛的金银如山似海，但当清军起事，朝廷束手无策时问他要钱，他也死不肯拿出来，最后拿出一个无济于事的小零头，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变黑发霉、腐蚀得不能见天日的银子！这完全是一个失去任何人格支撑的心理变态者，但他又集权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后还有儿子朱常洛（光宗）、孙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检（思宗）先后继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里败定了，他的儿孙们非常可怜；康熙与他正相反，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旷野、猎场和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口站，因此也是当时中国历史命运的一所“吉宅”。 三 康熙与晚明帝王的对比，避暑山庄与万历深宫的对比，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当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较复杂。 开始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是抗清复明，甚至在赳赳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折。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变节者，但他们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我想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军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摇撼某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当时江南地区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于“削发”之争，即汉人历来束发而清人强令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头发的样式看来事小却关及文化生态，结果，是否“毁我衣冠”的问题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爆发点。这中间，最能把事情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蛮的差别，并把“鞑虏”与野蛮连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头发终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还在拼死坚持。著名大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门生，另一位著名大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比黄宗羲更进一步，武装抗清失败后还走遍全国许多地方图谋复明，最后终老陕西……这些一代宗师如此强硬，他们的门生和崇拜者们当然也多有追随。 但是，事情到了康熙那儿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文人们依然像朱耷笔下的秃鹫，以“天地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开始大家以为是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但从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他在讨伐吴三桂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向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这次被保荐、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后来录取了五十人。其中有傅山、李颙等人被推荐了却宁死不应考。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强抬进北京，他见到“大清门”三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如此行动康熙不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乡后不准别人以“中书舍人”称他，但这个时候说他对康熙本人还有多大仇恨，大概谈不上了。 李颙也是如此，受到推荐后称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别人只得作罢。这事发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岁，没想到二十五年后，五十余岁的康熙西巡时还记得这位强硬的学人，召见他。他没有应召，但心里毕竟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派儿子李慎言作代表应召，并送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给康熙。这件事带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 与李颙相比，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这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与李颙一样，自己出面终究不便，由儿子代理，黄宗羲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你看，即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的黄宗羲、李颙他们，也觉得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过日子了。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得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政治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表罢了。 黄宗羲不是让儿子参加康熙下令编写的《明史》吗？编《明史》这事给汉族知识界震动不小。康熙任命了大历史学家徐元文、万斯同、张玉书、王鸿绪等负责此事，要他们根据《明实录》如实编写，说“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他还多次要大家仔细研究明代晚期破败的教训，引以为戒。汉族知识界要反清复明，而清廷君主竟然亲自领导着汉族的历史学家在冷静研究明代了，这种研究又高于反清复明者的思考水平，那么，对峙也就不能不渐渐化解了。《明史》后来成为整个二十四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这是直到今天还要承认的事实。 当然，也还余留着几个坚持不肯认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时代浙江有个学者叫吕留良的，在著书和讲学中还一再强调孔子思想的精义是“尊王攘夷”，这个提法，在他死后被湖南一个叫曾静的落第书生看到了，很是激动，赶到浙江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学生几人，筹划反清。这时康熙也早已过世，已是雍正年间，这群文人手下无一兵一卒，能干成什么事呢？他们打听到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肯定能继承岳飞遗志来抗击外夷，就派人带给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请他起事。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还想着让他凭着一个“岳”字拍案而起，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琪是清朝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接信后虚假地应付了一下，却理所当然地报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逮捕了这个谋反集团，又亲自阅读了书信、著作，觉得其中有好些观念需要自己写文章来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论，而且认为有过康熙一代，朝廷已有足够的事实和勇气证明清代统治者并不差，为什么还要对抗清廷？于是这位皇帝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静等人的死罪，让他们专到江浙一带去宣讲。 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写得颇为诚恳。他的大意是：不错，我们是夷人，我们是“外国”人，但这是籍贯而已，天命要我们来抚育中原生民，被抚育者为什么还要把华、夷分开来看？你们所尊重的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这难道有损于他们的圣德吗？吕留良这样著书立说的人，连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隐匿和诬蔑，实在是不顾民生国运只泄私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能反而勇于为善，如果著书立说的人只认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份，而外族君主即便励精图治也得不到褒扬，外族君主为善之心也会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还是中原百姓吗？ 雍正的这番话，带着明显的委屈情绪，而且是给父亲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的整体思维能力显然比不上康熙，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指外族，而且也仅指中原地区之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也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让出现“虏”、“胡”之类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除了华夷之分的敏感点外，其他地方他倒是比较宽容，有度量，听得进忠臣贤士们的尖锐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他执政的前期，做了很多好事，国运可称昌盛。这样一来，即便存有异念的少数汉族知识分子也不敢有什么想头，到后来也真没有什么想头了。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了头。真正第一流的大学者，在乾隆时代已不想做反清复明的事了。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庄，他来得最多，总共逗留的时间很长，因此他的踪迹更是随处可见。乾隆也经常参加“木兰秋狝”，亲自射获的猎物也极为可观，但他的主要心思却放在边疆征战上，避暑山庄和周围的外八庙内，记载这种征战成果的碑文极多。这种征战与汉族的利益没有冲突，反而弘扬了中国的国威，连汉族知识界也引以为荣，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华夏圣君了。但我细看碑文之后却产生一个强烈的感觉：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数边界战争的必要性深可怀疑。需要打得这么大吗？需要反覆那么多次吗？需要这样强横地来对待邻居们吗？需要杀得如此残酷吗？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镌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使山庄回荡出一些燥热而又不祥的气氛。在满、汉文化对峙基本上结束之后，这里洋溢着的是中华帝国的自得情绪。江南塞北的风景名胜在这里聚会，上天的唯一骄子在这里安驻，再下令编一部综览全部典籍的《四库全书》在这里存放，几乎什么也不缺了。乾隆不断地写诗，说避暑山庄里的意境已远远超过唐宋诗词里的描绘，而他则一直等着到时间卸任成为“林下人”，在此间度过余生。在山庄内松云峡的同一座石碑上，乾隆一生竟先后刻下了六首御制诗表述这种自得情怀。 是的，乾隆一朝确实不算窝囊，但须知这已是十八世纪（乾隆正好死于十八世纪最后一年），十九世纪已经迎面而来，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乾隆打了那么多仗，耗资该有多少？他重用的大贪官和坤，又把国力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事实上，清朝，乃至于中国的整体历史悲剧，就在乾隆这个貌似全盛期的皇帝身上，在山水宜人的避暑山庄内，已经酿就。但此时的避暑山庄，还完全沉湎在中华帝国的梦幻之中，而全国的文化良知，也都在这个幻梦边沿口或陶醉，或喑哑。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个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欢迎，还在山庄的万树园内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会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热闹。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们派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居住在避暑山庄、一生喜欢用武力炫耀华夏威仪的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给英国国王写了信，信的标题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信内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货行之事”，“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也许至今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凛然大义，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本来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就已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我们闭目就能想象朝廷对外国人的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理规定出来的。康熙向传教士学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天朝意识，这与以后的受辱挨打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乾隆在避暑山庄训斥外国帝王的朗声言词，就连历史老人也会听得不太顺耳了。这座园林，已羼杂进某种凶兆。 四 我在山庄松云峡细读乾隆写了六首诗的那座石碑时，在碑的西侧又读到他儿子嘉庆的一首。嘉庆即位后经过这里，读了父亲那些得意洋洋的诗作后不禁长叹一声：父亲的诗真是深奥，而我这个做儿子的却实在觉得肩上的担子太重了！（“瞻题蕴精奥，守位重仔肩”）嘉庆为人比较懦弱宽厚，在父亲留下的这副担子前不知如何是好。他一生都在面对内忧外患，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庄。 道光皇帝继嘉庆之位时已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才能，只知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这对一国元首来说可不是什么佳话。朝中大臣竞相摹仿，穿了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已经没有多少气数了。父亲死在避暑山庄，畏怯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那里了，让它空关了几十年。他有时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去打一次猎，打听能不能不经过避暑山庄就可以到“木兰围场”，回答说没有别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猎了。像他这么个可怜巴巴的皇帝，似乎本来就与山庄和打猎没有缘分的，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他忧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视着南方。 避暑山庄一直关到一八六〇年九月，突然接到命令，咸丰皇帝要来，赶快打扫。咸丰这次来时带的银两特别多，原来是来逃难的，英法联军正威胁着北京。咸丰这一来就不走了，东走走西看看，庆幸祖辈留下这么个好地方让他躲避。他在这里又批准了好几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但签约后还是不走，直到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死在这儿，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咸丰一死，避暑山庄热闹了好些天，各种政治势力围着遗体进行着明明暗暗的较量。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辛酉政变”的行动方案在山庄的几间屋子里制定，然后，咸丰的棺木向北京启运了，刚继位的小皇帝也出发了，浩浩荡荡。避暑山庄的大门又一次紧紧地关住了，而就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间，很快站出来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女子，她将统治中国数十年。 她就是慈禧，离开了山庄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又下了一道命令，说热河避暑山庄已经几十年不用，殿亭各宫多已倾圮，只是咸丰皇帝去时稍稍修治了一下，现在咸丰已逝，众人已走，“所有热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这个命令，与康熙不修长城的谕旨前后辉映。康熙的“长城”也终于倾坍了，荒草凄迷，暮鸦回翔，旧墙斑驳，霉苔处处，而大门却紧紧地关着。关住了那些宫殿房舍倒也罢了，还关住了那么些苍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来，这儿就是他心目中的清代，但清代把它丢弃了，于是自己也就成了一个丧魂落魄的朝代。慈禧在北京修了一个颐和园，与避暑山庄对抗，塞外朔北的园林不会再有对抗的能力和兴趣，它似乎已属于另外一个时代。康熙连同他的园林一起失败了，败在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建立过什么功业的女人手里。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从此阴气重重、劣迹斑斑。 当新的一个世纪来到的时候，一大群汉族知识分子向这个政权发出了毁灭性声讨，民族仇恨重新在心底燃起，三百年前抗清志士的事迹重新被发掘和播扬。避暑山庄，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邪恶的象征，老老实实躲在远处，尽量不要叫人发现。 五 清朝灭亡后，社会震荡，世事忙乱，人们也没有心思去品咂一下这次历史变更的苦涩厚味，匆匆忙忙赶路去了。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而死，才让全国的有心人肃然沉思。 王国维先生的死因众说纷纭，我们且不管它，只知道这位汉族文化大师拖着清代的一条辫，自尽在清代的皇家园林里，遗嘱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不会不知道明末清初为汉族人是束发还是留辫之争曾发生过惊人的血案，他不会不知道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这些大学者的慷慨行迹，他更不会不知道按照世界历史的进程，社会巨变乃属必然，但是他还是死了。我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王国维先生并不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王国维先生实在无法把自己为之而死的文化与清廷分割开来。在他的书架里，《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乾嘉学派、纳兰性德等等都把两者连在一起了，于是对他来说，衣冠举止，生态心态，也莫不两相混同。我们记得，在康熙手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产生某种文化认同，没有想到的是，当康熙的政治事业和军事事业已经破败之后，文化认同竟还未消散。为此，宏才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来祭奠它。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但清末又是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 王国维先生到颐和园这也还是第一次，是从一个同事处借了五元钱才去的。颐和园门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开山庄紧闭的大门。 今天，我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遥远的绝响 一 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 岂只不敢动笔，我甚至不敢逼视，不敢谛听。有时，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如果不予怀疑，那么我就必须怀疑其他许多时代的许多人物。我会暗自判断，倘若他们真的存在过，也不能代表中国，但当我每次面对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让我们汗颜的篇章时，却总想把有关他们的故事告诉异邦朋友。异邦朋友能真正听懂这些故事吗？因此也唯有这些故事能代表中国，能代表中国却又在中国显得奇罕和落寞，这是他们的毛病还是中国的毛病？我不知道。 像一阵怪异的风，早就吹过去了，却让整个大地保留着对它的惊恐和记忆。连历代语言学家赠送给它的词汇都少不了一个“风”字：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确实，那是一阵怪异的风。 说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我是在讲魏晋。 我之所以一直躲避着它，是因为它太伤我的精神。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仅仅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的平庸。平庸既然已经习惯也就会带来安定。安安定定地谈论着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的各种文化现象似乎已成为我们的职业和使命。有时也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再谈来谈去又有什么意义？但真正让我进入一种震惊和陌生，依我的脾性和年龄，毕竟会却步、迟疑。 半年前与一位研究生闲谈，不期然地谈到了中国文化中堪称“风流”的一脉，我突然向他提起前人的一种说法：能称得上真风流的，是“魏晋人物晚唐诗”。这位研究生眼睛一亮，似深有所悟。我带的研究生，有好几位在报考前就是大学教师，文化功底不薄，因此以后几次见面，魏晋人物就成了一个甩不开的话题。每次谈到，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涌动，但每次都谈不透。 前不久收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唐翼明博士赐赠的大作《魏晋清谈》，唐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他在台北读到我的一本书，“惊喜异常，以为正始之音复闻于今”。唐先生所谓“正始之音”，便是指魏晋名士在正始年间的淋漓玄谈。唐先生当然是过奖，但我捧着他的题词不禁呆想：或许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与自己所惊恐的对象产生了默默的交流？ 那么，干脆让我们稍稍进入一下吧。我在书桌前直了直腰，定定神，轻轻铺开稿纸，没有哪一篇文章使我如此拘谨过。 二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出现过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普及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慑、崇拜、窥测、兴奋而变得炯炯有神。突然，英雄们相继谢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间龙争虎斗了大半辈子，他们的年龄大致相仿，因此也总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人间。像骤然挣脱了条条绷紧的绳索，历史一下子变得轻松，却又剧烈摇晃起来。英雄们留下的激情还在，后代还在，部下还在，亲信还在，但统治这一切的巨手却已在阴暗的墓穴里枯萎；与此同时，过去被英雄们的伟力所掩盖和制服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又猛然涌起，为自己争夺权利和地位。这两种力量的冲撞，与过去英雄们的威严抗衡相比，低了好几个社会价值等级，于是，宏谋远图不见了，壮丽的鏖战不见了，历史的诗情不见了，代之以明争暗斗、上下其手、投机取巧，代之以权术、策反、谋害。当初的英雄们也会玩弄这一切，但玩弄仅止于玩弄，他们的争斗主题仍然是响亮而富于人格魅力的。当英雄们逝去之后，手段性的一切成了主题，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来的精神魂魄，进入到一种无序状态，专制的有序会酿造黑暗，混乱的无序也会酿造黑暗。我们习惯所说的乱世，就是指无序的黑暗。 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曹操总算是个强悍的英雄了吧，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六十六岁便撒手尘寰。照理，他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包括才华横溢的曹植和曹丕，应该可以放心地延续一代代的曹氏基业了，但众所周知，事情刚到曹丕、曹植两位亲兄弟身上就已经闹得连旁人看了也十分心酸的地步，哪有更多的力量来对付家族外部的政治对手？没隔多久，司马氏集团战胜曹氏集团，曹操的功业完全烟飞灰灭。这中间，最可怜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点政治热情的文人名士了，他们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况这些英雄及他们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识分子，在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人集团，等到政治斗争一激烈，这些文人名士便纷纷成了刀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惨。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魏晋乱世，文人名士的生命会如此不值钱，思考的结果是：看似不值钱恰恰是因为太值钱。当时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袭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以来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思想，无论在实际的智能水平还是在广泛的社会声望上都能有力地辅佐各个政治集团。因此，争取他们，往往关及政治集团的品位和成败；杀戮他们，则是因为确确实实地害怕他们，提防他们为其他政治集团效力。 相比之下，当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形象还比较模糊，而到了魏晋时期被杀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不一样了。他们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迹、品格、声誉，都随着他们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文化的惨痛，莫过于此；历史的恐怖，莫过于此。 何晏，玄学的创始人、哲学家、诗人、谋士，被杀； 张华，政治家、诗人、《博物志》的作者，被杀； 潘岳，与陆机齐名的诗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杀； 谢灵运，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名句活在人们口边，被杀； 范晔，写成了煌煌史学巨著《后汉书》的杰出历史学家，被杀； …… 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置他们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够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到。对他们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许有几天会成为谈资，但浓重的杀气压在四周，谁也不敢多谈，待到时过境迁，新的纷乱又杂陈在人们眼前，翻旧帐的兴趣早已索然。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杀居然引不起太大的社会波澜，连后代史册写到这些事情时笔调也平静得如古井死水。 真正无法平静的，是血泊边上那些侥幸存活的名士。吓坏了一批，吓得庸俗了、胆怯了、圆滑了、变节了、噤口了，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从肢体结构到神经系统都是这样，不能深责；但毕竟还有一些人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重新思考哲学、历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便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三 当年曹操身边曾有一个文才很好、深受信用的书记官叫阮瑀，生了个儿子叫阮籍。曹操去世时阮籍正好十岁，因此他注定要面对“后英雄时期”的乱世，目睹那么多鲜血和头颅了，不幸他又充满了历史感和文化感，内心会承受多大的磨难，我们无法知道。 我们只知道，阮籍喜欢一个人驾木车游荡，木车上载着酒，没有方向地向前行驶。泥路高低不平，木车颠簸着，酒缸摇晃着，他的双手则抖抖索索地握着缰绳。突然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了尽头。真的没路了？他哑着嗓子自问，眼泪已夺眶而出。终于，声声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哭够了，持缰驱车向后转，另外找路。另外那条路走着走着也到了尽头了，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间谁也没有听见，他只哭给自己听。 一天，他就这样信马由缰地来到了河南荥阳的广武山，他知道这是楚汉相争最激烈的地方。山上还有古城遗迹，东城屯过项羽，西城屯过刘邦，中间相隔二百步，还流淌着一条广武涧，涧水汩汩，城基废弛，天风浩荡，落叶满山，阮籍徘徊良久，叹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他这声叹息，不知怎么被传到了世间。也许那天出行因路途遥远他破例带了个同行者？或是他自己在何处记录了这个感叹？反正这个叹成了今后千余年许多既有英雄梦、又有寂寞感的历史人物的共同心声。直到二十世纪，寂寞的鲁迅还引用过，毛**读鲁迅书时发现了，也写进了一封更有寂寞感的家信中。鲁迅凭记忆引用，记错了两个字，毛**也跟着错。 遇到的问题是，阮籍的这声叹息，究竟指向着谁？ 可能是指刘邦。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利了，原因是他的对手项羽并非真英雄。在一个没有真英雄的时代，只能让区区小子成名； 也可能是同时指刘邦、项羽。因为他叹息的是“成名”而不是“得胜”，刘、项无论胜负都成名了，在他看来，他们都不值得成名，都不是英雄； 甚至还可能是反过来，他承认刘邦、项羽都是英雄，但他们早已远去，剩下眼前这些小人徒享虚名，面对着刘、项遗迹，他悲叹着现世的寥落。好像苏东坡就是这样理解的，曾有一个朋友问他：阮籍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其中“竖子”是指刘邦吗？苏东坡回答说：“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人耳”。 既然完全相反的理解也能说得通，那么我们也只能用比较超拔的态度来对待这句话了。茫茫九州大地，到处都是为争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疮痍，但究竟有哪几个时代出现了真正的英雄呢？既然没有英雄，世间又为什么如此热闹？也许，正因为没有英雄，世间才如此热闹的吧？ 我相信，广武山之行使阮籍更厌烦尘嚣了。在中国古代，凭吊古迹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历史和地理的交错中，雷击般的生命感悟甚至会使一个人脱胎换骨。那应是黄昏时分吧，离开广武山之后，阮籍的木车在夕阳衰草间越走越慢，这次他不哭了，但仍有一种沉重的气流涌向喉头，涌向口腔，他长长一吐，音调浑厚而悠扬，喉音、鼻音翻卷了几圈，最后把音收在唇齿间，变成一种口哨声飘洒在山风暮霭之间。这口哨声并不尖利，却是婉转而高亢。 这也算一种歌吟方式吧，阮籍以前也从别人嘴里听到过，好像称之为“啸”。啸不承担切实的内容，不遵循既定的格式，只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风致，一腔心曲，因此特别适合乱世名士。尽情一啸，什么也抓不住，但什么都在里边了。这天阮籍在木车中真正体会到了啸的厚味，美丽而孤寂的心声在夜气中回翔。 对阮籍来说，更重要的一座山是苏门山。苏门山在河南辉县，当时有一位有名的隐士孙登隐居其间，苏门山因孙登而著名，而孙登也常被人称之为苏门先生。阮籍上山之后，蹲在孙登面前，询问他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但孙登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一声不吭，甚至连眼珠也不转一转。 阮籍傻傻地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孙登，突然领悟到自己的重大问题是多么没有意思，那就快速斩断吧，能与眼前这位大师交流的或许是另外一个语汇系统？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催动着，他缓缓地啸了起来。啸完一段，再看孙登，孙登竟笑眯眯地注视着他，说：“再来一遍！”阮籍一听，连忙站起身来，对着群山云天，啸了好久。啸完回身，孙登又已平静入定，他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与这位大师的一次交流，此行没有白来。 阮籍下山了，有点高兴又有点茫然。但刚走到半山腰，一种奇迹发生了，如天乐开奏，如梵琴拨响，如百凤齐鸣，一种难以想像的音乐突然充溢于山野林谷之间。阮籍震惊片刻后立即领悟了，这是孙登大师的啸声，如此辉煌和圣洁，把自己的啸不知比到哪里去了。但孙登大师显然不是要与他争胜，而是在回答他的全部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阮籍仰头聆听，直到啸声结束。然后急步回家，写下了一篇《大人先生传》。 他从孙登身上，知道了什么叫做“大人”。他在文章中说，“大人”是一种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履绳墨的君子是多么可笑。天地在不断变化，君子们究竟能固守住什么礼法呢？说穿了，躬行礼法而又自以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裤裆缝里的虱子。爬来爬去都爬不出裤裆缝，还标榜说是循规蹈矩；饿了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找到了什么风水吉宅。 文章辛辣到如此地步，我们就可知道他自己要如何处世行事了。 四 平心而论，阮籍本人一生的政治遭遇并不险恶，因此，他的奇特举止也不能算是直捷的政治反抗。直捷的政治反抗再英勇、再激烈也只属于政治范畴，而阮籍似乎执意要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闹出一番新气象。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是亲眼目睹了，但在他看来，既然没有一方是英雄的行为，他也不想去认真地评判谁是谁非。鲜血的教训，难道一定要用新的鲜血来记述吗？不，他在一批批认识和不认识的文人名士的新坟丛中，猛烈地憬悟到生命的极度卑微和极度珍贵，他横下心来伸出双手，要以生命的名义索回一点自主和自由。他到过广武山和苏门山，看到过废墟听到过啸声，他已是一个独特的人，正在向他心目中的“大人”靠近。 人们都会说他怪异，但在他眼里，明明生就了一个大活人却像虱子一样活着，才叫真正的怪异，做了虱子还洋洋自得地冷眼瞧人，那是怪异中的怪异。 首先让人感到怪异的，大概是他对官场的态度。对于历代中国人来说，垂涎官场、躲避官场、整治官场、对抗官场，这些都能理解，而阮籍给予官场的却是一种游戏般的洒脱，这就使大家感到十分陌生了。 阮籍躲过官职任命，但躲得并不彻底。有时心血来潮，也做做官。正巧遇到政权更迭期，他一躲不仅保全了生命，而且被人看作是一种政治远见，其实是误会了他。例如曹爽要他做官，他说身体不好隐居在乡间，一年后曹爽倒台，牵连很多名士，他安然无恙；但胜利的司马昭想与他联姻，每次到他家说亲他都醉着，整整两个月都是如此，联姻的想法也就告吹。 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我曾经到山东的东平游玩过，很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就让他到东平去做官了。阮籍骑着驴到东平之后，察看了官衙的办公方式，东张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门重重叠叠的墙壁拆掉，让原来关在各自屋子里单独办公的官员们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监视、内外可以沟通的敞亮环境之中，办公内容和办公效率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着，即便用一千多年后今天的行政管理学来看也可以说是抓住了“牛鼻子”，国际间许多现代化企业的办公场所不都在追求着一种高透明度的集体气氛吗？但我们的阮籍只是骑在驴背上稍稍一想便想到了。除此之外，他还大刀阔斧地精简了法令，大家心悦诚服，完全照办。他觉得东平的事已经做完，仍然骑上那头驴子，回到洛阳来了。一算，他在东平总共逗留了十余天。 后人说，阮籍一生正儿八经地上班，也就是这十余天。 唐代诗人李白对阮籍做官的这种潇洒劲头钦佩万分，曾写诗道： 阮籍为太守， 乘驴上东平。 判竹十余日， 一朝化风清。 只花十余天，便留下一个官衙敞达、政通人和的东平在身后，而这对阮籍来说，只是玩了一下而已。玩得如此漂亮，让无数老于宦海而毫无作为的官僚们立刻显得狼狈。 他还想用这种迅捷高效的办法来整治其他许多地方的行政机构吗？在人们的这种疑问中，他突然提出愿意担任军职，并明确要担任北军的步兵校尉。但是，他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营的厨师特别善于酿酒，而且打听到还有三百斛酒存在仓库里。到任后，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没有管过。在中国古代，官员贪杯的多得很，贪杯误事的也多得很，但像阮籍这样堂而皇之纯粹是为仓库里的那几斛酒来做官的，实在绝无仅有。把金印作为敲门砖随手一敲，敲开的却是一个芳香浓郁的酒窖，所谓“魏晋风度”也就从这里飘散出来了。 除了对待官场的态度外，阮籍更让人感到怪异的，是他对于礼教的轻慢。 例如众所周知，礼教对于男女间接触的防范极严，叔嫂间不能对话，朋友的女眷不能见面，邻里的女子不能直视，如此等等的规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积累了一大套。中国男子，一度几乎成了最厌恶女性的一群奇怪动物，可笑的不自信加上可恶的淫邪推理，既装模作样又战战兢兢。对于这一切，阮籍断然拒绝。有一次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与她告别，说了好些话，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对话的礼教。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妇长得很漂亮，阮籍经常去喝酒，喝醉了就在人家脚边睡着了，他不避嫌，小媳妇的丈夫也不怀疑。 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一位兵家女孩，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离开。阮籍不会装假，毫无表演意识，他那天的滂沱泪雨全是真诚的。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具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致。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尽矣。 礼教的又一个强项是“孝”。孝的名目和方式叠床架屋，已与子女对父母的实际感情没有什么关系。最惊人的是父母去世时的繁复礼仪，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寡欢，甚至三年守墓，一分真诚扩充成十分伪饰，让活着的和死了的都长久受罪，在最不该虚假的地方大规模地虚假着。正是在这种空气中，阮籍的母亲去世了。 那天他正好和别人在下围棋，死讯传来，下棋的对方要停止，阮籍却铁青着脸不肯歇手，非要决个输赢。下完棋，他在别人惊恐万状的目光中要过酒杯，饮酒两斗，然而才放声大哭，哭的时候，口吐大量鲜血。几天后母亲下葬，他又吃肉喝酒，然后才与母亲遗体告别，此时他早已因悲伤过度而急剧消瘦，见了母亲遗体又放声痛哭，吐血数升，几乎死去。 他完全不拘礼法，在母丧之日喝酒吃肉，但他对于母亲死亡的悲痛之深，又有哪个孝子比得上呢？这真是千古一理了：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背后的内核。阮籍冲破“孝”的礼法来真正行孝，与他的其他作为一样，只想活得真实和自在。 他的这种做法，有极广泛的社会启迪作用。何况魏晋时期因长年战乱而早已导致礼教日趋懈弛，由他这样的名人用自己轰传遐迩的行为一点化，足以移风易俗。据《世说新语》所记，阮籍的这种行为即便是统治者司马昭也乐于容纳。阮籍在安葬母亲后不久，应邀参加了司马昭主持的一个宴会，宴会间自然免不了又要喝酒吃肉，当场一位叫何曾的官员站起来对司马昭说：“您一直提倡以孝治国，但今天处于重丧期内的阮籍却坐在这里喝酒吃肉，大违孝道，理应严惩！”司马昭看了义愤填膺的何曾一眼，慢悠悠地说：“你没看到阮籍因过度悲伤而身体虚弱吗？身体虚弱吃点喝点有什么不对？你不能与他同忧，还说些什么！” 魏晋时期的一大好处，是生态和心态的多元。礼教还在流行，而阮籍的行为又被允许，于是人世间也就显得十分宽阔。记得阮籍守丧期间，有一天朋友裴楷前去吊唁，在阮籍母亲的灵堂里哭拜，而阮籍却披散着头发坐着，既不起立也不哭拜，只是两眼发直，表情木然。裴楷吊唁出来后，立即有人对他说：“按照礼法，吊唁时主人先哭拜，客人才跟着哭拜。这次我看阮籍根本没有哭拜，你为什么独自哭拜？”说这番话的大半是挑拨离间的小人，且不去管它了，我对裴楷的回答却很欣赏，他说：“阮籍是超乎礼法的人，可以不讲礼法；我还在礼法之中，所以遵循礼法。”我觉得这位裴楷虽是礼法中人却颇具魏晋风度，他自己不太圆通却愿意让世界圆通。 既然阮籍如此干脆地扯断了一根根陈旧的世俗经纬而直取人生本义，那么，他当然也不会受制于人际关系的重负。他是名人，社会上要结交他的人很多，而这些人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吃食名人为生的：结交名人为的是分享名人，边分享边觊觎，一有风吹草动便告密起哄、兴风作浪，刹那间把名人围啄得累累伤痕。阮籍身处乱世，在这方面可谓见多识广。他深知世俗友情的不可靠，因此绝不会被一个似真似幻的朋友圈所迷惑。他要找的人都不在了，刘邦、项羽只留下了一座废城，孙登大师只留下满山长啸，亲爱的母亲已经走了，甚至像才貌双全的兵家女儿那样可爱的人物，在听说的时候已不在人间。难耐的孤独包围着他，他厌烦身边虚情假意的来来往往，常常白眼相向。时间长了，阮籍的白眼也就成了一种明确无误的社会信号，一道自我卫护的心理障壁。但是，当阮籍向外投以白眼的时候，他的内心也不痛快。他多么希望少翻白眼，能让自己深褐色的瞳仁去诚挚地面对另一对瞳仁！他一直在寻找，找得非常艰难。在母丧守灵期间，他对前来吊唁的客人由衷地感谢，但感谢也仅止于感谢而已。人们发现，甚至连官位和社会名声都不低的嵇喜前来吊唁时，闪烁在阮籍眼角里的，也仍然是一片白色。 人家吊唁他母亲他也白眼相向！这件事很不合情理，嵇喜和随员都有点不悦，回家一说，被嵇喜的弟弟听到了。这位弟弟听了不觉一惊，支颐一想，猛然憬悟，急速地备了酒、挟着琴来到灵堂。酒和琴，与吊唁灵堂多么矛盾，但阮籍却站起身来，迎了上去。你来了吗，与我一样不顾礼法的朋友，你是想用美酒和音乐来送别我操劳一生的母亲？阮籍心中一热，终于把深褐色的目光浓浓地投向这位青年。 这位青年叫嵇康，比阮籍小十三岁，今后他们将成为终身性的朋友，而后代一切版本的中国文化史则把他们俩的名字永远地排列在一起，怎么也拆不开。 五 嵇康是曹操的嫡孙女婿，与那个已经逝去的英雄时代的关系，比阮籍还要直接。 嵇康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他虽与阮籍并列，而且又比阮籍年少，但就整体人格论之，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比阮籍高出许多，尽管他一生一直钦佩着阮籍。我曾经多次想过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想来想去终于明白，对于自己反对什么追求什么，嵇康比阮籍更明确、更透彻，因此他的生命乐章也就更清晰、更响亮了。 他的人生主张让当时的人听了触目惊心：“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完全不理会种种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彻底厌恶官场仕途，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这个人生境界的基本内容，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罗宗强教授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说，嵇康把庄子哲学人间化，因此也诗化了，很有道理。嵇康是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来到了洛阳城外，竟然开了个铁匠铺，每天在大树下打铁。他给别人打铁不收钱，如果有人以酒肴作为酬劳他就会非常高兴，在铁匠铺里拉着别人开怀痛饮。 一个稀世的大学者、大艺术家，竟然在一座大城市的附近打铁！没有人要他打，只是自愿；也没有实利目的，只是觉得有意思。与那些远离人寰瘦骨嶙峋的隐士们相比，与那些皓首穷经、弱不禁风的书生们相比，嵇康实在健康得让人羡慕。 嵇康长得非常帅气，这一点与阮籍堪称伯仲。魏晋时期的士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挺拔呢？你看严肃的《晋书》写到阮籍和嵇康等人时都要在他们的容貌上花不少笔墨，写嵇康更多，说他已达到了“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地步。一位朋友山涛曾用如此美好的句子来形容嵇康（叔夜）： 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现在，这棵岩岩孤松，这座巍峨玉山正在打铁。强劲的肌肉，愉悦的吆喝，炉火熊熊，锤声铿锵。难道，这个打铁佬就是千秋相传的《声无哀乐论》、《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和许多美妙诗歌的作者？这铁，打得真好。 嵇康打铁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别人来参观。他的好朋友、文学家向秀知道他的脾气，悄悄地来到他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帮他打铁。说起来向秀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文章写得好，精通《庄子》，但他更愿意做一个最忠实的朋友，赶到铁匠铺来当下手，安然自若。他还曾到山阳帮另一位朋友吕安种菜灌园，吕安也是嵇康的好友。这些朋友，都信奉回归自然，因此都干着一些体力活，向秀奔东走西地多处照顾，怕朋友们太劳累，怕朋友们太寂寞。 嵇康与向秀在一起打铁的时候，不喜欢议论世人的是非曲直，因此话并不多。唯一的话题是谈几位朋友，除了阮籍和吕安，还有山涛。吕安的哥哥吕巽，关系也不错。称得上朋友的也就是这么五六个人，他们都十分珍惜。在野朴自然的生态中，他们绝不放弃亲情的慰藉。这种亲情彼此心照不宣，浓烈到近乎淡泊。 正这么叮叮当当地打铁呢，忽然看到一支华贵的车队从洛阳城里驶来。为首的是当时朝廷宠信的一个贵公子叫钟会。钟会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钟繇做过魏国太傅，而钟会本身也博学多才。钟会对嵇康素来景仰，一度曾到敬畏的地步，例如当初他写完《四本论》后很想让嵇康看一看，又缺乏勇气，只敢悄悄地把文章塞在嵇康住处的窗户里。现在他的地位已经不低，听说嵇康在洛阳城外打铁，决定隆重拜访。钟会的这次来访十分排场，照《魏氏春秋》的记述，是“乘肥衣轻，宾从如云”。 钟会把拜访的排场搞得这么大，可能是出于对嵇康的尊敬，也可能是为了向嵇康显示一点什么，但嵇康一看却非常抵拒。这种突如其来的喧闹，严重地侵犯了他努力营造的安适境界。他扫了一眼钟会，连招呼也不打，便与向秀一起埋头打铁了。他抡锤，向秀拉风箱，旁若无人。 这一下可把钟会推到了尴尬的境地。出发前他向宾从们夸过海口，现在宾从们都疑惑地把目光投向他，他只能悻悻地注视着嵇康和向秀，看他们不紧不慢地干活。看了很久，嵇康仍然没有交谈的意思，他向宾从扬扬手，上车驱马，回去了。 刚走了几步，嵇康却开口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一惊，立即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问句和答句都简洁而巧妙，但钟会心中实在不是味道。鞭声数响，庞大的车队回洛阳去了。 嵇康连头也没有抬，只有向秀怔怔地看了一会儿车队后面扬天的尘土，眼光中泛起一丝担忧。 六 对嵇康来说，真正能从心灵深处干扰他的，是朋友。友情之外的造访他可以低头不语，挥之即去，但对于朋友就不一样了，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心理隔阂，也会使他焦灼和痛苦。因此，友情有多深，干扰也有多深。 这种事情，不幸就在他和好朋友山涛之间发生了。 山涛也是一个很大气的名士，当时就有人称赞他的品格“如璞玉浑金”。他与阮籍、嵇康不同的是，有名士观念却不激烈，对朝廷、对礼教、对前后左右的各色人等，他都能保持一种温和而友好的关系。但也并不庸俗，又忠于友谊，有长者风，是一个很靠得住的朋友。他当时担任着一个很大的官职：尚书吏部郎，做着做着不想做了，要辞去，朝廷要他推荐一个合格的人继任，他真心诚意地推荐了嵇康。 嵇康知道此事后，立即写了一封绝交信给山涛。山涛字巨源，因此这封信名为《与山巨源绝交书》。我想，说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封绝交书也不过分吧，反正只要粗涉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躲不开它，直到千余年后的今天仍是这样。 这是一封很长的信。其中有些话，说得有点伤心—— 听说您想让我去接替您的官职，这事虽没办成，从中却可知道您很不了解我。也许你这个厨师不好意思一个人屠宰下去了，拉一个祭师做垫背吧…… 阮籍比我醇厚贤良，从不多嘴多舌，也还有礼法之士恨他，我这个人比不上他，惯于傲慢懒散，不懂人情物理，又喜欢快人快语，一旦做官，每天会招来多少麻烦事！……我如何立身处世，自己早已明确，即便是在走一条死路也咎由自取，您如果来勉强我，则非把我推入沟壑不可！ 我刚死母亲和哥哥，心中凄切，女儿才十三岁，儿子才八岁，尚未成人，又体弱多病，想到这一些，真不知该说什么。现在我只想住在简陋的旧屋里教养孩子，常与亲友们叙叙离情、说说往事，浊酒一杯，弹琴一曲，也就够了。不是我故作清高，而是实在没有能力当官，就像我们不能把贞洁的美名加在阉人身上一样。您如果想与我共登仕途，一起欢乐，其实是在逼我发疯，我想您对我没有深仇大恨，不会这么做吧？ 我说这些，是使您了解我，也与您诀别。 这封信很快在朝野传开，朝廷知道了嵇康的不合作态度，而山涛，满腔好意却换来一个断然绝交，当然也不好受。但他知道，一般的绝交信用不着写那么长，写那么长，是嵇康对自己的一场坦诚倾诉。如果友谊真正死亡了，完全可以冷冰冰地三言两语，甚至不置一词，了断一切。总之，这两位昔日好友，诀别得断丝飘飘，不可名状。 嵇康还写过另外一封绝交书，绝交对象是吕巽，即上文提到过的向秀前去帮助种菜灌园的那位朋友吕安的哥哥。本来吕巽、吕安两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两兄弟突然间闹出了一场震惊远近的大官司。原来吕巽看上了弟弟吕安的妻子，偷偷地占有了她。为了掩饰，竟给弟弟安了一个“不孝”的罪名上诉朝廷。 吕巽这么做，无异是衣冠禽兽，但他却是原告！“不孝”在当时是一个很重的罪名，哥哥控告弟弟“不孝”，很能显现自己的道德形象，朝廷也乐于借以重申孝道；相反，作为被告的吕安虽被冤屈却难以自辩，一个文人怎么能把哥哥霸占自己妻子的丑事公诸士林呢？而且这样的事，证据何在？妻子何以自处？家族门庭何以避羞？ 面对最大的无耻和无赖，受害者往往一筹莫展。因为制造无耻和无赖的人早已把受害者不愿启齿的羞耻心、社会公众容易理解和激愤的罪名全都考虑到了，受害者除了泪汪汪地引项就刎，别无办法。如果说还有最后一个办法，最后一道生机，那就是寻找最知心的朋友倾诉一番。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平日引为知己的朋友早已一一躲开，朋友之道的脆弱性和珍罕性同时显现。有口难辩的吕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贵的朋友嵇康。嵇康果然是嵇康，立即拍案而起。吕安已因“不孝”而获罪，嵇康不知官场门路，唯一能做的是痛骂吕巽一顿，宣布绝交。 这次的绝交信写得极其悲愤，怒斥吕巽诬陷无辜、包藏祸心；后悔自己以前无原则地劝吕安忍让，觉得自己对不起吕安；对于吕巽，除了决裂，无话可说。我们一眼就可看出，这与他写给山涛的绝交信，完全是两回事了。 “朋友”，这是一个多么怪异的称呼，嵇康实在被它搞晕了。他太看重朋友，因此不得不一次次绝交。他一生选择朋友如此严谨，没想到一切大事都发生在他仅有的几个朋友之间。他想通过绝交来表白自身的好恶，他也想通过绝交来论定朋友的含义。他太珍惜了，但越珍惜，能留住的也就越稀少。 尽管他非常愤怒，他所做的事情却很小：在一封私信里为一个蒙冤的朋友说两句话，同时识破一个假朋友，如此而已。但仅仅为此，他被捕了。 理由很简单：他是不孝者的同党。 从这个无可理喻的案件，我明白了在中国一个冤案的构建为什么那么容易，而构建起来的冤案又怎么会那么快速地扩大株连面。上上下下并不太关心事件的真相，而热衷于一个最通俗、最便于传播、又最能激起社会公愤的罪名；这个罪名一旦建立，事实的真相更变得无足轻重，谁还想提起事实来扫大家的兴，立即沦为同案犯一起扫除。成了同案犯，发言权也就被彻底剥夺。因此，请原谅古往今来所有深知冤情而闭口的朋友吧，他们敌不过那种并不需要事实的世俗激愤，也担不起同党、同案犯等等随时可以套在头上的恶名。 现在，轮到为嵇康判罪了。 一个“不孝者的同党”，该受何种处罚？ 统治者司马昭在宫廷中犹豫。我们记得，阮籍在母丧期间喝酒吃肉也曾被人控告为不孝，司马昭内心对于孝不孝的罪名并不太在意。他比较在意的倒是嵇康写给山涛的那封绝交书，把官场仕途说得如此厌人，总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就在这时，司马昭所宠信的一个年轻人求见，他就是钟会。不知读者是不是还记得他，把自己的首篇论文诚惶诚恐地塞在嵇康的窗户里，发迹后带着一帮子人去拜访正在乡间打铁的嵇康，被嵇康冷落得十分无趣的钟会？他深知司马昭的心思，便悄声进言： 嵇康，卧龙也，千万不能让他起来。陛下统治天下已经没有什么担忧的了，我只想提醒您稍稍提防嵇康这样傲世的名士。您知道他为什么给他的好朋友山涛写那样一封绝交信吗？据我所知，他是想帮助别人谋反，山涛反对，因此没有成功，他恼羞成怒而与山涛绝交。陛下，过去姜太公、孔夫子都诛杀过那些危害时尚、扰乱礼教的所谓名人，现在嵇康、吕安这些人言论放荡，诽谤圣人经典，任何统治天下的君主都是容不了的。陛下如果太仁慈，不除掉嵇康，可能无以淳正风俗、清洁王道。 我特地把钟会的这番话大段地译出来，望读者能仔细一读。他避开了孝不孝的具体问题，几乎每一句话都打在司马昭的心坎上。在道义人格上，他是小人；在诽谤技巧上，他是大师。 钟会一走，司马昭便下令：判处嵇康、吕安死刑，立即执行。 七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居然还有太阳。 嵇康身戴木枷，被一群兵丁，从大狱押到刑场。 刑场在洛阳东市，路途不近。嵇康一路上神情木然而缥缈。他想起了一生中好些奇异的遭遇。 他想起，他也曾像阮籍一样，上山找过孙登大师，并且跟随大师不短的时间。大师平日几乎不讲话，直到嵇康临别，才深深一叹：“你性情刚烈而才貌出众，能避免祸事吗？” 他又想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游学，有一天夜宿华阳，独个儿在住所弹琴。夜半时分，突然有客人来访，自称是古人，与嵇康共谈音律。谈着谈着来了兴致，向嵇康要过琴去，弹了一曲《广陵散》，声调绝伦，弹完便把这个曲子传授给了嵇康，并且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了。这个人飘然而去，没有留下姓名。 嵇康想到这里，满耳满脑都是《广陵散》的旋律。他遵照那个神秘来客的叮嘱，没有向任何人传授过。一个叫袁孝尼的人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嵇康会演奏这个曲子，多次请求传授，他也没有答应。刑场已经不远，难道，这个曲子就永久地断绝了？——想到这里，他微微有点慌神。 突然，嵇康听到，前面有喧闹声，而且闹声越来越响。原来，有三千名太学生正拥挤在刑场边上请愿，要求朝廷赦免嵇康，让嵇康担任太学的导师。显然，太学生们想以这样一个请愿向朝廷提示嵇康的社会声誉和学术地位，但这些年轻人不知道，他们这种聚集三千人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示威，司马昭怎么会让呢？ 嵇康望了望黑压压的年轻学子，有点感动。孤傲了一辈子的他，因仅有的几个朋友而死的他，把诚恳的目光投向四周。一个官员冲过人群，来到刑场高台上宣布：宫廷旨意，维护原判！ 刑场上一片山呼海啸。 但是，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已经押上高台的嵇康。 身材伟岸的嵇康抬起头来，眯着眼睛看了看太阳，便对身旁的官员说：“行刑的时间还没到，我弹一个曲子吧，”不等官员回答，便对在旁送行的哥哥嵇喜说：“哥哥，请把我的琴取来。” 琴很快取来了，在刑场高台上安放妥当，嵇康坐在琴前，对三千名太学生和围观的民众说：“请让我弹一遍《广陵散》。过去袁孝尼他们多次要学，都被我拒绝。《广陵散》于今绝矣！” 刑场上一片寂静，神秘的琴声铺天盖地。 弹毕，从容赴死。 这是公元二六二年夏天，嵇康三十九岁。 八 有几件后事必须交代一下—— 嵇康被司马昭杀害的第二年，阮籍被迫写了一篇劝司马昭进封晋公的《劝进箴》，语意进退含糊。几个月后阮籍去世，终年五十三岁； 帮着嵇康一起打铁的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心存畏惧，接受司马氏的召唤而做官。在赴京城洛阳途中，绕道前往嵇康旧居凭吊。当时正值黄昏，寒冷彻骨，从邻居房舍中传出呜咽笛声。向秀追思过去几个朋友在这里欢聚饮宴的情景，不胜感慨，写了《思旧赋》。写得很短，刚刚开头就煞了尾。向秀后来做官做到散骑侍郎、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但据说他在官位上并不做实际事情，只是避祸而已； 山涛在嵇康被杀害后又活了二十年，大概是当时名士中寿命最长的一位了。嵇康虽然给他写了著名的绝交书，但临终前却对自己十岁的儿子嵇绍说：“只要山涛伯伯活着，你就不会成为孤儿！”果然，后来对嵇绍照顾最多、恩惠最大的就是山涛，等嵇绍长大后，由山涛出面推荐他入仕做官； 阮籍和嵇康的后代，完全不像他们的父亲。阮籍的儿子阮浑，是一个极本分的官员，竟然平生没有一次酒醉的记录。被山涛推荐而做官的嵇绍，成了一个为皇帝忠诚保驾的驯臣，有一次晋惠帝兵败被困，文武百官纷纷逃散，唯有嵇绍衣冠端正地以自己的身躯保护了皇帝，死得忠心耿耿。 …… 九 还有一件后事。 那曲《广陵散》被嵇康临终弹奏之后，淼不可寻。但后来据说在隋朝的宫廷中发现了曲谱，到唐朝又流落民间，宋高宗时代又收入宫廷，由明代朱元璋的儿子朱权编入《神秘曲谱》。近人根据《神秘曲谱》重新整理，于今还能听到。然而，这难道真是嵇康在刑场高台上弹的那首曲子吗？相隔的时间那么长，所历的朝代那么多，时而宫廷时而民间，其中还有不少空白的时间段落，居然还能传下来？而最本源的问题是，嵇康那天的弹奏，是如何进入隋朝宫廷的？ 不管怎么说，我不会去聆听今人演奏的《广陵散》。《广陵散》到嵇康手上就结束了，就像阮籍和孙登在山谷里的玄妙长啸，都是遥远的绝响，我们追不回来了。 然而，为什么这个时代、这批人物、这些绝响，老是让我们割舍不下？我想，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 在嵇康、阮籍去世之后的百年间，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顾恺之、大诗人陶渊明相继出现，二百年后，大文论家刘勰、钟嵘也相继诞生，如果把视野拓宽一点，这期间，化学家葛洪、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等大科学家也一一涌现，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几乎都称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巨匠。魏晋名士们的焦灼挣扎，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从这方心灵秘土中蓬勃地生长出来的。以后各个门类的千年传代，也都与此有关。但是，当文明的成果逐代繁衍之后，当年精神开拓者们的奇异形象却难以复见。嵇康、阮籍他们在后代眼中越来越显得陌生和乖戾，陌生得像非人，乖戾得像神怪。 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一切都难于弥补了。 我想，时至今日，我们勉强能对他们说的亲近话只有一句当代熟语：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写作此文，与嵇康弹完《广陵散》而赴死的日子同样是炎热的八月，其间相隔一千七百三十二年。 苏东坡突围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论争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声辩，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了。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元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子”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的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一〇七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词，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试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那也就是说，诬陷者所推断出来的“险恶用心”，可以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内心，因此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我想一切遭受诬陷的人都会或迟或早想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在中国普及，诬陷的事情一定会大大减少。但是，在牢房里，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讽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想，把皇帝说成“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了，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蹓跶，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实在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阕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瘿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参见致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壮士 罗布泊一场铺天盖地的沙暴终于过去了，余纯顺准备起身，但突然用手捂住了胸口。他立即领悟，时间到了。那好，脱去衣服，回到四十多年前来到世上的模样，然后抬起头来确认一下方向，面对东方，面对上海，靠着灼热的沙丘，躺下。 时间到了。时间果真到了？ 自从八年前开始走上探险之路，他已无数次地想象过死亡，但从来没有想象到死亡来得那么快，毫无先兆，毫无预告。什么也来不及想了，只觉得一团热浪翻卷几下，很快把自己裹卷住了。最后睁开一下眼睛，眯缝着看着前方。什么也看不见，又什么都看见了。远处是自己无数的脚印，而远处的远处，则隐隐约约是黄浦江畔外滩的剪影。一个月前顺便回去了一次，去与故乡告别，现在才知道是上天的安排。 此时此刻，我正在听他的一个录音，那是一个月前他匆匆来去时与一群上海大学生的谈话。他分明在说：欧洲近代的发展，与一大批探险家分不开，他们发现了大量被中世纪埋没的文明。在中国，则汉有张骞，唐有玄奘……现在，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是阿根廷的托马斯先生，而他已经年老。中国人应该超过这个纪录，这个任务由我来完成。于是，我选择了孤独，选择了行走。我已走了八年，还会一直走下去。在那远天之下，有我迟早要去的地方…… ——听着这些语言我十分惊讶，录音机里掌声阵阵，我想，一个长年孤独地跋涉在荒漠野岭间的灵魂，怎么会驮载着这般见识、这般情怀！他，究竟应该算是什么样的人呢？ 大地已有定论。据说，不管走到哪儿，他听到最多的声音是：“请停一停，壮士！”直到最后树立在他告别人世的沙丘上的那块纪念木牌，立牌者仍然毫不犹豫地重复了这个古老的称呼：壮士。 临时找来的木牌，一小罐鲜红的油漆，先放在地上，一笔一画写成这个以“壮士”开头的墓碑，然后竖起，大家一起用力，深深地插进沙漠，让沙漠的肌肤接受一次强烈的针灸。在这个拒绝生命的地方，从此有了一个有关生命的标杆。 中国的土地那么大，中国的词汇那么多，大家居然统一得那么准确，可见在文化人格的一些基本概念上，仍存在着稳固的共识。即便粗粗一打量，大家凭着直觉就可判断出眼前这个人的人格定位。壮士，能被素昧平生的远近同胞齐声呼喊的壮士，实在久违了。 华夏的山川河岳本是为壮士们铺展着的。没有壮士的脚步踩踏，它们也真是疲塌多时了。松松垮垮地堆垒着，懒懒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热闹着。突然，如金锤击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壮士，他来了。迟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微微一颤，立即精神抖擞，壮士，他来了。 与一般的成功者不同，壮士绝不急功近利，而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种精神追求。以街市间的惯性目光去看，他们的行为很不符合普通生活的逻辑常规。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以一种强烈的稀有方式，提醒人类超拔寻常，体验生命，回归本真。他们发觉日常生活更容易使人迷路，因此宁肯向着别处出发。别处，初来乍到却不会迷路，举目无亲却不会孤独，因为只有在别处才能摆脱惯性，摆脱平庸，在生存的边界线上领悟自己是什么。 领悟了自己还应该提醒别人。奥林匹克精神照耀下的各民族健儿的极限性拼搏是一种提醒，而始终无视生死鸿沟的探险壮士更是一种提醒：作为一个人，能达到何等样的强健。强健到超尘脱俗，强健到无牵无挂，强健到无愧于缈缈祖先，茫茫山川。 壮士不必多，也不会多。他们无意叫人追随，却总是让人震动。正如这几天介绍他的电视节目中一位年轻的新疆女司机说的：“我在车上看着这个上海男人的背影，心想，以前自己遇到的困难都不能叫困难了。”于是，这位女司机跳下车来，向他走去，与他同行了很久，很久。 “这个上海男人”——把这样一个称呼与一位视死如归的探险壮士连在一起，让全国都产生了诧异。“上海男人”一度是一个气味怪异的专用名词，影视作品中表现典型的上海男人则需要动用几个特型演员，动作、语气、声音、目光早已雕刻完成。但这个男人确实穿着写有“上海”字样的服装走了一程又一程，把一切远离上海而又在嘲笑上海的男人和女人们都闹糊涂了。上海？多半是冒充的吧？天下什么不好冒充，却去冒充一个上海男人！果然，在谈话录音中，我听到他在讲述这样的苦恼：“一路上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是上海人，甚至要我说一句上海话作为测试，因为上海话很难冒充。” 对此，我不知道上海人能说什么，只记得纪录片里他与上海电视台的记者在沙漠深处告别，彼此用的是上海话，寥寥一两句，却十分地道，绝非冒充。余音刚刚散尽，背影已飘浮进沙海，不再回归。 不再回归，倒下时却面朝上海。 今天这个展览，是上海人与他的再度见面。他为这座城市增了光，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男人，理应来看看他，向他道谢。 一九九六年七月 （本文是为上海举办的《探险壮士余纯顺摄影遗物展览》写的序言，这个展览轰动了整座城市，每天都有数万人参观，人山人海。） 中秋 中秋理应有凉意了，但今年却不，居然热得一百多年所未有。这不能算秋天，而没有一个像样的秋天，整个一年都遗憾。 正这么懊丧着，收到了当天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看见我的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有一篇文章在悼念一位今年刚刚亡故的女诗人。女诗人亡故时享年七十八周岁，但宗江先生一开笔就说：“你没见过她，不知道她人有多美，诗有多美。”宗江先生还引了这位女诗人临终前为自己写的一篇讣告，讣告较长，大意是：我有一间小木屋，仿佛是童话里的一朵鲜蘑菇，依附在百年老树上，撑着一把小伞，为我遮挡深冬的寒流仲夏的雨。我在小木屋里追忆、思考，假如人间的善恶爱憎无法分明，我宁愿飘浮在永恒冷寂的太空。 读完这篇自拟的讣告，我立即觉得烦热全消，堕身于一种深秋的诗意里。年迈的女诗人辞世前独住在小木屋里无疑是非常寂寞的，但她竟然寂寞得那么美丽，归去得那么典雅。我随即拿起电话筒，想把这篇讣告当作节日的礼物送给几位朋友，让他们在炎热的中秋分享一份冷凄高远的秋色。 我握着话筒慢悠悠地读着，突然串进来一个国际长途。外国一家著名的华文报社打来的，编辑小姐劈头就说：“余先生，您知道了吗，张爱玲死了。一个人死在美国寓所，好几天了，刚发现，发现在中秋节前夕。我们报纸准备以整版篇幅悼念她，其中安排了对您的电话采访。您知道，她的作品是以上海为根基的，因此请不要推托。发稿时间很紧，您现在就开始讲吧。”我说：“这事来得突然，请让我想一想，半小时后再打来。” 在这半小时，我想了很多。按我的年岁，没有资格悼念她，但我曾亲眼看见，国际舞蹈大师林怀民先生一到上海就激动地宣称：“我来寻找张爱玲的上海”，他的年岁也不大；林青霞也曾乐滋滋地告诉我，她对上海的了解和喜爱，大半来自张爱玲；今年上半年我独自在马来西亚一座座城市间漫游，每个城市的报社都安排了我与当地的读者见面座谈，读者们所提的问题中频频出现张爱玲的名字，这些读者就更年轻了；在国内，大家知道，北京一批刚刚学成归来的文学博士们自发评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张爱玲的名字排在很前面，评选这件事颇多是非，但张爱玲的排列却很少有争议……这一切说明，张爱玲享受着一种超越年岁的热闹，而她居然还悄悄地活着，与这种热闹隔得很远。 在中外文学史上，身前寂寞、身后热闹的故事很多，却很少有张爱玲那样，满世界在为她而热闹，她却躲着，躲得谁也找不到她，连隔壁邻居也不认识她。这种自我放逐、自我埋没式的寂寞，并非外力所迫，而是一种深刻的故意。深刻到什么程度，还需要凭借更多的材料来思索。 想到这里，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说了这样一段话：“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颗敏感的灵魂，一种精致的生态，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飘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我边说边听着电话那头操作电脑的声音，说完又听编辑小姐复诵了一遍。 挂断电话后我想，上海人也许会觉得她死得凄楚，其实这一切都是她自己选择和设定的，她的辞世方式，包括她的衣着姿态。她甚至会嘴角露笑，幽默地设想着拖延几日而终被发现时，朋友们和读者们的神情。她把一切都想过了，冥冥之中又有什么力量在帮助她，使她把这个仪式择定在秋天，又把尾声伸延到中秋节前夕。“我欲乘风归去”，这或许是她最终吟诵的诗句？就像黄宗江先生介绍的那位女诗人一样，自认为是从童话般的小木屋飘浮到永恒的太空去了。 与她们相比，真正可怜的倒是文坛上那种浮浅的得意、琐碎的企盼、无聊的激愤、颓丧的失落。可怜的人们一定还在倒过来可怜她们，在茶余饭后讨论着她们本该如何来改变这种可怜。也许，建议之一，是她们早就应该回归文坛，有一个喜气盈盈的晚年。但是，我们的老太太极有主见，不听这些。她们虽然衰疲却仍然高雅，心中只有两个点：要么小木屋，要么太空。其他地方，她们可以随意看看，却不会停驻。 此间情景，很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要么小木屋，要么大海，其他场所与他无缘。 老太太的小木屋空了，不必在别处寻找，她们只会去了太空。 正这么想着，天却骤然凉了下来，月亮也从浊黄变成冷白，不知名的秋虫长叫一声，像个秋天了。 最后的课程 他果然出现 我们人类的很多行为方式是不可思议的，有时偶然想起，总会暗暗吃惊。 譬如，其中一件怪事，就是人人都在苦恼人生，但谁也不愿意多谈人生。人群中稍稍愿意多谈几句的，一是高中毕业生，动笔会写“生活的风帆啊”之类的句子；二是街头老大娘，开口会发“人这一辈子啊”之类的感叹。兼有人生阅历和思考水平的人，一般就不谈人生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太浅？显然不是。 因为这个问题太深？有这个因素，但人们历来都有探求艰深的好奇，就连大得无法想象的宏观世界和小得无法想象的微观世界都成了热闹的研究对象，怎么对人生问题的探求却寥落至此？ 我觉得，大多数智者躲避这个问题，是因为领悟到自己缺少谈论的资格。再大的专家也不能说自己是人生领域的专家，一时的感悟又怎能保证适合今后、适合别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远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个领导者可以在诸多方面训斥下属却必须除开人生。 ——越有教养越明白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谈论。 但是，谁都想听听。 身在人生而蒙昧于人生，蒙昧得无从谈论，无从倾听，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恐怖。能不能试着谈起来呢？有人这样做过，但结果总是让人遗憾。大多是一些浅陋而造作的小故事，不知真有其事还是故意编造的，然后发几句评述，吐一点感慨，好像一谈人生，作者和读者都必须一起返回到极幼稚的年岁；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参与谈论，像欧洲的那位培根，但不知怎么一谈人生就丢开了推理分析过程，只剩下了一堆武断的感想和结论，读起来倒也顺畅，一到实际生活中就显得过于浅陋，联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经历，这些谈论的价值自然就不会很高。 我曾设想过，什么样的人谈人生才合适。想来想去，应该是老人，不必非常成功，却一生大节无亏，受人尊敬，而且很抱歉，更希望是来日无多的老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告别意识，因而又会对人生增添一种更超然的鸟瞰方位。但是，找啊找，等啊等，发现相继谢世的老人们很少留下这方面的言论，他们的最后岁月往往过得很具体，全部沉溺在医疗的程序、后事的嘱托、遗产的分割等等实际事务上。在病房杂乱的脚步声中，老人浑浊的双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讲一些超越实际事务的话语？一定有过的，但身边的子女和护理人员完全不会在意，只劝老人省一点精神，好好休息。老人的衰弱给了他们一种假象，以为一切肢体的衰弱必然伴随着思维的衰弱。其实，老人在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时候很可能会有超常的思维迸发，这种迸发集中了他一生的热量又提纯为青蓝色的烟霞，飘忽如缕、断断续续，却极其珍贵，人们只在挽救着他衰弱的肢体而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临终前对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许正是在一片哭声、喊声中没有留出一点安静让他们把那些并不具体的人生话语说完。 也有少数临终老人，因身份重要而会面对一群宁静而恭敬的聆听者和记录者。他们的遗言留于世间，大家都能读到，但多数属于对自己功过的总结和感叹，对未竟事业的设想和安排，也有人生意蕴，却不以人生为焦点。死亡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项事业的中断；生命乐章在尾声处的撼人魅力，并没有以生命本身来演奏。 凡此种种，都是遗憾。 于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着另一个老人。他不太重要，不必在临终之时承担太多的外界使命；他应该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绝壁上居高临下地来俯视众生；他应该很了解世俗社会，可以使自己的最终评判产生广泛的针对性；他，我硬着心肠说，临终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围绕，使他有可能系统有序地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像一个教师在课堂里一样——那么对了，这位老人最好是教师，即使在弥留之际也保留着表述能力，听讲者，最好是他过去的学生…… 这种期待，来自多重逻辑推衍，但他果然出现了，出现于遥远的美国，出现后又立即消失。一切与我们的期待契合。 他叫莫里·施瓦茨，社会学教授，职业和专业与我们的期待简直天衣无缝。他已年迈，患了绝症，受一家电视台的“夜线”节目采访，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学生，当今的作家、记者米奇·阿尔博姆偶尔看到，学生匆匆赶来看望即将离世的老师，而老师则宣布要给这位学生上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一次，时间是星期二。这样的课程没有一位学生会拒绝，于是，每星期二，这位学生坐飞机飞行七百英里，赶到病床前去上课。 这门课讲授了十四个星期，最后一堂则是葬礼。老师谢世后，这位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题目就叫《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连续四十四周名列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 看来，像我一样期待着的人实在不少，而且不分国籍。 与生活讲和 翻阅这份听课笔记时我还留有一点担心，生怕这位叫莫里的老人在最后的课程中出现一种装扮。病危老人的任何装扮，不管是稍稍夸张了危急还是稍稍夸张了乐观，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最容易让人不安。 莫里老人没有掩饰自己的衰弱和病况。学生米奇去听课时，需要先与理疗师一起拍打他的背部，而且要拍得很重，目的是要拍打出肺部的毒物，以免肺部因毒物而硬化，不能呼吸。请想一想，学生用拳头一下一下重重地叩击着病危老师裸露的背，这种用拳头砸出最后课程的情景是触目惊心的，没想到被砸的老师喘着气说：“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 学生接过老师的幽默，说：“谁叫你在大学二年级时给了我一个b！再来一下重的！” ——读到这样的记述，我就放心了。莫里老人的心态太健康了，最后的课程正是这种健康心态的产物。 他几乎是逼视着自己的肌体如何一部分一部分衰亡的，今天到哪儿，明天到哪儿，步步为营，逐段摧毁，这比快速死亡要残酷得多，简直能把人逼疯。然而莫里老人是怎样面对的呢？ 他说，我的时间已经到头了，自然界对我的吸引力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它时那样强烈。 他觉得也终于有了一次充分感受身体的机会，而以前却一直没有这么做。 对于别人的照顾，开始他觉得不便，特别是那种作为一位绅士最不愿意接受的暴露和照顾，但很快又释然了，说： 我感觉到了依赖别人的乐趣。现在当他们替我翻身、在我背上涂擦防止长疮的乳霜时，我感到是一种享受。当他们替我擦脸或按摩腿部时，我同样觉得很受用。我会闭上眼睛陶醉在其中。一切都显得习以为常了。 这就像回到了婴儿期。有人给你洗澡，有人抱你，有人替你擦洗。我们都有过当孩子的经历，它留在了你的大脑深处。对我而言，这只是在重新回忆起儿时的那份乐趣罢了。 这种心态足以化解一切人生悲剧。他对学生说，有一个重要的哲理需要记住：拒绝衰老和病痛，一个人就不会幸福。因为衰老和病痛总会来，你为此担惊受怕，却又拒绝不了它，那还会有幸福吗？他由此得出结论： 你应该发现你现在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真实的东西。回首过去会使你产生竞争的意识，而年龄是无法竞争的。……当我应该是个孩子时，我乐于做个孩子；当我应该是个聪明的老头时，我也乐于做个聪明的老头。我乐于接受自然赋予我的一切权利。我属于任何一个年龄，直到现在的我。你能理解吗？我不会羡慕你的人生阶段——因为我也有过这个人生阶段。 这真是一门深刻的大课了。环顾我们四周，有的青年人或漠视青春，或炫耀强壮；有的中年人或揽镜自悲，或扮演老成；有的老年人或忌讳年龄，或倚老卖老……实在都有点可怜，都应该来听听莫里老人的最后课程。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莫里老人虽然参透了这一切，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在恭恭敬敬地体验，在体验中学习，在体验中备课。体验什么呢？体验死亡的来临。他知道这是人生课程中躲避不开的重要一环，但在以前却无法预先备课。就在临终前的几天，他告诉学生，做了一个梦，在过一座桥，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感觉到我已经能够去了，你能理解吗？” 当然能理解，学生安慰性地点头，但老人知道学生一定理解不深，因为还缺少体验，于是接下来的话又是醍醐灌顶：如果早知道面对死亡可以这样平静，我们就能应付人生最困难的事情了。 什么是人生最困难的事情？学生问。 ——与生活讲和。 一个平静而有震撼力的结论。 在死亡面前真正懂得了与生活讲和，这简直是一个充满哲理的审美现场。莫里老人说，死亡是一种自然，人平常总觉得自己高于自然，其实只是自然的一部分罢了。那么，就在自然的怀抱里讲和吧。 讲和不是向平庸倒退，而是一种至高的境界，莫里的境界时时让人家喜悦。那天莫里设想着几天后死亡火化时的情景，突然一句玩笑把大家逗乐了：“千万别把我烧过了头。” 然后他设想自己的墓地。他希望学生有空时能去去墓地，还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学生说，我会去，但到时候听不见你的说话了。 莫里笑了，说：“到时候，你说，我听。” 山坡上，池塘边，一个美丽的墓地。课程在继续，老师闭眼静躺，学生来了，老师早就嘱咐过：你说，我听。说说你遇到的一切麻烦问题，我已作过提示，答案由你自己去寻找，这是课外作业。 境界，让死亡也充满韵味。 死亡，让人生归于纯净。 文化的误导 描画至此，我想人们已可想象这门最后课程的主要内容。 莫里老人在乐滋滋地体验死亡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 他不希望把最后发现的重大问题留给只听不说的静宁墓地。这个重大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对人类文化的告别性反思。 莫里老人认为，人类的文化和教育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一代一代地误导下去，应该引起人们注意。 什么误导呢？ 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由于文化不鼓励这种后退一步的发问，因此每个人真实的需要被掩盖了，“需要”变成了“想要”，而“想要”的内容则来自于左顾右盼后与别人的盲目比赛。明明保证营养就够，但所谓饮食文化把这种实际需要推到了山珍海味、极端豪华的地步；明明只求舒适安居，但装潢文化把这种需要异化为宫殿般的奢侈追求……大家都像马拉松比赛一样跑得气喘吁吁，劳累和压力远远超过了需要，也超过了享受本身。莫里老人认为，这是文化和教育灌输的结果。他说： 拥有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财富越多越好。商业行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反复地对别人这么说——别人又反复地对我们这么说——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理。大多数人会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 莫里老人认为这是美国教育文化的主要弊病。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没有理由沾沾自喜，觉得弊病比他们轻。在过去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人们想拥有物质而不可能，在权位和虚名的追逐上也是越多越好，毫不餍足，其后果比物质追求更坏，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等到经济生活逐步展开，原先的追求并不减退，又快速补上物质的追求，真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这也是大家都看到了的。 莫里老人想呼吁人们阻断这种全球性的文化灌输，从误导的惯性里走出来。 他认为躲避这种文化灌输不是办法，实际上也躲不开。躲不开还在躲，那就是虚伪。 唯一的办法是不要相信原有文化，为建立自己的文化而努力。 但是莫里老人很温和，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成为破旧立新的闯将。他说，在文化的一般准则上，我们仍然可以遵循，例如人类早已建立的交通规则、文明约定，没必要去突破；但对于真正的大问题，例如疏离盲目的物质追逐、确立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他人的关爱等等，必须自己拿主意，自己作判断，不允许胡乱参照他人，来代替自己的选择。简言之，不要落入“他人的闹剧”。 临终前几天，他思考了一个人的最低需要和最高需要，发现两者首尾相衔。他与学生讨论，如果他还有一个完全健康的一天，他会做什么。他想来想去，最满意的安排是这样的： 早晨起床，进行晨练，吃一顿可口的、有甜面包卷和茶的早餐。然后去游泳，请朋友们共进午餐，我一次只请一两个，于是我们可以谈他们的家庭，谈他们的问题，谈彼此的友情。 然后我会去公园散步，看看自然的色彩，看看美丽的小鸟，尽情地享受久违的大自然。 晚上，我们一起去饭店享用上好的意大利面食，也可能是鸭子——我喜欢吃鸭子——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跳舞。我会跟所有的人跳，直到跳得精疲力竭。然后回家，美美地睡上一个好觉。 学生听了很惊讶，连忙问：“就这些？”老人回答：“就这些。”不可能再有的一天，梦幻中的二十四小时，居然不是与意大利总统共进午餐，或去海边享受奇异和奢侈！但再一想，学生明白了：这里有一切问题的答案。 如果就个人真正需要而言，一切确实不会太多，甜面包卷和茶，最多是喜欢吃鸭子，如此而已。意大利总统的午餐，奇异和奢侈，全是个人实际需要之外的事。于是，在无情地破除一系列自我异化的物态追求之后，自私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无聊行为；真正的自我在剥除虚妄后变得既本真又空灵，这样的自我不再物化，不再忙着从外部世界争夺利益向自身搬运，而只会反过来，把自身向外敞开，在自己对他人的关爱中来建立生命的价值。这样，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成了人生追寻的中心。在莫里看来，既然物质的需要微不足道，那么对他人的关爱和奉献就成了验证自身生命价值的迫切需要。生命如果没有价值，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这种价值的最高体现，就是有没有使很多其他生命因你而安全，而高兴，而解困。莫里老人在最后的课程中一遍遍重申：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 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相爱，或者死亡。 没有了爱，我们便成了折断翅膀的小鸟。 莫里老人对爱的呼唤，总是强调社会的针对性： 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爱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给予你这种东西。 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感。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得多。 给予他们你应该给予的东西。 把自己奉献给爱，把自己奉献给社区，把自己奉献给能给予你目标和意义的创造。 我忍不住摘录了莫里老人的这么多话，我想人们如果联想到这些话字字句句出自一个靠着重力敲打才能呼吸的老人的口，一定也会同样珍惜。他的这些话是说给学生米奇听的，米奇低头在本子上记录，目的是为了不让老人看到自己的眼睛。米奇的眼神一定有点慌乱，因为他毕业后狠命追求的东西正是老人宣布要摈弃的，而老人在努力呼吁的东西，自己却一直漠然。老人发现了学生的神情，因此讲课变成了劝告： 米奇，如果你想对社会的上层炫耀自己，那就打消这个念头，他们照样看不起你。如果你想对社会底层炫耀自己，也请打消这个念头，他们只会忌妒你。身份和地位往往使你无所适从，唯有一颗坦诚的心方能使你悠悠然地面对整个社会。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看了学生一眼，问：“我就要死了，是吗？”学生点头。他又问：“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关心别人呢？难道我自己没在受罪？” 这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莫里老人自己回答道： 我当然在受罪。但给予他人，能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汽车和房子不能给你这种感觉，镜子里照出的模样也不能给你这种感觉。只有当我奉献出了时间，当我使那些悲伤的人重又露出笑颜，我才感到我仍像以前一样健康。 这样，他就道出了生命的根本意义，在我看来，这就是莫里老人最后课程的主旨。 因此，学生懂了：老人的健康心态不仅仅是心理调节的结果，他有一种更大的胸怀。什么叫做活着？答曰：一个能够救助其他生命体的生命过程。床边的人在为他的病痛难过，他却因此想到了世界上比自己更痛苦的人，结果全部自身煎熬都转化成了关爱；学生不止一次地发现，原来为了分散他的病痛而让他看新闻，而他却突然扭过头去，为新闻中半个地球之外的人在悄悄流泪。 终身的教师 老人的这种胸怀，是宣讲性的，又是建设性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建设。他的有些感受，是讲课前刚刚才获得的。譬如他此刻又流泪了，是为自己没有原谅一位老友而后悔。老友曾让自己伤心，但现在他死了，死前曾多次要求和解，均遭自己拒绝。现在莫里一回想，无声地哭泣起来，泪水流过面颊，淌到了嘴唇。但他立即又意识到，应该原谅别人，也应该原谅自己，至少在今天，不能让自己在后悔中不可自拔。人生，应该沉得进去，拔得出来。 这是一种身心的自我洗涤，洗去一切原先自认为合理却不符合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大原则的各种污浊，哪怕这种污浊隐藏在最后一道人生缝隙里。他把自己当作了课堂上的标本，边洗涤、边解剖、边讲解，最后的感受就是最后一课，作为教师，他明白放弃最后一课意味着什么。 由此想到天下一切教师，他们在专业教育上的最后一课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课程上，最后一课一定也会推延到弥留之际，可惜那时他们找不到学生了，缥缈的教室里空无一人，最重要的话语还没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课铃声。 毕竟莫里厉害，他不相信一个教师张罗不出一个课堂，哪怕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分。果然他张罗起来了，允许电视镜头拍下自己的衰容，然后终于招来学生，最后，他知道，这门课程的听讲者将会遍布各地。 一天，他对米奇说，他已经拟定自己墓碑的碑文。碑文是：“一个终身的教师。” 十分收敛，又毫不谦虚。他以最后的课程，表明了这一头衔的重量。 现在，他已在这个碑文下休息，却把课堂留下了。课堂越变越大，眼看已经延伸到我们中国来了。我写这篇文章，是站在课堂门口，先向中国的听课者们招呼几声。课，每人自己慢慢去听。 （本文是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相约星期二》中文版写的序） 荷马的迈锡尼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夜宿纳夫里亚（nafpias）的ki g-mi os旅馆 希腊是西方很多学问的源头。在雅典住下后我一再打量四周种种景象，心想世间有多少引经据典的高头讲章和书斋玄谈，都是凭借着这儿取得权威性的，而这儿的一切却那么朴实无华，没有任何装腔作势的模样。这里的路人并不要求我们都去披上柏拉图式的麻片，这里的学者并不要求我们按照希罗多德（he odotus）的《历史》来叙述世事，这里的警察也不要求我们违避亚理士多德讲过学的街道，这里的报刊并不做腐酸卖弄，这里的青年并不端着架子好像是天生的什么后裔。 回想希腊当初，几乎所有的学问家都是风尘仆仆的考察者。他们行路，他们发现，他们思索，他们校正，这才构成生气勃勃的希腊文明。希罗多德从三十岁开始就长距离地在外漫游，东到巴比伦，西到西西里，南到卢克索，北到黑海边，后又长期参与雅典城邦的各种文化活动，这才有后来的《历史》。 更引起我兴趣的是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 itus），他一生所走的路线与我们这次考察基本重合，即从希腊出发，到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而他漫游的资金是父亲留下来的遗产。等他回到希腊，父亲的遗产也基本耗尽，当时他所在的城邦对于子女挥霍父辈遗产是要问罪的，据说他在法庭上以自己刚刚完成的学术著作《大世界》为自己辩护，终于说服法官，免于处罚。 德谟克利特在法庭上论述自己的旅行考察与自己的学术建树的关系，一定很精彩，可惜无缘读到，但我们却记下了他这样一段话： 在我同辈人当中，我漫游了地球的绝大部分，我探索了最遥远的东西；我看见了最多的土地和国家；我听见了最多的有学问的人的讲演；勾画几何图形并加以证明没有人超过了我，就是埃及的所谓丈量土地员也未能超过我。 这位伟大哲学家的自述，其实也描述了每个文化兴盛期的学者们的群像。我经常想，这些学者如果知道几千年后将有一些自称“做学问”的人躲避浩阔的生命历险，一头钻在细微如针尖麦芒的字里行间颠来倒去，不知作何感叹。这种联想，我在游历山东稷下学宫遗址时也曾产生过。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背景，我们这次考察的重点就不是图书馆、研究所、大学、博物馆，而是文明遗址的实地，因此经常要离开城市去野外。 希腊文明的中心是雅典，但要深入了解它，先要荡开一笔，看看它的背景性土壤。那么，理所当然，先去伯罗奔尼撒半岛。这个半岛的名字只要稍有世界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因为雅典城邦衰落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后期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伯罗奔尼撒半岛地域广阔、生态落后，其中斯巴达人更是好战尚武，政治保守，真把一个发达、进步、繁荣的雅典给活活拖垮了。 这便是一切文明难以摆脱的悲剧。文明之所以称为文明，是与它周际的生态相比较而言的，因此，它注定与野蛮和落后为邻。如果两方面属于不同的政治势力，必定时时起战火；如果两方面属于同一个政治范围，必定天天有内耗。伯罗奔尼撒的斯巴达人与雅典人的争逐，基本上属于内耗，赶不走、逃不掉，直到相互拉平、两败俱伤，才会暂停。 但是，超出一般世界史知识的是，希腊文明的早期摇篮，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尤其是其中的迈锡尼（myce ae）。迈锡尼的繁荣期比希腊早了一千年，它是一种野性十足的尚武文明，却也默默地滋养了希腊，尽管以后成熟的希腊文明在本质上与迈锡尼文明有根本区别。 人们对迈锡尼的印象，大概都是从荷马史诗中获得的吧？那位无法形容的美女海伦，被特洛伊人从迈锡尼抢去，居然引起十年大战。有一次元老院开会，白发苍苍的元老们觉得为一个女人打十年仗不值得，没想到就在这时海伦出现在他们面前，与会者全部惊艳，立即改口，说再打十年也应该。最后，大家知道，迈锡尼人以“木马计”取得了胜利。但胜利者刚刚凯旋就遭到篡权者的残酷杀害……这些情节，原以为是传说，却被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德国考古学家的发掘所部分证实。 这就一定要去了，不是去重读史诗，而是实实在在地追溯希腊文明的源流。须知，当时的迈锡尼是如何了得，他们为了一个海伦与特洛伊人战斗，所带领的是希腊联军！ 在荒凉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寻找迈锡尼，不能没有当地导游的帮助，找来一位，一问，她的名字也叫海伦。不过我们的这位海伦年岁已长，身材粗壮，说着让人困倦的嗡鼻子英语，大口抽着烟。与她搭档的司机是个壮汉，头发稀少，面容深刻，活像苏格拉底。海伦和苏格拉底带我们越过刀切剑割般的科林斯运河进入丘陵延绵的半岛，只见绿树遍野，人烟稀少，偶尔见到一个小村庄，总有几间朴拙的石头小屋挂着出租的招牌，但好像没有什么生意。 路实在太长了，太阳已经偏西，汽车终于停了，抬头一看，是一个傍山而筑的古剧场。对古剧场我当然有兴趣，但一路上我们已见了好几个，而海伦说，前面还有一个更美的。这使我们提起了警觉，连忙问：“迈锡尼呢，迈锡尼在哪里？” 海伦摇头说：“迈锡尼已经过了，那里一点也不好看。”她居然自作主张改变了我们的路线。后来才知，她接待过不少东方来的旅游团，到了迈锡尼都不愿爬山，只在山脚下看看，觉得没有意思，她也就悄悄取消了。 我们当然不答应，她只得叫苏格拉底把汽车调头，开回去。 迈锡尼遗址是一个三千三百年前的王城，占据了整整一座小石山。远看只见满山坡颓败的城墙，一般游客以为已一览无余，就不愿再攀登了，其实它的第一魅力在于路，而路，也是这座王城作为战争基地的最好验证。路很隐秘，走近前去才发现，深深惊叹它那种躲躲藏藏的宽阔。我带头沿路登山，走着走着，突然一转弯，见到一个由巨石堆积出来的山门，仰头一望，巍峨极了。山门的门嵋上是两头母狮的浮雕，这便是我们以前在很多画册中都见到过的狮门。在猝然之间领受千古气势，在静僻之中撞见世间名作，我不能不停下步来调理呼吸。 山门石框的横竖之间都有深凹的门臼，地下石材上则有战车进出的辙印，当门一站，眼前立即出现当年战云密布、车马喧腾的气氛。进得山门向上一拐，是两个皇族墓地，经过考古挖掘，现在留下层层叠叠的许多空廓。也就是说，这个王城进门的第一风景就是坟墓，这种格局与中华文明有太大的差别，却准确地反映了一个穷兵黩武的王朝的荣誉结构。迈锡尼王朝除了对外用兵之外，还热衷于宫廷谋杀，令人惊讶的是，考古学家在墓廓里发现的尸体，如用金叶包裹的两个婴儿和三具女尸等等，竟能证明荷马史诗里的许多残酷故事并非虚构。一个墓坟牵连着一串故事，盲诗人的歌声慰抚着无数亡灵。这是荷马的迈锡尼。 从墓区向上攀登，道路越来越诡秘，绕来绕去都是错综的石梯，像是进入了一个立体的盘陀阵，可见当年这里埋藏了无数防御机巧，只等进城的敌兵付出沉重的代价。终于到了山顶，那是王宫，现在只留下了平整的基座。眼下山河茫茫，当年的统治者在这里盘算着攻战方略。 由于穷兵黩武，迈锡尼王城里留下了大量青铜制作的面具和武器，以及多种殉葬器皿。现在除了被博物馆收藏，出土的山坡上也展出一部分，这便是考古学意义上的迈锡尼文明。这种文明被战争所提炼，因战争而规整，而在一场战争结束后，又通过大量俘获的工匠而完成较大规模的交流和融汇。 但是，以战争推动工艺文明，毕竟代价太大，得不偿失。如果把文明的含义扩而大之，由工艺而上升到人文历史，那么，这座山头就很难令人喜欢。太多的征战，太多的杀戮，最后连王城也沦落为一个堡垒。与其他文明遗址相比，一度强悍无比的迈锡尼显得那么局促和单调，这真是一个干涩无味的悲剧。 迈锡尼文明究竟在哪些方面哺育了希腊文明，这是一个还在讨论的学术问题。我想，除了联合战争带来的生态方式和工艺水平的集聚外，不应忘了荷马诗史。荷马从迈锡尼的血腥山头上采撷了千古歌吟，然后与其他歌吟一起，为希腊文明做了精神上和文学上的铺垫。不要以为在坚硬的青铜顽石前这些歌吟不值一提，其实，只有把迈锡尼进行审美软化和精神软化，才有可能出现希腊文明。 世上的古城堡大多属于战争，但其中有百分之一能进入历史，有千分之一能成为景观，有万分之一能激发诗情。相比之下，诗情最高贵也最难得，因此迈锡尼的最佳归属，应该是荷马，然后经由荷马，归属于希腊文明。 我一定复活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希腊雅典，夜宿royalolympic旅馆 早晨起来，在阳台上坐坐，想读几份昨天在巴特农神殿门口得到的英文资料。不想刚坐下又站起身来，原来发现巴特农神殿就在我的左前方山顶。每天早出晚归地忙碌，只是偶尔扫一眼正前方的雅典宙斯神殿石柱，竟然没有看到更显目的巴特农！ 我重新坐下，久久地抬头仰望着它。 它祀奉的是雅典城的守护神雅典娜，希腊文明逐步走向繁荣的过程，是在它的庇佑下一步步完成的。它在波希战争中遭受过破坏，又重修于雅典的黄金时代，不知有多少稀世天才，关注过它的命运。 但是，当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它还在。这是一切遗迹的大幸还是大不幸？伴随过自己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自己只能带着悲怆的记忆竦立于衰草残阳。它太气派、太美丽，后世的权势者们一个也放不过它，不会让它安静自处。 罗马帝国时代，它成了基督教学；土耳其占领时期，它又成了回教堂；在十七世纪威尼斯军和土耳其军的战争中，它又成了土耳其军的火药库，火药库曾经爆炸，而威尼斯军又把它作为一个敌方据点进行猛烈炮轰。在一片真正的废墟中，十九世纪初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又把遗留的巴特农神殿精华部分的雕刻作品运到英国，至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难怪世界上那么多古代文明都一一在外部摧残中湮灭了，你看它只因为用了大理石材料，很难毁损，结果承受了多少屈辱！摧残来自野蛮，也来自其他试图强加别人的文明。因此巴特农，既是文明延续的象征，也是文明受辱的象征。 受尽屈辱的老祖母更受后辈尊敬。本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那几天，德国法西斯还在统治着希腊，有两个希腊青年，徒手攀登巴特农神殿东端的垂直峭壁，升起了一面希腊国旗。这事很为巴特农神殿争光，那两个青年当即被捕，几天后德国投降，他们成了英雄。今天，这面希腊国旗还在那里飘着，一面儿孙们献给老祖母的旗。 记得昨天傍晚我们离开巴特农神殿很晚，已经到了关门的时分，工作人员轮番用希腊语、英语和日语催我们离开，我们假装听不懂，依然如饥似渴地到处瞻望着，这倒是把这些工作人员感动了。他们突然想起，眼前可能就是当地报纸上反复报道过的那队中国人？于是反倒是他们停下来看我们了。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姑娘，标准的希腊美女，千年神殿由她们在卫护，苍老的柱石衬托着她们轻盈的身影。她们在山坡上施然而行，除了衣服，一切都像二千年前的女祭司。 当我们终于不得不离开时，门口有人发给我们几份资料，当时未及细看，现在拿起来一读，眼睛就离不开了。原来，一个组织、几位教授，在向全世界的游客呼吁，把巴特农神殿的精华雕刻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请回来。理由写得很强硬： 一、这些文物有自己的共同姓名，叫巴特农，而巴特农在雅典，不在伦敦； 二、这些文物只有回到雅典，才能找到自己天生的方位，构成前后左右的完整； 三、巴特农是希腊文明的最高象征，也是联合国评选的人类文化遗产，英国可以不为希腊负责，却也要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负责…… 真是义正辞严，令人动容，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中国人。 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斯坦因等人取走敦煌文物的不甘心，说很想早生多少年到沙漠上拦住他们的车队，与他们辩论一番。没想到这种想法受到很多年轻评论家的讪笑，有一位评论家说：“你辩得过人家博学的斯坦因吗？还是识相一点趁早放行。”我对别人的各种嘲弄都不会生气，但这次是真正难过了，因为事情已不是对我个人。看到希腊向英国索要巴特农文物的这份材料，我也想仿效着回答国内那些年轻的评论家几条： 一、那些文物都以敦煌命名，敦煌不在巴黎、伦敦，而在中国，不要说中国学者，哪怕是中国农民也有权利拦住车队辩论几句； 二、我们也许缺少水平，但敦煌经文上写的是中文，斯坦因完全不懂中文，难道他更具有读解能力？ 三、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同时，中国还发现了甲骨文。从甲骨文考证出一个清晰的商代，是由中国学人合力完成的，并没有去请教斯坦因。所以中国人在当时也具备了研究敦煌的水平。 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狭隘民族主义来贬斥一切来华的外国考古学家，但实在无法理解在事情发生一个世纪之后我们这些年轻评论家的内心。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纯西方化的立场，但是且慢，连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也不同意。 你看这份呼吁索回巴特农文物的资料还引述了希腊一位已故***长的话： 我希望巴特农文物能在我死之前回到希腊，如果在我死后回来，我一定复活。 这种令人鼻酸的声音，包含着一个文明古国最后的尊严。这位***长是位女士，叫曼考丽（meli ame cou i）。发资料的组织把这段话写进了致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公开信。 石筑的《易经》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下午，埃及开罗，夜宿les3py amides旅馆 还是金字塔。 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肯定这几座最大的金字塔是法老的墓，现代有不少学者根据金字塔所包含的各种建造数据与天体运行规则的对应性、预见性，断言这是古人对后人的一种智能遗嘱。这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就像用巨石筑建的《易经》，后人读得懂就读，读不懂就独处一隅，等待着更遥远的后人。 这种思路很有趣味，如果有可能，那么金字塔就属于“另类文明”。其实，不说建造目的，光看那种无法企及的建筑手段，也已关及“另类文明”。我本人并不倾心一度相当流行的所谓金字塔是外星人所造的说法，比较主张它们出于我们并不清楚的一种也属于人类自身的文明。 当一切不可能已经变成事实矗立在眼前，那么不妨说，金字塔对于我们长久津津乐道的文史常识有一种局部的颠覆能量，至少指点我们对文明奥义的解读应该多几种语法，而不能仅止于在一种语法下词汇的增加。 本来也许能解读一部分，可惜欧洲人做了两件不可饶恕的坏事。第一件是，公元前四十七年，凯撒攻占埃及时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包括那部有名的《埃及史》；第二件事更坏，四百多年之后，公元三九〇年，罗马皇帝禁异教，驱散了惟一能读古代文字的埃及祭司阶层，结果所有的古籍、古碑很快就没有人能解读了。 如果说第一件事近似秦始皇焚书，那么第二件事正恰与秦始皇相反，因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相当于建立了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古代历史不再因无人解读而局部湮灭。须知，最大的湮灭不是书籍的亡佚，而是失去对其文字的解读能力。 在这里我至少看到了埃及文明中断、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初一看文字只是工具，但中国这么大，组成这么复杂，各个方言系统这么强悍，地域观念、族群观念、门阀观念这么浓烈，连农具、器用、口音、饮食都统一不了，要统一文字又是何等艰难！在其他文明故地，近代考古学家遇到最大的麻烦就是古代文字的识别，常常是花费几十年才猜出几个，有的到今天还基本上无法读通，但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发生，就连甲骨文也很快被释读通了。我想，所谓文明的断残首先不是古代城郭的废弛，而是一大片一大片黑黝黝的古文字完全不知何意。为此，站在尼罗河边，对秦始皇都有点想念。 当法老们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时候，埃及的历史也成了木乃伊，而秦始皇却让中国历史活了下来。我们现在读几千年的古书，就像读朋友刚刚寄来的信件，这是其他几种文明都不敢想象的。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默默无声地表演了几个精彩的大动作之后轰然倒地，摸他的口袋，连姓名、籍贯、遗嘱都没有留下，多么叫人敬畏。 金字塔禁止人攀援，但底下的八、九级，去爬也没有人阻止。我爬上几级，贴身抬头，长久地仰望着它。它经过几千年“作旧”，已经失去任何细部的整齐，一切直角变成了圆钝，一切直线变成了颤笔，因此很像一种天造地设的自然生成物，但在总体上，细部的嶙峋仍然综合成直笔。世上其他景物大多是自然构划整体，人力雕琢细部，金字塔正好相反，磨琢细部的是自然，构划整体的是人类。金字塔在不声不响之中也就撑开了两笔，写了中国的一个“人”字。两笔陡峭得干净利落，顶部直指太阳，让人睁不开眼，只有白云在半坡上殷勤地衬托。 听到许戈辉在摄像机前说“永久”，仿佛提到，再过五千年，它们还会是这个样子。这便启发了我的一个想法—— 金字塔至今不肯坦示为什么要如此永久，却不小心透露了永久是什么。 永久是简单，永久是糙粝，永久是毫不弯曲的憨直，永久是对荒漠和水草交接的占据，永久是对千年风沙的接受和滑落。 无法解读是埃及文明的悲剧，但对金字塔本身而言，它比那些容易解读的文明遗物显得永久。通俗是他人侵凌的通道，逻辑是后人踩踏的阶梯，而它干脆来一个漠然无声，也就筑起了一道障壁。因此还可以补充两句： 永久是对意图的掩埋，是把复杂的逻辑化作了朴拙。 向谁争夺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从埃拉特前往耶路撒冷，夜宿re aissa ce旅馆 原想一门心思地直奔耶路撒冷，无奈视线又受到干扰。 四周仍是茫茫沙漠，但与别处不同的是，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蓝色的小铁丝网，里边有一个水龙头。再往前，一个个塑料棚多起来了，棚外滚动着遗落的香瓜和西红柿。不久见到了村庄，绿树茂密、鲜花明丽，但一看它们根部，仍然是灼灼黄沙。这里的农民似乎很想把自己在沙漠里创造的奇迹抒发一下，便在路边用多种老农具构建出一座座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雕塑，连在寸草不生的沙丘上也树立一批黑铁铸造的马匹和羊群，让路人先是一惊，继而莞尔。 世界上有那么多沙漠，而这儿居然这样。我们实在忍不住了，钻进了一个塑料棚。只见满眼是一垄垄鲜红的小西红柿，叫做樱桃西红柿，主人见到来了客人，连忙摘下一把往我们嘴里送，我们也不擦洗，一口咬下去，大家一致呜鲁呜鲁地说，这是离国至今吃到的最鲜美的水果。主人要我们蹲下身来看他们种植的秘密，原来地下仍然是沙，只不过有一根长长的水管沿根通过，每隔一小截就有一个滴水的喷口，清水、肥料、营养液一滴不浪费地直输每棵植物。“全部电脑控制，人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坐着轨道车采摘！”主人的口气很骄傲。他说，每家农户一年的产值约二十五万美元。 谁都知道，由枯竭的沙漠和烟瘴的沼泽组成的以色列，在自然资源上只能排在整个中东的后面，但短短几十年，它的农业产品增加十六倍，不仅充分自足，而且大量出口欧洲，欧洲每天都要高价接收来自以色列沙漠的大量珍奇果品和鲜花。与此相应，它的喷灌滴灌和海水淡化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我看来，黄河上游乃至整个中国西北高原，都应该引进以色列的滴灌技术。 好客的主人执意要领我们到附近一个高坡上，鸟瞰一下整个农庄。到了高处一看，层层叠叠的塑料棚铺展得那么辽阔，阳光一照宛若一片浩淼的湖水。我在高坡上想，多年以来，中东地区战乱不断，大家都在争夺土地，为了这种争夺，不知开了多少会，说了多少话，生了多少气，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而且至今尚未看到停息的迹象。人类有没有可能减少一点彼此之间的争夺，去向自然争夺一点空间呢？我觉得，以色列人在沙漠里寸土必争地扩展绿洲的奋斗，要比对哪块高地、哪个半岛的军事占领有意义得多。 当人们终于懂得，笼罩荒原的不应该是战火而应该是暖棚，播洒沙漠的不应该是鲜血而应该是清泉，一切就走上正路了。事实证明，以色列具有国际新闻天天报道那些事件之外的另一种能力，一种与文明主体直接相关的能力。 就我个人而言，实在有点好笑，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钦佩不已，因为它居然可以在敌方的眼皮底下把人家新研制的军用飞机和导弹艇整架、整批地偷出来，甚至一夜之间把对方的雷达站囫囵搬到自己一方，简直像神话一般。但现在憬悟，犹太民族的高度智慧如果耗费在这上面，只会越来越给和平带来麻烦。 人折腾人，人摆布人，人报复人，这种本事，几千年来也真被人类磨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我实在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划入文明发展史。如果不划入，那么有许多智慧故事、历史事件便无处落脚；如果划入，那么文明和野蛮就会分不清界限。人折腾人的本事，粗粗划分有两大类，即明里攻伐，暗里用间。大至两国之间的抗衡，小至同事之间的纷争，均无出其外。以色列立国既迟，疆域不大，因此虽也有攻伐之举，却以用间技巧为长。自进入以色列以来，满街可见持枪的年轻士兵，男女都有，英姿飒爽；对于那些不穿军装却又显得特别深沉的男人，或特别漂亮的女人，我会稍稍疑惑：“是摩萨德吗？” 其实，人折腾人的本事，要算中国最发达。五六千年间不知有多少精彩绝伦的智慧耗尽在这里。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用最简明的线索来描绘中华文明，一定会把这种本事搁置在一边。中国历史发展最快的段落，也是这种本事最收敛的时期。即以最近二十年的超常发展而言，就是以公开宣布对斗争哲学和争论癖好的放弃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偌大一个中国不知会多少次地陷于死局。现在，只有尚未实现转型的文化界的某些角落，还保持着那种陈年癖好，却早已无损大局、无伤大雅了。 我真想把中国的这种体验告诉以色列朋友，同时也告诉他们的对手，快快地铸剑戟为犁锄，化干戈为玉帛，把更多的智慧放在对沙漠的滴灌、喷灌上，而在整人治人的领域，则不必高度发展。连曾经拥有《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的民族都这么说，总可信服。 我们不哭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日，耶路撒冷，夜宿re aissa ce的旅馆 明天就要离开耶路撒冷，今天我们几个一大早又到老城转悠去了。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只想再细细地看它一眼，与它告别。 耶路撒冷风景太多太密，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最喜欢的一条路是从雅法门到锡安门，再经杜门进入其特伦山谷。这条路既有多种生态的反差对比，又有安静、清洁的社区，不必承担过重的宗教负担，却时时可见几千年前的古迹。漫步其间，有一种饱满的悠闲。 在耶路撒冷，不愁不饱满，就怕不悠闲。宗教激情、历史激情和民族激情全在这些小街中倾注，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人都有点血脉贲张。因此，寻找一个能够保持距离的视角，反而能投入一种滋味悠长的品赏。 说实话，我看了那么多天，觉得犹太朋友们真是优点多多，惟一的遗憾是过于自我和狭隘，缺少通脱和悠闲。如果说，这儿的阿拉伯朋友对于自我生态太不在乎，那么，犹太朋友则太在乎、太紧张。 有人看到犹太人在哭墙前令人感动的种种表现就问，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这么强烈的民族激情和宗教激情呢？似乎有点自惭，对此我不敢苟同。 我在哭墙前对着凤凰卫视的摄影镜头说：犹太人二千年没有自己的国土，因此必须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国土，犹太教就是这个国土的边防。犹太人长期流浪，因此必须精细地盘算、严密地自卫，否则何以在异国他乡生存？这种强烈的群体防守和个体防守趋向，确实不像中国。中国一直拥有广阔的国土，很少迁徙流浪。对此，我们既不必自傲，也不必自惭。但稍稍有一点自得，那就是：泱泱大国给了我一种从容的心态，茫茫空间给了我一副放松的神经。中华民族灾难不少，但比之于犹太人，以千年目光一看，毕竟安逸得多了。我们没有哭墙，我们不哭。 我在耶路撒冷的街道、古迹间走走停停，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以一个外来旅行者的客观眼光，什么是它今后最好的走向？ 这个问题很尖锐。眼前，考古挖掘还在大规模地进行，我到考古现场一看大吃一惊，一座城门底下还压着一座城门，原来每次毁城都是一种掩埋，以后的重建都是层层叠加。那么，一个个圣殿挖掘出来，测定的年代都会令人咋舌，会不会给现实的纷争又带来新的依据？在我看来，一切古迹只有在消除了现实火气之后才有真正的价值。如果每一个古迹都虎虎有生气地证明着什么，表白着什么，实在让今天的世界受不了。妻子在旁边说：“耶路撒冷最好成为一个博物馆。” 耶路撒冷太大，不可能整个成为一个博物馆，但它的种种遗址、古迹（包括圣迹），却有必要提升文化意蕴和审美意蕴，使后人能够更加愉快地欣赏。在这一点上，我突然怀念起佛罗伦萨。尽管罗马人很对不起犹太人，但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却有一种激动人心的走向值得耶路撒冷参考。在那里，许多宗教题材（包括犹太教的题材）经由一代艺术大师的创造变成了全人类共享的艺术经典，在佛罗伦萨一个洗礼堂的外墙雕塑上我发现，艺术家的群像置于上帝和天使之间。这种把历史融于艺术，把宗教融于美学的景象，我在罗马、梵蒂冈、巴黎还一再看到。由艺术和美学在前面辉耀，千年岁月也就化作肌理停匀的人性结构，城市、古迹、教堂也都随之变得轻松和疏朗。我想，如果耶路撒冷也出现了这个走向，那么，犹太朋友和阿拉伯朋友的群体心理结构，也会相应变得更加健康。 就这么想来想去，最后我笑了。耶路撒冷，预支了我那么多的虔诚，归还了我那么多的劳累，挑起了我那么多的惊奇，留给了我那么多的惆怅。我今后，大概很难再对一个古迹发什么感慨、写什么文章了，就像一场饱餐后难免厌食，不会再有饥渴时的敏锐感觉。 顺便需要一记的是，历史学博士雅各布先生有点不高兴，这两天不理我们了。原因之一，他见我们无牌驾驶，一路担惊受怕，求我们严格限速，以防警察注意，而我们则认为，一个比路上任何车辆都开得慢的车队，最容易引起注意。原因之二，是他看上了我们一行中的一位未婚女子。先请示队长能不能赞美，获得许可后就动不动走到这位女子前赞美月亮，烦不胜烦。我们这位女子终于发火：“我也算中华烈女，饿死事小……”我说别，死了才算烈女，加一个字，叫烈女子吧。正由于烈女子的强硬态度，雅各布一阵伤心，不来了。 文字外的文明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约旦佩特拉，夜宿silkroad旅馆 我在过去的旅行中得到一条经验：一般高高低低的丘陵地带不要太在意，如果在大平原里突如其来地出现了高山，这要引起高度重视，里边很可能有胜景；如果这突如其来的高山又奇形怪状，那就必须停车，否则迟早得后悔。 从安曼向南走，二百公里都是枯燥的沙地和沙丘，令人厌倦，突然，远处有一种紫褐色的巨大怪物，像是一团团向天沸腾的涌泉，滚滚蒸气还在上面缭绕。但这只是比喻，涌泉早已凝固，成了山脉，缭绕的蒸气是山顶云彩。人们说，这就是佩特拉（pet a）。 十九世纪，一位研究阿拉伯文明的瑞士学者从古书上看到，在这辽阔的沙漠里有一座“玫瑰色的城堡”。这座城堡应该有一些遗迹吧，哪怕是一些玫瑰色的碎石？他经过整整九年的寻找，发现了这个地方。 山口有一道裂缝，深不见底，一步踏入，只见两边的峭壁齐齐地让开七八米左右，形成一条弯曲而又平整的甬道。高处的天与脚下的道，形成两条平行的窄线。连接两条窄线的峭壁，有的作刀切状，有的作淋挂状，但全部都是玫瑰红，中间搀一些赭色的纹、白色的波，一路明艳，一路喜气，款款曼曼地舒展进去。不知走了多少路、转了多少弯，心中却一点也不慌，因为由蓝天跟着，有玫瑰红伴着，前面一定吉祥。 甬道终点是凿在崖壁上的一座罗马式宫殿，底层十余米高的六个圆柱几乎没有任何缺损，进入门厅，有台阶通达正门，两边又有侧门，门框门楣的雕刻也十分完好。门厅两边是高大的骑士浮雕，人和马都呈现为一种简练饱满的写意风格。二层是三组高大的亭柱雕刻，中间一组为圆形，共有九尊罗马式神像浮雕。宫殿的整体风格是精致、高雅、堂皇，集中了欧洲贵族的审美追求，二层的圆形亭柱和一层的写意浮雕又有鲜明的东方风格。 这座宫殿，你甚至不愿意把它当作遗迹，它的齐整程度，就像现代仍在启用的一座古典建筑，但现代哪有这般奢侈，敢用一色玫瑰红的原石筑造宫殿，而且是凿山而建！ 这座宫殿被称之为“法老宝库”，再走一段路，还能看到一座完好的罗马竞技场，所有的观众席都是凿山而成，环抱成精确的半圆形。竞技场对面，是大量华贵的欧洲气派皇家陵墓。此外，玫瑰式的山崖间洞窟处处，每一个洞窟都有精美设计。站在底下举头四顾，立即就能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梦幻般美丽的城郭所在，但这个城郭被崇山包裹，只有一二条山缝隐秘相通。这里干燥、通风，又有泉眼，我想古代任何一个部落只要一脚踏入，都会把这里当作最安全舒适的城寨。 佩特拉美丽神奇却缺少文字，也许该有的文字还在哪个没被发现的石窟中藏着，因此我们对它的历史，只能猜测和想象。一般认为，它大约是公元前二世纪那巴特亚人（nabataea ）的庇护地，他们是游牧的阿拉伯人中的一支，从北方过来，一度曾经显赫，因此这个隐蔽的地方也曾热闹非凡，过往客商争相绕着曲折的甬道进进出出，把它当作驿站。它也曾进入罗马人的势力范围，因此打上了深深的罗马风格印记。 但是，大约到公元七世纪，它突然变得冷清，甚至渐渐死寂。究其原因，一说是过往客商已开辟海路，此处不再成为交通驿站；二说是遇到两次地震，滚滚下倾的山石使人们不敢再居住。总之，它彻底地逃离了文明的视线，差不多有一千年时间，精美绝伦的玫瑰红宫殿和罗马竞技场不再有人记得，但它们都还完好无损地存在着，只与清风明月为伴。 只有一些游牧四处的贝都因人（bedoui s）在这里栖息，我不知道他们面对这些壮丽遗迹时作何感想。他们的后代也许以为，天地间本来就有如此华美的厅堂玉阶，供他们住宿。那么，他们如果不小心游牧到巴黎，也会发出“不过尔尔”之叹。 站在佩特拉的山谷中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一路探访的，大多是名垂史册的显形文明，而佩特拉却提供了另一种让历史学家张口结舌的文明形态，这样的形态在人类发展史上应该比显形文明更多吧？知道有王国存在过，却完全不知道存在的时间和原因，更不知道统治者的姓名和履历；估计发生过战争，却连双方的归属和胜败也一无所知；目睹有精美建筑，却无法判断它们的主人和用途…… 显形文明因为理清了自己的历史逻辑，容易使后人以夸张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存在的广度和深度。但这种夸张，掩盖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丰富、杂乱、争逐和湮灭！人们对文明史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文字记载上，以及记载者制订的规范上，这也难怪，因为人们认知各种复杂现象时总会有一种简单化、明确化的欲望，尤其在课堂和课本中更是这样，所以，取消弱势文明、异态文明、隐蔽文明，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习惯。这种心理习惯的恶果，就是用几个既定的概念，对古今文明现象定框划线、削足适履，伤害了文明生态的多元性和天然性。 因追求过度的有序而走向彻底的无序，因企图规整文明而变成严重损伤文明，这是我们常见的现象。更常见的是，很多人文科学一直在为这种现象推波助澜。 佩特拉以它惊人的美丽，对此提出了否定。它说，人类有比常识更长的历史、更多的活法、更险恶的遭遇、更寂寞的辉煌。 人生的最后智慧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回安曼，仍宿a wad旅馆 回安曼的第一件事，是去瞻仰前国王侯赛因的陵墓。 本来，现代政治人物不是我这次寻访的对象，但到约旦之后，越来越觉得需要破破例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最虔诚的语言在怀念他。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小姐，在一家礼品商店买了一枚他的像章别在胸前，只想作一个小小的纪念，没想到被一位保护我们的警察看见，这位高个子的年轻人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立即从帽子上取下警徽送给小姐，一是感谢中国小姐尊重他们的伟人，二是要用自己的警徽来保卫国王的像章，他知道，国王的像章将要做跨国旅行。 他们说，当国王病危从美国飞回祖国时，医院门口有几万普通群众在迎接，天正下雨，没有一个人打伞。他出殡那天，很多国家的领袖纷纷赶来，美国的现任总统和几任退休总统都来了，病重的叶利钦也勉力赶来，天又下雨，没有一个外国元首用伞。出殡之后，整整四十天举国哀悼，电视台取消一切节目，全部诵读《可兰经》，为他祈祷。 人们尊敬他是有道理的。约旦区区小国，在复杂多变的中东地面，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谁的脸色都要看，谁的嗓音都要听，要硬没有资本，要软何以立身，真是千难万难。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但与那种举手之劳可以被扼住喉管、一夜之间可以被人吞并的小国比，毕竟没有太多的旦夕之忧。侯赛因国王明白这一点，多年来运用柔性的政治手腕，不固执、不偏窄、不极端、不抱团、不胶粘，反应灵敏，处世圆熟，把四周的关系调理得十分匀当；可以说他“长袖善舞”，但他甩动的长袖后面还是有主体、有心灵的，人们渐渐看清，他多彩多姿的动作真诚地指向和平的进程和人民的安康，因此已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理性平衡器。 这种角色可以做小也可以做大，他凭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交际能力，使这种角色一次次走到国际舞台中央，以国际间最能理解的通用思路娴熟运作，结果，世界各国在对这一地区的复杂局势深深皱眉的时候，他与约旦反而成了一条容易沟通的渡桥。这使他由弱小而变得重要，因重要而获得援助，因重要而变得安全。 我曾两次登上安曼市中心的古城堡，也曾北行到杰拉西（je ash）去瞻仰声势夺人的罗马广场，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在立国之前，多少世纪永远是多种外部势力潮来潮去的流通地。谁都可以来颐指气使，谁都可以留下自己的脚印，山谷间小小的君主，必须练就一身的政治技巧才能勉强地保境安民。我对本地历史知之甚少，但从山势遗迹已可找到这种政治技巧的印痕，而侯赛因国王，则是方士智慧的集大成者。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的大政治家，其中一部分要从小国家选，那么他一定名列前茅。 很早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约旦在哪里，却已经在国际新闻广播中听熟了“约旦国王侯赛因”。这个专用名词几乎成为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含义远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在纷乱复杂的国际争斗中，这个术语在今后仍然具有广泛的启发意义。这，正是我非要去拜谒陵墓不可的原因。 陵墓在王宫，王宫不是古迹而是真实的元首办公地，因而要通过层层禁卫。终于到了一堵院墙前，进门见一所白屋，不大，又朴素，觉得不应该是侯赛因陵墓，也许是一个门楼或警卫处？一问，是侯赛因祖父老国王的陵寝。屋内一具白石棺，覆盖着绣有《可兰经》字句的布幔，屋角木架上有两本《可兰经》，其他什么也没有了。蹑手蹑脚地走出，询问侯赛因自己的陵墓在哪里，我是作好了以最虔诚的步履攀援百阶千级、以最恭敬的目光面对肃穆仪仗的准备的，但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他祖父陵寝的门外空地上，有一方仅仅二平方米的沙土，围了一小圈白石，上支一个布篷，也没有任何人看管，领路人说，这就是侯赛因国王的陵寝。 我和陈鲁豫都呆住了，长时间地盯着领路人的眼睛，等待他说刚才是开玩笑。当确知不是玩笑后，又问是不是临时的，回答又是否定，我们只得轻步向前。 沙土仅是沙土，一根草也没有，面积只是一人躺下的尺寸；代替警卫的，是几根没有油漆的细木条上拉着一根细绳；最惊人的是没有墓碑和墓志铭，整个陵墓不着一字，如同不着一色，不设一阶，不筑一亭，不守一兵。 我想这件事不能用“艰苦朴素”来解释。侯赛因国王生前并不拒绝豪华，却让生命的终点归于素净和清真。我一直认为，如何处理自己的墓葬，体现一代雄主的最后智慧。侯赛因国王没有放弃这种智慧，用一种清晰而幽默、无虞又无声的方式，对自己一生的追求作了一个总结。 这次陪我们去的，有一位来自陕西省、现在约旦大学攻读伊斯兰宗教学的年轻学者马学海先生，他说，我们立正，向他祈祷吧。我们就站在那方沙土跟前，两手在胸口向上端着，听小马用阿拉伯文诵读了《可兰经》的开端篇。我在心里默诵：国王，没想到你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休息，请接受一个万里而来的中国人的敬意。 你们的祖先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从“复原”了的巴比伦古城回来，大家一路无话，而我则一直想着“楔形文字”。从城墙上见到的现代赝品，联想到四五千年前当地古人的真正刻写。感谢考古学家们在破译“楔形文字”上所作的努力，使我们知道在这种泥板刻写中还有真正的诗句。 这些最原始的诗句表明，这片土地在四五千年之前就已经以灾祸和离乱为主题，而这种残酷的主题又必然地产生了脆弱可悯的情感效应。例如，无名诗人们经常在寻找自己的女神： 啊，我们的女神， 你何时能回到这荒凉的故土？ 女神也有回答：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神殿；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城市。 唉，我的故乡， 已经离我太远太远！ 这是四五千年前从这里发出的最柔弱的声音。 顺着这番古老的诗情，我们决定，今天一定要找一所小学和儿童医院看看。 很快如愿以偿，因为这里的当局很愿意用这种方式向外界控诉美、英等多国部队和联合国对他们的轰炸、包围和禁运。 孩子总是让人心动。当我们走进巴格达一家据称最好的小学的教室，孩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齐呼：“打倒美国！反对禁运！不准伤害我们！萨达姆总统万岁！”呼喊完毕，两手抱胸而坐，与我们小时候在教室里两手放到背后的坐姿不一样。孩子们多数脸色不好，很拘谨地睁着深深的大眼睛看着我们，毫无笑容，这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同龄孩子有很大差别。 鲁豫弯下身去要前排一个男孩子拿出课本来看看，男孩子拿出来的课本用塑料纸包着，但里边有很多破页。老师在一旁解释说，课本的破页不是这个孩子造成的，由于禁运，没有纸张，课本只能一个年级用完了交给下一个年级用，不知转了多少孩子的手，你看破成这个样子还都那么珍惜，用塑料纸包着。 这种细节让我们十分心酸，立即想起在约旦时听一位老人说，如见到伊拉克孩子最好送一点小文具。我们倒真是买了一些，赶快到车上取出，每人发点铅笔、橡皮、卷笔刀之类。小小的东西塞在一双双软绵绵的小手上，真后悔带得太少。 到操场一看，一个班级在上体育课，女孩子跳绳，男孩子踢球。我走到男孩子那边捡起球往地下一拍，竟然完全没有弹力，原来是一个裂了缝的硬塑料球。老师说，这样的破塑料球全校还剩下三个，踢不了多久。 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学校，其他学校会是什么情景，不得而知，而在伊拉克，失学儿童的比例恐怕不是一个小数字。问过这里的官员，回答是没有失学儿童，只有少数中途退学。这话显然不真实，只要大白天向任何一个街口望一眼就知道。我们离开小学的时候，就在门口见到两个男孩推着很大的平板车经过，桂平连忙把他们拦住，鲁豫赶过去一问，是兄弟俩，哥哥十三岁，大大方方地停下来回答问题，弟弟则去把两辆平板车拉在路边。 这个哥哥卷头发，黝黑的脸，眼神腼腆而又成熟，一看就知道已经承受了很重的生活担子。问他为什么不读书，他平静地说，父亲死于战争，家里还有母亲和妹妹。这个简练的回答使我们都沉默了。 我从口袋里摸出两支圆珠笔，塞在兄弟俩的手上，想说句什么，终于没有开口。是的，孩子，你们可能都不识字，用不着圆珠笔，但你们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人。在你们拉车空闲时，哪怕像祖先刻写楔形文字一般画几笔吧，这番心意，来自你们东方那个发明了甲骨文的民族。 去儿童医院，心里更不好受。那么多病重的孩子，很多还是婴儿，等待着药品，而药品被禁运。病房的每张床上都坐着一个穿黑衣的母亲，毫无表情地抱着自己的孩子，鲁豫想打开话题，问一位母亲：“这么小的孩子病成这样，你心里一定……”话没说完，这位母亲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鲁豫想道歉，但自己也早已两眼含泪。 我们想给病房里的每位母亲留点钱，但刚摸出，就被医院负责人严词阻止。我只得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徘徊。走廊里，贴着很多宣传画，都以儿童为题材，一幅的标题是：“禁运杀害伊拉克儿童”，另一幅的标题是“记住”，画了一双婴儿的大眼。 我心中涌出了很多不同方面的话语，一时理不清楚—— 我想说，许多国际惩罚，理由也许是正义的，但到最后，征罚的真正承受者却是一大群最无辜的人。你们最想惩罚的人，仍然拥有国际顶级富豪的财富，过着世界上最豪华的日子。 国际惩罚固然能够造成一国经济混乱，但对一个极权国家来说，这种混乱反而更能养肥一个以权谋私的阶层。你们以为长时间的极度贫困能滋长人民对政权的反抗情绪吗？错了，事实就在眼前，人们在缺少选择自由的时候，什么都能适应，包括适应贫困；贫困的直接后果不是反抗，而是尊严的失落，而失落尊严的群体，更能接受极权统治。 有人也知道惩罚的最终承受者是人民，却以为人民的痛苦对统治者是一种心理惩罚，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理。鞭打儿子可以使父亲难过，但这里的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并不是父亲和儿子，甚至也不是你们心目中的总统和选民。 当然，也想对另外一个方面说点话。你们号称当代雄狮，敢于抗争几十个国家的围攻，此间是非天下自有公论，暂不评说；只不过你们既然是堂堂男子汉，为什么总是把最可怜的儿童妇女端在前面作宣传，引起别人的怜悯？男子汉即便自己受苦也要掩护好儿童妇女，你们怎么正好相反？ 以上这些，只是一个文人的感慨，无足轻重，想来在这个国家之外，不会有发表上的困难吧。 我想我有权利发表这些感慨，以巴比伦文明朝拜者的身份。巴比伦与全世界有关，而眼前的一切，又都与巴比伦有关。 河畔烤鱼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底格里斯河，从第一天凌晨抵达时见到它，心里一直没有放下。已经来了那么多天，到了非去认真拜访一下不可的时候了。 夜幕已降，两岸灯光不多，大河平静在黑暗中。没有汹涌，也看不到漪涟，只有轻轻闪动的波光。杂乱的岸草卫护着它，使它有可能不理会历史，不理会身边的喧嚣。 也没有看到船。今夜人们对大河的惟一索取，是鱼。我们走进一家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鱼餐馆，其实是河滩上的一个棚屋，简单得没有年代。 鱼是刚刚捕捉的，很大，近似中国的鲤鱼，当地人说，叫底格里斯鱼。有一个水槽，两个工人在熟练地剖洗。他们没有系围单，时不时把水淋淋的手在衣服上擦一下，搓一搓，再干。 棚屋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石火塘，圆形，高出地面两尺。火塘一半边沿上，有一根根手指般粗的黑木棍，半圆形地撑着很多剖成半片的鱼，鱼皮朝外，横向，远远一看仿佛还在朝一个方向游着。石火塘中间是几根粗壮的杏树木，已经燃起，火势很大，稍稍走近已觉得手脸炙热。杏树木没什么烟，只有热流晃动。那些横插着的鱼经热流笼罩，看上去更像在水波中舞动。 烤了一会儿，鱼的朝火面由白变黄，由黄转褐，工人们就把它们取下来，把刚才没有朝火的一面平放在火塘余烬中。不一会儿，有烟冒出，鱼的边角还燃起火苗，工人快速用铁叉平伸进去，把鱼取出，搁在一个方盘上，立即向顾客的餐桌走去。有几条鱼的边角还在燃烧，工人便用黑黑的手把那些火捏灭，或把燃烧的边角摘下，两三个动作做完，正好走到餐桌边。 餐桌边坐着的全是黑森森的大胡子，少数还戴着黑圈压住的白头巾或花格头巾，就像阿拉法特。他们伸出粗粗的手指，直接去撕火烫的鱼，往嘴里送。工人又送上一碟切开的柠檬和一碟生洋葱，食客用右手挤捏一块柠檬往鱼上滴汁，左手捞起几片洋葱在嘴里嚼。然后，几只手又同时伸向烤鱼，很快就把烤得焦黄的外层消灭了，只剩下中层白花花的肉。这使食客们有点扫兴，便稍稍休息一会儿，桌边有水烟架，燃着刺鼻的烟块，大胡子们拿过长长的烟管吸上几口，扑哧扑哧地。 烤鱼两边焦黄的部位又香又脆，很多食客积蓄多时来吃一顿，为的就是这一口。因此，吃烤鱼总是高潮在前，余下来的事情就是以鱼肉果腹了，动作节奏开始变得缓慢，中间的鱼肉是优是劣，主要是看脂肪含量，脂肪高的，显得滑嫩，脂肪少的，容易木钝，近似北京人说的“柴”。但是，“柴”的鱼肉容易成块，滑嫩一点的就很难用手指捞取，何况大胡子们的手指又是那样粗。这就需要用面饼来裹了，伊拉克的面饼做得不错，但在这种鱼棚里是不会现摊面饼的，工人们便从一个像行李袋一般大的破塑料包里取出一大叠早就摊好的薄面饼，一失手全都洒落在油腻的泥地上，没有人在意，一张张捡起来，直接送上餐桌。食客一笑，左手托薄饼，右手捞鱼肉，碎糊糊的捞不起，皱皱眉再慢慢捞，捞满一兜，夹几片洋葱，一裹，就进了嘴。在现今的伊拉克，这是一餐顶级的美食了。 我在石火塘前出了一会儿神，便坐在餐桌前吃了一点。旁边有位老人见我吃得太少，以为我怕烫，下不了手，便热情地走过来用手指捞了一团一团的鱼肉往我盘子里送，我一一应命吃下，但觉得再坐下去，不知要吃多少了，便站起身来向外溜达。棚外就是底格里斯河，我想，今天晚上的一切，几千年来不会有太大变化吧？ 底格里斯河千载如一，无声流淌，而人类生态的最根本部位其实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狄德罗说，现代的精致是没有诗意的，真正的诗意在历久不变的原始生态中，就像这河滩烤鱼。又想起以前在哪本书里读到，好像是在阿拉伯历史学家写的书里吧，早在公元六世纪，中国商船就曾从波斯湾进入两河，停泊在巴比伦城附近。那么，中国商人也应该在河滩的石火塘前吃过烤鱼。吃了几口就举头凝思，悠悠地对比着故国江南蟹肥虾蹦时节的切脍功夫。 且听下回分解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在巴格达不应该忘记一件事：寻访《一千零一夜》。 理由很简单，全世界的儿童，包括我们小时候，都是从那本故事集第一次知道巴格达的。以后，不管在新闻媒体上听到巴格达的什么消息，都小心地为它祝祈，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童年的城市，不忍心让它有伤害。 这些天来，看到和听到的巴格达，无论是它的历史还是它的今天，都很沉重。不必说它的屈辱了，即使是它的光荣，也总是杀气冲天。我一直想寻找一点那个属于我们童年的城市的痕迹，又怕冲淡严肃的话题。曾从车窗里看到街头的一座雕塑，恍惚迷离，似乎有点关系，但再次寻找时却被另一种千篇一律的领袖雕塑所淹没。直到今天即将离别，才支支吾吾地动问。 新闻官听了一笑，挥了挥手，让我们跟他走。 先来到一条大街的路口，抬头一看，正是我在车窗里见到的那座雕塑。一个姑娘，在向一大堆坛子浇水，很多坛子还喷出水来，可见已经浇满。从雕塑艺术看，这是上品，令人称道的是那几十个坛子的处理，层层累累地没有雕塑感，但有姑娘在上方一点化，又全部成了最具世俗质感的实物雕塑，真可谓点石成金，举重若轻。其次是喷泉的运用，源源不绝地使整座雕塑充满了活气和灵气。其实，这里是以水代油，正经应该浇滚烫的油，取材于《一千零一夜》，叫“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太有名的故事。说的是，阿里巴巴全家发现了强盗们的一个藏宝库，搬了几袋金币回家，他哥哥知道后也去取，被强盗杀死。强盗又来追杀阿里巴巴全家，一再失败，便生一计，由一个强盗化装成卖油商人驮着几十个油坛到阿里巴巴家借宿，其实只有一坛是油，其他每一坛都藏着一个强盗。这事被一个聪明的婢女看破，她煮沸了那坛油，一勺勺浇在其他坛子里，几十个强盗全被烫死。 这个故事初听痛快，细想又未免有点过于残忍，那我们就取其痛快的一面吧，也算是正义战胜邪恶。 第二座有关的雕塑在底格里斯河边，刻画了《一千零一夜》全书的起点性故事：国王因妻子不忠，要向女人报复，每晚娶一个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死。有一位叫山鲁佐德的姑娘为了阻止这种暴行，自愿嫁给国王，每天给国王讲一个故事，讲到最精彩的地方戛然而止，留待明天再讲。国王的胃口就被这样一直吊着，无法杀她，吊了整整一千零一夜。其实这一千零一个故事已经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对国王的启蒙教育，他不仅不再动杀心，而且还真的爱上了她。于是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变得十分通俗：两人白头偕老。 《一千零一夜》的这个开头真正称得上美丽，我想这也是它流传百世的重要原因。但是，恕我直言，这个雕塑却不美丽，两个人一坐一站，木木的，笨笨的，没有任何形体魅力和表情语言。联想到刚才看到的那座雕塑，也是坛子胜于人体。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阿拉伯美学中，历来拙于人体刻画，细于图案描绘。这大概与伊斯兰文明反对偶像崇拜和人像展示有关，宗教理念左右了审美重心，属于正常现象。你看现今街头大量的宣传雕塑，连人体比例也不大对头，更有趣的是我们旅馆大门口的一座巨型雕塑，大概是在控诉联合国的禁运吧，一个女人的右眼射出喷泉，算是泪雨滂沱，悲情霎时变成了滑稽和儿戏。这一切姑且由它去，只是在如此密集的劣质雕塑丛中仅有的两座《一千零一夜》雕塑也没有把人体做好，有点可惜。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开始流传于八世纪至九世纪，历数百年而定型，横穿阿拉伯世界大半个中世纪。中世纪未必像以前人们描述的那样黑暗，但愚昧和野蛮长时间地掩盖了理智的光辉，却是事实。在这样的年代，传说故事就像巨岩下顽强滋生的野花，最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群体心理结构，并且获得世界意义，因此它们的地位应该远远高于一般的文人创作。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世界走出中世纪的整体状态不如欧洲，结果《一千零一夜》也就没有被很多后起之秀所荫掩。意大利卜迦丘的《十日谈》受过《一千零一夜》的很大影响，但《十日谈》之后巨匠如林，而《一千零一夜》一直形影孤单。我在沧桑千年、至今还在苦渡危难的巴格达街头看到惟一与文化有关的形象仍然是它，既为它高兴，又为它难过。 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在它的雕塑前多站一会儿，体味一下那些故事的含义吧。 这么多故事，只有两座，确实是太少了，但光这两座也已说明，对于世间邪恶，不管是强盗还是国王，有两种方法对付，一是消灭，二是化解。化解当然是上策，却不等于规劝。这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梳理成细细的长流，与一颗残暴的心灵慢慢厮磨。这条长流从少女口中吐出，时时可断却居然没断，一夜极限却扩大千倍，最后是柔弱战胜强权，美丽制伏邪恶，那个国王其实是投降了，俘虏了，爱不爱倒在其次。 一切善良都好像是传说，一切美丽都面临着杀戮，间离了看它们毫无力量，但在白天和黑夜的交接处它们却能造成期待。是的，正是期待，成了善良和美丽的生命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只要愿意听，一切都能延续，只要能够延续，一切都能改观。文明的历史，就是这样书写。民间传说的深义，真让人惊叹。 阔气的近邻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伊朗德黑兰，夜leh旅馆 从哈马丹到德黑兰的路上，我心情非常愉快。 顺着在哈马丹偶尔翻开的第一、第二页，我在心中继续把对伊朗史的粗浅印象轻轻搅动。先回想起在希腊时曾见到一个希腊和波斯激烈战斗的海湾，我前前后后看了很久，又知道更激烈的战斗发生在马拉松。希波战争是希腊人的骄傲，他们又擅长写作，不知有多少历史书和文艺作品表现过这个题材。古代波斯人是看不起写作的，认为那是少数女人的娱乐，男人的正经事是习武和打猎。结果，希腊人的得意文章就成了历史定论。其实，波斯人还是很厉害的，居鲁士已经建立了罗马之前最庞大的帝国，而大流士（da ius）则更加雄才大略，向北挺进到伏尔加河流域，向东攻占印度河河谷，最终长途跋涉远征希腊，才一败涂地。 波斯政府的行政管理结构很好，后来罗马曾多方沿袭，但作为一个以打仗为主业的政权，具有巨大权力的军队快速腐败，有不少将领打仗出征时，还带着一大群妻妾。记得有一场关键的战斗，希腊只损失几百人，而波斯则损失十万大军，对比太悬殊了。好在战胜者亚历山大比较理智，自己又娶了大流士三世的一个女儿为妻，据说关系融洽。 亚历山大死后，这儿政局挺乱，公元前三世纪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建立了一个王朝，首领叫阿萨息斯，中国就从这个首领的名字中取音，把这个地方叫做安息。安息王朝持续了四百多年，在公元三世纪被萨珊王朝所取代。萨珊王朝在文明建设上取得极大成就，几乎奠定了现代伊朗文化的基础，但在公元七世纪又被阿拉伯人打败，伊朗进入了伊斯兰时期。以后又遭遇过突厥、蒙古、帖木儿的进攻，尤其是十三世纪蒙古人的进攻，损失惨重。但是伊朗居然在重重灾难中成了伊斯兰文化的一个重镇，以独特而缓慢的步伐走进了近代。 说到伊朗的萨珊王朝在公元七世纪被阿拉伯人打败的事，就牵涉到我们中国了。中国本来在汉代就与安息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当时的“丝绸之路”，安息是中转站。到萨珊王朝与阿拉伯人打仗，已是唐代，萨珊王朝曾向唐朝求援，但路途太远，唐朝一时帮不上忙。萨珊王朝灭亡后，王子卑路斯（pi ouz）继续求助，唐朝先任命他为“波斯都督府”都督，后任命他为将军，但他复国无望，病死长安。连他的儿子，唐朝也任命过将军，但最终也在中国去世。 在当时，还有不少波斯人在中国从商、做官、拜将、为文，例如清末在洛阳发现墓碑的那个叫“阿罗喊”的波斯人在唐代就做了不小的官，据现代学者考证，他的名字可能就是ab aham，现在通译亚伯拉罕，犹太人的常用名字，多半是一个住在波斯的犹太人。至于文人，最有名的大概是唐末那个被称为“李波斯”的诗人李珣了，他是波斯商人之后，所写诗文已深得中华文化的精髓，我在《文化苦旅》中的《华语情结》一文里专门论述过。 这么一想，眼前这块土地就对我产生了多重魅力。古代亚洲真正的巨人，一时气吞山河，但当中国真正接触它、称呼它的时候，它最强盛的风头已经逝去。它的第二度辉煌曾与我们的唐代并肩，但唐代又痛惜万分地目睹这种辉煌的殒灭，一再想慰抚又无济于事。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近，交往又不浅的“大户大家”，我在这儿漫游，就像是去拜访祖父的老朋友。两家都“阔”过，后来走的道路又是如此不同。 伊朗被征服的次数太多，有些征服破坏得非常彻底，因此我估计，在这儿要像在埃及和希腊那样见到很多远古遗迹不大可能，但总会有一些的，例如昨天在哈马丹就见到两处。 那么，还是放眼看看这片土地吧。一切故事、一切交往都在这里发生，这里是全部历史的永恒背景。 就自然景观而言，我很喜欢伊朗。它最大的优点是不单调。既不是永远的荒凉大漠，也不是永远的绿草如茵，而是变化多端，丰富之极。雪山在远处银亮得圣洁，近处一片驼黄，一排排林木不作其他颜色，全都以差不多的调子熏着呵着，托着衬着，哄着护着。有时怕单调，来一排十来公里的白杨林，像油画家用细韧的笔锋画出的白痕；有时则稍稍加一点淡绿或酒红，成片成片地融入驼黄的总色谱，一点也不跳跃刺眼。一道雪山融水在林下横过，泛着银白的天光，但很快又消失于原野，不见踪影。 伊朗土地的主调，不是虚张声势的苍凉感，不是故弄玄虚的神秘感，也不是炊烟缭绕的世俗感。有点苍凉，有点神秘，也有点世俗，一切都被综合成一种有待摆布的诗意。这样的河山，出现伟大时一定气韵轩昂，蒙受灾难时一定悲情漫漫，处于平和时一定淡然漠然。它本身没有太大的主调，只等历史来浓浓地渲染。一再地被大富大贵、大祸大灾所伸拓，它的诗意也就变成了一种空灵形态。 黑袍飘飘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德黑兰，夜leh旅馆 到伊朗才几天，我们队伍里的女士、小姐都已叫苦连天了。 这儿白天的天气很热，严严地包裹着头巾确实不好受。她们有的是导演，拍摄时要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地指挥；有的节目主持人，要随时随地对着镜头又说又笑；有的是记者，听到或看到什么立即要掏出笔来唰唰记录；有的还兼总管，需要大声地召集人员、点菜付款、叫出租车——她们竟然都要把头发、耳朵、脖子全都蒙起做这一切，其间的艰难和有趣，自可想象。 她们在公共场所奔忙完了，一头冲上吉普车就把头巾解下来想松口气，立即听到有人敲窗，扭头一看，敲窗者正比画着要求女士把头巾重新戴好。一位女士心中来气，摇下窗来用英语对那人说：“我是在车内，不是公共场所！”那人也用英语回答：“你的车子有窗，所以还是公共场所！” 那就戴好吧，车子开到一家从老板、厨师、侍者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餐馆”，女士们见到大红灯笼和红木窗格，觉得这已是中国地面，总可以解下头巾了吧，没想到刚刚动手，两位侍者就快步上前，轻声喝令不可造次。这下女士们急了，大声说：“这是中国餐馆！吃中国餐没法戴头巾！”一个白胡子老头出来，摇了摇手，算是这次赦免了，看神情他是老板，这么做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几个女士顿时欢呼起来。其实，这顿饭质劣价昂，但她们一直为这个小小的胜利兴奋着，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夸张地鼓动着没有遮掩的咀嚼中的腮帮，顺便用手撸一下头发。 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机会，绝大多数时间还必须老老实实戴上。她们这些女子哪里受得了如此委屈？于是成天在我们面前喊压抑。我们虽然也曾有过几分窃喜，故意神态放松地在车窗下逛来逛去，但同情之心还是占了上风，在行车途中尽量顺着她们，觉得这是男士们可以自由潇洒的代价。我们的五辆吉普车都装着对讲机，行车途中时时可以作全队交谈。一位女士冷不丁地说，前面山上这朵乌云真好看，话音未落，所有男士齐声呼应：“真好看，好看极了！”另一位女士指着路边的小树说：“这好像是芦苇。”大家又异口同声：“芦苇，当然是芦苇！”态度之好，终于使女士们疑惑起来。 其实，我们的女士只包了一块头巾，车下满街的伊朗妇女完全是黑袍裹身，严格得多了。对这件事，外来人容易产生简单的想法，觉得这儿的妇女太可怜了，需要有一次服饰解放，理由是这样的服饰禁锢了妇女的身心自由，遮盖了妇女的形体美，阻断了现代的社交活动和国际交往。这种想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生态学的眼光来看，并不公平。我想，除了中国古代裹小脚，有些土著穿鼻、撑颈等明显带有生理伤残的习俗应该废弃外，对于一般的服饰文化没有必要树立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记得以前我曾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讨论过清初清末汉族士大夫在“毁我衣冠”的问题上所产生的严重心理挣扎，可见此事关及一种历时悠久的文化尊严，比简单的“服饰解放”深刻得多。 我们在德黑兰街上专门为黑袍的问题问过几个年轻的女学生，她们的回答是：“我们的这个服装传统已延续了一千多年，而且与我们的宗教有关。我们没有感到压抑。”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伊朗、土耳其政府曾明令要求人们把传统服装改为西式服装，但到七十年代积极呼吁恢复传统服装的，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青年。他们甚至认为，只有穿上传统服装，才能恢复自己的真面目。我想此间情景有一点像中国餐饮，一度有人提出中国餐饮太复杂、太浪费，油腻和味精也不符健康要求，提倡西化餐饮，但到后来即使是年轻人也渴望恢复祖父一代的口味。在这类事情上外人一厢情愿地想去“解放”别人，有点可笑。 至于是不是毁损了一般意义的女性美，我看也不见得。我们一行中很多人得出一个以前怎么也不会相信的初步结论：从雅典出发至今，各国女性之美首推伊朗。优雅的身材极其自然地化作了黑袍纹折的潇洒抖动，就像古希腊舞台上最有表现力的裹身麻料，又像现代时髦服饰中宽大的深色风衣；她们并不拒绝化妆，却让一切干扰的色彩全在黑袍中躲避，只让唇、眼和脸颊成为惟一的视角焦点。这种风姿，也绝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寒伧。 当然也面临问题，那就是：在要求世界对它多元宽容的时候，它也应该对世界多元宽容，包括对本国人民。对于进入本国的外国女性，不应有过多的限制。对于正当的企图追求另类生态的本国女子，只要行之有方，也不应过多地厉声呵斥。老是敲人家车窗的业余“风化警察”，应该大大减少，而袍子的色彩和裁剪方式，则应该大大增加。 由此想起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客死异乡而不准返回的巴列维国王，他的有些西化政策可能不合民情，但毕竟是在寻找民族传统和国际沟通之间的桥梁。在埃及时，我和王纪言、郭滢两位特地到开罗吕法伊（rifaay）清真寺拜谒了他的陵寝，一间绿色雪花石的厅堂里安放着他的白石棺，边上插着一面伊朗国旗，摊开着一部《可兰经》。我想，对他也应宽容，他是伊朗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厅堂里静谧无风，因此那面伊朗国旗永久地垂落。 玄奘和法显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伊斯兰堡，夜宿ma iott旅馆 塔克西拉有一处古迹的名称很怪，叫国际佛学院，很像现代的宗教教育机构，其实是指乔里央（jaulia ）的讲经堂遗址。由于历史上这个讲经堂等级很高，又有各国僧人荟萃，说国际佛学院倒是并不过分的。它在山上，须爬坡才能抵达。 一开始我并不太在意，觉得在这佛教文化的早期重心，自然会有很多讲经堂的遗址。但讲经堂的工作人员对我们一行似乎另眼相看，一个上了年纪的棕脸白褂男子，用他那种不甚清楚的大舌头英语反复地给我们说着一句话，最后终于明白，这是我们唐代的玄奘停驻过的地方！ 他见我们的表情将信将疑，就引着我们走过密密层层的僧人打坐台，来到一个较大的打坐台前，蹲下，指给我们看底座上一尊完整的雕像，说这是佛教界后人为了纪念玄奘的停驻所修，这尊雕像就是玄奘，是整个讲经堂里最完美的两尊雕像之一。 他不说这个打坐台是玄奘坐过的，只说是后人的纪念性修筑，这种说法有一种令人信赖的诚实。他还说，玄奘不仅在这里停驻过，还讲过经。这我是相信的，一切佛教旅行家跋涉千万里，名为“取经”，实则是沿途寻访和探讨，一路上少不了讲经活动。 这一来我就长时间地赖在这个讲经堂里不愿离开了。讲经堂分两层，与中国式的庙宇有很大差别，全是泥砖建造，极其古朴。爬上山坡后首先进入一个拥挤的底层，四周密密地排着一个个狭小的打坐间，中间厅堂里则分布着很多打坐台，我们只能在打坐台之间的弯曲夹道中小心穿行。看得出来，坐在中间打坐台上的僧人，在级别上应该高一点，他们已经可以把个人小间里的打坐，挪移到大庭广众中来了。中间打坐台也有大小，玄奘的纪念座属于最大的一种。这一层的壁上还有很多破残的佛像，全都属于犍陀罗系列，破残的原因可能很多，不排斥后来其他宗教兴盛时的破坏，但主要是年代久远，自然风化。这些佛像有些是泥塑，有些由本地并不坚实的石料雕成，这与希腊、埃及看到的“大石文化”相比，有一种材质上的遗憾。这是没有办法的，一种从两河流域就开始的遗憾。 第二层才是真正讲经的地方。四周依然是一间间打坐听经的小间，中间有一个宽大平整的天井，便是一般听讲者席地而坐的所在。由此可知，拥有四周小间的，都应该是高僧大德，这与底层正好相反。天井的一角有一间露顶房舍，现在标写着“浴室”，当然谁也不会在庄严的讲堂中央洗澡，那应该是讲经者和听讲者用清水涤手的地方。与讲经堂一墙之隔，是饭厅和厨房，僧人们席地而坐，就着一个个方石墩用餐，石墩还留下四个。饭厅紧靠山崖，山崖下是一道现在已经干涸的河流，隔河是几座坡势平缓的山，据说当时来听讲的各地普通僧人，就在对面山坡上搭起一个个僧寮休息。我们的玄奘，则不必到山坡上去，一直安坐在底楼的打坐台上，待到有讲经活动，也能拥有楼上的一小间，偶尔则在众人崇敬而好奇的目光中，以讲经者身份走到台前。 玄奘抵达犍陀罗大约是公元六三〇年或稍迟，他是穿越什么样的艰难才到达这里的，我们在《大唐西域记》里已经读到过。他在大戈壁沙漠上九死一生的经历且不必说，从大戈壁到达犍陀罗，至少还要徒步翻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再翻越帕米尔高原，以及目前在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这些山脉即便在今天装备精良的登山运动员看来也是难于逾越的世界级天险，居然都让这位佛教旅行家全部踩到了脚下。当他看到这么多犍陀罗佛像的时候立即明白，已经到了“北天竺”，愉悦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把一路上辛苦带来的礼物如金银、绫绢分赠给这儿的寺庙，住了一阵，然后开始向印度的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进发。这里是他长长喘了一口气的休整处，这里是他进入佛国圣地的第一站。因此，我在讲经堂的上上下下反复行走的时候，满脑满眼都是他的形象。我猜度着他当年的脚步和目光，很快就断定，他一定首先想到了法显。法显比玄奘早二百多年已经到达过这里，这位前代僧人的壮举，一直是玄奘万里西行的动力。 法显抵达犍陀罗国是公元四〇二年，这从他的《佛国记》中可推算出来。法显先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然后也是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这里的。他比玄奘更让人惊讶的地方是，玄奘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是三十岁，而法显已经六十七岁！法显出现在犍陀罗国时是六十八岁，而这里仅仅是他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佛教文化的起点。考察完后，这位古稀老人还要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再走海路到印度尼西亚北上回国，那时已经七十九岁。从八十岁开始，他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并写作旅行记《佛国记》，直至八十六岁去世。这位把彪炳史册的壮举放在六十五岁之后的老人，实在是对人类的年龄障碍作了一次最彻底的挑战，也说明一种信仰会产生多大的生命能量。 站在塔克西拉的犍陀罗遗址中，我真为中国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骄傲。更让我敬佩的是，他们虽然是佛教徒，但他们也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史记传统使他们养成了文字记述的优良习惯，为历史留下了《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结果，连外国历史学家也承认，没有中国人的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简直难于梳理。甚至连印度的普通历史，也要借助这些旅行记来填补和修订。 记得我和孟广美坐在塞卡普遗址的讲台前聊天时，她曾奇怪，为什么这些融汇多种文明的浮雕中没有中华文明的信息？我说，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太高，海路又太远，中华文明在公元前与这一带的关系确实还没有认真建立，但你可知道这些遗址是靠什么发现的？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法显的《佛国记》。中国人的来到虽然晚了一点，但用准确的文字记载填补了这里的历史、指点了这里的蕴藏、复活了这里的遗迹，这说明，中国人终究没有缺席。 远行的人们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伊斯兰堡，夜宿ma iott旅馆 在塔克西拉（tax）犍陀罗的故地寻找到法显和玄奘的足迹，我之所以如此激动，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这是我们的考察旅行第一次在文化意义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经说过，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商人谋利，军人从命，他们的远行虽然也会带来文化成果，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企图却属于远行的僧人和诗人。 这四种人走路的远近也不一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因为中国历代皇帝虽然也自命不凡，却很少像希腊、埃及、巴比伦、波斯的君主那样长距离地去侵略别人。成吉思汗西进的路线很长，但他的王朝那时还没有统治中国。与一些文明古国相比，中国确实是最“安分守己”的国度，我认为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硕果仅存、长久延续的原因之一，以后有机会再慢慢细说。 那么僧人与诗人呢？诗人，首先是那些边塞诗人，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体能。好诗人都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和危难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样，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的使命就是穿越生命绝境，去获取精神上的经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 于是，能走远路的其实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确文化意图的只有僧人。 我们这一路走来，曾在埃及的红海边想象古代中国商人有可能抵达的极限，而在巴比伦和波斯古道，则已经可以判断他们明确无误的脚印，哪怕是千年之前的旧旅程。 近代会有一些，但我们这次以千年为度，关注的重点是遥远的古代。古代，尤其是千年之前，当其他古文明都此起彼伏地在用马蹄刀剑作先导向外挥洒千里万里的时候，中华文化还十分内向。终于有两个僧人走出，确确实实抱着文化交流的目的，要用中国文字来吸纳域外的智慧。我们在犍陀罗故地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怎能不激动？ 我们与他们逆向遭遇，但接下来，却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随他们去考察印度，即他们所说的佛教圣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掐指估算，法显和玄奘经历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实际上是踏入了异国他乡的历史，那么，踏入了人家的哪一段历史呢？ 法显是五世纪初年到达的，离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已有九百年，离阿育王护法也有六百多年，已经进入大乘佛教时期的中期。大乘佛教经三百多年前的马鸣和一百多年前的龙树的整理阐扬，在理论上已蔚为大观，在社会上则盛极一时。法显在我现在站立的地方向西不远处，当时叫弗楼沙的所在（今天的白沙瓦）曾见到过壮丽的“迦腻色迦大塔”，叹为观止，而当时这样的大塔比比皆是。这也就是说，他来对了时候。 玄奘比法显晚到了二百多年，已是大乘佛教时期的后期。但他比法显幸运的是遇到了古代印度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君主戒日王。戒日王正在以极高的政治威望和文化才能重振已处衰势的大乘佛教，对玄奘也优礼有加。那么，玄奘来的也正是时候。在戒日王之后，佛教衰微，以后就进入了密教时代。 这也就是说，他们进入的是印度河一恒河流域宗教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片断，但一旦进入，他们的目光就不会仅仅停留在这些片断中了。他们取回了最主要的一些经典，但他们的脚步所至，带来大量经文之外的感悟。他们在历史的辉煌期到达，敏捷的求索目光不能不关注辉煌的来源和去处。因此他们实际取到的东西，要比带回来的典籍多得多。 他们在研究佛教的时候不能不追溯佛教产生前的背景文化，例如吠陀文献，以及其中的《奥义书》，还有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等等。这一来，就由宗教碰撞到了一种古文明源头，既独立又深厚，品咂不尽。我本人曾钻研过一阵徐梵澄先生译的《五十奥义书》，又为了探索古代东方艺术史而苦读过婆罗多牟尼的《舞论》，已经深感这种文明的宏大和艰涩。因此，面对一个古老文明，就像面对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海，光从书本里读读对大海的描绘是远远不够的，至少也应站到岸边闻一闻海腥味。法显、玄奘明白这一点，所以甘于历尽艰苦而来，成了东亚文明与中亚文明之间深层沟通的首批使者。一切深层沟通都不能仅靠文字资料，而必须以脚步、目光，乃至整个血肉之躯作为船筏。 人生太短促，要充分理解一种文明已经时间不够，更何况是两种甚至多种文明。于是大家都变得匆忙，而匆忙中又最容易受欺，信了一些几经误传的信息作为判断的基点，既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文明。因此，应该抓紧时间多走一些路，用步履的辛劳走出受欺的陷阱。法显、玄奘在前，是一种永远的烛照。 我们，别看车轮滚滚，其实也就是在追摹他们罢了。 国门奇观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拉合尔，夜宿ava ho e旅馆 拉合尔向东不远就是印度。现在巴基斯坦和印度正在进行着最严重的军事对峙，两国一次次进行着针对对方的核试验，让全世界都捏一把汗，那么，它们的边界会是什么样的呢？ 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谁料面对的是真正的天下奇观。 我们在靠近边界的时候就渐渐觉得有点不对，刚刚还是尘土飞扬、摊贩凌乱，怎么突然整洁到这个程度？完全像进入了一个讲究的国家公园，繁花佳树、喷泉草坪，而通向边境的那条路也越来越平整光鲜。终于到了边境，岗哨林立，大门重重，我们被阻拦，只能站在草坪上看。看什么呢？说过一个小时，有一个降旗仪式。我们一看时间是下午三时一刻，那就等吧，拍摄一点边境线上降旗的镜头，可能稍稍有点意思。 这时才发现，边境有三道门。靠这边一个红门，属于巴基斯坦；靠那边一个白门，属于印度；在红门和白门中间有一个黄门，造得很讲究，左右门柱上各插一面国旗，左边是巴基斯坦国旗，右边是印度国旗，一样高低，一样大小，是两国共用之门。门是镂空的，一眼看过去，印度一边也是繁花佳树、喷泉草坪，一样漂亮。想来是由于国家形象所系，只要对方做了什么，另一方一定追赶，直到打个平手才安定。 两方军人，都是一米九以上的高个子年轻人。巴方黑袍黑裤，上身套一件羊毛黑套衫，系一副红腰带，一条红头巾，红黑相间，甚是醒目；印方黄军装、白长袜，头顶有高耸的鸡冠帽，比巴方更鲜亮一点。正当我们打量两方军人的时候，发现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批学生和市民，他们好像也是来观看降旗仪式的。令人惊讶的是，印方那边也聚集了，人数与构成也基本相同。 四时一刻，一声响亮而悠长的口令声响起，似有回声，仔细一听，原来是印方也在喊口令，一样的响亮，一样的调门。他们是敌国，当然不会商量过这些细节，只是每天比来比去，谁也不想输于谁，结果比出来一个分毫不差。 口令声响起的地方离这里还有一点距离，那里降旗的礼仪部队在集合，集合完之后便正步向这里走来。由于印巴双方要同时走到那个共用之门，因此正步走的距离也必须一样。更重要的是姿势，步步都关及国威，不能有丝毫马虎，两边士兵都走得一样夸张，一样有力，一样虎虎有生气。 每一步都传来欢呼，到这时才知道，那些学生和市民不是自己来参观，而是组织来欢呼的。印度那边也是一样，军人比赛带出了民众比赛。我们站得比较前面，身边全是拥挤的市民。 仪仗队已经正步走到我们跟前，突然停下，为首的那个士兵用大幅度的动作向一个中年军官敬礼，我估计是表明准备已经就绪，等待指示；中年军官表情矜持，猛然转身，跑几步，到一个年轻的娃娃脸军官面前，向他敬礼、请示，原来这个娃娃脸军官级别更高。突然想起，这个娃娃脸军官在仪式开始前就有过暗示自己身份的表现，他来到后，走到我们一排人中站得最外面的高个儿驾驶员李兆波前，伸手紧握，并且讲了长长一篇话，他以为李兆波站在头上一定是我们一行的首领。 兆波也满脸笑容，与他长时间地握手、寒暄，远远一看真是相见恨晚、叙谈甚欢。但我已经听见，娃娃脸军官说的是我们谁也不懂的本地乌都语，而兆波则用外交家的风度在说山东话：“俺听不明白，俺哪里知道你在嘀咕些什么？” 他走后兆波还问我：“他在说什么？”我立即翻译：“他说，不知道您老人家光临敝国，有空到寒舍坐坐，礼物不必带得太多。”当时大家都笑了一通，哪知他年纪轻轻官职不小，统领着国门警卫。 我们正对他另眼相看，没想到怪事冲我来了。娃娃脸军官接受中年军官的敬礼和请示后，转来转去玩了一些复杂动作，然后向我迈进几步，居然毕恭毕敬地向我敬礼、请示了！我一阵慌张，不知怎么办，左右扭头，才发现在我身后，有一个穿蓝色旧西装的矮个子年轻人，挤在众人中间，向娃娃脸军官点了点头，唉，这才是这儿真正的首脑。他发现我们都在注意他，腼腆地一笑，又埋没在人群中了。 娃娃脸军官获得批准降旗的指令后，仪式进入高潮。抬头看去，印度方面也同样上劲了。 这边仪仗队中走出一个士兵，用中国戏曲走圆场的方式在这国境大道上转圈，速度之快可以用“草上飞”三字来形容，转完，回队，就有一个士兵用极其夸张的脚步向边境大门走去。夸张到什么程度？他曲腿迈步时膝盖抵达胸口，迈几步又甩腿，一甩把脚踢过了头顶。更惊人的是每步落地时的重量，简直是咬牙切齿地要把皮鞋当场踩碎，把自己的关节当场跺断。用这样的步伐向印度走去，像是非把印度踏平了不可；对方也出一个士兵，脚步之重也像要把巴基斯坦踏平踩扁。 两人终于越走越近，目光中怒火万丈，各不相让，这倒让我们紧张了一会儿，因为从架势看两人都要把对方囫囵吃了。但是，就在他们肢体相接的一刹那，两人手脚的间距不到半寸，突然转向，各自朝自己的国旗走去，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一个在国旗下刚站定，仪仗队中走出第二个士兵，完全重复第一个的动作，要把皮鞋踩碎，要把关节跺断，要把敌国踏平，要把对方吃了，然后又在半寸之地突然转身……这时我们就不紧张了，摄影师袁白扛着摄像机忍俊不禁，而我则改不了看旧戏的习惯，每当他们憋一次劲就脱口叫一声好。两边的气氛是那么庄严，只有我们这批中国人一直强掩着嘴，怕笑出声来。 好，现在一边五个站满了，彼此又挺胸收腹地狠狠跺了一阵脚，然后各有一名士兵拿出一支小号吹了起来。令人费解的是居然是同一个曲子，连忙拉人来问，说是降旗曲。两面国旗跟着曲子顺斜线下降，斜线的底部交汇在一起。两边的仪仗队取回自己的国旗，捧持着正步走回营房。 哐啷一声，国门关了。 看完这个仪式回旅馆，路上有朋友问我有何感想，我说：对抗之中完全趋同，就像亲密之中暗暗敌对，很值得玩味。 甘地遗言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新德里，夜宿su ya旅馆 离开新德里前，我想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去拜谒圣雄甘地的墓。 顺道经过庄严的印度门，停下，抬头仰望。因为我知道，这个建筑与甘地墓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 印度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九万印度士兵，仅仅这个说法还不足以引起我对印度门的长时间仰望，因为在世界各地，这样的战死纪念碑太多了。牵动我感情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记载：这九万士兵牺牲前都以为，这样死命地为英国打仗，战争结束后英国一定会让我们印度独立，而战场上的英国军官也信誓旦旦，但等到战争结束，根本没那回事，全都白死了。这不能不深深刺痛了印度人民的心，其中一个就是甘地。在这么一种心理背景下，这九万印度士兵的亡灵就不再仅仅是在诉说某种勇敢精神，而是聚集了一种集体受骗后的愤怒呼喊，呼喊于天上地下，却没有声音。 我细看了，印度门上刻着大量战死者的名字，刻不下九万个，只刻了一万多，作为代表。整个门很像巴黎的凯旋门，中间都点着长年不熄的圣火，但凯旋门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人都可以献点花，印度门却不可以，有围栏和卫兵。印度门前是一条“国家大道”，直通远处的总统府。 甘地就是在英国不讲信义之后，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他把以前英国政府授予他的勋章交还给殖民政府，发起了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不合作运动”来对抗英国。但是，人民喜欢暴力，甚至对不同意见、不同宗教的人也施行暴力，尤其是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是暴力不断，甘地便以长时间的绝食来呼吁停止暴力、争取和平。他的这种态度，势必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些****几次要杀害他，而政府也要判他的刑，他则绝不抵抗和报复。他说：“如果我们用残暴来对付邪恶，那么残暴所带来的也只能是邪恶。如果印度想通过残暴取得自由，那么我对印度的自由将不感兴趣。” 终于，人民渐渐懂得了他，殖民者也被他这种柔弱中的不屈所震惊，他成功了，印度也取得了独立。没想到不久之后他还是被宗教****所杀害。 甘地墓在德里东北部的朱木拿河畔，占地开阔，但真正的墓园却不大。门口有一位老妪在卖花，在一张树叶上平放着五六种不同的小花，算一份，很好看。我买了四份，分给几位同来的朋友，然后把鞋袜寄存在一个门卫那里，按照印度人的习惯，赤脚进入，手上捧着花。 墓体为黑色大理石，约十六平方米。四周有几堵白色矮墙，空出了人们进出的口道。矮墙外面是草地，草地延伸到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圈黄石高台，把整个墓园围住。 我们把花轻轻地放在墓体大理石上，然后绕墓一周。墓尾有一具玻璃罩的长明灯，墓首有几个不锈钢雕刻的字，是印地文，我不认识，但我已猜出来，那不是甘地的名字，而是甘地遇刺后的最后遗言：“嗨，罗摩！” 一问，果然是。记得前些天我在介绍印度的宗教恩怨时曾经写过，罗摩是印度教的大神，喊一声“嗨，罗摩”，相当于我们叫一声：“哦，天哪！” 那么，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墓碑了。说是最后遗言，其实是最后的呼叫，生命最后发出的声音最响亮又最含糊，可以无数遍地读解又无数遍地否定，镌刻在墓碑上让后人再一遍遍地去重复，真是巧思。 甘地思考过“不杀生、不报复”的宗教观念与民族独立斗争之间的关系，精彩的思考变成了胜利的行动；他也思考过现代工业文明与土俗古老文明之间的关系，忧郁的思考变成了倒逆的行动。胜负成败综合在一起，胜利占了上风，但又立即为胜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面对自己关爱过的暴徒只能喊一声：“哦，天哪！” 这样一个墓碑在今天更加意味深长。 如果今天墓园里人头济济、拥挤热闹，在无数双赤脚的下方，甘地幽默地哼一声：“哦，天哪！” 如果明天墓园里人迹全无、叶落花谢，甘地又会寂寞地叹一声：“哦，天哪！” 如果印度发达了，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喇叭如潮，一向警惕现代文明的甘地一定会喊：“哦，天哪！” 如果印度邪门了，穷兵黩武、民不聊生、神人共愤，一向爱好和平、反对暴力的甘地更会绝望地呼叫：“哦，天哪！” 甘地一直认为人口问题是印度的第一灾难，说过“我们只是在生育奴隶和病夫”的至理名言，现在，他从墓园向外张望，只需看到一小角，就足以让他惊叫一声：“哦，天哪！” 离开甘地墓后，我心中一直回荡着甘地的声音，那么，还是让它用印地语来发音吧——嗨，罗摩！ 我拒绝说它美丽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瓦拉纳西，夜宿tajga ges旅馆 昨天的日记还兴高采烈地写到车过恒河时的壮美夜色，但现在提笔时眼前的图像完全变了；昨天因参拜了鹿野苑满心喜悦，现在却怎么也喜悦不起来。原因是，我们终于去了恒河岸边，看到了举世闻名的“恒河晨浴”。 早晨五时发车，到靠近河边的路口停下，步行过去。河边已经非常拥挤，一半是乞丐，而且大量是麻风病乞丐，不知怎么任其流浪在外。赶快雇过一条船，一一跳上，立即撑开，算是浮在恒河之上了，但心绪还未舒展。好几条小船已围了上来，全是小贩，赶也赶不开，那就只能让它们寄生在我们船边，不去理会。 从船上看河岸实在吃惊，一路是肮脏破旧的各式房屋，没有一所老房子，也没有一所新房子。全是那些潦潦草草建了四五十年的劣质水泥房，各有大大小小的台阶通向水面。房子多数是廉价小客店，房客中有为来洗澡住一二天的，也有为来等死住得较长久的，等死的也要天天洗澡，因此房子和台阶上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挤满了各种人。 更多的人连小客店也住不起，特别是来等死的老人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哪有这么多钱住店？那就只能横七竖八栖宿在河岸上，身边放着一堆堆破烂的行李。他们不会离开，因为照这里的习惯，死在恒河岸边就能免费火化，把骨灰倾入恒河，如果离开了死在半道上，就会与恒河无缘。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么多蚂蚁一般等死的人露宿河边，每天有多少排泄物？因此整个河岸臭气冲天。印度还有一些人认为死了烧成骨灰排入恒河，一定会与别人的骨灰相混，到了天堂很难恢复原形，因此便把一具具全尸推入恒河，任其漂流。此地气候炎热，结果可想而知。 此刻，天未亮透，气温尚低，无数黑乎乎的人全都泡在河水里了，看得出有的人因寒冷而在颤抖。男人赤膊，只穿一条短裤，什么年龄都有，以老年为主，极胖或极瘦，很少中间状态。女人披纱，只有中老年，一头钻到水里，花白的头发与纱衣纱巾纠缠在一起，喝下两口又钻出来。没有一个人有笑容，也没见到有人在交谈，大家全都一声不吭地浸水、喝水。 有少数中年男女蹲在台阶上刷牙，没有人用牙刷，一半用手指，一半用树枝，刷完后把水咽下，再捧上几捧喝下，与其他国家的人刷牙时吐水的方向正好相反。 突然来了一个警察，拨弄了一下河岸上躺着的一个老人，他显然已经死了，昨夜或今晨死于恒河岸边。没有任何人注意这个场面，大家早已司空见惯。死者将拖到不远处，由政府的火葬场焚化。但一般人绝不进那个火葬场，只要有点钱，一定去河边的烧尸坑。这个烧尸坑紧贴着河面，已成为河床的一部分，一船船木柴停泊在水边，船侧已排着一具具用彩色花布包裹的尸体。焚烧一直没停，恶臭扑鼻，工人们浇上一勺勺加了香料的油脂，气味更加让人窒息。这一切不仅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而且居然成了恒河岸边最重要的景观！几个烧尸坑周围很大一片陋房，全被长年不断的烟火熏得油黑。火光烟雾约十米处，浮着半头死牛，腔体在外，野狗正在啃噬。再过去几步，一排男人正刷牙咽水，一口又一口。 我们太脆弱了，看到这里，全都扒在船沿上站不住，要把胃里的一切全都翻腾出来。连我们强壮的队长郭滢，也终于坐倒在船板上。 我请读者原谅，不得不动用一些让人很不舒服的描写，这与我过去唯美主义的习惯完全不同。我不想借此表现对另一个民族的鄙视，却也不想掩饰我对眼前景观的鲜明态度，因为这里的悲哀关及全人类。 人之为人，应该知道一些最基本的该做和不该做。世间很难找到一头死象，因为连象群也知道掩盖。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先秦诸子，早早地教会中国人懂得那么多“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已之不欲，勿施于人……有时好像管得严了一点，但没有禁止，何以有文明？没有围栏，何以成社会？没有遮盖，何以有羞耻？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在恒河边，我看到的是，人的肮脏、人的丑陋、人的死亡，都可以夸张地裸露，都可以毫无节制地释放给他人、释放给自然。由于人**炸，这种行为正在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聚集，庞大的人群正日以继夜向河边赶来。 说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自始至终依傍着恒河，实际上是毕其一生不留任何余地地糟践恒河。我忿恨地想，早年恒河还清，尚能照见人脸的时候，人们至少还会懂得一点羞耻吧，现在在恒河眼中，这群每天早晨破衣烂衫地一个劲儿排污、长时间拥塞在河边等死，死了后还要把生命的残渣丢在河水中飘荡、炫耀的人，到底算是什么？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向我解释一个天天被河水洗涤的民族多么干净，一个在晨雾中男女共浴的图景多么具有诗意，而一种古老的文明习惯又多么需要尊重。这正如一直有人劝我，写得轻松愉快一点吧，别再那么较劲、那么沉重。对这一切解释和劝说我全然拒绝。今后哪怕有千条理由让我来说几句“恒河晨浴”的美丽，我的回答是：眼睛不答应，良知不答应。我在那里看到的不是一个落后的风俗，而是一场人类的悲剧，因此不能不较劲，不能不沉重。 恶浊的烟尘全都融入了晨雾，恒河彼岸上方，隐隐约约的红光托出一轮旭日，没有耀眼的光亮，只是安静上升。我看着旭日暗想，对人类，它还有多少耐心？ 阳光照到岸上，突然发现，河边最靠近水面的水泥高台上，竟然坐着一个用白布紧包全身、只露脸面的女子，她毫无表情，连眼睛也不转一转，像泥塑木雕一般坐在冷峭的晨风中。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她既不像日本女子，也不像韩国女子，而分明是一个中国女子！估计是一个华侨，不知来自何方。 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吧，或作出了决绝的选择？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呼喊她或靠近她，而只是齐齐地抬头看着她，希望她能看见我们，让我们帮她一点什么。 我们心里都在呼喊：回去吧，这哪里是你来的地方！ 没有例外的衰落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加德满都，夜宿eve est旅馆 开始梳理一路感受。 历史感受和现实感受很难分开，因为文明本身就有上下的粘连性。 有一个事实似乎不必讳避：我们这次见到的人类几大文明发祥地，都已衰落，无一例外。 相比之下，希腊的情况较好。虽然它的国力目前在西方世界处于衰势，也不再是国际文化中心，但希腊文明并没有衰亡，不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阐扬，而且作为这种文明的直接后代也能理解和继承。它的衰落只表现为没有能够保持当初的繁荣势头，但又有哪种文明能一直保持繁荣几千年呢？希腊的悲剧在于，别人可以借着它远年的辉煌而复兴，而它自己却一直没有复兴起来。至于希腊当初衰落的直接原因我看是两个，一是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旷日持久的政治内耗，二是既要迎战外敌，又要不断远征，造成致命劳损，但这与希腊文明的内在品性关系不大。这样的背景使今天的希腊人在冷落中闲散自如、与世无争，要争也只是争一点历史荣誉和遗物归属而已，如奥林匹克和巴特农，却又适可而止，显现出一种年迈的健康。 埃及文明就不一样了。一开始就缺少明澈的理性，沉醉于自负的神秘。当它以庞大的雄姿切断了被外部世界充分理解的可能，其实也就切断了自己的延续使命。底比斯（今卢克索）奇迹的缔造者们只希望自己以木乃伊的方式长存于世或再度复活，没有对后嗣的延续作切实的安排。这些霸占了文明主宰权的法老又喜欢征战，早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就已称霸西亚，这对自己神秘的文明结构有损无益。待到地中海贸易重心由南移北，它就风光不再；但不远不近的地理位置又使它成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直至阿拉伯人轮番讨伐的对象。昔日的辉煌使每一个占领者都力图割断它的历史，结果几度下来，古文字无人能识，古文献无人能懂，本体文明几近湮灭，只剩下卢克索的尼罗河西岸一些据称纯种的“法老人”后代在不断叮叮当当地修复着祖先陵墓，供外人参观。 在四千多年前就已充分成熟的两河文明以商业为主干，并从商业文明伸发出了以《汉谟拉比法典》为标志的法律文明。但这种文明整体倾向实用，缺少深厚的人文基座，精神单薄、道德失控、享乐至上，文明更多地表现为财产的分配和争夺，因此直接诱发大量战争。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对商业文明的毁灭是不留余地的，彼此的报复更是比赛残酷。在很长时间内，巴比伦、亚述等地已无所谓文化良知，触目皆是非人性的行径，这真是对汉谟拉比的莫大嘲讽。两河文明也把由商业推动的数学、天文学成果曲曲折折地留给了世界，但在本地，正如不少历史学家评价亚述的穷兵黩武时指出的，战争首先摧毁一切高层文化，然后又剥夺一个民族中最勇敢、健康的生命，结果总是留下一大堆失去文化的萎弱躯体，去承受种种荒唐。为此，我们站在修复得崭新的巴比伦遗址前，感到一种难言的荒凉。 希伯来文明崇高而充满忧伤、坚韧而缺少空间，从一开始就处于动荡不安的流浪之中，因此把宗教当作了自己的疆土。但是这种缺少实际疆土的文明终究难于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大格局，可以渗透广远却又处处受掣，永远处于自卫图存的紧张之中。然而也正因为缺少实际疆土，它也不容易像其他文明一样土崩瓦解，而总是进退盈缩、悠悠不绝、前景难测。这也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总让人一言难尽，简直成了我们这次旅程中一个小小的思维陷阱。 波斯文明是另一种类型，几乎是依靠着两个伟大君主的个人魅力才巍然立世的，如果没有居鲁士和大流士，它可能很难跻身几大古文明之中。我在波塞波里斯的废墟中停留最久，遥想着这两位古代亚洲巨人是如何把他们知道的世界逐一纳入朝贡者名单的，但也不能不在夕阳残柱间感慨：这毕竟只是天才们的私人霸业，很难继承和延续。他们身后，已是一派充满脂粉气的无能，更不待说今天那里早已是外来文明的天下，很少有人记得古代波斯的赫赫雄风。 至于印度河一恒河文明的衰落，我看在内部原因上，至少有一半与宗教迷误有关。轻视生命、厌弃人世、不负责任，最后甚至连腐朽、恶浊和奴役都能容忍，这就大大降低了文明自身的力度，以至良莠不分，当智慧程度最高的佛教也终于被剥蚀之后，它就自然地沦为被奴役者。外来势力的残暴使底层贫困的苟且生态愈加蔓延，即使时时爆发民族自尊，却也已丧失文明的尊严。 两千年前的几大文明，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衰落得合乎逻辑，却毕竟让人惊心。我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梳理这些感受，很想说得婉转一点，却终于未能如愿。 远征和失序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尼泊尔博克拉，夜宿fishtaillodge旅馆 从加德满都向西北方向走二百公里山路，便到了美不胜收的博克拉（pokha a）。据说很多西方老者愿意在这个山高路险的小地方了此残生，韩素音女士写过的那座还年轻的山，也在这里。 喜马拉雅山为它挡住了北方的寒流，让天下的花树尽在南坡的阳光下灿烂。但依傍着雪山它又不可能炎热，刚刚融化的雪水使这里的水道成为南方一切大河的上游。 我们乘坐一种拉缆浮筏渡过了清澈宽阔的雪水河，住进了山脚下的一家叫做鱼尾山屋（fishtaillodge）的旅馆。伙伴们被这儿的美景所吸引，各自走散了，我则在山屋附近漫步，继续梳理我一路的感受。 此处已经有点冷，现在我在火炉边拿起了笔。 昨天勾画了几大文明衰落的各自原因，但是，总应该还有一些共同规律吧？找出了这些共同规律，实际上也就找到了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原因，只不过两者正好相反罢了。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文明发祥地，在地理位置上几乎都被荒昧之地觊觎和包围。文明的重大发端都是奇迹，而奇迹总是孤独。它突然地高于周边生态，这是它的强大，也是它的脆弱。文明以自己的繁荣使野蛮势力眼红，又以自己的高雅使野蛮势力自卑，因此野蛮迟早会向文明动手，而一旦动手，文明很容易破碎。因此我们看到了，任何文明都要为自己筑造那么多城堡。 当文明的力量汲取了太多的血泪教训，也会主动出击，开始是想以野蛮的手段阻挡野蛮，久而久之，远距离征战渐渐成了某些文明的癖好。它们一时变得强健而雄壮，但历史最终记下了一个结论：任何军事远征，都是一种文化自杀。因为各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体量定位，没有边界的文化就像没有皮肤的肌体，岂能生存？这一点，不仅埃及、波斯有过教训，连“泛希腊化”的远征也没有对希腊文化带来好处。 征战一旦胜利一定伴随着文化奴役，这对被奴役的文化是一种毁灭性的摧残，这我们在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伊朗、印度都看到了。但是另一方面，胜利者的文化也未必胜利，因为它突然成了奴役别人的武器和工具，必须加注大量非文明的内容，到头来只能是两败俱伤。 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再一次感到欣喜，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君王都不喜欢远征别国。当然这与他们自以为天下中心的观念有关，但这种观念本来也有可能成为进攻别人的理由的。中华文明从根子上主张和平自守，我们从小就会背诵的杜甫的那几句诗很能概括这种代代相传的观念：“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由此，我也找到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没有败亡的重要原因。 我曾在几万里奔驰间反复思忖：你看在中国商代，埃及已经远征了西亚；在孔子时代，波斯远征了巴比伦，又远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时代，希腊的亚历山大还在远征埃及和巴比伦；而且无论是波斯还是希腊，都已抵达印度…… 总之，在我们这次寻访的非洲、欧洲、亚洲之间的辽阔土地上，几大文明古国早已打得昏天黑地，来回穿梭，没有遗落。说有遗落，只有我们中国。中国也打，大多只是内部争权，或扫扫周边的匈奴之类，与人家一比简直是彻底的本分。我们民族的第一图像是长城，那也只是自己的护墙而已。这次我坐的吉普车上有一盘录音带，反复放了三个月，总是奇奇怪怪的那一句，不知是谁在唱：“孟姜女，哭长城，千古绝唱谁忍听？” 我每次看了那些远征军的城堡、战壕后回到车上听到这一句就笑，心想，等这次旅行到达终点，我要向长城敬个礼，因为我终于明白它的基本含义是安分守己的和平。如此庞大的文明一直采取这个态势，实在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幸事。 除战争之外，衰落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失序。 战争对文明的破坏，首先从破坏秩序开始。这种破坏也包括侵略者在动员和组织战争时对本国文明进行军事化的搓捏。即使没有战争，文明自身也无法抵拒失序趋向。多数文化行为在自我伸发时无法协调自己与别种文化行为的关系，结果造成大量高智能的纷争，有时还需要低智能的势力来进行粗鲁调解，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更普遍的问题是文明与权力的分离，使两方面都建立不起自身的秩序系统，迟早在抵牾中失序。文明越高抵牾越强，失序的后果也越是严重。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多数古文明的发祥地在社会秩序上反而远远比不上其他地区。 平心而论，对这一点我过去感受不深，只觉得秩序是一种天然存在，差别在于要老秩序还是新秩序。我们这一代一直在与形形色色的老秩序奋战，积累了大量这方面的话语。这个体制长、那个体制短的讨论其实始终停留在相近似的语法系统里，否则何以讨论得起来？但这次考察对我们这批人印象最深的，是比较彻底的社会无序现象。 一千公里、一千公里地看过去，总是有那么多无所事事的穷人站在堆积如山的垃圾上。让这些穷人弯下腰来把垃圾清除掉，然后给一点酬劳，酬劳来自合理的税收，这就是社会管理，说起来容易，但能够做到的地方却很少。既不是在贫民窟，也不是在难民营，更不是地震之后，或洪水刚过，而是好些国家的基本民生状态历来如此，这就不能不让人震惊了。 一代代下来，很多穷人已失去劳动习惯，肥沃的田野没什么人在耕作。极少数人暴富，住在城里，其中几个在玩政治。以前在电视里见过的一些风度翩翩的政治人物，都被对手指控为大贪污犯，但对手也相差无几。更可怖的是，怎么选举、怎么投票，总也逃不出这几个圈子，这几个家族。赤地千里，饿汉遍野，与他们无关。于是，不仅道路破败、卫生恶劣、人**炸完全没有人管，而且还有那么大的区域不在政府军警的控制之内，有些地段政府只能控制一些主要公路，路边的广阔土地完全是不知所云的世界。 我一再站在这样的土地上傻想，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呢？面对眼前的一切，我甚至对以前觉得不应该采取的强烈手段，也可以理解了。想一想，怎么才能使这密密层层蓬头垢脸、目光呆滞的人群成为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然后让他们送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教育呢？这是文明的起点，居然直至二十世纪末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地方没有进入，很多地方还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无序对文明的葬送，比其他任何力量都严重，甚至超过战争。这里边有一些令人伤心的逻辑，即有些无序是文明本身带来的。例如文明会吸引野蛮，文明会助长霸业，文明会滋生无聊，文明会提供纷争的借口、冲突的依据、攻陷的逻辑，文明会养育敏锐的刀笔、阴郁的计谋、激愤的口舌等等，但到头来损害最大的还是文明。因此，对一种悠久漫长的文明来说，为了避免无序的损害，惟一的办法是组建一个既有文明职能、又有管理权力的体制。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取仕而组建文官体制的办法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有效地维持了中华文明的秩序。这种秩序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我在《十万进士》一文中曾作过系统分析，而这次到其他几个文明发祥地一看，更明白那实在是我们祖先的一个天才创举。那些文官，很少接到上级政府部门的有效管理指令，却熟悉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主动自觉地行使权力，而这种权力又有明确的文化指向。正是这样一个严密的网络，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虽也曾病衰，却未曾崩溃。 迷昧与保守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尼泊尔博克拉，夜宿fishtaillodge旅馆 博克拉的风景之美使我很难静心写作，老是东看西看，直到夜间才安定。昨夜我干脆灭了灯，点燃桌上的蜡烛写作，想到这是在雪山下的一间山屋里，觉得真是奢移。 今天清晨，我又独自早起，过河去看被旭日染红的雪山顶端。拉筏工人双手拉起在河水里浸了一夜的冰冷绳索，对我说：“你真幸运，雪山被云罩了五天，今天才露脸。” 雪峰下万籁俱寂，我还在延续昨天的思考，寻找着几大古代文明衰落的原因。 我想，人类的古文明除了被远征的马队拖垮、被野蛮的战火焚毁、被无序的乱脚踩踏、被纷争的怒气掩埋外，还有不少导致衰落的自身原因，例如迷昧与保守。 文明需要钻研，因此又极容易钻牛角尖；文明需要自重，因此又极容易排他；文明需要传播，因此又极容易夸张——这一切都会导致迷昧，而种种小迷昧如果膨胀成大迷昧，则又成了自我毁损的灾难。这种情况最集中地体现在某些宗教狂热上，我们这次在一路上感受极深。 大凡高层文明总以理性为基石，包括宗教在内。例如我们最近逐一拜访的释迦牟尼山洞苦修、树下悟道、开坛讲学的一系列遗迹中，就看不到迷信和偏激的痕迹。其他宗教在创始期大多也清朗可鉴，但时间一长，信徒一多，就会在内外争逐中发生蜕变，尤其在编制神话、排斥异端、约束行为、解释教义等方面很可能走向极端，甚至会发动宗教战争，酿成人间惨剧，有时在同一个宗教内部也血流成河。回想人类历史上有多少尸横遍野的场面与宗教战争和宗教征服有关？这实在是与宗教创立者的慈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了。 在这次考察中我一再看到，使古代文明遭受最大损害的，莫过于宗教战争，这是因为，宗教战争是一种精神扫荡，专选别人的文明动刀。为此，连印度靠宗教征服而掌权的莫卧儿王朝统治者阿克拔大帝都天真地企望各派宗教联合互融成一个新的宗教。他当然没有做到，但遗憾的是，我们走了这一路，目睹宗教纷争仍是当今世界的一大麻烦，而到下个世纪也很难乐观。我们走的是古代文明发祥之路，但活生生的宗教纷争也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实在令人长叹。 有些宗教还滋生出另一种恶果，那就是无视正常的生命价值、生活质量和社会进步，使大量的人群只考虑生前和死后的事，把现实人生过得一塌糊涂，不忍卒睹。在北非和西亚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在南亚，那些庞大的极度贫困群体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像我们曾经见过的贫困，而是表现出一种漠然于教化和劝谕的故意，这显然已经不全是经济、政治原因，而与长期的宗教误导有关了。作为一种巨大的滞后力量，这已经一再地造成自己民族的文明衰弱，而且还会继续抑制和毁损其他文明。我这么说，一点也不影响自己对人类历史上那些崇高的宗教精神的尊敬。这些宗教精神曾开掘和维持了人类的高贵内质，协调了人与宇宙的和谐关系，并创造了灿烂的艺术天地，永远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中华文明缺少崇高的宗教精神，这是事实，却也因此避免了宗教迷昧的全方位侵害。中国文化自古至今都“重实际而黜玄想”，从内容到形态都诚实入世、经世致用，不怎么追求彼岸世界的缥缈图像，因而也摆脱了离开此岸世界后淹没在水中的危险。中国以虚怀若谷的态度接受了佛教，但在古代一般仕人中，往往是立足儒学，兼信佛道，而且对佛教也作了靠近亲情伦理的改造，那也就紧贴着现实生活又时时受到现实生活的检验了，不大可能再陷入整体性迷昧。 文明衰落的另一个自身原因，是保守。 文明越伟大，就越有理由保守，但保守是违背文明本性的。文明的本性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建立一种维护创造的秩序。保守留下了秩序，丢掉了创造。这种情况往往无可避免，因为多数古代文明的发达都与专制君主的支持有关，不管是对内的政治需要还是对外的征战需要和自卫需要，都会导致文化的保守形态。两河的巴比伦文明和埃及的法老文明延续很长时间却不大有变化，便是例证。 一种在辉煌时期都缺少变化的文明，怎么能在以后正常发展呢？当主体文明不再具有创造力，那么，只要特殊的保护因素一旦失去，就必然会让位于低层文明、原始文明，就像印度在戒日王之后便出现了佛教渐渐让位于印度教的势头。相反的例子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虽然不以希腊为中心，却雄辩证明了像希腊文明这样的古代文明一旦赋予新的创造活力将会产生何等壮美的结果，可惜这样的复兴没有在其他几个文明中出现。 这中间，许多文明的捍卫者往往成为这种文明的葬送者。埃及的那些祭司，印度的那些僧侣，甚至包括现代的一些原教旨主义者，都是这样的角色。一种既往文明不管曾经多伟大，进入不同的时间过程和接受群体之后必须寻找自己新的生命支点。在这一点上，几大文明似乎都缺少弹性。两河文明只针对当时实用，弹性很小自可想象；埃及文明如果不说沦丧也只能说是处于一种封存状态；印度文明则在早已失去创造力的情况下被隔代耗用，连封存原样的可能也没有了。 中华文明的基本面也是相当保守的，这使它一再地产生危机，但是，它又隐藏着一种内在弹性，使保守不至于抵达脆折的程度。这种内在弹性就是“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平衡原则，这种精神和原则，既避免了排他又避免了极端，使中华文明一再从危机中脱身而出。在中国文化领域，从古到今都产生了大量态度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但事实证明，这些人总是迟早因极端态度而被人们遗弃，结果连同他们的保守主义也很难长久成气候，更不待说由他们整个儿来埋葬中华文明了。中华文明常常既使创新者头疼，也使保守者头疼，这种有趣状态中也埋藏着它历久不衰的另一个原因。 据我观察，此间还有一个有趣的逻辑。保守者总是指责创新者破坏秩序，但慢慢大家看到，在社会转型期，真正扰乱秩序的反而是保守者；无论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都有趋向秩序的本性，因此仅仅为了秩序，保守者在社会转型期也难以得势。 中国牛的眼神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从博克拉返回加德满都，夜宿eve est旅馆 今天早晨又痴痴地看了很久喜马拉雅山脉一座座被旭日映红的雪峰，然后出发去蓝毗尼（lumbi i），释迦牟尼的诞生地。 这条路漫长而又艰险，但几步一景，美不可言。一边是碧绿的峭壁，一边是浩荡的急流，层峦叠嶂全是世界屋脊的余笔，一撇一捺都气势夺人。可惜蓝毗尼太靠近印度，大家都不喜欢的景象又出现了。要进入佛祖诞生的那个园地非常困难，真该好好整治一下。好在我们已经看了尼泊尔很多地方，对这个国家有信心，相信过几年就会改变。 一百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在这里挖掘出一个阿育王柱，上面刻有“释迦牟尼佛诞生于此”的字样。阿育王离释迦牟尼的时代不远，应该可信。现在园地水池边立有一块牌子，上面用尼泊尔文和英文写着：著名的中国旅行家玄奘到达这里后，曾经记述蓝毗尼所处的位置，以及见到的阿育王柱和一些礼拜台、佛塔。 可见玄奘又一次成了圣地的证明人。 我在相传佛母沐浴过的水池里洗了手，逐一观看了一个个年代古老的石砖礼拜台，又攀上一个高坡朝拜了红砖佛柱，然后离开这个园子，到不远处新落成的中华寺参观。中华寺还在施工，我们浙江人造的，赵朴初先生题字，很有气派。边上，日本人、越南人都在建造寺院。 至此，我们对佛教圣地的追溯也就比较系统了。记得这次旅行之初，我曾紧追不放地寻溯过希腊文明的源头，到了不少地方；作为这次旅行国外部分的终点，完整地寻访了佛教起源史，一头一尾，堪称圆满。 为了拜访蓝毗尼，我们来回行车六百公里。因此在一路胜景之间，思考的时间很充裕。我还在继续想着几大文明衰落的问题，而前几天的事实证明，越想越避不开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中华文明何以硕果仅存、延绵未衰的原因。 在国内时对这个问题并不敏感，因习以为常而变得熟视无睹。在欧美旅行时更多地看到中华文明的弊病，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前辈学人因感受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交战中的一再败落而考察西方强盛的原因，很自然地对中华文明采取了痛心疾首的批判态度。现在看来，我们没有理由因历史悠久而自我原谅或自我夸耀，但与另一些古老文明比比不同的发展道路，总还是自我认识的重要方法。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前辈学人到这一带来得太少了。 这一路，我已对同伴们多次说过，越走越理解中华文明。甚至可以说，这是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补了一门中华文化的百日课程，课程的有些内容，还很触动感情。 这种情景可以借着一个图像来说明。在印度很多城市的街头，晃荡着一些“神牛”，这些牛不干任何事情，却可以随意去吃一切它们想吃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在店铺，在摊上，还是在路人的篮子里。它们走在马路中心，阻塞了大量车辆，谁也不敢驱赶，只能跟在它们后面。极度的特权造成它们极度的随意，一派神定气闲，完全不理会这个世界，连眼神也是绝对的不负责任。对我来说，只有看多了这样的牛，才反过来真正认识了从小就看惯的中国牛，才知道中国牛的眼神里饱含着多少辛劳、服从和温驯。这也就是说，我在印度的大街上，补上了从小误读的那一课。 同样的道理，我比过去更深刻地理解了祖先们的文化选择。 从我们这次考察到的这些文明古国来看，它们之间的早期交流都比较密切，甚至还能依稀找出文明往来的线索，而中华文明则由于东亚地理的半封闭结构，基本上独立发生、独自完成。发生和完成的依据，不是别种文明的影响，而是自己立足的大地所提供的经济生活形态。这种经济生活形态，按照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说法，就是“精耕细作”型。 只有精耕细作，才会在可耕地面积不太大的土地上养活众多的人口；但正因为精耕细作，必然强化家族、亲缘的聚集，重视安定和延续，厌恶动荡和迁徙。 这一点在沿途仍然可以看出来。我们从西亚、中亚、南亚一路过来，除了像以色列这样的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农田的耕作情况无法与中国农村相比，要么大片抛荒，要么粗收粗种，也很少见到有人在劳动。 中国的难能可贵，在于从勤劳耕作出发建立了一整套精神原则；先秦诸子的伟大贡献，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合力完成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文化选择。例如，务实精神、循环模式、自然节律、中庸之道、宽容胸怀、集权思维、民本意识、乐天情趣、安土倾向等等，几乎都来自农耕文明，又都伸发出了恒久的普遍意义，成为保证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本规则和约定俗成。这一切是农耕文明的必然产物吗？未必，我们一路看到，很多也是农耕文明的国度并没有这些精神成果。因此还是要深深佩服我们祖先的高明。 这中间，作为核心形态的儒家文化更值得研究。不谋求玄深体系，不标榜清高出世，不排斥别种文化，只以一种自然的教化方式普及实实在在的良好秩序和理性精神，既包含着社会政治原则，又渗透着伦理道德规范，平静而有力地起到了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维护文明的作用。这是一种似浅实深、似散实精的文化遗产，难怪在希腊时那位学者对我说，研究西方哲学到一定高度总会转向东方，而研究东方，又总是先被印度哲学吸引，最后在中国哲学中归结。借此我也应告诉两位朋友，更理解他们的文化行为了。以前虽然也佩服杜维明先生和李泽厚先生的儒学研究，又觉得他们是否过于沉迷古典，其实他们在人文取向上是对的。前年与杜维明先生等在新加坡进行中华文化跨世纪的公开对话，我当时还缺少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的参照坐标；这次出行前在香港与李泽厚先生长谈，也还没有形成现在的感受。 中华文明的弱点和弊病当然还应该继续研究、批判和揭示，但此时此刻正是千年之交，千年文明只有它还在延续，说几句好话还不应该吗？我的这个反问实有所指，我们学生辈的一些年轻人，不好好读书，只以否定和嘲笑为职业，一提祖先就愤恨，真该劝他们好好开开眼界，知道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劣等民族，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中华文明的受惠者并不容易，切莫狂妄骄慢了。 面向自然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从尼泊尔向中国边境进发 今天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在国外的最后一天。 车队从加德满都向边境小镇樟木进发。 在车上我想，尼泊尔作为我们国外行程的终点，留给我一个重要话题，一定要在结束前说一说。那就是：没有多少文化积累的尼泊尔，没有自己独立文明的尼泊尔，为什么能够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愉快？我们不是在进行文化考察吗？为什么偏偏钟爱这个文化浓度不高的地方？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国外行程结束在巴基斯坦的莫亨朱达罗，或印度的恒河岸边，将会何等沮丧！ 这个问题，实际是对人类文明的整体责问。而且，也可以说是世纪的责问。 世界各国的文明人都喜欢来尼泊尔，不是来寻访古迹，而是来沉浸自然。这里的自然，无论是喜马拉雅山还是原始森林，都比任何一种人类文明要早得多，没想到人类苦苦折腾了几千年，最喜欢的并不是自己的创造物。 外来旅行者也喜欢这里的生活气氛，淳真、忠厚、慢节奏，村落稀疏、房舍土朴、环境洁净，更不待说空气新鲜、饮水清澈了。其实说来说去，这一切也就是更贴近自然，一种未被太多污染的自然。 相比之下，一切古代文明或现代文明的重镇，人们倒反而不愿去了，大多因为工作需要，才留在那里。那里人潮汹涌、文化密集、生活方便，但是，能逃离就逃离，逃离到尼泊尔或类似的地方。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粝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现代派艺术写尽了这种倒转，人们终于承认，宁肯接受荒昧和野蛮的自然，也要逃避荒昧化、野蛮化的所谓文明世界。如果愿意给文明以新的定位，那么它已经靠向自然一边。 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抹去或改写人类文明史，但有权利总结教训。重要的教训是：人类不可以对同类太嚣张，更不可以对自然太嚣张。这种嚣张也包括文明的创造在内，如果这种创造没有与自然保持和谐。你看世界上一切文明浓度高的地方都已不适合居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已到达何等程度。文明，已经出现非人性化的危险。 文明的非人性化有多种表现。繁衍过度、消费过度、排放过度、竞争过度、占据空间过度、繁文缛节过度、知识炫示过度、雕虫小技过度、心理曲折过度、口舌是非过度、文字垃圾过度、无效构建过度……对这一切灾难的爆发式反抗，就是回归自然。 我们正在庆幸中华文明延绵千年而未曾断绝，但也应看到，正是这个优势带来了更沉重的过度积累。好事在这里变成了坏事，荣耀在这里走向了负面。因此新世纪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是卸去重负，轻松地去面对自然，哪怕这些重负有历史的荣誉、文明的光泽。即使珍珠宝贝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也应该舍得卸下，因此当人力难以承担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非人性的存在。 中国在新世纪必然获得更大的发展，对于这个前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那么，文明应该寻找新的职能了。在不发展的时候推动发展，在快速发展的时候控制和提醒一切反自然、反人性的恶果出现，这才是新文明的岗位所在。 与贫困和混乱相比，我们一定会拥有富裕和秩序，但更重要的，是美丽的安适，也就是哲人们向往的“诗意地居息”。我预计，中华文明的新魅力，将在这一点上着重展现，它与其他文明的比赛，也将在这一点上展开。 我突然设想，如果我们在世纪门槛前稍稍停步，大声询问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那么我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有杨朱说不准）不会有太大分歧。对于文明堆积过度而伤害自然生态的现象，都会反对。 孔子会说，我历来主张有节制的愉悦，与天和谐；墨子会说，我的主张比你更简单，反对任何无谓的耗费和无用的积累；荀子则说，人的自私会破坏世界的简单，因此一定要用严厉的惩罚把它扭转过来…… 微笑不语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似乎早就预见一切，最后终于开口：把文明和自然一起放在面前，我们只选自然。世人都在熙熙攘攘地比赛什么？要讲文明之道，惟一的道就是自然。 ——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在最高层面上是一种做减法的文化，是一种向往简单和自然的文化。正是这个本质，使它节省了很多靡费而保存了生命。 那么，在这个已经过于拥挤和杂乱的年代，我们该怎么办，更加不言自明。 今天我及时赶到 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尼泊尔至中国的边城樟木，夜宿樟木宾馆 从尼泊尔通向中国的一条最主要的口道，是一个峡谷。峡谷林木茂密，山崖下是深深的河流，山壁上有湍急的瀑布，都是雪山融水。开始山坡上还有不少尼泊尔农民开垦的梯田，但越往北走山势越险，后来只剩下一种鬼斧神工般的气魄，逗弄着云天间不断变幻的光色。分明在预示，前面应该有大景象。 果然，在盘山公路上转来转去终于眼前豁然，远处有天墙一般的巨大山峰把天际堵严了，因此也成了峡谷的终端。由于距离还远，烟岚缈缈地隐约成一种铅灰色。 今天阳光特别好，雪山融水加大，山壁上的瀑布泻落到公路时无法全部纳入涵洞，潺潺地在路面上流淌。我们几辆车干脆停下，取出洗刷工具，用这冰冷的水把每辆车细细地洗了一遍，直洗得锃光发亮。这就像快到家了，看到炊烟缭绕，赶快下到河滩洗把脸，用冷水平一平心跳。 确实不是一般的回国。我们是沿着西奈沙漠、戈兰高地、伊朗山脉一步步量回来的，我们是捧掬着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的水一口口喝回来的，我们是抹着千年的泪滴、揣着废墟的叹息一截截摸回来的，我们是背负着远古的疑惑和现实的惊吓一站站问回来的。 我们要把这一切带回到一个地方；但那已经不止是一个地方，这些日子来它越来越强烈地笼罩住了我们的心灵，重新定义了我们的生命；当然说到底它还是一个地方，已经很近，就在前面，三个月后重相见，我们在离别之后读懂了它。 离别之后读懂了它——这句话中包含着沉重的检讨。我们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却又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一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本来我们约好了返回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太重要。说实话，每天都想早一点回来，以便快点用全新的目光看它一眼，用全新的声调喊它一声；但山高水阻，一路艰险，我们又不想跳过几步，使这次重新见面变得过于轻易。于是心里一直在矛盾着，慢了不好，快了也不好。终于到了今天，世纪的门槛和地理的门槛同时横亘在眼前。 峡谷下的水声越来越响，可见此处水势更大了，扭头从车窗看下去，已是万丈天险。突然，如奇迹一般，峡谷上面出现了一座横跨的大桥，桥很长，两边的桥头都有建筑。似有预感，立即停车，引颈看去，对面桥头有一个白石筑成的大门，上面分明用巨大的宋体金字，镌刻着一个国家的名字。 我站住了，我的同伴全都站住了，谁也没有出声。只听峡谷下的水声响如雷鸣。 我在心底喊了一声：祖国，今天我终于及时赶到。 我们这一代人生得太晚，没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为你说话。我们这些人又过于疏懒，没有及早地去拜访你的远亲近邻，来深入理解你的艰难行迹。我们还常常过于琐碎，不了解粗线条、大轮廓上你的形象，只在枝枝节节上絮絮叨叨。但毕竟还来得及，新世纪刚刚来临，我们总算已经及时赶到。 顺便我要告诉我的读者，这次出行和回来，一定会给我带来很大的改变。人的一生，很多重要的转折不一定需要很多时间。我在《千年庭院》一文中写过，“**”初期，我因父亲被关、叔叔屈死、自己又被造反派轰逐而外出流浪，不期然地在长沙岳麓书院逗留了几个小时，竟轰然醒悟，重写人生。那么，这次已是整整三个多月，每天都有震惊，加在一起确实刻骨铭心。 尼泊尔海关正在桥的这端为我们办出境手续，我们还看到桥上站着不少人，一打听，原来凤凰卫视在这一带很普及，很多住在樟木镇的藏族居民在电视上知道了我们的行程主动前来欢迎。由几位中年女性和一位大胡子的老人带领着，似乎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哈达和青稞酒。 这里的海拔是一千九百米，过关后进樟木镇，是二千六百米。空气已经很凉，我在车上换了羽绒衣。 车队又开动了，越过峡谷，穿过人群，慢慢地驶进那座白石大门。 写作——与世界对话 作文是和世界对话、和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是灵魂的表述方式，也是灵魂的挖掘方式。 （○学生●余秋雨） ○请问您对中学生的写作有何建议？ ●我刚才在考虑一个问题：中学生的写作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不要把写作过早地看成是一个职业的开始。作文比赛只能改变少数人的选择。得了一个奖就期许一份职业——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是把这件事看小了。学校老师教我们学好作文的时候，并不是想在我们这些年轻的生命中预先培养一群作家。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作家，作家多了也未必是好事。我们面临的职业选择是成千上万的，不必拘泥于一种，也不必太早做选择。 其实在这个识字已经比较普及的时代，写作首先是练习一种与社会、与人沟通的方式，如果学会了很好的写作技能的话，实际上就学会了一种很好的与人沟通的方式，学会了一种和世界对话的方式——这是健康人生的重要开端。 我读过杨振宁先生的文章，还读过李政道先生的文章。读了以后很惊讶——他们怎么写得那么好！他们的散文如果和作家一样好作家也已经很惭愧了，因为他们还有那么显著的物理学的成绩，作家没有，可是他们的散文比我们很多作家还要好，这说明什么呢？——他们实际上比较早地就获得了一种和世界、和他人、和生命的对话与沟通的方式。无论从事何种职业，这份本领都是健康人生的重要开端，是对自己内在灵魂的挖掘方式、表述方式。一个不被挖掘、不被表述的灵魂是深刻不了、开阔不了的。不被表述的灵魂无法不断地获得重组。不断的表述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组建自己的灵魂。当你被一种很好的表述方式打动时，其实是语言背后的那个灵魂让你感到有魅力，而不是它的主语谓语有魅力。要学会表述灵魂、挖掘灵魂，然后更好地与世界沟通、对话。 更深刻的人还会进入另一层次，视作文为思考者的起点。譬如你现在写作文，努力想说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你才感到痛快，感到满意，这就表明你已经开始进入思考层面了，你要创造这个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思想火花，你要点燃它。久而久之，当你有更多的知识之后，你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思考者。为了思考，你就需要有更多的素材作为你思考的原料。于是，你就成为了一个观察者。一个思考者必然是观察者。 作文并不仅仅是一项可以预期的职业、一种语文老师点头的成绩、一份同学当中互相可以传递的喜悦——不完全是这样。综上所述，作文是和世界对话、和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是灵魂的表述方式，也是灵魂的挖掘方式；作文更可能使其中一部分人成为一个比较有意识的思考者和观察者。作文是超越具体专业选择的现代人必备的素质。 ○现在像韩寒这样的学生很多，十六七岁甚至十二三岁就开始投身写作。您如何看待这种写作低龄化的倾向？ ●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它有存在的理由，但是我们不要把社会上的特殊现象都作普遍化的考虑。比如现在文学界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有的作家创作了一些比较特殊的小说，立刻就有批评家说，如果小说都这么写怎么了得！但是小说怎么可能都这么写呢？我想，有一些人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在我们人口众多的国家里，这应该不是一件坏事。我们要容忍特殊。韩寒已经退学去写作了——不可能大家都退学去写作，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古今中外都有一些早慧的人很小就开始写作，而且有的作家活了八九十岁，但他最好的作品还是他19岁的处女作。我当然不是说韩寒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伟大的作家，更没有任何恶意说他最好的作品一定是现在写的，以后就写不出更好的了。我只是认为，我们千万不要把特殊看作一般。我不认识韩寒。如果看过他的文章的话，我也许可以和他作跨年龄的交谈，从我的角度，看看他哪些方面还需要多看点书，哪里还需要多充实。也许他的文章会引起我的惊喜。我有这样的经历，的确有同学的作品给我带来巨大的新鲜感和冲击力。 ○杨振宁先生在一次访谈时说，中国至今无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是因为国外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中国的文学创作手法过于保守，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另外机械文明发展到今天，文学要不要摆脱目前的现状，升华到纯粹的精神领域？ ●你的问题包含几个小问题。杨振宁先生说我们的文学整体上艺术方式比较保守，创作方式缺少创新，我想大概是这样。这（文学创作）和你们的作文不同，是另外一个范畴。我们整体的创作方式——不仅是思维方式——缺少创新。创新无论在文学上，在艺术上，在科学上，在任何领域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中学阶段学习作文的基本规范，要了解中文语言的传统表述方式，但是在座各位如果将来真的成为作家的话，你要明白，你必须成为一个创造者，你千万不要重复人们已经有过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由于中国文化的许许多多历史原因，中国文化的创新精神是远远不够的。我了解中国的历史，我知道中国的创造势头从唐代以后开始减弱——宋代还可以——后来就减弱得比较厉害。当然也有一些特例，但社会整体的创造力日渐衰弱。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各方面都发展得比较好，但要在文化思维领域重新激起创作的劲头，显然还远远不够，这点杨振宁先生的批评肯定是对的。他是爱国的科学家，而且有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对比，有高屋建瓴的比较，所以我比较相信他的判断。不仅是文化，我们在许多方面，包括科技都需要创新。 至于在现在这样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文学是不是要摆脱世俗生活，我看不完全。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追求精神的感性沟通，而这不能摆脱我们的世俗图像。如果完全摆脱我们生活当中的实际状态，只去作一些非常抽象的思考，那和文学的感性走向又有冲突了，因为文学毕竟不是形而上的存在，它无法离开感性。这个感性有很大一部分就和我们的世俗生活有关，和我们的脚印有关。文学家都会遇到一个困难：既要求精神层面能够满足自己，打动读者，构成社会精神上的制高点；同时又不能离开社会给予的很多感性图像。在这两者当中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协调，不断地寻找它们的中介，可能是一切从事文学的人所要做的事情。 〇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去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您觉得这些地方是如何给您创作灵感的呢？您对哪个地方的文化最感兴趣，印象最深呢？ ●我走这些路的目的不是为了写作。我在《千年一叹》的序言里就已经讲过，走那么多的路如果只是为了写几篇文章，那就太不值得了。那几乎是生命的冒险。况且我已经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必要为了再增加几篇文章而去冒这样的险。我走这些路实际上是寻求对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亲眼目睹过的图像。这些图像我们的祖先没见过，我们的同行没见过——而我见到了。我的眼光，我的思维，可能和很多中国人差不多。我的体验实际上是中国的生命体和陌生的文化现场的一种撞击。我对这样的撞击非常感兴趣。我每天在《凤凰卫视》把我感受到的撞击告诉大家。那和文章没什么关系。你如果记录下来，可能半通不通的句子都会有。当然我也写，写的目的也是把我的感受告诉大家，不是仅仅为了几篇文章。 所以我在《千年一叹》里说，我写这本书和我以前写《文化苦旅》不一样：《文化苦旅》可以反复地改来改去；这本书里的文章，我当天写完以后，就用卫星发回香港，立即就在世界各大中文报刊同时刊登出来，所以根本没有修改的时间。下午刚刚发生的事，你必须晚上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之后，第二天就要见报。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写作状态——就是说，和作文完全不一样，你根本没有资料，也不可能有时间去改动词句，《千年一叹》逐字逐句都是在轮胎上、台阶上……写出来的。这种状态很难说是一般意义上的作文。我走这些路，表述的主要方式是我的镜头语言，其次才是我的书面语言。所以，应该把这个主次给颠倒过来——不是为了作文，作文是副产品。 至于你问我哪一个地方感受最深，由于我不是为了写一般的散文，所以肯定不是风景最好的地方令我感受最深。事实上，令我大吃一惊、绝对没有想到的地方，我感受最深。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某些地方我跟学生讲了许多遍，说这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到了当地一看，不对呀！这就会给我很深的刺激。 在《千年一叹》里边，我说这个“叹”有好多是惊叹，使我大吃一惊的地方就感受特别深。而且你平时积累的知识越多，你惊讶的地方也就越多。惊讶是对你原来知识的一种反拨、修正；原来如果毫无所知，你也就不会惊讶。譬如在葡萄牙，我每天都会惊讶。欧洲最穷的国家现在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在这些国家里，我看来更落后的就是葡萄牙。我为什么感到惊讶呢？惊讶的就是他们居然占据我们的澳门那么多年！中国历代皇帝居然不知道他们那么穷！由于信息的不发达竟然完全不知道！葡萄牙占领澳门和英国占领香港不一样。英国占领香港是通过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我们败了，他们才占领，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已经不强盛了；葡萄牙占领澳门，大家知道是明朝——明朝是中国非常神气的时候——大明帝国，以后又经历了清朝初期的康熙、雍正、乾隆。康熙、乾隆多么的雄才大略，但是完全不知道占领澳门的葡萄牙是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不仅穷，而且他们遭受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地震，遭受瘟疫，人一半一半地死亡。拿破仑占领他们的时候，整个朝廷就逃到巴西去了，我们却完全不知道。所以我当时很惊讶。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我们总把对手看得过于强大。 ○在你的《文化苦旅》中有篇文章叫《废墟》。你怎么会写这篇文章的？你是否认为废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需？ ●人类要进化，就一定要对过去的历史文化产生一种超越，超越是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一定程度上的抛弃。但又不能全然抛弃，因为历史出现在我们的脚下，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地盘上，而且时间越长，人们也越愿意温习我们祖先的脚步。于是，这种不得不被我们抛弃、又不得不让我们流连忘返、深深铭记的地方就叫废墟。废墟的特殊涵义很深：它从反面证明着我们的前进，同时它又非常温和地从正面证明着我们祖先的辛劳和脚步。所以废墟的意义就很大。我非常希望多保留一点文化废墟。在中国的词汇里面，“废墟”的意思好像不太好，我们就不喜欢它。其实保留一点这样的东西看上去是占了一点地方，而且看上去比不上高楼大厦那么漂亮，却可以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是怎样走过来的，非常非常有价值。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介绍东北一次大战中失败一方的一个司令部，但这个司令部已经完全片瓦无存了。当时我就想，如果这个司令部保留下来就好了。我看到欧洲一座老得多的大战的司令部，它保存得非常好，参观的人很多，让人十分感慨。在希腊罗马，你走着走着就会在高楼大厦的旁边发现一块地方用绳子拦起来了，旁边竖着一块牌子说明这在二千年前是一个什么地方——虽然只是断砖残瓦，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很恭敬地面对。在我国这样的地方就太少了。——希望我们在座的年轻同学今后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为保留我们民族遗留的文化废墟而努力——它不是我们的耻辱，而是我们的骄傲。 ○现在提倡中学生学习古代诗文。我想请您谈谈对学生学习古诗文的看法。 ●中国古代的诗文是中华文化能够从上一代传到这一代，从这一代传到下一代的文化密码。这个文化密码的表层含义虽然读得懂，但是密码的韵律、节奏和表述方式，不是用现在的接受手段立刻就能直接地接受和延续的。它只能通过背诵等原始的学习方式，和生命融成一体以后，完成这个叠加和延续。所以我完全赞成中学生背诵一些经过精选之后的中国古代的诗文。 我到英国的莎士比亚剧场的时候，看到很多中学生坐在剧场里边，老师叫他们背莎士比亚的名剧。现在英国人的日常用语已经和莎士比亚时代不同了，我们知道那时用的是古英语。人类之所以要有文化，并不仅仅是为了现在的实用——文化还有它的精神层面。我们之所以称一些人为文化人，是因为文化人有一种文化人格，文化人格需要文化密码的传递，这个密码不完全是实用的。我们现在的同学不太写古诗了，也不用文言文写信了，但是它的这种以节奏、韵律为主干的传递方式无疑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就像我们看到兵马俑，看到故宫里那些精美的鼎、爵之类的文物，就会有文化的认同感，一种面对几千年来灿烂的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当然背诵还有一点小小的作用，就是对提高我们的语言表述能力也很有好处。但我觉得这是第二位的，第一位是对中国文化这个大概念的一种神秘的认同。 （根据《当代学生》杂志举办的“秋雨先生与中学生朋友见面会”录音整理，经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