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女教师的手记》 第一章 迎新会 公元1982年初春，一个叫徐爽的二十岁女子，弯腰驮着一个像石碑一样的大背包，独自走在一条冷冷清清的海滨城市的大街上。她一会儿瞅瞅手中的纸片，一会儿抬头望一眼街的尽头，双目茫然地环顾左右。 只见她气喘吁吁地走到一个中年男人面前，试探性地问：“同志，打扰一下，请问，去东海矿业学院的路怎麽走？” 中年男人很卖力地比比划划咕噜了一通，还不时唾沫横飞地甩出一句方言“刀头鬼”，她基本上听不懂。只有一个字，她感觉对方使用的频率极高：“离……离……离……”后来，在这个城市住久了，她才知道，那是说：“你……你……你……” 就这样，在大街上来回晃荡了好久，徐爽才找到了她的工作单位——东海矿业学院，变成了一名在当时不被多少人羡慕的大学教书匠。 这个带着不招人待见的“矿业”二字的学院，就坐落在市郊的一面山坡上，与当地的一座大型磷矿隔墙相望。 徐爽报道的第二天，就被通知到学院的一个大办公室里开“迎新会”：一院之长将亲自主持召开欢迎新教师的“瓜子糖果外加茶水一杯”的迎新盛会。 窗外是早春二月的寒冷天气，室内却洋溢着喜融融的暖意。全国各地分来的男男女女的大学毕业生，有四十几名，破了建院二十年来，一次到位人数最多的历史纪录。此时，这些踌躇满志的“建设者”们，全带着一股投入新生活的热切心情，稍显拘谨，整整齐齐地落座在学校临时给他们摆好的一圈儿光秃秃硬邦邦的木头椅子上。一些被邀请来的系主任和老教师代表就三三两两地散落在几个人造革沙发里，脸上虽透着疲惫刻着风霜，但全都掩饰不住渴望新生力量加入进来的那种喜悦之情。 院长更是春风满面，连眼角的鱼尾纹里都汩汩地冒着笑意。他身体微微前倾，用充满内涵的目光扫视了一遍围成圈状的“新园丁”们，一字一顿地说： “我！代表学院党委和全体教职员工，热烈欢迎各位新教师加入我们的行列！……你们是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必将进一步推动我院的教学与科研的振兴与发展……” 院长的开场白后，就是老教师代表发言，话语全像是从院长那儿copy过来的，也是“赞美加希望”的套话。初出校门的年轻人，由此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脸部表情时而严肃时而活泼。不知怎么，徐爽的脑海里蓦地跳出一串儿奇怪的话：矿院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全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xx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也难怪，徐爽上高中时，有一段时间，每天清晨做操前，都要站在板凳上给全年级的同学打拍子，唱老人家的语录歌，唱得最多的就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种特殊的歌词和铿锵的旋律，早已牢牢地铭刻在她的脑海里。现在，面前的景象又将这记忆深处的东西撞了出来。 正当徐爽胡思乱想时，察觉坐在身旁的白胖的小伙子，犹犹豫豫，屁股左挪右蹭地想换个姿势。 恰好，院长正对着面前摊开的一本新教师花名册，一边看，一边说：“我已经说完了，该大家说点什么了。先互相认识一下，自我介绍介绍。简单一些：叫什么，哪里人，毕业于哪所大学，学啥子专业……我不想给大家定框框了，想说啥就说啥，我们都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了，都不要拘束嘛。” 会场上出现了一瞬间的冷场，院长马上打破了沉默：“大家不说，我就点名了！韦君，哪位呢？站起来嘛，大家认识认识了。” 这时，犹豫的“屁股”才算坚定了一些，托起了一个白白胖胖的，个头不高的新教师——坐在徐爽身旁的韦君。他用手轻轻往后捋了捋光溜溜的头发，略显腼腆地说：“既然院长点了我的名，我就打头炮说上几句：我叫韦君，安徽人，毕业于合肥工大，机械制造专业……说实话，一踏进我们矿院，就开始喜欢它了。你看，高楼林立，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环境优美，跟我的母校不相上下……” “是啊，是啊，我们学院已经连续三年获得市绿化达标先进单位了！”不知是哪位陪坐的领导借机插了一句话。 韦君开了头，大家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人们接二连三地起立，千篇一律地自我介绍着。不过，只要会场气氛稍微转凉，不太热烈，就会有人鼓动大家：“说两句”，“随便说嘛”，“说呀”，“说说看”。听着听着，徐爽的头就变大了，满耳朵满脑袋嗡嗡着“说说说”。也难怪领导要逼着教师说，教师的特长就应该是大说特说，教师就是靠嘴皮子吃饭，教师“说”的工夫一定要到家，教师就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说的崇高事业中。兵不厌诈，师不厌说。徐爽感觉有条无形的鞭子在她的后脑勺上方挥舞着，非强迫她也加入到说的行列不可。她变得身不由己了。于是，当听到院长的鼓动“大家接着说，畅所欲言嘛！”时，她就“腾”地从椅子上弹起。 徐爽的身材很舒展，宽肩细腰，脸上英姿勃发，目光炯炯有神，一副眼镜架在挺直的鼻梁上方，两片嘴唇厚嘟嘟的，显出几分稚气。她五官分明，很有立体感。整个人看上去挺拔、高挑、苗条、白净、清秀，符合台湾老玩童作家李敖所说的美女标准“瘦高美白秀”，但一看，就是一北方女子。一串清脆的话语从她的嘴里飞出来：“不用院长点名了，我来说上几句。我叫徐爽，山东青山人，毕业学校：西北工学院，专业：机械制造……” “我也主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夏明德，夏天的夏，明察秋毫的明，道德的德。华中工学院毕业，也是学机械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梁院长是湖北人，听说您也是从华工走出来的。那，我们既是老乡，又是校友了。”夏明德不像刚出校门的“雏子”，倒像一个社会经验丰富的“油子”。 “你猜得对，我老家确实在湖北，真是乡音无改鬓毛衰呀！让小夏听出来了。不过，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就再没回去过，一直奔波在外面那……”梁院长用带韵律的湖北腔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就打住了。也许怕别人感觉不好吧：怎么可以只跟其中一个教师套近乎、认老乡呢？ 就这样，四十几个人轮流自我介绍了一遍。之后，院长又说：“初来乍到，难免在生活中在工作上，会碰到一些困难。大家有什麽问题尽管提，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助你们解决的。” 院长话音刚落，一个细细软软的声音就从角落里飘出：“梁院长，我有一个小问题，不知道该不该讲。昨天晚上，冷得睡不着觉。我摸了摸暖气片，不热。是不是没送暖气呀？” 梁院长瞄了一眼手中的花名册，又仔细打量了一下说话的女孩儿，亲切地说：“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你就是来自苏州的李瑶。”“院长，您的眼光真厉害，我是李瑶。”院长接着说，“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你们看，我们学院还是很有召唤力的嘛，能把住在天堂里的才女吸引过来，不简单呀！从苏南到苏北，开始，一定不大适应，无论是天气冷暖还是风土人情，要做好一些思想准备了。对了，你说的供暖问题，是这样的：这几年，暖气管道和几个大锅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现象，需要大修一次。本来，我们计划在冬天到来之前，将这个问题解决。可是，经费实在太紧张了，没办法呀。今年，大家就克服克服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能体谅学校的难处。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明年，这个问题会圆满解决的，到时，一定会及时给大家把‘气儿’送上。” 虽说李瑶想想夜晚的寒冷，实在难熬，但被院长冠之以“才女”，心里感觉好多了。 接下来，气氛变活跃了，好几个年轻人帮李瑶出主意、想办法： “你可以买一条电热毯嘛。” “有暖 水袋吗？没有，借给你一个。” “不知道让不让烧电暖气，市场上有卖的。” …… 几个新男教师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说着一口吴侬普通话，留着披肩发，个子不高但很丰满的苏州姑娘身上。 其实，李瑶还真不能算漂亮，但话语清脆柔软，缠绵悱恻，听得人心里麻酥酥的，搞得人身体颤悠悠的；一张雪白的瓜子脸上，有一双细长的眼睛，那里面的内容很丰富：妩媚、多情，还掺和着一点狡黠和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撩拨人心扉的东西；尤其是她笑起来蛮有味道的：薄薄的嘴唇弯向两边，露出两排像珠贝似的排列整齐的牙齿，越发显得明媚动人。 …… 两个小时之后，“迎新会”就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欢笑声中鸣锣收场了。 第二章 电热器风波 来矿院三个月后的一天，徐爽做梦也想不到，还没走上讲台，给学生正式上过一堂课，就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先摔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跟头。 徐爽同其他新分来的教师一样，住在单身教工楼里。开始的两三年，她和李瑶、于卞莉挤在一套房子里，里面一室一厅，带厨房，没厕所。教工楼离食堂有点远，加上公家的饭菜不太对口味，不少人就打起了另类算盘：买来电炉子，电热器，支在宿舍里，一到时间，就插销一插，煎炒烹炸，油锅滚水，热火浓烟，嘭嘭啪啪，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 这下子，就大大加重了电路的负担，三天两头烧断保险丝，搞得全楼断电。当整座楼霎那间漆黑一团时，几乎每个单元都有人跑出来，在外面大声吵嚷： “谁干的呀？！” “哪个人这样不自觉呢？” “太自私了吧，你？” “别光考虑自己嘛！” “还要不要脸呢？” 不少人在叫喊，好像这事儿跟任何一个人都毫不相干。让人不由地想起一串词儿：扒手逮小偷、李鬼抓李鬼、贼喊捉贼。 很快，有人将这事捅到了院水电管理科，水电科第二天就下发一严厉通告：禁止私自使用电炉和电热器，违者重罚外加全院通报批评。 这一告示在单身一族中掀起了一片儿波澜，大家开始收敛了，纷纷调整了做饭烧水的时间，尽量躲开晚上用电高峰期，熬到白天在悄悄行动，甚至还煞费苦心地选在“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时拎起炒勺。即使这样，水电科也不干，单身教工楼的总电表上的数字蹭蹭往上窜，窜得程科长火冒三丈，七窍生烟。他要找机会收拾一下这些“脸皮比城墙还厚”的电耗子们。 如果说烧三千瓦电炉的“韦君们”是大耗子，“徐爽们”们就是用三百瓦加热器的小老鼠了。徐爽有一个从家里带来的加热器，只有巴掌大小，跟一个弹簧似的。徐爽主要用它煮方便面。起初，于卞莉总借徐爽的用；慢慢地，觉得不方便了，也想买一个。徐爽告诉她，后街有个小电器商店有卖的。去后街，还要坐半个小时的公共汽车，于卞莉懒得跑一趟，再说去了要找，还不一定找得到地方呢。于是，就说，如果徐爽去后街，顺便帮她捎一个回来。徐爽是个热心肠，很快就代小于买回来一个。 从此，两人就并肩作战，经常将盛着加热器的茶缸饭盆放在椅子上，一起折腾呼呼冒气的“小老鼠”。水电科的通告出来后，她们也收敛不少，转入“地下斗争”。而李瑶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出身于医生世家的她，最讲究食物的营养价值与合理搭配，她从来不吃罐头和方便食品。吃啥，都要新鲜的，新鲜的瓜果蔬菜，新鲜的鸡鱼肉蛋，是她的最爱。在八十年代，她就显示了尽情享受生活的能力，让她的两位室友望尘莫及。对于两匹“来自北方的狼”，总是笨拙地折腾加热器，她心里暗暗发笑，脸上却不漏半点马脚，只做一个温和的旁观者。 一天中午，徐爽和于卞莉将各自的加热器放进不锈钢杯子里，一个煮方便面，一个烧开水。之后，两人不约而同地下楼方便去了，留下李瑶一人在屋子里。回来后，发现李瑶独自站在屋中央，两只加热器却不见了踪影。没等问，李瑶就带着哭腔说：你们的加热器给程科长收走了。程科长？！两人一听腿都发软了。水电科的程科长是一个腿脚有点残疾的退伍军人，个子不高，敦敦实实的，似乎天生就不会笑，即使勉强挤出一丝笑意，也带着一股凛然正气。矿院领导真会用人，将天不怕地不怕的老程安排在这样一个“得罪人”的岗位，是再合适不过了。 徐爽一想到程科长的模样，头皮就发麻，不由地嗔怪李瑶：“你听是他敲门，就不要给他开嘛。” 李瑶委屈地说：“感觉没怎样敲门呢，就听一句‘有人吗？’我还没反应上来，他就带着小李进来了。好像有准备似的。” “真倒霉。”徐爽咕哝了一句。 于卞莉说：“这也怪不得李瑶了，程拐子这老东西猴精。咱们还是到他那里解释解释去吧，要不事情就更糟了。” 二人火速奔向水电科。一进去，便瞧见程科长铁青着脸，坐在那里，刚刚缴获的战利品，就并排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抬起头，虎视眈眈地盯着前来“投案自首”的两个女子，像遇见敌人一样。程科长历来嫉恶如仇，他最见不得有人揩公家的油，沾集体的光，拿着国家利益当唐僧肉大家共享。 于卞莉低声说：“程科长，你看，我俩确实做的不对。您就看在我们是第一次出错这点上，放过这一次吧。” 徐爽说：“全学校又不是只我们俩人烧电热器，要抓都抓嘛！” 程科长好像没听见徐爽说话似的，冲着于卞莉说：“第一次出错？这两个加热器，一新一旧，哪个是你的？” 于卞莉很自然地接过话茬：“新的是我的，才买不长时间。原想着放假带回家，给老娘用。对了，这还是徐爽帮我在后街买的呢。” 徐爽听罢，有点不是滋味，又不好说什麽。 程科长对于卞莉说：“按说收上来的电器得一律没收。但是你认错态度较好，又是初犯。只要你写份保证书，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保证下不为例，这加热器，你就拿回去，给你家长用。” 徐爽觉得不对劲儿，赶紧问：“我的加热器咋办？” 老程想了想，回答：“你的？就算了吧。烧的时间太长了，太旧了，只好没收了。”随后，还补上一句：“再说，没收了，对你对他人都是很好的教育。” 老程认定徐爽是惯犯，而又不肯承认错误，拿她开刀杀鸡给猴看，是理所当然的。 于卞莉拉着徐爽的手，平静地说：“算了，小徐，就当是个教训记在心里吧。没不没收，我们都不会再烧了。走吧。” 对于这起“加热器事件”，学校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扣去了徐爽当月的奖金；在全院范围内，点名通报批评。而于卞莉的奖金也扣去了一部分，但名字仅凝缩成“徐爽”后面的一个“等”字。就这样，徐爽名利双损，于卞莉基本无恙。 这件事，让大大咧咧的徐爽难过了好多天，她并不是心疼被扣除的奖金和被没收的加热器，她是在乎自己的名声，尤其是怕学生知道了这件事情。 后来，机械系的党总支书记苏善林对徐爽说：“你得学学小于了，头脑要灵活，嘴巴要会说，不然要吃亏的。” 这次的风波就暂时平息了，但老程的革命事业仍在继续。 一天，他又得到一份可靠情报：七号楼三零一室的韦君是个烧电炉的老手，他不但用电炉煮饭炒菜，还用电炉炖肉熬汤。“也太猖狂了！”程科长恨得咬牙切齿，暗自发誓，非逮住这条漏网的“大鱼”不可。为此，他几次悄悄潜入七号楼，打开总电表，察看用电量，总是发现早晨和中午的时间，电表上的红色箭头转得飞快，这说明确实有人在顶风作案，在用电炉子做饭。那时，单身教职工宿舍里，没有冰箱和彩电，就几盏电灯，要不是电炉子作怪，什麽玩意儿能推得电表像磨盘似地“呼呼”乱转？ 终于熬到了星期天，程科长早早起床，给手下的办事员小李挂了个电话，告诉他，赶紧过来，一起去捕获潜藏在七号楼里的“偷电贼”。 老程和小李在赶往七号楼的途中，遇到小李的高中同学，两个年轻人便站在路边唠了起来。老程稍微停顿了一下，就对小李说：“我先过去，你随后就来吧。”说完，执著地朝七号楼方向走去。 韦君住的七号楼，阳台在北面，窗户在南面，阳台下面有两个进出大楼的“通道”。韦君与计算机系的新教师马冬生共居一室。站在卧室南面的窗前，能清楚地看到自南向北的一条通向七号楼的公路上的情况。 像往常的星期天早晨一样，当 马冬生还在呼噜呼噜大睡时，韦君就起床了。他先把被子叠好，再草草地洗把脸，然后，就在厨房支起电炉子，准备早餐。他手脚麻利地做好了“肉片炒青菜”，紧接着，将高压锅坐在电炉子上，随后，就在水池边，接了一杯凉水漱了漱口，便信步来到窗前，漫不经心地打量着楼下来来往往的行人。忽然，他发现人群中有一个矮个子一歪一斜地明显走得比别人快一个节奏，仔细一看：“啊，程拐子！”他赶紧返回小厨房，还好，高压锅尚未冒气，先拔插销，再端锅，把它塞进身后的石头壁橱里，后盖上一块抹布，又将不久前烧好的菜盖得严严实实，藏于床下。最后剩滚烫滚烫的电炉子了，藏到哪儿好呢？情急之下，危急之中，他灵机一动：提着电炉，打开窗户，将这只烫手的“山芋”悬挂在窗外平时晾衣服被褥的粗铁丝上，然后，关上窗户，把窗帘轻轻拉上。 不一会儿，“嘭嘭嘭”的敲门声就传进来，韦君将床上的被子搞乱，换上拖鞋，睡眼惺忪地把房门打开，面带微笑地说：“啊，程科长呀，星期天您老也不休息，还工作哇？”程科长没理他，一步跨进厨房，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没发现什麽破绽，就径直进到里屋，看到马冬生还躺在床上打呼噜，另一张床上一片狼藉，也就没说啥。自己又打开房门，扶着楼梯把手，下楼了。 韦君侧着身子，赶紧朝窗外看，正好瞧见水电科的小李站在路旁朝上望，那视线分明是对着悬在外面的电炉子。旋即，小李加快了脚步，向七号楼这边走来。 韦君知道两人很快会在楼梯口会合，说时迟那时快，他迅速地打开窗户，摸了摸炉盘，不烫了，赶紧将系在铁丝上的电线解开，手一松，电炉像自由落体一样坠落在楼下松软的草丛中。 惊心动魄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一阵敲门声过后，韦君再一次打开房门。出现在面前的老程仍然板着脸，一言不发；小李则站在他的身后，不自然地讪笑着。两人背着手，在屋子里转了两圈，互相对看了一眼，老程就朝外走去。小李有意放慢脚步，待老程下楼后，回头对韦君说：“我只告诉程科长，让他再仔细检查检查，并没有多说什麽。”韦君心领神会，看来这牌友够意思，没出卖自己。 晚上，韦君打着手电筒，偷偷将坠落在草丛中的电炉，又小心翼翼地捧回来。自此以后，照用不误，只是加了十二分的小心。 马冬生知道这件事后，说：韦君，你小子生不逢时，要是早生几十年，你是一个搞敌工的好材料。 他俩还议论过徐爽被逮住的事儿，韦君说：“徐爽，她？太嫩了点。” 书记苏善林对老婆说，这个韦君心眼真多，十个徐爽也玩不过他。徐爽是个掐了尖的葱叶，直筒一个。金阿姨有点为徐爽鸣不平：这小徐要说是个老实人，水电科抓来抓去，就抓了个老实人，还给人家全院通报批评，弄得狼狈不堪的。苏书记说：没办法呀，这叫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 第三章 终身大事 新分来的这帮大学生们，已经迈出了从校门到社会的第一步，尽管这个“社会”仍然是一所学校，但他们的角色变了，不再是灯下苦读的学生，而是挥着教鞭的师长了。 在八十年代，大部分青年学子，还没有“开放”到，在求学时就将人生的另一半找好的程度。他们大都模模糊糊觉得：应该去除杂念好好学习，出去后也要先立业后成家，过早陷入儿女情长之中是没有出息的。因此，分到矿院的四十多号人中只有十来个人初步解决了“个人问题”，其他的都属于“矿石王老五”了。 但丘比特的爱神之箭是很难用“先进思想”抵御的，不管你本人原先是多麽渴望“伟大崇高”，一碰到这支神箭，就像被施了魔法，点了情穴，意志变得薄弱，神魂弄得颠倒；何况还有人帮你张罗，替你操心，有些时候，就像“木偶打架似的——身不由己”了。 不要看“东海矿业学院”的名字不响亮，就学校来说，它在市里一直稳坐第一把交椅。当然，除了五六十年代，人们热血沸腾地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还比较向往这样的大学，后来的各个阶段，凡是带有“矿业”、“畜牧”、“水利”、“石油”、“地质”等字眼儿的大学，听起来都不太舒服。不过，在这个海滨城市，只有这一所本科学校，跟在后面的是一长串的专科和中专名单，那名字再好听，也改变不了“低层次”的致命缺陷。得，“矿院”不做鸡头，谁做鸡头？更让“矿院”人自豪的是：它不是地方院校，它归某某部管，属于名副其实的部属院校。难怪夏明德给同学写信时，用了这样的词语：我们“矿院人”在这个城市里，非常牛，在大街上可以横着走，跟螃蟹似的。 那个年代，大学教师的腰包还不怎麽鼓，腰杆挺得也不怎样直，但教师这个职业比较安定，一年又有两个固定的假期，所以，在找更风光的政府官员、银行职员、税务人员及医务人员这“四大员”无望的情况下，“搞”个教师回家，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打徐爽主意的来自矿院内部。 徐爽是那批年轻教师中年龄最小的，十六岁上大学，二十岁毕业。但她的长相和身高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她才二十岁？别逗了！ 首先向徐爽进攻的是“矿院”的组织部部长——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妇女，久经官场，精明干练，跟她大学毕业分回来的儿子形成鲜明对比。她的儿子，个头很高，就是不能像模像样，昂首挺胸地站着，总是弯腰佝背，看起来像一棵被高温和干风摧残过的歪歪扭扭的“德州树”；还羞羞惭惭的，一说话就脸红，少了点那啥气度。这也不怪他，家教太严，畸形发展。他的母亲，非常“马列”，据说从高中到大学，都限制他穿紧巴巴的“牛仔裤”，说那不正经的裤子裹在身上是小事，箍出了问题就是大事了。她不允许儿子沾上任何导致他想入非非的东西。但组织部长也是明智的，她十分清楚，干涉啥都不能干涉儿子找对象：一来儿子孰非草木，岂能无情？二来组织部长也有传宗接代的人之常情。只是禁不住感叹：若儿子能自己解决终身大事，该省多少心呀！ 看来，他的母亲汪部长不亲自插手不行了。几天来，老汪不辞辛苦地往机械系跑，为的是帮儿子接触她看好的徐爽。早在两个月前，汪部长就利用职务的便利，将新分来的五位女教师的情况挨个儿掂量了一遍：学体育的小何，虽说长得不错，但个子蹿得太高，跟儿子站在一起不像那麽回事儿。哲学专业毕业的瘦瘦矮矮的四川小姑娘，看起来很本分，可容貌有点对不起大众。那麽，排除了“大个子”、“小矬子”，就剩机械系的“三枝花”了。最先在部长脑海里映现的是于卞莉，这个丫头不是那种诈诈唬唬的人，挺稳重的。翻翻档案，山西人，父亲是工人，母亲，农村妇女一个，家庭条件不咋地。这姑娘虽然“闷”了点，但不像是盏省油的灯，听说事儿挺多的，让儿子找个“事儿它娘”，自个儿不也跟着遭罪吗？还有一条让她忌讳的，有传闻，刚来没几天，她就跟计算机系的新教师马冬生打得火热，不知真假。犹豫一番，于卞莉就悄悄地从汪部长的儿媳候选人名单里排除了。那个李瑶确实挺可爱的，见人总是笑眯眯地，眉眼儿都会说话，嘴巴也很甜。不过，据“可靠情报”显示，瑶姑娘早已名花有主了，在学校时的追求者就排成串儿了。她的男朋友就分在本省的w市，离这儿不远。对这个李瑶，真是无奈，也不得不一笔勾销了。徐爽嘛？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会计，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应该是有教养的；跟自家也算门当户对。就是不清楚她是不是也像李瑶那样有个“拖油瓶儿”？ 谁也不知道，以引进人才、考查干部为己任的组织部长，此刻，内心深处被五个黄毛丫头，搅得天翻地覆。 接下来的几天，汪部长就频繁地在机械系蹲点，不是找中老年教师座谈，了解系领导班子的工作情况；就是邀青年教师谈话，给学校领导机构提建设性意见提合理化建议。其中，谈话次数最多的就是徐爽和夏明德。夏明德在学校时，就担任班干部；来矿院后，又时不时显露出是个当头儿的苗子，正在慢慢地被学校领导纳入后备干部人选，至少是个培养对象。自然，组织部长就要多接触接触了。至于徐爽，汪部长找她谈话的目的就一个——解决儿子的终身大事。 汪部长找徐爽谈了几次话，每次的开头都差不多，问问书记主任的情况，很快，就会把话题岔开，跟徐爽东拉西扯，闲话家常。她看似漫不经心地问徐爽：“在这里生活还习惯吧？有没有同学一起分到咱们东海市的呢？想家吗？感到孤独吗？”徐爽一一认真回答：“很习惯，尤其是吃的方面，这儿的食物跟家乡的差不多，特别是在后街的一个小巷子里，还能买到德州风味的烧鸡，很好吃。”“没有同学分到本市，但有分到s市的。”“不太想家”。“没感到孤独。再说了，这麽多人做伴呢。”汪部长最关心的是s市的那个同学是男是女，她清楚，东海市与s市相距不远，便不失时机地问：“与s市的同学联系多吗？也是个女孩子吧？”“有联系，但不多，是个男生。”汪部长工作很忙，总这样绕来绕去，太耽误时间了，她决定不再兜圈子，遂单刀直入地问：“你认识我家的于忠吗？跟你一届分来的，在基础部，教物理的。”徐爽想了半天，也想不起一个叫于忠的新教师。她先是茫然地摇了摇头，紧接着，又高兴地回应汪处长：“啊！你有儿子分回来了，太好了！我真羡慕他，守在父母身边，不用想家喽！”谈话结束前，汪处长顺便将自家的楼号、单元号、门牌号码一一告诉了徐爽，并说欢迎她去家里玩儿。 此次谈话过后，徐爽对汪部长的印象颇好：不拿官架子，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而汪部长对徐爽的看法是：太单纯了，太不成熟了。她知道自己的儿子生性木讷，长相一般，且不善交际，若找个“人精”，也玩不转。大概只有跟徐爽这样的“傻”女孩相处，才有可能不出问题。她继续打着徐爽的主意，而徐爽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忘得精光了。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徐爽和李瑶、于卞莉在教工食堂吃完午饭，走在返回宿舍的路上，正谈笑间，就听一个声音从后面飘过来：“徐爽！等一下，找你有点事儿——”仨人回头一看，是院图书馆的金阿姨，她的丈夫就是机械系的书记苏善林。金阿姨四十多岁年纪，体型像个枣核，中间大两头尖，脸上的肉不少，且都是横着长的，不笑显得凶，笑起来又有点狰狞，可能问题就出在口中一颗闪闪发光的大金牙上。三个女孩都停下来，等着金阿姨进一步发话。金阿姨气喘吁吁地一把拉住徐爽，冲另两位姑娘摆摆手说：“你俩可以回宿舍休息了。有点小事，和徐爽单独谈谈。” 金阿姨满脸堆笑，说徐爽太有福气了，给组织部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还说她是看着于忠长大的，他从小就懂事、听话、知道体贴人。“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于忠呢？要家庭条件有家庭条件，要人品有人品，要学历有学历，要个头有个头……”金阿姨越说越带劲儿，恨不得徐爽一口答应下来，明天就嫁过去，自己在老头子的上级面前也好有个痛痛快快的交待。 说真的，徐爽还真没成熟到认真考虑终身大事的程度，她总觉得，找对象结婚，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未来要考虑的，不是现在所能够关心得了的事情，便随口说道：“金阿姨，谢谢你了。可我还小，现在不想考虑这样的事。” 金阿姨就是再着急，这瓜也不能强扭呀！ 自此以后，组织部长对不识抬举的徐爽再也提不起兴趣了。每次碰到，都是面无表情，匆匆而过，连个招呼都懒得打。 其实，在心头盘算徐爽，并付出了一些行动的不止“于忠”的老娘，还有两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就是韦君和夏明德。同在一个系里，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一个异性老在眼前晃，不动心也不正常。 韦君采用的进攻方式并不新潮，属于“俗套”——邀徐爽看电影，每次，他都悄悄将电影票塞到徐爽的手中。徐爽倒也畅快，至少两次都没失约，因为她的确喜欢那两部电影：《女大学生宿舍》和《人生》。她的座位同韦君的紧挨着，韦君总想在几个情节的间隙，找点话说，无奈，徐爽自始至终两眼直视前方，没有一点“畅谈”的意思。韦君心神不定地陪徐爽看完电影，原指望一起回学校的路上，能有点意外收获，没想到，徐爽仍然沉浸在剧情里面，不能自拔，滔滔不绝地议论剧中的人物。几次电影约会之后，韦君便泄气了，“别在这家伙身上费劲儿了，她根本不懂爱情”，他在心里忿忿地想。 韦君眼看着就进入大龄青年的行列了——二十七岁，几经周折，通过热心人的牵线搭桥，与一个在市一所中学教历史的中学教师谈上了。这位“中教”是个不漂亮但挺温柔的女孩儿，与韦君各方面的条件相当。长相都是“一般人”，职业都是教师，男的本科毕业，女的大专出身。当时的工资，是中学教师比大学教师的高，那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期。女的不是俗人，不太计较多几个钱，少几个子儿。两人谈得都比较投入，以至于韦君精神焕发了不少。有一种男人，如果交上了女朋友，看别的女的就都没感觉了，一心只挂念自己的心上人。韦君就属于这类人。后来，再见到徐爽，心中不但掀不起波澜，还莫名其妙地生出一丝厌倦。 韦君的未来丈母娘是教了二十多年小学的老教师，身上有股子说不出的男性味道，风风火火，泼辣敢说，对人比较挑剔。她见了韦君两次，印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日子久了，倒多出了一点担忧：这个白胖的男孩，长得没楞没角的，似缺少男子汉气概。那方面行吗？女儿跟着他，可别受罪呀！ 她的怀疑不是没来由的。自己的丈夫就是这类人，浑身的膘，就是缺少肌肉，也看不出骨架，在尽丈夫的义务时显得力不从心。她心里也明白，这不能全怪他，她自己也有责任。结婚初期，是六十年代，她干革命的热情分外高涨，不愿早早地生出个“累赘”，影响了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步伐。她记得，蜜月期，丈夫的特征还是“坚如铁，硬如钢”的，至少跟“顽石”好有一比。但她害怕怀上了，屡屡打击丈夫的积极性，总在关键的时候，大喊：“抽出来，快抽出来呀！”丈夫心惊胆战，不但不能尽兴，还倍感压抑，久而久之，便逐渐“萎缩”了。 一年以后，当妻子做好了当母亲的准备，慢慢将警戒线撤除后，他发现自己更不中用了。后来，勉勉强强“造人”成功，得了个宝贝女儿，就再也没有开花结果。 在寂寞难耐的夜晚，她会怪他：“我怎麽这样倒霉呀？找了你这个窝囊废？”男人一声不吭，用沉默来平息她的怒气。这时，她又觉得他可怜：“哎，也不能全怪他，当初，要是不限制他，让他进出自由，也不至于……”可转念一想，又变得忿忿不平了：“男人怎麽可以这样脆弱？真正男人的那个东西，应该是说不软骂不垮的钢铁硬棒子嘛！”她就是在这种心理矛盾冲突中，磕磕绊绊地同丈夫熬了一年又一年的。俩人都很爱女儿，舍不得离她而去，这是他们一直过着非正常生活而又没有散伙的主要原因。 “老教师”爱女心切，她绝不允许自己的悲剧在女儿身上重演。在女儿结婚前夕，她专门单独召见“女婿”，跟他进行了一场严肃认真的谈话，主要意图就是要他在婚前到医院做一个特殊的检验，以证明自己的那个功能是正常的。尽管做这个身体上痛苦精神上屈辱，但韦君已经离不开她的女儿了，为了与自己的心上人顺利成婚，韦君咬着牙答应了，心里还自我安慰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宠辱不惊。 很快，韦君走进了这个两代教师的家庭，完成了由单身汉向大丈夫的转变。 他的好朋友夏明德的情况就显得复杂多了。 韦君还记得，夏明德来矿院三个月后，就有一个操着湖北口音的小女孩来找他，说是他的女朋友，从家乡赶来看他的。夏明德一见她，就像吃了苍蝇似的，掩饰不住地厌恶。住在他隔壁的人，虽听不清他俩在说啥，但总听着谈话的气氛不对，那声调、节奏都接近于争吵了。终于有一天，一记响亮的耳光过后，女孩冲出房间，嘴里喊着“没得良心！”夏明德嘟囔着：“癞皮狗！” 女孩的脾气像小辣椒似的，将“陈世美”告到了机械系书记苏善林那里，苏书记提醒小夏，要注意影响，要妥善地处理好自己的个人问题，不要由此耽搁了自己的前程。这招很灵，夏明德对女孩的态度好了许多，还从食堂打饭回来给她吃。慢慢地，女孩不来了，几个月后，女孩彻底“消失”了。据说，夏明德使了一招，终于摆脱了女孩的纠缠。他亲自给女孩的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说，最近体检时，查出了糖尿病，而且是一型的。这种病，不好治，还影响生育，心里很苦恼。并且说，由于染上了这种倒霉的终生疾病，跟他们的女儿在一起时，脾气也变得暴躁。为了避免以后不和谐，现在只好忍痛分手了。为了让两位老人信服，他还特意附上了一张医院出具的“证明”。最后，还一再告诫说，请他们千万替他保密，否则，“学院”知道了，连工作也保不住了。 谁也不知道，夏明德在处理前女友的事宜时，正一方面努力接近徐爽，一方面跟市医院的一名护士打得火热。 虽然徐爽在本市没有背景，但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重要的是，他看到徐爽就觉得舒服，有感觉。毕竟，读过几年书的人，还是把爱看得比较重，夏明德再世故，也愿拥有爱情。实际上，他最先看中的是李瑶，李瑶让他心里不平静，甚至产生坐立不安的感觉。多少次，他幻想着拥着李瑶的玉体，用手划过她丰满的胸部……他想得越深，内心悸动得越厉害。后来，看到李瑶的男朋友，在相形见拙之中，不由得感叹：他ma的，这家伙找了李瑶，该多幸福啊！夏明德不愿生活在一个“泡沫”里，他必须将自己的“爱”转移，于是，便移植到了徐爽身上。虽然徐爽没有李瑶性感，但也挺可爱的。夏明德对机械系的三枝花的个人爱好，了如指掌：李瑶，舞跳得好；徐爽，球打得棒；于卞莉，毛衣织得漂亮。 要与徐爽多接触，就要“球为媒”。好在夏明德在学校时，就是文体积极分子，篮球、排球、乒乓球都不在话下，其中，排球打得最好，甚至网球都能来两下。他主动邀徐爽，每天早上，到校体育场打网球。于是，在几十个春天的早晨，人们都能看到一对靓男俊女挥着网球拍，带着青年人的朝气，将富有弹性的网球打得“蓬蓬”作响的场景。 与此同时，夏明德还陷入了一场“里应外合”的媒人包围圈 中，难以解脱。金阿姨有个远房亲戚在市医院药房工作，托金阿姨帮她在“矿院”物色一下，说是有一名分来不久便当上了护士长的姑娘，想找一位大学教师作“乘龙快婿”。护士长的背景不简单，老爸就是本市的宣传部长。她对男方的要求并不太高：家庭条件一般即可，但二等残废也就是一米七以下就不用考虑了，而且五官要属于上乘，这关系到下一代。金阿姨跟老头子一嘀咕，两人立即将眼皮子底下的小夏纳入第一人选。金阿姨找到夏明德，跟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夏明德便动了心，尽管当时他还在独自“热恋”着徐爽。金阿姨还抽出时间，带夏明德去医院相了一趟亲。护士长对小夏很满意，愿意和他继续交往下去。但夏明德一看到她那小眯缝眼和大呲牙，就暗暗叫苦：要是这张脸换成徐爽的该有多好！但是，夏明德对护士长，并没显出丝毫厌倦，而且还非常有礼貌地给她留下了详细的联系地址，并表示了继续来往的愿望。潜意识里他还真有点儿舍不得她的老爸！ 于是，夏明德一边在学校恋着徐爽，一边跑医院去看护士长，两头忙了一段时间。金阿姨几次找到夏明德，要他明确表个态，不要让一桩好事泡了汤。夏明德总是态度暧昧地说：“不着急，再处处看。”直到有一次，金阿姨有点急了，说：“如果不满意，就说个痛快话，别耽误人家了。她不愁找对象，后面跟着一个加强班呢！”听了这话，夏明德忽然有了紧迫感，同时，意识到这桩姻缘对自己是多麽重要。他对金阿姨说，给他两天时间再考虑考虑。 中午，在教工食堂吃饭时，他趁人不注意，塞给徐爽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今晚八点，建筑馆。切切！ 徐爽虽说有点粗心，但也模模糊糊感觉夏明德对自己有那意思。她犹豫着：晚上，要不要赴约呢？不去吧，太不给他面子了；去吧，他会跟自己说些什麽呢？想了片刻，她决定去一趟，干脆将窗户纸捅破，把事情挑明。 徐爽一进建筑馆的大厅，就看见夏明德隆重地像是来赴一个千年之约，西服革履，一身华贵，独自在楼梯口处站着。借着灯光，徐爽发现他脸上有一丝不自然的表情。她凑上前去，轻声说了句：“吃过晚饭了？”“是的，吃……吃过了。”夏明德的手伸向楼梯扶手，下意识地上下搓着那冰凉的铁杠子。“今晚找你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说嘛。”“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市委宣传部长的女儿。”“哇，好呀！”“你知道，我并不是特别看重权势。我觉得俩人在一起得有共同语言，有相同的事业和爱好，这是最重要的。”徐爽感到嗓子眼像被啥噎住似的，一时说不出话来。夏明德接着说：“你的个人问题是怎样考虑的呢？”“晤，对不起，我从来没认真地考虑过。我想考研究生。”夏明德微微喘着粗气，站得离徐爽更近了些，声音有一点颤抖，眼里有一抹哀伤，说“跟她在一起，我总是不来感觉。看着她，很不舒服。”“那为啥还跟她好呢？”“她对我好，不忍伤害了她。”“那就慢慢跟她培养感情嘛。”“徐爽，你真的不明白我的意思吗？”“夏明德，我们还是做好朋友吧。”“那……好吧。今天的事，就不要对任何人讲了。谢谢。”夏明德很失落，他让徐爽先走，过了一会儿，他才跟出来。 夏明德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要他为了“爱情”说出低三下四的话，做出酸皮赖脸的事，他不干。他知道徐爽不属于他，彻底死心了，他要一心一意跟护士长谈了。 很快，金阿姨的脸上就笑开了花，1983年的金秋十月，夏明德终于成了市委宣传部长的“乘龙快婿”。 与2700多年前秦穆公的乘龙快婿——萧史，不同的是，夏明德一点儿也没厌倦官廷生活，岂止是不厌倦，简直是充满向往。自然，他就不会像萧史一样去浮想深山的幽静闲雅，而最终带着“公主”弄玉，双双乘龙而去，远离尘嚣。 这人间彩虹，对夏明德吸引力实在太大了。等着看他怎样在人生的舞台上大展宏图吧。 第四章 如此分手 1983年之前，夏明德顺利完婚，于卞莉也在年底嫁了出去。不过，于老师不是跟她心仪的马冬生结婚。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从报道的那天开始，徐爽、于卞莉和李瑶就同住在矿院分给她们的一套房子里，里面除了没有卫生间，其他的设施还算齐全。一进门就是一个带洗手池和碗柜的小厨房，有五平米左右。穿过厨房，就进入了徐爽和于卞莉住的大房间，大房间有一扇门通向李瑶的小屋，小屋的面积仅有大房间的一半，只能住一人。李瑶是本省人，报到得早，便捷足先登，一人独享小卧室。徐爽、于卞莉是从山东、山西，远道而来的，比李瑶迟两天，就只能共享一室，屈居外间了。 和机械系的“三枝花”一起来的这批人中，绝大多数是“男同胞”，仅有五个“半边天”，受到特别关注就不用说了，物以稀为贵嘛。 按矿院的规定，第一年属见习期，在此期间，一般新教师不能登台讲课，只能给老教师助课；个别学科，师资力量不足，那就硬起头皮走上神圣的讲台了。 助课阶段虽说枯燥乏味，但压力小，时间多，年轻人就把这多出来的时间挥洒掉了。 在第一年的见习期里，一到晚上，他们就开始串门儿，这是增进了解、消磨时光的最好方式。通常，男教师借故到女教师宿舍“坐坐”。男男女女坐在一起，天南海北，东拉西扯，无所不谈，无话不讲。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受女同胞欢迎，比如与那个“中教”谈恋爱之前的韦君，也曾数次光顾徐爽们的“闺间”，坐在里面，呆上十分钟，女士们就感觉有半个小时那麽长。韦君比较敏感，来过几趟，话不投机，以后就不再光顾了。与他同宿舍的计算机系的马冬生就不同了。他能说会道，话语俏皮，尤其是他长得出彩，要个头有个头，要风度有风度，有时，还喜欢在太阳底下戴着墨镜晃悠，更平添了一种说不出的雄性之美，绝对称得上“重量级的帅哥”。尽管他屁股挺沉，一坐就是一个小时，但姑娘们却觉不出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范围很广，男女都用得上啊。 由于马冬生嘴上留了两撇胡子，“三枝花”背后就称他为“小胡子”。每次“小胡子”来串门，于卞莉都眉开眼笑，殷勤异常，又是倒水，又是削苹果，弄得“小胡子”不得不一手握着热水杯一手攥着光溜溜的大苹果。慢慢地，“小胡子”跟于卞莉之间的话越来越多，关系也越发亲密起来。再后来，只要“小胡子”从楼下往上一走，皮鞋敲到楼梯上，小于就跟触电似的，激灵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去开门，惹得徐爽、李瑶捂着嘴巴偷偷地乐。 小于小马两人变得形影不离了，还互相交换了照片，并且常常一起吃饭、散步、打球、看电影，俨然一对恋人。那段时间，小于总是在灯光下细心地织毛衣，一看就是一件宽宽大大的男士穿的“套头衫”。“是给马冬生织的吧？”李瑶问，“你说呢？”小于头也顾不上抬地反问李瑶。那几根长长的毛衣针在小于的两手间飞来飞去，看得徐爽眼睛乱眨巴。小于还实在压抑不住地补上一句：“越织越带劲儿。”徐爽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要是你给我织就不带劲了。” 全学校的人似乎都注意到他俩的关系了，连学生也偷偷说：马老师和于老师好上了。 暑假眨眼就到了。于卞莉兴奋不已，不止一次地在宿舍宣布：“小马邀我到他家看看，这个暑假哪儿也不去了，直接入川了。”大家都知道小马的家在山城重庆。 一个半月的假期，一晃就过去了。返校后，李瑶发现小马不来串门了，当初那麽亲密无间的恋人好像也若即若离了。于卞莉对她的巴蜀之行几乎没有涉及。还是徐爽快人快语，先行发问，打破了沉闷：“重庆好玩吗？小马家里怎样？” 于卞莉淡淡地说：“重庆，大城市嘛，挺气派的。”她没有当着徐爽的面谈论小马家里的情况，只是私下对李瑶嘀咕了几句：“小马家，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还以为他的家庭环境多麽优越呢。家里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好像客厅里就俩沙发。他有一个老奶奶瘫痪在床，他妈也不爱搭理老太太。老太太总是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娃儿呀，多住几天吧。有时，眼里还泛出泪花。” 李瑶猜不透于卞莉说这番话的用意：是嫌小马家不富裕，想了断关系？可于卞莉的言谈话语间又总流露出对小马掩饰不住的爱意。 李瑶问：“你去他家这趟，关系定下来了吗？” 于卞莉回答：“小马比我小半岁，总觉得找个小弟弟不对劲儿。” 小马的岁数早就摆在那儿了，又不是现在才比你小于小半岁，怎麽去了趟四川，就忽然醒悟了？李瑶百思不得其解。 眼看一桩好事即将泡汤，李瑶悄悄对徐爽说：“我俩帮帮小于吧，她太可怜了。” 一天晚上，李瑶对于卞莉说：“你跟小马的事怎样了呢？要不要我们过去看看，了解了解情况？” 小于脸上有点泛红，犹豫了一会儿说：“也可以，你们去吧。我在宿舍等着。”说罢，脱鞋上床，蒙上被子。 李瑶拉起徐爽，“咯噔咯噔”下了楼，一拐弯儿，就直奔左侧前方另一座教工宿舍楼，很快来到三楼，敲响了马冬生的房间门。 接下来，两位女教师和一位男教师进行了如下一番没有水准的对话： “嗨，小马，我们就不绕弯子了，直接说正事儿吧：你和小于的事儿怎样了？”徐爽打了头炮。 “我也不用含蓄了，实话说罢，老妈没看好。见面后，老妈对我说，你找的这个不行。” “怎麽一下子就抬出你老妈呀？是你找对象，不是她……”徐爽说。 “家长的意见不能不考虑吧？再说，我也不太坚定，我原来就有点犹豫。”小马没等徐爽说完，就接过话茬，脸上还出现了平时少有的郑重其事的表情。 “哎，小马，小于怎麽不行？哪点配不上你了。”李瑶和风细雨地问。 “我，一米八五，她，一米五八。不到一米六八，免谈。”说到这儿，还仔细打量了一下高高的徐爽。 “还有什麽？” “门不当户不对嘛。她从山西于家寨来，基本上属于农村人；我家的情况，你们不知道，老爸，电力局人事处长，老妈，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分行的助理研究员。可能，说这个，有点俗气。但这也是很实际的问题，只是有的人说出来，有的人藏在心里罢了。” 也不能说马冬生俗不可耐。在那个离“四个现代化”还差着一大截，只能诞生“八十后”（今天已经成为“青春凶猛”的反叛新锐作家的代名词）的物质相对贫乏的年代，“你太有才了！”远没有“你太有财了！”来得更带有“一字千金、落地有声”的铿锵效果。 欧，闲话少说，还是继续听这三位的谈话吧。 徐爽几乎和李瑶同时问小马：“还有吗？” “一个姑娘家，汗毛太重。那胳膊上的汗毛一层，黑黑的。”说完，还瞄了一眼李瑶的雪白光嫩的手臂。 看来，小马要将庸俗进行到底了！ 两位女教师听不下去了，知道没戏了，便起身告辞。下楼时，两人小声说：“这小马，说话真肉麻，恶心！”“就是，不愿意就不愿意呗，还把小于糟改成那样。” 回到宿舍，借着朦胧的灯光，两人见小于仍蒙着头躺在床上，就没说话，洗漱一番，脱衣上床，各想心事。 于卞莉并没睡着，她一看两人进来后，沉默寡言，连徐爽都一反常态，便猜出了一二，也就不多问。她是个聪明人，而且有几分自尊，她克制着自己想问一问的冲动，尽量避免做掉价的事儿。 这天晚上，于卞莉是在“矿院，今夜无眠”中度过的。第二天，小于快变成老于了，脸上明显多出几分憔悴。 又过了两天，于卞莉静 静地从箱子里取出还没有织好的那件黑绿色毛衣，一声不吭地“咝咝咝”将它一针针全拆掉了。一边看着的徐爽心里嘀咕：“还剩一个领子了，马上就大功告成了。太可惜了，要是给我穿多好。” 秋去冬来，于卞莉的气色日见好转，信也越收越多，而且大部分来自同一个地方——山西太原。终于有一次，她随手将其中的一封信递给徐爽，让她过目。徐爽接过一看，那字龙飞凤舞的，不大容易辨认。给徐爽印象最深的是开头的称呼“莉”和末尾的两个字“吻你”。徐爽心头不由地一颤：“好肉麻呀！这是谁呀？” 于卞莉娓娓道来，说那是她的高中同学，一直追求她：“其实，他的家庭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太原工作。他从小住在于家寨的奶奶家，是奶奶将他一手带大的，祖孙俩的感情很深厚。他人很聪明，也是大学毕业。” 徐爽说：“那就谈嘛。有照片吗？拿来欣赏欣赏。” “我们还需要照片吗？青梅竹马的，相互看着长大的。” “长得啥样呢？” “长相不错，五官没毛病，就是矮了点。” 自此以后，于卞莉似有了精神寄托，人也饱满了许多，就像一枝蔫头耷拉耳朵的花补充了水分，又支棱起来。 很快，寒假又到了。这次，于卞莉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乡。 寒假过后，报到的第二天，徐爽和李瑶正纳闷：为何这回小于迟到了？就听楼下有一男一女在交替着喊：“李瑶！徐爽！”两人奔向阳台朝下望，看到小于和一陌生男子并排站在一起，手里提着背上背着肩上扛着大大小小的包，像一对逃难的人。凭直觉，徐爽和李瑶就猜出这名男子就是小于的对象。难怪小于说他个头不高，一米五八的小于蹬上高跟鞋就跟他齐平了。李瑶的脑海里，一瞬间浮现出以前高高的马冬生和小巧的于卞莉并肩走在一起的情形。那时，帅气的小马将容貌不太出众的小于竟衬托出了几分娇悄。如今这小矮个让本来有点乡土气息的小于愈发显得萎缩。 任凭李瑶思绪怎样翻飞，楼下的小矮个就像老熟人似地冲上面喊：“嘿！徐爽！李瑶！别愣在那儿呀！快下楼帮我们拿东西呀！这次包包带得太多了。”好一个“见面熟”，跟这个小矮个打交道想必不会太费心的。 这一幕恰好被住在斜对面楼上的马冬生看了个清清楚楚。一次，他私下里跟李瑶嘀咕：“多亏我没跟她好，这感情转移得也太快了，半年不到，又找一个。”徐爽在旁边听了，冒出一句：“小马，你这人真有意思，不跟人家好了，还管人家这多事干啥？” 很快，马冬生也有了女朋友，是重庆老家的。五一节期间，女的千里迢迢来看他。哇！那个子真高，足有一米七；样子也挺甜美，跟电影《追捕》里的“真优美”似的。两人走在一起确实很般配，但愣是让人想不通：都说四川人矮，可这男的一米八五，女的一米七。四川盆地里怎麽蹦出了两匹骆驼？ 话说小于的对象小张，将于卞莉送到目的地，又玩了两天后，就返回太原，留给小于一肚子相思。 徐爽偷偷地问李瑶：你说，于卞莉是怎麽爱上小张的？还说长得不错，就那一口黑牙，也够逊色的了。李瑶微微一笑：小丫头，这你就不懂了，情人眼里出西施嘛。李瑶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男友，将他与小张作了一番比较，感觉好得没法说，而且，还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激动和畅谈一番的欲望，又由美丽的西施，想起了同样远去的丰满娇媚的杨贵妃和风摆杨柳的赵飞燕，紧跟着，老苏（苏轼）的两句诗也从脑海中冒出来：“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刚想接着发挥一通：“人的审美观是大差大离的，环肥燕瘦，各有千秋。不是吗？”转念一想，这不是带点说自己的嫌疑吗？赶紧将溜到舌尖上的话，咽回去了。 在李瑶让古代美人搅得心潮澎湃之时，徐爽早就一屁股坐在床上，倚着被子，扯过一本专业书，翻看起来，把个多情的室友撇在一边。 在1984年春天，矿院搬到新校址之前，这三位年轻的女教师就没有分开过，一直挤在这套斗室里。此狭小的空间就像一个人生舞台，让三个女人在上面表演着人生的悲喜剧的片断。 第五章 三个女人一台戏 在李瑶独自于矿院奋斗的那些年里，他的男朋友、后来的丈夫，几乎每隔两三个星期，就坐车三四个小时，从另一个城市赶来看李瑶。起初，李瑶还到男教师宿舍给他找个床位，对付几晚。过了一段时间，就不出去了，一到晚上，即关上房门，直接在李瑶的小房间里过夜。 每当这时，徐爽就冲于卞莉吐吐舌头，小于则平静地撇撇嘴，两人也没显露出丝毫反感。那对恋人也挺自觉地，一整夜都呆在里面；早晨，也是等徐爽和小于起床洗漱完毕后，再不慌不忙打开房门，倒也没让外屋二位感觉不方便。 一天夜里，于卞莉被憋醒了，欲起床穿衣上厕所，恰好听到里屋床板“咯吱咯吱”响，伴随着男子轻轻的喘息声；还能隐约听到女的嗲里嗲气的呢喃，跟小花猫似的。于卞莉的脑海里马上映现出一个细高个戴着眼镜的白面书生，压在一个丰满多情，似大水梨一样的女人身上的情景。那是什么滋味呢？小于有一种过电似的悸动。 于卞莉属于感情世界基本不外露的人，不管对谁有看法，有意见，都尽量藏在脸皮后面，不动声色。她与李瑶面和心不和，平时在一起，有说有笑，心里却有一股劲儿拧搭着。 她俩同在“机械基础教研室”，小于教“机械零件设计”，李瑶上“机械制图课”。从总的效果看（如学生打分，同行评教），李瑶都略占上风。论长相，李瑶虽不及于卞莉眼睛大，但整个人看上去，挺有女性味的，用“风情万种”形容一点不过分。连女学生们都悄悄议论：瞧李老师走路真是婀娜多姿，上半截不动，下半截也不动，就中间一段摆动，跟水上漂似的。是的，在小于眼里，李瑶走路的姿势实在撩人。有时，她会下意识地学两下李瑶的“步态”，但很快就命令自己恢复本色，她担心有人发现，会笑她“东施效颦”。她是爱面子的。小于还注意到李瑶的胸部比一般女人要丰满一个数量级，左右两个富有弹性的半球体，又高又挺，一走路还一耸一耸的。于卞莉就是有意挺着胸脯，也达不到李瑶的效果。女人总是嫉妒另一女人的超强的女性特征。另外，小于的个头与李瑶的差不多，都在一米六左右徘徊，但李瑶的男友却比她的“醋坛子”（小于对男友的爱称）高出一大截，而且长了一副江南才子的风流相；而她那一半虽说没有到土得掉渣的地步，也明显带有“黄土”的味道。 不过，于卞莉这人有一条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自我开导，自我化解，她不会长期陷入烦恼状态中不能自拔。她知道比来比去，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只会搞得心烦意乱。不是吗？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还不如多想想美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呢。最近几日，她捧着一本老掉牙的《牛虻》爱不释手，还说越读越感觉她的男友简直就是一个现代版的“牛虻”：个子不高，动作敏捷，犹如一只灵活勇猛的豹子。牛虻是那个年代多少年轻女子的“梦中情人”呀！能跟牛虻沾上边，于卞莉的心里得到了一丝安慰。 于卞莉轻手轻脚下了床，神不知鬼不觉地方便完回来后，听到里屋的“行动”还在继续，她被这种声响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了，便轻轻地咳嗽了一声。里屋的人很自觉，一切又归于平静。 第二天早晨，李瑶开门第一眼就瞅见于卞莉呆坐在床边，若有所思。于卞莉发现李瑶的白嫩的脸上挂着一丝红晕，高耸的胸部也在兴奋地轻轻起伏着。她的男友就站在她的身后，文质彬彬而又落落大方，嘴角还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一手搭在李瑶的肩上，一手插在裤兜里，轻倚着门框说：“这几天，给你们添麻烦了，不好意思。今天，我就回原单位了，你们有什么在东海买不到的，尽管跟李瑶讲，下一次，我就可以给你们捎过来。” 送走男友后，李瑶有点失魂落魄，一屁股坐在徐爽的床上，同于卞莉面对面，三个人就随随便便地聊啊聊。 于卞莉拿起了当姐姐的腔调，说：“要我看，想把男人吸住，就得吊足他的胃口，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献出去。”还对李瑶说：“你们南方人开化，我们北方人保守。”于卞莉的普通话带有明显的山西味道，她总是将北说成“逼”。“从南到北”，在她口中就变成“从南到逼”。弄得徐爽一听这个字就想笑，不由地记起一个曾经的伟人，也是来自山西，他的声音已经刻在徐爽的脑海里“从东到西，从南到逼……” 李瑶并不反驳于卞莉的话，而是软软浪浪地说：“我那口子不是这样，给得越多，要得越多，很缠人，没有个够呢！” 徐爽听得浑身发冷，也不想插话，就随便从床头扯过一本书，闷头翻起来，任凭两位室友在耳边咀嚼着男女之事。 很快，于卞莉的“豹子”也来探亲了。小于也学李瑶的样子，就地解决困难，也在本室安营扎寨。这样，徐爽不得不搬进里屋，与李瑶睡在一张床上。于卞莉明确地讲，让“牛虻”睡她的床，她则搬到徐爽的床上。大家以为小于不过是说说罢了，半夜里一定会合二为一的。哪想到小于说话算数，硬是死守防线，让“牛虻”一个人扎在硬床板上好几天，直到一无所获又返回山西。 徐爽在里面睡得跟在外面一样香，沾枕头就着，撇下李瑶一边想着未来的“老公”，一边嘲笑小于：“这北方老俵，真犟，就认一个死理。人家大老远跑来不就是为你那个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死守着三八线，早晚还不得沦陷？” 李瑶和于卞莉明争暗斗，弄得徐爽像是夹在三明治中间的肉片儿，特不自在。有时，就懒得搭理二人，干脆“独立特行”，使得两个“冤家”在一起的机会多起来，闲来无聊时免不了把徐爽当成“口香糖”嚼上一嚼： “她挺有意思的，好像也不急着找对象。 “年纪还小嘛。” “小啥？都二十二三岁了。” “不知道她整天想什么。” “没见她总是捧着外语看，准备考研了。” “哇！雄心勃勃呀！哪像咱俩这样胸无大志。” 徐爽越来越觉得跟李瑶和于卞莉无话可谈了。起初，三人还一起去教工食堂吃饭，时间一长，李瑶和小于就有点“主妇”味了。她俩不知从什么地方弄了一个旧煤油炉，架在宿舍的小厨房里，又是蒸饭，又是炒菜，每天中午，忙得有滋有味，不亦乐乎。如果上午没课，徐爽习惯于倚在床头看书，另两人就懒洋洋地一起到附近的自由市场，买些新鲜蔬菜、鱼虾蟹贝回来。在徐爽吃完午饭准备回宿舍睡午觉时，屋里烈火浓烟，煎炒正欢。当徐爽躺在床上睡觉时，她俩才将烹调好的美食端上桌子，边吃边谈地折腾一番。嚼得徐爽心烦意乱，两耳冒烟。 偶尔，徐爽会熬夜。为避免麻烦，她买了一盏台灯，即便如此，那微弱的灯光也使怕光的人感觉不适应。只要有光线，小于就睡不着觉。开始，她强忍着，熬了两天，实在受不了，就尽量和气地说：“徐爽，你的作息时间得调整调整了，我有点受不了了。” 坐在灯下的徐爽心里感觉窝火，又不好发作，只得关灯睡觉。实在翻来覆去睡不着，就躲在被窝里，开着手电筒，狠狠读上两页。 第二天中午，李、于二人又在徐爽耳边“吧唧”着吃午饭，徐爽就有点不耐烦了，忍不住说：“你们二位以后中午吃饭能不能早点呀？天天听这嚼饭声也真够受的。” 二人乜斜了她一眼，没理她，一直有说有笑地将饭局进行到底。 自此以后，于卞莉与徐爽之间就不太融洽了。但李瑶跟任何人的距离都是不远不近，不亲不仇。有她在屋子里，空气就不会太凝重，毕竟她有着“调节器”、“万金油”似的性格。谁也说不上她有多好，但也没人说她不好。 机械系的这“三枝女人花”，正处于花样年华，又有如花的性格，让人禁不住感叹：怪不得历代文人墨客都将女人比作花呢，李易 安曰：“人比黄花瘦”，崔护说，“人面桃花相映红”，大诗人李白更是直截了当：“美人如花隔云端”。女人如花，花如女人。徐爽、李瑶、于卞莉这“三枝花”不就是万花丛中的腊梅花、玫瑰花和茉莉花吗？ 陆游的“卜算子”好像就是为徐爽这类女孩写的：“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徐爽的确清高脱俗，不同流合污，但孤芳自赏，难免孤独。 芬芳迷人的玫瑰也好像是为李瑶之类的女人绽放的。她热烈奔放，性感迷人，就算是为爱情而降临人间的吧。 而茉莉花——那不起眼的花瓣，不华丽的叶片，那份温柔恬静而又棉里藏针的性格真是非于卞莉莫属呀。 “三枝花”在这同一屋檐下，吐露各自芬芳的日子，随着1984年春天矿院的迁址而正式宣告结束。 第六章 徐爽与两位怨妇 1984年春天，矿院在部委和省委的亲切关怀下，终于从山沟沟搬回城里。 新校区内，有两栋新盖的单身教工楼。搬家前，单身教工宿舍也作了相应地调整。拿徐爽她们三人来说，就各奔东西了。于卞莉已于1983年底结婚，五个月后生下一个宝贝儿子，不够十个月，时髦的说法叫“奉子成婚”。由于她要带着年幼的儿子一起生活，矿院就分给她一套小房子。熬到1987年底，她老公张晋松才由山西调进市里一家事业单位，夫妻二人终于团聚了，这是后话。继续与男友“牛郎织女”的李瑶和机械系新分来的一名新教师合居一室。徐爽与采矿系的一名老教师的妻子分在一起，徐爽叫她邢老师，邢老师在社科部，教马列。 邢老师正在和丈夫闹离婚，为此，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分居。她搬出了“家属区”，住进了“大集体”。她是位温文尔雅的中年女性，有一双儿女，儿子大，女儿小，都是十来岁，也都是邢老师的宝贝。 那时，徐爽才二十多岁，与四十几岁的邢老师相处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说得过去的。只是在心绪不好，身体欠佳的情况下，邢老师会发点小火。比如，她很爱清洁，三天两头，拽着徐爽跟她一起拖地板，擦玻璃。徐爽有点懒，宁愿把时间节省下来，看看书，睡睡觉，也不愿意折腾拖布和抹布。另外，她还有一个理想在心中若隐若现：考研。这时，邢老师会唠叨几句：“你怎麽跟老乔（她丈夫）一个风格呢？不喜欢讲卫生。每次让他去洗澡都费很大的劲儿。预先，给他父子俩人准备好换洗的衣服还有拖鞋，连哄带说才能将他们赶进澡堂。”徐爽也不跟邢老师计较，往往一笑了之。 邢老师内心苦闷，需要找一个倾诉对象，徐爽是其中一个。没事时，她会主动告诉徐爽一些家庭琐事。给徐爽印象最深的是，邢老师的眼睛里总是带着一丝忧伤，好似自言自语：“要说老乔这个人也不坏，就是想不起他对我的一点好。”“比如说？”徐爽问。邢老师的脸上露出了凄苍的表情：“以前，在东北工作时，有一年奇冷奇冷的，每天下班后，都是我接孩子回家。那雪深得没过膝盖，根本不能骑自行车，连走路都很费劲儿，我自己连拖带背把孩子弄回家，”邢老师似有满腹苦水，接着说，“回家后，人家连个影子都看不见。屋里冷冰冰的，我还得烧水做饭。一切准备消停了，他才从邻居家打牌回来。”邢老师眼圈儿红了：“这些天，我就挖空心思地想，他对我的‘好’。想来想去，没有一点‘好’呀！要是有一点让人留恋的，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徐爽只能干干地听着，不知道说点啥来安慰苦命的邢老师；邢老师倒也不在乎“自弹自唱”，她只需要有个听众。 自从徐爽与邢老师朝夕相处以来，机械系的书记苏善林就找机会向徐爽打听邢老师的情况。他问徐爽：“邢老师怎样？情绪还稳定吧？”徐爽回答：“还可以”。老苏叹了口气：“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折腾什麽离婚呢？”徐爽说：“两人在一起没有感情，还不如离了好。”“没有感情？没感情怎麽还生出了两个孩子？”老苏闪着狡猾的小眼睛说。徐爽没想到，从苏书记的嘴里能蹦出这类话；当然，她一时也理解不了为何苏书记对一位外系的老师如此关心。 时间长了，一个关于老苏和邢老师的故事就钻进了徐爽的耳朵。当年，邢老师不像现在这样臃肿憔悴，她长得娇小甜美，课讲得也不错，还是文体活动积极分子。文革时期，她与来自另一学校的乔劲松和苏善林一同分到东北的一所矿山大学教书。乔、苏二人是同系不同专业的同学，二人同时看上了小邢，并对她展开了两面夹击的攻势。尽管苏善林比老乔长得体面，但由于出身于灰不拉几的“中上农”家庭，在家庭出身上，逊色于三代老贫农堆里爬出来的大老乔，这样，邢老师为后代着想，便把“绣球”抛给了粗枝大叶，不懂爱情的响当当的革命家庭的传人乔劲松。为此，苏善林难过了好长时间，他并不恨邢老师，相反，在内心深处某个隐秘的角落，还为“小邢”储藏了一种特殊的东西——脉脉温情和丝丝牵挂。后来，老苏也有了“心上人”，那就是泼辣能干的金阿姨。再后来，“矿院”在全国范围内广招人才，老乔两口子先应聘调至矿院，后又介绍老苏一家过来。 徐爽在与邢老师相处的日子里，邢老师每天主要做两件事：上好课，这被邢老师看成是立身之本，在任何情况下都丢不得，所以，个人的事再大，在工作面前，都是小事。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有那麽一股“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的执著精神，邢老师也不例外。但一回到宿舍里，邢老师的革命劲头就小了，常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不能自拔。回忆往昔，就是邢老师常做的第二件事。 一天晚上，她与徐爽聊天，脸上浮现出少有的温柔动人的表情。她说，上大学时，班上有一位帅气的小伙子曾追求过她，她对他也颇有好感，但最终，还是分手了。因为，小伙子的父亲曾当过国民党的军官，而她的父亲当时是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她可以独自承受这种压力，但不忍心让自己的后代也背家庭的黑锅。毕业以后，他们各奔东西。“巧得是”，说到这儿，邢老师的眼里射出一种光芒，“有一年，我去大连出差，一出站口，就迎面碰上了他，就像是有人安排好了似的。”邢老师的目光很快又暗淡下来，“我们谁都没有问起谁的情况。我当时，已和老乔结婚了。还是后来通过另一位同学才了解到，他那时还是孤身一人。”徐爽听到这儿，仿佛听出点故事情节，禁不住问：“现在，他在哪儿？”邢老师艰难地吐出三个字：“不知道”。“真像小说，难怪有人说，生活就是小说，小说就是生活。”徐爽感慨道。 慢慢地，邢老师又回到现实中，大谈特谈她的一双儿女了。徐爽好奇地问：“这样一整，他们兄妹不就要分开了吗？一个跟他爸，一个跟你？”邢老师回答：“老乔很少关心孩子，孩子与他也没太深的感情。两个孩子我都要，我会独自一人将他俩抚养成人的。” 每天，邢老师都和徐爽结伴去教工食堂打饭，开始的一个月，邢老师倒还比较适应，也没觉得饭菜难咽。时间一长，就有点受不了了，也开始抱怨了，比如：少有海鲜，青菜太咸，饭里有沙子，汤里有虫子，白菜像水煮的，土豆似烂泥……更糟糕的是，邢老师爱吃的饺子，在公共食堂，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老乔是个粗中有细的人，就像知道邢老师的心思似的。过了一段时间，一个早上，邢老师上课去了，徐爽一人在房间备课，忽听一阵“笃笃笃”的敲门声，打开房门，却不见人影；探出头去，才发现贴着门两边的墙，一边站着一个小孩，定睛一看，是邢老师的一双儿女。他俩怯生生地将手里捧着的“盒状物”递给徐爽，说是爸爸让他们送给妈de。 两个小孩走后，徐爽好奇地把用毛巾包着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两饭盒冒着热气的雪白的大饺子。 下课后，邢老师从徐爽嘴里得知了饺子的来历，说：“他包的饺子，我都不爱吃。”又问徐爽：“你吃吗？扔了也不好。”徐爽说：“还是你吃吧，我可以尝几个。”徐爽尝了两个，剩下的，邢老师默默地吃了三顿，一个也没扔掉。 陆陆续续地，老乔还让孩子送过，油煎小黄鱼，黄瓜炒虾仁，牛肉熘白菜，青菜粉丝，清炖鸡（汤）等。每次，邢老师都吃得干干净净，一点都不浪费。 邢老师除了有徐爽这个小听众，还有一个年龄相仿，经历相似的老听众——郑阿姨，她是机械系柳云杉的老婆，在后勤一个部门做事情，闲暇的时间比较多。郑阿姨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心灵手巧，不但会织毛线衣，还会裁剪衣服。她自己做的衣服与服装店买的，缝纫店加工的没啥两样。郑阿姨织毛衣更是一把好手，她织的毛衣不计其数 ，花样齐全，品种繁多，每件穿在身上都吸引不少人的目光。邢老师为了给自己的孩子织件可体的毛衣，做条合身的裤子，没少向她讨教。一来二去，两人越走越近乎，更重要的是，面临着同样的家庭问题：与丈夫的关系紧张。她俩有很多共同语言。 郑阿姨隔三差五就到徐爽的宿舍找邢老师聊天，谈论的话题主要围绕着两个“不是东西”的男人。 郑阿姨说话挺有意思，且字正腔圆，口齿清晰，还喜欢用些形容词，把个正儿八经的柳云杉骂得狗血喷头，听得徐爽心里犯嘀咕：柳老师看起来挺像那麽回事儿的嘛，整个一谦谦君子，见人不笑不说话，又点头又哈腰的，不说和蔼可亲，也蛮亲切随和的。怎麽在郑阿姨的嘴巴里就成了“在外头像条绵羊，在家里像头恶狼了”？ 徐爽只知道柳老师拿钱比较当事儿，这能让人理解，谁跟钱也没有仇。再说了，对外人，抠唆点也是人之常情，对自己的老婆总不会斤斤计较吧？郑阿姨回答：错！他一视同仁。 夏天到了，一天晚上，郑阿姨又串门来了。她一屁股坐下来，就往外倒苦水：“这个柳云杉真不是东西，今天买了个西瓜，切了一半，留了一半。把半个西瓜切成了薄片，他吃一片，我吃一片，他吃了三片就不吃了。我拿第四片时，他就发火了，我就不能比他多吃。他总是在这些小事上跟我过不去。” 徐爽在一边听着，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就随口说了一句：“这柳老师看起来挺正常的，在家怎是这德行？真不是个玩意儿。”没想到，郑阿姨看了徐爽一眼，脸上出现了一种奇异的表情，旋即，用长者的口气说：“小徐呀，不管怎麽说，老柳是你的上司，又是老教师，你得尊重他呀，你不该这样骂骂咧咧的啊。” 徐爽没吭声，自觉没趣，暗自想：这老娘们真怪，替她说话还倒找一顿数落。 郑阿姨走后，徐爽把一肚子委屈说给邢老师听，邢老师淡淡地说：“小郑说话时，我从不插嘴。任她说，只管听好了。”“为什麽？”“为什麽？她骂老柳，是因为老柳不爱她；她听不得别人骂老柳，是她还爱着老柳。小丫头呀，你还得在生活中多磨练磨练，才能更好地洞悉世事啊！” 一天晚上，正好邢老师去教室答疑，郑阿姨又来了。徐爽不得不陪着她坐了一会儿。这次，徐爽学乖了，不打抱不平了，只是竖着耳朵听郑阿姨唠叨，听得心乱如麻，只盼着邢老师快回或郑阿姨快走。临走，郑阿姨撂下一句话：“小徐啊，一个女人这辈子要是找了一个不爱她的男人，那叫一个苦啊！”多年以后，徐爽仍然清晰地记得郑阿姨说这话时绝望的眼神。 时间就在这絮絮叨叨的舌尖上溜走了，转眼到了邢老师“盼望”已久的“开庭”的那一天了。邢老师有些惆怅，但更多的是坚定：“这十几年来受的罪，像噩梦一样缠住我，这次，下了决心，一刀两断。” 1985年，那是个春天的早晨，八点钟，徐爽准时上课去了，邢老师慷慨激昂地赶赴“法庭”，今天，她就要和大老乔正式签署离婚协议了。 下午，徐爽去教研室开会，会后，又顺便去了趟教室，给学生辅导。 “一天没见邢老师，不知她的官司打得怎样了？”傍晚，徐爽想着这件事，回到宿舍。 一进门，就看到邢老师正指挥着男男女女几个学生在收拾东西，床板上的被褥已被打成了大包，地上还放着大大小小几个捆好的箱子。邢老师趁学生忙着的当口，将徐爽拉向一边说：“我要搬回去了。为了孩子，我再牺牲一次。”徐爽惊讶地看着邢老师那张说不上快乐也说不上痛苦的脸，半天说不出话来。邢老师悄悄扭过头去，泪珠儿滚落在她捧着的一摞子书上。 还是苏善林在一个场合解开了这个谜：走上法庭后，法官在征求两个孩子的意见时，没有一个愿意跟邢老师走，两个孩子一致回答：跟爸爸生活。邢老师的最后防线就这样被摧垮了。老苏意味深长地说：“还是老乔魔高一丈啊！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击败了小邢。”老乔对孩子们说，两个人都跟妈妈，这在法律上是行不通的。现在就两条路可走：要离婚，一个跟她，一个跟我，这样，你们兄妹二人就分开了，而且有一个孩子可能永远也看不到爸爸或妈妈了（当初，邢老师决定离婚后，调回原籍宁波）。第二条路是可以挽回这一切的，老乔特意给孩子们灌输：如果你们在法庭上表示坚决跟爸爸一起生活，你们的妈妈就一定回头。两个十来岁的孩子默默地点点头。他们为了留住妈妈，秉承父旨，采用了“不想跟妈妈一起生活”的锦囊妙计。 老乔胜利了！ 邢老师搬走后，郑阿姨来的趟数明显少了。但出于惯性，她偶尔还会来徐爽的宿舍坐坐，每次来了，都是神情抑郁，若有所思的样子。 一次，她没头没脑地问：“小徐，你见过我儿子吗？”徐爽答：“见过好几次呢”，郑阿姨仔细瞅了一眼面前这位比他那上中学的儿子还高出一头的姑娘，缓缓地说：“柳云杉不是个东西，俺母子俩受了他那麽多年的窝囊气；儿子也挺可怜的，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说着，郑阿姨的眼圈就红了。徐爽不知道怎回事儿，又不好问，姑且先干干地听着。郑阿姨又问：“你觉得我儿子跟柳云杉长得像吗？”这个问题对徐爽来说太好回答了，她连眼都没眨一下就接过话头：“长得太像了，好像一个模子里刻的，连走路的姿势都像。”郑阿姨接着说：“我也不知道柳云杉是不是吃错药了，打俺那儿子小时，他就看不上他，总说这儿子不是他的。小徐，你说不是他的，是谁的？！”听着郑阿姨变了味的腔调，徐爽也不好插话，就陪她干坐着。沉默了一会儿，她对伤心的郑阿姨说：“为何不让柳老师做一个亲子鉴定？”“亲子鉴定”这个新生事物，在那时刚诞生没多久，但已经引起众多人的关注。郑阿姨摇了摇头，说“孩子有点大了，懂事了，晚了，再说，这事儿传出去也不好听了，丢不起这个人了！”她一连说了好几个带“了”的句子，最后长叹一声：“可怜的儿呀，跟着我受了多少苦呀！”末了，郑阿姨对徐爽说：“小徐，耽误你备课了。我该走了。今天的话，就不要对别人讲了。你年龄虽小，但不是漏水的桶，嘴巴很严，跟万彩霞不一样，这我知道。” 第七章 女教师和男学生 在徐爽跟两位婚姻不幸的中年妇女周旋的那段时间里，她原来的室友李瑶，却在另一个宿舍里，演绎着一出不同寻常的人生的悲喜剧，剧中人物除了李瑶，还有一位男学生。 他是机械系八四级机制二班的，来自云南，名叫陶建，年龄在班上是“老大哥”，这是因为他考大学考了三年。他中等个子，肩宽体阔，非常结实，容貌不是特别俊，但颇有男子气。他学习中等偏下，但文体突出，被誉为体育场上的明星，舞场上的焦点。特别是他的交际舞和霹雳舞跳得特溜儿，跳成了不少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 陶建在舞场上收放自如，游刃有余，一回到教室里就蔫了，那股潇洒劲就不知跑哪去了。而且，他还是逃课大王，经常借故缺课，不过，有人注意到，李瑶的机械制图课，他倒是一节不拉。 陶建原先拖拍着一个女朋友，就是本班的老乡肖贤。小肖的绰号叫“小小”，因为她年龄小，个子小，人很瘦，不过，长得还算清秀。总起来说，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平平常常的女孩子。 1984年9月初，新生报到时，陶建作为班上的“大力士”，又是肖贤的云南老乡，理所当然地就帮肖贤将行李皮箱扛到楼上的宿舍里。打那以后，有什麽需要男生帮着干的活，姑娘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有时，小伙子参加市大专院校文艺汇演回来迟了，早有肖贤帮他预先用饭盒打好了饭，只等他一回来，就在脸盆里放上半盆开水，然后，再将饭盒放在热水中，一会儿，里面的饭菜就热乎了。 就这样，你为我做点琐事，我为你帮点小忙，加上二人来自同一个地区，慢慢地就混熟了。 夏天，女孩喜欢穿一件背心，外套白底碎花衬衫。枯瘦的身材看起来像个搓衣板。和女友在一起，陶建总是心猿意马，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李瑶老师丰满的身影。他暗暗地想，“肖贤的第二特征也太像男的了”，再接着往下想，着实将他自己吓了一跳：“ 如果有一天与她一起生活，那将会是啥子感觉？”他不由自主地咬了一下牙，觉得牙床有点发酸，像“咯吱”了一颗涩涩的小青枣儿。 慢慢地，同室同学发现，陶建在李瑶辅导答疑的夜晚，总是主动凑上前去，问这问那，俨然一个勤学好问的好学生。回到宿舍，也特别爱议论李老师的生活琐事，比如：说了什麽有意思的话，穿了什麽样式的衣服，甚至她讲课中的比较浓重的南方口音，也被他拿来重复讲谈，好像是在欣赏一曲优雅迷人的苏州评弹。“陶建这小子被‘大奶子’迷住了”，住在他上铺的一个嘴巴有点不干净的老兄悄悄跟另一位室友说。 这“大奶子”就是他给李瑶老师起的外号。 每当李瑶提着小黑包，夹着三角尺走上讲台时，陶建的心里就漾起一圈圈的涟漪。她清脆柔软的嗓音撩拨得他浑身发痒，她扭捏婀娜地拿着教具在黑板上比比划划的神态，刺激得他那一双浓眉下的大眼忽闪忽闪地眨动。特别是她那两座高高耸起的两座小山丘更是让他不能自持，想入非非。他开始注意有关李老师的一切信息。他了解到她只比他大三岁，好像也没有男朋友吧？另外，李老师跳交际舞在女教工中也是一流的。 “五四”青年节到了，院团委和学生会要在体育馆联合举办青年教工交谊舞会。为了活跃气氛，还把一部分票发给了十几名像陶建一样的在学校挂上号的“跳舞精英”。 陶建断定李老师一定会在舞会上出现，于是，梳洗打扮一番后，就“混”进了体育馆。之前，他告诉“小小”，他是被团委派进去维持秩序的。 进到里面，陶建影影绰绰地发现，在舒缓的乐曲声中，在闪烁的镁光灯下，舞池里，七八对男女在翩翩起舞，旋来旋去。他一边朝前走，一边搜寻着李老师的身影。无奈，灯光不太亮，围观者众多，一时还扑捉不到那个娇美的影子。他站在舞池边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旋转的“对子”，忽然，他眼前一亮：李老师！他内心惊叫了一声。那个长发、细腰的丰满的可人儿正被一个大个子搂着，两人优雅地晃动着。再仔细一看，那大个子就是曾给他们班上过课的夏明德老师，听说他的老婆是“高干子弟”。对于老师们的情况，学生们掌握得远比老师们自己意识到的要多得多。 过了一会儿，两位老师互相“松了绑”，一起说笑着朝陶建这边走来，陶建吓了一跳，赶紧闪向一边。原来，他们二人往墙边走是找座位歇歇。陶建心里“嘭嘭”小兔乱撞，他有一种想和李瑶热舞一段儿的冲动。待李老师喝了几口水，歇息了一阵后，他就壮着胆子走过去，说：“夏老师，李老师好！”“咦？是机械二班的陶建吧？”李瑶仰起头。陶建笑了笑，算是回答了，然后脸偏向夏老师一边：“夏老师，我也想请李老师跳跳舞。”夏老师爽快地说：“跳嘛，我正好也要回家看看了。” 李老师接过话茬：“夏老师一直忙着布置会场，到现在，还没回去呢。”又说：“好的，好的，我再喝点水，我们就上场。”李老师一点也不拿架子，很快，伸出了纤纤细手，搭在陶建的肩上，陶建顺势揽住她的软绵绵的细腰。那一刹那，陶建像过电似的，一下子亢奋起来，这在从前是从未有过的。 他俩合着悦耳的音乐轻轻地摇曳着，李瑶自然大方地微笑着，不时扬起头看陶建一眼，但他却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只是暗暗地呼吸着从李瑶的发丝里，散发出的幽香。就这样踩着时间慢慢晃动着，晃动着，他几乎醉倒了。 这个夜晚，陶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恍惚中，他变成了《红楼梦》里的贾瑞，那个笑意盈盈的风姐姐翩然而至：“昨晚，我在走廊里等了你一夜，你骗我，为啥不来？明儿老地方，我还等你。”忽然，那张脸一甩，变成了李瑶。陶建一个寒颤，醒了，四周一片漆黑，正是半夜时分。 接下来的几天里，陶建魂不守舍，经常在课堂上开小差，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随着李瑶的身影翻腾。 后来，陶建时不时找个理由到李瑶的宿舍串门，大都是以请教问题的名义去的。李老师对这个结结实实的小伙子，也很有好感，从来就是彬彬有礼地欢迎。有时，陶建登高帮老师往墙上钉钉子，有时又帮老师将煤气罐从楼下搬上去。李瑶指使学生做事是把老手，不只是陶建，她用谁都很轻松，不像徐爽要是得到点帮助，不管是来自同事的还是来自学生的，都是一再感谢，之后，还一百个过意不去。徐爽不善于求人做事，别人也没伺候惯她，以至于她偶尔有求于他人时，人家还感觉怪怪的。在这方面，李瑶就比她成熟老练多了。 “来，小陶，帮我打点水，今天太累了。”这时，陶建就像战士得到命令，一个箭步冲上去，接过暖瓶，转眼就汇入水房里排队打水的人流中。 “李老师与陶建的关系密切”，这类敏感事情，是很容易口口相传的。有学生将它捅到了机械系书记苏善林那里。苏书记又有事干了，决定先传讯令人头疼的“陶建”，他派人叫陶建来系办公室一趟。当时是下午四点半，学生们大都没有课，有的在教室里自习，有的在体育场上锻炼。陶建却窝在李瑶的宿舍里，帮李瑶修理出了故障的录音机，这是陶建的长项：修理电器，有时还真能解决一点问题。李瑶在跟陶建频繁接触的过程中，早已察觉到这个身强力壮的学生对她有点意思。但陶建并没有对她说过过分的话，也没有做过过分的事，尽管他的目光里时时透出爱意。况且，作为一个女人，不管是不是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还是有点小小的虚荣心的，那就是喜欢被异性宠爱。她不忍心捅破那层纸，他没有告诉陶建他有一个男朋友，并且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话说苏书记派去找陶建的学生，转了一大圈都没看到他的影子，就上楼禀告：找不到。苏书记点拨他：你再给我跑一趟腿儿，去敲敲李老师的门。 按照苏书记 这块“老姜”的指示，那个学生终于将小陶找到了。老苏先拿期中考试开刀，陶建有两门课不及格，如果不抓紧时间好好学习，期末的结果是明摆着的。苏书记耐心地劝导陶建，把心思多用在学习上，不要想入非非，头脑发昏，干不切合实际的事情。看看火候差不多了，苏书记柔中有刚，抛出了最有份量的一句话：“你知道李老师有对象吗？”陶建抬起头，想张嘴说话，却说不出来。待苏书记又换了一种说法问他后，才艰难地挤出一句话：“李老师没有告诉我这个。”“那，现在你知道了，以后，就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了。”苏书记接着说：“也不要有什麽负担，回去，冷静地想想，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一心一意将功课搞上去是最要紧的。”当然，苏书记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也找李瑶进行了个别谈话。李瑶的嘴巴很甜，很会说话，没有引起苏书记的反感。相反，老苏还对老伴金阿姨叨咕：怪不得陶建被她迷得晕晕乎乎的，这姑娘是迷人，是有两下子。 此后，陶建的确往李瑶屋里跑得次数少多了，但他的心里对李老师的炽热之情一点没减。他不止一次地想，我咋这样傻呀，一厢情愿地认为李老师没有男朋友。怎麽可能呢？她那样有魅力，又那麽多情，怎会单身呢？ 接触了李瑶这条奔涌的河流之后，再回到肖贤这条近乎干涸的小溪身边，他越发觉得没劲，太不过瘾了。慢慢地，他和肖贤的关系越来越远，直到最后复归为一般同学关系。 1986年6月，陶建带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失落感，迎来了期末考试。五门考试课，除了李瑶的“机械制图”勉强及格外，其他四门主课全亮起了红灯。他知道按学校的规定，他面临“勒令退学”的前景，也许下个学期，他将不能返回学校，不得不跟菁菁校园“拜拜”了。系里将他的材料整理好上报到教务处，还要学校领导研究后才能下发处理决定。学校通过系里给陶建的答复是，先回家过暑假，学校会把有关的通知寄到他家。其实，学校这样做，也是制造一个缓冲，让陶建有点思想准备，避免出事。 陶建已经做好了再也不回来的准备，他悄悄告诉李老师，请她不要急着回苏州，他要跟她告别。晚上，当同学们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他一个人悄悄来到李瑶的房间。恰好，就李瑶一个人在，她的室友已经踏上了回乡路。 由于天气太热，李老师穿了一件黄色带白花的无袖连衣裙，雪白的脖颈，丰满的双臂，还有健美的双腿都露在外面，像一朵叫不上名来的娇美的盛开的花。她招呼陶建先吃几片摊在桌上的西瓜，解解暑气。他老成地摆摆手，从兜里掏出一盒刚买来的烟和一个打火机，随手抽出一根，叼在嘴里，然后，很潇洒地点着了火，夹烟的两个手指在微微地颤抖。“你抽烟？这麽年轻就抽烟，对身体不好的。”李瑶第一次发现陶建还有这个不良嗜好。“不常抽，偶尔抽一根。”他平静地说。“学校不允许学生抽烟的，你犯校规了。”李瑶甜美地笑着，歪着头看着面前的学生。“下学期，就不是学生了，要走向社会了。”此时，陶建像个历经沧桑的中年人，声音有点沙哑地说：“也许，我们就要永别了，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云南离这里这样远……” 李瑶有点吃惊，她不是特别清楚陶建其他的科目考得如何，她只是尽自己的努力，将他的机械制图的成绩硬拔了上去。他的考试成绩是56分，李老师给他的平时成绩80分，两部分成绩七三开，加在一起，就及格了。李瑶不无遗憾地说，“你已经上了两年了，中途退学可惜了。”陶建没说话，而是抬起头，仔细认真地看着李瑶那会笑会说话的弯弯的眼睛，好像要把它们牢牢地镌刻在心中带走。李瑶注意到陶建正用那似水的眼眸深情地望着他，幽深的眼睛里升腾起雾一般的迷离，感觉有点不好意思，羞赧地埋下头。双方沉默了一会儿，陶建忽然站起身，不知哪来的勇气，他绕到李瑶坐的椅子后面，俯下身，从后面揽住了她的腰，喘着气说：“李老师，李瑶，你不知道我现在的心情怎样难过，你不知道我对你有着怎样的感觉……喔……你……为何不属于我呢？”李瑶的呼吸也有点紧张：“陶建，不可以这样的，我们……你松开手。” 陶建的手不但没有松开，反倒上移到她的胸部，李瑶像被电击了似的，无力反抗，任由那两只大手上下左右揉搓着她那柔软而富于弹性的半圆球。 “陶……建，别这样，我受不了了，放开我吧……”她的声音又甜又软，像草莓冰激淋一样，融化在陶建的心底，使他欲火中烧，不能自已：“李老师，你不知道你是多麽性感迷人，我们班的男生都喜欢你。”李瑶就是这样，一边在道德的网里挣扎，一边在欲望的海里沉沦。她在情欲方面不是主动出击的人，但只要别人“要”，她一般会身不由己地“依从”，这恰是她人性中的弱点。 在李瑶迷迷糊糊，意识不清之际，陶建将她轻轻抱起，放在床上。他手抖着摸索到李瑶连衣裙的拉练，将它拉开，先退去裙子，再剥去她的胸罩和内裤，这样，光洁滑润冰清玉肌的身体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她闭上了眼睛，脸蛋像桃花似的，白皙里透着粉红，嘴唇似两瓣含苞待放的红玫瑰，微微翕动。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所有的顾虑在这个可人儿面前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剩下的只是情欲，无边的情欲……他忘情地吻着那两片丹唇，同时，三下五除二褪掉了身上的“包装”，李瑶挣开眼，看到了他宽厚健美的身躯，不由自主地蠕动了一下，又闭上双眼，喃喃地说：“陶建，我们不该做这个，我们不要陷得太深，我求求你了。” 她略带害羞的脸，真的很美，美得自然，毫不矫情，呵，李老师……她的声音在陶建听来，与其说是拒绝，不如说是召唤：“瑶，我的瑶，我心爱的姑娘，这是我的第一次，让我给你吧。” …… 经过一场天崩地裂，山呼海啸的震荡之后，两人都清醒了许多。他们恢复了常态，不约而同地流下了眼泪。李瑶的泪水里有悔恨，更多的是对她远方男友的负罪感，还有以这样的身份与一名学生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的耻辱感。而陶建的泪水里也有悔恨，但更多的是因得不到自己心爱的人而产生的痛苦无奈的感觉，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李老师，我对不起你，你会恨我的，你会忘掉我的。” 第二天，陶建离开了学校。1986年的暑假，假期过半，他收到了学校寄来的通知：由于四门主课不及格，勒令退学。 又过了一年，李瑶结婚了。多年后，李瑶的请调报告才批准。她终于调回原籍，与丈夫团聚了。关于她后来的情况，矿院人知道的很少，和她有联系的人和事也慢慢被人遗忘了。在人们的印象中，李瑶，这个曾经的“矿院人”，已经变成了一个遥远朦胧的“皮影人儿”。这是后话。 第八章 洗澡堂里的尴尬 李瑶在调走前还得在矿院继续人生的旅程，她和徐爽就像两条不再交汇的平行线，各自向前延伸。她们每天都做着相似的事情：上课、吃饭、睡觉、逛街，还有洗澡。 徐爽不喜欢洗澡，尤其是寒冷的冬天，其原因很简单：冬天洗澡难。虽然，学校每年从十二月初开始，就给职工送暖气，一直送到来年二月底，但校方为了节省能源，总是在早晚定时送气两次，每次两个小时。每天剩余的二十小时，就靠这四个小时辐射的余温勉强保暖，也就是达到穿着棉衣不打寒颤的程度。想在这样的温度环境里洗个澡，那得有钢筋铁骨，否则，会冷得战战兢兢，哆嗦得一塌糊涂。 在家洗不成澡，就只好去学校的公共澡堂洗，那儿天天对学校师生开放。女澡堂里面至少有五十个喷头，喷头再多似乎也不够用。不管在矿院里的地位多高，一进到里面脱了衣裳，大家就一样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徐爽最怕碰到正在教课的那些班级的女学生，每个认识徐爽的女学生都对她十分热情，当然，那是非常纯洁的师生情。她们争着给徐老师搓背，徐老师两手扶着墙，撅着屁股，弓着背，任由几个叽叽喳喳的女生在她的背上折腾来折腾去。第二天上课时，徐爽一接触那些女生的目光，就不自在。 课还得上，澡也不能不洗。徐爽去学校澡堂洗澡，除了怕碰上女学生，就是怕见到苏善林的老婆金阿姨。这倒不是因为金阿姨给徐爽做过媒，而是老金那一双锐利的眼睛，看得徐爽脸红脖子粗。一次，金阿姨指着徐爽对另一位中年妇女说：“瞧人家徐爽，都快三十岁了，还是大姑娘体型。”之后，还自我解嘲地说：“跟她一比，咱们就是老草捆子一个，啥魅力也没了。”徐爽最怕老金嘴上不把门儿，回家给苏书记唠叨这些，那以后见了姓苏的多麽难为情。 徐爽还不愿在澡堂里见到另一个老年妇女，田老太太。她已经退休多年了，但性格和年轻人似的，人称“老天真”。她一进入雾气昭昭的澡堂里，就大喊大叫：“嗨，我老田又来了！谁给俺让个喷头，俺就给谁唱支歌。”当然，她是在开玩笑。不过，她在洗澡的间隙，还顺带将自己脱下的脏衣服大洗一番。她坐在地上，给衣服打上肥皂，就“噼里啪啦”摔起来，用这种方式代替搓衣板。一边摔，还一边唱“九九那个艳阳天来来哎呀，十八岁的哥哥呀，就坐在那河边……那娃哈哈，风车呀…风车呀…那个姨儿呀……”，周围的中老年妇女连鼓掌带起哄，吵着嚷着让老田再来一段。闷热的澡堂里，喊声、笑声、掌声、哗哗的水声混杂在一起，直冲人的耳膜。每次洗完澡，都感觉精疲力尽。 让徐爽记忆犹新的一次澡堂经历，竟催生了她想移民海外的萌芽。那天，澡堂里的人出奇得多。所有的放衣服的箱子都给占满了，没办法，徐爽只好将衣服放在长凳的一头。她进去后找不到闲着的喷头，看来看去，角落里有一个喷头下面只站着两人，算人少的。她就凑过去，那儿有一个女孩子在弯腰冲头，另一个女孩仰着脖子，闭着眼睛，任凭水流像小溪一样从头到脚哗哗淌下来。徐爽只在她俩身旁站了几秒钟，不知怎麽，胳膊肘就碰到了冲头的女孩，徐爽还没来得及道歉，就听女孩嘟囔：“你这人，烦不烦呢？我还有几分钟就冲好了，你等会儿不行吗？”忽然，仰着脖子的女孩大叫一声：“呀？！徐老师，是你呀？”弯着腰冲头的女孩也抬起头：“啊！太对不起了，徐老师！ 你冲，你来冲……” 她们俩人不约而同地闪向一边。徐爽也认出了她们，正是这学期上课的机械制造专业的两名女生。徐爽说：“你们洗，我到那边看看。”后来，徐爽在另一个喷头下胡乱地搓了两把，就匆匆忙忙地出去穿衣服。这时，她赫然发现，她的衣服堆里的新买的毛衣和棉毛裤不见了。她惊叫起来，旁边的老教师得知情况后，小声抱怨说：我看不会是老师和学生干的。我们学校也真是，为了几个臭钱，就要对外开放澡堂，弄得外面的社会人员都混进来。什麽人没有啊！ 那是初冬，徐爽只好穿上单衣单裤出了澡堂，走回宿舍里。当天夜里， 徐爽就开始发烧，连续几天，躺在床上，又是吃药，又是打吊针。其间，徐爽梦见自己飞到了加拿大——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那里虽然有点冷，但家家户户都有洗澡间，她再也不用为洗澡发愁了。 徐爽最初的出国动力就来源于这种没有出息的念头，说出来都让人难以置信。 第九章 实验室里的烦恼 徐爽们在大学里做事，那就不能不跟实验室打交道。 一提实验室，人们脑海里首先映现的就是冰冷的机器和操作忙碌得像机器人似的实验人员，别……别这样以为。纵观国内国际，各种各样的实验室在争奇斗艳，美不胜收，尽显勃勃生机：哈佛大学有个实验室的名字干脆叫zoo（动物园），因为里面每台机器都被赋予了一个动物的大名。老美真有生活情趣，就喜欢驰骋想象力，连实验室也不放过。相比美国佬，我们就严肃多了，听说：我军有一个特殊的化学实验室，那里面出来的人都是特殊专家，国际知名，被称为“降魔神兵”（呵呵，军事秘密，还是少谈为宜）。对了，经常遨游计算机世界的人，没有不知道卡巴斯基实验室的吧？据说它能生产神乎其神的杀病毒软件……实验室里有动物世界，有侦探故事，有令人惊叹的“软体动物”（软件的爱称），那老柳监管的实验室里唱的是哪出戏呢？ 说来话长。早在矿院第一年见习期，徐爽就被安排给柳云杉助课，当时老柳轻松了不少，除了一周上三、四次课之外，剩下的批改作业，辅导答疑等教学环节一古脑儿全交由徐爽来完成了。徐爽就是靠着这个教学环节和柳云杉熟悉起来的。后来，慢慢地徐爽从助教成为了主讲老师，又评上了讲师，跟柳云杉的接触就少了一点。只是开教研室会和做力学实验时，碰碰头。 老柳有个特点，那就是多年如一日，对课程中穿插的实验教学环节非常重视，把关严格，从不放手。“材料力学”中的五六个试验，包括拉压、扭转、弯曲等，他一个不拉，场场出现。开始，他亲自讲解实验课，过了一段时间，便要徐爽上台锻炼。当徐爽面对黑压压一大坨围在前面的学生，挂在黑板上时，柳云杉则两手交叉在胸前，不说话，也没有表情，作静静地观望状。 老柳偏爱实验和实验室，这里，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原因：就是它像一棵摇钱树，能为它的主人创收，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别看老柳是一介书生，也能让实验室里到处飘着“铜香”…… 全市唯一的本科院校的材料力学实验室里的装备很完善，几套做实验用的“高精尖”设备一应俱全。市里其他的大中专院校就只有眼馋的份了。虽说“矿院”的生源也不理想，资金也紧张，尽管在部里，“矿院”总是排在其他几所嫡系学校后面，部里拨款也明显少于兄弟院校，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比起这个海滨城市教育战线上的其他小老弟们，还是显得“财大气粗”，所以，好几个学校都有求于“矿院”，确切地说，是求助于老柳。每当救助的电话铃响时，老柳的一脸核桃纹就舒展了许多，并悄悄对苏善林、徐爽和留校当实验员的万彩霞说：周末加班，又有钞票了。 周末，当其他人都休息时，材料力学教研室的四个人就像幽灵一样潜入静悄悄的校园里，七拐八拐来到位于体育馆旁边的实验大楼中，步履轻轻地踏入实验室，开始辛勤地创收。后来，生意越来越兴隆，人手显得有些紧张，柳云杉就偷偷把上《流体力学》课的朱励老师借来，做帮手，主要负责操纵机器。朱励的课上得不太好，主要是因为他讲课地方口音太重，故此，从学生那儿拣了个外号“煮个栗子”（举个例子）。再有，就是说话带点磕巴。不过，他的动手能力很强，老柳看重的就是这点。老柳把他当成了一个廉价的劳动力。 大家在一起做实验，都很卖力。平时，给本校的学生上实验课，虽然也算工作量，也不是白忙活，但那经济效益却是隐形的，不知道隐藏在工资单的哪个角落。而对外创收就大不一样了，课后，一叠大团结，毫不含糊地，就由外校的带队老师准确无误地传到老柳的手心上，没有比这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当场兑现的经济效益更鼓舞人心了。 柳云杉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用一个专门的账本来记载创收之事：哪年哪月哪日什麽名目什麽地点什麽人，交给他多少钱，几个人分，每人分多少（非平均），都严丝合缝，写得一清二楚。他自定了一个自认为公平合理的发放原则：苏善林，书记、副教授，每次得35元；他本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30元；徐爽，普通讲师，15元；万彩虹，实验员，助工，10元；特殊人员朱励嘛？不属于材力实验室的成员，临时借调来的，让他参加这个秘密小组，是捡了个便宜，给多少应该都不会有意见的，那就5元吧。最后剩下的50元，就作为教研室建设和发展的经费，先打到自己的户头上。 每次“分红”时，老柳都只和其他几人单线联系，总是先让老苏签字。老苏名字的下面是另外几人的姓名+金额。老苏一看，自然没啥好说的。让其他人签字时，老柳就换了单子，每张单子上只有一个人的信息了。老柳就是要老苏明白，人人都比他拿得少，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别人比自己拿得多。 一次，朱励私下里问徐爽：“老柳每次给你多少？”徐爽连眼睛都没眨就嘣出：“15块，你呢？”朱励的脸一下子憋红了：“老……老……柳！他太不像话了，像打发叫花子似的，就给我5块钱。奶奶的，欺……欺人太甚了！我不干了！” 终于，做完“弯曲”实验，老柳在一个场合郑重其事地欲将5元钱递给朱励，朱老师一把揪起那张钞票，又扔给老柳：“柳老……师，你拿去吧，我不缺这点小费。”老柳有一丝窘迫：“这是你的劳动所得，你应该收下的。” 坏事变好事。“小费事件”使朱励的自尊心得到复苏；加上他与本教研室的人也没搞好关系，就决定报考研究生，以便脱离“苦海”。 学校支持青年教师报考研究生，充实专业知识，提高学历层次。不过，只允许报考代培研究生定向研究生，也就是无论你飞到哪儿读研，毕业后，都得定向回到“矿院”，继续为它效力。 八十年代中后期，研究生还不太容易考取。朱励更是不被人们看好。谁知，经过一段时间的突击复习，人家竟然奇迹般地上了分数线，而且，接下来的复试也通过了，很快，就拿到了沉甸甸的录取通知书。 两年一晃而过，朱励本该返回矿院，但他的导师极力推荐他攻博，于是，朱励回来办手续。学校领导更是大力支持，因为这将是矿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博士。朱励攻博期间，矿院的简介上就多了一个内容：我院除在读硕士n名外，还有在读博士一名。一晃，又是两年过去了，朱励博士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进了位于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 又是一年像流水淌过，朱励的学位到顶了，再也没啥好读的了。按说，朱励该回来了，但最后的结果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那所财大气粗的大学将朱励挖走了。开始，矿院还死抓住朱励的档案不放，人家说：我们可以不要档案，重新给朱励建挡。又过了一段时间，矿院一看人真留不住了，档案压着也没用；再说，与省内“大哥大”级别的高校闹僵了也没有好果子吃。说不定对朱励宽松一点还能得到回报呢，比如：哪天由朱励牵头，挂靠人家的大学校，两校联合搞个合作项目什麽的。既然如此，通知朱励回来办手续吧。 朱励返回矿院，先来到他曾生活战斗了几年的地方——机械系。迎面就碰上了苏善林和柳云杉，他握着老柳的手，意味深长地说：“谢谢你的激励”。老柳回赠：“祝贺你的成功”。的确，朱励应该感谢老柳，要不是他只给五元“小费”，也不会这样快就打造出一个博士后。 朱励走了，万彩霞这位实验员就更忙了。在柳云杉的眼里，万彩霞就是他曾教过的一个并不出色的学生，让她当实验员都有点高估了她的能力。本来，一个实验员经过一年半载的磨练，就可以独自上阵带学生做实验了，但老柳总说万彩霞还需要时间继续磨练，这就意味着，当任课教师有实验要做时，就要和万彩霞一起上阵，共同完成 。这样做，一方面让万彩霞觉得有点掉价，另一方面计算工作量时便少了一半，奖金自然会受影响。 一次，徐爽的材料力学课又该穿插实验教学环节了，她便与万彩霞一起给学生作指导，先由万给学生讲解实验目的、步骤、注意事项等，然后，再分成四个小组，每人带两组。这天的实验课结束后，徐爽照样留下来帮万彩霞收拾东西，打扫房间。万彩霞早在心里盘算过不止一次了：其实，我自个儿带实验也能成，这老柳和小徐像带小毛孩似的，带了我这麽多次，还不放手，何时是个头呢？她深知曾给他上过课的柳老师是个“拐棒子”，不好说话，不如先拿小徐开刀，于是，说：“哎，徐老师，你觉得我一个人带学生做实验，不行吗？”徐爽听了这话，先想起了前些日子，柳云杉郑重其事地跟她说：“万彩霞还不具备独立做实验的能力，我们还得帮她一段时间”，便犹豫了一下，答道：“我觉得，你能带实验，没问题，改天，我跟柳老师说一下。” 过了几天，徐爽上完课走在回宿舍的路上，看到柳云杉骑自行车过来，就叫住他：“嘿，柳老师，上哪去呀？”“买菜，今天没课。”徐爽稍稍犹豫了一下，就说：“柳老师，我觉得万彩霞带实验课，没问题的……”还没等她把后面半截话说完，柳云杉的脸就拉长了，心想：这个丫头片子一定把我告诉她的话跟万彩霞说了，由此，就很难掩饰内心的一丝反感，面无表情地哼了一句：“这事儿以后再说吧。”话音一落，腿一翘，骑上自行车走了。 徐爽在原地呆立了一阵儿，又转身朝宿舍走去。来至门前，摸遍了所有的口袋，也没找到钥匙，方想起门上的钥匙忘在万彩霞的实验室里了，便匆忙下楼，又折回实验室。万彩霞见徐爽又返回来了，就嚷嚷着这个周末一起去华联买一套春秋套装，请徐爽帮他参谋参谋。两人随便唠了一会儿，徐爽似又想起了什麽，便说：如果你见了柳老师，也可以跟他提提做实验的事儿。刚说到这儿，通过敞开的门，就听到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响起，很快，柳云杉出现在门口。他一见徐爽在跟万彩霞“嘀嘀咕咕”，就多疑起来：她果真又返回这里，通风报信了！他铁青着脸，冲徐爽说：“真不出所料，我就知道你就得回来。”万彩霞一见柳老师送上门来，正好是个机会，就说：“柳老师，我觉得实验课……”老柳打断万彩霞的话，“这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还要跟系里商量商量再定。先维持现状吧。”万彩霞的脸慢慢变红了，胸脯也起伏不平了，她心里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个“缺德”的柳老师，打我当学生时，就跟我过不去，考他的该死的“材料力学”时，58分都不给提上去，硬是不给及格。现在，又死乞白赖地带着我做实验，没头没尾，没完没了，就这点工作量，他还想分一份给自己，还让人活不让了？她积郁已久的一腔怨气，再也压不住了。她声音有点颤抖地说：“柳老师，这点小事还用请示系里吗？你做不了主？”“你现在不要急急忙忙想着上课，你不要以为实验课不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验课有理论有实践，要上好更不容易。”老柳生硬地说。开始，徐爽还能插上几句话，尽管剑拔弩张的两人没把她的话当回事儿。到后来，只听得万彩霞说话声音越来越尖，柳云杉的嗓音也越来越不成调，两人似乎都失去了理智，撕破了脸皮： “我留校生怎麽了？留校生就该低人一头吗？” “我没说留校生低等什麽的，我就觉得你现在上实验课还不够资格。你还需要时间……” “人家科室里老教师带新教师，宽宽松松，总是想着法子让年轻人出头，你可好，净压制别人！” “稀里糊涂地让年轻人上讲台？要我说，那是不负责任！我不能那样做，我在这个位子上呆一天就得负责一天，呆十二个月，就得认真一年！” “哼！要我说你这不是认真，是不灵活，是死板，是苛刻……” 柳云杉面对一个曾经是他的学生的女子，如此不把他放在眼里，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说话，心里一股火越冒越高，他厉声说：“我看你是近墨者黑了，不把一门心思放在教学工作上，背地里说三道四，人面前又争高争低，到头来误了别人也害了你自己！”这番话像是说给万彩霞听的，又像是敲打徐爽的。 如果老柳就此打住，事情也不至于闹得更缰，但他在家对自己的长子吹胡子瞪眼惯了，每次骂完儿子都会恨恨地以这样两个字收尾：“md！”这次，跟万彩霞吵着吵着，也不由自主地“md！”一声，万彩霞像是受了极大的刺激，如果说先前还耐于“师生”的面子，没有撒泼，这下，就彻底地撕破了脸皮：“徐爽，你听到了吗？这像一个老教师说的话吗？”然后，转向柳云杉的“猪肝脸”：“你他ma年龄可以做我的父亲了，我还一直拿你当个长者，敬着你，捧着你。看来，我是瞎了眼了！” 徐爽夹在两人中间，觉得非常不安，想说点什麽，又实在张不开口。在吵架方面，她还不如万彩霞伶牙俐齿；在劝架方面，远没有苏书记有经验。 柳云杉抬起微微发抖的右手，指着万彩霞的脸说：“就你这水平，还想独立带实验？没门儿！你要说我说了算，就是我说了算！”说完，一转身迈着他独有的小碎步走了。 之后，万彩霞又骂了几句柳云杉不是东西之类的话。 第二天，徐爽到教学楼上后两节课，上楼时，正碰上老柳刚上完课下楼，他们在楼梯口相遇了，那里，学生们上楼下楼，往来穿梭。徐爽主动打招呼：“柳老师……”柳云杉看了徐爽一眼，停下来，一字一句地铿锵有力地说：“知道吗？！做人要正直，要讲道德！”说完，就“蹬蹬蹬”往楼下走。留下徐爽，脸涨得像紫茄子，站在原地发呆。走进教室前，她先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定了定神，她恍然觉得老柳“教训”她时，两位她正在教课的那个班上的男学生从他们身边走过，还喊了她一声“徐老师”。她多少有点不自然地走进教室，也不敢直视学生，目光游离不定，思绪飘来飘去，那次课上得有点艰难。 第十章 分分分:老师的命根 当一个“让知识的清泉叮咚作响”的人民教师，容易吗？单单一个学期两次在学生面前扮演“学生”的角色——学生给教师评分，就让不少教师心里荡起一圈圈不安的涟漪。 那分数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奖金的分配，间接关联着职称的评定，总起来说，全跟知识分子最看重的“名和利”息息相关，不可等闲视之。 徐爽讲课条理清楚，干脆利索，课堂上睡觉的人很少。但如果有人在她上课时，哈欠连天，困不可支，她必得将那人提溜起来，回答问题，还得补上一句，要睡觉，回宿舍睡去！于卞莉就不是这种风格，她和和气气地提醒睡觉的学生“小心别着凉睡感冒喽”。 徐爽不照着课本讲，总是热衷于发挥，期末考试前，也不划重点。学生听课舒舒服服，考试迷迷糊糊。再说，徐爽总是掐着点儿到教室，站在讲台上两三分钟，就打上课铃，根本没有与学生闲谈个三五句的时间；辅导答疑时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废话。殊不知，恰恰是家长里短的废话才最能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一个学期上下来，学生们除了感觉这个徐老师很“酷”之外，在感情上，那叫一个空白。还有，徐爽给学生打分是非常节约的，从不浪费，也就是总让学生觉得徐老师给的分数比自己感觉到的要低一点；不像于卞莉的分数总高出学生的想象，让学生感觉良好。 徐爽的“冤家”于卞莉几乎每个学期都被安排和徐爽一起给同一个班上课，只不过是两门不同的课程，平行开设。于卞莉的课讲得也是一丝不苟，备得溜溜熟，没啥破绽，不足之处是语言略显平淡，口头语“这个”、“那个”被融进了不紧不慢的讲解俗套中，凭添了一丝枯燥感。不过，于卞莉喜欢写板书，有些学生脑子里一片空白，单照葫芦画瓢跟着于老师的板书在笔记本上涂画几下，课后，再把那记下来的读读，似乎也觉得课没白上。另外，于卞莉尽量让学生手中的教材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她的备课本与学生手里握着的课本，简直像孪生姐妹，极其相像，章节的序号、名称都让学生看着亲切眼熟。特别是，期末考试前，于老师能技巧性地暗示重点内容，这样既不违反教务处规定（不许指重点），又不让学生摸不着头脑。比如：考前给学生几道练习题做做，别小看这几道题，全是围绕着重点内容出的，但却不能是“考题”，泄漏考题的罪名，对教师来讲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学生们猴精，那“套题”的本领奇高。只要教师的思想松懈，警惕性不强，从其嘴里掏个把小题，对他们来讲是小菜一碟。 于老师就喜欢精明的学生，比如，有的学生考前会指着课本上的目录单独问于老师：您看，我已经复习完这些内容了，时间有点紧，我可不可以暂时不看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如果于老师说，可以，你等以后有时间再看，学生心里就有数：那肯定不属于考试内容；若老师不但迟疑，还要说，你最好挤出点时间，好好复习复习这些内容，那就意味着必考无疑。于老师喜欢与这样的学生进行一种配合默契的交流，讨厌有的愣头青张口就问：哎，于老师，内容太多了，复习不过来了，给指指重点吧。这个考不考？那个考不考？遇到这种情况，于老师恨不得上去给那张贴在简单脑瓜前面的厚脸皮来一个重重的耳光。当然，于老师不会真的动怒，说不定那学生会被抽去给自己打分呢。这样的莽撞学生最多得到于老师的一声和蔼的苦笑，其余啥都得不到。 不管怎麽说，于老师还是受广大的学生欢迎的，这就叫“讲课讲得好，功夫在课外”。每次上课，于老师都会像“时钟一样准时”，提前10分钟到教室“热身”。进教室后，先将讲课用的全套工具在讲台上安排好：课本放右侧，讲稿置左侧，尺子圆规还有一些教具规整地放在边上。所有这些，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处置好，于老师就手托着热水杯，笑意盈盈走下讲台，与前排的女生随便交谈几句，谈话内容无非就是天气冷暖、食堂伙食，再就是听课情况（好懂还是难懂等）。反正，于老师的话头很多，根本没有枯竭的迹象。还没尽兴，上课铃就响了。学生感觉挺温馨，尤其是得到于老师关照的几位女生，更是扬起笑脸，信心十足地聆听于老师“灌水”（教师被认为有一桶水，才能灌好学生的一杯水）。于老师不只关照女生，辅导答疑时，男生提问题多，那亲切和蔼，耐心解答的暖流又会注入男生的心间。这样男生女生都对于老师颇有好感。 于老师在一点一滴的小事上都特别注意迎合学生的心态。就拿批改学生作业来说，学生的作业本上，没有留下过一个大红叉子。题做对了，得一大红对勾，看起来赏心悦目；题做错了，也不尴尬，于老师会标出一个问号，好像在与你对话：为何要这样做，给老师讲讲嘛？这个问号真是太妙了，很有人情味，而且也的确勾住了学生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拿出徐爽老师批改的另一门课的作业本就大不相同了，徐爽留在学生作业本上的大红叉子实在太扎眼了，难怪有的学生悄悄将有大红叉的那一页撕掉；要不就用小刀将红叉中的一道轻轻刮掉，这样，留下来的另一道就比较接近一个对勾了（有的老师干脆用一条斜线代替对勾）；伪装的更好一些的就将其中左下右上那一道平行移到另一道的起点，构造出一个完美的假对勾。凡是作业本上有一些大红叉的学生都对徐老师有点那个，不由地怀念起于老师的大“问号”。 有一年元旦，“矿院”发给教职工好多咸菜罐头，徐爽吃不了，就给了小于几筒。小于则在学生评分前，将它们分送给任课的那个班的学生。那种咸菜罐头里有辣椒，还采用了一种特殊工艺腌制，吃起来又辣又脆，非常下饭。特别是云贵川的学生，一边嚼那筋道道的辣咸菜，一边嘻嘻哈哈地吟唱：唱支山歌给于老师听…… 你说学生打分时能不受这些感情因素影响吗？几年下来，于老师的学生打分总在92（优秀）左右徘徊，而徐爽的学生评教一直在85（良好）上下打转儿。尽管在师生的心目中，徐爽比于卞莉有水平，课也讲得精彩，但水平赢不了感情，一落笔，学生的情感天平就偏向了于卞莉一边。 多年以后的一天晚上，徐爽第一次进入了学校的bbs论坛，浏览了几行之后，忽然，几个字映入眼帘：谁是你喜欢的老师？这个帖子的点击率还很高，已经几百了。出于好奇，徐爽点击了它，里面跳出不少回帖。有一个学生写着，“教材力的徐爽不错，讲课条理清楚，重点突出，没有废话。”另一个帖子反击：“徐爽？别逗了，那个老尼姑？上她的课，教材白买了，整个一个摆设，人家根本不按教材来，都是自己另搞一套，害得俺到期末考试抓瞎。真想废了这个老处女！老子补考还不让通过。”徐爽再看下去，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冒出来：“喜欢于卞莉老师，温情脉脉，不为难学生，俺考了49分，于老师大笔一挥，成了52分，再加上平时成绩给拽拽，就60分万岁了！”还有一位已经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校友，也在那儿跟帖“听说李瑶老师调走了，可惜啊！俺喜欢李瑶，美女老师耶，那胸部的波涛赶上巩俐的了。”此外，有一个帖子的题目是“快把你认为是变态老师的名字亮出来，来一个变态老师排行榜”，徐爽有点紧张，想点击它，又怕进去后看到自己的名字。犹豫了一下，还是好奇地想一探究竟。开始的几条回帖是痛斥开帖的楼主的——“再变态也是老师！虽说老师不全是好的，但我们学校还没有这样的排行榜！”“呵呵，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不过最好还是注意自己的形象。尊师重教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对你父亲也是这个样子吗？”看到这儿，徐爽心里一阵儿安慰。不过，很快，徐爽的心就不平静了，有学生不管三七二十一，竞相罗列所谓“变态老师”的名单，徐爽接着往下看，出现了一系列认识不认识，听说没 听说的“变态”老师的名字，从中可以看出，所谓“变态”者就是对学生抓得太紧，管得太严，给不及格的人太多的老师。正当徐爽庆幸自己榜上无名时，忽然倒数第二个帖子让她一愣“还有一个女变态老师——徐爽，害得我们80个人的大班，有二十几人材力不及格，触目惊心啊！” 整天为花的盛开，果的成熟忙碌着，默默地垂着叶的绿荫，到头来，却落得霜打绿叶，独自凋零了。 那些日子，接连好几天，徐爽的心都隐隐作痛，她被那些帖子伤着了。那一次，她想这个问题想得最多：也许，我不是做教师的料子？那怎样离开这个岗位呢？ 徐爽只想着怎样逃离，似乎压根儿就没想到向她的老乡孔仲尼取取经。难道孔老先生“教书育人”的秘经她会不知道？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千秋帝王之师，万世人伦之表”，在于他深喑教育之道。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孔老师除了对子路的不礼貌稍显不满外，对待众门生总是像春风般温暖，而她常常甩给学生一张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的脸。人家对徒弟施行的是“赏识教育”，而她对学生动辄“训你没商量”。哎，徐老师和孔老师差得不是一星半点，而是整整差了一个境界啊。 第十一章 老王（师）卖瓜 平时，教师在黑板前面的教育舞台上，还能优雅自如地演奏出美丽动人的华彩乐章。可一到乐章的结尾——年终，就有点跑调了。 一年一度的年终评优工作又要开始了。徐爽最发愁进入这个多事之秋：一个接一个的讨论会、评选会扑面而来。 “小会”是第一关，也就是在十几个人的教研室的小范围内，展开讨论，酝酿先进。一到这时，不少人就来了精神，大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耐人寻味的是，想当年人家西夏的王婆（坡）先生卖他的甜得像蜜一样的胡瓜时，巧遇神宗皇帝，皇上不但不反感，还金口一开，大赞王婆的经商意识强，自卖自夸得有水平。可现在谁也没有鼓励老师们向老王看齐，怎个个都自觉成这样呢？脸不红、气不喘、心不跳地比王婆还絮叨？ 你听，他们无一例外地将自己一年来做过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和盘托出，并且围绕着这些事情来一番淋漓尽致地现场发挥。当然，光唾沫乱飞还不行，还得将成文的东西亮出来，那叫“年终个人小结”。 每个人的小结都好像是从另一人那里copy来的，内容惊人得相似。其中，政治思想打头炮，均为：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心国家大事云云。教学方面大都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等等。此外，还有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团结同志，爱护学生，如此这般。大家的缺点也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外乎是工作不够大胆，对学生的管教过于严厉，不太注意思想方法。。。。。。总之，都是些不疼不痒，像缺点又像优点的怪毛病。工作不够大胆？教师的工作不就是上课吗？是否就是不敢上课？不敢上课你是干啥吃的？徐爽在心里犯嘀咕。 柳云杉是徐爽所在教研室的主任，他与另外几个教研室主任不同之处有两点：五十多岁了，资格最老；自徐爽对矿院有记忆以来，他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或先进教育工作者，人称“评优专业户”。他手下的人除了一个病病殃殃的，与他年龄相仿但根本不具备竞争力的老孟，剩下的就是一群大青年了。这些年轻人今后还要靠他提携，不但不能得罪他，还要想法哄着他。没人跟老柳计较，甚至有些头脑活络的人，还明目张胆地把先进的帽子让给他，不敢戴在自己头上。老柳倒也心安理得。有时，他还会自我开导一番：那些小青年相互之间的条件都差不多，给谁评不给谁评，大眼瞪小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弄不好，还会闹出乱子来。由我来坐这把交椅，省去了多少麻烦！别看老柳一大把岁数了，早已走出了年轻人的行列了，但对年轻人的心理把握还是挺到位的。也难怪，他也是从年轻时过来的。 他清楚地记得，上中学时，班上推选班委会主席，也就是班长，无形之中，全班分成了两派，一派挺刘，一派挺王，两派争得不可开交。刘和王都挺有能耐，俩人在各方面都难分高低。让谁当，另一方都一百个不服气。后来，不知是谁提议的，让与世无争的老好人“张瘸子”担当此重任。本来是起哄，没想到，大家一下子气儿就没了，全都心平气和地举双手赞同。 柳老师深知自己在那群不相上下的年轻人中间担当的就是与他们没有利害冲突的“张瘸子”的角色，当然，他认为自己的才华是张瘸子之流的人比不了的。 还有一件事，给他的印象很深。文革时期，臭老九老柳进了变相监狱——“学习班”，和另外七个“牛鬼蛇神”同住一个宿舍，几个人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都吃“大锅饭”，到吃饭时，一人用大桶将饭菜从食堂里打回来，然后，再进行分配。一次，轮到老柳当“值日生”，那天的伙食是：馒头加菜汤。老柳给大家淘菜汤时犯了难，因为桶里漂着一块大肥肉，不知道应该把这块闪着白光的诱人的肥肉给谁好，自己留着不合适，给张三又怕李四有意见，给李四又担心张三有想法，思来想去，就从汤中捞出那唯一的一片肉，一抬手扔到对面的平房顶上去了。于是，大家喜笑颜开，那顿饭还吃得津津有味。 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老柳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改进，紧跟时代的步伐。一年一度的优秀教师的评选，在老柳眼里，可是一块不同寻常的肥肉，它关系到眼前奖金的多少，今后职称的评定，把这快肥肉让给别人吃实在不甘心；再说了，也不能将一块“大肥肉”给这个，不给那个，厚此薄彼，惹得众人有意见，还不如一口填进自己的嘴巴里来得清静省心。 尽管他确实觊觎这块“肥肉”，但却不能“强食”，必得讲究策略。于是，每次评优之前，老柳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准备一个星期，以期在教研室的“推举会”上抛出一枚重磅炮弹。他能把平凡的工作写得熠熠生辉，把芝麻粒大的小事写得不同寻常，以至于有人说，成绩不是干出来的，是写出来的。特别是老柳还有一手，那就是扬长避短。他的短处是论文少，论文的档次也不够（大都发表在校刊和校报上）；他的长处是课讲得条条是道，细水长流，挺对学生的口味。于是，他就在“写”讲课方面狠下功夫，不惜笔墨，反复强调，大肆渲染。除此之外，“同行评教”这一环，老柳也颇费脑筋。他的做法是，将教研室人员的名字写在一张大纸上，并复印几份，分发给各位同仁。让每个人给另外的人打分，但不要给自己打。老柳说，这样公平，因为每个人都会给自己打得很高，这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分数打完后，要统统交到老柳手中，由老柳统计算出每个人的最后得分。 听起来非常合情合理，大家也都非常虔诚地像傻瓜一样将打好分数的单子交还给老柳，一段时间没有人提出异议。这样，老柳既收获了大家给他打的高分，又洞悉了人们的心态，实为一举两得。老柳自认为很聪明，在里面耍了个小花招也没人察觉，不免有些得意。其实，任何人都比别人想象得要精一些。教研室里的人，个个心中有数，只是装聋作哑，不捅破那层纸罢了。只有徐爽不识相，不买账，她实在按耐不住地说：“柳老师，这样搞，不是无记名打分。谁给你打多少分，你一清二楚，只是其他人相互之间不知道彼此的打分罢了。这对你来说是透明的，对别人来说是盲目的，不公平呀！” 老柳铁青着脸问大伙儿：“你们说说怎样打分更好？我想听听大伙儿的意见。要不，坐下来，研究个新法子？” 围在桌旁的几个人，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 “算了吧？别费那个劲儿了。这样，挺好。” “还照原来的法子打嘛。” “无所谓了，怎麽打都行。” …… 徐爽心里骂了句：“都是奴才”，也不好多说啥。老柳心里想：“就你事儿多！”便不再搭理她。 在徐爽的记忆中，“优秀”、“先进”这些闪光的字眼儿，从来就跟她不沾边儿。虽说，有时也有当一当“先进”的欲望，但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有落差的。 不过，幸运也会不期而至。徐爽记得，评上讲师的第二年，也就是九〇年，系里给了老柳的教研室三个“先进”的名额。投票选出了老柳、徐爽和于卞莉三名候选人。徐爽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遭儿。 徐爽要真正成为“优秀教师”，只过教研室这一关还不行，第二关，是系里的评优小组（由系里的头头脑脑——系正副主任、系正副书记、教研室正副主任组成）的投票。全系报上来八名候选人，差额投票，选出七名，徐爽就给差额掉了。还是徐爽的老乡（其实是跟徐爽的母亲是老乡）施大栋，给徐爽透露了点内部消息：徐爽和于卞莉的得票是最少的，并列倒数第一。二取一，于卞莉当选。因为系主任夏明德当着评优小组的成员之一于卞莉的面说：“尽管徐爽的教学工作量比于老师的多一些，但作为教研室副主任，于老师做的行政工作也不少。大家， 再酝酿酝酿，看谁当选更合适？”结果可想而知。最后，夏主任还特意嘱咐老柳，做好徐爽的思想工作，正确看待这次评优，争取以后做得更好一些，下次当选。 与夏明德面合心不合的施大栋暗示徐爽，评优时，夏明德明显偏向于卞莉，这事儿，系里不好解决，可以向上反映。徐爽问：如何向上反映？施大栋说，要写个书面的东西，上面才重视。徐爽说：你觉得不公平，你又是领导，你起草，我签名，可以吗？施大栋虽说被人称为“施大炮”，但属粗中有细之人，你听他的话就知道了，他点拨着徐爽的“榆木脑袋”：“作为领导，写这个告状信并不合适；你是群众，你怕啥？！” 徐爽回宿舍后，想起施大栋的话，就觉得不是滋味儿。“我徐爽，长这麽大，还没有做过背后捅刀子的事情，更别说干这又做暗箭又当炮灰的营生了。得，去他md吧，不当这窝囊的先进了。” 通过此事，她对施大栋有了新的看法，不仅仅是老乡，他还能施展拿她当枪使的伎俩。施大栋对徐爽也多了几分戒备：看来，徐爽这丫头，也并不是那样简单，她不听使唤，也没有多少用，少跟她罗嗦。 第十二章 又毕业了一茬 对比上课、考试、年终评优这些严肃正经的要事，毕业照、毕业餐就显得轻松怡然多了。 每年暑假前的毕业生离校准备工作又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其中就包括拍“毕业照”一项。机械系办公室的布告栏里按惯例又发出了通知：下午四点，毕业班全体任课教师在系办集合，准备在系教学大楼的花坛前拍毕业照。望准时。 1991年6月的一个下午，骄阳似火，闷热难耐。但熬够了四年，即将踏上人生新征途的毕业生们注定还要在烈日的炙烤下，经受这样一次特殊的考验。他们在宣传部王摄影师的指指点点下，已提前摆好了“pose”，只等前排的若干椅子上“首长”们一溜做好，就开照，然后，获得解放。但学生们晾晒了好一会儿，各位领导的影子还没有出现，只有几个任课教师躲在花坛旁边树丛的荫凉里，瞅着这边，嘻嘻哈哈，戚戚喳喳说着什麽。他们往往在领导们入座后，再懒洋洋地各就各位。这伙人中间有徐爽、于卞莉和李瑶，都是毕业班学生们的老相识。那时，李瑶还没调走。站在高高的阶梯上的男生们开始招呼了：“李老师，过来坐嘛。坐我下边。”“嘿，于老师，你好，过来呀。”李瑶两只眼又笑成月牙状了，她的甜美的笑容从来是不分男女老幼，穷富尊卑的，一律平等奉献。这也是她讨人喜欢的原因之一。于老师仰起头，张开涂了一层唇膏的紫红的嘴唇，冲叫她的学生温和地说：“好好好，马上就过去。”徐爽一如平常，素面朝天，正跟韦君打着哈哈。这时，有女生柔柔地说：“韦老师，入座嘛。”韦君向那个女生堆起笑脸，招了招手，算是回应，然后继续跟“左邻右舍”周旋着唠嗑。没有学生招呼徐爽，她是那种让学生们亲近不起来的人，也就是有没法消除的“距离感”，这样，如果一群老师在一起，学生们往往就把她“忽略”掉了。好在徐爽对此也不在乎，她来拍照就像完成系里分派的任务似的，不带感情色彩。 就这样，耗到男生的脸上渗出汗珠，女生的脸变成了红苹果，摄影师小王也有点气喘吁吁时，七八个校级干部才款款而来。学生们鼓掌欢迎。校长、党委书记很自然地落坐在前排的正中央，以他俩为中心，分别坐着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接下来，是系里各位领导。于卞莉紧挨苏善林坐下来，李瑶坐在夏明德旁边，徐爽则一屁股坐在最边上，右边挨着一个年轻的教师，左边没人。 各就各位后，小王猫着腰，将一只眼对准了照相机上的“小方孔”，后又抬起头指挥着站在后排的男生靠拢，又调整了两三个人的位置。 开拍前，没忘喊一句新任校领导“李院长，石书记，头略微低一下，眼镜有点反光。”其实，人群中的眼镜占了一大半，但小王通过镜头似乎只能看见院长和书记的镜框。“好勒，准备好了。茄——子。 ok，” 小王直起身，“各位别动，还要再照一张。石书记，李院长，请您二位交换一下位置，再拍一张。两位领导也正好活动活动。”李院长和石书记微笑着起身换位，显得相当平易近人。在矿院，领导们对两类人特好：开小车的，拍照片的。前者照顾的是腿脚，后者伺候的是脸面。 照片拍好后，徐爽起身走出队列，径直去体育场打球去了。于卞莉和李瑶她们，恋恋不舍地从椅子上起身，后又与校领导逐一打过招呼，再与夏明德和苏善林说了几句话，便去系办公室看报纸了。系里订了五六份报纸，教师们大都喜欢在课间或课外活动或开会前进入这些免费的“信息渠道”浏览。 照片很快洗出来，每个任课教师一张。徐爽拿到照片后，看了一眼，就放到一边了。于卞莉和李瑶注视着照片上的自己，都夸对方上相，照得好。李瑶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跟闭着眼差不多，没有她本人好看，但她的姿势摆得恰到好处，身体微微前倾，头部偏向夏明德一边，有点依人小鸟的味道。于卞莉在照片上显得成熟庄重，尽管没有张嘴笑，可面部表情里含着笑意。唯一不足的是，她的右半个身子给苏善林挡住了。徐爽的最有意思：没有表情，半张着嘴，身体偏向了没人的一边，视线也不对劲儿，没有投向镜头，倒是像往旁边的树林里观望。李瑶和于卞莉指着徐爽，一阵开怀的大笑，反倒感觉轻松了不少，毕竟她俩留下的倩影较徐爽的优美多了。二人满意地将照片放进随身携带的小包里。 毕业照一关过去后，毕业生联欢晚会又拉开了序幕。东海矿业学院“年华似锦”欢送毕业生晚会将在学校新建的大礼堂里隆重举行，大红纸大黄字的海报就贴在了学校大门口的展示窗里。他吸引了学子们的眼球。在这种场合，院团委、学生会是组织者，学校的各级领导是嘉宾，浩浩荡荡的学生是观众。由于学校礼堂的容量有限，想一饱眼福的矿院人众多。每年，学校都要印制一些门票，限制人数。于卞莉是教研室副主任，作为教师代表拿到了一张入场券。李瑶在晚会上将和夏明德跳双人舞，理所应当入场。韦君人不可貌相，竟然也有一副唱二人转的好嗓子，被安排与一毕业班的、人称“小甜甜”的女生对唱。徐爽是“大白板”（无官无职）一个，又没有安排节目，自然不能入场一饱眼福，只能呆在宿舍里默默看电视。由于她的宿舍与学校的大礼堂是隔墙相望，那边发出的巨大声响，不时传过来，搅得她心神不宁。 殊不知，在这台晚会上，李瑶与夏明德的双人拉丁舞，在学生们的欢呼和起哄声中，跳得是激情澎湃，夺人眼球，将晚会推向了第一个高潮。坐在台下的于卞莉直直地盯着像蝴蝶一样翩翩翻飞的李瑶，既吃惊又羡慕。她难以想象，这个她那麽熟悉的李瑶，在舞台上简直像个公主，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在优美明丽的乐曲声中，李瑶与夏明德配合得天衣无缝，珠联璧合，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浪漫的韵味流淌在那舞动的腰胯腿膝之间，并随着音乐节拍的强弱起伏而变化，两人像是在音乐的河流中畅游。于卞莉还注意到，他们在舞蹈的间隙，还有时间四目相对，那里面尤其是夏明德的双眼里，盛满了脉脉柔情。怪不得她身边的两个女生小声议论：“李老师和夏老师像是一对儿。”李瑶的身材不说是魔鬼身材，也接近于魔鬼的体形，也就是说，从侧面看：从胸到腰，从腰到臀，是个流畅的s曲线。而且，随着舞蹈的节奏与韵律，李瑶的s形妙曼躯体不时生出不同韵味的变化线条，正是这些不断变化的优美线条，形成的一个个生动美妙的舞蹈动作，撞击得于卞莉的视线支离破碎。与其说于卞莉是在欣赏李瑶的舞蹈，毋宁说她是在承受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灵折磨……突然，现场一片掌声欢呼声，于卞莉一激灵，举目朝台上望，发现李瑶正在做胯部摆动，那样子舒展优美，婀娜多姿，柔媚抒情，撩拨得于卞莉的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据说，恰恰是这个倒八字形的身体摆动最突出拉丁舞的风情。于卞莉不太懂什麽伦巴恰恰，远没有学生知道得多，但她能根据学生的反应猜测哪是看点哪是精华。在这台晚会上，李瑶出尽了风头，于卞莉有种寂寞寥廓的感觉。 下面的一些相声、诗朗诵、时装表演、说唱、健美操等节目，平平常常，没有引起大的轰动。压台节目是韦君和一个毕业班学生的二人转。歌词是黄梅戏的《夫妻双双把家还》，曲调却是东北二人转的。当韦君亮出第一嗓子“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时，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五短身材的韦君有一副“魔鬼”嗓子，跟“郭颂”的不相上下，这也是于卞莉始料未及的。她望着台上的韦君，忽然觉得他多了几分潇洒。难怪人家都说“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用在韦君身上就是“一个人无才再美丽也不美丽，一个人有才再不美丽也美丽。”才华或者说一技之长确实能给人增光添彩。想想自己有什麽呢？跳舞不如李瑶，打球不如徐爽，唱歌不如韦君，“我欣赏你温婉的性格”，她蓦然想起 夏明德曾经像开玩笑似的给她说过的一句话。是啊，自己应该有信心，性格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要比这些令人风光的特长，更有张力。风光只是暂时的，也就是在此时此地，管一会儿用；而性格却是持续不断地发散出魅力的。出了大礼堂，体育馆，人们还不是靠性格吃饭？想到这里，于卞莉便心平气和地欣赏着矮胖的韦君与甜美的小女生，你一句我一句，眉来眼去地“咿呀”。当韦君像赵本山一样熟练地用二个手指将一块红布转得如一把茸茸的小红伞时，晚会彻底达到高潮。于卞莉和众人一样不由自主地拍响了巴掌。 那边徐爽在宿舍里，捏着电视遥控器昏昏欲睡，先是雷鸣般的掌声和晚上十点的时间提醒她，毕业生晚会就要结束了。她知道接下来不会马上散场，领导们还要走上舞台和演员合影，“你以为你是谁？中央首长？邯郸学步。”她心里嘀咕着，以前，她也曾观看过学校举行的五一或十一庆典演出，每当学校领导走上舞台，仿效国家领导人逐一与演员握手问候，然后再衣冠楚楚地在俊男靓女的簇拥下，拍一张“大团圆”时，就觉得好笑。中国人就喜欢模仿，地方电视台模仿中央电视台，基层领导人模仿国家领导人。 正在她胡思乱想时，忽然响起了“笃笃笃”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以前她上力学课时的课代表，也是今年毕业班的学生之一，好像还担任班级的生活委员。对了，前一段时间学校热热闹闹为即将赴西部工作的毕业生开欢送会，21个青年志愿者中就有这个学生，徐爽那天被要求和其他教师一样坐在礼堂里，参加了这一盛典。这个来自河南的敦厚的学生，代表所有的西部志愿者发言，给徐爽留下了一些印象。徐爽还记得他的名字，很有乡土气息——周贵。“有事吗，周贵？”徐爽倚着门框干干巴巴地问。“徐老师，是这样的，于老师和李瑶老师可能都在联欢晚会的现场上。我和另外几名同学在筹备毕业生告别晚餐，明天晚上7点，在市锦山酒家会餐，欢迎您参加。请您将这两个请帖转交给于老师和李老师。明天我还要去市里采购纪念品，担心见不到她们。”课代表是个客客气气很有礼貌的矮胖的男孩，比徐爽低半头。徐爽俯视着他，说“就这些，没有别的事了吧？” 男孩摇摇头，说天晚了，不打扰徐老师了，便告辞了。其实，他还是想跟徐爽聊聊的，毕竟他比较喜欢徐爽的课，又担任了一个学期的力学课代表，更重要的是，他考徐爽的课，得了全班的最高分94分。在他的内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对徐老师的好感，每当班上的男同学在宿舍里调侃地说徐爽的坏话时，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护着徐老师，唯恐同学们伤害了她。弄得有人开玩笑说，他对老徐有点意思。有一阵子，他天天想见到徐老师，看见徐爽就觉得舒服踏实，他知道徐老师比他大半轮，其他方面也是天差地别的，在他们之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发生。所以，他没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只是渴望与她见面说话。当徐爽的课在上学期结束后，他们班去杭州搞生产实习时，他一连好几天睡不着觉，脑海中总出现徐爽的身影。在班上的男生对李瑶老师议论纷纷，啧啧称奇时，他似乎不感兴趣，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孤独颀长的身影，那专属于徐爽。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他本来是想借这个机会，跟徐老师接触接触的，但一碰到徐爽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冷的目光，他的自信心就没有了。他怅然若失地离开了徐爽的家门，摆动着两条腿，慢慢挪下楼梯，在大礼堂曲终人散之际，消失在夜色里。 第二天，机械系欢送毕业生的晚宴准时在锦山酒家举行。系里领导全部出席：书记苏善林，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夏明德，第二副主任施大栋，大部分教师也来了：柳云杉，于卞莉，韦君，徐爽……师生济济一堂，好不热闹。 平时对老师毕恭毕敬的学生们，在毕业离校之际，全都原形毕露，活灵活现，个个能说善讲，甚至有点油腔滑调，还不时从兜里摸出香烟，扔给爱抽烟的老师一支。那架势，好像一夜之间就从毛头小生变成了社会油子。有的老教师就在蒸腾的烟雾里，喧杂的敬酒声中，疲惫不堪地审视着眼前这些门生，他们迷茫不解：这些人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吗？ 这边一群男生在跟李瑶较劲儿，非要她喝下第三杯酒，否则就罚跳舞。李瑶与他们没大没小地周旋着，脸上红扑扑的。对此种场景，李瑶一点不反感，她见得多了，而且对这种众星捧月般的起哄非常地享受。那一桌上，好几个女生围着她们永远的于老师，说着悄悄话，不时发出一阵欢笑，显得融洽和谐。于卞莉擅长与女生打交道，很得女生人心。 徐爽这边稍显冷清，不时有一两个人过来客客气气地给她敬酒，都被她一句郑重其事的“不会喝酒”给挡回去了。在一片喧闹声中，周贵提着一瓶雪碧和一个酒杯，从苏善林的身边悄悄来到徐爽的桌旁，他胳肢窝下还夹着一个紫皮的“毕业生纪念册”。他小心翼翼地将雪碧倒进杯子，瞅了个空当，很有礼貌地小声说：“徐老师，感谢您的栽培。我是，我是很佩服你的。”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微微发颤：“在这里，我敬徐老师一杯。我知道你不喝酒，这是雪碧，就当酒敬给你了。祝你 ……幸福！”说完，他的眼睛湿润了。徐爽似乎也感受到周贵的真诚，没多说，就接过杯子，一仰脖子，全喝下去了“谢谢！”周贵犹豫了一下，没有离开，而是摊开了“纪念册”，请徐爽留言。徐爽在上面已经发现了几位领导的题词，苏善林写的是“希望你在未来的工作生活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不断进步，取得新成绩。” 夏明德的临别赠言和苏书记的差不多。施大栋写的最老套“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愿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敢于拼搏，努力进取，勇攀高峰。”柳云杉写的文绉绉的“天行健，君予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徐爽不善于写这类的励志寄语，想了想，又看了看说：“于老师她们还没写嘛，你可以让她们先写，让我考虑考虑，一会儿，你再过来， 我就写。”周贵憨憨地笑了笑，就抱着纪念册往于卞莉那边去了。这事儿，对于卞莉来说是小菜一碟，那类的话就好像放在手指上似的，信手拈来：“自觉，自律，自强，自立，为了祖国的繁荣，人生的壮丽，做好本职工作。立足平凡，追求卓越。” 当周贵在其他教师那儿兜了一圈又回到徐爽的身边时， 徐爽看到纪念册上除了于卞莉的豪言壮语外，还多了韦君和李瑶的龙飞凤舞的字迹。韦君的很简单，“奋发向上，再创辉煌”。李瑶是斜着写的，一行字就像台阶一样从左向右往上跳跃“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徐爽觉得这话好眼熟，大概是某位先贤的人生经验的凝缩吧。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出自诸葛亮的一句名言：“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倒很符合李瑶在社会的漩涡中善于修心养性，不屑与人相争的品性。 徐爽对历史的偏爱和了解，全是她小时，父亲引导和教诲的结果。上初中时，父亲就不止一次地说过：“多看点名著，特别是历史书，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那个时期，徐爽啃完了父亲收藏的四大名著。封存在徐爽脑海中的历史典故、古人名言等文化古董，有很大一部分是父亲在茶余饭后灌输给她的。此外，父亲还喜欢用名人名言激励徐爽。此时，徐爽握着周贵递上的钢笔，脑海中又浮现出父亲的影子，她一下来了灵感，提笔写下几行字：“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些在崎岖道路上攀登的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让周贵没有想到是，徐爽并未就此搁笔，略微沉思了一下，又另起一段，“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 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周贵低着头哑然失笑，想不到这位徐老师捉摸了半天，就想出了这样两段老掉牙的话。其实，这是徐爽的父亲在她上大学前，写在她的日记本扉页上的两段话，其对她紧张的学校生活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不管怎样，周贵感觉徐老师还是很可爱的，他故意仔细看了看徐爽的题词，很诚恳地说了一句“谢谢徐老师”，然后小心翼翼合上了纪念册。“等一等”，徐爽示意周贵打开纪念册，说“那不是我的话，是马克思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也就是保尔说的。要不要注明一下？” 周贵裂开大嘴开心地笑了：“徐老师，您特认真。没关系的。”徐爽忽然问他：“听说，你决定上青海了，对吧？”“是的，想去闯一闯。”“祝贺你！”“谢谢！”周贵突然伸出手，徐爽迟疑了一下，也将手伸出来，周贵轻轻而又有力地握了一下徐爽的纤长的手指。他知道他与徐老师之间，顶多就只能这样了。他转过身，又礼貌地回头笑笑，带着一股伥意离开了徐爽的饭桌。 徐爽从教多年，能称得上知己的就这个周贵了，可她竟浑然不知。这就是凡人与圣人之间的巨大差距：缺乏知人知己的大智慧。人家孔子有3000弟子，72贤人，能慧眼识珠地选中颜回——知我者，非颜回莫属也。而徐爽对曾经在同学面前默默地护卫着她的尊严的周贵却没有特殊的感觉，仅是在此时此刻注视着朴实忠厚的周贵远去的身影，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她想的是另一番心事：一个自己教过的学生，就要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了，那儿虽然艰苦，但他义无反顾。周贵的身影在她的注视下，变得有点高大了。“我是他的老师，为了逃避生活，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要申请移民加拿大了。”这是她犹豫了很久，仍然没有作出决定的事情——到别人认为发达的国家，过好日子了。转而又想“不，我不是去享受，而是去进行人生的另一番拼搏。说不定，比他在西部奋斗还艰苦呢。”她还自我安慰着“国家这样大，人才这样多，缺我一个徐爽算啥？”马上又反驳自己“要都像你一样，人人追求新生活，谁来建设国家？”徐爽毕竟不同于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她受过那个属于她的更“先进”的时代的熏陶，打着那个更“火红”的时代的烙印，时不时脑海里就会泛起“我是祖国一块砖，哪里需要那里搬”之类的豪言壮语，尽管她已经没了实践的豪情，但还有残存的记忆。 第十三章 钱是啥玩意儿 钱究竟是什麽东西？钱其实不是个东西，你用它做什麽，它就是什麽。有人说钱是“天使”——如果乐施行善；还有人说钱是“魔鬼”——如果钱迷心窍。而在矿院机械系领导和院长那儿，钱变成了“流水”，一掷千金乃至万金，不尽金钞滚滚流啊！ 话说机械系同兄弟系部一样，每逢节日，每到年终，都要在形形色色的酒家聚会，这时，系行政二把手施大栋就成了绝对的主角。这是因为他能点菜，能喝酒，能咋呼，能把个现场气氛调节得笑语不断，高潮迭起。 每次，他都提议去能自由点菜的中高档餐馆聚餐，那样，他的特长就能淋漓尽致地发挥一通。机械系聚餐时，一般是十二个人一桌，每桌大部分是男教工，另有两三名女性像绿叶中的红花似的映衬其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吃饭有味。这句流行语简直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用到哪儿都灵光。 1991年年底，那是个辞旧迎新的冬日的夜晚，三三两两的机械系的同仁们又迎风冒雪赶往市区的一个酒家，欢聚一堂。施大栋早于其他人到来，当员工们陆陆续续落座时，他已经让香烟缭绕了好一会儿了。他眯缝着眼，一边与旁边的小张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一边不时瞄一眼大堂入口处。那里，将是机械系的职工到达现场最初亮相的地方。忽然，他眼前一亮，“李瑶，这边坐，还有于卞莉，女同志多多益善。”然后，又对几个坐在身边的小伙子，说：“跟女的一桌，咱们沾光，她们不能吃，不能喝，不能抽，咱们兄弟就可劲儿造兴了，呵呵……”李瑶笑眯眯地朝这边走来，在施大栋对面坐下。于卞莉笑盈盈地喊：“施主任，你那边人满为患了，我到那边坐，”，她指着苏善林那桌，施大栋会心地点点头。之后，于卞莉又声音柔柔地补上一句“不过，施主任，你得小心点，准备让我敬你酒呀！”“还有我呢，施主任也要给面子呀！”李瑶趁机也嗲嗲地掺和一声。尽管夏明德和施大栋有点面合心不合，可二人对于卞莉的印象都不错。在这种场合，于卞莉选择了苏善林那桌，也不是没有考虑的。苏善林在机械系的领导班子中，担当的是起调节作用的和事佬的角色，他与夏明德和施大栋的“距离”大体上是均等的，靠近苏善林不会引起夏、施两方的不适和反感。至于李瑶，坐在哪里，二人都心安理得，因为李瑶对两位主任，都很甜蜜，就像甜妹对自己的大哥二哥似的，让哪个哥哥都说不出啥，还都觉得小妹妹可爱。是的，谁遇见了李瑶那青春可人的面庞，和圆圆的带着毛茸茸的刘海的脑门儿，以及那甜得像蜜糖的声音，都会为之一动的，尤其是对女人天生免疫力就比较差的某些男人，就更具有杀伤力。她确实是那种人见人爱的可人儿。 正当大多数人纷纷落座，苏善林也站在台上，准备发表节日感言时，徐爽和一个新分来的年轻教师一前一后踏进门来，她俩东张西望，看哪儿有空位。李瑶喊：“徐爽，这儿有个位子”，徐爽却发现李瑶旁边那桌的人更少——七八个校办工厂的工人，两女五男正“谦虚”地冲着她笑。对机械系下属的这个特殊机构，徐爽还是有一点好感的，至少那些工人们比较朴实，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和虚伪，打起交道来，不需要太多的心眼儿，两个字，省心。徐爽径直走过施大栋身边，奔“工人桌”，两位女工赶紧让开她们之间的一把椅子，将徐爽安顿好。这种被尊敬的感觉，徐爽在其他教师那儿是绝对捞不到的。徐爽喜欢与下层民众交往，这使她没有压力，充满自信。坐在工人们中间，她很放松。工人们一边说着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一边小心翼翼地不咸不淡与徐老师搭讪着“这学期课多吗？”“上几个班的课？”“寒假回家吗？”诸如此类的话题，工人们都是驾轻就熟，张口就来的。 随着场上一片渴望痛饮豪吃的骚动，苏书记抿了抿嘴唇开始讲话：各位领导各位教师各位工作人员，今天是我们机械系欢聚一堂的大好时光，大家忙碌了整整一年，在辞旧迎新之际，聚在一起吃顿丰盛的晚餐，很难得，不容易呀！在此，我代表机械系的领导，向在座的各位，表示节日的问候和祝贺！讲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等来了一片掌声，接着发表感言：希望我们系全体员工能够在新的一年里，携手并肩，同舟共济，团结一致，鼓足干劲，为我们系的发展，为学校的美好前景做出更大的贡献！望大家今晚吃好，喝好，唱好，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苏书记平时的工作方式颇为慢条斯理，一到这关键时刻就显得异常亢奋，好像开闸放水一样，颇有后劲儿和底气。在他发表简短讲话的过程中，早有人轻轻将筷子从纸包装中解放出来，整整齐齐地摆在面前，并把餐巾纸铺开在桌子下面的两条并拢着的大腿上，表情严肃，跃跃欲试，对着满桌子的佳肴思索，只等一声令下，就要开吃。 一个个青春妖媚的服务员早就在人们不经意间将凉菜布置在餐桌上了。凉拌黄瓜，花生豆儿，海蜇皮儿，猪肚儿，酱牛肉片，酸菜，粉丝，盐水虾……花花绿绿染得餐桌五彩缤纷，映衬得人们的脸也丰富多彩。大家谦让着，寒暄着，酒瓶子汽水瓶子被女士们打开了，然后又一杯一杯倒入放在每个人面前的酒杯中。李瑶象征性地夹了一点凉菜，放入口中，她特别注意邻座的小倪的筷子伸向何方，她决不能与他的筷子交汇。她有点后悔，当初忽视了这位同事的潜藏的问题——小三阳。医生世家出身的她，对各种病菌的敏感性比一般人要强。她独自思忖，这个人应该自觉一些，自己带着病菌，就不要出席集体活动了，尤其是这用口的聚餐。有次，小倪向她借一本制图书，她甜美地告诉他，书不用还了，送给他了，因为同样的书她有两本。小倪感激涕零。其实，她是嫌小倪翻过的书沾上了许多病菌。现在，怎麽又跟他坐在一张餐桌上了，而且是邻座？聪敏的李瑶眼珠儿转了一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又拿着白酒瓶绕过小倪几个人，走到施大栋的侧面，柔声说：“施主任，我要和你真刀真枪地来，我这不是饮料，是货真价实的美酒，该我敬你一杯了。”说着，给施大栋斟上了满满的一杯。“好呀，你干一杯，我干一杯，不喝下三杯，誓不罢休！”施主任满脸通红，情绪高昂地回应。一仰脖子，一杯白酒已经灌下肚。但李瑶却用盛满笑意的弯弯的月牙眼瞅着施主任，一点一点慢慢吧咂着红红的葡萄酒，弄得施大栋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团上，十二分地不过瘾。不过，李瑶的妖媚的笑还是能起到一点补偿作用的，他心里像被什麽东西轻轻抚摸着，很舒服的感觉。他大大咧咧地叫板：“各位在座的给做个证，我没有食言吧，帮我盯着李老师，我们要一对一地喝……”就在施大栋举着酒杯应付左邻右舍之际，李瑶向小倪抛下一句“替我多灌施主任两杯”，就携着一位年轻的教师跑到夏明德那桌敬酒去了。后来，又转战到苏善林旁边，甚至都没忘记到徐爽所在的工人老大哥那里兜一圈儿。反正，自从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后，她就再没有回来。在苏善林那桌，李瑶停留的时间最长，她刚过去，就发现于卞莉正跟苏善林“促膝谈心”，两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谈，颇有点闹市中求静的雅闲。李瑶的到来打破了他们的宁静“吆，苏书记，现在不是工作时间，别这样严肃嘛，来，我敬你一杯！”同时，还向于卞莉挤挤眼，于卞莉趁势加上一句“苏书记，这算小李敬你的第一杯，我敬你的第二杯，我们两个人敬你，你一定要给我们一点面子呀。”老苏推辞了几下，慢慢将酒杯凑到鼻子下面，咕咚咚喝了一大半，抹抹嘴说“老了，不行了，只能看着小年轻眼红了。”人群中爆发出碰杯声，嬉笑声，你一言，我一语的酒令声，叫阵声。 转眼之间，餐桌上的凉菜就变得杯盘狼藉。年轻的服务员动作麻利地收走了残余的菜，开始一桌一桌地端上热腾腾的北京烤鸭， 符离集烧鸡，东海对虾，蒜薹爆炒腰花，辣椒炒乌鱼片，红烧刀鱼，另外还有鱼头炖豆腐、韭菜炒虾皮，金龟蘑菇汤，羊肉片火锅，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每个餐桌上都有一大盘黄黄的蟹腿，旁边还配有几个小碟子，里面放着吃蟹腿时要蘸的姜末、白醋和香油的混合调料。 美味佳肴刚刚布置在桌上的最初的十几分钟，餐桌的秩序是良好的，人们认真地盯着桌上的美味，不停地用筷子勺子往自己的嘴里输送着各式各样的味道不同的佳肴，他们之间说话的语速明显减慢，语量相对减少。待吃得尽兴以后，话匣子就又打开了。除了对盘中餐点评之外，还要回忆从前下馆子的经历。 在一片嘈杂声中，酒家的二把手——一位染着黄头发的时尚年轻人在一个小姐的陪伴下，悄然来到施大栋旁边，大概总是施大栋与他们联系就餐适宜，将施看作是有决策权的人了。“黄毛”跟他耳语了几句。施大栋迷迷糊糊的神情开始变得警觉，他起身对“黄头发”说：“等一下，我跟书记商量商量再说。” 待施大栋与苏书记“嘁嚓”了几句之后，施大栋冲站在旁边的“黄毛”小声说：“这次就免了，下一次再考虑。”机械系的员工除了近旁的于卞莉之外，大都不知道这个小插曲——店家即兴推销“红烧河豚鱼”。 “黄毛”想推销他们酒家的特色菜——红烧河豚鱼，还说优惠，本来一条三十元，现在降至二十元。这不由地让苏善林想起去年夏天他赴西施的故乡开会的情景，其间，会务组招待了一顿美餐——秧草河豚鱼，据说是一个跟河豚鱼打了28年交道的老厨师清洗后掌勺的。河豚大师一再申明，请大家放心吃，一百个放心，他可以先吃给大家看。苏善林与另两个会友分吃了其中的一条。其实，他比较小心，吃的量是三人中最少的。无奈，晚上，“拼死吃河豚”的效果就凸现出来。他舌头有点发麻，肚子隐隐作疼。他二话没说，紧急打车到医院，如实向医生坦白，很快得到救治。同室里另一位老兄，状况比他严重一些，到他结束了这次“河豚会”即将返回矿院时，那人还呆在医院里观察。其实，在老苏的脑海里，还浮现出另外一位“勇士”的身影，那就是矿院原纪委书记老郭。老郭全家都是二十年前从广东——河豚之乡调过来的。老两口加上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全是矿院职工。这还不算，令人称奇的是，三男三女六人，全是河豚的爱好者。他们一路从广东吃到了东海，虽然两地隔着好几千里，又在风俗习惯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但这一大嗜好，还是被老郭家原封不动地搬过来。据说，一到节日，全家就关起门来鼓捣河豚，老郭是主力，负责清洗掌勺，老伴是助手，管着递锅铲，拿佐料，还要将从河豚肚子里挖出的内脏血液以及鱼眼睛找个地方埋掉。儿子们媳妇们全住在矿院分给老郭的三室一厅的大房子里。不知是不是鲜美的河豚鱼的凝聚力将他们拴在一起。没听说人家中过毒。去年老郭刚退休就查出患了直肠癌，做过手术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现在身上背着一个流动厕所，走路也歪歪扭扭的；更可怜的是，今年老伴又查出患了胃癌，真是祸不单行那。老苏曾悄悄跟金阿姨讲：这都是多年吃河豚惹得祸呀！ 现在，要老苏拍板决定是不是要把全系的教职工都送入“虎口”，他哪敢呀！要是闹出人命来，吃不了可要兜着走的。当他端着酒杯，踱步到夏明德那一桌后，瞅了一个空子，就悄悄告诉夏：“刚才店里问我们还要不要加一道特色菜，就是这个玩意儿”，老苏比划着一个圆球肚子，小尾巴的鱼状东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吃出问题来就糟了。让我给回绝了。”苏书记是个细心的人，他知道在他跟施大栋和“黄毛”嘀咕时，夏明德的眼睛没有瞎，全看到了。他得及时补上几句话，以免引起夏明德的误解和不悦。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小时。有一些人开始站在电视屏幕前面，拿着麦克风，随着画面出现的字幕，ok几嗓子。有的希望唱自己的拿手歌曲，就捧着服务员递上来的一个大本子点歌。酒店前台的领班是个体态丰韵的30多岁的女子，声音很清亮，在韦君、于卞莉哼呀哼呀的间隙，她拿着另一个麦克风，献唱了一曲“塞北的雪”，那婉转高亢的女高音颇有几分彭丽媛色彩，引来一阵掌声。接着，老苏走上台，唱了一段京剧“这个女人”——刁德一的经典唱段。虽说有点跑调，但京剧味道还是能抖搂出一点，又引来掌声夹杂着笑声。很快，不甘寂寞的夏明德就邀请“塞北的雪”联唱一曲“酒干淌卖五”——一首很有味道的老掉牙歌曲。两人唱得有滋有味，珠联璧合，赢得了一片喝彩夹杂着起哄声，让他们再来一个。当两人深情对望着唱响曾风靡一时、余韵犹在的《美女与野兽》时：tale as old as time， tune as old as song（像岁月一样古老的故事，像歌一样古老的曲调），场上的气氛沸腾到了100度。 到晚上十点钟，聚餐接近尾声。到前台结账，是施大栋去的，每桌400元，10桌，4000元。回头看看餐桌上，还有一半的食物扔在上面，有的餐桌上那清炖鸡汤里的鸡只动了几筷子，整个鸡身基本保持完好。他想提议大家把吃剩下的食物带回去，别浪费太多，他嘴角嗫嚅了几下，没好意思张嘴。他还想问问店家，这剩下的食物怎样处理？扔掉？想想也不合适，就免了。 回家的路上，施大栋第一次觉得内心不平静，这个出生在革命圣地平山的农民的儿子，有了一种负罪感。他想起了自己的老母亲，在家养了好几只鸡，一直都舍不得吃。一年就吃一次鸡，还得等他年假回家后，一起吃。简陋的饭桌上，老母亲拿着筷子，小心翼翼将鸡大腿、鸡胸脯慢慢拿下，放进他的碗里。自己和他妹妹就啃点鸡脖子，鸡头，鸡架子解解馋。弄得他十分辛酸，一个劲儿将碗里的肉块往老娘和妹妹面前送，还说“你们吃，别老让给我，我在外面有的是机会吃。”要是老娘知道我在这里这样挥霍，还不知怎样心疼呢！施大栋被冬日的夜风吹得清醒多了。 4000块，一夜之间就打了水漂，真是一掷千金呀！施大栋记得，机械系刚刚开了一个救助贫困学生度过寒冷的冬天的“送温暖”活动。机械系里10位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每人得到了一件防寒服，每件才20元，是在小商贩那里批发来的。当初，系里领导还集体讨论了买衣服的问题，他曾建议买羽绒服，不要太贵，四十块一件薄点的，说是比厚的防寒服暖和上算。老苏和夏明德一番合计，这要400块钱耶。几人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统一了看法，今年是个暖冬，穿防寒服足以越冬。老苏还深有感触地说“当年我上大学时，哪有防寒服穿那？我四年都是穿着哥哥当兵淘汰下来的小绿棉袄过冬天的，那叫苦呀！如今年轻人赶上好日子了，又是防寒服，又是鸭绒服，还有什麽貂皮大衣。”最后，机械系花了200元，买了10件花里胡哨的防寒服。开会那天，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固定衣架的装置，像在商场里卖衣服一样，挂在主席台的一侧。系领导五六人和一名学生一起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每人讲了一段话，其中包括特困生代表一人。在机械系一千多名在校生的注视下，十位特困生被请上台来，接受机械系领导和教职员工献上的“爱心”——薄薄的防寒服。不知是面对自己同学的尴尬还是接受馈赠的感动？十位“特困生”个个脸儿通红，低眉顺目，非常不好意思。 “靠，400元都舍不得花，那可以让他们比较温暖地度过三个月呀。这下可好，4000元，一晚上就出去了。多亏没有吃他妈的河豚鱼，一条20元，10条200元，又是10件防寒服！”施大栋一边使劲蹬着自行车，一边愤愤地想。 让施大栋心疼的还在后头呢！那不属于系一级的活动，是更上档次的——校级的 ，而且是专属于李院长一人的。 第十四章 美妙的欧洲之旅 李院长曾接到过几个莫名其妙的机构的邀请，要他缴纳10万块钱，出国考察。李院长还是比较慎重的，他不能和这些不明不白的人打交道，他是有身份的人，是堂堂的本科院校的院长。 可1992年秋季得到的通知却来自市政府，它一下子点燃了李院长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激情。市政府要组织一批官员，也就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具有决策权的人，组成一个考察团，赴欧洲、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考察。这，还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次，李院长不再犹豫了。尽管市委不会给考察团的成员解决一分钱的经费，10万元花费要每个考察的人自行筹措，李院长还是想出了“捞钱”的办法，动用学校建设的行政经费事业经费为自己公费考察铺垫金钱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此事就在学校传开了，不少教职工私下里议论纷纷“听说李院长要出国考察了，兜一圈儿，你猜多少钱？六位数啊！”“是嘛？我干了这多年的工作，存款才五位数，他老人家怎这样奢侈呀？”“反正是公家出钱嘛。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钱不花，超级傻瓜。”“别说了，别眼红了，谁叫你不当院长了？” 在李院长的心中，对这样一次长途跋涉的公费考察也叫公费旅游，也没有什麽底儿，也没有明确的计划，毕竟这是“庄稼人进皇城——头一回”。反正，有市长带队呢，至少有十几位头头脑脑的人一起出行，跟着大部队走准没错。28天的行程，跑那多国家，时间够紧的，这是李院长唯一担心的。在矿院的人还没有完全醒悟过来之时，竟又传来一个消息：李院长还将携夫人一同前往，市委的条件是只要再加2万元，就可以夫妇双双出国游。要知道李夫人并非具有某种资格的干部，而且还不是本校职工，仅仅是市区一个幼儿园的看小孩的。不出人们的所料，“贫贱夫妇不能分嘛”，李院长毅然决然带上老伴，揣上12万大洋，上路了。 李院长走后，矿院里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李院长携夫人周游列国一事，人们茶余饭后慢慢追寻着李院长的踪迹：现在是徜徉在莫斯科的红场，漫步在莱茵河的岸边，还是在悉尼歌剧院观看演出啊？人们的想象力还是不够丰富，层次还不太高，他们低估了这帮人的文化艺术素养。 东海市出国考察团一行24人，15男9女，其中除了有八位领导带了夫人，还有一位女干部，以及从市科协借来的外事翻译小张。小张在大学主修英文，辅修德语，而且会说几句俄语，应该说给这样一个要游历数国的代表团当翻译还是比较称职的。他们这帮人在国门外忙得不亦乐乎。实际上，他们和一般的游客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尽管他们也喜欢拍一些风景名胜的照片，也乐意捕捉那里的异国风情，每人都带了十几个胶卷，拍了大量的胶片。但是，他们的文化品位更高一些，享受生活的能力更强一些。他们在各个国家的商城买了一些特色商品，在莫斯科买了“美丽的套娃”——娇俏的工艺娃娃身上还套画着更娇美的娃娃，让人爱不释手，那娇媚的样子忍不住要抱在怀里亲上一口；在法国，市长带头买了一顶贝雷帽，一直戴到澳大利亚。李院长不感兴趣这种滑稽的帽子。他是半个美食家，对嘴的享受比较看重，所以，就买了法国芝士，实际上就是法国奶酪，闻起来有点“臭奶味”，吃起来特别香，要是再配上点法国红葡萄酒，真能使人吃得陶醉。老李历来喜欢这类食物，像臭豆腐也是这种风格，闻着刺激，吃着过瘾。当然，旅行团每个人的审美情趣还是大差大离的，那唯一的女干部（非家眷），只感兴趣法国香水。在德国，考察团一行人围着闪闪发亮的德国名牌不锈钢刀具，议论纷纷，国税局局长刚要掏出外汇购他一套刀具时，被市长拦下了，说是弄不好会在飞机上惹出麻烦，于是，人们又转而大赞“市长想得周到”，“市长有远见”，以至于贝雷帽下的那张脸给众人哄得满面红光。 考察团先在俄罗斯过了一把瘾。在莫斯科的红场上，李院长再一次想起了一首歌曲——“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这是一首优美的抒情歌曲，是他大学时代吟唱过的，在初恋的女友耳边唱，在学生联欢会上唱，在回家的火车上唱，至今，那歌词还记忆犹新“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者的心，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他鼻子有点发酸，那带着玫瑰香的记忆撞击着他的心扉。他有很深的前苏联情结，对普希金的故国的一切都非常“感冒”。此时，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一条林荫大道上，他快步赶上东海市市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提建议，“我们要不要去贝加尔湖看看？”他们是老熟人了，经常在市里碰面，年龄也是一个数量级，都是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市长拍拍李院长的肩膀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昨天晚上睡不着觉，我还闪过这个念头。今晚，大家聚在一起讨论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行程中可以临时把它加进去。好在我们的经费还是打了富余量的。” 晚上的讨论会很热烈，大家对这个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淡水湖都充满了向往。言谈话语中，市经贸委主任竟然脱口而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列宁”，尔后，像孩子似地咧着大嘴笑了。可能对自己仍然记得伟大的革命导师的长长的名字而自豪吧。说起前苏联，他们都像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即使四十出头的市国税局长也不陌生，童年时，他曾经躺在母亲的怀抱里听她吟唱“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人群中有人说“是的，来俄罗斯不到贝加尔湖，等于没到俄罗斯。”“是的，是的，她的面积比美国加拿大的五大湖加起来还大那！”少顷，市长话锋一转，面带严肃的表情说，“我们来这里，不是观光旅游的，要真正学一点东西回去。市里准备在市区环境问题上下下大功夫，不说照搬贝加尔湖的山光水色，也要开凿人工湖，建一片绿地公园，美化市区环境，为东海的市民造福！”接下来，他们花了足足的两天两夜的时间，为了这个藏在市长和李院长心中的大淡湖，包括花在奔波在路上的时段，抛撒着大把大把的赛过金钱的“太母”（time）。 当一行人真的来到了向往的贝加尔湖岸边时，那湖光山色比画上还美，美得令人目瞪口呆。 这哪是湖泊？简直就是湛蓝的大海；沿岸连绵起伏的山，山上全是茂密的彩色森林。湖水、森林、天空都是碧绿、湛蓝的。偶尔有几幢五颜六色的房子点缀其中，就像是玉石上镶嵌的珍珠。 他们任凭贝加尔湖的湖浪轻轻拍打着脚下的堤岸，目光投向清澈的水底，抛向墨绿的远方，鱼儿在水中欢跳，树儿在远山歌唱，这不仅是一处美山丽水，幽静迤逦的人文景观，还是净化心灵，提升精神的自然胜地。“站在贝加尔湖畔，才能体会人类的渺小，自然的伟大！”不知是谁感慨了一句。 然而，与“自然的伟大”相比，考察团里发生了一件不太伟大的事情，给李院长的心里留下了阴影。在参观克里姆林宫时，由于内急，慌乱中，也没有仔细察看门上的标示，李院长就和另一名成员，稀里糊涂地误入了女厕所，与迎面出门的一名美丽的俄罗斯女郎撞了个满怀。 “宫内卫士”不由分说，将两个“流氓”扣住了。后经多方交涉，才消除了误会，释放了两个倒霉的“团员”。 不过，在这趟长长的行程中，还是有一个亮点值得一提的，那就是英国。在不少人的潜意识中，除了美国最能提神之外，接下来就是英国了。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光鲜艳丽的少妇，那麽，英国就是一个雍容华贵的贵妇了。东海市这批特殊的旅行家们，在伦敦kill了许多胶片，照李院长的话说，简直处处都像世界名画，两只眼睛实在不够用了。 给整个代表团极大震撼的是矗立在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大笨钟。这倒不全是因为它的笨重而华丽的外形，更主要的是千载难逢的一幕让他们 赶上了，要不怎叫“无巧不成书”呢？考察团一行人，在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就匆匆赶到了雾城伦敦，准备饱食一顿西方古典文化的大餐。十几个人，站在议会桥上，专注地抬头仰望这个别具一格的历史见证人，它见证了英国乃至世界的一个半世纪的风雨。许多游人都拿着照相机摄像头不停地“咔嚓”，东海市这帮人当然也不例外，谁不想留几张异国情调的画面呢？何况大笨钟又是那样名扬全球。李院长自言自语“听说大笨钟的声音，也是不同凡响的，非常优雅动听。”世界上，竟有这般巧事，李院长话音刚落，头顶上的大笨钟就鸣响了，当当当……大笨钟本来就是要报时的，市长一行早有耳闻，他们没有感到这有何好奇怪的，依然忙着手头的工作——选角度，对镜头，拍照，还不时赞叹几声。他们全都没在意街上的汽车停了下来，行人收住了脚步，大家都脱帽肃立，带着一种严肃的表情驻足仰望大笨钟。尽管市长不知道发生了啥大事儿，但反应极快，一把揪下了头上的贝雷帽，还示意一些女团员摘下用来装饰自己的太阳帽。原来，那是每个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的中午11时哀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英国军人。团员们事后感慨说“要不是市长反应快，我们就丢丑了。” 在伦敦，考察团玩兴大发，还去了白金汉宫，伦敦塔和海德公园。说来奇怪，不但其他与学校毫不相干的人忘记了不远处的剑桥大学，就连唯一来自高校的李院长竟也失忆了，没有像在莫斯科提到贝加尔湖一样，提提赫赫有名的剑桥大学。都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姑且算是李院长的一大失误吧，忘了自己是干什麽来的。 不管怎样说，都得承认东海市的出国考察团里的成员，是近年出国考察团中素质较高的。相比一些名人大款，他们更显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至少没有一人随地吐痰，也没有人大呼小叫，当然，非公共场合除外。因为市长本人就是有着良好的卫生文明习惯的人，踏出国门之前，就已经再三要求“团员”们管住自己的嘴，千万不能给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抹黑，让外国人小看了中国人。 到意大利之前，考察团就订好了目标，向两个比萨进军，一个是被预言过几年就要坍塌的比萨斜塔一定要看，另一个是正宗比萨一定要吃。其实，这座斜塔早在他们来的前几年就已经关闭，谢绝游人参观了。有人出主意，直接奔比萨城，一边吃比萨，一边赏塔。这样，一行24人就在比萨斜塔附近找了一个比萨店，要了两盒比萨，边吃边仰望着窗外的塔出神，也算望梅止渴。只是从市长到翻译的舌头都觉察到这正宗的比萨怎嚼起来还没有东海copy的比萨好吃？东海的比萨上面铺着新鲜蔬菜和山珍海味，吃起来口感那个好。意大利的上面仅有红红的几片香肠，吃到嘴里只有酸酸的一种单调的味道，李院长仅品尝了一小块就松口了，捂着嘴说牙痛老毛病又犯了。 意大利没有给考察团留下太多的好印象。不过，明媚的澳大利亚，总算给他们的旅途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其实，到了澳洲，他们已经有些疲惫不堪，精疲力尽了。是的，将近一个月的奔波，吃着形形色色只有名气没有味道的西餐，大脑疲劳，肠胃抗议，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们在澳洲的金色海滩上徜徉了一天，与东海的沙滩比较起来，就是脚下的沙子更松软，也更温暖一些，亲吻着沙滩的海水更湛蓝一些，从本质上来说没有天壤之别。于是，他们在悉尼的歌剧院听了一场歌剧之后，也没有买旅游纪念品，就匆匆结束行程，登机飞回上海，又转乘上海——东海的飞机，满载而归。 在矿院人和东海人民不满的议论声中，市出国考察团按期归来。矿院人原以为李院长回来后，一定会召开一系列报告会，介绍国外先进的办学经验，至少会夸夸其谈考察的收获，而且还要借此东风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将矿院办出特色。哪知，这次矿院人又猜错了，李院长回来后，只字不提“出国考察”一事，全身心地投入到日常工作中，还是和从前一样，忙得不可开交。 别说是普通教工没机会聆听李院长的感言，就是留守在家的校级干部——和李院长趴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们，也难享这种耳福。顶多是这样一些对话“辛苦了，辛苦了。”“是的，行程很紧，每天马不停蹄。”“这一段时间，学校一切还正常吧？”“还行，就是水管爆裂了一次，早就修好了，没造成什麽损失。”一直到过去了几个月，也没听见李院长谈论出国考察一事，有的人说“这12万元钱花的，扔到水里还能听个响儿，这个李院长硬是一个屁没放，真他妈邪乎！”他们哪知道李院长的苦衷，这欧洲和澳洲之行，他们连校门都没进，哪来的“真经”？另外，李院长还是挺体察民心的，出去遛了一趟，回来还要卖乖，人家不反感？ 相比李院长，东海市长还算干了一件“实事”：耗资上千万元，在市中心修了一个人工湖，紧靠湖水，建了一座绿地公园。不过，一年以后，由于管理不善，湖里长满了一种野草，据说来自美洲，它们发疯似地繁殖着，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湖面，将身下的一池绿水，变成了黑绿色。人工湖成了臭水塘。每当人们走过湖边，都禁不住挡住口鼻，不敢呼吸。与湖毗邻的绿地公园也因此遭了殃，踏青的人明显减少，一个月也卖不出几张门票，公园入不敷出，没有钱雇人剪草，很快，就荒草丛生，面目全非了。 第十五章 这校名咋了 其实，李院长也不是一点实事儿也不干的，在他出国考察前后，有一件事，他经常记挂在心上，那就是“东海矿业学院”这不响亮的校名。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矿院各级领导就开始重视起校徽的问题，校徽上写的就是那个“该死的”全称。 平时，学校不但要求每个学生佩戴校徽，而且强调教师要起表率作用，应给青年学生做个榜样。学校为此还发了公文，以此引起师生的高度重视。为了严肃校纪，有那麽一阵子，学校的相关部门——保卫处、教务处、学生处的工作人员还组成了校徽佩戴检查小组，天天守在校门口和教学楼入口处，虎视眈眈地盯着来往师生的左胸，要发现那儿“空白”，第一次，口头警告，第二次，口头严重警告，第三次，禁止入门，忘了，回去拿，丢了，当场补，另外要交两元钱的材料费和五元钱的罚金。 经过上下一番折腾，在矿院的活动范围内，还真是处处可见那三厘米长一厘米宽的红底黑字和白底红字的小方条。虽说矿院人大部分都戴上了校徽，但似乎每个人对这个小牌牌都有一种排斥心理。 只要出了校门，比如放假回家时，学生们就把校徽丢到一边去了。教师们也一样不能免俗，上街购物，出差远行时，是坚决不让校徽同行的。甚至校级干部也有类似的虚荣心，他们受邀外出参加各种庆典活动时，总是“忘记”戴上这个最能代表自己身份的标志。 东海矿业学院，这带着一个“矿”字的校名，就好像领导和群众心中的一块心病，尤其是采矿系和选矿系的师生们，总感觉自己的专业低人一头，恨不得一夜之间就将头上的“老采”、“老选”的帽子甩进太平洋中。徐爽他们的机械系全称是“矿山机械工程系”，他们对待自己的系名总是化繁为简，简称“机械系”。 所有这些，就是全院从上到下，热切盼望改名的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各地院校，由中专改大专，由大专升学院，由学院转大学，并伴随着校名更改的滚滚浪潮中，矿院也参与其中，成为一朵不起眼的跳跃的小浪花。 1992年底，李院长就开始琢磨怎样将学院名称中的“矿”字去掉了。从国外考察回来后，他召开了几个会议，学校领导班子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出奇地一致。他们一连打了三个报告到省里，要求将“东海矿业学院”改称“东海工业学院”，并历陈改名的好处，及沿用旧名的弊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谁看了那报告都会怦然心动。在那个大背景下，哪有不批准之道理？再说，矿业也是工业吗，也差不离。没用多长时间，上级就批准了矿院的“更名方案”。 那天，矿院的大门口，上演了一出“新校名揭幕”的轻喜剧。锣鼓喧天，彩旗招展，还有两个充气巨人矗立在大门两侧，一会儿俯身，一会儿昂首，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现场不少佳宾，佩戴红花，笑语连连，祝贺矿院摇身一变为“工院”。 李院长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言，意犹未尽又大谈起更改校名的划时代意义，接着，教工代表学生代表轮流发言，之后，便由校长亲自剪彩了。两名穿着红衣红裙的校花，一人抻着一段大红绸子的两端，文静甜美地站立在人群中间，就等着院长那一剪子了。 许多路过矿院门口的行人，都好奇地停下脚步，闸住自行车的车轱辘，举目向矿院门口张望，想搞清楚这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场面是怎回事儿。当得知叫了几十年的“矿院”已脱胎换骨为“工院”时，他们脸上写满了失落。要知道，在东海人心中，“矿院”叫起来是多麽顺当和亲切耶！那是一个美好的记忆，一段陪伴着他们成长的历史，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矿石情结。这个新校名听起来咋那样生涩！ 不管路人怎样看，矿院人该如何做还得如何做。是的，改自己的名，让别人嘀咕去吧！很快，矿院关起门来又对现有的几个系名进行了相应地调整：徐爽的矿山机械系改称“机械工程系”，地质系并入采矿系后改叫“建筑工程系”， 选矿系则变成了“化学工程系”。总之，带“矿”字的一个不留，统统“杀”掉。按李院长的话说“真是大快人心”。 这工业学院的名儿还没叫热乎，工院人又不满意了。工科学院？没有理科，少了一条腿嘛，不完美。理科有啥了不起的？能办工科，就能办理科。于是，又在最短的时间内，像变戏法似的，建了数理系和经贸系，接着，报告一打，上级考察，酝酿一段时间，东海理工学院的招牌又炮制出来了。 糟糕的是，“东海理工学院”的牌子挂出来仅三天，就发生了一桩连李昌钰也难破的疑案：南大门牌子上的“理”被人挖掉了，而代之以“民”，就变成了“东海民工学院”。学院及时发现了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还心惊肉跳地报了案，很快，来了一帮穿蓝制服的，又是拍照，又是笔录，忙乎了半天，最后，也没挖出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 但这丝毫不降低领导们更改校名的热情，矿院改校名那真叫继往开来，前赴后继。李院长走了，来了朱院长，朱院长的气魄更大，他实在不满意“学院”二字，他的理想是要将学院鼓捣成大学。这个难度就大多了。为了改大学，学院煞费苦心筹建了四个新系：生物系，海洋系，外文系，中文系。朱院长说，我在任的第一个目标是建设“东海理工大学”，第二个目标才真正到位了，那叫“东海大学”，属于综合性大学。 朱院长还特别为改校名一事召集了几次校长办公会议，并召开了一次职工代表大会，让大家集思广益，为未来“新矿院”的响亮的名字献计献策，准确定位。 朱院长在各种会上侃侃而谈，特别强调更改校名的重大意义，而且，还能举出一些活生生的例子表明“改校名”是一种国际上流行的趋势。他说，早在二十年代，人家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三一学院就改名为杜克大学，现在赫赫有名的杜克大学那真是家喻户晓。杜克是谁呢？就是一个富豪，给那个学校捐了4000万美元。说到这儿，老朱还幽了一默：别说4000万美元，谁要能捐400万元人民币，我就打报告以你的名字来命名学校。我朱大同是没这个能力了。 尽管矿院已将“矿”字改掉了，但当年任副院长如今已经扶正的朱大同还是时不时在各种场合，回忆往昔带着“矿”字办学的艰辛。他在全院师生代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校名改与不改，决不是个小问题，它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想当年，咱们矿院的校名，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别说招生会遇到困难，就是招聘人才也不顺利。大家不知道，前些年，我们看重的两名人才，都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一个来自湖南，一个来自西北。湖南的是学机械的，来我们学校考察，没说几句话就问，你们学校主要是“建矿山，挖矿井”吧？下矿井的机会多吗？还说，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是学矿井建设的，毕业后分配在一所煤炭学院教书，一次带学生下矿井搞认识实习，不幸遇到井下塌方，砸得下肢瘫痪了。这个人才，就这样被我们的校名吓跑了。那个西北的是学数学的高才生，他的问题更滑稽，他说：你们不是开矿挖煤的吗？用不着什麽高深的数学吧？我担心到你们学校来没有用武之地。当然，他们对我们的专业存有某些偏见，他们的认识并不正确全面。但我们不能改变人家头脑中的某些固有的东西，我们能做的就是给我们的校名来个改头换面，让它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其实，教师不好招聘，还不是最重要的，毕竟不少有识之士，还是来到了我们学校，在这里深深扎下了根。最重要的是，矿院的招牌吓退了不少考生。现在，高等教育的竞争日益激烈，说实在的，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学生报考学校时，首先在脑子里反映的就是学校的校名。有人把改校名看成是投机取巧，是商业行为，自视清高地 远远避之，我看大可不必。是商业行为又怎样？本来嘛，学生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顾客，如果我们失去学生，就会失去市场，最后就没有了立锥之地。你清高，喝西北风去吧！ 台下的人，用一种奇异的目光，凝视着“其言豪也，其行壮也”的朱大同院长。 只有在轮番几次的校名更改的大小会上，矿院人才真切感到，朱院长焕发了青春与活力，同时，也发现了朱院长的口才不一般。人们内心深处的激情被朱院长的一番演说煽动起来了。连日来，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将学院的名字甩掉，给它来个脱胎换骨，摇身一变跨入大学的行列。 朱院长在台上发挥，学生们在台下议论。当老朱的“理工大学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东海大学’”的话音刚落，有人就嘀咕“千万别改称东海大学，怎麽听着像民办大学？”还有人念起了“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倒不是这段《红楼梦》里的歌谣与东海矿院之类的校名有何干系，主要是“东海”二字让人浮想联翩。还有一位男生小声嘟哝“办老字号工学院比东海大学强。学校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啊，却整天考虑更名，可笑！就好像撤县建市一样，有必要吗？向硕士点冲刺倒是硬道理，还有多少本科学校没有硕士点呢？我靠！”“东海？校长怎不说改成太平洋大学， 简称‘太大’呢？”一个女生吃吃地笑了“你真可爱，真逗！”另一位女生小声说“哎，你说我们这一届还能不能赶上东海理工大学的证书呢？不敢想东大、太大了，能沾上大学的边就不错了。”“谁知道呢？”“也许能，也许不能”，“你这话跟放屁一样。” 下面学生在热烈地议论，上面朱院长在激情地演讲。朱院长还不失时机地回忆了最近的收获之一：竟然还将一墙之隔的东海第二中学改成了东海理工学院附属中学。朱院长深有感触地说，当初我们主张这个中学附属到“矿院”的名下，人家怎麽也不肯，但现在就能“附属”了，还不是我们当初的名字不响亮？老朱对附属中学这个钻进学院这只大海螺中“寄生蟹”关爱有加，一点没感到有负担。此外，会计学校，煤炭中专，水产学校三个中专，还有一个矿业专科学校属于大专也合并进来，都没有让老朱产生畏难情绪， 真是“虱子多了不怕咬，欠账多了不怕讨”。 往后，这样一个又大又散，涉及到六个校区的大散摊子，可怎样整呀！矿院的老同志们在会场上都替院长捏一把汗。 徐爽也坐在会场上，开始，还在心里翻腾一番：什麽是大学？大学难道就是大吗？楼房大，面积大，规模大，这就是大……学？那大学里的教师高大起来了吗？能称得上大师的有几个呢？一串问句冲撞了几下脑电波之后，徐爽有点迷糊了，隐约感觉无论怎样改名，改得如何生动漂亮，都和自己无关了。她的心在漂流，思绪在漫游，在她的脑海中晃动的是些似乎没有逻辑联系的思维碎片：中国，加拿大，雷锋，白求恩，泛着黄土的东海，闪着白光的北美雪原，爸爸的收音机，妈妈de旧棉鞋……它们慢慢变幻成一只只摇曳的小船，飘荡在她迷茫的心湖里，她昏昏欲睡，院长高一声低一声的演讲成了一首不柔和的催眠曲。 第十六章 分房的酸楚 徐爽对矿院更改校名一事毫不热心，在院长带领全院师生折腾校名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她时常为自己的房子问题愁肠百结。尽管她时不时冒出移民的念头，但又觉得那似乎很遥远，很不现实。最现实的还是要有个像样的“窝儿”先住着。 从1982年到1992年，弹指一挥间，十年的时光流走了。徐爽由一位二十岁的年轻女子，跨入了大龄青年的行列。与她一同分来的那帮年轻人，全都成家了，有的孩子都快十岁了。唯独她，还是孤身一人。研究生没考上，终身大事也耽误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姑娘”、“老处女”，成了“矿院”一帮闲人茶余饭后磨牙的“下脚料”。 特别让徐爽难受的是，这件事还影响到她的住房。与她资历相同的教职工，大都住进了两室一厅的新房，即使是看大门的，做饭的，烧锅炉的，只要工作的年限足够长，也搬进了新居。她教过的学生，后来留校的，也都陆续迎来了“乔迁之喜”。已到而立之年的她，却不得不继续住单身宿舍，跟刚分来的一帮二十出头的小青年泡在一起。 矿院在十年间，陆续盖起了四座教职工宿舍楼，每座大楼竣工时，都伴随着一届“分房委员会”的诞生。 每次分房前，徐爽都很兴奋，热切盼望能住上带厕所和厨房的套间，也享受一番现代化的新生活；而且，还可以将老父老母从山东接来住上一段时间。但每次，“分房机构”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将徐爽拒之门外。直到1991年秋天，徐爽老爸去世，也没能实现这一美好愿望。 “委员会”领导给她做过这样的思想工作：需要房子的人太多了，同样的条件，先紧着人口多的吧，房子不就是给人住的嘛。你一个人就先克服克服吧。我们还会盖新楼的，下次我们会考虑你的。希望你理解学校的困难。 人的忍耐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徐爽忍了多年，已经忍无可忍了。快到1992年底了，眼见学校又一座教工大楼拔地而起，又听说以后暂时不盖房了，徐爽红了眼，暗暗决定，作最后一搏。 新盖的是座点式楼，里面有二十四套房子，但还是僧多粥少，因为包括徐爽在内有二十八户要瓜分这些“格子”。 这次徐爽学精了，第一，提前找分房委员会要房，实际就是提前申请，暗地找人说情；第二，单枪匹马不行，一定要联合有类似分房“缺陷”（以前以各种理由被拒绝的）的人，一起去“找”，也就是找有关的领导“磨”。在中国，有很多好事，是找出来的，磨出来的，不能守株待兔，等着好事往头上撞。 她琢磨了一下，数理科学系的程飞和学报编辑部的赖铭是联合起来的最佳人选。上一次，程飞夫妇因为是丁克一族，人数不及“三人行”，而败下阵来。赖铭则是因为给矿院一退休老干部当“女婿”，暂时住在老丈人家，被认为不是住房困难户，而不予以优先考虑。这“一二三”的联合体太具代表性了，他们要在徐爽的带领下，向分房委员会发起新一轮总攻。 这届分房委员会的主任是院党委副书记石辉。石书记给人的感觉是表面上嘻嘻哈哈、平易近人，实际上心有芥蒂拒人于千里之外。笑容比阳光灿烂，心肠比石头冰冷，这是矿院人对他的评价。 徐爽同程飞、赖铭商量好了，就给石书记打电话。石书记客气地说，“上班时间，很忙，还要处理一些事情，别的时候再谈吧。”说着，就挂了电话。三人又研究，要不晚饭后去他家找他？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晚饭后，几人相约来到石书记的房前，由徐爽敲开了他家的房门。门一打开，酒气、喧哗、热浪扑面而来，探头朝里望，外面三人看到，对着门的宽敞的客厅里，七八个人或坐或站围着一张大圆桌子，桌上摆满了酒菜，几个人已喝得醉醺醺的了。隐约传来“石书记，喝……喝”，“我敬你一杯，石……石书记”的敬酒声。赖铭还看到成教处的小许科长也扎在那人堆之间，心想：“他来做啥？面子真大呀，还能到党委副书记家里做客。”但徐爽他们怎麽也看不到石书记，只听开门的大男孩冲着里面喊：“爸！有人找！”方见石书记从挡着的众人群里起身，蹒蹒跚跚来到门前：“唔……是你们那。我们几个人在聚餐，你看，我们换个时间好吗？”“你啥时有时间呢？” “再说吧，好吧？”尽管石书记和颜悦色，站在门外的三人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透心凉的感觉。没办法，总不能把石书记的好事给搅合了，还是走人吧。 三人商量好，第二天早上上班前截住石书记，否则他会借故再次逃脱。大概早上七点钟，石书记的家门又被敲响了，当然，这次，徐爽敲得有些胆怯，敲完后，就一闪身躲在两位男士后面。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石书记的半张脸露了出来，那脸是半阴不晴的，他轻轻地说：“家人在休息，还没起来，现在不是时候。”随后，就将门又轻轻关上了。三人愣了片刻，听到里面传出石书记的声音：“真不懂事儿，一大早又来了！” 三人下楼时，颇感尴尬，谁也不说话。 又熬了两天，徐爽按捺不住给另两位打电话，要再次冲击石大人。两位男人无奈地说：“算了，随他去了。”徐爽有个犟脾气，“算了？没那麽容易。你们不找，我找。” 她想了想，再贸然去敲门，恐怕还得吃闭门羹，况且，自己也不是孤胆英雄。还是先打个电话，跟他约个时间，赴“约会”算了。打到石书记的办公室，接电话的却是秘书小董， 小董说：“石书记的脚扭了，在家休息。现在，肖副校长接管了‘分房委员会’的工作，有什麽事儿直接找肖副校长好了。”徐爽不知道，石校长的脚是真扭了还是假扭了，反正人们风传这几天找老石的人挤破头了，老石不胜其烦，可能就使出了“中途脱身”这一招。 肖副校长被不少人称为“肖大青天”，徐爽并没有真正接触过肖校长，只是在路上碰到打过几个不疼不痒的招呼。 有一点可以肯定，肖副校长比石副书记容易接近，至少徐爽一行三人利用晚上的时间第一次敲门，就被迎了进去，还被肖的爱人——矿院的一位普通坐办公室的人员，热情地安排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与肖副校长平起平坐，这着实让徐爽们受宠若惊了一阵儿。 肖副校长明察秋毫，不等来人开口，就先给三人打起了“预防针”，他先是大谈今年学院房源的紧张状况，然后，又话锋一转，好像是代表院党委表示体谅教职工的住房困难，接着便将皮球自然而然地踢给了三个可怜的要房人，希望他们能顾全大局，体谅学校的难处。说者眉飞色舞，侃侃而谈；听者心里发毛，心惊肉跳。 徐爽听说“房委会”已经开过一次会了，但她并不清楚细节。她哪里知道，当她的要房申请被摆上桌面以后，有几位分房委员对她要房这件事本身倒没有多大兴趣，反而对她的独身状况来了一番兴致勃勃地议论： “徐爽都三十岁了吧？这可是个要命的岁数呀，我意思是对找对象来说。 “三十岁还没结婚的小伙子不多，要找只能找二婚头了。” “像她那脾气，给老头子当填房？要是男的有个三男两女的，一大堆孩子，还不活受罪嘛。” 人们围坐在一起，痛痛快快地涮着自己找上门来找涮的徐爽，暂时忘却了他们的使命——分房。 不过，诸位还是在肖副校长的引导下，慢慢回游到正题上。只是徐爽他们的住房问题，会上争论不休，悬而未决。委员们大都趋向于先解决住房困难户的房子问题，也就是先考虑现今人口多，住房面积狭小的那部分申请人的要求。 现在，徐爽们就坐在满脑袋条条框框的肖副校长面前，首先，老肖就对徐爽一人申请两室一厅的住房想不通。 这次，徐爽换了一种说法：父亲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在山东生活不放心，想把她接来住。肖副 校长说：“那户口呢？也迁来吗？不迁，分房人口还是你一个。”末了，还不无关心地补上一句：“我说，小徐，别光折腾房子了，你不能跟老娘过一辈子吧？先把个人的事情解决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更重要的。不要舍本求末呀！” 接下来，肖副校长就开始做程飞的思想工作，他耐心地开导程老师：“你还得做好分不到新房的思想准备。你想啊，与你其他方面条件相当的住房困难户不少，但人家人口多，有的还老少三代，你忍心两个人住大房子，让别人一大家子挤在小房子里？小两口嘛，一室一厅也凑合了。你说我说得对吗？” 程老师一肚子气：“怎麽是我挤了他们？我的条件摆在那儿，按道理讲，去年我就应该搬进二居室了。” “是的，是的，你想过没有哇？房子是给人住的，同样条件下，优先考虑人口多的，没话说吧？看问题，不能老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你们小两口，再克服克服嘛。” “操，什麽小两口，快熬成老两口了”，程飞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实在压抑不住地说“肖校长，您老强调人口，晚婚晚育应该鼓励嘛，不说照顾，也不能排挤呀。” 肖副校长笑了，笑得有点狰狞：“哈哈哈，晚婚晚育，小程啊，别这样较真，不然……”老肖不由得想起了那天会上，人们对程飞的议论： “结婚四五年了，还没有孩子。” “也许，人家不想要吧？” “不是不想要，是生不出来。” “看着两人正正常常的，不知道是谁的毛病？” “听说是男的，少精症，咳……” 真是八卦之心，人皆有之，肖大青天也不例外啊。 肖副校长的脸上出现了一种与身份不大相符的调侃的表情，似乎是嘲弄程飞：“得了吧，还好意思说晚婚晚育？”当然，碍于副校长的身份，是绝对不能说出口的。 解决完了徐爽和程飞的问题，肖副校长又不失时机地将话题转到赖铭身上。赖铭是个憨厚的中年人，夫妻二人同是矿院职工，女方是学校附属幼儿园的教师，也是一退休老干部的千斤。小两口结婚后在老丈人家住过一段时间，之后，搬进了矿院的临时简易房里，没有厕所，也没有厨房，实际上就是一个单间，做饭在走廊。赖铭的老丈人家是三室一厅，但儿子结婚后就住在家里，儿子儿媳都是外单位职工。 在分房会议上，赖铭的情况也让有的分房委员气不打一处来：老李头子（赖铭的老丈人）怎这样偏心眼呢？让儿子住在家里，女儿晾在外面，重男轻女呀。再说了，他儿子还是外单位的人呢，女儿好歹还是本校职工呢。学校盖房是为本校职工谋福利的，不是解决他们那些个孙男弟女的。这赖铭也够窝囊的，要是我非得拽着媳妇搬回家不可。 肖副校长将委员们的意见，委婉地转达给赖铭。赖铭不服气：那房子是老头子自己的，愿给谁住给谁住；我们也是本校职工，应该得到应得的待遇。 肖副校长笑了：话是这麽说，但是在房源紧张的情况下，你们还有解决的办法，至少有老丈人作后盾，有你们的退路，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别的人就没这条件了，你说是不？你老丈人家，怎麽说呢？儿子能住，女儿就不能住？女儿不是人？ 赖铭越听越恼火，都不知道该恨谁了。本来在住房上，他就跟丈母娘家有龃龉，这下，让人一挑拨，无名火又上来了。回去，又跟老两口闹了一场，惹得两位老人骂他，就会窝里斗，有能耐到外面闹呀，要不，就直接搬到肖副校长家住，他也是三室一厅。这是后话。 肖副校长的确在这次“劝慰会”上，拿他的三居室说事了。矿院的三居室的面积，并不是一般大，而是分小三居和大三居。当初，分房时，肖副校长还是系级干部，又比较年轻，所以，分的是小三室一厅。 肖副校长一边开导三位要房人，一边将自己作为一个典型例子搬出来：“你们看，按条件我也该搬进大三室了，但考虑到有的人比我更需要大房子，我劝窦老师（他爱人）再克服克服了。当干部的就要以身作则嘛。” 三个人坐在肖副校长的家里，被灌了一顿迷魂汤之后，便起身告辞了。 隔了几日，徐爽三人商量一番之后，准备向肖副校长发起最后一次进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又相约来到肖校长住的楼门前。不想，楼前一片混乱，一些男男女女正从楼上搬家具，一打听，原来肖副校长正在搬家，再一深究，是往七号楼里的大三室搬，那儿刚有一套大房子腾出来，原房主调去省城了。 “咋回事儿？”“肖校长不是说……”正当徐爽他们疑惑地站在楼前发呆时，肖副校长急匆匆地下来了，他对三人说：“要不说，女人就是女人，依着我，就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不动了，这个窦老师就是想不通，说什麽，不该咱住的咱也不抢，该咱住的咱也不让…… 说不通她，我也懒得管这些闲事了，随她整吧。”说着，肖副校长看看手表：“还有个会，等着我呢！我们以后谈。”说完，匆匆走了，留下徐爽三人，大眼瞪小眼。 徐爽们为了房子，一趟趟往分房委员会跑，快跑出毛病来了，几乎患了找人疲劳症。最后，一提房，就有呕的感觉。爱咋咋的吧，自己的命运是掌握在人家的手里的，急也没用，静等吧。 最后，分房方案张榜公布，徐爽和程飞得到的是一室一厅。给赖铭的答复是，最好搬到老丈人家暂住；若有困难，可继续租住单身教工宿舍，等待有朝一日解决住房问题。令人吃惊的是，职称为助教，职务是成教处里一个科室的科长的小许，竟排在二居室的人员名单的最后面。论职称，他比徐爽低，矿院规定讲师比正科级高两个分房的百分点，分房时，优先考虑职称、职务，其次，再考虑人口等。为何徐爽和小许就颠倒过来了？ 徐爽忍不住去找肖副校长评理去了。肖副校长解释说，小许是个特例，他在成教处工作，为学校的创收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盖这新教工宿舍楼，还是他找的关系，跟包工头讨价还价，节省了不少基建费用。“不要忘了，你年终的奖金有一部分就是他‘赚’来的，这样的人才，不能不考虑吧？当然了，你教书育人，也是从另一方面为矿院，为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献力。作为教师，我们的姿态应该更高一些嘛。”肖副校长语重心长地说，“ 打击了小许这一类人的积极性，我们矿院的生存都成问题，何谈盖房呢？” 徐爽眼前的肖副校长的脸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那天晚上，小许在石副书记家里“狂欢”的场面。 第十七章 海龟夏明德 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徐爽连续几年为“住房”而奋斗，她原来的同事夏明德冬去春来为出国而进修。这些都很重要。只是徐爽忙活了半天，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夏明德则经过一番奋战，如愿空降在欧洲的土地上。 九十年代初期，在矿院，出国进修还被许多人看成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即使到一个比中国还差的第三世界国家，只要能飞出国门，人们的心中也会微波荡漾。 矿院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到了部里的红头文件，从青年教师中选拔德才兼备的，外语好的送到指定的培训点培训，考试通过后即送到国外进修。 学校首先想到了夏明德，夏明德本人也是心情激动，跃跃欲试，两下里正好合拍。1992年初，他就告别妻女，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去中原一个城市的培训点接受为期一年的英语培训。结业考试时，考出了好成绩。根据需要，部里欲派他赴匈牙利进修，于是，再培训一年半的“匈语”，经过苦钻苦研，他基本上掌握了匈语，又通过了考试。这是夏明德的长项，对语言的把握能力强。这样，历时两年半的脱产学习，造就了一位赴匈牙利进修一年机械设计的“国外访问学者”。 夏明德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尽管置身海外，与矿院远隔万里，但他那一颗海外赤子之心却和国内的学校贴得很紧。他重点与校党委书记和院长电话或书信联系。有几次开会时，书记和校长都情不自禁地感慨海外赤子夏明德那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甚至还号召全校师生员工以他为榜样，热爱教育事业，做好本职工作。 中间，夏明德还回了一趟国，确切地说是专门回到矿院与头头脑脑的要人和机械系教职员工见面。他是个有心人，自然忘不了带回一些异国的特产。给校级干部选购的是赫兰多瓷器和匈牙利刺绣，给黎民百姓买的是匈牙利糖块——专门利用课间休息时间，散发到系办公室，请下课休息的教师品尝。而他就坐在苏善林的办公桌对面，一面与老苏寒暄，一面微笑地看着曾在自己手下工作的教书匠们吃糖的百态： 徐爽剥了一块填进嘴里，两下子就嚼碎了：“吆，跟中国糖也没啥区别嘛。” 韦君巴咂了几下接过话茬说：“甜，甜，比国产糖有味道。” “还是我们主任想着大家，这大老远地还带糖回来给大家吃”于卞莉用舌头抿着糖块瞅着夏明德说。 “哎，夏主任，你很快就会学成归来吧？大家想你呢。”当时还没调走的李瑶说话的声音和表情比糖块还腻还甜。 尽管夏明德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飘游在外，没跟大家接触了，主任的宝座上也坐上了另一个人的屁股，但他的气质和风度仍然与从前无异，甚至平添了一种成熟和儒雅的成份。 他一问一答地与昔日的平级和属下搭讪着，只有徐爽吃得多，说得少，似乎夏明德也没太注意她。上课铃一响，大家便向夏主任道别，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夏明德在矿院上上下下忙了几天后，又踏上了征程，还有半年的进修学习时间等着他消耗。其间，他给学校打回一个电话，大意是说，他的指导教授盛情挽留他留在“匈国”，继续科学研究的生涯，他正考虑如何婉言谢绝。这下，着实让党委书记和校长紧张了一番，这小夏可是校级领导的后备人选呀，万一留在了海外，这将是学院的一大损失哩。 又过了三个月，夏明德给校长打电话说，他反复考虑，还是决定放弃匈牙利优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毅然回归祖国，继续为学校效力；同时，还定下了大致回程的时间。校长一再叮嘱他，回来前，一定打电话告知确切的点儿，好派车去迎接他。 1995年的夏天，夏明德最终回来了！他从上海下了飞机，又坐火车直奔东海市。刚走出车厢，就见校长带着苏善林，施大栋等几个中层干部，还有宣传部的姚部长，笑脸相迎，亲切问候。有几个清秀的女大学生手捧鲜花，恭恭敬敬地献上去，齐声说：夏老师辛苦了！宣传部来人还一个劲地将闪光灯打到夏明德的脸上。现场气氛异常活跃，令人激动。一些顾客出于好奇，提着包裹，停下脚步，驻足观看。他们形单影只的黑色背影，与夏明德的春风得意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天，一条醒目的消息出现在矿院的校报上：留欧学者夏明德学成归来。有几个人私下里，议论了几句宣传部的人不写“留匈学者”，偏偏写“留欧学者”，这一字之差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而对报道中的溢美之词“面对国外的优厚待遇及高薪聘请，他不为所动，毅然选择了回归祖国。”大都没有过多疑问。这篇文章，还配了两张图片，一张是夏明德双手插在裤兜里，悠然站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畔的单人照，背景是具有欧洲古典建筑色彩的布达佩斯议会大楼，他的姿势摆得很潇洒，表情也很自信，不失为一张增光添彩的“玉照”。另一张照片，是夏明德带回的一大箱子书，蕴含着他学到的一大堆知识和对祖国热爱的一片深情。 这一年的进修学习，给夏明德镀上了一层“合金”，虽然没有拿到任何文凭，只有一张进修证明，但因为是在大名鼎鼎的欧洲得到的，也就显得不同凡响了。他是矿院开天辟地第一个学成归来的“游子”。 自夏明德回来后，院里的领导就忙和开了，同时，已经由市委宣传部长改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夏明德的岳父也及时打电话给院长，要他严格要求小夏，督促他不断进取，用他的真才实学来报答矿院对他的培养。 但出乎院党委一班人的想象，夏明德似乎并不急于投入到官场中去。当院里征求他的意见，问他的要求时，他竟选择了“暂不考虑别的，先把学问搞一搞”的答复 ，而且，此事一经传播与渲染，不但大大提升了夏明德的人格，还使他的名声由系内传到系外，很多教师尤其是老教师都对这位学者褒奖有余，肃然起敬。 本来，匈牙利这个国家的知名度并不高，但由于堂堂的前夏副主任曾在这个国家就读，回来后，又发表了许多观感，一度在矿院里引发了“匈牙利热”。他甚至还饶有兴致地在校刊的副页连载了“吃在匈牙利”，其中重点介绍了“土豆烧牛肉”， 似乎这是一道人们闻所未闻，吃所未吃的“天外来菜”。读罢这篇文章，让不少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老教师，忽然怀念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上世纪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同志提出共产主义即是天天吃土豆烧牛肉，不由得产生一种怀旧的情愫。 有的学生还说，难怪夏主任连篇累牍地介绍匈牙利的吃喝，原来英文中的“匈牙利” hungary非常接近饥饿hungry，前者就比后者多出一个像嘴巴的a。 不管怎样说，夏明德回来后，作为机械系中的一分子，还真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忙于教书治学。他除了将自己教的一门老课程——机械制图重新拾起来之外，还开设了两门外语课：专业英语和匈语选修。选修匈牙利语的只有来自外文系的七名同学，问他们为何选修匈牙利语，大都说是好奇或对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夏老师有崇拜之心。 时间在悄悄地向前推进，转眼到了年底，很快又过了春节。寒假过后，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的马拉松工程又拉开了序幕。此时，夏明德才发现，他“出走”的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以前跟他同时评上讲师职称的这帮人，也就是韦君、徐爽，包括于卞莉等，都不甘寂寞，像坐上直升飞机似的，全都接二连三抛出了好几篇论文，而且都是在有刊号的刊物上发表的。想想自己这几年一直在折腾外语，出去后也就是学了几门课程，在实验室做过几个试验，还没有炮制出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离高级职称对论文的要求还差着一截，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照这样下去，韦君们都戴上了高级职称的桂冠，他还得顶着个小小的讲师帽子；更可悲的是，他因为出国进修 ，还丢弃了副主任的桂冠，这一时半时地也找不到机会晋升，似乎所有的职位都被人占了。 咳，迷人的匈牙利，美丽的多瑙河，你究竟带给我什麽？夏明德对着那个遥远的东欧小国，长叹了一口气。 尽管他心里翻腾得波浪起伏，但从表面来看，还是心平气和，不显山不露水，这也是夏明德的特长，善于掩饰不好的情绪。 系里的教学秘书小王好几次问夏明德，报不报高级职称，夏明德都以“刚回来不长时间，教学工作量不太饱满，以及名额有限，还是先让给其他人评吧”为由，婉言谢绝了。这件事，在教师中传为佳话，大家隐约觉得夏明德没有许多人有的功利之心，是个一门心思做学问的料子。他的群众基础越来越好。 常言说，家是心灵的港湾，在外漂泊的累了，就要在家里好好放松放松。无论在外如何尽心“演戏”，扮演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差别很大的角色，一走进家门，真实的夏明德就暴露无遗了。他的“个子挺高，长得不咋地”的老婆，对夏明德照顾得很好，夏明德对她和孩子也不错。在夏明德的老丈人眼里，这小伙子头脑活络，为人谨慎，也肯学习，是个人才，确切地说，是个当干部的材料。当初，夏明德从匈牙利回国后，没有急于进入官场，他觉得，小伙子很扎实，应该先静下心来，搞点学问，在大专院校里混，得有点真才实学。所以，身为人大主任的他，尽管帮他在矿院谋个一官半职，不费吹灰之力，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动声色地让小夏再磨练磨练。 一个周末的夜晚，夏明德和老婆带着孩子去老丈人家吃晚餐，饭后，夏明德陪兴致勃勃的老头下了几盘象棋，其间，两人一边下棋，一边唠嗑。过去他俩也常常这样，老头喜欢夏明德的老练和沉稳，尤其是喜欢这种下棋的和谐气氛，每次，老头儿都能在危急关头，挽回败局，让他觉出一种惊喜。他不认为是夏明德有意让给他，这实在是夏明德让棋也让得高明。 听着老伴和女儿在卧室里关着门戚戚喳喳地，间或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女生掺合在中间，那是他的宝贝外孙女琪琪，老头儿悠然自得，眯缝着眼，轻轻喊了一声：“嘿，你们，我说你们呀，给我和小夏一人再倒杯茶，我们再下一盘。”随着老头一声欣喜的“将军！”夏明德又成功地输了一局，他脸上露出了遗憾和佩服相混合的复杂表情。老头儿痛痛快快地长舒了一口气，倚在转椅的靠背上，抬起头看着自己的爱婿问：怎麽样？回来后，这一段时间，矿院各方面的情况都熟悉了吧？夏明德微笑着缓缓地说：矿院的科研水平还需要加强，一些必要的设备和研究用的资料还比较缺乏，要想搞出点东西来，光有满腔的热情还不行，还得有一定的调度能力和职位，不然，连购买仪器和图书的权利都没有。“您说是吧？爸爸。”为避免老爷子听着不顺耳，夏明德最后专门加了这个短短的问句。老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很快，学校一把手就接到市人大主任打来的电话，大意是：国家培养一个出国人才很不容易，要多给夏明德加一些担子，严格要求他，别让他太轻松了，要让他尽可能多做一些工作，好让他报答国家和矿院对他的培养。院领导心领神会，很快就考虑提拔夏明德为院长助理。当然，提拔这样一个有背景的人才也不像吹一口气那样容易，也要走好几个程序： 先是在学校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配备院长助理的重要性，而且特别强调一个指导思想：要在省委高校工委和学院党委领导下，以革命导师的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省教委的文件精神，着眼于适应学院的改革发展和领导班子长远建设的需要，认真做好院长助理配备工作。 而且，还下发了一个院级红头文件，专门规定了院长助理的资格条件：年龄40以下，本科以上学历，学士以上学位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还特别在括弧里注明“有海外学习经历的优先考虑”，好处是能及时了解国内外的学术动态，便于在学术上跟国际接轨，有利于矿院的生存发展。 其次，还强调了本次配备院长助理要注重学科和专业结构，要从现有学科和学院今后发展的实际需要角度考虑院长助理人选。特别指出，机械系和化工系是重点“申硕”单位，最好，能从这两个系中产生。 当然，后面还规定了一系列的方法步骤：先召开党委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确定具体的配备操作方案；院党委将此方案上报省高校工委征求意见；召开院长助理民主推荐大会，进行民主选举，参加民主推荐大会人员包括院领导、中层干部、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民主党派负责人；召开党委会，综合党委和群众的意见研究确定院长助理人选名单；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公示，为期三天；上报省委高校工委审批；院党委正式文件任命。 这份文件，老苏看了印象最深的是：院长助理的级别高于系一把手，属副局级别，而且纳入院级领导班子年度考核范围，这一点中层干部们只能看着眼红。一样大的萝卜，人家长在了（辈）上。“萝卜不大，长在辈上”，老苏心里想，“md，后生可畏呀！” 只要不糊涂，谁都能看出来，符合院长助理资格条件的就一个人——夏明德，或者说，这些条件就是专门为夏明德量身定做的。 民主投票的结果，夏明德获得了52%的选票，其他几人的票很分散，都没有超过一半。 就这样，1996年春夏之交，学者夏明德在呼声很高的民主风浪中，被名正言顺地重新推上了仕途。有一句话怎样说来着？干得好不如娶得好哇。 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夏明德一边认真履行他的院长助理的神圣职责，一边为他下一次申报高级职称打着算盘。他明白，要在矿院混出一片蓝天，光有一个无足轻重的中级职称——讲师，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要副高职以上。 他的问题就出在没有论文上，这确实是他的弱项。讲起话来，有条有理，极少拿稿子念的他，写一篇专业方面的论文，却觉得力不从心。但不到一年，他就与于卞莉合作发表了五六篇文章，加上他在一些内刊及校刊上登载的数篇谈教学改革方面的论文，也凑齐了材料。但他还是担心文章不太过硬，最后，没敢报副教授，报了高级工程师。当时，申报高工不需要校外的专家评审，也不需要上报到省教委审批，只需到部里报批，而部里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特殊情况，一律放行。于是，夏明德就顺利地评上了高工。这是后话。 第十八章 红色娘子军 夏明德不是只知道教书育人、出国进修、兼当干部的学者，他同时还是文体活动积极分子，他和所有的矿院人一样，业余文化娱乐生活相当丰富。 说来奇怪，“矿院”在教学科研这些衡量一个学校优劣的硬指标上总是在省里排不上号，历来都是倒着数的，但在开展群众体育运动方面，却一贯搞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走在全省高校的前列。尤其是“矿院”的教职工，简直像着了魔似的，比学生还青睐体育运动场所。各种赛事在这里是曾出不穷，春季和秋季的校运会就不用说了，单是各种球类比赛，什麽排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甚至不大好踢的足球，一年四季也总是在矿院的天上飞，地上跳，各种赛事进行得那叫如火如荼。不少教职工在球场上上窜下跳，穿梭奔跑的身影比他们在课堂上还豪迈潇洒。 每个系部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也叫强项，机械系历年来就以女排的长盛不衰而闻名于校。每次全院的排球联赛，基本上都能拿个“纸金人儿”，偶尔失利也能捡个半红不紫的“孔老二”。当然，机械系的辉煌战绩与徐爽这个扣球手的出色发挥是分不开的，只要别人传球基本到位，她都能跳起来“扣杀”，不过，威力要比中国女排差远了，要真有郎平那两下子，一个人满场跳也能把对手打个稀里哗啦。徐爽的水平对付矿院的女教工那是绰绰有余的。话说回来，徐爽也没长上三头六臂，靠她一个人还是不够的，其他五个人也不是“草包”，李瑶、于卞莉、万彩霞还有两个新分配来的年轻教师虽然不会扣球，但都能接发球。即使李瑶调走后，机械系女排的实力也没受影响，因为后备力量也不弱。在这种低水平的排球赛事中，只要发球不偏，垫球不飞，时不时再“啪”地一声扣球，基本上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机械系女排成立已经十几年了，当年的小姑娘徐爽已经快步入中年人的行列了（在矿院的运动场上，女子35岁以上就被当成中年人），新分来的女大学生们的人数能组成四个女排阵容。按说，体育项目更适合年轻人掺合，无奈，“矿院”人个个都是体育运动爱好者，都是当仁不让，谁都不想退居二线；再说，新人们由于只是在大学里上过排球课，大都没有机会进行大规模的实战演习，其排球技艺也不咋地，根本就不具备超越老一代机械系女排队员的实力，你凭啥取代“老女排”？于是乎，于卞莉们就稳稳地占领了排球阵地，让围在场外的拿衣裳的递水的替补队员们眼睁睁地站在那儿过“眼瘾”，只希望场上某个人扭了脚脖，闪了后腰，好上场替打一会儿，解解馋。 机械系女排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他们有一个“高级场外义务指导”——夏明德，他充当这一角色已不是三天两早晨了，而是多年如一日，没管春夏与秋冬，几乎场场不拉。只是在他赴匈牙利进修的前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机械系女排暂时失去了夏指导，因而一度走向低迷，连拿了几次亚军。如果把机械系女排比作旧社会的“红色娘子军”，夏明德就是这支队伍中不可缺少的“党代表”洪常青同志。 夏明德对其他球类也不是特别擅长，只是对排球挺有感情也挺有感觉。他在机械系男排中绝对是个领军人物，他个子高，发球的力量大，接球的意识强，扣球扣得狠，甚至还会拦网，加上跑动灵活自如，在场上不一枝独秀还咋哩？他周围的韦君们矮的矮，胖的胖，不但自身条件不佳，后天的训练也不够，个个都像跟排球有仇似的，球到了手里，一拳擂出好远；发球“嘭”的一声能发到半空，之后，那球还沿着夸张的抛物线轨迹远远地跌在场外。二传韦君十有八九不到位，搞得夏明德经常兴冲冲地跳起来准备扣球，结果十有八九扑空。急得他在场上一边接球，一边低声喊：“不慌！稳住！看球！接……接球！ 传到位！胳膊伸直，垫起来！不要用拳头擂！”他的叫喊也不能稳定军心，那些“虾兵蟹将”们照样打得一塌糊涂。有时还发生抢球冲撞的现象，于是少不了互相埋怨，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耐烦。场外助威的机械系的学生喊着“好球！韦老师，加油！夏……”，那声音也越来越小，越来越不理直气壮。他们不明白：这些任课教师，在课堂上神采飞扬，浑身智慧，怎麽在球场上笨手笨脚的？你看他们，表情僵硬，动作失调，充满了不自信，像一群无头的苍蝇似地四处乱撞。有的学生看着扫兴，说一声“没意思”，就脱离“拉拉队”，转身走了。 自然，机械系男教工排球队的战绩不佳，从来没有打进过前六名。 在比赛失利了几次之后，夏明德队长泄气了。他早就把注意的目光转向了屡战屡胜的机械系教工女排。只要男排没有赛事，他准得出现在有机械系女排参赛的场外，站在靠近球网的地方，目不转睛地盯着场上飞来飞去的“花姑娘们”。 女排队员们，对这个热心的场外指导，除了徐爽有点无所谓之外，大都表现出几分虔诚，几多崇拜，总是对夏指导那带有磁性的“低音喇叭”洗耳恭听；尤其是夏老师担当了系副主任，后又荣升了院长助理之后，女队员们更是把夏指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当夏指导喊“暂停”时，他们中的五人会齐沙沙地围在夏明德周围，聆听夏指导的谆谆教诲。夏指导就像袁伟民一样，对着几位叽叽喳喳的女队员，侃侃而谈，面授机宜。所不同的是，袁指导和他的女排姑娘们身高差不多，人家与电线杆子似的队员说话是平视的；而身高一米八五的夏明德站在一群没穿高跟鞋的矮姑娘中间，像一只羊群里的骆驼，不得不低下头伏下身，作弯曲状。姑娘们为迎合高高的夏指导，就尽情地仰起笑脸，荡起欢波，显出一副乖巧温顺、小鸟依人的模样。这个说“夏主任，我的球垫得是不是不到位呀？”那个说，“夏主任，你觉得谁应该接球，就喊一下她的名字，给她提个醒儿，好嘛？”反正，夏明德不用看脸，就知道谁在向他讨教，娇滴滴的是李瑶，软绵绵的是于卞莉，热情似火的是万彩霞，怯生生的带着一股子敬意的是两个“小年轻”。每到这时，夏明德就深吸着女同胞们散发出的女性的温馨气息，听着他们婉转的声音绕着自己的耳鼓律动，心中泛起一种异样的飘飘然的似乎要起飞的感觉。在这支营养着慰籍着夏明德那颗高傲的心灵的队伍中，总是缺少一个人，那就是徐爽。徐爽不会做“女人”，也可以说不会做女下级，每当夏明德作暂停指导时，她就懒懒散散地呆在圈外，有时还会跟对手中的某个队员讲几句话，将排球当篮球在地上随便拍两下，要不就百无聊赖地活动活动腰，看起来跟这个温暖的大集体脱节，也显得对夏指导不够敬重。 开始夏明德做普通教师的时候，对此，也没有太多的不适，随着官位在身，“海龟”后又发生了跃升，徐爽的“目中无人”就变得难以忍受了。不过，他对徐爽的不满是埋在内心深处的，没有采用激烈的方式报复，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怠慢治怠慢，就是从来不提徐爽的名字，也不看她，好像场上只有五位队员。好在徐爽是粗线条的，心思没有微妙到考虑夏指导情绪的份儿上，该怎样打还怎样打，持续不断地发挥着场上核心的作用。 夏明德总是在不经意间瞄一眼李瑶的胸部，当她跑动时，衣衫后面像有两只圆滚滚的猫儿在不安地蠕动，又像是两只活泼的小白兔在跳跃，这时，夏明德就会有几秒钟的分心，忘了关注球员们打球的状况，而对那两个软绵绵鼓囊囊的尤物展开想象的翅膀，在意念中尽情地玩味。有时，还会映现出自己的婆娘，并再一次对那先天发育不良的两个空布袋感到失望。再看于卞莉的，虽说赶不上李瑶的波涛汹涌，但也有两个实实在在的“鼓包”。自从夏明德从匈牙利回来后，他越来越感觉在于卞莉的身上，女人味更加浓厚了。当年的“柴禾妞”、“土包子”、“丑小鸭”，经过十几年城市的历练，加上在 穿衣打扮，化装修眉上的一番讲究，已经看不出身世了，说上海人都有人相信。 后来，李瑶调回原籍，一起分来的老女战友就剩徐爽和于卞莉二人了，由于性格和徐爽的不会做人的原因，夏明德跟于卞莉走得越来越近，和徐爽的距离越来越远。 你说，“距离真的产生美”吗？ 徐爽天性与人有距离，在她那儿，“距离的确产生‘没’”——啥都没了。 第十九章 文化人的一夜情 夏明德最终还是和于卞莉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儿。都说“自古红颜多祸水”，可于卞莉的这位“蓝颜知己”不也生非惹祸，搅翻了一池清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红颜能做到的事，蓝颜岂有做不到之理？ 不知从哪天开始，矿院的校级干部，包括院长助理夏明德，每人都得“包”一个系，也就是定期到自己“承包”的系里去蹲点，了解下情，体察系况。夏明德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机械系的校级联络人。 一天下午，他又到机械系转悠去了。 机械系于卞莉的机械基础教研室就在系办公室隔壁，当时，作为教研室副主任的于卞莉就呆在那里，正批改学生作业。于卞莉是个很会当配角的人，跟老柳一个教研室，管着三个教研小组——柳云杉徐爽的力学组，夏明德的制图组和她自己的机械零件组，总共十几号人。在教研室里，属于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她跟老柳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从形式上来看，就像从来没设教研室副主任这个职位似的。每次开教研室会议，都是老柳说说道道，唱独角戏，只是在末了，老柳会将头转向于卞莉，问一声：“于老师， 你还有什麽事要说的？” 小于的回答在老柳问话之前，已经在老柳的心中有答案了“没啥可说的了”。尽管老柳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但也得顾及影响，不能太目中无人，况且小于挂上“教副”也是他看中的，无论如何，都要给她一点面子，不得不每次走这个过场。小于倒不太计较这些，她要的是这个名份。有这个名份，一来可以多拿教学工作量（每个学期，“教副”这个头衔折合教学工作量30多个学时，每个学时九块钱，就有将近300元钱进帐。自从于卞莉当上这个角差之后，她就不用从工资里再省出钱给爹妈汇钱了，用这多出来的几百外快表示孝心就说得过去了。）；二来，职务晋升，职称评定时，有这个头衔就比没有沾光；三来，教研室里的普通人尤其是新分来的教师，拿着自己当回事儿，少不了捧着敬着，巴结一点。别看教副这个不起眼的芝麻官，还真能给于卞莉带来名利双收的好处，再加上普通人员的讨好，真可谓既有物质上的实惠，又有精神上的欣慰。 在我们这个历史悠悠，人才济济的泱泱大国，人们可以拒绝这个，讨厌那个，但谁都不拒绝“官本位”，谁都不讨厌当领导人。无论某人是不是领导他人的材料，都敢一屁股坐在官位上。 回头还说于卞莉，自从当上“教副”以来，就以教研室为家了，儿子考上省重点中学，到另一个城市上学了；老公在外单位工作，还经常出差，一走就是十几天，屋子里就剩下她一人。呆在家里，有时有点寂寞，还不如蹲在教研室里，一边看作业备课打发时间，一边密切注意系部发展变化的新动向来得有趣味儿。 这不，夏助理已经不失时机地走过来了，于卞莉头顶上像长了眼睛似的，正好在夏明德穿过窗户走过去的一瞬间，将头抬了起来。夏助理也像有心灵感应一样，停下脚步，转过身子。两人隔着玻璃窗对视一笑。于卞莉忙起身，打开门，将夏明德迎进屋里：“夏助理， 你这大忙人，今天怎有时间‘微服私访’？”于卞莉开玩笑地说。自从夏明德走上仕途，先当系副主任，再当校长助理，现在又有风声传出即将提拔为副院长以来，于卞莉就好像忘了他们是一起分配到矿院来的，总是以职务相称。夏明德并没有不适的感觉，还觉得很享受。总比徐爽那个愣头青，见面老是直呼“夏明德”，根本觉察不出夏明德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得好。不知怎麽，他越来越看徐爽不顺眼，甚至懒得搭理她。有时，他还会想到曾经追求徐爽并碰了个软钉子的一幕，感到不可思议：当初，是怎样爱上她的？ 夏助理越来越感觉跟于卞莉说话挥洒自如，舒服惬意。于卞莉是个容易接近的人，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女人味在她身上越来越浓。夏明德总是朦朦胧胧地觉得，他和这个女人，他曾经瞧不起的来自半农家的女人，会发生点啥事儿。他被她吸引着，尽管吸引力并不太强，但两人之间来点事儿还是不是没有可能的。 于卞莉开门让夏明德进屋后，寒暄了几句，就切入正题，这也是于卞莉预先想好的，是有备而来的。她将摊了满桌子的作业本朝旁边归拢了一下，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页打印好的纸，笑盈盈地瞅着夏明德说：“你英语好，给这篇论文的英文提要提提意见嘛。占用你宝贵的时间，真过意不去耶。”夏明德接过文章，说了句“这没什麽”，就专心地审视起那五六行英文提要，果真发现了几个小错误，给于卞莉指出来，得到答谢后，又简单地聊了几句，就借故到隔壁的系办公室去了。于卞莉非常理解这一点，夏明德公务缠身，不宜久留，再说，公共教研室，也不是说话的好地方。 两个月之后，在夏明德几乎忘记了这件小事的当儿，他收到了天津一编辑部的来信，其实，不是真正的信，而是两本杂志。夏明德疑惑地拆开，信手翻看，突然，在杂志的一篇文章的的标题下，他发现了自己的名字，排在于卞莉的后面。这时，他才如梦初醒，想起了教研室的那一幕。对此事，于卞莉也没声张，夏明德也没深究，两人心照不宣，相视而笑。这之后，于卞莉有时通过电话，向夏明德请教一些枝节问题，甚至是一些术语的确切用法，有时在路上碰到也说个三五句，也就是让夏明德感觉他对“于氏论文”多少还是有贡献的。每次，于卞莉都属上夏明德的名字，有时还把夏明德的名字写在自己名字的前面。如此炮制了几篇后，于卞莉也“江郎才尽”了，再也写不出新东西了。 一天，她从网上发现一个网址，竟有代写论文的广告。无论是何种领域的，只要你肯出钱，就有人会代你执笔，像给著名演艺人员写自传捉刀似的。于卞莉一时还下不了决心做这等事，毕竟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像那些名人们没有太多文化。她又一次想起了跟领袖同姓的那位大歌星，她的自传是典型的捉刀之作，不知那幕后的捉刀人拿了“大姐大”多少银子？ 随着申报职称的日期临近，又听说徐爽韦君的论文都凑得差不多了，也要在下年初申报，于卞莉有点火烧火撩了。论文的数量有八九篇了，但作为第一作者的仅四篇，离省里对副高职的最低要求还差一篇。而且要提高竞争力的话，得超出最低要求，也就是越多越好。她的心里开始活动了：没啥不好意思地，我已经独立完成了多篇论文了，出钱让别人代笔，也就是锦上添花了，并没有完全依赖他人，自己的辛勤努力得来的成果还是占了绝对重的份量。这样一想，那种负罪感、耻辱感就都没了，至少是大大减轻了。但每篇1000元的捉笔费也太高了一点，自己掏腰包，真舍不得。他想起了夏明德。 那是九六年夏日的傍晚，老公出差后，于卞莉邀夏明德到家里吃饭，顺便商讨一下论文的事。 夏明德如约而至。无论自己多有身份，也是从机械系出来的，也曾经是于卞莉的老同事，况且人家还帮了自己不少忙。另外， 还有一层隐秘的心里，就是总期望着他和于卞莉之间发生点“化学反应”。夏明德晚上回家晚是常有的事，他的当护士长的老婆也不多问。现在，当官的谁没有应酬呀；况且，老婆还经常加班，有时，夜里值班也不回家。 夏明德来到教工八号宿舍楼，静静地爬上五楼，敲开了于卞莉家的房门。客厅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四五个盘子，分别是，西红柿炒鸡蛋，辣椒炒虾仁，辣子鸡丁，红烧豆腐，还有一碗油菜木耳汤。一瓶剑南春牌的白酒摆在桌上，已经启开了盖子，它旁边，是一罐“青啤”——青岛啤酒。 于卞莉穿着粉底碎花的休闲套装，系着新围裙，满面春风地打量着夏助理。一瞬间，夏明德似乎感受到一种家的气息，心里觉得离于卞莉很近，很近。于卞莉刚喊了一声“夏助理” ，他就摆摆手说，“别这样客气，叫我小夏吧，可以的。”他没忘于卞莉比自己大两岁，刚分来时，总是叫他“小夏”。 他坐在于卞莉的对面，两人边吃边谈，像两口子似的。于卞莉做的菜，都属于家常菜，但她火候掌握得好，佐料放的全而适量，还有点辣椒提味，吃起来蛮可口的。于卞莉一边给夏明德斟酒，一边自己也喝上几小口啤酒，不知不觉，一瓶剑南春白酒就见了底。 夏明德满脸通红，他不是很能喝酒的人；于卞莉的脸上也出现了红晕。他们停下筷子，对视着，于卞莉从那双熟悉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异样的光芒，她的脸更红了。夏明德突然发现，于卞莉一点也不土，说不上漂亮，但有一种女人的味道。像是野地里的月季，散发着清新自然的诱人的芳香。他觉得头有点发昏，舌头好像也不听使唤。他使劲站起来说：“小于，不好意思，酒喝多了，能扶我到你的床上躺一会儿吗？”小于挽着夏明德的胳膊，夏明德的半个身子靠在于卞莉软绵绵的胸部，两人摇摇摆摆来到紧挨客厅的卧室里。 夏明德歪倒在床上，但他并没有闭上眼睛，而是仰视着坐在床头的于卞莉，于卞莉说“夏助理，欧，小夏，我给你倒杯茶，解解酒”。很快，于卞莉捧来一杯清香的茉莉花茶，先扶夏明德坐起来，又帮他把茶喝下去，然后，侧坐在床头。 突然，夏明德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一反文雅的常态，眼睛里闪着梦幻般饥渴而又炽热的光，他一把攥住了于卞莉的双手，这双小手的背部鼓得像馍馍似的，软得像烤透了的红薯。于卞莉也不觉得唐突，她笑眯眯地看着夏明德用他的大手玩弄着她的小手。夏含混不清地说“你，转过身来”，于卞莉忸怩着将后背对准了他，夏明德探起身，趁势用双臂环住了于卞莉的胸部，隔着于的衬衫，夏明德来回捏着那两个面包，他感觉两个球状物在里面滚动了一会儿，手指发痒，干脆直接将手伸了进去。他先碰到了硬硬的珠子一样的东西，接着就用每只手的三个指头捏住它们，像滚小球儿似的滚那两个小玩意儿。蓦地，他顺着于卞莉的肚脐线，一下深入到于的下部，摸索着那片神秘地带，于卞莉身体微微一颤，脸骤然绯红。她扭头看了夏明德一眼，夏两手忙乎着，眯缝着眼，像是在看着她，又像是在用手体味着什麽。于卞莉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她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是一个有丈夫有孩子的奔40岁的女人，一种久渴逢甘泉的冲动传遍全身，似乎是那麽渴望一种侵入，特别是让这个自己很有感觉的男人的入侵。她接下来的动作好像也不受大脑支配了，当夏明德从后面试图摸索她的上衣扣子时，她比他的手还快，一连将五个扣子全解开了，又将那个罩子也褪下来，这样，整个胸部就裸露在夏明德的面前。坐在对面的男人惊呆了：“小于，你的身体好白，你的。。。好圆，比你的脸白，比你的脸还好看。”夏明德喃喃地说。他只呆呆地看了片刻，就扑上去，轮换着轻轻地含住那两个小珠子，还用牙齿轻轻咬住它们，吸吮着。他的家伙已经胀得受不了了，他略显粗鲁地扒下于的裤子，于卞莉配合着将内裤褪下，之后，夏明德急不可耐地将自己的衬衫解下一个扣子，从上面像脱毛衣一样将衬衫揪下，又三下五除二甩掉裤子裤头。他将于卞莉轻轻放在床上，以传统的姿势进入了于卞莉的身体。他喘着粗气，在于的柔软的身上运动了一会儿，感觉底下十分润滑，进出自如之后，就将伏在于卞莉身上的上半截抬起，用手撑在于的身体的两侧，下面的部分在于卞莉那儿进进出出。他痴迷地看着于的双眼，平常不算美丽的小于，在他的“滋润”下，显得娇羞妩媚，楚楚动人。他夸张地说：“你真漂亮，怪道山西出美人，貂蝉就是你们那儿的吧？” 小于知道夏明德是“性中戏言”，也不当真，只是一会儿闭上眼享受，一会儿睁开眼与夏明德四目相对，间或还盯着夏明德的器具在她那神秘的草地上一进一出，她慢慢陶醉了。夏明德俯视着身下的尤物，她的脖子以下是那样性感，白而长的脖颈，流水似的双肩，富于弹性的圆圆的面包，还有这片湿润的草地。他禁不住说：“你很性感”，底下的回应：“你很健美”。很快，夏明德感觉于卞莉的里面在跳动，他第一次体会到女性的里面会说话是啥感觉，像两只绵软的小手在抚摸，又像是两片肉嘟嘟的嘴唇在吸吮，他一阵晕眩，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传遍全身，不受控制地地将那股液体喷撒了出去。于卞莉借机将他搂住，拉他又回到自己的身体上，夏明德咬着她的耳朵，喘着粗气说：“真好受，你呢？”于卞莉撒娇似的亲了夏明德的脸颊一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于卞莉已经两次达到高潮，先是心理上的，他觉得夏明德是在用“心”去插入，而不像自己的丈夫，虽然像史泰龙一样刚勇，但却缺少浪漫的情调和感情的色彩，让她不能达到“全高潮”。于卞莉的第二次高潮是身体上的，此时，他正在夏明德的身体下面，玩味着那种奇妙的快感。 夏明德真服了于卞莉了，忍不住想：什麽都可以跟文化程度，家庭背景挂上钩，唯独性感，性能力，性表现，性发挥与这些毫不沾边，它是与生俱来的。 一个农家女子可以很娴熟地运用性技巧展现性魅力，而一个大家闺秀未必能做的叫男人身心舒畅。 他想起了自己的婆娘，虽出自“名门”，但先天条件就像跟性感是冤家似的。身高一米七二，体重才一百斤，从脖子到脚，就是一张皮裹着一身骨头，趴在上面硌得难受。在和于卞莉这次交媾之前，他甚至怀疑自己患了“不举”症，每次老婆有需要时，他都感到力不从心，多次处于半软不硬的状态。为了不使老婆失望，他悄悄地服用了伟哥，那蓝色的小胶囊只能帮一会儿忙，不持久。不过，老婆还算有教养的人，没有埋怨他，只是眼看着像久不浇水的花草，枯萎了。 是于卞莉让他又重拾男人的自尊，使他确信自己什麽毛病都没有，是家里的“排骨”打击了他的“性致”。说来男人的这个东西的强弱还真能影响大局，没有哪个男人是不在乎自己的“雄风”的。大作家海明威，给人的印象是，坚毅如钢铁，硬朗如磐石，似乎任何力量都不能击垮他。但据说，恰恰是男人的那个东西，让他觉得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作为男人的尊严，于是，在晚年，当屡次受挫，雄风不在时，他将枪口对准了自己。这是夏明德看过的一个印象很深的故事。 夏明德和于卞莉就这样各自想着自己心事，一边闲谈着，一边穿好了衣服。于卞莉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提起了“捉刀写论文”一事，她说得很自然，很委婉，夏明德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说：“小于，按说我们是不应该朝这方面想的，但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眼看就要报职称了，这次的名额又比较多，错过去可惜了，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不过，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于卞莉从夏明德的最后一句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她知道夏明德的酒醒了，她也知道夏明德再不会与她纠缠了。因为夏明德还是很看重名声的，再说，他的老婆的背景是她于卞莉望尘莫及的，夏舍不得甩掉那个宝贝。而她于卞莉有老公，儿子，也不愿一家人散了。他俩内心都明白，他们是在一种特定的氛围下的激情一闪念，才做下了这桩“好事”，过去之后，就要走上正轨了。 夏明德答应批给于卞莉2000元的科研经费，当然要先在校内以两人的名义，申报一个科研项目，其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体现，也就是将以后找人代写的论文，算在这个科研项目上，给捉刀人的费用演变成论文版面费。于是自己不用花一分钱，写一个字，两篇署有夏明德于卞莉名字的论文，就先后抛了出去。 自夏明德与于卞莉这唯一的一次肌肤之亲过后，夏对于卞莉的感情就来了一番升华。男人一跟女人有了身体接触，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就烙在心中了；那 女人在男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其他女人不容易替代的。以后，在多种场合，他都会偏向于卞莉，为伊说话，为伊做事。尽管他是个聪明人，说和做的都比较隐秘，但群众也不是傻瓜，人们隐约吧咂出两人的关系不寻常。不过，这二人很会搞群众关系，没有得罪什麽人，并没有人深究细追之。倒是于卞莉出于某种考虑，会有意透露一点“我跟夏明德的关系不错”的内部信息，惹得一些年轻人或者说附炎趋势之人，总是围着她转，拣好听的说，拍马屁的干活。 有时，于卞莉想起跟夏明德的一夜情，仍然会十分激动，同时夹杂着一丝歉意——对丈夫的，好在就这一次，她这样安慰自己，不安的感觉就一闪而过了。 那件事过后不久，夏明德就被派到省委党校学习去了，这一去就是三个月的时间。其间，夏明德以学习任务重为由，竟没有在中间抽时间回来看看，当然，这里面也有不愿面对妻子的成分。他并不是因为出轨对妻子有歉意而不愿回家，而是担心下面出现麻烦。他深知这个硬道理：男人越软，女人越硬；相反，男人越坚挺，女人越温柔。别看妻子表面上挺有气度和风度，说不定哪天就由于自己的不争气的家伙让她凶相毕露的。夏明德私下里担心着，还是能躲一天算一天吧。 三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晃悠就滑过去了。夏明德打包回家后，发现妻子变了。妻子以前是直发，在后面梳着一个马尾巴，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而前面脑门是光秃秃的，单看那“前门楼”，还真有点男子汉的气概，又宽又亮，还往后坡着。现在，一卷刘海遮住了半个脑门，而且刘海和发梢都烫过了，无形中，增添了几分妩媚。再看牙齿，过去四个明显歪斜的大门牙，不但号码变小了，也整齐了。满口牙，像码得整整齐齐的棒子粒似的，一笑，再也看不见往昔的狰狞相了，相反，还有了点甜蜜诱人的味道。后来，他才知道妻子做了进口拷瓷牙，一个大牙800块钱，我的妈呀，3200块钱现在就悬在妻的嘴里，金牙也没这样贵呀。再打量妻的胸部，更是被吓了一跳，虽说还没达到波涛汹涌的地步，也比原先丰满了1。5个数量级。当天晚上，夏明德与妻子早早上床，床头灯开着，透出一束温柔的光，妻子的笑容也格外甜美温润，已经去掉了笑时以手掩口的旧习惯。她自动脱下衣裳，大大方方地面对着夏明德躺着，夏也很自然地伸出手，摸挲着她那两个丰满的乳房。他轻轻地将妻子的双乳往一块挤，说是看乳沟；又仔细察看腋下，确定有无疤痕。他听说，隆过胸的人都会在那里缝合，于腋下留下蛛丝马迹。当发现一切正常时，他弹了弹妻子翘起的奶子，嘻笑着说：“怎麽？像变戏法似地弄得这样大？”妻子嗔怪着：“笨，拉灯！（与几年后冒出的著名恐怖大亨“本·拉登”的名字发音相同）好，我告诉你。”之后，夏明德才知道，自己不在的这三个月里，妻子一直在使用一种托人从香港买来的国外出产的特效丰乳霜。那丰乳霜真是奇妙，一天抹两次，再配上丰乳内衣，这乳房就像被充气似的， 一边胀，一边长。如今，三个月就明显见效，虽赶不上巩俐的丰满坚挺，但比于卞莉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他拥着妻子说：“你都变得我认不出了，你漂亮多了，你真聪明！”妻子轻轻在他肩上咬了一口，他顺势压在妻的身上。这天晚上，他们“做”的质量比较高，尽管还是不能跟于卞莉的那次相比。妻子的自身条件得到大大改观，加上那次重振雄风的经历使他恢复了自信；再就是，他还有一份隐秘的自我暗示，就是每当他和妻子行房时，就有意幻想着身下的妻子是于卞莉。反正，拉了灯，女人都是一样的，这样，他就能找到更多的感觉。自此，两人的夫妻生活便渐趋协调。 再说小于的老公张晋松虽不及夏明德高大儒雅，有风度，但对小于还算体贴关照，毕竟，两人青梅竹马一场。张晋松那方面的能力比较强，属于“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型的。单从生理上来说，足以满足小于的需要。只是小于与他做那事时，总是在心理上不尽兴，也就是爱的成分还不太浓。 张晋松的性格跟他的下半身似的，宁折不弯，刚性太强，弹性不足，脑袋不灵活，不开窍，认一个死理。都说男人的性格由下半身决定，或者下半身可以决定男人的性格，看来，这种说法不是不讲道理。 当初，刚调到东海市时，一次，他从矿院的宿舍楼穿马路，到对面校园里找于卞莉，撞上了一个骑自行车的，结果那人因为躲他，连人带车摔在地上，将车子都摔变了形，正懊恼不已，却听到这个叫张晋松的反而高声骂道：“你他妈眼珠子是撒尿用的？大白天往人身上撞！” 于是，两人吵得不可开交，还围上来几个路人。骑车人干脆说是张晋松的错，要他出钱给自己修自行车。张晋松一指自家住的宿舍楼说，“你小子在这里好好等着，我去拿钱给你md修车！”说完，“蹬蹬蹬”跑回家，五分钟后，他就出现在骑车人面前，还没等那人反应上来，一把明晃晃的切菜刀已经举到头顶。骑车人一见傻了眼，支支吾吾地说“不要这样嘛，有话好好说，我又不是故意撞你的……”恰好，夏明德与韦君从对面走过来，目睹了这一幕，赶紧上前劝架，将举在张晋松手里的菜刀慢慢卸下来，才避免了一场“血案”的发生。事后，张晋松对于卞莉说，只是吓唬吓唬那人，看他还敢不敢让他掏钱修车。但这次事故，在于卞莉的心中留下了阴影，也丰富了矿院里一帮闲人茶余饭后的无聊话题。 从省城回来后，夏明德的工作很忙，与妻子的生活也渐趋正常，加之，担心“言多必有失，行多必有果”；还有，妻子的家族势力，也是既离不开又得罪不起的。从此，于、夏二人未敢再越过雷池一步。 谁也不会想到，就在夏明德和于卞莉缠绵的那天晚上，于卞莉一夜激动，在床上翻滚了一阵，就起身下床在一个黄皮日记本上写下了一长篇日记。她将每个细节都记述的很详细，包括前戏，后续，心理感受，写的生动深刻，极其诱人。之后，将其藏在席梦思床垫的下面。这也给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第二十章 瞧这两位老教师 在夏明德与于卞莉日久生情的那段时间，他们的老同事柳云杉老师却在暗暗铆足了劲儿，要跟年轻人比试比试“才情”。 他听说徐爽、韦君、于卞莉、夏明德这拨人都在1995年底参加了省高级职称外语考试，除了韦君刚好趴在及格线上外，其余三人都考了高分，心里很不是滋味。尤其是徐爽这个丫头片子，才三十出头就想评高级职称，这以后，还得了？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想当年，我评副教授时，都快五十岁了，如今，还有三年就退休了。三四十岁，当副教授还说得过去，这一大把岁数，还顶着个“副”字，学生面前不好看，同事眼里分量不重，在家里的权威也大打折扣，出外开学术会议填写“通讯录”时也掉价，此外，退休后的工资也少一大块。不行，退休前，我也要更上一层楼——转正！ 老柳是个说到做到，从不服输的人，从96年暑假开始，果真又拾起了两门外语——俄语和英语，加紧突击复习。俄语是文革时期，在东北一所名牌大学里当学生时学的，尽管他学习努力，可是在那动荡年代，由不得他自己做主，还是成了马尾提豆腐的“老五届半成品”中的一员。可想而知，他的俄语水平是怎样的：会背几个单词，会说几个句子，“我气哈拉索”（俄语中“很好”的意思），这是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再说英语，老柳出校门后，迫于形势和工作的需要，一方面自学，一方面参加学校举办的短期英语培训班，还时不时借助字典到图书馆阅览室查查英文资料，倒也“突飞猛进”，至少，比俄语拿得出手。经过这麽一比较，他决定弃俄抓英，在英语上再下下功夫，年内报考高级职称外语考试。这将是自己向正教授冲刺迈出的第一步。 这之后的五六个月，老柳在教学之余，就“吭哧吭哧”地跟眼花缭乱的洋文摽上劲了，起早贪黑，雷打不动地刻苦攻关。难能可贵的是，每天早晨，他都和年轻人一样，到操场上背英文单词，早晨空气好，头脑清醒，容易记住。“mechanics，mechanics，mechanics！ （机械，机械，机械！）robot， robot， robot！ （机器人，机器人，机器人！）”他那苍老的声音，在操场上空回荡。走过他身旁的学生向他投来敬佩而又惊奇的目光，认识他的人跟他打招呼，唤声“柳老师”，他只点点头，顾不上说话。晚上，老柳就捧着一本科技英语辅导教材，一字一句地阅读。他花了几倍于年轻人的时间和精力，终于有了一点信心。当他迈着小碎步走向久违的考场时，人们看着他的背影叹道：这麽老了，还这样下功夫，真不简单啊。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最后的成绩下来了，老柳刚刚及格。他的第一步就算迈出去了。 老柳在大战“洋文”的同时，还齐头并进地搞着评教授需要的其他材料——论文与“著作”。 他当副教授早已超过了五年，这一条卡不住他了。教学工作量，年年饱满，也符合要求。就是没有专著，没有像样的论文。他的长项是教学，同行评教，学生打分，历来高不可攀，让人望尘莫及。 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还得在“著书立说”上做做文章。所以，那段时间，一边突击外文，一边联系教材事宜。他打了好几个电话，催促那个出版社尽快将他担任“副主编”的“新编材料力学”教材落实好，为这事，他没少费心。“这出版社的效率也太低了，都半年过去了，自己编的教材还没个影子”，老柳愤愤不平地想。记得当时收到信时，打开一看，不由得喜上眉梢，正缺“著作”呢，这好事就找上门了！可惜，不能当主编，因为能包销2000册才可坐到主编的位置上，自己充其量，能包500册，只得屈居副主编之位了。上次，由出版社牵头，召开了一个教材编写的“研讨会”，与会人员就是接到通知的几个高校的“专家”，大都是有一官半职的人，结果，一个来自西安某大学的系副主任，财大气粗，一下子“承包”了2000册，也就是说，他有能力让全院涉及这门课的教师学生，都用这本教材。老柳这个教研室主任，还没这样的气魄，恐怕，在本教研室推销它，也会遇到阻力：韦君没问题，很灵活的一个人；徐爽就难说了；让苏善林用，张嘴也费点劲儿。更可气的是，一共十四章内容，那个能包销的系副主任只答应编一章，说工作太忙，没时间找资料抄书，他这个副主编却要编其中的四章。“能者多劳”嘛，其他人嘻嘻哈哈给他戴高帽，当时也没多想，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一共六个人编书，一个主编，五个副主编。而且，他这个副主编按姓氏笔画排序，排在第三号，那一瞬间，他竟私心一闪念：我要是姓丁多好呀！他母亲的，这叫啥事呀！ 还好，很快，在老柳考外语前，教材就来了，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他先给韦君打电话，建议他下学期用自编教材，韦君很快反应过来，满口答应。后来，又通知徐爽领教材，徐爽要老柳拿给她看看怎样。第二天，她去找老柳，说：还是用自己以前的教材习惯，不打算换了。老柳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你总是这样别扭，放着自己学校编的教材不用，老给外人捧臭脚，胳膊肘总往外扭，说得不好听，就是崇洋媚外。”徐爽也不甘示弱，心里早就憋了一团火，忍不住说：“你就是家长作风，你编教材，跟谁商量了？你为了自己，悄悄编了教材，还要别人替你包销！‘材料力学’教材多如牛毛，随便找一本都能用，有什麽必要又整出一套教材？我不想用！”说完，连看也不看老柳，就走了。气得老柳站在原地，嘴唇发抖，眼珠子发蓝。他下意识地朝苏善林家走去。老苏热情接待了他，不但答应用柳副主编的教材，还说要开导徐爽，要她支持教研室和系里的工作。 最后，迫于压力，徐爽不得不选择了老柳的教材。即使这样，老柳还是烦她烦到了心里去，在思想感情上，两人离得越来越远。 打老柳从苏善林家出来，就开始纳闷了：这次，老苏真好说话，这老狐狸肚子里又要冒出怎样的花花点子呢？ 表面看起来，苏善林是个胸无大志，与世无争的系中层干部，而且在这个岗位上任劳任怨，一干就是十几年，似乎也没啥野心，没啥追求。这是人们的错觉。老苏的骨子里，还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哩，况且，他还有一个“迫击炮”似的老婆在后面督促着，是绝不敢落在人后的。他虽是学机械的出身，但当政工干部多年，已荒疏了自己的专业，只是一个学期带一个小班的材力课，少学时，也就五六十个课时，还属于兼课，另外算工作量。其实，这课是老柳照顾他，白送给他的。 他大部分心思都扑在政治思想教育上面，每周都给系里的学生上“党课”，还要定期给“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学员们做专题讲座。光抓政治就忙得他不亦乐乎，哪还有时间和精力搞科研呢？五年前，他费了很大的劲儿评上了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这听起来有点不伦不类，却是高校评聘高级职称的变通方式：有教学科研的，走教师系列，评讲师、副教授、教授；当干部的走工程师、实验师、政工师、研究员系列。一般来说，教师系列在省里不好通过，其他系列，相对来说，就容易一些。但两类人对应职称的待遇相同，听起来，舒服度也差不了多少。所以，凡赶不上教师“班车”的，就千方百计向工程师看齐。苏善林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其他系列，对著述也有要求。相关的专著、教材、论文之类的东西，也是多多益善。老苏自评上了副高职以来，断断续续又抛出了八九篇文章，还参编了一本省高校本科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教材。就是论文的份量还不够，大都是在内刊、增刊、校刊上发表的，不够级别。他发现老柳科研论文几乎是空白，但他擅长写教育研究、教学方法方面的文章，什麽“试论工科学生力学能力的培养”，什麽“浅谈如何 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什麽“小议实践教学环节在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方面的重要性”，真是一篇接一篇出笼，让人目不暇接。而且有的冲出了校门，登到了省、部一级的刊物上。要是能跟他合作一下，自己的论文的档次也会略有提升。这也是当老柳要他用自己编的教材时，他一口应承下来的心态。 96年秋季的一天，老柳上完课后，到系办公室倒水喝，顺便看看有没有信和开会通知。 待其他教师陆续走了，只剩下老柳时，苏善林觉的机会来了，就看似不经意地闲聊起来：“如今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代人不好比了，赶上好机会了。你看，过去，我们评个职称那个难，总是僧多粥少，五十出头，能评上副高职，就不错了。现在，三十来岁的人就有希望评副教授了。”老柳若有所思地接过话茬：“也应该这样，过去卡得太死了。”然后，话锋一转，说：“苏书记，你也到年头了，该报正高职了。”“今年看来不行，材料还没准备好，明年可能试试。你呢？”“我只会比你晚，不会比你早的。”紧接着，老苏顺势走到老柳坐着的桌边，从放电热壶的桌子上取下一个一次性杯子，说：尝尝我儿子给我寄来的正宗苏州碧螺春吧。之后，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精致的茶叶盒，捏了一撮茶叶到杯子里，“哗啦啦”从电暖瓶里接了一杯开水，递给老柳。老柳小心地咂了一口，说：味道不错。 老苏给老柳喝茶既是套近乎，又是缓兵之计，因为他有要事跟老柳商讨：“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头脑就是比我们灵活。就说小夏，夏明德吧，人家什麽也不耽误。出国进修回来，当上院长助理。两年前刚‘海龟’时，没有一篇文章。也难怪，人家是出去进修，不是混学位的。现在像变戏法似的，也有了五六篇论文，而且都是在正式期刊上发表的。你猜是咋整出来的？”老苏的小眼睛里闪过一丝狡烩之色，又低声说：“人家与于卞莉合作，在论文上属两个人的名，轮流当第一作者。别看小于有点闷，很不简单，在天津一家编辑部里有人。”老柳吃的盐也不比老苏少，一听这话也就明白了几分。老苏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马上要评职称了，还要系里写评语，大小事儿都离不开他的出力，怠慢不得，得罪不起。他冲老苏笑笑说，“也是的，我们也该学学年轻人的开化了。我正好有两篇稿子，拿给你看看，提提意见，很快我就发出去。”老苏会心地笑了。 柳老师对待上级总是言而有信的，这是他做人的基本准则之一。果然，他的两篇文章都属上了苏书记的大名，而且，很快发表了，尽管刊物的级别一般，但却是有国内正式刊号的那种。 第二十一章 当名人的确不难 时间悄悄滚入1996年底，但老柳的“名人”情结得倒回至难忘的1995年。 自1995年以来，老柳就陆陆续续收到一封又一封奇特的信件，它们是鼓励老柳加入到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名人大军中来的。不出三个月，老柳的抽屉里就堆满了来自北京、山东、广东、海南、四川、云南、香港甚至海外的“名人录”邀请函。老柳对每一封信件都充满了“爱心”，先是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认真阅读，细细体味，然后，再用红笔将重点的地方勾勒出一条条波浪线，等有时间时再多瞄上几眼。每次，他都按着说明和人家提供的现成的表格，将“名人资料”无比耐心地整理好，装入信封，邮走。老柳是个精明人，他看透了给他来信的那些机构的嘴脸：用钱买名。什麽订一本名人录，少的三五百，多的上千；什麽外加一篇论文，若能评为一等奖，肯定颁发获奖证书，一张证书又要好几百；要名人匾吗？一个镶了金边的名人匾优惠卖给你，打八折，450元。他md，想钱想疯了，变着法子从穷酸知识分子的腰包里掏钱。不过，也怪不得人家，现在是市场经济嘛，谁不想着“名利”？老柳不甘心做一棵默默默无闻的老草，他想，要是能将自己的“业绩”公诸于世，让尽可能多的人知晓，这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呀。况且，自己还想报正教授，如果能将“名人录”也算在报教授的材料里，这可是锦上添花的靓笔呀。他搜肠刮肚地尽数自己的“辉煌成就”：出版了五本教材，撰写了30余篇论文，参加了数个省部级科研项目，获得过省部级教学成果奖。当然，这五本教材中，只有一本是正式出版的，也就是有书号的那种，而且还是以包销500册为前提参编的；另外四本教材，应该叫小册子，是学校自己油印的，属于实验说明，例题选编之类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同样，老柳的三十余篇论文，也馋了水，他的确吭哧吭哧地写过三十多篇文章也可以叫论文，但大部分都是在教研室或系里的论文交流会上念念的那种，高级点的能带到外面举行的力学研讨会上，而且还得自己掏钱油印几十份，开会时扛过去，择机塞给与会人员。三十篇论文真正被编辑部采用的只有可怜的七八篇，还没发在核心期刊和过得硬的正式刊物上。至于省部级教学成果奖，既不是一等奖，也不是二、三等奖，而是不在“等”之列的“优秀奖”，获这项优秀奖的全省有二百号人，老柳就夹在这些芸芸众生中间。其实，这是一项集体奖，老柳只作为五人中的一人参加，这五人小组成员为：苏善林、柳云杉、徐爽、韦君、万彩霞，而苏善林任这个课题组的组长。还有，就是参加了数个省部级科研项目，确实在学校里立了项，报到部里去了，但部里也没拨钱，也没说批准，系里几个人就先摸索着瞎搞着，既没出成果，也没产生效益，更谈不上专家鉴定了。老柳为“名人录”写自传有一个“原则”：完全没有影儿的事不写，以免追究起来惹麻烦。他仔细想想自己写的成就，虽然有点“唬人”，但哪一条都多少能找出一些真凭实据，并非无中生有。况且老子还说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中生有”在特定的条件下，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再就是，老柳坚持另一个雷打不动的原则：对任何邀请信，无论它说得多麽天花乱坠，一概不在经济问题上含糊，也就是：要钱？一分没有；要“名”，有一条！像这样行事持续了一年的时间，直到老柳也忘了到底填写了多少张“名人表”，回了多少封“名人函”。 一天，老柳下课后到办公室取信，发现了一封档次较高的名人录邀请函，是香港驻北京的办事处发来的，里面的介绍极其诱人，编辑是美国海外名人协会，出版是世界人物出版社，发行是全球公开发行。这次，老柳看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有点动心了。是啊，自己写了无数的“传记”，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过一本“名人录”，它们到底是什麽样的呢？不行，我得弄一本瞧瞧。但这本名人录，给名人们的售价还高达500元，真心疼银子呀。想来想去，老柳有了高招，五个月后有一个固体力学学术交流会在北京的一所高校召开，正好，那时这本书就出版了，可在开会期间作为科技文献资料买回来到学校报销。 苦熬了几个月后，老柳真的从北京背回来一本厚厚的像砖头一样的“世界华人名人录”。在开会期间没时间也不好意思当众浏览，所以，下了火车，坐上机动三轮车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关在自己的小屋里，捧着“名人录”翻看。大16开的名人录的厚度超过了精装版的《红楼梦》，足足1500多页，但每个字都小的像蚂蚁，老柳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仔仔细细寻觅着自己的大名，好不容易在第803页找到了自己烂熟于心的三个字“柳云杉”，还没等他开始激动，心就凉了一半，咋姓柳的这麽多呢？他数了数，仅有他名字的这一页上，就有十五个姓柳的，前后页上，也是柳某，柳某某的一大堆。老柳死盯着写自己的那几行小字，读了又读，再看跟自己共同分担一页的另外十四人的名字，一个比一个陌生，翻了几十页，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名人”。别说钱学森，苏步青这些大名人的名字看不到，就是跟他年龄相仿专业相近的柳家的骄傲——科学家实业家柳传志同志也不在其上。突然，老柳想起了什麽，他翻到1000多页“苏”姓处，一个一个过滤，终于，他发现了一个刺眼的名字“苏善林”，那感觉跟闻醋蒸汽无异，又呛又难受。与老柳同在一个名人录上，即在意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再仔细看看老苏的简介，比他的份量还重，至少他没忘写“系省优秀课程课题组负责人”这一条。后来，还在1300多页，找到了韦君的名字，当然，在倒数几十页，夏明德的名字也趴在那儿。老柳心灰意冷，他娘的，什麽名人录，简直是一堆乌合之众，人不人，狗不狗的都往里面钻，他不知是骂自己还是骂同仁。 第二天，老柳提着这部沉得像石头一样的“鸿篇巨著”，到主管教学科研的严副校长那儿去签字，准备报账。严副校长正提笔签字的一霎那，忽然意识到什麽：“咿？你这次怎买了这样多贵重的资料？都买了什麽？”老柳不得不把那个“大部头”抬了出来。严副校长的脸一下子笑开了花：“我说柳老师，你看你，一个月前，我就为图书馆订购了两本样书，现在一本在阅览室的架子上，一本属于馆藏，谁要看自己的名，就到那里看好了，还用再买第三本？”接着，又补上一句“按财务规定，这个是不能报销的，还是你自己留存吧。” 老柳将书背回去后，坐在床头，呆呆地沉思了片刻。后来，在倒数第58页发现了严副校长的名字。特别是，在扉页，严副校长的名字也赫然在上，他是79位编委之一。老柳越想越来气儿，看看自己桌前的藤椅，都十年了，还没舍得换把新的，这五百块钱得买几把精致的上海藤椅呀！“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呀！”老柳自责着。后来，老柳再看到角落里的“大砖头”时， 就心生厌倦之感，还像长虫吃了烟袋油似的心里直打哆嗦；再后来，为了物尽其用，他就将“大砖头”放在略显低矮的藤椅上，在上面又加放一个棉垫子，垫屁股用，感觉似乎好了一点。 自从老柳买了这本书之后，他的“名人信函”越收越多，几乎天天有信，老柳懒得打开，拿回家后，随手扔进垃圾桶里；后来，干脆当场一撕两截，直接丢进系办公室的废纸篓中；几个月后，老柳看到自己信袋里的这类信，甚至连拿都不拿了。有时，秘书会提醒他：“柳老师，您的信袋里放不下信了，该清理清理了。”有几个好奇的新分配来的年轻教师，会偷偷拆开老柳丢弃的信，看两眼，之后，一起感叹：柳老师成果卓著，又不计名利，难能可贵呀。只有一个人了解老柳，那就是苏善林。但他对人们给予老柳的任何议论，都不予置评。 这就是当干部的能耐，该说的说，不该说的深埋在心底，就是腐烂了，也是烂在肚子里。 幸好，老柳是知识分子，还比较清高。后来，在九七年春天，申报教授时，没好意思将他的大砖头一样的“名人录”搬出来。 第二十二章 一场闹剧 在老柳跟“名人录”黏糊得热火朝天的1996年，这边，徐爽也被人牵着，跟自己的“政治生命”摽上劲儿了。 自从徐爽发表了几篇文章，参编了一本教材，又帮助她父亲文革时下放的县城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水利项目以后，徐爽在矿院的知名度就大幅度提高。很快，她又申报了省优秀青年教师，没费多大劲儿，就批下来了。接踵而来的是：机械系党支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都主动找她谈话，希望她加入组织。 徐爽脑袋里还缺根弦，不像于卞莉早就揣摩好了，知道哪个组织更适合自己的发展。这年头，党员不稀罕了，民主党派人士相对吃香多了，提拔干部时，不是党员，而是民盟的，民革的，九三学社的成员被优先考虑。再说了，于卞莉有一本经济账，党员每月还要上缴党费，按工资的比例，她得交20元。入了民革，基本上不需交纳费用，还时不时有机会到外面旅游一圈儿。学校里开个重要会议，也总惦记着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参加。于卞莉的兴趣早就从gcd转移到民主党派身上了。 徐爽对被拉入组织一事，虽然不太“感冒”，但也觉得不是坏事，经过几天考虑，也有了一种“入伙”的冲动。她想起了母亲——一个有着30年党龄的老党员。挂通电话，征询老母的意见，母亲没有犹豫，当即发出指示：不要考虑那些杂牌军，要想进步快，要想为社会多做贡献，要想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要向党靠拢。 于是，徐爽在机械系教工分支书记鲁老师的启发帮助下，参考着党章，吭哧吭哧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郑重其事地将申请书交给鲁老师。第三天，申请书被退回来，鲁老师严肃地指出了几处不足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第一，没有称谓：“你是写给谁的？这要明确。”鲁老师和气地说。徐爽毫不犹豫地在申请书的抬头上补写了“尊敬的鲁书记”几个字。“不是这样的，你不应该写我，你不是写给我的，你应该写‘敬爱的党组织’。”鲁书记苦笑着。“还有，第二，你写的内容有些空洞，有些还不是自己的话，说的重一点，你不要介意，写入党申请书，不是将《党章》拿来抄一通完事儿。一定要写出思想，写出感情，要有血有肉，要能说服人。你是大学教师，写文章是不应该发愁的。”鲁老师接着分析：“你看，在为何入党这个问题上，你写的也不明确，不深刻，有点含含糊糊。只是为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这个目标未免太小了吧？在你的申请书里根本没有提到‘共产主义’这四个字。起码你得提一提‘胸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样的动机吧？”最后，鲁老师还提醒徐爽，以前韦君写入党申请书时，就非常认真，整整齐齐好几页，内容充实，感情真挚。徐爽想起来了，韦君半年前就入党了，而且也是鲁老师一手栽培起来的。鲁老师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向韦老师取取经，他在这方面比你有经验。徐爽答应重新写“入党申请书”，希望给她两天的时间。 徐爽的业务能力确实不错，可就是欠缺政治头脑。当年两次考研，全砸在了“政治”的科目上，而且输得挺惨：40分以下，尽管外语和专业课都在及格线以上，也白搭。这次，在入党的问题上，还是吃了缺乏政治素养的亏。 和鲁老师谈过话的当天晚上，徐爽又绞尽脑汁构造“入党申请书”。她将党章又翻了翻，从上面又摘抄了一段话，将段落字句又调整了一番，这样，在第一稿上涂涂抹抹，修改了好长时间，还不满意。忽然，她心里一动，网上会不会有这方面的资料呢？当时，矿院的网络系统还属于尝试调试阶段，还不好用，这不要紧，市图书馆已经提前连上网了，到那儿查资料缴点费用就是了。她利用一个没课的下午赶到图书馆，通过一个初期的搜索引擎查询“入党申请书”，好家伙，搜出好几十条。徐爽心花怒放，她点击了几篇范文，感觉其中一篇很对口味，就毫不犹豫地将它全篇抄录下来。她自我安慰道，我又不是发表文章，谈不上剽窃，既然是“范文”，就是允许模仿的嘛；再说，一些大领导讲话时，不是还要秘书代写稿子嘛。不过，为了减少愧疚感，徐爽将“范文”中的八段又删成五段，整齐地抄了两页纸。第二天，将申请书再一次交到老鲁手中。 几天后，老鲁又找徐爽谈话。这次，鲁支书的手中多了几张纸，那是韦君当年的“入党申请书”。鲁书记焦虑地说：“你说你呀，徐爽，我让你向韦君取经，是让你跟他聊一聊怎样深刻领会党章的内容，怎样端正入党动机，怎样将自己的平凡工作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联系起来，并不是要你照抄他的入党申请书呀！”说到这儿，老鲁顿了一下，又补上一句：“都是大学教师了，写个入党申请书真的就这样难那？”徐爽接过申请书一看，这不是出自同一篇“范文”嘛，只是韦君全盘照抄，而徐爽摘抄了其中的五段。鲁老师指着“申请书”还在唠叨：“你看这段，一读到它，我就觉得面熟‘从学生年代开始，一串闪光的名字——江姐、刘胡兰、雷锋、焦裕禄……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和教育。我发现他们以及身边许多深受我尊敬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gcd员；我发现在最危急的关头总能听到一句话——gcd员跟我上。这确立了我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的决心。我把能参加这样伟大的党作为最大的光荣和自豪。’你参考人家写的，也不是不可以的，人家想起了江姐、刘胡兰、雷锋……你就不会想起董存瑞、黄继光、欧阳海什麽的？党的优秀儿女多着呢。”徐爽想说：“韦君有啥了不起的，我跟他还不是英雄所见略同，抄了同一篇范文”，但想想有点丢人，实在张不开口，就默不作声了。稍顷，徐爽沮丧地说：“鲁老师，这党我不想入了。”“为什麽？因为写不好入党申请书？”“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像gcd员，离gcd员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其实，你能意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不像党员，不够条件，这并不可怕呀。谁天生就是gcd员？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慢慢成长为合格的党员的嘛。既然知道自己的不足和差距，那就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向做的好的同志看齐，逐渐地调整自己的步伐，提高自己的水平，经过刻苦的努力，会达到党的要求的。你看，许多学生还积极要求入党，我们当教师的更是不能落后呀。”徐爽答应鲁老师，给她一段时间学学《党章》和《gcd宣言》，然后，再重新写入党申请书。有着35年党龄的鲁老师终于笑了：“我相信你会取得进步的，我们等待着你的好消息，党的大门永远是朝着你开放的。” 鲁支书及时向苏善林汇报了徐爽的思想情况。两人都觉得徐爽属于没有啥政治头脑，只专不红的“人才”，比他俩人介绍入党的韦君差了一大截。但仔细想想，系里也确实很难找出更多的发展对象了：小年轻的不少，大都是刚出校门的，带着一股子热情，但资本不够，没有科研，没有文章，没有职称。学校近期的目标是要在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给了机械系四个指标，如果不考虑徐爽的话，三缺一，这任务完不成啊。再说了，如果我们不拉徐爽，她很有可能会被九三学社呀，民盟民革呀拽走的呀。这是一个你争我夺的斗争。系里研究决定，不能放弃徐爽，继续由鲁支书“一帮一”地做好徐爽的政治思想工作，尽快使她从思想上达到入党的要求。 后来，徐爽在鲁支书的耐心帮助下，经过几易其稿，终于将一份还说得过去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办班学习和组织考察，徐爽和机械系的其他三位积极分子，于九六年十二月份，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 入党宣誓那天，在大会堂里，男男女女，一大帮教师学生，排成了一个方阵，站在主席台下方，在几千人的注视下，等待着那庄严时刻的到来。他们就是 新诞生的预备党员，徐爽就夹在人群中间。这个方阵前面，有一个人面向主席台，背朝大家，举起了右臂。方阵里所有人也跟着“唰”地一下将右臂举得跟脑袋平齐。领誓人说一句，“方阵”里就嗡嗡地跟一句： “我志愿加入中国gcd”， “我志愿加入中国gcd”， …… 徐爽的脑子又开小差了，她口里机械地背着誓词，思绪却飞到了加拿大，而且很自然地想起那位可敬的老人——白求恩。小时，她能将“老三篇”倒背如流，“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gcd员，五十多岁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gcd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当年那个扎着小辫子，经常在大人们的鼓动下，摇头晃脑背诵“老三篇”的丫头，最近却在考虑要不要申请加拿大移民，也就是要不要不远万里，奔赴白求恩的故国。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呢，却站在这里，吟诵入党誓言。徐爽解嘲似地漫想着，“徐爽同志是中国gcd员，三四十岁了……不远万里，要去加拿大……一个中国人，怀着某种动机，把加拿大的异国生活当作自己未来的生活，这是什麽精神？这是无国界精神，这是个人主义精神。” 前面那个人正继续坚定而有力地领誓：“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最后的四个字让徐爽心头一震，又回到了现实中。 反正，无论到哪里，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也就问心无愧了，徐爽自我安慰着。 不得不承认，只有在这种庄严时刻，才能使她陡升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心头还有一种不安的思绪在纷纷扬扬地飘落，飘落。 第二十三章 争当副教授 在难忘的1996年，机械系的几位主要人物的命运都有了某些改变：于卞莉与夏明德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名人”老柳与“现管”老苏的合作也初见端倪，孤身奋斗的徐爽也顺利入了党。接下来，就进入了不平凡的1997年。 97年的初春，老柳第一次申报正高职——教授。不只是老柳，大部分教师都把评职称看得很重，极少有人在对待职称的高低上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一到评职称的繁忙季节（一般是每年的年底或年初开始上报），大家就跟电脑周旋起来，“嗒嗒嗒嗒”像机关枪似地紧张而有序地敲打着自己的成果。不管是青年教师评讲师，中年教师评副教授，还是老年教师评教授，大家都在准备材料上狠下功夫。 材料准备得要至多至美。首先，要写一份份量沉甸甸的总结报告，概括自己几年来在教学科研上取得的辉煌成就。篇幅不能短，短了意味着工作做得不够；但也不能太长，长了没人爱看。一定得把它打印出来，几页透着墨香的打印纸，握在手里“沙拉沙拉”响，给人的感觉就好。光有总结还不够，还要有拿得出叫得响的硬东西，比如：论文，最好是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超好的是在国际刊物上登载的；再就是书，包括教材和专著，当然专著要比教材上档次，教材就是你抄我我抄你衍生出来的，专著虽然也不是没有抄的痕迹，但多少有点真知灼见的火花在里面闪闪烁烁；除了论文和书这些纸上谈兵的东西之外，如果能有什麽科研项目科技开发成果，而且得有鉴定和奖状给予包装的，那就更好了。以上材料，全都得在申报职称之前准备出来，由申报人携着它们先登上系级评审大会的现场，让群众品头评足，投票通过后，才算过了第一关。 像矿院这样的二本学校，有单独评审讲师的权利，但没有审批高级职称（包括副教授、教授）的资格。所以，评审高级职称就显得更严格、更神秘。 对如此决定命运的契机，柳云衫是善于把握的。他夜以继日，极其认真地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材料。老苏自认为条件还不成熟，没敢申报。 同一时间，在矿院熬了十五年，且当了八年讲师的徐爽，在总共炮制出十一篇论文，一部教材的情况下，申报了副高职，也就是副教授。这年，机械系与徐爽一起申报高级职称的还有韦君和于卞莉；夏明德走的是“工程系列”，严格地说，跟徐爽们不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对于徐爽的申报，韦君并不吃惊。韦君和徐爽都有“学术论文”，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了。光看他们陆陆续续收到的各种编辑部的来信，就略知一二了。谁也没想到，一两年前，还一无所有的于卞莉，竟也能一下子抛出五六篇在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霎时令人刮目相看。 韦君合计了合计，自己七篇文章，比于卞莉的多，比徐爽的少，当“男二号”没啥问题吧？只是，对这个像牛皮糖一样的于卞莉，真是无可奈何。怎麽这家伙，啥也不拉趟呀？还以为竞争对手就一个徐爽呢，半路又杀出一匹黑马。他想想自己的论文虽然比小于多两篇，但其中有三篇是在“增刊”和“特刊”上发表的，心里就不踏实。明白人晓得，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啥也不是，纯粹是为了照顾评职称的人特设的，或者说是编辑部创收的手段：凡不能正儿八经地将铅字落实在“正刊”上，而又急于发表的作者，可以通过资助版面费的方式，将大作填充在“增刊”上。想起这些，韦君心里就隐隐作痛，为了在数量上占上风，“以多取胜”，咬着牙掏了一千多块钱，在这种垃圾刊物上，发表了三篇文章。由此，也超过了评定副高职所规定的五篇论文的底线。 于卞莉这个“闷罐”比韦君的心术也不少。其实，几年前，她就在为自己的论文出笼做着艰苦卓绝的准备工作。先是想方设法与自己在天津的一家机械类杂志出版社担任副主编的中学同学取得了联系。每逢节日，就寄去问候的贺卡。最近几个假期，在和夫婿一起回山西老家探亲途中，特意绕道去天津，联络感情，当然，决不能忘了带上本地的土特产，来一番实实在在的交流。 那位同学也不是傻子，知道于卞莉有事相求，三言两语就探明了实情，主动邀其写文章。于卞莉就坡上驴，在95年和96年，陆续抛出了好几篇内容相似的论文。同学一看，虽然条理清楚，但新意不突出，创意也欠缺，免不了要内行加加工，之后，发表在刊物的后面，但不是倒数第一篇，这样，不至于太显眼，也让老同学面子上过得去。为了助于卞莉一臂之力，老同学还开出了一份“证明”，底下盖着“某某编辑部”醒目的大红印章，证明于卞莉的文章在某些方面有创见，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这锦上添花的事情，编辑部的副主编做起来驾轻就熟，无损编辑部的一根毫毛，又赏了老同学的脸，何乐而不为？ 话说于卞莉慷慨激昂地捧着“论文”和“证明”走上了系评审会，着实将韦君吓了一跳。当然，韦君只是虚惊一场。根据系里群众评议和专家评审，给三人排了一下座次：徐爽第一，韦君居中，于卞莉老末。这倒不是因为韦君的水平比于卞莉的高，要是从表面来看，于的材料比韦的要“硬棒”一些。关键是人们在心理上的准备不足，按施大栋施大炮的说法，左看右看于卞莉不像副教授的“后备人选”，内心接受不了或者说难以接受这一“突变”，但人家材料都凑齐了，不像也没办法了。在人们的心理作用支配下，于卞莉只好委屈一点催后阵了。 回头再说老柳，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报了教授。他知道自己的材料若拿到省里，经不起同行专家的审核，肯定与兄弟院校那些年轻有为的高学历的申报者比较起来，处于劣势，但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不想放过这次机会。况且，今年通不过，明年再报时，就混了个熟脸，那些评委还好意思再不让过关？他已做好了牺牲一次“名誉”的思想准备——被省里卡下来。好在，他跟朱院长的关系还不错，学校这一关没多大问题。 按说每个学校的校长都希望自己管辖的学校里多出几个教授副教授什麽的，好给学校撑门面。但矿院这一任朱姓院长与众不同，他总是对这些年龄轻得可以做他的儿女的教师削尖了脑袋往高级职称堆里钻看不惯。这源于他有不堪的过去，在评定职称时受过刺激：记得那年评副高职时，他都快五十了，年龄一大把，论文几小篇，且都是在本院的刊物上发表的，没有一篇拿得出手。送到高级一点的大学同行那里评审，两次都没过关。第三年，老院长急了，那是个恨不得把所有的教师都拉进“高职”队伍里的超级“伯乐”。他动用自己的老关系，实际上是关系托关系，好不容易在那所大学里找了两个熟悉一点的专家，算是让老朱勉强通过了。评语写得都挺干巴，且都在最后勉强落笔为“基本上达到了副教授的任职资格”。后来作为中层干部而又具有高级职称的老朱，越发对老院长感激涕零，不但卖力工作，辅佐“院座”，还加紧到省里活动，同时，对下属也适当给予关心，这样，上上下下混得还算可以。省里来人考察院级干部后备人选，老朱刚刚五十出头，又有多年任中层干部的经验，还是高级职称，群众关系也不错，自然坐上了第一副院长的交椅。又过了两年，院级领导的经验也积累得差不多了，而且接替老院长职位的李院长也调到省里去了，他就顺理成章地抓住接力棒，摇身变为响当当的一院之长。 随着职位的上升，朱院长变得官气越来越足，说话做事也不那样谨慎和气了，甚至有点盛气凌人。昔日在一起的老朋友，也感觉朱院长有点难以接近了，好像还有点六亲不认的味道，于是，有人背后喊他“朱元璋”。他们眼看着朱院长正朝着朱元璋“火烧庆功楼”的方向发展。 话说朱院长在校级评审会上，对老同志还算比较留情面， 对年轻一代就有点冷酷无情了。每年够评高级职称的人员都超过上面给的名额，必然要把一些人给涮下来。老朱的观点就是论资排辈，宁缺毋滥，宁老毋少，也就是宁愿没有人报，也不能为了不损失名额硬要报上去；再就是，老教师优先，年少的让给年老的，可谓“尊老不爱幼”。 徐爽们赶上这样一个院长当道时评职称，算倒了八辈子霉了。十六个院级评委投票，徐爽、于卞莉和韦君得票都是十五票，就少“朱元璋”这一票。 在这个文化大省，每年高校上报职称的时限是年初，要历经半年的时间，才知道结果。这半年对那些有牵连的人犹如十年一样长，他们心里的小鼓要从寒冷的早春一直敲到立夏。 徐爽早早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在山东的妈妈，徐妈妈替女儿暗暗高兴激动了好几天。早晨，跟一群老太太到广场上“早锻”，还喜气洋洋地将女儿即将评上副教授的消息告知几位老姐姐，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回到家后，徐妈妈就坐在沙发上，浮想联翩。忽然，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丝隐痛又泛了上来。那是老伴生病期间，将一个红皮笔记本交给了她，自言自语、断断续续地吐出几句话：“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担心有可能看不到爽爽成家了……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方式有问题？爽爽在这方面很不成熟……在合适的时候，把这个笔记本交给她，也许有点用处……” 徐妈妈又从柜子里翻出这个特殊的笔记本，里面都是老伴为女儿摘抄的“爱情”箴言和絮语，后面还附有“情书”范本，大概是从什麽书上搬过来的。徐妈妈知道，老伴认为爽爽只知道学习上进，在“谈情说爱”上，脑袋里缺一条筋。她老爸就想通过这种方式，帮她收集一些资料，关键时刻也好派上用场。老伴在扉页上特别注明“给小爽”，下面还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培根”的一段名言：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呵呵，是想借用培根大师的哲学语句来减少家人目睹此笔记本时的一点尴尬吧？ 徐妈妈不无伤心地想，假若老伴还活着，多好！爽爽要当副教授了，做爸爸的一向注重儿女在学业上的成就，他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心情舒畅的。 第二十四章 皇帝不急急宦官 春节过后，开学还不到十天，教务处就下发一通知：即将在全院范围内举行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对参赛人员的要求是，年龄在四十岁以下，学生教学评教85分以上。机械系按照这一标准，本着自愿报名，系部把关的原则，将于卞莉、韦君和徐爽都报了上去。这三人刚刚申报了高级职称，所以对此项活动多少都有点兴趣。如果能在大赛中脱颖而出，无疑会给“万一这次职称评审没通过，以后再评”增加一定的筹码。 于卞莉对此次大赛非常重视，在家中进行了充分的准备。那天，院里的“专家评审团”一行十几个人坐进了于卞莉的教室。学生们明显感觉于老师比平时情绪饱满，士气高昂，而且面带一种更加平易近人的自信的微笑。“上课！”于卞莉的中年女中音非常柔和得体，不高不低的“上课”二字将全班的注意力吸引住。随着班长“起立”的呼啸声，几十个学生齐沙沙地从座位上弹起。于卞莉向大家鞠了一躬，后又很轻松地面含笑意地向坐在后排的“评委”们颔首，转而收回视线对全班同学亲切地说：“让我们热烈欢迎各位领导和老师来我们班作听课指导！”话音刚落，就有一片掌声回应。后面的评委们满意地在座位上欠了欠身子，直起腰杆，拿起了好好听一堂课的架势。 很快，于卞莉的课就正式开讲了。这堂50分钟的课，于卞莉在课堂下面花了不下50个小时来准备，可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每一句话，甚至每个动作，都是预先设计好的。而且，对于在什麽节骨眼上用丁字尺、圆规、教具挂图，还有板书的规划，提问题的时机，表情，语势等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一番揣摩，还有条不紊地举行了好几次彩排。真是黄天不负有心人，效果确实出奇得好，连学生都深切地感到，于老师这堂课是他们听课以来最精彩的。“要是每堂课都像这样该多好呀！”有人小声叽咕。尽管学生们也知道于老师今天之所以如此卖力，并不全是为了他们，但因为向来师生之间的关系就不错，为了给于老师增光添彩，他们都非常热烈地响应于老师的提问，每当于老师带着审视的目光提出问题要他们回答时，下面总是出现好多根竿子——一片举起的手臂。整堂课，师生都配合得非常默契，后面评委听得也相当认真，“沙沙沙”在笔记本上游龙飞凤：内容安排是否得当，重点是否突出，教学方法是否新颖，语言是否生动，课堂气氛是否活跃，有无注重运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有无采用启发式教学，有无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这一长串带“是否”、“有无”的东西要一口气全蹦跶出来，那得有气声发生法的功底。时间就在这一片紧张祥和的气氛中悄然而逝。。。。。。 清脆的下课铃响起，于卞莉的最后一句话刚好压在铃声的尾巴上：“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真是“巧不可阶”！ 于卞莉没有急着收拾东西离开，而是快步走下讲台，笑盈盈地步向教室后面，那里，评委们正欲起身离座。于卞莉又跟他们寒暄了几句，不外乎是“多谢各位”，“请多提宝贵意见”之类的客气话。有的评委抑制不住地说，“不错，讲得不错”，“别说隔行如隔山，你讲的我还真能听懂一些”。能把外行人都讲明白了，这功力了得？于卞莉心里很满意。当然，大多数评委还是能保持一种矜持的姿态的，对于卞莉的热情报之以适度地点头微笑。尽管这样，于卞莉还是能看出这些决定她“命运”的评委们，就好似在一个像样的服务周到的餐厅里吃了一顿美餐，离开时有一种酒足饭饱之余还倍受尊崇的满足感。 评委们的听课任务很重，他们第一节课听完于卞莉的，还要像赶场似的去听韦君的第二节课，计算机系一位参赛教师的第三节课，徐爽的第四节课。每天上午四节课，评委们的行程都排满了。韦君的课比起于卞莉的来，略显逊色，有点波澜不惊，平淡无味，但一板一眼，条理清楚，虽不怎样精彩，也挑不出大毛病。计算机系的刘老师的课也是平常而又平常，与韦君的水平不相上下。 上午的最后一堂课就是徐爽的了。 当评委们疲惫不堪地坐进三零三阶梯教室的最高的台阶上时，教室里已坐了不少的学生。他们正戚戚喳喳地说话，门外三三两两的学生吊儿郎当地像走马灯似地晃进来。讲台上，空无一人，黑板上满是上节课徐爽留下的板书，还没有擦掉。一个学生扭头朝后面看了一眼，步上讲台擦黑板。上课的铃声响了，徐爽迈进教室，支走了擦得烟雾腾腾的学生，自己动手将黑板上剩余的字迹一扫而光。 她转过身看看后面的十几位评委正审视着她，自言自语冒出一句“接着上堂课的内容往下讲”，便默不作声面向黑板，很快写下了一个公式，然后，说了几句话，又写一个公式，如此这般，写写停停，说说想想，不一会儿，半个黑板上就布满了披着各种字母铠甲的大小白蛇——或长或短的公式。徐爽在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推导一个重要的公式——圆轴扭转的正应力强度条件。这部分，内容抽象，公式繁杂，理解起来要杀死“n+1”个脑细胞——难那。有的学生认真地在笔记本上抄写，有的呆呆地听着，有的百无聊赖地不知想啥，有的干脆托着腮闭目养神——不敢趴在桌上，怕后面的评委瞧见。徐爽的声音很有亮度，但没达到抑扬顿挫的程度；板书也很潇洒，但不太规范整洁；语言不能说不流畅，但不是人们习惯的那种方式，而是徐氏表达法——用词感情色彩较浓，有时带点跳跃，过渡不大自然。整堂课，她都在推导公式，其间，有机会使用三角板和圆规，可她图省事就徒手画了：线画得很直，圆画得很圆，这也算是她的一大特长。其间，她似乎忘记了有人在听课，将一位懵懵懂懂正在打盹的后排学生叫起来，回答问题。那学生在旁边人的提醒中也说得支支吾吾，坐下后，小声说了句：“靠，这个徐老师，怎麽盯上我了？”还有十分钟就下课时，徐爽终于将那个“强度条件”一推两搡地押上了黑板。之后，又做了一番简明扼要的总结，布置了作业，就干脆利落地宣布“下课！” 学生们作鸟兽散，一窝蜂冲出教室，往食堂跑。有两三个学生没走，而是来到徐老师的旁边，请教问题。徐爽比比划划，意犹未尽地，专心致志地给他们解释来解释去，完全忘记了还有贵宾没有退场——那些评委们。从后面走上前来的他们，瞥了讲台上的徐爽一眼，面无表情地搬着自带的椅子，走出教室，四方散开走了。 下午，评审组的人聚在一起，对上午被听课的四位老师的情况，逐一进行评论打分。大多数人认为，于卞莉的课讲得比较完美，没啥可挑剔的。相比较而言，徐爽的课就有些粗糙，尤其是不注意掌握时间，还有五分钟的剩余时间，就没得讲的了，提前下课。只有原采矿系的一位老教师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说于卞莉讲的是不错，但徐爽的课也有其特色，至少比较自然，没有准备的痕迹。还说，讲课不是表演节目，不是秀给别人看的，要能真正身临其境，也就是教师自身要能够进入那特定的场景中，将自己和课融为一体，忘记自己的角色。没有人反驳他，但也没人支持他。大家还是蛮有主见的，都默默地跟着感觉走，利用手中笔给几位教师分出了等级。 两个星期之后，教务处将讲课比赛的结果公布。大意是：为期半个月的东海理工学院第四届教师讲课比赛于1997年年3月1日落下帷幕。该院机械工程系教师于卞莉以较为详实的讲课内容、完美的讲课艺术使广大评委与学生折服，摘取了本次比赛的桂冠。二等奖分别被一位教电路的和一个讲数学的夺走。韦君是三个三等奖中的三分之一。徐爽最惨，落了个鼓励奖。实际上，是没获奖，因为所有的人，除了一二三等奖，剩下的全是鼓励奖，这个奖也叫面子奖。 在人们的心目中，徐 爽和于卞莉的课，应该是徐爽的略胜一筹，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还是苏善林总结的好：小于有心劲儿，好钢用到刀刃上；徐爽缺心眼儿，好钢用到刀把上，握着这样的刀把儿焉能不扎手？好在徐爽对这个结果虽然不服气，倒也没太影响情绪。不过，这教学比赛一等奖可是为于卞莉以后的提干帮了个小忙。 讲课比赛刚刚结束，令徐爽头大的事又来了，那就是教务处最新下发的“关于重新设计和检查教案”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系部切实做好教师的教案书写和检查工作。明确指示全校师生用统一的备课纸重写标准教案。在此之前，教师们早就拿到了教务处下发的讲稿纸每人四本，有的给儿子当草稿纸用了，有的用来打草写论文了，大都没有将它当回事儿。现在，看教务处来真的了，纷纷要求再领几本讲稿纸，说是在抄写的过程中，作废了一些。这次，教务处还在通知里写明了，设计后的教案应该是什麽样子的，不管你教啥子课，文理工管一律得符合这样的外在表现形式：每章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重点、教学难点、教学手段这几条，要画龙点睛般地突出写在讲稿纸的左边——每张稿纸上都有一条从上到下的细长线将讲稿纸一分为二。左边部分占一页的四分之一，右边的就是四分之三了。内容务必写在右边。任何不按游戏规则办事，想别出心裁、另搞一套者，都将被证明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不少教师为了应付难缠的教务处，起早贪黑地给讲稿搬家，好赶在截止日期之前上缴，完成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徐爽的习惯又跟教务处的严格要求背道而驰了。她历来不喜欢用讲稿纸备课，理由是讲稿纸不好保存，容易丢失。多年来，她一直用硬皮笔记本写讲稿，而且她的稿子也过于简单，像提纲似的，说白了就是一些章节的标题及一些要点，好似一个骨头架子，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内容。而徐爽说，内容是装在她的脑子里的，十几年的教课生涯早已使她对内容烂熟于心了，张嘴就来，开口就讲，不需要将课堂上要说的话全部照抄在纸上。教务处不信这个邪，“一副好脑子，不如一个烂笔杆子”，什麽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备课风格，要因人而异，要区别对待，别跟我来这一套，教务处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校长瞅老师——一视同仁、张飞卖肉——一刀切”。在风声鹤唳的情形下，苏善林又想起了徐爽，这个散漫的不喜欢照章办事的丫头，别又给机械系捅漏子啊。他及时敲打了徐爽几下，要她不要偷懒，好好将讲稿整理一下，不要让人家挑出大毛病，教务处里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要经得起人家的火眼金睛识真伪。 徐爽开始倒是认真地写了写第一章的内容，看起来也比较详细，尽管不是太规范。慢慢地，上课，备课，批改作业，辅导答疑占去了不少时间，更重要的是她没有从内心将这件事重视起来，对整理讲稿实在不感冒，于是，等到教务处催缴讲稿的那天，不得不将两个笔记本甩了出去。教务处的效率够快的，为了不影响教师备课上课，利用双休日，一股脑儿把各位教师的讲稿都“踅摸”了一遍。星期五下午收上去，星期天下午就有了结果：一张公告显示，在教务处大办公室里，正在展览教师的教案，分为“好教案”和“坏教案”两种类型，现场提供正反两方面的“教材”供全体教师观摩品评。好的典型要学习，坏的典型要曝光。苏善林早就听到了风声，机械系有三人的教案榜上有名：柳云杉和于卞莉的教案被教务处慧眼相中，摆在二十本好教案的队列中。徐爽的“丑陋”的笔记本名列五份不合格的教案之首，放在了陈列室里一个显眼的角落，作为反面教材，训诫“误人子弟”者。苏书记让柳云杉通知徐爽前去观看，并暗示她的教案出了问题。徐爽眼不见为净，竟坐失了这样一次活生生的实物教育的机会。 讲课比赛、教案评比终于落幕，接下来，又该哪出戏上场了？这还真是一个多事之春——一桩又一桩教学盛事接踵而来。 徐爽上课的三个班级之一——九五级建工一班，因为要余下时间到外省搞一个多月的“生产实习”，得提前结束课程，所以，各门课程都排得很紧凑，四月底，这个班就提前进入期末考试阶段。 教务处和系里都下发了严格期末考试的通知。通知上写明，每个考场的监考老师都必须两人，这意味着，两只眼睛不够用。对于大一点的考场，必须安排六只眼。监考教师不允许互相交谈，不得看书看报，不得擅自离开考场；学生不得以任何形式作弊，一经发现，严惩不怠。期末考试还没拉开序幕，火药味就铆足了。这次考试，之所以如此严格，一个重大原因就是省里派人来进行教学检查了。 那一年还没有实行教考分离，徐爽得以监考自己所教的班级。那时矿院都是实行谁教课谁主考的制度。徐爽的班考试时，给徐爽配备的是一个小年轻帮她监考。这个丫头进入角色太快，在考场上格外威严，对学生“心狠手辣”，毫不留情。在跟徐爽监考的两个小时里，她俨然主客颠倒，摇身一变成了主考官。从发试卷开始，到考试还有几分钟结束，在这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她一直像爆豆子似的往外蹦话，惹得考场上的学生们面容紧张，一个劲儿抬头看她。“大家要注意，不要急于做题，先把班级名字学号写上。”“有问题举手，不要讲话。”“嘿，倒数第二排最左边的同学，有什麽事？啊，借橡皮？借橡皮，跟我说。”她跑前跑后，张罗着，吆喝着，像是做一桩买卖。“看不清，哎，徐老师，你过来一下。他看不清这个字母。”因为是徐爽出的考卷，小老师便招呼徐爽过去解释。这位年轻气盛的后生，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凌驾于徐爽之上，呼风唤雨，穿梭奔波。徐爽浑身不自在。正好，中间有点想去方便的意思，就跟小老师说明了一下，出门向楼道另一头的洗手间走去。不巧，三楼的洗手间上了锁，说是坏了，正在维修。不得不“咚咚咚”跑到二楼。前后不过七八分钟的功夫，考场上竟然出了两桩大事。一件是，在徐爽刚刚离开教室两三分钟后，省教委教学检查小组的一名女成员，在学校领导和教务处头头们的簇拥下，就踏进门来，一眼就看到里面只有一人监考，小老师倒是解释说徐爽上厕所了。教务处负责人不安地瞅了瞅省里的来人，人家微笑着，不动声色，他这边便将徐爽的名字狠狠地记到一张纸上。要是于卞莉和韦君想解个手，还有情可原，偏偏又是这个徐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徐爽，为何总出漏子？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徐爽进门之前，有一个男生给后排的女生递了一张纸条——老掉牙的作弊方式，恰好被小老师瞄上了。她一把从女生手中抢出，展开一看，一个公式赫然写在纸上。小老师二话没讲，将两人的试卷没收，说等徐老师来了之后再说。 徐爽回来了，听她如此这般一讲，也觉得难办。男生则凑近徐老师说，我们并没有做成弊，希望给个改错的机会，接着考。徐爽左右为难，小老师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要放过你们，其他学生是不会答应的，这影响是很坏的。大家说是不是呀？”没想到，小老师还会发动群众。开始，学生们抬起头来，有些困惑，紧接着，有人低声说“老师说了算，我们还要考试呢。”正在两个学生和徐爽纠缠时，小老师竟在教室门外给教务处打了一个电话，很快，教务处质量科的一个副科长驾到，将两位作弊的学生请出了教室。小老师和学生都松了一口气，真是大快人心，爽得很那！徐爽知道，女生学习不咋地，可那个男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还得过一等奖学金，好嘛，就这样“毁”了一个人。他的期末考试成绩以零分计，而且还不允许补考，并要记入档案。这是今年矿院为严肃考风考纪使出的最厉害的一招。 早在期末考试前半个月，机械系的阶梯教室的课桌文学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话题 ——有关好的作弊方法的探讨： 一个署名“百无聊赖”的人写道“有更好的作弊方法大家说出来，我们借鉴一下！”还附了几句打油诗： 考试不作弊， 来年当学弟； 宁可没人格， 不可不及格。 一石激起千层浪，跟帖的众多，有鄙夷的有欣赏的有小心翼翼地探索的有明目张胆地叫好的，不同的字迹，不同的语句，涂抹得到处都是，把个长长的课桌弄得面目全非。“这时代发展的与当年我们那批文革后第一批考上去的大学生，真是有天壤之别呀”，徐爽一边看一边想。那个年代的学生别说公开讨论作弊的技巧，连想也不敢想那。即使头脑中偶尔一闪念，那也是对自己的人格和尊严的冒犯呀。 期末考试过后，有些学生就开始考虑送礼。徐爽在家中批改考卷。刚改好几份，就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五六个男学生站在门外，手里还提着东西。 “徐老师，试卷批改完了吗？” “我今天发挥得不好，好担心，手下留情呀。” “我还没改完，改完后会送到系里的，到时你们可以直接到系里去查分数，不要来了。”徐爽隔着防盗门说。 外面的学生不甘心，也不放心，执意要徐老师打开防盗门让他们进去，说是有个问题要向她请教。徐爽没办法，将门敞开。 学生们坐在沙发上，先是表示在徐老师的课上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进而表白期末考试复习时没抓住重点，加之在考场上过分紧张，很难将自己的真实水平发挥出来。紧接着，话题一转，“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看在徐老师辛辛苦苦教了我们一场的份上，买了一些营养品和水果，请徐老师无论如何收下。” 几个小徐爽十来岁的学生显得很有社会经验，很老成。倒是徐爽一见这阵势，有点手忙脚乱。心想：“这不是明摆着用礼物换分数吗？”即使没有这个缘故的送礼，她都没接受过，更不要说在这种敏感的时刻了。她一再推辞，那些学生放下东西就想跑。徐爽不得不拽住一个学生的衣袖说：“如果你们不拿走，我就将物品送到系里，由系里处理，而且你们的分数会更糟。”其他走到楼梯口旁的学生又退回来，迟疑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有人说“要不，就拿走吧，别给徐老师添麻烦了。”他们的家境也不富裕，省吃俭用拿出钱来敬老师，还不被领情，弄不好考分反倒受影响，可别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他们迅速拿起哗哗作响的几袋东西，一边与徐老师告辞，一边七嘴八舌地夹杂着“徐老师，照顾照顾，手下留情”之类的粘言絮语。 出了徐爽的家门，“噔噔噔”往楼下走时，有人低声骂道“老处女，就是怪，不通人情。看来，我得补考了。没办法，听天由命了。咳！” 踩下最后一节楼梯，他们便站在楼门旁边，嘀咕着，“这东西白买了，派不上用场了。”“要不，去看看于老师。”“于老师的课还没考呢。急啥？”“没考，不正好嘛，先去打打预防针，没有坏处。到时，于老师看卷子时，自然会考虑考虑的。”“于老师好说话，不会难为人的。犯不着再去碰钉子。”这时，一个小矮个学生说“我敢打赌，于老师肯定会收下的，不会碰钉子。不信，我们试试看。”最后，几人怀着一颗冒险和寻求安慰的心理，同意到邻近的教工楼里找于老师。 和徐爽不同，于卞莉轻松自然地将几个学生迎进客厅。她坐在一把椅子上，和坐在沙发上的几个表情略显不安的学生，笑意盈盈地谈些家务琐事，自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她那上中学的儿子，并不失时机地嘱咐学生抓紧时间复习，有什麽不懂的尽管问。她还在不经意间，问了学生对她的课的反应和评价。学生们的回答令她满意：“同学们都说于老师既教书又育人，不像有的教师只顾低头讲课。特别是女生对于老师印象很好。说于老师像母亲一样关心她们，不是，是像大姐一样爱护她们。”于老师笑了，为学生的狡黠可爱。她不经意地打量了一下学生脚边堆放的大大小小的包，轮流跟面前的五位学生对话，哪个也不冷落。对话时，她还有意提他们的名字，让学生们意识到于老师知道他们是“谁谁”。过了一会儿，她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说：“晚上不要睡得太晚，越是考试阶段，越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于老师的逐客令下得温馨怡人充满人情味。一个机灵的学生抢先起身说：“于老师，天不早了，不打扰了。这是我们买的一点东西，不成敬意，请于老师无论如何收下，要不就是看不起我们了。”“你看，你看，你们又不挣工资，还给老师花钱买东西。我过意不去呀。这样吧，你们还是带回去，几个人分分吃了。”“于老师，这是专为您买的，您就收下吧。”“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这东西还是你们拿回去处理，听话。”于老师像慈母一样，句句话都滋润在学生的心坎上。学生们一片为难的样子，最后，于老师见推辞不掉，就说“那好，我这次就收下了。下不为例呀。”紧接着又说“等等，我给你们拿点东西带回去。”说完，打开厨房里的一个柜子，拿出了两样特产，是寒假从家乡带过来的——一包黑枣，一包红枣。 第二十五章 滑稽事儿一桩又一桩 第二十四章 滑稽事儿一桩又一桩 “教师的自觉性够高的了！还一天到晚，揪着小辫查来查去，查什麽查？”在这个问题上，不少老师和徐爽有共识。 不是吗？在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国家，还有哪个职业比教师头上的光环多的呢？“雾海中的航标灯”、“高尚的人梯”、“辛勤的园丁”、“默默燃烧自己的蜡烛”、“吐丝吐到丝方尽的春蚕”、“甘当陪衬红花的绿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阳底下最崇高神圣的职业”等等，而且半路还添了个属于自己的节日。尽管这样，有些老师仍觉得论风光不及“白领”，论体格不如“蓝领”，他们自称“灰领”，每天一身粉笔灰不说，还要灰头土脸地被学校的各种管理部门颐指气使地呼来唤去。 这不，教务处又来事儿了。 1997年上半年，徐爽带三个班的课。刚送走了一个要实习而提前结束课的班，她和自己的另外两个班就同整个矿院一起，迎来了每年两次的期中教学检查。 徐爽们一边忙着上课，一边应付着教务处的“纠缠”。这个让教师头疼的教学管理部门，似乎具有与教师作对的天然职能，时不时要敲打敲打教书匠们那并不发热的脑壳儿。 每到期中检查阶段，他们就抽调出精兵强将，分赴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其中一个分战场就是：学生代表座谈会。在这个会上，教务处来人循循善诱那些被教师“压迫”的学生扬眉吐气一番，给师长提提意见。开始，学生们思索着，观察者，沉默着，好似一座座雕塑…… 呵，青年学子们，还等什麽呢？加油吧！此时不提，更待何时？鲁迅先生说的是：做教员的放不下架子，难免有顾忌，不能畅所欲言，你们可顾忌个啥？ 还好，沉闷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很快“井喷”现象就发生了： 机械系几乎所有教师都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徐爽是“不按教材讲课，课后复习不方便”，韦君是“板书有点乱，不好做笔记”，于卞莉的是“讲课平淡，让人昏昏欲睡”，一个年轻的女老师的缺点竟是“有时上课穿低领开杉和短裤，让人想入非非”，估计这条是女生提的。只有柳云杉，学生们似乎挑不出毛病，提了一条又像缺点又像优点的意见：“希望柳老师少布置点作业”。作为院长助理的夏明德也得到了一条宝贵意见“答疑次数太少，有问题想问时找不到人”。不过，在座谈会上，教务处教学科科长及时向学生解释了原因：“夏助理工作太忙，没时间……”，但对待给其他教师提的意见，则侧耳倾听，不做任何表态。 教务处不但要求学生浑身长满眼睛，帮老师全方位扫描在传道解惑的过程中产生的“教学病毒”，还要亲自出马，狠抓教学秩序。其中一条是：不准提前下课，尤其是后两节课。若被抓住，则严加查办——全校通报点名批评。 其实，在矿院，提前下课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深受广大同学欢迎的。学生们最怕教师拖堂，下课前五分钟，真正把心思用在听课上的已寥寥无几了。如果教师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毫无感觉，浪费唾沫，喜形于色，夸夸其谈，学生的心里就像点着了干柴，火烧火燎得难受。 值得一提的是，有个学期，矿院的学生食堂，总是在星期三中午供应包子，这是被大多数学子青睐的午餐，被戏称为“每周一包”。一到星期三的第四节课，当时针接近12点时，学生们就坐不住了，课堂上就会出现一阵阵“骚动”。 徐爽给余下的这两个班，还要每个星期上10节课，有两节课恰是星期三上午后两节课。每个星期三，她都不拖堂，常常提前五六分钟下课。有的学生早就开玩笑似地跟她打了招呼，拜托照顾“每周一包”。另外，包子对她这个单身也有诱惑，她偶尔也会混入学生食堂买几个包子解解馋。 前几天，苏书记特意嘱咐徐爽，怕她这个马大哈有闪失，给系里找麻烦，告知：期中检查要开始了，注意点，别提前下课。当时，徐爽哼哼哈哈的，哪知，一到课堂，苏书记的谆谆告诫，就被徐爽抛到九霄云外了。离下课时间还有8分钟，课堂上就出现了反应，学生们已经坐不住了。正好徐爽讲完了最后一道例题，并对所讲章节进行了小结，又布置了课外作业，想想也没啥好说的了，就宣布：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几十号学生就像听到“大赦令”一样，“轰”的一声离开座位，冲出教室，碰得桌椅板凳“乒乓”作响，连说带笑地涌入走廊，很快就来到教学楼的出口，那里，正蹲守着教务处的“稽查”人员。他们截住其中的几个学生，问：那个班的？答：机械二班。就这麽简单。教务处拿课程表一对照，就知道是徐爽的课。而徐爽对这一切浑然不知，还呆在教室里，为几个滞留的勤学好问的学生解答疑难问题。 第二天，教务处的通报出来了，点了六个教师的名字，他们来自不同的系部。其中，徐爽的名字赫然在目：提前7分钟25秒下课，让人怀疑教务处“稽查队”是不是掐着短跑的秒表“办案”的。 苏善林稍稍有点气急败坏地找到徐爽说：“你这个人呀，怎麽搞的？怕你出错，紧提醒慢叮咛啊，你到底当成耳旁风了，还是被抓住了。咱们机械系就你一人‘上报’喽！”末了，还补上一句“跟人家于卞莉学学，一点俏，精得跟猴子似的。”徐爽赌气地说：“爱咋咋地吧，教务处老跟我过不去，我也没办法了。”老苏没辙了，只得暗自叹息：“这丫头没治了，脑袋里就是缺根弦儿。” 其实，机械系应该给徐爽陪绑的还有一个特殊的人——夏明德，但徐爽不知，老苏不提，就像这事压根儿没发生似的。 那天，教务处的人还在机械系的教学大楼门口截住了一队人马，是夏明德被一帮学生簇拥着过来了。夏助理在机械系的大楼门口，见到教务处的两人探头探脑朝里望，方醒悟到什麽。但他没有放慢脚步，而是一边应付学生，一边朝教务处人员微笑并点头致意，还挺自然地撂下一句话：“今天中午，市里有个聚会，怕赶不上了。”说完，抬手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教务处的人谦恭地点点头。而苏书记也正好下班，在楼道里晃悠着朝门外走，不远不近地撞到这一幕。其他人都没发现他，于是他紧走几步顺势进了旁边的厕所里，待外面平静之后，再悠闲地踱出，一切似乎都没发生，他也好像啥也没看到。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鲜花盛开的五月上旬。那天，徐爽走在学校的校园里，忽听后面有一个女人叫她，回头一看，是经贸系的教“财会”课的姜老师。徐爽知道，今年她也报了高级职称，也在审批之列。在徐爽的印象中，姜老师是个不紧不慢，性情温和的人。她俩虽不同系，但在教工女子排球场上有过交锋。姜老师最怕徐爽的扣球，每次看到对面砸过来的球时，姜老师总是躲到一边，让给旁人接。别人接到了，就没得好说的了；若接不到，将球垫飞了，免不了会埋怨她：这球是你的，你躲什麽躲！还会有人一边猫下腰，准备接球，一边高喊着鼓舞士气：以后球过来谁也不要躲，使劲接！这时，姜老师就腼腆地笑笑，也不说啥。徐爽觉得姜老师有点可怜，以后就尽量不往姜老师的位子上打，直接扣到“咋呼”得最欢的人脚下。姜老师也是个明白人，知道徐爽的用意。一来二往，两人就互有好感，熟悉起来。 姜老师在球场上不爱计较，在教学和学术上，那份争强好胜的心却很强。不说是矿院的女中豪杰，也是经贸系的出类拔萃之人。多年来撰写了一大摞论文，外加几块像砖头一样厚的教材，今年报高级职称当然没问题了。 现在，姜老师站在徐爽身边，满脸焦虑，一脸忧伤：“徐爽，你听说了吗？我们的材料早就从省里打回来了。”徐爽心头一震：“咋回事儿？你怎麽知道的？”“不用管是从什麽渠道得 来的消息，反正是千真万确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但这次，也许透风透得太晚了，怕赶不上了。”随后，姜老师一五一十将自己掌握的情况透露给徐爽： 省教委认为在徐爽和姜老师的材料里，有1997年的论文和成果，而材料要求统统得为1996年之前的，所以不合要求，打回来重新整理一下再返回去。负责报材料的是人事处的小杨，他回来后，觉得事关重大，马上跟人事处长汇报，人事处长又跟朱院长说了。朱院长轻描淡写地说：不用跟当事人讲了，两个人还年轻，明年再报就是了。于是，这个消息，就一直从开春儿压到了5月份，一直压了两个多月。 徐爽一听，简直气炸了肺。她想了想说，“我的一篇论文虽说是97年发表的，但我的那项教学成果确是96年取得的，我报的是教学成果，只是附上的材料中有几篇96年和一篇97年写的论文。你是怎回事呢？”姜老师也是满腹委屈：“我的科研成果是在96年搞出来的，因为它没有鉴定，不好报成果。我就报了论文，这项成果出来了三篇论文，有两篇96年，一篇97年发表的。为了材料更充实，将三篇论文都塞进去了。要知道这样，还不如不放96年的好，反正我的论文数量远远超过5篇了。” 两个女人气急败坏地议论了一会儿，忽然觉得由于太过气愤，根本就没说到点子上。徐爽愤愤地说：“即使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失误，学校也不该封锁消息呀！也太不负责任了！他姓朱的凭什麽扣押我们的材料？要是他自己上报职称，他会这样对待他自己吗？”姜老师接过话说：“别说他自己了，就是他老婆的大舅子三姨子评职称，也不会遭到这样的待遇呀。怪咱们跟他不沾亲不带故的，又不像夏明德那样有背景，当然就一推六二五了。”“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走，找他去！”徐爽拉着姜老师就往朱院长的办公室走去。 在徐爽得知这一“噩耗”之前，另一个人也在独自懊恼，那就是柳云杉老师。自从申报了教授职称以来，他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那就像一块心病时时折磨着他，让他心神不定，不得安生。前几天，他托省城一位老同学给他打听职称评审情况，得知专家评审会已经开过了，他的材料投票没通过。老同学还安慰他，就差一点儿，7：9，明年估计没问题。老柳放下电话，像挨了一闷棍，半天说不出话来。在他的潜意识里，知道自己这次的希望是不大的，但结果真摆在面前时，又接受不了。得，还不如不报，面子上真过不去呀。接下来几天，老柳心事重重，懒怠见人。 很快，苏善林就得到了消息，他悄悄对老伴说：今年，机械系真惨，评职称给“枪毙”了两人。这个老柳，看起来稳稳当当的，可办起事来还是欠火候呀。明年，看我的。好，天不早了，拉灯，睡觉！ 老苏也认为，机械系评副高职的四人中，最不被看好的就是于卞莉，而偏偏她现在是最胸有成竹的。机械系一共申报了四个副高职，于卞莉、徐爽、韦君，还有夏明德。夏明德是从机械系出来的，所以还是由机械系为他申报，不过，由于他近几年没有多少教学工作量，就申报了高级工程师，以后有机会再转系列——当副教授，高校里对这类人就是这样干的。在于卞莉们的高职还没信儿的情况下，夏明德已经获知了他的高工被批准了。评高工就是比评副教授“短平快”。自从申报了高级职称以后，于卞莉心中就总敲小鼓，论文章比不上徐爽，论教学工作量不及韦君，三个人在一个系，同时申报，会不会出点差错，通不过呢？按惯例，五月份之前省教委就要成立专家评审组，审核报到省里的高级职称人员的材料，然后，投票决定谁将胜出。于卞莉四月份就找了一个出差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到省城活动了一番。谁是她要找的人，凭她多年在j省的工作经历和与省内高校之间的联络合作，已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她单线联系了三四个人，他们都是省内重点高校内的机械领域的专家，有的以前当过评审组成员，现在仍是呼风唤雨的人；有的就是今年的评审组成员，已经接到了省教委的通知。于卞莉好悬呀，9：7，再少一票就难办了。学科评审组开过会的第三天，她就将电话打到“内线”上，获知了这一好消息。此后，暗暗欣喜了好几天。而且，她还知道了倒霉的徐爽的糟心事儿，无论心理的感觉如何，她表面上还是微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一池静水，不动声色，神采宛然。 第二十六章 做一回秋菊 话说那天徐爽拉着姜老师去找朱院长，吃了“闭门羹”后，心里的火更大了。她那牛脾气一上来，九头牛也拉不回头。她怎麽也咽不下这口气：省教委将材料退回后，学校硬是压着不通知当事人，一压就是两三个月。学校凭啥这样霸气，这样不把教师当人？她有了想去省教委讨一个说法的冲动。正好她上课的班，一个要进行课程设计，由另一位老师来上；一个轮到“值周劳动”，不上课。这样，她就有充分的时间往省教委跑一趟告上一状。 徐爽干什麽事都喜欢明火执仗地来，还没来得及稳稳地当一回“秋菊”，系里就获知了她雄心勃勃的告状计划。先是苏善林书记亲自出马，做徐爽的工作。苏书记一贯推行的是“软”作风，他耐心开导徐爽：“凡事想开点，职称问题，早一年晚一年解决，也差不了多少。再说了，你现在就是去了，也是白跑一趟，省教委不会专门为你一个人再召集专家开评审会了。你说呢？”徐爽软的不吃。很快，施大栋就给徐爽来了点硬的“你是预备党员，得给学生党员做好表率，不能不考虑影响。为这点委屈，就撂下工作，往省里跑？如果你一意孤行，以后转正很难说不会遇到麻烦。”硬的徐爽也不吃。 五月中旬的一天，她打起背包，乘长途汽车，赶往长江边上的n朝古都。 很快，省教委师资处的占处长和小铭，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就迎来了这位不速之客。“省里人”更多的是惊奇：还从来没有过一个女教师为了职称的事专门跑到省教委告状的，况且这次，还来了一位看起来蛮年轻的女学者。占处长一贯待人都是和和气气，有话好商量的。在没有探明事实真相之前，他通常的做法都是对“来宾”笑脸相迎，茶水伺候，而不管对方的地位如何低微。风尘仆仆的徐爽在占处长的注视下，喝了几口热茶，就简明扼要地将满腹委屈竹筒倒豆子似地全倒出来。徐爽表达清晰，占处长反应很快，没用多少时间，占处长就对这件“冤假错案”一清二楚了。 他先是和颜悦色地与徐爽交谈，表示对她的心情完全能够理解，对她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非常赞同。还说，他的爱人就在一所高校任教，作为教师，将职称的事看得比较重也是人之常情。他一边安慰徐爽，要她先回到工作岗位，履行一个教师的职责；一边诚恳地表示，他一定将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并妥善地处理好，请徐爽相信组织。之后，占处长说还要开一个会，就匆匆走了。办事员小铭与徐爽无话可说，就低头做自己的事。徐爽自觉无趣，说了几句客气话，就回到不远处的旅馆里。准备第二天，再好好找占处长谈谈，看会不会有一丝转机，也就是还能不能来个“拨乱反正”。 第二天，徐爽往省教委的“师资处”打电话，没人接。因为占处长上厕所，小铭打水去了，办公室暂时唱起了“空城计”。徐爽便决定趁机到附近有名的地庙市场逛一逛，给妈妈买点当地的土特产品，好利用暑假的时间带回去。 另一边，省教委师资处的办公室里，占处长一边喝茶，一边翻一张报纸。小铭用计算机敲着一份文件，没话找话地说：“昨天，那女的，为这点事跑一趟过来，神经不大正常吧？”占处长像是忽然想起什麽：“对对对，那女的姓徐吧，她的问题还没处理呢。我得给东海理工学院打个电话。” 他让小铭挂通了矿院的电话，慢腾腾接过来。“找人事处的吴处长。”吴处长一听是省教委师资处的占处长，先是一激灵，后是心一惊。他还不知道，徐爽已经跑到省里告状去了。他说请占处长稍等一下，他先了解一下情况再禀告之。过了一会儿，当这头的占处长得知，徐爽还没有返回矿院时，他有些激动了，指明要朱院长听电话。朱院长一听省里来了电话，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小跑着来到人事处，一把将话筒接过来。 朱院长有一个为人处事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抗上。也就是，对下，可以马马虎虎，对上，必须认真应付。他毕恭毕敬地听着占处长的训导。占处长一听徐爽没有回原单位，而他昨天又忘了问徐爽住在哪里，再想想徐老师疲惫不堪的脸上隐约可见的绝望神色，顿时一股不祥之感涌上心头。“徐爽在哪里？会不会想不开……”一瞬间，“徐老师”、“长江”、“自杀”几个词接连从他的脑海中往外冒，他有几分不安，他肚子里窝了一股火：“我说朱院长啊，怎麽一位女教师的工作也做不好呢？材料退回后，为何不通知本人呢？这要出点什麽事儿，你们责任就大了！人现在还不知在哪里呢。”最后，他提高嗓音说：“如果明天你们还见不到徐老师，就给我打个电话。”那头的朱院长像是士兵回答军座的命令似的，下意识地将两腿往一块并了并，伸直了腰，昂起了头，很畅快地说：“好，好的！” 占处长放下电话，敞开的门旁便出现了一个身影，啊，徐爽！“占处长”，徐爽喊了一声，占处长耸成一个疙瘩的眉头略微舒展了一些，“徐老师，你还在这里，没回学校？”他压抑着心中的不满。开始听到徐爽的“冤案”时，他的确有点同情这位当事人，尽管他并不认为职称的事儿有多重大。现在，经过一天的折腾，他心里的天平有点偏了：“这人为自己的一点小事，就大老远地跑到省里来告状。到现在，还待在这里，还想怎麽着呢？”不管心里有何看法，占处长还是和颜悦色地说：“我看，还是先回去吧。学生们还等你上课呢。你反映的情况省教委很重视，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给你一个说法的。但这不是一天两天所能解决的，需要一些时间。”徐爽有点茫然，也有点不过瘾：大老远自掏路费旅馆费跑到省里，就为得到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答复？她的犟劲又上来了：“占处长，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总得有个明确的说法吧？”“你要什麽说法？”占处长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徐爽看了看占处长的脸，小心地说：“他们这样做，剥夺了我今年评职称的权利，难道就没有任何补救措施嘛？”“学科评审会都开过去了。总不能为了一个人就把全省十几个高校的专家学者再召集到一起，开会吧？”“那没有一种特殊的方法处理这类特殊的问题吗？”“你说说看，什麽特殊的方法？”占处长将这个球很自然地踢给了当事人徐爽。徐爽也不傻，又踢回去：“你们当领导的总比我这个普通教师有智慧，一定知道怎样处理的。”占处长觉得这个徐爽有点难缠，但又不好发作，只得压着一个劲儿想往外冒的火，苦口婆心地开导徐爽：“听说你还是个预备党员那，党员有时难免会受点委屈，会遇到点挫折，无论碰到什麽事情，都要正确对待，要经受住考验……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到关键时刻，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党性强不强了。”占处长软中带硬地说。徐爽像被人泼了一瓢冷水似的，凄冷又孤独。她想说出一串有力的话，可嗓子像是卡了根鱼骨，挣扎着却发不出声音“怎麽这些当干部的说出的话，就像一个模子里刻的？无论怎样兜圈子，绕弯子，都会回到相似的起点？” 徐爽常常为人的言行的不可理喻、不可琢磨而困惑，她对人性的了解似乎只停留在好与坏、白与黑的水平上，不懂得“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乃人性的真实写照。占处长也是人，而且是领导人，怎会脱俗呢？ 可能占处长担心徐爽承受不住，又安慰了她几句：“我已经给你们学院打了电话，批评了院里的领导。他们对你来省里反映情况表示可以理解；而且，在以后处理你的职称问题时会更慎重。这点你可以放心。你的情况省里就算备案了，以后我们也会吸取这一次的教训，在为全省教师服务的工作中做得更好。你回去后，不要多讲，要少说多做，该干什麽干什麽。要让大家看看，我徐老师受了一些委屈，但能正确对待，并没影响正常的教学与工作。这样，你会重新赢得同事们的尊敬的。你放心，学校领导 不会对你怎样，如果有打击报复的现象发生，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我会替你说话的。记住，不要轻易往省里跑，那样对你不利。” 徐爽听完这番话，再仔细想想，继续赖在这里，也没有多大意思。正在徐爽犹豫的当口，占处长明察秋毫，再一次亮出杀手锏——“马上要开一个会”，终于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 第二天，徐爽收拾衣物，坐上了返程的汽车。在摇晃的车厢里，在众人喧嚣的声浪中，徐爽疲惫不堪，昏昏欲睡。这一趟赴省城告状，徐爽吃住行自费了一千多元，换来了几句废话，其收获远远赶不上那个农妇“秋菊”的多。 回到矿院后，并不太敏感的她还是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人们似乎在躲避她，像怕沾上什麽似的。领导对她不冷不热，群众对她另眼相看，那眼神中已由告状前的同情变成了“不解”：多大个事呀，还往省里跑。群众就是这样，他们善于将同情施舍给受委屈的人，却不大喜欢想“翻身得解放的”出头鸟，任何“过分”的行为招来的便是不解和猜疑。 尤其是在领导面前，群众们更是有意与她划清界限，避免跟她啰嗦，很多时候都尽量装作看不见她。谁让她去省里告领导呢？县官不如现管，你徐爽有能耐能推翻现任领导？我们还不都得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吃饭。 徐爽越想越窝囊，总觉得心里有一股气出不来，又想起了那个打官司的农妇“秋菊”。是呀，省教委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何不求助于司法机关讨个说法呀？我徐爽在这个地方吃了n次哑巴亏，这一次，不能再沉默了。 于是，她悄悄来到附近的区人民法院咨询。一位律师接待了她，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机敏的男人。一开始，他就对徐爽的案子兴趣不大，几年来，他代理的案子大至人命关天的大事，小到打架斗殴的琐事，哪一件掂起来都比徐爽的有分量。这老师教书教糊涂了，这麽点芝麻粒大的小事也想劳法律的大驾？他有点不耐烦地问徐爽：“你说学校剥夺了你评职称的权利，这个站不住脚呀，你明年不能评了？明年评不上，后年呢？学校没有把路堵死嘛！”还补上一句，“你要打官司，恐怕连立案这一关都过不了；假如官司打起来了，没有个半年一载也结束不了，到时你的职称问题早解决了。”“那我应该怎麽办？”律师斩钉截铁地说“回去，等明年再评吧！别折腾了！” 走出法院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徐爽两腿发软，想着：我读了很多书，还不如一个农妇。秋菊好歹还将村长送进了派出所。转念又想，人家秋菊的冤屈大呀，丈夫王庆来与村长发生了争执，被村长踢中要害，这是看得见的身体伤害，而矿院对教师的精神伤害是看不见的。法律大都关注物质的层面，对人的心灵的损害，往往重视不够。 徐爽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后来，从省城传回消息，评副高职的三人中，只有徐爽的职称砸了，其他二人，于卞莉和韦君都顺利通过了学科评审组这一关。也就是说于卞莉成了“准副教授”了，只等省教委的红头文件一下，就甩掉“讲师”的旧帽子，戴上“副教授”的桂冠，与韦君弹冠相庆了。 第二十七章 孤独的老姑娘 在徐爽的人生道路上，陪伴她时间最长的是这样两个字——孤独。她的确形单影只，不但没有一个属于她的小家庭，而且缺少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她像一座孤岛一样，兀立在人海之上，却无人靠近。 谁都知道，现在的“月光族”当年的“八十后”属于第一代独生子女，比他们长了一辈的徐爽，在家里，却也是父母独一无二的掌上明珠，在那个年代，可称得上是“珍稀动物”了。 说来奇怪，孤独的人本应该力避孤独，尽量逃避与孤独有关的事物，但徐爽不，她最喜欢听的歌曲是“孤独的牧羊人”，当那夹带着淡淡愁绪的歌声，在空气中游荡时，她觉得心中的孤独也便流放出来，轻松了几分： 一个人在苍茫的大地飘来飘去 一个人在无尽的祈愿里承受风雨 挨不过草原的冬季 思念就在北风里死去 草原草原草原你可知道 你可知道我的孤寂 徐爽喜欢听孤独歌曲，还喜欢看孤独小说，加西亚的《百年孤独》就是她看了好几遍，还看不厌的名著。书中浸淫飘落着的独特的孤独气息，抚慰着她那颗孤寂流浪的心。 徐爽有她自己排解孤独，化解痛苦的妙丹良药——以毒攻毒。 时间是治疗痛苦的慢药，而突如其来的悲伤靠时间来医治，是等不及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使劲读描写人间悲情的小说，使自己沉浸在对他人痛苦的悲悯中，以此盖过自己的心伤，这是徐爽用来消除忧伤孤独的速效剂。 哦，徐爽！这些真的能消除你的孤独吗？ 从省城一无所获，告状归来后，徐爽更加孤独了，很快到了1997年底，一眨眼又“相约1998”。诸事不顺，生活苦闷，有一段时间她竟沉迷上网络，那是1998年初春，也就是职称问题搁浅后的第二年，她和柳云衫再次双双申报了高级职称后不久。 徐爽没有真正谈过恋爱，更不用说生儿育女了。她是矿院唯一的超过三十五岁的“单身汉”。她除了上课，业余爱好就是在操场打排球，在宿舍上网，再不，就是躺在床上回忆过去了。 徐爽看起来没脑子很简单，但那是表面现象，她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她也不明白，为何人们总认为她简单，是面部表情单调，说话不讲究技巧，还是不懂为人处事之道？反正从小学时，她就知道一点在别人眼里，她给人的感觉。 五年级时，班上年轻的数学老师出了一道比较别扭的四则题，里面拐了好几个弯儿，全班同学都一筹莫展，还是徐爽第一个把它给解决了。老师对聪明的徐爽的独特评价是：你这张看起来简单的娃娃脸，脑子不简单嘛！ 是的，徐爽一直就是一个将简单的外表和复杂的内心融为一体的有点古怪的凡夫俗子。这一点在她漫游互联网的各种论坛时就彰显得一清二楚。 她除了喜欢上矿院的学生论坛，就是经常逛京城的“名人坊”，“明星吧”，这是她驱逐寂寞和孤独的好方式，因为那里人气高，热闹，可以找乐子，还能酣畅淋漓地倾诉苦闷，针砭时弊。她常用的马甲是“呼啸山庄”，这是她喜欢的一本书的名字。 她在网上与现实生活中判若两人，网上的她，像一个有思想有阅历，不随波逐流的老者，而且也难以让人判定是男是女，因为她的文风颇为犀利尖刻，已没了女性的阴柔。 对于学生们在学校论坛上的发言，不管涉没涉及她，她都保持沉默，她不想让学生知道她也徜徉其间，更不想让学生窥探到她的内心世界。她有她的自尊。但一到了“名人坊”和“明星吧”，她就活灵活现了。 她从内心并不崇拜这些所谓的明星，没有了毛泽东，她不知这辈子还能不能碰上一个让她顶礼膜拜的人。不过，她最喜欢到女名人那儿瞎逛，这也算是对她自己女性身份的认同吧。 一位在屏幕上出现了不少次的小有名气的女主持人的“吧间”是她经常光顾的地方，她觉得那位主持人的笑容太灿烂了，音质太优美了，她急需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女人给她以精神上的滋润，以心灵上的慰籍。谁知，有一天，这位幸福的小女人却发了一个悲伤的帖子，里面有这样几句话： “我为何总感到孤独？即使周围全是来来往往的人，我还是觉得孤零零的，像一叶漂泊在大海上的孤舟，无助又无奈。躺在床上时，我会反复问‘人为何活着？’这样的问题”。 很快，徐爽用“老油条”的化名给她发了一个回帖： “不要问‘人为何活着？’这样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哲学问题。它没有答案，或者说它的答案成千上万。没人能回答得了。反正别人活着，俺就活着。假如这世界上只剩下俺一个人，所有的财富都归俺一个人所有，俺也活不下去了。一定得找一大块豆腐，毫不犹豫地狠狠地一头撞上去再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为别人活着。父母在世，为父母而活；父母不在，为儿女而活；没有儿女，为全人类而活。 另外，请注意一点，大凡得抑郁症甚至导致自杀的人，起初都问过同类问题：‘人活着是为什麽？’越想越空虚，越想越绝望，直至自己将自己化为虚无……呜呜呜。” 其实，徐爽和大多数网民都明白，在网络里尤其是论坛里发帖都很难表达完整系统的理念或清晰深刻的思想，只能展示一种状态，表达一个心愿，倾诉一点苦恼。 徐爽还在一个远嫁海外的美女作家的“作坊”里闲逛了几次。在她的眼里那是个相当自爱也就是很会自我欣赏的女人。尽管徐爽不认识她，但透过她的文字，仍能触摸到她的性格：小心眼、虚荣、听不得批评意见。不过，崇拜她的粉丝并不少，那些人对她简直就是“顶礼膜拜”了，将她奉为“女神”，那些吹捧的语言让她起了一身鸭皮疙瘩： “美女+才女，来，亲亲！” “你是我最崇拜的仙女。仙女，快下凡吧！” …… 还有一个明显是“小伙子”的人在戴着马甲痛苦地呻吟： “我的最美丽最温柔的b呀，你怎这样狠心那，咋说嫁人就嫁人了？而且还远嫁海外。我的心好痛好痛呀！失去了你，我的生活一片黑暗，没有了阳光，没有了空气，没有了水分，我就要枯萎了，我是为你而生的啊！你知道吗？我真活不下去了，我就要跳楼了！” 小伙子的一片“痴情”换来的是“仙女”的沉默无言，她根本没有回帖。倒是不少“过路人”规劝小伙子想开点，别做傻事，要坚强地活下去，毕竟“仙女”还活得好好的，既然你爱她，人家过的幸福，你应该高兴才对。 徐爽一边看，一边偷着乐。她认为这个小伙子中毒太深了，要拯救拯救他，于是发了一个不伦不类，有点和主题不沾边的帖子： “偶虽然也比较喜欢b的文字，但感觉不能多读，读多了有种吸多了鸦片的感觉，头脑空虚，懒懒散散，什麽事都不想做，就想再吸、多吸。真可怕呀，人家b在奋斗，在拼搏，在读硕士，在朝着辉煌的顶点爬去，偶们却在这里‘吸鸦片’，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一事无成……” 这个帖子无意中吹捧了这位美女作家的文字有魔力，竟很快得到了“回音”。她一反矜持的姿态，像一个撒娇的女孩一样，说了一连串故作谦虚的话，将徐爽当成一个大男人了。 这事儿过去几天后，徐爽又去了一个小名男人的坊间，一眼就看到这样一个帖子： “美女作家b心胸狭窄，经常删除别人的评论。你如果只想听好话，你就别开名人坊嘛。我就说了这么几句，她就删掉。这次要捍卫一下言论自由，当然只能在我自己的作坊里发了。你天天打着名校与跨国婚姻的‘大旗’骗国内的学生，不配当留学生的代表。你有底气你就别删贴啊。 ……” 徐爽对这个帖子忽然来了好奇心，她想试一下美女作家是否小心眼儿，于是她设计了两个帖子，一个是“反方”——批评帖，一个是“正方”——赞美帖，一前一后发在美女作家的“作坊”里，而且为了保险起见，将“批评帖”发了两次，发过之后，还打开阅读了两遍，以确认没有丢失，确实挂在了“面板”上： “批评帖”为： “美女作家说来这里是为找乐子，没错；有人讲，你是呆在国外太寂寞，开作坊以驱散孤独感，也对呀！偶三番五次来这儿逛游，也是寻开心也。 而且大热天，来这儿也消暑呀！看看那麽多的b迷们咿咿呀呀地说着‘我爱你呀，我真爱你呀，我爱死你了，你是我的最爱呀，偶像呀，我佩服得不得了哇，一天见不到你就活不下去了’，别提偶多开心了，像是三伏天吃了冰激淋，浑身凉西西冷飕飕的，脊梁骨直往外嗖嗖地冒凉气，真是不是空调胜似空调呀。” “追捧帖”是： “如果说，你是月亮，我们就是绕在月亮周围的星星；如果说，你是太阳，我们就是那追随你的月亮。” 这个“追捧帖”发出去之后，徐爽觉得脸上一阵阵发烧，好在网络是虚拟的，她的网名也是虚构的，否则，徐爽也不敢“麻肉”或“肉麻”成这样。 美女作家就像有心灵感应一样，很快上“作坊”来考察了，她只给了徐爽的“批评帖”十分钟的寿命，就将它腰斩了两次（徐爽发了两次），但却完整地保存了徐爽的“追捧帖”。 徐爽为这个小小实验的成功而沾沾自喜，她一看已经半夜12点了，人也感觉困乏了，索性关了电脑，躺在床上玩味着美女作家删帖的目的：尽管我的帖子没有骂人，但却是致命的，她太喜欢众星捧月的感觉了，唯恐失去一批盲目的崇拜者。 接下来，徐爽睡意朦胧，也许是这一天的“名人吧”的旅行，让她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竟迷迷糊糊地回到了六七十年代——那个没有名人，只有圣人的特殊年代： 一首熟悉而又陌生的旋律在耳边回响，“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麽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当年唱的那样郑重其事的《毛主席语录》歌，怎现在唱起来，歌词不像歌词，曲调不成曲调，如此滑稽可笑呢？ 欧，舞台上不是妈妈嘛？正在排练吕剧《纪念白求恩》，妈妈在里面担任白求恩的妻子，妈妈de同事——秃头大鼻子老刘扮演白求恩，爸爸是三个编剧之一。当初就是以毛主席的老三篇之一《纪念白求恩》为蓝本写这出吕剧的剧本的，徐爽爸爸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一是毛泽东主席请仓库管理员魏大明扮演，因为他长得有几分像青年毛泽东，大背头，大个子，嘴角还有个明显的痦子。二是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太长，有的不适合作为唱词，应有所删节。另外两位编剧对这两条建议忧心忡忡：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怎能由一个普通的仓库保管员来扮演？除了毛主席本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扮演毛主席。最后，剧组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当需要毛主席出场时，就由一位演员将毛主席的大幅头像举过头顶，代表他老人家了。至于吕剧的念白唱词必须一字一句按原文来，不得有任何更改，篡改毛主席著作，那可不是小事啊，哪个敢？ 于是，徐爽和众多观众最后看到的吕剧《纪念白求恩》，就是这样的： 白求恩和曾经的妻子之间倒没有多少对白唱腔，重头戏全在一个手举毛主席画像的人，或唱或念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上，的确是全盘照搬了毛主席著作。 唱词虽然是新的，但听起来有点《李二嫂改嫁》的味道：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gcd员，五十多岁了啊，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gcd和美国gcd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了啊。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啊嗬哈？” 最后一段更不像唱腔：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啊。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啊咿呀啊。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啊呀。” 戏台上几个像纸做的人，唱念做打，忙得不亦乐乎；舞台下，不少人低头掩面，在手掌后面笑，这出新编吕剧听起来怎这样滑稽呀。 徐爽也笑啊笑啊，笑醒了。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孤独的徐爽还得继续上课、上网，外加回忆，这就是她的生活。 第二十八章 一个都不原谅 1998春天，新学期刚开始没有几天。一个明媚的上午，机械基础教研室的全体教师被安排听老柳的课。徐爽再一次细心地观摩老柳上课的情形，她发现，平时对待下属显得刻板生硬，不苟言笑的老柳，在课堂上，却表现得宽容随和，气度翩翩，讲课的特点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 只是他添了一个小动作，那就是不时接触按压一下身体的右侧，像是有意的，又像是无意的。柳老师的脑门发亮，上面还有一层细密的汗珠，好似澡堂里被蒸汽熏出的电灯泡。老柳讲课的间隙，会微微喘息一下，挤出一丝苦涩的笑容。 下半节课，徐爽一边心不在焉地观摩柳老师讲课，一边迷迷糊糊地走神。眼前的柳老师的神情中有一种元素，让她遐想，让她感动，让她不由自主地想仔细捉摸捉摸，那是什麽呢？突然，她的记忆像被蜂蜇了一下，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朦胧熟悉的身影和亲切苦涩的笑容，那属于她的父亲。每当发现有的男人身上闪现出父亲的影子时，徐爽的内心总是涌动出一股温情，这种温情会将她对他的反感化解掉。对柳云杉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无论他对她说出怎样的刻薄绝情的话，只要一看到他那神情中夹杂的似曾相识的父亲的成分时，她的心就变软了，任凭怎样跟自己的自尊作斗争，都对他怨恨不起来。 徐爽总起来说是粗线条的，但有时也是细腻的。父亲去世后第三年，她将母亲接来，住了一年。后来，母亲觉得人生地不熟，太寂寞，又回山东了。那一年，想起父亲伤心落泪时，就躲出去，免得被母亲看到。一次，她从四楼往下走，刚下到二楼的拐角处，泪水就涌了出来，于是，就躲在角落里擦眼抹泪。正巧柳云杉上楼找她，通知下午开一个教研室会，撞上了这一幕。柳老师只说了一句话：“想开点，人总会有那麽一天的。”他并不知道，这句话能给徐爽多大安慰，正是这句淡而无味，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平常话，让徐爽的心灵中盛放得太多的痛苦释放出了一点。为此，徐爽对他怀有一丝无言的感激。 这种感觉对别人来说有点奇怪，但对徐爽来说，很平常。在九十年代，人们钟情于靓女小白脸之流的歌手明星时，徐爽却对一位过气的老男歌手情有独钟，尤其在父亲去世之后。那就是男高音歌唱家刘秉义。每当这个顶着宽广亮堂的大脑门的老头出现在屏幕上时，她就目不转睛地痴痴地盯着他看，而且眼里还闪着点点泪光，直到目送着老刘先生退到幕后。其中的小秘密只有徐爽本人知道：刘秉义长得太像她父亲了，不但形似，而且神似。每当刘老师豪迈地唱响：“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徐爽就热泪盈眶，仿佛看到父亲又重返人间了。 徐爽就是这样一位在许多人看来似缺乏感情，实质上却有点多愁善感的女子。其实，任何人给别人的印象往往都是假象，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被别人所了解得透透彻彻的。人的庞大的内心世界所能映射在旁人眼睛里的东西仅是它的一小部分，何况，有时人的行为并不跟内心世界相统一呢。 听柳老师的课，引得徐爽的思绪翻飞，她在侃侃而谈的老柳身上寻找着父亲的蛛丝马迹；老柳则在三尺长的讲台上挥洒着自如。徐爽看看手表，还差几分钟就下课了。她在椅子上伸了伸久坐发酸的腰，再往讲台那边望去，却见老柳的讲课像是潺潺的流水给拦腰截断了，他用捏着粉笔的手掐着腰，另一只手握着一只大木圆规，嘴张开着，脸色蜡黄，在那一瞬间，教室里鸦雀无声，众人全惊呆了。 坐在徐爽旁边的苏善林，意识到什麽，突然站起来，喊了一句：“柳老师！你怎麽啦？！”就在这一瞬间，老柳眼睛一闭，倒在了讲台上。 之后，苏书记很快打了120的急救电话，又镇定自若地指挥着教师学生和救护人员将柳老师抬上了救护车，送到了市第一人民医院。 柳老师在讲台上昏倒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矿院的各个角落。比消息本身传播得速度更快的是老柳的化验结果：肝癌晚期。 仅仅一天的时间，柳老师就由一位示范讲课的优秀教师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癌症患者。 到医院探望柳老师的师生络绎不绝。一天，徐爽混在教研室一帮人的队伍里，也来到了医院的病房看望老柳。人家探望病人都生怕病人不知道自己来了，她却躲在人群后面，害怕老柳瞥见她，感觉不好。听说老柳生了重病，她不但没有“幸灾乐祸”，还平添了一丝惆怅，她非常后悔过去跟老柳吵架，甚至觉得他的病也跟这个有一点关系。 老柳是个倔老头，他最崇拜的人就是他的老乡鲁迅，鲁迅有一名言：对敌人，至死都不原谅，一个都不原谅！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种说法对老柳不太适用，他是一个将仇恨刻到骨子里的人。 这个徐爽，虽不是敌人，但像敌人一样可恶，老柳早对她厌恶到骨子里去了。所以，老柳一开始便瞥见了躲在人后的徐爽，但他没有正眼看她，就像她不存在似的。徐爽也不敢吭声，甚至呼吸都有点紧张。她不愿老柳因为看到她而感觉不好，她来看老柳完全是受一种本能的良心的驱使。 徐爽走出医院的大门，怅然若失，她不能理解她是如何将柳云杉得罪得这样苦的，竟然生了这样大的病，很有可能会不久于人世了，还不能原谅她。自己来看老柳，完全没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成分，是良心支配自己硬着头皮来的，老柳可不要误会呀。以前，产生的误会已经够多了，千万不能旧的误会还没消除，新的麻烦又产生了。徐爽曾深切地体会到被人误解的痛苦，所以，最怕的就是这两个字。而且她发现当被人误解时，越是辩解，情况越糟，以至于她都有点害怕与人交往，恐惧与人打交道，也许已经患上了轻度社交恐惧症？她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妈妈能理解她，只有妈妈不计较她说话的方式，也只有妈妈能一次又一次无条件地原谅她。 其实，徐爽是误解的受害者，但她也在误解他人。比如，她总认为柳云杉一毛不拔，像个吝啬鬼，这种印象在她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但老柳到底怎样呢？ 一天，老柳趟在病榻上，盯着天花板，不知想些什麽。不一会儿，郑阿姨端着做好的骨头汤进屋了，同时，还引来了苏善林和夏明德，以及于卞莉。夏明德受院领导的委托，前来探望病中的柳老师。苏书记代表全系教职员工向柳老师表示亲切问候。于卞莉是教研室副主任，她小声地告诉柳老师，安心养病，教研室的同志们盼望他病好后回到他们中间去。当然，老苏和小于，心里都明白，柳云杉再也回不去了。有时，人们需要善意的假大空话，如果一切都实话实说，世间就没有温暖和希望了，剩下的就只有冰冷和恐惧了。甚至有一句危言耸听的说法：人类需要谎言，否则，必将天诛地灭。 好了，言归正传，还是说可怜的老柳吧。这一次，苏善林还将全系教职工最近为柳老师捐献的5000元现金交给了郑阿姨。在柳老师住院的这一段时间，矿院机械系的教职员工纷纷慷慨解囊，甚至有些学生还捐出了10块，20块。他们都看到了机械系党支部贴出的倡议书： “柳云杉同志是东海理工学院的优秀教师，因病住院已达三个月之久，每天的花销都在600元以上。鉴于学院目前的困难，不能全部报销，这样其累计自费的医药费已达四万余元。这给他继续治疗和维持家庭生活，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为了帮助柳云杉同志度过人生这一困难时期，机械系党总支在全系教职工中发起‘向柳云杉同志献爱心捐款’的倡议，号召大家发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人有难、大家帮助’的优良传统，向柳云杉同志伸出友爱之手，奉献一份爱心。” 当然，柳老师并不知道捐款的详情，但却被同志们那种赤诚的关爱之心感动了。他声音颤抖着说： “谢谢院领导，谢谢苏书记，感谢同志们。”喘了一会儿气又咳嗽了好几声，他又接着说：“我看，还是不要在我身上花费太多了，送给更需要的人吧……听说咱们系还有一个学生得了红斑狼疮，家里有困难，看不起病。我愿把这捐款分一部分给她。”苏书记握着老柳的手说，“希望你收下同志们的心意，那位学生的情况，我们将进一步关注，会处理好的，请放心。” 对这一插曲，徐爽没有亲眼所见，而是通过几天后的“理工学院院刊”读到的。那是一篇通讯，记述了优秀教师柳云杉如何在病床上与病魔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事迹；还有，怎样在自己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然想着集体，掂着他人，挂念着自己生病的学生。徐爽读完这篇文章，其感动超过了吃惊。 后来，徐爽又在校报上读到另一篇有关机械系师生为柳老师捐款的新闻报道，其中一段话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爱的春风吹满校园。柳云杉同志生病是不幸的，同时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好同事、好学生，还有一些与他素不相识的人关心着他，为他奉献一份爱心，祝愿柳云杉同志早日康复！”这段话，又让心情有点压抑的徐爽哑然失笑：得病还有幸运的一面，这是怎样的逻辑？ 徐爽的特点，有点喜欢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儿。在她的内心里，充满了对世俗的“自嘲”——自己偷偷地嘲笑，这使她看起来也与常人不太一样，与世风格格不入。她还曾对报刊上出现的这样的话提出质疑，比如“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他的肉体消失了，但他的精神确是永存的。”她的理论是，死了就是死了，活着就是活着，上面的话只不过是人们自我安慰罢了。每当她流露出这种观点时，周围的人对她的看法就一个字——怪！ 第二十九章 柳老师走了 自从查出了肝癌，老柳的脾气越变越糟，尤其是看着儿子进进出出，忙上忙下，他总是莫名地烦躁。 一天，儿子提着一袋苹果走进来，一进病房就感觉气味不对，小柳不由自主地抽了抽鼻子，说：“什麽味道？有点臭……”柳云杉正疼得满脸冒汗，听了儿子的话，一股无名火霎时冒出来：“臭什麽臭？是你娘的x臭！”小柳尴尬地瞅了对面的病床一眼，发现那床上原先躺着的病人不知上哪儿去了，一床被子像瘪了的布袋子，瘫在那里。他甚至温柔地回看了父亲一眼，对他没有当众骂自己，给他留了面子，心存一丝感激。 他从内心原谅了父亲的粗暴，他知道父亲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失去理智了，属于他的时间不多了。忍耐再忍耐，他在心里告诫自己。 老柳的气大都洒在了小柳的身上，对探望他的女儿就客气多了。在他们这个家庭中是“重女轻男”。这里面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老柳认为女儿“根红苗正”，确实是他柳家的后人。这个柳小杉怎麽看怎麽不顺眼，谁知道他是谁的“野种”？ 柳老师心里有一个结不开的疙瘩，就是他儿子的身世。他不止一次地在心里盘算捉摸着孕育儿子的那段时间，正是被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老婆和造反派头头的约会期。他算了算时间，觉得种下“野果”的可能性极大，加之，儿子怎麽瞧怎麽有那家伙的影子，越发看儿子不顺眼。尤其在儿子上中学之后，老柳内心对小柳那种自里往外的厌恶简直掩盖不了。而小柳小时还算机灵，越大越显得迟钝，而且，学习也不出彩，跟他柳云杉当年学习优异，驰骋考场的辉煌过去不能相比。此外，性格也有点古怪，照老柳的说法，就是“没学会说话，哪壶不开提哪壶，说话‘鸟’，欠揍。”那是一天中午，一家四口人在餐桌上吃饭，老柳又开始指责小柳的“吃相”难看，“你喝汤时干吗‘嘻溜嘻溜’地听起来这样别扭？声音小点不行吗？”时年十七岁的小柳没敢吱声，而是换了一下姿势，又小心翼翼地埋下头嘬着碗里的稀汤。当天晚上，一家人又围在一起吃晚餐，有一盘菜是青椒炒鸡蛋，老柳吃得津津有味，不由得感叹：“这鸡蛋是个好东西，跟啥炒到一块都好吃”，话音刚落，很少说话的小柳竟怯生生冒出一句：“跟‘敌敌畏’炒到一块也好吃吗？”老柳被噎得打了一个响哏，将筷子一摔，照儿子的脸上就是一巴掌，口里还骂着：“你他妈就不知道怎麽说话！你个扫帚星！” 其实，儿子对他除了怨恨和惧怕，在心底，还是有一小块地方珍藏了童年的记忆，里面有父亲的关爱和笑容，尽管不多，但很珍贵。 他记得五六岁时，和父母看过一个影片，是日本的，叫《人证》。看着看着，他就躺在母亲的腿上睡着了。关于这部电影，在他的记忆里能搜索到的，就是一顶在空中飞舞的大草帽。电影放完了，他也醒了，缠着爸爸妈妈买一顶草帽。父母采用了变通的方法，认为草帽的用处还没有棉帽大，就给他买了一个军绿色的棉帽子，冬天戴着不冻耳朵，挺软乎也挺暖和。一直到成年，他都舍不得丢掉它，尽管帽沿已经破损，颜色也已发白了。 他还记得，当电影放映完了，灯光亮了，他被叫醒之后，发现父亲的脸上挂着泪花。这是唯一一次见父亲落泪，印象很深，也很好奇。这使他觉得，父亲并不像母亲骂的那样，是个冷血动物，他还是有感情的。是的，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眼泪这个东西，世界就还有希望。上中学时，又回忆起这一幕，带着好奇心，去一家录放厅找来《人证》重温了一遍。看完后，儿时记忆中的大草帽变成了一张血盆大口，像是要把他的整个身心都吞噬下去，他压抑得快要窒息了。在他不算长的人生历程中，也看过不少影片，但没有一部对他震撼如此之大，以至于他非得把故事梗概写在日记本上，再趴在桌上哭了一通，才算将心中的巨大的压抑感释放出一些。 他是这样写的： 这真是一个哀伤的故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一天，东京附近的街道上走着一位年轻美丽的日本女子。突然，她遭受到一个流氓的攻击，此时，一位美国黑人士兵走过来解救了这名女子。于是，他们相识了，后来，相爱了，再后来，就住在一起，一年后，生下一名浅褐色皮肤的混血儿。当这个孩子长到两三岁时，他的父亲接到了返回美国的命令。他想带走恋人和儿子，但由于缺少婚姻关系，所以，美国拒绝这位日本女子入境。他想和她结婚，却遭到了女方家人的反对，原因就是他系黑人，还没有钱财。后来，他俩商定，先由他带儿子回美国，她在日本说服父母，同意她与他成婚，然后，他再帮她申请去美国团聚。 在他们分别的前一天，两人带小孩去了一个风景秀丽的山谷游玩，小孩玩得很开心。他喜欢一顶草帽，妈妈就掏钱给他买下了，送给他留作纪念。这一天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记：年轻美丽的母亲，带着慈祥的微笑，拉着他的手，在山涧清水间蹦来蹦去，歌声和笑声在寂静的山谷里回荡。 分别后，女子的父母为了让她彻底忘却远在美国的父子二人，就托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富家子弟。开始，她不愿意，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和那位日本人之间产生了感情，最终走到一起。婚后，他们育有一子一女。 二十年一晃而过，女子变成了有身份有名望的妇人，成了著名的时装设计师兼电视评论员，她的丈夫在政界也颇有影响，两个孩子也上了大学。 大洋彼岸那对黑人父子，住在纽约的贫民窟里过着穷困的生活。那个男孩也已长大成人，当上了卡车司机，挣钱养活嗜酒如命的父亲。父亲晚年疾病缠身，自知来日不多，想筹措一笔钱给儿子，让他去日本找他的生母。于是撞向一辆飞奔的小汽车，以生命为代价换来了几千美元的赔偿。在他交给儿子这笔钱后不久便告别了人世。儿子揣着父亲换来的“血汗钱”，带着保存了二十年的旧草帽，飞赴日本寻母。 母亲刚一见到这位儿子，惊喜万分。但几天以后，她就有了一种担忧，因为，她的儿子想留在日本，不愿回美国了。 他一次次请求母亲让他留下，他说：“我不打扰你，我知道你有新家庭，我不会给你添麻烦，我只想在日本住下来，这样，我以后还有机会看到你。”他的母亲则执意说服他回美国。在他到达日本的第四天，母亲要去一个大酒店开服装设计发布会，时间是晚上八点半。她决定再试一次，便邀儿子在那家酒店附近的僻静的公园里见面。儿子带着那顶旧草帽，兴冲冲地赶过去，他能说结结巴巴的日语。母子见面后，母亲再一次劝儿子返回美国，儿子再一次恳请母亲让他留下。当时，这位母亲想起了自己有名望的丈夫，还有两个有前途的孩子，以及她自己的身份地位。她想，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让这个黑儿子留下来，过去的事情很容易败露，她的丈夫会离她而去，她的两个孩子会因为有这样一个哥哥而没脸见人，她自己也会名声扫地，这太危险了！想到这儿，她倒吸了一口凉气，伸手从随身带的皮包里掏出预先准备好的刀子，照儿子的胸口刺去。但刚插进去，她就心软手抖了，这是她的亲生儿子呀！ 她的儿子痛苦地充满忧伤地望着母亲，他一切都明白了。他轻轻地握住母亲的手，使劲儿将刀子捅向深处，然后，颤抖地对母亲说：“妈妈，我求求你，快跑吧。在你跑掉之前，我不会死去的。” 他的母亲开着车去了对面的大酒店之后，他手捂着胸口，捏着那顶旧草帽，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他的意识有点模糊了，他抬头看到一顶闪着光彩的大草帽就飘在天空（那是那家酒店的大屋顶，夜晚在灯光的映衬下，形状像一顶大草帽）。他蹒跚着走向那顶金碧辉煌的“大草帽”，几分钟后，他死在那家大酒店的电梯间里，手中的破 草帽悄然滑落在地上。 日本警方开始了艰难的取证调查。一个月之后，调查结果显示，那位有名望的妇女就是杀害儿子的凶手。 其实，在这之前的几天，她自己的日本儿子因为一起恶性交通事故（酒后开车撞死了一名年轻的妇女，将其掩埋在一个山谷里，逃跑了。后来，又逃到纽约）负案在逃。在警察追捕他时，拒捕被击毙。 她知道了这个悲惨的消息，也知道警方正在调查她。于是，没等到批捕，就独自一人驾车来到二十年前她和那个黑人及混血儿子曾经游玩过的地方，那个美丽寂静的山谷。她没有刹车，一直将车开进了深深的峡谷。她自杀了。与此同时，一顶破草帽在空中飞舞，一首凄婉的歌在山谷回响：“妈妈，你可曾记得？这顶草帽……” 尽管在小柳的这篇特殊日记中，个别细节跟电影里有些出入，但无疑，他的感情是真挚的。 他的泪水是为那位可怜的被生母杀害的儿子流的，也是为自己流的。最令他感动的细节是这位儿子，临死时还想着保护自己的母亲，这是怎样的一种令人心颤的爱母情结呀！ 联想到他对父亲的爱也有这种成份，他怀念儿时父亲对他的微笑，怀念父亲拉着他手的那种感觉，对见证了这一切的那顶旧棉帽更是十分珍惜，不忍遗弃。可惜，这些都成为了永远都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重现的记忆。就是靠着这些记忆，他在父亲对他的态度转了180度的大弯后，对父亲总是不能在心底产生憎恨。 在父亲与母亲多年的争吵中，他隐隐约约扑捉到了一些东西，他知道父亲怀疑他的身世。 他不但不从心底恨父亲，还觉得由于自己的“没有出息”，给父亲丢脸，而心怀内疚。他的学习成绩除了语文还说得过去，其他的科目在班上总是倒着数的。与他同在一个班上的一位女生玲玲，也是“矿院”子弟，爸爸是烧锅炉的，妈妈是炊事员，可人家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不但老柳拿她说事儿：“瞧，人家玲玲怎麽就能名列前茅？你是怎麽学的？”连老师也不理解，“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教授的儿子咋就学不过做饭人的闺女？” 老柳怒其不争，曾多次以亲身经历教育他：“我上中学时，在班上拔尖还不满足，一定要争年级第一……”他觉得儿子缺乏一种奋发向上，不甘人后的精神。不管儿子的身世多麽可疑，还挂靠在自己的名下，那就决不允许给柳家丢脸。 其实，小柳也不是调皮捣蛋，不爱学习的“无赖尤”，相反，他总是争分夺秒地看书，做作业，复习，哪样都不敢怠慢。但不知何种原因，考试成绩总上不去。郑阿姨给他买了不少学习资料，对他分数的提高也不太见效。慢慢地，他灰心丧气了，认为自己的智力实在一般，不是学习考试的料子。老柳也泄了气，只能听其自然，任其发展了。 在小柳的内心深处，对父亲还是十分崇拜的：他的父亲中学时代成绩出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哈工大，这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现在，在矿院的地位也比较高，起码，教学上是一把好手，年年教学考核成绩优秀。 在他的心目中，父亲就是一棵参天的大树，尽管他不敢去搂抱这棵大树，但大树枝繁叶茂的勃勃生机，还是让他景仰的。 他想不到还有一年就退休的这棵参天大树，就要倒下了。父亲那麽争强好胜，在职称问题还没解决的时刻就这样折断了是多麽不甘心呀！他算着，现在是五月份，到六月份，结果就会出来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一定要做亲子鉴定，在父亲“走”之前要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 父亲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医生说可能撑不了一个月了。小柳难过透了，虽说，在他结婚前，他们父子的关系已经有些释然了，但远没有达到理想的境地。他知道，还是那个“老问题”折磨着父亲。他将做“亲子鉴定”的想法，告知母亲，在征得母亲同意后，又由母亲小声转告给父亲，父亲艰难地点点头默许了。之后，小柳悄悄地托在市司法部门工作的妻子的哥哥办理了亲子鉴定的委托手续。接下来要做的一系列事情，诸如填写“亲子鉴定申请书”，按手印，拍照，采集血样等，都在老柳迷迷糊糊的情况下办妥了；此外，小柳还缴纳了4000元的鉴定费。小柳也顾不上合适不合适了，反正让父亲获知真相是最重要的。两个星期之后，他拿到了dna亲子鉴定测试报告。报告显示，他们父子相对机会，也就是rcp值为99。94%，远远大于“父与孩子具有亲生关系”的rcp的最低值99。73%。读着报告的最后一段话：柳云杉与柳小杉系父子关系，小柳的眼里冒出了一串泪花，这个结果他等了二十多年了！ 当父亲醒来，小柳给他喂水喂饭时，瞅着父亲痛苦扭曲的面容，他不忍心将dna亲子鉴定的事说出口，他太怕破坏了父亲残存在内心的那星星点点的宁静了。况且主治医生也叮咛不要刺激病人，病人不能有大悲大喜的情绪落差。小柳就暂时将“报告”压下了。 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这段时间，他却总是将那顶旧棉帽带在身边，有时，还悄悄地摩挲着…… 一天夜里，老柳的脸上渗出了黄豆大的汗珠，他喘着粗气，痛苦地在床上扭曲着，护士及时给他打了止疼针，就能顶一会儿，很快，杜冷丁就失效了。此时，睡在邻铺上日夜照顾他的小柳也醒了，听他断断续续地对护士说：“我……想喊几声，撑不住了，会……会不会影影响他……他人那？”护士和气地说：“想喊就喊吧，不要紧的”。老柳眼光迷离地瞅着面前的儿子，张了张嘴，最终没有喊出来。小柳背过身去，两行泪水打湿了面颊。他知道父亲是倔强的，他不要在儿子和旁人面前掉价。 小柳永远忘不了1998年6月的那天夜里的情形，郑阿姨回家给老柳取换洗的衣服，顺便歇息一下，这段时间她累得腰酸腿疼，病房里就剩下老柳和小柳。突然，昏睡的父亲醒来，他的气色不错，眼睛发亮，他目光柔和地瞅着小柳，说：“小杉，爸爸……”紧接着，就像一道黑夜里的亮光突然熄灭了，老柳的脸一下变得很难看，嘴里喘着粗气，像到站的火车一样，重重地叹息了一声，眼睛就慢慢闭上了。小柳赶紧找来医生和护士，进行紧急抢救。他一只手紧紧握着父亲的手，卷缩在小柳手中的那只手——握了三十五年粉笔的大手在慢慢地由热变冷；小柳用另一只手颤抖地举起那顶旧棉帽，喃喃地自言自语地说：“爸爸，爸爸，你还记得这顶帽子吗？十几年前，你给我买的棉帽子……”父亲的眼睛没有睁开，只是眼睫毛轻轻动了一下。很快，医生宣布：抢救无效…… 第二天，在学校的大门口的公告栏里贴出讣告。正在筹备老柳的追悼会的时候，恰好人事处接到了省教委的红头文件，上面有一串人名，老柳就在中间，他被评为了教授。听到这个消息，小柳将贴在门口关于老柳生平介绍中的“副教授”中的“副”字划掉了。他真希望这个文件早几天到达，那样，父亲知道了这个消息就会安然地离去。他清楚，父亲为了去掉这个“副”字，含辛茹苦奋斗了多年啊！ 不知道柳老师生前看过《红楼梦》没有，想必是看过的；不晓得他在病床上是否记起了那个跛脚道人唱的“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 第三十章 疯狂报复 老柳走了之后，矿院上下骚动了一番，很快，一切又归于恬淡与平静。教师上课，干部提拔，群众议论，跟过去没有二致。徐爽这个群众，对生死的事情比较敏感，和同事们坐到一块，常常发布一些刚从报纸上、杂志上或网络上得到的消息，诸如：这个演员去世了，那个名人遭灾了，说得多了，人们也被她“传染”了，有时她刚刚蹦出一个名人的名字，有人就迫不及待地接过话头“又牺牲了一个？”一次，“闷骚”型的韦君还诙了一谐：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让我们重温一下“最高指示”——死人的事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几个小年轻的听了面面相觑，还没反应上来，徐爽就笑着反击：哇！韦君篡改毛主席语录，该当何罪？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是毛主席在纪念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说的。徐爽的记忆力不错，《老三篇》早已铭刻心间。 由远去的毛泽东，大家又想起近逝的柳老师，感慨一番，叹息几声，就各做各的事情去了。 一晃就到了1998年秋天，在这之前，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夏明德被正式任命为第三副院长；二是机械系主任辞职后，施大栋当上了一把手，于卞莉被提拔为系副主任。 很快，于卞莉又接到去省城开机械设计论文研讨会的通知。要在平常，这类不咸不淡的会议，于卞莉是不屑一顾的。这多年，啥会没见过？会老友新朋，游名山秀水，走时还带上会议奖品：小到手表、皮包，大到电饭煲、微波炉，应有尽有。于卞莉家里已经不缺这些东西了。不过，这次的机会不同以往，因为于副主任乘着评上了副高职，又担当了机械系副主任的“东风”，不失时机地申报了“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这对以后的任何跃迁（提拔干部，评教授）都是大有好处的。于卞莉想得很远。研讨会的会期是一个星期，于卞莉感到时间紧，任务急，又找了一样“收集外校机械设计教学大纲”的事，延长一个礼拜，这样，半月的时间足以敲定那件“要事”。 于卞莉赴会后，家里就剩下张晋松一人出出进进了。张晋松是个享不了福的“粗人”，他从山西老家带来的诸多习惯，还保留着。比如：喜欢一只脚踩在凳子上站着吃饭；习惯盘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等。此外，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睡不惯席梦思床垫，每天晚上陷在坑里，翻个身都费劲儿，第二天醒了，腰也不得劲儿，腿也不利索，真是受洋罪。谁他妈发明了这玩意儿？想起来了，在什麽杂志上看过是一个叫“席梦思”的美国大老爷们发明的。靠，这男人鼓捣出的东西，让男人睡着能舒服吗？于卞莉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她一到这软床上，就眉开眼笑，卷曲在上面，像个波斯猫似的，与“席梦思”融为一体。一到周末的早晨，还迟迟不起床，像得了“恋床症”一样。于卞莉在家，他没办法，不得不将就她。过去，于卞莉出差都是三五天，不值得折腾这个软垫子；现在，她要在外面呆两个星期，他怎麽也得将“席梦思”踢下床，轻松轻松。于是，他在于卞莉出差的第二天，就将席梦思掀起来，推到墙角，不想，从垫子下面掉出了一个黄皮笔记本。他没多想，随手将其扔在床对面靠窗的写字台上。他将一个薄薄的棉褥子铺在木头床板上，又在上面加了一个床单。这一夜睡得还算舒服。 一个星期慢慢滑过去了，张晋松每天早上班，晚下班。中午随便在单位附近找个餐馆，吃顿三鲜面或买几个肉包子对付一下。没有于卞莉，中午他也不想回家了。 每天晚上，他的身心就躁动得厉害，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念妻子于卞莉，想两人粘在一起的情景。虽然他二人之间已经不如年轻人激情高涨，但抱在一起，亲密一会儿，蠕动一阵儿，就像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一样，不可或缺。这种方式，能释放体内积聚过多的能量，缓解心中焦躁烦闷的情绪，让张晋松第二天起床后，心情舒畅地开始新一天的奔波。 还有两天，于卞莉就将返回，张晋松在心里盘算着，顿觉一阵轻松。傍晚回家后，他草草地弄了点干米饭和一盘肉丝炒菜，吃过之后，就准备上床睡觉。张晋松这个人没有什麽业余爱好，上班、抽烟、喝酒、打牌、做爱、看电视，这便是构成他生活的基本元素。即使孩子赴苏州上中学前，辅导孩子学习，也基本上是于卞莉的事儿。他甚至对自己的未来也没有明确的计划，虽然按毕业的年限和资历，早已到了评工程师的份上了，但他总是发愁考外语，一拖再拖，直到现在还是个助理工程师。而他周围比他年轻的同事们，全都人人一顶工程师的桂冠了。于卞莉对他这一点尤为不满：一点出息也没有。 张晋松两手托着头，面向天花板，胡乱躺了一会儿，不能进入睡眠状态，就打开灯，起身下床，扭亮电视屏幕，又是那个又臭又长的电视剧，“吱嗡吱嗡”地烦人，干脆换台，找不到好节目，只得关掉。从客厅返回卧室，在书桌旁坐下，拿起桌上一本薄薄的发黄的旧书，随便翻看着，那是最近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老掉牙的书“一件积案”，他小时看过，吓出过一身冷汗。里面讲的是一位医生强奸了美貌年轻的护士，后怕事情败露，影响前程，残忍地将护士杀害，又肢解了尸体的真实的恐怖故事。张晋松将这本书攥在手里，翻看了几页，就发现再也找不到当年读它的那种刺激的感觉了。活了这大岁数，张晋松听的见的老鼻子去了，比这恐怖吓人的活生生的实例多得数都数不清，他确实听得麻木了，看得厌倦了。得，把书又扔到桌上。书“啪嗒”一声掉在黄皮笔记本旁边，他又百无聊赖地顺手拿起笔记本，掀了几下。他知道于卞莉有写日记的习惯，对于这种小资情调，平时，他是不屑一顾的。现在，也没多大兴趣，只是随便翻翻而已。他翻这本日记和他平时翻书的习惯一样，是跳跃性的，不连续的。他看到于卞莉记载着，送儿子上省重点中学的情景，还记录了他刚调入东海市那天，她去车站接他的时间和心情。用词平淡无味，像流水帐。他还看到一段于卞莉提前写好的“就任系副主任感言”。一个月前，被组织部考察了两个月的于卞莉，已经接替了施大栋的工作，施大栋则荣升为正主任，原来的一把手辞职下海了。 在中国，提拔干部，预先要在上层酝酿一段时间，还要组织出面，找这个谈话，找那个了解情况，在正式任命前，那已经不是秘密了。最先知道内幕的当然是被提拔人自个了，于卞莉也是这样的。在有些群众稀里糊涂、醍醐灌顶之际，她就已经在意念深处提前过了一把即将走马上任的“精神瘾”了。这“就任感言”或者叫“就职演说”，于卞莉早就写好，并在心里演练了无数遍：“感谢全系教职员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要在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下，努力配合苏书记和施主任做好系里的各项工作……”这是于卞莉的语言风格，平常平淡，毫不惊人，但也没有不妥之处。 张晋松搞不明白，自己的这位算不上聪明的婆娘，怎就这样容易地当上了一个大学的系副主任了呢？在他眼里，老婆笨得像头“猪”，每次玩“拱猪”，他和于卞莉对阵万彩霞两口子，于总出错牌，气得他常常敲桌摔牌，连带骂人：“你是猪脑子？”于卞莉对此不予计较，这类小事很难影响她的情绪，特别是在张晋松气急败坏的情况下，她更是显得异常冷静，颇有教养，顶多说一句：“你行，你能耐！” 张晋松对老婆的了解仅停留在表面上，这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于卞莉的能耐不是表现在能玩牌上，而是能“玩人”方面。 于卞莉能顺利地走在仕途上，有一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就是夏明德。本来，夏明德对于卞莉的印象就不错，再加上那次产生的零距离甚至负距离的接触，感觉就升华为“感情”，心灵的距离拉近了一大截。在正主任打了辞职报告之后，组织上就“谁将是 副主任的合适人选”征求过夏明德的意见，他委婉地推荐了于卞莉。组织上很快派人征求苏善林和即将提拔为正主任的施大栋的意见，两人也都对于卞莉表示了好感。为了发扬民主，组织部还特意找了几位普通教师了解情况，大家对于卞莉都没有微言。组织部门将从各个渠道中得来的信息上报院党委后，校级干部们坐在一起，一嘀咕，就达成了共识：矿院缺乏女干部，尤其缺乏在系部这样的教学科研部门能独挡一面的女干部。而于卞莉是个合适的人选：40岁左右，民主党派人士，教研室主任，高级职称，关键还有一条就是群众基础不错，跟系领导的关系很好，综合各项指标，于卞莉最终被确定为“被提拔干部”。当然，于卞莉究竟是如何当上系副主任的，里面的一些细节问题，张晋松是没有办法知道的。他知道的就是这个结果。 他一边漫无目的地翻着于卞莉的日记本，一边张大嘴巴打着哈欠。突然，他的眼睛睁大了，原来，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夏明德。于卞莉曾经不止一次地情不自禁地在他面前提起过这个名字。今年国庆期间，已经坐直升飞机荣升为副院长的夏明德还带着组织部、工会的几位头头，满学院看望中层领导干部和优秀教师，于卞莉当然是重点探视对象之一。当于卞莉给张晋松介绍夏明德，二个男人四目相对时，双方均不感陌生：张晋松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夏明德，那晚上他用菜刀吓唬骑车人时就是他劝架的。夏明德也早就知道他是谁。张晋松对这个老婆总挂在嘴上的人印象不佳，这倒不是夏知道那档子溴事，而是他心中的醋意发作的结果。越是妻子反对的，他越是拥护；越是妻子拥护的，他越是反对，这是他潜意识里一条规则。有一次，于卞莉又谈起了夏明德，他就有点厌烦地说：“又提那个太监了？不知道他给了你什麽好处！”自此，于卞莉嘴里的夏明德就消失了。 现在，又在她的日记本上看到了这个名字。他顺着夏明德的名字往下读，读得脸憋红了，嘴唇发紫了，脑门上的青筋乱跳。他突然从椅子上弹起，将日记本重重地摔在地上。他两眼冒火，咬牙切齿地自语：“好啊，于卞莉，你个挨千刀的，老子算看错人了！”他心里翻腾着：“原以为你最大的优点就是老实本分，没想到你也会干这种事。我他妈给戴了绿帽子还不知道！我……”他一抬手，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再抖抖索索握着日记本，定睛一看日期，两年前的事，“这麽长时间，我张晋松竟混混沌沌，一直蒙在鼓里，愚蠢到家了！”他痛苦地骂着自己。 正是“百密一疏”，精明的于卞莉，自从与夏明德缠绵了一次之后，又是忙职称，又是忙接替老柳的工作，后又忙于往系副主任的宝座上爬，不但日记写得少了，甚至在安全管理日记方面也出现了致命的疏漏。几个星期前，在她最后写了点生活琐事之后，又随手将日记本压在席梦思下，潜意识里想第二天给它找个安全的地方。谁知新官上任杂事多，一忙起来，这事儿就忘了。 在张晋松发现了这个日记本的那一夜，他再也没心思睡觉了，先是“噼里啪啦”地将于卞莉喜欢的几个小玩意（小花瓶，小首饰，小工艺品）砸了个稀巴烂，然后又跑下楼，到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红塔山”，回屋后，一根接一根抽，很快，烟缸里就落满了烟头。他想着于卞莉写的那些肉麻的词句，好像看到了两人纠缠在一起的情景，心里火烧火燎地疼。后半夜，他头脑发胀，烦躁异常，不由地往墙上撞了几下。“狗男女，欺负老子！”一种复仇的烈焰在胸中燃烧。 第二天，于卞莉将电话打到他的手机上，他没接。那边还以为他没听到，就又发了一条短信息：“晋松，晚八点到站。卞莉。”张晋松只扫了一眼，就删掉了。 于卞莉在省城活动的不错，见到了新一届的机械学科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评审组副组长，对方答应尽量在关键时刻帮着“说话”。谈话结束时，于卞莉将从东海买好的高档海产品送给“恩人”。 按预定时间，于卞莉乘上北去的列车，坐了一天的火车，晚上八点准时到站。出了站台，左瞧右看，就是不见张晋松的影子。她没有多想，估计丈夫没有收到短信，便叫了一辆出租车打的回家。 一进家门，就觉得气氛不对，屋里黑着灯。她熟门熟路按亮了墙上的壁灯，看到张晋松和衣躺在床上，脸朝向墙边。她轻声说：“晋松，晋松，我回来了。你不舒服吗？”没有回答。于卞莉也不耽搁，匆匆洗把脸，又冲了冲脚，就关灯上床了。她奔波了十几天，太累了。躺下后，她又扳着丈夫的肩头，试图跟他说几句话，可他像哑巴似的就是不吭声。正当于卞莉疑惑时，张晋松突然翻身下床，站在床边，摸着黑，粗鲁地往下扒于卞莉的内衣内裤。于小声说：“晋松，今天太累了。坐了一天车，能不能明天……”张晋松冷笑一声：“累了？十几天不弄，你的b闲得疼了吧？”不由分说，他的钢棒就带着一股怒气捅进了于卞莉的体内。他像打夯一样，一下一下用力地往下捣，恨不能将那儿夷为平地。开始，于卞莉还以为丈夫十几天“禁欲”，有点急不可耐，粗鲁难免。随着张晋松变着法子折磨她，还不时冒出一两句脏话，她已觉察出有什麽不对。这时，张晋松又狠狠地揪住他的双乳，似乎要将她从床上提起，她疼得流出了眼泪：“晋松，轻点，疼死我了。”“疼？不如姓夏的揪得舒服？！”于卞莉一惊，这才感觉床不对劲儿，比先前硬了不少，再仔细一摸，席梦思床垫没有了。她猛然记起那个日记本就在席梦思下面。她猜想丈夫一定发现了它，也一定偷看了她的日记。她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身体瘫软得像一团棉花。她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麽事儿，但清楚张晋松的性格：表面大大咧咧，实际斤斤计较，尤其是在男女之事上，很容易走极端。 “说！夏明德干过你几次？你这个破鞋、臭婊子！” “除了让夏王八羔子操过，还有谁？给我一个一个都写下来！” “晋松，我求求你，明天一二节我还有课。明晚我和你好好谈。”于卞莉哀求道。 “上课？你他妈在学生面前，一本正经，人模狗样的，下了课就不是你了，往他妈别的男人的裤裆底下钻！”说着，左右开弓照于卞莉的脸就是几巴掌。 这一夜，张晋松一直在折腾于卞莉。累了，就躺一会儿；醒了，又施虐。 第二天，于卞莉的脸又青又肿，但还是硬着头皮走上了课堂。课间，有女同学关心地问于老师怎麽啦，于老师就推说不小心摔了一跤碰的。下课后，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到系里去，而是回到家中，给苏善林打了一个电话，说头疼不舒服，在家休息一天，明日再坐班。 晚上，张晋松下班回家，一身酒气。于卞莉给他准备的饭菜一筷子没动，就歪倒在床上。于卞莉待他休息了一阵儿，就细声慢语跟他谈，并请求他的原谅。 张晋松根本不相信，分居的时间不算短，调来东海后，又屡次出差不在家，于卞莉只这一次出轨？即便真是一次，也不行，一次就等于一百次。 偶尔，张晋松也会想起从前于卞莉对自己的关心和照顾，尤其是在他的调动一事上，跑前跑后，忙上忙下，情绪会稍稍缓和些。有时，也和于卞莉谈谈儿子的情况，说说电视上的新闻；甚至，当于卞莉头疼脑热，不舒服时，也能下厨房，包几个饺子，做一碗面汤。可好景总是不长，特别是到了晚上，条件反射似地，张晋松就变了脸。他情绪的变化极大，那冷热的对比足够强烈，真达到了“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温差了。早上出门走还可以，晚上回家后脸就阴沉了。 还有一件让于卞莉难于启齿的事，自从第一天晚上他发疯似地折腾了她一夜之后，就再没有真枪真刀地干过，而是用手替代了。每次，都将手伸进去，在里面乱 抓乱挠，疼得于卞莉直喊“你这个法西斯，打死我算了！”他恶狠狠地说：“打死你，太便宜你了吧？你这个贱货骚货，就要让你活受罪！” 有天晚上，他抱着两瓶啤酒喝了个够，末了，将空酒瓶的一端插入于卞莉的下体，还阴笑着“说！比姓夏的软还是硬？！”于卞莉痛苦地扭动着身子，低声啜泣着“张晋松，你还是人吗？你太残忍了……你这样折磨我，你不得好死呀。”“哼！我折磨你？你把我都快折磨得疯了！一想起你和姓夏的胡搞，我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活着比死了受罪，我算被你毁了！” 于卞莉此时才悟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道理了。无论张晋松怎样折腾她，她都不敢大声哭，也不敢大声嚷，她太怕别人知道这件事了，一旦泄露出去，那将坏了她的名声，毁了她的前程。一次，她跪在地上，央求张晋松：如果你消不了气，你恨我，就打吧。打哪儿都行，就是别打脸。张晋松并不在乎“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的道理，他多次放过于卞莉的脸，在于他痛恨于卞莉其他地方胜过了那张脸。 每天，于卞莉照常上班上课，和正常人一样，早上梳洗打扮一番，平静地走出家门，步入办公室，进到课堂，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于卞莉家里发生的事情，连夏明德也蒙在鼓里。不过，苏善林还是明察秋毫的。他发现于卞莉在办公室里说话少了，面容也憔悴了，便关切地问：“于老师，你又要做行政工作，又要上课，家里还得照应，怎麽样？还吃得消吧？儿子在那边怎样？”于卞莉淡淡一笑：“还行，不太累，儿子学习很好，挺争气的。”她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况且，这家丑还是由自己引起的，更是不能多说。 于卞莉在煎熬中度日。她害怕黑夜，发怵见张晋松。她希望他天天不间断地上班，最好晚上还加班，这样，就可以少接触，少受罪。可自从出事以来，张晋松不但晚上不加班，连白日也变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他接连请病假，借故呆在家中。 于卞莉寄希望于时间来帮助她，天长日久，张晋松心中愤怒的情绪会慢慢平息的，她想。虽说“时间是疗伤的药”，但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适用，在张晋松这儿就失效了。他的行为愈发异常了，几乎每天都在变着法子折磨报复于卞莉，说话刻毒，下手狠重，简直已经将于卞莉视作仇敌了。于卞莉思前想后，总觉得张晋松再也转不过弯来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她暗下决心，要跟他好好谈谈。 晚上，于卞莉鼓足勇气对张晋松说：“晋松，咱们俩个该好好坐下来谈谈了。我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可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把我也快折腾散了。这样，你还是不能原谅我，叫我怎麽办呢？要不，我们就好说好散吧。实际上，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于卞莉话音刚落，张晋松就一拳擂在桌子上，吼道：“什麽？你想离婚？你个狗娘养的，老子还没休了你，你倒有脸先提出来！实话告诉你，想无牵无挂，去找那狗日的夏明德，你做梦去吧！以后，你要再提这事儿，我抄你满门！”随后又补上一句：“我张晋松什麽他*事做不出来？！”是的，于卞莉多少还是了解他的，他要喝多了酒，脑袋一懵，啥出格的事也敢干。 他虽比于卞莉大一岁，却晚一年上大学。第一年参加高考时，因为在考场上吸烟，被“请”出了考场，第二年，才勉强考上了一个省内二流学校。在大学里，也不安分，受了一个警告处分，一个留校察看处分，警告处分是在食堂里排队就餐时，用筷子瞧碗边儿，骂卖饭的职工；留校察看处分是跟同学打架，将人家的腿踢骨折了。 以前于卞莉同别人唠叨起张晋松这些“奇闻轶事”时，还会流露出一丝欣赏的意味，好像不抽烟不打架，就缺乏男子汉气概似的。现在，这种畸形的男子汉气派，让她吃尽了苦头。 自打于卞莉委婉地表达了“离婚”的意愿，张晋松对她更是看不顺眼了，常常“烈火心中烧，仇恨满胸腔”，恨不得一口将她吃掉。 第三十一章 教授叫兽 在于卞莉受苦受难的时刻，她的前男友马冬生的日子也不好过。 其实，马冬生真不该走错这步棋，错就错在身体的欲望，失去了精神的导引，结果走向邪恶。子曰“发乎情，止乎礼也”，在关键的时刻，小马竟将老孔谆谆告诫世人的话丢到爪哇国去了。 悲哀呀！粗粗算起来，到1998年底，马老师已经为矿院服务了十六七年了。 自从1985年结婚以来，他们夫妻两地分居已达十三年。这中间，马老师打了无数次请调报告，要调回原籍重庆。学校视马老师为人才，哪里肯放？马冬生一没有论文，二没有著作，但矿院领导却认定他是一个特殊人才。 马冬生毕业学校非名牌，充其量是个比矿院好不了多少的二流学校。他在校的成绩也很一般，要不是毕业于当初高等院校师资不足的年代，他还真进不了矿院教书。 马冬生不善于啃书本，讲课仅停留在说得过去的水平。跟他年龄相仿的几名任课教师，有男有女，都把计算机课程讲得让学生拍手称好了。但他们似乎都有致命的弱点，就是在黑板上“玩转”了计算机，一旦走出课堂，进入机房，机子没病时，操作几下问题不大，一碰到计算机出毛病就傻眼。而解决计算机的软硬件故障，就离不开马冬生了。马冬生的特长就是动手能力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diy的能力棒。在许多人望而生畏的计算机世界里，他折腾得天马行空，游刃有余。别人觉得棘手的难题，在他看来简单得一塌糊涂。 他能自己组装一台很好用的电脑，样子和品牌机差不了多少，功能不比名牌差，用起来也与买来的整机没区别，但成本却低得多，羡煞了不少人。 自从有了互联网，计算机的故障也千变万化起来。鼠标不能移动，键盘不能打字，屏幕一片漆黑，死机，乱玛，文件丢失，程序打不开，网页出错了，诸如此类的问题，马冬生总是能很快地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三下五除二地解决得很漂亮。久而久之，找他的人越来越多，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再后来，学校干脆让他负责计算机房的管理，实际上就是“机房总长”。学校97年初建立的网站也是以他为主设计维护的。他得了个外号“计算机大拿”，有人干脆称他“马大拿”。 就这样一个人才，谁舍得放手呢？矿院领导也不是不通人情的，他们也为解决马冬生夫妇的两地分居问题做出了努力。院长指示人事处长了解马冬生妻子的情况，得知马妻是大专毕业生，学会计的，就许愿将她调入矿院，进财会室工作。马大拿与妻子商量调动事宜，无奈“真优美”不愿抛弃大城市灯红酒绿的生活，不习惯东海市孤寂清冷的氛围；加上她是独女，两位老人也舍不得女儿远走高飞；再有，就是马冬生的父母也希望儿子不要在外面漂泊太久，要“落叶归根”。几下里，都不凑巧，这事儿就一拖再拖。好在学校一年有两个假期，让夫妇二人你找我而来，我奔你而去，也能缓解一点相思之苦。婚后第二年，两人的儿子降生在巴蜀大地，俩家老人轮流带，一晃就到了上中学的年龄，马冬生也进入中年人的行列了。在1998年底，马冬生下了调离的决心，“再拖下去，就成没人要的老头了。” 临近年底，学校的事务不多，马冬生有了更多的时间理发、逛商店。 一天傍晚，他从一家电器商店出来，想起头发有点长，该理一理了，便信步走进了附近的一家美发馆。 这家不大的美发馆门面一般，里面还算干净。马冬生定睛一看，两位年轻的女子正笑盈盈地看着他，问“要理发吗？”“这还用问，不理发进来干啥子？”其中一个杨柳细腰的姑娘，柔声细语地说：“先洗个头吧”，然后，指引着马冬生到了一个水池子前。她先用温水将他的头发浇湿，后在上面抹上了一点带着玫瑰香的洗头膏，便轻轻地揉搓起来。马冬生的头部离她的身体很近，隐隐地，还能闻到姑娘身上发出的一股醉人的香气，可能是抹的什麽化妆品吧。各种好闻的香味，还有姑娘不经意地发出的柔柔的声音，和着录音机里播放的邓丽君的歌曲，搅得马冬生心里某个角落有点麻酥酥的感觉。待姑娘给他洗好头，又用干毛巾爽干他的脸部和头发后，他便认真地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姑娘。这一看，竟触动了他的神经：她跟年轻时的“真优美”，他的“惧内”还真有几分神似，刚进门时怎没发现呢。只是比“真优美”更妩媚娇悄一些，甚至比李瑶还性感，毕竟李瑶还带着一分半分的书卷气，这女子的女人味却是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 接下来，姑娘用一把精致的木梳子给马冬生梳头，她将马的头发从头顶中间分开，再由左往右，自上而下，轻轻地梳理着。马冬生不由地闭上眼睛，享受着那一丝一丝渗进骨子里的惬意。他这辈子还没有正儿八经地梳过头，也没有真正享受过梳头的快感。他在心里翻腾着“让人梳头的滋味真好受呀！要是娶这样一个老婆，天天给梳头多好！”姑娘像是读懂了马冬生的心里话，很有节奏地，一下一下地，不停地用玉手挥动着木梳在马冬生的头发上磨着蹭着，还不时地将拢出的头皮屑轻轻吹掉。一股氤氲香气拂在马冬生的脸上，那种触觉，那种味道，快让马冬生舒服得跳起来了。后来，姑娘是怎样给马冬生剪的头，他都记不太清了。反正，姑娘麻利地给他扫掉脸上、脖子上的碎头发，又将围在他脖子上的一块白布解下，抖抖弹弹之后，他都不想走，还坐在理发椅上出神发呆。 这时，另一位姑娘出现了，问他“先生，你还要什麽服务？”马冬生一机灵，清醒了许多。他知道这句话的深层含义。“难道这也是以理发为主，以提供其他服务为辅的暗娼馆？不像嘛，看起来两个姑娘都挺清纯的。”马冬生假装不懂地问“都有什麽服务？”“要啥有啥，你自己点选。”“跟谁？”“也是你自己挑。”“刚才给我理发的小姐？”“可以。”“费用……多少……？”“100元”。“要作实质性的请跟我来”，姑娘指了指墙上的一个竹帘子，那后面有一扇小门，通向一个暗间。 马冬生有点紧张，他站着没动，心里有两个声音跟他较劲儿，一个说“去尝试一下，就这一次。”一个说“千万别玩火，这是个危险的游戏。”说实话，他真的害怕犯错误，可。。。。。。可是，快控制不住自己了，这是怎麽啦？美女还没坐怀就有点乱了。他的内心在激烈地斗争着。这时，屋子里姑娘娇娇滴滴喊了一声“好没好，冷死我了。”马冬生呼吸急促，心跳加速，外面的姑娘顺势牵住他的胳膊，往里屋那边走。马冬生就像是被施了法术，身不由己地迈进了那黑黑的门槛。 进去后，借着有点昏暗的壁灯，马冬生看到，那位理发小姐只披了一件粉色的浴巾，站在床边，冲他娇美地微笑。另一位姑娘很快退出，把门关好，坐在外面，边接待顾客，边放风。 马冬生几乎是在风情万种的小姐的指挥下，完成了一系列常规动作的。他舒心地从小姐的身上起来，就听外面一阵骚动，放风的小姐声音很大，“你们要理发吗？请这儿坐。”“不理发，要理人”，说着，两个人已经将暗室门踹开。好似晴天一声霹雳，两位警察赫然出现在室内半裸的男女面前。 “穿好衣服！哪个单位的？”“矿……矿院……”（尽管当时东海矿业学院已经更名为东海理工学院，但人们口头上还是称呼它为叫顺了嘴的“矿院”。）“我靠！矿院？大学教师干这个？怪不得有人说，白天教授，晚上叫兽，有道理。”“……”。警察拿出小本本，一边问，一边写，“第一次，还是……？”“第一次。”马冬生不由地恳求道“看在我是初犯上，请你们不要通知学校。”“那不可能，你要被羁留的，我们得通知学校领人的。现在你熊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很快，马冬生嫖娼的消息就在矿院里传 开了。第二天，夏明德代表院里，将马冬生从派出所领回来。 这可是矿院开天辟地的特大新闻。长达一个月的时间，人们都在议论纷纷，不但教职员工知道了马案，连学生也风闻马老师干了那种事。还有人在矿院主页的留言板上发出了一串严正警告“禁止和美女睡觉兴奋致死！禁止和情人睡觉醉生梦死！禁止和丑女睡觉烦躁致死！禁止和小姐睡觉劳累致死！禁止和老婆睡觉整夜裝死！”惹得矿院的男女老幼，偷偷地玩味，开怀地大笑。 当然，矿院的领导层是不会开这种无聊的玩笑的，他们为马冬生专门召开了三次党委会，讨论如何处分马冬生，怎样将不良影响最大程度地减小。最终，马冬生的处分决定公布：调离教师岗位，降为体育教研室的体育用品发放员，主要负责为上体育课的班级打开贮藏体育用品的房间门，发放篮球、排球什麽的。经济制裁是当年的奖金一笔勾销。 那段时间，马冬生活得相当窝囊，走路就跟地面打招呼，上班就像下地狱，沉默寡言，形单影只，人也瘦了一大圈。好在矿院没把事情做绝，没有通知他远在四川的“真优美”，也没有将他的“劣迹”记入档案。这还得感谢开明院长的一句话“年轻人，两地分居，有点饥不择食。要说是个人才，不要因为犯了一次错误，就把一个人的一生毁了。” 话虽这样说，马冬生这个人才的分量因为这件事，已经大打折扣了。党委常委会上，领导们大都觉得马冬生的两地分居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说不定，哪天，又控制不住自己，来个“二进宫”，那就把矿院的人丢大了。 春节过后，矿院派夏明德主动关心马冬生调动的事，说如果他坚持调回四川，学校会考虑他的苦衷的。 很快，马冬生又打了一次请调报告，没多久，党委就批准了。真是因祸得福。马冬生就这样灰溜溜调走了。自此以后，再未有丝毫消息。矿院人对马冬生的记忆慢慢化为“马什莫生？不就是找小姐的那个？” 第三十二章 大闹会堂与课堂 马冬生走了，于卞莉却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何方，她还得跟张晋松熬日子。 反正张晋松也不想晋升什麽工程师，在工作上也没有大的包袱，混一天算一天，属于在单位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的那种人，所以，请个病假也不难。在家，不是睡觉，就是看电视；要不，就到宿舍对面的学校操场上跟学生混在一起，打打篮球，踢踢足球。 一天下午，睡醒之后，他又抱着一个篮球百无聊赖地往学校操场走。进校门后，发现前面的林荫道上站着两个熟悉的身影，一男一女正在说话，只一瞬间，他就看清了他们：于卞莉和夏明德。他看到自己的妻子，宛如换了一个人似的，仰着脸，与夏明德谈得热热乎乎；夏明德微弓着背，专注地瞅着于卞莉的脸，两人看起来好像一对和谐的恋人。他心中的怒火腾地一下，又烧起来了。他想冲过去，给姓夏的一拳，顺便再扇这不要脸的婆娘一个耳光。不过，他只冷笑了一声，咬紧牙关，克制住了。 他在心里酝酿了一个计划：你们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你们不是人前人后假正经吗？你们不是要脸吗？我让你们的脸没处搁，我要把你们身上的画皮扒下来！其实，这次，他误解了他们二人。两人是在路上遇到的。夏明德马上要去办公楼开一个校级干部扩大会议，讨论各系上报的重点课程精品课程的建设问题，于卞莉借这个机会，让夏明德为机械系多说几句话，因为机械系是大系是重点系，承担的课程也比其他系多，所以，理应多报一门精品课程，不应该一刀切，和别的系报的数量一样。人家二人是上下级的关系，又曾在一个系里共过事，见了面哪能不谈点工作呢？张晋松不管这些，反正，一看到于卞莉和夏明德在一起，就邪火攻心，反感透顶。 他悄悄躲在实验楼的拐角处，目视两人话毕，一个往教学楼走，一个折向行政办公大楼，就冒出来。先将夹在胳膊肘下面的篮球放在路旁的草丛里，然后沿另一条路往行政楼走去。他跟着夏明德上了楼，看夏明德进了一个写有“会议室”的房间，就进了楼梯口旁边的厕所里，先行个方便，再略微喘喘气。不一会儿，会议室里就传出了开会的声音。 他走过去，站在外面听了一会儿，就推开门，停在会议室门口。里面有一个马蹄铁形的大桌子，二十几个人围在桌边。有几位校级领导，还有各系主持工作的主任或副主任，机械系来的是施大栋，另外，有几个拿政府特殊津贴的教授和学科带头人陪座。他们听到动静，不约而同地朝门口望，眼光停留在这位不速之客身上。有的人认出了他，知道他跟于卞莉的关系，有的模模糊糊，不知道他是谁。稍顷，有人提醒他：“这儿在开会。”张晋松开口说：“我知道，就是冲着这个才来！”“有什麽事儿？”朱院长威严地问。张晋松一字一句地说：“你们提拔干部的原则，不是德才兼备嘛？夏明德缺德得很，他偷着搞我的老婆！”夏明德的脸变成了一块红布，他怒视着张晋松，一句话都说不出。会场一下子乱了套，众人纷纷起身，走向欲逼近夏明德的张晋松，七嘴八舌地说：“冷静一点嘛，有话好好说嘛。”“这儿不是说这种话的地方，先回家……”“不要误会，同志之间的正常交往也是必要的。”有的人往外推他，混乱中，朱院长打了校内保安的电话。张晋松在几个人的推拉下，一边往外走，一边回头喊：“什麽误会？这是事实，我有证据。我有老婆的日记为证！”这时，两个穿军装的校内保安赶到了，其他人都撤回会议室，张晋松被保安架着往楼下走，还冲门里目瞪口呆的夏明德喊：“姓夏的，我饶不了你个狗日的！” 张晋松大闹会议室后，花了十分钟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家里，这房子也是于卞莉分的，他调过来的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接收单位解决房子问题。住在老婆分的房子里面，他一点也不“感恩”。现在待在里面，都觉得憋屈，就是在这“鬼屋”里，那对“鬼男女”干了那种鬼事！他觉得气还憋在心里，没有出来。又折回学校，走进教学大楼，他知道此时于卞莉正在给学生上课。他失去了理智，他的心里只装着一样东西——仇恨。他要于卞莉出丑，丢人。他不知道于卞莉在哪个教室上课，就从一层开始搜索。这是一个圈楼，他在一楼转了一圈儿，没有发现目标，于是又爬上二楼，接连扒门缝瞧了几个教室，都不是于卞莉上课。正要往三楼爬时，前面一个教室的后门开了，是一个坐在后排门旁的学生嫌闷，打开的。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飘入张晋松的耳朵里，他听出了那是于卞莉的声音。走过去，站在门边，听了片刻，还没等开门的学生发现他，就径直走进教室里，叉着腰，站在教室的后边。讲台上的于卞莉惊呆了，不知道他要干啥，只嗫嚅地说：“我在上课，门上的钥匙你没有吗？”从前，张晋松曾忘记带家门的钥匙，跑到学校里找于卞莉要。张晋松冷冷地答道：“什麽我都不要，就要你的好看！”面对惊讶地回过头来的学生，张晋松不紧不慢地说：“不认识我吧？你们于老师是我的老婆，我的老婆！她在你们面前为人师表，是个人样，背地里，偷汉子，跟你们的副院长夏明德通奸！”只听讲台上的于卞莉痛苦地叫了一声：“你！张晋松……”就晕眩在地。 接下来的一切，于卞莉什麽也不知道了。醒来时，已是夜晚，她躺在自家的床上。屋里一片黑暗，张晋松不在家。于卞莉费劲地回想起白天的事，眼泪沙沙地往下淌。悔恨屈辱愤怒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汇成一股滔天巨浪，像是要将她吞噬。她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一样瘫在床上，不知道明天怎样过，未来的路怎样走。 过了一会儿，听到张晋松用钥匙开门的声音，她赶紧用手擦了一把眼泪，将眼睛又闭上了。张晋松显然又喝酒了，他摇摇晃晃进屋，扭亮灯，打量了于卞莉一眼，就歪倒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了。 第二天是星期五，于卞莉的课请别人代上了，办公室她也没去。苏善林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派系教学秘书小刘去探望于卞莉，并要她安心“养病”，暂时不用考虑上课的事和系里的工作。 常言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很快在教职工和学生中间传开，校行政楼里更是炸了锅。人们半信半疑，议论纷纷。夏明德照常上班，但却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院长亲自找他谈话，他当然矢口否认了此事，只说跟于卞莉的关系比较好，说得来，仅此而已。院长也不便深究，但反复提醒他，在男女问题上一定得清醒，你的前途不错，千万不要在这种事情上栽跟头。夏明德心里对于卞莉非常不满，他想：要不说女人头发长，目光短。你写啥子日记嘛，有啥记在心里不就行了。白纸黑字，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女人啊，你的名字是“愚蠢”！ 话说张晋松真想把坏事做到底了，他将于卞莉的日记复印了好几份，分别传给了苏善林和朱院长。他要用证据说明，他不是编造的，他说的是事实。学校党委和组织部门，分别派人找夏明德谈话，夏明德不再否认了，但却玩起太极，说话很暧昧，暗示自己是被动的，被请去吃饭，把自己装扮成是受到诱惑的角色。上上下下一听都觉得有道理，于卞莉为了个人利益，拉拢腐蚀上级干部，这还是符合情理的。 于卞莉很敏感，周围的人对她态度的变化，她都察觉到了；夏明德的态度，她也从一些人口中，得知了。歇了几天之后，她不得不硬着头皮上班，上课。但从前那温馨协调的一切似乎都离她远去了。她还隐隐地感到，组织上似乎在考察韦君，也许他会代替她？其实，有一件事她不知道，夏明德已经通过关系，考虑换个地方了。等两个月之后，夏明德到邻市一个职业大学任副院长时，她才如梦初醒。我怎麽办呢？ 这段时间，也许张晋松出了一口恶气，不再折磨她了，两人在家基本上不说话，处于冷战状态。于卞莉也想开 了，既然张晋松已经将事情捅了出去，也不怕再丢人了，反正跟这样一个人过下去也没意思了，干脆摊牌：离婚。 所以，在儿子还有一个多月就放假的一天晚上，她又旧话重提，当然，又遭到了张晋松的拒绝。这次，还威胁她说：“你要不识相，要你在儿子面前难堪！”于卞莉绝望了，这个恶毒的人会像一个黑影子一样永远跟着她，叫她永无安宁之日。她陷入了一个自己织起来的结结实实的网中，无论如何挣扎逃脱，都好像在做无用功。 她神情恍惚，她极度绝望，她要反抗，她要斗争。夜幕又降临了，她好像也不觉得有多可怕了。已经很久没过夫妻生活的张晋松似乎有了渴望，他几次试图想亲近于卞莉，都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挡回去了。他心中的怒火和欲火交织着，直到一天夜里又爆发了。 那是星期五的晚上，天气有点反常得热，他洗了澡，上了床。于卞莉厌恶地看了他一眼，说不想睡床，想睡沙发。半夜里，于卞莉模模糊糊感到，张晋松把她往床上拖，然后扒她的衣服，于卞莉有一种被强暴的耻辱。她不知哪来的劲儿，将迎面扑来的张晋松顶翻在地上。张晋松像一头暴怒的狮子，冲出卧室，闯进厨房，从暖瓶里倒了一杯开水，又折回于卞莉身边，粗鲁地扒掉她的内裤，将一杯开水泼撒到那裸露的地带。随着于的一声惨叫，张晋松恶狠狠地咆哮：“你这个脏女人，给你浇浇开水，消消毒！”于卞莉起身冲进卫生间，用凉水狠命地冲洗着火烧火燎的下体，泪水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流淌下来。等她跌跌撞撞返回卧室时，张晋松已不见了踪影。 第三十三章 不该走的路 自从上次被张晋松用开水浇了一通以后，于卞莉彻底绝望了。一回到家里，就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像是生活在坟墓里，没有空气，没有阳光，只有黑暗，只有恐惧。 张晋松对她非打即骂，几乎用尽了各种恶毒的语言攻击她，诅咒她，她既不还口，也不还手。 她努力做的就是掩饰自己的情绪。一出家门，她就像演员化妆出场一样，进入另一种状态，表演着“无怨无悔”的戏剧人生。一回到家里，就原形毕露，尽显惨淡憔悴的愁容。 随着儿子放假日期的临近，她开始不安起来，最担心“家丑”会给儿子造成伤害。她知道张晋松是个没有理性的人，他一犯混，就啥也顾不得了，他那张臭嘴会让她难堪，让儿子遭罪。到底如何熬过儿子在家几十天的时光？白天，于卞莉心事重重，想的最多的就是远方的儿子。他才十五六岁，能不能经受住生活的变故？晚上，只要张晋松疲惫不堪，就好过多了。 一段时间以来，于卞莉总是梦见坟墓，要在以前，醒来就会觉得挺晦气，不吉利，现在，反倒觉得轻松，甚至产生了一种莫名奇妙的向往感，一种说不出来的解脱感。这是怎麽了？她问自己。 从前，一看到媒体上刊发某某跳楼，某某上吊，某某自杀的消息，她就扼腕不止，为一个个生命的逝去，悲哀一番，叹息几声。现在，不但变得麻木了，还会为那些想不开的人找些理由：也许真的活不下去了，也许活着活受罪，就像自己一样。她开始有意无意地留意和遐想各种“死法”，她从网上意外发现美国的“死法”也比中国的先进发达。就拿死刑来说，就比中国的花样齐全：毒气室，绞刑，电椅，枪击，注射，真是想选啥有啥。当于卞莉意识到自己的情绪不正常时，会自己教训自己：想这个干啥？想儿子，想老父，想老母，想工作，想备课，想批改作业吧！不要做傻事，蠢事。但她自己对自己的教诲显得那样无力，很快，她又不由自主地胡想乱思：其实，哪一种死法都没有枪击来得干脆，呼吸毒气？那一定很闷很难受；绞刑？就是上吊，那肯定憋闷得不得了，要不那些吊死鬼为何总是吐着舌头，瞪着眼睛？电椅更是坐不得，有时，无意中被电一下，还麻酥酥地极其不舒服，要是把整个人固定在电椅上通电，七窍生烟，那将是何种滋味？注射吧，得有一个过程，不能速战速决，想想也是令人生畏的。那麽，就剩下一种好死法了——挨枪子儿。“要是我有一把枪，现在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对准自己的脑袋……”，于卞莉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神经质地从椅子上弹起来。 她逼着自己不要想与“死”有关的事，她拼命加班工作，她认真批改作业。以前是批改交上来的1/2，现在100%批改；她使劲做家务，天天扫地洗衣服。她不让自己闲着，她要用生活中的繁忙和操劳来麻醉自己，不让自己有想“死”的时间。 张晋松好久不出差了，这一次，没法推辞，要出去一个星期了。她觉得一阵轻松，她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恢复体能，恢复自信，恢复尊严，再也不能这样沉沦下去了。 可是，她还是觉得喘不上起来，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心头，搬也搬不动。似乎，冥冥中，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支配着她，让她对生恐惧，对死向往。她失眠了，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安定，安眠片都试了，似乎管一点事儿，又不解决根本问题。整夜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似睡非睡，醒来浑身累，比睡前还疲乏。“这不是活受罪吗？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人终归是要走上那条路的，只是早晚的问题，早或晚又有何不同呢？”一个声音这样开导她。 她一天到晚都在跟这种神秘的声音抗争，但那声音的力量是如此之强，她无能为力，她不能胜出，她败下阵来。每当她力图将其击退时，她就觉得茫然痛苦，无所适从。而当她聆听那神秘的教诲时，她就感觉如释重负，满怀希望。 失眠了一夜之后，于卞莉将存折和存单从皮箱中的一个牛皮纸信封中取出。三张存单7万元，存折上有8000多元的现款。那是她多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里面张晋松的贡献很小。她一直比丈夫挣得多，每个月，张晋松将工资的三分之一交给她，剩余的就自己“郎巴”掉了——抽烟喝酒外加一点小赌博。于卞莉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下这点钱。想想每年只给父母邮几百块，像打发要饭的一样，真有种负罪的感觉。不，不，不能这样，自己留这些钱有何用？给张晋松？给儿子？儿子需要钱，但也不需要太多的钱，他以后会自己挣的，钱来得太容易对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一些大富翁还知道留给儿女太多的钞票，是害了孩子。 想起父母前一段时间来信，谈及在县城工作的弟弟要结婚，想在县城附近盖房。以后，父母要随弟弟一起过，我这个当姐姐的不能尽孝了，父母的余生全都靠弟弟了。她决定以资助弟弟盖房为名，给父母汇去三万元，剩下四万以儿子的名义转存；活期存折上的取出了四千元。 深夜，于卞莉坐卧不眠，还有两天张晋松就要回来了。想到这件事，内心打了一个寒颤。她穿衣起床，坐在桌旁开始写信。第一封信是给儿子的，大意是要儿子坚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握好自己，好好学习，争取考上一所像样的大学。有什麽事多跟舅舅和姥姥老爷商量。并特别让儿子记住：时间是淡忘一切的良药，要想开一点，这样，她就非常放心了。“不要为我难过，选择这条路，我是幸福的。”给儿子写完，又给父母写了几句话：爸妈，你们白抚养了我一场，不要恨我这个不争气的女儿，实在是觉得生不如死，就当没有生我这个不孝的女儿吧。希望你们和弟弟一家过得和睦幸福。她想给苏善林也写几句，但想了想，又感到没有多大必要，便放弃了。 她利用早自习的时间，将批改好的作业本交到了课代表的手中。教室里三三两两的同学看到她，跟她热情地打招呼，“于老师”，“于主任”，于副主任像往常一样和气地笑笑，问：“还没吃饭吗？” 这情形，与平时没有两样。没有哪个人能察觉出于老师内心世界里的阴影。走出教室，于卞莉将系办公室、教研室、模型室的钥匙放在了苏善林的桌子上；又将自己平时用的三角板、丁字尺、圆规等教具，整整齐齐摆放在教研室里盛放教具的铁架上。 完成了这一切，于卞莉特别想儿子，她想赶往那座城市去看看他，但又怕见了儿子后，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跟尘世了断。可不见儿子，自己能瞑目吗？她还是决定揣上写有儿子姓名的存单和几千元钱，赶往那座城市，去探望一下儿子。下了车，已是星期六的下午两点，她将儿子叫出来，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了点便饭。看着儿子日渐高大的身躯和越发自信的眼神，于卞莉感觉一丝慰籍。她交代给儿子，钱要存好，是为他上大学准备的。放在家里不放心，因为你爹抽烟喝酒无度，这样，钱就会慢慢花光，到头来，既害了你爹的身体，又耽误了你的前程。并一再叮嘱儿子，钱不可乱花，否则，就对不起妈de一片苦心。儿子有点疑惑，但又没觉出太大的异常。他问妈妈：“你还好吧？没跟爸爸闹别扭吧？”于卞莉都成熟地掩饰过去了，在儿子面前，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失态过。 离开儿子，于卞莉便鬼使神差地坐上了公共汽车，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赶到了夏明德所在的城市，找了一家三星级宾馆住了下来。不知为何，她想最后听一听他的声音，让那余音伴着她走入另一个世界，就不太孤单了。毕竟，他们彼此有过好感，有过依恋，有过美好的回忆，而且，现在她落到这个境地，也与这个男人息息相关。甚至，在于卞莉的心中，还有一个奢望：既然我都准备走这条路了，还管什麽名声清白？再醉生梦死一场吧！ 花了350元钱，开了一套房，她就用自己的 手机拨了夏明德的手机号码，她紧张地听着那边传来的动静：先是长音，后是卡掉的声音，再后来，是短音。她以为夏明德不方便接电话，就等了一个多小时，那边还是毫无音讯。她将短信发过去：我是小于，到这个城市出差，顺便看看你。就这一次，以后再不打扰。我在涪江宾馆5楼509房间等你。过了半小时，那边发来一条信息：很忙，脱不开身，以后再说吧。既没有抬头，也没有下款。干干巴巴，冷冷冰冰一行字。看得于卞莉浑身发凉，她最后一次痛骂自己：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一点自尊都没有，死到临头还这样丢人！ 她忽然没了任何牵挂，浑身轻飘飘的。她到卫生间，梳洗打扮了一番，将一张名片小心地揣进裤兜里，没带任何其他物品，就步出房间，乘电梯爬上十楼。她猜想五楼不保险，万一不能“好死”，摔成个残废，还得“赖活”着。 上到十楼，推开临街一面走廊的窗子朝下望，黑漆漆的，窗台有点高，也不好往上爬，腿有点发软，于卞莉又乘电梯下去了。在一楼，她买了一瓶白酒，三十多元，她都没问牌子。又要了一盒香烟，十四元钱的，也没管是不是名牌。回到套房里，关上门，她开始抽烟，她从来没有过抽烟的经历，只是知道将烟吸进去，再从鼻孔里冒出来，试了几次，呛得直咳嗽，进入不了状态，就放弃了。接着，开始喝酒，没有任何饭菜，就是干喝，她要让自己受罪，把自己的胆子壮起来，然后义无反顾地离开这个世界。她是有过喝酒的经历的，那是在会餐宴请的场合，喝的是果酒和啤酒。这是第一次喝白酒，而且度数达到60。她闭着眼，咕咚咕咚一口气喝掉了多半瓶，眼泪喝得都冒出来，满脸通红，热血沸腾，开始有一种想做某件事的冲动。她有点迷糊地又打开房门，再一次爬上十楼。她在楼道里踉跄了一阵，借着灯光，发现一扇窗户通向一个宽大的阳台，那是一个大平台，有半个篮球场那样大。她打开窗户，钻进去，一阵风吹来，她差点摔倒在地。站在平台的中央，于卞莉脑海中一片空白，她失去了思想，丢掉了意志，不知道应怎样走，不晓得该如何结束眼前的一切。她就那样呆呆地站着，站着…… 忽然，一个声音从什麽地方飘过来，虚无缥缈，阴阳怪气：“你看多麽蓝的天，一直朝前走，不要往两边看。走过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朝仓跳下去了， 唐塔也跳下去了……”这声音极其耳熟，诱惑着她，指引着她，往平台边上走，她一步一步走向“深渊”…… 很快，“有人跳楼了”的喊声在夜空中回响，警车呼啸而至，救护车也很快赶到。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人，已气绝身亡。警察从她的衣兜里搜出一张名片：于卞莉，东海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副主任，副教授，省机械学会理事。就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在1999年5月26日于41岁生日的前夜画上了休止符。 第三十四章 永远的于老师 于卞莉以这种方式决绝人世，让古老的矿院霎时陷入了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鉴于她生前的副处级职位，学校成立的“治丧委员会”的级别也很高：委员会的组长是校党委副书记，组员是来自机械系、教务处、组织部和人事处的领导。 “委员会”原打算与张晋松协商，于5月30日，在市殡仪馆为于卞莉召开“追悼大会”。可是，张晋松说老家要来人，大概有二十多口子要从山西赶过来，这样，就推迟了几天。 追悼会那天上午，矿院用学校的六辆交通车，将200多名教职员工，300多名学生送进殡仪馆，来回跑了好多趟。由于追悼大厅的容量有限，更多的想要跟于老师告别的学生被挡在门外。 大厅内布置得温馨、肃穆、庄严。在正中央，有一个大玻璃罩子罩在静静地仰卧在花丛中的于老师的上方。在它的左侧，前排站着矿院的领导：院长、党委书记等所有校级干部，这次全部驾到；此外，还有机械系的各位领导，也一个不缺；第二排，站着徐爽、韦君等机械系的教职员工及外系和其他部门的部分职工；后面几排，是黑压压的学生方阵。在他们对面，是于卞莉和张晋松的亲属们，足足有二三十人，站了长长的一排，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目光呆滞，神情悲戚，一边淌着泪水，一边怯生生地看着对面的领导和大学生们。不但于卞莉的父母、兄弟、弟媳来了，连张晋松的家人也来了不少，公公婆婆，小姑、大姨、堂兄、表姐，还有一些亲戚的孩子们，他们都得到过生前于卞莉的关照，也都曾为有这样一位“有出息”的亲人而自豪过。从他们哀伤的表情上，能看出于卞莉的死对他们的打击有多大。 站在苏善林后面的徐爽，睁着泪眼婆娑的双眼，越过苏善林的肩头，朝对面望，却只发现了低着头啜泣的于卞莉的儿子，没看到张晋松的影子。 在凄婉的哀乐声中，苏善林代表学校，发表了简短的悼词，悼词写得很优美，据说是宣传部的林副部长帮助润色的。给徐爽印象最深的是开头与结尾的两段话： “苍天啜泣，海水呜咽，哀乐低回，亲朋落泪，同事伤怀。在这里，我们将与尊敬的于老师洒泪告别。” “春江桃叶莺啼湿，夜雨梅花蝶梦寒。于老师的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人间未遂青云志，天上先成白玉楼。” 这是徐爽在矿院教书以来，听到的最富有诗意最富于人情味的讲话，没想到却是在这种场合。 在苏书记致悼词时，哀乐缭绕，气氛压抑，领导个个表情凝重，教师人人神情悲戚，学生纷纷低头垂泪，逝者的亲属互相搀扶着，依偎着，摇晃着，紧紧地连在一起，宛如一段经不起大风大浪冲击的残垣断壁。 “悼词”过后，就是学校的领导，一个一个跟于老师的亲属们握手，说一些“节哀”、“保重”之类的话，亲属们则强忍着悲痛，不停地说着“谢谢”，努力保持着必要的礼节。按照程序，接下来，就该慢慢绕着于老师走，正式跟她告别了。 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只听大厅的门，“扑通”一声被推开了，进来了好几个人。大厅里面井然有序的人群中出现了不安的骚动。还是于卞莉的亲戚们反应得快，纷纷压抑地喊着“晋松，你怎麽来了？”“你的烧退了吗？”跟在张晋松后面的几个男人，据说是他所在单位的同事。他们解释说，张晋松拔了吊针，非要让他们带他过来。 徐爽直直地盯着张晋松看，以前，他经常碰到他，见了面互相也打招呼。只一个多星期没见，这个过去敦敦实实的“小钢炮”，就瘦成了“骷髅”、“稻草人”，脸色也黄得难看。他跌跌撞撞地奔到于卞莉身旁，一边擂着那个大玻璃罩子，一边像野兽一样呜咽，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莉…莉…莉莉…啊，我是真…爱…你的…呀…” 躺在花丛中的于卞莉，一如生前一样平静安详，面带一种抽象的微笑，那样子好像听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丈夫的悲嚎，她似乎是在用这种奇异的沉默，来惩罚她丈夫曾经的残暴。旋即，张晋松就“咕咚”一声跪下了，头使劲往地上撞，还没等亲人们来得及拉住他，他就像一个“纸人”一样，倒在地上，休克了。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前后持续了不过几十秒钟，时间短得让人来不及采取任何行动。徐爽不怀疑张晋松对于卞莉的爱，只感觉这样强烈的让人窒息的爱，也太可怕了。 后来，是怎样继续下面的程序的，徐爽已记不清细节了。 于卞莉的自杀给学生造成的冲击也是很大的，超出了人们的估量。许多学生自发地在机械系的留言板和论坛上留言，表达他们对于老师的追思之情。 徐爽在寂寥的夜晚，一次次爬到上面，一页一页翻看，学生们的话语是真挚的，感情是纯洁的： “于老师，你温文尔雅，教学认真，待学生像亲生儿女一样。” “你用全部心血和汗水为你的学生铺就了一条条通向成功的路；你用满腔热诚在教学科研岗位上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而今，当桃李芬芳，硕果飘香之际，你却永远地离开了。” “我悲，我叹，我思，我痛，好人为何要以这种方式踏上不归路哇？！” “面对困境，您教会我们如何坦然处之，如何珍爱生命，是的，您教会了我们对生命景仰，对人尊重，可是，您，于老师啊，为何却轻易放弃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还有一个女生写道： “于老师，您的音容笑貌已经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我记得有一次，您穿着裙子走上讲台，而且还是一个傣族姑娘的长筒裙，我们几个女生课后，还议论了好一阵子，都说你穿裙子比穿裤子好看。我们还等着看你，下一次，会穿什么漂亮裙子呢！你是那样亲切、温柔、美丽，于老师，我们永远的于老师，我们永远爱你！” 徐爽一边读，一边难受，一想起，从前那个活灵活现的于卞莉，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彻底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再也见不到了，她就闷得慌，有时，闷得透不过气来，就打开门，走出去，在走廊上转悠转悠。 其实，不但女生怀念“永远的于老师”，男生也是久久不能释怀。过了几天，于卞莉家的防盗门上和旁边的墙上接连出现了这样的小字报：“姓张的，你害死了于老师，你不得好死！”“你是恶魔，于老师好可怜啊！”“严惩杀害于老师的凶手——张晋松！”据说这些标语式的东西是一些男学生贴上去的。 其实，在送走了于老师的前后一段时间里，张晋松确实被公安局扣留了几日，以进一步调查于卞莉的死因，但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张晋松实施了家庭暴力，人自然就被放了出来。 再后来，张晋松联系调回原籍，也消失了。自此，矿院人再也没有人愿提起这个跟优秀的于卞莉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跳梁小丑”。 第三十五章 别想溜走 于卞莉轻生一事，着实在矿院沸腾了好一阵儿。尤其在徐爽的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她再一次下决心，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她在心里又盘算着调动了，这是她曾经尝试过的，但接连失败了两次的往事儿…… 自徐爽1997年从省城告状回来，周围的人就拿另外一种眼光看她了。尽管人们也对校领导不满，也时不时地说三道四，论长论短，但敢和领导较真儿的却寥寥无几。如果一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们将给予高度的关注与同情。但倘若这人不愿受压制，一定要“支棱”起来，像个人物似地讨个说法，比如，同徐爽一样，跑到省里闹腾闹腾，人们就看不顺眼了，觉得过了分，越了界，甚至有人还背地里指责她不够“厚道”——这不是坏咱矿院的名声吗？ 矿院有史以来出了两个“告状英雄”：徐爽算一个，在她之前，有一个男性教师，是教哲学的。因为十多年前助教评讲师时，有人倚仗权势挤了他，他就开始四处奔走讨说法了。先是往省里跑，后又到北京申诉。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最终，正义会战胜邪恶的。不知是他运气不好，还是在他看来天大的事，别人拿着当芝麻粒大的小事一桩，官司始终打不起来，上面也一直没给说法。而他经常放下手头的工作上诉，耽误了教学与科研，学校更有理由卡他了，所以，直到现在还是个“老助教”。开始，人们还替他打抱不平，后来，见他十几年如一日到处申诉，都成了“上房”专业户了，有人就悄悄说“这人不正常，有病，离他远点”。在矿院的家属宿舍区里，如果有人在路上碰到他提着包外出，就知道他要干啥，便打趣道：“呵呵，又要去了？” 慢慢地，这个人就游离于正常人的范畴之外了，成了矿院人潜意识里“神经病”的代名词。 现在又出了个“女神经病”，矿院人在背后嘀咕：“怪道人家都说老处女古怪，是这麽回事耶！一个职称，今年评不上，明年再评嘛，还折腾到省里去告状？真是一条筋！”“还是个预备党员呢，这点委屈都受不了”。甚至在于卞莉了却了自己的生命之后，人们还不忘拿她和徐爽比一比“是的，要是于卞莉，再也不会干这等事儿。可惜，于卞莉……她……唉……” 1997年12月中旬，徐爽作为预备党员就满一年了。不出所料，党委研究讨论时，一致认为徐爽没能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和组织的关系，为了自己的“私事”，撂下本职工作，不远千里去上诉，本身就违背了作为党员的标准，故做出预备期延长一年的决定。对此，徐爽也不是太在乎，本来就觉得自己不像党员，离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阴差阳错被人拽着拉着混入了革命队伍。为了这个队伍的纯洁，为了给党挽回影响，延长就延长吧。反正自己的职称今年也没戏了，只好等明年了。 等1998年一评上职称，就打请调报告，走人，这鬼地方也呆腻了。不过，到时再联系接收单位恐怕来不及，应该早点作准备。徐爽当时脚踏两只船，一边考虑如何申请加拿大移民，一边想着怎样调动工作。两边都不保险，两边都得鼓捣着。 1997年底，她将自己的材料整理好，先发到深圳特区的一所普通高校。不久，便收到那个学校人事处负责人打来的电话。听起来像一位广东人，大概是位中年男人。他说，对徐爽的材料很感兴趣，他们恰好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希望徐爽能尽快到他们学校面试。徐爽告诉他，由于操作事故，自己的职称问题还没有解决，明年肯定没问题。问，能否缓一缓，晚点调过去？对方很开明，不愧来自特区，说：要我看，你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你可以先调入，我们先聘你为副教授，虽说是校内副教授，属于“地方粮票”，但很快就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转成正式的。徐爽动心了，这也是个办法。过了几天，深圳男士又打来电话，还是催促她抓紧时间去深圳一趟。男士说，不要担心房子问题，像你这种情况肯定是三室一厅。然后，像忽然想起什麽似地问：“你爱人的情况和你差不多吧？我们学院附小离这里就五分钟的路，小孩上学也是很方便的。”徐爽脸变红了，赶紧说：“你不需要考虑爱人小孩，就我一人去。”对方愣了片刻，问：“怎麽？他们不来？”“不是，我……我……是独身。”“离异？”“不，不，还没结婚。”对方好像不太相信地问：“你不是82年毕业的嘛？怎……”紧接着，又说：“晤，我知道了。你看这样如何，徐老师？我们再把你的情况研究研究，研究好了以后给你信儿。”说完就匆匆挂了电话。徐爽听出了对方口气的变化，她气鼓鼓地想：研究什麽？研究我为何没结婚？你不要我，我还不想去了呢！自此，再未收到深圳一方的任何信息，看来，这“老姑娘”的身份把站在开放前沿的人也给吓住了。 1998夏天，徐爽好歹算评上了副教授。在拿到高级职称聘书之前，她就联系好了一所省内高校，人家告诉她，虽然她算个“人才”，但不属于“稀有金属”，还没达到不要档案，另外建档的层次，所以，一定要正常调动。也就是说，不论辞职，还是离职，都要有档案，否则，是无法接收的。 很快，徐爽就拿到了高级职称聘任证书，遂将请调报告打到了人事处，第三天，人事处长就找徐爽谈话，告知学校的新规定：行政人员和工人愿调哪调哪，不受任何限制；战斗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学校的中坚力量，尤其是你这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更是骨干，是精英，学校无论如何是不放的，好好在学校干吧。言外之意是，死了这条心吧。徐爽气鼓鼓地说，“平时也没见多少人关心教师、在意教师。教师在这学校里就像工厂里的工人一样，只需要低着头老老实实地干活；咋一提调动，教师就变成“香饽饽”了？调也没法调，走也没法走？人事处长只得说，别跟我发牢骚，我没有权利放你走。 徐爽没有办法，只得径直找院长，请求调离。这次，朱院长一反常态，态度十分亲切。他耐心地询问徐爽生活和工作上有何困难，让她大胆地提出来，说他一定会责成有关部门想法解决。徐爽说，没有任何困难，就是想调走。朱院长和颜悦色地说，想调走，是有很大困难的，学校不能破这个例，开这个头。但有何要求，都可以提，前提是继续为学校工作。还说，我们一向倡导“感情留人，事业留人”。还没等他说完，徐爽就反唇相讥：“既然是感情留人，那就不要强拉硬拽地让人留下来嘛。对学校有感情的人自然不会走的。”“那你对学校没感情？学校培养了你多年，给你买医疗保险，交房屋公积金，还给你评职称，这一切都不能使你对学校产生好感？怎麽能这样无情无义呢？”本来就不太喜欢徐爽的朱院长，一听这话就沉不住气了，他向来就不容别人冒犯。也是的，谁让徐爽像个二愣子似的，不知道头青蛋肿，给堂堂的院长话听呢？徐爽的犟劲儿又上来了，“不管怎样说，我为学校服务了十几年了，现在提出调动不过分。我就想走。”朱院长的蛮劲也冒了出来：“想走，可以自动离职嘛！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于是，徐爽想正常调入那所省内高校的愿望就泡了汤。 这之后，徐爽又安分了一段时间，要不是1999年春天发生的于卞莉事件的冲击，加上又在一个会议上受到了意外打击，她也许就此下去，在矿院混了。 那天下午，开全校党员大会，学生和教师中的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都得参加。会议主要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文件，还要研讨省委组织部长的讲话精神。哪知兼任着党委副书记的朱院长却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校内的典型事例大讲特讲一个党员应该怎样将党的利益，学校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个人主义泛滥，为自己的一己私利就凌驾于组织之上，于学校的声誉而不顾。如果说到这种程度也就罢了，好歹只是原则上说说，没有针对具体人。但朱院长似乎不尽兴，又进行了一番 发挥：“有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处理好，在职称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的情况下，抛下教学，擅离职守，为自己的个人问题奔走；职称刚刚解决，又打请调报告，要弃学校而去。试问：这样的同志的党性是不是成问题呢？还好，经过组织上的一番教育，该同志有所醒悟。是的，一个人犯错误不怕，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在朱院长大肆发挥的过程中，已经有人朝徐爽坐的位置望了，几乎所有的教师党员都知道院长没点名批评的是谁；另外，学生也不是呆瓜，也有一部分认识徐爽的学生党员意识到是徐老师犯了错误。徐爽的脸慢慢爬上了红晕，她如坐针毡，满心烦躁，不等会议结束，就冲出会场，一口气跑回宿舍，躺在床上，流出了眼泪。她心里想：“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不能呆下去了，我一定要联系一个不要档案的学校，这样，就不必担心学校不放人了。” 当了多年的教师，徐爽确实也干不了别的了。工厂和公司，连想都不用想；中小学也不适合自己。正规的大学、学院都要正式的调动手续。怎麽办呢？徐爽将业余时间全用在上网搜集信息上了。一天，她发现了一个外省的专科学校，是新成立不久的，才由中专改成了大专的，俗称为“中专戴帽”。由于层次提高了，师资力量就需要大大加强了，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招人才。招聘启事上还特别写明：有高级职称的，40岁以下的教师优先考虑（若需另外建档，将不会影响工龄的延续）；不但解决至少两室一厅的住房，还提供5万元的科研启动资金。真正吸引徐爽的就是这括号里的一行字，她内心一阵惊喜：总算有希望了！虽说专科的层次比较低，但好歹还属于大专院校，没准儿，哪天还能“升本”。先调过去再说吧。于是，徐爽将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位轻声细语，慢条斯理的女士，她自我介绍说是校人事处长。徐爽将自己的情况简短介绍了一下，人事处长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她让徐爽将自己的毕业证书，教学科研成果，教师资格证书，职称聘任书都复印好，用快件寄给她。说研究好了就给她信儿。还说不用担心“档案不放”的问题，学校在这方面已经有操作的先例和成功的经验，他们曾经为一位东北的博士重新建立了档案，还“内部消化”了他在东北某县幼儿园里当幼教的妻子，在学校给她安排了相应的工作。女处长似乎也不介意徐爽的“独身”身份。她像个朋友似地跟徐爽在电话里聊。徐爽感觉好了许多，一下子轻松了不少。或许是想着很快会脱离“苦海”了，她的脚步迈得轻快了，笑容呈现得灿烂了，话语也明显增多了。她在教学上，也更加卖劲儿，白天上课，晚上辅导，周末批改作业，教学环节一环扣一环，每一环都尽量把握得让人没话说。 过了一段时间，女处长亲自将电话打到徐爽的家里，告知：研究决定，引进！徐爽听了恨不能热泪盈眶。处长又说，虽然她是人才，但还得照章办事，“试讲”这一步不能省掉。这对徐爽来说，简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在本科院校里讲了十几年的课，教学效果一直被认为“优良”，还怕到大专学校里“摇舌呐喊”？她痛痛快快地跟女人事处长约好了“试讲”的时间，后来利用学生期中进行认识实习（不上课）的机会，坐车去了不太远的那所城市的专科学校。 她还记得，那天，一位和蔼可亲的教研室主任接待他的情景。他在与这位本科学校的女副教授寒暄时，带着一种探寻的崇敬的表情，还夹杂着一些诚惶诚恐、手足无措的小动作。教研室里几个年轻人在听他讲课时，也是十分好奇，头不乱动，目不转睛，不但认真地听，还细心地记，没有交头接耳的现象发生，让徐爽过足了“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瘾。试讲结果可想而知，只有一人提了一条意见：徐老师讲课的节奏有点快，怕专科生跟不上。其他的评语就都是赞美了，老主任将大家的议论作了归纳总结：声音洪亮，板书工整，条理清楚，重点突出，画图规范，例子精湛，提问及时，总结适当……老头儿大概小时八股文读得多了些，竟将这“四字经”一样的评语交给了女人事处长。当然，老主任的“迂腐”不会影响人事处长的评判，在徐爽试讲完返回矿院的第二个星期，她又打来电话，告诉徐爽她的试讲通过了。不过，她让徐爽不要忙着辞职或离职，再等等看，因为他们在发出调令前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 徐爽觉得反正这事儿差不多了，那就再等等。有了希望，徐爽倒不太着急了；况且，徐爽对这个给了她荣辱的地方也不是一点感情也没有的。当她沿着矿院的林荫大道，往教学楼走时，看到在道路两旁的树丛中飞来飞去的小鸟，都感到新鲜亲切，都想走过去跟它们对话。她的脚底下像装了弹簧一样，走起路来极富节奏与生气。 时间过了半个月，又过了一个月，徐爽有点沉不住气了。但她想，人家说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再等半个月看看。两个星期之后，仍然没有消息，她实在按耐不住了，拨了一个电话过去，这次接电话的是个年轻的女性，她热情地说，李处长不在，开会去了。隔了几天，她又给对方打电话，电话那头变成一个男性了，听起来声音也很年轻，估计是个办事员。对方问：你是哪里？徐爽直接告知：东海理工学院。之后，徐爽听到那边一阵骚动，好像还有另外人的声音，男的吱嗡了几声，像是得到了某种指示，清清嗓子接着说：“你是徐老师吧？是不是关于调动的事呢？是这样的，我可以将有关的情况给你转达一下：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暂时冻结外聘高职教师，先考虑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合适的人才。我们是专科学校，你是知道的，对教师要求也不能太高。”末了，他还补上一句：“在本科院校当教师，比在这儿，前途远大。您说呢？”在对方放下电话的瞬间，还传过来一句话：“这个半老徐娘，干嘛硬要往我们专科学校挤呢？”大概以为徐爽放下了话筒，跟办公室其他人说的。徐爽好长时间缓不过劲来，直到电话里传出“嘟嘟嘟”的短音好久，她还半张着嘴，拿着听筒呆立在那儿。 徐爽虽不相信“冻结”的说法，但却知道这次又黄了。她再未给那个学校打过电话，也永远不知道真正的内幕。 她怎麽也没想到，社会经验丰富的李处长，远不是徐爽这个“掐了尖的葱叶——直不隆冬”的“傻妞”儿所能比得了的。她想到：一个本科院校的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怎麽肯放下身段到一个专科学校任职呢？这其中必有点缘由吧？为了对学校负责，她决定了解了解情况，于是，打了一个电话给矿院的人事处长。那天，正好机械系上任不久的副主任韦君在人事处与处长商讨事宜，处长一边与韦君谈话，一边心不在焉地拿起听筒，当得知对方的意思时，就说：正好机械系的韦副主任在这里，他知道的情况比我多，让他给你说几句吧。随后，将听筒交了出去。已经在官场上混出点人样的韦君不慌不忙地接过话筒说：“徐老师这几年一直在折腾调动，不大安心工作。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收效不大。他愿去你们学校，这也是她的自由了，我们也不好硬加干涉……唔，你是说教学方面？啊，不是，是为人方面？怎麽说呢？人不错，很直爽，只是欠缺一点与人交往的能力和团队协作的精神，群众关系也不是太理想。对了，她的党员没能按期转正，具体原因我就不说了吧。”显然，韦君的话让对方吃惊不小，女人事处长到底老道，很快调整过来，慢悠悠地说：“我只是打电话随便问问了，徐老师也没看好我们学校。看起来，她还是敬业爱校的。可能，接人待物的方式与别人不同了，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嘛。我说，这事儿也没什麽大不了的，就不要为难她啦。” 几次调动失败，徐爽感到，她就像孙悟空，被如来佛攥在手心里，翻多大的筋斗，都翻不出如来佛的 掌心。 她终于死了心，不再联系调动了。 她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遥远而又冰冷的，在世界上面积第二大的国度——加拿大。 第三十六章 移民加国 1999年冬天，一天，徐爽下课后，往家走，走到楼下，刚想爬楼上去，忽见一张宣传广告贴在楼门口侧面的墙上。那是上海一家移民咨询机构的广告，上面写着3500美元就可代办赴加拿大或新西兰移民，而且，该机构下属的代理处之一，就设在东海市。徐爽看了心花怒放，终于找到移民加拿大的捷径了。 白天，给那个机构的东海代理处打了一通电话咨询，晚上，就挂通了母亲的“小灵通”。母亲一听加拿大，心就如加国的冰块一样凉，凄凉地说：“太远了。”徐爽知道要让母亲放行，需要时间“蘑菇”。她充满信心，天天给母亲打电话，描述移民的好处和光明的前景。她还把一个美好的心愿告诉妈妈，等以后时机成熟了，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她可以申请母亲过去，到时，她俩就再不分离了。还说，这不是我妄说，是在电话里咨询好了的。一旦母亲同意，她就可以跟他们签合同了。 那段时间，徐妈妈de心里像扎了草似的，不安生。她知道徐爽在矿院里一直不顺，想调动也调不成。但让宝贝女儿把近二十年积累起的一切抛掉，一切从零开始，真是忧心加担心，怎麽也下不了决心。 但她理解女儿的想法。她年轻时，也是胸怀祖国，放眼四方的。当时，她跟徐爽的爸爸已经结婚了。她不甘心在那个沉闷的地方呆一辈子，她太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了，所以，三番五次鼓动他往外地调。那时，两口子分居两地工作，徐爽爸爸正在考虑调到妻子的城市去，不愿意两人同时“移动”；而且他是个慎重的喜欢安定的人，不喜欢“瞎折腾”，就在信上劝妻子安心在原籍工作，等着团聚的那一天。为了增加说服力，表明调到哪里情况都差不多，还写了一句“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想到，这句话在文革中惹了祸。抄家时，这封信被造反派抄去，成了他仇恨社会主义的罪证：社会主义祖国，处处春意盎然，阳光明媚，你竟说成“漆黑一片”？于是，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就因为这句话被戴了十年之久，身心受尽摧残。徐妈妈确信，老伴“英年早逝”与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无关系。 徐爽知道，凭她对母亲的了解，最终会得到许可的。妈妈再打电话来，口气缓和了许多。她告诉徐爽，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无论徐爽在哪儿，只要她幸福就行。但又不无担心地说，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到异国闯天下，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有个事儿可咋办呢？ 徐爽说，正因为没有家庭，无牵无挂，才更轻松。她不怕吃苦，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与其天天幻想着外面的世界，心神不定，不能专心做事，还不如干脆走出去，去另一个世界闯一闯，开始新的人生。 徐妈妈拗不过徐爽软磨硬泡，又想到了徐爽的终身大事，都奔四十岁的人了，当妈de也是操碎了心。托亲友给她介绍了好几个，不是她嫌人家长得难看，看着恶心，就是怪人家不尊重她，第一次就动手动脚的。再不就是别人对她不满意，说她缺少女性味，风风火火的，不是他要的那种“贤妻良母”的类型。还有一个介绍人，给她说了一个四十多岁带一对双胞胎孩子的，徐妈妈没征求徐爽的同意，就回绝了：你知道小爽那脾气，一进门就当两个孩子的后妈，她受不了，也当不好。介绍人酸酸地说：你女儿人长得不错，各方面条件都好，就是这一把岁数够呛。要不是二婚头，哪有奔四十岁的男人还没成过家，生过孩子呢？您老说呢？ 徐妈妈想，可也是呢！在中国，恐怕小爽是对不上象了。听说西方国家有不少男人，三四十岁结婚的有的是，没准儿，小爽能碰上个中意的？再想想徐爽虽然缺乏与人交往的能力，不大会搞关系，没能像其他人一样混个小官儿当当，但独立生活的能力还是有的，保护自己的智力还是不缺乏的，不应该这样不放心。女儿，你不是一只雏鹰，你有一双还算结实的翅膀，你飞吧！ 徐妈妈想通后，给徐爽挂了一个电话，徐爽听说妈妈同意了，兴奋地在屋里跳起来，连连说，妈妈，你真是个好妈妈！我去了后，将您也申请过去，那我今生也无憾了！ 接下来，徐爽就悄悄去了位于市郊的移民咨询中心，一位秃顶的矮矮的老头接待了她。老头姓邹，人们管他叫邹顾问和邹主任，五十多岁的样子。他那舌头就像装了滑轮似的，灵活自如，说出的话，确实能将“好好的眼睛忽悠斜了，一双健美的腿忽悠瘸了，一个智力健全的人忽悠蹑了”，徐爽根本就经受不住他的极具鼓动力的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言的冲击。他说徐爽的条件太好了，工科学士，热门专业，还有科研成果，年龄属于三四十岁的黄金时段，特别是没有小孩子，干干净净的独身，这是加拿大最需要的。好像加拿大正急不可耐地等着不远万里的一位老中国姑娘，赶赴那里，施展抱负，贡献才华，造福于它那个英联邦大国。虽然徐爽也觉得邹有点油嘴滑舌，言过其实，但还是禁不住诱惑，当场就签了合同。 合同规定，签合同后马上缴纳首期咨询费1000美元。那时兑换美元还不像现在这样自由，徐爽没有办法把粉红的大团结变成墨绿的纸美钞。邹主任说，按说你应该直接付美元，但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国情及申请人的特殊情况，我们允许你用人民币支付咨询费用。公司最后还要兑换成美元，要走门路，说白了就是上“黑市”。黑市的兑换比率是1：9，这样，你需要交纳9000元的人民币。随后派人跟着徐爽到银行取钱。徐爽看着邹主任手下的办事员目不转睛地一沓一沓数着她的血汗钱，就像旧社会辛勤了一年的长工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拱手交给恶霸地主一样，即心疼，又无奈。 邹主任让徐爽赶紧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出生证明、无犯罪证明等准备好，拿到公证处公证。他教导徐爽千万不要在任何一份文件上透露“副教授”或者“教书匠”的信息，因为这是“技术移民”也叫“技术定居”，要想方设法往“工程技术人员”方向靠拢。徐爽茫然了，我充其量就是个在高等学校里吃了近二十年粉笔灰的教书匠，怎麽才能摇身一变成为“工程师”呢？这时，邹主任又摇动舌头，教导一番：你拿的是工学学士，你的科研成果也趋向于工科；学校里不但有教师，还有工程师，对吧？徐爽眼睛一亮，首先想到久违了的高工夏明德。她点点头，在邹主任的指导了，果真过了一把以副教授冒充高级工程师的瘾。 徐爽将材料送上去之后，邹主任一个电话打过来，让她过去一趟，原因是她将中共党员填上去了。邹主任像长辈一样批评她：小徐呀，小徐，你是让我扶着走抱着走啊，少说一句话，你就走错一步棋。你看你，填中共党员干吗？这又不是选拔干部。加拿大不欢迎gcd员那！徐爽说：实事求是嘛，白求恩也是共产主义战士嘛。“嘿嘿嘿，你这人在学校呆久了，成书呆子了。”老邹的笑声出奇地刺耳。“我当初去澳大利亚时，那是15年前的事了，也是党员，而且党龄都有15年了，还不是与组织失去联系，又变成了‘党外赤子’？”邹主任开了个玩笑，又说：“我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要想移民成功，不但现在不能透露党员身份，就是有一天，大概一年以后吧，去香港面试，人家问你，是gcd员吗？你要坚决予以否认。不要犹豫，说假话跟说真话一样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是他们逼着我们这样做的。” 不知怎的，徐爽的脑海里出现了童年时她从小说中电影里见过的刘胡兰的身影。当年刘胡兰被捕时，年仅十五岁，是一名预备党员。当敌人张金宝得意地冷笑道：“现在有人供出来了，说你是个gcd员。”刘胡兰正义凛然地回答：“说我是gcd员，我就是gcd员，是gcd员又怎样？”“你们村还有谁是gcd员？”“就我一个！”瞧人家那gcd员的气派。如今，比刘胡兰的岁数大了一倍还多的中共党员徐爽，为了移民发达 国家，要面对大鼻子的提问：你是gcd员吗？浩然回答：我不是gcd员！ 徐爽心里笑了，那是一种自嘲的笑。是啊，难怪老人家送给刘胡兰八个大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徐爽简直是“生的渺小，走的可耻”呀。当然，徐爽只是这样想想，并没有真的停下移民的脚步。在这个时代，还有谁能让先烈的事迹影响自己的未来呢。这是一个倡导自我价值实现的新时代。 徐爽虽然没有达到党员的思想境界，但党员的良知还在。自打开始办移民以来，从前与矿院的一切恩怨在她心中似乎都烟消云散了。她上课更卖劲了，答疑更认真了，批改作业更尽心了。即使嗓子疼得冒烟，也是不时含一片“西瓜霜”顶着，坚持上课，决不请假，决不找人代课。 东海市与徐爽前后差不多时间申请加拿大移民的有好几位，大家碰到一块后免不了交流一下信息。背着邹主任，他们还嘀咕过：移民公司心太黑了，就写封推荐信，整理一下现成的材料，给我们提供点加拿大概况就他妈收三千五百美元？要不是老子工作忙，没有时间整这些，我还自己申请移民呢，能节省好几趟从加拿大回中国的坐飞机的费用呢。那姓邹的赚了我们那样多的血汗钱，给他打个电话，都不耐烦。说不了几句就挂。谁让你打手机？那是双向付费的。人家不是告诉你了：非紧急情况不要打手机，要打座机。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声讨着邹主任的贪婪和小气。 徐爽签了合同，半年后，就收到加拿大在香港的领事馆寄来的通知，当然是由咨询公司代转的，要她去参加“雅思”考试。咨询公司要徐爽用另一笔1000美金换这一张薄纸。徐爽按合同又将9000元人民币抛了出去。心想，这就是一桩买卖，就当是投资搞生意，赔赚听天由命了。 徐爽的英文水平是一瓶不满，半瓶晃荡，不高不低。加上她自从下决心办移民之后，就见缝插针地复习外语，还真将扔了多年的外语又全面地给拾了起来。她利用周末的时间跑到省城参加了雅思考试，听说读写，花样齐全，每样满分都是9分，徐爽除听力考了刚及格的五分外，其他三样均是5。5分，平均也是5。5分，也就是刚及格。 徐爽对这一结果不是太满意，邹主任安慰她说，虽说当年我移民澳大利亚时考了7。5分，但前几天我模拟了你们的考题，也就能考7分。英语没进步，反而倒退了。邹主任就是这种说话风格，看似像奚落自己，实际是抬高个人，这是不少芝麻官们的拿手好戏。徐爽更不平衡了，连这样一个“糟老头”都能超过自己，真是惭愧呀！为此，她懊恼了好多天。邹主任曾经告诉徐爽，即使雅思成绩不理想也没啥大不了的，顶多就是往香港跑一趟参加面试；也许加拿大的领事馆移民部发发善心，就可能将面试免了，那叫“免面试”，是这个行当里的行话，那是无数申请技术移民的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这就省去了一大笔赴港的费用，一大块耗在路上旅馆里的时间，一大团与面试官相见的不安。徐爽也渴望有这样一天。 接下来，徐爽度日如年地等待着香港的最新消息。四个月过去了，邹先生给了徐爽一个惊喜：徐老师，快过来一下，你的免面试通知和体检表都到了。你最好来时，就将9000元带好。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徐爽忧喜参半，喜得是考试成绩不理想但这结果不错，省去了不少麻烦与风险；忧的是又要甩出一大把现钞了。看来，邹先生在把徐爽们送到那个冰冷的国度之前，非得把他们身体里的油水榨干不可。到上海体检一切顺利，徐爽处于要钱没有多少，要身体一个毛病都难找的状态。就这样顺利通过了体检。 体检过后又等了两三个月，“要钱”的又上门了。按合同规定，徐爽最终拿到加拿大的落地纸时，须支付邹先生咨询公司的最后一笔费用——500美元或4500元人民币。 那天傍晚，邹先生打给徐爽一个电话：“徐老师，恭喜恭喜！落地纸终于到了。这样吧，现在过来一趟吧，我在云山宾馆等你。”徐爽听了这话，就像一个长跑运动员经过了漫长的一路奔跑，最终到达了终点，如释负重，而又疲惫不堪。她的声音里已没有太多的惊喜，只是淡淡地说：“谢谢，怎麽在云山宾馆？你在那里干啥？”“我在这里开了一个会，是我们咨询总公司下属的几家办事处的协作会。无论如何，过来一趟吧。钱你可以明天准备。” 徐爽很快骑车赶到云山宾馆，按邹先生提供的房间号，敲响了四楼角落里一套房间的门。开门的是邹主任，他穿着宽松的睡衣睡裤，趿拉着拖鞋，身上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皂的气味。头发有点湿，脸上的胡子也刮光了，在柔和的灯光的映衬下，泛着青光。他显得非常轻松随意。进去后，她发现房间里只有邹主任一人“咦？你不是说在这里开会吗？其他人呢？”邹主任说话文绉绉的：“曲终人散了！别人都回家歇息了，就我一个人等你来拿移民纸。”说着，邹主任指着一张圆桌旁的椅子示意徐爽坐下，自己便落座于对面的另一把椅子上。徐爽这才发现，圆桌上摆放着两个盛满了液体的瓶子，大概是酒和汽水之类的东西吧。还有几个果盘，分别放着一串香蕉，几个苹果，一把葡萄。似乎还有一股淡淡的音乐从墙角和墙缝中飘出来，柔柔地，软软地飘进了空气中。屋里的灯光有点暗，使得邹主任的老脸看上去没有多少皱纹，也没有多少斑点。这一切显得温馨平和而又带着一丝暧昧。 徐爽主动说：“申请移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总算熬出头了。非常感谢邹主任为我所做的一切。”她本想说几句客套话，就拿了文件走人。没想到，邹主任似乎并不急于切入正题，而是不急不慢地说：“来来来，先吃点水果”，说着掰了一个香蕉，递给徐爽，自己随手捏了一粒葡萄填进嘴里。然后，邹先生起身，启开了摆在桌上的两个瓶子的盖子，分别将两种颜色的液体倒入两个高脚杯中，红的留给自己，白的端给徐爽，拿着碰杯的架势说：“来，祝贺你成功拿到加拿大的移民签证！”徐爽摆摆手说：“邹主任，你不知道，我从不喝酒的。”“嘿嘿，这哪是酒？我知道女同志不喝酒，给你的是雪碧。我的酒力也不行，只能喝点果酒啦。”说着，抬起酒盅一饮而尽。徐爽出于礼貌只象征性地咂了一口雪碧。徐爽喝雪碧没问题，但喝雪碧也要有氛围，有情绪，面对着这样一位矮小秃顶的，而且还油腔滑调的老头，喝啥都索然无味。 看邹主任没有尽快结束谈话的意思，徐爽也就硬着头皮多坐一会儿，正好打听一下其他申请人的情况。对于这几个让邹主任的腰包鼓起来的人，邹先生无论如何都是忘不掉的，他如数家珍般地一一道来：设计院的小张也考过雅思了，成绩不太理想，工作资历也不长，不知能不能免面试，好在他的专业不错，是学计算机的。人民医院的刘天年材料报上去了，通过了初审，等进一步的消息。水利局的小潘不想参加考试，有可能直接去面试。邹主任劝他不要担心考不好，试试没有坏处，万一来个超水平发挥呢？去一趟香港，花费是很大的；而参加雅思考试的报名费不过1200元。有的人就心疼这点钱，不肯参加雅思考试，简直是丢了大西瓜，捡了小芝麻。 说着说着，邹先生又转到徐爽身上：“你是最幸运的，中间没有波折，只用了一年零两个月，对吧？就顺利拿到了签证。”徐爽借机又一次感谢了邹先生曾经给予的指导与帮助。这时，邹先生喝得脸跟果酒的颜色差不多了，红红的，还冒着热气，他显得兴奋而又随意，眨巴着两只小眼睛，审视着徐爽说：“不客气了。那……你打算拿什麽答谢我呢？”看徐爽脸有点变色，便转话题说：“不用谢，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对每一个申请人都是很负责的，当然在你的材料上下的功夫最多。” 外面，几个闪电过后，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很快，就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趋势。徐爽站起来说：“邹先生，要下雨了，我该走了。”老邹走到窗前，探头朝外面望了一眼说：“马上就要下起来了，还是等一会儿，雨停时再走吧。”徐爽看看手表，快八点钟了。“小徐，请坐，请坐。再随便谈谈。”徐爽犹豫了一下，并没注意到他称呼的变化。她关注着外面的“雨况”，她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她讨厌这个面容丑陋的秃头。她听到邹主任慢慢说：“西方人讲究爱情，可我活这麽大岁数，还没有尝过爱情的滋味。老婆像个母夜叉，对我呼来唤去。看我出来像个人似的，在家就跟奴隶一样。特别是她生活作风不检点，早在我三十多岁时就让我当了王八。对不…起，我说话有点粗鲁。”邹主任说这话时，眼里像盛满了水似的。尽管徐爽对邹先生说这一番话感觉突兀和不舒服，还是想说几句同情的话，但张了一下嘴巴，却失语了，她极少勉强自己说勉强的话。邹先生接着说“你这样三十多岁的单身女性，那是很受加拿大人的欢迎的，我知道这点。要出国，就要多了解国外的风土人情。说起来有件事挺有意思，在国内，贞洁被男人赞颂；在西方国家，这就成了一条缺陷了。一个中国女子与一位西方男子结婚时，丈夫发现她还是个处女就大失所望，认为她没有魅力，没有被人‘爱过’。你看……”徐爽觉得一阵恶心，再也听不下去了，站起来说：“邹主任，我得走了！”说着就往门外走，老邹一把拦住徐爽，声音有些异样“小徐，求你再呆一会儿，很长时间以来，我心里就总想着你。你这一走，也许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再见面了。今晚，陪陪我吧。就这一次。到了国外，这不算什麽，想开点。”一米七一的徐爽面对着这个比他矮半头的老男人，听着这些肉麻的话，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她狠狠地瞪了邹老头一眼，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门口，伸手去拉门，但无论如何都打不开。邹老头喘着粗气站在她身后，壮着胆子用双手扳住徐爽的肩头，恨不能将整个身子悬在徐爽身上，徐爽狠狠地将他的两只爪子扒拉下去，又用力拽门。邹老头死皮赖脸往徐爽身上靠，又被徐爽一把推开。他两个就这样你来我往搏斗了一番，直到徐爽大声说：“你再不开门，我就大声喊了。让别人知道你是怎麽不要脸的！”也许，邹老头已经没有力量驯服这匹野马了，他有气无力地打开门，说：“你可以走了。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找我了，永远不想再见你！” 徐爽一口气跑到楼下，骑上自行车冲进雨蒙蒙的夜幕中。她将车蹬得飞快，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在脸上流淌。途中，一个同样在雨中骑车的男人追上来，阴阳怪气地喊：“小妞儿，下雨天，一个人出门呀？下来，咱们谈谈嘛！”看徐爽不理他，就打着口哨，飞驰而去。 徐爽的心里，盛满了屈辱和愤怒，她又想起了邹老头那张丑陋的脸：“他妈de，这老不死的，劫财又劫色！真后悔没有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她恨得咬牙切齿。 回到宿舍，脱下湿淋淋的衣服，她想给妈妈打电话，又担心妈妈牵挂担忧。想了想，又将话筒放下了，坐在沙发上发呆。她开始悔恨不该夜晚一个人跑到那个鬼地方去。她想起，母亲以前就曾三番五次地往她耳朵里灌输过： “不要单独跟一个男人在房间里说话，即使非得这样做，也要选择白天，而且，门要敞开着。” “不要接受一个老男人的示爱，无论他怎样声泪俱下地谈论他婚姻的不幸，痛不欲生，甚至以自杀相要挟，都不要动心。” 母亲说多了，还会补上一句：“女孩就是操心，要是男孩就省心多了。” 看来，母亲的话，徐爽并没有完全记在心上，否则，就不会在晚上单独跑到宾馆去跟一位老男人见面了。还好，老男人的眼泪并没有起作用。 第二天，徐爽才发现，昨晚只顾摆脱邹主任的骚扰，竟忘了将“移民纸”要来。她抄起电话打到咨询公司，接电话的是办事员小张：“是徐老师？邹主任出差了。移民纸？啊，可能他忘记交待了，我不知道他放哪了。这样吧，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一个星期，到时我给你打电话。” 幸好，一个星期以后，小张亲自上门送来“移民纸”，并带走了徐爽应付的最后500美元。至此，徐老师与邹主任的交易就正式结束了。留给徐爽的则是一堆七零八落的不太美好的记忆碎片。 第三十七章 告别故土 徐爽不是当干部的料，也从不羡慕当干部的。“不想当将军的不是好士兵，不想当干部的不是好群众”，谁说的这混帐话呢？都当将军了，谁来打仗；都当干部了，谁来做事情？她徐爽就喜欢这普通一兵的自由与潇洒。 潇洒之余，偶尔也会想起系里一位老教师发牢骚时说的一句话：“不当干部是省心，但就要多受点儿气。”当时听了还不以为然，但在生活的历练中，还是慢慢体会出了这是个“真理”。 就说生前任机械系副主任的于卞莉吧，当初和徐爽一起分来的，还在一个宿舍住过。后来做了系副主任后，脸就板起来了，架子也端起来了。在路上碰到了，打招呼说话，还好，跟以前差别不大。可一进到办公室里，就像换了另一个人一样，既严肃又正经，那种官味儿颇浓。系里所有的人，年轻人就不用说了，就连一大把胡子的鲁老师，都“于主任，于主任”地叫着，即使一同分来的韦君也不叫于卞莉的名姓，而热乎乎地唤着“于老师”、“于主任”了。徐爽怎麽也改不了口，还是直呼“于卞莉”。于卞莉对其他人要比对徐爽热情得多，尤其在公共场所。并不太敏感的徐爽，都能感到于卞莉的很有礼节很有教养的冷漠。 就在于卞莉准备就“省优秀青年教师”一事去省城活动之前，徐爽和鲁支书同时获邀到省里一所高校参加一个力学年会。但于卞莉批准鲁支书去，却卡下了徐爽，还和颜悦色给徐爽做工作说，系里的经费有点紧张，去两个人花费太多。让老教师去是考虑到他很快就退休了，照顾一下了。明年有这样的机会，一定优先考虑她。当于卞莉和鲁老师一前一后，到了省里，徐爽才觉得不是滋味。欧，经费紧张？还不都让你们这些当官的瓜分了。 虽然徐爽对于卞莉存着一肚子的怨气，觉得自从与她相识以来就一直被她明里暗里踩贬，但还没有到恨之入骨的地步。实际上，徐爽是一个气来得快，也消得快的人，并不真的嫉恨人。 于卞莉的自杀给她的心灵极大的震撼，她怎麽也想不通，这样一个在社会上如鱼得水的“能人”为何想不开，以这种方式走上不归路？生命就是这般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她徐爽历尽磨难，事事不顺，也没有选择这种方式解脱嘛。 真是的，于卞莉啊，谁能读得懂你呢？ 不要说于卞莉的死与徐爽无关。尽管她们关系不太融洽，但毕竟曾同居一室，同在一系，荏苒的时光里折射出她们匆匆的身影，婆娑的岁月里编织进她们的欢声笑语。至少，她们共同收藏了一起在矿院成长的记忆。如今，这记忆里的一根链条折断了，由此，触动了徐爽那不算敏感的神经，甚至对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产生了隐约的影响。不是吗？每个人的逝去，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的命运，与所有人的命运相连，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敲响…… 这是谁说的？此时，这样充满哲理？ 就是像这样，那段时间，她天天晚上在梦里，与于卞莉纠缠不清，醒来又记不太清细节。这也是她想尽快离开矿院的原因之一。 她已经拿到了签证，她就要跟这个消耗了她近二十年青春的老矿院拜拜了。 盘算着走的那几天，徐爽去时代超市买了一架长镜头的相机，又买了七个富士胶卷。她要在矿院的花园小陉中，教学大楼里，操场、体育馆旁，总之一切角落，所有地方，狂拍一番，留下记忆，留下思念。很快，她就将胶卷用了个精光。 一些同事得知徐爽将移民加拿大，有的羡慕有的叹息：“嘿，不久你就变成加籍华人了，很荣光呀！”“这老姑娘，真绝，放着好好的大学教师不当，怎麽想起到那个鬼地方？受罪呀，听说加拿大冷得能把两片嘴唇冻在一起。”“徐爽，走了，可别忘了我们呀，好羡慕你，要出国了。国外怎麽说也比我们发达。喜事，喜事，恭贺你！”面对那一张张笑脸，徐爽的感觉是迟钝的，思绪是平静的，说不上高兴，也谈不上失落，倒是想起了二十年前离开只插了半年队的那个农村时的情景。 当年，高中毕业后，按政策规定，作为独生女的徐爽可以留城，但当时徐爽的革命豪情格外高涨，硬是说服了父母，到附近的“广阔天地”里，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如果说远赴加拿大是她命运的第二次转折，那走出农村上大学则是第一次改变命运。 那年，当她拿到录取通知书准备远赴西北求学时，她也受到过众人的“好评”，也聆听过那一大串羡慕的话语。其中，有一个外号叫“拉死鹰”的中年男人，长着两只像兔子一样的又长又大的扇风耳。以说话尖刻而闻名，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主。他见到徐爽讪笑着说：“成大学生了？了不起啊！就怕转眼把乡亲们忘得个精光。穿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在城市的街上‘扭搭’，那叫一个什麽来着？妖媚！” 徐爽上大学二年级时，果真买了一双高跟鞋。暑假回家后，闲得无聊，就想到城郊的农村去看望一下当年的乡亲们。那要花十分钟时间从家走到汽车站，再乘20分钟的公共汽车，才能到达目的地。 往汽车站走着的时候，听到后面像是马车的声音，一回头，看见一个农民赶着一头驴拉着一辆车，过来了。她赶紧跑了几步，躲到一边，只听，赶车的农民一边用鞭子抽驴，一边自言自语地高声对驴说：“躲！我叫你躲！你也想穿着高跟鞋扭来扭去咯噔咯噔地走路？”说着，将鞭子在空中甩出一声响“啪”，扬长而去。徐爽定住了，呆呆地瞅着农民远去的背影，这背影和这声音都那样熟悉，它们是属于“拉死鹰”的。她忽然意识到她已经同那些曾经一起战天斗地的农民有了一定的心灵距离，她不可能再融入他们之中了。“拉死鹰”那一串戏谑的话，让她清醒了不少，把她从赶赴那座村庄的路上又拉回家里。这样，她就再没有找到机会回到那个村庄看看。 现在，徐爽又面临同样的境况，她知道这一去，也许就是和矿院，和这里的师生永别。说不定，她走后，很快，人们就会将她从记忆中清除。她将有她另外的新生活，矿院人也将继续他们的人生旅程。互相没有干扰，没有交汇，各走各的路。她可能不会再回到这个地方，哪怕只是看上一眼了。 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变得令人有些留恋了，她的心中竟然生出了一丝离愁别绪。 毕竟她还没有办任何手续，暂时还属于矿院人。于是，两份通知及时传到她的手中。一个是院工会和市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中心联合举行的第三期培训班。特别强调，机械系的教职员工必须参加。据说有一个“心理危机干预和自杀预防专家”要作专题讲座，帮助人们处理生活危机事件，重塑健康的人格。机械系还成立了以苏善林为组长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另一个通知是校医院下发的，是有关身体健康的讲座，也是要求机械系的全体员工参加，其他系的教师酌情响应。 总起来说，于卞莉的跳楼自杀和柳云杉的英年早逝，给了学校极大的震动，也使机械系成了“明星”系，“焦点”系，全校的目光都聚焦到这个大系。 徐爽不打算参加这两个培训班和座谈会了，多年来，她参加过无数大大小小的会议，已经厌倦了这种“聚会”的形式。她就要逃离文山会海了。 她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走：调动不需要了。辞职申请刚交上去，院里已明确表示，要考虑一段时间，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以往教师想调走，都是自动离职的，辞职是不批准的。矿院历来把想调走的人视为“敌人”，把想调进的看作朋友。徐爽这样的走法还没有先例。不过，有些人已经对徐爽看不惯了，想当年，人家夏明德谢绝了国外的优厚酬金，毅然回国，为矿院继续效力。这个徐爽却上赶着往人家的国家跑，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咋就这样大呢？！ 徐爽意识到，审批她的辞职报告又得 消耗不少时间，也许根本就是故意拖时间，没准儿还延误了她的大事。 她一狠心，自动离职，最后也是唯一的一次在矿院享受一下自由的滋味。在学期即将结束，没有任何教学任务，也没有任何牵挂的一天的早晨，徐爽不辞而别了。 她已经提前将一些大件的东西卖掉了，只剩下几本书和几件衣裳外加部分零星的日常用品，仅两个皮箱就装上了全部家当。她预先打电话告知了母亲这一重大消息，母亲在北京的大姨家住着，要她赶往北京，从北京出发去加拿大的多伦多。 她和母亲心里都装着一件事，那就是永远留在了青山市的徐爽的爸爸，尽管谁都没有提起到那里去“见”他，但谁都没忘记他。不但没忘记，简直是记忆犹新，正因为那刀刻斧凿般的记忆仍然在折磨着他们，所以，母女俩人才装着“淡忘”的样子。 徐爽在临行前的几天，彻夜难眠，想得最多的就是远在“天国”的父亲和风烛残年的母亲。她多想向父亲道别，告诉他，她是多麽想跟他说几句话，可她实在承受不了那种来自心底的郁闷和弥漫全身的忧伤了，她还怕陪同她的母亲伤心，她甚至怕自己会改变主意，放弃那即将到来的远行。然而，她还是放心不下父亲，就这样“不辞而别”了，她于心不忍，尽管她也清楚，无论她怎样做，父亲都不会责怪他的。 徐爽与爸爸的感情比跟母亲的还深，她的爸爸老孙宠女儿在单位是出了名的。爸爸决不能容忍女儿受一点点委屈。小时，徐爽不姓徐，姓孙，叫孙爽。但有些小孩总拿她的姓开玩笑“不姓张就姓王，姓儿也比姓孙强。”一次，徐爽哭着跑回家，说啥也不姓孙了，要姓母亲的姓。老孙一点“原则”都不讲，很快，就和母亲商议，又跑了几趟派出所，将孙爽改成了徐爽。由此，可见老孙是多麽宠爱女儿。 几天来，徐爽就是像这样，回忆着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不知多少次，泪水溢出眼眶。 慢慢地，徐爽的心里冒出了一个独特的想法：将十年前，父亲去世第三天写给他的一封信寄出去。半夜，她起床翻箱倒柜，把一个发了黄的日记本找出来，扉页上写着“思父集”，那是专为父亲写的，200多页的笔记本，已写的差不多满了，仅剩几页空白了。 她翻到日记本的第8页，那里写着“给爸爸的最后一封信”。她又找了两张洁白的纸，摊开，提笔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亲爱的爸爸： 我终于决定要离开这片土地了，准备到您在文革挨整的时期曾向往过的国度，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继续人生的旅程。行前，本打算去看您的，但实在不敢再一次承受生离死别的沉痛，还是选择了回避。您能原谅我吗？ 其实，这封信早在十年前就基本上写好了，现在只是想再添加几句，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送给您，也算完成一桩未了的心愿——与爸爸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交谈。 下面就是我十年前留在笔记本上的“残语断字”： 爸爸，您知道吗？前天下午我收到一封电报：“家有急事，速归”，落款竟是姑*名字。当天夜里，我就爬上了北去的列车，踏上归程。窗外的黑幕，车的轰鸣，把一车厢的人都送入了梦乡，独有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倚在车门口，想着如烟的往事，流了满脸的泪水。 我知道，您承受过胸部肿块的折磨，动手术前，确诊为“良性”的，我为医生肯定地说出这两个字高兴得热泪盈眶，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我知道，您怕影响我的情绪，耽误我的工作，家中发生不愉快的事，总是想法瞒着我。我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时，家里不愿惊动我这个飘泊异乡的游子。 一路上，思绪像雪片一样，漫天飞舞，恍恍惚惚，看到爸爸您向我走来，满脸笑容，唤着“爽爽回来了！”……急刹车，车厢内一阵忙乱，我的头重重地撞在车厢板上，始又恢复了痛苦的清醒。爸爸，亲爱的爸爸，此刻，您是不是正在期待着远方女儿的到来，艰难地度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呢？我有好多好多话要对您说，我要俯在您的耳旁轻轻地讲给您听。爸爸，您一定要等我，等我…… 在霏霏的秋雨中，我伫立在家乡古老的火车站上。默默地说，爸爸，我回来了，我就要见到您了。我在人群中寻找着您熟悉的身影，您没有来接我，您第一次没来接我。我第一次失落了您那慈祥的笑容，淳厚的乡音。悲凉悄悄袭上心头。我不敢深想。 家中一切依旧，庭院里开满了菊花，红的，紫的，黄的，还有绿的，争奇斗艳，装点着凄清的秋天。 屋内，宁静、沉重，我明白了似乎又不太明白。朦胧中，我好像拉住一个人的手，喃喃自语：一年前，暑假过后，爸爸送我到了汽车站，我要走另一条路线，赶赴东海市。汽车开了，爸爸跟在后面追了几步，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叮咛着什麽。我想再看一眼爸爸，汽车扬起的灰尘挡住了我的视线。一个月前，爸爸还给我写过一封信，上面有“爸妈身体都很好，不要惦念，安心工作”的字句。哦，记起来了，十几天前，我还收到母亲寄来的信，说爸爸到长春给单位买汽车去了，“他学的是汽车专业，懂行”，母亲在信中还缀上了这句话。我一点没怀疑母亲的话是编出来的，其实那时您正躺在医院里等待做手术。我像祥林嫂一样不停地向眼前晃动的人影儿絮絮叨叨重复说着这些好像是发生在昨天的往事，极力证明您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像从前一样。 我像一个溺水的人在绝望地挣扎，拼命想抓住一点东西，又什麽都抓不住，我淹没在悲伤的海洋里了。 等我神志稍稍清醒时，才慢慢地接受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您已于前天上午离开了人世，11月5日这个令人心碎的日子将永远铭刻在女儿的心间。 病魔无情，胸部肿块癌变，又一次将您推上了手术台。听人说，手术还剩两针时，麻醉师问：“老孙，您感觉怎样？”您吃力地回答：“还……可以。”这就是您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您的心脏支持不住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大手术了，您没能走下手术台就闭上了双眼。我一向以为，医生，由于职业的关系，面对生死，已经麻木。可是，主刀的医生却在手术台前为一位素不相识，普普通通的知识份子掉了泪，是为您的坚毅、宽厚所感动吧？一个人在没有全麻醉的情况下承受这样的胸外科手术是多麽的痛苦，一个人在心力衰竭时又是怎样的胸闷难耐呀！您始终吃力地坚韧地与医生配合，直至心脏骤然停止跳动。 10月5日，您住院的前一天给我发了一封信。您告诉妈妈：信来去半月，正好我做完手术出院，不误再给小爽写封信，别让她挂念家里。手术因故延期，妈妈不得不代笔回信。从咱家乡到省城，几百里路，妈妈不知在风雨中跑了多少个来回。她不愿借住在亲戚家，怕打乱他们平静的生活，常常一个人卷缩在车站候车室里过夜。这一切，她都瞒着您。您一次次劝她回家乡休息几天，医生的胸有成竹和您轻松的笑容使她稍稍宽心，11月2日，妈妈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归故里。她日夜赶做您的新棉衣，您的棉衣几年没换，她要让您穿着舒适的新棉衣出院。11月5日晚，也就是前天，知情的邻居大嫂来了，她看见妈妈带着老花镜，弯着腰，拿着一块布，左比右量，哽咽地讲不出话来。妈妈什麽也没察觉，她急着在黎明前做好棉衣，天明给您带去。在这寒冷的雨夜中，有些好心人一次次徘徊在咱家院外，静静地听，默默地望，唯恐发生什麽意外。天明了，母亲背着棉衣，挤乘早班公共汽车，被人拦住了…… 爸爸，您没有来得及向亲人告别，没能再见妈妈和女儿最后一面，就匆匆去了那个冰冷的世界。您热爱生活，挚爱亲友，留恋人生，您带着满腹的遗憾离我们而去了，您只走了五十多年的人生路程呀！ 往年的秋天，每到 菊花盛开的季节，我都会收到您写的信“爽爽，满院的菊花全开了，真好看。爸爸亲手栽培了几十个品种，有梅花鹿，无彩凤，朱砂蝴蝶，杏黄牡丹，高原之云，松林挂絮……我数不清了。你要能看一眼多好，可惜你秋天不能回家……” 爸爸，秋天到了，菊花开了，女儿看您来了。可是，您紧闭的双眼永远不会睁开了。童年的梦这麽快就消逝了？孩提时代的小爽，一次，附在您的耳畔，稚声稚气地说：“长大后，我要在太行山上种一棵长生不老树，结很多长生果，爸爸每天吃一颗，就不会死了。”可是，就在前些天，躺在病床上的您等待手术时，女儿竟不曾为您端过一杯水，那时，您是否忆起了这段话？爸爸，现在，您微微握着的大手再也不会有一丝丝温暖了，童年的快乐这样快就流走了吗？小时候，在冬天的雪地里玩够了，便跑回家把冻得像小红萝卜似的手儿塞进您温暖的大手里，然后，使劲地跳啊，笑啊，惊飞了屋檐下的小鸟…… 曾几何时，岁月的流水冲走了载着欢歌笑语的童年？而今，站在您面前默然垂泪的女儿已接近而立之年。过去美好的一切只能藏在心底，留作永恒的纪念了。 爸爸，让我拉起您冰冷的手为您送行吧。家乡的小河也在呜咽，它告诉我：一个有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在住院的前一天还去单位上班，从河边走过，一只手支撑在胸部，背微微地驼着……路旁的白杨也在低泣，它告诉我：一位在这贫瘠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了几十个春秋的老工程师就是踏着那凋零的落叶，登上通往省城的班车的。手中仅提着一只旧书包，里面装着一瓶降压药，一个用了三十年的白瓷茶缸，两只破损的旧碗，一本《汽车电器》杂志…… 爸爸，慢慢走，让我再看您一眼，爸爸的同事们——我的叔叔阿姨啊，你们不要往回拉我了，我只是……只是想再看看爸爸……只看一眼。我懂，不哭，我不哭……听见了，还要为母亲着想，她体弱多病，我晓得……我只是最后，最后，再看爸爸一眼…… 爸爸，您走远了，走远了…… 您没有墓碑，但女儿在心中已为您竖起了一座丰碑，上面刻着： 你是贫穷的又是富有的，你正值廉洁，一生清苦，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祖国的革命事业，您的精神是永存的。 安息吧，爸爸，我将终生怀念您。 爸爸，以上是我十年前，在您去世后的第三天写给您的。 十年是那麽漫长，又是那麽短暂。不知不觉，我与您已分离了3650天。在这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我时常在梦中见到您。您还是那样谈笑风生，慈悲满怀。只是醒来才知道，原来是一场空梦。 我希望这封信永远伴随着您，直到我和妈妈在天国找到您的那一天。 徐爽完成了这封长信后，恍然觉得这既像是给父亲写的告别信，又像是给脚下这片大地留下的临别赠语。此时，她已分辨不清，是对父亲的想念，还是对母亲的依恋，抑或是对生她养她几十年的国家割舍不下的情感。 完成了给父亲的信，徐爽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她马上又给青山市殡葬管理处写了一封短信，将它装入另一信封中。大意是，恳请将“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放在父亲的骨灰盒上。我相信你们不会拒绝一位思念父亲的女儿的这一特殊请求”。 待徐爽将自己认为一切能做的事情都做完后，她就悄悄收拾了行李，准备飞赴北京与母亲团聚了。 2001年初，一个寒冷的清晨，天空飘着雾气，街上响着稀稀落落的自行车的铃声。徐爽起床后，梳洗完毕，拖起两个皮箱走上了东海市的大街。她要去飞机场，赶乘去北京的早班飞机。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在东海呆了近20年，她竟不知道飞机场的具体方位，当然也不知道怎样乘车去那里。 她又开始问路了。与20年前那次问路去矿院不同的是，她现在不但能听懂当地话，还能说上几句，以假乱真。相同的是，她是孤独地来，还要孤独地去。 当她终于赶到机场，并顺利登机后，随着一声呼啸，飞机冲向蓝天。她俯视着脚下的大地，内心有一团忧伤的气流在涌动，眼中有一种晶莹的东西在闪烁…… 在北京的一个星期过得很快，徐爽和妈妈拜访了几个亲友，和姨妈一家照了几张像，吃了几顿饭，又上街采购了些衣物，就准备踏上远行的路了。 在出发前的一个晚上，母亲将一个用白布裹着的像一本书大小的包塞进了徐爽随身带的手提箱里，告诉她，到加拿大后再看，也许有点用。 第二天，徐爽在首都机场上与妈妈和姨妈一家惜别后，独自登上了由北京飞往多伦多的班机。 飞机起飞后，她透过白云注视着脚下的大地，有一种孤独的被连根拔起的感觉。她的思维变得迟钝麻木，她的思绪在不着边际地徜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系安全带……” 空乘服务员的话，打断了徐爽的遐想。 飞机慢慢晃着将大部分旅客送入梦乡。徐爽毫无困意，她忽然想起了母亲送给她的白布包，她等不及到加拿大再看了。她从手提箱中将它取出，打开了外面的白布，里面还有一层花布，用别针别着，她小心地将它拿掉，又将花布展开在腿上。里面的东西呈现在眼前：一本蓝色的巴掌大小的工程师聘书，是爸爸的遗物，第一页上有爸爸一寸的黑白照片，他正看着徐爽，微笑着。“聘书”下面，是一沓子剪报，大都是关于养生保健方面的。再下面，是妈妈亲手从报刊杂志上一字一句摘抄下的“妙语佳文”——徐爽早就知道妈妈有这样的爱好。突然，一页手写的字迹映入眼帘，那是一篇短文，它的题目是：《快乐墓地》。徐爽禁不住读下去： “非洲一个叫撒拉的小镇上，有一个叫布基的老人。布基的一生都过得很不愉快，究其原因，无非是他人生的许多目标都没有实现。布基在临死前的一段时间里，终于领悟到：人无论是什麽情况下，都不应该以牺牲自己的情绪为代价。 他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他已经得了重病。布基不知道自己在临死前还能做些什麽，他希望世上所有的人都不要像他。 最后，他试图为后人留下一点文字。他的墓碑是这样写的：我是一个本应该快乐的人，虽然我的一生也遇到了许多麻烦，但我相信，这一切都并不严重。我却因为这些并不严重的原因，而一生并不愉快。我是多麽傻呀！我希望活着的人不要像我，不要总是让自己处于不愉快之中。自寻烦恼，这大概是人生中最大的自我冤枉。你何必要冤枉自己呢，不要这样做。 布基没有想到，他墓碑上的这段话，给人们的印象有多麽深刻，因为这是一个临死者对活人的忠告。 后来，很多人都向布基学习。他们在临死前，纷纷要求葬在布基的左右，与布基作伴。他们留下的遗言，也都如布基一样，告诉活着的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和热爱生命。 请看这些遗言： ……” 徐爽没有看清那些“遗言”，因为读到那儿她的视线有些模糊。她下意识地用手背抹了抹双眼，接着读下去。 “所有的墓碑上，都是普通人历经一生的体会。后来，人们就把这里叫做‘快乐墓地’。很多人甚至驱车几百公里，到‘快乐墓地’转一转，换一换心情，聆听一下死者的教诲。” 文章下面有一行小字——“母亲为小爽摘抄”。 徐爽再也忍不住了，她埋下头，在飞机的颤动中，泪水穿过她捂着脸的双手，流下来，打湿了薄薄的衣衫…… （完） 后记 不得不说的几句多余的话，设想一下，这本严肃的教育反腐类小说，在到处是“二奶”、“三角恋”、“同居”、“美少妇”、“试婚”等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漫天飞舞的言情小说中，能不能杀出重围呢？再设想一下，如果将这部小说的书名改为《一个大学男教师的手记》，又会是啥结果呢？ 一生看过的各种各样的小说无数，国外的有“莎托”（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风格的，国内的有“茅巴”（茅盾，巴金）特色的，最近流行的是什麽“哈韩”之青春校园格调的，对后者，尽管无大兴趣，但为了探索，也忙里偷闲看了几本。 看小说最大的体会是“累”，因为我常常不能深入到情节中，与书中的人物同悲同喜，而是不由自主地游离于小说所营造的情景氛围之外，去漫无边际地思考其他的奇奇怪怪的问题：作者为何不吝篇幅地去描写一个人的容貌？也就是精心刻画一个人的五官长相？可惜的是，对我来说，无论作者怎样妙笔生花在一个人的外貌上大做文章，那书中人物的形象在我头脑中都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也就是我根本想象不出那人物的具体模样。顶多是一些抽象的符号——眼大还是眼小，鼻挺还是鼻塌，嘴正还是嘴歪，个高还是个矮？毕竟文字不同于照片，靠一串方块字的堆砌，难以成就一个个活生生的形象。第二个疑问就是对“无巧不成书”的反感，生活中哪有这样多的巧事？这不明摆着是捏造的吗？还有最倒胃口的就是人物内心的描写，你怎麽知道别人肚子里的花点子？每当看到大段大段的心理活动描写时，我就看不下去了，因为我感到了故事的虚假。此外，我还没有兴趣读冗长的借景抒情的描写，尽管那语言很优美，很华丽，很动人，却打动不了我的心，总觉得那些描写完全可以省去，可以在你的散文、随笔里面去尽情发挥。 因为传统小说中，总是不能脱离上面四点的点缀，故看文学小说，远没有读“报告文学”、“纪实小说”，甚至干脆就是“新闻报道”来得更带劲儿，不管它们是否真正属实，至少感觉上是真实的。 于是，我开始构思一部摆脱了传统小说元素束缚的，没有那些个零零碎碎的“毛病”（外貌、心理、景物的描写，还有一系列的巧事的发生）的“纯小说”（也可以叫“裸小说”，它没有华丽的外包装）。 这部小说，取材于一个普通大学，这是我熟悉的生活，无论怎样探索，都不能涉足自己都陌生的领域。故事是平凡的，情节也是简单的，叙述是平淡轻灵的，总之，一切看起来都很原始，朴素，好像是原原本本地临摹生活，除了描写事情的经过就是人物的对白，去除了修饰渲染点缀等等可有可无的累赘的东西，轻装上阵。行文中，特别注重人物的对白，力争做到让什麽人说什麽话，而且没有废话——多一句嫌多，少一句嫌少。在叙事上，也力求简洁明白，有意减少心理活动的描写，同时，避免“无巧不成书”的痕迹，突出“手记”的“写实”特色，让叙事和对白烘托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总之，要让读者感到这些故事确确实实发生了，故事的主人公们也确实存在，它们不是虚构的，也就是你想不相信都不行。毫无疑问，在任何情况下，真实，都将体现文艺作品的永恒的生命力。 但是，一部小说不能没有意义，不能不给人以思考或启迪，这是小说担当的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所以，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尽量在平淡的叙述的表层下面，埋藏一股股涌动的“暗流”，使之达到或接近达到读者的内心世界，与读者进行交流，让他们产生共鸣。 小说完成之后，又过了两个月，“赵丽华”及其诗作被恶搞的事情发生了。当我第一次读赵丽华的诗时，也被那诗的“简陋”惊呆了。甚至还在网上调侃了一通她的名诗——《一个人在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不少网友，也认为这不是诗，就是一句少油没盐的话，打了四个回车符号形成的。 其实，在我也“善搞”了赵丽华的诗作后，没有几天，就开始喜欢她的诗了，这时，我并没有把它跟我的小说《一个大学女教师的手记》联系起来。就是在调侃模仿赵丽华的诗作的同时开始欣赏起她诗中的独特的韵味——平淡、轻灵、别致，甚至读她的诗还会产生一种奇异的快感，那种感觉用语言还形容不出来。赵丽华的诗，的确有那麽一种“功夫在诗外”的韵致。人们如何模仿她的诗，都出不来她的味道，她就恰到好处地将“毫无疑问、馅饼、天底下、好吃”这几个元素结构在一起，构造了一首独特的“诗”。别人拿其他元素组合，就是出不来她诗中独有的味道。在赵丽华之前，我读到的各种诗作也不少，有不少好诗，的的确确在泼洒浓浓的真情，挥就切切的诗美，但与赵丽华的诗作相比较，除了美也就是美了，读过之后，也就如一股美丽的青烟飘得无影无踪了，留不下什麽痕迹。 后来，在一个场合，读了赵丽华一番话，突然有了强烈的共鸣：“我很想在我的诗中卸下这些负累，让诗轻松一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轻松一些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幽默一些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日常一些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沉重的生活轻松化，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一些呢？”再一反思自己构造《一个大学女教师的手记》时，不也是这样考虑的吗？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呀。不同的是，她探索的更彻底一些，也就是她卸下的包袱更多一些；而我还不敢太轻灵，因为小说负载的东西更多，更重。 联想我开始并不喜欢赵丽华的诗（尽管我在构造这部小说时，还不知道赵丽华是谁，就鬼使神差地与她不谋而合），从中可以感觉到，传统的力量是多麽巨大，多麽可怕，它让一个在孤独的路上探索的人，视而不见，浑然不认另一个同路人。 不过，庆幸的是，我是自然而然地喜欢上赵丽华的诗作的，这种情愫并没有受我的探索性小说《一个大学女教师的手记》的影响。 当然，探索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孤独”。赵丽华的诗作喝彩的比恶搞的人少，我的这部小说是否能够逃脱这种命运呢？会不会大多数人急急忙忙赶赴传统小说的盛宴，仅有少数几个人留下来吃这碗粗茶淡饭？果真如此的话，我仍然心存感激，为这寥寥几个知音。 我孤独着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