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怀特短篇作品精选》 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 e.b.怀特著 孙仲旭译 “你有没有过什么异想天开的念头？”医生问道。 特雷克斯勒先生没听清那个词。“哪一种？” “异想天开的。”医生又说了一遍，说得从容不迫。他看着病人，想发现他的表情有无任何细微变化，任何不自在。在特雷克斯勒看来，医生不只在死死地盯着他，而且在不知不觉逼近他，就像一只蜥蜴逼近一只虫子。特雷克斯勒往后挪了一英寸，好稳住神答话。他正要说“有过”，马上又意识到如果他说有过，接下来的问题便无法回答。异想天开的念头，异想天开的念头？有没有过任何异想天开的念头？两岁以后，除了异想天开的，他还有过别的念头吗？ 特雷克斯勒感觉到时间在流逝，也感觉到他需要回答。这些精神病医生都是大忙人，忙不胜忙，不能让他们等待。下一位病人很可能已经在候诊室等着了，孤孤单单，心怀忧虑，把身子在沙发上挪来挪去，他的脑子里塞满异想天开的念头和乱七八糟的担心。可怜的杂种，特雷克斯勒想道。孤零零地待在那间奇形怪状的接待室里，瞪着文件柜，在琢磨要不要跟医生说说乘坐麦迪逊大道公共汽车的那天。 我们来看看吧，异想天开的念头。特雷克斯勒沿着可怕的岁月走廊往回走，一路躲闪着，想看看能找到什么。他感觉到医生的眼晴在盯着他，也知道时间在流逝。别这么较真了，他对自己说。如果此时需要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伸进袋子里随便拣一样就行了。一个像你这样有很多异想天开念头的人，应该轻易而举就能说出一例供记录。特雷克斯勒突然探进袋子，在他的某个念头前待了一会儿，好像蜂鸟在飞燕草丛里停一下那样。不，他说，不提这个。他又冲向另一个（关于猕猴的），停下来考虑了一下。不，他说，不提这个。 特雷克斯勒知道他得抓紧时间。问题提出来后，他已经浪费了快四秒钟，可是这种事让人毫无办法——只是又一次让人感到无奈的糟糕情形，就像他时常令自己陷入的那一种。他问自己，你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别在口袋里摸摸索索了？他又试了一次，这次他在精神病院那儿停了一下，只是栅栏是有机玻璃的——有凹槽，可以伸缩。不是这儿，他说，不是这个。 他直直地看着医生。“没有，”他平静地说，“我从来没有过什么异想天开的念头。” 医生抽了口烟斗，对着一排医学书喷出一缕烟。特雷克斯勒直直地看着烟雾。他总算看到了一个书名：《生殖泌尿系统》。一道恐惧的波浪刷的一下掠过他的身体，他第一次感到肾结淡绿细直纹短石疼，皱了一下眉头。他记得他还是个小孩子时，平生第一次走进一位医生的诊室，瞄了一眼那些书名——恐惧便陡然升起，衬衫的腋下部位湿掉了，那是本关于肺结核的书，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处于痨病晚期，马上联想到大量出血。特雷克斯勒疲惫地叹了口气。他想，四十年了，我还是能让一本医学书的书名吓倒，四十年了，我还是在生活的爱猛然弓起的小马背上待不久。怪不得我坐在这儿，在这个难挨的傍晚，在这个没劲的破地方，就我异想天开的念头向医生撒谎，想想就会觉得，他看上去很累。 这节治疗时间慢吞吞地过去。大约二十分钟后，医生站起身把烟斗磕干净。特雷克斯勒站了起来，把脑子里的灰磕干净，然后等待。医生亲切地笑着伸出手。“你一点事也没有——只是吓坏了，想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吓坏了吗？” “怎么？”特雷克斯勒问。 “看看你坐的椅子！看到它离我的桌子后退了多远吗？我问你问题时，你一直在一点点往后退，那意味着你吓坏了。” “是吗？”特雷克斯勒说，一边装作咧嘴而笑。“对，我想是吧。” 他们握了握手。特雷克斯勒转身沿着走廊脚步不稳地走出去，走进候诊室，出去时经过了下一位病人，一个脸色红润、身穿细条纹衣服的人，他坐在沙发上，紧张地转动他的帽子，直直地盯着前面的文件柜。受惊的可怜人啊，特雷克斯勒想，他很可能已经在《时报》上读到过到下星期四十二点前，美国的男性中每两个，就会有一位死于心脏病，几乎每天早上报纸上都会这么说。他也很可能想到了在麦迪逊大道公共汽车上的那天。 一周后，特雷克斯勒又坐到了病人椅上。此后一连几周，他都继续去就诊，总是在薄暮时分，当时，思维池塘上重笼罩着重重水汽，让整个东七十几街一带都为之晦暗。日复一日，他感觉根本没有好转，发现自己无法工作，发觉就诊越来越变得例行公事，尽管他肯定不会对这种例行公事有所期盼，但至少做到了逆来顺受，就像多年前，他曾屈服于某位牙医的长期盅惑，那位牙医不急不躁地专心摆弄两颗死牙。另外到现在，一次次就诊开始变得程式化，就连病人也看出来了。 每节冶疗时间都先从概述症状开始——走在街上感到眩晕，脖子根感到绷着疼，忧心忡忡，不时感到沮丧和情绪低落，压力感和紧张感，对无法工作感到恼火，对未能完成工作感到焦虑，胃胀气。在为了说给医生听，不辞辛苦地再次讲述那些神经官能症状时，特雷克斯勒会想到这是世界上最乏味的症状。然后，在耐心听了症状重述后，医生会突然发问：“你有没有发现什么能让你放松？”特雷克斯勒会回答：“有，一杯酒。”医生会心知肚明地点点头。 随着他熟悉了这种程式，特雷克斯勒发现自己越来越倾向跟那位医生有认同感，把自己换到医生的位置上——这很可能是（他想道）一种很聪明的逃避现实法。无论如何，对特雷克斯勒而言，在把自己认同于别人这一点上，这次也根本不算新鲜。只要上了的士，他马上就成了司机，从驾车者的角度看待一切（以及右手伸过来轻轻推倒旗子，把它按下，一直按到跟计价器的边缘相平），也看到了一切——车来车往，车资，一切——通过安东尼·罗科或者伊西多·弗里曼或者马修·斯科特的眼睛。在理发店，特雷克斯勒是理发师，他用手指捏着梳子，手搁在生发水瓶子上。那么，完全不言而喻的是，特雷克斯勒很快就坐到医生的椅子上，提问，等待回答。想到这里，他开始对医生很感兴趣。他喜欢他，觉得他是个好对付的病人。 那是在第五次就诊时，差不多进行了一半，医生突然对特雷克斯勒说：“你想要什么？”他特别强调了“想要”这个词。 “我不知道。”特雷克斯勒不自在地回答道，“我想谁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谁都当然知道。”医生回答道。 “你知道你想要什么吗？”特雷克斯勒见缝插针地问。 “当然，”医生说。特雷克斯勒注意到此时，医生坐的椅子稍微往后滑了一点，离他远了一点。特雷克斯勒心里轻轻一笑，但是控制住未形诸于色。他跟自己说，你让他像只兔子一样受惊了，看他蹿得多快！ “你想要什么？”特雷克斯勒乘胜追击，逼问道。 这位医生又往后滑了一英寸，远离审问者。“我想给我在西港的小房子盖座厢房，想要更多钱，想要更多空闲时间去做想做的事。” 特雷克斯勒正要问“你想做什么？”话到嘴边又忍住了，最好不要操之过急，他想，最好不要失去控球权。另外，他想，在这儿究竟是干吗——我一次花十五块钱来搞这种降神会，然后由我自己上阵，提问题，衡量答案。这么说他想要座厢房！隐藏得可真够好啊！一座厢房。 在这次剩下的就诊时间里，特雷克斯勒安心地继续扮演病人的角色，以和气而友好的音符结束。医生让他放心，他的病因出自他的担心，而他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微笑着握了手。 特雷克斯勒晕头晕脑地穿过空荡荡的候诊室，医生跟在后面送他出去。天色已晚，秘书已经关了诊所回家了。又熬过一天。“再见。”特雷克斯勒说。他迈步到了街上，转西往麦迪逊大道的方向走去，想到医生下班后独自一人待在那儿，在那个凄凉的地方——这位比他的秘书工作得还久，坏破了胆、工作过度的可怜虫，特雷克斯勒想道。还有什么新厢房！ 这天傍晚天气晴朗，远处的中央公园一片绿意，诱人前往，余晖为砖墙及褐色砂石墙涂上一层高光清漆，让街上显得亮堂堂的，令人心醉神迷。特雷克斯勒一边走一边考虑他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他耳边又传来这样的问话。特雷克斯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通常而言，所有人想要什么。某种程度上他感到高兴的是，他们想要的是无法表达和无法得到的，而不是一座厢房。他满足地记得它是深层次、无形和持久的，而且不可能实现，它让人们感觉难受。沿着第三大道闲逛时，你的目光穿过酒吧门口望到阴暗的里面，有时能从放纵的各色人等中，看出是哪些人未能忘怀此事。他们定睛凝望杯底，希望甚微地想要再稍稍瞥上一眼。特雷克斯勒发现自己心情为之一变的是，他记起了他想要的既宏大又渺小，尽管它借自宏图大业、青春之爱、老歌和早期的广告，然而它并非这任何一种，它从来不曾被分离出来或者确定下来，有谁想在医生诊室里不受打扰的环境下将其定义，他会彻底失败的。 特雷克斯勒感觉精神焕发。突然，他的病似乎不治而愈，他不再眩晕，而感觉稳稳当当的。在他和路灯之间，冒出一棵小树，生长在那里，浸透了黄昏景象，每一片镀上金边的叶子都美仑美奂。美景当前，特雷克斯勒的脊椎里自然有所触动，第一次感到如此轻微的震颤。“我想要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就要它长在那里的样子。”他说，也回答了一位想像出来的医生所提的一个想像的问题。他意识到他想要的，谁都无法给予，这让他有了种迟来的自豪感。他不再计较身体不舒服，对心中害怕不再感到难堪；在他的恐惧丛林中，他瞥见了（就像他以前经常瞥见一样）勇气之鸟艳丽的尾羽。 然后他又想到了医生，想到他独自被撇下，累了，而且胆战心惊。（那个受惊吓的可怜家伙，特雷克斯勒说。）特雷克斯勒开始哼唱《月光摇篮曲》，默尔曼(*埃塞尔·默尔曼[1908–1984]，美国音乐剧、电影演员，歌手)的健康音色之内涵马上让他的心情有了反应。他穿过麦迪逊大道，上了一辆开往下城的公共汽车，一直坐下去，到五十二街时，他有了个能够正确地称之为异想天开的念头。 爱回嘴的超验主义者 （美）e.b.怀特著 孙仲旭译 1927年5月，我购买了一本世界经典版的《瓦尔登湖》，价钱我想是九角钱，我把它塞进口袋便于阅读。从此以后，我到哪儿都带着它，在小汽车上、在公共汽车上、在船上，因为它是我所拥有的最有趣的侦探故事。但是重读一本书会有种危险，确切地说，一再蜻蜓点水般读同一本书，带来的麻烦是你开始学会一些句子。我对《瓦尔登湖》就是这样。最近发现在别人问我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时，我会以一句直接引用书上的话来作答。 比如说我午餐时候走进一间餐馆，领班侍者带着责备的样子走过来。 “就你一个人？”他问。 “大部分时间里，我觉得寂寞有益于健康，”我回答道，“有了伴儿，即使是最好的伴儿，不久也要厌倦，弄得很糟糕。我爱孤独。”说完我得意地瞪着侍者，一把从盘子上扯下餐巾。 要么我在街上走，遇到一个认识的人——这人我好久没见过面，就是永远不再见到他，我也无所谓。 “你这么久去了哪儿？”他质问道。 “如果一个人跟不上他的伙伴，”我回嘴道，“那也许是因为他听的是另一种鼓声。” 事实上，我想我根本没那样说，但是常常觉得好像我是在那样说。我越来越发现难以清晰地把我在说什么和有可能脱口说出什么区分开来。也许得看是什么时机吧。不管怎样，在如今扔向我的最平常的问题中，梭罗能回答上的数量惊人。在所有的一般场合，他是个万金油。 我走进一个房间。 “您坐下好吗？”女主人问道，一边示意某个空位。 “我宁可坐在一只南瓜上，由我一个人占有它。”我回答道，一边疲惫而无可奈何地接过天鹅绒垫子。 “您想喝点什么？”她又说。 “还是让我来喝一口纯净的黎明空气吧，”我嗡声嗡气地说，“如果人们不愿意在每日之源喝这泉水，那么，啊，我们必须把它们装在瓶子内；放在店里，卖给世上那些失去黎明预订券的人们。”说完我跌坐在垫子上，等着端上清澈的琥珀色烈酒和残留的橄榄。 “知道有什么好书吗？”吃饭时，我的伙伴问我。我慢慢扭过头，硬而粗糙的领子擦伤了我的下巴，我的眼神如夜色般深邃。我把嘴唇凑近她的耳朵。 “出版物很多，”我语重心长地低声说，“但是把这印出来的很少。我们有危险要忘记另一种语文，那是一切事物不用譬喻地直说出来的文字，它本身就是既丰富，又标准的。” 要么我在家里，也许准备好陪我太太去参加一场晚会。 “今天晚上外面怎么样？”她问，一边焦急地看了一眼壁橱角落处她那双橡胶雨鞋。 “这是一个愉快的傍晚，”我听到我的声音在说，“全身只有一个感觉，每一个毛孔都浸润着喜悦。” 第二天早上，看到我的套装又皱又乱地搁在床边的椅子上，她会问：“你有没有什么要拿去熨？” “不，亲爱的，”我回答道，“我们的衣服，一天天地跟我们同化，印上了穿衣人的性格。如果你有什么事业要做，穿上旧衣服试试看。”（我要高兴地说我太太不再介意梭罗了，只是打电话让熨衣工来。） 这种情形不可胜数，答案无穷无尽。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嘴最恼火，也最大胆，那天有几个傻乎乎、笑得格格响的女孩来到我们家，开始变得兴高采烈。 “这地方可真是漂亮！”她们尖叫着说。 “恰恰相反，”我不客气地说，“我有时梦见一座较大的容得很多人的房屋，矗立在神话里的黄金时代中，材料耐用持久，屋顶上也没有华而不实的装饰，可是它只包括一个房间，一个阔大、简朴、实用而具有原始风味的厅堂，没有天花板没有灰浆，只有光光的椽木和桁条，支撑着头顶上的较低的天，——却足以抵御雨雪了，在那里，在你进门向一个古代的俯卧的农神致敬之后，你看到衍架中柱和双柱架在接受你的致敬；一个空洞洞的房间，你必须把火炬装在一根长竿顶端方能看到屋顶……这房子，像鸟提上裤子，光巢，内部公开而且明显。” 这几个女孩马上冷静下来，来做客的其余时间里，她们安静而且听话。但是我不知道——恐怕以后我会不得不把《瓦尔登湖》放到一边，买本别的书随身携带。要么也许买个连环套玩具，一个人就算玩连环套玩得久了，也不会想起什么东西。 （注：文中之“我”说的话多来自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采用的是徐迟先生的译文，稍有改动之处。） 非凡岁月 （luke按：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推出的怀特散文集） 贾辉丰译 1961年3月13日，海边 俄两天它都区别国人跨白令海峡建一道大坝的荒唐提议，勾起了我对那片水域，还有我自己的青春狂想和愚妄的美好回忆。许多年前，我穿越海峡，进入北极，寻找一条希望渺茫的路线，通往我并不想去的地方。我还要寻找海象。而一座大坝，我想，肯定是很碍事的。 去往遥远的北方，论岁数，我过于年轻了，但每个人在他人生的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凭仗，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我生命中的这段时光延续了八年，其中有一年夏天，我是在阿拉斯加和附近度过的。那是1923年夏天。当时，我有一本日记，记下了脑子里想到的大事情。我称之为“日志”，所谓“日志”，我自认为更多文学味道和男子气。女孩子才写日记。几年前，阿拉斯加建州，我开始埋头于1923年的日志，希望能从褪色的纸页中发现点什么，对这个新建的州有所说明。所以，这番记述姗姗迟来，晚了大约三十七年。我不敢保证读者能从中拼凑出阿拉斯加的画面，但他们对写日志的年轻人，或许能留下点印象，还能窥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几乎是个众所周知的疯狂十年。 我的阿拉斯加之旅，纯属意外，在那个纷乱年代里，我其实事事如此。我住西雅图，无业，六月中旬，我在一家报社的工作突然告吹，虽然没理由去往阿拉斯加，但也没理由不去。从我失去工作，到我动身北上，前后四个星期，这段时间的记载，显示了一个抱负远大的青年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生活。那时，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文学青年，事事较真儿的诗人。天空的一点奇观，我都要礼赞，任何卑鄙或不公正，都不能逃脱我狂乱挥动的利刃，刀锋所及，倒也伤不了谁的皮肉。我自命正义化身，抽空也想想女孩子。我经常想的是一家叫钱得勒的餐馆的女招待。我订了两份纽约的日报——《世界报》和《晚邮报》。晚上，我独自一人，在连接联盟湖和华盛顿湖的运河里游泳。我很少凌晨两三点前睡觉，理论是，对年轻人来说，倘若有大事变，必定发生于深夜。白天，我在多诺霍太太寄宿公寓的单间里踱来踱去，阅读“地滚球场”（注：“地滚球场”，美国作家、编辑克里斯托弗·莫利（1890－1957）为纽约《晚邮报》等所写专栏。）和“舰桥”（注：“舰桥”，美国专栏作家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1881－1960）为纽约《世界报》等所写专栏。），琢磨我下一步该做什么，信手写点东西。 1923年6月15日的一则日记，始于：“人必须守定些东西。否则，他不过是棵四下攀附，寻找藤架的豌豆秧。”显然，我正在四下攀附，守定了“美”，这却是个摇来摆去的藤架。此时我的文风，是《圣经》、卡尔·桑德伯格（注：卡尔·桑德伯格（1878－1967），美国诗人、历史学家、小说家。）、h.l.门肯（注：m.l.门肯（1880－1956），美国报人、社会评论家。）、杰弗里·法诺尔（注：杰弗里·法诺尔（1878－1952），美国浪漫冒险小说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注：克里斯托弗·莫利，见以上“地滚球场”注。）、塞缪尔·佩皮（注：塞谬尔·佩皮（1633－1703），英国海军创始人，曾任英国海军大臣、国会议员，以所写日记著称于世。）和模仿塞缪尔·佩皮的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注：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见以上“舰桥”注。）的杂糅。我随处使用惊叹号，又在一句话的开头使用“阁下”加逗号。 6月19日，我记下了如何遭《时报》解雇，城市版编辑说，“这并不表示我们怀疑你的能力。”当然，我不相信这番说辞，现在还是不信。作为新闻记者，我实在无用，无怪乎又一处藤架塌倒，砸在我身上。我口袋里揣了遣散费支票，走出《时报》办公大楼时，沿派因大街“闲荡”。我仍然记得内心的那种解脱感——我又可以在生活的大海上漂流，这比在办公室枯坐，更让我感到自在。6月25日，我从“地滚球场”上剪下莫利的一组十四行诗，贴在日志上。第二首十四行诗劈头写道，“那就请相信诗人”。好像我还得等人告诉似的。 6月2日，日志中录下了一首诗，是我写的，又匿名寄给马克·a.马修斯牧师，他是第一长老会教堂的本堂牧师，曾有一次布道，让我很不满意。星期一的晨报上登了那篇布道文的摘要。马修斯博士申饬了那些不到教堂作礼拜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接下来的星期日，我一反常规，前往教堂，参加第一长老会的晨祷礼拜，对这位仁兄作例行考查。“他的说教盛气凌人，”我在日志中写道，“令空气为之窒息。”或许真正令我窒息的是，牧师在布道时，一句不提收到了我那封刻薄的信。 有一个星期，我为赫斯特（注：赫斯特，即美国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863－1951）。）的《邮讯报》工作，顶替一位休假的记者。7月18日（凌晨一点三十分）的一则始于，“人们很少意识到轻蔑是件多么可怕的事，直到他开始蔑视自己。”这倒不一定是出于自卑，不过是生活让我感到困惑。我不知道何去何从。7月20日，星期五（凌晨三点），没头没脑地写道，“星期一乘巴福德轮赴斯卡圭（注：阿拉斯加东南部港口。）。”没有其它解释或补充，单单记述了与住在联盟湖的一个女孩子度过一晚。（她给我吃面包和苹果冻。） 不过，我在日志中贴了一则《邮讯报》的剪报，说明了我的阿拉斯加之行的缘起。剪报的标题是： 旧金山商会 启程考察阿拉斯加 接下来的正文： 旧金山商会代表团今日搭乘巴福德轮驶离旧金山，经西雅图前往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考察阿拉斯加的资源和商贸状况，全程八千三百英里。代表团中另有其它城市的公民，包括波士顿的十位富商，此行由施瓦巴赫－弗莱文具公司副总裁b.s.哈伯德领队。 显然有一些事情吸引我注意到这则消息。首先，巴福德轮将停靠西雅图。这段时期，我常去码头盘桓，对大小船只，一律很感兴趣。其次，我这个年龄，本不该守在家门口，阿拉斯加就在正对面方向。第三，有商会参与进来，彼此都不陌生。我身为记者，常常在慈善组织和民间团体聚会时与他们共进午餐。西雅图本就是麋友会、鹰友会、鹿友会、狮子会、基瓦尼斯俱乐部、扶轮社和青年企业家联合会成员活跃的地方。我曾经无数次与商会中人一道吃茶点，礼貌地陪他们逗乐，耐心听他们大谈行业增长。我受门肯和刘易斯影响，高傲地鄙薄商业和商人。当时，我很需要出入于俗人之中，高高在上，自命不凡，虽然我暗地里忌妒他们的谋生能力。 或许关于巴福德轮的那条新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它停靠的港口，那些名字，在青年人耳中，像音乐一般动听：凯奇坎、塔库冰川、朱诺、斯卡圭、锡特卡、苏厄德、科迪亚克、科尔多瓦、灯塔礁、荷兰港、博戈斯洛夫岛、普里比洛夫群岛、卓别林角、阿纳迪尔。“从诺姆开始，他们[航海者]将穿越浮冰，进至西伯利亚的东角，然后返回诺姆。回程途中，他们将停靠圣米切尔、阿库坦和西雅图。整个行程需要四十天。” 四十天！对我来说，四十天不过是岁月漫长午后的片刻小憩，既然没的可以攀附，我不妨攀附在轮船上。与十位波士顿的资本家浪迹普里比洛夫群岛——太刺激了！需要的就是在船上谋个差事，我打定主意去争取。巴福德轮准时抵达，泊在七号码头。每天，我都溜到船上，在走廊里晃来晃去，拦住高级船员，答应随便做什么都行。三天过去，无人理会，打探一番后，得知花四十美金，我就可以作为头等舱乘客，直抵斯卡圭，那是内湾航道（注：内湾航道，位于阿拉斯加东南沿海内侧海岸线的航道。）的顶端。我随即改变策略，我不缺四十美金，决定单凭金钱的力量，向北极进发。只要在船上站住脚，就能凭借有利地形，继续求职。二管事给了我一点希望。“船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说。此言果然不虚。 如此动身前往阿拉斯加，孑然一身，没有工作保证，很可能搁浅在斯卡圭，实在有些疯狂，但我确信吉人自有天相。不断碰运气，才有运气可言，否则，只好认倒霉，这是我当时的某种人生哲学。此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处是这样那样的喧嚣景象，支持人们的疯狂举动。二十年代，“疯狂”甚至是个好字眼儿。 读者或许以为，此后几天，我得忙了料理杂务，准备出海远航，开阔眼界，那日志中接下来的数则，必有零零散散的具体记述。完全不是如此。从星期五上午我宣布将很快动身，到几天后巴福德轮起航，我的日志中没有一点有用的说明，没有准备工作的线索，没有关于衣物、钱、朋友、家人的叙述，什么也没说。有几段警句；一首煞有介事的长诗，写给联盟湖的那位姑娘（诗的开头是“那些数不清的，黯淡的，无边无际的日子”）；莫利的“地滚球场”专栏的一段剪报，论述写作（“儿童写得生动，训练有素、经过长期刻苦磨炼的写作者有时也能显示灵性。二者之间的阶段最糟糕……”）；星期日上午写的一首自由体小诗，抒发我在夏季主日的百无聊赖中，如何在公寓房里瞎折腾——在这几页让人难耐的文字中，我发现的就是这些。莫利先生说得对，二者之间的阶段最糟糕。作为日记写手，我堪称悬念大师，梗概在此，读者只能自己去寻思一切有关情节。一般说来，我下笔大而化之，不作具体交待，当时也不明白最要紧的是事实。我现在知道《时报》为什么轰我出来。一个下笔空洞无物的青年人想必让城市版编辑很头疼。 记忆帮我唤起几个细节。我记得所谓杂务，主要是把我的双门福特车处理给信贷公司。其他杂务都可以随手拎走——一台日冕牌打字机，一本《法洗衣粉放在红国抒情诗》，还有我的行头，卷巴卷巴装入了软沓沓的手提箱。我的足本《韦伯斯特大词典》肯定没带上，可能是交给朋友保存了。最幸运的是，我在手提箱里装了一件破旧的法兰绒衬衫和一条脏乎乎的劳动布裤子。没有这些，后来我会很麻烦。 巴福德轮几乎等到星期二晚十点才起航，晚点三十四小时。班轮起锚时，我站在右舷护栏前，凝望城市的璀璨灯火——好喜佳百货商店（注：好喜佳百货公司，法洗衣粉放在红国一家商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具有现代规模的百货公司。）的招牌，史密斯大厦的塔楼——汽笛突然轰鸣，宣布我的冒险终于开始，令我心旌摇荡。随后，我似乎是坐下来，自以为简明地记述了动身时的情景。我罗列了搬上船的一些物资：牛肉、火腿、干果、运往冷湾的机器、橘子、肉排，还有一台理发椅。我注意到这最后一样儿运上跳板时，立在护栏前的旅客一阵喝彩。（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找些乐子了。） 第二天，7月25日，傍晚日落时分，我们擦过一艘灰色巨轮，它就泊在渔村附近的小湾里。船上是从阿拉斯加返回的哈定总统。管乐队吹奏得正欢，总统来到舷边，挥舞夫人递过的手帕。此番邂逅引起了我们船上乘客和船员的骚动，谁能想象会在这样一个地点，在去往神秘北方的途中，见到美国总统，这让人颇为宽慰。大约一个星期后，电报传来他的死讯。 巴福德轮载一船商人，前往蛮荒北极，这场远游，既平常，也奇特。它是一家新的航运公司——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航运公司的首航，我想该公司必是缺少客源，遂说服商会组织一次商贸考察，还请他们带上夫人。巴福德轮本身，倒没什么奇特之处，不过是一艘挺不错的小汽轮。它在大战期间，曾是运兵船，后来才改运旅客和货物。它吃水很深，上层建筑负担不大，主甲板宽大，空旷。用大写字母漆的“旧金山商会”字样，在舷侧占了半个船身。这一巨大的标志让它看去像是导航的灯船——只见名号，看不见船。在许多偏远港口，惟一的贸易对象是爱斯基摩人，他们成群涌上船来，兜售象牙裁纸刀，如此一来，这个标志倒显得怪诞，有点一厢情愿的味道。 我当时懵懂，现在才知道，巴福德轮是按照分期清偿计划从政府手中购置的。船东从没打算还清这笔钱，到1925年，旧金山《纪事报》已把它称为“倒运的巴福德轮”。任何事和它沾上边儿，都不免遭殃。船东不仅从没有完成清偿，也从没有完成改装。我记得二层柜有一个统舱，显然可以追溯到运兵船年月，里面很宽敞，小便池和马桶，立正站了一溜儿，无遮无拦，蔚为壮观——一处供人方便的开放式殿堂，但除了我，很少有人光顾，我则是碰巧一度与它为邻。一个落寞但给人深刻印象的所在。我猜船东拥有这艘船后，必定瞅了一眼这里琳琅四壁的卫生设备，决定保持原状。动动手脚，恐怕得花不少钱。 我们的长官路易斯·l.莱恩船长，是一个擅长交际的英俊男子，他身形强健，大得太太们青睐，指挥如意，又很让我们放心。他以前在北极呆过，热爱北极，走到哪里都名声在外，很有人缘儿。想必他十分得意目前这种老黑色塑胶线，江湖的身份：荒天野地里，领了一群旱鸭子和公子哥儿周游，只有他熟谙当地情形，尽可显露他的特殊才能。没有哪个小湾，能挡住莱恩船长挤进他的巴福德轮。不过，没等我们的旅程结束，我已觉出船长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驶船的。内湾航道的惊涛骇浪和变幻莫测的潮汐，白令海峡弥天的冷雾，孤寂而过于明亮的北极漂动的大块浮冰，所有这些，都够人受的，但最难耐的，却是那种凄清、苍白、逐渐包裹起乘客的穷极无聊，我相信，一些人甚至不惜付个公道价钱，让船掉头开回金门。在旅程的中段，莱恩船长就像是一次进展不怎么顺利的社交聚会上的男主人。 所有的游船都有沉闷的时候，通常，乘客可以在甲板上晒太阳，在游泳池中划水，每一两天上岸一趟，太太们疯狂采购，男人可以伸伸懒腰。二十年代初，巴福德轮沿阿拉斯加漫长的海岸线航行，却没有多少这类余兴。对一些人来说，巴福德轮成了一所高级的流动监狱——食物精致，风光壮美，但是无路可逃。一百七十几位乘客整整六个星期困在船上，眼前的景致看得烂熟，不免无精打采。雾中的景观令许多人意绪消沉，很长时间，从主舱门口几乎看不到船头甲板，汽笛没日没夜响个不停。 这次拓展贸易的奇特旅行，不管是谁筹划，确实考虑了娱乐需要，尽力加以满足。音乐、跳舞、游艺和酒，样样不缺。音乐归“布朗六兄弟”照应，这是支萨克斯管小乐队，曾经与弗雷德·斯通同台演出。我有一张六兄弟的清晰照片，是在阿库坦的鲸油提炼站拍的，他们站在一头死鲸前，准备吹奏萨克斯。探险活动由h.a.斯诺负责，这位专门捕获大家伙的狩猎人，带了猎象枪、摄影机，还有他儿子西尼。船上装满了黑市供应的私酒。船东之一，j.c.奥登也搭船同行，为远航平添一重郑重其事的味道。但虽然偶有消遣，毕竟少了些日常的刺激和乐趣。即使停靠普里比洛夫，观看群栖的海豹这种热闹儿，也让许多贸易考察者兴味索然，那地方气味很冲，海豹看上去与在动物园和马戏团没什么两样。一些乘客大把掏钱，还费了不少心思，只为来普里比洛夫群岛一游，如今身临其境，宁肯呆在船上打桥牌。我倒从没有烦闷的时刻。我周旋在三个社会阶层之间，逐步的下降在我看来反而是上升：先是散步甲板，然后是主甲板，然后是下层。我很忙，但也不曾忙到没功夫记日志，我很年轻，那时候，阿拉斯加还没给飞机搬到家门口，它仍然遥不可及，充满了神秘，面对阿拉斯加的广袤和壮丽，我只顾了惊叹，满心都是欢喜。 在西雅图时，我购票搭船来见轮船管事时，他指定我与另一个人同居一间小舱。结果发现，此人和我一样古怪——也非商会成员。他是拉普兰人（注：拉普兰，北欧一地区，包括挪威、瑞典、芬兰等国的北部和前苏联的科拉半岛。），个子矮小粗壮，留长长的八字胡。他穿粗布衣服，没有白衬衫，几乎不讲英语。“我走诺米，”起初，他能讲给我的，只有这一句话。他名叫艾萨克·纳卡罗，靠屠宰训鹿为生，出门去做工。一天又一天，我们两人相安无事，话也说得不多，直到我的生活突然改变，开始了我的下降。在内湾航道，巴福德轮不断绕开陆岬，闪避岩石和暗礁，一路走来，艾萨克从不参与船上的社交活动，我则不然。我结识新人，在布朗兄弟甜美的爵士乐伴奏下跳舞，小心料理我的干净衬衣，尽可能多穿上几海里，在贸易关系问题上展示我的亲善（而非知识）。私下里，我还有另一种生活。我抓住一切机会，与服务生、轮机手和高级船员套近乎，寻求工作。我与这些人的交往显然令他们十分困惑，在海上，头等舱的乘客找活儿干实在不很正常。岂止是不正常，想必我很烦人。 凯奇坎是我们的第一个停靠港口，乘客最初的幻灭也肇始于此。船上大多数人的头脑里，填塞了罗伯特·w.瑟维斯（注：罗伯特·w.瑟维斯（1874－1958），加拿大诗人和小说家，生于英国。）和杰克·伦敦笔下的阿拉斯加的形象——深雪覆盖的原野、冰块砌成的拱形小屋、北极熊、野蛮人、妓女、酒馆、暴烈的雪橇狗、严寒，还有遍地黄金。我们绕过弯流看到的凯奇坎，粉碎了这幅精彩画面；村庄是个温暖、蚊蝇成阵的地方，鱼腥味很重。眼前没有一处小冰屋，码头上迎接我们的，是稀稀拉拉的一群圣地兄弟会会员，都戴了帽子。然而，好也罢，歹也罢，这就是我们心中的边疆了，离岸还远，声音都无从送达，乘客就开始吵吵嚷嚷地向岸上的人群我最喜欢。之发问。搭船的一位兄弟会会员急切地想知道今晚是否有什么仪式。远处的迎接者窝起手挡在耳边。“我是问今晚有没有仪式？”这位高声呐喊。声音消散在空中。我们的领队哈巴德先生也开始叫嚷。他想知道凯奇坎商会的代表是否在场。 阳光和煦，我坐在系缆桩上，心平气和地看热闹，我，门肯和刘易斯大学的毕业生，研究过北上的巴比特人——他们来到异乡，不是寻求新奇，只顾重温熟悉的景象。我仍然记得哈巴德先生当时的急切——这位身着西服套装的拓荒者，终于瞥见他的边疆，激动莫名。人们用绞船索拽船时，哈巴德先生瞧见水手长在舷栏上摆动，抓住一根缆索，滑落到码头上。哈巴德先生急着会晤商会中人，也跨过舷栏，抓住了缆索。但码头还在下方很远，船与码头之间，横亘着肮脏的水流儿。哈巴德先生两次屈腿，跃跃欲试，两次心虚胆怯。他的面目狰狞，很快聚集起一群看客，就像在围观崖礁上的自杀者。一阵阵紧张时刻，哈巴德先生从天而降，荡入阿拉斯加的可能迷住了众人，可惜他到底没敢尝试。谨慎战胜了热情，我们初次遭遇边疆，就以旧金山精神的挫败告终。 后来，我经跳板来至岸上，“在街上闲荡”（日志中，我不断地“闲荡”或“游逛”），买了一本左纳·盖尔（注：左纳·盖尔（1874－1938），美国小说家。）的《缥缈的香气》。镇子里鱼腥味扑鼻，让我觉得这书买得有点滑稽。在那些美好的岁月中，我就是怀着这种浅薄的喜悦一天天打发日子的。 当天晚上，圣地兄弟会举办仪式，商会接见宾客，船上的太太们购买了大量玉米皮编筐，巴福德轮轮机舱的某加油工设法混上岸，与一名混血女孩儿建立了贸易关系。“大，就像这个，”他事后告诉我。（我已经开始与烧火工和水手联络感情，希望得到他们的接纳。）人人如愿以偿，以自己的方式休整一番之后，巴福德轮解缆启航，继续穿越亚历山大群岛曲曲弯弯的海峡北上。当时，我是个阅历很浅，焦虑不安的年轻人，但当我检点在凯奇坎的记录，辨认那些晦涩难懂的句子，就发现并非我一个人焦虑不安，所有人都试图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安慰自己——一些人求助神秘的仪式和罩袍，一些人求助商贸理念，一些人求助昂贵的玉米皮编筐，一些人求助廉价的印地安女孩儿。周遭的环境令我癫狂——我鄙视所有人，妒忌所有人，骄傲，大胆，又怕得要死。 2月29日，星期日早晨，我们望见了塔库冰川这处预定的景点。船身横向面对它时，莱恩船长停下船，人人都跑到甲板上来。“新郎，”我在日志中记道，“慌忙穿上呢大衣，戴上黄手套。新娘也穿上她的呢大衣。每个人身上都多了点不同寻常的东西。沃尔特·布朗特这位清真寺的大老，戴上了他的圆顶无沿小帽，谁能保证他不会给收进以冰川为背景的照片里。” 救生艇垂下水面，浆手载了悉尼·斯诺荡开，为的是拍几张冰川前的巴福德轮。但莱恩船长意犹未尽，他希望归他照管的众人能目睹冰川其实是一道冰的河流，倾泻入海。塔库，一道道冰川，闷头不语，蔫蔫地等待倾泻入海的那一刻，它需要刺激。于是，召来斯诺先生助兴。他带了猎象枪走上驾驶台，对准塔库开火，救生艇上的悉尼，端了摄影机一通拍摄。然而，什么动静都没有。约摸有一小时，乘客满怀期待地伏在舷栏边，听驾驶台上胡乱放枪。随后，他们厌倦了面前死样活气的冰川，大部分人抽身离开，回到餐厅。正午前几分钟，不知是因为呼啸的枪声，还是因为时候到了，一块冰跌入海中，溅起很大的声响。离开甲板的乘客冲出来观看，当然，已经太迟了。 我凭栏远眺塔库冰川，巴福德轮的库房管事来到我身边，这是位严肃，整日若有所思的人。他凝望巨大的冰墙，一时间默默无语。“你觉得如何？”枪声间断时，我问道。他认真对待我的问题，半天没有搭腔。最后丢下一句，“我无所谓”，转身回到船尾，继续忙活自己的事。船向前行，渐次深入蛮荒，触目只见大海、天空、浓雾、坚冰，还有海鸥的白翅，库房管事谨慎的答话越来越清楚地表露了许多游客的心思，他们全都无所谓。 在朱诺，我旁观布朗兄弟小乐队的一人雨中垂钓，写下一首无韵诗，“葡萄柚和橘子，飘在朱诺码头前的绿色水面上——葡萄柚和橘子，船上垃圾的一部分。”那些日子，我满脑子都是桑德伯格的自由体诗歌。我在日志中写道，阿拉斯加的城镇，“就像山脚下的私语声”。 斯卡圭是最细碎的一声私语了，我的船票也到此为止。七月的最后一天，巴福德轮停靠于这里的码头上。我在船上谋职的努力落空了。我把打字机塞回盒子里，整理好行装，到甲板上坐下来，心中充满忧伤，甚至恐惧，只想尽可能挨到最后一刻，再踏上跳板，步入斯卡圭荒僻的街道——我是个迟来了二十五年的寻矿者，对黄金却又不感兴趣。 我坐在甲板上（日志中说，我是在那里“随手翻阅”什么），梳理我的麻烦，叹息自己怎么落入这种万般无奈的田地，忽然听得有人传唤我去驾驶台。照我日志上记载，是一位林德曼小姐走到我面前，传达口信。“船长要你立即去见他。”她说。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将此时的传唤与求职联系起来。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觉得像是小学生给拎往办公室面见校长。口信似乎预示不祥，但再怎么样，也比不得不踏上跳板，沦入悄声私语的斯卡圭要好。我立即前往驾驶台。 莱恩船长盯我看了一刻，随后说：“我们可以安排你去餐厅作夜班侍应——以工抵乘。这样可好？” “是的，先生，”我回答道。我不知道何为夜班侍应，何为以工抵乘，但我不想刨根问底，即使莱恩船长答应在船尾用条长索拖上我走，我也必须抓住机会。我谢过船长，向二管事报到，当晚就出现在餐厅，身着白色短罩衣，像全世界惯用右手的侍者一样，左臂搭一条台巾。斯卡圭危机给我甩在身后，巴福德轮以十一节的平稳速度奔西驶向阿留申群岛，很快，斯卡圭也给我甩在身后。 我记不得林德曼小姐的模样了——日志上的一个名字，如此而已——但曾经有不多几位女性，鬼使神差般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她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我始终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也没有试试去弄明白。可以肯定的是：甲板上有一个谋职者游走的消息传到船长的耳朵里，就像船上有一条无毒蛇游走的消息也会上达船长一样，他老大不请愿地将就打发了这件事情，一如他在操持这趟疯狂旅行途中，打发其它许多琐碎但又烦人的杂务一般。 （从我开始书写这篇记述，我一直在查考1923年的旧金山《纪事报》，找寻关于巴福德轮及其公司的消息。这家班轮淡绿细直纹短公司的股东之一是约翰·林德曼先生，载客名单上有几个女孩儿，也姓林德曼，大概是他的女儿。所以我猜，我是蒙股东女儿的搭救，才免于流落斯卡圭。林德曼与他的合伙人奥葛登是分期付款买下的这条船，将本求利的前景很渺茫，就此而言，船上的管理者允准添一张吃饭的嘴，不免失于冲动。但我对林德曼小姐，始终感恩戴德）。 在船上工作的日子，要比乘船旅行有意思得多。一旦受雇，阿拉斯加、大海，连同轮船本身，都显得真切起来；此前，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有些影影绰绰的。乘客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艘船，面前遮掩的东西太多，对他们的要求又很少。他们或许会喜欢这艘船，但既然不参与轮船的运行，就很难融入其中。我当上餐厅侍应，自然是个参与者——最初有点反胃的参与者。我从晚上八时，工作到清晨六时。我得摆台，为三十个人准备夜餐，跑堂（有时在颠簸的大海上端了满当当的托盘），清理餐桌，刷碟子洗碗，擦拭玻璃杯，清扫通往交际厅的扶梯，擦亮铜管乐器。工作繁重，枯燥，直到我的胃适应了这份油腻、不敢稍有闪失的工作。大约凌晨三点，我走上前甲板吸烟，北方晨光熹微，伙计在驾驶台踱步，客舱传出乘客粗重的鼾声，轮船在我脚下颠荡颤动，此时此刻，她就是我的船了，完全属于我，航向正确，充满活力，一往无前，让人激动不已。巴福德轮不再是带我从一个港口盲目地赶往另一个港口，现在，她带我告别全部的昨日，走向所有的明天。仿佛是我驱动了航船，我几乎就是双手把握舵轮的舵工。 我从乘客摇身变为侍者，令同船乘客吃了一惊，晚餐时，场面不免有些尴尬。头等舱有几个人知道我的名字，其他大都与我面熟，自然，看到我守候在侧，颇觉得不自在。小费也是个问题。西雅图到斯卡圭途中曾与我相拥起舞的姑娘，是否应在斯卡圭到科尔多瓦途中，为我端上的冷盘撂下一枚硬币打赏。这个问题很微妙。一位老妇人，见我一身餐厅侍应打扮，惊呼道：“天呐！你何时做了女招待？”地位的变化让我觉得极其滑稽，我出以冷面，又在日志中渲染一番，大大夸张了它的喜剧性。最初我有些窘迫，很快就振作精神，得意地将白罩衣当成招摇的翎毛。我的口气中重新流露出俯瞰众生的优越感，不仅是因为，在这个惟利是图的人堆儿中，我私下有自己的文学追求，还因为面对这些花天酒地，游手好闲之徒，我现在是个自食其力的忙人。我从早到晚感到饥饿，但凡有机会，就埋头吃喝，逢到有人睡前来用夜宵，我倒摆出一副大爷的架子，鄙薄他们的好胃口。对我来说，最难的差事是记住点菜，我站在那儿，认真听周遭儿四个人告诉我他们要什么，等我到配餐室，却忘得一干二净。按规矩，身为乘务部的一员，我可以到甲板上过过风儿，但不允许坐下来。我不再与乘客掺和，转而与杂役舱的司膳和厨子打成一片，他们住在船尾中甲板，紧挨舵机，那里噪杂、龌龊，一向是个招惹是非，孳生腐着洗衣粉放在败的地方。我加入了船员舱一伙儿，但没有入住那里，实际上，他们在头等舱一间密闭的小室中为我指定了一个铺位，同室还有个年青人，叫j.威尔伯·沃尔夫。威尔伯是另一个夜班餐厅侍应，同我一样，也苦于受过大学教育，涉世不深。精明的二管事，决定不把威尔伯和我打发到我们本该去的杂役舱。或许他是怕我们给人带坏，但我想，他其实是不想让两个一清二白的雏儿，搅了那个乌烟瘴气的世界。这会叫他心里不安。 在科尔多瓦，我们从无线电中收到了哈定去世的消息，我在日志中抄下船上公告栏的通告： 旧金山讯：沃伦·g.哈定总统今晚七时三十分在此去世。他是突然病逝的。哈定夫人直到最后一刻与他同在。洗衣事请询二管事。 “如此这般，”我怅然写道，“清楚说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世界照常前进。”明白意识到即使沃伦·加梅利尔·哈定总统死了，人们也还要洗他们的脏衣服，我不免大为震惊。 无论如何，巴福德轮是在照常前进。当它掠过复活湾的宽阔水道驶向苏厄德时，布朗兄弟乐队聚在交际厅，排练乐曲，应付临时筹备的追思仪式。听到铜管乐器加弱音器后发出的悲切声响，与海鸥的哀鸣混杂在一起，我不禁为失去我们的总统而悲伤——我感到空落落的。如今，哈定先生已引不起人们的巨大哀恸，但那晚在苏厄德，我们巴福德轮上的一干人，确实向他表示了沉痛悼念，六只萨克斯管一反常日的欢乐，奏响庄严肃穆的哀乐。 在1923年的那片北方水域，莱恩船长操纵轮船，一如早年的飞行员，只能凭着感觉。接近科迪亚克时，我们陷入大雾之中。整个下午，轮船盲目地穿行在阴冷、潮湿的雾气中。我们必须停靠科迪亚克，因为有一名乘客要下船，对初生的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航运公司来说，即使有一名乘客下船，也是个非同小可的时刻，这为旅行增添了荣耀和信誉。这回，要下船的是一只艾尔谷大猎犬，但丝毫没有削弱此事的意义。能见度几乎降至为零，船长开始有些拿不准他的方位，他的犹疑奇妙地传递给乘客。我听得有几位太太紧张地询问一名高级船员，是否应当抛锚，等待大雾散去。（果真如此，或许会成为记录在案的最长一次海上停泊。）过了一会儿，一只渔船在我们船头出现，船工一边喊叫，一边比划，说清了我们的方位，我们随即改变航向，继续行进。莱恩船长在海图桌前忙碌一天，当晚上岸了。他很晚还没回到船上。凌晨三点，有人召唤我去他的舱室，清理酒杯和酒瓶。一小时后，我的日志上有如下记载： 星期一晨，四击钟（注：四击钟，轮船上的值班报时，此处为凌晨四时。）。科迪亚克 乐器擦净。餐具安置好。威尔伯坐在通道对面，倚着另一张桌子打盹儿。在配餐室，咖啡壶咝咝作响，蒸汽凝成水珠，从天花板上滴落。据我们所知，船长还没回来。至少，他没有露面喝他的咖啡：我们已经为他安排好地方，摆上冷切肉、面包和其它小吃。 这则记载披露了一位作家的辛苦。第六句最初读作，“至少，他尚且没有露面喝他的咖啡”，我稍事编辑，划去了“尚且”二字，这在修辞上很值得玩味，表明更深时分，我还在这个苦行当中辛勤劳作。正在打盹儿的威尔伯也写日记，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两个夜班侍应，同为日记写手――在陌生、凄清的海面飘荡的一艘陌生、怪异的船舶上。他的一部分日记，如今在我手中。他的寡妻最近寄交给我——一个小笔记本，里面充满了对卑贱生活的厌恶。“去他的‘以工抵乘’——不能搭乘头等舱，就该待在家里。”威尔伯只想重返社会，找回体面，那种急切，就像我自己，只想在船上继续下降，沦入更底层，沉溺于弃儿与贱役的况味中。 日志的下一则是一首诗，题为《悲悼》，这样开头： 千万首歌，在我心中激荡，回旋： 歌的赞美，歌的惊叹。但是 我不能催生哪怕一首。 古怪的表达。其实我像仓鼠一样，几乎不断在催生。那些诗歌平淡无奇，但少不了都降生了。 游客对阿拉斯加准州显然频频失望。我们接下来的停靠地——荷兰港同样不能令他们开心。几间废弃的房屋，一家印地安人，一头母猪和三只猪崽儿——教旧金山来的夫人们如何能屈尊俯就，当个景致看。我自管上岸，沿一条泥泞的小路，攀上个小山包，坐在草丛里，凭眺对面的乌纳拉斯卡。这个村庄，远远看去，仿佛一幅画图——一排白色建筑，夹一处小小的希腊东正教堂，顶上有两座绿色的洋葱状尖塔。小镇背后，没有林木的青翠山岗，在碧波涌动的大海中拔起，云烟缭绕，一派空濛。山岗看去是那样的高峻和雄伟——梦幻中的背景。我直想到乌纳拉斯卡一游，无奈身不由己，我得在船上听差。 我坐在那里凝望时，两位巴福德轮上的太太走过，停在我面前。 “那边有什么值得看看吗？”其中的一位问道，以为我到过那里。“从这里看去，好像挺沉闷的。如果教堂有些特别的，我就接着走，不然，没什么看头，我可不想再走了。你呢，凯蒂？” 凯蒂摇摇头。两位似乎极其惆怅，没着没落的。 我告诉她们，我没去过乌纳拉斯卡，想必那里只是个平常。听了我的话，她们兴味索然地转身回船。 后来，我设法去了那村子，一个男孩子驾小舟渡我过去。在一定意义上，村子可谓沉闷，但沿着蜿蜒起伏的青翠山岗的山脚，漫步乌纳拉斯卡，独自一人，触景生情，只觉得平生从未像现在这般充满生命力。我差不多来到这块大陆上力所能及的最西端，远远离开了家乡，赞美之歌油然而生，心中欢喜不尽。更妙的是，回到船上，我才得知，我可以倒头睡觉，不必通宵当班，我的工作突然改变了。在余下的航程中，我成为烧火工的服务生。 那日破晓，我的上司二管事来到配餐室，我正忙着刷盘洗碗。“你可以歇了，”他说。“明天，我派你作烧火工的服务生——照料烧火工用饭，他们一伙有八个人，你不必穿白制色小塑料桶浸服了。我们给你在合同中写上五十美元一个月。” 虽然二管事没有提，但我听说底舱发生斗殴，还动了刀子，我有理由相信，我的新差事与此有关。我想我是去代替那位给人捅了刀子的家伙。事情果然是如此。无论如何，我听从吩咐；我回到舱房，从提包里翻出我的法兰绒衬衫和脏裤子，然后上提上裤子，光床睡觉，忍不住琢磨为什么服侍八个人可以挣五十美元，而服侍三十多人，却一文没有，只换得搭船的便宜。我知道这里面有点古怪，也不多想，只管睡了。 清晨六点钟，我报到上班。对我，这才是航程的真正开端，我终于来到底层，船舶的律动清晰可闻，它的体臭经久不散。 我为什么渴望进入底层？说不清楚。我只记得我做了，而在攀爬社会阶梯的过程中，这种下降似乎很困难，但又很有必要。阿拉斯加之旅，完全是下意识地逃避世界的一种尝试，推脱我必须面对的随便什么；我在船上走得越深，藏得就越严。此外，我想考验自己——纵身跳入火焰中，只要它近在眼前，看我能不能经受煅炼。 烧火工的餐室确实是一个理想的坩埚。年青人想要高温蒸，烈火烤，经磨历劫，没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房间狭小，臭气哄哄，吃水线几英尺之上，有一孔舷窗。如今，当我闭上眼睛，回想阿拉斯加，画面总是框在圆框里，因为我们未来这第四十九个州的大部分光景，我都是透过烧火工餐室的舷窗看到的，画面还带有一股特殊的味道——混杂了卷心菜、下脚料、蒸汽、垃圾、燃油、机油、废气和疲人的种种滋味。除了在船上，哪里也闻不到。 餐室的一头，有一张热饭桌，蒸汽从桌下通过，时常有一点泄漏，发出咝咝声，烘得屋里很热。中央摆一张大餐桌，两侧各一条长凳。舷窗对面，是洗涤槽，垃圾筒，还有我们的圣物——咖啡壶。咖啡壶挂在船的蒸汽管上。它有进水阀和出水阀，还有一只玻璃刻度表，可以看到咖啡随船舶的摇荡缓缓起伏。我很快就学会了扫一眼刻度表，就能说出船身的横斜角度。龌龊是灶间的基调，气味恒定，一闻便知，不会出错。这龌龊是无意之间积聚起来的：锡罐里存下残羹，腐肉的碎片腻在头顶的管道缝里，葡萄干面包片干硬了，随手乱丢，奶酪藏在咖啡壶后面——到处是零七八碎的破烂和旧物。前头的那个餐室服务生，像陆地和海上的芸芸众生一样，随手存储东西，以备不时之需。不难看出，烧火工为什么忍无可忍，一片刀光血影中推翻了他的统治。不过我想，杂乱无章还不是事情的全部。 那日清晨六点，我饥肠辘辘地站在那里，接受二管事的指示，只觉得困乏、恶心、恐惧。指示很简单，二管事似乎是想趁我还明白，没有表示不乐意时，赶紧一走了之。他告诉我，我须从大厨房端下烧火工的伙食，伺候用餐，然后收拾干净，整理舱房的铺位，把垃圾倒入船侧的溜槽，保证随时有新煮的热咖啡，打扫盥洗室，听从烧火工的吩咐。“你照顾他们——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我还是你的上司，碰上麻烦，招架不住，就告诉我。但你得让他们满意喽。”随后，他把我草草介绍给我的同行，一位波多黎各青年，名叫路易斯，是水手餐室的服务生，要他给我些指点。二管事说罢离去。我再不记得他还到我安身的小世界露过面。 路易斯是个神经质的年轻人，身上裹一件脏兮兮的长套衫，搭拉到膝盖上。他有两只眼睛，不过只用一只应付差事，另外一只直愣愣地凝望别一个——我猜或许是更美好的——世界。 “你以前做什么？”他问。 “夜班侍应，”我答道。 “哦哦！那么，你一定知道如何偷了。很好。”他似乎大大松了一口气。他解释说，只有靠顺手偷摸，才能搞到好吃喝儿，满足我要伺候的那帮人的口腹之欲。 路易斯的指点让我晕头转向——就像听一个伶俐的孩子教导如何开飞机。“来吧，老弟！”说罢开始忙活起来，嘴里哼唱着西班牙文的《磐石》。路易斯轻佻、活泼，满脑子幻想和误解，又多与餐室的职分无关。他以为海豹会飞，他还以为哈定新婚燕尔，而不是葬了。蒸汽阀让他感到神秘，兴奋不已，不停手地摆弄。他蹦来蹦去，只有我跟在屁股后头，一边告诫我沦入了何等卑微的境况。他说，这帮黑衣人是船上最低贱的一群，我得伺候他们，更是等而下之。他说，烧火工傲慢、暴躁，因此上喜怒无常，麻烦多多。他对我讲述了餐室和水手舱使用的语言。“哎，老弟，”他叹道：“他们满嘴胡嘞。狗娘样儿的，说出话来多难听，这帮杂种。” 我倒并不在乎听人说粗话，我有别的事操心。我知道我现在是羊入狼窝，心里担忧的是，那些烧火工，我的主子，可别认出我的面孔，知道我曾属于头等舱，还发现了我的过去，那对烧火工餐室来说太过精致了。我深受文明的侵蚀与教育的玷污。更糟的是，我是作为头等舱乘客搭船的，由于二管事行事古怪，我在头等舱还保有一个铺位。我知道今后要想生存，必须隐瞒这些害人的事实。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曾经造孽的罪人，只有守规矩才能求得宽恕。要想摆脱往日的不光彩，看样子只有下手偷窃了。我决心乍着胆子，稳稳当当，偷出彩儿来。我必须做事勤快，服务周到，管好自己的嘴巴。我的凭仗是蓄了两天的胡子，还有留下辛苦印记的一身褴褛衣衫。 头一顿早餐很重要，是在迷蒙的水蒸气中开场的。路易斯随手板动了咖啡壶的阀门，咖啡壶喷发蒸腾，舱里成了土耳其浴室。混沌中我我几乎看不清那一张张沾了机油和尘灰的黑黢黢的脸。谢天谢地，他们也看不清我的脸。他们怒冲冲地抱怨蒸气浴，等到发现来了新的服务生，禁不住兴头高涨，纷纷发问，要我述说自己的过去。我于是胡诌一通，拉扯些地名和悲惨故事，时不时贬损资方。我说，不管我在哪里做事，都没人待见，必定落个解雇的下场。烧火工们对这番遭际并不陌生，听了自然开心，他们对地名也感兴趣。（去年夏天，我曾横穿大陆，四处打零工，对地名熟稔于心。）在科迪，我说，我从早到晚用砂纸打磨露天舞场，一天只挣可怜的三美元。在明尼阿波利斯，我挨门挨户推销蟑螂药。在大木仓，我割过草。最后总是给人一脚踢开。这是我博取同情的一张牌。虽然素未谋面，他们已经恨上了以往我的每一位雇主。现在我是他们的小兄弟了。我闪来闪去，摆上燕麦粥，一边还要侍弄好咖啡壶，忙乱之中，不觉恢复了我的勇气。头一波喧嚣过后，烧火工开始闷头吃饭，审问告一段落。有一两张面孔看去和蔼可亲。我后来得知，有两个家伙，曾经蹲过监狱，这让我觉得很刺激，敬佩不已，其中一人患有性病，我又觉得不安，提心吊胆。那部表现军旅生涯的著名影片《千锤百炼》，我还记忆犹新，我以为只要使用同一套餐具，很快也会染上性病。 我发现，我的名字叫“伙计”。“伙计，晚上给我拿个橘子！”我初次登场后，一个机舱清洁工离去前喊道。从他的语调中听出，这是一道指令。我还可以想见，清洁工与其说是垂涎橘子的香甜，还不如说是快意于有个小厮可供他欺凌。在底层甲板，伙食中没有水果一项，想吃橘子，要么去种，要么去偷。接下来的日子，我学会了从源头或者从敞开门的特等客舱顺手牵羊。这在海上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我成了凌波踏浪的侠盗罗宾汉，劫富济贫，向我伺候那帮人提供种种美味。这是他们和我的生存策略的一部分，我套起一根小茴香腌黄瓜，手法之精妙，不下于捕鼬的猎手。烧火工们也不是一点不讲道理。我第一次办差时，浑身冷汗淋淋，只怕一个橘子出现在餐室，会引得众人都闹着吃橘子。结果并非如此。这一帮人倒没有得寸进尺。除了遇上恶劣天气，翻腾的胃口迫使他们调动起关于晕船疗法的全部知识，指望能靠些难得的稀罕物儿奇迹般得到拯救，否则，他们交待的事情，一般都在我能力之内。拜托我此前当餐厅侍应的那份工作，我与关键的供应环节维持了宝贵的联系。我同威尔伯·沃尔夫串通一气，他收拾晚间自助餐剩余的餐点，偷偷交给我，我们鬼鬼祟祟的，像毒贩子。不知道底舱哪位爷何时会催命，我在铺位的一处隐秘地方随时备有物资，就像多蛇的乡下，人们手边都备有解毒药。 头一天早饭后，烧火工四散开去当班，巴福德轮高速向北驶入白令海，我将餐室揩抹一过，丢掉那些陈年污秽，洗净了咖啡壶内的布袋儿，又去偷了一只橘子。第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我来到甲板上，看着巴福德轮撞入了一堵冷雾耸起的白墙。船首楼安排了一个瞭望哨，托尼，那位高大的黑人值更，用力拉起测深锤。虽然我忙着适应新工作，当天的日志里还是洋洋洒洒记了一大篇，想象如何测水深。我很累，但也不耽误肚里的锦绣文章。 餐室服务生的工作，最可怕的莫过于从大厨房经几乎垂直上下的梯子，端下大锅的食物——比偷东西还难。这些炖锅大如一蒲式耳的筐子。两个把手一边一个铆在锅边上。空锅已经沉甸甸的，装满食物后，更是其重无比，还滚烫滚烫的，它们当然需要两手来端，再没有富余的一只留给自己。海上风平浪静时，生手端上这样一只锅爬梯子，也须打点精神。逢到惊涛骇浪，船舶颠簸起伏，乍看之下，攀爬梯子似乎决无可能。行至中途，梯子不再倾斜，慢慢地接近直立，最后终于耸直了。在怒涛翻卷的大海上，梯子甚至会倒仰过来。路易斯指点我如何爬上爬下。诀窍在于等在上面，抓紧炖锅，直到梯子呈现适宜的角度。然后小心翼翼地往下，踏上一两级。梯子耸直时，迅速伸出一只脚，脚背趾尖勾牢梯撑，像杂技演员倒吊在高架秋千时一样。等梯子完成摆荡，开始恢复适宜的角度，撤出脚再踏上一两级，如此如此，直到脚踏实地。悬在两层甲板之间，端了满当当一锅熟食，一只脚支撑了身体连同吃喝的重量，另一只脚绷得紧紧的，这段时间，仿佛长得没有尽头。幸好我年轻，脚踝同我的信念一样坚强，待巴福德轮回程在北太平洋遭遇强风时，我已经应付自如，一身攀高走低的本领，不亚于当行出色的杂技艺人。 在巴福德轮，水手与烧火工是两个不同的圈子，他们各住各的，各吃各的，连带各想各的。一艘船不像熔炉，它强化阶屋里，虽然还级界限，直到社会烙印深入骨髓。烧火工鄙视水手，水手取笑烧火工，洵为常例。我想这是一种传统，让人保持强悍。从穿着打扮上来看，水手高出烧火工一头，他们刮脸更勤，衣装整洁，因为这类讲究，越发叫烧火工瞧不起。他们都认为船舶全靠自己这班人驱动，根本不承认另一班人的工作还有航海学上的意义。这个问题——谁人保证了行船？争吵个没完，再无道理可言。我在餐室洗刷碗碟时，听他们喋喋不休地抬杠。实际上，我这班人的那点精气神儿，更多地来自争吵，而不是那锅好吃喝。一点儿小事，都能调动他们的辩才，引起一通喧嚣。 在普里比洛夫群岛的圣保罗，我趁餐室消停下来的空当儿来至岸上，奔向海豹的群栖处，观看海豹。每只硕大的雄兽，都给一群雌海豹围绕。许多雌海豹都有自己的幼崽，那地方就像个欢天喜地，充满乳臭的儿童乐园，大人们还不时爆发争斗。我本可以久久呆在这里看热闹，无奈咖啡壶等我赶回去照看。路易斯因为我报告说海豹不会飞，大为沮丧。他正在灌装番茄酱罐子——这个可悲的消息扰了他此刻的好心情。 在圣劳伦斯岛，我们在甘贝尔村外抛锚，安排传教士尼科尔森先生和他的太太上岸。这里是他们旅程的终点。二十个爱斯基摩人登船，满载象牙物件和海豹皮制品。他们不会讲英语，除了几个关键的字眼儿，比如“七十五美分”，脱口说出，清晰而明快。他们口中的“餐巾环”和“裁纸刀”，语音也很地道。旧金山的太太们，早就渴望疯狂购物，又久违了集市，此时一哄而上，竞相高声出价。我占在一处有利地形，眼见一双海豹皮拖鞋从一美元抬到六美元五十美分。那位爱斯基摩人动心了。就在此刻，某烧火工从甲板天窗探出头来，与他四目相对，点头示意。爱斯基摩人撇开太太们，来到烧火工跟前，后者从衬衫里掏出两快脏乎乎的肥皂，一卷纸巾。他们立即成交，海豹皮拖鞋易手了——旧金山商会的拓荒者大受打击。太太们悻悻然。有几位太太心眼儿活泛，腰脚灵便，连忙奔回客舱，拿来肥皂和纸巾，但旧金山、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之间的贸易已经变味儿，巴福德轮的宏大目标一时蒙上阴云。中午时分，路易斯和我在烧火工餐室给爱斯基摩人开饭，路易斯因为在异乡绝塞碰上化外之民兴奋异常。后来，布朗六兄弟开始吹奏，爱斯基摩人纵情跳舞。他们从没有人听过萨克斯管，那声音令他们陶醉。 在圣米切尔，我们装上鱼。八月十五日，我写了这样一首诗： 整整一日，一桶桶鱼哐啷啷掠过长空， 从驳船上高高吊起落入船舱。 肩膀宽宽的舵工操纵卷扬机——整整一日。 夜晚，天空现出橙色，灰暗的云 烘托落日，秀发的女孩走来靠在船舷上 注视肩膀宽宽的舵工。 她是他的姑娘，我说。他们会结婚，儿子长大 像父亲一样也是宽宽的肩膀。 海鸥从水面掠起，飘然滑向橙色的西方。 巴福德轮平稳地北上，我的诗歌水准也平稳地下降。诗人的麻烦在于疲乏，一天过后，他已经筋疲力尽。 8月17日，星期五，巴福德轮泊在诺姆，我们来到世界之颠的门户前。海涛凶险，有一阵子，我们无法卸货。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供水不足啦，油料短缺啦，我们不会进入浮冰群啦，返回美国的时间要晚上一个星期啦。热纳维芙号拖轮靠过来，我和其他一些人顺着梯子爬下，搭船上岸。热纳维芙号为此费了很大力气，有两位太太晕船，踏上岸后，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星期六晚上，大约九点钟，我等在诺姆成衣公司对过儿的《消息报》编辑部门外，观看印刷机吐出当期的第一批周报。《消息报》编辑部里挤满男人和狗。我花二十五美分买下一份，浏览那则通栏标题：“诺姆前景看好；诺姆与旧金山在北纬五十三度之外携手合作”。旧金山与诺姆的合作，是商业史上一个怪异的时刻。轮船上彩旗缤纷，这个沉闷小镇的居民欣然看到镇上来了宾客，虽然他们刚一落脚就开始呕吐。我不清楚这一盛事将如何在贸易界结出硕果，我目睹的惟一成果是旺格太太商店的橱窗，那里展示了从巴福德轮上卸下的新款秋季帽子和套装。明晃晃的白夜下，我绕这座冷落的小城闲逛，眼前晃过一处处景致——北极面包房、诺姆金属板工场、梦幻剧场、安德鲁·博克斯高档浴池和旅店（客房附设暖气），还有欧旺格太太店内的鲜艳时装。 《消息报》专门增加了四个版面，纪念此事，鼓吹友好与贸易。社论版上还登载一则道歉启事： 就周报脱期致惠爱我们的读者 谨此向《消息报》读者说明，我们认为，本期报纸需要扩增四版之事实，可以解释报纸因何未能如期出版。为此扩增，我们星期五彻夜工作，整晚没有合眼。 上文中的“我们”，即为乔治·s.梅纳德，《消息》报的老板和出版人，诺姆镇的镇长，一个不折不扣的夜猫子。 我常常奇怪，旧金山的大亨瞥见北方这些衰微破败，三家村般的荒凉地方，不知作何感想。诺姆想必尤其令人震惊。诺姆那些东倒西歪的房子，沿主街一路延伸。镇上人人都靠罐头食品过活，垃圾处理系统简单而便捷，空罐头盒直接扔出后窗户，掉到海滩上。海滩就是大垃圾场，罐头盒堆积如山，就建筑体积来说，比房屋不差。不过，我得这样来说诺姆：在一天的某个时刻，太阳照得正是地方，垃圾堆就成了一道奇观。最上层的罐头盒突然攫住阳光，此时，从泊在锚地的船舶甲板上望去，新月形的海滩仿佛燃起大火，一时间，破落的淘金小镇像是环在火焰中，看得人目瞪口呆。 在诺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闯祸。那日清早，我将一大桶泔水拎至垃圾槽前，凌空倒下，不知道头天晚上，有一条驳船系在我们旁边。泔水淋了驳船上某位船员一头一脸。他是个大汉，跳上船来，咆哮着要杀了肇事者。我慌忙窜到头等舱躲起来，他始终没能找见我。不过，这段插曲着实吓人。我现在仍能想见他的面目，头上一塌糊涂，两眼冒血，爬上舷梯来找我。 从诺姆，巴福德轮驶往特勒，那里，淘金热时代曾有上万白人，现在只留下十几人，此后，轮船又穿过白令海峡，经风平浪静的大海，驶向流冰群。我们是第一艘进入世界这一地区的客轮。在北极区，我开始感到衣橱里的匮乏。我甚至没有带上一双毛袜子。夜晚寒冷，通宵明亮，轮船行进中连灯光也不用。我们的一项任务是停靠兰格尔岛，收容滞留在那儿的两个人。此事在船上闹得沸沸扬扬，但事情到底还是落空了，在北纬七十度，航道因冰层受阻，我们根本无法抵达兰格尔。结果，我们转而去捕海象。 当冰层在望，莱恩船长攀上桅杆的侧支索，透过双筒镜瞭望前方，乘客们在甲板上看他，充满景仰。船长很快又下来，命令停船。随后，让我大为吃惊的是，他丢开我们溜走了。四周都是冰，他竟然扬长而去——与我们在诺姆载上的三个爱斯基摩人乘上他们的双层划子狩猎去了。这让每个人都有些惶惑，冰块簇拥着船身，船长却消失不见。猎手们去了很长时间。乘客先是戒备，兴奋，渐渐厌烦了观望和等待，猎手终于两手空空地返回时，人人都很失望。第二天，猎手的运气好些，射杀了七只海象。它们给吊杆吊上船来，卸在前甲板上，立即开始腐烂。这些庞大的尸首伴我们呆了很多天，头和皮最后留在了奥克兰博物馆，假若风向对头，博物馆的馆长肯定早早就会知道展品即将抵达。我对北冰洋之行的全部记载如下： 8月22日，星期三。猎捕海象。太太们一致认为，冰山很壮美，海象则很恶心。斯诺先生坐在海象身上，琢磨些俏皮话。水手们的服务生路易斯说：“这世界真是太美了。”扎一束马尾辫的姑娘来到甲板上，只为看一眼海象是什么样子，随后便回到轮机长舱里打牌。 （轮机长的舱里，永远有牌局——这是我记住的阿拉斯加的几件事情之一。我还记得见到了生活在自然栖息地的北极熊。路易斯说得对，这个世界真是太美了。） 23日大约下午三时，路易斯闯入我的餐室，拨弄一遍所有的阀门，高声宣布：“来吧，伙计！赶紧，快着！亚细亚！”他一字一顿地念出那个字——“亚－细－亚”。他换上了一件干净衬衫，急慌慌地要上岸去寄明信片。我们一起跑上甲板，看吧——亚细亚，一处荒凉的海岬，叫作塞尔兹角，一块块雪散在地面上。我们接近陆地时，周遭都是鲸鱼，又是喷在红色小塑料水，又是拍打尾片。甲板上遍布臭烘烘的海象，饥饿的爱斯基摩人用刀子分割巨大的尸体，茹毛饮血，尽情享用这战利品，就像我们想点补一下时切割奶酪一样。支离破碎的海象鲜血淋漓，一道道淌在甲板上，船体因轻微震颤而悸动。乘客们则因西伯利亚的名字而悸动；这是我们北极游踪的点睛之笔，让我们不枉来一场，阿拉斯加－西伯利亚航运公司的名字也因此才显得真实不欺。斯诺先生走上船头甲板，拿布尔什维克取笑。 “没人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写道。“起初，人们纷纷猜测是否会有人朝轮船开火。总而言之，乘客们觉得俄两天它都区别国人有些敌意。”敌意与否，旧金山商会面临它最悬乎，也可能是最心虚的时刻，我毫不怀疑，如果有人朝我们开火，斯诺先生一定会使用我们袭扰塔库冰川，猎杀海象后剩下的弹两天它都区别药奋起还击。哈伯德先生小心翼翼地走在血泊中，发现所谓西伯利亚，不过是二十几个穿戴毛皮的爱斯基摩人和一个入赘为婿的白人男子，巴福德轮刚一抛锚，他们就划了一艘皮筏子登上船来。岸边，我们看到几条狗蜷曲了卧在残雪中。此刻，我须引用巴福德轮上另一位日记写手j.威尔伯·沃尔夫的话。“这里，”他写道：“我第一次目睹了爱斯基摩人的小屋。这些土著人实在拘谨，也实在脏得可以。” 威尔伯用几块银币换了一个西伯利亚枪套，斯诺先生用顶旧帽子换了一张北极熊皮，随后我们驶往东角，结果，这里不过是塞尔兹角的翻版——海岬，灰色的海滩，一座灰色的小屋，飘扬一面小红旗，兽皮搭建的住房，缥缈的雾，海岸边一块块残雪，低矮的山峦，暗示雾那边超出人们想象力的空廓大陆。（或许是对西伯利亚极端灰暗单调的记忆，促使巴福德轮的合伙人奥格登先生为他的船寻一片青翠的草场；巴福德轮接下来的巡航是萨摩亚和马克萨斯群岛——财政上如同西伯利亚之行一样失败，但至少是一次懒洋洋的游憩。）就感情而言，巴福德轮和它的乘客都厌倦了，只想打道回府。莱恩船长指引他的船跨越海峡，再度停靠诺姆，时间刚够十名乘客上船，随即掉头返乡，有海岸警卫队的大熊号巡逻快艇、热纳维芙号拖轮和哈德逊湾航运公司的一条船行礼欢送，岸上也传来鸣笛声。我们取道福尔斯帕斯，载上一些罐头加工厂的工人，大模大样地横穿北太平洋，直奔西雅图。上路不久，强风席卷而来。 新人从诺姆搭船，导致巴福德轮上住宿紧张，威尔伯和我最先尝到滋味。我们给人踢出头等舱。一时之间，我俩似乎再没地方存身，直到乘务部的某位天才想起了船上的禁闭室。那是个逼仄的铁牢，六英尺乘六英尺大小，有两个坚固、狭窄的上下铺位——一间紧凑的小屋，很少有人光顾。它位于二层甲板，威尔伯和我，先是吃惊，继而又觉得满意。就我而言，我很高兴移入牢房，免得烧火工发现我住在头等舱，威尔伯喜欢我们的新居，是因为它是间面海的屋子。“毕竟，”他在日记中写道，“人总能适应新的环境。” 我们的新环境中最有生气的东西是一根粗大、喧哗的下水管，它从上层甲板人人青睐的洗手间垂直穿下。我们把衣服用床单卷起，掖在管子后面。铁牢的门是厚厚的钢板，钢门槛约有一英尺高，需要跨进跨出。“我们把屋子收拾得像个寝宫，”威尔伯带着禽鸟筑巢后的一阵得意写道。“优点：更隐蔽[如此才好收藏偷来的食品]，更明亮，面向大海；空气清新，独立性更强。缺点会逐渐显示，我想。” 缺点的显示无须等待多久。巴福德轮在强风下的第一次摆荡，我们的袖珍寝宫就首当其冲。固定舷窗漏水，不知怎么回事，它将空气挡在外面，却听任海水灌入。屋里的海水给门槛截住，平均深达十英寸。船身刚刚摇晃起来，威尔伯的胃口就开始翻腾，他倒在下铺，死样活气地躺了三天，呻唤声与下水管的聒噪声交相呼应，他的床铺像是凸出的礁石，经受室内潮涨潮落，接连不断的冲刷。 巴福德轮上的乘客，没日没夜地喝酒，进餐，人人萎靡不振。半数以上的水手晕船。我的餐室几乎空无一人，但我照例还得把饭菜摆上桌，不管他们是否打得起精神享用。我还得忙着配制特殊的鸡尾酒，我的那些伙计们还指望这个来减轻痛苦——点缀了酸辣泡菜的波萝冰淇淋，等量的李子汁和番茄汁，加少量肉豆蔻，溏心鸡蛋和腌渍胡萝卜，姜片加调味番茄酱。 暴风袭来的第二天，我刚刚将午餐摆上桌，巴福德轮就把所有东西都颠到甲板上。在北极无声无息的轮船，此时訇然作响。货舱的货物开始颠来倒去，船员们，那些还能站立的人，忙了一个通宵，让货物复位。冷藏室里大桶的鱼松动了，四下翻滚，撞断了冷冻管，浓盐水淌了一地。主甲板前部，几条北极犬在暴风中首当其冲，它们是一些颇有点雅兴的纪念品收藏者准备带回国内的。有两条狗，我想，是给冲入大海了。其他的狗，挣脱了束缚，一头扎进油漆房，很快就没了模样。两位烧火工来到餐室，长时间一本正经地争论他们中是哪一位晕船，还呕吐。暴风扫荡期间，路易斯丢了工作，我始终不知道为了什么。 对大多数乘客来说，航程是在昏晕和阴郁的基调下结束的。对我，则是凯旋。三日的强风让我感到欢欣和畅快；我奔来跑去，忙活照顾病人，履行我的职责，我不晕不吐，完好无损地度过我平生在海上的第一次大风暴。虽然餐室沉重的长凳歪倒，砸伤我一根脚趾，但这也没打消狂风巨浪中我对餐室服务生生涯的热情。我，餐室和囚牢里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注：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英国女护，现在应该把士，近代护理学创始人。），不免陶醉于自己的能力，这种陶醉感因为我发明的一个小伎俩更趋高涨：我在船舶颠簸时，不去抓牢什么，只管随着每一次上下起伏而摆荡，我的理论是，身体的抗拒，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晕船。我的这番自得其乐或许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北太平洋风高浪急的三天三夜里，我跌跌撞撞地沿着过道行走，身体迁就大海，就像大海是领舞者，我随它翩翩起舞。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结束逃往遥远北方的行程。我现在一头扎向东南方向，即将沦为无业游民，不知拿自己该怎么办。我把多姿多彩的乌有乡之旅抛在身后，再度拾回往日的无聊——办公室前的一张桌子，朝九晚五在时钟的滴答声中挨过一天，星期日在市郊打发沉闷的午后，无业青年没结没完的无效逃避（动物园的闲荡，夜间的徜徉，在昏暗的电影院里吸食鸦片）。那情形没个定准——我很少尝试去规范它，它就像一只死亡之鸟悬在我头顶。但在巴福德轮上的最后时刻，强风带给我某种轻松。暴风肆虐时刻，思想是不可能的，未来给大风和波涛卷去，我终于生活在当下，而当下如此辉煌——丰富，美好，令人敬畏。我对生活的所有向往，都着落在这里，仿佛我轰饮下涌上甲板的每一排巨浪，此后仍然会觉得干渴。终于，我暂时适应了一个艰难的世界，并征服了它；其他人都在晕船，我却生气勃勃。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较量中，我摆脱了所有的沉郁和忧思。我一向恐惧又喜爱大海，扑面而来的强风是我的新娘，我们一起度过了三天蜜月，暴戾和动荡中，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悦和慰藉。青年人永远有数不清的困惑——思想的，心灵的，肉体的。青春岁月中，我想我得到了比分内更多的东西。各种因素的交错，加上一份最底层的差事，令我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解脱。 蜜月很快结束，风止息了，巴福德轮恢复平稳。9月4日，我们停靠在西雅图。我领取了工资，离船上岸。日志的下一则是9月6日，我在法伊尔旅馆的一间客房――是一首诗歌，题为《尚特可勒》： 你从柜台上传递了多少客牛排， 白臂膊的姑娘，自从我离开后？ 你说过多少回， “要卤汁吗？” 你的臂膊依旧白皙， 你依旧是整座大堂中 胜过美味佳肴的景象。 你站在那里 餐馆因此成为九月的一部分， 九月，姑娘，是世界的一部分—— 一个声音悲切的，美丽的部分。 你从柜台上传递了多少客牛排， 白臂膊的姑娘，自从我离开后？ 像那个美好的漂泊岁月中无数搅动我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始终没有答案。 猪之死 九月中旬，我和一只罹病的猪共度了数日；我感到我必须把这段时日的经历写出来，特别是最终猪死了，而我却还活着；事情本来很可能是倒过来的，要真是那样的话，就不可能有任何的记叙了。即使现在，离那些时日还那么近，我已然无法清晰地忆起每一小时的活动，也说不清猪到底是第三夜还是第四夜里死的。这使我自感到体力已全然衰退了；要是我体魄健康的话，何以记不清我为一只猪熬了几个夜晚呢？ 春天，买上一头正在发育的猪仔，喂过夏秋，当酷寒天气来临时，宰掉——这是我非常熟稔的一种方式，自古以来一直是这样的。这是大部分农庄都一板一眼地上演的一种悲剧。这种屠短袖，单件掺杀，因为是早有预谋，够得上一级罪愆，屠刀下去，迅疾而干脆利落，最终以烟熏火腿而隆重结束，从来就没有人对此种行为存有过任何疑问。 时不时会发生闪失——例如，有个演员忘了台词，整个演出就得完蛋。而我的猪有次喂食时却不见它来光顾。惊讶很快传播开来。悲剧的经典性程序中断了。我发现我很快成了猪的朋友和医师——一个拿着灌肠袋当道具的可笑角色。那天下午，我就有一种预感，这场戏永远不可能再演好了，我的同情心一下子全部倾注在猪的身上。这是一场拙劣的滑稽戏，——其戏剧性却很快攫住了我的老迈的达克斯狗弗雷特，它衔着灌肠袋，参与终夜守候在病猪身边，当一切完了之后，还主持了葬礼。当我们将猪的遗体放入墓穴时，我们俩都十分悲恸。我们并不是感到就此失去了火腿，我们感到我们失去了一头猪。显然，这头猪，对于我，变得十分珍贵起来，倒不是因为它代表在未来某一个饥饿的时候的一种营养，而是因为它在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中遭了罪。我的叙述走得太远了，我还是最好回到故事本身来。 我的猪舍设在房屋后面一座旧果园的最南端。我养的猪就住在一座破败的屋子里，原先是一座冰窖。那屋有个可以让猪自由活动的十分可爱的院子，院子低矮的栅栏边上长着一棵苹果树，苹果树伞盖遮蔽着院落。作为猪，它不可能再有奢求了——无论如何，不能再有非分之想了。木屑铺垫在地上，可供猪用鼻子拱地，暖暖地躺着睡觉。然而，当猪病了，这木屑的作用就存有疑问了。我的一位邻居说，猪要是生活在新地上，也许会更好些——其道理与种土豆是一样的。他说，也许木屑含有什么有害的东西，他对木屑从来就没有好感。 下午四点钟光景，我开始发现猪有点不对劲儿。它没来食槽吃晚餐。当有猪(或孩子)拒绝用餐，那一家人或者说一冰窖的人就会担忧万分。猪伸腿躺在屋子的木屑里，我检查了它之后，就去摇了四次电话。达默隆先生来接的电话。我问，“猪病了，该怎么办？”(在乡间电话上，从来不用报名道姓；从声音和问题的性质上便能明白打电话的人是谁。)“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诊治过病猪，”达默隆先生说，“但是我很快就可以知道。你挂上电话。我给亨利打电话。” 达默隆先生五分钟之后便打来电话。“亨利说，让猪仰面躺着，给它灌两盎司的篦麻油或橄榄油，要是那不管用，给它打一针肥皂水。他说，他肯定猪囤食了，即使他错了，对猪也没害处。” 我感谢了达默隆先生。但我没有径直前往猪那里去。我跌坐进一张椅子里，静坐了好几分钟，默想我遭遇的麻烦。然后，我站起来，向猪舍走去，瞧瞧那儿还需要我做些什么。我于不知不觉中推迟了一小时去做那将正式宣告我养猪失败的事；我不想在日常喂养中，在发育成长中，甚至在日复一日的连续性中发生中断现象。我不想要中断，不想要篦麻油，不想有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我只想将猪饲养下去，一顿一顿地喂养它，从春天直到夏日和秋季。我甚至不知道家中是否有两盎司的篦麻油。 五点过后不久，我想起那晚有人邀我们赴晚宴，要是我给猪喂药，就没有时间了。晚宴的日期安排似乎是一种亘古的冲突：我搬进了一个古怪的社区，每每一两个星期无人邀请赴宴，也没人到我家来造访，然而一有邀约，便有什么事(每每在一两小时之前)使我觉得所有人与人的交都显得十分的不合适。我开始相信女主人身上有种特殊的先知先觉的力量，她们故意将宴席安排在诸如猪死之类不幸事情发生的时候，不管怎么样，那时五点钟了，我知道我已无法再推迟这倒霉的时光了 当儿子和我携带一小瓶篦麻油和一长条晒衣绳到达猪舍时，猪已经离开它的居所，正站在院子中央，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它朝我们稍稍打了个招呼。看得出来它正感到十分难受，犹豫不决。我带上晒衣绳，因为我想可以用它来把猪捆绷着黑色塑胶绑(这头猪重一百磅)起来，但我始终没有用它。我儿子蹲下去，双手一把攫住它的前腿，迅速一拽，它应声倒下，当它张开大嘴嚎叫时，我将篦麻油灌入它的喉咙里——那是一块粉红色的瓦楞状肉体，我以前从未见过。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商标，瓶脖子已经伸进它的嘴里。商标写的是“纯试”牌。那声嘶喊，虽然因篦麻油的缘故听起来有点闷，但这歇斯底里的猪嚎尖厉异常，好像有人正在虐把它们一起收待它；嘶嚎没持续多长时间，它突然停住了，两腿一松，即刻便站了起来。 当它翻倒在地上时，它嘴角歪扭，仿佛皱着眉头似的。当它立正了之后，它重又显出一副微笑的样子，所有的猪即使在病中都有的那种微笑。它站在地上，轻轻吮吸洒在地上的篦麻油；有几滴油从它的唇间漏下来，而它隐藏在腼腆细眉毛底下的狡黠眼睛，充满了厌恶与仇恨，紧盯在我身上。我用沾满篦麻油的手指轻轻摩挲它，它安安静静地立在那儿，仿佛回忆着身体健康时被抚爱的情景，似乎心中回想着以往的尊严。我站在那儿时，注意到在它的尾部有四至五个小小的深色点状物，红棕色，每一点大小如马蝇。我无法说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它们似乎并不显得有多大危害，但它们看上去也不像仅仅是表皮损伤或者擦伤的痕迹。它们似乎是源自内脏的损伤。猪那硬梆梆的白毛几乎将它们全部遮住，我不得不用手指将猪毛拨开，以便好好瞧上一眼。 几小时过去了，将近子夜时分，在别人花钱请客酒足饭饱之后，我提着一只手电筒回到猪舍。病猪入睡了。我跪下去抚摸它的耳朵(正如你可能摸一下一个病孩的前额一样)，它们似乎凉凉的，然后，我用手电仔细瞧了一下院子和猪舍，想找出篦麻油奏效的痕迹来。我没找到任何痕迹，便回屋睡觉。 天气糟透——酷热而憋闷，每到早晨飘起大雾，日中时分有那么几个钟头，雾气逐渐消退，而天一黑，又慢慢潜回来，起先聚在树梢，然后，一刹那间，弥漫了整个田野，整个世界变得白茫茫的，屋、人、动物都隐没在雾里了。凉爽的日子却不来造访。第二天仍然是一个炎热的日子。早餐前，我前往猪舍，试图在食槽里放上一点牛奶来引诱它。我嘴巴发出猪吮食的声音，好让它回忆起往昔大吃大喝时的快活来。然而，它却只是了瞧牛奶。对于胆怯的小猪和刚刚断奶的猪豕，这种阴谋诡计每每奏效，能让它们多吃；然而，对一只生病的大猪，这种诡计就毫无意义了我模的咕噜咕噜声无疑使它愈加难受。它不仅没有食欲，甚至对食物产生厌恶情绪。我在苹果树下发现它半夜呕吐的痕迹。 在这个时候，虽然我很是忧虑，但我并没有想到我会失去这头猪豕。一个人从一头健康的猪的饱满的生命力汲取他对自己的饱满的生命力的感受；猪对于食槽里的食物是如此兴致勃勃，这种兴致勃勃会刺激人自己的食欲；而当这一切都终结了，食物躺在食槽里兀自腐烂，在阳光下变酸，没有谁去触动它，那么，猪的不平衡因为共鸣的关系就变成了人的不平衡，生活便变得缺安全感、阴差阳错瞬息即逝了。 正当我和我的猪心灰意懒的时候，我那只卑劣的老达克斯狗的精神却抖擞了起来。我们在果园小径伸向猪舍的路上来回奔忙，却让它感到兴奋，尽管它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行动不便，要是有人给它送餐的话，它早就躺下等待侍候了。 我每次去瞧猪，它从不会拉，它自己还主动去了好多次，做非常专业性的访问。每时每刻，你都可以在那儿瞧见它，它用白脸分开栅栏旁的丛草，一颠一拐地往前奔，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一个逍遥自在的江湖医生，开它的要命处方，脸上露出一丝邪物，其中一件恶的微笑来，等拿来灌肠袋和一桶温热的肥皂水时，它快乐到极点，将它硕大的身躯从院子栅栏最低的两根栏杆之间挤进来，俨然全权负责灌肠事项。有一次，当我放下灌肠袋，观察一下肥皂水流得怎么样时，它却爬了上来，急匆匆呷饮几口，想亲自试试它们是不是真的有效。发现弗雷特会狂热地吃任何与疾病有关的东西——它喜欢那苦涩的味道。当狗够不着灌肠袋时，它就全身心关注起猪来，立时无处不在，十分忠厚可靠，却碍手碍脚。十分奇怪在这结肠的欢饮之中，猪却站在那儿，无比安详，而灌肠，虽然不太有效，却也并我预想的那么困难。 我发现，一旦给猪灌了肠，就义无反顾，你再也不可能回复到更为程式化的生活角色中了。猪豕的命运和我的命运从此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了，好像那橡皮输液管本身就是生命似的。从那时刻起直到猪殁了，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惦记着它；力图使它摆脱痛苦成了我的一个强烈愿望。它的痛苦很快变成了世间所有苦难的象征。那天一整个下午，我筋疲力尽，便给二十里外的兽医打电话，将病猪正式移交给他。他询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我漫不经心地提到猪屁股上的黑点时，他声音变了调儿。 “我不想吓唬你，”他说,“要是体表上出现黑点，那人们就得考丹毒的可能。” 我们一起讨论丹毒，在此期间电话接线员频频打断我们，她不知道线路是否接通。 “要是一头猪患了丹毒，会传染给人吗？”我问。 “是的，有可能的。”兽医回答道。 “电话通了吗？”接线员问。 “是的，接通了，”我说。然后，我跟兽医说话。“你最好立刻到这儿来一次，给猪检查一下。” “我不可能亲自来，”兽医说，“要是你愿意，麦克法兰今晚可以到你这儿来出诊。麦克对猪的了解比我多。你不必为黑点太忧虑。要是丹毒的话，在深部位会有出血性梗塞象。” “深部位出血性什么？”我问。 “梗塞现象，”兽医回答。 “电话接通了吗？”接线员问。 “嗯，”我说，“我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些黑点，它们就像马那么大。要是猪有丹毒，我想，我现在也可能患上了，因为我们最的接触十分频繁。” “麦克法兰会来的，”兽医说。 我挂上电话。我感到喉咙发，便走到酒柜旁边，拿了一瓶威士忌。深部位出血性梗塞——这词就像钩子一般钉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从没料想过在一头猪从饲养屠宰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不测之事；我对于猪，特别是我饲养的、属于我值得为之骄傲的计划的一部分的猪的健康和耐力充满坚定的信心。这种省悟具有一种震撼的力量，因为这启示我，对于猪是这样，对于我整个平安世界的其余部分也是这样。我竭力摆脱掉这种令人不悦的想法，然而它却总要来搅扰我。我呷了一小口威士忌，虽然我仍然极想前往猪舍，寻找新的迹象，但是我惧怕了。我肯定我也染上了丹毒。 夜已经很深，晚餐的餐盘刚一撤走，一辆汽车便到了，麦克法兰从汽车里钻了出来。他还带来一个姑娘。夜色中我只隐约见她——她似乎很年轻，很漂亮。“这是欧文小姐，”他说，“我们一直在海边野餐，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迟了。” 麦克法兰站在车道上，脱去了茄克衫，随后又脱去了衬衣。我那微弱的电筒灯光照着他长长的手臂和似乎能干的一双手，我帮他找到工作服，并拉上拉链他的车后座上放着多得令人惊异的器具，他很快审视一遍，捡出一根链条，一个注射器，一瓶麻油，一条橡皮管和其他一些我说不上名字的器物。欧文小姐说，她愿意和我们一起去瞧瞧猪。我带着他们翻过果园温暖的山坡，我用手电带路，我们三人都翻过栅栏，走到猪舍里，在猪身边蹲下来，这时，麦克法兰先生测试直肠的体温。我手电的光柱中，姑娘手上戴的订婚戒指突然闪了一下。 “没有隆肿，”麦克法兰说，就着灯光将体温表叠起来。“你不必担忧丹毒。”他的手在猪肚子上慢抚摸，当摸到一处时，猪一下子痛苦地嚎叫起来。 “可怜的小猪仔！欧文小姐说。 医生又重复了一遍我这两天来给猪治病的方法，只不过更为熟练而已。欧文小姐和我递给他需要的东西——拿住正箍在猪上颚的链子，握住注射器，提着瓶塞子和橡皮管的一端，我们大家在黑暗中工作，干得非常惬意，带着由于急救而形成的一种本能的默契，猪没有反抗，屋子里朦朦胧胧，给人一种被人守护的亲切之感。我上提上裤子，光床时疲惫不堪，但心中有种释然，因为我将部分的责任移交给一位持有行医执照的医师。我开始到猪可能活不长了。 二十四小时以后，也许是四十八时以后，它死了。对于时间，我有点糊涂了。我有可能在叙述中少算或多算了一天，而猪则有可能在死亡的过程中少享有或多占用了一天。临终的最后一天，我有时提着阴凉的清水来到它那里，这时候，只要它有支撑的力气，它就会站将起来，将脑袋伸到桶里，用鼻子到处嗅。它喝了几口，便不再喝了；它将鼻子放在水中搅动，似乎从中找到慰藉，现在它大部分时间躺在屋里，将身子一半埋在木屑里。有一次，它大限快到的时候，我在服侍它的时候，发现它想给自己铺个床，却没有力气，当它想把鼻子埋进木屑时，它都无力刨出一条小小的沟槽来让自己躺下。 猪是走到屋外边死的。我临睡前去看它时，它的腿伸直了，卧在离门几英尺远的院子里。我蹲下去，发现它已经死了，就让它留在那儿：我认它受够了苦难。我回到屋里，爬到床上，心里在哭泣——深部位的出血性哭泣。第二天清晨将近八点钟，我才醒过来，当我从开着的窗户望出去，人们正在垃圾场外的一棵苹果树下挖一个墓穴。我能听见铁铲与小石子碰击的咚咚声。我对自己说，别问这是为谁而掘，它是为你挖的。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弗雷特准是在监督整个挖墓工程，所以，我慢吞吞地吃我的早餐。 那是星期六上午。我注意到掘墓人正在干活的那丛灌木林翁郁而温暖。天空是灰暗的。在桤木和小落叶松树丛中，在苹果树下，莱尼挖了一口漂漂亮亮的洞穴，五英尺长，三英尺宽，三英尺深。莱尼站在洞穴里，用铲子铲最后几铲土，而弗雷特在洞穴边上巡视，简洁而令人印象深刻地绕着圈儿，将土堆上的松土又踩回洞穴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下过雨了，即使三英尺以下的土也是干的，像沙子一样干燥。站在那儿时，我瞧见铲子在洞穴底部将一条硕大蚯蚓的一半身体暴露出来，蚯蚓正往深处钻，缓缓地缩了进去，在更为孤独的深处寻觅更为遥远的湿阴。等莱尼爬出洞穴，将铲子靠在树上，点上一支烟时，一只小小的绿苹果从枝桠上坠落，掉进了洞穴。有关这最后一幕似乎写得太多了——阴晦的天气，破败的林丛，即将来临的风雨，虫子(传说中虫子是死者的同眠者)和苹果(按世俗的习惯，苹果是猪的装饰品)。 但是，即使这样，我想在这头动物的葬礼上能有种直率和急迫，正是这种直率和急迫使这场动物的葬礼比人的葬礼显得更加庄重：没在棺木店发散异味的大厅里停留，没有花圈，也没有树枝环；当我们在猪后腿上绑上绳子，迅速把它从院子里拉出来，使尽全力拖曳它，压弯了垃圾场上的青草，磨平了石子路，我们所做的一切，俨然一副正正经经的样子，而弗雷特，那个丧礼中不称职的抬棺者，摇摇摆摆地尾随在后面，它那颠倒错乱的丧亲之痛显示在它脸部的所有线条上；在墓穴边上就地进行迅速的验尸，这样，引起猪死亡的内脏先于它而葬入土中，它终于安详地长眠在导致它毁灭的原因之上。 我铲起第一铲土，我们迅速地、默默地工作，直到活儿干得完美无缺。我捡起绳子，把绳子绑在弗雷特脖子的项圈上(它是个臭名远扬的食尸鬼)，我们三个沿小道鱼贯而行，回到屋子里，弗雷特在尾部压阵，每迈一步都显出一副踌躇不前的样子，装出非同寻常的执拗劲儿。我注意，虽然它比猪豕体重轻许多，但拖曳它却要费更大的力，因为它拥有生命的火花。 关于我的猪死亡的消息，一下子传得很远。我收到许多来自朋友邻居的吊唁信，没一个人把这事看无足轻重，我很快发现，我所在的社区在日程中安排了庄重悲痛地悼念我那头英年早逝的猪。作为一个没养好一头猪的人，作为一个无法自圆其说地解释为什么偏离了养猪的经典方式的人，我怀着忏悔和痛苦写下了此文。丛林间的坟墓没有墓碑，但弗雷特可以准确无误地、怀着无限的好意引导吊唁者来到墓前。我知道它和我将经常造访这块地，在省悟和绝望的日子里，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普通而值得纪念的日子里，独个儿来或者一起来。 朱世达译 一个美国男孩的下午 我十几岁时，住在弗农山(注：弗农山，纽约州威切斯特县的一个市镇。)，与j.帕内尔·托马斯相邻几个街区，他长大后，成了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主提上裤子，光席。我住萨米特街与东悉尼街的夹角，萨米特大街十号，帕内尔住大街同一侧往北四五个门，迪芬多夫一家曾在那里住过。 帕内尔并非我的童年伙伴，他比我大几岁，但通常，他往来汽车站经过我家时，我会同他打招呼。他是个英俊的青年人，说话不多，有些腼腆。我们碰面时，我说：“嗨，帕内尔！”他会笑笑回答：“嗨，埃尔温！”继续前行。我记得有一次，我穿旱冰鞋从院子里冲出，在他面前一个急转，有点炫耀的意思，他说：“嗬！挺神气，是吗？”我记住了他说的话。大男孩的夸奖让我得意，我沿着石板人行道疾行而去，一路闪避我熟知的裂隙。 那些日子里，帕内尔在我眼中非同寻常，不是因为他长得顺眼，待人友善，而是因为他有个妹妹。她名叫艾琳，与我年龄相仿，是个文静，清秀的女孩儿。她从不来我家院子玩儿，我也从不去她家，想想两家住得这么近，可见我们都不善于交际。不过，她是我生命中某一时刻，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女孩儿。所谓特别感兴趣，其实女孩儿倒没感觉——不过是说她时时都在我的窥视下。就我而言，这就意味着每次我路过她家时，都会感到局促，惊慌，魂不守舍，只觉得进入了魔界。 说到女孩子，我与同龄的大部分男孩都不太一样。我为女孩子倾倒，但她们让我害怕。我觉得自己身上不具备她们喜欢的异性伙伴的天赋或才能——跳舞，打球，在众人面前逞能，抽烟，闲扯。我做不来任何这类事情，也很少试试去做。实际上，我只守定了自己有把握的本事：我倒骑在自行车车把上蹬车，写诗，在钢琴上弹奏《阿伊达》片断。冬天，我们在林间小谷地的冰塘上打冰球，我管守门。这些雕虫小技，女孩子一个也看不上。我在弗农山高中四年，从不参加学校的舞会，我也从不带女孩子去杂货店买苏打水，从不带她们出入威切斯特游乐场或普罗克特游乐场。我有心尝试，却又胆怯。不过，我最终打定主意做的事情，也是这篇回忆的缘起，相形之下，其实脸皮更厚，风头也更健。少年人的鲁莽与笨拙，如今回想起来，还每每令我惊诧。我甚至弄不清楚，这是否也属于非美活动。 我的扭捏和畏葸，让我姐姐大为不安，在我所述的这段期间，她开始煞费苦心地鼓动我。她认为我在待人接物方面过于老套了，而她的社交生活消遥自在，我成了一个累赘。她不断把我扔到女孩儿堆儿里，但我总是闻风而逃。逮着机会，她就打开留声机，一把抓住我，于是我们就在客厅里踱步般地摇来撞去，她抓牢我，仿佛是在贴身肉搏，最后，我得费更大力气才能推开她。我瘦骨嶙嶙，但肌肉很结实，女人非得格外强健，才能长时间拥着我跳舞，不会乱了步调。 一天，出于种种我已经忘记的因素，姐姐设法拉上我去纽约参加她和其他一些人的约会。那时，对我来说，纽约是个我很少涉足的富贵繁华之地。父亲带我去过两次竞技场剧院，我还去瞧过哈得逊－富尔顿街的游悬挂昨晚刚洗行，看过几场日间电影，但纽约，除了它的热闹，我就别无所知了。姐姐听说广场饭店有茶点舞会。她和她的女友，还有其他人，还有我遂直奔那里，碰碰运气。这场远征在我眼中是她的神来之笔。我是这伙人中年纪最小者，大概，我是给他们拉来保持男女平衡。或者，兴许是没有家人陪同，母亲禁止姐姐出门。到底是为了凑数，还是为了应付虚文，我记不清了，反正我去了。 那儿的场面确实让我大开眼界。无论我于跳舞怎样外行，但此情此景，由不得你不兴奋。桌子靠近舞池，人们可以坐下来，其实是身在舞池中。你可以叫上一客肉桂烤面包片，坐在椅子上，安稳地观看女孩子和男人拥在一起，蹁跹起舞，音乐悠扬，为你嚼面包片伴奏，舞者颠过你身边时，几乎能把桌上的东西都扫落。我深受震撼。跳舞也罢，不跳也罢，这就是高雅生活了，我知道我眼前的景象，与弗农山的一切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我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那天下午，必是有些什么开始在我心中发酵。 现在看来，事情似乎匪夷所思，但当时我确实生出个念头，打算邀请帕内尔的妹妹艾琳陪我来广场饭店的茶点舞会。我的计划逐渐形成，简直是一次从未有过的游戏人间的冒险举动，只想把即使老于世故的女孩子也惊呆。我不会跳舞是个很大的难题，但还没有大到能阻止我。如今回首往事，我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记忆，有时我甚至怀疑，这整个过程，是否一场梦幻，随时间推移慢慢当成了真事儿。一个还有点理智的男孩儿，要想结识他“特别感兴趣”的女孩子，本该以更简单的方式入手——请喝苏打水或请看电影，都在合理的限度内。我不来这套。显然，我已经沉醉在邀请艾琳去广场饭店的念头中，想都不想什么破杂货店。我弄清了广场饭店的位置，光是知道如何抵达那里，已经让我信心满满。我还研究了一番肉桂烤面包片，这样，服务生来到跟前时，我也知道怎样打发。如此这般，我全指望这堂皇的环境，奇特的约请，帮我支撑门面，度过那一天了。 我花了三天，才鼓起勇气打电话。与此同时，我不厌其烦地安排好每一个细节。备下足够支应的钱。查看了火车时刻。翻拣衣服，凑齐了我认为还算体面的整套行头。于是，这日晚上六点钟，母亲和父亲都下楼去吃晚餐，我在楼上徘徊一阵，进入了我的卧房外的大储藏室，电话就挂在那里墙上。我站立了几分钟，哆哆嗦嗦，手握倒挂的电话听筒。（在我家，电话听筒一向倒挂，大头朝上。） 我重温一遍事先准备的第一句和第二句话。我准备说：“你好，我找艾琳。”然后，她来接电话时，我再说：“你好，艾琳，我是埃尔温·怀特。”接下来，我想我就不妨即兴发挥了。 最终，我拿起了听筒，拨打电话号码。不出我所料，是艾琳的母亲接电话。 “我可以同艾琳讲话吗？”我用低沉、颤抖的声音问道。 “请稍等，”艾琳的母亲说。片刻思索后，她又问道：“请问你是哪位？” “我叫埃尔温，”我说。 她离去了，等了好大一会儿，艾琳的声音响起，“你好，埃尔温。”这就让我的第二句话没了着落，不过，我还是照说不误。 “你好，艾琳，我是埃尔温·怀特，”我说。 不待听到响应，我就把我的提议端给了她。她似乎有些茫然，要我等一会儿。我想她是去妈妈那里讨主意去了。最后，她回答说可以，她愿意和我一道参加饭店广场的茶点舞会，我说很好，星期四还是哪天来着，我忘记了，我下午三点一刻给她打电话。 时至今日，我仍不知道，当然，那会儿我也不知道，艾琳当日经受了怎样的身心折磨，但这件事仿佛是一场并非刻意为之的非美活动，我负完全责任。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庄重地迈向火车站；一本正经搭车，我们羞涩地只敢盯着对面的椅座；从中央火车站穿过四十二街向第五大道艰难行进，行人夹裹着我们，不时从我们之间穿过；乘汽车到五十九街；最后是广场饭店、肉桂烤面包片、舞曲和兴奋。从头至尾惊心动魄，我必是受到极大震撼，竟然失忆了，因为我只能模模糊糊地记得我领艾琳进入舞池，笨手笨脚地跳了两三支曲子，徒劳地想改变姐弟二人激烈挣扎，拉拉扯扯的姿势，变得优雅些，体面些。当时的情景一定很糟糕。六点种，我们浮出来，我想都没想还有其他余兴节目，比如请她在城里用餐，只管闷头带领艾琳一路回到弗农山，七点过几分，把饥肠辘辘的她原样奉还。即使我想请她吃饭，恐怕也会有麻烦，一下午的亢奋，我始终汗出如浆，任何餐馆都有理由拒绝我入内，因为我浑身都湿透了。 一些年来，我常常为我在广场饭店的那个下午感到内疚，许多年前，在帕内尔调查作家时，我眼前有时会连续闪过认罪的镜头，我想象我站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会议室的证人席上，接受讯问。情景如下： 帕内尔：你为电影写过脚本吗？ 我：没有，先生。 帕内尔：你是否过去曾为或现在仍为电影脚本作家公会会员？ 我：不，先生。 帕内尔：你是否过去曾为或现在仍为共绿细直纹短袖产党党员？ 我：不，先生。 于是，在这段连续闪现的认罪镜头中，帕内尔层层递进，终于来到这个关键问题上，算计好了要把我打翻在地。 帕内尔：你是否还记得有一天下午，约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你带我妹妹去广场饭店茶点舞会，借口你会跳舞，而这个口实显然是误导，撒谎？ 我忐忑不安地回答：“记得，先生。”我听到委员会会议室一片交头接耳声，看见记者们伏在采访簿上，奋笔疾书。朦胧中，我仿佛再次与艾琳一道坐在舞池边上，惶恐，昏晕，又充满幸福感——耳边，是令人激动的鼓点声，我的喉咙发干，有肉桂的甜涩滋味。 确实，我弄不清楚罪责所在。我想许多女孩子都会说，此类事情，比如我带艾琳的那次远行，自然属于非美活动之列。但一定有成千上万的男人们，渐入老境后，回首前尘，都会怀念他们情窦初开的时期，他们记得生命中这段宝贵而短暂的时光，曾经有过类似一些懵懂的旅程，此后，爱情的篇章，由于翻来翻去，难免破损不堪，再来絮叨，言谈之中，最初那种鲁莽的青春气息已经失落了。 新闻之最 e.b.怀特著 孙仲旭译 劳动节前夕，我们翻拣了桌子上的垃圾，把所有东西全扔掉了，只留下一样，我们觉得离不了它——这是卢修斯·毕比的一篇专栏文章，配了张迪克·曼尼的照片。夏天臭烘烘的这几个星期里，我们一直留着这份剪报，因为《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曼尼的照片，为新闻业留下了一个新高度，套句现成的话，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无望再次达到。在这张照片所配图的文字中，毕比先生讲述了他在某个炎热的周末，怎样明智地待在市里以及这种经历何其愉快。根本没人打电话来，他写道。甚至迪克·曼尼也没打电话，他又写道。《论坛报》亦步亦趋，尽职尽责地找来一张曼尼先生的照片并刊登了——此人惟一的即时新闻价值，在于他没有在一个炎热的周末打电话给卢修斯·毕比。 *** 整个这一周，我们都在想着布达佩斯的那位有耐心的摄影师，他的光辉事迹最近在《美国》杂志上有报道。好像这位不同凡响之人在多瑙河的一座桥畔坐了三天，镜头已调好焦，快门也调好，就等哪个不开心的人跳下河。如《美国》杂志所言，他最后“得到回报”，拍到“上面的”一张快照。这样花掉生命里的三天好像不寻常，但是回报也不寻常。跟很多新闻图片一样，自杀快照完全没有内在的影像价值（半空中的一个斑点是人的身体，也同样可能是个裁缝的模特衣架，或者一袋锯末）；其价值，就摄影意义上来说，在于如照片说明所坚称的，其真实性显而易见，换而言之，这是精湛技术的胜利。 偷挂昨晚刚洗的拍相机对一切隐私都形成挑战，在餐馆和剧院里，闪光灯在毫无防备的人面前劈啪作响，身强体健的海员带了器材，准备拍摄自己的船舶沉没，《生活》杂志刊登了一个正在脱裤子的胖子，这些让摄影作为一种新闻形式，处于上升势头。如今，莱卡相机放在持稳的手里，有可能像左轮手，现在应该把枪一样，能致人于死地，而且不受萨利文法2的限制。这样拍到的照片满足了大众的某种心理，然而有时候，在摄影者的艺术中有一种与其说是报道性，倒不如说是捕猎性的特点。我们虽然这样说，但是也知道即使是一个站在桥上的沮丧之人，在被拍摄时也未必不愿意。 *** 艺术之中，摄影是最不自然的一种。新闻图片杂志一直推重摄影一事，甚至报纸也是。出版者和读者喜欢一起聊聊行内话。编辑一再让我们看“最佳摄影”或者“本周最佳新闻图片”，自信他的主顾在跟踪快门的每次喀嚓。就连稳重的《时报》不久前也发表了约翰·j.刘易斯1的几幅照片，并提到这些照片“未经再处理”。（竟然可以再处理约翰·j.刘易斯的照片！）《生活》杂志描写了玛格丽特·布克—怀特往飞机外面探身很远，来拍摄“第25页上那些令人惊叹的照片”。在写作这一行，根本不存在这种同声同气之事。我们感觉很落伍，也许我们没有大肆渲染我们的写作技巧，乃是犯了个错误。在我们随随便便就漂亮地用了一个独立夺格结构，或者在交稿前最后三分钟去掉一个悬分词时，也许我们的编辑应该提示读者注意此事。一个作者所做的很多事是读者不曾意识到的，而且作者从未因此得到肯定。本段落在半暗的房间里曝光了十八分钟，作者打字时往前探身很远，想着要使出浑身解数写好。 当然，也有可能摄影艺术与写作艺术是对立的。一个耍笔杆者的希望和目标，是能够向他的读者传达一个想法或者印象，而不需要读者意识到他克服了一系列危险或者棘手的句法难关。在摄影中，似乎目标便是去不容怀疑地证实摄影师在其创作的伟大时刻，要么在椽子上倒挂金钩，要么挤在地板之下，把镜头对准了地板上的一个节孔。 造雨者 e.b.怀特著 孙仲旭译 当别人告诉他有人要对实施人工降雨的人提起诉讼时，造雨者奥德怀尔市长说：“有人不想让天下雨，我看是这样。”这句话毫无疑问，属于独断专行的人所说出的较为倨傲的言阳台对角绷着论，跟黑格先生*的著名宣言同列：“我就是法律。”市长几乎好像在说：“我就是雨。”通过对下雨持相反意见的人们进行定位，把一时冲动的话斥为纯粹固执己见。市长的话不像黑格的话那样具有**性——而只是一句出自神祗般的话，单纯无知，离题万里。有人的确不想让天下雨——某个几乎被遗忘，但并未完全被遗忘的人。这个人怎么样？他让我们产生了兴趣。他大概脾气不好，要么也许是个特别喜欢野炊的人，然而是一个人——两条胳膊，两条腿，一把雨伞，习惯于指望广袤的天空，而不是一市之父来带给他奖赏或者惩罚。 现代人身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他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这一特点很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甚至缩短他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他通常觉得从太初起，自己便一直在此——比螃蟹还古老——他也倾向于觉得自己必定会一直待到痛苦的末日。而事实上，他是个后来者，有时他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将是个提早退场者——一个看过华丽而令人难忘的几幕后就鞠躬退席的顾客。他突然注意到自己的喷泉式饮水器水压不足时，他会上天空打云朵的耳光，完全跟他对大自然的感觉一致：性急，再加上无法满足的好奇心，还有一心当主宰的愿望。“有人不想让天下雨，我看是这样。”市长说，话里话外带着闪电。 想来市里觉得有一个挺好的法律漏洞可供其利用。即使一架飞机飞上天给一朵云彩播种，也下了雨，下面被淋湿的人仍然必须证明是种子发了芽，雨滴实际上是种子所结的果实。也许这一点难以证明。从法律上讲，造雨也许会像某样设备一样清白无辜，然而从哲学上说，造雨绝不可能清白无辜——它位于不清不楚的中间地带。雨的功用，不限于从一个城市居民的厨房水龙头流出来，雨还是引起忧郁症的部分因素，是黑暗、农事、体育、零售业的一部分。大家都谈论天气，因为天气是每个人的动产。自杀行为经常一直等到下雨时才付诸实施，给一块云彩播种的飞行员也可能在给一个人播种，造成最终而且不可忍受的眼泪。实施人工降雨的飞行员进行的是一次漫长的飞行——飞向疯狂的灰色远方。 纽约的用水短缺与其说是由于降雨量不够，倒不如说是因为缺乏远见，缺乏对大自然的尊敬之情。依我们所见，补救方法不是制造降雨，而是对自然下到地球上的雨，不管有多少，对其正确使用和分配。如果就像人工降雨者会做的那样，人类居然侵入天空刺激云彩，我们预测他的这种飞行只会给类似行为开了个头。我们会发现为了满足避雷针制造商的欲望，人工制造闪电者也上天了：避雷针制造商有可能认定闪电短缺，想出办法要引起更多雷电。这样一来，将会触犯保险公司的利益，他们必须承担被雷电击中的烟囱的重建费用。简而言之，可以想像的是，人类也许必须对自己的领域划定一个明确界限——划一条线，他所管的到此为止，上帝所管的从此开始。市长有可能认为自己就是雨，可是当他瓢泼而下时，他也有可能措手不及。 *弗兰克·黑格（1876—1956），美国政客，1917至1947年任新泽西州泽西市市长。 过街入烤肉店 （向欧内斯特·海明威致敬） e.b.怀特著 孙仲旭译 这是我最后而且是最好的而且是真正的而且是惟一的一顿饭，珀利先生中午下来沿着四十五街破旧的人行道往东走时，心里这样想。正好在他前面走的，是前台那个女孩。我的肘尖那里有点长胖了，珀利想，可是我坐通勤车坐得好。 他加快脚步想超过那个女孩，他再次感到了那种痛苦。这一行真是糟糕透顶，他想。可是在我那样对待过别的助理财务主管之后，我谁也不能讨厌了。死了十六个，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候补的。 现在离那个女孩够近了，他能闻到她清新的前台小姐味道以及她头发里落的棉绒。她的皮肤是浅蓝色，像马的肋部那样。 “我爱你，”他说，“我们要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共进午餐，我很爱你。” “你好，珀利先生，”她说，她被超过了。“我们什么也别想。” 一对扇尾鸽从颜色灰暗的老担保信托公司那边飞过来，翅膀张得像是要着陆。可爱的一对，珀利一边走一边想。“我们去贝尔特摩酒店吧，在范德比尔特大道上，它只是接着大街的一条小巷，要么我们去施拉弗特餐馆好吗？我的老朋友波蒂切利在那里当侍者领班，他们的蛋黄酱装在长颈瓶里。” “去施拉弗特餐馆吧。”女孩低声说，“可是我得先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她走进一间公用电话亭，用手指准确而潇洒地拨了号码。然后讲电话。 他们继续走，她身上闻着香。她身上闻着香，珀利想，不过没关系，我给她锦上添花。我们到了施拉弗特餐馆后，我会点菜单上我很喜欢的。 他们进了餐馆。西风还在吹，吹在小甜饼的棱上沙沙作响。在电梯里，珀利要操作。“我开吧。”他对开电梯的说，“我早就弄明白了。”他一点不差地停在三楼，他们走出电梯，走进这间男士喜欢光临的烤肉店。 “上午好，我的助理财务主管。”波蒂切利一手拎一个长颈瓶走过来。他对女孩点点头，他知道她住在西区七十几街，他对她垂涎。 “这儿可以喝水吗？”珀利问。他的眼神锐利如布陷阱的毛皮猎人，扫一眼就把餐厅内的一切收于眼底。他注意到有一张空桌和三个漂亮的女侍者。 波蒂切利把他们领到角落的那张餐桌前，在那里，珀利的侧翼能得到掩护。 “亚历山大鸡尾酒。”珀利说，“酒要加八成六。就按克里斯的兑法。这张桌行吗，女儿？” 波蒂切利走开了，很快又回来，拿着那条印第安毛毯。 “还是那条毛毯，对吗？”珀利问。 “对，挡风的。”领班说，他的眼晴深处流露出笑意。“还在刮西风。明天就该把野鸭带回来了，大厨是这样想的。” 珀利和那位前台女孩爬到餐桌下面，把印第安毛毯拉上来，这张毯子结结实实，把他们盖得好好的。女孩摸到了他的钱包，钱包又旧又破，里面放着他的通勤月票。“我们玩得开心，不是吗？”她问。 “是的，妹妹。”他说。 “我这儿有软壳蟹，我的助理财务主管，”波蒂切利说，“再来瓶一九二六年的吧，这支凉了。” “去他的软壳蟹，”毯子下面的珀利说。他紧紧搂着前台小姐。 “你看我们要不要来份绿色商陆沙拉？”她问，“要么我们暂时什么都不要想？” “我们暂时什么都不要想，有商陆沙拉的话，波蒂切利会端来的。”珀利说，“季节不对。”接着又跟领班说，“波蒂切利，你记不记得我们把所有信封从仓库里拿出来，在信封舌上吐口水，然后把橡胶胶水舔吃了，直到步兵赶到？” “记得，我的助理财务主管。”领班说。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小玩笑。 “他以前干油印很在行。”珀利对女孩说，“不过那是另外一场战争了。我让你听烦了吗，妈妈？” “请一直给我讲你的商海经历吧，不过艰难的部分别讲。”她摸他的手，指节上有疤痕，而且因为以前干过很久油印活，指节也染了颜色。“你的两翼都有掩护了吗，最亲爱的？”她问道，一边把毯子掖紧。他们感觉亚历山大鸡尾酒已经进入了他们的眼球。八成六。 “施拉弗特餐馆是个好地方，而且我们过得开心，而且我爱你，”珀利说。他又喝了一口那瓶一九二六年的蛋黄酱，小心的一大口。“管仓库的人很英勇，”他说，“但是这个职位极难活得久。正好在仓库外面，有一个后面光秃秃的小小的高脚柜，挡着正在运进来的东西。去他妈的。突破的时候，女儿，你首先要解决掉篮子和笨蛋，自始至终，他们一直把太平梯用带子封着。他们还用旧的生产订单来轰击你，很多是由负责销售的总经理批准的。我让你听烦了，今天我不会讨论负责销售的总经理，因为正在放置诱鸟的那个侍者无疑在偷听我们说话。” “我要把我的钢琴送给你。”女孩说，“这样看到它你就能想起我，它会是你我之间的信物。” “打电话让他们把钢琴送到餐馆吧。”珀利说，“再来一瓶，波蒂切利！” 他们喝掉了酱汁。钢琴送来后，却弹不响，琴键牢牢粘到了一起。“没关系，我们就把它留这儿吧，表妹。”珀利说。 他们钻出毯子，珀利给他们的侍者正好百分之十五的小费减去代缴税款。他们把钢琴留在餐馆，坐电梯下去，然后出去，然后拐上第五大道又老又硬又破的人行道往南向四十五街走，那儿有鸽子，空气清新得就像你爷爷用过的榴弹炮。还在吹西风。 我坐通勤车坐得好，珀利想，一边看看他的手表。他感到了要再次回到斯卡斯戴尔时一贯的痛苦。 防空演习 e.b.怀特著 孙仲旭译 警报解除的声音响过五分钟之后，我们《纽约客》这一层办公室的人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混乱中，没有人逃到市里的另一处或者另一个星球，没有人试过延长这段休息时间来品味他的自由，好像也没人想思考此次防原子弹演习潜在的重重含义，重新悄悄套上挽具——这是要务所在。全市到处都是这样——八百万行为良好的公民，驯服如羔羊，挤在走廊上和隧道里，寂静笼罩着一切。市政府的人感到高兴，实在是情理之中。但是说真的，这种行为多么令人泄气啊！如果我们都疯狂地冲上街头，挥拳照着那些当官的鼻子打，高声质疑把我们带到这一糟糕境况的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疯狂做法，真如此，未来也许还能给人多一点希望，然而一点也看不出有这种迹象。我们只听说有一个人对八百万人像老鼠一样钻进墙里是否正常提出疑问。他走上百老汇大街，左看看，右看看，问道：“这是干吗——新玩法？” 我们十九楼的人按说要坐方便梯到十楼，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兴高采烈，快活如小鸟，一次十二个人，古怪地下到保命室或称十楼的走廊。在我们这幢大楼里，从十九楼下到十楼躲避，这样做被认为能躲过原子弹——匪夷所思，不过大概跟别的做法同样有用或者没用。十楼是这座电梯重要的一站，因为是直达楼层的第一站。不一会儿，十层楼的走廊上就站满了人，电梯把乘客迅速卸下。有种不自在的欢乐泛音升高至稍为夸张的程度，就好像我们大家都喝了杯鸡尾酒。还让人想去哗众取宠，让你想起上学时，一次火警演习突然调节了教室里的单调生活。在欢乐和闲聊之下，大家脸上清晰可辨的，是在深层流动的孤独和恐惧——小心翼翼地把想象力控制在表面，实际上，它在几英里之下深不可测的黑暗区域活动着。 我们意识到从十九楼下到十楼不是下了九层，而是下了八层。这幢大楼没有名为“十三”的一层，所以“十四”楼是个委婉的说法，十二层以上的其他所有楼层都不是按数学，而是按照巫术来算的。那么，我们在喜气洋洋的电梯里下降时，我们不只是要通过抄近路躲过原子弹爆炸，而且得用十九减十得到八的结果。我们滑行经过十三楼时，看到上面用油漆写着“14”，我们想到我们能够分们一起收进屋裂原子的科学家犯了冒进的毛病，跑到了其他人的前头。他们敢于看一眼太阳的中心，然后就鼓捣起来；可是如果他们能一直等到我们其他人能够直视“13”这个数字后再那样做，也许会是个好主意。这就是我们特殊的两难处境的真正本质。 在十楼待着的一两分钟时间里，我们试过盘点我们的人生，想弄明白是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耻辱的当口。我们纳闷被如此同声赞美的那些品质——勤奋，独创性，忠诚，信念——它们在其中有没有起到重要作用。品行良好了几个世纪，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有了几个世纪的辉煌成就之后，我们却到了钢筋水泥所建的走廊上藏身，直直地站着，在古怪的集合行动中表现得老老实实，靠近我们所爱的人，等待某种根本上的管理失误、来自远方的某种愤怒、某种残酷、暴虐行为的不可收拾的后果。 报纸上报道由于八百万人停下工作，劳动力方面损失了好几百万美元。一刻钟里，财富付诸东流。这就像不见了的十三楼，是个数学之谜，让我们茫然不解。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损失了什么？怎么会有人言之凿凿地称损失了好几百万美元？很可能美元就像人们一样，并未损失，而只是困惑不已。就像人们一样，美元也一动不动地站了短短一阵子。在一刻钟时间里，没有一个公民，没有一美元做了多少事。旅行，忙碌，纵容，促销，购物——全都处于低潮。这的确怪异，但未必就是损失。联合爱迪生公司注意到用电曲线陡然下降了一下，这让股东们难受了一下，却让消费者免掉了一刻钟昂贵的用电生活。这就是那种紧张时刻（如同新年前夕的午夜时分），当时难以准确地预粉放在红色小言会发生何事。人们如此上瘾于有事可做，突然停下来让他马上意识到哪儿不对劲，事实上，这也许会成为某种正确之事的开端。 演习时在走廊上我们旁边的一个人——他活了下来——向我们透露，这次演习让《纽约客》亏了不少钱，因为就在演习时，有两位高价律师正在办公室，他们是按小时收费的。但是他没有说他们当时正在兜售的主意是好是坏。如果到头来发现主意是坏主意，那么他们没能开口那段时间的每一分钟，都是很大的收获。我们认为对于社区损失所发表的估计损失数字很值得怀疑。谁晓得呢？也许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都静静地站上一刻钟，去看着旁边之人的眼睛，就不会再有灾祸了。 再到湖上 (美)e.b.怀特著 孙仲旭译 一九四一年八月 有一年夏天，一九零四年左右吧，我父亲在缅因州某个湖的湖畔租了一处营地，带全家去那里度过了八月份。我们全都因为几只猫而传染上了癣症，不得不早晚两次往胳膊和腿上抹药膏，我父亲则和衣睡在小划子里；但除此之外，那个假期过得很好，从那时起，我们就都认为缅因州的那个湖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地方。我们年复一年去度夏——总在八月一日去，过上一个月。后来，我就成了个逐海而居的人，但有时在夏天的某些日子，潮汐的起落、海水那令人生惧的低温还有从下午一直吹到晚上的风，让我向往起林间湖泊的那种宁静。几周前，这种感觉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买了几个钓鲈鱼的鱼钩和一个旋式鱼饵，又回到我们以前常去的那个湖钓了一周的鱼，算是一次旧地重游。 我带上了儿子，他从未亲近过淡水区，只是从火车窗口里看到过睡莲。去那个湖的路上，我开始琢磨它会变成什么样，想知道时光会怎样损害这个独特的神圣地点——小湾，溪流，太阳在其后落下的小山，营房及后面的小路等。我肯定沥青路会通到了湖边，但还是想知道它会以别的什么方式荒凉着。奇怪的是，一旦让自己的思路回到通往过去的老路上，关于那种地方，就能记起那么多事。你记起一件事，突然就让你想到另外一件事。我想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清晨，当时湖水清凉，波平如镜。还记起睡房里怎样有股建房所用木材的气味，还有透过纱窗的潮湿树林味。营房的隔板不厚，而且没有接到房顶。因为我总是第一个起床，我会悄悄穿好衣服，以免吵醒其他人，然后溜到宜人的户外把小划子划出去，一直紧挨着岸边划，就在松树长长的树影下。我记得我很小心，从来没把桨擦着舷边划，怕的是打扰那种教堂般的宁静。 那个湖从来不是你会称为荒僻的那种。湖畔上零星座落着一处处小屋，这个湖位于以农为业的乡村，然而湖畔林木颇为繁茂。有些小屋属于附近的农场主，人们会住在湖畔，在农舍用餐，我们家就是那么过的。尽管不算偏僻，它仍是个相当大、相当宁静的湖，其中有些地方至少在小孩看来，似乎极为偏僻和原始。 关于沥青路我猜对了：它一直通到离湖畔半英里的地方，但是当我带儿子回到那里，当我们在一座农舍附近的某处营房安顿下来，开始过起我所了解的那种夏天时，我可以说从前什么样，这次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是一个样——次日早晨，当我躺在床上，闻着睡房的气味，听到儿子悄悄溜出去沿湖岸泛舟时，我知道了这点。我开始久久有了种他就是我的错觉，于是，通过简单的换位，我就成了我父亲。那种感觉弥留不去，我们在那里的每时每刻，这种感觉总一再出现。那并非一种崭新的感觉，然而在此情形下，它变得非常强烈。我似乎以两个化身生活着。我会在做某样简单的动作时，比如拿起一个鱼饵盒或放下一把餐叉，要么在说什么话时，突然那不是我，而是我父亲在说那些话或做那个动作，令我心中悚然而惊。 头一天上午，我们就去钓了次鱼。我摸到了鱼饵罐里盖蚯蚓用的同样的湿苔藓，看到一只蜻蜒在离水面几英寸高盘旋时，降落于我的鱼竿梢上。正是这只蜻蜒的到来，让我确信一切都一如往夕，流转的岁月只是幻觉，岁月从不曾流转过。我们下锚垂钓时，同样的细浪轻轻拍打着划艇的艇帮。划艇也是同一条，同样是绿色的，肋板在同样位置有破损，艇内坐板下有同样的淡水残迹及碎物——死鱼蛉，小片苔藓，生锈不要的鱼钩，昨日钓鱼收获留下的干涸血迹。我们不出声地盯着鱼竿梢，看着来而复去的蜻蜒。我试探地把我的鱼竿梢缓缓浸入水中，让那只蜻蜒失去落脚点。它疾飞开两英尺远，悬停，然后又疾飞回来，再次憩息在鱼竿往上一点的地方。在这只和另一只蜻蜒的急转之间，岁月不曾流转——而另一只蜻蜒已成了我记忆中的一部分。我看着儿子，他在不出声地看着他那只蜻蜒，握着他那根鱼竿的是我的手，是我的眼睛在看着。我感到眩晕，不知道自己手持的鱼竿是哪根。 我们钓到了两条鲈鱼，拖上来时，像鲭鱼一样跳得很欢。我们没用抄网，而是把两条鱼稳当当地拖在艇边，并且对准鱼头将其打昏。午饭前我们再去游泳时，这个湖跟我们离开时一模一样，码头的水深标记浸到了同样位置，只有极其轻微的风在吹着。这仿佛是片完全被下了魔咒的海洋，你可以给这个湖几小时让它随心所欲，回来后会发现它纹丝未动，这是一方恒定而值得信赖的水啊。湖浅处，浸于水中的暗色枝枝杈杈样子光滑，而且有了些年头，一丛丛地顶着呈纹路状的净沙在水中起伏，蛤贝爬过的路痕也历历在目。一群鲦鱼游过，每条都有虽小却不与众混淆的影子，阳光下清晰可观，从而一身两形。有些别的宿营者在岸边游泳，有位拿着块肥皂，湖水则给人以稀薄、清澈和如若无物的感觉。往年也一直有这么一位拿肥皂的人，这位迷信用肥皂的人，那又是他。岁月从不曾流转过。 去农舍用餐要走过肥沃而多尘的田地，脚下的路只有两条道，中间那条不见了，就是有牲畜蹄印和一处处干裂粪便的那条。以前总有三条可供选择，现在减少到了两条，有一阵子，我万分怀念中间那条。但那条路经过一个网球场，它在阳光照耀下的样子让我放了心：底线那儿的带子已经松了下来，小径由于长着车前子和别的野草而变成了绿色，球网（六月挂，九月取）在干燥的中午松松地垂着，整个地方由于午间的热气、饥饿和空无一人而处于一片蒸腾之中。作为甜点的馅饼有两种可选，一种是蓝浆果馅，一种是苹果馅。侍者也是同样的乡村女孩，时光并未流逝，那只是如同帘幕低垂时产生的幻觉——那些侍者仍是十五岁，她们的头发刚洗过，那是惟一不同之处——她们看过电影，看到过头发干净的漂亮女孩子。 夏天，哦，夏天，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永不退色的湖，不会消失的树林，长着香蕨木和刺柏的草场永远不变，无尽的夏日。这是背景，而湖畔生活是有意设计出来的，小屋住客选择了这种单纯而安静的设计：他们的小码头那里有旗杆，国旗在蓝天上的云朵衬托之下飘扬着；连接各营房的小路上树根裸露，还有通向户外厕所的小路，那里有石灰水喷壶；铺子的纪念品柜台上有桦树皮小划子模型，还有明信片，上面印的东西比实际模样要稍稍漂亮些。这里有一个在玩乐的美国家庭，想知道湾头那座营房的新来者是“平常的”还是“和气的”，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星期天开车想来农舍吃一顿，却因为鸡不够吃而被打发走了。 我一再想起所有这些时，对我来说，似乎那些个夏天无比珍贵，值得收藏，有过欢欣、安宁和益处。抵达（在八月初）本身就是件很不得了的事：在火车站凑上前来的农场马车，第一次闻到带着松树味的空气，第一眼看到满脸微笑的农场主，旅行箱的极具重要性和父亲对诸类事情至高无上的权威，十英里坐马车的感觉，到了最后一道绵延的小山顶上时第一眼看到湖——已有十一个月没见到这被视若珍宝的一方湖水了，其他宿营者在看到你时的喊叫，即将被打开的旅行箱，要从中取出大堆东西。（如今抵达不再那么令人兴奋，你开着汽车悄悄前来，把车停在邻近营房的一棵树下，取下行囊，五分钟内就全部完成，没有关于旅行箱畅快地大呼小叫一番。） 安宁、益处和欢欣。如今惟一不对劲的，是那个地方的声音，那是种不为人熟悉、听来紧张的尾挂马达声。它是个不和谐音符，有时能打破幻觉，并让岁月开始流转。从前那些夏天里，所有马达都装在舷内；距离稍远一些时，它们发出的声音是种镇静剂，是夏日睡眠的一种成份。那些是一缸或两缸发动机，打火方式有些是通断式，有些是跳跃火花式，但在湖上制造出的，都是种催人入眠的声音。一缸的马达噗噗突突，两缸的咕咕噜噜——那也是种安静的声音。可现在宿营者用的全是尾挂马达。白天，在炎热的上午，这些马达制造出一种不耐烦的、令人恼火的声音；夜晚，在黄昏，余晖映着湖面时，马达在耳边蚊虫般嗡嗡响着。我儿子喜欢开我们租来的装有尾挂马达的小艇，他的热切愿望，是学会用一只手随心所欲操纵它，他也很快就学会了让马达的气门稍微阻塞一下（但不是太过分）以及调整针阀。看着他，我想起可以怎样在那种有重飞轮的一缸马达上玩出名堂，还有要是你能在精神上跟它真正贴近，如何得心应手地操纵它。当时的汽艇上没装离合器，你可以通过在恰当的时候关掉马达，直舵滑到岸边。然而如果你掌握了决窍，有种办法可以让马达反转，就是关掉开关，然后在飞轮最后就要停下不转时再次启动，它就会反冲压缩并开始反向转动。在有很强顺风的情况下，一般的靠岸方法难以让速度足够慢下来，但如果哪个男孩觉得他对马达玩得完全纯熟，就会忍不住超时开动，然后在离码头还有几英尺时让它反转。这需要胆大心细，因为要是开动得早了二十分之一秒，就会在飞轮仍有足够转速让它能转过中点时加上劲，小艇就会前跃，像头斗牛般直扑码头。 我们在营地愉快地过了一周。鲈鱼咬钩咬得欢，太阳无休无止地照耀着，日复一日。我们在晚上会感到疲劳，炎热的一天过去后，我们躺在小小的睡房里，处于积聚的暑热中，外面吹送着几乎察觉不到的微风，沼泽味从生锈的纱窗飘散进来。很快便能入睡，到了早晨，红松鼠会爬上房顶，敲敲打打地开始它快乐的日常工作。早晨躺在床上时，我总会想起一切——小汽艇有着长而圆的艇尾，就像乌班吉（注：非洲萨拉族妇女的别称。）的嘴唇，还有她在夜航时多么安静，当时大一些的男孩弹曼陀铃，女孩唱歌，我们蘸着糖吃油炸饼圈，在月光熠熠的夜里，水上演奏的音乐多么优美，还有当时心里惦记女孩的滋味如何。早餐后，我们会去铺子里，东西都在老地方——鲦鱼装在瓶子里，人工鱼饵和旋式鱼饵乱放在一起，被男孩营地的小孩翻拣着，还有无花果酱夹心饼干和比曼牌口香糖。外面，路面铺了沥青，铺子前停着小汽车；里面，一切都仍跟从前完全一样，只是多了些可口可乐，而没那么多莫克西汽水、根汁汽水、桦啤和沙斯汽水了。我们会一人拿瓶汽水出来，有时汽水会意外冲开瓶盖，撞痛我们的鼻子。我们悄悄勘查了溪流，在溪中木头上晒太阳的乌龟滑下水，一头扎到松软的水底；我们躺在镇码头上，用蚯蚓喂老实的鲈鱼。不管我们去哪里，我都会碰到难以辨明哪个是我的问题，是走在我身边的，还是穿着我的衣服走路的。 有天下午我们在湖畔时，来了一阵雷暴。那是老式情节剧的重现，很久以前，我曾怀着孩童的那种敬畏观看过。这种在美国某个湖上演出的惊心动魄之剧高潮出现在第二幕，在每一重要方面都不曾改变。这是个大场面，仍然是个大场面，我对前后经过如此熟悉。第一种感觉是压抑和热度，还有种营地周围的总体氛围，让人不愿离开太远。下午三时左右（总是同样的），天空奇怪地越来越暗，一切暂停下来，让生活接近停滞；然后随着从新的方向吹来一阵风，系泊着的小艇突然向另一方向摇摆，接着来了阵预兆性的隆隆声。然后是定音鼓，然后是军鼓，然后是低音鼓和铙钹之声，然后是照亮阴暗的喀嚓一道闪电，众神在狞笑着击打那些山丘。后来平静下来了，雨点沙沙，不断落在平静的湖面上，天光、希望和精神全回来了，宿营者带着开心和解脱的心情冲出去在雨中游泳，他们欢快地喊叫着开他们怎样被淋透的玩笑，并让这个玩笑永恒，小孩儿也因为雨中沐浴的新鲜感而高兴地尖叫着，也开着关于被淋透的玩笑，是这种玩笑把一代代人连成了不可摧毁的链条。而那位被取笑的蹚水前来，手里撑着一把伞。 别人去游泳时，我儿子说他也要去，扯下了暴雨时一直挂在绳上的游泳裤并把它拧干。我无心去游，而是慵倦地看着他结实的小身子，精瘦，赤裸，看到在把那件小小的、浸透水的凉衣服扯上要害部位时，他轻轻皱了下眉。他扣紧那条因吸水而膨胀的腰带时，我的两腿间突然感到一股死亡的寒意。 浣熊之树 1956年6月14日，艾伦湾 今天上午在东部，温度是华氏68度。相对湿度是64%。气压表的读数是30.2，仍在上升。卡罗尔·里德（注：卡罗尔·里德（1906－1976），英国著名电影导演和制片人，1968年获第四十一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1956年曾因《空中飞人》一片获美国导演公会最佳导演奖提名。）不见踪影。轻柔的东风，吹皱了小湾的水面，一艘围网渔船泊在水面上，平底小渔船在它身后排成一串。苹果树开花了，比通常晚了两个星期，蜜蜂忙了做工——一共有六只。（如今，蜜蜂像马群一样，已经难得一见。）金翅雀憩在蒲公英上，鹅浮在池塘，墨蚊贴着有鳟鱼游动的小溪飘摇，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按航线飞往洛克兰。我写下这些笔记时，浣熊正在树杈上哺育一只幼崽，树杈引向树洞，里面，有她的小儿女栖息。 医生指令我做头部牵引，每天两次，每次十分钟。（没人知道该拿我的脑袋怎么办，所以他们干脆扯上一扯，就像气急败坏的机械师掉头离去之前，还要朝他的麻烦砸上一锤。）我在谷仓里，装备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牵引中心，用了一只帆布笼头，一截晾衣绳，两个电镀滑轮，一个十二磅重的铁锚，一只挤奶时坐的小凳，还有一只家燕。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可以让家燕掺和进来，我知道它会高兴的，结果也确实如此。它的新娘子踞在卵上，我踞在挤奶凳上，它踞在几英尺外挂挽具的楔子上，十分钟牵引期，它不断冲我格格傻乐，一边向它的配偶全程报道人如何同自己较劲儿，我的模样恐怕很像是在上吊自杀。 我想自打浣熊盘踞了屋前大树，这该是第四个春天，但我也记不清楚了，一年接了一年，流水般过去。她好像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她把幼崽养在距地面三十五英尺的树洞里，如此一来，她的卧房就与我的卧房近在咫尺，只不过在高度上占些便宜。每晚居然伴一窝浣熊入眠，这令我感觉怪异（当然也很开心）。一年里的这个季节，母熊来来去去，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如同我每天早上要刮胡子，晚上要喝上一杯。当然，她作为浣熊，惯于夜间出动；我则基本上是在白天出动，所以，我们就像考克斯与博克斯（注：考克斯与博克斯，英国剧作家莫顿的闹剧中的两个人物，他们共租一室，一人白天工作，一人晚上工作，互不相扰。）二位，谁也不扰谁。我完全适应了她的作息——她八点十五分天色擦黑儿时离去，凌晨三点钟，一夜猎食后，将近破晓时，回到嗷嗷待哺的幼崽身边——甚至习惯了三点钟醒来，看她回家，欣赏天幕依稀映衬出她的剪影，她会在树洞周遭仔细嗅上一番，看她不在时有什么异常，是否有哪个幼崽没有听从吩咐，走出了树洞。 我与浣熊的缘分，始于孩提时代，我津津有味地读了已故的威廉·j.朗格博士某书中的一章，名为“熊的小弟弟”，知道了迈利塞特印地安人（注：迈利塞特印地安人，北美印地安人的一个部落。）是如何称呼动物的（朗格博士总是管熊叫“懵懂懂”，管山雀叫“小友露西西”。这类叫法让我大为兴奋，但如果我记得不错，同样迷恋大自然的西奥多·罗斯福对此却很不以为然。）浣熊的故事，我读了想必不下二十遍。那些日子里，逢到野生动物，我的想象力就很活跃，我虽然对它们一窍不通，但始终存一种敬畏感。今天，多少年平淡的日子过后，我发现自己的生活难以思议地丰富多彩，我住在柏油路旁的房子里，有热气取暖，电灯照明，浣熊在她的阁楼上打盹儿，树下，我的割草机闹闹哄哄地兜圈子。终于，我能为熊的小妹妹铺开了一爿绿毯。（我在旅途中，甚至碰上了朗格博士的女儿露易丝，但我们的周围没有浣熊，但她身上，不见一点迈利塞特印地安人的印记，我在场时，从没听她管大雕鸮叫“咕咕咕”，这让我不免难过）。 浣熊有她的两面性——在树上居住，又在大地上行走。雌浣熊在树上哺育子女时，本是一类。爬下树来，脚踏实地，寻觅捕猎时，就成了另一类。在树上，她看去安详优柔，下眼圈发黑，显得有些疲惫，引人同情。一旦踏上地面，事情就不同了，她似乎变得凶残、狡诈，恶的程度，较之大自然（本身并无恶的属性）中的一切，都不遑多让。如果我是印地安人，由我来命名动物，我会管她叫“那个总是醉醺醺的家伙”。今天上午，树洞里的状况或许糟糕透了。幼崽已经长得挺大，阳关热辣辣的，树洞里毕竟不大宽敞——它本来不过是啄木鸟的巢穴，时光拓展了它。现在，她出现了，不遮不掩地卧在门道下面的横杈上，四肢中有前后三肢懒洋洋地搭在树杈上，悬了一肢，随时准备用来抓牢。一夜辛苦后，她的皮毛乱糟糟的，一副精疲力竭，痛苦不堪的样子，孤苦伶仃的。偶尔，我在夜晚游猎归来，我们会同时睡上一觉，恢复体力，她倒在她的床上，我倒在我的床上，我从彼此的靠近和我们共同的苦难中得到安慰。 我想我看浣熊从树上爬下已有不下百次，即使如此，只要有可能，我从不错过一次观赏表演的机会。这成了一种日常，我熟知她的每一个动作，就像芭蕾舞迷熟知他喜爱的舞剧的每一个动作。其魅力的秘密，就在于她懂得如何利用渐趋微茫的光线。刚开始从树上爬下时，表演者的身影清晰，是白日的一部分，十或十五分钟之后，事情结束，浣熊从树上移开最后一只爪子，脚踏实地，迈出第一步，此刻，她几乎已经朦胧莫辨，成了暮色和夜的一部分。太阳的沉降与浣熊的沉降相互关联：住在此地，能够从同一扇窗子看到太阳与浣熊一道往下落，真的是很幸运。 浣熊下来之前，先要从头到脚梳洗一番。她坐在高高的树杈上，不理会下面道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只顾把自己收拾干净。她的动作与猫无异。她从尾巴开始，直到它平顺妥帖，上面的六个圆环历历在目。她擦抹腿、足和掌，有时用前掌抓住后掌，拉它靠近。她像猫一样抹脸，洗净自己的乳头。整个过程需要五到十五分钟，全看她是否饥饿，全看落照的强度，树下世界的情形，乃至树洞里熊崽的情绪和年龄。如果熊崽幼小而乖顺，世界清爽而宁静，她会很快完成洗浴，开始她的落地之旅。如果熊崽烦躁不安，她可能会返回来，再喂一次食。熊崽长大了，急着出来透风（六月的这个时候，它们往往如此），她就会绕树彷徨。有小脑瓜探出洞口，她会用嘴巴叼住，塞回洞里去。最后，好像母亲没有雇到人照看小儿女，剧院的约会又不容更改，她终于离去，很内疚，犹犹豫豫。有时，下到中途，听见婴儿室传来骚动声，她又连忙攀爬回去，再照看一眼。 从树上爬下的浣熊，大半行程是头部朝下。距地面约六英尺时，才颠倒过来，尾巴摆来摆去。这样，她的尾巴最先完成了下降，终于，她来到地面上，一只后掌先触地。她的触地极其谨慎，仿佛哺乳动物初次与平坦的世界相接触。浣熊不像猴子或小男孩，双手一撒，纵身从树上跳下。她像是以慢动作蹭下来，踏上我的草坪——先是一只后掌，然后是另一只后掌，接着伫立片刻，两只前掌仍然扒在树上，树像是她的舞伴。最后，她四肢着地，慢慢爬开，修长的前掌在头前伸展到极限，恍如经验丰富的游泳者。 我常常奇怪，浣熊为何要中途颠倒身形，开始是头朝下，结果是尾朝下。我相信她爬下来时，自然而然地头在前面，但她不想用这个姿势落地，免得突然遭遇强敌，趁她处境尴尬时抓捕她。调整之后，假若有狗或人出现，她就可以迅速躲回树上，无须先忙了掉头。 我的浣熊喜食甜玉米，因此，她的经济状况很不牢靠。如果我愿意，我可以随时用一支点二二口径的枪射杀她。她在收获季节攫取我的玉米，每吃掉一穗，都会糟蹋掉另外五穗，品尝滋味好坏，成熟与否。但在乡下，人得事事权衡利弊，拿一种快乐和嗜好与另一种作比较。我发现我不能射杀这头浣熊，还得继续种玉米——一些归她，剩下的归我和我的家人――我用各种各样的遮挡围住了玉米田。这是个效果不错的安排。有一件事我很清楚：我喜欢玉米的味道，但我更喜欢浣熊守在身边，我不记得还有过什么时候，吃一穗玉米带来的满足感，胜过了向晚时分观看一头浣熊从树上爬下来。 今天，我一直在重读一份报告，报告其乐陶陶地预测了今后百年的趋势，是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一些目光深邃的教授撰写的，前不久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看起来，人类正站在新的文明时代的门口。技术至尊，称王称霸。人需要的每样东西（该报告说）都唾手可得。只要有空气、海水、普通的岩石和阳光。地球上的人口将增加，成倍增加，但这不成其为问题——地壳的花岗岩中蕴含了足够的铀和钍，可为每个人提供取之不竭的电能。我们只管撞击石头，等着坐享其成好了。 这真是个美妙的景象：技术称王，珍妮·曼斯菲尔德（注：珍妮·曼斯菲尔德（1933－1967），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明星。）封后。（仍是同样的老套冲突。）预测到半截时，教授们大喘一口气，丢下一个脚注。他们说，他们的预测仅在世界避免灾难的情况下才能应验。无论如何，这个我刚刚说过已经站在它的门口的文明，给我带来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在岩石一事上，我该采取什么立场？我在浣熊问题上立场鲜明，现在必须对岩石有个立场。我生活的这片土地，岩石的供应和蕴藏量很大。牧场上遍地都是花岗岩，菜园里有些光华闪闪的石头，房屋的地基是花岗岩，门前台阶是花岗岩，草坪有花岗岩露出地表，夜鸱蹲踞在上面，拂晓时叫个不停，有几块田里随处有怪石嶙峋，步入林中，可以看见成吨成吨的石头垒成的古老石墙。据说，一吨花岗岩，大约含有四克铀和十二克钍。我下一步是该提炼这些物质，还是留下我的岩石不动？我想，假如要活得适意，跟上新时代，必须从我的岩石中提取铀和钍，将它们转化为电能，但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准备好投身这类疯狂的计划。我在此地，惟一一次大规模摆弄石头，只鼓捣出一片嘈杂，开创了一个难以忘怀的困惑时代，最终又回到起点上。（我摆弄石头，是因为我买了一头牛，在乡下，一件事必然招来另一件事。）这里能安置核反应堆的地方，只有育雏暖房，但暖房我得留给小鸡。如果为加热暖房的炉子，需要采用现代发电方式，释放牧场花岗岩蕴含的能源，那我宁肯考虑回归旧日孵小鸡的办法，使用两只抱窝鸡——如此一来，我站立的这个门口，怕只能走入漫长的过去，而不是悠远的未来。在牧场的林子里，有一块巨大的砾石，有时，我闷了病了忧郁了幻灭了或是心生畏惧了，就会前去坐坐，这块古老的砾石，加上香蕨木、杜松和宾州杨梅，对我有焕发活力的巨大作用。我不清楚这是否才算得上真正的能源，人的力量之源。我也不清楚，如果我把它们拽出牧场，榨取裂变物质后，岩石于我，是否还会有此奇效。 据说，原子能目前是人类更美好生活的最大指望，但我却不信，别说最大指望，连好的赌局怕也算不上。我不能肯定能源就是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虽然舆们一起收进屋论与我相左。倘若人能少花点时间，证明他比大自然高明，多花点时间去体味大自然的甜美，谦恭自抑，那么，我对人类的光明前途，倒会更乐观一些。我从县农业顾问那里收到的每份简报，都充斥着种种狂妄计划，只想对大自然巧取豪夺。上一期的《纽约农人》登载了一则短讯，说是家禽饲养者“自愿”放弃了给鸡喂食二苯基对苯二胺，因为它可能导致“人们”罹患疾病——这是我听到的动作最迟缓的自愿行动之一。昨天，有新闻报道说，原子辐射是积淀性的，不管剂量多么微细，都会对接受辐射者和他的后代造成伤害。因此，一辈子不断接受牙科x光照射以及人们熟知的原子轰击和辐射坠尘，结果或许并不是好牙和好药，却是没了牙，也没了药，而餐桌上的鸡肉则不过是胃痛的同义语。浣熊，尽管有她的种种局限，在我看来，似乎比人更好地适应了尘世的生活：她从不吃镇静药，不作x光检查，看是否怀上了双胞胎，不给鸡饲料里添加二苯基对苯二胺，夜间外出，也不是为了从石头里找钍。她是去捕捉池塘里的青蛙。 天文物理学家弗里兹·兹维基博士考察了这个星球上的混乱局面，他的建议是，我们应当创造一百个新的星球。兹维基想要凿下海王星、土星和火星的一部分，将它们嫁接在别的小行星上，然后改变这些扩大了的星球的轨道，让它们基本上像我们的地球一样，绕太阳运行。这是个大胆的举措，很有气魄，但我宁愿等一等，直到脚下的这个星球的居民学会了在政治单元而不是秘密会社中生活，直到银行写字台上的钢笔不用栓在柜台上。这边厢，我们忙了准备应付一场所谓的“难以想象”的战争，用人人承认会带来遗传危害的伽玛射线轰击我们的身体，相互窥探，在智力竞赛节目中，奖励知道怎样拼写“猫咪”一字的人十万美元，那边厢，兹维基想要创造一百个新世界。没准儿，他是听说人们在佛罗里达成功地教大象滑水后，才信心大增，跃跃欲试。任何动物种群，能给大象装上滑水板，大概都会动手建造新世界。 说到科学与进步，远比我更有发言权的范纳瓦尔·布什博士，一次曾说：“人类确实有可能从原生流浆进化而来，我们可以认定此说合理，只要假设地球上理应出现复杂生命，但这却又是个武断的假设。”在我看来，许多再普通不过假设，都有武断之嫌：新的好于旧的，没经历过的胜于经历过的，复杂的比简单的先进，快的比慢的迅速，大的比小的惊人，人类作为建筑师重新塑造的世界，要比他为了迁就自己的趣味和癫狂动手改变一切之前存在的那个世界，来得更完美，更顺眼。 我自己私下里做了几次测试，测试结果与加州理工学院那批人有些不同。我们在缅因，厨房里有两只炉子——庞大的黑铁炉，烧木头，小巧的白色电炉，从班戈水电公司获取能量。我们两只炉子都用。一只代表过去，一只指示未来。如果只能在一只炉子上煮饭，为此必须放弃另一只炉子，二者如何取舍，在我家任何人的心目中都再清楚不过。留下的，自然是沃克和普拉特公司生产的霍姆·克劳福德8－20型大铁炉，连同需要不时续木头的木柴箱，需要频繁加水的水柜，贮灰盘满了得清理，烟囱锈了得更换，炉篦子堵了得疏通，乃至所有其它的种种麻烦和缺陷。我们留下这只炉子，是因为它的热力，它的多种用途，它本身散发的温情（你可以在炉边烘胶鞋，小狗在下面拱来拱去，驱逐寒气，秋天凄清的夜晚，冬日冰冷的早晨，它的噼啪声给人带来安慰）。电炉当然有其用途，是个不错的补充，但它冷漠，了无生气，像医生的诊疗台，如果它成了我们活动的中心，我无法想象我们的厨房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美国人的厨房走得太远，它要想重新成为一间舒适的房间，回头路很漫长。去年秋天，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在华盛顿开会，闲扯了一阵厨房问题。我记得，一位发言者说，我们很快就会迎来“便捷快餐”的时代。他说，我们只须按一下按钮，豌豆就出现在纸碟里。不用多费手脚。 问题在于，人从豌豆碟子里想得到什么，豌豆又能给你些什么。我不是个美食家，但冬日的夜晚，我从阅读种子目录中汲取了某些营养，六月明媚的清晨，我喜欢给一排排豌豆幼苗拦上丝网，防止鸡来糟践，七月里，我在田里，帮助给豌豆脱壳，感觉会很好。如果你恰巧喜欢豌豆，这些都是豌豆的历史场景的一部分。今年春天，我们的豌豆直到五月九日才种下——比通常的种植期晚了大约三个星期。不晓得七月的哪一天，我才能按下按钮，看豌豆滚到纸碟上。 设计师会议上，另一位发言者说，“据我们所知，今天的厨房已是绝灭的渡渡鸟（注：渡渡鸟，原产毛里求斯，因翅膀退化，不会飞，行动迟缓，十六世纪初，欧洲殖民者登岛滥捕滥杀，到1681年，最后一只渡渡鸟从地球上消失。）。”（这位提出的一个办法是在未来的住宅里安排一处地方，叫作“垃圾房”，配置各种清洁设备，所有脏东西都倒在里面。但对大多数美国家庭而言，想有间垃圾房，只须养个小男孩就够了，在那些幸福年月，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依我看，厨房犹如浣熊，只有你决意射杀它，它才像渡渡鸟一样绝灭。几年前，我买下这房子时，带了惊异和怀疑察看厨房，决定让它存活下去。这至今仍是我在此处为数不多的几个明智举措之一。我们的厨房如今融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丰富而迷人，虽然在设计和建造时，它基本上属于过去。它是个奇怪的、不合常理的房间，照现代的眼光来看，与渡渡鸟无异，但对我们很亲切。实际上，它似乎汇合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烹饪、饲养、园艺、腌渍、种植。它是仓库、温室、外科包扎所、狗窝、洗浴间、起居室、书房、面包房、冷藏车间、工厂、酒吧、五花八门错落其间，或者就是个杂糅。厨房里，你可以找到滑膛枪和子弹，足以轰塌这里，如果你嫌它过时；还可以找到糖蜜饼干，如果你只想坐下来，对周围的一切听之任之。从早到晚，厨房里飘出声响，大部分时候是熟悉的，悦耳的，有些声响很怪，需要去调查一番。一些日子里，人的心灵，急切寻觅温情，厨房就是充满温情的地方；它烘干你湿漉漉的袜子，让激动的情绪冷静下来。热浪袭来，炭火用不着了，打开所有的门，厨房里灌满穿堂风，通用电气公司的电炉暂时称王。 我们的厨房里有各式新玩意儿，比如电冰箱、梅西牌冰柜和小戴兹牌碎冰器，还有各式老古董，比如铁炉子、环状擦手巾、铁洗涤槽、木制沥水板和固定洗衣盆。（你可以在我家的厨房里给狗洗澡，狗不找麻烦，就没有任何麻烦。）厨房里明显没有展销会上常见的任何器具，名字末尾都有“美国医学会认证”字样的那类东西。倒有一台打蛋器，一台电动搅拌器，一个用脚趾头轻轻一点就能奇迹般开启的垃圾桶。还有一只电炉，配了随意拨动的温度控制盘。我不戴眼镜很难看清上面的读数，对我来说，生一炉炭火往往比寻找眼镜容易得多。在这件事情上，不管天气如何，烧柴的炉子上总是蒸汽腾腾，炉火一触即发，不须费力点燃。你只须添上一根柴，打开风门，把水壶向左边移上几英寸，对准炉火。 说到这只炉子，其实我心中也很明白。倘若我必须自己深入林中，砍伐，拖拽，锯木，劈柴，我本伺候不了这只炉子，因为我没有这份儿力气和技能。在某种程度上，它算得上我的最大奢侈品了。但我相信，我在它那里花费的精力，不会比许多人在各种花哨或复杂的装置上花费的精力更多。烧柴的炉子就像一艘小船，需要付些代价才能维持，但它实现了一个人的生活梦想。我的炉子甚至实现了家中每一位厨子的梦想，要知道，我家里足有半打厨子，这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论据，也不枉我们的一番辛苦。 前不久，我读了吉姆·贝利一英里跑出三分五十八点六秒后发表的谈话。“跑起来时，我对速度没感觉，”他说。“我从不知道我跑得有多快。”在这个崇尚进步的奇特世纪，我们大多数人的情况都是如此。我们随波逐流，奔向与我们的真实愿望毫不相干的目标，我们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在动——除了遇上某些非常时刻，比如爆炸一颗氢弹，发射上百颗行星，或者扔了旧炉子，换上新炉子，不烧木柴，改烧钍了。 我很清楚，我的炉子，在许多美国人家是不实用的，但无论如何，它是我信仰的一个象征。技术将其对幸福的眼光瞄向岩石的岩芯，它只看到岩石的一半，或者说人的梦想和他的需要的一半。或许，未来的成败，部分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能力生产廉价的电力，但我认为，在更大程度上，它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能力抵，现在应该把制那些枯燥的技术公式：没有历史过程的豌豆，没有浣熊的玉米田，没有智慧的知识，没有温暖火炉的厨房。岩石所以是岩石，有比铀更多的东西，岩石的表面铺就地衣，扎根于岩石的厥类散发香味，站在石上，周遭的景色历历在目。 昨天晚上，为了哄陷入“垃圾房”问题的孙子开心，我们读了《彼得金一家人》（注：《彼得金一家人》，美国作家卢克丽莎·皮博迪·黑尔（1820－1900）所著儿童故事。）的第一章，我惊奇地发现，它真是关于我们时代的一个绝妙寓言。书中，彼得金太太给自己倒了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刚准备享用，恍然察觉她加的是盐，而不是糖。事情非同小可。为此举行了家庭会议，还招来化学家过问。化学家把少许氯酸钾投入杯子，但咖啡的味道不见改善。随后，他又加了些酒石酸和石灰中提炼的过硫酸盐。无济于事。化学家接着挨个儿试了草酸、氰酸、醋酸、磷酸、氯酸、过氯酸、硫酸、硼酸、硅酸、硝酸、甲酸、亚硝酸，还有碳酸。彼得金太太逐一品尝，但杯子里仍然不是咖啡。再一轮实验用上了草药，一样徒劳，伊丽莎白·伊莱莎带了疑问请教费城来的女士，女士说，“你妈妈干吗不重倒一杯咖啡呢？” 这位女士的答案发人深省。世界的饮品如今当然味道发苦，我们日益依赖化学家和女巫医再现它的优良质地。但每次我思索加州理工学院的那些要素——阳光、海水、空气和岩石——我都会生出无聊的好奇，不是关于石中是否有钍，而是壶中是否还有另一杯咖啡。 附记（1962年3月）：六年过去了。很高兴告知各位，浣熊之树屹立不倒，我的黑铁炉子也一样。我曾写道，浣熊头朝下爬下树，接近地面时颠倒过来，用一只后掌先触地，当时，我其实只观察了一只浣熊爬树的动作。我描述的那只浣熊已经离开我们，另一只母浣熊（可能更年轻些，也许是她的女儿）与她在高高的树杈上洞穴入口处经历一场恶斗，把她赶走了，她俩都是怀孕且即将临产的母熊。年轻些的浣熊，现在陪伴我们的这只，也是头朝下爬下来，但接近地面时不会颠倒身形。她仍然是头朝下，用一只前掌着地，步入草坪。教训：人不能只观察了个体，就对浣熊作出整体结论。没准哪天，我们会碰上一只后空翻下地的浣熊。 浣熊的洞穴每年都有所扩大，这是由于磨损和撕扯，还由于年深日久，白壳杨日渐空心。浣熊的卧室，或育婴室，现在有了两个出口，大的出口开在树南面，小的开在北面略高处。小洞口有时会引起啄木鸟的兴趣——毛发啄木鸟和黑啄木鸟——它们伸头窥探，很快就激动了。如果浣熊与幼崽都在室中，来访的鸟儿意外地看到动物生活在树中，不免大为震惊。如果里面没有浣熊，我想大的裂口透来的光照会让鸟儿吃惊和失望，因为室内过于明亮，不适合啄木鸟栖身。 今年春天，浣熊幼崽差不多有三周大时，暴雨连续下了三天。情况恶劣，甚至浣熊的洞穴也进了水。母浣熊不得不决定疏散她的小儿女，她一只又一只，用嘴叼了它们降到地面，借居在距公路几百码处，邻居房屋地下一处干燥些的地方。三天之后，大白天里，她又带它们全体返回，重新安置好——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计划和疏散，道路艰险，需要避开狗、人和车辆。她有四只幼崽，这就意味着她要在途中往返总共十四趟。 至于我的厨房，实际上是两个厨房——前面的一个和后面的一个。前面的厨房，摆放了黑铁炉子的那个，经历了时光的磨砺，它一如既往，温暖，舒适，方便，没有一点改动。但后面的厨房，不出我所料，终于陷落在不幸的时代和现代化装置中。它现在像是一处商业电视剧的布景。我们挪走黑铁洗涤槽，换上了闪亮的不锈钢洗涤槽。我们重建了厨台，覆上福美家，或美家塔，或是别的什么牌子的胶合板贴面，我记不清了，都是以“啊”音收尾。我们扔掉旧的木制沥水板，它已经糟朽得如同海绵，换上了平展展的黄色胶垫。我们拆了固定洗衣盆，代之而来的是自动洗衣机，每五个星期坏一回，还有自动烘干机，每次使用时，都经由排风管把绒絮吹入柴棚。新的洗涤槽旁边，在厨台下，我们安装了自动洗碗机。这台机器运转良好，但每当接手新的业务，它都要丁当作响，制造气氛，劳作过程中，它不停地嘟嘟囔囔，哼哼唧唧，辛苦过后，留下热烘烘的洗涤剂味道，你去柴棚经过时，满屋子的气味刺激得鼻子发痒。它腐蚀了屋里瓷器的图案，在玻璃器皿上留下一圈一圈的水渍。在后面的厨房，强力洗涤剂代替了清淡的肥皂，震动代替了安宁，总而言之，全套卫生设施应有尽有，充满现代化和大力神洗涤剂的味道，再没有地方给狗洗澡。（我每年给我们现在养的獾狗洗浴一次，用的是室外一只老旧的煮衣锅，最后用浇花园的胶皮管为它清洗了事。它随后滚在地上甩干，洗了等于没洗。） 我更留恋改良之前的后厨房，但我知道它在劫难逃。我得承认，以往沥水板的隙缝里，积存了不少剖鱼后留下的残渣。细菌一定会喜欢。我知道我也喜欢。不久之前，我很高兴地偶然获悉，儿童生活在不大卫生家中，要比生活在奉卫生为王的家中，对某些疾病（小儿麻痹、肝炎等等）有更强的抵抗力。我无从得知老旧的沥水板是否真的维护了我们的健康，但后面的厨房焕然一新后，我和妻子的身体状况都不如从前。千万别说，这只是一种巧合。 贾辉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