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提倡“德治”、重視“人治”、維護“禮治”，卻唯獨沒有“法治”。大多數時候，社會結構是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道德為中心、以宗法等級為根基維持運行的。
遇到此類的惡性刑事案件，要麽是宗族內部處理了，要麽就是依照約定俗成的鄉規民約處理。於正雖然設了監察司，但是大多時候，監察司卻處於無事可做的狀態，“民不舉，官不糾”便是此時的常態、
當然最根本的，還是因為此時沒有“法”的概念，隻有模糊的“規矩”約束，也就是“禮製”和“民俗”。
於正隱約記得，一直要到春秋末期，鄭、晉兩國出現的“鑄刑鼎”事件，才標誌著中國古代成文法的正式產生。
公元前536年，子產“鑄刑鼎”，將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公布於眾。這是中國古代第一次公布法律。公元前513年，晉國大臣趙鞅、荀寅同樣將該國法典鑄在鐵鼎上，公布於眾。
於正欲在黑山實行“法治”，但卻出現了無“法”可依的狀態，這不得不說讓他有些沮喪。畢竟現在才公元前658年，離著成文律法的出現還有一百來年呢，難道就要這麽放任下去？
於正也沒辦法將後世幾千年後的那套法律製度生搬硬套到現在，畢竟明顯不符合現在的實際情況，良法也容易變成惡法。
於正陷入了沉思，卻是將主意打到了戰國初年的李悝身上，他的年代離著此時似乎不算太久遠，大約是兩百年後，完全是可以借鑒一二的。
李悝編製的《法經》，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係統的封建成文法典，李悝也被稱為法家的鼻祖。
《法經》共有《盜法》、《賊法》、《國法》、《捕法》、《雜法》、《具法》六篇。《盜法》和《賊法》是關於懲罰危害國家安全、傷害他人及侵犯財產的法律規定。《囚法》（也稱《網法》）是關於囚禁和審判罪犯的法律規定。《捕法》是關於追捕盜賊等的法律規定。《雜法》主要是關於盜賊以外的其他犯罪與刑罰的規定，起著具體加減作用。最後尾篇的《具法》則相當於後世的名例篇或刑法總則的。
法家是主張“以法治國”和“變法”的學派，要求“以法治國”、“一斷於法”。而於正現在，正需要借用法製的力量來革新鄉風民俗。
目的嘛，第一當然是要進一步地解放生產力，將民眾從宗族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以更自由的姿態投入到生產中去。
第二嘛，則是因為黑山逐步建立起了基礎的工業體係，導致了工人階級的出現。而於正大量的赦封“士”人，使得小貴族階級也是逐步壯大。
這兩個階級是於正的黑山勢力振興的基石，所以他需要切實保障這兩個階級的利益不受侵害。而“法”就是進一步給他們保駕護航的，保障他們生產生活以及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
於正借著後世穿越者的優勢，率先在這個時代提出了“法”的概念，這種史無前例的舉動自然是受人非議的，連手下家臣們也連番前來勸阻，認為這種行為違背“先王之製”。
為此，於正還特地召開了一次家臣會議，專門討論此事。
“主君，‘先王之製’不可棄也，還望主君三思啊！”數位家臣們一齊叩首道，尤以禮賓司的主官元銳為首。
於正正襟危坐不改威容，卻以黑山為例，舉例說道：
“諸位，我黑山之中遍布密林，其中不乏生活著一些虎豹豺狼。諸位認為，我們和財狼虎豹最大的不同是什麽？
若論力氣和敏捷程度，人類遠遠比不上那些虎豹，但是為什麽我們卻可以將虎豹豺狼們趕走，而由我們人類占據它們的原有地盤呢？”
於正先是借著身邊眾人皆熟知的事情，提出了一問。見家臣們陷入沉思之中，不等他們迴答，卻是自問自答道：
“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結構要優於那些猛獸，我們比起虎豹來更懂得合作和團結。所以虎豹力氣雖大，但是勢單力薄，才會被我們群起而攻殺。
而豺狼一類雖然也是成群結隊地行動，有著頭領以及內部的分工合作，但是他們的社會結構最多隻能支撐起百來隻的規模，一但超過這個數量，它們便會分群。
所以它們雖然也有社會結構，但是與人類相比，我們的社會結構明顯更優，足以支撐得起上千、上萬、甚至十萬、百萬的規模。我們在結構組織上有著如此巨大的優勢，足可碾壓這些猛獸。”
“那又是什麽維係了我們這麽龐大的社會結構呢？”於正適時對家臣們提出了問題，這便當是一次啟蒙課吧。
這迴，終於不再是雅雀無聲了，在初時被“社會”、“組織”一類詞語給衝擊到後，總算有人恢複了正常的思考。
元銳出列，語氣慷慨答道：“主君，正是‘先王之製’啊。武王分封天下，建立起了華夏諸邦，壓製得北狄、西戎、南夷、東萊等異族禽獸不敢放肆，這才保證了我華夏文明的延續。”
元銳話一說完，餘下家臣大多連連點頭，隻有左濮抓耳撓腮的，顯然完全沒有聽懂。
“不錯，正是‘先王之製’。”於正給予了肯定的迴答。
眾人聽到此迴答，心中暗暗奇怪，主君不是欲改“先王之製”嗎，如今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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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正不理會眾人心中如何想法，卻是繼續言道：
“正是‘禮法’使得我們人類的社會結構更加穩定，在三皇五帝時代便建立起了大小城邦，壓製了野外的猛獸。
也是‘先王之製’讓我們諸夏的社會結構優於四周異族，所以在與他們幾百年的戰爭中，我們諸夏的地盤總體是越來越大，而四周異族部落卻是日益後退。
我無須諱言，正是‘分封製’、‘嫡長子繼承製’等禮法製度，讓我們強大，優於那些還處於部落製的異族，避免了像他們一樣陷入一次次的繼承戰爭。”
於正侃侃而談，將心中所思所想盡數說出。
“上古的城邦時代，我們的社會結構隻能支持幾萬，幾十萬的規模，不要部落聯盟對抗異族。而自周武王分封之後，諸夏邦國圍繞在周王室身邊，整個諸夏勢力卻可以有上千萬的規模。無疑，這歸功於‘先王之製’，擴大了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先王之製’功莫大焉。”
“然而，主君為何……”
“因為，如今這個時代正如你們所見，大國吞並小國，諸侯大國隨著實力的增加，已不再那麽順從周王室了，周天子的政令根本不出國都。
這是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禮製已經逐漸不能再維持住這個龐大的帝國了。
此時，隻有在禮製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在禮製維持下的社會架構上再進行優化才是治國平天下的良策，而這便是‘法治’。”
【作者題外話】：作者的社會結構優化說有沒有一定的道理呢？
遇到此類的惡性刑事案件，要麽是宗族內部處理了，要麽就是依照約定俗成的鄉規民約處理。於正雖然設了監察司，但是大多時候，監察司卻處於無事可做的狀態，“民不舉，官不糾”便是此時的常態、
當然最根本的，還是因為此時沒有“法”的概念，隻有模糊的“規矩”約束，也就是“禮製”和“民俗”。
於正隱約記得，一直要到春秋末期，鄭、晉兩國出現的“鑄刑鼎”事件，才標誌著中國古代成文法的正式產生。
公元前536年，子產“鑄刑鼎”，將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公布於眾。這是中國古代第一次公布法律。公元前513年，晉國大臣趙鞅、荀寅同樣將該國法典鑄在鐵鼎上，公布於眾。
於正欲在黑山實行“法治”，但卻出現了無“法”可依的狀態，這不得不說讓他有些沮喪。畢竟現在才公元前658年，離著成文律法的出現還有一百來年呢，難道就要這麽放任下去？
於正也沒辦法將後世幾千年後的那套法律製度生搬硬套到現在，畢竟明顯不符合現在的實際情況，良法也容易變成惡法。
於正陷入了沉思，卻是將主意打到了戰國初年的李悝身上，他的年代離著此時似乎不算太久遠，大約是兩百年後，完全是可以借鑒一二的。
李悝編製的《法經》，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係統的封建成文法典，李悝也被稱為法家的鼻祖。
《法經》共有《盜法》、《賊法》、《國法》、《捕法》、《雜法》、《具法》六篇。《盜法》和《賊法》是關於懲罰危害國家安全、傷害他人及侵犯財產的法律規定。《囚法》（也稱《網法》）是關於囚禁和審判罪犯的法律規定。《捕法》是關於追捕盜賊等的法律規定。《雜法》主要是關於盜賊以外的其他犯罪與刑罰的規定，起著具體加減作用。最後尾篇的《具法》則相當於後世的名例篇或刑法總則的。
法家是主張“以法治國”和“變法”的學派，要求“以法治國”、“一斷於法”。而於正現在，正需要借用法製的力量來革新鄉風民俗。
目的嘛，第一當然是要進一步地解放生產力，將民眾從宗族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以更自由的姿態投入到生產中去。
第二嘛，則是因為黑山逐步建立起了基礎的工業體係，導致了工人階級的出現。而於正大量的赦封“士”人，使得小貴族階級也是逐步壯大。
這兩個階級是於正的黑山勢力振興的基石，所以他需要切實保障這兩個階級的利益不受侵害。而“法”就是進一步給他們保駕護航的，保障他們生產生活以及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
於正借著後世穿越者的優勢，率先在這個時代提出了“法”的概念，這種史無前例的舉動自然是受人非議的，連手下家臣們也連番前來勸阻，認為這種行為違背“先王之製”。
為此，於正還特地召開了一次家臣會議，專門討論此事。
“主君，‘先王之製’不可棄也，還望主君三思啊！”數位家臣們一齊叩首道，尤以禮賓司的主官元銳為首。
於正正襟危坐不改威容，卻以黑山為例，舉例說道：
“諸位，我黑山之中遍布密林，其中不乏生活著一些虎豹豺狼。諸位認為，我們和財狼虎豹最大的不同是什麽？
若論力氣和敏捷程度，人類遠遠比不上那些虎豹，但是為什麽我們卻可以將虎豹豺狼們趕走，而由我們人類占據它們的原有地盤呢？”
於正先是借著身邊眾人皆熟知的事情，提出了一問。見家臣們陷入沉思之中，不等他們迴答，卻是自問自答道：
“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結構要優於那些猛獸，我們比起虎豹來更懂得合作和團結。所以虎豹力氣雖大，但是勢單力薄，才會被我們群起而攻殺。
而豺狼一類雖然也是成群結隊地行動，有著頭領以及內部的分工合作，但是他們的社會結構最多隻能支撐起百來隻的規模，一但超過這個數量，它們便會分群。
所以它們雖然也有社會結構，但是與人類相比，我們的社會結構明顯更優，足以支撐得起上千、上萬、甚至十萬、百萬的規模。我們在結構組織上有著如此巨大的優勢，足可碾壓這些猛獸。”
“那又是什麽維係了我們這麽龐大的社會結構呢？”於正適時對家臣們提出了問題，這便當是一次啟蒙課吧。
這迴，終於不再是雅雀無聲了，在初時被“社會”、“組織”一類詞語給衝擊到後，總算有人恢複了正常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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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禮法’使得我們人類的社會結構更加穩定，在三皇五帝時代便建立起了大小城邦，壓製了野外的猛獸。
也是‘先王之製’讓我們諸夏的社會結構優於四周異族，所以在與他們幾百年的戰爭中，我們諸夏的地盤總體是越來越大，而四周異族部落卻是日益後退。
我無須諱言，正是‘分封製’、‘嫡長子繼承製’等禮法製度，讓我們強大，優於那些還處於部落製的異族，避免了像他們一樣陷入一次次的繼承戰爭。”
於正侃侃而談，將心中所思所想盡數說出。
“上古的城邦時代，我們的社會結構隻能支持幾萬，幾十萬的規模，不要部落聯盟對抗異族。而自周武王分封之後，諸夏邦國圍繞在周王室身邊，整個諸夏勢力卻可以有上千萬的規模。無疑，這歸功於‘先王之製’，擴大了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先王之製’功莫大焉。”
“然而，主君為何……”
“因為，如今這個時代正如你們所見，大國吞並小國，諸侯大國隨著實力的增加，已不再那麽順從周王室了，周天子的政令根本不出國都。
這是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禮製已經逐漸不能再維持住這個龐大的帝國了。
此時，隻有在禮製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在禮製維持下的社會架構上再進行優化才是治國平天下的良策，而這便是‘法治’。”
【作者題外話】：作者的社會結構優化說有沒有一定的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