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 自序 1 北极圈的欧洲一侧，二千年的最后几天，我站在雪地里。 现在人们到北极、南极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难事了，但一般都会选在夏天。听说我们要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闯北极，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来劝阻，可惜已经劝不住了。花那么长时间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还有哪一座城市有资格作终结？没有一条街道能收纳千万条街道，没有一扇大门能关闭千万扇大门。只有冰雪荒原能够阐述欧洲大地的本质，这是东方哲学的玄机。因此，敢于在这样的季节摸到这里来的，会有几个东方人。 紧紧地裹着两套羽绒滑雪服，还是冷得无可言喻。土著人的窝棚既不挡风也不挡雪，好歹生了一堆火。主人见我们冻成这个样子，捧出一碗鹿血酒。接过来抖抖索索端到嘴边，只觉又冷又腥，喝了一口便递给了边上的伙伴。就在此刻，我站起身，走到窝棚外面。这里是冷得站不久的，我赶快抬头看星星，辨别方向。然后，朝南，心里说一句：我走完了。 我说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这个时辰，刚看完一个僻远山区极俗极辣的傩戏，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决心啣耻出行。是从事社会实务？还是投身考察旅行？当时还不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项，这个决定充满危险。你看这么一次实地考察，为了去赶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独自在山间赶路，还捡了块石头捏在手上防身。文人离开书斋总是危险的，离开越远危险越大。 后来，倒是英国近代学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话帮我进一步做出了决定，因为他指出了隐藏在象牙塔里的更大危险，而这种危险我们平日早已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说，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却是一种自我囚禁。他不客气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他认为，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由此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艺术界竭力要反对的事。这个事，显然就是离开。象牙塔里“互为观众”的囚禁者们只要看到有人离开象牙塔，就会暂时地一致对外，对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认为，正因为这样，证明除了叛逃别无选择。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得远了，这个理由渐渐退去，前一段路成了后一段路的理由。 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问题，却又带出了更多的新问题，因此越走越远，很难停步。远行毕竟孤独，便写下一些文字来与远近读者沟通，沟通的方式当然不会去模仿象牙塔里的“互为观众”，长天大地不需要那些尖声厉气，或唧唧哝哝。 就这样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既从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他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 像是在森林里走疯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也遇到过盗贼拦路、树顶泼污、夜禽环视、枭鸣如歌，但天际还有隐隐月光，远处还有朋友的呼声，我没有在半路失踪。前些天一位芬兰教授对我说：“想不起哪个欧洲旅行家走欧洲走得你们这样长，据说以前你还冒险走完了那条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当然还要加上中国……”。 于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极圈向十五年前刚下决心的自己禀报一声：我走完了。 2 与每次出行一样，这次走欧洲，走完后的想法与出发时有很大不同。例如出发时是不准备写书的，理由在《千年一叹》自序里说过，但此刻我改变了主意。 仍然是空间带来的责任。但这空间不仅仅是欧洲，还包括我以前考察的另外两个空间——败落成恐怖的中东、中亚、南亚，和尚未败落的中华大地。三大空间对比在眼前，涡旋在心中，产生的感受难以言表，包括某种隐忧。感受可以咽下，隐忧应该吐出，吐给谁听呢？那两个空间暂时还不会在意一个中国旅行者的想法，那就只能给我们自己人说说。 我要说，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成熟，但这些年，却因过度的自满、自享而自闭，对世界对自己有不少时空错觉。 欧洲文明值得我们仰望的地方很多，例如，中华文明倡导“中庸之道”几千年，至今还经常为“非此即彼”的极端性思维互损互耗，欧洲文明为什么反倒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创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更羡慕街边咖啡座里微笑的目光，只一闪，便觉得日月悠长、山河无恙。这种文明从早年的扩张和后来的大战中记取了不少东西又洗刷掉不少东西，近年来欧洲各国的联合使它更加悠闲和安详。它甚至觉得自己已进入文明发展的极致境界，没有必要再作艰苦奋斗。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alexa d ekoieve）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即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都已进入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对此我深表质疑。因为我无法忘记从中东到南亚的一路景象，而那里离欧洲并不遥远。不讲全球一体化倒也罢了，一讲，又怎能把那满目的危机、积怨、暴力从“全球”的概念里省略掉？然而他们却常常省略掉，躲藏在自己的价值系统里闭目塞听。我们在那条路上穿行几个月，几乎没有遇见过欧洲人，这与他们勇于冒险的前辈相比实在差得太多。其实不必说大危机，即便是成批偷渡来的移民，也已经频频穿插在街边咖啡座之间，把欧洲不想正视的空间塞到了眼前。历来最有逻辑预见性的欧洲文化人理应对世界作一点危机提醒，但已经好久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 记得上次刚刚穿过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区来到印度，便遇上了一位在那里等着采访我的发达国家的记者，他问我穿越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险地区时是否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惊慌，我说更惊慌的是人类的自相残杀、宗教冲突、人**炸直到世纪之交还没有缓和的迹象。这天晚上我发给香港凤凰卫视的日记中写道：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触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霸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 ……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忧心忡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见《千年一叹》378—381页。 这次在欧洲，更觉得他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之中。自身的优秀使他们对外部空间缺少敏感，于是也就缺少了责任，缺少责任的文化还能继续优秀吗？有时他们也自感到了这一点，试图重新唤起对世界的责任，却又因缺少切身体验而“颠倒了轻重缓急”。 比较清醒的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冷战刚刚结束之时便及时地指出各个文明群落之间的冲突就要开始。他看到了一切政治、军事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文明的对峙，预计到历史即将会冲刷掉表象显露出本质，因此他警告西方文明不要对别种文明不屑一顾。只可惜他过于固守西方本位的立场，把刚刚剥离出来的文明课题又转化成了政治课题。然而纵然如此，多数西方文化人也没有听从亨廷顿的告诫，继续对别的文明不屑一顾又武断揣测。最可笑的例子是，他们总是以幻想的方式来断言中华文明的对外扩张欲望，以及即将对他们造成的威胁，殊不知中华文明虽然弊病多多，却因为本性上不是航海文明和游牧文明，独独没有这种欲望，连远航万里的郑和也压根儿没往那条路上想。对于被亨廷顿列为除西方文明外最重要的文明尚且如此无知，更不待说对于其他文明了。 3 漠然于空间也必然漠然于时间，这个关系，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已经说清楚。那么，一个文明如果不能正视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历史上那种与蒙昧、野蛮搏斗时留下的狞厉。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纤尘无染的世界判官，反倒是抽去了强健的体质。李泽厚先生说，即便狞厉如饕餮也会积淀深沉的历史力量，保存巨大的美学魅力。一种文明如果失去了这种魅力该是多么可惜。 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琐碎、滥情和浅薄。这种倾向近年来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原因是它突然还清了一切旧账，随之也就卸除了多种历史负担，其中既有负面的负担，也有正面的负担。如果允许我以小喻大，那么，这情景就像挪威卑尔根市的一位老妇，前些时候这位老妇向一家鱼店送上一百克朗，说五十年前这家鱼店多找了五个克朗她没有退回，现在要连本带息一起归还。她一再向鱼店的年轻主人检讨：“那年月太贫困了……”。这件小事让我感动了好半天，一种延绵的诚实使过失上升为高贵。但我又想到，这位还清了债务的老妇人明天会怎么样呢？她会不会因为五十年的目标终于达到而反倒虚脱？欧洲就是这位老妇人，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我们没有理由对人家的失落漠不关心。既然在尚未失落之时已经被部分误读，那么一旦真的失落，我们就会产生双重的混乱。因此，寻找它的真实生命也就是寻找我们自己。这在文明的浅层意义上可说是“旁观者清”，在文明的深层意义上，彼此本是无形的联盟。 凭我以前的阅读印象和实地探访，朦胧觉得欧洲文明应该有一具粗犷而强悍的生命原型，有一个贯穿数千年的历险情节，有一些少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无法追究的羞耻和悔恨，有几句声调低沉的告诫和遗嘱。只有找到了这一些，才能实实在在地安顿我们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学说、大师和规程。 这种寻找当然不是躲在万里之外作学究式的考订，而是直奔那里，既疑惑又信赖地面对陌生的土地，叩击一直与蒙昧和野蛮裹卷在一起，又搏斗在一起的文明。 早在离开书斋出行后不久，我就在旅途中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八年前旅行过半，曾有记者问我为人为文的主题，我回答道： 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 《文明的碎片·题叙》 我早就说了“远远近近”，在这一件事上没有疆界。 这次从那片遥远的土地深处呼唤出来的，果然是一些早想谛听的本真之音—— 开头应该是一次山崩地裂的毁灭吧，却不是一个宗教寓言。毁灭是历史的删节，厚厚的火山灰下还埋藏着重现的可能，不能重现的是智者的灵魂。那位智者曾向中国投来最初的问询，于是毁灭中又多毁掉了一项万里宿命。 毁灭后的复兴除了需要穿越时间外还要穿越大量的人格灾难，因此一声声横贯历史的欢呼中浸泡着太多的叹息和抽泣。那座结束了中世纪的城市把辉煌交付给整个欧洲，自己只卫护住了受屈的儿子们，不再做声。它引诱出了辽阔地面上无数美妙绝伦的音符、诗句和色彩，但这一切同样几乎一无例外地被蒙昧和野蛮所包围。此时听得最清晰的，倒是南方海岸边流浪者们扬帆远航的起锚声。这声音终于使欧洲明白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一批批智者在中欧的森林城堡间深思起来，而一次次变革又从西欧的河滨街市间轰传世界。智慧和欲望既带来了市嚣又带来了战尘，最终在一次次毁灭和复兴的轮回中带出的，却是平静。 然而最大的平静还属于北方雪原。那儿曾把海盗们的血腥嘶叫无数次输入欧洲腹地，带回来的却是教堂宽厚的钟声。雪原上的海盗们终于震动，开始年年在火山熔岩间窥探法律和秩序，最后正是他们，以自己的脱胎换骨证明了文明的力量。 …… 由此可见，欧洲文明虽然至今还深沉于中部、灿烂于西部，却以既不深沉也不灿烂的南部和北部为命脉。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伟大的出发而留下灼热的荒凉；而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由人性俘虏兽性、由文明收编野蛮的人格大战，留下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溯风疆场。 所以，在这本书里，我把欧洲文明重新推到艰难自立的原野上，而把读解它的钥匙孔，放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火山熔岩旁。 任何一种文明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自我迷失，只有把它们放回到与蒙昧和野蛮交战的第一线，才会临阵清醒，不断地重新体验自己的文明本性，并与其他文明沟通。这也体现了我们与亨廷顿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这些文明如果真正称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一定有共同的敌人。 那么，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著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为此，中华文明愿意以更谦和的态度来体察欧洲文明的甘苦冷暖，并虚心求教，不管欧洲文明什么时候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明。 二〇〇一年二月三日，于香港。 南方的毁灭 1 我到庞贝古城废墟，已经是第二次了。奇怪的是，两次都深感劳累。平平的路，小小的城，却累过跋山涉水，居然。 开始还不大在意，后来，当腿脚越来越沉重的时候停步寻找可坐下的地方，突然想起，上次也在这里找过。岂止这里，举头朝前看，一段段路全是最疲倦的图像，一颠一颠地晃动在前年和今年的阳光下。 想来想去，惟一的原因是，心累。 心累，不是累在废墟，也不是累在死亡。庞贝古城被火山灰掩埋，发生在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今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了。一千九百年下来，即便从来没有遇到过火山爆发的城市也都变成了废墟，因此很难再让我们劳于愁思、累于感慨。 但是，有一种震撼却穿过一千九百多年的时间直接抵达我们身上，而且显然还会震撼下去，那就是人类群体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集体死亡、霎时毁灭。 日常生活中的单个死亡、渐次毁灭各有具体原因，而庞见则干净利落地洗掉了一切具体原因。不管这个人是否心脏有病，那幢楼是否早有裂缝，也不管这家浴室主人与邻居有百年世仇，那两支竞技队的彼此积愤已千钧一发，全部一笔勾销，而且永远也不再留有印痕，一起无病无缝无仇无愤地纳入死亡和毁灭的大网，不得逃遁。因此，走在庞贝废墟间，每一步都牵连着最纯粹的死亡和毁灭，不再羼杂，不再分解，不可躲避，不存侥幸。任何游客既是旁观者又不是旁观者，都在暗暗设想、悄悄移情。 世上也有另一些集体死亡、霎时毁灭的情景发生，例如地震、海啸和我这次出发前刚去过的日本广岛当年突然遭受***袭击。这类情景，毁灭得过于彻底，使人难于作毁灭前后的直接对比。庞贝的毁灭独独是由于火山灰的堆积，连火山熔浆都未曾光临，于是千余年后发掘出来，竟然街道、店铺、庭院、雕塑一应俱全。不仅如此，街石间的车辙水沟、面包房里的种种器皿、妓院里的淫荡字画、私宅中的诡异秘室，全都表明人们刚刚离开，立即就要回来。谁知回来的却是我们，简直是仙窟千载、黄粱一梦。 博尔赫斯有诗写道： 那是个幻象 人类对黑暗的共同恐惧 把它强加在空间之上 它突然停止 当我们觉察到它的虚假 就像一个梦的破灭 破灭在梦者明白自己在做梦的时刻 博尔赫斯并不是在写庞贝，他只是在写黑暗突临的黄昏，对比于刚才和明晨的日光，分不清究竟何时是破梦时刻。 正是对这一切的体验和思索，使我们劳累。 2 使我久久驻足的是那两个剧场，一大一小。大剧场是露天座位，我算了一下，可容四五千观众；小剧场有顶盖，可容千余观众。这两个剧场和一座神庙组成一个结构紧凑的建筑群，外面有广场和柱廊。广场上的树现在又长得很大，绿森森地让人忘记毁灭曾经发生，只以为剧场里正在演戏，观众都进去了。 在欧洲戏剧史上，我对罗马的戏剧评价不高，平素在课堂上总以罗马戏剧来反衬希腊戏剧，以说明一种伟大艺术衰落之后所产生的诸多特征。但是站在庞贝的剧场，我就不忍心这样想了。他们当时在这里演的，有塞内加的罗马悲剧，也有米南德的希腊喜剧；有很世俗的闹剧、哑剧、歌舞剧，也有一些高雅诗人戴着面具朗诵自己的新作。今天我在两个剧场的环形座位上方分别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这里没有演出。 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中午。在缺少安全光源的时代，夜间演出不多，更多的是下午。那么如果灾难来得晚一点，这儿可能出现台上台下混成一体的真正大悲剧。从大剧场观众席上支撑遮阳大篷的柱桩遗迹看，坐在这里看戏的观众会比街上的市民晚一点发现云色的变化、灰潮的飞泻，因此也就迟一步感知灾祸的将临。但一旦发现和感知，状况将更加凄惨。 那么，这儿也许有点象征意义？艺术文化无力抗拒灾难，却能让人们获得暂时的精神躲避或心理蒙蔽，然后立即惊醒，撕肝裂胆。艺术也好，文化也好，有时为了完整呈现不得不暂时与街道隔开，但是能隔开多远多久呢？我不知道庞贝城里当年有没有几个自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独精英，可惜即便有，也早已彻底地同流合污，谁也找不出他们来了。 我们说那天出事的时候没有演出，是因为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结物时没有在这里见到可认定为观众的大批“人形模壳”。什么叫“人形模壳”呢？当时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们死亡前的挣扎形体，火山灰冷却凝固时也就成了这些形体的铸模硬壳。人体很快腐烂了，但铸模硬壳还在，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一旦发现这种人形模壳，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浆缓缓注入，结果剥去模壳，人们就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连最细微的皮肤皱纹、血管脉络都显现得清清楚楚。这个办法是当时庞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费奥莱里（g.fio elli）发明的，使我们能够看到一批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最后状态。 我所看到的这种人体遗形，大多是痛苦地躺在地上或台榻上挣扎，只有极少数靠壁站着。在这样的灾难中居然能站着死亡，让人顿生敬意。在一个瓦罐制造工场，有一个工人的人体抱肩蹲地，显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晕眩。他没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会儿就起来。谁知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让他惊讶的是，重见天日之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头。 因此，庞贝废墟中这位抱肩蹲地的工人，仿佛是又一座《思考者》雕塑，思考着人类如何异化为劳动对象，然后以身作则。 记得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这里见过一具挺立着的庞贝人遗体，非常感动。那是一个士兵，在城门口身披甲胄屹立在岗位上，至死都不挪步。我没有见到这位士兵的人体模型，算起来马克·吐温来的时候庞贝古城只开挖了一小半，费奥莱里为模壳注石膏浆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因此他见到的应该是一具骨骼。 马克·吐温除了感动之外也有生气的时候。庞贝城的石材路上有深深的车辙，他走路时把脚陷进去了，绊了一下。他由此发火，断言这路已经很久没有整修了，责任在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门，这个推断使他见到死亡者的遗骨也不悲伤了，因为任何一个死亡者都有可能是道路管理人员。 我觉得马克·吐温的这种推断过于鲁莽。石材路一般都不会因为有了车辙就立即更换，有经验的驾车人也不会害怕这些车辙。从庞贝古城的道路整体状况看，有关管理人员还算尽职。马克·吐温把自己偶然陷脚的原因推给他们，又无限上纲，直到连他们惨死了也不原谅，过分了。即便是幽默，也不应该超越最起码的人道界限。 比马克·吐温更为过分的指责，出自一大批虚伪的道德学家，我们在各种介绍庞贝的文章书籍中常常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未必来过这里，凭着道听途说，想像这座城市的生活非常奢侈糜烂，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奢侈糜烂的证据是公共浴室、私家宅院、妓院和不少春宫画。其实在我看来，这里呈现的是古罗马城市的寻常生态，没有任何需要被惩罚的理由，只不过后人见到的其他废墟里全然失去了感官生活信号，一在这里见到就大惊小怪了。平心而论，庞贝在整体上还显得比较收敛，反衬着后世帝王如何一步步把排场撑大，随之又撑大都市的。歌德一七八七年三月十一日到达这里，他在当天的笔记里写道： 庞贝又小又窄，出乎参观者的意料之外。街道虽然很直，边上也有人行道，不过都很狭窄。房屋矮小而且没有窗户，房间仅靠开向庭院或室外走廊的门採光。一些公共建筑物、城门口的长凳、神庙，以及附近的一座别墅，小得根本不像是建筑物，反而像是模型或娃娃屋。但这些房间、通道和走廊，全都装饰着图画，望之赏心悦目。墙上都是壁画，画得很细腻，可惜多已毁损。 《意大利之行》 歌德的这种感觉我们也有，但这里包含着某种错觉。我们平时去看正在建筑中的楼房地基时也会惊讶每个房间为什么如此之小，其实这是因为室内空间尚未形成和装饰，一个个房间只以有限的地基面积对比在无垠的天地之间，只能显得狭窄。庞贝废墟的多数民房遗迹也成了这种开放式的地基，因此就有了歌德的这番惊讶。后来他进入了那些比较完整、又有器物装饰的房间后感觉就不同了，说：“庞贝的屋子和房间看似狭窄，却仿佛又很宽广。” 法国史学家泰纳（tai e）比歌德早来二十多年，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生活享受远不如我们现在这样舒适多样，这样多彩多姿。”从时间上说，几乎所有断言庞贝城因奢侈糜烂而受到上帝惩罚的道德评论家们都是在泰纳之后，甚至在歌德之后才来的，他们没有心思去阅读泰纳和歌德的文章。 在我看来，庞贝城也有奢侈糜烂，但在整个城市如此惨烈地毁灭之后，居然会有那么多评论家说它只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实在有点不道德，尽管他们也算是道德评论家。他们不敢像泰纳那样承认，自己的生活其实要比庞贝人舒适得多。 我鄙视一切嘲笑受难者的人。我怀疑，当某种灾难哪一天也降落到他们头上，他们会做什么。他们当然绝对不会去救助别人，因为别人有道德缺陷，正在接受惩罚，于是他们就趁火打劫、谋财害命，来帮助完成那种处罚。事后，他们万一幸存，又会滔滔不绝地成了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道德学家。 3 庞贝城灾难降临之时，倒是处处闪烁着人性之光。除了马克·吐温提到的那位城门卫士之外，除了很多人体遗形表现出的保护儿童和老人的情景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gaiuspli iussecu dus）。 称他老普林尼，是因为还有一位小普林尼（gaiuspli iuscaecilius），是他的外甥，后来又收为养子。这位小普林尼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散文作家。罗马的散文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书信，这种传统是由西塞罗（ma custulliuscice o）发端的，小普林尼承袭这一传统，成了写漂亮书信的高手。我在几年前曾读到过中国学者朱龙华教授写的《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对朱教授细致分析的从西塞罗到小普林尼的文学表达方法很感兴趣，后来就在小普林尼的书信中发现了他向一位历史学家讲述庞贝灾难的那一封，其中提到了老普林尼牺牲的过程。这是人类从这场灾难中惟一接收到的一个现场幸存者的完整叙述，何况他正巧是个散文家，其珍贵程度，自可想像。 老普林尼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又是当时意大利的一位重要官员，庞贝灾难发生时他担任意大利西海岸司令（又称地中海舰队司令）。真不知道他长达三十七卷的巨著《自然史》和其他百余卷的著作是怎么抽空完成的。 据小普林尼信中记述，出事那天中午，老普林尼听说天空出现了一片奇怪的云，便穿上靴子登高观察，看了一会儿便以科学家的敏感断定事情重要，立即吩咐手下备船朝怪云的方向驶去，以便就近观察。 但刚要出门，就收到了维苏威火山附近居民要求救援的信。他当机立断放弃科学观察，命令所有的船只都赶到灾区去救人，他自己的船一马当先。烫人的火山灰、燃烧过的碎石越来越多地掉落在船上，领航员建议回去，老普林尼却说：“勇敢的人会有好运。”他命令再去救人。作为舰队司令，他主要营救逃在海上或躲在岸边的人。他抱着瑟瑟发抖的朋友们，不断安慰，为了让他们镇静下来，自己满面笑容，洗澡、吃饭，把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解释为由炉火引起的火灾。他甚至在火山灰中酣睡，直到别人担心他被埋没，把他叫醒。最后，他号召大家去海滩，因为那里随时可以坐船逃离，但到了海滩一看，火山爆发引起大海发狂，根本无法行船。 大家坐在海滩上，头上缚着枕头，以免被碎石伤害。但是，火焰越来越大，硫磺味越来越浓，人们开始慌乱奔逃，却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在这时，老普林尼突然倒地，他被火山灰和浓烟窒息而死，终年五十六岁。 因此，庞贝灾难的牺牲者，不仅仅是普通市民，至少还有一位，欧洲古代最博学的科技史家。 小普林尼那年十八岁，竟然侥幸逃出来了。这封信是二十五年之后写的，那时他已经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4 我对这位因窒息而闭眼的老普林尼深深关注，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欧洲较早地眯眼远望，看到了中国。 我没有读过他的《自然史》，据朱龙华教授在《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中的引述，老普林尼已经写到中国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他当时把中国人叫成“赛里斯人”。 他说这句话的时间是那么早，比马可·波罗来华早了一千二百年，比利玛窦来华早了一千五百年！他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中国人的这些特点的呢？大概是几度转说，被他打听到了。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会筛选和分析，最后竟然筛选出了“举止温厚”这个概念，把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和农耕文明的不事远征，都包括在里边了。 他写《自然史》的时代，在中国，王充在写《论衡》，班固在写《汉书》。庞贝灾难发生的那一年，班固参加了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的会议，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白虎通义》。这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虽然已经拥有了先秦诸子以及屈原、司马迁，此时还正在构建自己更系统的精神基座。 “举止温厚”的王充、班固他们不知道，在非常遥远的西方，有人投来关注的目光。但那副目光已经在轰隆轰隆的大灾难中埋葬，埋葬的地方叫庞贝。 罗马假日 1 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例如精致、浑朴、繁丽、畅达、古典、新锐、宁谧、舒适、奇崛、神秘、壮观、肃穆……，其中不少城市还会因为风格交叉而不愿意固守一词，产生争逐。 只有一个词，它们不会争，争到了也不受用，只让它静静安踞在并不明亮的高位上，留给那座唯一的城市。 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 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旧窗，也有古砖，也有雕纹，也有老藤，为什么却乖乖地自认与伟大无缘？ 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 因此，罗马的伟大是一种永恒的典范。欧洲其他城市的历代设计者，连梦中都有一个影影绰绰的罗马。 2 我第一次去罗马，约了一帮友人，请一位大家都认识的特殊友人蒋宪阳先生带队。蒋宪阳的特殊，在于他原本是上海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因热爱意大利美声唱法而定居罗马多年。他先开车到德国接我们，然后经卢森堡、法国、摩纳哥去意大利，一路上见到雕塑、宫殿无数，但只要我们较长时间地驻足仰望，他就竖起一根手指轻轻摇动，说：“不！不！要看罗马的，那才是源头。”我们笑他过分，他便以更自信的微笑回答，不再说话。但是一进罗马就反过来了，沉默的是我们，大家确实被一种无以言喻的气势所统慑，而他则越来越活跃，每到一个地方满脸都是反问：“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今天我再次叩访罗马已有思想准备，伙伴们听了我的介绍也精神抖擞，只想好好地领受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但是，谁能想到，最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伙伴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呆看半晌，便回过头来看我，像是在询问怎么回事，但他们立即发现，我比他们更慌神。 原来，眼前的罗马几乎是一座空城！ 这怎么可能？ 家家商店大门紧闭，条条街道没有行人。 千年城门敞然洞开，门内门外阗寂无声。城门口也有持剑的卫兵，但那是雕塑，铜肩上站着一对活鸽子。 即便全城市民倾巢出征，也不会如此安静。即便罗马帝国惨遭血洗，也不会如此死寂。 当然偶尔也从街角冒出几个行人，但一看即知也是像我们这样的外国来访者，而不是城市的主人。好不容易见到两位老者从一间屋门里走出来，连忙停车询问，才知，昨天开始了长假期，大家全都休假去了。据说，五千八百万意大利人这两天已有三千万到了国外。 如此的人数比例我很难相信，但是后来住进旅馆后看到，电视台和报纸都这么说。 历来罗马只做大事。我站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想，这宽阔的路，这高大的门，这斑驳的楼，曾经见过多少整齐的人群大进大出啊，今天，这些人群的后代浩荡离去，大大方方地把一座空城留给我们，留给全然不知来路的陌生人，真是大手笔。 在中国新疆，我见过被古人突然遗弃的交河古城和高昌古城，走在那些颓屋残墙间已经惊恐莫名。一般人对极端性审美图像的接纳是有限度的，我知道那种荒废日久的空城很美，却总是不敢留在黄昏之后，不是怕盗贼，而是怕气氛。试想，如果整整一座西域空城没有一点动静，月光朦胧，朔风凄厉，脑畔又浮出喜多郎的乐句，断断续续，巫幻森森，而你又只有一个人，这该如何消受？ 今天在眼前的，是一座更加古老却未曾荒废的庞大空城，对我来说也有极大的消受难度。没有人就没有了年代，它突然变得很不具体。那些本来为了召集人群、俯视人群、笑傲人群、号令人群的建筑物怎么也没有想到哪一天会失去人群，于是便傲然于空虚，雄伟于枉然。但是，没有对象的咆哮可能更其响亮，没有年代的街道盛得下全部故事，空虚的傲然傲然到了天际，枉然的雄伟雄伟到了永远。 站在这里，我突然领悟，为什么中国唐代刘禹锡写石头城的四句诗会在人们心中形成那么大的气魄，以至连大诗人白居易读了都说“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这四句诗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人称此诗得力于怀古，我说天下怀古诗文多矣，刘禹锡独擅其胜，在于营造了一个空静之境，惟此空静之境，才使怀古的情怀上天入地，没有边界。 今天罗马的空静之境，不是出于诗人营造，而是一种实在。一座实实在在的石头城，一座曾经属于恺撒、奥古斯都、图拉真和哈德良的石头城。这种可触摸的空，可谛听的静，任什么诗也不可比拟。 营造如此空静之境的，是全体罗马市民。这才猛然记起，一路上确有那么多奇怪的车辆逆着我们离城而去。有的拖着有卧室和厨炊设备的房车，有的在车顶上绑着游艇，有的甚至还拖着小型滑翔机。总之，他们是彻彻底底地休假去了。 3 何谓彻彻底底地休假？ 在形态上，这是与平日工作的一次封闭性割断。到哪儿去休假，不必让同一办公室的同事知道，也不用禀告直接上司。与我们中国的忙人们休假时连睡觉都开着手机相反，他们一进入休假就不再惦念电话铃声，不会因为两天没有与人通话就如困兽般烦躁。在休假时他们成了另一种人，平日衣冠楚楚、礼仪彬彬，此刻却便装松松、笑声连连，全然一副少不更事的游戏心态。昨天在城市的街道上还步履匆匆、两眼直视、目中无人，今天在休假地见到谁都亲热招呼，其实互不相识，只知彼此突然成了天涯同事。同的什么事？这事就是休假。 在观念上，这里服从把个体休闲权利看得至高无上的欧洲人生哲学。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息，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亦即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溶化了西方诸如个人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心，甚至走向极端。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有次中国领导人访问罗马，计划做了几个月，但当领导人到达前一星期，意大利方面的计划负责人突然不见了，把大家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只得重新开始计划。奇怪的是，他们那方的人员只着急不生气，因为那个负责人的突然不见有一个神圣的理由：休假去了。 我们当然不会赞成这样的工作态度，但罗马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说，工作与休假，很难说哪个更重要。这个负责人由于某个非个人的原因失落了移交工作的时间，既已如此，如果要他牺牲休假时间去办移交，等于把一件事的不完满变成了两件事的不完满，两败俱伤。休假使一个人失去一种身份，转换一种身份，这种失去和转换是那样的无可指摘，就像无可指摘于突然死亡。那个人自从来到休假地、换上宽松服之后，他作为公务员的身份已经暂时地埋葬于山水间，你怎么能对一个死亡了的身份有额外的指望？工作的延续，只能靠接替者，或者，等他休假期满身份“复活”。 对于这样一条思路可以不作评论，但我至少由此知道了平日自己周围的好些朋友为什么老是休息不好。 我们很多企业家和官员其实也有假期，而且也能选择一个不受干扰的风景胜地，然而可惜的是，他们可以放下工作和家人，却放不下身份。于是，一到休假地只想摆脱放下身份后的虚空和慌张，立即用电话疏通全部公私网络，甚至还要与当地的相关机构一一接上关系。结果可想而知，电话之频、访客之多、宴请之盛，往往超过未曾休假之时，没过几天已在心里盘算，什么时候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休息，成了一个永远闪动在彼岸的梦影。 显而易见，此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人家的休假是转换身份，我们的休假是叠加身份。叠加在远离办公室的地方，叠加在山光水色之间，那是多么不自然，多么矫情。矫情在别处尚能闭眼放过，矫情在私人假期，实在是糟践了人生的最后一个秘角，让人怜悯。 4 那么多罗马人到国外休假，我想主要是去了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南部。意大利人的经济状况在整体上比法国、德国差得多，比西班牙好一点，他们在外应该是比较节俭的一群。欧洲人出国旅游一般不喜欢摆阔，多数人还愿意选择艰苦方式来测试自己的心力和体力，这与我们一路上常见的那些腰包鼓鼓、成群结队、不断购物的亚洲旅行者很不一样。 但是即便如此，欧洲毕竟也有很多人负担不起长途旅游的经济压力，也有一些老人则受到体力的限制不能出远门了，他们往往只到乡镇别墅中度假，没有别墅就租借一个临时住所。其实这是欧洲人最寻常的度假方式，只不过这次假期长，很多人就去走长路了。 我们遇见过一个在小镇别墅里度假的老人，很能代表这种方式，因此历久难忘，不妨记述一下。 那天我们去东海岸的圣乔治港，经过一个小镇，见到有一位白发老者阻拦我们，硬要请我们到附近一家海味小馆吃饭。理由是他曾多次到过中国，现在正在这个小镇的别墅里度假。 跟着他，我们也就顺便逛了一下小镇。小镇确实很小，没有一栋豪华建筑，全是一排排由白石、水泥、木板建造的普通住房，也没有特别的风景和古迹，整个儿是一派灰白色的朴素。与中国南方的小镇相比，它甚至显得有点寒碜，但是单纯的色调和干净的街道却让人分外安静。在我们以往的经验中，单纯的色调只属于高雅社区，越是乡野世俗便越加艳丽纷呈。这个特点，不仅是中国大陆，连台湾、香港也概莫能外。欧洲这种小镇为什么如此单纯和谐呢？只是做色彩的减法，就增加了多少等级。 大概走了十分钟路，我们就见到了那家海味小馆。老人不说别的，先让我们坐下，一人上一碗海鲜面条。 那碗面条有什么奥妙？我们带着悬念开始下口。面条居然是中国式的，不是意大利面食，大汤，很清，上面覆盖着厚厚一层小贝壳的肉，近似于中国沿海常吃的“海瓜子”。这种小贝壳的肉吃到嘴里，酥软而又韧性，鲜美无比，和着面条、汤汁一起咽下，真是一大享受。老人看着我们的表情放心地一笑，开始讲话。 他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已向你们说清我在这个小镇买别墅的原因，这面条，全意大利数这里做得最好。”说完，他才举起酒杯，正式表示对我们的欢迎。 原来，这碗面条是他的见面名片。 然而很快发现这个判断是错的，他的名片复杂得多。他刚才在路口说自己多次去过中国，那么，为什么去呢？ 他的回答使我们大吃一惊，他去中国的身份是意大利的外贸部长、邮电部长和参议员！这就是说，坐在我们对面的白发老人是真正的大人物。 今天他非常不愿意在自己担任过的职务上说太多的话，因为他在休假。他努力要把拦住我们的原因缩小为个人原因和临时原因。他说，妻子是一个诗人，现在正在别墅里写诗，但别墅太小，他怕干扰妻子，便出来蹓跶，遇到了我们的车队。 听他这么说，我们就关切地问，妻子整天写诗吗？这岂不让他整天在外面蹓跶？他说不，妻子上午睡觉，下午才写诗，因此只须出来蹓跶半天。 于是，我们祝贺他的妻子能在这个假期写出一批好诗。他表示感谢，然后又诚恳地说：“她的诗确实写得不错，真的。”那眼神，像一个腼腆的老农。 告别老人后，我们又行走在小镇灰白的街道上了。我想，这样的小镇，对所有被公务所累的人都有吸引力和消解力。它有能力藏龙卧虎，更有能力使他们忘记自己是龙是虎。这种忘记，让许多渐渐走向非我的人物走向自我，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赤诚的真人。因此，小镇的伟力就像休假的伟力，不可低估。 那么罗马，你的每一次空城，必然都会带来一次人格人性上的重大增补。 兴亡象牙白 1 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大的抒情主题，不是爱，不是死，而是怀古之情、兴亡之叹。这个特征，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数量上，更是颤动于每位作者的思维习惯、寻访敏感和表述模式间。某个地方，如果曾经留下过王侯钟鼎、将军营寨或名士茶座，此刻却只剩颓垣碎瓦、荒草冷月，中国文人一旦知道大多会找去，而且产生着魔般的感动。这种感动常常连心理程序、凭借词汇也完全相同，可见是一种集体症候。 怀古之情、兴亡之叹表明，中国文人在整体上倾向于历史体验，既迷醉于感同身受的历史幻想，又迷醉于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只可惜历史太长，步子太慢，循环太多，经常同义反复，不能不满心徒叹无奈，满嘴陈词滥调。 欧洲的历史演进方式与中国很不一样，慢步循环的圆圈不多，同义反复的机会不大，因此虽然也有怀古之作，却未曾形成表述模式、集体症候。 见到罗马城里颓然挺立的千年建筑，尤其是见到市中心古罗马广场区的废墟，我原以为早已抹去的兴亡感慨勃然冒出。心里明白身在欧洲而重蹈青衫书剑式的吟咏老套很不合时宜，几次丢开却未能如愿，只得静下心来想想为什么罗马比欧洲其他城市更能让一个中国人产生兴亡感慨。 世间有些废墟很壮观，但我对它们以前的功业知之甚少；有些名人故居很亲切，但主人与王朝的兴亡关系不大。惟有在罗马，是废墟而直通历史主脉，是帝王而早就为大家熟知，于是一阶一柱都会激发出深远而浩大的叹息。 但是我又相信，产生于罗马的兴亡感慨不会重蹈中国文人的吟咏老套，不会终结于白发渔樵、废殿碧苔、老月青山。其原因，在距离，在空间，在对象的转换和我们本身的转换。 2 你看，一见到元老院的废墟，我就想起恺撒——他在这里遇刺。那天他好像在演讲吧？被刺了二十三刀，最后伤痕累累地倒在庞培塑像面前。 我低头细看脚下，猜测他流血倒下的地方。这地方一定很小，一个倒下的男人的躯体，再也不可能伟岸，黯然蜷曲房舍一角。但是当他未倒之时，实在是气吞万里，不仅统治现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而且波及德国莱茵河流域和英国南部。他还为追杀政敌庞培赶到埃及，与埃及女王生有一子，然后又横扫地中海沿岸。英雄世界的收纵开阖，实在无可限量。强大生命对于空间的挥洒，简直匪夷所思。 但是，放纵的结果只能是收敛，挥洒的结果只能是服从。就连恺撒，也不能例外。当他以死亡完成最彻底的收敛和服从之后，他的继承者、养子屋大维又来了一次大放纵、大挥洒，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把地中海当作了内湖。 我有幸几乎走遍了恺撒和屋大维的庞大罗马帝国属地，不管是在欧洲、亚洲还是非洲。在那里，经常可以看到早已残损的古罗马遗迹，一看就气势非凡，精雅而又恢宏，甚至直到今天还足以睥睨周围一切其他建筑。我相信，当茫茫大地还处于蒙昧和野蛮阶段的时候，罗马的征服，虽然也总是以残酷为先导，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文明的征服。 站在那些地方，我总是一次次对罗马进行重新解读。一种洁净的象牙白那么自信地随着铁蹄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交通网络撒遍如此辽阔的空间，等铁蹄和大道早已成为遗迹，这些象牙白依然在各地自信着，于是它也就牢牢地占据了时间。 一切伟大从外面看是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从里面看则是一种无比智慧的秩序。秩序对于周边的无序有一种强大的吸附能力和整合能力，但是无序对于秩序也有一种不小的消解能力和颠覆能力，谁胜谁负，主要是看秩序能包含什么样的智慧浓度。罗马的智慧浓度集中体现在它的法制精神上，因此当我看到埃米利亚会堂遗迹又站住了。这座建筑的功用考古学家们历来都有争论，有的说是法庭，有的说是商业会所，我希望它是法庭，因为古罗马的法制精神需要有一些像样的遗物让人纪念。 说起来古希腊也有不错的法律观念，可惜羼进了太多伦理学和美学的成分，不纯粹了。罗马法力图按照最简单、最朴素的自然法则来协调人间事务，划出明确的戒律，建立正义的基础。当然由于奴隶主特权的膨胀，罗马每天发生的残暴事件也骇人听闻，使得这种法制精神带有很大的褊狭性或理想性，但即便这样，从罗马历代帝王到大批开创性的法学大师，出于帝国大统和社会有序的目的，为法制建设做出了极广泛的贡献。尤其是立足古典人本思想而建立的私法几大体系，简直可以跳过中世纪直接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用。甚至直到今天，可说全世界每个法庭的诉讼现场，都或多或少地反射着古代罗马的经典幽光。 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伟大见胜于时间，是韵味。古罗马除气势外还有足够的韵味，使它的气势也沁水笼雾，千年不燥。你看那个纵横万里的恺撒，居然留下了八卷《高卢战记》，其中七卷是他亲自所写，最后一卷由部将补撰。这部著作为统帅等级的文学写作开了个好头，直到二十世纪人们读到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时还能远远记起。 恺撒让我们看到，那些连最大胆文人的想像力也无法抵达的艰险传奇，由于亲历亲为而叙述得平静流畅；那些在残酷搏斗中无奈缺失、在长途军旅中苦苦盼望的风范，因由营帐炬火下的笔画来弥补，变得加倍优雅。 伟大的史实一旦被朴素叙述本已大气磅礴，更何况添加这番迷人的流畅和优雅！我认为，欧洲最优秀散文背后隐藏的骑士风度实由恺撒的散文演变过来。与人们平常误会的相反，起源于“统帅文学”的这一支脉，并不表现为夸张、豪迈和狂躁。伟业既已铸就，功臣就是本人，笔端必然是举重若轻，恬淡安详。 这便是罗马的韵味。 罗马的韵味倾倒过无数远远近近的后代。例如莎士比亚就写了《尤利乌斯·恺撒》、《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等历史剧，把古罗马黄金时代的一些重要人物一一刻画，令人难忘。尤其是后一部，几乎写出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爱情悲剧，冰冷的铁血功罪拌入了荒诞的艳丽人性，连废墟都具有了永久的生命质感。 既然提到了安东尼，那么我要说，这位在舞台上见过多次的痴情将军，有一件事令人不快，那就是他对西塞罗太残忍了。西塞罗是他的政敌，发表过不少反对他的演讲，自己也有过残忍的主张，后来遭逮捕并被杀害，这算是政治恩怨，我们可以搁置不论；但西塞罗毕竟是古罗马最优秀的散文家，他把古希腊各位散文大师的精粹汇聚于自己行云流水般的文笔之间，安东尼怎忍心，割了他的头颅带回家欣赏，然后又长久悬挂在他平日演讲的场所，让众人参观。正因为这个举动，我对安东尼后来失去爱情、失去朋友、失去战争而不得不自刎的结局，没有太多的惋惜。 3 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的皇帝总是有好有坏，不必刻意美化和遮掩，但也有极少数皇帝，坏到人们不愿再提起。 尼禄（ne o diuscaesa ）这个名字，我早有关注，但一到罗马就被一种好心情所裹卷，生怕被这个名字破坏掉，因此一直避讳着。今天去斗兽场，听说前面就是尼禄“金宫”遗址，心想终于没有避开。 我以前关注他，与讲课有关。我讲授的《观众心理学》里有一个艰深的课题：尼禄在日常生活中杀人不眨眼，一到剧场里看悲剧却感动得流泪不止，这是为什么？人们很容易猜测是以虚情假意欺骗民众，但他的至高地位和行为轨迹否定了他有欺骗的必要。这个课题关及人类深层心理结构的探索，我的历届学生都不会忘记。 说尼禄杀人不眨眼，实在是说轻了，因为这会把他混同于一般的暴君。他杀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妻子、弟弟和老师，听起来简直毛骨悚然。当然这种杀戮与宫闱阴谋有关，例如他的母亲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且不去细论；让我愤怒的是，公元六十四年一场连续多日的大火把罗马城大半烧掉，这个皇帝居然欣喜地观赏，还对着大火放声高唱。火灾过后为了抑制民愤，胡乱捕了一些“嫌疑犯”处死，而处死的手段又残忍得让人不知如何转述。例如把那些“嫌疑犯”当作“活火炬”慢慢点燃，或蒙上兽皮让群犬一点点撕裂。 这样一个人，居然迷醉希腊文化，亲自登台表演。甚至，当他发现罗马人对他的表演不够推崇，居然花了一年时间在希腊从事专业演出！这个现象，真要让我们对艺术文化与人品人格的对应关系打上大大的问号。 我注意到，欧洲史学界早就有人发现了尼禄身上的某些积极面，也有学者试图寻找他种种恶行怪状的遗传学原因和后天教育原因。我感兴趣的问题要大一些，那就是：尼禄的出现对于罗马是必然的吗？他的来去对于罗马的历史命运，没有多大影响还是正恰相反？ 如果说，一个国家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人格灾难，那么，尼禄十余年的统治也像那年在他眼前燃烧的大火，对罗马的损害非常严重。人们由此产生的对于罗马的幻灭感、碎裂感、虚假感，无异于局部的国破家亡。惊人的光辉和惊人的无耻同根而生，浓烈的芬芳和浓烈的恶臭相邻而居，尼禄使罗马有了自己的阴影，从而变得更加立体，更加质感。所幸的是，不是尼禄消化了罗马，而是罗马消化了尼禄。 4 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于公元四七六年，最后一位皇帝叫罗慕洛斯·奥古斯都。当代瑞士出生的剧作家迪伦马特写过一部《罗慕洛斯大帝》，可谓精彩纷呈。几年前曾有一些记者要我评点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剧作，我点了它。 迪伦马特把这个剧作称之为“非历史的历史剧”，说明剧情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但在基本精神上，他却写出了罗马帝国覆亡的必然性，并由此引出了普遍哲理。 在迪伦马特笔下，罗慕洛斯面对日尔曼人的兵临城下，毫不惊慌，悠然养鸡。他容忍大臣们裹卷国库财物逃奔，容忍无耻之徒诱骗自己家人，简直没有半点人格力量，令人生厌。但越看到后来越明白，他其实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骚扰；如果历史已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反动。于是，他以促成罗马帝国的败亡来顺应历史，而且让自己的生活形态和人格结构一起败亡。他之所以坚守王位，就是怕别人按照一般逻辑来挽狂澜于既倒。他太了解罗马，知道一切均已无救。拼命抢救于无救，是人间最大的悲剧。 但是，作为战胜者的日耳曼国王更有苦衷。他来攻打罗马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他没有儿子，按传统规矩只能让侄子接班，但这个侄子是一个年轻的野心家和伪君子。国王既已看穿又别无良策，只能靠攻打罗马来投靠罗慕洛斯，看看有没有另一种传位的办法。 于是，罗马必败无疑，日耳曼必胜无疑，但在这两重必然性背后却另有相反的文章。败亡者因知道必败而成了世界的审判者，胜利者因别有原因而浑身无奈。由此联想到人类历史上的多少胜败，掩盖了大量深刻的内涵。 我认为这是最高层次的喜剧，也是最高层次的历史剧。 跳开艺术，回到真实，我又低头俯视脚下。 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的市中心十分凄凉。 本来市中心的罗马市场是与自由政体一起繁荣的，奥古斯都独裁时期曾一度衰落，后因罗马帝国征战所占领的土地越来越大，财富超常汇集，罗马市场重新热闹。罗马帝国一灭亡，这里立即荒凉，不久甚至连人影也看不到了，成了一个彻底的废墟，只有野草冷月与断柱残石相伴，除了遗忘还是遗忘。 文艺复兴时大家对希腊、罗马又产生兴趣，但对希腊、罗马的实址又不以为然，当时还没有实证意识和缅怀心绪。文艺复兴需要兴建各种建筑，缺少建筑材料，这里堆积着大量古代的象牙白石材，于是一次次搬运和挖掘，没有倒塌的建筑则为了取材而拆毁。其实这里早已是一片放牧牛羊的野地，要挖掘石材时，把牛羊赶一赶，挖完，再让牛羊去咬食野草。 考古发掘，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 难得这片废墟，经历如此磨难，至今还豪气夺人、威势犹在。 可见，在一千多年与野草冷月的夜夜秘语中，它们没有把自己的身份降低，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说歪。 5 今天的罗马，仍然是大片的象牙白。只不过象牙白已经苍老，不再纯净，斑斑驳驳地透露着自己吓人的辈分。后代的新建筑当然不少，却都恭恭敬敬地退过一边，努力在体态上与前辈保持一致。旁人一眼就可看出它们筋骨强健，但它们却把全部尊荣让给了年岁。结果在静寂无声间对峙出一种让人不敢小觑的传代强势，这便是今日罗马的气氛。 就在写这篇笔记的三小时前，傍晚时分，我坐在一个长满亭亭罗马松的缓坡上俯瞰全城。应该是掌灯时分了，但罗马城灯光不多，有些黯淡。正想寻找原因，左边走来一位散步的长者。 正像巴黎的女性在整体气度上胜过男性，罗马男人在总体上比罗马女人更有风范，尤其是头发灰白却尚未衰老的男人，简直如雕塑一般。更喜欢他们无遮无拦的热情，连与陌生人打招呼都像老友重逢，爽爽朗朗。此刻我就与这位长者聊上了，我立即问他，罗马夜间，为什么不能稍稍明亮一点？ “先生平常住在哪个城市？”他问。 “上海。”我说。 他一听就笑了，似乎找到了我问题的由来。他说：“哈，我刚去过。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之大，举世少有，但是……”他略略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不要太美国。” 细问之下，才知他主要是指新建筑的风格和夜间灯光，那么，也算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把头转向灯光黯淡的罗马，说：“一座城市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就不必再用灯光来制造明亮。” 我并不完全同意，但心里也承认这种说法非常大气。不幸的是，正是这种说法，消解了他刚刚对美国和上海的批评，变成了自相矛盾。因为在罗马面前，美国和上海都没有历史，它们不能怀抱着几千年的安详，在黑暗中入梦，必须点亮灯光，夜以继日地书写今天的历史。 说上海没有历史我又于心不甘，脑中浮现出外滩的一溜象牙白和灰褐色。那是欧洲文明登陆华夏的百年印记，由于两种宏大文明的擦撞和交汇，另有一番戏剧性的欢悦和悲哀。那个年代意大利已经不是擦撞和交汇的先锋，尽管它早早地派出过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作为擦撞先锋的英国、法国，以及跟随其后的美国、德国，追根溯源，其文明的共同根子还是离不开罗马的象牙白。那整片整片、既老旧又经典的色彩分出了一小溜来车拉船装，镶到了太平洋西岸，镶到了上海。与它对峙的东方色彩满地都是，但要论定足以与罗马大致对等的源头，好像应该是昔日的长安。 这么说来，上海是两部悠久历史的擦撞处。擦撞迟早会发生，擦撞于何时何地却有点偶然。但既然擦撞到了也就构成一截短短的历史，尽管与两个擦撞主体所理解的历史相比，那只是烟光一闪。十年前我发现人们过于鄙视上海这个擦撞处，甚至连当地人也产生了自卑，为此曾去粗粗梳理了一下那截短短的历史，写了一点文章。怎料几年下来一看，对那截历史的沉湎似乎已经不浅。沉湎于纷飞战火夹缝间的零星时日，沉湎于贫困大地边缘那一层薄薄的象牙白，越说越玄地把这一点时日夸张成一个重要年代，把这一个薄层夸张成一个独立世界，好像真有多少高贵的情调、幽怨的灵魂在那里旋转。其实当一些西方流浪者和东方逃难者相遇在江边海滩总会有一些故事，却也不会有多少可供长期挖掘的潜藏。幸好上海人多数不作这种沉湎，他们这些年来评价最高的新建筑是上海博物馆，那里展出的文物横贯数千年，完全不受这座城市的局限。这些上海人如果到罗马一看更会明白，自己城市的早年遗留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欧洲造一座教堂都要花费好几百年，上海其实是投入了一场延续百年的兴建工程，重头土木完成在最近几年。上海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时间认知，以后还怎么到西安去，到罗马来？ 那么，罗马的象牙白已经变成了一种古老的启示、无声的告诫。一个悠久的文明之邦总有太多的细微末节值得摩挲，但不能在这种摩挲中丧失整体气韵。整体气韵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承载，最能割碎它的，不是灾祸，而是地域性的兴奋和时段性的迷醉。一旦割碎，就很难复原。 点燃亚平宁 从罗***，路边有许多灰褐色的高墙，围住了一座座巨大的宅院。墙边木门紧闭，好像千百年来未曾开过。 高墙没有坍塌，却已颓弛，剥落严重。砖石间虬出的枯藤，木门上贴满的干苔，使整个院子成了一个庞大的远年文物。 里边还会有人住吗？ 邵文光先生告诉我，欧洲多怪事，有时偶尔遇到一个衣着随便的先生，谈得投机，成了朋友，几度交往后被邀请到他家坐坐，谁知一到他家大吃一惊，不由得睁大眼睛重新打量他起来，原来他拥有整整一座十八世纪的古典庄园！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先生，因此一路观察着每个门庭，看到稍稍整齐一点的，便猜测会是一位什么样的先生还住在里边。 但我知道，所谓“稍稍整齐一点”的感觉往往出错。在欧洲，对于古代的遗迹大多不作外部修缮，而只是暗中加固。因此，那种看似危险的颓弛，可能早已无虞。 果然，一路上那么多门，倒是最破败的那一扇，开了。 原以为那门老得无法关合，漏了一道光，后来那道光渐渐加宽，才知道是认真的开门。 我们正想看看门内的废苑景象，谁知一辆最时髦的焦黄色加长敞篷跑车，从里边开了出来。 这样的反差让我们目瞪口呆，更何况车上坐着两位典型的意大利美女。 跑车轻轻地拐到街道上在我们的前方悠然驰去，我们的车队跟在它的后面。很快跑车驶上了山路，两位美女长长的金发忽忽飘起，太像两簇舞动的火焰。 焦黄的跑车托着金发的火焰变成了一具通体透亮的火炬，像是执意要点燃亚平宁山脉。但是一路行去青山漠然，岩石漠然，树丛漠然，跑车生气似地蹿上了盘山公路。金发终于飘到了云底，那就不妨再次努力，去把棉絮般的白云点燃。 正巧这时黄昏降临，白云底缘一溜金光，它真的被点着了。 于是，整个亚平宁山脉一片灿烂。 我想，果然不能小看了欧洲破旧的院落，似病似死间，也可能豁然洞开，惊鸿一瞥，执掌起满天晚霞。 霞光下，再也分不清何是古代，何是现代，何是破败，何是美艳，何是人间，何是自然。 寻常威尼斯 1 在欧洲，威尼斯算是我比较熟悉的城市之一。 熟悉也有毛病，容易失落初见时惊艳的兴奋，忘却粗线条的整体魅力，目光由仰视变为平视，很难说是把握得更牢了，还是松弛了把握。这就像我们交朋友，过于熟悉就变成寻常沟通，有时突然见到他翩然登台或宏著面世，才觉得要刮目相看。对威尼斯我还没有资格称为老朋友，但见面时早就不惊不乍，剩下的也只是平静打量，寻常话语。 不管哪一次，人总是太多，而且越来越多，我为它感到累。 当今世界旅游大潮兴起，万众奔逐于途。请看车站、码头、机场，济济人头有多少是办公事的？现代通讯使多数政事商务不必亲自抵达，而必须亲自抵达、不能让设备和别人代劳的，便是旅游。世界旅游者首选的几个旅游点中，其中一个就是威尼斯。 另外一些著名热点，或是在山岩上看万丈飞瀑，或是在沙漠边看金字塔，或是气喘吁吁登万里长城，都是目标单一，空间开阔，累得了旅客却累不着景观；威尼斯正恰相反，目标繁多而空间狭窄，却又不必登高下坡，累不着旅客却累坏了它。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旅客，不管地区，不管老幼，也不管文化层次，都愿意先到威尼斯来呢？ 论风景，它说不上雄伟也说不上秀丽；说古迹，它虽然保存不少却大多上不了等级；说风情，它只知忙忙碌碌，没有太多刺激性的奉献；说美食，说特产，虽可列举几样却也不能见胜于欧洲各地。那么，究竟凭什么？ 我觉得，主要是凭它有趣的生态景观。 首先，它身在现代居然没有车马之喧。一切交通只靠船楫和步行，因此它的城市经络便是蛛网般的河道和小巷。这种水城别处也有，却没有它纯粹。对世界各国的多数旅客来说，徜徉于威尼斯的河道小巷，就像来到童年时代的梦境； 其次，这座纯粹的水城紧贴大海，曾经是世界的门户、欧洲的重心、地中海的霸主、莎士比亚的话题。甚至一度，还是自由的营地、人才的仓库、教廷的异数。它的昔日光辉，都留下了遗迹，而主要遗迹便是水边那一栋栋紧密排列又不大清楚年代和归属的楼房，包括那些教堂和广场。这使历史成为河岸景观，旅客行船阅读历史，读得质感又读得粗糙。此间似乎有点象征？在我看来，这种行船方式非常符合多数旅客不喜欢粘滞历史却喜欢浏览历史的中学生心理； 再次，它虽然那么特殊又那么有趣，却拥挤着密密层层的商市，把自己和周边地区历史上最让外人喜悦的工艺品集中呈现，再加上品类各异的食肆，以便游客流连。更重要的是，它没有世界某些旅游地那种任眼花缭乱的低层次摊贩拉扯游客的喧闹，给人一种无须躲避什么的安全感。一个个门面那么狭小又那么典雅，轻手轻脚进入，只见店主人以嘴角的微笑作欢迎后就不再看你，任你选择或离开，这种气氛十分迷人。 ………… 当然还有更多的精彩处，但我按平常目光看来，大致就是这样。 不幸的是，正是这些优点，给它带来了祸害。既然大家是来看一种有趣的生态景观，那就要设法保护，防止损坏。但保护山岩、瀑布容易，保护文物、古迹困难，保护生态景观更是难而又难。 小巷只能让它这么小着；老楼只能让它在水边浸着；那么多人来来往往，也只能让一艘艘小船解缆系缆地麻烦着；白天临海气势不凡，黑夜只能让狂恶的海潮一次次威胁着；区区的旅游收入当然抵不过拦海大坝的筑造费用和治理污染、维修危房的支出，也只能让议员、学者、市民们一次次呼吁着。 大家难道没有注意到，墙上的警戒线表明，近三十年来，海潮淹城已经一百余次？大家难道没有发现，运河边被污水浸泡的很多老屋，早已是风烛残年、岌岌可危，弯曲的小河道已经发出阵阵恶臭，偏僻的小巷道也秽气扑鼻？ 毫无疑问，既有旅客在欣赏、游玩，也有旅客在撒野、排泄。 威尼斯因过于出色而不得不任劳任怨。 好心人一直在呼吁同情弱者，却又总是把出色者归入强者之列，似乎天生不属于同情范围。其实，世间多数出色者都因众人的分享、争抢、排泄而成了最弱的弱者，威尼斯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习惯于在威尼斯小巷中长时间漫步，看着各家各户紧闭的小门，心里充满同情。抬头一望，这些楼房连窗户也不开，但又有多种迹象透露，里面住着人，关窗，只是怕街上的喧嚣。这些本地住家，在世界旅客的狂潮中，平日是如何出门、如何购物的呢？家里的年轻人可能去上班了，那么老年人呢？我们闻到小河小港的恶臭可以拔脚逃离，他们呢？ 2 我对威尼斯的小巷小门特别关注，还有一个特殊原因。 威尼斯的生态景观几百年来没有太大变化，那么一个与我们中国关系密切的人物也应该熟悉这副景象。他从这儿走出，然后在遥远的东方思念着这一切。这对他是一种预先付出的精神代价，报偿却是惊人，那就是以后很多西方人一次次念叨着他的名字开始思念东方。 当然，我是说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他的游记是真是伪，国际学术界一直有争议，而且必将继续争论下去。没有引起争议的是：一定有过这个人，一个熟悉东方的旅行家，而且肯定是威尼斯人。 关于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反对派和肯定派都拿出过很有力度的证据。例如，反对派认为，他游记中写到的参与攻打襄阳，时间不符；任过扬州总管，情理不符，又史料无据。肯定派则认为，他对元大都和卢沟桥的细致描绘，对刺杀阿合马事件的准确叙述，不可能只凭道听途说。我在读过各种资料后认为，他确实来过中国，只是在传记中夸张了他游历的范围、身份和深度。 需要提醒学术界注意的是，他原本只是一个放达的旅行家，而不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写游记，并不是他出游的目的，事先也没有想过，因此后来的回忆往往是随兴而说。其实这样的旅行家，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路的艰辛使他们不得不用夸张的口气来为自己和伙伴鼓气，随处的栖宿使他们不得不以激情的大话来广交朋友，日子一长便成习惯，有时甚至把自己也给搞糊涂了，听他们说旅行故事总要打几分折扣。因此，我们不能把马可·波罗的游记当作科学家的考察笔记来审读。 当然这中间还应考虑到民族的差别，意大利人至今要比英国人、德国人随意。随意就有漏洞，但漏洞不能反证事情的不存在。不管怎么说，这位随意顺兴、夸大其词的旅行家其实非常可爱，正是这份可爱，使他兴致勃勃地完成了极其艰难的历史之旅。 尽管游记有很多缺点，但一旦问世就已远远超越一人一事，成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梦想底本，也成了他们一次次冒险出发的生命诱惑。后来哥伦布、达伽马等人的伟大航海，都是以这部传记为起点的，船长们在狂风恶浪之间还在一遍遍阅读。如果它已经被公认为西方发现东方的动力，那么，有点漏洞又算什么？ 因为有这番想法，我在威尼斯小巷中漫步时老是带有一种感激心理。感谢这些小巷磨炼过一种脚步，一种把世界走通的脚步。 当年，他一个人游走在中国人之间，现在，有很多中国人游走在他家门前。我在威尼斯小巷间闹过好几次笑话，都与中国游客有关。大多是我在这里遇到了一批批四川来、浙江来或湖南来的读者朋友，寒暄一番依依告别，各自钻入小巷；但麻烦的是，刚转了两个弯再度相见，大笑一阵又一次分手，转悠了几圈又当面相撞。后来连大笑也嫌重复太多只想躲避，刚退到墙后，却见身边小船上另一批朋友在叫我。 我有时想，这莫不是马可·波罗在天之灵在跟我们开玩笑吧？要在这里开玩笑，他一定先找中国人。见到自己家乡一下子转来转去地出现那么多中国人，他一定高兴。 3 成天吵闹的威尼斯也有安静的时候。 我想起一件往事。 两年前我在一个夜晚到达，坐班车式渡船，经过十几个停靠站，终点是一个小岛，我订的旅馆在岛上。这时西天还有一脉最后的余光，运河边的房子点起了灯，灯光映在河水里，安静而不冷落。 灯光分两种，一种是沿河咖啡座的照明，一种是照射那些古建筑的泛光。船行过几站，咖啡座已渐渐关闭，只剩下了泛光。这些泛光不亮，使那些古建筑有点像勉强登台的老人，知道自己已经不适合这样亮相。浸泡在水里的房子在白天溶入了熙熙攘攘的大景观，不容易形成凝视的焦点，此刻夜幕删除了它们的背景，灯光凸现了它们的颓唐。本来白天与我们相对而视，此刻我们躲进了黑暗，只剩下它们的孤伤。 前面临水的这排房子展示日久，又无依无靠，因此损害严重，已很少付诸实用。有几幢已被某些国际公司“认领”，名曰维修，实则广告。 班车式渡船一站站停泊，乘客很多。细细一看几乎都不是游客，而是本地居民，现在才是他们的时间，出来活动了。踩踏着游人们抛下的垃圾污秽，他们从水道深处的小巷里出来，走过几座小桥来到码头，准备坐船去看望两站之外的父母亲，或者到广场某个没有关门的小店铺去购买一些生活用品。他们成天在人声中淹埋，所以在渡船上见到陌生人也不再动用太多的礼貌，只是木然地站着，无语无笑。有一部分人是刚刚关门的店铺的职员，神情疲惫，遇见熟人打个招呼，却也没有笑容。 开始下雨了，船上乘客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五六个，都与我一样住在小岛。进入大河道了，雨越下越大，已成滂沱之势，我在担忧，到了小岛怎么办？怎样才能冒雨摸黑，找到那家旅馆？ 雨中吹来的海风，又湿又凉，我眯着眼睛向着黑森森的海水张望，这是亚得里亚海，对岸，是麻烦重重的克罗地亚。此时的威尼斯已是一片狰狞，使我联想到古代从泉州出发的航船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这里艰难靠岸的情景，又联想到海潮一次次乘人不备夜半肆虐的架势。 这倒也罢了，可是明天一早，它还要梳妆打扮，凄然一笑，忙忙碌碌地接待专来寻找妩媚的旅客。 登岸后凉雨如注，我又没有伞，只得躲在屋檐下。后来看到屋檐与屋檐之间可走出一条路来，便挨着墙壁慢慢向前，遇到没屋檐的地方抱头跑几步。此刻我不想立即找旅馆，而是想找一家餐馆，肚子实在很饿，而在这样的深更半夜，旅馆肯定不再供应饮食。但环视雨幕，不见灯光人影，只听海潮轰鸣。 不知挨到哪家屋檐，抬头一看，远处分明有一盏红灯。立即飞奔而去，一脚进门，见到的竟然是****女孩，果然是一家中国餐厅！ 何方华夏儿女，把餐厅开到这小小的海岛上，半夜也不关门？我喘了一口气，开口便问。 回答是，浙江温州乐清。 4 莎士比亚写过一部戏叫《威尼斯商人》，这使很多没来过威尼斯的观众也稍稍领略了当年这座城市的商市风貌，又对这里的商人产生了某种定见。 我在这里见到了很多的威尼斯商人，总的感觉是本分、老实、文雅，毫无奸诈之气。由此进一步证实了我以前的一个判断：只有发达的商市才能培养良好的商业人格，投机取巧、狡诘奸诈，不是因为太懂商业而是因为不懂商业。 到一家玻璃制品店逛逛，店主人邀请我破例到隔壁参观烧制过程，理由只是他喜欢中国文化。见他烧得娴熟便随口叫他师傅，他连忙说不，整个威尼斯没有几个师傅，他还是徒弟。炉火照得他满脸通红，估计年龄已六十开外。 最难忘的，是一个卖面具的威尼斯商人。 意大利的假面喜剧本是我研究的对象，也知道中心在威尼斯，因此那天在海边看到一个面具摊贩，便兴奋莫名，狠狠地欣赏一阵后便挑挑拣拣选出几副，问明了价钱准备付款。 摊贩主人已经年老，脸部轮廓分明，别有一份庄重。刚才我欣赏假面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反应，甚至也没有向我点头，只是自顾自地把一具具假面拿下来，看来看去再挂上。当我从他刚刚挂上的假面中取下两具，他突然惊异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等我把全部选中的几具拿到他眼前，他终于笑着朝我点了点头，意思是：“内行！” 正在这时，一个会说意大利语的朋友过来了，他问清我准备购买这几个假面，便转身与老人攀谈起来。老人一听他流利的意大利语很高兴，但听了几句，眼睛从我朋友的脸上移开，搁下原先准备包装的假面，去摆弄其他货品了。 我连忙问朋友怎么回事，朋友说，正在讨价还价，他不让步。我说，那就按照原来的价钱吧，并不贵。朋友在犹豫，我就自己用英语与老人说。 但是，我一再说“照原价吧”，老人只轻轻说了一声“不”，便不再回头。 朋友说，这真是犟脾气。 但我知道真实的原因。老人是假面制作艺术家，刚才看我的挑选，以为遇到了知音，一讨价还价，他因突然失望而伤心。是内行就应该看出价值，就应该由心灵沟通而产生尊重。 这便是依然流淌着罗马血液的意大利人。自己知道在做小买卖，做大做小无所谓，是贫是富也不经心，只想守住那一点自尊。职业的自尊，艺术的自尊，人格的自尊。 去一家店，推门进去坐着一个老人，你看了几件货品后小心问了一句：“能不能便宜一点？”他的回答是抬手一指，说：“门在那里。” 这样的生意当然做不大，这样的态度也实在太离谱，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意大利商家都是如此，但无论如何，这里留下了一种典型。 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这正是他们支付的代价，有人说，也是他们人格的悲剧。 身在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全世界旅客来来往往，要设法赚点大钱并不困难，但是他们不想。店是祖辈传下的，半关着门，不希望有太多的顾客进来，因为这是早就定下的规模，不会穷，也不会富，正合适，穷了富了都是负担。因此，他们不是在博取钱财，而是在固守一种生态。 欧洲生活的平和、厚重、恬淡，部分地与此有关。 如果说是悲剧，我对这种悲剧有点尊敬。 我们看够了那种光灿熠熠的闹剧。 稀释但丁 佛罗伦萨像个老人，睡得早。几年前我和企业界的几位朋友驱车几百公里深夜抵达，大街上一切商店都已关门，只能在小巷间穿来穿去寻找那种熬夜的小餐馆。大街已经够老迈的了，小巷更是古旧，脚下永远是磨得发滑的硬石，幽幽地反射着远处高墙上的铁皮街灯。两边的高墙靠得很近，露出窄窄的夜空，月光惨淡，酷似远年的铜版画。路越来越窄，灯越来越暗，脚步越来越响又悄悄放轻，既怕骚扰哪位失眠者，又怕惊醒一个中世纪。 终于，在前边小巷转弯处，见到一个站着的矮小人影，纹丝不动，如泥塑木雕。走近一看，是一位日本男人，顺着他的目光往前打量，原来他在凝视着一栋老楼，楼房右墙上方垂着一幅布幔，上书“但丁故居”字样。 我到现在仍然想不出，还有另外哪一种方式，比那天晚上与但丁故居相遇更加合适。如此黝暗，如此狭窄，如此寂静，如此劳累，如此饥饿，好像全是为这个相遇做准备。日本人终于朝我们点了点头，那表情就像一切全在意料之中，你们也会在这个时候摸到这里。 但丁就是在这般黝暗和狭窄中走出。他空旷的脚步踩踏在昨夜和今晨的交界线上，使后来一切早醒的人们都能朦胧记起。 老楼为三层，窗小墙厚，前门有一盏铁灯，又有一个井台。铁灯无光，井台有盖，管理当局连“但丁故居”几个字都不敢凿在墙上，只挂一幅布幔，因为凿了就不再是当日原貌。 我让同行的几位朋友继续顺着小巷去找餐馆，自己与那位日本人在故居前再站一会儿。后来日本人也走了，就我一个人站着，直到朋友们不放心又回过头来寻找。 这事几年来一直梦一样萦绕脑际，有时觉得很有意境，有时却为未能进入故居而遗憾，所以这次来佛罗伦萨，七转八转又转到了故居前，当然不再是黑夜，可以从边门进入，一层层、一间间地细细参观。 看完陈列的种种资料，我最感兴趣的是站在各个窗口向外张望，猜度着当年但丁的目光。但丁在青年时代常常由此离家，到各处求学，早早地成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又眷恋着佛罗伦萨，不愿离开太久。这里有他心中所爱而又早逝的比阿特丽（beat ice），更有新兴的共和政权的建设。三十岁参加佛罗伦萨的共和政权，三十五岁时甚至成为六名执政长官之一，但由于站在新兴商人利益一方反对教皇干涉，很快就被夺权的当局驱逐，后来又被缺席判处死刑。 被驱逐那天，但丁也应该是在深夜或清晨离开的吧？小巷中的马蹄声响得突然，百叶窗里有几位老妇人在疑惑地张望。放逐他的是一座他不愿离开的城市，他当然不能选择在白天。 被判处死刑后的但丁在流亡地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不仅写出了学术著作《飨宴》、《论俗语》和《帝制论》，而且开始了伟大史诗《神曲》的创作，他背着死刑的十字架而成了历史巨人。 佛罗伦萨当局传信给他，说如果能够忏悔，就能给予赦免。忏悔？但丁一声冷笑，佛罗伦萨当局居然于一三一五年又一次判处他死刑。 如果说第一次判决勉强还可算作是政治派别之争，那么这一次完全可以看成一次荒唐的“反判决”了。试想，宣判一个已经写下了《神曲》的大诗人死刑，怎能不成为历史的笑柄？然而在当时，但丁确实回不了心中深爱的城市了，只能在黑夜的睡梦和白天的痴想中回来，低头看看井台，抬头看看铁灯，然后悄悄进门，步步上楼。最后，五十六岁客死异乡。佛罗伦萨就这样失去了但丁，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失去，后世崇拜者总是顺口把这座城市与这位诗人紧紧地连在一起，例如马克思在引用但丁诗句时就不提他的名字，只说“佛罗伦萨大诗人”，全然合成一体，拉也拉不开。 佛罗伦萨终究是佛罗伦萨，它排斥但丁是一个短暂的历史过程，很快就用更大的光辉洗刷了这种耻辱。我在科西莫·美奇第的住所见到过但丁临终时的脸模拓坯，被供奉得如同神灵。科西莫可称之为佛罗伦萨历史上伟大的统治者，那么，他的供奉也代表着整座城市的心意。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件小事。但丁最后是在佛罗伦萨东北部的城市拉文那去世的，于是也就安葬在那里了，佛罗伦萨多么希望把他的墓葬隆重请回，但拉文那怎么会放？于是两城商定，但丁墓前设一盏长明灯，灯油由佛罗伦萨提供。一盏灯的灯油有多少呢？但佛罗伦萨执意把这一粒光亮、一丝温暖，永久地供奉在受委屈的游子身旁。 不仅如此，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sa tac oce）安置着很多出生于本地而名扬天下的重要人物的灵柩和灵位，大门口却只有一座塑像压阵，那便是但丁。这是这座城市为自己的儿子们排定的地位。但丁站在排列之外，点化着这群人的行为走向，也点化着身边这些又密又窄的小巷，使各方游人懂得它们是如何撬动了整个世界。 但丁塑像为纯白色，一派清瘦忧郁，却又不具体，并非世间所常见。如果说是历史的负载太重，那么为什么希腊、罗马雕塑的表情却比他灵动？我无法解读凝冻在他表情里的一切，只见每次都有很多鸽子停落在塑像上，两种白色相依相融；很快鸽子振翅飞动，飞向四周各条小巷，也飞向远处天宇，像是在把艰难而纯白的但丁，稀释化解开去。 城市的符咒 1 第一次来佛罗伦萨时就对一件事深感奇怪，那就是走来走去总也摆脱不了这几个字母：medici。像符咒，像标号，镌在门首，写在墙面，刻在地下，真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躲来躲去躲不开。昨天写但丁，就没有躲开。 这是一个家族的名称，中文译法多种多样，我就选用“美第奇”吧。看得出来，现在佛罗伦萨当局并不想张扬这个家族，不愿意把各国旅人纷至沓来的那些文化景点都归诸一个门户，但旅人们只要用心稍细，定睛稍久，便能发现要想避讳某种事实十分困难。 全城作为重点文物向旅人开放的不多几座大教堂中，居然有四座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礼拜堂；明明说是去参观当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政厅，看来看去竟看到了什么“族祖”的画像、“夫人”的房间，原来国政厅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家就是国政厅；更惊人的是那家闻名世界的乌菲齐美术馆，据一种显然夸张的说法，西方美术史上最重要的画几乎有一半藏在这里，但我们一到五楼的陈列室门口却看到了一圈美第奇家族历代祖先的雕像，一问，整个美术馆原本就是他们家族的事务所，那些画也是他们几世纪来尽力收集的，直到美第奇家族的末代传人安娜·玛丽亚，才捐赠给佛罗伦萨市。 好像也有别的富豪之家想与这个家族一比高下，例如十五世纪佛罗伦萨银行家皮提（lucapitti）曾建造了一所规模浩大的宅院，请来设计的恰恰是与美第奇家族关系密切的设计大师布鲁纳莱斯基，因此明显要与美第奇家族共分威势。但遗憾的是，皮提家族正由于这座宅院的巨款开支而渐渐败落，这座宅院也就由美第奇家族买下，并成为主要住所。美第奇家族长期住在这里又不更改“皮提宅院”之名，看似照顾了对手的名声，实际上却加倍证明了自己的胜利。今天这所豪宅也是佛罗伦萨的主要景观，各国旅人置身其间，仍然感受到这个家族炙人的气势。 一个家族长久地笼罩一座城市，这不太奇怪，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市当时正恰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难道，像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改变了人类命运的伟大运动也与这个家族息息相关？答案是肯定的，它确实是文艺复兴运动强有力的支持者。 美第奇家族非常富有。祖先原是托斯卡纳的农民，做药商发财，进而开办银行而渐渐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他们在银行中运用并改进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复式簿记法，效率大大提高，金融业务快速发展，还为罗马教会管理财政。十五世纪中后期，这个家族又在政治上统治佛罗伦萨六十年，这六十年既是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又是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在我看来，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的支持，有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巨额资金，二是行政权力，三是鉴识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为什么呢？ 第一，文艺复兴之所以雷霆惊人、万人翘首，是由许多大的作品来撑持的，这些作品不管是壮丽的建筑还是巨幅的壁画，都耗费不菲，远不是艺术家本身所能应付。因此，美第奇家族的资金注入，至关重要。第二，文艺复兴毕竟又是一场挑战，一系列全新的观念和行为，势必引来广泛反弹，构成对一个个创新者的包围。这就需要某种权力背景的保护了，而美第奇家族又正巧具备了这种权力，给很多艺术家某种安全感。第三，美第奇家族是靠什么来确定资助和保护对象？靠他们的鉴识能力。这种鉴识能力既包括对古希腊艺术文化的熟知，又包括对新时代文化趋向的敏感，通过设立柏拉图学园、雕塑学校和图书馆，从欧洲各地揽集人才研讨琢磨，结果不仅使家族成员，也使佛罗伦萨市民大幅度地提高了文化评判水准。这实在难能可贵，因为历来也经常出现一些热心于艺术的财富权力集团，每每因鉴识能力低下而贻笑大方。 美第奇家族从这三方面一使劲，在佛罗伦萨造成了一种民众性的文化崇拜，这对艺术家个人创作心态的提升，对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声势的形成，都极其重要。据说当时许多艺术大师最在乎佛罗伦萨广大市民的目光，这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景象。 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我反复自省：为什么自己与美第奇家族无怨无仇，却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排拒他们对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呢？也许与中国的某种传统观念有关。中国的民间艺术家和文人艺术家历来以蔑视权贵为荣，以出入权门为耻，而与他们同时存在的宫廷艺术家则比较彻底地成了应命的工具，描富吟贵、歌功颂德。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似乎很难想像当年佛罗伦萨的那些艺术大师，出入权门而又未曾成为工具。 美第奇家族总的说来比较尊重创作自由和艺术个性，并不怎么炫耀艺术霸权。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艺术选择，例如那位著名的罗伦佐·美第奇非常欣赏米开朗琪罗而对达·芬奇却比较漠然，而他的儿子对米开朗琪罗也有点冷漠。但这一些都无改于这个家族对艺术群体的整体护惜。米开朗琪罗十四岁就被这个家族赏识培养，长大后怀着报恩之心为他们做了不少事，也曾支持过市民反抗美第奇家族的斗争，对此美第奇家族也没有怎么为难他。因此不管是报恩还是斗争，都没有损害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完整。相比之下政治思想家就麻烦一点，例如那位《君主论》、《战争的艺术》、《佛罗伦萨史》的作者马基雅弗利（nicodomachiavelli）一生就一再遇到是否站在美第奇家族一边的“立场问题”，一会儿以反对美第奇家族的罪名被逮捕，一会儿又以效力过美第奇家族的罪名而被斥逐，最后竟忧郁而死。在这样的事情上，艺术家总是松弛得多，潇洒得多。 由美第奇家族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显贵、官僚、豪绅，一般只沉湎器物享用，把玩琴棋书画，不愿意在公共领域大规模地优化艺术文明，因此常常奢侈在高墙内，毁弃在隔代间，难于积累成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让庶民共享。 2 光天化日之下的巨大身躯，必然会带出同样巨大的阴影。在佛罗伦萨徜徉时间一长，也会品味到美第奇家族难于表述的尴尬状态。我从那些欲大而不能太大的建筑中看出来了，从那些不知与市民亲近一点还是疏离一点的广场上看出来了，从那些被他们家族支持的艺术大师虽然佳作迭出却未能大幅度创新的整体倾向中看出来了，也从他们家族各代当家人雕像的神情中看出来了。 美第奇家族从一开始就比较靠**民，但一旦掌权就难免与平民对立，这个悖论首先被那位科西莫·美第奇（cosimomedici）敏感到了。科西莫当时采取的办法是淡化掌权的名义，强化市民的身份，只在幕后控制政局。这种站立方式，聪明有效，似淡实浓，为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延续打下了基础。 在美第奇家族中可以与科西莫相提并论的是他的孙子罗伦佐（lo e zomidici）。罗伦佐当政时年纪还轻，不再采取祖父那种谨慎低调的掌权方式，而是果断勇猛、雄才大略。一四八〇年罗马教皇联合那不勒斯威胁佛罗伦萨，罗伦佐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居然只身南行，到那不勒斯谈判，顷刻间化敌为友，成为欧洲外交史上的美谈。 这样一位统治者必然是自信而强势的，市民们一直以他为骄傲，但时间一长，彼此都觉得有点异常。政治便是这样，低调维持平静，强势带来危机，佛罗伦萨在不知不觉间变得风声鹤唳，云谲波诡起来。最辉煌的收获季节必然也是多事之秋，聪明的罗伦佐很快就领悟到了这一点。他进退有度，并不怎么迷恋权势，愿意分出更多的时间与专家们讨论古希腊哲学，也写了不少既欢悦又伤感的诗，例如： 灼灼岁序， 恰似晨露。 今朝欢愉， 明日何处？ 落寞心境溢于言表。 罗伦佐遇到过很多对手，而最大的对手却是他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市民。市民是善于厌倦的，因为他们的居息方式密集而流通，他们的政治观念天然地趋向于民主，何况佛罗伦萨已风气初开、思想活跃，很难长时间地皈伏于一个家庭的统治。如果说美第奇家族亲手倡导了这种风气，那么，正是这种风气要质疑这个家族。 我在市中心著名的老桥上方看到一种奇怪的旧建筑，似房似廊，贯穿闹市，却密封紧闭，只开一些小窗，便问一位导游，他说，这是美第奇家族穿行于不同住处间的走道。他们不会像旧式贵族官僚那样戒备森严地在官道上通过，但又不敢毫无遮拦地与市民并肩而行。这条空中走道活生生地呈示着他们与市民之间的尴尬关系，而这种呈示又会把尴尬继续推进。 对于在厌倦中培育起来的对立，美第奇家族缺少思想准备。只是连最自信的罗伦佐也奇怪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都向一家修道院涌去，而柏拉图学园早已门可罗雀。 市民是去听修道院院长萨伏纳洛拉（savo a ）讲道的，讲道的内容是批判佛罗伦萨城里的奢侈之风、腐败之气，认为这完全背离了基督精神。这样的讲道契合市民的切身感受，很有鼓动力，而更让人震撼的是，萨伏纳洛拉指名道姓地批判了美第奇家族和罗伦佐本人，而且自诩有预言能力，警告佛罗伦萨如果不改邪归正，必定有灾难降临。于是，佛罗伦萨市民以敬佩和惊慌的心情聚集在他周围，他以宗教净化和社会批判这两条路，成了世俗市民的精神领袖。后来法国入侵、局势混乱，他也就被市民选为执政，取代了美第奇家族。 这从政治角度来看，是市民通过选举推翻一个家族专制的民主行为，但从整体文明的演进上看却正恰相反。政治模式和文明模式，在这件事情上南辕北辙。萨伏纳洛拉实行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和禁欲主义，如市民们原来听他演讲中批判美第奇家族的奢侈时觉得大快人心，现在美第奇家族已倒，那么对不起，请所有市民把家里可能保存的奢侈品全部交出来，当众焚毁；不仅一切娱乐被禁止，连正常的结婚也不受鼓励，全面禁欲，其严厉程度，不但在佛罗伦萨历史上，而且在意大利历史上也是从七世纪之后从未有过。文艺复兴中涌现的许多艺术作品，也被看成是不道德的东西，大批投入火海。于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转眼成了文化上的死城。 早就活跃惯了的佛罗伦萨市民对这种生活当然更加不能容忍，他们以比厌倦美第奇家族更快的速度厌倦了萨伏纳洛拉。萨伏纳洛拉以往针对别人的演讲又为自己设置了陷阱。例如，既然他说能被烈火焚毁的一切都是魔鬼，而自己不仅不可焚毁而且还能创造各种奇迹，那么市民就想看看他自己承受烈火焚烧而不毁的奇迹。正好他所宣扬的宗教极端主义对罗马教皇也持谴责态度，教皇也就反过来判他一个“异端”，在美第奇家族宅院门口的塞诺里亚广场上执行火刑把他烧死，不可焚毁的奇迹并没有出现。现在这个广场的喷泉附近地上还有一块青铜圆基，石碑说明，这是萨伏纳洛拉被烧的地点。 这块小小的铜基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伤疤，两种历史力量一种立足民主一种立足文明在这里撕拉出血淋淋的裂痕。今天的游人几乎都不会注意到它，只顾兴高采烈地踩踏着它，抬头看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塑。 萨伏纳洛拉在中国史学界的评价差距很大，大陆有人把他说成是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民主斗士，台湾有人把他说成是“妖僧”，这两种说法我都不敢苟同。看到过他的画像，黑布包头，眼有异光，瘦颊丰唇，可以想像他在修道院当众抨击文艺复兴中的佛罗伦萨时，一定很有感染力。 萨伏纳洛拉事件使佛罗伦萨市民的水平有点提高，他们开始以比较冷静的态度来对待美第奇家族。但自从罗伦佐去世之后，佛罗伦萨再也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统治者，长期陷于内乱和衰落之中。美第奇家族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又下过一次台，后来还是一直把握着这座城市的统治权，直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因家族无嗣而自然退出。 一座城市，一个家族，一场运动，一堆伤疤，就这样缠缠绕绕、时断时续地绾接了一段历史。时至今日，很多缠绕处已经松脱、脆腐，因此显得特别简约或特别晦涩。到佛罗伦萨旅游，就是在一个楼空物非的家族院落里，与历史捉迷藏。 惟一能够抓到手的，倒是那些艺术家。 大师与小人 1 在圣十字教堂米开朗琪罗的灵柩前我想，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开始和终结都有具体的标志，文艺复兴运动退潮的标志，应该是米开朗琪罗之死吧？那么这个小小的灵柩，便有点重要。 米开朗琪罗死在罗马，享年八十九岁。比之于达·芬奇死于六十多岁，拉斐尔死于三十多岁，实在是高寿。他与他们两人的关系曾出现过一些尴尬，但那是遥远的事了，他们都已在四十多年前去世，他一人承受了四十多年缺少高层次朋友和对手的无限孤独。 记得那时已经画出了《最后的晚餐》的达·芬奇回到佛罗伦萨时是何等荣耀，年轻气盛的米开朗琪罗曾经公开冲撞过他；后为米开朗琪罗发现达·芬奇为佛罗伦萨国政厅画壁画的报酬是一万金币，而自己雕刻《大卫》的报酬是四百金币，心中不平，表示也要画一幅壁画来与达·芬奇较量。这种众目睽睽下的比赛，时时引发不愉快的事情。例如这期间有人用石块投掷陈放于广场上的《大卫》，立即被想像成受达·芬奇指使，使达·芬奇不知如何洗刷。 但是大师毕竟是大师，米开朗琪罗刚想把比赛的那幅壁画从纸稿上画到墙上，却被教皇召到了罗马，等他后来回到佛罗伦萨，发觉达·芬奇早已因别的原因中止壁画而远走他乡，他在达·芬奇留下的壁画遗迹前深为震动，只有他能理解全部笔触间的稀世伟大。照理此时他获得了无竞争地完成壁画的机会，但达·芬奇已走，自己再画还有什么意思？他也停止了，于是两位大师重新用温和的目光远远地互相打量，霎时和解。 拉斐尔比米开朗琪罗年轻八岁，对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艺术非常崇拜。但他是当时主持圣彼得大教堂工程的著名建筑师布拉曼特的同乡和远亲，布拉曼特对光芒突现的米开朗琪罗不无嫉妒，结果使拉斐尔一度也成了米开朗琪罗心理上的对立面。米开朗琪罗怀疑，教皇硬要他这个雕刻家在西斯廷教堂的顶棚作大型壁画，很可能是布拉曼特和拉斐尔出的坏主意，目的是让他吐丑。他作这幅壁画时拒绝别人参观，但很快发现有人在夜间进来过，一查，又是布拉曼特和拉斐尔，这使他非常气恼。其实拉斐尔是来虔诚学习的，当米开朗琪罗这幅名为《创世纪》的壁画完成后，拉斐尔站在壁画前由衷地说：“米开朗琪罗是用着同上帝一样杰出的天才，创造出这个世纪的！” 布拉曼特只主持圣彼得大教堂工程八年便去世了，拉斐尔继位，可惜他那么年轻工作了六年也去世了，奇怪的是另一位建筑师刚刚接手又去世，教廷百般无奈，最后只好去请七十二岁高龄的米开朗琪罗主持其事。米开朗琪罗觉得自己只是雕刻家，由于布拉曼特别有用心的推荐不得已成了画家，却又怎能在这么苍老的晚年再来变成一个建筑师，更何况要接手的是布拉曼特的工作！因此几度拒绝，后来实在推不过，就提出要改变布拉曼特的方案才能考虑，教廷也居然同意。但是，当他用挑剔的目光一遍遍审视布拉曼特的设计方案后，不得不惊呼：谁想否定这么精彩的方案，一定是疯子！ 这声惊呼，是从艺术良知发出的。真心的艺术家之间可以互不服气，可以心存芥蒂，但一到作品之前，大多能尽释前嫌。这并不仅仅是艺术功力的征服，而是一种被提炼成审美形式的高贵生命内质，构建了互相确认。 2 米开朗琪罗晚年的苦恼，在于再也遇不到这种等级的互相对峙和确认，迎面而来的净是一些被他称作“卑鄙造谣者”的群体。 从他给侄儿的那些书信看，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在受他们的折磨。他们的名字，现在还能从史料中查到。我们有时傻想，年近九十而又名震全欧的艺术大师，为什么还会在乎这些卑鄙的造谣者呢？看了资料才知道，这些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发言资格，甚至还有一定的运作权力，而谣言的内容无论是教皇还是民众都一时很难分辨。其中最恼火的是有关工程的谣言，不断预言米开朗琪罗正在建造的那个教堂大穹顶已留下很严重的技术后果而必定坍塌。这在当时无法验证，却能破坏建造者的心绪，可能一气而中止工程，而中止又正恰是造谣者的目的，好让自己来接手穹顶。 那天我正好读了这些资料去圣彼得大教堂前参加一个盛大典礼，连教皇都出来了，但我的心思却一直驻定于蓝天下的那个穹顶，想着几百年前米开朗琪罗有口难辩的愤怒，于是在心中默念一句：大师息怒，我们头上，只有您的穹顶！ 其实米开朗琪罗的这种麻烦，在他完成杰作《最后的审判》时就遇到了。那时大师年近古稀，突然发现这种看似卑琐的对手比他经历过的各种危难还要凶险。 当时有个威尼斯的讽刺作家叫阿雷提诺，兼做两项职业谋生，一项是受人雇佣写诽谤文章，领取佣金；另一项是向艺术家无偿索取作品，如遭拒绝则立即发表攻击性杂文。 这两项职业其实都是文化杀手，第一项是雇佣性文化杀手，第二项是报复性文化杀手，都为钱财。当然还会有一种嫉妒性文化杀手，他还轮不上。但他在当时十分强大，因为一幅壁画一画几年，他的杂文一天几篇，攻守严重失衡；更因为他有规律地把这两种文章定期付印散发，结果几乎所有的名人、艺术家都非常怕他，他也就顺顺当当地获得了大量的金钱和其他利益。 这次他向米开朗琪罗索要画稿，未能如愿，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米开朗琪罗拿了教皇的大堆黄金而没有画成像样的东西，是骗子手和强盗，而且品行不端。米开朗琪罗虽然非常生气却没有理会，阿雷提诺便进一步以传单的方式指责《最后的审判》伤风败俗，“有路德教派的思想”——这个指控在当时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幸好教皇没怎么在意。 阿雷提诺竭力想把一个艺术家拉到政治审判和道德审判的被告席上，即使最后没有成功，也搅乱了社会注意力。连当时为米开朗琪罗辩护的人们也没有发现：《最后的审判》在人物刻画和构图上已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告别。这是大师花了整整六年时间，白天黑夜艰难探索的结果，谁知一问世就被恶浊的喧哗所掩盖。 大师想探索的命题，还有很多，他时时想从新的起跑线上起步，但阿雷提诺们的诽谤使他不得不一次次痛苦地为自己本想放弃的东西辩护。他多么想重新成为一个赤子继续叩问艺术的本义，但四周的一切使他只能穿上重重的盔甲，戴上厚厚的面罩。社会气氛已经无法帮助他成为一个轻松的创造者，这正表明文艺复兴的大潮已开始消退。 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大师临终前对站在自己面前的红衣主教说：“我对艺术刚刚有点入门，却要死了。我正打算创作自己真正的作品呢！”这话其实他早就想说了，但只有今天，床边没有阿雷提诺。 接下去的一句话是无可置疑的：他要回佛罗伦萨。 大师的亲属只有一个不成器的侄子。这个侄子草草地把大师的遗体捆成一个货物模样，从罗马运回佛罗伦萨，完成了遗嘱。 围啄的鸡群 1 伽利略赶在米开朗琪罗去世前三天出生，仿佛故意来连接一个时代：文艺复兴基本完成，近代科学开始奠基。 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内的名人灵柩，进门右首第一位是米开朗琪罗，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种近距离的呼应和交接。 严格说起来伽利略应该算是比萨人。在比萨出生，在比萨求学，又在比萨大学任教。据说他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过一个自由落体的实验，现在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个实验没有做过，但世界各国旅人仍然愿意把那座斜塔当作他的纪念碑。家乡也愿意，愿意那么大，愿意那么斜，让世人看看一种因长期蒙冤而倾斜的人生力学结构也可能如此宏伟。 但是，他的灵柩却安置在佛罗伦萨。不仅如此，在佛罗伦萨阿诺河畔的一个要道口，我看到他的雕塑笑眯眯地站在一组指挥交通的红绿灯上方，好像对这座城市，他还要尽一点义务，哪怕是指挥交通。 我想这是有原因的。 那年罗马教廷通知七十高龄的伽利略到罗马受审，伽利略因患严重关节炎无法长途坐马车，请求就近在佛罗伦萨受审，但教廷不许，年轻的托斯卡纳（暨佛罗伦萨）大公费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轿子送伽利略前往，面在罗马第一个迎接这位“罪人”的，是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还邀请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里。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佛罗伦萨能在自己的地盘里保护伽利略已经不易，没想到它居然伸出长长的手臂，把这种保护追随到教廷所在的罗马。这不能不使伽利略重新掂量起友情的重量。 年迈的科学家对世事天真未凿，他困惑地问尼科利尼：“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现在一看风头不对都起劲地攻击我？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吗？” 尼科利尼笑着回答：“您对人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您的名声太大，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说：“小时候见到一群小鸡狠命地围啄一只流血的鸡，我惊恐地问奶妈怎么回事，奶妈说，鸡和人一样，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到了麻烦，便联合起来把它啄死。” 伽利略睁大眼睛听着，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这场围啄的中心活动，是要伽利略读一份“忏悔书”。连女儿出于对父亲生命安全的考虑也来劝他忏悔，他拒绝；但到最后，经过宗教裁判所的“严厉考验”，他还是“忏悔”了。 “忏悔”在罗马，而在佛罗伦萨，费迪南二世却说：“我只有一个伽利略。” 凭着这一切，伽利略愿意在佛罗伦萨大街上站立千年。但他知道，正是费迪南二世这种惟一性的评价，在不少人心中引起不快，造成了“交通堵塞”。围啄，是鸡群本能地在排除心中的堵塞。为了不再产生这样的悲剧，即便让他指挥交通，也心甘情愿。 2 伽利略的忏悔，是跪在地上做的。忏悔的中心内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运动着。这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时一定十分困难，当终于跪到地上之后，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据他的学生文钦卓·比维亚尼回忆，他读完忏悔词后还叹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还是在转动！” 一位科学家当然不会在内心彻底放弃自己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他在当时当地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我们还没有看到除比维亚尼一人回忆之外的其他证据。我们能看到的那份忏悔词是老人逐字逐句大声宣读的，当时曾散发到整个基督教世界。 忏悔书中最让人伤心的一段话，是他不仅承认自己有“异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证： ……当我听到有谁受异端迷惑有异端嫌疑时，我保证一定向神圣法庭、宗教裁判员或地点最近的主教报告。 这样的话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人格自戕，因为此间描述的伽利略已经不是一个忏悔者，而是“自愿”要成为一个告密的鹰犬。 西方的宗教裁判所一向以残酷著称于史，动不动就把一批在宗教观念上有“异端嫌疑”的人送上火刑柱，但我觉得比火刑柱更恶劣的是普及了一种人格灾难。 鼓动人们为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观念上的疑点，毫无顾忌地告密、揭发、反咬、围攻、卖友。只要做了这样的恶事，不仅能自保，而且还能瓜分受害者的遗产；如果不肯这样做，则迟早灾难临头。这就以对生命最终威胁的方式培植起了人性深处的恶，使之蔓延膨胀，颠覆全社会的人格系统。到了这时候一切胡作非为都能随心所欲了，如果看到某些人还有人格残存，就一涌而来，全力摧残直到那个尚有人格残存的人当众放弃人格。 伽利略当众放弃人格，除了愿意成为告密者的“保证”势必与具体的生理威胁有关外，忏悔却是确实的。伽利略为什么作这个选择？历来各国思想界有过多次痛苦的讨论。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一个令人费解的说法：伽利略“因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请求宽恕”。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里把这位科学家的忏悔写成一个人格悖论，即他在科学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却并不伟大；但布莱希特认为也有别的多种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学生凭借着他所写的一部著作证明，老师很可能是故意避开人生的直线在走一条曲线，因为没有先前的忏悔就没有后来的著作。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还是故意走曲线，忏悔的后果总的说来是可怕的。就个人而言，多年囚禁，终身监控，女儿先他九年而死，他后来又双目失明，在彻底的黑暗中熬过了最后五年；就整体而言，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这个案件“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历经几个世纪未能复苏”。 事情很大，但我总觉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溃与尼科利尼向他讲了“鸡群围啄”的原理有关。 尼科利尼作为一个外交家虽然勘破尘世却有自己广阔的流转空间，他不知道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伽利略并没有这种空间，一旦看穿便无法超拔。 既然友情如此虚假，他宁肯面对敌人，用一纸自辱的忏悔来惩罚背叛的“鸡群”和失察的自己。这相当于用污泥涂脸，求得寂寞与安静。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保存生命来继续研究科学，而是故意让自己作为社会人的一部分彻底死亡。后来他又有了新的科学著作，只是残存生命的一种惯性动作。 正是这样的事件，使我在欧洲期间不管到哪儿都放不过宗教裁判所。看得多了，明白文艺复兴虽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问题，却还远没有建立一个基本的人格环境，因此科学文化的近代化无从起步，即便出了伽利略这样的人也无济于事，这就给后代一批批人文主义大师提出了艰难的课题。他们在人权和法制上所做的数百年努力，都是从宗教裁判所的反面行径中起步。 那时候佛罗伦萨已不再耀眼，它只是守护住了自己那些冤屈的儿子们的遗体遗物，静静地等待历史返还公道。 流浪的本义 1 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个主题，往往用一条中心大街来表现。是尊古？是创新？是倚山？是凭海？是厚土？是广交？…… 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 全城最主要位置上的那条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叫得干脆利落。它的正式名字应该是兰布拉大街，很少有人知道。 这条大街是逛不厌的，我先是和伙伴们一起逛，不过瘾，再独个儿慢慢逛，逛完，再急急地拉伙伴们去看我发现的好去处。伙伴们也各自发现了一些，一一带领过去，结果来回走了无数遍，腰痠腿疼而游兴未减。于是相约，晚饭后再来，看它夜间是什么模样，大不了狠狠逛它个通宵。 这条大街的内容没有别的，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在这里卖艺卖物，抖出百般花样，使尽各种心智，实在是好看极了，好玩极了。 我也想过，世上的商街无非卖艺卖物，司空见惯，为什么这里特别吸引人？ 首先，这里浑然融和，主客不分。不分当地人和外来人，不分西班牙人和外国人，不分东方人和西方人，大家都是流浪者，因此也不分严格意义上的卖者和买者。这种浑然一体又互不相识的气氛，让人迷醉； 其次，这里洋溢着艺术气氛。由于时时流动，这里形不成地盘，构不成统制，更不会出现兼并和垄断。所有的卖家多半不是真正的商人，是昨天和明天的行者，只因今天缺钱，便在这里稍稍闹腾。主要不是闹腾资金和商品，而是手艺和演技，因此又和艺术衔接在一起，光鲜夺目，绝招纷呈，就像过节一般； 第三，这里笼罩着文明秩序。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规范，在这里出现的一切，必须干净、文雅、礼貌、美观，不涉恶浊，不重招徕，绅士风度，君子作派，自尊自爱，心照不宣。这就使它与我们常见的喧闹划出了界线，具备了国际旅游质素，让人每一步都走得放松，走得自在。 ………… 这些特点，在我看来，全都体现了世间优秀流浪者的素质。他们的溶化本领，谋生能力，开阔心境，自控风范，物化为一条群体人格的长廊，熙熙攘攘。其实，这也是一切远行者的进修学校。 我一直认为，除了少数逃罪人员和受骗人员，正常意义上的远行者总是人世间比较优秀的群落。他们如果没有特别健康的情志和体魄，何以脱离早已调适了的生命温室去领受漫长而陌生的时空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需要面对未知，许多难题超越精神贮备，大量考验关乎生死安危，如果没有比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据我自己的经验，几乎没有遇见过一个喜欢远行的现代流浪者是偏激、固执、阴郁、好斗的。反之，那些满口道义、鄙视世情的书斋文人如果不得已参加某种集体旅行，大多连谁扛行李、谁先用餐、谁该付款等琐碎问题也无法过关，总是众人侧目，同室翻脸，不欢而散。流浪，一个深为他们耻笑的词汇，却又谈何容易！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因此，在我眼中，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流浪者大街，也就是开通者大街，高贵者大街。 2 流浪者大街的东边一段，是各国流浪画家活动的场所。画家们搭起画架为来往行人画像，有的是写实，有的是漫画，漫画的生意要好一些。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漫画有趣，被画一次就大笑一通，惹得旅伴们也非常开心，互相逗趣，变成了一场游戏；二是因为漫画快，几笔就成，身在旅途，谁也懒得在大街边坐个把小时被写实画家细细描绘，被围观的行人评头品足。 写实画家中画得最好的，肯定是那几位中国画家。他们在那里一摆摊，把周围所有别的写实画家比得十分狼狈。夕阳下黑色的眸子盯着画纸一笔笔勾勒，笔触精确玄妙，使周围驻足的行人都屏住了呼吸，形成了一个与整条大街很不相称的宁静气氛。几步之外，那些特别像艺术家的大胡子欧洲画家完全无人问津，他们不时瞟来嫉妒的目光。 这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骄傲，又怕干扰气氛不敢动问。等到一幅画完，我们的两位小姐轻声用中国话与中国画家打招呼，原想会出现异乡遇同胞的兴奋，谁料画家听到后只是嘴角轻轻一牵，算是回了礼，连眼睛都没有移过来。一位是这样，另一位也是这样。 这一定有什么原因，实在无法妄猜。 我只知道，流浪是一种告别，告别的原因，有的可付诸言表，有的则难以言表。真正的流浪，大多属于后者，被迫言表，只是搪塞。不想搪塞，当然沉默，牵牵嘴角，已是礼貌。 3 巴塞罗那流浪者大街的中间一段，是表演艺术家的活动天地。有的在做真人雕塑，有的在演滑稽小品。 真人雕塑在欧洲很多城市都有，人们因为看惯了普通雕塑，形成了视觉惯性，突然看到这几尊雕塑有点异样，总会由吃惊而兴奋。后来看得多了，不再吃惊，但有时由于造型和色彩实在酷似普通雕塑，每次还会微笑着多看一会儿。 真人雕塑前些年在上海街头也出现过，那是一些年轻人在做行为艺术的实验，我的好些学生也参与了，可惜由于新奇而引来大量围观者，造成交通堵塞而被劝阻。这里的真人雕塑不是实验，而是卖艺。很多行人会与“雕塑”并肩拍张照，“雕塑”会与你拉手、搂肩，拍出来颇有趣味。拍完，你就往脚前的帽子里扔点钱。 有的旅客小气，心想我不与你并肩、握手，就站在边上，让你作为街景拍张照，总可以不付钱了吧？谁叫你站在我的背景里边？这种“偷拍客”在别处每每得逞，但在巴塞罗那的流浪者大街上却有点麻烦。快门一响，“雕塑”警觉，一看有一个小姐快速离去的背影，就会从基座上跳下来去追赶。于是，一尊埃及法老金塑在边追边喊一名满脸通红的金发女郎，一座浑身洁白的希腊伟男石雕在阻拦一名黑发黑衫的亚洲女士，这情景实在好玩，往往引得周围一片欢呼。 好在无论是金塑还是石雕都笑容可掬，语气间毫无谴责，只是玩乐：“小姐，我能不能再与你照一张？”小姐当然连忙给钱，“雕塑”收下后还满口客气：“其实这倒不必。” 只有一宗表演我看不明白。一口华丽的棺材，盖子打开了，里面躺着一位化了妆的男演员，作死亡状，脸上画着浓重的泪痕。棺材上挂着一张纸，用西班牙文写着一排诗句，我怀疑是莎士比亚某剧中的一个片断，但哪一个剧呢？想了半天无法对位。棺材旁坐着一位女性，显然是演员的妻子，她脚下有一个皮袋，过往行人丢下的钱币很多。 从演员的呼吸状态看，他显然是睡着了。睡着而能比那些活蹦乱跳的卖艺人赚更多的钱，显然是由于他设计的情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情景？须读懂那篇西班牙文的诗句才能明白。 4 流浪者大街的东端直通地中海，逛街劳累后我想吹吹风，便向海边走去。 海边是一个广场，中间有一柱高塔，直插云端。高塔底部，有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女王的雕像，他们坐姿端庄，神态安详，一副指挥若定地在做大事业的模样。说是底部，人们还须仰视。仰视完他们再抬头，分明看到在高塔的顶部，还有一尊立像。 这会是谁呢？连堂堂国王和女王都在那么低下的部位守护着他，侍候着他，难道他是上帝吗？ 云在他身边飘荡，他全然不理，只抬头放眼，注视远方。远方净是地中海的浩荡碧波，他的目光全然穿越地中海，锐利而又渺茫。 我立即猜出来了，只能是他，哥伦布。 一问，果然。 知道是他我就兴奋了，抬着头围着高塔走一圈。突然发现，塔的底层一侧有门可进，进去才知，还有电梯，可达塔顶。 塔体不大，电梯应该很小，伸头一看，可乘两人，但两人要站得很紧才行。这电梯看来已很老旧，不是目前流行的高速电梯，上去一次时间不短。在不短的时间里与一个陌生人紧紧地站在一起上天入地，彼此无话，会非常尴尬，我于是忙颠颠出来找我们的伙伴。很快就见到温迪雅，大喜，要她一起乘电梯上去，她的兴致更高。说是抵达塔顶，其实终点离哥伦布的脚还有一点距离。那里有一圈仅可容身的小窗台。此刻风大，塔身颤颤，四周无依，孤标独杆，十分恐怖。温迪雅平日并不惧高，今天却不敢站立，不敢俯视，我们也就很快下来了。 在上面我已经看到了整体形势。这座哥伦布高塔，正与流浪者大街连成一直线，那么，这位航海家也就成了大街上全体流浪者的领头统帅。或者说，他是这里的第一流浪者。 其实岂止在这里。他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浪者。 为了争取流浪他先流浪，在各国政府间寻找支持，支持他的就是现在蹲坐在他脚下的皇家夫妻，然后他真正出海远航。 没有人走过这条路，他也只是从别人嘴里听说。但他随身带着《马可·波罗游记》，向往着中国。 他发现了一片大陆，于是走进了历史。但他至死都不清楚，自己发现的究竟是什么大陆。 想到这里我豁然领悟，什么是流浪的本性。哥伦布表明了：不在乎脚下，只在乎前方。 这也是流浪者大街的宣言吧，有他在前方，我们集结了。整条大街成了他的追随，于是大街也进了雕塑，成了主塑背后的行为艺术。 5 从哥伦布，我理解了巴塞罗那的另一位大师：高迪。 我以前对高迪知之甚少。让我震动的，是他建造圣家族大教堂的业绩。 他接受这项工程时才三十岁，造了四十四年，才造成一个外立面。在外立面完工庆典前的两个星期，他因车祸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到今天，正好又过了七十四年，他的学生在继续造，还没有造好。对此，巴塞罗那的市民着急了，向市政当局请愿，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教堂。于是市政当局决定加快步伐，估计二十年后能够完成。 那么，这个教堂建造至今，已历时一百四十八年，再过二十年是一百六十八年。 这笔时间账高迪不会去算，他只管建造，不问时间。 然而，正是这种怪异而又宏伟的行为方式，使我想起流浪者的本性，不在乎脚下，只在乎前方。 作为一个杰出的建筑天才，高迪精确大胆地掌握和发明了多种测量技术，但对他来说，这只是具体手段，不是总体行程。他把总体行程交给时间，交给未知，交给宿命。这个教堂如果他精密计划、按部就班、如期完成，他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建筑师，但他不是这样，一旦起步就时时有新的发现，每天上手总会迸发出大量创造的冲动，他已经不知道双脚会把他带到何方，更不知何时能够带到。 你可以责怪他延长了工期、扩大了投资、违背了契约，但仔细一看又不忍心责怪，因为他每一步都那么专注，毫不懈怠。他的这种神情和以往成就带来了广泛的信任，于是人们鼓励他任情随步，一路行去，不再催逼工期，不再询问路线，只欣赏他那副陶然神态。结果，他也就由一个建筑师上升为流浪者。 一百六十八年的工程当然不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他终于去世，人们如果快速善后，把工程了结，看似完成遗愿，却没有理解他的流浪精神。幸好他的学生理解他，在他之后继续摸索着、摇晃着前进，不急不躁，不追不赶，居然至今未完，令人感佩。 更让我欣喜的是，学生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他已经建好的外立面风格亦步亦趋，而是完全呈现出另一种时代格调，这就表明他们从老师的终点重新流浪。 重新流浪就不能在老师的终点之后划一条直线，而必须投入自己的生命一点点厮磨。我想高迪会满意学生们的这种选择，他最终希望继续的，不是教堂，而是流浪。 我到那个教堂的工程现场整整看了一天。可以想像，即使从飞机上看，这也是让人惊骇的图像。周围是密密麻麻的整齐街道，到了这里突然散开，为它让路。高迪的杰作如灵峰，如怪树，如仙窟，累累叠叠、郁郁繁繁、淋淋漓漓地结体成庄严。后续工程至今密布着脚手架，延续着高迪饱满的创作醉态又背离了他，以挺展的线条、干净的变形构建成一种新的伟大，以反驳的方式完成了对高迪的供奉和守护，同时又裹卷着高迪走上了他们的流浪之路。 由此也深深地佩服巴塞罗那市民，他们竟然在一百四十几年之后才产生焦急，这是多大的宽容和耐心。今天的焦急不是抱怨高迪和他的学生，而是抱怨自己有限的生命，他们想让自己的有生之年承接百年流浪之果。市政当局答复二十年，也出于同样的心态。究竟会要多少年谁也说不准，这座城市既然已经容忍了一百多年，也早已习惯把等待当作享受。 就凭这个教堂，凭高迪及其学生们和市民们的默契，把巴塞罗那这座城市的主题点化为流浪，更有了充足的证据和理由。 为什么市民们不按别的城市的荣誉概念，把巴塞罗那说成是“博览之城”、“奥运之城”，而偏偏自称是“高迪之城”？万国博览会和奥运会早已在全世界注目下胜利完成，而高迪却连一个教堂也没有做完，这样的命名看似荒唐，却没有异议，此间奥妙自可意会。 为了弥补以前对高迪的无知，我这次几乎追踪到了他在城里留下的每一个足迹。细细打听，步步追问，凡有所闻，立即赶去。终于，我对这个流浪者有了更深的贴近。 他终生未娶，即便年老，也把自己的居所打扮成童话世界。每一把椅子，每一张桌子，每一面镜子，只要人手可以搓捏的，他都要搓捏一番，绝不放过。他最躲避的是常规化定型，因此每做一事都从常规出走，从定型逃离，连一椅一桌都进入了流浪。 他设计的建筑，极像一个个淌着蜂蜜的蜂巢，我想这时的他一定有一种蜜蜂的体认，随处留蜜又随处栖息，但一切都为了明日的飞翔。哥伦布在海中流浪，他在空中流浪。 高迪于一九三六年死于车祸，当时缺少图像传媒，路人不认识倒地的老人是谁，把他送到了医院，抢救无效又送到了停尸房，他的衣物间找不到任何有关他身份的记号。但是，几天之后，“高迪之城”终于发现找不到高迪了，才慌张起来，四处查访，最后，全城长叹一声，知道了真相。 人们来到他的故居，瞻仰这个他日常居息的“蜂巢”，才发现，他的床竟如此之小。 这时大家似乎最终醒悟，这个单身汉时时都要出发，只能睡一张行军床。 只因它特别忠厚 西班牙到处都是斗牛场，有的气势雄伟，有的古朴陈旧。我知道到了西班牙不看斗牛是一种遗憾，便几次随车队去斗牛场，结果都大门紧闭，一片冷清，怎么按电铃也没有反应，只能看场外那些著名斗牛士的雕塑。后来终于在一个场子门口问到一位工作人员，他说斗牛期刚刚过去。 我心中暗自庆幸，因为找到了不看的理由。 当然知道许多杰出的艺术作品取材于斗牛，有些我深深佩服的作家如海明威，对斗牛还深有研究；当然也知道这种生死游戏有一种原始美感，这种血腥舞蹈最能表现男性的风姿，但无论如何，我不喜欢斗牛。 万千动物中，牛从来不与人为敌，还勤勤恳恳地提供了最彻底的服务。在烈日炎炎的田畴中，挥汗如雨的农夫最怕正视耕牛的眼神，无限的委屈在那里忽闪成无限的驯服。不管是农业文明还是畜牧文明，人类都无法离开牛的劳苦，牛的陪伴，牛的侍候。牛累了多少年，直到最后还被人吃掉，这大概是世间最不公平的事。记得儿时在乡间看杀牛，牛被捆绑后默默地流出大滴的眼泪，而这流泪的大眼睛我们平日又早就熟悉，于是一群孩子大喊大叫，挺身去阻拦杀牛人的手。当然最终被阻拦的不是杀牛人而是孩子，来阻拦的大人并不叱骂，也都在轻轻摇头。 长大了知道世间本有太多的残酷事，集中再多的善良也管不完人类自己，一时还轮不到牛。然而即便心肠已经变得那么硬也无法面对斗牛，因为它分明把人类平日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演变成了血淋淋的享受。 从驱使多年到一朝割食，便是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这且罢了，却又偏偏去激怒它、刺痛它、煽惑它，极力营造杀死它的借口。一切恶性场面都是谁设计、谁布置、谁安排的？牛知道什么，却要把生死搏斗的起因推到它头上，至少伪装成两边都有责任，似乎是疯狂的牛角逼得斗牛士不得不下手。 人的智力高，牛又不会申辩，在这种先天的不公平中即使产生了英雄也不会是人，只能是牛。但是人却杀害了它还冒充英雄，世间英雄真该为此而提袖遮羞。 再退一步，杀就杀了吧，却又聚集起那么多人起哄，用阵阵呼喊来掩盖血腥阴谋。 有人辩解，说这是一种剥除了道义逻辑的生命力比赛，不该苛求。 要比赛生命力为什么不去找更为雄健的狮子老虎？专门与牛过不去，只因它特别忠厚。 小巷老门 西班牙的一半风情，在弗拉门戈舞里蕴藏。 入夜，城市平静了，小巷子幽幽延伸。我们徒步去找一个地方，走着走着连带路的朋友也疑惑起来：路名不错，门牌号码已经接近，为什么还这么阒寂无声？ 要找的门牌号码挂在一扇老式木门上，门关着。用指背轻叩三下，门开了，是一个瘦小的男人。我们说已经来过电话预订，他客气地弯腰把我们迎入。 进门有一堵很旧的木墙挡眼，地方只容转身，但转身就看到了木墙背后的景象，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 一个很大的场子，已经坐了一二百人，都围着一张张桌子在喝酒，谈话声很小，桌上烛光抖抖，气氛有点神秘。场子内侧有舞台，所有的人都是来看一个家庭舞蹈团演出的，包括我们在内。这是他们家庭的私房，所以躲得那么隐秘，塞得那么拥挤，一门之外，竟毫无印迹。 舞台灯光转亮，演出开始了。娉娉婷婷出来三个年轻女郎，一个温和，一个辛辣，一个略略倾向另类，都极其美丽，估计是这个家庭的女儿和小媳妇。她们上场一派端庄，像刚刚参加过开学典礼，或结伴去做礼拜。突然，其中一个如旋风初起，云翼惊展，舞起来了，别的两位便让到一边。舞者完全不看四周，只是低头敛目，如深沉自省，却把手臂和身体展动成了九天魔魅，风驰电掣。但恰恰在怎么也想不到的瞬间，她骤然停止，提裙鹤立。应该有一丝笑容露脸，却没有，只以超常的肃静抵赖刚才的一切，使全场观众眨着眼睛怀疑自己：这样雅淑懦弱的女郎怎么会去急速旋转呢？ 瘦削的男子一脸愁楚，一出场就把自己的脚步加速成夏季的雨点，像要把一身烫热霎时泻光。他应该是这个家庭的小儿子，家庭遗传使他有了如此矫健的腿脚。如果是，那么我要修改刚刚作出的判断了，他不会是三位女郎中任何一位的丈夫，做了她们的丈夫就不会如此激愤和悲苦。当然也许反过来，这夏季的雨点是骑者的节奏、勇士的步数，他正以祭拜式的感动来酬谢上天赐予的幸福？ 静静地，仪态万方，一个中年女子上场，她应该是这家的大媳妇。同样的奔放在她这儿归结为圣洁，同样的激越在她这儿转化为思考，她比年轻的舞者闪现出更多怀疑的目光。那么干净利落的一个停顿让人惊叹，但她却在怀疑这样的停顿是否有必要。最后她终于笑了，与年轻的舞者结束时谁也不笑不同，只有她敢笑，但笑容里分明有三分嘲讽隐藏。她是在嘲讽别人还是在嘲讽自己？她是在嘲讽世界还是在嘲讽舞蹈？不知道。只知道有这三分嘲讽，这舞蹈便超尘脱俗，进入了可以平视千山的成熟之道。 舞台边上一直站着一个胖老汉，一看便知是家长，家长理应监督演出的全过程。没想到大媳妇刚退场，他老人家却走到了舞台中央。以为要发表讲话，却没有，只见他突然提起西服下摆，轻轻舞动起来。身体过于肥硕，难于快速转动，但他有一股气，凝结得非常厚重，略略施展只觉得举手投足连带千钧，却又毫无躁烈，悠悠地旋动出了男人的妩媚、老人的幽默。此刻我终于明白，对于这么一位老年舞者，表达正常的衰弱是幽默，表达不太正常的健康是幽默，表达惊人的娴熟是幽默，表达一时的生疏更是幽默。这位最不像舞者的舞者怎么着都行，年岁让他的一举一动全都成了生命的古典魔术。 高潮是老太太的出场。这是真正的台柱、今晚的灵魂，尽管她过于肥胖又过于苍老。老太太一出场便不怒自威，台上所有的演员都虔诚地站在一边注视着她，包括那位胖老汉，她的夫君。连后台几个工作人员也齐刷刷地端立台角，一看便知这是他们家庭的最高仪式。刚才的满台舞姿全由老太太一点一点传授，此刻宗师出马，万籁俱静。老太太脸上，没有女儿式的平静，没有儿子似的愁楚，没有大媳妇的嘲讽，也没有胖老汉的幽默，她只是微微蹙眉又毫无表情，任何表情对她都显得有点世俗。她几十年在家里张罗一切，已经穿越彻底的世俗，因此一到舞台上太明白应该摆脱的是什么。台上四周端立着各色舞者如饥似渴地注视着她的一招一式，这是他们天天面对的经典，却又似乎永远不可企及。她是不是在为后辈们的一步之差而蹙眉？或者，竟是为自己还未传授到家却已老迈而惶愧？ 耳边有真正懂行的本城观众在轻声喝彩，还听到有人在说：整个西班牙已经很少有人能像她这样，下肢如此剧烈地舞动而上身没有半点摇摆。 老太太终于舞毕，在满场的掌声中，台上所有的端立者全都进入舞蹈状态，来为今晚的演出收尾。但与其他舞蹈的收尾不同，场面虽然热闹，每个舞者并不互相交流呼应，也不在乎台下观众，各自如入无人之境，因此找不到预料中的欢乐、甜媚、感谢和道别，有的只是炽烈的高傲、流动的孤独、忧郁的奔放。 观众至此，已经意识不到这是沉沉黑夜中一条小巷中的家庭舞会，只觉得满屋闪闪的烛影，已全然变成安达卢西亚著名的阳光。 在西班牙南部，阳光、夜色、晨曦、暮霭，大半从舞者的身体迸出，留下小半才是自然天象。 死前细妆 在很长一个时期，西班牙人成批地到一个废弃的宫苑门口久久排队。好不容易放进去一批，便在荒草、瓦砾中艰难行走，去寻找一座座神秘的庭院。后来，欧洲人也来排队了，美国人也来排队了，有些著名作家还想方设法在里边住一阵，全然不怕无月的黑夜野猫和碎瓦一起堕落在荒草间，而手边又摸不到烛台。 一年年下来，有关当局终于下决心，投入漫长的时间和大笔的经费来清理这个宫苑。一旦清理立即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名胜，当年康有为先生旅行欧洲，特地辛辛苦苦到西班牙南部来看它，看完写诗惊叹它的土木建筑水平，我们中国很难比得上。 这便是阿汗拉布拉宫。 今天我们一行来到这里，首先惊诧它的巨大。一层层进去，对于能否在一天之内走完它已失去信心。我一次次找岗楼边的墙根坐着休息片刻，先看宫墙外山岩绝壁之下雾灰色的城市，再转过身来看树丛中迷了路的各国旅行者。几百年过去，密如蜘蛛网的现代城市街道却不会迷失，仍然迷失在这山顶老宫的颓废中，真是奇怪。 我带了好几本这个宫苑的地图，因此不会迷失于路线，却被它的历史图像迷失得糊里糊涂。 摩尔王朝统治这方土地七百余年，早已血缘相混、语言相溶，他们压根儿没有怀疑过统治的合理性。只有早年的历史记载才告诉他们，自己的祖先当初是如何从北非漂泊过来。然而，西班牙人没有忘记，他们从一开始就酝酿着收复失地的运动，是这个运动提醒了摩尔人，事情有点麻烦。当时摩尔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比西班牙人强大，因此有恃无恐，但那种深埋于土地深处的种子有的是时间。一百年、一百年地悄悄过去，北方的政治势力此起彼伏，收复失地的运动渐渐拥有了自己的领袖和据点，最后，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军事行为，摩尔人终于发现，自己已被包围，包围圈越缩越小，不可突围。 这儿的人要算几百年前的旧账了，最宽容的方案是自动离开。但我们并不是刚刚来了几十年，还能找到出发的地点，而是早就在这里代代生根，已经不知道天底下何处可回。于是，雄健得不受地域限制的祖先造就了一批没有地域安身的子孙，凄怨动人，着实可怜。 最惊人的事情，是西班牙人打下了南方的绝大多数地方，只剩下格拉纳达一座孤城，而这场包围居然延续了两百多年！历史学家们提出过很多理由解释这场包围延续如此久远的原因，而我感兴趣的则是这两百多年两方面的文化心理走向。 摩尔人当然开过很多会议，动过很多脑筋，想过很多活路，但在无数次失败后不得不承认，这是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后一个王朝。这种绝望在开始阶段是悲痛和激愤的，但时间拖得太长，渐渐趋于平静，而绝望中的平静是美丽的。 阿汗拉布拉宫，就是在绝望的平静中的精雕细刻。因此，它的一切讲究都不是为了传代，更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进入了一种无实利目的的境界，这种境界纯净得如山间清烟，雪原散弦。 我想，最准确的比喻应该是死前细妆。知道死期已临，却还有一点时间，自己仍然精力充沛、耳聪目明，于是就细细妆扮起来。早已不在乎明日，不在乎观者，不在乎评论，一切只给自己看，因此把最精微的心思也一丝不苟地投射其间。脸上没有泪痕，也没有笑容，既然毫无功利也就毫无情绪，只剩下最女性化的操作技术。 什么时候，包围的敌军会把这一切烧毁、砸碎，甚至将我们的鲜血喷洒在上面呢？这个时间很可能是明天，也可能再过百年。不管了，只顾一点点建造，一点点雕刻。这种心绪在世界各个宫殿间我没有体会过，惟有在这里体会了。 一种无实利目的的生命倾泻，一种不考虑时间逻辑的审美创造，是西班牙南部的特产，我看与这两百多年密切相关。 且来看看城外。 数百年收复失地运动的悲壮，先驱者抛掷生命的历史，使包围者们对格拉纳达城有一种潜在的敬畏。其实已经很容易攻下，但还是谋划长久、发兵数万，甚至御驾亲征。 亲征的御驾是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女王，他们的联姻推动了西班牙的统一，现在剩下格拉纳达是统一的最后障碍了。在这件大事上伊莎贝尔充分展现了她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一方面利用格拉纳达王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一方面又动员各地力量投入战争，甚至为了军费不惜典押自己的金银首饰。更令人佩服的是，在如此繁忙的前线营帐里，她还接见了一位希望获得远航支持的意大利人，他就是哥伦布。 伊莎贝尔显然已经预见到破城后西班牙统一的必然，因此正在忧虑当一个多年追求的目标达到之后的下一步出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从哥伦布的滔滔陈述中看到了浩淼的前途。她给了这位到处求告无门的航海家一种信任的目光和语调，航海家走出营帐时举头四顾，已明白自己的归属。 此时，在格拉纳达城内，雕栏画栋正簇拥着一个年轻的皇帝，他叫阿卜迪拉，有些中国书翻译成阿蒂儿，更显其小。他父亲因爱上了一位基督徒而被废黜，自己即位后就面临着如此危局。父皇的荒唐在于用爱情背叛了政治，明明满城人民要他举起宗教的旗帜来对抗城外，因为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旗帜可举，而他却把爱交给了城外的宗教。阿卜迪拉不知道父亲这么做究竟是算和解、突围，还是投降，只可怜自己不明不白地当上了替罪羔羊。但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父亲，他对自己的职责也就认真不起来了。如果他有更多的学识，又会进一步知道连父亲的不认真也来自于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偶然的个性。历史留下了太多交融的缝隙，使一切冠冕堂皇的对仗全都成了自欺欺人的表面文章。 这一切其实决定了阿卜迪拉的最终选择：弃城投降。因此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密密层层的营帐顷刻失效。西班牙人认为是上帝赐予的奇迹，数万人听到消息后立即齐刷刷地跪于城下谢恩，而实际上，真正需要感谢一声的倒是那位明智的年轻君王。他不可能力挽狂澜，但如果头脑不清，或想摆弄几个英勇的身段，也完全有可能导致对峙双方大量生灵死亡。 年轻的皇帝找了一个边门出宫，走到远处一个山冈上又回头眺望，不禁暗暗垂泪。据说他母亲当时在边上说：“哭吧，孩子，一个男子汉守不住自己的功业，应该流一点眼泪！” 一个王朝，一段历史，居然结束得这样平和，因此，连阿汗拉布拉宫里最细微的花纹直到今天还在完好无损地微笑。 那一天，是一四九二年一月二日。 半年之后，哥伦布的远航船队出发。西班牙开始谋求自己新的形象。 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年轻的皇帝阿卜迪拉弃城出走时对胜利者提出一个条件，把他出走的那扇边门立即用墙砖封上。我在宫墙四周细细寻找，想找到那扇被封住的门，但宫墙太长，我又缺少线索，连一点可疑的痕迹都没有找到。 古老的窄街 塞维利亚，为什么一提这个地名，我们都会产生莫名的兴奋？ 在十六、十七世纪，它是世界第一大港，这是原因。特殊的重要必然产生特殊的奢侈和特殊的聚会，足以引起人们太多的遐想。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文学作品。 最容易想到的是塞万提斯。他在这里度过青年时代，很多街道和房屋的名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他是西班牙作家，这还不算奇怪。奇怪的是，一些并非西班牙籍的世界文学大师，特别喜欢把自己的主角的活动场所，选定在塞维利亚。 法国作家博马舍写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位机敏可爱的理发师叫费加罗，于是后来又有了《费加罗的婚礼》。全世界的观众从笑声中想像着这个城市的古老街道。 英国诗人拜伦写了《唐璜》，开门见山便是： 他生在塞维利亚，一座有趣的城市， 那地方出名的是橘子和女人—— 没有见过这座城市的人真是可怜…… 那么，唐璜这个贵公子的浮华、风流、热情，在读者心目中也就成了塞维利亚的性格。 当然还要提到法国作家梅里美，他把妖丽、邪恶而又自由的吉卜赛姑娘卡门，也安排到了塞维利亚，结果又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异样的气氛。 这一切，确实是塞维利亚使我们兴奋的原因，但是，原因之上应该还有原因。为什么这些异国文学大师会把自己最钟爱的奇特人物放心地交付给塞维利亚？ 这是受天意操纵的灵感，艰深难问。我们惟一能做的是前去感受，尽管这座城市现在已经并不重要。 在它非常重要的时代修建的雄伟城堡看到了，作为第一大港所保存的哥伦布的种种遗物看到了，多种多样的精致花园，包括阿拉伯式花园、文艺复兴式花园、英国式花园和现代花园，也看到了。但是，我更喜欢那些古老的窄街。几百年未曾改变，应该与塞万提斯、博马舍、拜伦、梅里美见到的没有太大差别。一圈一圈，纵横交错，一脚进去，半天转不出来。 窄街窄到什么程度？ 左边楼墙上的古老路灯，从右边楼房的阳台上伸手就可以点着。但此刻天还未暗，用不着火，倒是一束斜阳把两边窗口的鲜花都点燃了，两番鲜亮，近在咫尺。等斜阳一收，路灯就亮了。 一排小桌沿街排列，行人须侧身才能通过。张张桌前座无虚席，而且人人都神采奕奕。西班牙人有一个长长的午休，于是一天也就变成了两天，现在正是同一日期下的第二天的黄金时段。他们乐呵呵地坐着笑着，吃着喝着。端走了盘碟，桌上还闪亮着透明的红醋和橄榄油。不管是阳光还是灯光，都把它们映照成宝石水晶一般。 男女侍者个个俊美，端着餐盘哼着歌。他们要在小桌边飞动，又要让过川流不息的行人，既不撞翻餐盘也不丢失礼貌，扭来扭去当作了一种自享的舞蹈。座位上的外国游人，已经从他们的腰身眉眼间寻找费加罗的影子，甚至还会猜测，哪个是复活的卡门？哪个是回乡的唐璜？ 现在我已略略理解了文学大师们的地点选择。塞维利亚，因奇异的历史，因多民族的组合，因理性的薄弱和感官的丰裕，因一个个艺术灵魂的居住和流浪，使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弹性。这里没有固定主题，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这里早就属于市民，互相之间不予侵凌；这里从来不设范本，人人都是艺术典型；这里的神秘不阴暗，几乎近于透明；这里的欢乐不羼假，比忧伤还要认真。 贝壳未碎 小城萨拉曼卡十分紧凑，不管你怎么走，只要找得到中间像一个方形老城堡似的市政广场，怎么也迷不了路。几乎所有的街道都从那里伸展出来，每次走得有点迷糊了，就再回到那里重新开始，几次下来，已熟如故土，不再有迟疑的步履。 但是，对于欧洲小城，千万不能这么套近乎。你以为已经了如指掌，实际上恐怕连边沿都没有摸着。特别是那些只给你提供一二个亮点的小城，更要另眼相看。一二个亮点，是醇化过后的简明，背后躲着大量被省略了的文章。 萨拉曼卡在市政结构上的亮点是那个广场，而在精神结构上的亮点却是大学。萨拉曼卡大学没有围墙，因此构不成表面上的中心，转弯抹角都是大学的某系某科，连城里的一切纪念品商店都在出售与大学有关的物件。 事情一与大学相连，便立即变得深不可测，更何况萨拉曼卡大学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我曾在一本历史书上读到过，哥伦布出发远航前为了进一步熟悉与航海密切有关的天文学知识，曾特地来到萨拉曼卡，与几位博学的修士探讨，这些修士，当时好像就是萨拉曼卡大学的教授。那么，小小的萨拉曼卡，早在哥伦布时代就已经是学术研究中心，它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已经对辽阔的未知世界有过推测和遥望，而且懂得从天文学的高度来设计航线。 因此，它小不堪言又大而无边。 哥伦布到这里来的具体行迹当然是不可能找到参证的了，但我愿意带着冒险家出发前的心境在这些安适的街道间走走，想想安适如何怂恿了冒险，小街如何觊觎着大海。 正这么走着，我突然停步，在一个街口看到了一幢古老的巨大建筑，浑身是古朴的土黄，但满墙却雕满了贝壳！对大海的渴望如此不言而喻，又把这种渴望展现得如此气派。我连忙拉住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打听，他们说，这楼就叫贝壳屋，建于十五世纪末，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我在心底暗暗一算，那正是哥伦布准备出发的年代。 贝壳屋有台阶可上，无人阻拦。进去几步就是一个洞窟般的大厅，四周古柱森然。此时已是黄昏，天色黯然，大厅古柱间更是阴气森森，像是不小心误入了一个酋长的巢穴，一个恐怖的王府，但我心里明白，这王府的名称就叫时间。大厅有二楼，是长长的回廊，那里倒是泛出一些光来，使我还能在大厅古柱间辨别物象、轻步踩踏。 左前方有了灯光，越近越亮，也开始有人，终于走进了一间有现代设施的厅室，看那文字标牌，原来是到了萨拉曼卡大学的公共图书馆。伸头一望，有不少学生在书库翻阅，至此我才明白过来，刚才穿越的古柱森然的贝壳屋，就是这个图书馆的门廊。 那么，这个图书馆也实在太排场了。 哥伦布当年一定会来到这里。萨拉曼卡大学不大，贝壳屋当时新建，他没有不来的道理。这个航海迷一见满墙的员壳一定笑逐颜开了吧？ 五百多年来贝壳未碎、古柱未倒本是一个奇迹，更大的奇迹是五百多年后它们仍不以自身的资格让人供奉，只是默默地支撑在一起做了大学图书馆的门廊，就像一代元勋已经须发皓然还乐呵呵地为孩子们看家护院。 我猜想大学当局作这番设计是要让所有的青年学生每天走一走这道门廊，但不知有多少学生能够体会，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象征。今天图书馆里的任何一本书都比不上墙上贝壳的年岁，而贝壳还只是路标，指引着更为悠久和未知的世界。因此，灯光明亮的现代书库只是白沫一闪，人类求知的道路仍然如古柱下无灯的恐怖，老墙上对水的渴念。等着吧，当今天自以为是的学者们全部退出历史，这满墙的贝壳仍不会破碎。 欧洲文明的本性，本不在纸页间。 我的窗下 里斯本西去三十公里有危崖临海，大西洋冷雾迷茫。这里的正式地名叫罗卡角，俗称欧洲之角，因为这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点。在人们还不知道地球形状的古代，这里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天涯海角。 风很大，从大西洋吹来，几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边树立着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诗人卡蒙斯写的句子： 大地在此结束， 沧海由此开始。 我在石碑背风的一面躲了一会儿风，眯眼看着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当年葡萄牙航海家们的心思。海的诱惑太大了，对“结束”和“开始”说法的怀疑太大了，对破解怀疑的渴望太大了。 据我过去的阅读所留下的粗浅印象，对于近代航海事业，葡萄牙觉悟最早。那时德国、意大利还在封建割据，英国、法国还无心问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三桅帆船和其他航海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与西班牙相比，葡萄牙王室里又出现了一代代真正痴迷航海的专家，如亨利亲王、阿方索五世、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专家们曾一次次来到罗卡角，在这海风雨雾间思考着远行的路线。作为“热身赛”，他们已经亲自率队航行过非洲。他们的最终目标，与当时绝大多数欧洲航海家一样，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的中国。 今天我在这里又找到了新的证据，罗卡角南方不远处，正是古代王室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这大西洋的山崖上思念着海那边的东方。海的哪一边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专家已有初步的判断。他们认为，应该从罗卡角向南，到达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东。显然，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遇到了哥伦布。哥伦布决定横渡大西洋去寻找马可·波罗的脚印，希望获得葡萄牙王室的资助。葡萄牙王室太内行了，一听就觉得方向有误，未予支持。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了他。结果，葡萄牙由于太内行而失去了哥伦布，而哥伦布也因为没有理会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而失去了马可·波罗。他横渡大西洋果然没有找到东方，却歪打正着地找到了美洲。 哥伦布由错误的航线而导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里发酸。所谓错误，都是一定坐标下的产物；按马可·波罗的目标，哥伦布没有走对，但新大陆的发现已使哥伦布的盛名超过了马可·波罗，他已自成坐标，那还何错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于是，五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果然按照南下折东的路线，准确地找到了印度。他回来时，葡萄牙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他带回来的财富，是远征队全部费用的六十倍，其中宝石和香料让欧洲人眼花缭乱，一时的影响，超过了哥伦布。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绕了一圈，但他没有回来。 然而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还没有进入《马可·波罗游记》里描写的世界，这总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还是一心要从海上寻找中国。 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资料，提及葡萄牙国王在一五〇八年二月派出一个叫塞夸拉的人率领船队到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听：中国有多大？中国人长多高？勇敢还是怯懦？信什么宗教？用什么兵器？有趣的是，当时葡萄牙远征船队在东方胡作非为，但国王却特别下令，不准向中国人挑衅，不准夺取中国人的战利品。显然，他对神秘的中国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几年后又派出一个叫皮莱斯的人来侦探，皮莱斯的情报抄本现在已经发现，他说中国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夺取全中国。 即使情报如此荒唐，葡萄牙人与中国人打交道之初还是比较恭顺有度的，中国地方官员没有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窥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后也缴税缴租；中国官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葡萄牙人当然以欧洲文明为本，把自己当作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特权的拥有者，甚至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嚣张罢了；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惯性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最令我心痛的是当时中国官方对第一批翻译人员的荒唐制裁，居然把他们看成是“私通番夷者”而一一处死，真是愚昧。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对中国张狂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浪潮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国势也已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看你们出发的码头，以及你们的家乡。 他们的麻烦 葡萄牙人喜欢用白色的小石块铺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块，已被岁月磨成陈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盘绕的山道，这样的山道上居然还在行驶有轨电车。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以圣乔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气势雄伟，居高临海，显然是守扼要地。罗马时代就在了，后来一再成为兵家必争的目标。它最近一次辉煌纪录，就是圣乔治王子一五八〇年在这里领导抗击西班牙入侵者。抗击很英勇，在其他地方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这个城堡还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时明代正在澳门筑墙限制岛上的葡萄牙人活动，而葡萄牙人又已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当时中国并不衰弱，但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地方官员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国家主权已成为严重问题。 我顺着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鸟瞰着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只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阴谋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门，但是联想到里斯本的历史，就会知道他们未必如此从容。巨大的灾难一次次降临在他们头上，有的来自自然，有的出于人为，只是中国地处遥远，全然不知。 你看，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才六年，葡萄牙人刚刚在享受发现东方的荣耀，一场大瘟疫笼罩了里斯本。他们在马六甲的远航船队开始探询中国的情报，但更焦急的是探询远方亲友的安危。据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队成员探询到的亲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疫情刚过不久，里斯本又发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们的船队要求停泊于澳门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他们要求上岸搭棚暂住的五十年代。 说得再近一点，十八世纪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欧洲最大地震的纪录，里斯本数万个建筑只剩下几千。就算他们在澳门问题上嚣张起来的十九世纪，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宁。英国欺侮中国是后来的事，对葡萄牙的欺侮却长久得多了，而法国又来插一脚，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个儿逃到了巴西，此时这个航海国家留给世间的只是一个最可怜的逃难景象，处境远比当时的中国朝廷狼狈。后来一再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又一次次地陷于失败，整个葡萄牙在外侮内乱中一步步衰竭。 中国人哪里晓得眼前的“葡夷”身后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我们在为澳门的主权与他们摩擦，而他们自己却一次次差点成了亡国奴，欲哭无泪。可能少数接近他们的中国官员会稍稍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们一会儿态度强蛮，一会儿又脆弱可怜；一会儿忙乱不堪，一会儿又在那里长吁短叹…… 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才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 古本江先生 1 半个世纪前，里斯本的一家老旅馆里住进了一位神秘的外国老人。他深居简出，拒绝拍照，不接受采访，只过着纯粹而孤独的老年人的日子。 老人走过很多地方，偶尔落脚这里。他在厚厚的窗帘后面观察街道，他在与极少的朋友交往中体察市情，他一路都在准备做一个决定。没有人知道这个决定的内容，而他，则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发布这个决定。 葡萄牙，里斯本，老旅馆，对这位老人而言都没有根脉维系，也没有情缘牵扯。他本该悠然而过，无印无迹，但他终于住下了，再也舍不得离开。 他知道，自己已经慢慢地走近那个决定。 连他自己也惊讶，怎么会是这里。 直到他去世人们才知道，一个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世界级文化基金会，将在这里成立，纯资产十八亿美金。他的名字，就叫古本江。 从此，在文化版图上，葡萄牙将不再是原来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将不再是原来的里斯本。 2 古本江先生哪里来那么多钱呢？ 原来，他是波斯湾石油开采的早期推动者。他探明波斯湾石油贮藏丰富，又深知石油在二十世纪的重大意义，便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们开采。如果动员有效，他又帮助设计开采规模，联系国际市场。作为对他积极推动的报酬，每项开采计划中都让他占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后来干脆成为定例，大家都叫他“百分之五先生”。 百分之五的比例乍看不大，但试想波斯湾的石油有多少，二十世纪对石油的需求有多少，在如此庞大的财富洪流中把百分之五归入一个人门下，如何了得。 古本江先生面对自己的巨额资产想做几件事，一是推动教育事业，二是推动艺术事业，三是推动科学事业，四是推动慈善事业。原来他当初推动石油开采只是浅层目的，背后还隐藏着这四项事业。这四项事业已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要实行这四项事业必须设立一个基金会，论方便和影响力，葡萄牙的里斯本并不具备设立的资格，但古本江先生看中了这里的朴实、安宁和好客。 有了古本江基金会，素来贫困的葡萄牙不仅自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大笔文化教育经费，而且也成了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资助的重心。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古本江基金会的办事处、科研所、文化中心、图书馆，连巴黎、伦敦也不例外，而总部却在里斯本。这是一种多大的文化气势。 希望这件事，能对世间一切有心于文化建设的市长们有所启发—— 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产力； 文化吸引力的产生，未必大师云集，学派丛生。一时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城市，万不可在这方面拔苗助长，只须认真打理环境。适合文化人居住，又适合文化流通的环境，其实也就是健康、宁静的人情环境； 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脚生根前，虚张声势地夸张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主题，反而会对流荡无驻的文化实力产生排斥。因此，大凡市长们在向可能进入的文化力量介绍本市文化优势的时候，其实正是在推拒他们。这并非文人相轻，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气候的文化力量都有自身独立性，不愿沦为已有主题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选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于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灵； 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是超越空间的策划能力和投资能力，而不是作品。古本江先生正是把这一切留给了里斯本，而不是留下了一堆论著、几许诗文。 3 古本江基金会大厦矗立在古本江公园里边，占地不小，设备先进，我们去时正在进行翻修。大厦正门右侧的花坛里，树立着古本江先生的塑像。塑像是面对街道的，前面有卫护栏，不能靠近。 我站在街道上端详着他的塑像，心思立即飞到了前些年去过的波斯湾。那里本是古文明的滋生地，现在早已破落得不成样子，而最近的灾难，又与争夺石油有关。我在巴比伦遗址中见到过几千年前铺设的沥青路残迹，可见古文明的创造者们也发现了石油，但他们无法预料，这种地下的液体燃料将会点燃起无穷无尽的战火，结果，连同古文明一起被世人耻笑。 今天才知，仅仅通过一个人，那片古老而悲凉的土地还拿出过百分之五的气力，滋养着现代文明。 又想起了他的孤独。里斯本的老旅馆，闭门谢客的外国老人，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哪怕是横贯千年的大事，哪怕是连通万里的壮举，如果属于文化，往往总由一副苍老的肩头承担着。 像走私犯，像逃亡者，一路躲闪，一路暗访，寻找着一个托付地。托付的决定总是写在遗嘱上，因此注定不可能活着阐明自己生命的文化含义。 一旦离开便阐明了，顺便，也阐明了波斯湾和里斯本有可能发掘出来的文化含义。 仁者乐山 1 从意大利到奥地利，我们知道，已经从南欧进入了中欧，目光当然会有一点转变。 意大利当然很有看头，但仰视的目光时时要避过那些破旧、潦倒的景象。家业太老，角落太多，管家们已经不怎么上心了。奥地利则不同，处处干净精致，很见章法。同样一座小城，在意大利，必定是懒洋洋地展示年岁，让游人们来轻步踩踏、声声惊叹；在奥地利，则一定把头面收拾得齐整光鲜，着意于今天，着意于眼前。 也许某些评论家会指责奥地利的做法没有文化，好像文化一定是皓首黄卷、颓墙残柱、讷讷难言。但奥地利的小城显然在声辩：是文物古迹我们会保存，却为什么一定要让普通的街道和建筑也去比赛皱纹和老年斑？ 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当然与小城不同，虽然年代并不久远但很有文化。一百多年前已经有旅行家做出评语：“在维也纳，抬头低头都是文化。”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褒是贬，但好像是明褒实贬，因为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积得过于密集，实在让人劳累。接下去的一个评语倒是明贬实褒：“住在维也纳，天天想离开却很难离开。”这句评语的最佳例证是贝多芬，他在一城之内居然搬了八十多次家，八十多次都没有离开，可见维也纳也真有一些魔力。但这魔力对贝多芬比较具体，那就是当时作为音乐之都的听众基础和整体氛围。 时至今日，这种魔力凝冻成一种重复式的纪念，艺术不再有勃发的创造势头，市民也不再有旺盛的发现激情，一切有关艺术大师在维也纳被接纳、受拥戴、被冷落的种种传说，永远只成了传说。它当然还是有内涵、有气势的，但是，太重的文化负担使它处处陷入程式化的纪念聚集，而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又使它不能像巴黎、伦敦、柏林那样为程式化的纪念注入实质性的现代精神，因此显得沉闷而困倦。奥地利人明白这一点，因此早已开始了对维也纳的审美背叛和生态背叛。 奥地利的当代风采，在维也纳之外，甚至在“维也纳森林”之外。应该走远一点去寻找，走到那些当初被看成冷僻荒野的山区农村，走到因斯布鲁克到萨尔茨堡、林茨的山路间。寻找时，有小路应该尽量走小路，能停下逗留一会儿当然更好。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不仅背叛了维也纳，也背叛了作为欧洲主干的海洋文明。整个国家四周都沾不到海，这会给交通、货运、气候、风光带来太大的局限，但他们国歌的第一句就自豪地宣称：“高山之国……”。它是欧洲的异数，因此极大地丰富了欧洲。 2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使我疑惑起来：自己究竟是喜欢山，还是喜欢水？ 这里所说的“喜欢”，不是指偶尔游观，而是指长期居息。偶尔游观哪儿都能看出一点美来，但要你认真住下来就不一样了。要方便最好是居住在平原，但人生在世并不全是为了方便。无论是临水还是倚山都会有一些不方便，甚至还会引来一些大灾难，但相比之下，山间的麻烦更多。从外面看是好好一座山，住到了它的山窝里很快就会感到闭塞、局促、坎坷、芜杂，这种生态图像与水边正恰相反。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历来盛邑大户可以离山，却总不离水。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本人以前对居息环境的梦想，也不大多与水有关。 但是，眼前的奥地利，分明摆脱了山居的多数弊病，让我惊讶不已。 首先是图像的净化，这在山区本来是最难做到的。他们的办法是满山满坡都种植地毯般的绒草，或者是整治一片片齐楚的森林，色调和谐统一，绝不羼杂、跳跃。结果一眼看去，全然单纯朗丽，把种种纷乱和芜杂都抹去了。这也就抹去了山地对人们的心理堵塞，留下的开阔气韵，如洪波宛曼、云海静谧。海边的优势，也不过如此吧？但它又比海边宁静和安全。 其次是人迹的收敛。被整治过的草地、森林当然是人力所致，但人的痕迹却完全隐潜，只让自然力全姿全态地出台。所有的农舍虽然考究精致，却全部采用纯净的自然色，或是原木色，或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别的色彩。在形态上也追求板屋、茅寮的效果，绝没有丝毫的炫华斗奇，甘愿被自然掩盖和埋没。这种情景与中国农村大异其趣。中国由于贫困日久，一直提倡“战天斗地”，总是企图在大地上留下十分鲜明的人为印迹，至少也要涂画一些标语口号。及至改革开放，农村快速富裕，却又急忙地搭建出大量纷乱、艳丽的致富图像，更是把人迹凌驾于自然之上。到奥地利才懂得，只有当人们收敛自我，才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而农村的最高魅力，就是自然。 有人说，要达到奥地利农村的境界，需要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富裕之初先让人力毕现，富裕到一定程度就会提高教育水平和审美水平，再让人迹收敛。这个过程也可称之为“低级自然化——非自然化一高级自然化”三段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人们应该力争少走第二段（即“非自然化”）的弯路，尽量让山区农村在自然化的原则下从低级走向高级。这是因为，“非自然化”的进入和摆脱，都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而且终究对自然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然而，要跳过这个阶段很不容易，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取决于高殿计人员的介入和引导。奥地利的山区农村完全看不到拆除那种“非自然化”建筑留下的任何痕迹，显然没有走多大的弯路，用最俭朴的方式抵达了高级自然化状态。 甚至，在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也几乎看不到那些自以为非常热爱自然风光，却又以触目的别墅、度假村之类损害了自然风光的城里人印迹。我们周围的很多城里人不知道，当他们把“回归自然”的口号付诸实践的时候，实际上是骚扰了自然。他们为了谋取窗口的山野景象而带来的建筑样式和建筑材料，与山野的素朴本质格格不入，结果便点点块块地蚕食了山区农村的整体美学生态。奥地利这么美丽的山区农村中一定也有很多城里人居住，他们显然谦逊得多，要回归自然首先把自己“回归”了，回归成一个散淡的村野之人，居所当然也毫无市侩气息，而是彻底消融，如雨入湖，不分彼此。 由此，便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绕口令：奥地利的山区农村由于居住着非常合适的人，因此非常适合人居住。 3 奥地利使欧洲的山、水关系平衡了，这不禁使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山、水哲学。 孔子对山、水并无厚此薄彼，说过很著名的八个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中国古人喜欢用比喻手法在自然界寻找人生品质的对应物，因此，水的流荡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征，山的宁静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征。这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征，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会由此而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自然环境，这已近乎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心理格式对应关系了。在我的记忆中，先秦诸子都喜欢以山水来比附人间哲理，但最精彩的还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说法，直到今天还给人们许多联想。 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这一点，早已被历史证明。由这样的文明产生的机敏、应时、锐进、开通等等品质也常常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与此相对比，山地文明一旦剥除了闭塞的包袱，也会以敦厚淳朴、安然自足、坚毅忠诚、万古不移的形态给社会历史带来定力，而这在过去常被我们看成是落后倾向。 其实，就人生而言，也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正因为如此，我想，一个人年轻时可以观海弄潮、择流而居，到了老年，或者不到老年而有了静定心态，则不妨在山地落脚。 此刻我正站在因斯布鲁克的山间小镇塞费尔德（seefeld）的路口，打量着迷人的山居生态。那些原木色或深褐色的农舍门前全是鲜花，门口坐着一堆堆红脸白须、衣着入时的老人。他们无所事事，却无落寞表情，不像在思考什么，也不东张西望。与我们目光相遇，便展开一脸微笑，那表情是说：“出来玩呢？天气真好！”并不期待你有太多的回应。 也有不少中年人和青年人在居住。我左边这家，妻子刚刚开了一辆白色的小车进来，丈夫又骑着摩托出去了。但他们的小车和摩托都掩藏在屋后，不是怕失窃，倒是怕这种现代化的物件窃走浑厚风光。妻子乐呵呵地在屋前劈柴，新劈的木柴已经垒成一堵漂亮的矮墙。 现在是八月，山风已呼呼作响，可以想见冬季在这里会很寒冷。这些木柴那时将在烟筒里变作白云，从屋顶飘出。积雪的大山会以一种安静的银白来迎接这种飘动的银白，然后两种银白在半空中相融相依。突然有几个彩色的飞点划破这两种银白，那是人们在滑雪。 悬崖上的废弃 1 萨尔茨堡，瓢泼大雨。 打伞走过一条小路，向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城堡走去。 中欧山区的雨，怎么会下得这样大？雨帘中隐隐约约看到很多雕塑，但无法从伞中伸出头来细看。它们庄严安详的神态被雨一淋显得有点滑稽。是人家不方便的时候，不看也罢。 城堡在悬崖峭壁之上，要坐缆车上去。过去没有缆车，上去一次千难万难。在政教合一的时代，这座城堡是大主教的官邸，也就是政府首脑机关，如此俯视众生却又如此隔绝众生，从这个形势一看就是中世纪，与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度已相去甚远。 到了城堡门口，就需要用双脚攀援古老的旋转楼梯。古城堡两边圆桶形的部位，就是楼梯的所在。楼梯越转越小，越转越高，到大家都头昏眼花的时分，终于有了一个小门，侧身进入，居然金碧辉煌，明亮宽敞，大主教离群索居在一个天堂般的所在。 后来，主教下山了，因为时代发生了非让他们下山不可的变化。于是，古城堡快速地走入了历史，升格为古迹，让人毫无畏惧地仰望，汗流浃背地攀登。 我喜欢这种攀登。瞻仰古迹，如果一步踏入就如愿以偿，太令人遗憾了。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大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地进入。 2 这座城堡好大。 造得这样大，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又最说不清楚的一个原因是，大主教考沙赫与老百姓关系不好，不愿出门，也不敢出门。 这很好笑：因自闭而雄伟，因胆怯而庞大。 还有更好笑的呢。 这个城堡中曾经囚禁过另一位大主教，他的名字叫迪特利希。理由是他违反教规，公开拥有情人——这还不好笑，好笑的是，他与情人生下了整整十五个子女！ 这位拥有十五个私生子的大主教被囚禁的当天，这座城堡也就成了全城嘲讽的目标。民众抬头便笑，从此把仰视和俯视全然混淆。 萨尔茨堡再也严肃不起来了。 大主教西提库斯下山后更加调皮捣蛋，居然在露天宴会桌边的贵宾座椅上偷偷地挖了喷水泉眼，待到礼仪庄重的时刻，命人悄悄打开。这时他要欣赏的不是客人们的狼狈，而是客人们的故作镇静。 他一定不能捧腹大笑，因为这会使客人们故作镇静的时间缩短。他还要竭力使每一个客人感到，此刻满裆湿透的只是自己，无关他人。他会找一些特别轻松和特别严肃的话题与客人一一交谈，甚至还会探讨宗教的精奥。 在这之前，他还会在客人的选择上动很多脑筋，特别要选那些凛然肃然的端方之士。 我找到了这个宴会桌和这些贵宾椅，还做了放水实验，心想，只要在这里坐过，谁也不会再道貌岸然、一本正经。 那么，说不定，这位大主教还是宗教改革的偏门、移风易俗的另类？ 可笑的不是主教里边有另类，而是另类做了大主教。 3 可笑的事情那么多，最后终于登峰造极。萨尔茨堡的修道院墓地中，有一排并列的七个墓碑，传说安葬着当地一个石匠的七个妻子。但也有争议，说石匠本人也在里边。 本来这很普通，不值得游人来参观，但这里却成了热闹的旅游点，原因是石匠妻子们的死因太离奇。 居然是，一个个都被石匠胳肢，奇痒难忍，大笑而死！ 石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胳肢自己的妻子呢？如果是一种谋杀手段，那实在太残酷了，有何必要？ 如果是闺房取乐，失手一人已经离谱，怎么可能接二连三？ 总之，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不是一件好事，但为什么游客们都愿意兴高采烈地到这里来呢？大家在那些墓碑前想到的，是一群女人笑得气也喘不过来的颠倒神态，是夫妻之间欢乐的打闹，而拒绝去追索什么“死亡档案”，这又是什么原因？ 我想，主要是因为人人都会死，也都会笑，却从来没有想过可以笑于死，死于笑。 辛苦人生，谁能抗拒得了这种出入生死的大笑？于是也就删去了背后隐藏的种种问号。 民间的世俗故事历来不讲严格逻辑，所以天真烂漫，所以稚拙怪诞，所以强蛮有趣。 萨尔斯堡虽然美艳惊人却长期寂寞，记得一位德国学者说过，直到十八世纪后期—— 当时伟大的旅行者几乎没有人经过萨尔茨堡，因为除了光彩的建筑和美丽的田园风光之外，再没有什么可吸引人的了，伟大的生活不在这里，而是在另外的世界。政治中心在维也纳、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在米兰、罗马、那不勒斯…… 正因为自己不重要，别人又不来，萨尔茨堡人就与他们的主教大人一起，不管逻辑，不按规范，不论等级地闹着笑着，自成日月。 只是，有关石匠妻子们的传说，又为这种笑闹带来某种不太吉利的征兆。 4 我好不容易攀上来的这个庞大的城堡，历届主教修修停停、不断扩充，到完工已拖到一七五六年。我没有读到过城堡落成典仪的记述，估计不太隆重，因为当任主教已经不存在建造动机，他的目光已投注山下。 但是，主教的一位乐师却在家里庆祝着另一件喜事，他的儿子正好在这一年年初出生，取名为沃尔夫冈·莫扎特。 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比那个城堡的落成重要千倍。 我读过莫扎特的多种传记，它们立场各不相同，内容颇多抵牾，但是，没有一部传记怀疑他的稀世伟大，也没有一部传记不是哀氛回绕、催人泪下。 那也就是说，萨尔茨堡终于问鼎伟大，于是也就开始告别那种世俗笑闹。 萨尔茨堡不再无人经过，相反，一切真正的大旅行家都不会把它省略，因为它向全人类贡献了一个永恒的伟人。萨尔茨堡的最高标志，不再是那座悬崖城堡。它的建成之日便是废弃之日，真是蹊跷。 一座城市就这样快速地改变了自己的坐标，于是也改变了生活气氛和美学格调。 5 故乡和名人的心理对话，并不一定畅达愉悦，而往往荆棘丛生。荆棘间的偶尔沟通，楚楚扎人。请听今天萨尔茨堡人的说法：莫扎特的伟大和悲哀，都因为是离开了萨尔茨堡。 我理解这种说法，脑海中闪现出那些传记的片断。 有一种传记说，莫扎特三十五岁在维也纳去世，出殡那天没有音乐，没有亲人，只有漫天大雪、刺骨寒风，一个掘墓老人把那口薄木棺材埋进了贫民墓坑。几天之后，他病弱的妻子从外地赶来寻找，找不到墓碑，只能去问看墓老人：“您知道他们把我丈夫埋在哪儿了吗？他叫莫扎特。” 看墓老人说：“莫扎特？没听说过。” 这样的结局发生在维也纳，没有一个萨尔茨堡人能读得下去，也没有哪个国家、哪座城市的音乐爱好者能读得下去。 故乡要不回游子的遗体倒也罢了，问题是——萨尔茨堡不能不厉声责问——你们怎么把他弄丢了？争抢了他的全部成果却弄丢了他！ 但在当时，惟一提出质问的是他病弱的妻子，也只是轻声打听，因为对象是看墓老人。 然而，另一种传记曾经让我五雷轰顶，原来，主要责任就在这个“病弱的妻子”身上，她是造成莫扎特一生悲剧的祸根。这种传记的作者查阅了各种账簿、信件、笔记、文稿之后作出判断，莫扎特其实一直不缺钱，甚至可以说报酬优渥，馈赠丰厚，只是由于妻子的贪婪、算计、抱怨，把家庭经济搞得一团糟。即便他的出殡，也收到大量捐赠，是妻子决定“高度节俭”。妻子打听他的墓地所在并不是几天之后，而是隔了整整十七年，还是迫于外界查询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还有材料证明，这个妻子不仅毁了莫扎特，甚至还祸及莫扎特的父母和姐姐，致使最爱面子的老莫扎特只能在萨尔茨堡人的嘲讽中苦度晚年。 老莫扎特知道，萨尔茨堡有嘲讽的理由。这桩错误的婚姻起点，不是萨尔茨堡，而是遥远的曼海姆。二十一岁的莫扎特在那里见到那家人之后连写来的信也变成了尖酸刻薄的攻讦腔调，做父亲的曾竭力阻止但未能成功…… 其实所谓全城的嘲讽只是老莫扎特的敏感，萨尔茨堡懂得音乐，知道自己养育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萨尔茨堡更多的是在沉思：一个伟大的音乐生命，为何如此拙于情感选择？一个撼人的精神系统，为何陷落于连常人都能很快发现的邪恶陷阱不可自拔？他的孩童般的无知如何通达艺术上的高度成熟？他的内心创伤为何未曾在乐曲中有点滴流露？他怎么有可能在刚刚听过最低俗的家务责难后转而弹奏出世间最华美的乐章？他那天才的手指又怎么抖抖瑟瑟地写出了那些卑谦乞讨的字句？…… 一般民众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上来试图解读大师，他们的思维依据是日常的行为图谱。 其实这是解读不了大师的，因为大师们主要活动在另外一个天域。 但是，即便在那个天域，就能解读么？未必。萨尔茨堡正在惶愧自己对莫扎特的困惑，却传来了晚年歌德的声音： 莫扎特现象是十八世纪永远无法理解的谜。 连歌德也承认永远无法理解，更何况区区萨尔茨堡。 我这次来，听他们引述最多的是爱因斯坦的一个问答。对此，他们更加觉得光荣，又更加觉得难解： 问：爱因斯坦先生，请问，死亡对您意味着什么？ 答：意味着不能再听莫扎特。 这一切，无疑大大地加重了萨尔茨堡的思维负担。除非不要莫扎特，要了，就不能卸下。 6 一座素来调皮笑闹的城市，只是由于一个人的出生和离去，陡然加添如许深沉，我不知道这对萨尔茨堡的普通市民来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荣誉剥夺轻松，名声增加烦恼，这对一个人和对一个城市都是一样。今天的萨尔茨堡不得不满面笑容地一次次承办规模巨大的世界音乐活动，为了方便外人购置礼品，大量的品牌标徽都是莫扎特，连酒瓶和巧克力盒上都是他孩子气十足的彩色大头像。这便使我警觉，一种高层文化的过度张扬也会产生某种不公平的垄断，使广大民众失去审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创活力，也使高层文化失去应有身份。 欧洲文化，大师辈出，经典如云，致使世俗文化整体黯淡，生命激情日趋疲沓，失落了天真稚拙、浑朴野趣。这是我这一路在很多城市看到的问题。奥地利大如维也纳，小如萨尔茨堡，都是如此。为此，我反倒想念起这座城市在莫扎特出现前的那些闹剧。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只有文化大师的出现，才能够让一座城市快速地从整体上摆脱平庸和无聊，然后再在新高度上讨论挽救世俗文化的问题。如果永远以平庸对世俗，全然是泥途荒滩，千年徘徊，只能是群体生命的沉陷。 因此，有一个莫扎特，就有了超拔泥途荒滩的山梁。翻过这道山梁，一切都不再一样。 醉意秘藏 布达佩斯东北一百多公里，有一个叫埃盖尔的小城。去前就知道，那里有两个五百年前的遗物，一是当年抗击土耳其人的古城堡，二是至今还没有废弃的大酒窖。 匈牙利朋友说，如果我们不想在那个小城夜宿，又不愿意走马观花，就无法把这两个地方都看全。那么，选哪一个呢！ “酒窖。”我说。 “那城堡有很多动人的故事，譬如，最后在那里抗击土耳其人的，只剩下了女人。酒窖可没有这样英勇的故事。”匈牙利朋友怕我们后悔。 “酒窖。”我说。 我知道英勇的城堡值得一看，但那样的故事已经看得太多，因此更想看看大地深处的秘密，何况这个秘密还在传递。 酒窖的进口处，现在是一家酒厂。厂长听说来了中国客人，连忙赶来，也不多说什么，扬手要工作人员把厚厚的窖门打开。大家刚进门，就被一股阴阴的凉气裹卷住了。这种发自地底的凉气是那么巨大，而且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天然性，与周围黝暗的光线、看不到头的石灰岩洞组合在一起，委实让人却步。三位容易感冒的伙伴打了一阵寒噤后慌忙退出，我们几个则深深地吸足凉气，让凉气弥散全身，然后提起精神往前走。 一排排绵延无际的酒桶出现了，桶上都标着年代。两旁时时出现一些独立的窖室，铁栅栏门锁着，贮存着一些特殊年代的酒中珍品。空气中的酒香越来越浓，酒窖里的长巷也越来越深。终于看到头了，快步走过去，谁知一转弯又是漫延无际。 厂长在一旁平静地说：“我们才走了不到一公里。现在一共启用了三公里，其实，整个酒窖全长十五公里。尚未启用的十二公里，会慢慢清理。” 这些平静的数字使我们很不安静。几百年前，这么一个小城，光酒窖就长达十五公里！那当然是延伸到了城外的地底，而且供应的范围也几乎没有疆界。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隐秘的世界，一个隐秘的网络，它们与地上的世界息息相连，却从来没有被历史详细记述。 正这么没完没了地走着，厂长已稳稳地站定在一个窖室边，伸手示意要我们进去。这个窖室很长，没有酒桶，只有一溜长桌，两边放着几十把椅子。长桌和椅子全由粗重的原木打造，不刨不漆，却已被岁月磨成了发亮的深褐色。厂长说，这是品酒室。 我们依次入坐，有一个年轻的侍者上来，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放一只高脚玻璃酒杯，铺一方暗红的餐巾，看来，我们得品酒。 年轻侍者又上来了，在长桌上等距离摆开四个陶桶。我们以为那便是酒，伸头一看，桶是空的，不知何用。也不问，只待主人用行动来解谜。 这时，窖室门口出现了一个面无表情的光头男子，年龄在中年和老年之间，不看谁，也不打招呼，双手捧着一个很大的玻璃壶，里边装了半壶琥珀红的酒。他走到桌边，端正站立，像在等待什么。 厂长坐在长桌一端，离这个光头男子有一点距离，此时便远远地瞭了玻璃壶一眼，像激光扫射，随即报出了这酒的年份、浓度和葡萄产地。厂长话音刚落，光头男子霎时从伫立状态复活，立即给我们每个人斟酒。他斟酒时仍然面无表情，但那小心翼翼的姿态表现出了对酒的无上恭敬，好像是在布洒琼浆玉液。等他给每个人都斟上了，我们手持杯脚，转头看厂长，等他发话。 厂长说：“请！但只能喝一口，最好不咽下，只在嘴里打转品咂。” 说完便示范，平平地端杯，轻轻晃了晃杯子，看了一眼，然后入口，嘴部动了两动，便伸手拉过桌上的空陶桶吐了出来，更惊人的是，把那杯只喝了半口的红酒也倾倒进去了。 由于这杯酒出现前经过了如此隆重的仪式，我们眼看着这种倾倒深感心痛。厂长知道我们的心意，说还要品尝多种品牌的酒，如果都喝下去非醉不可。这当然是对的，但出于痛惜之情我还是偷偷把那口酒咽下了，却又不得不把杯子里的酒倾倒在陶桶里。 倾倒时尽量缓慢，细看那晶莹的琥珀红映着烛光垂直而泻，如春雨中的桃花屋檐涓然无声。 接下去，光头男子一次次端着玻璃杯上来，厂长一次次瞭过一眼报出年份、浓度和葡萄产地，我们也就一次次品咂、吐出、倾倒，开始时还偷咽几口，后来连最清爽馥洌的也不敢咽了，因为已经感到身热脸烫，酒窖似乎也变得不再阴凉。 不知已经酒过几巡，陶然间终于发觉厂长已经站起身来，品酒结束了。好几位伙伴站立时需要扶一下椅子，竟发觉一把把椅子稳如磐石，其重无比。厂长笑着说，酒醉容易失态，这椅子不能让他们搬得动。这也是五百年沿袭下来的酒窖传统。 我们相视而笑，每人脸上，都有五百年的酡红。 走过长长的巷道我们又回到地面。厂长细心，在品酒过程中看出了我们最喜欢的牌子，一人送了两瓶，那种牌子叫“公牛血”。 酒窖的铁门轻轻地关住了，外面，骄阳如火。没有下窖的几个伙伴，奇怪我们为什么耽搁那么长时间。为了抚慰，我们马上把手上的酒分送给他们。 又是寻常街市，又是边远小城。如果没有特殊提醒，实在很难看出在这番景象的地底下，有如此深长又如此古老的酒窖。 谁也不能说已经充分了解了我们脚下的大地，你看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下竟然秘藏着如许醉意。连裴多菲和纳吉的热血都没有改变它的恒温，连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干扰它的酣梦，那是一种何等的固执。欧洲有太多炫示在外的东西，但炫示在外的，未必重要。 大哉酒窖。 布拉格不后悔 1 布拉格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去前问过对欧洲非常熟悉的朋友ke y，最喜欢欧洲哪座城市，他说是布拉格，证据是他居然去过五十几次。当时觉得这也许隐含着某种特殊原因，例如是否有女友在那里。但当我们真的来到了布拉格，即便不认为是欧洲之最，也开始承认ke y的激赏不无道理。 一个城市竟然建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弯弯地通过，河上有十几座形态各异的大桥——这个基本态势已经够绮丽的了，何况它还有那么多古典建筑。 建筑群之间的小巷里密布着手工作坊，炉火熊熊，锤声叮叮，黑铁冷冽，黄铜灿亮，剑戟幽暗，门饰粗厉，全然不是别处工艺品市场上的精致俏丽，却牢牢地勾住了远来旅人们的脚步。 离手工作坊不远，是大大小小的画室、艺廊，桥头有业余剧团在演先锋派戏剧，路边有华丽的男高音在卖艺，从他们的艺术水准看，我真怀疑以前东欧国家的半数高层艺术家都挤到布拉格来了。 什么样的城市都见过，却难得像布拉格那样，天天回荡着节日般的气氛，把远近旅人的身心激荡得那么兴奋，又那么舒坦。巴黎、纽约在开始成为国际文化中心的时候一定也有过这种四方会聚、车马喧腾的热闹吧？我们没有赶上，它们现在已经有了太厚的沉淀，影响了涡旋的力度；一路看来，惟有布拉格，正值音符、色彩、人流和一种重新确认的自由生态一起涡旋，淋漓酣畅。 捷克的经济情况并不太好。进布拉格前我们先已游荡了远近很多城市和农村，景况比较寥落；接触到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也总是懒洋洋的，令人恼火；为什么独独布拉格如此欣欣向荣？由此我更加相信，一座杰出城市可以不被国家的整体环境彻底左右，如陋巷美人、颓院芳草。遥想当初四周还寒意潇潇，“布拉格之春”早已惠风和畅。 那个春天被苏联坦克压碎了，而且不仅是苏联，四面八方都压过来，容不得这陋巷美人、颓院芳草。那种包围阵势恰恰反证了它的骄人风采，轧轧的履带声显得那么无聊。此刻我正漫步在当年坦克通过最多的那条大街，中心花道间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扬手让我坐在他身边，告诉我一种属于本城的哲学：我们地方太小，城市太老，总也打不过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总要离开，是文明总会留下，你看转眼之间，满街的外国坦克全都变成了外国旅客。 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前听到这种没有脾气的哲学时会有什么反应，但现在听起来却并不反感，特别是在这浓密的花丛间，正当夕阳斜照，而不远处老城广场上的古钟又正鸣响。 这个古钟又是一个话题。每小时鸣响之时，钟下总是人群如堵，因为钟盘上会展现出一系列机械人形，生动有趣，也算是布拉格的一个景观。我每次去都看到有婚礼在古钟下举行，让人遥想这几百年的钟声开启和闭合过多少人生。 古钟建于十五世纪。传说由于这钟精美得举世无双，当时的市政当局怕工艺外泄，居然狠心刺瞎了那位机械工艺师的双眼。人类最原始的保密法则居然用如此野蛮的方式来执行，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皇帝为了保守陵墓秘密不惜把建陵工人全部屠杀的暴行。可见这钟声尽管可以傲视坦克的轰鸣，它自己也蕴含着太多的血泪。后来到了布拉格蜡像馆，进门是城市历史部分，抬眼就见到那位机械工艺师，用白布包着被刺瞎的双眼，还在机械堆里不懈地摸索。 我从这钟声中来倾听路边老人所讲的哲学，突然怀疑是否也像这钟声，在达观的欢悦中省略了悲苦的故事？ 2 古钟位于老城广场西南角，广场中央是胡斯塑像，广场南方，是胡斯主持过的伯利恒教堂。 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驱者，布拉格大学校长，一四一五年以“异端”的罪名被火刑烧死，这是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里就读到过的。胡斯烧死时，古钟的机械部分已经造好，钟楼还没有修起来。现在胡斯的塑像正表现他临死时的神情，火焰噬卷着瘦削的身躯，脸部的轮廓和胡须的形态，却比火焰还要飘逸，不知是哪位雕塑家的作品。 教会判他是“异端”，倒并不冤枉。记得中世纪的一个宗教裁判员曾经自炫，他可以根据任何一个作者的任何两行字就判定异端并用火烧死，而胡斯反对教会剥削行径的言论却明确无误，请听他的这段话： 甚至穷老太婆藏在头巾里的最后一个铜板，都被无耻的神父搜刮出来，不是花在忏悔上，就花在弥撒上；不是花在弥撒上，就花在圣徒遗物上；不是花在圣徒遗物上，就花在赦罪上；不是花在赦罪上，就花在祈祷上；不是花在祈祷上，就花在埋葬上……说神父比强盗还狡猾、还凶恶，难道不对吗？ 在我们想像中，用这样强烈的语气向民众呼吁的人，一定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因此，当权者是不敢用残酷方式把是非颠倒于大庭广众之前的，如果不经过歪曲和遮掩，当场焚烧像胡斯这样的著名人物，会在民众中引起什么样的逆反心理呢？ 但是到了欧洲读到的历史资料却让我毛骨悚然。大量事实证明，民众的良知在获得启蒙之前，他们恰恰是很多无耻暴行的参与者和欢呼者。一般在火刑仪式前夜，全城悬挂彩旗，市民进行庆祝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一批戴着白色风帽，穿着肥大长袍把脸遮住的特殊人物，他们是宗教裁判员和本案告密者。执行火刑当日，看热闹的市民人山人海，其中很多人遵照教士的指示大声辱骂被押解的“犯人”，亲属们则围在他的四周最后一次劝他忏悔。当火点起之后，市民中“德高望重”的人拥上前去，享受添加柴草的权利。 胡斯一案的证人是他原来的同道斯蒂芬·帕莱茨，而他的不少朋友也充当了劝他忏悔的角色。因此，胡斯站在木柴堆中高声责斥的，是伪证人。 那么，统治当局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案件中是否真有伪证和诬陷的可能呢？考虑过。但他们确信，利益高于真实，更高于道义。例如直接过问胡斯一案的西吉斯孟皇帝就曾说，只要符合教皇利益，可以背信弃义。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各国的宗教裁判员都认为，即使伪证致使一位无辜者被烧死，这位无辜者也应该高兴，因为他也是为宗教而牺牲的。至于诬陷致使一位无辜者名誉遭污，这位无辜者更应懂得现世名誉是身外之物，彼岸世界为他准备了桂冠。 总之，怎么诬陷都可以，怎么焚烧都可以。 当然宗教裁判员之上还有裁判员，那就是历史。一位布拉格大学校长被活活烧死，人们理所当然地看成是罗马教廷对于捷克民族的侵犯，于是引发了一场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义，为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写下了序篇。 因此，布拉格还是有点脾气的。 3 布拉格从什么时候开始蒸腾起艺术气氛来的，我还没有查证。但是既然这种气氛已成为现在布拉格为世人共知的一种性格，那么这种查证是迟早的事。我今天只采取一个最简便的办法，直接向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师奔去，从他的高度来俯瞰这座城市。这位大师，就是卡夫卡。 卡夫卡故居在一个紧靠教堂的路口，与从前见过的老照片完全一样。我进门慢慢转了一圈，出来后在教堂门口的石阶上坐了很久。这地方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有点气闷，房子与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而教堂又与房子很不和谐。我开始揣摩那位清瘦忧郁、深眼高鼻的保险公司职员站在这儿时的目光，谁知一揣摩便胸闷气塞，真奇怪遥远的阅读记忆有如此强烈的功效。何处是小职员变成甲虫后藏匿的房间？何处是明知无罪却逃避不掉的法庭？何处是终生向往而不得进入的城堡？ 卡夫卡所在的犹太人群落在当时既受奥匈帝国中排犹情绪的打击，又受捷克民族主义思潮的憎恶，两头受压。在这种气氛中，父亲的紧张和粗暴又近距离地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没有任何逃遁之路的生存困境，而这种生存困境的扩大恰恰是人类的共同处境。 他开始悄悄写作，连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瞒了好几年。四十岁去世时留给布洛德的遗嘱中说：“请将我遗留下来的一切日记、手稿、书信、速写等等毫无保留地统统烧掉。”幸好，布洛德没有忠实地执行这个遗嘱。 卡夫卡死在维也纳大学医院，尸体立即被运回布拉格。当时人们还不清楚，运回来的是一位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的划时代作家，布拉格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文化重量。 与卡夫卡同时，布拉格还拥有了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我和伙伴们到那个纪念他的小酒馆畅饮了一个晚上。想想二十世纪前期的布拉格真是丰厚，只怕卡夫卡过于阴郁，随手描出一个胖墩墩、乐呵呵的帅克在边上陪着。 其实卡夫卡和哈谢克是几乎同时出生又同时去世的，他们有一种缺一不可的互补关系：卡夫卡以认真的变形来感受荒谬，哈谢克以佯傻的幽默来搞乱荒谬。这样一个互补结构出现于同一座城市已经够让国际思想界和文化界羡慕的了，但是几十年后居然有人提出，意义还不止于此，这人就是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说，卡夫卡和哈谢克带领我们看到的荒谬，不是来自传统，不是来自理性，也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身外的历史，因此这是一种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无法逃脱的荒谬，可称之为“终极荒谬”。它不仅属于布拉格，而且也属于全人类。 现在谁都知道，说这番话的米兰·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级的小说大师，他连接了卡夫卡和哈谢克之后的文学缆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标。米兰·昆德拉一言难尽，我曾从中国学者李平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法国人对他小说的一个概括，说是“对存在的诗意的沉思”，觉得比较贴切。昆德拉一直为布拉格的文学地位而骄傲，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著作被禁，他只好移居法国，骄傲也就转化成悲哀。 4 时至今日，昆德拉对布拉格更应该刮目相看，可惜他年岁已大，不便再度迁移。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响，是让一位作家登上了总统高位。任总统而有点文才的人在国际间比比皆是，而哈维尔总统却是一位真正高水准的作家。当年刚刚选上时真替他捏一把汗，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稳、自然，很有威望。更难得的是，他因顶峰体验而加深了有关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成了一个更具哲学重量的作家总统。读着他近几年发表的论著，恍然觉得那位一直念叨着“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莱特，终于继承了王位。 捷克的总统府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本来很想去拜会他，可惜大门口的旗杆空着，表示总统不在，一打听，到联合国开会去了。 我在总统府的院子里绕来绕去，心想这是布拉格从卡夫卡开始的文化传奇的最近一章。对于人类的生存处境，卡夫卡构建了冷酷的寓言，昆德拉提供了斑斓的象征，而哈维尔则投入了政治的实验，三者都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布拉格真让人嫉妒。 但相比之下，我读卡夫卡和昆德拉较多，对担任总统后的哈维尔却了解太少，因此以后几天不再出门，只在旅馆里读他的文章。随手记下一些大意，以免遗忘—— 他说，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传统的乐观主义虚设了很多“意义的岛屿”，引诱人热情澎湃，而转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渊。哲人的兴趣不应该仅仅在岛屿，而是要看这些岛屿是否连结着海底山脉。这个“海底山脉”就是在摒弃虚假意义之后的信念，真正的信念并不憧憬胜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意义，从而产生责任。责任，是一个人身份的基点。 他说，狂热盲目使真理蒙尘，使生活简单，自以为要解救苦难，实际上是增加了苦难，但等到发现往往为时已晚。世间很多政治灾祸，都与此有关。 他说，既然由他来从政，就要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政治，争取人性的回归。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要防止这一切，前提是反抗谎言，因为谎言是一切邪恶的共同基础。政治阴谋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励人们真实地生活，自由地表达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宽容。 他说，社会改革的最终成果是人格的变化。不改革，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滞；不开放，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开拓空间，生命越缩越小，成天胶着于狭窄的人事纠纷。当权者如果停止社会改革，其结果是对群体人格的阉割。 他说，一切不幸的遗产都与我们有关，我们不能超拔历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们曾经习惯于口是心非，习惯于互相嫉妒，习惯于自私自利，对于人类的互爱、友谊、怜悯、宽容，我们虽然也曾高喊，却失落了它们本身的深度。但是，我们又应相信，在这些道德病症的背后，又蕴藏着巨大的人性潜能。只要把这些潜能唤醒，我们就能重新获得自尊。 他说，那些国际间的危险力量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曾给我们带来过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自私、嫉妒、互损、空虚。这一切已侵蚀到我们的大众传媒，它们一味鼓动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门的劫掠，政治上的诽谤、诬陷也与此有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呼唤社会上巨大而又沉睡着的善意。 他说，文化从低层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式，从高层次而言，包括人们的教养和素质，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与文化有关。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和举止习惯上的衰退，比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让人震惊。 他说，知识分子比别人有更广泛的思考背景，由此产生更普遍的责任。这固然不错，但这种情况也可能产生反面效果。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参透了世界的奥秘，把握了人间的真理，便企图框范天下，指责万象，结果制造恐怖，甚至谋求独裁，历史上很多丑恶的独裁者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要掌握大权已有困难，但一直在发出迷人的呼叫，或以不断的骚扰企图引起人们注意，我们应该提防他们，拒绝他们。与他们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识分子总是宽容而虚心，他们承认世界的神秘本质，深感自己的渺小无知，却又秉承人类的良心，关注着社会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们能使世界更美好…… 哈维尔因此也说到自己，他说自己作为总统实在有太多的缺点，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没有权力欲望。正是这一点，使一切有了转机，使全部缺点不会转化为丑恶。 看来，他十年来在具体的权力事务上还是比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这些思考。但这些思考毕竟与他过去习惯的探讨生命的本质、荒诞的意义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从那个形而上的层面走向了社会现实，对此他并不后悔。 问了很多捷克朋友，他们对于选择哈维尔，也不后悔。他们说，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征性，但他居然没有僵持在象征中，让捷克人时时享受来自权力顶峰的美丽思想和美丽语言，又经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馆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 问他的缺点，有的捷克朋友说，文人当政，可能太软弱，该强硬的时候不够强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说他当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议他厉害一点，甚至具体地提醒他不妨偶尔拍拍桌子，哈维尔回答说：“捷克需要的不是强硬，而是教养。” 黄铜的幽默 1 斯洛伐克与捷克分家后，首都设在布拉迪斯拉发，一个在我们嘴上还没有读顺溜的地名。沿途景象表明，这里还相当贫困。 两位同伴上街后回来说：“快去看看，人家毕竟是欧洲！” 欧洲是什么？我在街上寻找。是灰墙巴洛克？是阳伞咖啡座？是尖顶老教堂？突然我肃然停步：路边一个真实的地下井口的铁盖已经打开，正有一个修理工人慢悠悠地伸头爬将出来，而这一切其实是一尊街头雕塑。 初见到它的行人都会微微一惊，在辨别真假的过程中发现幽默，然后愉快地轻步绕过。 这种幽默陈之于街市，与前后左右的咖啡座达成默契，这种默契订立已久，因此浇铸它的不是闪亮的钢铁而是古旧的黄铜。 其实即使不是街头雕塑，欧洲处处可见这种阻碍人们快速行走的调侃和从容。 于是我可以找到词句来概括欧洲了。所谓欧洲，就是用古旧黄铜雕铸于街市的闲散和幽默。 斯洛伐克长久以来生存状态不佳，而居然能保留住这种深层风度，我看有一半应归功于艺术家。艺术家奉献了这样的雕塑，而他们自己就像雕塑中的修理工人，一直默默地钻在地下，疏通着欧洲文明的管脉。 2 布拉迪斯拉发的市中心是一圈步行街，黄昏时分，这里人头济济，风华四溢，丝毫不比发达国家的城市逊色。 但是，这里的行人过于漂亮，说明除了最自信的恋人们，别的人还没有逍遥于户外的闲情； 这里的行人过于年轻，说明历史如何亏待了上一代，使他们还没有可能牵着小狗在街上消停，只把出门玩乐的事，完全交给儿孙。 那么，论天下贫富，亮丽的青春不足为据。青春可以遮盖一切，就像花草可以遮盖荒山。真正的富裕躲藏在慵懒的眼神里，深深的皱纹中。 同样，看城市潜力，拥挤的市中心不是标志。市中心是一个旋涡，把衰草污浊旋到了外缘。真正的潜力忽闪在小巷的窗台下，近郊的庭园里。 布拉迪斯拉发属于春潮初动，精彩始发，不能不表现出集中的消耗状态和表演状态。如果社会发展状况稳定，几十年后，今天的年轻人老了仍然敢于抛头露面，而他们的儿孙，也有工夫在街上悠闲，两相结合，就会比今天的景象丰满得多。 但奇怪的是，我在一些充分成熟的欧洲都市看到，除了旅行者，街边坐着的大多是老年人，他们的年轻人到哪里去了？大概各有去处吧，例如海边，只是不想逛街、坐街。他们把街道交给了爷爷和奶奶。 因此，就城市而言，如果所遇所见都年轻亮丽，那一定是火候未到，弦琴未谐。 这就像写作，当形容词如女郎盛妆、排比句如情人并肩，那就一定尚未进入文章之道。文章的极致如老街疏桐，桐下旧座，座间闲谈，精致散漫。 城市这篇文章，也是这样。 追询德国 只有柏林，隐隐然回荡着一种让人不敢过于靠近的奇特气势。 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筑，而是一种躲在一切背后的缥缈浮动或寂然不动；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一种足以包围感官的四处弥漫或四处聚合；说不清，道不明，却引起了各国政治家的千言万语或冷然不语…… 罗马也有气势，那是一种诗情苍老的远年陈示；巴黎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热烈高雅的文化聚会；伦敦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繁忙有序的都市风范。柏林与它们全然不同，它并不年老，到十三世纪中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货商集散地，比罗马建城晚了足足二千年，比伦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却显得比谁都老练含蓄，静静地让人捉摸不透。 成为德意志帝国首都还只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但仅仅几十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几乎夷为平地。纵然这样，当时新当选的德国领导人阿登纳还是要躲开这个废墟，他说：“一当柏林再度成为首都，国外的不信任更是不可消除。谁把柏林作为新的首都，精神上就造成一个新的普鲁士。” 那么，什么叫做精神上的普鲁士，或者叫普鲁士精神？更是众说纷纭。最有名的是丘吉尔的说法：“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正义的声音，战后盟军正式公告永久地解散普鲁士，国际间也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五十年后两个德国统一，国民投票仍然决定选都柏林，而且也不讳言要复苏普鲁士精神。当然不是复苏丘吉尔所憎恶的那种酿造战争和灾难的东西，但究竟复苏什么，却谁也说不明白。说不明白又已存在，这就是柏林的神秘、老练和厉害。 当我们的车队缓缓驶入柏林的时候，我想，有关普鲁士精神的问题可以暂时搁一搁。既然这里又成了统一德国的首都，那么我们就要用自己的脚步和眼睛追问一些有关德国的难题。例如—— 人类一共就遇到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都是它策动，又都是它惨败，那么，它究竟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类？ 在策动世界大战前艺术文化已经光芒万丈，遭到惨败后经济恢复又突飞猛进，是一种什么力量，能使它在喧嚣野蛮背后，保存起沉静而强大的高贵？ 历史上它的思想启蒙运动远比法国缓慢、曲折和隐蔽，却为什么能在这种落后状态中悄然涌出莱辛、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这样的精神巨峰而雄视欧洲？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用德语写的，为什么它能在如此抽象的领域后来居上、独占鳌头？ 一个民族的邪恶行为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在世人面前大幅度贬值，为什么惟有这片土地，世人一方面严厉地向它追讨生存的尊严，一方面又恭敬地向它索求思维的尊严？它的文化价值，为什么能浮悬在灾难之上不受污染？ 歌德曾经说过，德意志人就个体而言十分理智，而整体却经常迷路。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问题是，是什么力量能让理智的个体迷失得那么整齐？迷失之后又不让个人理智完全丧失？ 基辛格说，近三百年，欧洲的稳定取决于德国。一个经常迷路的群体究竟凭着什么支点来频频左右全欧，连声势浩大的拿破仑战争也输它一筹？ 俄罗斯总统普京冷战时代曾在德国做过情报工作，当选总统后宣布，经济走德国的路，世人都说他这项情报做得不错。那么，以社会公平和人道精神为目标的“社会市场经济”，为什么偏偏能成功地实施于人道纪录不佳的德国？ ………… 这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具体的答案，但我觉得，所有的答案都会与那种隐隐然的气势、冥冥间的精神有关。 世上真正的大问题都鸿蒙难解，过于清晰的回答只是一种逻辑安慰。我宁肯接受像赵鑫珊先生那样诗意的说法：“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头，好像有种大森林的气质：深沉、内向、稳重和静穆。” 泰勒说，德国人有过空前的自由，又有过空前的专制，却未曾有过温和、中庸。这就很像森林，而不像平畴浅草、春光柳岸。有冲天乔木忧郁问天，也有荆棘刺藤遍地蔓延，有神性，也有魔性，都是极端化的存在，可以敬之仰之，恨之斩之，却很难找到一个庸俗无聊的巨大平台。至于迷路，也只有在森林里才迷得生杀予夺、地覆天翻。 现在，这个森林里瑞气上升，祥云盘旋，但森林终究是森林，不欢悦、不敞亮，静静地茂盛勃发，一眼望去，不知深浅。 墓地荒荒 1 问了好多德国朋友，都不知道黑格尔的墓在哪里。后来在旅馆接到一位长期在这儿工作的中国学人的电话，他是我的读者，知道我的兴趣所在，没说几句就问我想不想去祭拜一下黑格尔墓地，我一听正中下怀。这位中国学人叫于兴华，我没见过，于是约好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国会大厦门口见面，他与太太开车来接我。 费里德利希大街往北走，一条泥地小巷通向一个极不起眼的公墓，杂乱、拥挤、肮脏，很难相信这是欧洲陵园，如果不是他们夫妻带领，我即使拿着地址也不敢进来。 我跟着他们在密密层层的墓廊间行走，等着出现一个比较空阔的墓地，谁知正是在最密集的地方停了下来。于兴华说这就是，我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再看墓碑，将黑格尔的全名按字母排列拼了两遍，没错，再细看生卒年份也对，那么，十八号墓穴安葬的果真是黑格尔和他的夫人。斜眼一看，隔壁十九号，则是费希特和夫人。从公墓路边张贴的一张纸上知道，茨威格也在里边，找了三圈没找到。 这些大师在人类文化领域都顶天立地，没想到在这里却摩肩接踵，拥塞于如此狭窄的空间。我不知道处处认真的德国人，为什么这件事做得这么潦草。大概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也看到过一些不太重要的文化人墓地，德国人都做得很讲究。相信这里不久就会有一次重大修缮。 我们三人在墓地间转悠了那么久，只在长长的杂草间见到一个活人，是一个埋头读书的男青年。问他茨威格的墓，他立即礼貌地站起来摇头，然后向东边一指：“我光知道布莱希特在那里。” 布莱希特的墓稍大，却地处边角。忽然想起，那个读书的男青年身边的杂草间，还安置着一辆小小的婴儿车，里边有一个婴儿在熟睡。这是这位男青年的孩子吗？他为什么愿意把小生命停息在这么冷僻而阴森的所在？这不便问，只知道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活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墓园、荒草、婴儿、书籍，再夹杂几声鸟鸣；看书看到一半左右环顾，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名字从书本滑向石碑，这儿是许多文化灵魂的共同终点。我重新远远地打量了一下那个男青年，心中产生了一点莫名的感念。是他，消解了这个墓园的荒凉和寂寞。 如果没有墓园里的这些长眠者，荒凉、寂寞的将是外面的世界。 其实，世间智者的归宿处，正是后人静坐、静读的好地方。紧靠着伟大的灵魂消闲半日，即便默默无语，也会使人们的生死观变得更加健康。可惜我们中国的殡葬文化缺少这种境界，常常使长眠者过于孤苦，或过于热闹。 2 黑格尔的美学，我曾研习和讲授多年，但今天站在他的墓前，想得最多的倒是他的国家理念。这是因为，我现在正旅行在荣辱交错、分分合合的德国，有太多的信号天天从正面和反面诱发着这个话题。 欧洲长期以来实行教权合一，很多人只知有教，不知有国。大约从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开始，互相之间打得热火朝天，打得教皇权威大损，打得人们重新要以“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谋求领土和主权。 国家因战争而显得重要，战争由国家来证明理由。“民族国家”的内涵，最早是由炮火硝烟来填充的。经过拿破仑战争，这一切都被描绘得更加浓烈，但当时在黑格尔的视野中，法国、英国、俄国都已经成为统一的主权国家，而他特别寄情的日耳曼民族居然还没有。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焦灼，开始呼唤国家，并对国家注入一系列终极性的理念。他认为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因此应该享有最终决定的意志。他甚至肯定普鲁士是体现“绝对精神”的最好国家。 我在黑格尔墓前想到他的国家理念，也由于看到与他相邻的是费希特。对民族感情的直露表现，费希特更强过黑格尔。拿破仑入侵普鲁士，对他刺激极大，并由此确认德意志人的天职就是建立一个正义的强权国家。这位哲学家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社会责任，经常走出书斋和课堂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费希特最典型的演讲词是：朋友，你胸中还存在着德意志的心脏吗？那就让它跳动起来吧！你身上还流动着德意志的热血吗？那就让它奔腾起来吧！ 记得早年在一本书上读到，有一次费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现了危险的症状，他本该留下侍候，但原先约定的一次重要演讲来不及推掉了，只得忍痛前往。没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来，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转，他激动地流着眼泪与夫人拥抱亲吻。人们说，正是这种拥抱亲吻使他传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现在我看着他们夫妻俩的合葬墓想，世间多数广场演讲者的家里，总有一位妻子等着，等得非常殷切，绝不会不等他回来就独自离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长眠在一处。 他们无法预料的是，长眠在他们隔壁的是黑格尔夫妇，黑格尔生前把费希特的激情演讲凝练成了国家学说。这两家的小小墓区所迸发过的情感和理念，曾对德国产生过巨大的负面作用。尤其是费希特对于国家扩充欲望的肯定，黑格尔关于战争是伟大纯洁剂的说法，增添了普鲁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但总的说来，墓主对以后的灾难没有太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能想象由此而生发的极端性行动。 费希特的老师是康德，但康德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维却无比开阔。他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反社会倾向而实现社会性，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康德的世界蓝图没有国界，结果他的居息地也就早早地划出了德国。 其实“民族国家”观念和“欧洲统一”观念，看似抵牾，却组成了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悖论结构，两者互为基础，互为前提，相反相成，涡旋滚动。目前看来，原先东欧一些国家，往往更侧重于民族国家观念，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则更侧重于康德的理念。 我本人也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而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种立场。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反社会倾向”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反人类”，而康德所说的社会就是人类有秩序的和谐组合。在他心目中，用人类的整体理性来克服反社会状态，远比费希特强调的民族精神和黑格尔强调的国家学说重要。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件事上，不应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可惜，由于康德的学说太平静，从来未曾引起社会激动。 这次我去不了康德家乡，只能在黑格尔的墓地抬起头来，向那里遥望。但我已打听清楚了去的路线，下次即使没人带路也能直接找到。 黑白照片 黑格尔是在柏林大学校长任内去世的，而在黑格尔去世的二十年前，费希特也担任过该校校长。当然，这个学校的校名还出现在更多其他文化名人的履历中。我前些年来柏林匆匆忙忙，想到柏林大学看看，问了两位导游都茫然不知，也就作罢了，但这事使我十分奇怪，如此鼎鼎大名的学府既不可能停办也不可能迁走，导游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次刚开口一问便有了答案，原来它早已改名为洪堡大学，纪念一个叫洪堡的人。 叫洪堡而又与这所大学密切相关的人有两个，是兄弟。哥哥威廉·洪堡，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杰出的教育家。正是他，首先主张大学除了教育之外还要注重科学研究，齐头并进；大学里实行充分的学术自由，国家行政不得干涉。这些原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德意志民族的科学发展，后来也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弟弟亚历山大·洪堡，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近代很多重要学科如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气候学、地理学、植物学的奠基人，举世公认是自然科学由十八世纪通向十九世纪的桥梁，柏林大学名誉教授，去世时普鲁士政府举行国葬。这两个洪堡，都非常了不起，那么洪堡大学的命名是在纪念谁呢？就整体学术地位论，弟弟亚历山大·洪堡高得多，但我猜想作为大学，还会取名于那位哥哥威廉·洪堡。其实这事一问便知，我却不问，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反正是兄弟，只相差两岁，两人的塑像都树立在校园里。 这样一所大学，却没有校门，城市的街道直穿校区，各系各科的楼房就散落在街边，任何人抬脚就可以进入，没有警卫来阻拦。多数房屋都很有年代，苍老而又庄严地留住了一代代文化伟人的身影，让后生学子远远揣想。由此更加明白，世间的老楼真是不应该乱拆的，特别是著名大学里的老楼。 那幢主楼显得更有历史，我进进出出、上楼下楼无数次，几乎把每个角落都走遍了。走廊间有一层层木门，这些门都很高，有些新装了自动感应开关，有些还须用手去推，很重。想当年黑格尔和爱因斯坦们，也总得先把厚厚的皮包夹在臂下，然后用力去推。还是这些纹饰，还是这些把手，从未更改。欧洲人对传统的触摸，总是非常质感。 也有一些中国人推过这些木门，像蔡元培，作为留学生在这里轻步恭行，四处留心，然后把威廉·洪堡的办学主张带回中国，成功地主持了北京大学。还有陈寅恪，不知在这里推了多少次门，回去后便推开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门。 二楼门前有一个小型的教授酒会，好像是在庆祝一项科研项目通过鉴定，却没有什么人致词，各人来到后便在签到簿上签个名，然后拿一杯酒站着轻声聊天，一片斯文。他们身后的过道墙上，随意挂着一些不大的黑白照片，朦胧中觉得有几幅十分眼熟，走近一看，每幅照片下有一行极小的字，伸脖细读便吃惊。原来，这所学校获诺贝尔奖的多达二十九人。这是许多大国集全国之力都很难想像的数字，这里却不声不响，只在过道边留下一些没有色彩的面影，连照片下的说明，都印得若有若无、模糊不清。照片又不以获奖为限，很多各有成就的教授也在，特别是女教授们。 这种淡然，正是大学等级的佐证。 想到这里我笑了起来，觉得中国大学的校长们能到这里来看看，回去也许会撤除悬挂在校园里的那些自我陶醉的大话和官员们来访的照片。外涂的脂粉证明不了身份，涂得太浓，倒会成为反面证明。 空空的书架 从洪堡大学的主楼出来，发现马路斜对面是图书馆，便觉得应该去看看。 图书馆靠马路的一边，有一个石铺的小广场，我正待越过，却看见有几个行人停步低头在看地下，也就走了过去。地下石块上刻了几行字，是德文，便冒昧地请边上的一位观看者翻译成英文。原来石块上刻的是：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 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 ——海涅 就在这块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块厚玻璃，低头探望，底下是书库一角，四壁全是劫烧过后的空书架。 我不知道这是当年真实的地下书库，还是后人为纪念那个事件所设计的一个形象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种，看了都让人震撼。心与书架一样空了，随即又被揪紧。反复地从四个方向看仔细了，再移步过来把海涅的那句话重读一遍。 一所世界级的学府在自己门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种铭记，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坦陈：烧书的是我们自己的学生，一切文化的毁损行为，都有文化的名义和身份，因此匆匆路人啊，不要对这里过于信任！ 这便是大学的良心。 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那样的空书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比这里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这一次出发前曾与国内一些朋友一起叹息“文革”才过去二十几年，它的真相却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乱搓捏和改写。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起因就在于人们迟迟不敢用坚实而透明的方法把灾难的史迹保存下来。 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灾难是一部历史，对灾难的阐释过程也是一部历史，而后一部历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灾难。要想避免这种新的灾难，唯一的办法是不作掩饰，就像这儿，哪怕发生在地下书库，也要开一个天窗，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呈于后代子孙眼前。 可以想像，一切刚刚考入洪堡大学的各国学生都会来看看学校的图书馆，还没进门就发现了这块铭石，这个窗口。他们似懂非懂，注视半晌，然后进入书库，俯仰今天的书架。他们中的部分人也许会由此去研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史，即使不去研读，绝大多数人也会对今天社会上一切讨伐文化的行为产生警惕。这些行为未必是烧书，现在连德国境内的“新纳粹”也不再烧书，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激烈口号下的毁损，批判面具下的暴力，道德名义下的恐怖，而这些又经常与学生们的青春活力和争斗欲望互依互溶。 因此，这块铭石，这个窗口，可看作是洪堡大学的第一师训，首项校规，不容轻视，无可辩驳，凿石埋地，铭誓对天。 就这样，这个学府用一页污浊，换来了万般庄严。 落伍的疯狂 在柏林街头还能找到很多纳粹活动的遗址。留下了遗址，也就留下了记忆。 一切有关纳粹的记忆，并不是一场偶然的噩梦。这是历史的产物、民族的产物，具有研究的普遍价值。要不然，这些古老的街道和坚固的房子，这个严肃的人种和智慧的群体，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癫狂起来。 我认为，这是欧洲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关口上一种撕裂性的精神绝望，这是社会各阶层失去原有价值坐标后的心理灾难。纳粹把这种绝望和灾难，提炼成了集团性的恐怖行为。 现代是一个平等竞争的自由天地，现代是放弃狂热迷信的理性普及，现代是对民族界限和族群等级的渐渐轻视，现代是集权梦幻和极端思维的天然障碍。 这一切照理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已经逐步显现，但到了二十世纪，渐渐变成无可逆转的社会规则，尤其是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德国的打击甚于其他国家，转眼间在德国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失败者和失望者，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坐立不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制造了“雅利安人高于一切”、“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迷思，又提供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许诺，失望心理有了一个收拢点。 一九二四年，还没有成事的希特勒在狱中写了《我的奋斗》，书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生存空间”。这个概念在他笔下有一种“你死我活”的性质，表达了因失去空间而难以生存的危机心理。问题是当时有这种心理的远不是他一人，否则不可能有十分之九的公民投票拥护他的独裁政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共同感受到生存危机呢？答案是，社会正在转型。 在社会转型中感受到了生存空间的危机，只能产生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来扩大空间；第二种是毁损别人的生存空间来扩张自己。显然，第一种是良性方式，第二种是恶性方式，希特勒和他领导的纳粹选择了第二种。 他们首先通过毁损犹太人的生存空间来验证自己的概念，这一招很有迷惑力。因为一般民众都希望把自己的困境归因于某个人或某个群落，于是比较崇尚实利主义、娴于商业运作的犹太人成了替罪羊。明明是自己受了时代的挑战，却被解释成一个高等民族遇到了低等民族的侵害。多年来压抑心底的嫉妒之火、无望之火、失落之火一时被堂皇的理由点燃，仇恨也就立即上升到围攻，上升到暴力。 剥夺了犹太人的生存空间，纳粹又要剥夺别国的生存空间了。 纳粹的这种行为逻辑至今还发人深思。任何社会转型落实在人群中，主要表现为生存空间的盈缩，生存方式的转移。这虽然不无残酷，却是历史的必然。旧结构的代表者以破釜沉舟的决绝方式来抗拒转型，因此会出现一种惊人的整齐和狂热。现在世界上各种以原教旨主义作标榜的宗教****也是既整齐又狂热，把逼近自己身边的现代生活当作必须搏杀的魔鬼。 这大体能够说明这样一批纳粹为什么会受到总统兴登堡和旧军队的支持；而且为什么直到最后，除了那些被直接入侵的国家之外，越是现代理念强烈的国家，如英国、美国，越与它势不两立。 现在德国又出现了“新纳粹”。几乎都是年轻人，剃平头，着靴子，成天用仇恨的目光面对世界，一意要寻找攻击对象。从某些形态上，他们有点像“朋克”，但“朋克”只表现生态上的反叛，不怎么攻击他人，而“新纳粹”则以攻击他人为第一特征。他们已用恐怖袭击的方式杀害大量的外籍劳工，但即便是本国的正派人也不愿与他们靠近，怕他们寻衅攻击。 我们的德国朋友郑碧婵（sig umga the）小姐这次从西部赶到东部来接我们，路上就遇到好些“新纳粹”。碧婵说，这一带的“新纳粹”有点特殊，主要是原东德地区经历大幅度社会变型所产生的社会渣滓。本来可以依赖的势力系统解体了，自己又没有学会谋生的本领，完全无法面对两德统一后按照市场规律而进行的正常竞争，只好诬赖外籍劳工把他们的工作夺走了，便反过身去进行伤害。因为伤害的是“外籍”，便重新弹起了老纳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大日耳曼主义的老调。 碧婵说：“本来西方政论界习惯于把****分成左翼和右翼，但他们这批人，本质倒退，形态时髦，已经说不清是什么翼了。”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想，中国的文革在本质上也是反现代，尽管那些红卫兵、造反派都举着“破旧立新”的旗帜；而结束文革，就是开启现代。 碧婵在边上问：“现在你们中国也进入了社会大转型，这样的群体也会有不少吧？”我不知从何说起，只能漫应之曰“唔唔”。 “新纳粹”的愚蠢在于这个名称使他们必须承担老纳粹所造成的全部血腥债务，而这恰恰是老纳粹起事之初所未曾承担的。因此，在我看来，只要他们举起了这个旗号就不再可怕。新的恶行一定有新的伪装，有时还故意表现出对历史恶行的清算姿态。人们必须穿越这些烟雾，去审视它与波荡不定的群体心理是否构成了危险的交接点。 为此，我还特地去关注了一下希特勒当年在民众中演讲的状况。 早就知道希特勒当年在纳粹党内初露头角是因为他的演讲，连他自己也惊讶自己怎么会有控制全场听众的本事。我这次在欧洲几次看到希特勒演讲的电影资料片，知道了他受到欢呼的直接原因。每个演讲现场都是社会情绪的浓缩，每个听众都是一张绷紧的弦索，只需在敏感部位挥动几下就嗡嗡响成一片。希特勒的演讲不在乎逻辑，不在乎论证，却有一套有效的心理鼓动程序，在这方面实在堪称专家。他一般是哑着嗓子开头，似重病在身，似喁喁私语，与刚才慷慨激昂的其他演讲者一比好像不合时宜，但这种反差却立即打破了听众对演讲惯性的厌倦，全都提起精神来侧耳细听。就这么讲了一会儿，冷不丁地，他突然咆哮，一声比一声响，似口号，似反问，似呼吁，这自然把全场搅得掌声如潮。掌声未落他又轻声，没几句又转向洪亮。此后，高低声腔更替的频率加快，最后几乎全身用力，手舞足蹈，又戛然而止。这么一闹，无异于在一把把揉压全场听众的情绪，最后当然会进发成集体疯狂。但是应该看到，正因为被揉压的万千心灵在当时有共同的脆弱、共同的敏感、共同的亢奋，才会贪婪地吸食他那些并不连贯的句子而陷入痴迷状态。 虽然是陈旧的电影资料片，看了还叫人害怕。即便是那么讲究理性的民族也会突然失去理性，被一种急切想通过伤害他人来扩张自己的卑劣情绪所裹卷，只待有人把这种卑劣美化成正义，便血脉贲张，摩拳擦掌，不再有起码的逻辑判断和道义防范。 我一再地设想，希特勒如果生活在今天，凭着他这样的演讲，可能什么事也成不了；但是，如果让他少一点外部表现上的歇斯底里，又找到一些不公平现象或不公正待遇的话由，再加上某种宗教成分，外貌稍稍好一点，今天的听众会怎么样？ 历史，该如何避免或绕过这样的泥潭？ 理性的启蒙、良知的传递、文明的呼吁，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这类恐怖的灾难？ 不知道。大家多加小心吧。 致命的象征 柏林斯泊利河畔有一幢白色的古典建筑，现属普鲁士文化基金会，一百多年前，是中国公使馆的所在地。 整幢楼房坚固华贵，今天看来还没有陈旧之感。大花园，高铁门，阳光下整个庭院一片宁静。 这幢楼本来属于俾斯麦的财政部长，租给了中国。大清王朝原先哪里看得起遥远的番邦？因为看不起，所以也不屑知道他们的真实情况；因为不知道，所以更看不起，直到被他们欺侮得晕头转向，才迟迟疑疑地改口把他们叫做“列强”。后来又逐渐知道了一点国际关系规范，开始向西方列强派出外交使团。 中国公使馆设在这样一幢楼里，还算是有一点气派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最初几页充满了大量可恨可笑的辛酸事，很多没有记录下来，其中一部分就发生在这幢楼里，再也无人知晓，而这白森森的墙壁门窗，又都不落痕迹，默然无语。 当年的中国外交官穿着清代的标准服装在这里进进出出，而清代的男装实在太不好看，把身材全都吞没了。这些外交官心情都不太好，其中几位，已经开始皱着眉头作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思索中华文明落后的原因。这里是比较的前沿，思考的据点，一切都以感性直觉为基础，一切都以惊讶、叹息为前导，这里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神经末梢。 只出现过一个俏丽的身影，那就是洪钧公使的夫人赛金花，当时她还非常年轻。 那时中国人在德国屈指可数，因此每个人都成了一种代表。本来代表性形象已经大体固定，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女人，德国人吃惊不小。柏林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赛金花也就成了西方外交家心目中的中国高官夫人的形象代表。 中国官僚的家眷一般不参加社会交际，包括外交官的家眷在内，但洪钧公使明达洒脱，他既然敢于与赛金花这样一位曾经落迹烟花场所的女孩子结婚并让她随职而行，当然也会鼓励她参加西方外交界的交际应酬。 我大体可以肯定，赛金花这么一位江南民间女子，虽然也不熟悉西方交际，但要比熟悉本国官场的复杂礼仪，反而觉得方便。她的年轻、机灵，再加上丈夫的职位和对她的宠爱，使她很快进入角色并游刃有余。 然而这正是她的不幸，不小心成了一种象征，而且象征了一个特别善于象征又特别挑剔象征的群落。 象征需要有身份，而她的身份似乎有点不妥。 原以为与洪钧结婚就是身份，原以为前一任公使在这幢白楼门口以隆重的礼仪欢迎就是身份，原以为在盛大酒会上被各国王公贵族恭敬地一遍遍呼叫公使夫人就是身份……但中国人，包括洪钧的老家亲人，要的是另一种身份。 那是一种在漫长人生履历中最初始的身份，一种在升沉荣辱过程中最低处的身份，一种在隐显明灭的多重结构中最隐晦的身份。如果找不到这个“地窖”，周围的人们都不会安心。而赛金花的“人生地窖”，并不隐蔽。 于是，她进出这座楼房的全部风姿，都为今后的人生种下了祸根。作为一名公使夫人，她的风姿具有了远远超越个人的含义，那么她也就不能再是一个背负着自己喜怒哀乐、甜酸苦辣的具体生命。难怪一切具有一点儿象征地位的人物都要学会掩饰，但她已没有这种可能。 试想如果她当年从良，嫁的是一位普通官僚，从此隐匿府院，不再抛头露面，前途会是怎样？如果她许身于一名商贾，或一介书生，过着寻常的日子，景况将会如何？当然也会有流言蜚语、指指点点，未必圆满幸福，但凭着她的器识和聪明，也极有可能平静安康，事实上与她起点相同的小姐妹，大多也是这样。 遗憾的是，自从她踏进了这幢白楼，今后再也无法躲进人世的荫凉处悄然度日。那盏照亮她今日风采的灯，将终生跟随着她，照亮着她不愿被照亮的地方，包括照亮她的衰老、丑陋、死亡。灯光前后的观众，永远不会缺少。 但此刻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只害怕礼仪不周。懂得了一点礼仪，就开始学德语。 她的德语到底学得怎么样？不太清楚。齐如山先生写文章说她的德文稀松得很，还经常要找齐先生帮忙。但又有学者认为齐如山的说法很不可信，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德国，只在国内以一个普通艺人的需要自学了一点德文，应该难于评价在德国住了三年的赛金花的德语水平。我想，赛金花的德语用于一般交际场合，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公使夫人能用德语参加交际，已经非常不容易。语言问题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直是一个魔障，开始只能请一些传教士和商人帮忙，错误百出，后来有些翻译人员还因被官府怀疑“通番”而被杀，外交上产生了疙瘩，也总是把责任推到翻译身上。这种情况，直到民国之后开始起用留学生做外交人员，才有根本的改变。赛金花学德语，是超前地把自己放到了与外国人直接沟通的第一线，但后来，人们根据那些编撰的传奇故事，还是怀疑她有以语言和色相在北京“通番”的可能，因为这才符合她的早期身份。 ………… 对这个女人来说，有太多辩说不清的问题，于是她也就不说了，在世人的笑骂中渐渐苍老。 老年的赛金花日子过得很潦倒，还一直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但她偶尔遇到一两个够水准的人，也能讲出一些够水准的话。例如她在六十多岁之后曾接受过一次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的访问，在谈到社会现象时便说：“革新应由思想上革新，不应从外表上革新，学些外国皮毛，骨子里还是老腐败，究有何益？”这就不是当时一般的中国妇女说得出来的了。 我想，她说这段话的时候，脑海里一定浮现过这幢白色的楼房。 有口难辩 慕尼黑啤酒节，比我预想的好看。 醉态，谁都见过，但成千上万人醉在一起，醉得忘记了身份和姓名，忘记了昨天和明天，实在壮观。 醉态其实就是失态，失去平日的常态。常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从众惯性，这种惯性既带来沟通的方便，又带来削足适履的痛苦。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对这种痛苦产生麻木，渐渐把囚禁当作了天然。因此，偶尔失态，反倒有可能是一种惊醒，一种救赎。 但是，普通人没有失态的勇气，只能靠酒来遮盖和帮助。只是这种帮助大多越出原本希望的界限，失态常常变成出丑。这真是人类的一大悲哀，维持惯性不行，失态出丑也不行。那就只能权衡轻重而取其一了：一般情况下天天惯性，特殊机遇中自我放纵。 啤酒节，让这种自我放纵变成了群体公约，于是成了连最刻板的人也不反对的特殊机遇。 我在挤得密不透风的人群中边走边想，虽然还没来得及抢到一杯啤酒，却已被感染得醉意陶然。 好像一进那个区域，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了。我们的摄像机前一刻安静不了，一张张怪脸冲着镜头又喊又叫，充满了自我表演的疯狂欲望。那一刻他们都才华横溢，滔滔不绝的演说词喷泻而出，关于德国与中国，关于人类和啤酒，等到被别的怪脸挤走，便在旁边论述起“他人就是地狱”。他们感谢摄像机，顺便也感谢起摄像机边上的人，我们的一位小姐已被那批人拥抱亲吻得满脸油腻，只能逃上高空旋转车去凌空翻腾。 端庄行走的老太太把吹气纸龙戴在头上，一伸一缩；满脸责任的老大爷顶在头上的是小酒桶，一步一颠。见了熟人高声呼叫，像是死里逃生、劫后重逢，又哭又笑地抱在一起，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办公室的同事，或住宅的邻居，上午刚刚见过。很多年轻和年长的男女当街以热烈的动作倾诉衷肠，看情景不像是恋人和夫妻，也许是隐情突显？也许是旧情复萌？由于酒的存在，看起来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几个年轻人躺在街边睡着了。更可佩服的是几位老汉，笔挺地坐在人声喧嚣的路口石凳上，鼾声阵阵。一个穿着黑西装、打着考究领带的胖绅士，猛一看应该是部长或大企业家，一手向上伸直，以一个偏斜的角度举着黑礼帽，不摇不晃，像端着一个盛满水的玻璃盅，两眼微闭，正步向前，别人都为他让路，他就这么一直走下去。 我身边走着一位风度很好的中年男子，戴着眼镜，笑容慈善。从外形看应该是大学教授，而且好像还没喝酒。但很快我就发现错了，是不是教授不知道，但一定已喝了不少，因为他突然感到了热，想把裤子当街脱掉。 他轻声用英语嘀咕：“抱歉，真热！”便解开了自己的皮带，把裤子脱了下来，露出了三角内裤，但他忘了先脱皮鞋，两条裤腿翻转过来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脚踝，把他绊倒在地。我们周围的人都想搀扶他起来，谁知他突然生气，觉得堂堂男子汉脱条裤子怎么还要人侍候，便挥手把我们赶开。 两位上了年纪的妇女估计是虔诚的教徒，满脸同情地靠近前去不断询问：“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这使他更火了，从喉咙底吼了一声，只顾狠命地拉扯裤子，把裤子的一个口袋底子给拉扯了下来。这时有一群同样喝醉酒的年轻人上前围住了他，嘲笑他的酒量，猜测他的职业，他几次想站起身来把他们赶走，但每次都重重地绊倒。 这条路上本来就很拥挤，他这么一闹几乎堵塞了人流，于是很快，有七位警察把他围住了，五位男警察，两位女警察。男警察七手八脚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只听一位女警察在说：“你怎么可以在大街上脱裤子？你看有多少人在看你！” 这话使他恼羞成怒，向着女警察一扬手：“谁叫你们女人看了！”但毕竟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这手扬到了女警察的肩膀。 “好啊你还动手！”女警察正想找理由把他架走，这次顺势抓住了他的手，只轻轻一扭，就反到了背后。别的警察合力一抬，就把这位只穿三角内裤、又拖着缠脚长裤的体面男子抬走了。男女警察都在笑，因为他们知道他只是喝醉在啤酒节上，与品质无涉，甚至也未必是酒鬼。 正在这时，一辆鸣着警笛的救护车戛然停下，跳下几位白衣医生，去抬另外两位醉卧在街心的壮汉，和一位因喝多了而哭泣不止的女郎。 我突然发现，脚边有一副眼镜，是刚才教授模样的脱裤男子丢下的，便连忙捡起来去追那群抬着他的警察。我想，如果他真是教授，明天还要上课，没有眼镜挺麻烦。 “喂——”我终于追上了他们，正要向警察递上眼镜，但犹豫了。因为这支抬醉汉的警察队伍此刻已被更多的醉汉簇拥着，那些醉汉正兴高采烈地向警察递上一杯杯啤酒和别的吃食，像是在慰问辛劳，警察们又好气又好笑地一一挡回、推开。我如果在这种热闹中挤进去递上一副眼镜，在一片嘈杂声中又说不清话，结果会是怎样？ 没准儿警察会说：“这个东方人醉得离谱，居然送给我一副眼镜！” 我只能向警察说明我没醉，但“我没醉”恰恰是醉汉的口头禅。 于是明白，在这里，不存在醉和没醉的界限。啤酒节的最高魅力，是让没醉的人有口难辩。 那就干脆取消自我表白，我快速地把眼镜塞在一位警察手上，指了指被抬的醉汉，说声“他的”，便转身离开。 也许，惟一能表示我清醒的，是简单和干脆。 盔甲里的善良 人人都说波恩美丽，却又说不出它有什么名胜古迹。走了几圈终于明白，真正的美丽不需要历史来帮助，正像真正的幸福不需要故事来描述。 做了几十年大国的首都却几乎没有高楼，市政广场摊贩林立，最靠近市政厅的是一个酱菜铺。 首都搬走了，剩下的最大荣耀可能就是贝多芬狭窄的故居。贝多芬弹出惊人的琴声时还十分幼小，但反倒是这座城市感到了自己的小，催促孩子到维也纳去。 贝多芬走了。维也纳有大师，也有一大群似听众似批评家的贵族。他们成了贝多芬的新环境，而贝多芬，却长久地把波恩带在自己身上，故意让他们不舒服。 曾经有不少文章记载，贝多芬脾气很坏，鄙视一切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他身矮体硕，皮肤黝黑，头发蓬乱，愁眉苦脸，乡下口音，用语粗俗，举止缺乏教养，衣着寒酸肮脏…… 但是，据贝多芬长期的“义务私人秘书”申德勒最权威的详细回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贝多芬虽然生活比较朴素，但讲究体面和清洁。那些见诸文字的恶意歪曲，是维也纳的贵族目光在作祟。 维也纳的贵族们本来是不必对这样一个他们处处看不上眼的波恩人如此着意打量的，然而正是这个人，演奏出了无与伦比的音乐。他们早就为这样的音乐配置了一种人生等级，但这种等级在贝多芬面前粉碎了。他们当然也希望他的音乐只是一捅就破的肥皂泡，但捅来捅去捅不破，因此只能一直怒气冲冲地敏感于这样的音乐与这样的形貌之间的差距。越敏感，差距越大，痒痒地抠得他们浑身难受。解除难受的惟一出路，是用谣言和中伤来传播贝多芬的不是。 贝多芬其实早就读懂了他们的眼神。他最初也曾想溶入他们，但很快惊醒，万万不能。音乐的原创激情是一种生命的原始呼号，当这种呼号变成一种雅致的琮琮琤琤，只能是表演而不再是创造。贝多芬只要后退一步，周围的眼神立即会变得柔和起来，而他却撤离了生命的前沿，必然会快速地在交际酬酢中自沉自埋。诱惑那么强烈而坚持又那么困难，因此他必须穿起盔甲。他与贵族们格格不入的脾气、形貌、口气、衣着，就是他自卫的盔甲，一旦脱卸立即致命。 这样当然会引起更多人的误会，这些人未必是贵族却是听众，他实在不想对他们也防范森严，但又怎么区分此间界线呢？因此只能躲在盔甲里苦恼。 如雄狮般暴烈的他，有时柔声细气。我读到过他的一句内心独白：“尽管野性难驯，但我内心本善。” 难驯的野性也会失度，所以他需要喁喁私语，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自我警策。他已经看出了反抗、自卫、自恃的峻厉，很可能会与善良产生矛盾，不仅会掩盖善良，而且也会吞食善良，因此提醒自己不要失去根本。世上很多反抗者不能成就伟大，便与此有关。 伟大的音乐再加上善良的内心，贝多芬其实已经圆满。除此之外，一切已不再重要。 谁能辨认 1 二十年前，我在一部学术著作中描述过歌德在魏玛的生活。那时寻找这方面的材料很不容易，但还是陆续找到了一些，知道歌德在那座美丽的小城里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从二十几岁到高寿亡故，都是这样。那些平静的叙述当时读来总是疑惑重重，因为我们历来被告知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与作家的个人苦难直接相关。也许歌德是个例外，但这个例外的分量太重，要想删略十分不易。由这个例外又想起中国盛唐时期的大批好命诗人，以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优裕的外国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我的疑惑转变了方向。如果一个文学规律能把这么多第一流的大师排除在外，那还叫什么规律呢？ 今天到了魏玛才明白，歌德在这儿的住宅，比人们想像的还要豪华。 整个街角一长溜黄色的楼房，在闹市区占地之宽让人误以为是一个重要国家机关或一所贵族学校，其实只是他个人的家。进门一看里边还有一栋，与前面一栋有几条甬道相连，中间隔了一个长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实是门内马车道，车库里的马车一切如旧，只是马不在了。 车库设在内楼的底层，楼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区，卧室比较朴素，书库里的书据说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样摆放，一本未动。至于前楼，则是一个宫殿式的交际场所，名画名雕，罗陈有序，重门叠户，装潢考究，好像走进了一个博物馆。 脚下吱吱作响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楼板，那声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诞生的最早节拍。 我一间间看得很细很慢，伙伴们等不及了，说已经与歌德档案馆预约过拍摄时间，必须赶去了。我说我还没有看完，你们先去，我一定找得到。 伙伴们很不放心地先走了，我干脆耐下心来，在歌德家里一遍遍转。直转到每级楼梯都踏遍，每个角落都拐到，每个柜子都看熟，才不慌不忙地出来，凭着以前研究歌德时对魏玛地图的印象，穿旧街，过广场，沿河边，跨大桥，慢慢向感觉中的档案馆走去。 路并不直，我故意不问人，只顾自信地往前走，果然，档案馆就在眼前。伙伴们一见就欢叫起来。 档案馆是一个斜坡深处的坚固老楼。在二楼上，我看到了他们的笔迹。 歌德的字斜得厉害，但整齐潇洒，像一片被大风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显自由，我想应该是多数西方有才华作家的习惯写法。最怪异的莫过于尼采，那么狂放不羁的思想，手稿却板正、拘谨，像是一个木讷的抄写者的笔触。 2 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反之，面对统一的强权，帝国的梦幻，民族的迷思，却很难有像样的文化业绩，更不待说在战争狂热的笼罩下了。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他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狂飙突进运动”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起点性的印象。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沉思的品格。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峋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荣格说，每一个德国人灵魂深处都有浮士德的影子。因此，当歌德他们定下了德国文学的素质，同时也定下了德国人的素质。 也许反过来，他们的素质原本就是德国人本体素质的产物，他们只是经过天才的吐纳，把它凝固住了。 那么还是荣格说得对：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其实，此间是一种宏伟的互创关系。魏玛是重要的互创现场。 3 看完歌德档案馆，我们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错的临街小楼，但与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远了。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关系。 就人生境遇而言，两人始终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长十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创作活动。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欧洲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席勒死时家境穷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没想到二十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才重新记起席勒遗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二十年对亡友的思念积累成了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认二十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法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鉴定工具，他惟一借助的，就是对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然能认出朋友的遗骨呢？我猜想歌德决定前去辨认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的，刚刚进入教堂地下室的时候也是惊恐万状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惟一可行的办法：捧起颅骨长时间对视。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具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捧定了那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有反复端详，最后点了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中安放，随后着手设计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实是席勒本人回来了，但所有积贮了二十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每一句都变成自言自语。这种在亡友颅骨前的孤独是那样的强烈，苍老的歌德实在无法长时间承受，他终于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 谁知一百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勒的棺柩被保护性转移，战争结束后打开一看，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是当初转移时工作人员手忙脚乱造成的差错。 那么，哪一颗是席勒的呢？世上已无歌德，谁能辨认！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必要脱身而出。在一个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因此也许是故意，他自甘埋没。 由此我更明白了世间本应有更多的杰出人物，只因为没有足以与他们对应的友情，他们也就心甘情愿地混同庸常，悄悄退出。 歌德故居和席勒故居离得不远，我来回走了两遍，想着他们两人在这条路上的种种交往，总是走着走着就把脚步放慢下来。然后到民族剧院大门口的两人雕像前久久伫立，看着他们两人并肩而立，身前的花环上还挽着一条昨天新挂上去的标语。 魏玛的朋友告诉我，这里不管是游行示威还是政党竞选，总喜欢把自己的标语挂到歌德、席勒的花环上，好像两位大师是他们的后台。 这很幽默，而且连非常尊重歌德、席勒的魏玛人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们很清楚，一切过眼烟云必然会飘绕于千古峭壁，而千古峭壁也不会拒绝，拒绝了，就显得过于单调。 庞大的无聊 德国到处是森林和河流。沉郁的墨绿色延绵无际，不时有一道冷漠的瓦蓝色穿过，两者都严肃而深奥。 比之于精雕细刻的奥地利和人气蓬勃的法国，德国的原野更多地保留了自然界的整体雄魂。看不出具体的表情，像低浑而不华丽的歌吟，或者是不作修饰、也不分段落的大篇文章。在德国旅行不会时时指点、声声惊叫，却也不会困倦。一种蕴藏在单调里的厚度，使你莫名其妙地精神健旺。 但到了中南部，情况大变。在莱茵河、美因河、摩泽尔河流域，大地陡然一片爽朗和波俏。别处也有古堡，大多是在山上，而这里的古堡却紧贴着河岸，依傍着葡萄园，葡萄园产酒，于是那古老的建筑便晃荡在水和酒的倒影里边了，全盘活了起来。 当年倒影中还有披风飘飘的骑士，他们在古堡和葡萄园里进进出出，不久便酒意阑珊，挤进了狂欢节的人潮。只是狂欢节并不常有，他们大多无处可去，早早地在古堡里酣睡。他们身边可能还会有一两个陌生的客人燃灯长坐，涂涂抹抹地写着乐谱和诗稿。 今天我上山走进了海德堡最大的古城堡，抬头四顾，实在是险峻、巨大、雄伟。站在平台岗楼上可以俯视脚下的一切水陆通道、市镇田野，当年如有外敌来袭或内乱发生，悉在眼底，而背后的几层大门又筑造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城堡内屋宇森罗轩敞、地面高低盘旋，可以想像当年贵族王侯们安全而又不安全、舒适而又不舒适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威权，也是一种囚禁，那年月大地荒蛮、群雄割据，威权的专利便是如何把囚禁自己的监狱造得漂亮而牢靠。 就在这个城堡里，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酒桶。 这个酒桶还有名字，叫卡尔·路德维希酒桶，安放在城堡中心广场西边一座碉堡形的建筑中。酒桶卧放，高七米，长八米多，站在地上仰视就像面对一座小山。酒桶下端有阀门，是取酒的所在，但怎么把酒装进去呢？那就要爬到上面去了。为此，桶的两边有四十多级木楼梯，楼梯上还有几个拐弯，直到顶部。 我看到楼梯陡峭，就很想去攀爬，当然也想看看顶上那个装酒的口阀。但又觉得这楼梯也算是文物了，一定不允许游人上去，便东张西望一会儿怏怏离开。在城堡的内院遇到车队的伙伴，就自告奋勇地带领他们去看大酒桶，这时我已后悔，刚才为什么不去向管理人员说明我们的采访任务，申请攀爬那酒桶楼梯呢？ 待我领着大伙浩浩荡荡进去，找到一位管理人员，正想动问又犹豫了，因为他的脸像这城堡一般阴森冷漠。转念一想，既然走到了他的面前还是硬着头皮问吧，谁知他毫无表情地吐出来的话竟是这样：“为什么不能爬？请吧，但要小心一点。” 我们一爬，一大堆日本旅客也跟了上来，酒桶边悬挂起两条长长的人龙，它显得更大了。 楼梯爬到一半，看到酒桶外侧的墙上有一些很小的窗洞，可能是为了空气流通。楼梯的尽头就是酒桶的上端表面，可以行走，装酒的阀门倒是不大，紧紧地拧住了。 下楼梯回到平地再抬头，心想这么巨大的贮存量，即便全城堡的人都是海量酒仙，天天喝得烂醉，也能喝上几十年。据记载，这个酒桶可容纳葡萄酒二十多万升，城堡开宴会时如果宾客众多，一天就能喝掉两千多升，人人烂醉，等醒了以后再把酒桶加满。 当时城堡远近有那么多葡萄园都是为了酿酒，技术高超的酿酒师可以从欧洲任何地方聘来，因此贮存的都是上好美酒。监狱般的城堡虽然无比枯燥却有那么多美酒，枯燥也就变成了安逸。城堡的主人一定要把这种安逸无数倍地放大，于是造出一个巨大的酒桶来许诺。任你封锁千日、围城数载，你们围住的是一种醇洌的享受！ 我估计这个城堡的主人一定遭受过枯竭的恐惧，因此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来表达对未来危机的隐忧。大得不能再大的酒桶傲视着小得不能再小的窗洞，窗洞外不可预料的险恶土地为万斛美酒的贮存提供了理由。这个酒桶除了可以傲视土地外还可以傲视岁月，城堡里的时空全由它来开合放收。 但是，我眼中的这个酒桶又蕴藏着一个问题：它再大也只能贮存一种酒，那么它所许诺的几十年，对于这个小小的城堡而言在口味上是否过于单调？几千几万个醉态醉梦都如出一辙，这岂不成了生态上的另一个监狱？ 于是，它在无意之间完成一个逻辑转换。为了安全和安逸，必须营造许诺和保障，而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营造单调和无聊。 但事实上，单调和无聊的生活，并不是安全的保障。十七世纪后期，这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城堡居然被法国人攻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堡的守卫者都喝醉了。 无聊暴露了虚弱，因此从城堡出走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城堡渐渐冷清，被解除戒备，成了城堡之外的土地上的一个景观。 数百年匆匆过去，今人从外面踏进城堡，反而有一种阴暗中的心虚、曲折中的胆怯、陈旧中的慌乱。蹑手蹑脚地走了半天才开始踏实，因为我们大体看清了当年这里的无聊。 古人的繁忙和古人的无聊只要留下遗迹，都可以被今人欣赏，但与现实生活不同的是，欣赏无聊的遗迹更有味道。 繁忙，大多是一种蒸腾的消耗。 学生监狱 海德堡早已是一座工业城市，就文化景观而言，择其要者，除了那个老城堡，就是海德堡大学了。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没有围墙，因此学生们弥散四周，处处可见，使这座城市又被称为大学之城，青春之城。 一座城市填充了那么多亮丽的生命真是福分，满街的活力使老墙古树全都抖擞起来。中心商业街也与校园连在一起，结果，连一般市民也有了一种上学心态，而且永远不能毕业。一有空就喜欢浑身斯文、满脸新潮地坐在咖啡座上，他们把大街当作了课堂。 我对海德堡大学的最初了解是因为一个人。忍不住，便在街边书摊上与两位大学生搭讪，问他们什么系，答是社会学系，我想正巧，便紧追着问：“你们那里还有马克斯·韦伯（maxwebe ）学派吗？”他们说：“他是上一代的事情了，太老太老，我们已经不读他的书。可能老师中有他的学派吧。” 我很怅然，继续沿着大街往前走。突然在一条狭窄的横路口上看到一块蓝色指示牌，上面分明写着：学生监狱。 这块牌子会让不少外来旅行者大吃一惊，而我则心中一喜，因为以前读到过一篇文章，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处遗迹，早已不关押学生。是遗迹而不加注明，我想是出于幽默。 当然要去看看，因为这样的遗迹即便在全世界也不容易找到第二个。 顺着指示牌往前走，不久见到一幢老楼，门关着，按铃即开。穿过底楼即见一个小天井，沿楼梯往上爬，到二楼楼梯口就已经是满壁乱涂的字画，三楼便是“监狱”。四间“监房”，一个高蹲位的厕所。“监房”内有旧铁床和旧桌椅，而四壁和天花板上则全是狂放顽皮的字画。 其实这个“监狱”只用了两年，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是校方处罚调皮学生的场所。哪个学生酗酒了、打架了，或触犯了其他规矩，就被关在这里，只供应水和面包，白天还要老老实实去上课。 毕竟不是真的监狱，没有禁止从别处买了食物进来，也没有禁止别的同学探望，因此这里很快成了学生乐园。好多学生还想方设法故意违反校规，争取到这里来“关押”。 我请一位科隆大学社会学系的四年级学生把墙上胡乱涂写的德文翻译一下，他细细辨认了一会就笑着读了出来： “嘿，我因顽皮而进了监狱！” “这里的生活很棒，我非常喜欢，因此每次离开都感到心痛，真遗憾这次的关押期是两天而不是十倍。” 可见这位学生是这里的常客，早已把处罚当作了享受。这倒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逻辑：世间很多强加的不良待遇，大半出于施加者自己的想像，不一定对得上承受者的价值系统。有时，承受者还正求之不得呢。 墙上还赫然写着被关押学生自己订出来的监规： 一，本监狱不得用棍子打人； 二，本监狱不得有警察进入； 三，若有狗和女人进入本监狱，要系链子。 这第三条监规污辱了女性，很不应该。但也证明，这所“监狱”是很纯粹的“男子监狱”，当时的女学生老实听话，不会犯事。这条监规可能是一个一连被几个女同学告发而收监的男生制订的吧？ “学生监狱”关闭在一九一四年，大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关。如果真是这样，它关闭得太有气派了。 我觉得这所“学生监狱”在以下几个方面很有意思—— 第一，当时的校方有意思，居然私设公堂，自办监狱。这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所以引起很多游人的好奇。校方对学生无奈到了什么地步，可想而知，但现在看来，真正犯法的是校方； 第二，当时的学生很有意思，居然已经调皮捣蛋到要迫使校方采取非法手段了。但他们调皮捣蛋的极致，不是反抗，不是上诉，而是把“监狱”变成了乐园。青春的力量实在无可压抑，即便是地狱也能变成天堂； 第三，这个地方按原样保存至今的想法有意思，或者说把没意思变成了有意思。海德堡大学辉煌几百年却并不反对把这几间荒唐的陋房展示世人，大批各国游客可能完全不知道这所大学的任何学术成就，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学生监狱”。对此，没有一个教授声泪俱下地提出抗议，像我们常见的那样，批判此举有损于大学声誉。大学的魅力就在于大气，而大气的首要标志是对历史的幽默； 第四，远道而来的各国游客有意思。他们来海德堡非得到这里看看不可，看了那么一个破旧、局促的小空间却毫不抱怨，只一味乐呵呵地挤在那里流连半天。尤其那些上了年纪的女士，戴着老花眼镜读完墙上那些污辱女性的字句一点儿也不生气，居然笑得弯腰揉肚。 按年龄算，她们连那些顽皮男孩子的女同学也挨不上，只能是那些男孩子的孙女一辈。也许，她们正是因为在这里看到了祖父们的早年真相，而深感痛快。 她们的笑声使我突然领悟，顽皮的男孩子聚在一起怎么都司以，就怕被女孩子嘲笑。因此，他们拒绝女孩子进“监狱”，就是拒绝女孩子的笑声，而拒绝，正证明心里在乎。对于这个逻辑，今天这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全都懂得，因此笑得居高临下，颠倒了辈分。 当年那些被关押的男孩子当然无法想像，几十年后，很多女性不系链子进来了，即使是那些最挑剔的老年妇女，也眯起昏花的眼睛，用笑声原谅了他们。 远去的教授 1 马克斯·韦伯在海德堡大学读过书又教过书，但当时他主攻的是法律和经济，研究社会学是后来的事。 他的著作很多，但我最早读到的是一个英国学者编的节选本，中译由三联书店出版。版本很小，也很薄，但学术分量很重。这样的小册子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出了一大批，大家争着阅读、探讨，算是对半个多世纪脱节的匆忙补课，一下子把思想学术文化园地全盘推动起来了。那年月现在回想起来还兴奋不已，感慨万端。韦伯那本书的书名和节选者的名字现在都想不起来了，但很多观念却历久不忘。 例如，与我们这次系统地考察欧洲有关，韦伯对西方文明特征的论述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记得韦伯认真比较了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之后，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系列来自于希腊、罗马，成熟于市场经济的精神和方法，像理性观念、公民观念、专业观念，像社会结构意识、自由劳动意识、海上贸易意识，像系统方法、实验方法、数学方法……，组合在一起才是西方文明，不能抓住一点，以偏概全。他知识渊博，广泛引征，很有说服力地一再证明，许多历史现象也在东方发生过，但由于精神走向不同，基本观念差异，运作方法有别，便与西方文明南辕北辙，而西方文明也就在这一系列的不同和差异中建立起自己的本性。 我曾经怀疑过，一个远在海德堡的学者，能对东方社会有多少了解呢？尤其是对重门叠户、深不可测的中国，会不会有太多的武断？但后来这种怀疑渐渐解除了，因为我读到了他专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篇章，其资料之细、选择之精、运用之妙，实在让人惊讶。须知在他的年代，中国的历史档案和社会资料还不可能大量地供西方学者选择。 大家都会记得他分析中国社会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诸多原因，例如：没有官职保障的财富无法成为社会荣誉的基础，没有法律地位的企业难以成为城市的主角，没有经济代价的国家义务取消了自由劳动市场，没有宪章契约的同业行会怎敢进入自由的竞争，等等。他还精细地发现，在古代中国，皇权虽重，家族的实际权力却超过国家的行政权力；工艺虽精，人们对人际关系的兴趣却超过对产品制造的兴趣。而且这一切，最后都成为一种最有惰性的全民性精神气质，即便有局部改良也很难有整体突破。 这些分析在今天看来也许已经显得普通，但我在初读之时确实受到震动，觉得我们太少在世界视野中来审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了，而且在学术气度和研究方法上，我们也过于狭窄、琐碎、刻板、重复。从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斯·韦伯，告诉我现代社会学是什么。 今天我在他的学校里长久流连，看着那些古老的校舍还是难以置信。早已远去的教授，你居住在欧洲腹地，也没有去过中国，怎么会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的城隍爷是只对地方负责的实用主义神祗，中国的“法”即便以说文解字的方法看也起于河道管理和水源分配之类很内行的民族文化隐情？记得有一次读到他头头是道讲述我家乡浙江的事情时忍不住笑了，他居然获得资料判断温州的金匠行会很长时间内由宁波人组成！ 这次考察欧洲，印证了他对欧洲的很多分析。例如，在他那本享誉世界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明确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其实早就存在，而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出现，那就是新教（基督教）及其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他说，以前的天主教靠的是神秘主义的拯救、赎罪、忏悔理论，通过祈祷让人们相信可以在天堂得救，因此与商业经济长期对立；而改革后的新教则认为灵魂的得救主要不是依靠教会和仪式，而是有赖于内心的纯净和工作的勤勉。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有力地支持了商人以资本流通、会计核算而获得利润的正派行为，推动了工商企业的发展。这就证明，新教伦理也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这些论述，是对欧洲宗教改革的最高评价，也是对西方文明的准确揭示。我们在欧洲旅行，两眼离不开无处不在的教堂尖顶，两耳躲不掉时时鸣响的教堂钟声，他的论述，对我们是极好的引领。 韦伯写了这些著作后还曾有过一段从政的经历，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魏玛共和国，几乎成了政治理论的主心骨。晚年是在慕尼黑大学度过的，其实也不能说“晚”，去世时才五十六岁。 我遗憾的是，在他之后，直到今天，欧洲对于自身文明的剖析，对于别种文明的了解，都还没有从整体上超过他，而他却已被遗忘。 我认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失记。 2 在韦伯去世两年后，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学生在海德堡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就是弗洛姆（e ichf omm），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将和元老。海德堡大学在介绍自己培养出的人才时没有提到他，但你一提，他们还是为之而骄傲。 “怎么，连他，你们中国人也知道？”他们不无惊讶。 我说，在中国，即便是对哲学毫无兴趣的某些青年群落，也有很多人读过他的《爱的艺术》。 我说这话时想起十余年前到中国南方旅行，在广州夜市的每个书摊上都见到这本书，那些刚刚从农村到广州打工的淳朴女孩子，半懂不懂地翻阅着，然后红着脸把它买回。 我知道她们误会了弗洛姆，但又高兴她们在休息时间能够去啃几句弗洛姆。 弗洛姆的学术出发点是精神分析学，但最后让他知名于世间的是以爱为中心的人生哲学。他所说的爱不同于广州青年女工们的期待，而是一种弥散型、循环型的大爱。按他的说法，你爱一个人，也就是通过他爱了所有的人，包括爱你自己。他的憧憬是所有的人互爱，爱世界、爱生活，使爱充溢人间。 我喜欢他天真的善良，但从学术水平来看，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描述，缺少逻辑深度，显得比较空泛。他在理论上比较显出功力的部分是对人类困境的分析，这在他的思想结构中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因为他认为爱是人类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惟一生路。 他说，人类的困境产生于人的自然归向与理性归向之间的矛盾。凡是健康的人，心中永远有一种发自天籁的冲动，耳边永远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呼唤，但一旦皈依了理性，便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了，回归只是一种向往，或是一种设计。这样一来，理性也就很难讨人喜欢，时时成为一种压抑天性的痛苦力量。总之，人类既苦于自然又苦于理性，恍惚其间孤立无援，甚至引起一系列病态人格，与健康告别。惟一能化解这种困境的只有一个字：爱。 弗洛姆认为，爱是什么的问题可暂时搁置一下，人们需要警觉的是没有爱将会如何。这种反证法正是他立论的聪明之处，而且由于每个人都体验过缺少爱的孤独，看到过离开爱以后的病态，这种反证法对广大读者有切身的说服力。我想，《爱的艺术》畅销，部分原因是书名，部分原因是这种反证。 一位高层哲学家的书成了畅销书，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还不很习惯。其实，要把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说得深奥难解很容易，而反过来，要把一个深奥难解的问题说得简单明了就很不容易，需要支付高昂的时间代价和学术代价。近几百年来欧洲文化为了从经院释放到民间做了多种试验和努力，与此相反，本来侧重于人间情理的中国文化却有一部分走了相反的方向，由顺畅退缩到拗口，由通达退缩到生涩，由响亮退缩到嗫嚅，由开阔退缩到狭窄，我想这正如弗洛姆所说，陷入了一种“病态人格”。 文化最需要谋求的是健康，健康的最终原因是博爱。 盈缩空间 1 汉诺威的空间概念总是怪异的。 英国有个汉诺威王朝。那是由于两国联姻，阴错阳差，汉诺威王室的公子成了英国国王，结果两国共用一个元首，而且代代继承。这事直到英国与中国打鸦片战争前不久才结束。 德国统一后，汉诺威作为工业基地，既频频地输出侵略工具又屡屡遭受毁灭性打击，据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成为盟军空袭目标，市中心原有数万居民，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蜷缩在防空洞里存活下来。一种强蛮的空间欲望一旦失控，就有可能转化为最狭隘又最危险的小空间，真可谓盈缩无常。 汉诺威从防空洞钻出来后又遇到英国，但这次它与英国的关系与以前大不一样了，有点尴尬。英国占领军旧情未泯，想给废墟中的汉诺威带来一点什么，便在一家工厂的旧址举办工业博览会，没想到这一个点子渐渐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业。现在，汉诺威博览会已成为世界各主干企业发展趋向的重要坐标。我已来过多次，每次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潮车潮向那里集中，又从那里出发，心想，这座城市还在做空间盈缩的文章，只不过这次真正做漂亮了。 汉诺威王朝之于英国，是一种古典政治的渡海传奇；汉诺威废墟之于盟军，是现代地缘政治的血火恩仇；汉诺威博览会之于世界，则是全球化经济理念的骄傲凯旋。 由此，汉诺威成了一个极有弹性的感性意象。 2 汉诺威世界博览会的德国馆，进门像一个雕塑工场，横七竖八地放着几十个毛坯伟人，有的完成了一半，有的接近于完成，定睛一看都是德国人。墙上还有长长的留言牌，恳请世界各国观众写上还应补上的人名，当然也应该是德国人。 这么多雕像即使没有完成也能被外国参观者一眼认出，即使不好好排列也气势夺人，这种看似自贬的方式，实在是一种既聪明又大胆的构思，蕴含着无须言表的民族骄傲。 这种骄傲竟以那么谦和的声调吐出：全部名单尚未确定，一切伟大都还没有完成。这便是德国馆的序言。 3 德国馆的主厅，展示各州遴选出来的对人类文明做出过贡献的人，但作为形象化的展览一定需要有实物，于是，我们看到了马丁·路德布道的那个讲台，十六世纪的雕木护栏苍老而光滑，用现代的金属护栏围在四周，让世界各国的参观者仰视一个重要的精神转折点。 作为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思想背景要比胡斯深厚，因为当时他已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他也比胡斯幸运，受到德国诸侯保护。 与胡斯近似的是，马丁·路德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亲自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实际上也规范了德语教学，把宗教普及和教育普及结合起来了。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成功的，而且在欧洲产生了连锁反应，罗马教廷也在紧迫的情势下进行了一些自我改革。由此，西方宗教在存在形态上走出了中世纪。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的德国还要把马丁·路德请到世界博览会德国馆的主厅。他们真能选，仅此一人，就让德国提挈起了西方近代的宗教精神。 一位陪我参观的懂中文的德国朋友告诉我，大概由于马丁·路德的关系，德国的教会现在给人的印象很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的教派共同反对法西斯独裁；在东、西德国对峙期间，两方面的教会关系密切，为后来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在目前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上，教会主办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幼儿园、敬老院，接近半数的医院，以及全部的残疾人之家，而且已经把这些事业发展到很多不发达国家。 人文主义、宗教精神、慈善情怀，组合成一种可触可摸的暖流，润泽人间。 德意志文明的高贵层面，正是在精神深处慢慢复苏、扩大空间，才在世界人民面前重获信任。 4 我实在不想批评汉诺威世界博览会的中国馆，记得当时还一直在向周围不满的参观者作一些解释，希望他们原谅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初来乍到。但是，当我转了一圈终于全部看完，得知事先当地报刊民意测验中中国馆被列为德国观众最想参观的展馆之一，而又看到入口处排队准备入场的世界各国观众多到那样的地步，心里就不是滋味。 可能不应全然责怪承办者，问题的背景在于一种僵化的体制，一种陈旧的观念，一种被曲解了的文化。 最难以理解的是那种漫不经心的草率。世界博览，人头济济，国家间的形象作近距离对比，再目空一切的发达国家也不敢对此马虎。要么一时不知深浅，干脆不来，像美国；要么集中一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苦心构思，精彩呈现，像德国、法国、日本、欧盟、阿联酋。各国总要找到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主题，然后出示强有力的证据。中国馆找不到主题，更没有艺术构思，门外照例是长城照片和京剧脸谱，里面除了有一个简单的三峡工程模型外，稍有印象的只有两点，一是幻想中的中国人登上月球的模型，二是以一个针灸穴位人体模型为中心的中医介绍。这实在是草率得太离谱了，不知在骄阳下排着长队的各国观众，看了作何感想。 幻想中的中国人登上月球，怎么好意思当作一个内容提前展出呢？这几毕竟不是少年宫。在这方面我们实在太大胆。但另一方面又太谦虚，欧美都开过国际针灸大会了，中国馆居然还在作针灸的常识介绍，又放了几瓶普通的中成药。那个针灸穴位模型，正好与德国一个州自称世界第一个医学人体模型的展览形成直接对照。他们把人的循环系统和腑脏结构用现代高科技制作成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观赏对象，又清晰展现了那位首创医生的生平事迹。 中国不是没有东西可以展览，但多年的思维习惯使很多人只会具体背诵一些经济数据和技术指标，一旦要提炼整体文化便手足无措。想来想去，只剩下了长城照片、京剧脸谱和针灸模型。这三者的组合最通俗、最简便，却是对中华文明最普遍的误会。 此间隐藏着一个美学课题：堂堂中华文化，弘扬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提炼不出象征符号，寻找不出感性图像？ 不仅仅为展览。文明应该可视，文化应该可感，中华文化并不长于抽象玄思，为什么反而变得比长于抽象玄思的德国文化更不可视、更不可感？不少中国文化人，为什么变得比康德、黑格尔都枯燥，比尼采、王尔德都骄傲起来？他们嘲谑着一切试图把中国文化感知化的努力，也许这样才便于他们在混沌一片的迷雾中自命尊贵。 找不到文化图像，也就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前门后门，当然随之也就找不到在文化意义上回归和出发的地点。 与此相反，很多国家却在文化意义上形象地论证着自己进入新世纪的资格，为此它们不惜暴露自己目前的困境和缺陷。例如法国馆就真诚地表白，他们国家以前只不过是一个永恒的实验室。法国人乐于想像、勇于实验，实验成果却让别人收获了，自己老是静不下心来，而现在，连实验室也处于十字路口，不知走向何方。这种坦率反而证明，它找到了自己准备探索的地点，也因此吸引了国际的目光。 自省为了创造，自嘲也是为了创造。在世界博览会的各个展馆，各国都以异样的真诚争先恐后地向世人许诺，自己将在新世纪投入革新创造，相比之下，中国馆的差距是整体上的。展览做成这样有点偶然，而这种偶然背后却隐伏着一种文化精神生态上的必然。 问题不只是文化却又直指文化。因此，真想哪一天能有更多国内的文化人到这样的地方来看看，作些比较，然后明白，这些年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互斥、越来越无聊的津津乐道，究竟造成了什么结果。 中华文化曾经有过至正至大的气魄，那时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却在努力地开拓空间：开拓未知空间，开拓创造空间，开拓接受空间，为此不惜一次次挑战极限。今天的文化人不管有多少条耸人听闻的“学术理由”，如果只是一味求小、求僵、求玄、求偏，迟早会让大家丢人现眼。 跳荡联想 1 一到德国东部小城迈森，心里有点生气。他们居然自称，这是世界第一流的瓷都。 须知我来自中国，出生于著名的越窑故地。 为此，我特意要到他们的瓷厂看看。一看真生气了，那里居然人山人海，挤满了世界各国来客，而所标瓷器的价格，简直把我们吓了一跳。世界的瓷都究竟在哪里？ 但是，有一件事使我产生了一点惊慌的回忆，那就是我看到了迈森瓷器的标记：两把交错的弯剑。这个标记我非常眼熟，几乎联结着生命的起点，稍稍一想就记起来了，那正是我小时候家里一座瓷钟的标记，我出生的时间就是由这座瓷钟来记录的。这就是说，迈森瓷器不仅早早地传入了中国，而且转弯抹角地渗透到了越窑故地。那是不是也太嚣张了一点？ 我拖着步子，很不情愿地去看瓷厂的博物馆。但一进去，就严肃起来。 因为他们的展览一开头就明确写出，他们的瓷器制作，两百年前来自中国。接下去的展览更是用实物表明，那时代中国数千年的瓷器工艺早已发展到了炉火纯青，而他们则只能学造可笑的仿制品，至多也是依葫芦画瓢。 历史态度非常坦诚。 再看下去，我渐渐变得恭敬起来。当他们终于学到了中国瓷器工艺的诀窍，立即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发展历史。不管科技工艺多发达，他们尽量坚持瓷器的手工成分，尤其是那些高层产品，由工艺师笔笔手绘。但他们这样做又没有陷入保守，而是主张不断创新，与现代生活密切相连。我小时候见到的瓷钟，就是一个例子。 果然，一位正在手绘的工艺师放下笔对我们表示欢迎，并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的瓷器艺术。我们问他迈森的特殊经验，他笑了笑说，迈森的标记是两把交错的弯剑，其实迈森真正的两把剑是：严守名牌专利，坚持年年创新。一静一动，大静大动，便是迈森剑术。 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中国的工艺文明，何以在近代失足？ 2 科隆大教堂一二四八年动工，一八八〇年建成，前后造了六百多年。 六百多年造下来，风格居然完全统一。哥特式建筑的挺展、俏丽、轻盈，到这里变成了拔地的冷峰、触天的石林，黑压压地堆垒出一种固执而雄伟的民族精神。这种无言的秘语，不废弃、不忘却、不走样，经久如一，真不容易。 他们也有屠夫狂汉，但总的说来，绝大多数民众敢于保护杰出，保护高度，而不会赞成代代自毁、年年自损。结果，连这么高的尖顶，也逃过了战火和妒火。 联想到了中国。 科隆教堂开始建造的时候，中国还在南宋，元好问刚刚写完“醒复醉，醉还醒”不久；而造好之时，李鸿章已经在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已经有自来水和电报了。 这么长的时间，经历了元、明、清三朝，改朝换代，天翻地覆，地面上的像样建筑，能保存多少？天际的尖顶，能维持多久？ 科隆大教堂的尖顶已经做成模型陈列在广场上，用世界各种文字说明。 正对教堂大门的，是中文。 人家当然不是要故意劝喻我们什么，但我们中国人看了，或许会有所自省。 3 连鬓胡子的西门子先生死于一八九二年，但早在二十年前，他已为中国提供了第一台电报机。那年月中国的灾祸接连不断，全由那个键盘艰难地敲出，嘀嘀哒哒如泣如诉。 今天来到慕尼黑西门子公司总部，看着他的塑像，很想告诉他，在他死后四十多年，公司派驻中国南京的一位代表，利用国际身份，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救出了大批中国人。 他的名字叫拉贝，据说与纳粹有过一点瓜葛，晚境寂寞；但古城南京可以证明，万千亡灵可以证明，他是好人。 现在西门子公司的职员，几乎无人知道他。但正是他，曾让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首都在遭受大难时，把西门子公司看作是和平和人道的化身。我想不起世间还有哪家企业，取得过这种身份。 如有可能，请在西门子的历史上，加上他的大名。 教皇的卫士 这曾经是世间特别贫困的地方。 贫困带来战乱。但荒凉的中部山区有一位隐士早就留下遗言：“只须卫护本身自由，不可远去干预别人。” 话是对的，却做不到。太穷了，本身的一切都无以卫护，干预别人更没有可能。但是，别人互相干预的时候来雇佣我们，却很难拒绝。 结果，有很长一段时间，欧洲战场上最英勇、最忠诚的士兵，公认是瑞士兵。瑞士并没有参战，但在第一线血洒疆场的却是成批的瑞士人；更触目惊心的是，杀害他们的往往也是自己的同胞，这些同胞受雇于对方的主子。 瑞士人替外国人打仗，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剩。他们人口一直很少，却紧巴巴地投入了这种以生命为惟一赌注的营生。说是“赌注”又于心不忍，因为赌注总有赢的可能，但他们却永远赢不到什么，即便打胜了，赢的是外国主子，还有作为中介商的本国官僚，自己至多暂时留下了一条性命。 这样的战争，连一点爱国主义的欺骗都没有，连一点道义愤怒的伪装都不要，一切只是因为雇佣，却不知道雇佣者的姓名和主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战争。为了一句话？为了一口气？为了一座城堡？为了一个女人？都有可能。 这是一场千里之外陌生人的对弈，却把两群瑞士人当作了棋子。 说起来这样的战争真是纯粹，只可怜那些棋子是有血有肉、有家有室的活人。刀剑刺向同胞，杀喊和惨叫中裹卷的是同一种语言，与双方主子的语言都不相同。可能，侧耳一听那喊声有点熟悉，定睛一看是久未谋面的亲戚，但刀剑已下，喊声已停，只来得及躲避那最后的眼神——这种情景，应该经常都在发生。 经过几百年这样残酷的训练，我相信这个族群必然会淡漠理义和感情。这在瑞士的思维领域和创作领域都能看出一点踪影。 这种训练的正面成果，是养成了一种举世罕见的忠诚。忠诚不讲太多的理由，有了理由就成了逻辑行为，不再是纯粹的忠诚。因此，戒备森严的罗马教皇从来不对贴身卫士精挑细选，只有一个要求：瑞士兵。 直到今天，罗马教廷的规矩经常修改，他们的多数行为方式也已紧贴现代，惟有教皇的卫士，仍然必须是瑞士兵。 但是，除了教皇那里，瑞士早已不向其他地方输送雇佣兵。这是血泊中的惊醒，耻辱中的自省，他们毕竟是老实人，一旦明白就全然割断，不仅不再替别人打仗，自己也不打仗，干脆彻底地拒绝战争。 他们太熟悉战争又太不熟悉战争。熟悉的，是刀刃血拼；不熟悉的，是战争的发动及其理由，战争的推进及其计谋，战争的结束及其善后。严格来说，他们还不大知道如何为自己而作战。 于是他们选择了中立。 其实，他们原来也一直中立着，因为任何一方都可以雇佣他们，他们没有事先的立场；如果有了立场就要因雇主的不同而一次次转变，多么麻烦，因此只能把放弃立场当作职业本能。 从接受战争的中立，到拒绝战争的中立，瑞士的民族集体心理实在是战争心理学的特殊篇章，可惜至今缺少研究。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为它的中立提供了奇迹般的机会，而它，也成了世界的奇迹。 瑞士没有出现铁腕人物，也没有发现珍贵矿藏，居然在一百多年间由一个只能输出雇佣军的贫困国家跃上了世界富裕的峰巅，只因它免除了战争的消耗，还成了人才和资金的避风港。中立是战争的宠儿，也是交战双方的需要。 也许，这是战神对他们的补偿？战神见过太多瑞士兵的尸体，心软了。 那年月瑞士实在让人羡慕。我曾用这样几句话描述：人家在***炮，他们在制造手表，等到硝烟终于散去，人们定睛一看，只有瑞士设定的指针，游走在世界的手腕上。 闹市草莽 欧洲的好城市都很难用“繁华”一词去形容。如果以美国式的新锐密集去想像它，或者以亚洲式的光怪陆离去揣测它，就都错了。 一路行来，觉得这些城市千百年来都在自身等级上爬坡。有的爬着爬着爬不动了，便蹲坐在某个高度上，一蹲就蹲了好几百年，有的则还要往上爬。脚力不同，方向一样，因此也就高高低低分出了层次。这种层次，与我们中国人想像的有很大的不同。 粗粗一分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叫打点生活，第二层次叫打点历史，第三层次叫打点自然。 打点生活是基础。别看它们样子陈旧，现代设施却很完善，不管是私人住房还是街道社区，大多舒适而方便。正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便利，使一切陈年的遗留不显腌臜，使各种土俗的风物别具厚味，因此也使打点历史有了可能。欧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城市毁损严重，但大家不约而同，那样精细地护惜遗迹，那样虔诚地挽留历史，结果，今天欧洲城市的古典格局，居然远超别处很多并未经历战火的城市，这真是欧洲文明的骄傲。 有了这两番打点，人们既可享受现代的方便，又可品味古典的情韵，这便是十足的欧洲式奢侈。单有一方，奢侈不起来。 一般也就够了，却还有更奢侈的，那就是要在城市里打点自然。这事历来有人向往，因此很多城市有山有河，有湖有林。可惜的是，时间一长，这些山河湖林也渐渐城市化，像威尼斯的那些小河和巴黎的塞纳河都是如此。美则美矣，却承担太重、装扮太累，已不成其为自然。这总于心不甘，有没有可能来一个倒置，让城市百物作为背景，作为陪衬，只让自然力量成为主题，把握局面？ 让人动心的“维也纳森林”只围在郊外，而柏林，则活生生把森林的灵魂和气息引进市中心，连车流楼群也压不过它。更叫我满意的便是瑞士首都伯尔尼，那条穿越它的阿勒河（aa e）不仅没有被城市同化，而且还独行特立、无所顾忌，简直是在牵着城市的鼻子走，颐指气使，手到擒来。 伯尔尼把中心部位让给它，还低眉顺眼地从各个角度贴近它，它却摆出一副主人气派，水流湍急，水质清澈，无船无网，只知一路奔泻。任何人稍稍走近就能闻到一股纯粹属于活水的生命气息，这便是它活得强悍的验证。它伸拓出一个深深的峡谷，两边房舍树丛都恭敬地排列在峡坡上，只有它在运动，只有它在挥洒，其他都是拜谒者、寄生者。由于主次明确，阿勒河保持住了自我，也就是保持住了自己生命的原始状态。与那些自以为在城市里过得热闹、却早已被城市收服的山丘河道相比，它才算真正过好了。 这就像一位草莽英雄落脚京城，看他是否过好了，低要求，看他摆脱草莽多少；高要求，看他保留多少草莽。 突破的一年 那天我独自在伯尔尼逛街，绕来绕去几次迷路，后来终于悟得一个诀窍，一旦迷路就找河，找到了阿勒河就找到了最忠诚、最年老的向导，再也错不了。如此几度反复，我把伯尔尼的主要街道弄得清清楚楚。傍晚回到旅馆，伙伴们从广告资料上查到一家应该不错的餐馆，却不知道怎么走，我豪迈地当门一站说：请跟上！ 路线一旦摸清，以后几天逛街就变得潇洒，只一味摇摇摆摆、东张西望。克拉姆大街起头处有一座钟楼，形体不像别的钟楼那样瘦伶伶地直指蓝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别有一番亲切。它的钟面大于一般，每小时鸣响时又玩出一些可爱的小花样，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钟时分，我看了一会儿便从人群中钻出，顺着大街往东走，觉得这一带该是每小时都被同一种钟声统领的族群所在。人的生命存在，无非印证于时间和空间，因此在这钟楼下的时间共享，其实也就是生命共享。这种共享既然被一小时、一小时安排得精打细算，那么即便素昧平生也会觉得已经深深地朋友了一场。 突然觉得右首一扇小门上的字母拼法有点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爱因斯坦故居。我认了认门，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然后快速通知车队的伙伴，要他们赶紧来看。 瑞士拿不出自己悠久的文化史，只是近百年有些国际间的文化人贪图它的安静、美丽会到这里来住一阵，结果它也就频频地进入人类文化视野，用不着再气短自惭。 愿意来住的文化人是什么等级？住了多久？在这里有什么创造？……这一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一座城市的器识和荣辱，至关重要，对于自身根基较薄的城市更是这样。现代国际间各个城市的文化史，其实就是文化创造者们的进出史、留驻史。因此，在伯尔尼街头看到爱因斯坦踪迹，应该当作一回事。伙伴们一听招呼就明白，二话不说跟着走。 没有任何醒目的标记，只是沿街店面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间。一个有玻璃窗格的木门，上面既写着爱因斯坦的名字，又写着一家餐厅的店名。推门进去，原来底楼真是一家餐厅，顺门直进是一条通楼梯的窄道，上了楼梯转个弯，二楼便是爱因斯坦故居。 这所房子很小，只能说是前后一个通间。前半间大一点，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后半间很小，一门连通，门边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个可放一张书桌的小空间。那张书桌还在，是爱因斯坦原物。桌前墙上醒目地贴着那个著名的相对论公式：e=mc2；上面又写了一行字：一九〇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墙上还用德文和英文写出爱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狭义相对论是在伯尔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诞生的，而广义相对论的著述也在伯尔尼开始。” 伙伴们很奇怪，英语并不好的我怎么能随口把“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这些物理学专用名词译出来，我说我很早就崇拜他了，当然关注他的学说。但自己心里知道，当初关注的起因不是什么相对论，而是一位摄影师。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偶尔在书店看到一本薄薄的爱因斯坦著作，谁知一翻就见到一帧惊人的黑白照片。须发皆白，满脸皱纹，穿着一件厚毛线衣，两手紧紧地扣在一起，两眼却定定地注视着前方。侧逆光强化了他皱纹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来了。当时我们的眼睛看惯了溜光水滑、大红大绿的图像，一见这帧照片很不习惯，甚至觉得丑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过去了还想翻回来，一看再看。他苍老的眼神充满了平静、天真和慈悲，正好与我们经常在书刊照片里看到的那种亢奋激昂状态相反。我渐渐觉得这是一种丑中之美，但几分钟之后又立即否定：何丑之有？这是一种特殊的美！——我一生无数次地转换过自己的审美感觉，但在几分钟之内如雷轰电击般地把丑转为美，却仅此一次。我立即买下了这本书，努力啃读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那时正好又热衷英文，也就顺便把扉页中的英文标题记住了。书中没有注明拍那张照片的摄影师名字，这便成了我的人生悬案，后来当然知道了，原来是本世纪最杰出的人像摄影大师卡希（ka sh），我现在连卡希的摄影集都收集齐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于一张照片中的眼神，这很奇怪，在我却是事实。我仍然搞不清相对论，只对爱因斯坦的生平切切关心起来。因此站在这个房间里我还能依稀说出，爱因斯坦住在这里时应该还是一名专利局的技术员，结婚才一、二年吧，刚做父亲。 管理故居的老妇见我们这群中国人指指点点，也就递过来一份英文资料，可惜她本人不大会说英文。接过资料一看，才明白爱因斯坦在这里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〇五年惊天动地： 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说，从而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 四月，完成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 五月，完成了对布朗运动理论的研究； 六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 九月，提出质能相当关系理论； …… 这一年，这间房子里的时间价值需要用分分秒秒来计算，而每个价值都指向着世界一流、历史一流。 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去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世纪人物，结果整个二十世纪，那么多国家和行当，那么多英雄和大师，只留下一位，即爱因斯坦。记得我当时正考察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抵达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南麓加德满都的街市间全是爱因斯坦的照片，连世界屋脊的雪峰绝壁都在为他壮威。 二十世纪大事连连，胜迹处处，而它的最高光辉却闪耀在刚刚开始了五年的一九〇五年，它的最大胜迹却躲缩在这座城市这条大街的这个房间，真是不可思议。难道，那么多战旗猎猎的高地、雄辩滔滔的厅堂、金光熠熠的权位都被比下去了？ 很想在这里寻找一点历史逻辑，但想来想去都十分困难。 连爱因斯坦为什么会到伯尔尼，为什么会住在这间房，后来为什么离开，也只有一些偶然原因，没有必然逻辑。 正想着，抬头看到墙上还有他的一句话，勉强翻译应该是： 一切发现都不是逻辑思维的结果，尽管那些结果看起来很接近逻辑规律。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否定逻辑思维是为了肯定什么，于是心中窃喜。 这便是我知道的那位爱因斯坦，虽然身为物理学家，却经常为人文科学张目。近年来爱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出版，里边有大量人文科学方面的篇章，尤其是他对宗教、伦理、和平、人权、生活目标、个人良心、道义责任和人类未来的论述，我读得津津有味，有不少句子甚至刻骨铭心。前年黑龙江有一位读者在报纸上发表一封公开信，问我在被文化盗窃集团组织的威胁、诬陷、围攻浊浪中如何自处，我回信说：“读爱因斯坦。” 在故居里转了两圈，没找到卫生间，开始为爱因斯坦着急起来。怕他也像当初我们住房困难时那样，与别人合用卫生间。这种每天无数次的等待、谦让、道谢、规避，发生在他身上是多么不应该。但一问之下，果然不出所料，顺楼梯往下走，转弯处一个小门，便是爱因斯坦家与另外一家合用的卫生间。 正在这时，钟楼的钟声响了。这是爱因斯坦无数次听到过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分。他在这钟声中怔怔地思考着宇宙的时间，于是，这间小房也就成了无限的空间。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搬过好几次家，由于这间小房是相对论的诞生地，因此最为重要。但瑞士不喜欢张扬，你看这儿，只让一位老妇人管着，有人敲门时她就去开一下，动作很轻，怕吵了邻居。楼下那个嘈杂的小餐厅，也没有让它搬走，那就只能让它的名字在玻璃门上与爱因斯坦并立，很多旅人看到后猜测疑惑，以为那家餐厅的名字就叫“爱因斯坦故居”，也算得上一种巧思，终于没有推门而入。 伯尔尼以如此平淡的方式摆出了一种派头，意思是，再伟大的人物在这里也只是一个普通市民。我觉得在这方面他们做得有点过头，爱因斯坦的这处故居还应该再好好打理一下；但比之于我们常见的那种不分等级便大肆张扬的各色名人故居，这里的淡然方式更让人舒服。其实也正因为这样淡然，才会吸引真正的大师巨匠来安静居住。 另一种贫富 世人皆知瑞士，但如果追问瑞士的首都在哪里，多数答不出来。 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作为首都的伯尔尼居然没有机场。 在现代社会，没有机场等于阻拦很多政要和传媒的轻松进入，等于拒绝大量活动在这里举办，因此，各国民众很少有机会听到它。人们更多地知道日内瓦和苏黎世，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旅客乘飞机到这两个城市，下机后立即转乘汽车，长途跋涉去找首都。 这连想一想都烦不胜烦。 瑞士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又是国际金融中心，首都没个机场实在有点荒诞。问原因，瑞士朋友不好意思地耸耸肩，说这是伯尔尼公民投票的结果，他们怕飞机降落声太吵。 “还有更奇怪的呢，”这位瑞士朋友说：“联合国欧洲总部在日内瓦，日内瓦在瑞士，但瑞士恰恰不参加联合国，也是公民投票的结果。” 不想缴联合国的会费倒也罢了，我听这儿的几位中国学者说，最不可理喻的是一些早已经过充分论证的大型交通项目，多年的基础工程完成了，大笔经费也用了，一投票却被否定，投票者多数是不出门的农民，否定的理由既琐碎又具体，但只有这样的理由才能左右他们。 我觉得老是拿着这样的事情进行公民投票，看似民主，恰恰违背了支撑民主精神的理性原则。在一个个人声鼎沸的投票之夜，当那些显而易见的自私考虑一次次压倒了那些着眼于整体尊严的决策，瑞士也就暴露了自己在精神文化上的贫乏。 它确实很富，富在近一百多年，主要出于一种生存策略。由此，出现了它的文化积淀和经济地位之间的严重反差。它在现代城市生态外壳中，依然澎湃着村社式的原始民主情绪，结果只能不断地让人瞠目结舌。 它让我联想到一些快速富裕起来的农民企业家，有充分的生存智谋，却缺少足够的文化道义。后来逐渐听说，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中立却与纳粹德国有隐蔽的经济往来，而近年来又位居发达国家对贫困、受灾国家外援比例的末位，我也就不奇怪了。它缺少另一种更重要的富裕，因此虽然频频得利，却又频频露怯。 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经自我觉察，昨天晚上还特意写了一段话相送： 骄人的富裕培养了你的自负，百年的成功鼓励了你的保守，长久的安宁增加了你的琐碎，太多的福利吞食了你的追求，缺少文化积淀和精神主轴，你的美丽中埋藏着太多的隐忧。 但这段话只是发送到香港凤凰卫视播出，华人观众听听罢了。那么，这段话中的“你”就应该改成“它”。只是这样一改，也就变成了躲在人家背后的说三道四，不大光彩。 每个国家各有自己的命运。与瑞士相比，很多国家在近百年间连遭厄运，例如，或蒙战火荼毒，或受恶魔统治，或被贫困控制，但是灾难也会养育另一种成果，何况有些国家还有辉煌的精神文化遗产。瑞士常常从反面证明那些国家毕竟根基深厚，就像一个暴发户常常在某些生活细节上反衬出别人并不寒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立的意义已不存在，幸好有冷战使它勉强延伸；现在冷战也已过去，中立完全失去了身份。那么瑞士，在往后的日子里，你将会有什么动静？ 我只想提醒，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中立不得的。人类在抖落各种历史对抗之后必将重新面对最本质的矛盾，即文明与野蛮、善良和邪恶、和平和恐怖、正常与极端的矛盾，在这些矛盾前面，最需要的，恰恰是你比较缺少的文化道义。这儿容不得生存计谋，这儿来不得暗通关节，这儿不存在中立空间。 希隆的囚徒 1 瑞士小，无所谓长途。从伯尔尼到洛桑，本来就不远，加上风景那么好，更觉其近。 然而，就在算来快到的时候，却浩浩然荡荡然，弥漫出一个大湖。这便是日内瓦湖，又叫莱芒湖，也译作雷梦湖。我们常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这些不同的名字，其实是同一个湖。瑞士有好几个语言族群，使不少相同的东西戴有不同的名目，谁也不愿改口，给外来人造成不少麻烦。但日内瓦湖的不同叫法可以原谅，它是边境湖，一小半伸到法国去了，而且又是山围雪映、波谲云诡，丰富得让人们不好意思用一个称呼把它叫尽。 前几天拜识的苏黎世湖美则美矣，还不至于让人一见之下便起赖着不走的念头，而日内瓦湖便粘人多了。只可惜日程不许，我们在心中一会儿诅咒一会儿祈祷，希望出现奇迹般的理由留下几天。越往前走景象越美，而大美本身就是停步的理由，但大家面面相觑，似乎还缺少最后拍板的那一槌。 终于，槌子响了，我和伙伴们看到了湖边的一座古堡。在欧洲，古堡比比皆是，但一见这座，谁也挪不动步了，于是哐当一声，槌下如锤。 为使逗留的时间长一点，先得找旅馆住下。古堡前有个小镇叫蒙特尔，镇边山坡上有很多散落的小旅馆，都很老旧，我们找了一家最老的入住，满心都是富足。富足感大多因“横财”而起，而所谓“横财”也就是计划外所得，我们在计划外揪住了一两天，可以毫无工作压力地亲近古堡和大湖，得意得不知该把脚步放重还是放轻。 这家旅馆在山坡上，开车上去已十分吃力，下车后便见一扇老式玻璃木门，用力推开，冲眼就是高高的石梯。扛着行李箱一步步挪上去，终于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柜台。办理登记的女士一见我们扛了那么多行李有点慌张，忙说有搬运工，便当着楼梯仰头呼喊一个名字，没有答应，又一迭连声地抱歉着为我们办登记手续，发放钥匙。 我分到三楼的一间，扛起行李走到楼梯口，发现从这里往上的楼梯全是木质的，狭窄、跨度高，用脚一踩咯吱咯吱地响。我咬了咬牙往上爬，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楼面，抬头一看标的是“一楼”，那么，还要爬上去两层。斜眼看到边上有一个公共起坐间，不大，却有钢琴、烛台、丝绒沙发、刺绣靠垫，很有派头。 天下万物凡“派头”最震慑人，我放下行李轻步进去，立即断定所有的摆设都是陈年旧物，只是收拾得非常干净。这种判断衍生出了另一个判断，那就是别看这个旅馆今天已算不上什么，在一百年前应该是欧洲高层贵族的驻足之地。他们当年出行，要了山水就要不了豪邸，这样的栖宿处已算相当惬意。算起来，人类在行旅间的大奢大侈，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 这么一想，再上楼梯就有了劲。人家贵族男女都一遍遍爬了，今天应该把我们的洒脱步履加上去。很快到了三楼，放下行李摸钥匙开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铺着地毯的小房间，家具也全是老的。老式梳妆台已改作写字台，可惜太小；老式木床有柱有顶，可惜太高。难为的是那厕所，要塞进那么多现代设备，显得十分狼狈。雕花杆上缠电线，卷页窗上嵌空调，让人见了只想不断地对它们说“对不起”。 从厕所出来走到正房的窗口，想看看两幅滚花边的窗帘后面究竟是什么，用力一拉没有拉动，反而抖下来一些灰尘。这让我有点不愉快，又联想到当年欧洲贵族对卫生也远没有现在讲究。特别讲究卫生的应该是经常擦擦抹抹的小康之家，贵族要的是陈年纹饰、烛光氛围，少不了斑驳重重、细尘漫漫。于是放轻了手慢慢一拉，开了。一开就呆住，嘿，连忙拍头认错，怎么忘了窗外应该是日内瓦湖和那个古堡，我们就是为它们住下的，哪能先去关顾厕所和灰尘！ 我在这些事情上性子很急，立即下楼约伙伴们外出，但他们这时才等来一位搬运工，不知什么时候搬得完行李，便都劝我，天已渐晚，反正已经住下了，明天消消停停去看不迟，匆忙会影响第一感觉。这话有理，然而我又哪里等得及，二话不说就推门下坡，向古堡走去。 这古堡真大，猛一看像是五六个城堡挤缩在一起了，一挤便把中间一个挤出了头，昂挺挺地成了主楼。前后左右的楼体在建造风格上并不一致，估计是在不同的年代建造的，但在色调上又基本和谐，时间一久，栉风沐雨，更苍然一色，像是几个年迈的遗民在劫难中相拥在一起，打眼一看已分不出彼此。 这个古堡最勾人眼睛的地方，是它与岩石浑然一体，好像是从那里生出来的。岩石本是湖边近岸的一个小岛，须过桥才能进入，于是它又与大湖浑然一体了，好像日内瓦湖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拥有这个苍老的倒影。 面对这样的古迹是不该莽撞进入的，我慢慢地跨过有顶盖的便桥，走到头，却不进门，又退回来，因为看到桥下有两条伸入水中的观景木廊，便先下坡站到木廊上，抬起头来四处仰望。 这古堡有一种艰深的气韵。我知道一进门就能解读，但如此轻易的解读必然是误读。就像面对一首唐诗立即进入说文解字的探究，抓住了局部细节却丢弃了整体气韵，是多么得不偿失。我把两条水上木廊都用尽了，前几步后几步地看清楚了古堡与湖光山色之间的各种对比关系，然后继续后退，从岸上的各个角度打量它。这才发现，岸边树丛间有一个小小的售货部。 与欧洲其他风景点的售货部一样，这里出售的一切都与眼前的景物直接有关。我在这里看到了古堡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的照片，晨雾里，月色下，夜潮中。照片边上有一本书，封面上的标题是chillon，不知何意，下方的照片正是这个古堡，可见是一本介绍读物，连忙抽一本英文版出来问售货部的一位先生，他说这正是古堡的名字，按他的发音，中文可译作希隆，那么古堡就叫希隆古堡。 全书的大部分，是“希隆古堡修复协会”负责人的一篇长文，介绍了古堡的历史，此外还附了英国诗人拜伦的一篇作品，叫《希隆的囚徒》。修复协会负责人在文章中说，正是拜伦的这篇作品，使古堡名扬欧洲，人们纷纷前来，使瑞士成了近代旅游业的摇篮，而这个古堡也成了瑞士第一胜景。 又是拜伦！记得去年我在希腊海神殿也曾受到过拜伦刻名的指点，联想到苏曼殊译自他《唐璜》的那一段《哀希腊》，颇有感慨，但今天在这儿却发懵了。因为我对拜伦作品的了解仅止于《唐璜》，虽然也知道他有一部写了多年的诗体游记，却没有读过，当然更不知道他写了这个古堡。我手上这本书里的附文，并非诗体，大概是从他的原作改写的吧？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售货部那位先生的知识水平，我问了半天他永远是同样的回答：“对，拜伦！拜伦！一个出色的英国人！” 这本薄薄的书要卖七个瑞士法郎，很不便宜，却又非买不可。我找了一处空椅坐下粗粗翻阅，才知道，眼前的希隆古堡实在好生了得。 书上说，这个地方大概在公元九世纪就建起了修道院，十三世纪则改建成了现在看到的格局，是当时封建领主的堡垒式宅第。住在这里的领主一度权盖四方，睥睨法国、意大利，无异于一个小国王。城堡包括二十多个建筑，其中有富丽堂皇的大厅、院落、卧室、礼拜堂和大法官住所，一度是远近高雅男女趋之若鹜的场所。底部有一个地下室，曾为监狱，很多重要犯人曾关押在这里，拜伦《希隆的囚徒》所写的，就是其中一位日内瓦的民族英雄波尼伐（bo iva d）。 幸好有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这座建筑的力度。最奢靡的权力直接踩踏着最绝望的冤狱，然后一起被顽石封闭着，被白浪拍击着，被空濛的烟霞和银亮的雪山润饰着。踌躇满志的公爵和香气袭人的女子都知道，咫尺之间，有几颗不屈的灵魂，听着同样的风声潮声。 我知道这会激动拜伦。他会住下，他会徘徊，他会苦吟，他会握笔。他会觉得，这个城堡先于他把诗写在了湖边。他只是辨析余韵，然后采摘下来。 他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但又心甘情愿。 至此，我也可以大步走进希隆古堡了，因为我已经不会迷失在说文解字的琐碎里。 当然先看领主宅第，领略那种在兵荒马乱的时代用坚石和大湖构筑起来的安全，那种在巨大壁炉前欣赏寒水雪山的安逸。但是因为有了拜伦，不能不步履匆匆，盼望早点看到波尼伐的囚室。 看到了。这个地下室气势宏伟，粗硕的石柱拔地而起，组成密集的拱顶，壁上、地下却留有原石的纹脉，气象森森。这里最重要的景观是几根木柱，用铁条加固于岩壁，扎着两围铁圈，上端垂下铁链，挂着铁镣。 拜伦说，波尼伐的父亲已为自由的信仰而牺牲，剩下他和两个弟弟关押在这个地下室里。三人分别锁在不同的柱子上，互相可以看到却不可触摸…… 这么一个情景使人不能不来又不忍长时间逗留。我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再找一处坐下，顺着刚才的强烈感觉，重新细读《希隆的囚徒》缩写本。 时已黄昏，古堡即将关门。黄昏最能体验时间，因此也最能进入拜伦的笔底，那么，就让我在这里，把它读完。 2 拜伦开始描写的，是波尼伐和两个弟弟共处一室的可怕情景。照理三个人关押在一起总比一个人好一点，但事实上，彼此不能动弹却要用容颜和声音互相安慰，比什么都残酷。 先是各自讲着想像中的一线希望，一遍又一遍。很快讲完了，谁都知道这种希望并不存在，于是便讲故事。兄弟间所知道的故事大同小异，多半来自妈妈，却又避讳说妈妈。讲最愉快的故事也带出了悲音，那就清清嗓子用歌声代替，一首又一首，尽力唱得慷慨激昂。唱了说，说了唱，谁停止了就会让另外两个担心，于是彼此不停。终于发现，声音越来越疲软，口齿越来越不清，互相居然分不出这是谁的声音了，只觉得那是墓穴中嗫嚅的回声。 波尼伐天天看着这两个仅存的弟弟。大弟弟曾经是一位伟大的猎人，体魄健壮、雄蛮好胜，能够轻松地穿行于兽群之间，如果有必要与大批强敌搏斗，第一个上前的必定是他。谁知在这个黑牢里，他最无法忍受。让他这样一位勇士不能跨出一步是最惨的酷刑，他快速萎谢，走向死亡。波尼伐多么想扶住他，抚摸着他渐渐瘫软、冰冷的手，却不能够。狱卒把这个弟弟的遗体浅浅地埋在波尼伐眼前的泥地下，波尼伐恳求他们埋到外面，让阳光能照到弟弟的坟地，但换来的只是冷笑。于是，那片不长鲜花的浅土上悬着空环的柱子，就成了谋杀的碑记。 小弟弟俊美如母亲，曾经被全家疼爱。他临死时只怕全家最后一个活人——哥哥波尼伐难过，居然一直保持着温和宁静，没有一声**，只吐露他短暂生命中留下的最快乐的几个句子，后来变成了几个单字，以便让哥哥在快乐中支撑下去。当他连单字也吐不出来的时候，就剩下了轻轻的叹息，不是叹息死亡将临，而是叹息无法再让哥哥高兴，直到叹息也杳不可闻。 两个弟弟全都死在眼前，埋在脚下，这使铁石心肠的狱卒也动了恻隐之心，突然对波尼伐产生同情，解除了他的镣铐，他可以在牢房里走动了。但他每次走到弟弟的埋身之地，便仓皇停步，战战兢兢。 他开始在墙上凿坑，不是为了越狱，而是为了攀上窗口，透过铁栅看一眼湖面与青山。他终于看到了，比想像的还多，湖面有小岛，山顶有积雪。一切都那么安详。 在不知年月的某天，波尼伐被释放了，但这时，他已浑身漠然。他早已习惯监狱，觉得离开监狱就像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隐居之地。他奇怪，蜘蛛和老鼠这些年来一直与自己相处，自己在这个空间惟独对它们可以生杀予夺，可见它们的处境比自己还不如，但奇怪的是，它们一直拥有逃离的自由，为什么一直不逃离呢？ 迟来的自由，换来的是涩涩的苦思，长长的叹息。 ——读完这篇不知是否准确的缩写，我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湖面、小岛、青山、雪顶。时间蒸腾了诗人的充沛激情和多方含义，我们现在连波尼伐兄弟们的斗争目的和抗争对象也搞不大清了，但只要是好作品，即便风干了也可能会留下一个寓言化的结构。一旦寓言化，覆盖更广，伸拓更长，可填充的空间更大。 我想，即便是当初读了拜伦作品前来希隆古堡的第一批英国读者，也不是来纪念波尼伐，而是来领略一种由拜伦营造的悲剧现场。他们不可能只在囚室逡巡，而是会把更多的兴趣投注在与古堡呵成一气的千古湖山上。有了拜伦的故事，他们知道这湖山的某个角落，有过一双处于生命极端状态的眼睛，湖山因这双眼睛而显得更其珍贵。 如果真像人们说的那样，希隆古堡因拜伦的吟咏而成了欧洲近代旅游的重要起点，那么，我们真要为这个起点所达到的高度而欣慰。 寓言化了的《希隆的囚徒》或许会告诉人们：自由与自然紧紧相连，它们很可能同时躲藏在咫尺之外；当我们不能越过咫尺而向它们亲近，那就是囚徒的真正含义。 也许它还会说：人们不可能在不自由的空间里互助互慰，即便有心，也只能一起枯萎。 也许它还会说：人人都可能被囚禁着，也可能习惯于囚禁，但总有那一丝不同于虫鼠的渴望，终于凿壁临窗，慌然一窥，获得释放。 ………… 这些当然已与拜伦本义无关。许多诗文的后世效果，并非出自作者当初的期盼。但历史，还是强硬地把它们的某种精神变奏，融进了人们纷至沓来的脚步间。 为此，瑞士应该永远地感谢拜伦。一个人即便是天生丽质，如果没有众多爱怜目光的濡养，也会无觉无明，自生自灭；瑞士也是同样，如果没有那么多旅游者，它就会美得寂寞、富得枯燥。拜伦不经意地改变了这一切，但瑞士历来沉静寡言，不太会感谢人。那我们也不必强求，好在拜伦从不在意。 手表的劝告 在瑞士，不管进入哪一座城市，抬头就是手表店。橱窗里琳琅满目，但透过橱窗看店堂，却总是十分冷落。 从卢塞恩开始，很多手表店的店堂里常常端坐着一位中国雇员，因为现在一批批从中国来的旅游团是购买手表的大户。店门一推，人影一闪，柜台里立即传出京腔十足的汉语，把那些带足了现款来买瑞士原装表的中国人吓了一跳。接着当然是笑了，但笑得有点尴尬。走了那么远的路，准备是在语言不通的前提下，比比划划地来一番猎奇探胜的，谁知人家早知道你们会一批批光临，张开大网等着呢。语言通了好办事，但这要办的事，已经有点走味。 原先瑞士的手表厂商经过多年挣扎已判定手表业在当今世界的衰败趋势，正在努力改弦易辙、寻找生机，怎料突然有大批的中国人对他们滞销日久的货品产生了狂热，他们一开始十分纳闷，后来就满面笑容了。 说起来，世界上最早的机械计时器还是要数中国东汉张衡制造的漏水转浑天仪，但是如果说到普遍实用，我看确实应该归功于欧洲计时器。古老的教堂原先都是人工敲钟的，后来改成机械钟，不知花费了多少天才工艺师的才智和辛劳。意大利人造出第一台用简单机械打点的钟是十四世纪中叶的事，到十六世纪初德国人用上了发条，后来伽利略发明的重力摆也被荷兰人引入机械钟，英国人又在纵擒结构上下了很多功夫。反正，几乎整个欧洲都争先恐后地在为计时器出力。这与他们在工业革命和商业大潮中的分秒必争，互为因果。 至于瑞士的手表业，则得益于十六世纪末的一次宗教徒大迁徙。法国的钟表技术随之传了进来，与瑞士原有的金银首饰业相结合，使生产的钟表更具有了装饰功能和保值功能。十九世纪出现了制表机械，瑞士的这个行业便突飞猛进，举世瞩目。 依我看，手表制造业的高峰在十九世纪已经达到，尽管当时还是以手工业为主，没有形成生产规模。那些戴着单眼放大镜的大胡子工艺师们，把惊人的创造力全都倾泻到了那小小的金属块上，凡是想得到的，都尽力设法做到。 这便是令人兴奋的创造期效应。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推动，天天精彩勃发，连再难的角落也能快速拿下。创造期的结束也就是一个事物的大体完成，多数走向停滞、老化，却也有少数事物会进入雕饰期和普及期，手表便是其中之一。 二十世纪的手表业也有不少作为，但都是在十九世纪原创框架下的精巧添加，属于次一等的行为等级。我想十九世纪那些大胡子工艺师如果地下有灵，一定不会满意身后的同行，那神情，就像最后一批希腊悲剧演员，或最后一批晚唐诗人，两眼迷茫。他们的出色成就使后代失去了创造的空间，真不知该抱怨谁，他们，还是后代？ 二十世纪对手表业而言，比雕饰更重要的任务是普及。其间的中枢人物不再是工艺师，而是企业家。 要普及必然引来竞争，瑞士手表业在竞争中东奔西突，终于研制出了石英表、液晶表。这对手表业来说究竟是一个喜讯还是凶兆？我想当时一定有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此间悖论，即新的电子计时技术必然是机械计时技术的天敌，它的方便、准确、廉价已经构成对传统机械表的嘲谑。 表面上，机械表还会以自己的历史、品牌嘲谑电子表，但这种嘲谑只是一种伦理性、辈分性的发泄，而电子表对于机械表的嘲谑，看似逆反了伦理程序，却是一种历史必然。试想，那种司以随时随地贴附在各种器具、建筑上面又分秒不差的闪光数码，不正绿莹莹地宣告着机械计时时代的基本终了？ 在这种情况下，机械表可以勉强固守的阵地大概就剩下装饰功能了。但是电子技术多么灵巧，它们很快也在装饰功能上做起了更自由的文章。平心而论，现在不少电子表的外形设计，与最精美的机械表相比也不见得差到哪里去，然而它们又那么廉价，机械表所能标榜的其实只是牌号。牌号也算是一种装饰吧，主要装饰在人们的心理上。 其实手表的装饰功能要比人们购买时想像的小得多。购买时它被放置在人们的视线中心，放置在射灯的聚光点上，容易产生一种夸大了的审美预期。真戴上了一看，它只不过装饰在人体一个偏侧性、运动性的局部，很不起眼。在聚会中，一位太太为了引起人们对她的手表的注意，必须先去引起手表的话题，为了引起手表的话题，又必须先去赞扬别人的手表，然后渐渐把别人的视线吸引到自己手上。众女士明白意图后故意询问，她又故作随意地说出一个牌子……这也许是很多买表女士们幻想中的场合吧，但毫无疑问，这种情景不会出现在那些无须或无意用手腕上那一点小小的光亮来证明自己身份的女士们身上。 至于男士们用手表来装饰，那就更吃力了。除了盛夏，男士的服装很难使手表毕露，广告里那些男士装腔作势地频频露出手表，终究不是正常男士的正常动作。我们常常取笑几位时髦的年轻朋友为了让大家看到他们的新表而早早地忍冻换上了短袖衬衫，或者在公众场合不断看表，使某个演讲者误会成是催促结束的信号。但是如果不这么做，一个刚刚工作的年轻人买一块昂贵的手表藏在暗无天日的衣袖里，也实在太委屈了。 现代人实际，很快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除了极少数收藏家，大家都不再看重机械表的装饰功能，于是瑞士表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日本和香港的石英表所打败，失去了世界市场。 瑞士的手表商痛定思痛，才在二十年前设计出了一种极其便宜的塑料石英走针表，自造一个英文名字叫swatch，中文翻译成“司沃奇”吧，倒是大受欢迎，连很多小学生都花花绿绿戴着它，甩来甩去不当一回事儿。 就这样，瑞士手表业才算缓过一口气来，许多传统名牌一一都被网罗进了“swatch集团”。这相当于一个顽皮的小孙子收养了一大群尊贵的老祖宗，看起来既有点伤感又有点幽默。但光是这个集团的名称至少可以说明，人家瑞士制表业已经不按原来的价值系统论资排辈了，可惜这一点中国的旅游者怎么也明白不过来，一味鄙视当家的小孙子，去频频骚扰年迈的老大爷。 瑞士的swatch主要是针对日本钟表商的。日本钟表商当然也不甘落后，既然瑞士也玩起了廉价的电子技术，那么它就来玩昂贵的电子技术，价钱可以高到与名牌机械表差不多，却集中了多种电子仪表功能，让swatch在电子技术层面上相形见绌。 其实，电子技术的优势是把原本复杂的事情简便化，但有一些日本的钟表商没有这么做，他们用归并、组合的办法使复杂更趋复杂，让小小一块手表变成了仪表迷魂阵。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要这样做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却能吸引那些贪多求杂、喜欢炫耀的年轻人。这种营销手段，在我看来是不太符合商业道义的。相比之下，反倒是瑞士手表业从机械表到swatch，都比较正经。 我在这里看到一种日本电子表，二百多美元一块，据厂方的宣传资料介绍是专为美国空军或海军设计的，其实也就是把各种电子仪表集中在一个表面上罢了。没有一个人能把它的那么多功能说明白，也没有一双眼睛能把它密密麻麻的数码、指针、液晶看清楚。我们的一位伙伴买了一块，同时买了一个高倍放大镜，手表扣在手腕上，放大镜晃荡在裤带下，看手表的时候还要躲着人，怕人家笑话。 让我不愉快的是那种扯上美国空军、海军的宣传，分明是一个迷惑年轻人的圈套。空军、海军本来就生活在仪表堆里，居然还需要加添一堆？如果手表上的仪表是飞机、兵舰上所没有的，那就说不上重要；如果手表上的仪表是飞机、兵舰上原来就有的，那又何必重复？除非发生这样的事故：机坠、舰倾而人未亡，仪表全坏而其他设备正常，裤带下的放大镜也没有摔破，那么，这块手表可以代理业务了。 说笑到这里，我们应该回过来看看大批到瑞士来采购手表的中国游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糊涂，知道手表的计时功能已不重要，装饰功能又非常狭小，似乎看重的是它的保值功能，但心里也明白按现代生活的消费标准，几块瑞士手表的价值于事无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那么热衷呢？我想这是昨日的惯性，父辈的遗传，乱世的残梦，很需要体贴和同情，而不应该嘲谑和呵斥。 既然是惯性和遗传，就不讲现实逻辑，但细细追索，它们的形成还有历史逻辑，这是今天年轻一代所不知道的了。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大家都想随身藏一点值钱的东西。王公贵胄会藏一点文物珍宝，乡绅地主会藏一点金银细软，平民百姓会藏一点日用衣物，而大城市里见过一点世面的市民，则会想到手表，因为藏手表比藏文物、金银安全，也容易兑售。我小时候就见到过一对靠着一些瑞士手表度日的市民夫妻，就很有历史的概括力。 那时我十三岁，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到上海人民公园劳动，每次都见到一对百岁夫妻。公园的阿姨告诉我们，这对夫妻没有子女，年轻时开过一个手表店，后来就留下一盒子瑞士手表养老，每隔几个月卖掉一块作为生活费用，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得那么老。 因此，我看到的这对老年夫妻，在与瑞士手表进行着一场奇怪的比赛。他们不知道该让手表走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瑞士手表总是走得那么准，到时候必须卖掉一块，卖掉时，老人是为又多活一段时间而庆幸，还是为生存危机的逼近而惶恐？琤琤琤的手表声，究竟是对生命的许诺还是催促？我想在孤独暮年的深夜，这种声音是很难听得下去的，幸好他们夫妻俩白头偕老，昏花的眼神在这声音中每一次对接，都会产生一种嘲弄时间和嘲弄自己的怅然微笑。 他们本来每天到公园小餐厅用一次餐，点两条小黄鱼，这在饥饿的年代很令人羡慕；但后来有一天，突然说只需一条了，阿姨悄悄对我们说：可能是剩下的瑞士手表已经不多。 我很想看看老人戴什么手表，但他们谁也没戴，紧挽着的手腕空空荡荡。 我不知道老人活了多久，临终时是不是还剩下瑞士手表。不管怎么说，这是瑞士手表在中国留下的一个悲凉而又温暖的生命游戏，但相信它不会再重复了。 因此，有机会还要劝劝挤在瑞士手表店里的中国游客，不要为过去的时代过于执著。手表在一刻不停地辞旧迎新，它最知道时间不会倒转，因此，这也是手表本身对我们的劝告。 闲话旅游 1 日内瓦的一个夜晚，我们在一家木屋餐厅用完晚餐，正想起身回旅馆，却发现屋外早已大雨滂沱，无法出门，只好重新坐下。餐厅老板知道这场雨一时过不去，便请侍者搬出一支巨大无比的民族乐器长号，让我们轮着吹。这种长号的号腔长达数米，狭小弯曲，我们憋得脸红脖子粗也吹不出声音，后来渐渐掌握了一点窍门，才发出一点呜呜声，虽然说不上什么音调，却有一种哽咽浑浊的幽远感，听得让人心颤。 我和两位新近赶来与我们一起考察的记者坐在外间的一角聊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采访的机会，便打开袖珍录音机开始提问。 他们问：考察至今，觉得欧洲有哪一些方面最值得中国学习？我说，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脱了很多课，初一看是科学技术上的课，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课。这事说来话长，但这一路上给我们直观感受最深的是两点，一是在欧洲，传统文化与创新精神并行不悖，共臻极致；二是在欧洲，个体自由和互相尊重并行不悖，形成公德。相比之下，真不知道我们中国为什么总是把这些对应性文化范畴看成你死我活的对头，结果两败俱伤。这一伤，几乎伤及了所有的文化人，使他们全都充满了沉重的失败感和悲剧感。 对此我们找了不少原因，然后一起感慨：要在这些方面追赶欧洲，将是长期的事情，焦急不得。 “那么，可以被快速仿效的有哪些事情？能举出一件吗？”他们问。 “旅游。”我回答，“不仅自己外出旅游，而且欢迎别人到自己的地域来旅游。众目睽睽的流动性注意力是一所最好的学校，足以使山河重整、人格再造。” 我的这个说法使他们有点吃惊。“旅游？”他们疑惑地重复着。 于是我们就这个问题讨论起来。 这些年，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讶异地发现，他们成本最低、升值最快的稳定收入，居然不是那些名震全球的飞机、汽车、时装、葡萄酒制造业、海洋航运业、矿产开采业，而是旅游业；与此同时，一些最贫困的国家百业凋敝，也是靠旅游业在支撑着国民经济。贫富两极都是如此，中间状态的国家当然也差不多。在欧洲，尽管人口密度不高，但到处都是浩浩荡荡的旅游者队伍。连老人们对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最重要的一项也是旅游，而欧洲之外的老人，则把欧洲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原来在国内，已经觉得外国人来了不少，但那是与过去比。到国外系统地考察一圈，才知道中国还远没有成为国际旅游的热门地带。然而几乎所有的旅游从业人员都知道，各国游客最向往、因此也最有旅游潜力的地方就是中国。联合国有关研究部门也已发布了这样的预测结论，说中国必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旅游终点国，而中国人外出旅游的数量也将非常可观。 那么，目前中国的障碍在哪里呢？ 首先是观念障碍。虽然中国古人提出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原则，但那只适合太平盛世的读书人。在中国古代，太平盛世不多，读书人数量很少，愿意摆脱科举诱惑而跋涉旷野的读书人更是少而又少。因此，在多数中国人心中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安土重迁”的封闭观念。中国文化的理想一脉，是老子所说的“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这种境界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又有生动描述，传播广远。作为这些观念的实际成果，中国历代“超稳定”的社会生活，确实不主张与外部世界热情交往，不倡导离家乡族宗独自出行。这种观念到现代有了不少突破，但旅游这个概念仍然难于堂皇立足，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游山玩水”终究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消极命题。近年来由于看中旅游对国内消费的拉动，对劳动力市场的缓释，实行了明智的长假期制度，但这还只是一个权宜性的经济策略，尚未冲击整体文化心态。 由于观念的障碍，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其他障碍，使中国旅游业还处于比较幼稚的起步阶段。例如，在真实的风景胜地营造虚拟的主题公园，在文化遗迹现场设置现代游乐场所，全然本末倒置、买椟还珠。很多人把旅游看成一种被刻意指定的造作行为，不相信自然状态的城镇、乡村、海滩是上佳的游观对象。 这便与欧洲产生了明显的对比。在欧洲，旅游的概念拓得很宽，即使是那些不发达国家，很多普通家庭都有接待外国旅客的能力，大量寻常道路都有完全符合国际规范的路标、加油站、咖啡馆和厕所。 说到厕所大家都笑了。这确实是一个最琐碎又最重要的标志，很多国际旅客产生“不安全感”，不是由于土匪盗贼，而是由于厕所。我曾听不少到过中国的欧洲旅客说，中国现在星级饭店的设备超过外国同一等级，公路交通也畅达无碍，最让外国旅客却步的因素，就是沿途厕所。他们不理解，在劳动力非常丰裕、管理权力比较有效的中国，为什么一直做不好这件小事呢？ 他们的问题也是我的苦恼。几年前，日本nhk电视台直播我和他们的一群汉学家考察从重庆到宜昌一段的长江，几天后直播结束上岸，我陪一大群日本学者、艺术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驱车从宜昌到武汉，一路上遇到的厕所问题，几乎把几天直播所形成的愉悦气氛完全抵消。 中国人历来好客，即便在贫困年代也会尽力把外宾的衣食住行收拾妥帖，但他们无法想像，自己的日常生活场所也可能是人家的游观对象。说到底这还是出于对旅游的误解。当他们终于明白，一个旅游大国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客人自由的脚步，那么，他们的待客之道也就变成了待己之道，因为惟一的办法是改变整体生态。 这也正是我们对中国的旅游业抱有厚望的原因。即便仅仅为了发展旅游，华夏大地也会被整治得更加像模像样。 2 以尼斯为中心，西起戛纳，东至摩纳哥，是世界闻名的“蓝色海岸”度假胜地。 风景好、气候好，固然是客观条件，但还不足以成为胜地。按照我们的习惯观念，接下来的条件一定是历史古迹了，如果没有也要从传说故事中拼凑，但无论是尼斯、戛纳还是摩纳哥，几乎都没有什么历史古迹。 “蓝色海岸”作为度假胜地的最早起点，是一八三四年。一位叫布鲁厄姆的英国勋爵途经此处去意大利，不巧因霍乱流行边界封锁，只能滞留于当时还只是一个渔村的戛纳，滞留期间他惊喜地发现此地风景宜人，决定建造别墅。他的这个戏剧性决定引起了英国上层社会的好奇，大家随之而来，都没有失望。后来连维多利亚女皇也来了，那就引起轰动，这一带一时名震欧洲，成了上层社会竞相购地建筑别墅的所在。于是公共设施也逐渐完善起来，在整体吸引力上形成良性循环。 可见，此间作为旅游胜地，基础是风景气候，而关键则是现代高层度假生态的构建。 这种高层度假生态一旦构建，又成为自然风景之外的第二景观。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无奈于一种可恼的逆反逻辑：风景名胜中缺少生活方便，而生活方便处则缺少自然景观。山陬海隅的高层度假生态改变了这种逆反逻辑，营造了人与自然在生活状态上的相悦相欢。因此，这种生活状态也就具备了观赏价值。今天到“蓝色海岸”游观的旅人，目光总是兼及两边，一边是浩瀚无际的地中海，一边是多彩多姿的别墅群，真可谓在领略一种“人化自然”。 站在“蓝色海岸”，我们还会对历史古迹在旅游中的地位，产生更达观的想法。 黑格尔在《美学》中反复强调，并不是一切历史事件都能成为艺术题材，连历史学家也不会到剧场中研究历史，更不要说一般观众了。同样的道理，多数游人也不会把旅行当作考古行为。中国文化界历来重苦涩而轻愉悦，因此对自然景物也注重于文化学术层面，而不屑分解它们的审美享受功能，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大好河山永远让它们承载历史太劳累了，应该让它们轻松一点、浅显一点。 我认为判断一个历史古迹是否具备普遍游观价值，除了审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外，还要看三个附带性条件： 一，有没有具备令人一振的外观形象； 二，有没有留下精彩而又著名的诗文记述； 三，能不能引起具体而又传奇的生态联想。 第一条关及旅游美学的起点和终点，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条是寻找文化扶手，投靠审美范式，也为常人所必需；第三条最复杂，需要解释几句。 生态联想实际上是一种“移情”，但必须具体，有实物参证。古战场也能引起人们联想，但大多很不具体，缺少实物参证，容易流入概念化的虚泛，因此，除了特例，很少有游人光顾。但是一座古堡或一所监狱可能就不同了，有地形可以审视，有阶梯可以攀爬，有老窗可以张望，有纪录可以查阅，结果身处其间，便能产生对当年堡主生活的诸般遐思。 一般的考古发掘现场、繁杂的所谓名人故居，大多缺少外观吸引力和特殊的生态联想，因此除了特定的文化旅行者之外，不能对它们的普遍游观价值抱太大的希望。 3 洛桑不大，但有两个单位比较重要。第一个谁都知道，国际奥委会总部；第二个知道的人不多，那就是世界上第一所旅馆管理学校。我对这个学校很有兴趣，因为它悄悄地支撑住了一个现代世界的巨大行业，意义未必下于奥林匹克运动。它鼓励和组织亿万不是运动员的民众在赛场之外行走、爬山、游泳、滑雪，而且势头很猛，必将成为新世纪的普及行为，直指人类的整体健康。 瑞士成为世界旅游事业的主要推动者，我看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源贫乏，强国相邻，能为强大的邻居们提供的，除了雇佣军，就是山水之胜。当决定不再输出雇佣军之后，只剩下了山水；二是早早的中立使这儿显得安全和安静，可以为别人在战乱的疲惫中提供轻松和休息；三是拜伦、雨果等文人的来访和传扬，使广大崇拜他们的读者转化成了旅游者…… ——显而易见还需要增加一个技术性条件，而这个条件果然很快出现了，那就是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旅馆管理人员。这批管理人员的母校，就是洛桑旅馆管理学校。 它已开办了一百多年，在几十年间一直居于世界唯一的地位，三十年代出现了七十几所同类学校，现在则有三千多所，但公认最好的还是它。我看到希尔顿酒店系统总裁说的一句话：“在现今这个领域，拥有洛桑就拥有资本。” 学校并不大，严格说来，也不算美。世上很多专业枯燥的学校都已拥有了山坡、河流，甚至湖泊，相比之下，这所全球至尊的旅游学校未免太简陋了。但细细一想也对，正因为它要驰骋天下山河，当然不必把一些小山小水收纳到院子里来了，这正像，历史学家的书房里不必开辟一个蜡像馆。 这所学校的宗旨是为旅行者提供最合意的居所，也可以说是为寻找“惊人之美”的人们提供“宜人之美”。“惊人之美”乃天地造化，人力无奈，而“宜人之美”必须经过人们的悉心打理。要使这种打理成功有效，又必须制定一系列能使各色人等普遍喜悦的标准，对从业人员进行训练，这便是洛桑的使命。 一旦进入训练就会明白，虽然从道理上说美丑的对峙壁垒森严，它们在接壤处的分界却颤若游丝、晃动不定。大美大丑起之于小美小丑，而对小美小丑的分辨却十分困难，需要有慧眼来引领，有程序来规范。 如果没有这样的训练，人们的旅行过程必将遭遇大量的不适和丑恶，那么，除了冒险家和诗人，还会有多少人投入到旅行过程中来？ 世上有很多美景人迹罕至，原因之一，便是缺少一个安全、舒适的呵护系统，缺少一条宜人的旅行路线。 但是，到了洛桑就明白，我们有可能改变这种状态。只要用心用力，世间的任何地域都有可能给任何人群带来欢快。 于是，一门专业训练，也就接通了一种崇高的人文理想。 我想，在洛桑整理一下由旅游而伸发的人文理想十分合适，便长时间地坐在这所学校的草坡间出神—— 让人和自然更亲密地贴近，让个体在辽阔的天地中更愉悦地舒展，让更多的年轻人在遭遇人生坎坷前先把世界探询一过，让更多的老年人能以无疆无界的巡游来与世界作一次壮阔的挥别，让不同的文化群落在脚步间交融，让历史的怨恨在互访间和解，让我们的路口天天出现陌生的笑脸，让我们的眼睛获得实证地理课和历史课的机会，让深山美景不再独自迟暮，让书斋玄思能与荒草断碑对应起来…… 那么，被我们一贯看轻的旅游事业，也真正称得上宏伟。 河畔聚会 1 一路行来，最健全的城市还是巴黎。 它几乎具有别的城市的一切优点和缺点，而且把它们一起放大，推向极致。你可以一次次赞叹，一次次皱眉，最后还会想起波德莱尔的诗句：“万恶之都，我爱你！” 正像我们抡起一拳擂到朋友肩上：“这个坏蛋，真想你！” 它高傲，但它宽容，高傲是宽容的资本。相比之下，有不少城市因高傲而作茧自缚，冷眼傲世，少了那份热情；而更多的城市则因宽容而扩充了污浊，鼓励了庸俗，降低了等级，少了那份轩昂。一个人可以不热情、不轩昂，一座城市却不可。这就像一头动物体形大了，就需要有一种基本的支撑力，既不能失血，又不能断骨，否则就会瘫成一堆，再也无法爬起。热情是城市之血，轩昂是城市之骨。难得它，巴黎，气血饱满，骨肉匀停。 它悠闲，但它努力，因此悠闲得神采奕奕。相比之下，世上有不少城市因闲散而长期无所作为，连外来游人也跟着它们困倦起来；而更多的城市尤其是亚洲的城市则因忙碌奔波而神不守舍，失去了只有在暮秋的静晤中才能展现的韵味。巴黎正好，又闲又忙，不闲不忙。在这样的城市里多住一阵，连生命也会变得自在起来。 2 巴黎的种种优点，得力于它最根本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它的聚合能力。不是财富的聚合，而是人的聚合，文化的聚合，审美气氛的聚合。 唯聚合，能使它开通、高迈；唯聚合，能使它辐射、发散。但与世界上别的大聚大散的城市不同，巴黎更看重聚散过程中的选取和沉积，最终沉积成人文意义上的自得和固执，成为下一轮聚散的起点。 法国人，从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到一般市民，都喜欢热闹，喜欢显示，喜欢交汇，喜欢交汇时神采飞扬的前呼后拥，喜欢交汇后长留记忆的凝固和雕铸。结果，不管在哪儿发了横财，立了功业，得了名声，都想到巴黎来展现一下，最好是挤到塞纳河边。 挤到塞纳河边，一是因为环境好，有景致、有格调；二是因为视角多，便于瞻仰和传扬，包括在塞纳河的游艇上一一指认、静静观赏；三是因为底子厚，已经有那么多巨人名迹蹲在那里，谁能挤进去就能与他们平起平坐、隔代对话。 这情景，我觉得是法国贵族沙龙的扩大。当年朗贝尔侯爵夫人和曼恩公爵夫人的沙龙，便是一种雅人高士争相跻入的聚会，既有格调享受，又有名位效应，又有高层对话。马车铃声一次次响起，一个个连我们都会一见脸就知道名字的文化巨人从凄风苦雨中推门而入。女主人美丽而聪明，轻轻捡起贵族世家的旧柴禾，去加添法兰西文明的新温度。 塞纳河畔的沙龙没有这般温馨，而是一种体量庞大的奇迹般凝冻。圣母院、卢浮宫、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都是这个沙龙的参加者，因而连路易王朝每一位君主的在天之灵包括那个最爱出风头的路易十四也没有资格充当主持人。正当巴黎人心中有谱口中难言之际，从遥远的海岛传来一个声音： 我愿躺在塞纳河边，躺在我如此爱过的法兰西人民中间…… 柔情万种的巴黎人哪里受得住这种呼喊？他们千方百计地把呼喊者遗体从海岛运回塞纳河边，而他一旦住下，这个大沙龙不会再有第二个主人。 3 既然已经挤成了国际景观，巴黎人一边自豪一边也挑剔起来，挑剔是自豪的延伸。 当年埃菲尔铁塔刚刚建造，莫泊桑、大仲马等一批作家带头怒吼，领着市民签名反对，说这个高高的铁家伙是在给巴黎毁容。这相当于沙龙聚会的参加者受不住新挤进来一个高瘦伶仃的胄甲人。 想想也有道理，聚会讲究格调和谐，当埃菲尔铁塔还没有被巴黎习惯的时候，无论在造型还是在材质上都显得莽撞和陌生。后来也佩服它偏赖着不走，简直有一点中国青皮的韧性，一会儿说是世界博览会要请它做标志，一会儿说是战争需要它发射电波，磨来磨去找借口，时间一长竟被巴黎人看顺眼了。 它刚顺眼又来了新的怪客，蓬皮杜艺术中心。揭幕那天巴黎人全然傻眼，这分明是一座还没有完工的化工厂，就这么露筋裸骨地站着啦？从此哪里还会有巴黎的端庄！ 接下来的是卢浮宫前贝聿铭先生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当时竟有那么多报刊断言，如果收留了这个既难看又好笑的怪物，将是卢浮宫的羞辱、巴黎的灾难。 那么多巴黎人，全都自发地成了塞纳河畔这场聚会的遴选委员会成员，其情感强烈程度，甚至超过政党选举。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城市很少看到。 对此，我们有不少切身感受。 昨天下午，我们在卢浮宫背面的地铁站入口处拍摄，因为今年是巴黎地铁的百年纪念，正好做一个节目。两位文质彬彬的先生，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一直看着我们，最后终于走过来，问清了我们的国籍，然后诚恳地说：“我们是巴黎的普通市民，恳求你们，不要再拍什么地铁了，应该让中国观众欣赏一个古典的巴黎。” 我们笑着说：“地铁也已经成了古典，今年是它百岁大寿。” 他们说：“中国应该知道一百年是一个小数字，巴黎也知道。” 这时，我们请的一位当地翻译走了过来，告诉我们，巴黎有很多这样的市民，爱巴黎爱得没了边，有机会就在街上晃悠，活像一个市长，就怕外来人看错了巴黎，说歪了巴黎。 我觉得这样的人太可爱又太多事，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便通过这位翻译与他们胡聊起来。我说：“你们所说的古典我们早拍了，就是漏了雨果小说中最让人神往的一个秘密角落。” 这下他们来劲了，问：“巴黎圣母院？” 我笑了，说：“这怎么会漏？第一天就去拍摄了。我说的是，巴黎的下水道。那么多惊险的追逐竟然在市民脚下暗暗进行，真有味道。” 他们说：“其实只要办一点手续，也能拍，下水道的口子就在塞纳河的沿边，很大。” 我说：“现在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下水道的设计师，据说他们早就预见到巴黎地下会有一个更大的工程，竟然留出了空间。一百年前，建造地铁的勘探师们一到地下便感佩万分。” 他们有点奇怪：“你们中国人连这也知道？” 我说：“这将是我们今天拍的片子的开场白。” 这么一来他们当然也不劝阻我们了。 我想这就是我们一路见到的各种痴迷者中的一种。迷狗、迷猫、迷手表、迷邮票、迷钥匙挂件、迷老式照相机，他们两位迷得大一点，迷巴黎。 但是他们没有走火入魔，一旦沟通便立即放松，这历来是巴黎人的优点，所以塞纳河畔的聚会兼收并蓄，绝不偏执。那些对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贝聿铭金字塔曾经竭力抵拒过的市民，在嘲讽对象的时候也没有失去自嘲能力。他们不像我们常见的那些批评家，批评言论越激烈越不敢正面接触批评对象，而是坦诚得多，越是不习惯越是要去多看，终于在某一天黄昏，他们暗自笑了，不再嘲讽对象而开始嘲讽自己。 因此不妨说，真正在塞纳河畔聚会的，是一代代巴黎市民的集体心理。 4 这种聚会也有毛病。 在塞纳河畔，聚会得最紧密的地方，大概要数卢浮宫博物馆了吧，我已去过多次，每次总想，这种超大规模的聚会，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保管也许是好事，对展现则未必；对观众也许是好事，对作品则未必；对几件罕世珍品也许是好事，对其他作品则未必。 这虽然是说博物馆，却有广泛的象征意义，不妨多说几句。 卢浮宫有展品四十万件，色色都是精品杰作，否则进不了这个世界顶级博物馆的高门槛。但是，各国游客中的大多数，到这里主要是看三个女人：维纳斯、蒙娜丽莎、胜利女神。宫内很多路口，也专为她们标明了所在方位，以免万里而来，眼花缭乱，未见主角。 这并不错，却对四十万件其他杰作产生很大的不公平。维纳斯站在一条长廊深处，一排排其他杰作几乎成了她的仪仗；蒙娜丽莎在一个展室里贴壁而笑，有透明罩盖卫护，又站着警卫，室内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杰作，也都上得了美术史，此刻也都收编为她的警卫。 像维纳斯、蒙娜丽莎这样的作品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光芒，能把周围的一切全然罩住。周围的那些作品，如果单独出现在某个地方，不知有多少人围转沉吟，流连忘返，但挤到了这儿，即便再细心的参观者也只能在离开前匆匆投注一个礼貌而抱歉的目光。 胜利女神的残雕也算是备受尊崇了，雄踞在一个楼梯的平台上，但从她所展现的冲天气势，这个地方仍然太小。可见，连主角也受到了委屈。 艺术家已死，他们的作品还活着，而且活到了卢浮宫，这是他们的成功，但他们无法想像，那么多杰作活在一起，相当于几千年来无数个历史名人全都活着，挤在一个屋顶下争奇斗艳、唇枪舌剑，如何了得。 由此我想，这种超大规模的聚会得不偿失。当年世界各地兵荒马乱，由一些大型博物馆来收藏流散的文物也算是一件好事；这事又与战争的目的、国家的强弱连在一起，例如拿破仑打到意大利后把很多文物搬到了巴黎，引起意大利人最深刻的痛苦，这又成了一件坏事。时至今日，这些好事和坏事都失去了依据。很多地方有能力保存自己的文物了，那又何必以高度集中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早已过时的权力象征？ 记得去西班牙、葡萄牙一些不大的古城，为了参观据说是全城最珍贵的文物，我们转弯抹角地辛苦寻找，最后见到了，才发现是三流作品。为什么不让这些城市重新拥有几件现在被征集到国家博物馆里的一些真正杰作呢？当那些杰作离开了这些城市，城市失去了灵魂，杰作也失去了空间，两败俱伤。这事在我们中国也值得注意，与其集中收藏不如分散收藏，让中华大地处处都有东西可看，而不是只在某个大型博物馆里看得头昏目眩、腰痰背疼。 文物是如此，别的也是如此。超大规模的高浓度聚集，一般总是弊多利少，不宜轻试。 5 卢浮宫已经如此让人无奈，其实它只是塞纳河畔的一个建筑而已，跨出门来，面对的是更大规模的聚会。任何人的精力都非常有限，该如何消受？ 即便聚会到这种程度，也还有缺失，而且是重要缺失。 那就是，热闹的巴黎，不容易找到十八世纪。 凡尔赛宫竣工于一六八九年，路易十四把王宫迁到凡尔赛宫后，卢浮宫的建造工程也随即停止，也就是说，这两个宫苑都属于十七世纪。后来拿破仑下令扩建卢浮宫，则是十九世纪的事了。 凯旋门和艾菲尔铁塔都建于十九世纪。协和广场倒是与十八世纪有关，但它的定型在十九世纪，尤其是作为广场主要标志的埃及方尖碑，是一八三一年从卢克索搬来的。 巴黎圣母院早在十四世纪就造成了，后来有过两次大整修，一次是十七世纪，一次是十九世纪，都避过了十八世纪。 于是，我们走在失去了十八世纪的巴黎。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法国的最高荣誉理应属于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像是滔滔激流，十七世纪是它的左岸，十九世纪是它的右岸。左岸上，路易十四穷奢极侈，大兴土木，都留下来了；右岸上，经十八世纪的冲击而巍然成型的土地上站立起一个拿破仑，也留下了种种遗迹。结果，难于寻找的恰恰是激流本身。轰鸣声早已远去，河床上一片空寂。 这个找不到的激流，就是启蒙运动。 路易十四一死，原先积聚在专制王权下沉默的理性力量开始释放。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相继发言，法国的注意力渐渐向他们集中，欧洲的注意力渐渐向法国集中。终于，等来了一七八九年八月的那个《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与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德国哲学家相比，法国哲学家缺少体系化的严谨，甚至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们更直接地面对社会现实，更切身地投入历史过程，更有效地呼唤广大民众，于是随之而来也就承担更大的名声，遭受更多的麻烦，经历更险的风浪。他们以人类的进步为信仰，以科学理性为武器，切切实实地开拓社会正义和自由宽容的空间，反对特权、蒙昧、迷信，真可谓振聋发聩，深入人心。 他们不是由理性而走向抽象思辨，而是走向全社会的思维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制订。就学术文化而言，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他们首先选择了道义责任。正因为如此，法国的学术文化有一种令人陶醉的体温。 体温无形无质，却复苏了一个时代；体温无法在塞纳河边留下建筑、大道、碑石，却改变了在那里流连的所有法国人的笑容、眼光和步态。 这也可以说，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凝聚，也无法凝聚。 我们这次旅行，就是为了寻找景物背后这种没有凝聚成实体的精神。这也是我以前在国内旅行时的目标，整整十五年，边走边伸手探摸，常常大喜过望，因为我触摸到了远处传来的体温，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灰烬堆中摸到了历史远处的余温。 这里所说的“远处”，很可能是指时间，也可能是指空间。从空间“远处”传到中国来的体温，几乎有一半来自法国，来自巴黎。 既然巴黎的体温已经迢迢万里通达中国，它又怎么在乎在塞纳河畔冰冷的石头建筑群中缺少造型？但我们中国旅人心里明白，最重要的恰恰是缺席者。 正也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悬念落地 咖啡馆在一条热闹大街的岔路口，有一个玻璃门棚。玻璃门棚中的座位最抢手，因为在那里抬头可见蓝天高楼，低头可见热闹街景，一杯咖啡在手，更能领略目光收纵间的浓洌和安逸。里屋就有不同，满目净是邻座顾客，对谁都不便直视细看，只能扫过几眼，把目光放虚，若有所思，无聪无明。为此，玻璃门棚中的座位往往要比里屋贵一些。今天玻璃门棚正在修理，中间放着架梯，有两位工人在爬上爬下忙碌。因此，只得侧身穿过，进入里屋。 里屋人头济济，浓香阵阵，多数人独个儿边看报纸边喝咖啡，少数人在交谈，声音放得很轻。因此，坐了那么多人，不觉得闹心。 进门左首有一个弯转的小楼梯，可上二楼。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在二楼，因此走楼梯。楼梯沿壁贴着一些画，看了便心中嘀咕，贴了多久了？他们有没有看过？ 上楼，见一间不大的咖啡室，二三十平方米吧，已坐着八位客人。问侍者，弄清了他们常坐的座位，居然正好空着，便惊喜坐下，接过单子点咖啡。咖啡很快上来，移杯近鼻，满意一笑，然后举目四顾，静静打量。 窗外树叶阳光，从未改变，室内沙发几桌，也是原样。突然后悔，刚才点咖啡时忘了先问侍者，他们常点哪一种，然后跟着点，与他们同享一种香味。 我说的他们，是萨特和波娃。 那么这家咖啡馆，也就是德弗罗朗咖啡馆（cafedeflo e）了。一切萨特研究者都知道，巴黎市民都知道。 今天，我来索解一个悬念。 早就知道萨特、波娃常在这家咖啡馆活动。原以为是约一些朋友聚会和讨论，后来知道，他们也在这里写作，不少名著就是在咖啡馆写出来的。 既然是萨特写作的地方，咖啡馆里一定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单间吧？但是法国朋友说，没有，就是一般的咖啡座。 这就让我奇怪了。一般的咖啡座人来人往，很不安静，能写作吗？萨特很早成名，多少人认识他，坐在这样的公共场所，能不打招呼吗？打了招呼能不一起坐坐、聊聊吗？总之，名人、名街、名店撞在一起，能出得来名著吗？ 另外，一个连带的问题是，即使咖啡馆里可以不受干扰，总比不上家里吧？家里有更多的空间和图书资料，不是更便于思考和写作吗？像萨特这样的一代学者、作家，居住环境优裕舒适，为什么每天都要挤到一张小小的咖啡桌上来呢？ 这么多问号的终点，就是这个座位。在法国，这样一家出了名的店铺就基本不会再去改建、重装了，总是努力保持原样，保持它昔日的气氛，这为我寻找答案带来了便利。 这时，其他几个伙伴也赶到了，他们带来了摄像设备，准备好好地拍摄一下这个“萨特工作室”。导演刘璐、节目主持人温迪雅也来了，决定请温迪雅对我做一个采访性的谈话节目，这儿成了采访现场。 拍摄谈话节目需要有两台摄像机，当然也就要有两名摄像师，又要有人布光、录音，算起来一共要挤上来七八个人。本来房间就小，已经坐了八位客人，再加七八位，自然气氛大变。这倒罢了，问题是，这七八个伙伴要找电源插头、拉电线、打强光灯、移桌子、推镜头、下命令、做手势……简直是乱成一团，当然，还要温迪雅在镜头前介绍这个现场，还有我关于萨特的谈话。 我想，今天这个房间算是彻底被我们糟蹋了。最抱歉的是那八位先我们而来的客人，他们无异突然遭灾，只能换地方了。临时找不到一个懂法语的人向他们说明情况，我只能在座位上用目光向他们致歉，但是，让我吃惊的情景出现了—— 居然，他们没有一个在注意我们，连眼角也没有扫一下。空间那么狭小，距离那么接近，但对他们而言，我们好像是隐身人，对我们而言，他们倒成了隐身人，两不相干。 我不由得重新打量这些不受干扰的人。 从楼梯口数起，第一个桌子是两个中年男子，他们一直在讨论一份设计图，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在图纸上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换过来了，站着的坐下了，坐着的站了起来，又弯腰在图纸上修改； 往里走，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靠窗而坐，正在看书，桌上还放着一本，打开着。她看看这本，放下，再看那本，不断轮替，也显得十分忙碌； 再往里就是我们对面了，三位先生，我一看便知，一位是导演，一位是编剧，一位是设计，桌上放着剧本、设计图和一叠照片。导演络腮胡子，是谈话的中心，有点像印第安人。他们似乎陷入了一种苦恼，还没有想出好办法； 转弯，还有几个座位，那里有一对年纪较轻的夫妻，或者是情人，在共同写着什么。先是男的写，女的微笑着在对面看，看着看着走到了男的背后，手搭在他肩上，再看。她讲了什么话，男的便站起来，让她坐下，请她写。她握笔凝思，就在这一刻，她似乎发现了我们，略有惊讶，看了一眼，便低头去写了。 重数一遍，不错，一共八人，不仅丝毫没受到我们干扰，甚至我们要干扰也干扰不进。他们的神态是，异香巨臭，无所闻也，山崩河溢，无所见也。但他们不聋不盲，不愚不痴，侍者给他们加咖啡，总是立即敏感，谢得及时，眼神奕奕，面容雅静。 这种情景，我们太不熟悉。我对导演刘璐说，谈话节目请稍等片刻，我要想想。其实我哪里在想谈话。 我们早已习惯，不管站在何处，坐在哪里，首先察看周围形势，注意身边动静，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我们时刻准备着老友拍肩，朗声寒暄；我们时刻准备着躲避注视，劝阻噪音；我们甚至，准备着观看窗下无赖打斗，廊上明星作态，聊以解闷。因此，即使我们这批早已对拍摄现场失去兴奋的人也无法想像别人对拍摄现场的彻底漠然、视而不见、形若无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开始有点明白。也许，人们对周际环境的敏感，是另一些更大敏感的缩影。而这些更大的敏感，则来自个体无法自立的传统，来自对环境安全系数的较低估计。这事说来话长，但呈现方式却极具感性。 街边路头的平常景象是地域文化的深刻投影，越是平常越是深刻，今天就把我们自己也深刻在一种对比中了。 这八个人，自成四个气场，每个气场都是内向、自足的，因此就筑成了一圈圈的“墙”——这个比喻萨特用过，还曾以此命题一个作品，但含义有所不同。我们七八个人进来忙忙碌碌，其实也只是增加了一个气场而已。他们可以如此地不关顾别人的存在，其实恰恰是对别人存在状态的尊重。 尊重别人正在从事的工作的正当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别人工作的不可干扰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别人工作时必然会固守的文明底线，因此不作提防。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习惯成自然。 他们可以与陌生人在野外事故中互相救助，在公共场所互相招呼，却严守在各自的工作状态下互不关注。这确实与我们熟悉的许多人正恰相反，那些人无意于对别人的救助和招呼，却对人家的工作有超常的关注。 问题是，既然在咖啡馆自筑气场之墙，为什么不利用家里的自然之墙呢？ 其实，他们的气场之墙是半透明的。他们并不是对周围的一切无知无觉，只不过已经把这种知觉泛化，泛化为对热闹人世的领会，对城市神韵的把握。这种泛化的知觉构不成对他们的具体干扰，却对他们极其重要，无迹无形又有迹有形，几乎成了他们城市文化活动的前提和背景。 这里就出现了一种生态悖论：身居闹市而自辟宁静，固守自我而品尝尘嚣，无异众生而回归一己，保持高贵而融入人潮。 这种生态悖论早已成为一种公约和默契，因此也不必担忧市民来这里探访名家，形成围观。 但是，这种生态悖论又让我们联想到另一种与之完全倒逆的悖论。中国文人历来主张“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最讲独立，但是，虽散，却远远窥探，虽散，却单一趋同。法国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国文人即便迢迢千里、素昧平生，也要探隐索微、如数家珍。 想到这里，萨特和波娃经常来这里的理由已经明白。他们坐在这里时的神态和心情，与这八位客人如出一辙。于是，我悬念落地。 站起身来去上了一回厕所。厕所极小，只能容一个便器，墙上有一些涂画，我想萨特曾无数遍地辨认过。 从厕所出来，我对导演刘璐打个招呼，便对着镜头说：“今天这儿除了我们，还有八位客人，我想说一说他们的工作状态……” 有人提醒：“萨特！萨特！” 我说，我就是在讲萨特。 法国胃口 十五年前，在新加坡，我和一位现在很出名的旅法作家朋友从下榻的京华饭店步行很长的路去动物园游玩，一路听他在讲法国美食。后来还是在新加坡，当时在法国大使馆工作的陈瑞献先生请我到一家以马可·波罗命名的法国餐厅吃饭，但陈先生自己却已经只用素食，而为我点的法国餐食却格式完备、程序整饬。他原是一个有资格的美食家，闲坐在一旁慢悠悠地讲述着法国餐食的奥妙，这一切，是我在法国美食上的启蒙。 法国***在一九九〇年发动了一个“唤醒味觉运动”，而法国教育部也批准向小学生开设烹饪艺术的系列讲座，教师则需要接受高水准的烹饪专家的培训。这架势，无疑是以国家力量把传统的美食文化推到主流文化的层面上进行普及，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作为世界顶级的旅游大国，法国的学者们又在考察“烹饪遗产”的基础上设计了一条条以吃为主题的线路，使他们的美食文化进一步成为一种国际现象。 从历史看，罗马人战胜高卢（古代法兰西和周边地区），实在是把欧洲的胃口狠狠地撑大了。高卢人强蛮尚武，胃口之好把罗马人吓得不轻，而罗马那时已经讲究奢华的排场，于是把排场和胃口融为一体，后果不难想像。一切荒唐的构想都与吃连在一起了，有时宴会上推出的蛋糕之大，居然藏得下乐师、雕得出喷泉。十分壮观却十分粗蛮，那口味其实很难说得上。 在这里又要提到我以前在意大利仔细查访过的美第奇家族了。十六世纪这个家族与法国王室通婚，带来了佛罗伦萨的优秀厨艺，巴黎的饮食开始从排场上升到精致。巴黎人聪明，本来也早已厌倦了那种与口舌需要相去甚远的奢华吃喝场面，于是在佛罗伦萨厨师的启示下用心创造，很快就超过了老师，逐渐形成更讲究滋味和情调的法国美食。 当然胃口还是好，排场还是大，尤其在王室、贵族中更是如此，当时的高层厨艺主要也是为他们服务。例如那个路易十四，宫中为他安排饮食的多达三百多人，吃的时候各种亲信大臣围坐，看他用优雅的风度和规范的礼仪把大量的食品吞咽下去。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他一次吞咽的食物数量，简直难以置信，可称之为“非人的胃口”。明明是非人的胃口还表现出优雅，就便是法国宫廷贵族的作态。联想到慈禧太后用餐时也上百余道菜，但她只是就近拨几筷罢了。明明不吃还天天照上，这就是中国式的排场。两种排场都令人腻烦。 路易十六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之后，居然还当场吃下了六块炸肉排、半只鸡、一堆鸡蛋，胃口好得真可谓“死而后已”了。 对于太好的胃口，美食文化其实有点浪费。法国路易王朝的诸位皇帝胃口如此之好，低层美食家会欣喜，高层美食家则会叹息。一顿吃得下那么多东西，哪里还会细细品尝呢？不会品尝，就无所谓美食。胃口差一点的皇帝可能会品尝一下，但也不一定，因为品尝是比较，他们缺少比较坐标，后来也失去了比较敏感。 我想这事在中国也差不多。王宫的餐桌豪华、丰富，却没有什么好吃的。厨师们知道皇帝不懂品尝，多年下来他们的烹调手艺也退化了。因此，现在有些餐厅为了招徕顾客，冒皇家命名，编皇厨故事，其实是太谦虚了，皇家、皇厨哪有你们做得好？如果真是皇家、皇厨，内行就不进去，免得联想到在太监环视下味同嚼蜡的可怜皇帝。 法国美食的兴起，倒是要感谢革命。那场革命使王室贵族失去了特权，随之也使大量厨师失去了工作，只能走向社会，开起店来。在这之前，法国民间也像中国古代，有一些行旅中的小酒馆和点心铺罢了。 厨师们原以为走出宫廷将面对一个杂乱无章的低俗世界，谁知真的出来后情况要好得多。在餐饮市场上，竞争到最后都变成了厨师的竞争，他们被老板们抢来抢去，地位和报酬大大提高。时间一长，自我感觉也越来越好，再也不必像在宫廷里那样低眉顺眼、唯唯诺诺。厨师中有些人还动笔写作，把烹饪经验上升到哲学和艺术，坚信自己与罗丹、德彪西不相上下，与萨特、毕加索只在伯仲之间。 书写了一本又一本，放在书架上一看也真说得上卷帙浩繁。中国很多学人总是把“文化”二字局限在书籍范畴之内，因此根本不承认美食可成为文化，饮茶可成为文化，甚至连电视算不算文化也深表怀疑，我觉得他们是在欺侮中国的实践者不大写书这个毛病。如果到法国看一看，一个厨师的个人文集排列得如经典著作，随手一翻居然也有大量图表、引文、注释、实例、归纳，看我们的学人再如何来否认美食文化。 其实即便在文化上，这些厨师的著作也比很多学者的书籍更合乎国际通例，因为他们不是只考证前辈遗产，而一定以自己的创造和见解为阐述主干。创造开始于每天早晨在菜市场里的精挑细拣，非常实在；见解又突破经验性的范畴，上升到普遍的人生境界。 这样的厨师往往非常骄傲，每天只为高层鉴赏者做一点创造，而不愿理会在他们看来够不上等级的顾客。所谓够不上等级，在法国并不一定是指财富标准，相反，很可能是指那些现代富豪，这些顾客居然向这样的餐厅要美国的可口可乐，或者点菜的搭配一片混乱，没有章法。 法国厨师的骄傲有时还表现为一种极端化的“专业名节”。在某个重要宴会上失手做坏了一个菜，或者在美食家的品评中被降低了等级，他们愿意杀身谢罪。这样的悲剧确实发生过，真可以把那种似乎浑身名节却又只知趋利避害的文化人比得哑口无言。但在我看来，法国厨师的这种“专业名节”，只是由过度骄傲所造成的过度脆弱。 在这方面，中国厨师“皮实”得多，他们有些已经名声不低，却囿于文化水平几乎不作著述，也不会把自己看成什么艺术家或哲学家。缺少创新是他们的缺点，但美食毕竟不同于科技，依赖的是深厚的生态基座而不是日新月异的创造发明。法国厨师和中国厨师如果能在各自的行为方式上作一些调节互补，就好了。 法国美食的高度发展，与法国文化的质感取向有关，对此我十分钦佩。质感而不低俗，高雅而不抽象，把万般诗书沉淀为衣食住行、举手投足，再由日常生态来反视文化，校正文化，这种温暖的循环圈令人陶醉。 然而法国人在美好的事情上容易失控，缺少收敛。连一些著名的文化人也有惊人的好胃口，而且愿意在书中大谈特谈。谈得特别来劲的有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大仲马、福楼拜、左拉，而胃口最大的，可能是巴尔扎克和雨果。其实文人胃口好，很可能是世界通例，记得以前在学校聚餐，总发现老教授们的那几桌很快就风卷残云，而工人的那几桌反而期期艾艾。但中国的文人可以谈美食而不愿意夸自己的胃口，似乎有什么障碍，没有法国文人坦率。 在我看来，只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法国朋友的注意，那就是他们每天在吃的问题上花费的时间实在太长。法国很多餐馆，上菜速度极慢，让人等得天荒地老，这几乎成了我们在法国期间不得不经常放弃法国美食的主要原因。但所有的法国朋友好像都没有我们这么心急，只要在餐馆里一落座就全然切断了时间概念。这当然也算是一种悠闲的享受，但据可靠统计，法国人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间远远少于美国人，时间被吃饭吃掉了。 也正由于此，以前被那些著名厨师深恶痛绝的美国快餐，渐渐受到了法国年轻一代的欢迎，到正规餐厅要一听可口可乐，也已经不至于遭到被驱逐的难堪。 时间原则、经济原则和随意原则成了下一代的生命原则，需要反省自问的也许倒是法国美食的古典原则。 马赛鱼汤 马赛鱼汤徒有虚名。 马赛鱼汤的正式名称应该叫普罗旺斯鱼汤，读到过太多的赞誉文章。有人说这鱼汤是马赛第一美食；有人说马赛没有太多名胜古迹，幸好还有这鱼汤；有人说不管走多远的路，来马赛喝口鱼汤都值得。 这些称赞都见之于文字，有法国人自己说的，有外国人说的，还能不相信吗？如果这种“第一美食”的说法产生于别的国家，还有迟疑的余地，而法国是堂堂美食大国！于是憋足了劲，就等着到马赛喝普罗旺斯鱼汤。在戛纳时伙伴们听说当地一座海边山头的鱼汤不错，摸着去喝了，回来喷啧称美，我却不去，心想喝鱼汤只到马赛，哪能先让戛纳喧宾夺主？ 到马赛后到处打听，哪一家普罗旺斯鱼汤最正宗。因为马赛这座城市比较杂乱，饮食行业良莠并存，坑害顾客的事情时有发生。经反复查证核对，知道老港附近一家最好，而且很快在两本当地餐饮指南中得到了印证，于是二话不说，预先订座，全体赶去。 这家餐厅面对港口，坐在座位上就可看到桅樯林立、海浪闪耀，渔船上还在忙着卸落刚刚捕捞的海鲜，岸边渔市热闹。我们一看，对于鱼汤的新鲜，是可以彻底放心了。 鱼汤上得很快，先是一桌一大海碗，由服务员一勺勺分到每人的浅盆上。汤呈浑褐色，趁着热气先进一口，便立即皱起了眉。不能说难吃，但又腥又咸，是一种平庸的口味，以前在海边一些贫困的农家可以喝到。我喜欢吃鱼，不怕腥，但对这种完全不作调理的腥，还是不敢恭维。 第二道是正菜，其实与第一道汤出于同锅，只不过把熬汤的实物盛起来罢了。样子不错，红色的是小龙虾，黑色的是蛤蜊壳，白色的是鱼肉，三两块黄色是土豆，与汤合成一盆，一人一份。先喝一口汤，与头道汤完全相同，于是吃实物。小龙虾肉要剔出来十分费事，终于剔出，小小一条，两口咽下，不觉鲜美。然后吃鱼，一上口才发现又老又柴，原来这些水产在一个大锅里不知熬了多久，鱼怎么经得起这样熬呢？只得叹一口气，夹一块土豆，揪半片面包入口，算是用完了马赛鱼汤。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法国美食并无虚假，但由于主流美食过于讲究，过于精致，过于排场，又过于普及，产生了对民间土俗饮食的逆反式张扬。从资料上看，原来当地渔民出海捕鱼时，妻子习惯于把这两天卖剩的杂碎鱼虾煮在一锅等丈夫回来喝，这就是马赛的普罗旺斯鱼汤。此间情景，温馨感人，而杂碎鱼虾一锅煮确实也有一种特殊的厚味，因而快速传开。但平心而论，吃腻美食的人偶尔喝喝可能不错，而按正常标准它还没有从原始饮食的层面走出。这让我记起以前在中国西南地区考察时经常听人极言少数民族餐式的珍罕和鲜美，但一尝之下，说珍罕尚可，说鲜美则不敢。 美食需要有一些基本条件，需要一代代厨师不断在探索中创建规范，并不断接受美食家们的检验。土俗饮食一成不变，制作简陋，不应与美食混为一谈。 美食发展到一定阶段也会返朴归真，再挑剔的美食家也无法轻视家常菜，这种现象常常产生一种文化误会，以为越是土俗就越具有推广意义，甚至越具有国际意义，以此来否定文明的等级、创新的价值和交融的意义，这真是一种幼稚的迷幻。如果越是土俗就越有国际性，那么山坳里老农都可以到联合国去工作了。一个人在遍尝世间美味之后所重新钟爱的家常菜，其实已经经过严格的重新选择和调理，就像梅兰芳游历欧美之后重新选演的京剧，看似原汤原汁却与以前有了重大的区别。 重新选择出来的东西也不见得有推广意义。它们的存在需要一系列条件，任它们离开条件四处流浪，只能让它们四处狼狈。 由此联想到中国各大菜系，也都遇到一个适当定位的问题。这么大的中国只选出几个菜系，其空间力量已足以把人吓倒，再加上几千年的历史，时间的力量又重重地加入，于是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沉淀、地域的魅力似乎全都溶解在那些油烟汤汁里了，让人怀疑不得。但时间一长，首先提出异议的是我们的口舌。菜毕竟是菜，以品尝为最终评判。时至今日，终于很少有人再在餐饮实务中画地为牢，固守某个菜系的纯洁性了。 细想起来，过去一个土豪或一个军阀，在家里很阔气地雇了一个厨师，这个厨师从师傅那里学来几个菜，也算是归属了某个菜系。但他无人可以交流，无处可以学习，一辈子就凭着这点手艺重复翻炒，真可以说是毫不羼杂地忠于师傅、忠于菜系了，当然也忠于主人，但主人却有点可怜。他们一辈子就吃自家厨师擅长的这几个菜，除了一两个出门的男人，全家其他人员的餐饮几十年都不会变化。这几个菜被称为“拿手”，它们也真把全家拿捏在手上了。当然也有极罕见的特殊情况，例如这家主人偶尔在别人家吃到了一个入味的菜，对方正好又是亲朋好友，一时心血来潮，提议厨师互借。但这只是少数性情中人才会玩的游戏，多数门庭则怕家事外泄，不作这种互借。我相信这些厨师确实有几个杰作，但一种杰作被无数遍重复，总不是味道。 以往的时代，生态信息闭塞，交通运输落后，各地半原始的饮食传统很难优化。有些过于热爱家乡的人总迷信本省本县的菜式独步九州，但这里的独步只能按原始字义来理解。饮食的大幅度优化必须以近距离的竞争为前提，唯竞争才会比较、揣摩、试验、提高。这一点，我想除了原先的扬州、潮州以及后来的某些大城市因商业文明开化较早而有所拓展外，其他地方很难办到。 那么不妨说，悠悠岁月间，中国的地方性菜式大致闭锁于权贵之门、局促于一城一郡、凋谢于兵荒马乱，虽有操作性厨师维系，却少创造性高手推进，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菜系”之说，原所有本，但如果封闭地缘、近亲繁殖，必然同系退化，逐代萎靡，连早期的精致也渐渐败坏。 当代大都市的名店厨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能不左顾右盼、快速改进，总体水平自然已远超往昔。但往昔的模糊图像和端庄神貌引人遐思，每每使今人失去自信，不得不胡乱拉上一个旧名目。对于年轻一代的中国厨师，我真想劝他们不要依赖什么旧名目，只顾投身于自己对于烹调的悉心体察、多方交流。在这方面他们应该学一学法国厨师。有些法国厨师已经非常有名，还习惯于起个大早，到菜市场里转悠，寻找今日最优质的原料，然后再编制出当天菜单。现在很多名厨一早转悠完以后，会在菜场中的某咖啡馆坐下，与同行们细细讨论，因为他们相信自然季节的细微变化会使各种食物呈现出不同的本味，必须像航海家研究水文气象一般，多借几副目光。当然，这些切磋，又包含着竞争。只是他们的竞争喜欢开诚布公，讲究风度。 由马赛鱼汤讲到中国菜式和法国厨艺，我一时写得不想停笔，是在享受一种特殊的痛快。因为这里所讲的问题其实早已超越餐饮而涉及整个文化，但文化中有很多部位不可品尝，因此也躲开了社会性评判。结果，就连最大的荒唐也因不可品尝而变得十分嚣张。有些机敏的文化人发现了此中诀窍，也纷纷把本可品尝的文化故意烤糊，变成不再“迎合世俗”的晕人黑烟，在蓝天白云间盘旋回绕。幸好还留下了一些可品尝的角落如餐饮，无法躲避大家的检验，既然如此，何不畅快谈一谈？ 远年琥珀 我不知道这位王子的来历，据说祖上在中世纪时就是意大利的一位王公。祖上是什么名号？分封于意大利什么地方？以后如何流徙繁衍？最后一个王位出现于何时何地？既称王子他父亲拥有何种头衔？……这些问题全然不知。 只知道他开在巴黎卢浮宫附近的园艺店确以王子命名，园艺店出售的各种物品都饰有王子标志，定价颇高。卢浮宫附近寸金宝地，他的园艺店占据很宽大的三间门面，安安静静地经营着并不热门的园艺，展览的意义多于销售，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很难支撑。 前些天我在图尔还到了他的庄园。庄园占地辽阔，整修考究，城堡中安适精致，品位高雅，还放置着大量的家族画像和照片，而这一切又绝不是摆给我们看的，我们去时他根本不在。由此可以判断，他的贵胄血缘可信，并不是一个弄虚作假、穿凿附会的骗局。 他本人也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并不英俊，却轻松自如，颇有风度。法语是他的母语，我听不懂，而他的英语却纯正自然，简朴合度。他在谈吐中最难得的是没有丝毫装腔作势，由此可推知他确实接受过良好的早期教育。 他的生存形态在巴黎很有代表性。 也许果真是神脉，是龙种，但神龙见首不见尾，完全不清楚具体来源。世系家谱一定是会有的，但他不愿意显示，别人也不方便查询。神秘地留着一份可观的家产和名号，自足度日。他年岁不大，但晋升既无必要，沦落也无理由，因此无所事事，虚泛度日。园艺云云，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一种朋友圈里的谈资，如此而已。 法国大革命把贵族冲击了一下，但欧洲式的冲击多数不是消灭，而是搁置。搁置是系脉的松弛，松弛是威权的流失。因此在巴黎，多的是这种懒洋洋、玄乎乎的神秘庭院，起居着一些有财富却不知多少、有来头却不知究竟的飘忽身影。 不应该把他们的身份背景一一理清。理清了，就失去了巴黎的厚度和法国的广度，失去了历史的沉淀和时间的幽深，那会多么遗憾。 文化如远年琥珀，既晶莹可鉴又不能全然透明。一定的沉色、积阴，即一定的浑浊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极而言之，彻底透明，便无色彩和图纹存在，而没有色彩图纹，便没有文化的起点。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也与这座城市的不可透析性有关。 这种想法，可能会与很多文化人的想法不同，他们总是花费很大的力气去探测别人的事情，还以为这就是文化的追踪性、监视性和批判性。当然那也是一种文化，只不过属于另一个层面，属于坐在村口草垛上咬着耳朵传递邻居动静的老妇女，属于站在阳台上装出高雅之态却以眼角频扫对街窗户的小市民。 其实，连书籍、报刊的文化等级，也由此划分。 诺曼底血缘 从巴黎去伦敦，先要穿越诺曼底地区，再渡海。 诺曼底我神往已久，有大大小小很多原因。最小的原因是，台湾演员刘德凯先生的法国岳父家在这里。德凯是我的朋友，曾多次向我描述诺曼底的乡镇生活，极有意思，我要亲眼印证；更有趣的是，他岳父凭借某些证据推测，有一部分诺曼底人与中国人有历史血缘。 德凯对此将信将疑，要我这次到诺曼底时招呼他过来，一起与他的岳父作一番考证。但事到眼前，他有拍摄任务不能随便脱身，我因行程严密也没有时间去寻访他的老泰山，十分遗憾。只不过有了这个因素，车过辽阔的诺曼底平原时我一直注视着路旁，想见到几个身材外貌近似中国人的法国人，看是不是真有中国血缘的遗存，如果年纪大一点的，我就更加多看几眼，希望他正巧是德凯的岳父。结果一路下来，嫌疑人选一大堆。一位伙伴突然大叫：“秋雨老师，停车吧，你看那棵橡树背后的法国老人，活像刘德凯！” 一讲血缘什么都乱了。 在笑声中我想起了上海衡山路梧桐树下的露天酒吧，我和德凯在聊天，譬如谈《停车暂借问》，过路小姐一个个要他签名，有的坐下不走了，德凯就改谈他的“法国岳父”，那些小姐一听就怏怏起身。我想倒也不是这些小姐想争着嫁给刘德凯，而是不愿意看到自己心中的明星居然是那么温顺的女婿和丈夫，坐在路边还在念叨那么遥远的诺曼底。 诺曼底人与中国人的早期血缘我闻所未闻，但我们很快就要去的英国，千年王朝全是诺曼底血缘，所谓“千年一系”，则是肯定的。 自从一〇六六年诺曼底公爵威廉渡过海峡征服英格兰，有好几百年时间统治语言是法语，直到亨利三世才第一次在发表公告时用英语。现在如此显赫的英语在当时是一个可怜的土著。后来由于姻亲关系，英国王位还专请德国汉诺威王室来继承，这个王朝的开头两任君主也不会说英语，只会说德语，到第三世才慢慢改口，但还叫汉诺威王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形象太坏，英国人一气之下改用行宫温莎的名字来称呼王朝，直到今天。但即使汉诺威王朝，由于姻亲维系，代代君主还都是威廉的后裔。 如果要查威廉的血缘，本来也不在诺曼底，而是来自北方，大概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吧。 英国王室的这种血缘图谱，在特别讲究本土血缘、正宗血缘和纯净血缘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实在有点不光彩，如果设身处地，一定会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但据我披阅所及，知道绝大多数英国学者反而只对威廉征服之后的历史感兴趣，甚至还认为那是英国历史的真正开始。 想到这儿我不禁哑然失笑。如果德凯岳父的说法成立，中国人与威廉的祖先有血缘关系，那威廉的祖先恐怕与海盗有点关系吧？冒出来一个与海盗有关的老祖宗，英国人、法国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都不会受窘，却又让中国人怎么受得了？还是省了这份心吧，何况据我判断，不大可能。 记得英国作家笛福有过这样几句话： 纯种英格兰人？ ——我才不信！ 字面上是笑话， 实质上是幻影。 笛福的说法无可怀疑。他的《鲁滨逊漂流记》，我一直看成是一个寓言作品，大家都是漂流者。 其实岂止是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不高兴的时候打来打去，高兴的时候嫁来嫁去，而很多打的结果也是嫁。千百年下来，在血缘上可说是互相交融、难分难解，而信仰、语言也不一定以国界为界，因此过于强调“民族国家”的概念，实在缺少依据，有点勉强。 血缘、家族、民族都不应该成为划分亲仇的标准，许多对峙是一种意向性、情绪性的单相提纯，经不起历史追索和现实追索——这可由诺曼底来见证。 那么，什么才是划分亲仇的标准、建立对峙的依据呢？诺曼底又提供了另一个更壮观的见证，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登陆的那个惊心动魄的血火海滩。前不久美国电影《拯救大兵雷恩》使世界人民对这个海滩又重新记起，重新记起的，还有人类超越血缘和民族的善恶大标准。 那时节英国的形象实在不错。与希特勒法西斯斗争得那样顽强、彻底，会使欧洲不少国家羞愧。伦敦一度成了集结反攻力量的基地，使全世界不仅对它，而且对工业革命、商业革命背后的精神风景刮目相看。从这件事大家突然想到，不仅希特勒，连拿破仑也无法侵入英国，而威廉之后千年间，它居然从来未曾被征服。千年后威廉的后代浩浩荡荡攻上威廉的出发地，这一来一回的圆圈把文明和野蛮的抗争终于阐释得越来越明白真该当作史诗来读。 还有很多英勇的美国士兵，不远千里插入了这个圆圈。诺曼底海滩美军公墓从布局到色彩都让我们想到人生的一些大问题。看守墓园的美国老人今天说起往事还哽咽语塞，他记住了在自己身边倒下的那位战友的眼神，便在这里一陪五十六年。现在觉得自己已经陪不了太久，就流出了眼泪。终身陪伴的不是血缘兄弟，五十八年未曾返回故乡，这实在让人感动；但他的故乡在哪里？在美国吗？显然他的祖先也不是美洲土著。我看着这位老人，只觉得天高地阔。 告别老人时我与伙伴们不谋而合做了一个决定：虽然现在已经通了海底列车，我们还是要舍简就繁，坐船横渡英吉利海峡。 现代科技注定会删削历史，这无可奈何，我们中国的宝成铁路已经早早地删削过《蜀道难》。但有些历史还离去不远，草草删削了有点可惜。尤其是删削了刚刚发生的灾难和英勇，会把现代删削成麻木和平庸。那么，趁尚未删尽，作个祭奠。 今天的英吉利海峡风急浪高，后来还下起了漫漫大雨，透过雨幕，却能看到凄艳的晚霞。我和伙伴们在船舱里跌跌撞撞、前仰后合，心想多少历史传奇正是在这种颠荡中写就，于是趁风浪稍平，取出纸笔写这篇文章。两位英国老太太扶着一排排椅背走过来突然在我身边停下了，她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中国字是怎么写出来的，见我写得这样快更是新鲜万分，不断赞叹。她们没有问我在写什么，我朝她们一笑，心里说，老太太，我现在正用你们不懂的文字，写诺曼底，写你们还年轻的时候。 突然想起了坐海底列车的旅客，真为他们可惜。此刻他们正在我们脚下，全然不知风急浪高、晚霞凄艳，只听火车呼啸一声，已把所有的历史穿过。 扼守秋天 1 伦敦以西三十多公里处有著名的温莎堡。 这个城堡，至今仍是英国王室的行宫，女王经常拖家带口在这里度周末，有时还会住得长一点。我们去那天女王刚走，说过几天就会回来。 花岗石的建筑群，建在一个山冈上，一眼看去，果然是江山永固的要塞气派。但是，作为要塞又太讲究、太宏大了，就像宴会上白发老将们的金边戎装，用想像的剑气来装点排场。 千年前征服者威廉在这里修筑城堡倒真是为了从南岸扼守泰晤士河，但当时这个城堡是木结构；谁知后代君主把城堡改建成坚固的石结构，并一次次扩大之后，它的原始职能反倒完全废弃，如今只扼守着一个秋天，安静对晤。 与它一起扼守的，还有那个王室，却不知是陪它扼守还是被它扼守。秋天很安静而王室很不安静，枫叶寒石看过太多的故事，最后还记得戴安娜焦灼的脚步，和无法扑灭的熊熊大火。 未进城堡，先到北边的一所附宅里办手续，然后在一个大厅里等着。忽然满眼皇气熠熠，一位高个儿女士出现在我们面前。只见她身穿长长的黑色风衣，风衣的宽领却是大红，红领上披着一头金发，这黑、红、金三色的搭配那么简明又那么华贵，一下子把我们引入了古典宫廷故事，却又有一种现代的响亮。但我想，现代再大胆的小姐也不大敢领受这样的搭配，皇气原有一种天然的排他力量。 这位女士果然要把我们引入古典宫廷故事了，由她领路，终于进入了城堡。城堡里边还有好几层门，每一个门口都由皇家警卫把守。这些警卫也一律黑风衣、红宽领，却全是挺拔男子，而且都上了年纪，垂着经过精心修剪的银白胡子，于是构成了黑、红、银的三色系列，比女士的黑、红、金更加冷傲。这两种强烈色系被秋阳下花岗石一衬，使我们不能不自惭服饰，连昂然迈步的自信心都不大有了。 忘了进入第几个门之后，由一位戴眼镜、穿灰色连衫长裙的女士来接引我们。这位女士像一名中学教师，胸前有一枚标号，应该是城堡中更高一个层次的人物，所以已经不必在外表上雕饰皇家气象。她带我们看女王起居的一些场所，轻声柔气地作一些介绍，但不是“讲解”。你不问，她不说，你问了，她什么都说，主要是推门引路、指点楼梯，要我们注意脚下。我对城堡墙上挂着的几代王室照片，看得很仔细。 在屋内一间间参观的时候，南窗外的风景，越来越吸引我们。终于来到屋外，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平台，可以俯瞰南边的茫茫秋色。秋色中的森林、草地，秋色中的湖泊、河流，远远看去不见一人，一问，原来是王室贵族狩猎的御苑。我站在平台上想，此刻满世界都是秋天，但把一个季节有可能产生的最精彩片断集中到这般规模，实在罕见。遥想当年城堡主人在这里轩然远望，一定比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发号施令更能展示王者风范。 背后响起一排整齐的脚步声，扭身一看，是皇家巡逻队经过。我因迷恋秋色不想细看，谁知巡逻队不久又绕了过来，等过来三次后我索性静下心来认真观察。 巡逻兵都很年轻，头戴黑鬃高帽，肩挂红金绶带，其中帽子上黑鬃竖得特别高的一位，想必是队长。他们面无表情、不言不笑、目光直视，但这直视的目光让我觉得奇怪，因为这不是巡逻队的目光而是仪仗队的目光。过几个小时后天黑地暗，皇家城堡又是盗贼们觊觎的目标，他们的目光也是这样吗？上次大火，世界舆论已有质问，步步为营的温莎堡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快速扑灭？ 城堡本为四方安全而建，现在却成了让四方担忧的地方。 2 离温莎堡不远，便是赫赫有名的伊顿公学。 高寿的老奶奶和活泼的小孙子相邻而居，是一种互相安慰：小孙子领会了自己的等级和使命，老奶奶看到了贵族集团里年轻的生命。 在伊顿公学的校舍间我逗留了很久，已经迷路，故意不问，只慢慢走，后来就站立在操场边，看学生们踢球。 我们这一路也在别的国家见过几所贵族学校，它们在当地孤芳自赏、事事骄傲，惟有提到伊顿公学便立即变得虔诚，敬为楷模。前些天听人说起现任首相布莱尔的生平，称赞他贫困的父母很有远见，设法把他送进了爱丁堡最好的费茨学校读书，那学校好到什么程度？居然曾被人们称之为“苏格兰的伊顿公学”。 英国人崇拜贵族的传统，几乎被伊顿公学五百多年的历史作了最漂亮的概括。对此，伊顿公学自己有一个很低调的介绍，我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那是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的威灵顿将军说的：“滑铁卢战场的胜利，是伊顿公学操场的胜利。” 这句话也许会使不少只从字面上理解“贵族”的中国人吃惊。其实，英国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军事指挥官真是在伊顿公学培养的，这所贵族学校里很少有慵懒、怯懦之气。从根子上说，欧洲贵族集团本来就形成于艰苦的血战之中，最早的成员多是军事首领和立功勇士，因此一代代都崇尚勇猛英武，并由此生发出诸如正直、负责、好学等一系列素质，经由权力、财富、荣誉的包装，变成了贵族集团的形象标榜。 贵族集团在整体上因不适应现代社会而变得保守和脆弱，但其中也有一批优秀人物审时度势，把自己当作现代规则和贵族风度的结合体，果然产生独特的优势，受到尊重。现在欧洲的一些开明王室如西班牙王室、丹麦王室、瑞典王室便是如此，他们有时甚至还奇迹般地成为捍卫民主、恢复安定的力量。因此我们这一路曾多次听那些国家的民众说，如果改为总统制，他们也极有可能当选。 当然，贵族传统在今天欧洲，主要还是作为一种行为气质而泛化存在的，特别是泛化为绅士风度。例如，面对法西斯的狂轰滥炸还能彬彬有礼地排队，让妇女儿童先进防空洞，丘吉尔首相在火烧眉毛的广播演讲中还动用那么优美无瑕的文词，都是绅士风度在现代的闪光。相比之下，法国更偏重于骑士风度，从拿破仑到戴高乐，都是这方面的代表。骑士风度也是贵族传统的派生物，比绅士风度更接近贵族集团的主干精神。 无论是英国的绅士风度还是法国的骑士风度，都在追求一种生命的形式美，但这些美都属于古典美学范畴，呈现于现代常常显得劳累。伊顿公学力图以大批年轻的生命证明，古典并不劳累。 由此联想到前些年中国国内产生的一个有趣现象，很多人把收费昂贵一点、宿舍环境考究一点、录取分数降低一点的私立学校都称之为贵族学校，校方也以这个名号来做广告，而学生的家长则因收入较高而被称作“贵族阶层”。 对于这种现象，文化人进行过讽刺，他们的理论依据是一句名言：没有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但这话我听起来有点不大舒服，因为它无法解释第一、第二代贵族堂皇出现的事实。不过这话还是很有威慑，因为在兵荒马乱的中国，谁也回溯不了顺顺溜溜的三代。后来渐渐有人做出努力，依稀透露自己今日的成就是曾祖父一辈埋下的原因。但这种原因细问起来，大抵也就是做过一任乱世官僚，或者有过一个科举名目。 中国历史和英国历史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完全不必去发掘和创造什么贵族。有人说这只不过是说着玩玩而已，但在我看来，这种玩乐包含着很大的损失和危险。把“盗版”来的概念廉价享用，乍一看得了某种便宜，实际上却会祸害很多本来应该拥有确切身份的人。例如那些文化人硬要把曾祖父比附成贵族，老人家必然处处露怯，其实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风霜老人，完全可以不加虚饰地成为一个研究典型。 当前一些新型的富裕人群也是如此，本来还会在未知的天地中寻找人生目标，一说是贵族，即便是说着玩玩，也会引诱其中不少人装神弄鬼起来。中国很多人富裕起来之后很快陷入生态紊乱，不知怎么过日子了，文化人批评他们缺少文化，其实在我看来，更多倒是受了那些看起来挺文化的概念的毒害。 3 英国贵族是很难被“盗版”的，不要说中国，即便是近邻法国也不行。 法国贵族受到大革命的无情冲击，又经历过拿破仑战争，已经不成气候。贵族庄园还有不少，我们这次也去认真地看了好几个，只觉得余韵无限，却又景况寥落。除了几座还在种葡萄酿酒的庄园外，多数是坐吃山空，不知今后如何维持。当然也可以拍卖庄园或借庄园做其他生意，但又怕身份顿失、家史中断，被其他贵族笑话。可见斜阳草树间，还流荡着一种仍有压力的远年荣誉。 英国就不同了，不仅王室还在热闹，新老贵族都是上议院成员，尽管他们未必来开会。英国贵族为什么能如此久享荣华？我想这与他们存在的方式有关。他们当然看重世袭原则，但同时更看重财富原则，一贯重商，从来不构成对市场经济的严重阻碍，于是，早在十三世纪，英国贵族就与国王签订了《大宪章》，从根本上避开了被推翻的危险。 这中间最让我佩服的是，法学家戴雪提出的法治三原则也居然被英国王室和贵族接受。三原则说的是：一，法律至尊，反对专制；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不是宪法给予个人权利，而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可见温和中包含着刚健，渐进中积累着大步，其最后成果未必低于激烈的呼号和跳跃。这也正是英国与法国不同的地方。 前些天在法国经常想起伏尔泰，记得他在《哲学通信》中高度赞扬英国的宽容、自由、和平、轻松，而当时在法国，****太多。但是在我看来，伏尔泰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正是法国的不自由呼唤出了一个自由斗士的他，他赞美英国却很难长住英国，因为正是他所赞美的那些内容，决定了这样的地方不需要像他这样峻厉的思想批判家。 英国也许因为温和渐进，容易被人批评为不深刻。但是，社会发展该做的事人家都做了，该跨的坎人家都跨了，该具备的观念也一一具备了，你还能说什么呢？ 较少腥风血雨，较少声色俱厉，也较少德国式的深思高论，只一路随和，一路感觉，顺着经验走，绕过障碍走，怎么消耗少就怎么走，怎么发展快就怎么走，这种社会行为方式，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可圈可点的道路。 当然，英国这么做也需要有条件，那就是必须有法国式的激情和德国式的高论在两旁时时提携，不断启发，否则确实难免流于浅薄和平庸。因此，简单地把英国、法国、德国裁割开了进行比较是不妥的，它们一直处于一种互异又互补的关系之中，遥相呼应、暗送秋波、互通关节、各有侧重。在这个意义上看，欧洲本应一体，无法以邻为壑。 4 长久的温和渐进，长久的绅士风度，也使英国人失去了发泄的机会，过于压抑，结果就产生反常爆发。我一直觉得温文尔雅的英国竟然是足球流氓的温床，便与此有关。 据在这里生活的朋友说，为什么英国政府下了极大的决心整治足球流氓而未见成效？主要是由于这些足球流氓在日常生活中多是绅士打扮，举手投足可能还有贵族遗韵，很难辨认。但到了某天的某场比赛前就换了一个人，浑身强蛮，满口脏话，连上公共汽车也不买票了。及至寻衅捣乱、制造伤亡之后，可能转眼又变得衣冠楚楚、彬彬有礼，融入正常人群。 我看到一位学者对足球流氓的现象作了这样的解释： 自滑铁卢之后，英国人体内的野性已憋得太久。 又是滑铁卢。参照威灵顿将军的那句话，事情可能真与贵族有点关系。 于是，只好让本来就近在咫尺的贵族与流氓、绅士与无赖快速转换，角色共享。 像模像样的英国历史竟然留下了这么一个臭气冲天的出气口道？白石森森的温莎堡竟然放逐出了这样一群不肖子孙？虽是人世玄机、正反相生，总也于心不平。 与足球流氓异曲同工的，是伦敦的低级小报。它们也与严谨的英国传统媒体构成了两极。英国传统媒体承袭了客观、低调、含蓄的绅士风度，路透社报道****，一般也只说是“持枪者”，因为还没有定案。这种风度的力量，可以从德国人战败之后的叹息中感受到，他们说：“出语谨慎的路透社，比英国海军还要厉害！”但是出乎意料，近几十年来伦敦那种捕风捉影、耸人听闻的小报，居然也浊浪突起，风靡全英，波及国际，这些年也终于传染到中国，只不过加上了东方式的道貌岸然。 也许这是粗砺的历史对绅士风度的一种报复？ 庄园里的首相和公爵 布伦海姆庄园（bleheimpce）成为丘吉尔的出生地，有点偶然。 这座庄园确实是丘吉尔家的祖业，先祖便是第一代园主马伯勒公爵。一代代传下来传到第八代，以长子继承爵位的传统，丘吉尔的大伯是第八代公爵，也就成了庄园的真正主人，丘吉尔的父母住在其他地方。 一八七四年的一天，丘吉尔的父母亲应邀来到这兄长的庄园。有的材料说是来参加晚会，有的材料说是来参加狩猎，我想这两项活动并不矛盾，先在附近狩猎然后再参加晚会。欧洲贵族的先祖都是马背上的立功武士，因此代代以武功为荣，狩猎是一种贵族风尚，连女宾也乐于参与。丘吉尔的母亲可能是在户外观看狩猎吧，本来她分娩的日期还有六星期，但不知什么原因这天突然早产。人们心急火燎地把她送回这座府第，进大门便扶进了右首最近的一个房间，这便是丘吉尔出生的地点。 现在这个房间精心布置过了，中心地位放着一张大床，床头墙上挂着丘吉尔母亲的油画像，据说出自丘吉尔自己的手笔；大床对面，有一个玻璃柜放着一件白色绣花的婴儿背心，注明是丘吉尔出生后穿的。 婴儿背心总是小的，但丘吉尔的背心竟然这样小过，任何人一看都笑出声来。巴掌内抱持的小躯体，将以自己的力量震动世界。在这间屋里他应该还在沉睡，也许还会有几声啼哭。想起早年在一本回忆录里读到，这位政治泰斗晚年还以荣誉身份参加议会，但会议刚开始不久就睡着了，而且鼾声阵阵。由于他功劳太大，德高望重，没有人去干扰他的当庭沉睡。那么，晚年的丘吉尔与穿着这件小背心的丘吉尔又浑然一体了，浑然在沉睡中。丘吉尔叱咤风云半辈子后又回到了婴儿时代。 出生房大床下面还放着丘吉尔做首相时穿的皮拖鞋，这双皮拖鞋与小背心组接在一起，几乎成了一种现代派艺术，表现着生命的两度落地，两度受缚，意味无限。 从丘吉尔出生房往里走，一条长廊上陈列着丘吉尔的照片和遗物，虽然布置粗糙，却也反映出了他气吞山河的辉煌岁月。 但是，与所有这些陈列相比，府第里主要呈现的是马伯勒公爵家族的数百年荣耀，那么完整、那么雄伟，丘吉尔的陈列就像是一头大象尾巴上挂了一点小装饰，实在是微不足道。 主人既接纳了丘吉尔，又要告诉参观者，丘吉尔只是我们的亲戚，重要的是我们嫡系一脉；丘吉尔只活跃在百年之内，而我们家族的历史则山高水远。细看之下果然也真了不得，仅从他们宽大的书房窗口望出去，居然是一个仿造法国凡尔赛宫的花苑，花苑以丛树莽林作背景，深邃而绵远。书房里有女王塑像，有钢琴和管风琴，至今还笔挺地站着仆役。这种架势，确实不是哪一个现代首相的故居能够望其项背。 丘吉尔偶然在这里出生，却把现代政治和封建政治纠缠在一起了，既勾起了根脉，又组成了对比。什么是封建贵族最好的出路？什么是现代政治最佳的渊源？这里似乎在作着英国式的回答。 现在庄园的主人是第十一代公爵，一个瘦瘦的老人，七十多岁了，腿有一点瘸。他出现前，一位高个儿的年轻女秘书要求我们务必对他用尊称，而且以无法控制的崇敬口气一遍遍赞叹：“一个多有魅力的人！” 他出现后我们倒是没有看出什么魅力，只觉得他非常热情，讲述着丘吉尔的出生。 我们听完，细问几句，他便有点不耐烦，再问，他终于恼火：“怎么老是丘吉尔？这儿是马伯勒公爵的布伦海姆庄园！你们应该对这个庄园的管理有点兴趣吧？” 为了礼貌，主持人温迪雅也就顺水推舟，问了几句庄园管理的问题，老人才兴奋起来。但在这时我却看出了老人的悲哀。他本来是想以丘吉尔的出生来装点庄园的，但任何进来的人几乎都“本末倒置”，只对丘吉尔感兴趣，问长问短。 一位导游在一旁轻声告诉我，老人差不多天天都会遇到同样的麻烦，因此每次都要由热情而恼火，由恼火而提示，最后获得一点心照不宣的照顾性安慰。 可以理解，一座女王赏赐的庄园居然被一个小孩的偶然降生占尽风光，不管这个小孩以后怎么有出息，他们也受不了。我相信这位老人多次产生过拆除有关丘吉尔陈列的打算，但如果这样，干扰没有了，参观者也没有了。 其实，再过些年，连丘吉尔也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些府第园林还会存在，它们将负载什么人物和内容，什么烦恼和叹息呢？谁也无法预料。 这次在欧洲看了太多的贵族庄园，每一座的起点都是英雄史诗，中间既可能是风情剧，也可能是哲理剧，而现在，几乎一无例外，全都成了悲喜剧。 牛津童话 1 一出门就后悔了，天那么冷，还起得那么早。 昨天与两位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约好，今天起个大早去攀登牛津大学最高的圣玛丽教堂。起个大早，是贪图整个牛津还在沉睡时的抽象性，便于我们把许多有关它的想像填补进去。如果到了处处都是人影晃动的时刻，它就太具体了。 他们说，教堂的大门当然不会那么早就开，但背后有一个小侧门，里边有个咖啡馆，供应早餐，即便未到开门时间也应该有人在忙碌了。这只是推测，谁也没有这么早来过，比较有把握的是，如果能够叫开这个小侧门，就能找到登高的楼梯，他们从前就从那里上去过。 找到那个小侧门很容易，但要敲开它却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轻，接连敲了几十遍，都没有人答应，只好缩着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几乎冻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终于等来了一个瘦个子中年男人，见我们已经冻成了脸青鼻子红的模样，连忙掏出钥匙开门，问明我们不是来喝咖啡而是要来登高，便把我们引到了一个陈旧的内门口。 那里有一个木梯，我带头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错着向上，转了两个大弯换成了铁梯。铁梯很长，哐当哐当地攀踏了好久终于变成了仅能一人挤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楼中间悬下一根粗绳，供攀援者抓手。我已经气喘吁吁，却看见身边墙上刻有大量攀登者的名字，有的可能是本校的毕业生，有的则是前来参观的各国学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名字前还刻了国籍和所属校名。 终于攀到了教堂的塔顶，很狭，仅可容身。冷风当然比底下更加尖利，我躲在一堵石壁凹进处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个牛津覆盖成一片银白，万窗垂帘，教授和学生都还没有苏醒。 这个塔顶，我在很多年前就闭眼想像过。那时正在写作欧洲戏剧理论史，由伊丽莎白女王到牛津大学看莎士比亚戏剧这样的事件为起因，回溯牛津历史，知道这所大学曾与周围居民一再发生冲突，而这座圣玛丽教堂一度还是冲突的堡垒。 好像每次冲突都是从小酒馆里的口角开始的，快速发展到拳脚，然后两方都一呼百应，酿成大规模斗殴。当时的学生都是教会的修士，穿着具有宗教气息的学袍，殴斗起来只见市民的杂色服装与学生的黑色学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语里一个对立组合的专门词汇：“市袍”（tow a dgow ），两个只差一个字母的冤家。这两个冤家因文化观念截然不同而完全无法调解，冲突最激烈时数千市民涌入大学进行围攻，互相使用弓箭，两方都有伤亡。我猜这座圣玛丽教堂的功用，一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之势卫护学生，二是以钟声发出战斗号令，三是射箭。但在这么高的尖顶之上射箭显然不行，当时站在这里的应该是战斗的指挥者，便于居高临下地观察双方阵势。 大学生与市民打架，大学校长管不了，市长也管不了，只能一次次请国王仲裁。本来英国的学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学，到十二世纪中叶英国法国成了对头，国王就召回自己国家的学生，在牛津办学。因此，牛津的大事确实关及国家痛痒，也只有国王才能处理。不同的国王处理时有不同的偏向，直到十四世纪中叶那次大斗殴后，爱德华三世才下令在这个教堂追悼殴斗致死的学生，并把斗殴开始的那一天当作纪念日，每年都要在这个教堂举行仪式，规定牛津市的市长和士绅必须参加。 那场延绵久远的冲突也有一个正面成果，那就是有一批牛津的师生想离开这个一触即发的环境，便东行八十公里，在那里继续教学事业，这便是剑桥的雏形。 很多年后，一位剑桥校友又在美国办了哈佛。 这么一想，不禁对眼下的一片银白愈加虔诚起来。牛津，这个朴素的意译名词，正巧表明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渡口，一切有在，只为了彼岸。 2 在斗殴中成长起来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似乎是用漫长的时间在表明，自己与这块土地有多大的差别。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离土地的方式出现的；一切叛离，都是以遭到围攻的事实来证明的；一切围攻，都是以对被围攻对象的无知为共同特征的；一切无知，都是以昂贵的时间代价来获得救赎的。 具体分析起来，当年一次次斗殴的引起，学生也会有很大责任，例如因年轻气盛而口出狂言，引起市民不快。但从总体而言，主要责任在市民，他们把自己保守、落后的生态看成是天下惟一合理的生态，因而产生了对他们不熟悉的生态的极度敏感和激烈抗拒。 历史总是以成果来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顿和达尔文，以后，几乎整个近代的科学发展，每一个环节都很难离得开牛津和剑桥。地球被“称量”了，电磁波被“预言”了，电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的结构链被发现了，……这些大事背后，站着一个个杰出的智者。直到现代，还络绎不绝地走出了凯恩斯、罗素和英国绝大多数首相，一批又一批。周围的居民赶着瞻仰风采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来围攻？ 身在大学城，有时会产生一种误会，以为人类文明的步伐全然由此踏出。正是在这种误会下，站出来一位让中国人感到温暖的李约瑟先生，他花费几十年时间细细考订，用切实材料提醒人们不要一味陶醉在英国和西方，忘记了辽阔的东方、神秘的中国。 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都笼罩在中国古代的那几项发明之下。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国仍在不断地制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第一台雷达，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视机，……即便在最近他们还相继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消息。英国人在这样的创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整理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完整，实在是一种气派。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气。 3 我问两位留学生：“在这里读书，心里紧张吗？”他们说：“还好，英国人怎么着都不乏幽默，三下两下把压力调侃掉了一大半。” 我要他们举几个例子，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终于又一次证实了我多年前的一个感觉：幽默的至高形态是自嘲。 例如，他们说起的十六世纪某个圣诞日发生在牛津的故事，就很有这样的味道。说是那天一名学生拿着书包在山路上行走，遇到一头野猪，已经躲不开了，只能搏斗。野猪一次次张开大嘴扑向学生，学生灵机一动，觉得必须找一个嚼不碎、吞不下的东西塞到野猪嘴里，把它噎住。什么东西呢？学生立即醒悟，从书包中取出一本刚才还读得头昏脑胀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往野猪嘴里塞去。 野猪果然消受不了亚里士多德，吞噎几下便憋死了。学生回到学校一讲，同学们上山割下那个野猪头，把它烤熟了，当夜就端到了教师的圣诞餐桌上。意思不言自明：尊敬的老师，你们教的学问真了不起，活生生把一头野猪给憋死了。 教师们哈哈一笑，便去享受那喷香的美味。 从此，这道美味成了圣诞晚餐上的招牌菜。 我想，这是教师的自嘲，也是学生们对自己学业的自嘲，更是牛津的总体自嘲。 自嘲出于幽默，但当师生们把它付诸行动，年年延续，也就变成了游戏和童话。 想到这里我不能不感念吴小莉。前些天她托人远道带给我一部英国当代童话《哈利波特》（ha ypotte ），还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封信，说不仅供我在旅途中解闷，而且要证明在繁忙的劳务中读点童话好玩极了。 小莉是对的。虽然我很早就明白人类文化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游戏和童话，但在实际深入的时候又常常会被纷乱的现实所掩盖，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因此总要有人提醒。这次是小莉，那么及时，怕我们在半路上迷失。 正是小莉送的书，使我昨天在牛津的一家书店里看到《爱丽斯漫游奇境记》时会心而笑。这个童话小时候就熟悉，后来才知道它的作者居然是牛津大学的数学教师查尔斯·道奇森。 这位数学教师也正是在一次旅行中，给一位小女孩讲了这个自己随口编出来的童话，讲完，无论是小女孩还是他自己都觉得有意思，他便用刘易斯·卡罗尔的笔名写了出来。他当然没有预料到，这将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维多利亚女王也读了这本童话，爱不释手，下令这位作者下次不管出什么书都必须立即呈送给她。于是，她不久就收到了一本作者的新著：《行列式——计算数值的简易方法》。 女王当然很吃惊，但我想她很快就能领悟：越是严肃的人群越是蕴藏着顽皮和天真，否则无法解释她自己为什么政事繁忙、威权隆重还会着迷于年龄早不相称的童话。 领悟于此，也就领悟了牛津大学一种隐秘的风范。 奇怪的日子 1 欧洲文化大师中，出生的屋子最狭小的，一是贝多芬，二是莎士比亚。好像上帝故意要把房间、楼梯、门窗一一缩小、压低，然后让未来的大师哗啦一声破墙而出，腾身而去。两人是在同样的年岁离去的：二十二岁。 贝多芬的出生地在波恩，前西德首都，一座不小的城市，当然不可能太隆重地来供奉这所老房子，只让它安静地排列在一条窄街的边沿，粗心人走过两次都不一定找得到。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是一个小镇，埃文河边的斯特拉福，那就不得了啦，现在几乎是把全部名声、经营、生计都靠到了莎士比亚身上，好像整个村子的存在就是为了等候他的出生，等候他的长大、离开、回来、去世，然后等候世人来纪念。 这是异代同乡的好意，寻常世间的温暖。不寻常的是，世界各地的游人每天不断，于是每天都在迎来送往地过节，而且显而易见，这个节还会过下去，直至永远。 天气已经很冷，风也很大，我穿着羽绒衣在街道上行走，走一程便躲进一家纪念品商店烤火，烤暖了再出来，继续走。伙伴们问我在找什么遗迹，我说不找，其实心里是想找回一点复杂的感觉。 我现在想的是，有很长时间，这个小镇对自己的游子浑然无觉，但它不知道，莎士比亚生前身后遭受的种种非议，甚至连他存在的真实性也受到责难，多半是由于它。 2 小镇终究是小镇，而且是四百多年前的小镇，它凭什么输送出一个莎士比亚？ 那个叫做莎士比亚的孩子不可能在这里受到良好教育，进过一所文法学校，十三四岁时因家里交不起学费就辍了学。他二十二岁离开这里去伦敦很可能是一次逃跑，原因据说是偷猎了人家的鹿，当然这是一个无法肯定的传说。到伦敦后，家乡有人听说他在一个剧场前为观众看马，后来又一步步成了剧场的杂役和演员。他每年都会回来一次，后来经济情况渐渐好转，还在家乡购置了房产和地产，最后几年在家乡度过。五十二岁去世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当地有送哀诗的习俗，但当时好像没有人为他写哀诗。他留下了遗嘱，讲了一些琐事，没有提到自己有什么著作。连他做医生的女婿霍尔，也没有在日记中提到岳父会写剧本。 这些情况，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为什么家乡对他的功业缺少知觉？这种情形对于一些离乡太久和太远的文人来说并不奇怪，但小镇离伦敦并不太远，莎士比亚又几乎每年都回来一次，而且晚年又回乡居住，怎么会这样木然？ 其次，最根本的是，一个仅仅受过极其有限的乡镇初级教育的人，怎么成了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文豪？他辍学时才十三四岁，以后八九年都在这个小镇里谋生，他凭什么填补了自己严重的文化欠缺？如果他后来只是一名表述自己主观感受的文豪倒也罢了，但是举世皆知，莎士比亚知识渊博、无学不窥，不仅悠闲地出入历史、政治、法律、地理等学科，而且熟知宫廷贵族生活，这难道是这个小镇能给予他的吗？ 与此相关，还有不少琐碎的问号。例如小镇所保留的莎士比亚遗嘱中，几处签名都由别人代笔，拼法也不统一，这可能被解释是生病的原因，但在其他一些登记文件上，他的签名似乎也不是自己的笔迹。这些做法，很像当时千千万万个文盲。怎能设想，这个不肯签名的人不仅亲笔一字一句地写出了三十几部堪称世界经典的辉煌巨著，而且奇妙地动用了二万多个英语单词，是历史上词汇最为丰富的作家之一！ 这些问题，终于使人怀疑，世人所知的莎士比亚，难道真是从这个小镇走出的那个人？这样的怀疑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集中发表，文化界就像发生了一次地震。怀疑论者并不怀疑从这个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的存在，他们只怀疑，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学者身份和上层身份的人，借用这个人的名字作为自己发表剧本的笔名。 这么说来，这个躲在笔名背后的作者，才是真正的文化伟人。既然是文化伟人总会有多方面的光亮泄漏，他也应该是那个时候伦敦的重要人物。那么，他究竟是谁？ 怀疑论者们按照他们的文化逻辑，分别“考定”了好几个人。 有人说是那位十二岁就进了剑桥大学读书，后来成了大哲学家的培根； 有人说是“牛津伯爵”维尔； 有人说是另一位剧作家马洛，他与莎士比亚同龄，但他获得过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 还有人更大胆地断言，真正的作者是伊丽莎白女王，因为只有她才能体验那些宫廷悲剧的深刻心境，而且有那么丰厚的学识和词汇； 顺着这条思路，有人认为，女王周围的一些著名贵族，可能都参与过这些剧本的创作。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怀疑论者选定的对象不同，但隐藏在背后的理由却惊人地统一，那就是，大文豪只能来自于大学，若说有例外，除非是女王和贵族。 他们的考证文章很长，也有大量注释和引证，完全符合大学的学术规格。只可惜，一年年过去，被他们吸引的人很多，被他们说服的人很少。莎士比亚的戏一直到处上演，没有哪个观众会认为，今天晚上买票去欣赏哲学家培根爵士或伊丽莎白女王的才华。 在他们拟定的名单中，真正懂创作的只有一个马洛，因为他本人确实也是杰出的剧作家，尽管怀疑论者看中的是他的剑桥学历。结果，时间一长，稍稍懂点事理的怀疑论者便放弃了别人，只抓住他不放。恰恰马洛这个人有可能参加过当时英国政府的情报工作，二十九岁时又在伦敦附近的一家酒店被人刺杀，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一个叫卡尔文·霍夫曼的美国人提出一个构想：可能那天被刺杀的不是马洛，情报机构玩了一个“掉包计”，真的马洛已经逃到欧洲大陆，隐姓埋名，写了剧本便用“莎士比亚”的笔名寄回英国，因此莎士比亚剧本的发表也正巧在马洛被刺之后不久。 这个构想作为一部小说的梗概听起来不错，却带有明显的好莱坞性质，即只求奇险过渡，不问所留漏洞。例如：马洛要隐姓埋名，为什么不随便起一个笔名，偏偏要找一个真实存在的同行的名字？如果真实的莎士比亚不会写这样的剧本，他剧团里的大批同事怎么会看不出破绽，然后传扬出去，造成马洛的不安全？还有，延续二十几年的伟大创作工程，到完成之时，世事人情早已大变，伊丽莎白女王也早已去世，马洛隐姓埋名的理由至少已应松弛，他和其他知情人又不会不知道这项工程的重量，为什么没有点滴的真相透露，或留下片言只语告知后世呢？ 其实，按照学术的逻辑，有两个事实足以驳倒那些怀疑论者：一是莎士比亚的剧本是在剧团里为演出赶写的，后来收集起来的是同一剧团里的两位演员，莎士比亚本人也在剧团之中，整个创作行为处于一种“群体互动的透明状态”，不存在书斋学者个体写作时作假的便利；二是莎士比亚的同代同行、剧作家本·琼森为那两位演员收集的莎士比亚全集写了献诗。 那么，既然从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没有冒名，为什么会出现本文前面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想这与那个时代英国强大的贵族统治所造成的普遍社会心态有关。王室和贵族可以欣赏戏剧，却不可能尊重剧团中人，他们不能设想，这些“戏子”不仅能够搬演、而且还能完整地创作出这样的艺术精品。 莎士比亚当然明白环境的不公，偶有吐露，又遭嘲谑，于是他也就无话可说。今天的读者早已熟知莎士比亚的内心世界，因此也充分理解他在那个环境里无话可说的原因，也能猜测他为什么正当盛年就回到了小镇。 可以想像，莎士比亚回到小镇的心态非常奇特。自己在伦敦的种种怨屈，都与出生于这么一个小镇有关，似乎只有小镇最能体谅自己，但是，当自己真的决定在这里度过余生时，突然发现竟然比在伦敦更要无话可说。一颗已经翱翔过精神天宇的心灵很难找到交流对象，包括在自己家乡。于是他也就不为难家乡了，只让乡民知道最通俗意义上的他，不忍心把自己略为艰深的部分让他们慌张。他已经非常乡镇化却又与乡民十分隔膜，这是必然的，因为乡民最拥戴的一定是水平基本与他们相齐又稍稍高于他们的人，莎士比亚没有本事把自己打扮成这样，因此也就很快被他们淡忘。 一个伟人的寂寞，没有比这更必然、更彻底了。 于是，今天一切热爱莎士比亚的人都不难理解，他在这样一个小镇里面对着几双木然的眼睛口述临终遗嘱，不会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的著作。 我想，一个作家临终时，他的著作大致会出现三个等级的状态： 第一等级是著作早已深入人心，无须言说，人们只是念诵他的名字； 中间等级是著作进入悼词，进入挽联，让大家重新记起，一片唏嘘； 最后等级是著作进入遗嘱，让子女们与财物一起承接。 当然这几个等级也会互相交错。 莎士比亚连第一等级也超越了。他知道戏剧演出是过程艺术，没有奢望哪一部能深入人心，只把它们看作过眼烟云。对于那些剧本，他像一切只从演出来看待戏剧生命的戏剧实践家一样，虽然内心珍爱，却未曾想像它们的历史命运，演过了也就过去了。何况在当时，社会对于演出背后的剧本，尚未建立著作权意识。 因此，我们便进一步理解，要他在记录的遗嘱前签名，他却轻轻摇头。shakespea e，他知道这些字母连贯在一起的意思，因此不愿最后一次，亲笔写在这页没有表述自己灵魂的纸张上。 这个样子，确实很像个文盲。 同一个小镇，同样的文盲，他又回到了出生的状态。 他觉得这个结尾很有戏剧性，可以谢幕了。 但是在我的想像中，他还是会再一次睁开眼睛，问身边的亲属，今天是几号。 回答是：四月二十三日。 他笑了，随即闭上了眼睛，永远不再睁开。 这个结尾比刚刚想的还要精彩。因为这正是他的生日。他在四月二十三日来到这个世界，又在四月二十三日离开，一天不差。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日子。 也许，这是上帝给一位戏剧家的特殊恩惠，上帝也学会了编剧。 3 还需要说一说怀疑论者。 我走在斯特拉福小镇的街道上想，怎么能责怪这个小镇在莎士比亚临终前表现出来的漠然呢？它后来终究以数百年的热闹、忙碌和接待，否定了一切怀疑论者。 怀疑永远是允许的，但同时也应该允许“反怀疑”。我们已经看到了怀疑论者内心的轨迹，因此也不妨对他们怀疑一番。 时至今日，他们那种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地把女王、爵士、贵族硬说成是莎士比亚剧本真正创作者的可笑心态就不必再作剖析了，我剩下的最大怀疑是：他们有没有研究和谈论莎士比亚的资格？ 资格，这是他们审核莎士比亚的基本工具。我们现在反过来用同一个词汇审核他们，里边包含的内容却完全不同。不讲身份，不讲地位，不讲学历，只讲一个最起码的资格：公开发表文章谈论莎士比亚，至少要稍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认为没有进过牛津、剑桥大学的门就不可能成为莎士比亚，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永远只着眼于莎士比亚在知识领域的涉猎，完全无视他在美的领域的构建，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不知道种种所谓“学问”的东西多数正常人只要花足够时间都能追补，惟一无法追补的是创造性灵感，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想像不到一个处于创造过程中的天才人物有无限的生命潜力，一个敏于感受的智者可以从自己有限的生活经历中领悟辽阔的时空，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不懂艺术创作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世界上有很多别的事情可做，然而他们偏偏要来研究莎士比亚，而且对他的存在状态进行根本否定，那就不能不让人质疑他们的资格了。 然而他们名义上又有一种资格，譬如，大学教师，那就容易混淆视听了。 大学是一种很奇特的社会构建，就其主干而言，无疑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用巨大，但也有一些令人厌烦的侧面。例如在贵族统治构架的边上，它衍生出另一种社会等级，使很多创造能力薄弱的人有可能在里边借半官方、半学术之名，凭群体之力，沾名师之光，获得一种社会认定。其中，越是勉强获得这种认定的人总是越要摆出一副学者架势，指手画脚，最后甚至自以为也懂得艺术创作，着手否认莎士比亚。这一来，连原先热爱莎士比亚的人也开始混乱，因为莎士比亚背后没有任何东西支撑，而这些人背后却是一所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这些人从那个虚幻的大学背景里拉开，然后单个审核他们的资格，盯着他们追问一声：“你是谁？” 否则，莎士比亚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莎士比亚来路明确，他们来路不清；莎士比亚有作品也就是有可以攻击的目标，他们没有作品也就是没有可以攻击的目标；莎士比亚在尽力感动民众，他们在大声左右舆论——总之，这是一场失衡的对峙，蒙面的偷袭。 追问之后我们就能宣布：不要再在莎士比亚的著作归属问题上分成相信派和怀疑派了，怀疑派不成其派，因为他们完全不懂艺术创作，因此不具备公开谈论莎士比亚的资格。 这种反问批评者资格的思路，使我豁然开朗。因为直到今天，单方面蒙面偷袭的闹剧还处处发生。前两天听一位欧洲经济学家告诉我，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即将规定，公共媒体上的“股评家”，必须公布自己的财产和持股状况。我虽然至今与股票无缘，却立即领会了此举的别无选择。因为据我亲身经历，至少已见到两拨真正的罪犯遮住了自己的面目在传媒上义正辞严地揭发和声讨受害者。看来古今同一，只有昭示批评者的真实面貌，结束“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状态，才能使批评开始变得稍有意义。 其实，即使闻到的声音，也有隐显两层。外显层次的声音往往非常学术，格外正义，而内隐层次，则沙哑焦躁，很不好听。有时一不小心，内隐层次会突显其外，让人吃惊。 对于这一切，即便在生前，莎士比亚也都领略到了。 例如，一五九二年吧，莎士比亚二十八岁，伦敦戏剧界有一篇文章流传，其中有一段话，针对性十分明确，而声调却有点刺耳： ……有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点自己，用一张演员的皮，包起他的虎狼之心。他写了几句虚夸的无韵诗就自以为能同你们中最优秀的作家媲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打杂工，却恬不知耻地以为举国只有他能震撼舞台。 这篇文章是署名的，作者是被称作“大学才子”的罗伯特·格林。他当时在伦敦文化界地位不低，发现突然冒出一个莎士比亚并广受欢迎，理所当然地觉得威胁了自己的地位。本可道貌岸然地摆弄一下文化学术声腔来镇一镇，谁知莎士比亚最先拿出来的几个剧本是《亨利六世》、《理查三世》、《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历史意味深厚，全然剥夺了批评者从学术文化上居高临下的可能，于是这位格林恼羞成怒，一下子就吐露出了他内心的嫉恨。其实，这也是后来很多文质彬彬的怀疑论者潜藏的心声。 这篇文章因格林死后被编入他的文集，才被后人看到，让后人知道莎士比亚活着时身边的真实声浪。可以推想更多真实的声音比这篇文章更其恶劣，真不知道莎士比亚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杰作并创造伟大的。听说他有时还会与别人在某个啤酒馆里打架，那我想，真是忍不过去了。 大师的处境，即使在四百年后听起来，也仍然让人心疼。 4 在欧洲当时，比莎士比亚更让人心疼的人还有一位，那就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连随口讲几句都很不忍心。 他只上过中学，无钱上大学，二十三岁当兵，第二年在海战中左手残废。他拖着伤残之身仍在军队服役，谁料四年后遭海盗绑架，因交不出赎金被海盗折磨了整整五年。脱离海盗后开始写作，后因父亡家贫，再次申请到军队工作，任军需，即因受人诬陷而入狱。出狱后任税吏，又第二次入狱，出狱后开始写《堂吉诃德》。但是就在此书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门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狱，后又因女儿的陪嫁事项再一次出庭受审…… 总之，这位身体残废的文化巨人有很长时间是在海盗窝和监狱中度过的，他的命运实在太苦了。 《堂吉诃德》已经出版，而且引起广泛轰动。但是，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法官，明明知道他的文学才华却不愿凭着一点良知，认真审查他遭受的灾难，给他一点点起码的公平。 当时的西班牙与英国不同，没有让只读过中学的塞万提斯像莎士比亚那样受到一批“大学才子”的审判，审判他的是真的法庭。然而正是这些真的法庭，使他联想到绑架了他五年之久的海盗，他们也有事没事就审判他。 当海盗的审判与法庭的审判连在一起组成他的人生过程时，他不能不摇头苦笑。 我一时还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位作家比塞万提斯承受更多的苦难。他无法控诉了，因为每一项苦难来自不同的方向，他控诉哪方？ 因此，塞万提斯开始冶炼苦难。一个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难便吐出多少苦难，总不是大本事，而且这在实际上也放纵了苦难，居然让它囫囵出入、毫发无损。塞万提斯正恰相反，他在无穷无尽的遭遇中摸透苦难的心窍，因此对它既不敬畏也不诅咒，而是凌驾于它的头上，俯视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反躬自问。 终于，他的抵达正是另一个人物的出发，那就是骑瘦马、举长矛的堂吉诃德。这是塞万提斯用自身苦难铸造成的，由此证明他已彻底降伏苦难，获得了一种人类学上的读解。 堂吉诃德一起步，世界破涕为笑。 于是，塞万提斯也就在至高层次上诠释了漫画和寓言。 前一段时间我在马德里看到了塞万提斯的纪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便是堂吉诃德的骑马像，后面还跟着桑丘。堂堂一国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来纪念他，而且把这个纪念广场以国名相称，叫做西班牙广场，我看在规格上已超过莎士比亚。这片土地以隆重的骄傲来洗刷以往的无知，很可理解。但遗憾的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的雕像过于写实，就像是用油画的笔法描摹一幅天才的漫画，成了败笔。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曾娓娓论述，由史诗转换成雕塑是一种艰难的再创造，可惜西班牙历来缺少莱辛这样等级的理论家。 西班牙广场上的这组雕塑，塞万提斯为白色，堂吉诃德和桑丘为黑色。白色的塞万提斯天天注视着眼前黑粗笨拙的这一对宝贝又会暗笑，就凭你们这模样怎么还能流浪远方，把苦难流浪成寓言？ 塞万提斯晚年看到了别人伪作的《堂吉诃德》第二卷，于是赶紧又披挂上阵与文化盗贼搏斗，方式也就是赶写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肿病而去世。 说莎士比亚是一个假人，给塞万提斯一本假书，看来异地同理：都想否定他们的真实存在。他们太使周围垂涎，太使周围不安。 直到二百多年后，德国诗人海涅指出：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海涅眼里，只有这三头统治，只有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两头，同在欧洲，却隔着大海，当时两个国家还对立着。 我前面已经说过，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戏剧家莎士比亚戏剧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四月二十三日成为一个奇怪的日子。谁知还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只能是上帝，觉得两座高峰不能独遗一座，居然把塞万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 那么，一六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变得更加奇怪。 当时，无论是英国的斯特拉福，还是西班牙的马德里，都没有对他们的死亡有太大的惊讶。人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经是余震。真正的坍塌发生时，街市寻常，行人匆匆，风轻云淡，春意阑珊。 5 当时东方也站立着一位文化大师，那就是中国的汤显祖。 二十世纪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儿的日本学者第一次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庆幸东西方的戏剧诗人同时活跃在世界，而让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亚去世的次年，汤显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紧。 但是，青木正儿先生把中国纪年推算错了。不是次年，而是同年。汤显祖也是在一六一六年去世的，离莎士比亚去世未满百日。 中国与欧洲毕竟路途遥远，即便是冥冥中的信息传递，也需时日。如果我们设想有一双神秘的巨手让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同日离开世界，那么，让东方的汤显祖稍晚百日离开，也算是同时。 他们一起，走得何其整齐，又何其匆匆。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 只有到了这时，人们才不再喧哗，开始回忆，开始追悔，开始纪念，开始期待。 一六一六年，让人类惊悚。 两方茶语 这两天伙伴们驱车北行，我独居曼彻斯特，需要自己安排吃喝，于是想起了英国人在这方面的习性。 在吃的方面，意大利有很好的海鲜，德国有做得不错的肉食，法国是全方位的讲究，而英国则有点平淡。英国菜也不是做得不好吃，最大的弊病是单调。 记得很多年前在香港大学讲课，住在柏立基学院，这是一处接待各国客座教授的住所，有一个餐厅。当时香港大学完全是英国作派，正巧那学期客座教授也以英国教授为主，我就在那个餐厅里领略了英国式的吃。 每次用餐，教授们聚坐一桌，客气寒暄，彬彬有礼，轻轻笑语，杯盏无声，总之，气氛很好。但我毕竟俗气，从第二顿开始就奇怪菜式为何基本重复，以后天天重复，到第四天，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很想从那些教授之中找到一个共鸣者，但每天阅读他们的脸色眼神，半点痕迹都找不到，一口口吃得那么优雅而快乐，吃着每天一样的东西。我看他们久了，他们朝我点头，依然是客气寒暄，彬彬有礼，轻轻笑语，杯盏无声。 我终于找到了管理人员，用最婉和的语气说：“怎么，四天的菜式，没有太大变化？” 那位年老的管理人员和善地对我说：“四天？四十年了，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二天我就开始到学生食堂用餐。 这件事，让我惊讶的不是菜式，而是英国教授的接受能力和忍耐能力，尤其是那永远优雅快乐的表情。 因为我看出来了，四十年不变，正是这种表情诱导的结果。管理人员怕表情有变，于是以坚定不移的菜式来保证不变。 这次来英国后我们已经吃过好几次英国菜，确实说不上什么，于是仍然去找中餐馆。 事事精细的英国，对于如此重要的吃，为何不太在乎？ 他们比较在乎喝。 但这也是三百年来的事。在十七世纪中期之前，当咖啡还没有从阿拉伯引进，茶叶还没有从中国运来，他们有什么可喝呢？想想也是够可怜的。 据记载，英国从十七世纪中期开始从中国进口茶叶，数量很少，但一百年后就年进口两千多吨了，再加上走私的七千多吨，年耗已达万吨。到十九世纪，他们对茶叶的需要已经到了难于控制的地步，以至只能用鸦片来平衡白银的进出。后来他们又试验在自己的属地印度种茶而成功，去年冬天我到印度大吉岭和尼泊尔，就看到处处都卖当地茶，便是那个时候英国人开的头。 英国人在印度、尼泊尔和锡兰种的茶，由于地理气候的独特优势，品质很高，口感醇洌，我很喜欢。现在英国每天消耗茶的大部分，还是来自那里。 相比之下，中国的绿茶清香新鲜，泡起来满杯春意，缺点是喝不多。上口称绝，但加两回水就淡然无味，如重新换茶叶，喝起来也远不如刚才。天下过于娇嫩新鲜的事总是这样，不宜短时间重复，而喝茶的风情正在于绵延。可以重复而口感一直不错的是乌龙茶，制作最讲究的是台湾。“冻顶乌龙”，听这名字就有一种怪异的诗意。不过这些年我又渐渐觉得，台湾茶的制作有点过度，香味过于浓郁，宁肯喝海峡对面福建的优质乌龙了。 中国喝茶的诗意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不管是绿茶娇嫩的诗意还是乌龙绵长的诗意都由来已久。即便不说陆羽的《茶经》，从一般诗文中总能频频嗅到茶香。据我认识的一位中国茶文化研究者说，茶文化最精致的部位也最难保存，每每毁于兵荒马乱之中，后来又从解渴的原始起点上重新种植和焙制，不知断了多少回，死了多少回，但由于那些诗文在，喝茶的诗意却没有断，没有死。 英国进口了中国茶，没有进口中国茶的诗意。换言之，他们把中国茶文化的灵魂留下了，没带走。因此同样是茶，规矩的中国喝法与规矩的英国喝法完全是两回事。 英国有大诗人，但在实际生活中，例如在饮食上不太讲究诗意，这与法国人有很大差别；而法国人在饮食上的诗化追求与中国人在饮食上的诗化追求又完全不同。 英国快速地把这种好不容易从遥远的东方买来的饮品当作贵族社会的一种生活标志，而贵族的生活正是社会各界趋附的对象，因此中国茶在那里完全改变了角色、转换了身份。 当初英国贵族请人喝茶，全由女主人一人掌管，是女主人显示身份、权力、财富及风雅的机会。她神秘地捧出了那个盒子，打开盒子的钥匙只有一把，就掌握在她一人手上，于是当众打开，引起大家一阵惊叹。杯盏早就准备好了，招呼仆人上水。但仆人只有提水的份，与茶叶有关的事，都必须由女主人亲自整治。中国泡茶有时把茶叶放在茶壶里，有时则把茶叶分放在每人的茶杯里，让客人欣赏绿芽褐叶在水里飘荡浸润的鲜活样子。英国当时全用茶壶，一次次加水，一次次倾注，一次次道谢，一次次煞有介事地点头称赞，终于，倾注出来的茶水已经完全无色无味。 到此事情还没有完。女主人打开茶壶盖，用一个漂亮的金属夹子把喝干净了的茶叶——中国说法也就叫茶渣吧——小心翼翼地夹出来，一点点平均地分给每一位客人。客人们如获至宝，珍惜地把茶渣放在面包片上，涂一点黄油大口吃下。 英语说茶渣要比中文好听，叫“茶的遗留”，只是英语中“遗留…一词正好与“叶”字相同，于是前些年上海大街的门牌上把茶叶店误译成了茶渣店，英国人看了有点吃惊，因为事到如今连他们也不吃茶渣面包了。 他们这样喝茶，如果被陆羽他们看到，真会瞠目结舌。既不是中国下层社会的解渴，也不是中国上层社会的诗意，倒成了一种夸张地显示尊贵的仪式，连那茶渣也鸡犬升天。虽然尊贵，但茶的“文化国籍”已经更换，因此他们也就贪图方便，到自己的属地印度、尼泊尔、锡兰去种茶了。 茶被英国广泛接受之后，渐渐变成一种每日不离的生活方式，再也不是贵族式的深藏密裹了。至今英国人对茶的日消费量仍是世界之冠，已经无法想像如果没有茶，英国人的日子怎么过。 中国文化人千万不要再从这个现象洋洋得意地证明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征服，我前面已说过，他们喝茶已剥除了中国诗意和中国文化，因此每日不离的原因要从别处来寻找。在我看来，基本原因比较原始，是由于茶提供了一种于健康、风度无损的轻微刺激，而接受这种刺激又成为片刻放松的借口，于是每天就有了一种以喝茶为节拍的生活节奏。 既然如此，英国人一般不喝太浓的茶，很少听到他们有喝茶喝“醉”了的事，但这在中国常有，特别是喜欢喝乌龙和普洱的族群。每天淡然于一种固定的节奏中，这也正是他们在饮食中缺少诗意的表现。 通过茶来做文化比较，可以产生很多有趣的想头，而我感到最难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英国从中国引进茶叶才三百多年，却构成了一种最普及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喝茶的历史实在太久了，至今还彻底随意，仍有大量的人群对茶完全无缘，这是为什么？ 在英国很难找到完全不喝茶的人，但在中国到处都是。我在台湾的朋友隐地先生，傍着那么好的台湾茶却坐怀不乱，只喝咖啡。哪天如果咖啡馆里轻轻的音乐与咖啡的风味不谐，他耳朵尖如利刺，立即听出，而且坐立不安，一定要去与经理交涉。那次他知道我爱喝茶而瞒着我到茶叶店买好茶，回来对我的惊讶描述使我确知他是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接触茶叶。看着这位年长的华文诗人，我简直难以置信。另一个特例就是这次与我一起考察欧洲的同伴邱志军先生。晚饭前在餐厅只要喝一口那种淡如清水的茶水，只一口，他居然可以整夜兴奋得血脉贲张，毫无睡意，直到旭日东升。 写到这里我笑了，因为又想起一件与茶有关的趣事。四川是中国茶文化的重地，我在那里有一位朋友天天做着与茶有关的社会事务，高朋如云，见多识广，但他的太太对茶却一窍不通。春节那天有四位朋友相约来拜年，沏出四杯茶招待，朋友没喝就告辞了，主人便出门送客。他太太收拾客厅时深为四杯没喝过的好茶可惜，便全部昂脖喝了。但等到喝下才想起，丈夫说过，这茶喝到第三杯才喝出味道，于是照此办理，十二杯下肚。据那位主人后来告诉我，送客回家才片刻时间，只见太太两眼发光，行动不便，当然一夜无眠，只听腹鸣如潮。我笑他夸张，谁知他太太在旁正色告诉我：“这是我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喝茶。” 英国人思维自由而生态不自由，说喝下午茶便全民普及，同时同态，鲜有例外；中国人思维不自由而生态自由，管你什么国粹、遗产，诗意、文化，全然不理，各行其是，最普及的事情也有大量的民众不参与、不知道。 请回乔伊斯 1 横穿英格兰是一大享受。在欧洲，这里的田野风光可以直追奥地利和瑞士，比德国农村放松，比法国农村整齐，更不待说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了。 几百公里看下来，未见一处艳俗，未见一处苟且。草坡、树丛、溪谷、泥路，像是天天在整修，又像是从来未曾整修，像是处处要引起人们注意，又像是处处要躲开人们注意。在我看来，这便是田野的绅士风度。绅士优雅而又稍稍有点作态，这儿也是。 一到威尔士地区，绅士风度有点守不住了，丘陵起伏，大海在前。从大岛渡到一个小岛，再从小岛渡到一个更小的岛，那儿有码头，穿海去爱尔兰。 爱尔兰不再是绅士，浑身是质朴的精力，满脸是通俗的笑容。 2 在目前“欧洲大家庭”中最贫困的国家，第一数葡萄牙，第二是爱尔兰，第三是希腊，第四是西班牙。我这一路挨个儿细细打量，产生一种朦胧的预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最先走出这个名单的可能是爱尔兰。 其他三国都有昔日的辉煌，爱尔兰没有。它受尽欺侮又保守落后，一代代家长都流着眼泪嘱咐孩子：离开，必须离开！结果，一个三百多万人的国度，流落世界各地的爱尔兰后裔却有三千多万。 当外加的障碍终于被逐步解除，自身的历史又构不成负担，爱尔兰人开始自信起来。他们说：美国历届总统中有七个是爱尔兰裔，包括最有风度的肯尼迪、里根、克林顿，如此大国都管得好好的，何况一个爱尔兰！ 贫困和朴素，再添加上自信和秩序，这片土地立即有了神采。 3 都柏林的市中心并不热闹，狭窄的街道里却有很多酒吧。年轻人天天晚上挤在一起狂舞畅饮，他们创作和演奏的现代派音乐，在世界各地都有知音。例如我们车队里从未来过这里的一位编导，说起来就如数家珍。 伙伴们一直疑惑：爱尔兰是一个偏僻岛国，为什么青春生态如此前卫，文化艺术如此新锐？ 我想，文化未必取决于经济，精神未必受控于环境，大鹏未必来自于高山，明月未必伴随着繁星。当年爱尔兰更加冷落，却走出了堂堂萧伯纳、王尔德和叶芝，后两位很有今日酒吧的波俏风情。更出格的是荒诞派戏剧创始人贝克特和《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石破天惊，山鸣谷应，一度使全世界的前卫文化，几乎弥漫着爱尔兰口音。 4 都柏林的乔治北街三十五号是一幢三层老楼，现在是“乔伊斯中心”。 著名作家的故居和纪念馆去过很多，但这个地方太特殊了，我上上下下盘桓了整整半天。 乔伊斯没有在这个屋子住过。他离开都柏林时二十二岁，境况潦落，留不下什么遗迹。祖上有点财产，但父亲酗酒成性，把家喝穷了，不断变卖家产，又成天搬家逃债，家人散住各处，这个地方是其中之一。 中心的负责人是乔伊斯的外甥，从未见过乔伊斯。他妈妈，也就是乔伊斯的亲妹妹，曾一再悄悄叮嘱：不要多提舅舅，以免影响前程。这位外甥今年已经七十五岁，红脸白发，气色很好，慈祥友善，能背诵《尤利西斯》的一些片断，但细问之下，他并不理解这部作品，不知道它究竟好在哪里，为什么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作为一个纪念中心的主人坦诚表示自己对纪念对象隔膜的，我第一次遇到，因此肃然起敬。那些能够滔滔不绝的管理人员虽然也可佩服，但静心一想总觉得不是味道。明明是巨峰沧海，怎么可能被你们如此轻松地概括了？乔伊斯外甥眼中流露出来的那种自己无力读解的羞涩，那种不能回答我们问题时的惶恐，那种对自己舅舅竟然会写下这么多“荒唐”的句子而表现出的尴尬，让我感受到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真诚。尽管按照一般意义，他算不上一个合格的主人。他没有利用血缘身份和今天的职务，去填埋伟大与庸常之间的距离。他站在大河的彼岸照拂着远去的舅舅，知道自己游不到舅舅所在的对岸。 他反复告诉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爱尔兰不喜欢乔伊斯，乔伊斯也不喜欢爱尔兰；乔伊斯离开都柏林以后很少回来，但所有的作品都以爱尔兰为题材。这几句简单的话让我震动，一个孤独的灵魂与土地的关系竟是那样缠绵。 据我所知，直到晚年，乔伊斯艰难地谋求定居地却故意避开了家乡。有一次叶芝和萧伯纳筹建爱尔兰文学院，诚恳邀请他参加，他也拒绝了。他不想进入某种派别，尤其是与家乡有关的派别。 记得我以前在《乡关何处》一文中曾分析过中国文人与家乡的复杂心理关系，相比之下，这位爱尔兰文人显然有更强硬也更凄楚的诀别心态。 这幢楼整整装修了十四年，一九九六年才开张，连总统都来参加了开幕式。可见爱尔兰真的想拥抱自己别离多年的游子了，以这幢楼，以那炉炽热的火，以那些好不容易收集到的旧照片。但究竟拥抱到乔伊斯的游魂没有？把握不大，真正可靠的是拥抱住了世界各国出版乔伊斯著作的各种版本，以及每年来自近百个国家的参观者。 在二楼阅览室里，埋头工作的研究者坐满了各个角落，使匆忙的参观者们有点惶愧。我轻步在那里逡巡，整理着自己心中对《尤利西斯》的印象。记得写的仅仅是一天的时间，一对夫妇的心理遭遇紧凑而肆洋，真实得难以置信，却又与荷马史诗《奥德赛》构成遥远的平行，于是成为一部现代史诗。 它会使习惯于传统小说的读者不习惯，但一旦有了它，人们也就渐渐对传统小说不习惯起来。 爱尔兰一度拒绝他，也是因为不习惯，而现在，谁也不再习惯一个没有乔伊斯的爱尔兰。 由此可知，习惯是一支魔杖，总是要去驱赶一切创造物，如果赶来赶去赶不走，它就回过头来驱赶创造物的对立面。 记得《尤利西斯》一九一八年在美国报纸连载后就于一九二〇年被控上法庭，法庭判乔伊斯败诉，书籍停止发行，罚款五十美元，理由是此书有伤风化，会诱惑很多过于敏感的人。一九三三年第二次上法庭时社会观念已经大变，美国法官这次宣判乔伊斯无罪，为《尤利西斯》恢复名誉，理由是法律不照顾那些时时等待着被诱惑的过于敏感者，法律只考虑正常人。 ——这句判词真让人高兴。历史上许多罪名，是不正常人对于正常人的宣判，而不正常人总会以超强度的道义亢奋，来掩饰自己的毛病。因此，仅仅引进一个“正常人”的概念，便全局点醒。 《尤利西斯》在美国的两度宣判，也说明即使是进入了近代的美国，法律也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推动这个过程的宏观因素是时代，而微观因素则是案例。 法律的条文比较原则，而一涉及案例，便具体生动地显现出是非。任何一个法律条文都不会像案例那么强烈而具体地让人感到如坐针毡。因此，在某个领域如果缺少案例，其实也就是关闭了社会性的感觉和理性对这个领域的介入，拒绝在这个领域实现法律的公正。 因此，我觉得乔伊斯对《尤利西斯》有三项贡献：第一写出了它；第二，让它输在法庭；第三，让它赢在法庭。有此三段论，这个作品不再仅仅是现代文学经典，而且成了文化法律经典。在它之后，世界各地的现代派作品全都获得了法律上的安全。 由此联想到，中国文化界让人气愤的事情实在太多，如要请法律来仲裁，首先要让一系列案例来示范。因此，应该有更多的受害者不怕起诉，不怕出庭，哪怕是历来最怕打官司的文化人。 爱尔兰现在已经开始全方位地走向一种国际化的正常，经济发展不慢，让人刮目相看，而文化的事比较烦难。他们也明白不能仅仅像其他落后地区一样卖弄民族遗产，因此先把乔伊斯请回来再说，至少可以通过他来猜测国际文化眼光。 猜测总不会一步到位，那么先为他安排一间老屋住上，大家一起慢慢习惯。 木石是非 1 在欧洲的城镇间旅行，看得最多的是建筑。时间一长，难免与中国的建筑对比起来。 最强烈的对比是年代。 从雅典和罗马开始，欧洲保留了大量的古典建筑，一查年代让人咋舌。例如，巴特农神殿至今还被看成古典建筑结构的至高典范，但它已经建了二千四百多年，相当于中国孔子的年岁，竟然还这么虎虎有生气地站立山巅。 罗马的万神殿也许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至少二千年了吧，整个穹顶还如此精美坚固，几乎所有的参观者都会判定它是自己平生见过的最杰出建筑之一。但若以年代比照，我们中国游客都会心中一沉，无法想像一个汉代的地面建筑能如此完好地保存到今天。 至于像佛罗伦萨、巴黎那些构成都市规模的古典建筑群，也有六七百年历史了，我们中国当然也保存了一些明代建筑，却不可能像这些欧洲建筑那样构成今天都市的主干性景观，而且还付诸实用，每天任拥挤的人流大进大出。 这个景象使很多初来乍到的中国旅行者很受震动。原本总以为我们拥有历史，人家拥有现代，看来事情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仅仅因历史过于厚重而失落了现代，这倒是一个不难让人理解的理由，但厚重的历史保存在哪里呢？走到欧洲街道上东张西望、暗暗比较，方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头失落。 有人说，中国保存不了很多古典建筑，是因为太多改朝换代，太多兵荒马乱。然而，只要查查欧洲历史就可明白，他们改朝换代的频繁程度，兵荒马乱的酷烈程度，都超过中国。 其间一个区别是，中国自古以来习惯于把攻击对象整个儿毁坏，非烧即拆，斩草除根，不让它阴魂盘绕，死灰复燃；欧洲则不然，更在乎所有权的转移，即更在乎占领和抢掠。 这是有原因的。欧洲文化本有一种超越政局更迭的稳定性，宗教的力量、贵族的存在又使无数精美教堂、典雅宅邸成为民众心目中不可搬移的审美图像和生态图像；而中国较为像样的生态，总是被看成是权力结构的直接延伸，因此每每与权力结构共存亡。 顺着这条思路，当代中国文化人便会产生很多感慨、写出大量文章了。但是，随着年岁增长我已发现这种思路的片面性。 现在我愿意以更平实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问题。因为除了社会政治走向可以评定优劣外，各个自成系统的生态文明也都有形成的充分理由，应该以多元心态一视同仁。 如果以平实的态度来解释中国古典建筑为什么比欧洲保留得少，至少不应该无视以下这两个因素： 一，中国的建筑，主要以木材为构架；欧洲的建筑，则以石材为上选。两种主干性材料的不同，决定了延续时间的长短； 二，不同的材料选择，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观念。欧洲追求宗教意义上的永恒，而中国则追求生生不息、代代更新。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看重凝固的永恒。树木的生命过程与人的生命过程密切呼应，人世间二十年为一代，木构架的房屋也需要二十年大修一次。中国的下一代对于上一代的服从和孝顺远远超过欧洲，但他们最大的孝顺是重振家业、推陈出新，因此拆老宅、建新屋的梦想几乎成了一种掌控九州的行为伦理。 这种对比很有趣味，因此走在欧洲，我并不对中国古人的选择深感羞愧，或义愤填膺。 2 另一个对比是色彩。 这倒是一个让我感到难过的话题。 与我们交谈的很多欧洲人，包括一些资深的建筑师，都认为中国建筑的一大特点是色彩华丽、涂金描红、龙飞凤舞。他们的依据是在北京和台北看到的一些宫殿式建筑，以及遍布欧洲各地的中国餐馆。 这种交谈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常识背景，那就是彼此都知道，在人类审美的高低雅俗等级中，大凡自然、和谐、中性、收敛为高雅，反之，人工、极端、艳丽、刺激为低俗。现代派艺术家会突破这种常识，但那显然不属于中国的宫殿式建筑和餐馆。 如果把这种特点看成是东方情调，却又不妥，欧洲朋友礼貌地说：日本在色彩上倒是崇尚自然。 我们的艳丽喜好，近年来又愈演愈烈。大城市的品级追求被引导到恢复民族特色，这倒罢了，却又把民族特色解释成那些雕琢的宫廷符号，结果，黄灿灿的大屋顶离开了整体格局到处覆盖，近乎灾难。有些新兴城市虽然摆脱了这种灾难，却喷涌出无数荧光粉涂写的招牌，满目妖艳。农村更其过分，好像色彩是富裕的惟一标志，居然让那么多恶浊的人工色掩盖了近在咫尺的自然色，真可以说是“闭月羞花”。 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国旅行者都承认，欧洲无论城乡，最让人感到舒适安静的就是那彻底收敛的色彩。他们似乎不是在竞争热闹而是在竞争素淡。 一些熟识的欧洲朋友有时想对我们中国人作一点色彩学的启蒙，他们常常故作随意地说出一句、两句： “其实灰色里能够看出银色，不必真让它发亮……” “反而是单色最自由，因此也最丰富……” “世界上没有一种人工的艳丽，通达过伟大……” 听到这些话时我确实有一点憋气，因为这些道理，中国人明白得比他们早得多，怎么反倒要由他们来启蒙？ “五色令人目盲”——这样明快爽利的话，中国哲人在两千四五百年前就说了，而且后来的历代中国文人无一不知。查阅其他古文明的先哲遗言，没有谁说得比这更加透彻。 更充分的证据是，中国古代绘画都娴熟于单色水墨，而疏淡于色彩敷用；可以作为中国艺术最独特标志的书法，则是千年一色，而且是最沉着的黑色。 我认为，中国人当然也会喜欢华丽，有不少辞赋为证，但中华美学的元典性立场并非如此。朴茂大气如古鼎旧陶，正是中国古代最上品的建筑色彩。只不过后来的宫殿庙廊越来越追求歌功颂德、祈福避祸的浅薄象征，才越发失去控制，走向恶性泛滥。 为此，我曾与一位法国建筑师开玩笑说：“真是阴错阳差，不知着了什么魔，中国古代哲人收敛色彩的美学主张居然在你们这儿开花结果。看着吧，我们迟早要夺回那种无比美丽的单纯和自然，好让祖先们瞑目。” 3 还有一个对比是情调。 我前面说过，古代中国文人大多明白收敛色彩的道理，因此日常也在水墨绘画和书法中陶冶情怀，这是他们的文雅处。但这种文雅有时也走火入魔，把一些文学性想像纳入建筑设计，尤其在庭园建造中夸大借景、比拟、象征的作用，形成一种情调化的风尚。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把这种做法看成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优秀传统，甚至看成是中华美学的基本特征，我本人以前也曾有过这种误解。直到有一年在北京《读书》杂志上读到对台湾建筑学家汉宝德先生的介绍，顿生狐疑，立即嘱咐我指导的一位外国博士生满世界寻找他的著作，找到三本一读，恍然大悟。 后来我去台湾结识了汉先生，承他陪我吃“鼎泰丰”、看“鸿禧博物馆”，又到他家长谈，才开始明白建筑上的一些事理。即便我上面所说的一些观点，很多也来自于他，我想不少台湾读者一看就清楚。此刻我手边正好有一册他所著的《明清建筑二论》，随手翻到一页便见到他引述的一位古代建筑学家对园林布置的论断： 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园林水石，最不可无。要须回环峭拔，定插得宜。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又须修竹老木，怪藤丑树，交复角立，苍涯碧涧，奔泉风流，如入深岩绝壑之中。 汉宝德先生对这段话的评价是： “太华千寻”、“江湖万里”，是中国地理形势上的事实，其壮阔的气魄本是一个泱泱大国所具有，文学家们为此所感乃为必然。但用一块石头造成“太华千寻”的感觉、用一瓢水造成“江湖万里”的气势，甚至于“奔泉风流”、“深岩绝壑”，若不是有精神病，则必然是做白日梦。然而，明清两代的园林设计多是这样去构想的。 这实在是说得痛快极了，不仅指陈了中国文人给建筑学带来的病态，而且也点穿了中华美学研究中的一些歧路，消解了一种有关情调的梦幻。 其实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智者也是知道的。当一块石头是一块石头，一瓢水是一瓢水的时候，这是第一层次；当一块石头象征成了高山，一瓢水象征成了江湖，这是第二层次，小聪明的所在，酸文人的天地，很多人流连忘返，傲视第一层次的愚钝；毫无疑问还必须出现第三层次，那就是一块石头又成了一块石头，一瓢水又成了一瓢水，不再有任何象征，不再承担任何意义，它只提供自然形态，洗掉了文人气息。这种感悟，中国古代有过。 这也像舞蹈，当舞者的躯体不再代表海鸥、奔马、英雄、战争、枯树、幽灵，而又回归于他自己的本真生命，也就由第二层次上升到了第三层次。 以我之见，中国在唐宋之前，比较讲究本真，包括建筑和园林建造在内。后来所谓“胸中的山水”，是文人无法直接面对大山大水时代的自我安慰。可以想像，如果让屈原、司马迁、李白他们看到盆景艺术，将会是一种什么神态。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陈述一种由来已久的感觉：一直被视为中国建筑学奇葩的明清园林，并不能代表中国古代建筑的高层境界。 相比之下，以几何图形构建的法国园林，倒是坦然地呈现出一种彻底的人工气息，由于气魄宏大、精雕细刻，足以让人精神一振、耳目清亮。但无论如何，把自然物裁割得太过分了，处处透露出人们隐藏在精致里的嚣张。自然就是自然，在今天看来，它不适合像中国明清文人追求的那样作以小见大的象征，也不适合像法国王室在凡尔赛宫等处做的那样被任意扭曲的规整。 好像，英国的自然园林更加合意。 4 写到这里我已明白，在欧洲感受中国建筑，就像感受其他中国文化课题一样，视角多、线条杂，无法一言以蔽之。如果任意漫谈，即便像我这样的外行，也可以拖拖拉拉说上很久，难以言尽。 我想让一位熟悉中国的法国女建筑学家来归纳这个话题。 那天我和两位导演一起到她家访问，她一开始就坦诚地说：“你们不要太相信美国人，他们看上中国的是市场。不像我们法国人，看上中国的是文化。” 要她谈谈对中国建筑事业的感受，她说：“中国确实拆了很多不该折的房，造了很多不该造的楼。拆错了，就再也造不起来；造错了，又很难炸掉。中国建筑界以前的问题是轻视历史，近几年的问题是急功近利。轻视历史便乱拆，急功近利便乱造。” 她的尖锐引来了她丈夫的异议。她丈夫是一位经济学家，此刻正坐在她身边。 这位经济学家冲着妻子说：“我们的想法比你们实际。中国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大的地方，以前生活状态普遍不好，现在终于好起来了，当然要尽快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如果太讲究建筑的文化格调，中国各省各县都需要有大量高水准的建筑学家，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认为，快速改变人们不可忍受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应该急功近利。” 他的话使我想起一件往事。五年前，一批台湾艺术家首次来上海，坐在出租汽车上看到街道两边已经很少见到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便言词激烈，没想到那位出租汽车司机把车停了下来，一定要与他们辩论。他的主要论点是：你们为了文化参观，逼迫上海人再住那种没有卫生设备和煤气管道的房子，于心何忍！ 但是无论如何，女建筑学家的基本意思是正确的。后来她与我们，包括她的丈夫，达成了一些共识，譬如：既具备现代功能、又体现历史风范的经济型民用住房，不必单个设计，而应该提供一系列范本，供自由选择和成批生产；中国建筑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城市的整体布局，应该从过去那种非专业化的长官意志决定，转移到专家委员会的裁判上来；中国建筑业的全面兴盛，一定是在拥有了足够新型国际性建筑人才之后，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从宏观范围内捕捉民族传统信号，与现代需求的嫁接。 这些共识，主要是从建筑学家的角度来考虑的，但建筑的事关及全民，因此必须获得法律的帮助，就像欧洲很多国家那样。在那些国家，拆了不该拆的房，盖了不合适的楼，都要受到法律惩处。 当然，比法律更为普遍需要的是教育。在欧洲，即便是在山乡农村，我们也会惊叹他们的整体审美水平，这便是几百年教育的结果，而这种教育大多不是发生在课堂。一个人不喜欢某种绘画可以不进美术馆，不喜欢某种音乐可以不进音乐厅，而建筑则是一种强制性的审美，一旦出现，谁的眼睛也躲不了，必须年年看、天天看。这对很多市民来说构成一种积极或消极的审美适应，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则构成一种顺向或逆向的审美教育。结果，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水平渐渐水涨船高，或渐渐不可收拾。 由此可知，建筑的事情确实不能像那位经济学家主张的那样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最容易阻碍人们的审美觉悟，以后觉悟了想弥补又总是为时已晚。奇怪的是我们每次在后悔不迭的同时总在进行着让明天后悔的事，循环往复形成怪圈。 对我们周围的很多人来说，什么是建筑？建筑就是由水泥浇铸的后悔。 建筑的这个定义也许可以进入《魔鬼辞典》。那就让它在那里呆着吧，我们要抽出手来去阻止那种循环，破解那种怪圈。 都市逻辑 在国土上，卢森堡是一个小国，在金融上，它却是一个大国。我们想拍摄一下他们的银行街，却立即受到了阻拦。 阻拦者不是警察，而是一家银行的职员。他见到我们扛着摄像机正准备作全景式的扫描，便像触电似的箭步朝我们跑来，边跑边举手示意我们停止拍摄。 这让我们很奇怪，因为我们站立的街口离银行大门还有不少距离，哪有大街上不准摄影的？ 那位职员已经到了眼前，讲的是德语，我们听不懂，他又用英语说，这里不准拍摄。我们问他为什么，他摇头不想回答。这使我们有点生气，说我们刚才在他们的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门口拍摄，都没有受到阻拦。 这时，快步走过来一位戴眼镜的先生，自称是总经理，态度非常客气，用法语和我们交谈，我们希望他说英语，但他用生硬的英语所讲的一切过于复杂，我们听不明白。 于是，由两位伙伴与他们作语言上的厮磨，我和别的伙伴让过一边，猜测他们禁止我们拍摄的理由。 猜测的第一个理由是，银行有自己的尊严，我们未经他们许可就擅自拍摄，对他们不礼貌； 猜测的第二个理由是，现今世界上多的是银行抢劫犯，一批不明身份的人把银行的大门、窗户远远近近地拍摄一遍，谁能担保与今后某些抢劫案无关？ ………… 正待再想几条理由，突然来了一位我们前天认识的当地朋友，他在几种语言上都娴熟无碍，只与总经理聊了一会儿便笑着转过身来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为了保护出入银行的顾客，保证他们不被摄入镜头。” 初一听有点吃惊，但不到几秒钟便立即领悟，领悟了在拒绝背后那张严密的逻辑网络。 按照西方法律观念，个人财产的提存往来是一个人的重要隐私，但是，人们不乐意在隐私受到侵犯之后再谋求法律保护，而是希望提存往来的一切环节都能拒绝被侵犯的可能。正是这种希望，构成了现代金融业的信誉基座，也成为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平台。小小的卢森堡能在三四十年内快速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金融王国，也与它严密的银行保密法规有关。 卢森堡银行向各国客户许诺，一切客户的资料不仅对他人保密，而且也对国家机构保密，即便国家财政机关也不能以征税的目的了解客户的情况。除了刑事诉讼，银行拒绝在民事诉讼中出面作证。银行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反而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就明白了，卢森堡银行为什么要如此严密地提防自己的客户进入别人的摄像镜头。 好像做得有点过火，而且现在已有很多微型摄影设备可以不被发觉，但他们从职员到总经理这种以双手阻拦摄像机的大幅度动作其实已经超越实际功能，变成一种表述现代金融逻辑的动作性宣言。 我觉得，这样的小事，触及了欧洲文明的经络系统，蕴藏着人身权、私有财产权等一系列社会大原则，只要一着破损就会全局震动，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来设置种种禁忌。 这种禁忌最通俗地表现在交通规则上，在我们中国也已逐渐普及。但是，蕴藏在交通规则背后的逻辑，我们却未必能领会。 很多人认为遵守交通规则一是为了人身安全，二是为了交通畅达，还会有别的什么逻辑呢？有一天我和一位德国学人在斯图加特的一个路口等红灯，顺便说起，在这人口稀疏、交通冷清的城市，极目左右都没有车辆的影子，即便冲着红灯直穿过去也没有任何危险，但人们还是规规矩矩地等着，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制约？ 我说，还是受了一种公共行为规则的制约。这种规则不照顾各种具体的例外，只有无条件服从才能生效。 他说，规则后面有一个严密的逻辑，足以把一切例外全部抵消。 我请他把那种严密的逻辑演绎一下，他就顺势推衍了以下几点—— 一、据统计，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受交通事故伤害最大的群落，是孩子； 二、孩子们承受着太多来自成人的行为规范教育，但试验证明，最有效的教育来自他们的自身观察； 三、据统计，孩子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地点，是自家的窗口。因此，当你四顾无人无车，放心穿越红灯的时候，根本无法保证路边排排高楼的无数窗口，没有孩子在观看； 四、于是你进入了一个逻辑悖论：当你安全地穿越了红灯，等于给孩子们上了一课，内容是穿越红灯无危险。只有当你遭受伤亡的时候才能给孩子们正确的教育，但你又不愿意为这样的教育支付如此惨重的代价； 五、面对这样的悖论，惟一正确的方法是放弃穿越，既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安全，也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危险，一见红灯就立即停步，让孩子们看到一种无须别人监督的生命规范。 这番推衍，虽是从孩子的角度，却是严丝合缝，很难辩驳。 我想，仅从上述金融规则和交通规则两端，已大致可以说明现代的“都市逻辑”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些小事让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启蒙运动。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启蒙运动在内，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很少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结果，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原则往往空洞干涩，无益于具体生活，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同时，他们自己所过的生活又往往失去理性控制，甚至非常不合逻辑。例如目前中国社会中传播谣言最起劲的居然是文化人群落，便很有讽刺意味。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集体行为需要疏通逻辑，有太多的行业性逻辑需要获得整体协调，这本是文化人应该站立的岗位，然而奇怪的是不少文化人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也不希望别人来做，反而乐于在一些最不合乎逻辑的情绪中异想天开。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上很少有机会让文化人来参与都市逻辑的构建，也许那时的历史不在乎都市，也许那时的都市不在乎逻辑，也许那时的逻辑不在乎文化。这种情景所产生的恶性成果，现在由都市、文化和文化人共同来承担，因为它们都发生了背离自身逻辑的异化。现在一切都在面临大转型，情形是否会好一点？ 在我的幻想中，最好的情形是，在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学人中，居然有几个不去忙着学习“语言暴力”，物色攻击对象，而是静下心来，细细研究国际间和我国历史上的文明行为规范，对照现实社会的反面例证，写出一本本诸如《行为理由》、《必要禁忌》、《都市契约》这样的书来。 当然这只是幻想，更大的可能是很多人一再想进入这个过程又一再被消解，因为消解的力量沉积已深，无处不在，要干扰几个逻辑程序易如反掌。 与平庸一起栖宿 布吕赫是中国大陆地图出版社的译名，台湾译成布鲁日。据比利时的朋友说，布吕赫更接近他们的发音。 在中世纪，它是著名的港口重镇。马蹄石路，运河疏林，最高的是风车，最多的是城门。白石楼房已成黑色，地窖窗口紧贴河岸，记忆着千年前的货物装卸、潮起潮平。据说本来每家的小媳妇最爱坐在门口编织花边，后来旅游者多了，她们便躲进屋去，悄悄美丽又悄悄苍老，留下一街安静。 全城很少红绿灯，却有心照不宣的交通规则：行人第一，马车第二，脚踏车第三，汽车最后。那你就放心走去吧，笑看马缰缓缓拉住，车辆恭敬让行。躯体是机械的上帝，软弱是强硬的主人，在这里，只有人，才是万事万物的红灯。 这样的小城，不能不让人喜欢。 由此，想到了与城市生态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记得十几年前读西方几位未来学家如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著作，知道人类在新的信息手段面前已不必群体聚集、当面交往，因此城市文明将渐渐流散开来，获得个体化分解。这种预言是以先进科技的普及为前提的，却正恰契合我心底“文人宜散不宜聚”的陈年向往，因此深感欣慰。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信息手段的先进程度和普及程度已远远超出了预言家们的预言，但城市的个体化分解却并没有按照预言变成现实。 其实早在托夫勒他们预言之前，人们已经在多方抱怨现代化的大型城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空气污染、费用高昂、犯罪频繁，都是抱怨的内容。反映在文化心态中，人们越来越多地诅咒钢铁水泥的森林和工业化的陷阱，畅想小桥流水的村野、隔窗笑语的邻居。赞美城市已成为一种庸俗，散居乡村才是一种时髦。 既然背离大城市是那样必要，信息手段又使这种背离成为可能，那么，为什么这股潮流至今还没有构成强势？ 这次旅行欧洲，我尽力与各个城市的管理阶层和有识之士讨论这个问题，才慢慢知道其中原因。 西方讲究实利估算，事实证明，居住在乡村或郊区小镇的费用，要比城市里高。背离城市是以汽车的存在为条件的，正是这个条件，使背离的人们要面对漫长的驱驰。例如，夫妻很难保证在同一个郊区工作，孩子的教育和就业，只有城市才能提供最好的机会，而退休老人最需要的高水准医院，一般也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刻意住在乡村，会浪费多少驱驰的能源，增加多少空气的污染。 城市因集中而容易使分散的难题一并解决，并使解决的费用有可能分割得最低。例如对于污染的集中治理，目前世界各国都是城市超过农村，其他设备和能源的人均供应，在城市里也会经济得多。 这就是说，在人类需要重新调整自己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城市是迄今利用地球资源最经济的生态；人们如果继续向大自然扩张，对个体和整体都是一种昂贵的耗费。 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直到今天都没有出现人口由城市向乡村流散的大潮，而且在可以预想的将来，整体趋势仍然是向城市聚集。当年未来学家们指出了新的信息手段为流散提供了可能，而事实证明，这种手段为聚集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因为电脑的发展既然减轻了企业的空间负担，那么，缩小了的空间更没有必要搬到远郊，反而增加了跻身于市中心的便利。 这中间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向大城市聚集的移民潮。很多证据证明，这股大潮增加了城市的负担，降低了生活的质量，平添了意外的灾难；但也有一批学者指出，城市的每次大发展都与移民有关，而欧洲很多城市的发展其实还有待于移民，问题是提高移民的质量。一个城市发展程度越高，移民的整体水平也越高，不符合要求的移民只能移向他方。 然而这只是说着痛快，在实际操作上，这些国界越来越松散的欧洲国家，该如何来选择移民质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这是城市遇到的最大隐忧，至今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从一路上走过的欧洲各国来看，伦敦和巴黎的市民搬离城市的比例稍高一些；几个贫困国家像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则不会出现这种趋向，因为那里的农村还荒漠一片；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城乡并荣，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既要避免“城市病”又要阻止对农村的扩张，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两个：一是在市郊营造设施齐全的社区；二是在城内扩大自然空间。 那么，文化韵味和审美意态也只能在这多种生存方式中各别挖掘，而不宜夸张对于村野生态的向往情怀了。 像布吕赫这样的小城，介乎城市生态和小镇生态之间，溶解了多方意趣，但是如果要想长期居住，对于多数现代人来说毕竟是一种梦想。哪有那么多布吕赫？ 总之，我们跻身其间的大城市虽然毛病多多，却还没有到可以大声诅咒、大步背离的时候。知道远处有森林绿坡、小镇马蹄，但我们注定要与平庸和喧闹一起栖宿。 那个巨人 1 我终于来到了滑铁卢。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头雄狮在这里倒下。欧洲的王室松了一口气，重新从这里抬起骄傲的脚步。 古战场的遗址上堆起一座山丘，山丘顶上铁狮威武。但这头铁狮并非纪念那头雄狮，而是相反，纪念对他的制服。 山丘的泥土全部取自战场，这小小的两公里拥挤过十几万厮杀的人群，每一寸都浸泡过鲜血。当时刚刚获胜的威灵顿将军长长一叹，说：“胜利，是除了失败之外的最大悲剧！” 山丘由列日市的妇女背土筑成，因为她们支持过拿破仑，这是惩罚性的劳役。 为什么独独要让妇女们来承担这个劳役？说是她们的男人正在接受更大的惩罚。但在我看来，那是出于胜利者们对那个失败者残存的嫉妒。男人间的嫉妒往往与女人有关，因此必然会让支持过他、崇拜过他的她们，来确认他的失败，这可能是对他最大的羞辱。 女人们用柔软的双手捧起泥土，哪里还分得清什么胜方败方？只知道这是男人的血，这是不干的土。加几滴我们的眼泪进去拌一拌吧，至于这座山丘的含义，我们心里清楚。 2 滑铁卢战场遗址，自然由当年的胜利者保存和修复，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游人在心中祭拜的，都是那位骑着白马的失败者。那座纪念山丘，两百多级高高的台阶，连小孩也在那里步步攀登。一队比利时的小学生全部爬到了顶部，一问，他们只知道拿破仑，不知道威灵顿。他们是小孩，而且并不是法国的。因此，当年垒筑这座山丘的意图，已经全部落空。 以往我们习惯于把战争分作正义和非正义两种，说起来很明快，其实事情要比这种划分复杂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是非分明的战争比较好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分起来就有一点麻烦了。如果分不清就说成是“狗咬狗”，那么，多数古战场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踪影。 战争双方，如果没有逾越人类公理的底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留下的只有意志的比照、智谋的竞赛、人格的对垒，成为永久的话由、写作的题材。《三国演义》里的马蹄硝烟，苏东坡如此悠悠缅怀，罗贯中如此娓娓道来，只因为那已是审美意义上的征战。 滑铁卢的战事之所以与敦刻尔克大撤退、诺曼底登陆不同，是因为双方都没有逾越人类公理，因此一起成了后代的审美对象。审美一旦开始，胜败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人们投注的是人格视线，即便是匹马夕阳、荒原独吼，也会笼罩着悲剧美。因此，拿破仑就有了超越威灵顿的巨大优势，正好与胜败相反。 审美心理曲线是一条长长的抛物线，以值得关注的奇异强势作为起点。人们关注拿破仑由来已久，尤其是他从放逐的小岛上直奔巴黎抢回皇位的传奇，即使不喜欢他的人也会声声惊叹。滑铁卢只是那个漂亮行程的一个终点。可怜威灵顿，虽然胜利，却只有点而没有线。谁有那么好的视力去关注一个孤零零的点呢，因此难怪比利时的小学生不知道他，反而爬着他的胜利高坡，来怀念他的手下败将。 其实岂止是今天的小学生，即便是战事结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国人，大家说起滑铁卢，也已经作为一个代表失败的词汇。可见，人们都把拿破仑当作了主体，都不自觉地站到了他的一边。 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真实、更普遍。他所说的诗，泛指美学行为。小学生还没有来得及学习历史，却已经接受了社会性的审美遗传。 由此可见，历史中的滑铁卢和诗中的滑铁卢属于两个范畴，两个范畴加在一起，相映成辉，便使这个地方成了永久的旅游景点。 滑铁卢遗址中有一个房子是雨果构思《悲惨世界》的地方，那么，诗中的滑铁卢也拥有一个自己的指挥前沿。 雨果提起拿破仑时总是反复地念叨着“那个巨人”、“那个巨人”，其实发出这个声音的也是巨人。“那个巨人”不知道身后会有一个文化巨人对他那么关注，这关注将把他隆重地送入另一部历史，一代代观者如堵。 蓝旗和孩子 1 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堂门口，一束灯光照射着那面静静垂落的蓝旗。在它后面，一排排国旗相拥而立，做它的后盾。这些国旗原先高高地飘扬在各自的国界前，自从有了它，大家都纷纷收回，到这里来享受清静。 这面旗帜来得悠远。来自康德的沉思、雨果的呼喊，来自欧洲大地千百年来无法弥合的裂痕。几十里外滑铁卢人仰马翻、旗起旗落，终于有了这面旗，这才是结论。 原来只是为了反战而结盟，不料却给世界带来了新的结构、新的制衡，对此我们似乎还缺少关心。昨天晚上我请教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宋明江先生：当前欧洲什么事情最应该引起中国人重视？ 大使说：欧盟。 2 按照一般观念，布鲁塞尔哪里有巴黎、伦敦、柏林重要？但正是它的不重要，造成了今天的重要。 任何大国都不可能把自己的首都作为国际协调中心而取信于其他大国。因此，小得不可能对别人构成威胁而又地处中心的比利时正当其选。因欧盟总部所在，布鲁塞尔已成为一个国际外交中心和新闻中心，对此不仅我们没有料到，连很多国家的政府首脑也没有料到。 没有料到的原因，是仍然按照传统的国际政治观念在思考问题，总觉得欧盟只不过是一个国际组织罢了，怎么比得上一个国家实在？其实欧盟正是针对这种国家至上观念而出现的，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种观念的极端形态不仅导致了太多的人间灾难，而且肢解了欧洲大地的活力，造成了全球均势的失衡。 在目前，欧盟的大行动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着力于营造一个共同大市场。为此，连货币都趋于统一，实在是大手笔。在当前这样的经济时代，货币是体现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方面，这些国家连这份主权都愿意受到冲刷，切莫小看了它们联合的决心。我们这一路看到那么多欧洲国家已完全不在乎边界防守，所有的车辆长驱直入，遇到的惟一障碍就是货币了。如果欧元全然通行，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畅快感？欧元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比值受挫，但这是暂时的，从长远看，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存在。 一路上还看到，欧盟对于已经入盟的贫困国家，援助得非常实在。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每年接受的援助款项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像爱尔兰，由于善用这笔款项，近年来发展巨大，国际间刮目相看。 以经济的联合为基础，防务、外交、内政、司法诸方面都会一一呼应起来。当然麻烦不少，欧盟也步履谨慎，但一直没有后退。从未后退的小步子，日积月累，转眼间就会跨上一个大台阶。 政治家们会注意欧盟的每一个动作带来的实际后果，而我关心的是它对传统国际政治概念的摇撼。很多习以为常的范畴需要另起炉灶，很多目为经典的命题需要重新寻找内涵和外延。前些年一直担忧信息革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世界的人文构架还那么老旧，现在看到欧盟的稳步前进，才发现欧洲已经用一个大行为迫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能不以新的形态进入新的时代，只可惜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没有意识到，显得严重滞后。 朋友们一直觉得我到欧洲旅行一定会醉心于它的历史文化，其实我一路上倒是特别留心当前的发展。到了布鲁塞尔就像提纲挈领，豁然开朗地看着欧洲如何企图在陈旧结构中脱胎换骨，挥别昨天。当然这种企图在文化生态上还会面对严重障碍，因此只能由实务开头，而把最大的希望，寄托给下一代。 记得在斯特拉斯堡欧盟的另一个办公处我曾联想到都德在《最后一课》中刻画的小佛朗士和一个后来为欧洲联合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女士路易·韦丝，他们都生长在欧洲冲突的拉锯地带，我因此感叹人类的一切崇高理念，也许都来自麻烦之地男孩和女孩痴想的眼神。 没想到来到布鲁塞尔欧盟的最高总部一看，门口铁栅栏上竟然真的爬着一大群男孩女孩的雕塑。看上去他们都是那样调皮、泼辣，大大咧咧爬到欧盟大门口来了，而且都抬头仰天、说说笑笑，几年都不下来。 我真佩服雕塑家们的设计，成人们最大胆的政治构思，无一不暗合孩子们的幻想；大凡孩子们无法理解的弯弯曲曲，成人们迟早也会摆脱出来。这些孩子没有一点小绅士或小骑士的老成姿态，头发不理、衣服不整，全然拒绝旧时代对自己的打扮，扭头只顾新世纪，不知是由他们来塑造新世纪还是让新世纪来改塑他们。 因此，欧盟总部大门口的这些孩子，是雕塑，是装饰，是门卫，更是理念。 海牙的老人 1 海牙的清晨，湿漉漉的广场上摆满了旧书摊，很多老年人把毕生收集的书籍、古董陈列在那里，让人选购。 在博物馆前的那个角落，一位年迈的摄影师摆出了自己拍摄的数千张旧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边上还摆放着三台老相机，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从自己的角度把荷兰的历史概括。 见我仔细翻阅，老人两眼放光。但最后，我当然还是让他失望。他用英语向我嘟哝：全拿走吧，实在不贵。 我暗自责备自己翻阅得太久了，使他产生误会，因此躲避着他的目光。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着他，向他道谢。我想他应该认出，我是中国人。连他们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也无法把自己的历史图像收入博物馆，任其在博物馆门外长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们中国流浪在外面的历史符号就更多了。我们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门庭，反把人家的历史图像带走？我们中国人太知道，这些历史图像一旦被带走，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时日。 中国人也许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把别人的历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见我要离开，又说了一句：“也可以拆开了买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这话使我心里一动。因为曾经听说，一些企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满个人情谊而又无行贿嫌疑的小礼物给国际奥委会委员，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员出生那天的《泰晤士报》，让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议，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现时的某些远地风景？ 我连忙回头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叠，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齐整无缺，可见至今没有人零拆买走。从老人的生活状态看，他未必拥有保存底片并再度复印的技术设备。我笑着向他摇摇头，心想，我算什么呢？一个如此平凡的生命，一个在湿漉漉的早晨偶尔驻足的过客，岂能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这位老人的平生劳作？ 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会出现一个更负责的收藏者，将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义。再等一年半载吧，老大爷。 2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个法律机构来仲裁？这是人类的理性之梦，结果便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出现。 到海牙总要去看看国际法院，世界各国的旅行者都这样想。于是市中心的和平宫栅栏外，停满了各种旅行车辆，挤满了一队队来自各国的游人。 和平宫就是国际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国企业家卡纳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冥冥中加重了这栋楼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这栋楼造得庄严、大气，但更漂亮的是环绕着它的巨大庭院。因此，从铁栅栏到和平宫的主楼还有很长的距离，中间是葱茏的草地，远处林木茂密。 国际法院不是一个纪念性遗址，而是一个天天都在忙碌的联合国司法机构，当然不允许旅行者参观。因此，铁栅栏外的参观，其实只是远眺。 我们几个拨开众人，找到了第一层门卫，说我们来自何方，两天前曾来过电话，承蒙同意入内参观。门卫立即向里边打电话，然后态度变得非常客气，要我们等一等，说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接引。 出来的是一位女士，讲法语，让我们每个人把护照交给门卫。门卫一一登记了，一并归还。女士一笑，摊开手掌往里边一让，我们就在各国旅行者惊讶和羡慕的眼光中鱼贯而入。 被那么多目光注视背后，总觉得不自在，不知哪位伙伴说：“干脆，神态凝重一点，装成被告或原告模样吧，让那些不能进来参观的人心里平衡一点。” 我说：“装不了。谁都知道，中国人从不在国际法院找麻烦。” 又一位伙伴说：“该不会遇到米洛舍维奇吧，说不定这些天引渡过来了。” 我说：“那归前南特别法庭管，不在这里。这里是法院，统领那个法庭。” 说着，已走到和平宫主楼的正门，那里站着两位警卫。领路的女士与他们说了一阵，警卫拿出一本登记簿让她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她转身向我们挥手。原来她已完成任务，要离开了。主楼里边，已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等着我们。 我们跟着这位小姐轻步前行，绕来绕去，居然从主楼的后门绕到了一座新楼。那里有几排椅子，她叫我们坐下休息，说过一会儿会有一位官员来接我们。 大概等了十来分钟，听到一声热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显然她比较重要，因为她讲话很多，无拘无束。 从她口里越来越多听到一个人的名字，说他要破例接待我们，今天一早就亲自给她打电话作安排。我们问那人是谁，她一怔，然后笑了，说：“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呢。他是国际法院副院长，今天特地空出时间来等你们。我现在正领你们去他的办公室。” 这条路有点复杂，上二楼，走过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楼。她先领我们看了看各位大法官审案前开会的会议室，再看隔壁的审判庭。这两个地方今天都空着，一派古典贵族式的庄严肃穆。 从审判庭出来，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们先做了一个手势，然后在一个灰色的门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轻轻地敲了两下。 才两下，门就开了，站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老人，而且是一个中国老人！“你们来了？请进！请进！”——这更让我吃惊了，居然满口浓重的上海口音！ 这便是堂堂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史久镛大法官。 国际法院的法官由联合国会议选举产生。史先生在这里极具威望，是国际法院的灵魂人物，但他并不代表中国。 他的办公室分两大间，外面一间堆着各种文件和电脑，里面一间有他的大写字台。宽宽的落地窗前有一个会客的空间，我们在那里坐下了。窗外，是法国式的园林，却又带有英国园林的自然风味。 我们尽管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际法院，但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因此一开始就有许多最浅显的问题期期艾艾地提了出来，他一听就笑了。例如—— 问：你们有事干吗？国与国，不是打仗就是谈判，怎么会想着打官司？ 答：我们在这儿忙极了，堆满了案件。你看，积压在手边的就是几十宗。 问：你们判决以后，那些败诉的国家会遵照执行吗？ 答：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例外，美国。我们判它输，但它不执行，事情递交到安理会，它作为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这样一来就没办法了。 由此开始，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几乎已经涉及到一切国际大事，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与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语言方式。外交官囿于一国，却旋转着表里两层结构，看谁旋转得漂亮，司谓脚盘固定而手法灵活。而他则相反，除了法律和正义，没有固定的国家立场，也没有言谈的手法，全然是一种国际式的平正，毫无修饰和讳避。我们听起来句句入耳，却又有一点陌生。 就像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各个分立的门户长年对峙，人们早已听熟他们各自的立场，不知哪天突然来了一位“老娘舅”，他没有立场，只有规矩，大家一时有点吃惊。 他是一个国际公民，现在住在海牙，但要经常回上海省亲。以前他长期居住在上海，我问他住在上海何处，他说原来住在华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动迁了。 我们又问，既然经常回上海，会不会像刚才与我们谈的那样，与国内法律界的朋友谈谈国际法律精神？ 这位国际大法官淡淡地说：“我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着国际间最缠人的麻烦事，却明确声言“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这就突然让我们明白，人们一般理解的“交际”，究竟是什么含义。 我略微有点走神，思路飘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带：踩踏着秋天的落叶，漫步着一位极普通的老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由此联想到，我在与香港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交谈时听到他的上海口音，在电视里听到国际奥委会副**何振梁先生的上海口音，总觉得如果没有现代传媒，他们也会这么静静地抽空漫步在上海街头，无人注意。这是因为，这种口音带有一种最平常的街市特色，毫无身份特征。中国最早进入市民社会的地方，把现代市民的概念最早注入到了语言中。没有等级，没有火气，没有警句，没有哲言，不擅讥讽，也不会激烈，却能藏龙卧虎、深不可测。 史久镛大法官比董建华先生、何振梁先生都长了一辈，眼光更加淡然，脚步更加缓慢。 过些日子，他又要回上海了。当然上海不会知道，除了家人。 上海青年小心了，你们坐在街边长椅上对于刚刚听来的国际新闻高谈阔论，也许，背后有一道苍老而淡然的目光移过。 自己的真相 1 阿姆斯特丹说得上是一个色彩之都。 鲜花出口数量全世界第一，又拥有最会摆弄色彩的伦勃朗和梵高。如果再加上橱窗里赤裸裸站立的各种色情女郎，太让人眼花缭乱了。 但是，色彩似乎永远会带来麻烦。它会鼓励混乱、引诱骚扰吗？也许。 我们到阿姆斯特丹之后立即分两组拍摄街景，两辆车停在不同的停车场。一小时后传来消息，一辆被砸，一辆被撬。我的一台新买的数码相机，以及随队记者的两台手提电脑均不翼而飞。我从希腊开始拍摄的照片，全都贮存在那台数码相机里，这下算是全完了。 停车场是收了管理费的，却说这样的事情他们管不着。其实两个停车场都不大，里边发生的任何事都能一眼看到。 到达才一小时就已经这样，这个平静的下马威使我们对这个色彩之都纳闷起来。 到处都在修路，又是阴雨绵绵，几个肥胖的黑人在小街中狂奔乱叫，似极度兴奋又似极度愤怒； 吸食大麻的苍白青年坐在露天木阶上手足无措，独自傻笑； 木阶下面是河道，有不少船停泊，又有一大堆废弃的脚踏车在水里浸泡。 2 对色彩本身，阿姆斯特丹也产生过很大的混乱，现在好像是为这种混乱后悔了，但又有点遮遮盖盖。 我是说伦勃朗在这里的遭遇。 在西方大画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惨的恰恰正是两个荷兰人，伦勃朗和梵高。但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时间不长，境遇中又有较多的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暂且不论；而伦勃朗碰到的实在是一件群体性的审美冤案，而且与这座城市密切相关，在我看来，有点不可原谅。 这件事，略知西方美术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故居前，忍不住还想复述几句。 事情发生在一六四二年，伦勃朗三十六岁。这件事给画家的后半生全然蒙上了阴影，直到他六十三岁去世还没有平反昭雪。这件事几乎中断了他靠艺术创作来维持生计的正常生活，穷困潦倒，去世时只够花费一个乞丐的丧葬费用。因此，这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厄运，而是通贯一代艺术大师终身的严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应该轻描淡写。 那年有十六个保安射手凑钱请伦勃朗画群像，伦勃朗觉得要把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画中非常困难，只能设计一个情景。按照他们的身份，伦勃朗设计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报警，他们准备出发去查看，队长在交代任务，有人在擦枪筒，有人在扛旗帜，周围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热闹。 这幅画，就是人类艺术史上的无价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简单的世界美术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对美术未必挚爱的外国游客，也要千方百计挤到博物馆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当时，这幅画遇上了真正的麻烦。那十六个保安射手认为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摆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上诉法庭，闹得纷纷扬扬。 整个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来看了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这笑声不是来自艺术判断，而是来自对他人遭殃的兴奋。这笑声又有传染性，笑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要用笑来划清自己与这幅作品的界线，来洗清它给全城带来的耻辱。 最让后人惊讶不已的是那些艺术评论家和作家。照理他们不至于全然感受不到这幅作品的艺术光辉，他们也有资格对愚昧无知的保安射手和广大市民说几句开导话，稍稍给无端陷于重围的伦勃朗解点围，但他们谁也没有这样做。他们站在这幅作品前频频摇头，显得那么深刻。市民们看到他们摇头，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则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玩起了幽默。“你们说他画得太暗？他本来就是黑暗王子嘛！”于是市民又哄传开“黑暗王子”这个绰号，伦勃朗再也无法挣脱。 只有一个挣脱的办法，当时亲戚朋友也给他提过，那就是再重画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标准，让这些保安射手们穿着鲜亮的服装齐齐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丰富。伦勃朗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那么，他就注定要面对无人买画的绝境。他还在画画，而且越画越好，却始终贫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惊奇地发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波兰的一些著名画家，自称接受了伦勃朗的艺术濡养。 伦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们怒骂、被全城耻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穷画家吗？一百年过去，阿姆斯特丹的记忆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当然也都已去世。他们，怒气冲冲、骂骂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3 他的故居，这些年重新装修好了，看起来他晚年不太贫困。但我记得在一本传记中读到，这房子当年因伦勃朗无力还债，被公证处拍卖掉了，伦勃朗不得不搬到一处极其简陋的犹太人的房子里去居住。这一点，故居的解释词中没有说明。里边反复放映的一部影片，主要是介绍这些年修复故居的认真和艰难。 对此我有点不大高兴，便把导演刘璐拉过一边，告诉她，我以前读到过一本德国人写的伦勃朗传记，有一个情节一直无法释怀。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师已经十分贫困，一天磨磨蹭蹭来到早年的一个学生家。学生正在画画，需要临时雇用一个形貌粗野的模特儿，装扮成刽子手的姿态。大师便说：“我试试吧！”随手脱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 这个姿态他摆了很久，感觉不错。但谁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学生的画框。画框上，全部笔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笔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师立即转过脸去，满眼黯然。他真后悔这一眼。 记得我当初读到这个情节时心头一震，泪如雨下。不为他的落魄，只为他的自我发现。 低劣的文化环境可以不断地糟践大师，使他忘记是谁，迷迷糊糊地沦落于闹市、求生于巷陌——这样的事情虽然悲苦却也不至于使我下泪，因为世间每时每地都有大量杰出人物因不知自己杰出、或因被别人判定为不杰出而消失于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个特定机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时如噩梦初醒，天地倒转，惊恐万状。 此刻的伦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学生的画笔猛然点醒，一醒却看见自己脱衣露胸像傻瓜一样站立着。更惊人的是，那个点醒自己的学生本人却没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远觑近瞄、涂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儿是谁。 作为学生，不理解老师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谅，而忘记了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基本关系却无法饶恕。从《夜巡》事件开始，那些无知者的诽谤攻击，那些评论家的落井下石，固然颠倒了历史，但连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也毫无恶意地漠然于老师之为老师了，才让人泫然。 学生画完了，照市场价格付给他报酬。他收下，步履蹒跚地回家。 这个情节，今天稍稍复述还是心里难受，便转身离开刘璐，来到故居底层，买了一条印有大师签名的红领带，找一个无人的角落戴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种不同的字体装潢在大大小小的门面上，好像整个城市几百年来都为这个名字而存在，为这个名字在欢呼。但我只相信这个印在领带上的签名，那是大师用最轻微又最强韧的笔触在尘污中争辩：我是谁。 荷兰水 第一次听到荷兰这个地名，我六岁，在浙江余姚（今慈溪）乡下。 我读书早，六岁已二年级。那天放学，见不少人在我家里，围在桌子边看我妈妈写信。原来河西老太病重，亲戚们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儿子快速回乡。 七嘴八舌中妈妈手下的笔停住了，河西老太这两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种东西，大家几番侧耳细听都没有听明白。 “等到她儿子回来后再说吧。”大家说。 “不，”妈妈说，“也许她要吃的东西只有上海有，问明白了我写给他儿子，让他带来。不然就来不及了。” 妈妈说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听听看！”这是祖母的声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起逃难回乡的。 祖母是小脚，按她的说法，小时缠脚时痛得直流泪，她母亲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脚”，但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庙里念经，很少出门，更不会去河西，因为那里有一座老石桥，石板早已打滑。这天，我扶着她，她把我当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河西老太躺在床上，见到祖母很高兴，想伸手却抬不起来。祖母连忙俯下身去，轻声问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终究喃喃地说了。 祖母皱了皱眉，要她再说一遍，然后笑了，抬起头来对众人说：“她要喝荷兰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问妈妈。妈妈只说荷兰是一个很远的国家，却也不知道荷兰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简单地说了荷兰水的特征，母亲“哦”了一声：“那就是汽水！” 原来，在祖母一代，汽水还叫荷兰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从荷兰传入的吗？还是汽水本由荷兰制造，然后别国的汽水也叫了荷兰水？ 对此我从未考证。 只知道妈妈写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边逍林镇去寄出，妈妈特地关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误。 几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儿子回来了，一到就从旅行袋里摸出一个玻璃瓶，上面封着小铁盖。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开关，轻轻一扳，铁盖开了，瓶里的水冒着密密的气泡。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凑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河西老太喝了两口，便摇头，不想再喝。她儿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边，也不再说话。我当时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还是她觉得儿子买错了？ 当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这事早就遗忘，今天到了荷兰，轻轻地念一声国名，才如沉屑泛起，突然记得。 上几代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闻，大多是由于那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这就像，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长期局限于丝绸、瓷器和茶叶。这种充满质感的生态交流，看似琐碎，却直接渗透到生活底层，甚至渗透到生命底层，有着远远超越政治、军事、外交领域各种大命题的深刻性。你看这位只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妇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个西欧小国的国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时一定不会适应，但很快就从不适应中找到了一种舒鼻通喉的畅快。这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两种生态文化的愉快对接，后来失去了对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种遗嘱般的思念。 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实更加美好。离开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实已经重新适应了传统风俗，因此她对于那瓶好不容易来到嘴边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摇头。她终于没有了牵挂，撒手尘寰，也就这样丢弃了荷兰。 她以生命的结束，完成了一场小小的两种生态文明的拉锯战。 玲珑小国 1 一个主权国家的全部面积不到二平方公里，摩纳哥实在太小了。但是，这个袖珍小国却浓缩着四个隐形大国：赌博大国、邮票大国、赛车大国、旅游大国。 这四个隐形大国都具有俯视世界的地位。就说赌博大国吧，蒙特卡洛赌场那种地毯厚厚、灯光柔柔、家具旧旧的老派贵族派头，连美国气魄宏大的拉斯维加斯也要鞠躬示敬，更不待说墨尔本、吉隆坡、澳门的那些豪华赌场了。全世界的赌场选“大老”，看来还是非蒙特卡洛莫属。 更让人惊异的是赛车。那么小的国家不可能另选赛车场地了，这些蜿蜒于山坡上的真实街道就是赛车跑道。到时候街道边人山人海，拥挤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而跑道上则奔驰着五光十色的各种赛车。我们没有赶上赛车季节，只是顺着赛车的路线绕了两圈，奇怪的是每辆车的驾驶员似乎都认得路线，一问，原来都是从每次赛车的电视转播中看熟了的，可见影响之大，印象之深。 其实在摩纳哥，最能冲击游人感官的是海滨山崖上一排排豪宅。这是世界各地大量超级富豪选择的终老之地。据我历来读到的资料，很多绑匪、巨盗、毒枭疯狂敛财，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能在摩纳哥舒舒服服地隐居。为此，我每次来摩纳哥都会看着这些房子出神，心想多少人终于没有拿到钥匙而只能永久地呆在监狱里傻想了，而拿到了钥匙的，大概也有不少人不敢出门，或者不愿与邻居寒暄。一扇扇花岗岩框的木门紧锁着，脚下碧波间白色的私家游艇也很少解缆。偶尔解缆于没有风浪的月夜，如贴水而飞的白鸥，把全部秘密倾吐给地中海。 但是，摩纳哥自身的秘密，并没有被赌场、赛车、豪宅所穷尽。甚至可以说，即使把四个隐形大国叠加在一起，也无法填充一个最大的缺漏。 寻找这个缺漏并不难，它便躲藏在那幢最宏伟的公共建筑——海洋学博物馆里。 如果有时间把这个博物馆看得细一点，就会发现种种奇丽珍罕的展品都出自于一种长年累月的出海考察。于是你会对那些有关出海考察的展览发生兴趣，逐一观察当年的船只、器具、枪支和泛黄的照片，直至那时刚刚学会拍摄的无声电影纪录短片。看着看着又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这一切的指挥者就是摩纳哥的****阿尔贝一世。 这位****并不是拨款资助专家去考察，而是亲自以专家的身份率队出海，整整二十八次，科研成果卓著，成了世界近代海洋学的创始人。 海洋学博物馆三楼可以观看当年拍摄的无声电影纪录短片，我连看两段就很感动，迟迟不愿离开。阿尔贝一世在颠簸的海船上完全不像一个****，而是一名不辞辛劳的科学家。夜晚来临，他们只能栖宿荒岛，狂风袭来，他慌忙去捡拾吹落的风帽。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欧洲大地正兵荒马乱，他统治的小国寡民哪有周旋之力，于是干脆转身，背对战尘面对蔚蓝。就在他捡拾风帽的时刻，多少欧洲君主也在为捡拾皇冠而奔忙。惟有这样的风帽他戴得舒适，软软地扣在头顶，他的力量和荣誉，早已不在帽子上。 作为小国之君他无足轻重，但在人类探索自然的领域，他做过真正的君王。 2 比摩纳哥大一点的小国，是圣马力诺。所谓“大一点”却大了三十多倍，总共六十平方公里吧，大约是上海市的百分之一。 圣马力诺嵌在意大利中部，进出要经过意大利海滨小城里米尼，那我们干脆就在里米尼住下了。其实在里米尼停驻的很多游人和我们一样，为的是去圣马力诺。 游人们没到目的地就在大门口玩上了。里米尼海滩确实很棒，碧海蓝天间最出风头的是皮肤晒得黝黑的苗条女子和身材健硕的光头男子。奇怪的是，苗条女子身边总有一个男友，而光头男子背后却没有女性，只跟着几个小伙子。 靠近海滩的街道上，有一种营生很热闹，就是替刚刚从海水里钻出来的年轻旅客描绘皮肤花纹。只是描绘，不是刺青。皮肤已经晒黑，描上金线银线，花草摇曳、鱼虫舞动，描得多了就像绷了一件贴身花衫。至少今晚上不能洗澡了，那就安静躲汗，明朝带一身花花绿绿去圣马力诺。 圣马力诺是一座山城，道路盘旋重叠。据说公元三世纪一个叫马力诺的石匠为逃避****从亚得里亚海的对岸来此藏身并传教，因而有了这个地名。看来看去，这真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 从种种传说看，这位石匠留下了一些淳朴的政治遗嘱，而这个小国后来也确实成了欧洲最早的共和国。由于它实在太小，产生不了什么国际影响，却也不会轻易地在一些立国方针上受别国影响，因此它所保存的政治生态像是存在于一个隔离舱内，显得特别纯净。 当年拿破仑纵横欧洲，把谁也不放在眼里，有一天突然发现，在意大利的国土之内居然还有如此一个芥末小国。他饶有兴趣地吩咐部下，找这个小国的首领来谈一谈历史。谁知一谈之下他渐渐严肃起来，双目炯炯有神，立即宣布允许圣马力诺继续独立存在，而且可以再拨一些领土给它，让它稍稍像样一点。 但是，圣马力诺人告诉拿破仑，他们的国父说过：“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也不给别人一寸土地。”国父，就是那位石匠出身的马力诺。 我相信这个回答一定使拿破仑沉默良久。他连年夺城掠地，气焰熏天，没想到在这最不起眼的地方碰撞到了另一个价值系统。他没有发火，只是恭敬地点头，同意圣马力诺对加拨领土的拒绝。 与拿破仑对话的人，是圣马力诺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叫执政。他的出任方式，不仅与拿破仑不一样，也有别于全世界各国的行政长官，是一种特别原始又特别彻底的民主选举办法。 简单说来，全国普选产生六十名议员，不识字的选民由年轻的女学生代为投票，因为女学生洁净无瑕；由这六十名议员在普通公民中选择二十名最高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再投票从中选出六人，最后从民众中挑出一个盲童，让他从六人中抽出两人的名单，作为最高行政长官。 最高行政长官的国际地位，相当于各国总统，但只任期半年，不得连任，每月薪金只有五美元，因此也很难连任。如果被选出的人拒绝上任或半途离任，却要承受巨额罚款。上任时仪式隆重，当任长官长袍圆帽，佩戴勋章，在鼓号乐队的簇拥下全城游行。 这些奇怪的规定，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政治理念，保存在一个小国中就像保存一种标本，值得珍惜。 我最感兴趣的是在全国*****选举中女生和盲童的作用。他们早早地懂得，越是处理复杂事务，便越是需要动用孩童般的单纯。 现在国际间的政治运作还在日趋繁复，有些地方更是纵横捭阖、黑幕重重，但是无论如何，那些疲惫不堪、挥汗如雨的操作者，都无颜面对圣马力诺的女生和盲童。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盲童呢？若让一个孩子封目抽签，办法很多，何必真盲？也许有一个传说故事？对此，我还要打听，还要思索。 3 再大一号的小国是列支敦士登，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中间，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大约是北京市的百分之一。 列支敦士登的首都叫瓦杜兹，最明显的标志是山巅危崖上的一个王子城堡，当今皇家住处，瓦杜兹就在危崖脚下。其实这个首都只是干干净净一条街，齐齐整整两排楼，在热闹处敞开着几十家店铺。 一进店就知道这里富裕，价格足以说明一切。 小国多是邮票大国，列支敦士登也不例外，很多商店都有卖。刚一打眼就看上了，印得实在精美。连对集邮兴趣不大的我，也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王室成员婚礼和王室收藏的鲁本斯绘画各一套，又配上几套杂票，结算时价格不菲，才知轻重。 我很想用步行方式把整个首都快速走完，便不顾一切地急速迈步了。路上新旧建筑交杂，无论新旧都很见气韵。相比之下，邮票大厦最有派头，这与经济收益有关。大厦廊厅边上见到一些信箱，联想到列支敦士登为了吸引外资，制订了极其方便的公司注册的规则，甚至连房子地址都不要，只须申请一个邮政信箱即可。这事对我有点诱惑，心想何不轻轻松松开办一家注册在列支敦士登的文化传播公司，然后再在国内找个公司搞中外合资。刘璐、温迪雅、王多多她们都跃跃欲试，但一想山高水远也就哈哈一笑不当真了。 我终于找到了做过首相府的那栋楼，现在是一家老式旅馆。做首相府那些年，法院也在里边，而且我还知道，地下室是监狱。 这些知识，都来自于一个未被查证的传说。 那天晚上，副首相被一要事所牵，下班晚了，到大门口才发现门已被锁，无法出去。他敲敲打打，百般无奈。地下室上来一个人，拿出钥匙帮他开了门。副首相以为是开门人住在地下室，一问，谁知这是关在下面的囚徒。 囚徒为什么会掌握大门钥匙？是偷的，还是偷了重铸后又把原物放回？这不重要，副首相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囚徒掌握了钥匙为什么不逃走？于是他就当面发问。 囚徒说：“我们国家这么小，人人都认识，我逃到哪儿去？” “那么，为什么不逃到外国去呢？” 囚徒说：“你这个人，世界上哪个国家比我们好？” 于是他无处可逃，反锁上门，走回地下室。 这件事听起来非常舒服。 4 这些袖珍小国中最大的一个是安道尔，四百多平方公里，不到北京市的三十分之一。 都德曾经说过：“你没有去过安道尔？那还算什么旅行家？”这样的口气我们都知道要反着听。表面上好像在说安道尔是非去不可的国家，其实是用夸口的方式提出了要成为旅行家的至高标准。因此反而证明，安道尔在他的时代很难到达。 当然很难。从法国到安道尔，必须翻越比利牛斯山。这中间要穿峡谷、爬山顶、跨激溪，即便是被称为“山口”的地方也要七转八拐地旋上去。我们去时，已在下雪。 安道尔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一直被它们争来夺去，十三世纪开始向它们进贡。我对于七百年不变的进贡数字很感兴趣。 安道尔每逢单数年向法国进贡九百六十法郎，相当于一百多美元；双年数则向西班牙进贡四百三十比塞塔，相当于两个多美元。同时各附火腿二十只，腌鸡十二只，奶酪十二块。直到今天仍是这个数字，就像一个山民走亲戚。不知作为发达国家的法国和西班牙，以什么仪式来迎接这些贡品？ 我觉得应该隆重。因为现代社会虽然富有，却缺少原始政治的淳朴风味。唯淳朴才能久远。 进入安道尔国土之后，到首都安道尔城还有很长一段路。路边间或有房，以灰色石块为墙，以黑色石片作瓦，朴实而美丽。城市的房舍就没有这么美丽了，但在闹市的中心有水声轰鸣，走近一看竟是山溪汇流，如瀑如潮，壮观在不便壮观的地方，因此更加壮观。 在安道尔的商店里我看着每件商品的标价牌就笑了。 安道尔小得没有自己的货币，通用法国的法郎和西班牙的比塞塔。旅游是它的第一财政收入，而旅游者来自世界各国，因此需要在每件商品上标明以各国货币换算的多种价格。但用哪一种文字来标呢？想来想去采用了一个办法，即用各国的国旗代表各国货币，一目了然。 这一来，事情就变得非常有趣。你即使去买一双袜子，拿起标价牌一看就像到了联合国总部门口，百旗并列，五光十色，一片热闹。每个国家，尤其是领头的那些发达国家，全都庄严地举着国旗在为安道尔的一双袜子而大声报价，而且由于那么多国家挤在一起，看上去还竞争激烈。 这真是小商品的大造化，小国家的大排场。 夜宿安道尔，高山堵窗，夜风甚凉。读书至半夜，想到窗外是被重重关山包围着的小空间，这个小空间身在欧洲却藏得很深，今夜我也随着它躲藏起来了，突然觉得有点奇怪。我们一生艰难备尝，却还从未有过隐缩在万里之外大山深处的体验。 近处山峦的顶部已经积雪。这还只是秋天，不知到了严冬季节，这儿的人们会不会出行又如何出行？甚至，是否会出现因某次雪崩而消失了一个国家的新闻？ 北欧童话 一步跨进北欧，立即天高地阔。 我们从德国进入丹麦，地缘相邻，天象殊异。就在刚才，德国的树林还在以阴郁的灰绿抗击寒风，转眼，丹麦的树林早已抖尽残叶，只剩下萧萧寒枝，就连农家门外的灌木矮墙，也已冻成与泥土同色。因此，天无遮蔽，地无装饰，上下一片空明。 这是我第一次来丹麦，满目陌生。 我惊愕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因为我不能容忍这般陌生，就像不能容忍一位曾经长年通信的长者初次见面时一脸冷漠。我与丹麦算得上“长年通信”了，在人生的荒凉季节，这儿竟然一再地成为我的精神投注地。 一点不错，我童年时的精神陪伴者是安徒生，青年时的精神陪伴者是勃兰兑斯，中年时的精神陪伴者多了，其中一个是克尔恺郭尔，他们全是丹麦人。 我想更多地端详这片土地，但明明是下午时分，天已黑了。北欧的冬夜如此漫长如此绝望，那些直贯东方的精神难道都是在黑暗中产生？ 第一天夜宿日德兰半岛上的古城里伯市。天下着雨，夜色因湿濡而更加深沉。熬夜不如巡夜，我们在路口跟上了一位更夫。 更夫左手提一盏马灯，右手握一根戟棒，一路上用丹麦话吟唱着类似于“火烛小心”之类的句子。走到河边特别警惕，弯下腰去观察水情，岸边有一枚石柱刻明，一六三四年的洪水曾使小城灭顶。更夫离开河边又回到街道，偶尔有一二只苍老的手轻撩窗帘，那是长夜的失眠者听到了他的脚步声。 与更夫聊天，他说，在丹麦过日子，要学会如何度过长夜。连当今的玛格丽特女王也试着适应，她说过：“在冬季王宫的长夜里，我把优美的法国散文翻译成丹麦文，作为消遣。”果然，她成了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在我眼中，她以女王之尊，现身说法地道出了长夜与文学的关系。 第二站便是奥登塞，安徒生的家乡。我起了个大早穿过市场去找他出生的那间红顶房。圣诞节又临近了，特意浏览了一下市场，卖火柴小女孩心中的圣诞树和烤鹅，依然在这里碧绿焦黄。 一转弯就看到了街那头的红顶房。急速赶去，快步踏入，房间非常狭小。当年这里是贫民窟，房顶下住了很多人家。安徒生家更是贫困，祖母做过乞丐，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替别人洗衣，……哪种愁苦他没有受过？他把这一切都囫囵咽下，终于明白了这世上惟一可以倾心的，只有孩子。 孩子们的眼睛没有国籍又最善于寻找，很快从世界各地教室的窗口，盯上了这间红顶房。 但是，哪怕是全世界儿童的眼睛集合起来也帮不了安徒生，安徒生还是久久地缺少自信。不仅出身贫寒，而且是小语种写作，是否能得到文学界的承认？他一直想成为当时比较有名的奥伦斯拉格（adamoehle scge ）这样的丹麦作家，却受到各方面的嘲笑。不止一位作家公开指责他只会讨好浅薄浮躁的读者，连他的赞助人也这样写信给他： 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歧途。 他很想获得丹麦之外的欧洲文学界支持，努力结交文化名人，结果反让人家觉得有“摇尾乞怜的奴态”。即便他后来终于受到广泛承认，人们也只认为他是一个善于编制漂亮童话的有趣作家，并不认为他是文学巨匠。因此，直到他临死之时，还渴求会见任何访问者，希望在他们的话语中找到赏识自己的点滴信息。他敏感脆弱，极易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巨匠。那些他所羡慕、拜访、害怕的名人，没有一个能望其项背，更不必说像奥伦斯拉格这样的地区性人物了。 今天，当我们早已长大，不再流连童话，那就有资格说了：他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审核着全人类的文学在什么程度上塑造了世道人心。 一切装腔作势的深奥，自鸣得意的无聊，可以诓骗天下，却无法面对所有即将成为社会主人的广大青年和孩童。 他肯定已经塑造了世道人心，证据是，很少悬挂国旗的丹麦，把一面国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红顶房上。 一个不太在乎标志的国家，终于找到了国家标志。这是由所有的童话集合而成的又一个童话。 漫漫长夜 我们车队进入哥本哈根才下午三点半，天已黑了。当地朋友说，到明天早晨八点，它才亮。 终于知道，什么叫漫漫长夜。 下着雨，不想出门。看街边住家窗口，都幽光神秘，隐隐约约，而饭店和咖啡座里，点的是蜡烛。应该有老式的火炉在暗暗燃烧吧？北欧的长夜，真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世界。 哥本哈根没什么高楼，一般都是四五层，我们下榻的雷迪生sas旅馆算是全城最高的了。从窗口看出去，其他高一点的建筑就是那些教堂尖顶。 黑暗和寂寞能够帮助深思。一个只有五百万人的小国在世界科学界成果卓著，尤其在电磁学、光学、天文学、解剖学、医学、核物理学等方面甚至大师辈出，这大概与长夜有关吧？短暂的白天减少了粗浅型劳动的有效时间，却不会减少一个国家的智能水平。 然而，黑暗和寂寞还有大量的负面效应。人们的忧郁大多在阳光中消遁，在朋友中散发，这种可能在这里大大减少，因此越积越厚，越焖越稠，造成一种群体性的心理倾向，产生广泛而强烈的自杀欲望。在冥冥之中只有教堂的钟声会起一点心理舒缓作用，但这种作用也因习以为常而渐渐减弱。 我相信在这种心理挣扎中一定有人游到对岸，并向即将沉溺的同伴们招手。因此在这北欧的长夜中除了科学智能在暗中闪光外，还一定有人文智慧的火苗。 我想起了克尔恺郭尔。 哥本哈根对他来说几乎是一个天生的地狱。父亲的惊恐苦闷和行为失检几乎打碎了他整个童年，家里灾祸不断，自己体质很差。为从地狱解脱他选择了神学，而选择神学又使他不得不放弃初恋。“她选择了哭泣，我选择了痛苦”，但令人感动的是，他一生的写作，都是为了树立一个悼念爱情的纪念碑。克尔恺郭尔的这一切行止，都与这个城市有关。 更重要的当然是他在黑暗中的思考。他最为大家熟悉的思考成果是把人生境界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为审美阶段，二为道德阶段，三为宗教阶段。由浅入深，层层否定，而终点便是第三阶段。 其实他所说的审美阶段，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感性阶段，即追求感官满足的阶段。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停留在这个阶段，但也有一些人领悟到其间的无聊和寡德，便上升到道德阶段。人在道德阶段是非分明、行为完美、无懈可击，但更多地出自于一种外在规范，一种自我克制，因此必然因压抑天性而陷入痛苦。能够意识到这种痛苦并愿意从更高层面上获得解脱的人，就有可能进入宗教阶段。克尔恺郭尔认为在那个阶段一个人就会不受物质诱惑，不怕舆论压力，挣脱尘世网络，漠然道德评判，只是单独站在旷野上与上帝对话，在偿还人生债务的剧痛中感受极乐。 在我看来，克尔恺郭尔在理论上最精彩的地方不是对于他认为最高境界的第三阶段的描绘，而在于他对第一、第二阶段所存在的问题的揭露。其实所谓审美阶段和道德阶段，很接近于西方哲学家反复论述过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只不过他把它们引申到了人生，成为一种人生哲学。西方哲学家早就指出过的感性的片面性和理性的片面性，由他贴合到人生过程中来具体阐述，有力地说明了那两种人生状态的致命弊病。因此，他所说的宗教阶段，实际上只是为从那两种人生状态中奔逃出来的人指出的一块空地。这块空地上应该没有原先的弊病了，但它究竟是什么，却又只能是抒情性、憧憬性的描述。能腾出这么一块空地就很不容易，我们不能苛求他在那里建造什么样的神学楼宇或哲学楼宇。 比这一点更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克尔恺郭尔指出了人们在这三个阶段面前的“可选择状态”。三个阶段不是对每个人都依次排列、循序渐进，它只供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时时存在，处处存在。一个人因选择的差异而跳跃性地进入不同的人生境界，其间距离，可以判若天壤。不难看出，他的这种主张，已经有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萌芽，因此后世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总要把克尔恺郭尔尊为前辈，甚至称他为“精神上的父亲”。历史上把哲学神学熔于一炉的学者很多，克尔恺郭尔独独在二十世纪重新被发掘出非凡的价值，却是由于他不经意地把人生哲学推到了新时代的边沿。 可惜，当他还活在哥本哈根的时候，一切都非常糟糕。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只活到四十二岁，在他生命的最后、也最重要的几年里，真可谓心力交瘁。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越虔诚越厌倦丹麦教会的诸多弊端，因此终于与教会决裂。一般市民只相信教会就是信仰所在，于是也就随之引起了亲朋好友、包括唯一的哥哥与他的决裂，使他空前孤独。 另一件事情是，这位大哲学家不幸与哥本哈根一家谁也惹不起的攻陷性小报发生了摩擦。哲学家当然寸步不让，小报则恨不得有这么一个学者与他们纠缠，于是一片混战。遗憾的是，一般市民只相信小报起哄式的谣言和诽谤，于是反倒是他，成了市民们心目中的“第一流恶棍”。 我对着窗下黑黝黝的哥本哈根想，克尔恺郭尔具体遇到的对手是两个，一是教会，二是小报，但最后真正成为对手的却是广大市民。市民们总也不会站在大师一边，因此我要说，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大师实在不公。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日身心疲惫的哲学大师散步时跌倒，下肢瘫痪，却拒绝治疗，拒绝探望，也拒绝领圣餐，十一月十一日去世。这样的结束，实在让人不敢回想。 十九世纪最耀眼的哲学星座，熄灭于哥本哈根这过于漫长的黑夜。 瑞典小记 1 在挪威和瑞典的边境我问同车的伙伴今天的日期，伙伴的回答正如我的预感，果然是今天，正巧。 二百八十二年前的今天，瑞典发生了一件大事：年仅三十六岁的国王卡尔十二世率兵攻打挪威，夜间在这里巡视战壕，被一颗子弹击中死亡。这颗子弹究竟出于谁手？至今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无可置疑的是，一段穷兵黩武的扩张史，从这个晚上开始基本终结。 我们既然在无意中撞到了这个日子，这个地方，那就应该祭拜一下那位年轻的军事天才，同时纪念瑞典早早地走出了“波罗的海大帝国”的血火泥潭。 一个天才人物的死亡，很可能在全民的悲哀中埋藏着一种历史的福音。这个暧昧的悖论，躲到了国家的边缘以免让人读解，此刻却被我们轻轻踩过。 2 哥德堡人的自豪让人哑然失笑，他们居然那样嘲谑首都，说斯德哥尔摩的最大优点是还有一条铁路可以回哥德堡。 然而哥德堡确实不错。半夜海风浩荡，港口的路灯全部用航海器具支撑，日本式的亭座卫护着它们，一眼看去便是万里之遥。只遗憾临水的歌剧院造得大而无当，可能出自于航海人的粗糙和狂放。 在这冷雨之夜我最喜欢的是每家每户的灯。大家都拉开窗帘，让点燃着十几支蜡烛的灯座紧贴着窗，烛光下全是当日的鲜花。数里长街万家灯火，连接成了一个缥缈的梦境。 自己入梦之前先把整个城市推入梦境，即使半夜惊醒也毫无失落，这个主意真好。 我们趁他们全都梦着，悄悄地起个大早去他们瞧不起的斯德哥尔摩。 3 早晨从哥德堡出发时昏天黑地，恰似子夜，接近中午才曙光初露。还没有来得及寻找太阳，只见路边所有黑色的树枝全部变成了金枝铜干，熠熠闪光，一路行去延绵不断，好像此刻整个世界都会是光柱的仪仗。 但是，这个仪仗是那么短暂，不到一百公里光辉渐淡，树干转成灰白，树冠皆呈酡红，而那酡色又越来越浑，越来越深，终于一片昏昏沉沉，让人胸塞气闷。 大雾不知从何升起，车队的各辆车尽管靠得很近却已经不能互相辨认，只能隐约看到昏黄的雾灯。车窗上又噼噼啪啪响起雨点，从此这雾再也不散，这雨再也不停。 我知道，一个白天就这样火石电光般地匆匆打发了。余下的一切绝不是零头，要人们自己去想办法消受。 路旁似乎有一些小屋闪过，立即为它们担忧起来：如此漫长的冬季，它们能否在愁云惨雾中找到一个可以结交的信号，哪怕是留住一盏昏黄的雾灯？ 今天终于明白，寂寞是可以被观察的，而且以天地间最隆重的仪式。以隆重仪式观察来的寂寞，让人不寒而栗。 4 他未必算得上世界名人，但是我走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总也忘不了他的身影。 他叫贝纳多特，本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法国战将，勇敢顽强、英俊伟岸，曾被拿破仑指派骑着高头大马到维也纳大街上慢慢通过，作为法国风度的示范。居然是他，被瑞典人选作了国王。这位连瑞典话也不会说的瑞典国王倒是没有辜负瑞典，他审时度势，不再卷入拿破仑的战略方阵，反而参与了反法联盟，但又不积极。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他一言不发。他已明白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如果陷身于欧洲大国间的争逐，胜无利，败遭灾，惟一的选择是和平中立。 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巴黎，处境尴尬，却向人痴痴地回忆着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那年她十一岁，一个被分配来住宿的士兵敲开了她家的门，父亲嫌他粗手笨脚就把他打发走了。“这个士兵，就是后来娶了我的瑞典国王。”她说。 这种政治传奇得以成立，一半得力于浪漫的法国，一半得力于老实的北欧，两者的组合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这样的传奇放到中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才有可能。 5 斯德哥尔摩其实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岛。岛与岛之间造了很多桥，这些桥没有坡度，形同平路，让旅人不知岛之为岛。只是行走街头耳边突然有水声轰鸣，伸头一看脚下水流奔腾，海涛滚滚。 王宫、议会、老街、大教堂全挤在一个岛上。老街壁高路窄、门多店小，点点滴滴都是百年富庶的记号。 王宫任人参观，凛冽寒风中年轻卫士的制服显得有点单薄；议会大厦底楼正在开会，隔着一层玻璃任何路人都能旁观。 忽听得一群青年高喊口号向议会示威，因不懂瑞典语连忙问身旁一对老夫妻。老太太摇着火鸡般的脖子连声抱怨：“谁知道呢，都圣诞了，还这么吵吵闹闹！” 6 欧洲许多城市都患有一种隐疾：它们现在隆重推出一个个已经去世的文化名人，仔细一查，当年它们对这些文化名人非常冷漠，十分不公。 对此，斯德哥尔摩可以心地敞亮地莞尔一笑。 它对自己最重要的作家斯特林堡，很够情义。 至少有三个方面，使这座城市对斯特林堡的尊重显得难能可贵： 一、斯德哥尔摩市民并不熟悉斯特林堡的主要创作成就。他的戏剧作品，不管是早期的自然主义心理写实，还是后来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斯德哥尔摩市民都不容易接受； 二、他们知道他是一位散文大师，但他的散文曾猛烈批判斯德哥尔摩市民身上保留的种种陈规陋习，而且连续不断； 三、他与斯德哥尔摩不辞而别，浪迹天涯，晚年才回来。 ——就凭这三点，斯德哥尔摩有充分的理由给他冷脸。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生日那天，市民们居然举着无数火炬，聚集在他寓所前面向他致敬，还募集了大笔资金供他使用。 他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金，但人们说，他获得了“另类诺贝尔”。 7 离开瑞典之前，突然想起几个北欧国家对自己的评价，很有意思。 刚到丹麦，就听当地人说：“由于气候地理原因，我们北欧人与其他欧洲人不同，比较拘谨，不善言词”； 到了挪威，又听他们说：“我们挪威人比不上丹麦人开朗健谈，有点沉闷”； 到了瑞典，听到的居然是：“我们瑞典人不如挪威人热情，孤傲得可恨”； ………… 这是怎么啦，北欧各国好像都在作一种奇怪的互相对比、自我谴责，看谁更冷、更酷、更漠然无情。 其实据我看，北欧人不是没有热情，而是缺少那种快速点燃又快速转移的灵敏。他们感应较慢，选择较迟，不喜宣讲，很少激愤，但一旦选定却不再改变，把种种弯曲拉成了一条直线。选择和平中立，制订福利政策，设立诺贝尔奖，即使有再大的麻烦也一意孤行。 说自己冷的人不可能真冷，因为真冷无感于冷。 两难的实验 斯德哥尔摩并不繁荣，也不萧条。它的建筑偏向于陈旧，却又拿不出罗马、巴黎那种把世界各国旅行者都能镇住的著名古迹。街道没有英雄气概，充满了安适情调，却又安适得相当严肃，这在欧洲其他城市不容易看到。其他城市一安适就不会长久严肃，而严肃又总蕴藏着某种英雄气概。 斯德哥尔摩的这种气氛，呈现了瑞典人的政治选择和经济选择，而现在，主要是经济选择。 瑞典的社会经济体制不能代表欧洲，但它用有效的实践体现了一条思路，不妨多看几眼。 瑞典在历史上也是战火不断、忽强忽弱，但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它获得了专心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块时间。那年代世界上戎马倥偬、喊杀阵阵，各种陈旧的文明和新兴的文明都为荣誉、国土和横财而耗尽元气，只有瑞典记住过去的教训，一门心思发展工业，并进行了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社会改革。等到一百年过去，二十世纪初出现在世界眼前的瑞典已经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工业化强国。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瑞典由于严守中立而幸免于难，这就使它进一步避开了世界上其他许多强国避不开的严重损耗，富裕发达的程度已是世界领先。 瑞典更引人注意的不是富裕发达，而是在这个基础上推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开始是为了在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救济失业工人，扶持农村经济，解决劳资纠纷，便以政府的力量扩展公共工程，管制对外贸易，广泛发行公债，提高税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仅躲开了普遍萧条的阴影，而且奇迹般地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发展，社会的空前安定，于是全国上下、各派政党都首肯了这个社会经济模式。 顺着这条道路，瑞典渐渐建立起了一个被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系统。既实现了古往今来很多社会改革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又没有付出社会动荡和极权专制的惨重代价。这不仅把邻近的东欧、苏联比得十分狼狈，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资本主义，于是引起世界瞩目。北欧的邻国如丹麦、挪威则竞相仿效，一时蔚成气候。 但是，问题终究冒出来了。 就像一个家庭，家长认真治家，家产平均分配，人人无须担忧，看似敦睦祥和，令人羡慕，却滋长了内在的惰性，减损了对外的活力，可谓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义常常掩盖着某种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国营企业里的高薪阶层曾为抗议政府的平均主义政策而举行了长达六星期的罢工。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降低、大批资金外流则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在天天发生。更严重的是，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最后连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奖委员会**阿·林德贝克先生都叹息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带来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与现代高新科技脱节的传统工业，本是瑞典的世纪性骄傲，却转眼成了它的世纪性包袱。传统工业的生产费用越来越高，国营企业的无效开支越来越大，结果效益倒退、失业增加。失业有福利保证，但福利却无法阻止颓势。应该有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闯将来重整局面，但平均主义的体制又压抑了这种可能。 于是，一场静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会经济体制骨子里的毛病。 几十年前西方新闻界和经济学界喜欢把瑞典的社会经济体制说成是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现在世界局势发生变化，人们不再认为有设定这种中间道路的必要，但奇怪的是，瑞典仍然是一个坐标，大家企图在它和美国之间找一条新的中间道路。 我想其间原因，就在于瑞典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现了一种对理性秩序、社会公平和公共道义的追求，而这一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做得过头了，尝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这种追求，面临的危机更大，而且这种危机将属于整个西方世界，对此很多西方智者已有担忧。 偶尔读到美国《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学者写的文章，很能代表这种思路。他说，不管人们如何把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在司法、国防、教育和通信业上全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也没有一个正常的西方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可以用金钱买卖法院判决、私人护照、无线电波、生化技术、饮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支柱民主政治体制就有很尖锐的矛盾。例如市场经济重在人与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与人的平等；市场经济重在人的使用价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权利；市场经济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市场经济重在个体自由行为，民主政治重在少数服从多数；……阿塔利悲观地预言，在这两者的矛盾中，胜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专制终究会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会公平、公共道义将难于留存。但这样一来，等于一个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厦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溃。瑞典模式的衰微，更增加了这种悲观情绪。 我觉得这位阿塔利显然是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磨削得过于尖锐、对应得过于整齐了。但是他对自由市场经济历包含的内在悖论，表现出了一种清醒。其实，自由市场经济的危机并不在于遇到了民主政治，而在于它在今天必然导致全球经济一体化，从而造成对各种弱势群落的不公，引发严重的冲突。 并非危言耸听，现在，人类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面临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处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规的制订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最终驱动的发展活力，以民主政治体制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协调并一起面对危机？时至今日，各国热衷的仍然是自身的发展速度，掩盖了一系列潜在的全球性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们关注。 更值得我们留心的，是经济背后的文化理念。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的标准来评价经济关系原则，令人感动。他们很有说服力地展现出这样一系列逻辑关系：社会的安全靠人民的福利来实现，人民的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正常秩序靠社会保障来实现，社会保障靠公民义务来实现。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于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于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其实，这已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 砰然关门 1 对中国文化界来说，知道挪威，首先是因为易卜生。 《玩偶之家》里的那个娜拉，因无法忍受夫权而离家出走，易卜生以她的砰然关门来结束全剧。人们说，正是那声音，关闭了十九世纪。 这声音当年也震动过中国。鲁迅说，娜拉出走后会到哪里去呢？一是堕落，二是回来，三是饿死，都不好。 鲁迅毕竟是鲁迅，他居然早早地指出，娜拉们的出路，在于经济权的获得，因此要以韧性的奋斗，来改革经济制度。 挪威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改革历史，我不太了解，但这次考察让我惊异地发现，娜拉的后代已彻底翻身，挪威几乎成了一个“女权国家”。匆匆百年，真可谓天翻地覆，如果易卜生和鲁迅再世，一定瞠目结舌。 你看，这次接待我们的几个重要机构，最高负责人全是女性，站起来致词口若悬河、风度翩翩，可见她们早已驾轻就熟，担当着各个社会大家庭的家长。从她们自信的眉眼间可以推断，在她们自己的小家庭中，也必定是指挥若定、操纵自如。 到街上看看，竟有那么多挪威姑娘边走路边抽烟，姿态潇洒，旁若无人。 看到一项社会调查，令我哑然失笑。在文化消费上，挪威的女性喜欢去书店和图书馆，挪威的男性喜欢去电影院。外人调笑说，他们只敢躲在黑暗里消磨时间了。 另一项调查似乎支持了这种有趣的说法，那些男人一再表示：选择女友和妻子，不要美貌，只要贤惠。 这么说来，娜拉出走时的砰然关门声，果真是切断了一个时代。 2 鲁迅所说的经济权，不仅是女人需要在小家庭中争取的，也是整个挪威需要在世界大家庭中争取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挪威是放大了的娜拉。 在历史上，挪威的经济长期不好。自从海盗时代结束，“北海大帝国”梦幻瓦解，挪威全然回归自己的狭小和荒芜。十四世纪从英格兰传来瘟疫死亡过半，像是对海盗时代欺侮英格兰的总报复。以后一会儿受制于丹麦，一会儿受制于瑞典，哪有几天好日子过？幸好几十年前发现北海油田，顷刻暴富。 我曾嘲笑瑞士富甲天下而人均外援却居全欧之末。那么，人均外援居全欧之首的是谁？是挪威。挪威脱离贫困才几十年，对别国的穷人还保留着深刻的同情。这两天在奥斯陆的步行街上经常看到衣着整齐的女学生在寒风中向行人伸手要钱，惊讶地停步询问，原来她们是在为世界各国的穷人募捐。 努力救助别国穷人的挪威，自己贫富差距很小，这实在让人向往。但有一项调查表明，就是这一点点贫富差距，却直接控制着挪威人的健康状况。稍稍富裕一点的，健康状况就好，反之则差，两者的依赖性程度也居欧洲第一。这显然无关医疗和营养，而是取决于一种集体心理倾向。脱贫致富时间太短，一切还过于敏感，就像一批成绩不好的学生突然成了优等生，互相间的一分之差也会又痛又痒。 这是由快速致富造成的心理疾病，好在这是一个善良的民族，迟早会强壮起来。善良，终究创造健康。 3 致富靠的是石油，但石油不易再生，现已产生枯竭的预感。因此挪威做出明智的决定，让水产领先出口。 挪威水产协会请我们在奥斯陆北边一个叫荷门柯林（holme kole ）的山地吃海鲜。木屋内炉火熊熊，长窗外冷雨如幕。主人发一声感叹：“我们挪威，不管是石油还是水产，全靠自然的恩惠。我们必须对自然更好一点。” 为这种朴素的说法，大家举起了酒杯。 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读到的中国驻挪威外交官孙夜晓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两个挪威人开着电动雪橇上山游玩，见到几只北极熊就追赶了一阵与它们逗乐，虽然无伤北极熊的一根毫毛，却已经犯了骚扰罪，不仅罚以重款，而且两人都得坐牢。这个判决当地华人大惑不解，觉得挪威还有不少刑事案件发生，司法当局常常因人权的理由从轻发落，这事显然是小题大作。孙先生说得对，这是两种文化观念的差异。 挪威一向依赖自然又同情弱者，因此我们应该理解这一判决。北极熊在挪威已不足五十头，它们不会控诉，不懂法律，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法律的最后保护线。 对自然都讲情义，挪威人仍然是北海好汉。 在他们眼中，时至今日，娜拉们苦恼过的女权、男权已不再重要，经济权问题也可暂时搁置，千百年的生存本性使他们领悟了另一种权力急需把握，那就是对自然的监护权。 又是砰然一响的关门声，这次关的是监狱的门。上次那声，表达的是娜拉的决心；今天这声，表达的是挪威的决心。 历史的诚实 奥斯陆的海盗博物馆建在比德半岛上，与中心市区隔着一个峡湾。 主要是一栋楼，不大，但一进门就见到那艘把船艄翘到半天上的海盗船，立即精神一振。这栋楼从外面看应该有两三层吧，但里边就是这么一个让海盗船嚣张其势的大厅，而且仔细一看还委屈了那艘船，它当年在北国的海天间该是如何狂放舒展。 海盗就是海盗，以此命名不是为了幽默。多少抢掠烧杀的坏事都干了，长长的年月间地球的很大一部分都为之而惊恐万状、闻风丧胆。挪威人对自己祖先的这段历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荣，而是诚实记述、平正展现。这种心态很令人佩服，但对我们来说却有点陌生。 我在三艘海盗船的前前后后反复观看，很想更深入地领悟挪威人的心态。进门时听他们馆长说了，挪威总人口四百万，每年到这个博物馆来参观的却有四十万，占了整整十分之一，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从种种文字看，他们丝毫没有为海盗招魂的意思，也未曾为祖先的暴行而向受害各国道歉，这种不作道德价值取向的立场是凭什么建立的呢？ 想起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一个说法。他说人类分成三个阶段演进，一是蒙昧时期，二是野蛮时期，三是文明时期。此间值得我们注意的学术关节是：野蛮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 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边捕点鱼，打点猎，采点野果，后来又学会了种植和造船，生活形态非常落后，应付不了气候变化和人口增多。八世纪后期开始海盗活动，对被劫掠的地区和居民犯了大罪，但从远距离看过去，客观上又推动了航海，促进了贸易，扩大了移民，加强了交流。这便是从蒙昧走向了野蛮，又以不文明的方式为文明创造了条件。 从博物馆的展出来看，海盗的活动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群落比较强蛮，有的群落则比较平和。而且不同的路线也有不同的重点，例如对于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以抢掠为主；而对于俄罗斯一带，更多的是贸易；有些群落则由于挪威难以为生，到冰岛、格陵兰这样的冰天雪地中定居去了。但即便是抢劫和贸易，也都有人在当地定居下来。 定居是对一种文明的进入，不管开始时的身份和态度如何，迟早会受到当地文明的同化。从他们的行为规律来看，越是到富裕的地区，越是到与自己原来的生态拉开了很大差距的地区，态度越蛮横，但正是这样的地区，文明浓度也越高，日后对他们的同化力量也越大。因此，武力上的失败者不久又成了文明上的战胜者。这便是由野蛮阶段向文明阶段过渡的环境原因。 与环境同时起作用的是时间。有些劣迹累累的海盗终其一生无法真正皈附文明生态，但他只要在文明的环境里定居下来，子孙们却会变成另外一种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的奇迹不见得会在一个人身上集中发生，但在生命繁衍过程中却是必然。 这么说来，难道一切恶习都迟早能转化成正面力量？ 不对。 为什么后世的战争狂人、独夫民贼、法西斯分子都没有像挪威海盗那样完成转化？这就像说人由猿猴进化过来，为什么现在世上的猿猴不再进入这个进化过程？ 我想正是这种深刻的区别，使现代挪威人没有把“海盗时代”看成“罪恶时代”，没有为祖先的恶行而羞愧，每年愿意一再地到这里来看看。 这种深刻的区别，在于挪威海盗的出现有一种“历史的诚实”。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无以为生，又不知道其他谋生方法，更未曾经受起码的精神启迪，他们就手持刀剑上了船。换言之，他们彻彻底底地站在蒙昧和野蛮的荒原上，几乎是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恶。 正是这种“历史的诚实”，正是这种粗砺的单纯，使他们具有最大的被救赎的可能。文明的秩序对他们来说是蓦然初见，如醍醐灌顶。 相比之下，后世的许多邪恶就失去了这种“历史的诚实”。那些战争狂人、独夫民贼、法西斯分子往往很有文化，甚至还为自己的暴行编造出一套套堂皇的理由，这就不是文明演进长途中的自然顺序了，因此只能是再也变不了人的猿猴，永无疗救希望的盗贼。 这使我联想起一件小事。这些年中国大陆文化市场上盗版猖獗，盗版最早就叫“海盗版”，因此在名称上与挪威海盗有一些关联。我一度曾宽心痴想，这些人的行径也许能冲击一下出版体制上的“蒙昧时代”，然后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吧，因此曾在报纸上对他们好言相劝，说如果及早改邪归正，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生龙活虎的出版家。但事实证明我想错了，他们不存在挪威海盗那样的“历史的诚实”，而是熟知文明规范，还要连篇累牍地证明被害者是如何地该杀该盗。既然文明已经被搓捏在他们手上，他们也就不会再向文明进化了。 与他们相反，挪威海盗不大为自己申辩，因此那个时代变得沉默和神秘，差一点让后代茫然于它的存在。千百年来这样的群落一定还有许多，由于无法以文字语言进入历史，历史也就把它们删除了。幸好挪威海盗一个小小的习惯不经意地给历史留下了确切的痕迹，那就是当时小王国的统治者去世时常常以船载棺来埋葬，使一些漂亮的海船埋进了沙土深层，获得了真空保存。海盗博物馆里的三条船，就是从沙土中挖出来的。因为其他材料不多，这个海盗博物馆的正式名称应该多加一个字，叫海盗船博物馆。 挖掘出来后立即引起了高层学术界的广泛兴趣，这不是猎奇，而是因为获得了解读历史的一个新鲜角度。正统的历史往往过于矫饰，而另外的角度又缺少实际材料的佐证。佐证一来，当然欣喜莫名。对这种兴趣我非常理解，多年来我在实地踏访中国历史脚印时深感许多文字记载之外的鲜活历史被人们搁置、遗忘了。当时我就想搜集草莽文化、青楼文化、乞丐文化的材料，认为那是一片特别珍贵的文化边缘地带。后来由于工作繁忙，抽不出时间研究这个地带，至今还恨恨不已。 挪威的海盗文化却有一批学者在认真研究，陪我参观的馆长迈克尔逊（egilmikkelse ）博士就是奥斯陆大学的教授，他说他周围专门研究海盗时代的学者就有十余名。我问他最近研究的兴趣点，他居然说是在研究那个时代的北欧与佛教的关系。这当然让我兴奋，问他有什么起点性的依据，他说在斯德哥尔摩郊外出土一尊佛像，据测定是海盗时代从东方运来的。另外，还在海盗船和地下发现贝类串成的项链，很可能是佛珠。我建议他不要对后一项研究花费太多精力，因为佛教反对杀生，一般不会用贝类来串佛珠，而在其他原始部落的遗物中，我也经常看到这种贝类项链。 他又说，海盗时代与伊斯兰教的交流，已有大量证据。 我知道，馆长先生一直着眼于宗教，是想进一步解析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外来精神条件。 这种研究，既属于历史学和考古学，更属于人类学和哲学。 于是，海盗这个狰狞的名词，在这里产生了深厚而斯文的内涵。这个小小的博物馆支撑起了超越人们常规思维模式的文化反差，因此很有精神力度，虎虎有生气地屹立在海边。 恬然隐者 终于要去冰岛了。 中文对外国地名历来用音译，只有极少数例外，冰岛是一个。冰岛——仅仅两个字，把寒冷、孤僻、遥远全然付诸人们的直觉。但这种例外的译法也会带来麻烦，如果读者根据意译所产生的文字直觉向那些音译的地名推衍，会造成很多误会。要是德国、法国被误会成了以道德和法律治国的楷模，那么西班牙、葡萄牙可真要咬“牙”切齿了。 当初那个叫红色埃里克的人因杀人而被冰岛放逐，渡海找到了格陵兰，格陵兰（g ee la d）这个地名就是他起的，意为绿岛，与冰岛对着干，想以一个对比性的名字把冰岛人吸引过去。但在中国翻译者手里，格陵兰还是用了音译，只让冰岛单个儿冷着。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冰岛实在太不重要，又比格陵兰小了许多，几乎不会进入国际视听，开头随口叫了一声也就不去更改了。 对于这种永远被忽略的边角地位，冰岛人并不气恼。我读到过一本由冰岛学者写的小册子，开篇就是这样一段话： 一个被遗忘的岛国，有时甚至被一些简易地图所省略。连新闻媒体也很少提到，除非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或碰巧来了别国元首。 它的历史开始于九世纪，由于海盗。它自从接受了来自挪威的移民之后，长期与欧洲隔离，以至今天的冰岛人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古挪威文字，而挪威人自己却已经完全无法做到。 它不可能受到外国攻击，因此也没有军队，形不成集权。它一直处于世界发展之外，有人说，如果冰岛从来没有存在过，人类历史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用这样的语言来谈论自己的国家，有一种我们很少领受的凉爽。我当时就想，隐者的恬淡总是让人动心。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和多少事能影响人类历史？好人还是坏人？好事还是坏事？远离热闹，有何不好？不仅保全了一个纯净的自我，还替别人保全了祖先的语言，冰岛，像是一口远山老井，一座荒地冰窖。 世上不少故意的恬淡往往是一种掩饰性的表演，但冰岛不是。这次我们出发前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欧洲各国都有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前来参加，而冰岛来的是大使本人。奥拉夫·埃吉尔松大使是一位学者，在发布会结束后找到我，话不多，很诚恳，说要送我一套书。这套书叫《萨迦选集》，厚厚两册，一千多页，掂在手上重重的。萨迦（saga）是冰岛中世纪的一种叙事散文，我以前略有所闻，却不知其详。此刻手上的分量又一次提醒我，很多并不张扬的文明，在远处默默地厚重着。 冰岛不想在世界上斗奇争胜，只是得知有人要来进行文化考察，二话不说，先捧一点早已远去的祖先声音给你们听听。捧持者就是驻外大使，这是人家对外交往的第一话语。相比之下，反倒是一些堂堂大国找不到自己的第一话语了，在滔滔不绝的浮言豪语中失落了本真。 这套萨迦装进我的行箧，掐指算来也已颠簸了欧洲几十个国家。照理这样的旅行应该多带一些图书资料作为参照，但远路只能轻装，何况天天换地方，要带多少才够？我根据上一次在人类古文明遗址进行数万公里考察的经验，知道越是缺少资料装备，反而越能唤醒生命底层的感悟，因而这次临走只随手挑了几本小册子，全部分量还抵不过这套萨迦。我放不下萨迦，是因为自己对冰岛过于无知，又找不到别的资料。至于它到底讲了些什么，却因一路辛劳，没有去翻阅。只料想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轻易不能去骚扰。 到了斯德哥尔摩，在繁忙的采访日程中悄悄挤进了另一番紧张：为冰岛之行做准备。当地朋友一再劝阻我们：“即使夏天到冰岛都要带足御寒的衣服，你们怎么会选一个隆冬去？冬天，连最后一点苔藓也没有了，看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哪一个重要人物冬天去冰岛？” 我的意见恰恰相反：不去冰岛则罢，要去一定要赶一个冰天雪地。严冬是它的盛世，寒冷是它的本相，夏天反倒是它混同一般的时候，不去也罢。 那么只能与我们的车辆暂别了。自雅典出发至今，我们都在车上，连几次渡海也带着车。冰岛实在太远，又是冰海季节，因此只能坐飞机。我们随身要扛很多拍摄设备，已经拿不了多少个人行李，亏得我还记得带上了那套萨迦。 车辆连同行李寄存在一个寒枝萧萧的院落里，天正下雪，待我们走出一段路后依依不舍地回头，它们全已蒙上了白雪，几乎找不到了。 那好，就算是北欧大地为我们破釜沉舟，为了去冰岛。 由斯德哥尔摩飞向冰岛，先要横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然后便看到隐约在寒雾下的挪威海。几个小时后终于发现眼下一片纯白，知道已是冰岛上空。我以前也曾多次在飞机上俯瞰过雪原，却第一次看到白得这样干净，毫无皱折，心里猜测，那该是厚达千余米的著名冰川。 皱折毕竟出来了，又推想该是冰岛高地了，如果没有大雪覆盖，这里酷似月球表面。据说美国的登月宇航员出发前，就在这里适应环境。那么，这便是不分天上人间的所在，而且更近于天上而不是人间。 皱折不见了，又是纯白。纯白中渐渐出现一条极细极淡的直线，像是小学生划下的铅笔印痕，或是白墙上留下的依稀蛛丝，我好奇地逼视它通向何方，终于看清，那是一条公路，从机场延伸出来。机场也被白雪笼罩，不可辨认，只见那条细线断截处，有橙光润出，飞机就向那里轻轻降落，尽量不发出声音。 下地一阵寒噤，冰清玉洁的世界，真舍不得踩下脚去。 生命的理由 雷克雅未克是冰岛的首都，我想它大概是世界上最谦虚的首都。西方有人说它是最寒酸的首都，甚至说它是最丑陋的首都，我都不同意。简朴不等于寒酸，至于丑陋，则一定出于某种人为的强加，它没有。 街道不多，房舍不高，绕几圈就熟了。全城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一座教堂塔楼，说是纪念十七世纪一位宗教诗人的，建得冷峭而又单纯，很难纳入欧洲大陆的设计系列，分明有一种自行其是的自由和傲然。 一处街道拐角上有一幢灰白色的二层小楼，没有围墙和警卫，只见一个工人在门口扫地，这便是总理府。走不远一幢不大的街面房子是国家监狱，踮脚往窗里一看，有几个警察在办公。街边一位老妇看到我们这些外国人在监狱窗外踮脚，感慨一声：“以前我们几乎没有罪犯。” 总统住得比较远，也比较宽敞，但除了一位老保姆，也没有其他人跟随和卫护。总统毕业于英国名校，他说：“我们冰岛虽然地处世界边缘，但每一个国民都可以自由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生活。作为总统，我需要考虑的是创造出什么力量，能使远行的国民思念这小小的故土。” 那位老保姆对我们一行提着摄像机在总统家的每个房间晃来晃去有点不悦，而我们则忘了询问，总统家门口怎么有两个坟墓？那是谁的？天寒人稀，连坟墓在这里也显得珍罕。 根据总统的介绍，冰岛值得参观的地方都要离城远行。既然城市不大，离开非常容易，我们很快就置身在雪野之中了。于是也就明白，总统、总理为何表现得那样低调。这里连人的踪迹都很难寻找，统治的排场闹得越大越没有对象。历来统治者的装模作样都是为了吸引他们心中千万双仰望的眼睛，但千古冰原全然不在乎人类的高低尊卑、升沉荣辱，更不会化作春水来环绕欢唱。 翘首回望，已看不到雷克雅未克的任何印痕。车是从机场租来的，在雪地里越开越艰难。满目银白先是让人爽然一喜，时间一长就发觉那里埋藏着一种危险的视觉欺骗，即使最有经验的司机也会低估了山坡的起伏，忽略了轮下的坎坷。于是，我们的车子也理所当然地一次次陷于穷途，一会儿撞上高凸，一会儿跌入低坑。 开始大家觉得快乐，车子开不动了就下车推拉，只叫嚷在斯德哥尔摩购买的御寒衣物还太单薄，但次数一多就快乐不起来了，笑声和表情在风雪中渐渐冰冻。 终于，这一次再也推不出来了，掀开车子后箱拿出一把铲子奋力去铲轮前的雪，一下手就知道无济于事，铁铲很快就碰到铿锵之物，知道是火山熔岩。 火山熔岩凝结成的山谷我见过，例如前几个月攀登的维苏威火山就是一个。那里褐石如流，奇形怪状，让人顿感一种脱离地球般的陌生；而在这里，一切都蒙上了白色，等于在陌生之上又加了一层陌生，使我们觉得浑身不安。 既然连狰狞的熔岩都已被白色吞食，又怎么会让几个软体小点蠕动长久？ 至此才懂得了斯德哥尔摩朋友的那句话：“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哪一个重要人物冬天去冰岛？” 早已闹不清哪里有路，也完全不知道如何呼救。点燃一堆柴火让白烟充当信号吧，但是谁能看见白雪中的白烟？看到了，又有谁能读解白烟中的呼喊？“雷克雅未克”这个地名的原意就是白烟升起的地方，可见白烟在这里构不成警报。更何况，哪儿去找点火的材料？ 想来想去，唯一的希望是等待，等待天边出现一个黑点。黑点是什么，不知道，只知道在绝望的白色中，等的总是黑点。就像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等的总是亮点，不管这亮点是不是盗匪手炬，坟茔磷光。 这种望眼欲穿的企盼是没有方向的，不知哪个黑点会在地平线的哪一个角落出现。由此我走了神，想到古代那些站在海边或山顶望夫的妇人远比那些在长江边数帆的妻子辛苦，因为江帆有走道，江水有流向，而在海边、山顶却要时刻关顾每一个方向。但这么一比更慌了，人家不管哪一种等法也是脚踩熟土，无生命之虞，而且被等待的对象知道自己在哪里被等待，而我们则一片虚空，两眼茫茫。 很久很久，当思绪和眼神全然麻木的时候，身边一声惊叫，大家豁然一震，眯眼远望，仿佛真有一个黑点在颠簸。接着又摇头否定，又奋然肯定，直到终于无法否定，那确实是一辆朝这里开来的吉普。这时大家才扯着嗓子呼喊起来，怕它从别的方向滑走。 这辆吉普体积很小，轮胎奇宽，又是四轮驱动，显然是为冰岛的雪原特制的，行驶起来像坦克匍匐在战场壕沟间，艰难而又强韧。司机一看我们的情景，不询问，不商量，立即挥手让我们上车。我们那辆掩埋在雪中的车，只能让它去了，通知有关公司派特种车辆来拉回去。 小小的吉普要挤一大堆人不容易，何况车上本来还有一条狗。我们满怀感激地问司机怎么会开到这里，准备到哪里去。司机回答竟然是：“每天一次，出来遛狗！” 我们听了面面相觑，被一种无法想像的奢侈惊呆了。那么遥远的路程，那么寒冷的天气，那么险恶的山道，他开着特种吉普只为遛狗。 那狗，对我们既不抵拒也不欢迎，只看了一眼便注视窗外，不再理会我们，目光沉静而深幽。 看了这表情，我们立即肃静，心想平常那种见人过于亲热或过于狂躁的狗都是上不了等级的，它们只在热闹处装疯撒欢罢了，哪里来得了冰岛，哪里值得人们这么长距离地去遛？ 在生命存活的边缘地带，动物与人的关系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既然连植物的痕迹都很难找到，那么能够活下来的一切大多有一种无须言说的默契。雪原间跌宕不已的那条漫长曲线，正是在描画生命的理由。 我们坐着这辆遛狗的吉普终于到达雪原间的一家地热发电厂，参观完之后由厂家派车送回雷克雅未克，入住一家旅馆。旅馆屋内很温暖，但窗外白雪间五根长长的旗杆，被狂风吹得如醉笔乱抖。天色昏暗，心中也一时荒凉，于是翻开那部萨迦，开始阅读。 读到半夜心中竟浩荡起来，而且暗自庆幸：到冰岛必须读萨迦；而这萨迦，也只能到冰岛来读。 拍雪进屋 已经在冰岛逗留好些天了，每天都在雪地里赶路，十分辛苦。赶来赶去看什么呢？偶尔是看自然景观，多数是看人类在严寒下的生存方式。 初一听这种说法有点过时，因为近年来冰岛利用地热和水力发电，能源过剩，连一个小小的村落都华灯彻夜，电器齐备，不再害怕严寒。但在我看来，这还是生活的表面。许多现代技术往往以花哨的雷同掩盖各地的生存本性，其实生存本性是千百年的沉淀，焉能轻易拔除？如果真的拔除了，究竟是幸事还是悲哀？这个悖论，在冰岛演示得特别明显。 例如能源优势的发现曾使冰岛兴奋一时，举债建造大量电厂来吸引外资，但外资哪里会轻易看上那么遥远的冰岛能源？结果债台高筑，而一家家电厂却在低负荷运行。因此那些彻夜长明的华灯，是冰雪大地的长叹。 到今天为止冰岛经济还是依靠捕鱼，这与千百年来毫无差别，只不过现在要用这古老行当的辛苦收入，去归还现代冲动造成的沉重外债。如果坚冰封港，或水域受污，全国的经济命脉立即受阻，这便是这个岛屿的原始生存本性。 那么，几排高压电线划出的只是冰岛的焦急和企望，而在电线铁架旁那间深陷在雪堆中的老木屋，木屋小窗里那双向外张望的苍老眼睛，却是冰岛真正的秘藏。那儿也有企望，只企望晴日按时来临，并不热切；那儿也有“地热”，却是疏落人群间的依稀情义，并不喧闹。 我知道我的这些想法是受了萨迦的影响。这里生活节奏缓慢，一切行为都伴随着长时间的等待，因此我也就把萨迦带在身边，在哪里坐下便翻开来读，这么一来，眼前的物象都与几百年前往返盘旋，只想把持历久不变的本源。 今天在一个地热盐水湖边坐了很久，这里的冰水和蒸汽剧烈相撞，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露天浴场，伙伴们浸泡在被白雪包围的汤池中兴奋不已，一直在大声呼喊着最喜欢游泳的我，而我则完全被萨迦吸引，只抬手示意，连目光都没有离开纸页。如此两头沉迷，等发觉时已是半夜，而雷克雅未克还在远处。 我们的车又在雪地里寻路了，拐来拐去，大家早已饥饿难忍。饥饿的感觉总是掺杂着预期的成分，解除的希望越渺茫便越强烈。据我们前几天的经验，这个时间回到雷克雅未克已经绝无就餐的可能，整个小旅馆连一个警卫也不会有，你只能摸着走廊开房门，而街道上极少的店铺早就睡死在万丈深渊里。 在这般无望的沮丧中，虚虚地微睁眼睛瞄了一下车窗外面，竟然见到一块小木牌，在雪光掩映下，似乎隐隐约约有“用餐”字样。 连忙停车，不见有灯，那块木牌也许已经在十年前作废，但还是眼巴巴地四处打量。看到前面有一所木屋，贴地而筑，屋顶像是一艘翻过来的船只。我知道这是当年北欧海盗们住的“长屋”的衍伸，只是比以前的大了一些。 不抱什么希望地敲门，大概敲了十来下，正准备离去，门居然咯吱一下开了。屋内有昏暗的灯光，开门的是位老太太。我们指了指门外那块木牌，老太太立即把我们让进门内，扭亮了灯，帮我们一一拍去肩上的雪花。拍完，竖起手指点了点我们的人数，然后转身向屋内大叫一声，我们听不懂，但猜测起来一定是：“来客了，八位！”喊声刚落，屋内一阵响动，想必是家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正在起床。 从进门拍雪的那间屋子转个弯，是一个厅。老太太请我们在桌子边坐下，就转身去拨火炉。里屋最先走出的是一个小伙子，手里托着一个盘子，上面一瓶红酒，几个酒杯，快速给我们一人一杯斟上，他能说英语，请我们先喝起来。 我们刚刚端杯，老大爷出来了，捧着几盘北极鱼虾和一篓子面包，这样的速度简直让我们心花怒放，没怎么在意已经盘净篓空。老大爷显然是惊慌了，返身到厨房去寻找食物，而我们因有东西下肚，开始神闲气定。老大爷重新出现时端上来的食物比较零碎，显然是从角角落落搜寻来的，但刚才搁在火炉上的浓汤已经沸腾，大家的兴趣全在喝汤上。 这时，屋内一亮，不知从哪个门里闪出一位极美丽的少妇，高挑宁静如玉琢冰雕，一手抱着要儿，一手要来为我们加汤。她显然是这家的儿媳妇，也起床帮忙来了。闪烁的炉火照得她烟霞朦胧，这么多天我们第一次见到冰岛美人的风姿。她手上的婴儿一见到黑头发就号啕大哭，她只得摇头笑笑抱回去了。 孩子的哭声使我们意识到如此深夜对这个家庭的严重打扰，好在已经吃饱，便起身付账告辞，他们全家都到门口鞠躬相送。 车刚起步，便觉得路也模糊，雪也模糊，回头也不知木屋在何处，灯光在何处。 我想这又是冰岛深藏密裹的另一种“地热”，当初深夜泊岸的北欧海盗和航海家们都领受过的。 议会—阿尔庭 在雷克雅未克不管看到什么，心中总想着辛格韦德利。那部越来越放不下的萨迦一再提醒，冰岛历史上最重要的故事都与那里密切相关。因此，雷克雅未克虽是首都，对它的任何记述都只是引子。既然我已明白萨迦是冰岛的魂魄所在，那么辛格韦德利则是这种魂魄的安息点。 辛格韦德利往往被称作议会旧址。或者叫阿尔庭（althi g）旧址，阿尔庭就是议会。初听名字时我想，议会旧址应该有一座老房子吧，如果老房子坍塌了，还应该有地基的遗迹。后来读萨迦渐渐发觉情况有异，但究竟如何并不清楚。今天终于赶到了这里，大吃一惊。 没有老房，没有地基，也没有希腊奥林匹克露天体育场那样的半天然石垒坐位，而是崇山间一片开阔的谷地。谷地一面有一道长达七八公里由熔岩构成的嶙峋峭壁，高约三十多米，拦成了一个气势不凡的天然屏障。谷地南面是冰岛第一大湖，便叫议会湖。 我们沿着峭壁进入，有一条险峻的通道，今天冰雪满路，很不好走，而且刺骨的寒风被峭壁一裁变得更加尖利，几乎让人站立不住、呼吸不得。 然而这就是议会旧址，冰岛议会年年都在这野外开会，从公元十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整整延续了八百多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议会，比英国议会的出现还早了三百年。因此这个令我们索索发抖的怪异谷地，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小小的亮点。 参加议会的有三十六个地方首领，各自带着一些随从，普通百姓也可以来旁听。会议在六月份召开，那时气候已暖，在这里开会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受苦了。 陪我们前来的冰岛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拉格纳尔·鲍得松先生边指边说，峭壁前的那座山岗正是开会的场所，山冈上的那块石头叫“法律石”，是议事长老的位置，而旁听的普通百姓则可坐在山岗的斜坡上。 那时冰岛没有王室、王权，也没有常设的政府机构，主要就靠这么一个议会每年来判决和仲裁各种事端，依据的是不成文的习惯法律。由于不成文，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有一些精熟各种规则的专家，法律就在他们的心上口上。 就这样，一年一度的会议把整个冰岛连接起来了。 这种不是靠王权而是靠法律的连接，在山谷峭壁间实行了那么多年，实在壮观。 与我同行的两位伙伴问：在没有扩音设备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中讨论的问题，一定无法细致，大概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件吧？ 我说是。我已读过萨迦，知道讨论哪些事情，而且还进一步告诉伙伴，为什么会是这些事情。原因是，当事人基本上都有一点海盗背景，或近或远而已。 一群由北欧出发的海盗及其家属，在这里落脚生根，却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自己的仲裁机制，判别荣辱是非，于是渐渐亲近法律，居然成了最仰仗法律权威的族群。 这个历史过程已经意味无穷，而更深刻的是，他们又要在法律的前后左右安顿自己的血性情义，逐步洗涤和提升自己的人格和灵魂。 这也正是萨迦让我放不下的原因。我国杰出的北欧文学研究专家石琴娥女士说，萨迦表现的人物都是身兼海盗或者当了海盗才发迹起来的，因此他们的观念也都是北欧海盗式的。萨迦是海盗们脱胎换骨的史诗。 据我所知，北欧海盗凭着两只乌鸦的指引到达冰岛是九世纪前期，一百年后已陆续来了约二万人，他们多数已经是和平的拓殖定居者了，但控制着他们的还是让人热血沸腾又毛骨悚然的人生观念这样的社会当然充满了奇异的故事。 按年代比照，这在中国历史上相当于关汉卿、王实甫他们在吟咏着赵匡胤到李后主的故事。但那时的中国社会已绵熟到了衰疲，在整体上再难找到勃发的血性，原始的沉郁，开阔的豪迈。中国已积聚了太多既成的概念，而冰岛还在以生命的代价逐一草创，享受着草创期才有的巨人自觉。这些巨人仍愿意在山间站立，辛格韦德利的熔岩便是接引这些英雄群像的粗糙平台。 人们喜欢着眼于它的超前意义，即肯定它超前地在天地间试验了议会政治，而我则相反，更着眼于它的滞后意义，即滞后几千年展现了人类早期如何学习把个人行为交付给社会公正。 人类从蒙昧、野蛮而进入文明，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千万条个人的行为理由大多不符合社会公正，而社会公正却是文明的前提。 很多好人本来是为了求一个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对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的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视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一大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精神险关当然看不见，而且由于年代久远连想像也很困难，辛格韦德利却让我们看见了。 当年冰岛的江湖好汉们并不害怕流血死亡，却害怕这里的嶙峋乱石。一般的盗贼早就被时间清扫，他们却留下了，因为他们有起码的荣誉标准和精神品级，但正是让他们留下来的这些标准和品级需要受到评判，于是那些伟岸的身躯、浑浊的眼睛远远地朝向着这里，年年月月地猜测、期待。 这里并无神灵庙堂，除了山谷长风，便是智者的声音，民众的呼喊。从萨迦的记述来看，起决定作用的是智者的声音，而不是民众的呼喊，当时的民众似乎专来倾听智者的判断。 尼雅尔萨迦 众多的冰岛萨迦中最动人的要算是《尼雅尔萨迦》，这些天我从随手翻翻到埋头细读，不断受到令人窒息的心灵冲撞。很奇怪为什么一位法国学者前些年写的一本研究北欧海盗的书中，谈到萨迦时只介绍了《埃吉尔萨迦》和《梭蒙山谷萨迦》，反而遗落了它？ 现任冰岛古籍手稿馆馆长韦斯泰恩·奥拉松先生曾这样揭示萨迦所表述的基本价值观念： 这个世界是充满危险的，它与生俱来的问题足以把心地善良的好人摧残殆尽，但它又容许人们不失尊严地活着，为自己和亲近的人承担起责任。 这种显然不会过时的观念，在《尼雅尔萨迦》中获得了史诗般的展现。此刻我为了避开越来越厉害的寒风正缩脖抱肩躲在辛格韦德利议会旧址的一个岩柱背后，重温着奥拉松先生的这句话，不忍立即与伙伴们一起离去。 我一直在想：这儿，正是尼雅尔和他的朋友们如贡纳尔、弗洛西站立过的地方吗？ 《尼雅尔萨迦》一开始并没有让这几个主要人物出现，而是推出了一位当时冰岛的法律专家名叫莫德。在还没有成文法的时代，人们相信，如果没有莫德参与，任何判决都无效。那么，莫德就是辛格韦德利议会山谷间的最高代表。这个身份一确定，接下来的事情就越来越具有象征性了。 这位代表法律的莫德能对全国各种重大事件做出权威性判断却无法处理好自己女儿的婚事。尽管他女儿的结婚条件和后来的离婚条件都到辛格韦德利议会上议定，尽管他自己一直居高临下地坐在这块“法律石”上。女婿就在这里提出要与他决斗，他自知不是对手，退缩了，引来民众一片耻笑，耻笑着法律对武力的屈服，而且很快，莫德也就病死了。 在他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人也叫莫德，我看这又是佚名的萨迦作者的象征性安排。这个莫德显然是一个小人，却也精通法律，最喜欢那些“能够互相杀戮的男子”，不能够互相杀戮也要想方设法为他们布置战场。此后很多恶事的出现都与他有关。难道，小人是法律的必然补充和自然延续？ 既然故事里的情节已经具有了象征性，那么就请允许我多讲几句情节，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确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的行为，我们才会触摸到冰岛大地的温度，才能明白今天欧洲文明的来之不易。 那位代表法律又害怕暴力的老莫德身后留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有事要找亲戚贡纳尔帮忙，而贡纳尔则请最智慧的朋友尼雅尔出主意，这样，两个主要人物就出现了。尼雅尔果然为贡纳尔设计了细致、精确的行为程序，他们两人的友情也由此而更加亲密。 一切纯净而高贵的友情都是危险的，因为这既不被旁人容忍，又不被家人珍惜，嫉妒者们一挑拨，就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裂痕。 尼雅尔和贡纳尔两家由于友情而往来频繁，又由于往来频繁而在妻子、孩子、仆人之间产生大量意想不到的纠葛。于是互相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麻烦，连两位主人也一次次临近翻脸的边缘，成为莫德所喜欢的“互相杀戮的男子”。幸好他们立身高迈，拒绝挑拨，互相以退让维系了友情，直到贡纳尔被别人所杀，尼雅尔悲痛不已。 这两个男人的关系已使人们看到，在当时的冰岛，男人们的终极追求是荣誉，而荣誉的主要标志是不计成败地复仇。友情产生在复仇的互助中，又存在于复仇的夹缝中，就像风廊中燃起的火堆，随时随地会被扑灭。 在复仇的血泊边，也有一些智者开始在构建另一种荣誉，这种荣誉属于理性与和平，属于克制和秩序，但一旦构建却处处与老式荣誉对立。尼雅尔和贡纳尔就长期在这两个荣誉系统间挣扎，他们眼前有亲属的哭诉、真实的尸体和雄辩的怂恿，他们都忍下了，同时也就忍下了众人的讥笑和内心的煎熬。 他们已经意识到，只要稍有不忍，就会回到老式荣誉一边，个人受到欢呼，天下再无宁日；而如果能忍，则有可能进入一个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新天地，但此刻却要忍气吞声。 这种委屈是无法表述的，他们一次次离开阿尔庭大会时默默无言，也许会不经意地看一眼我现在脚下的这块“法律石”，他们用自己的屈辱为它增添了重量。 贡纳尔之死并没有结束尼雅尔的精神挣扎，他又遭遇到另一位似友似敌的勇士弗洛西，而且成了联姻的亲戚。 嫉妒者、挑拨者莫德，就在两家那对新婚夫妇身上做起了文章，结果新郎无辜被杀，新娘要求复仇，尼雅尔和弗洛西两个家族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 尼雅尔对这个走向早有预料，却无法躲避，到后来终于被弗洛西点燃的烈火所包围。弗洛西有意让尼雅尔夫妇逃生却遭到拒绝。 尼雅尔死后，弗洛西等人又在这阿尔庭的“法律石”边受到审判，审判官还是那个莫德。只有少数人依稀怀疑，作为事件起因的那次谋杀，捅进关键一刃的可能正是现在作为审判官的样子出现的莫德。 审判是一场缺少是非的拉锯战，新的暴力又此起彼伏，而弗洛西则有意无意地坐了一条已经不适合航行的船出海，再也没有消息。 其实在事态发展的前期，尼雅尔和弗洛西已经一再忧心忡忡地预言：“从此很难再有和平了。”而事实上，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已经透露出人们对于选择暴力的犹豫。 例如，有一次阿尔庭大会开始的时候，尼雅尔在“法律石”上宣布进入法律诉讼程序，就有不少人说：“即使审理过的案子也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宁愿用刀剑来表达要求。” 尼雅尔立即反对，说：“你们千万不要那样，这块土地如果没有法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这样的宏观判断出自于一位见多识广的长者，不能不使那些宁愿用刀剑来表达要求的年轻人开始犹豫。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对于选择和平和法律也是犹豫的，而且有犹豫的理由。 你看没过多久，这块“法律石”边上陈列出尼雅尔家族赔偿弗洛西的一大堆白银，精通法律的尼雅尔一时出于善意，又在这堆白银上加添了一件丝绸长袍。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加添突破了判决的数字，使法律赔偿突然具有了法律之外的赐予。因此也就立即被弗洛西敏感到了，怀疑其中包含着羞辱，便拒绝赔偿，抓起丝绸长袍狠狠一摔，开始采取法律之外的暴力行动，把舒缓的事态重新推向危机。 人们可以责怪尼雅尔的多此一举，但更需关注的是，司法现场的心理气氛为何如此脆弱？在我看来，这种脆弱，属于一切刚刚走向秩序的强悍人群。 由于一时混淆了个人的善意和法律的严正之间的区别，智者尼雅尔付出了全家的生命代价。他能逃生而不逃生，是因为觉得在两个方面都见不得人：就老式荣誉而言，他已无力为自己的儿子们复仇；就新式荣誉而言，他也无力把法律重新从血泊中扶起。 其实还有一个层面他无法对付，那就是萨迦作者一再强调的在暴力与法律间游走的小人。尤其是那个我们经常遇到的莫德，不仅集嫉妒、挑拨、凶杀于一身，而且还是一个永恒的审判者。有这样的人挤在中间，什么坏事都会冒出来，什么好事都存不住，什么好人也活不长。难怪尼雅尔被杀死后一位叫卡里的武士长叹一声：“用口杀人，长命百岁。” 但是卡里也抓不住那些“用口杀人”的人，至少找不到可以陈之于阿尔庭的证据，他只知道英雄与小丑的差别，只知道法律在这种区别前的无能为力。他在“法律石”前握剑站起，决定先用传统暴力手段改变一下人们嘲讽的方向，然后用生命来祭奠那个用法律和暴力都无法卫护的诗与花的世界。 他在“法律石”上随口吟咏了几句诗： 武士们不愿停止战斗， 而此时的诗人斯卡弗蒂 蜷缩在盾牌后面， 身上被扎伤。 这位仰面朝天的无畏英雄 被厨子们拖进小丑的房间。 当船上的水手们 嘲弄着被烧死的 尼雅尔、格里姆和海尔吉—— 他们犯了天大的错误。 如今，在级满石楠花的山丘上， 在大会结束之后， 人们的嘲讽转向了那一方。 他所说的“大会”，就是阿尔庭，那年的阿尔庭也就只好以刀兵发言。现在我脚下踩踏的熔岩，应该记得那年在这里浸润过多少鲜血。 许多英雄、武士、杀手在冰岛引刀一快之后便觅舟远航，就像他们的祖先当年在欧洲大陆无以立足后来到冰岛。他们这次回到欧洲大陆后，有不少人皈依了基督，有的还获得了宗教赦免，包括卡里在内，而此间的阿尔庭仍然年年召开，直到欧洲文明早已瓜熟蒂落的十八世纪末尾。 就像世上一切古代土俗文明一样，今天的阿尔庭旧址乍一看远远落后于欧洲的主体文明，但它却以最敞亮的方式演示了人性中理性追求和感性追求的冲突，善意冲动和恶念冲动的旋涡，生命欲望和秩序欲望的互窥。 这就怪不得当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等人读到萨迦时是那么兴奋。他们只遗憾，海险地荒，未能到这里来看看。 地球的裂缝 离开阿尔庭旧址的峡谷峭壁没多远，又见到一道延绵的石壁。没有阿尔庭的峭壁那么高，黑森森地贴地而行，看不到尽头。走到跟前探头一看，石壁下是一道又深又长的地裂，这才猛然想起，我们撞到了地球的一条老疤痕，早就在书中读到过的。 地质学家说，不知在多少年前，欧洲大陆板块和美洲大陆板块慢慢分离，在地球深处扯出一条裂缝，地心的岩浆从这条裂缝中喷发，骤然凝固后就形成冰岛。他们还说，岩浆喷发时引起地壳变动，连这条裂缝也涌上地面，在这里冷冻。 眼下便是欧洲大陆板块和美洲大陆板块分离时留下的裂缝？ 这个匪夷所思的结论令人惊悚，我重新虔诚地扒在石壁边上俯视。只见两壁以紧紧对应的图形直下万丈，偶有碎石阻塞，却深不见底。惊悚的结果必然是大胆，我直起身来向地裂的两头打量，终于找到一处最窄的裂口，飞奔而去，然后分脚跨立在裂口上，左脚踩着“美洲”，右脚踩着“欧洲”。 像是两极间的电流接通全身，我的这一跨立动作刚刚摆开便产生一种强烈的身心体验。我往常并不恐高，此时却不敢直视脚下的裂口，越不敢直视越觉得此刻裂口正在扩大，活生生要把我的躯体撕开；我要抗拒撕开只得从“美洲”或“欧洲”缩回一腿，却又觉得会在缩腿之间坠入无底的深渊…… 当然这只是一时晕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回过神来了，心想世间很多伟大的业绩都经不住从某个特殊的角度来看。例如从我现在跨立的角度看过去，哥伦布从欧洲出发的对美洲的地理大发现，无非是我脚下的地裂扩大后两个板块之间的一次寻找，只是寻找得苦了一点；他的出发地和终点，都是我脚下裂口的延伸，只是延伸得长了一点。 让分裂开去的土地重新相认，就像为一个失散多年的家族拉线搭桥，哥伦布功不可没，可惜人们对这件事情的阐释一直出于欧洲中心论的立场，让南美洲的本地人听起来很不入耳。 什么地理大发现？我们一直好好地住在这里，早已是人类大家庭中的存在，何用你来“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不能算成是人类总体对什么怪异角落的发现，至多只能说是不同部位的互相认知罢了。 冰岛人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不满。要说欧洲，冰岛也是欧洲，但冰岛人莱夫·埃里克松一千年之前就已到达美洲，比哥伦布早了五百年。尤其让他们感到骄傲的是，冰岛船队一千年前抵达美洲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位叫作古德里德的冰岛女性，她在那里生了个儿子，那也就是美洲大陆上第一个欧洲人后裔。古德里德留下了儿子，，自己却返回冰岛，在家乡安度晚年。 思路一旦突破了哥伦布，冰岛人也就比其他欧洲人更坦诚地面对这样一个被很多证据所指向的可能：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之前就可能到达了美洲。冰岛驻华大使奥拉夫·埃吉尔松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以轻松愉快的口气说到这一点。现在我跨立在这个裂口上，立即明白了他轻松愉快的理由。 看来我们过去读到的许多历史，确实把许多并不太重要的事情说大了。冰岛没有什么大事，却又能把别处的大事一一看小，这很痛快。此刻我把心思从裂口延伸的远处收回，不想中国的二千年、冰岛的一千年和哥伦布的五百年了，只想脚底的这个地球裂口，是结住了的死疤，还是仍在发炎，仍在疼痛？ “仍在疼痛！”身旁的拉格纳尔·鲍得松先生快速地回答了我。他说，当初地心岩浆就是从这条撕开的地裂中喷发的，直到今天，冰岛仍有活火山三十多座，每五年就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喷发，每一次都海摇地动。 我们赶不上冰岛的火山爆发了，但也能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感受地球伤痕的隐痛。冰岛那些火山熔岩湖的湖水，在这冰天雪地的季节依然热气蒸腾，暖雾缭绕，其间发出的硫磺味，使人联想到伤口自疗。 当晚我就接受伙伴们几天前的召唤，终于脱衣跳到了一个火山熔岩湖里。咫尺之外是滴水成冰的严寒，湖里却热得发烫。抬头四顾雪山森罗、冷气凛冽，我赤裸地躲缩在地球的伤口间。 一切伤口都保持着温暖，一切温暖都牵连着疼痛，一切疼痛都呼唤着愈合，一切愈合都保留着勉强。因此这里又准备了那么多白雪来掩盖，那么多坚冰来弥补。 北极印痕 1 驱车进入北极圈，是欧洲之旅最后一段艰难行程。从赫尔辛基到罗瓦涅米八百五十公里，全被冰雪覆盖。我们让女士和体弱的伙伴坐飞机走，行车的全是一色精壮男子。 从香港赶来的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先生一定要亲自驾驶我坐的那辆车，以示慰问。他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很好休息，我怕他困，一路上逼他讲我们五个月在外缺漏了的各种新闻。听完新闻，再听他唱歌。 雪越下越大，全从夜空深处朝驾驶窗迎头扑来，车队像是卷进了一个天漏云碎的旋涡，无法正常行进。 大家困乏异常，不时下车在雪地里顿脚跳跃算是休息，然后再启程。十几个小时后，终于完全顶不住了，只得把车停在一边集体打盹。 顷刻间车身车窗全部大雪封住。千里银白，只有这里闪烁着几粒暗红的尾灯。朔风呼啸，鼾声阵阵，突然惊醒，惊醒在完全不像有生命存在的雪堆里，赶紧推门四处打量，找不到星光月光，却知北极已近。 2 北极村的土著是游牧民族萨米人。 住处是一个尖顶窝棚，门口蹲守着几只狗，中间燃烧着篝火。窝棚顶端留出一个大窟窿，让白烟从那里飘出，但纷纷白雪也从那里涌入，两种白色在人们的头顶争逐。 好在主人昨天已砍好一大堆木柴，我们帮着劈添，为白烟造势。只见主人的女儿双眉微微一蹙，她在担心此刻耗柴过多，后半夜会不会火灭棚冷，难以栖宿。 高低不同的树桩便是桌子凳子，有几处铺有鹿皮，那是长辈的待遇。 窝棚外天色早已一片昏暗，广阔无垠的雪地泛起一种缥缈的白光。主人为欢迎我们，在窝棚前前后后都点上了蜡烛，迎风的几处还有尖锥形的麻纸灯罩卫护。暖黄的烛光紧贴着雪地蜿蜒盘旋，这个图景太像玲珑剔透的童话，注视片刻便使你忘记周围的一切，只知这是一条晶莹的路，可以沿着它走向远处。 3 在北极村的一个狗拉雪橇前我们停下了。这个雪橇已经套了八条狗，这些狗今天还没有出过力，条条精力旺盛，搏腾跳跃，恨不得把拴在树桩上的绳套挣断。 戴着长毛皮帽的主人看出了我们想坐雪橇的心思，说等等，现在你们都坐不住。说着便独自站在雪橇上解开了绳套，刹那间众狗欢吠、撒腿狂奔，只见雪雾腾腾，如一团远去的飞云。 过不久雪雾旋转回来，正待定睛细看却又早从眼前掠过。如此转了几圈，众狗泄去了最初的疯劲儿，进入正常奔跑状态，主人从雪橇上伸出一根有尖刺的长棍往雪地里一插，自己的手像钳子一样把长棍握住，雪橇停下来了。他这才朝我们一笑，说现在你们请上来吧。 我坐在雪橇上想，这些萨米人懂得，人类对于自然，只有避其锋锐、泄其杀气，才能从容驾驭，因此他们居然在如此严酷的北极，一代代住了下来。 4 北极圈里的圣诞夜，屋外寒冷得无法停留，却被我们找到了一家中餐馆。 中餐馆实在是无处不在，湖北口音的老板娘没想到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夜间还有远方同胞来敲门，连忙生火煮饭，忙前忙后。我们说，反正明天不开车，如此北极寒夜、佳节良宵，岂能无酒？ 伙伴们年轻豪放，无所畏惧，照理与这样的人物最不能比酒。但奇怪的是，我喝得最多，刚觉得有点耳热，他们一个个都已醉态可掬，或笑或歌，或鼾或哭，或扭或倒。 我先是惊讶后是感动，心想这真是一批好青年，平日从不贪杯，这几个月又实在累坏了，因此经不得酒。 这些年我遭遇到不少不可理喻的年轻人，曾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比较悲观，但看着眼前这一群，却找到了乐观的理由。 有人在慷慨激昂地毁损，有人在点点滴滴地追求；有人在振振有词地偷盗，有人在含辛茹苦地奋斗；有人在流言蜚语间钻营，有人在冰天雪地里行走。 大雪小村 从北极圈南下，没想到天气越来越冷，风雪越来越大，我们好几辆车已经被冻得发动不起来。在奥卢看地图，发现从这里到赫尔辛基不仅距离遥远而且地形复杂，再加上这样的气候，如果开车，不知半路上会遇到什么情况。思考再三决定搭乘火车。 奥卢有火车站，但我们车队的五辆车要由火车拖载，只能到始发站申请增挂一节平板车。不知为什么世界各国不少铁路始发站选址在一些很小的地方，我们要找的那个始发站叫康提奥美克（ko tiomaki），在奥卢东南方向一百八十公里处。于是只好想方设法把车发动起来，小心翼翼地冒着风雪开到那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去。 康提奥美克连一个小镇也算不上，当地人说这儿的居民只有十人。我想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到顶也就是几十人的小村落吧，居然安下了一个火车始发站，大概与铁路网络的整体布局有关。 说是火车站，我们眼前出现的只是一片大雪中两条细细的铁轨。这儿的雪粒比别处大，晶莹闪亮地塞满了整个视野，连一个脚印也没有，可见这条线路非常冷落，我们被告知要等候整整三个小时。雪中的铁道、站台，如果有一些脚印，再加一个远去的车尾影子，会让人想到托尔斯泰。但这儿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供想像的信号，只听到自己的脚探入深深的积雪中时咯吱咯吱的响声。 离铁轨不远处有一间结实的木屋，门外有门亭，窗里有灯光，墙上的字是芬兰文，不认识，但可以猜测是一个公共场所。如遇救星般地推门而入，里边果然温暖如春，与外面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说不清这是什么场所，反正什么都有。台球、游戏机、简单的餐食、厕所，每个窗都严严实实两层，各种摆设陈旧而舒适。见我们进去，里边的几个老人两眼发光，定定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数，他们也有七八个人，我由此证明当地只有十个居民的说法不准确。伙伴去问屋中惟一的一位中年女服务员，谁知她笑着说：“差不多都在这里了，过一会儿还会来几个老太太。” 一个车站小屋，居然把全村的人都集中了，我想主要原因并不是它暖和。在冰天雪地的北欧，又是这么一个僻远小村，人们实在太寂寞了，总想找一个地方聚一聚；尽管由这里始发的列车很少，旅客不多，但说不定也能看到几张生面孔，这就比村民聚会更丰富了。今天我们这一哨人马吵吵嚷嚷蜂拥而入，在这里可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据那位服务员说，有两位老人已经急急地摸回家去通知太太了，要她们赶快来凑热闹。 伙伴们快速地进入了各项游戏项目，有的打牌，有的打台球，有的玩游戏机，老人们都兴致勃勃地围在一旁看着，很想插话又觉得不应该干扰。我离开台球桌上厕所，一位老人跟了进来，大概他觉得这里总没有什么不可干扰的正事了，是一个开始谈话的好地方。他大声地用芬兰话与我聊天，我用英语搭话他听不懂，一上来就撞到了死角。但他不相信有人竟然完全不懂芬兰话，正像我不相信这儿的人完全不懂英语，彼此寻找最简单的字句努力了很久，最后他只能打起了手语。 他用双手划了一个方框，然后又窝成一个圆圈放在中间，我想了想就明白了，他在比划日本国旗，是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的否定他听懂了，但他居然听不懂“中国”的英语说法，我当然也无法用手语来表现图案相当复杂的中国国旗。 他很遗憾无法交流，但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使我想起童年时熟悉的家乡老人，他们也不相信天下竟然有人完全听不懂本地方言，总是在外地人面前反复讲，加重了语气讲，换一种方式讲，等待哪一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从厕所出来，我看到了另一个苦口婆心的现场。我们的摄像师东涛前些天不小心在北极村滑了一跤，脚受了点伤，拄了拐杖，行动稍有不便，也就不去玩那些游戏项目了，坐在一角喝茶。这也被老人们看出是一个没有打扰嫌疑的谈话对象，三位老汉两位老太全围着他。老太显然就是刚才被急急召唤来的。 老人们用手势问东涛受伤的原因，东涛无法向他们说明白除了不小心没有别的特殊原因。他们比划来比划去，终于比划出一个不容申辩的理由：一定是滑雪摔伤的。然后诸老人争先恐后地比划自己滑雪的经历，有一位老人似乎也受过伤，他已在教育东涛一个受伤的人该怎么自我护理了。 在语言不够而热情足够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糊里糊涂地随顺对方，千万不要把事情解释明白。看到眼前这个情景我突然开悟，发现自己平日太想把有些事情讲清楚。今晚的老人要的是与一个陌生人谈话，与一个受了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他们估计是滑雪受伤的陌生人谈话，与一个能让他们回忆起自己的滑雪经历和受伤经历的陌生人谈话，谈话在寒冷的冬夜，谈话在他们的家乡，这就够了。我们可怜的东涛如果在不懂芬兰话的前提下非要把事情讲清楚不可，一是艰难无比，二是扫了老人们的兴，何必呢。 由此我懂得了在很多情况下，兴致比真实更重要。以前纳闷为什么我坚守某些事情的真实反而惹得那么多的人不高兴，现在懂了，人家兴致浓着呢。 这些老人今天晚上比划得非常尽兴，这种比划就是他们的享受，包括比划他们根本不认识、而且很快就要离去的陌生人。 旅行使我们永远地成为各地的陌生人，当老人们在比划我们的时候，突然想到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比划自己不熟悉的人。互相比划，不断告别，言语未畅而兴致勃勃，留下彼此的想头，留下永恒的猜测，这便是旅行。 就这么颠颠倒倒、迷迷糊糊三个小时，终于传来一声招呼，火车来了。我们告别老人来到屋外，这才发现这三小时完全忘记了天气与环境。刺骨的寒冷立即使我们的手脸发痛，痛过一阵后又彻底麻木。这么绝望的寒冷中，只有那么一间温暖的公共活动房屋，人与人的相聚真是极其珍贵。对此，我们这些来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的人常常忘记。 感谢这次旅行的末尾遇到的这个车站，它以超常的冷清总结了我们一路的热闹，它在大雪深处告诉我们人类最饥渴、也最容易失去的是同类之间的互遇互温，哪怕语言不通，来路不明。 当深夜列车启动之后，我们会熟睡在寒冷的旷野里。一定有梦，而且起点多半是那些老人，至于梦的终点，或许是一声汽笛鸣响，或许是一次半途停车，惊醒之后撩窗一望，目力所及杳无人影。 结语 结语不是结论，任何真正的旅行都不会有结论。但是，在向亲朋好友们讲完种种路上见闻后，会有一声轻轻的苦笑。 细心的朋友会追问：“还有什么要说？” 我回答道：“一连讲了那么多地方，一定夹杂着太多的错，但是即便把所有的错加起来，也抵不过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欧洲的了解，远远超过欧洲对于中国。” 朋友们纷纷点头，补充大量他们所知道的例证。 朋友中有一个来自西安的邓先生。他说一个中国学生在欧洲某个国家留学，有一天新来的教授扫视过教室里的各国学生，独独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人的盘问。这位学生艰难地回答了一半显然被广泛误解了的问题，然后说：“另一些问题不是误解，随着中国的富强将会逐步解决。” “那么，什么是你们富强的标志呢？”教授紧追不放。 这个学生突然觉得有点心酸，说：“我不是政府官员，回答不了这么大的问题，只想到一个最起码的标志，到了那时，中国留学生将不会在教室被单独挑出来，接受那么多盘问。” 教授走下讲台，拍着这个学生的肩说：“对不起，我只是不了解。今天了解了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种族的态度，我向你们致敬。” 朋友中有一个来自上海的邬先生，他曾与一位年轻工程师到巴黎考察。一次在街上向一位老太太问路，老太太礼貌地指了路，却又把他们引到街边挂着的一张世界地图前，说：“我也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她眯着眼睛找到了中国的方位，又点了点法国的所在，说：“这是你们中国，这是我们法国，隔得那么远，我们也有失业，你们都涌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个问题很不礼貌，邬先生便回答：“夫人，我们是工程师，接受跨国公司的聘请，一个星期考察完之后就会回去。我们两人都住在原来上海的法租界，那时候中国与法国也那么远，交通哪有现在方便，那么多法国人涌到那里去干什么？” 在冷战早已结束以后的今天，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思考，就会发现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还在于文化的隔膜。 但是，很多欧洲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不少。证据很多，马可·波罗，利玛窦，耶稣会传教士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尤其是近代以来以巨大的热情和自己的威名成功地向欧洲推介过中国文明的法国思想巨人伏尔泰和德国思想巨人莱布尼茨（gottf iedwilhelmleib iz），也许还应包括现代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此外，他们还会证明，欧洲人在中国古代陶瓷、丝绸、雕塑上的研究水平，甚至对中国各种社会数据的掌握程度，并不落后。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希望从文化层面上来解答，因此曾长久地陷入过苦恼。 终于在歌德那里获得了救助。那天我读他与秘书的谈话录，发现了一件让我惊异的事情。他本来早已迷醉于那些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儒家学说，甚至被别人戏称为“魏玛的孔夫子”，至少说明他对中国文化并不全然陌生。但是，当他偶尔读了一个中国的传奇作品，居然兴奋不已，当晚与秘书说了很多话，说终于明白，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与欧洲人差不多。他甚至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学”的主张，成为后世比较文学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话题。 当我从朱光潜先生的注释里知道了他所读到的那个中国传奇作品居然是《风月好逑传》，惊讶变成了震撼。须知这在中国是一个三流的作品，而他是歌德！不是歌德失眼，而恰恰说明，不管哪一种古代学说都只是一种普遍化的抽象主张，歌德毕竟厉害，从一个三流作品中抓住了一点点感性的亮光，立即领悟。 那我也就明白，文化隔膜的“死点”在哪里了。 不在古典学理的译介，不在陶瓷、丝绸的喜好，也不在社会数据的把握。这些当然都能帮助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却都让过了中国文化的鲜活灵魂，那就是中国人的群体心理结构所衍生的个体日常情感行为方式。这既是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又是中国文化的创造基座。它给中国文化带来了血色，因此也随之带来了耻辱和尊严。 要让欧洲人在这一个层面上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责无旁贷的是文学艺术创作，歌德的阅读经验已足以说明这一点。 这个想法使我投入了一项耗时不短的研究，部分成果是在新加坡一个有关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的演讲会上发表的，题为《第四座桥》，即盼望中华文化在通达世界的大业中，除了已经架设的经典学理之桥、民俗技艺之桥和传媒信息之桥这三座桥梁之外，再共同搭建一座艺术创造之桥，来深层次地展现中国人的心灵情感。我还肯定了二十世纪在这一搭建过程中做出过贡献的一些人物，分析了中国人在这方面与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金像奖的距离和企盼。 与我一起演讲的，还有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台湾的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和新加坡的艺术大师陈瑞献先生。大家都从不同角度发现了中华文明面临的机会和问题。听讲者都是从各地赶来的海外华人，那种黑头发、黄皮肤的宏大聚集，让人感动。 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年，这次在欧洲更加深化了我的思考。我以前的企盼，有很多已快速实现，真让人欢欣鼓舞。但随之又看到很多让人沮丧的现象，一边是在消除隔膜，一边又在增加隔膜。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还要进一步做清除隔膜的工作。不管要跨越多少历史和现实的麻烦。现在已经明白，这种消除和跨越关及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自身更新，就像加入世贸组织是对国内经济结构的改造。只是文化并不是像世贸组织那样有一座明确的大门，进进出出全凭两方面的精神感应。欧洲人能从重重阻碍中感受到我们的好意吗？这是我一路上不愿开口却时时在关注的询问。 我有很多学生、朋友和读者已经长久地落户于欧洲各国，对他们我就开口了。谁知他们平日想得最多的是同一个问题，包括两个已经远嫁到欧洲偏僻的角落，生了几个孩子，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报道后与我通了电话的女学生。 她们根据道听途说，在电话里问起我在国内的处境。 我说，不管国内处境如何，最让我心中不平的还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其他文化群落中的不被了解和难于了解。有时，像赌气一样，我想对那些过于傲慢的欧洲人说一句：我们中国人做过很多对不起自己人的事，但是几乎从来没有对不起外国人。 听我这么说，有一位女学生在电话那头哽咽了。 我不知道她联想到了什么，为了缓和气氛，讲了一个刚刚遇到的笑话。 前些天去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我们几个站在二楼走廊的窗口找勃朗峰。一位上年纪的官员从身后走过，见我们指指点点，便和蔼地停下步来，指着远处山岔口上一座银白的山峰说：“这就是勃朗峰，多美，我一见到它就愉快。” 我们向他道谢，然后轮个儿拍照。 正在热闹，过来一个黑衣女人，冷冷地说：“也许你们搞错了，这不是勃朗峰，勃朗峰紧贴在它后面，现在被云遮住了。”说完就飘然而去。 我们将信将疑，但几分钟之后就知道黑衣女人是对的，因为云散了。不必怀疑，天下奇景自有另一番气韵，原先那座银白山峰只是它的贴身丫鬟。 那么，怎么解释那位上年纪的官员呢？他居然误会了几十年，而且赞叹了几十年。这还不太奇怪，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大量误会中。奇怪的是，他一定看到过云散之后真正的勃朗峰，为什么熟视无睹？ 我的回答是：先入为主的成见，使他把真正的主人，看成了站在背后的奴仆。 而且，遮掩真正高峰的云雾，也实在太多。 女学生在电话那头笑了，说：“您的意思，中国是真正的勃朗峰？” 我说：“我感兴趣的只是，这位欧洲总部的上年纪官员，会不会在他的公务中也看错什么？处理国际事务的官员尚且如此，一般欧洲人呢？” 但是说到底，我们不怕被看错。人不同于山，也有自己的眼光，因此与外部世界是一种对视关系。就一种文明而言，只有失去了生命而成为废墟，才会单方面地听凭别人品头论足，而中华文明依然活着。 活着也有沉睡的时候，只要醒来，积极行动，就没有时间关注周围的闲言碎语。如果有幸进入一个酣畅的创造时期如汉唐盛世，那么，即便一时被满世界误读，也不会在乎。怕只怕，自己的行动不漂亮，还把别人看错。 后记 我与本书的责任编辑商量，要花费一页篇幅，记下与我一起旅行考察欧洲的伙伴们的名单。这件事在写《千年一叹》时忘了，有点遗憾。这两次由香港凤凰卫视组织实施的越野旅行，考察了人类历史上所有产生过整体影响的文明遗迹，参与的伙伴不断变动，两次全部走完的只有我一人。每次当我在脑海里连接一段段行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沿途风光，而是一批批同行伙伴的面影。 不管别人怎么表示不屑，我们自知，这是一场历时不短的生命冒险，天天面对未知，处处遭遇难题，居然全部走下来了。在那遥远的旷野、陌生的街道中支撑我们的，除了目标，就是友情。 我想用这个名单说明，人生在世，看怎么组合。有的组合，虽然素昧平生却能让每一个生命都摆脱无聊，生发出霜笼月罩的山水气韵，敢于合力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到脚下，有的则相反。 这次欧洲之旅与我全程相伴的有：邵文光、邱志军、刘璐、温迪雅、高金光、东涛、李璞、alle 、jessica、do is； 部分国家、部分路段相伴的有：刘长乐、王纪言、郭志诚、樊庆元、张力、桂平、谢迎、周兵、段敏、张小蕾、王多多、张惠玲、刘兴魁、罗晋标、吴迎春、江建国、顾玉清、张祝基、郑元元、史宗星、姚立、刘仲华、刘久立、李眉、张晨、刘春、唐元弘、单增、黎晨、赵广明、王黛莉、viva 、alice、ha a、e ic、billy、eva、sig u ga the、bobtsa g、li da、simo 、pikwa 、dave、joh a e、tom、he ick、cool-moo 、cy us、ke y。 这个名单中，没有一个专职司机，也没有一个专职翻译，回想起来，大家也真是够艰苦的。 伙伴们，我永远想念你们！ 余秋雨 二〇〇一年盛夏于深圳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