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是個辛亥豬年，這一年是蘇軾的“本命年”，他已經三十六歲了。
剛過了年，聽說韓絳從樞密副使除陝西路宣撫使任滿迴京。
樞密使一職始置於唐後期，以宦官充任，五代時改由士人充任，後又逐漸被武臣所掌握，辦事機構也日益完善。
樞密副使即為樞密使副職，為適應連年戰爭的局麵，樞密使把軍政大權握於一己之手以便宜從事。樞密使的職掌範圍擴大到了極限，樞密使的地位也迅速上升，甚至“權侔（等同於）於宰相”。
但到了宋代，樞密使製又發生了變化，其任職者由五代時的武將逐漸轉為以文官擔任，職權範圍又逐步縮小。
蘇軾連忙給韓絳韓大人上了一道賀啟，表達了自己的問候，同時又對自己工作中的失誤，簡單地作以檢討。
畢竟，多年來韓絳對於自己一直都有著無私的提攜再造之恩。
過了一段時間，蘇軾被授予了一個新職務：權開封府推官，磨勘遷太常博士（掌引導乘輿，撰定五禮儀注，監視儀物，議定王公大臣諡法等事）。
北宋的“磨勘”是一種古代官員考核升遷製度，由唐而起，宋朝延續之。
封建社會中的官員提拔晉升，相對於其政績，資曆與工作年限更為重要。通俗地說，就是官員得熬資曆、有老資格。
慶曆新政時，範仲淹對該製度進行改革，後改革失敗，重新恢複了磨勘製度，直至南宋。
這也說明了，國人的“沒有功勞也有熬勞”這句話也絕不是空穴來風。
那時，每逢提及蘇軾的大表哥文與可，當時朝廷上下眾人的褒獎之辭就會不絕於耳。說他： “為人靖深，操韻高潔，超然不攖世故”， “攖”，這裏是指接觸之意。
就是這樣一個人，熙寧初年王安石當政時，文與可在知太常禮院任職，麵對王安石身邊前唿後擁的附麗之人時，也決定獨自選擇遠離朝廷，數次向朝廷乞求外任。
熙寧四年（1071）春，朝廷終於恩準文同以太常博士出知陵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
至於陵州的得名，文與可還專門做了一番考證，得出的結論是：
據地理誌，這片土地本為犍為與蜀二郡之地，在梁朝屬於懷仁郡，因境內有陵井 （鹽井名，係我國古代大口鹽井中最為著名和最具代表性的鹽井。因其位於四川仁壽縣境內，相傳為東漢道教始祖張道陵所開,故以“陵”名之），故名陵州。
得知文與可要離京到老家蜀地外任，一些同事好友紛紛前來送行。
蘇軾先是作詩《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然後又應表哥之請，在一方玉堂大硯上題寫了硯銘。
此硯是任集賢校理、太常禮官的老同事、揚州人孫洙（音朱）（字巨源）所贈。玉堂式的硯台，其實就是長方形的硯台，這種形式的硯台出現的很早，宋代才開始成為硯式的主流，至明清才普遍流行。
在所寫硯銘裏，蘇軾還和表哥開玩笑說，這方硯台有四塊磚那麽大，與可老兄到了陵州後，要把南山上的鬆樹全部燒光，製成的炭墨也不夠用。地處高山的陵州，用水極其困難，要把陵州的水全部用上，才能夠勉強將此硯潤濕。
當然，這也是文人之間筆墨中常常會出現的“惡作劇”。
對於文與可的畫，蘇軾常常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蘇軾認為：與可畫的竹石枯木，已經深得藝術規律的精髓，非常符合於天工造化，滿足了人們的審美需求。世人對於有固定形狀的事物，若畫得不像，還不算失敗。若是違反了事物的規律，那可就是徹底的失敗了。曆史上，但凡有想欺世盜名的畫家，必然會選取那些個沒有固定形狀的事物來作畫。
前些年，文與可已在淨因院的方丈室裏畫過兩叢竹子。
這次文與可要出守陵州西行，臨行前，蘇軾陪同大表哥來向淨因院的長老道臻禪師道別。因那時法堂內正在整修四壁，老禪師又借機向文與可求畫，文與可就在東齋堂又精心地畫了兩枝竹子和一段枯木。
送走了大表哥，蘇軾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在衙門裏頭的日子仍舊得一天天打發。
朱壽昌這個人，我們前麵提及過。在“二十四孝”的故事裏，他就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
但對於蘇軾而言，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完全沒有一絲的神秘色彩，隻是個年長蘇軾二十三歲的同事而已。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今安徽天長）人。以父朱巽蔭守將作監主簿，累調州縣，曾通判陝州、荊南，權知嶽州。後因棄官千裏尋母之事遍傳天下，孝子之名得於遐邇。
尋母歸朝後，朱壽昌官至司農少卿、朝議大夫，中散大夫，年七十而卒。
蘇軾閑來無事，不知怎的，突然間想起了這個朱壽昌，就提筆給老朱寫了一首贈詩。
在詩題中蘇軾寫道：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當朝卻有個叫李定的官員，是個與朱壽昌精神背道而馳的存在。
朱壽昌為了尋找失散多年的母親，不惜放棄做官也要尋到母親。朱壽昌尋找到母親之後，受到同時期大文豪蘇軾的歌頌，蘇軾的這首詩，卻讓不孝子李定如芒在刺。
後來，“烏台詩案”中陳定將蘇軾告發，與此也許不無關係。
這個不孝子李定，還是王安石的學生。要說李定這個人一生也沒有太大的過錯，甚至還可以說他是一位清官，但是李定就隻因這件事被人詬病，那就是聞庶母仇氏亡故時，作為兒子的李定卻“匿不為服”。
李定的不孝與朱壽昌的大孝形成鮮明對比，蘇軾寫詩讚美朱壽昌的孝行，在李定眼中就是在諷刺他的不孝。
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後來烏台詩案案發，在禦史台任職的李定，在上表神宗蘇軾的罪狀時，以誹謗朝政的罪名，讓蘇軾差點命喪黃泉。
那時候，李定在王安石麵前是個紅人。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年時曾求學於王安石。中進士後，被任命為定遠尉、秀州判官。
熙寧二年（1069），經孫覺推薦，李定被召到京師，謁見諫官李常。
李常問：你從南方來，那裏的人們對青苗法看法怎樣？
李定答道：百姓從中獲益匪淺，沒有不喜歡的。
李常道：整個朝廷都正為此事爭論不休，你可千萬不要這樣說。
李定遂將此事告訴了王安石，並說，我隻知道據實情而言，沒想到在京師卻行不通。王安石聽後非常高興，對他說，小李，你且等皇上召見的時候，便將整個實情都稟告給皇上。
事不宜遲，王安石馬上向皇上舉薦了李定。
等到了宋神宗召見李定時，詢問有關青苗法的事，李定據“實”而言，對答如流。從此後，對於那些說不便於實行新法的話，神宗都一概不聽了。
李定雖然獲得了神宗皇帝及王安石的器重，但他身上卻有一個一生都無法抹去的汙點，至少是在當時的年代裏。 事情的根源是，李定不久前在做涇縣主簿時，聽說庶母仇氏死了，卻將此事隱瞞而不迴家服喪。
皇上下詔給江東、淮、浙轉運使詢問情況，轉運使上奏說，李定曾因其父年老，要求歸家侍養，沒有說是為其生母服喪。
當時，李定為自己辯解說，他確實不知道自己是仇氏生的，所以非常疑惑，不敢服喪，而隻是以侍養父親為由解官迴鄉。曾公亮認為李定應當重新為母服喪，王安石也極力主張這樣做，於是改任李定為崇文殿說書。
禦史林旦、薛昌朝說，不宜讓不孝之人居於勸講之位，而且一並彈劾王安石，要求罷免這兩個狼狽為奸的歹人。李定自己也感到很不安，請求解除官職，於是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大概敘述完了李定同誌的“光輝”曆史，主要是想引出蘇軾寫給朱壽昌的賀詩。
此時朱壽昌侍母劉氏已於熙寧三年（1070）秋天抵達京師，朝廷上下一眾官員前後擁觀，前後持續了一個月後，這種熱鬧勁才平息下去。
當時，很多同僚都有感而發的爭相作詩相贈，蘇軾的詩作亦是作於此際。
不過，蘇軾的詩中有一句“感君離合我心酸，此事今無古或聞”（《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結合當下王荊公力薦李定為台官，李定曾經“不持母服”，台諫給舍（宋朝設立台諫製度） 皆論其不孝，不可大用。
在這個節骨眼上，蘇軾的詩句一出，舉朝嘩然。
明眼人一看即知道，蘇軾詩中冷嘲熱諷的對象就是李定這廝。
李定不服母喪以求官，而朱壽昌正好相反，是棄官求母。蘇軾此次借朱壽昌（曾出任過河中府通判）及“西河郡守”吳起這兩個典故，辛辣地諷刺了李定以及王安石。
正是這一緣故，導致李定對蘇軾懷恨在心，後來主謀製造了“烏台詩案”，幾乎將蘇軾置於死地，那是後話。
我們從現代職場角度而言，蘇軾或許屬於那種智商高但情商較低的工作人員。對於在自己事業的低穀期，不會隱而不發，還到處招惹是非。但轉而又想，若蘇軾真成了那樣的人，後世的我們還會為之津津樂道嗎？
過完年後的二月初一，在王安石的策劃之下，朝廷頒發了貢舉新製。
當時，王安石在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體製改革的同時，也非常關注人才的選拔、培養和使用。這些主要是為變法造輿論，他共采取了改革科舉製度、整頓太學、惟才用人這三個具體措施。
王安石廢除了舊有的明經諸科，取消了詩賦、帖經、墨義等考試項目，轉而以經義和策論為主要考試內容。
進士科的考試不再依賴詩賦，而是以經義為主。
科舉考試分為四場進行：第一場考本經大義十道，第二場考兼經大義十道，第三場考試論一道，第四場考時務策三道。這種改革，使得考試更加注重考生的實際能力和儒家思想的運用。
王安石頒行了《三經新義》，對《周禮》、《詩經》、《尚書》進行了全新的闡述，並將其確立為經義考試的標準。並規定，自此以後的科舉考試必須使用這些新經典作為考試內容。
改革後，進士科的名額還有所增加，共分為一甲到五甲五個等級，寄希望選拔更多的人才。
貢舉新製的主要內容，說白了，就是今後考進士不再考陳詞濫調的詩賦之作，貼經（科舉時代的一種考試方式）與墨義（科舉考試時令士子筆答經義）也都統統不再考了。
也就是說，今後的考試內容調整為：《詩經》 、《書經》 、《易經》 、《周禮》 、《禮記》 諸經，兼《論語》、《孟子》 之學，從這些書籍中考試士子們的大義，殿試時士子們須再作策論一道。
王安石的科舉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的科舉製度，使其更加注重考生的實際能力和儒家思想的運用。盡管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但科舉改革的成果在後世大部分得以保留，對北宋以後的科舉製度產生了重要影響。
因為在王安石等人看來，這些東西才是最應該考試的幹貨。
頒布完新的科舉製度，接著，朝廷上又敕令宮中各職能部門就此事上書自己的看法。旨在征求大家夥的意見，從表麵看好像是很民主的做派！
可蘇軾認為，朝廷不管如何取士，主要在於考察人的實際辦事效果，而不是在於考試哪幾類書籍的問題。假如朝廷沒有一套考察士子辦事能力的辦法，那麽即是在公卿侍從官中選擇，也常常選不到優秀的人才。
他還認為，如果一定要選擇優秀的人才，罷黜平庸無能之輩，吸收所有具備才幹的人來為國效力，朝廷還不如把這個活兒交給下麵諸路的職司官和勤政的知州去辦理呢，那樣才更能實事求是地為國選才。
剛過了年，聽說韓絳從樞密副使除陝西路宣撫使任滿迴京。
樞密使一職始置於唐後期，以宦官充任，五代時改由士人充任，後又逐漸被武臣所掌握，辦事機構也日益完善。
樞密副使即為樞密使副職，為適應連年戰爭的局麵，樞密使把軍政大權握於一己之手以便宜從事。樞密使的職掌範圍擴大到了極限，樞密使的地位也迅速上升，甚至“權侔（等同於）於宰相”。
但到了宋代，樞密使製又發生了變化，其任職者由五代時的武將逐漸轉為以文官擔任，職權範圍又逐步縮小。
蘇軾連忙給韓絳韓大人上了一道賀啟，表達了自己的問候，同時又對自己工作中的失誤，簡單地作以檢討。
畢竟，多年來韓絳對於自己一直都有著無私的提攜再造之恩。
過了一段時間，蘇軾被授予了一個新職務：權開封府推官，磨勘遷太常博士（掌引導乘輿，撰定五禮儀注，監視儀物，議定王公大臣諡法等事）。
北宋的“磨勘”是一種古代官員考核升遷製度，由唐而起，宋朝延續之。
封建社會中的官員提拔晉升，相對於其政績，資曆與工作年限更為重要。通俗地說，就是官員得熬資曆、有老資格。
慶曆新政時，範仲淹對該製度進行改革，後改革失敗，重新恢複了磨勘製度，直至南宋。
這也說明了，國人的“沒有功勞也有熬勞”這句話也絕不是空穴來風。
那時，每逢提及蘇軾的大表哥文與可，當時朝廷上下眾人的褒獎之辭就會不絕於耳。說他： “為人靖深，操韻高潔，超然不攖世故”， “攖”，這裏是指接觸之意。
就是這樣一個人，熙寧初年王安石當政時，文與可在知太常禮院任職，麵對王安石身邊前唿後擁的附麗之人時，也決定獨自選擇遠離朝廷，數次向朝廷乞求外任。
熙寧四年（1071）春，朝廷終於恩準文同以太常博士出知陵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
至於陵州的得名，文與可還專門做了一番考證，得出的結論是：
據地理誌，這片土地本為犍為與蜀二郡之地，在梁朝屬於懷仁郡，因境內有陵井 （鹽井名，係我國古代大口鹽井中最為著名和最具代表性的鹽井。因其位於四川仁壽縣境內，相傳為東漢道教始祖張道陵所開,故以“陵”名之），故名陵州。
得知文與可要離京到老家蜀地外任，一些同事好友紛紛前來送行。
蘇軾先是作詩《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然後又應表哥之請，在一方玉堂大硯上題寫了硯銘。
此硯是任集賢校理、太常禮官的老同事、揚州人孫洙（音朱）（字巨源）所贈。玉堂式的硯台，其實就是長方形的硯台，這種形式的硯台出現的很早，宋代才開始成為硯式的主流，至明清才普遍流行。
在所寫硯銘裏，蘇軾還和表哥開玩笑說，這方硯台有四塊磚那麽大，與可老兄到了陵州後，要把南山上的鬆樹全部燒光，製成的炭墨也不夠用。地處高山的陵州，用水極其困難，要把陵州的水全部用上，才能夠勉強將此硯潤濕。
當然，這也是文人之間筆墨中常常會出現的“惡作劇”。
對於文與可的畫，蘇軾常常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蘇軾認為：與可畫的竹石枯木，已經深得藝術規律的精髓，非常符合於天工造化，滿足了人們的審美需求。世人對於有固定形狀的事物，若畫得不像，還不算失敗。若是違反了事物的規律，那可就是徹底的失敗了。曆史上，但凡有想欺世盜名的畫家，必然會選取那些個沒有固定形狀的事物來作畫。
前些年，文與可已在淨因院的方丈室裏畫過兩叢竹子。
這次文與可要出守陵州西行，臨行前，蘇軾陪同大表哥來向淨因院的長老道臻禪師道別。因那時法堂內正在整修四壁，老禪師又借機向文與可求畫，文與可就在東齋堂又精心地畫了兩枝竹子和一段枯木。
送走了大表哥，蘇軾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在衙門裏頭的日子仍舊得一天天打發。
朱壽昌這個人，我們前麵提及過。在“二十四孝”的故事裏，他就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
但對於蘇軾而言，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完全沒有一絲的神秘色彩，隻是個年長蘇軾二十三歲的同事而已。
朱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今安徽天長）人。以父朱巽蔭守將作監主簿，累調州縣，曾通判陝州、荊南，權知嶽州。後因棄官千裏尋母之事遍傳天下，孝子之名得於遐邇。
尋母歸朝後，朱壽昌官至司農少卿、朝議大夫，中散大夫，年七十而卒。
蘇軾閑來無事，不知怎的，突然間想起了這個朱壽昌，就提筆給老朱寫了一首贈詩。
在詩題中蘇軾寫道：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當朝卻有個叫李定的官員，是個與朱壽昌精神背道而馳的存在。
朱壽昌為了尋找失散多年的母親，不惜放棄做官也要尋到母親。朱壽昌尋找到母親之後，受到同時期大文豪蘇軾的歌頌，蘇軾的這首詩，卻讓不孝子李定如芒在刺。
後來，“烏台詩案”中陳定將蘇軾告發，與此也許不無關係。
這個不孝子李定，還是王安石的學生。要說李定這個人一生也沒有太大的過錯，甚至還可以說他是一位清官，但是李定就隻因這件事被人詬病，那就是聞庶母仇氏亡故時，作為兒子的李定卻“匿不為服”。
李定的不孝與朱壽昌的大孝形成鮮明對比，蘇軾寫詩讚美朱壽昌的孝行，在李定眼中就是在諷刺他的不孝。
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後來烏台詩案案發，在禦史台任職的李定，在上表神宗蘇軾的罪狀時，以誹謗朝政的罪名，讓蘇軾差點命喪黃泉。
那時候，李定在王安石麵前是個紅人。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年時曾求學於王安石。中進士後，被任命為定遠尉、秀州判官。
熙寧二年（1069），經孫覺推薦，李定被召到京師，謁見諫官李常。
李常問：你從南方來，那裏的人們對青苗法看法怎樣？
李定答道：百姓從中獲益匪淺，沒有不喜歡的。
李常道：整個朝廷都正為此事爭論不休，你可千萬不要這樣說。
李定遂將此事告訴了王安石，並說，我隻知道據實情而言，沒想到在京師卻行不通。王安石聽後非常高興，對他說，小李，你且等皇上召見的時候，便將整個實情都稟告給皇上。
事不宜遲，王安石馬上向皇上舉薦了李定。
等到了宋神宗召見李定時，詢問有關青苗法的事，李定據“實”而言，對答如流。從此後，對於那些說不便於實行新法的話，神宗都一概不聽了。
李定雖然獲得了神宗皇帝及王安石的器重，但他身上卻有一個一生都無法抹去的汙點，至少是在當時的年代裏。 事情的根源是，李定不久前在做涇縣主簿時，聽說庶母仇氏死了，卻將此事隱瞞而不迴家服喪。
皇上下詔給江東、淮、浙轉運使詢問情況，轉運使上奏說，李定曾因其父年老，要求歸家侍養，沒有說是為其生母服喪。
當時，李定為自己辯解說，他確實不知道自己是仇氏生的，所以非常疑惑，不敢服喪，而隻是以侍養父親為由解官迴鄉。曾公亮認為李定應當重新為母服喪，王安石也極力主張這樣做，於是改任李定為崇文殿說書。
禦史林旦、薛昌朝說，不宜讓不孝之人居於勸講之位，而且一並彈劾王安石，要求罷免這兩個狼狽為奸的歹人。李定自己也感到很不安，請求解除官職，於是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大概敘述完了李定同誌的“光輝”曆史，主要是想引出蘇軾寫給朱壽昌的賀詩。
此時朱壽昌侍母劉氏已於熙寧三年（1070）秋天抵達京師，朝廷上下一眾官員前後擁觀，前後持續了一個月後，這種熱鬧勁才平息下去。
當時，很多同僚都有感而發的爭相作詩相贈，蘇軾的詩作亦是作於此際。
不過，蘇軾的詩中有一句“感君離合我心酸，此事今無古或聞”（《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結合當下王荊公力薦李定為台官，李定曾經“不持母服”，台諫給舍（宋朝設立台諫製度） 皆論其不孝，不可大用。
在這個節骨眼上，蘇軾的詩句一出，舉朝嘩然。
明眼人一看即知道，蘇軾詩中冷嘲熱諷的對象就是李定這廝。
李定不服母喪以求官，而朱壽昌正好相反，是棄官求母。蘇軾此次借朱壽昌（曾出任過河中府通判）及“西河郡守”吳起這兩個典故，辛辣地諷刺了李定以及王安石。
正是這一緣故，導致李定對蘇軾懷恨在心，後來主謀製造了“烏台詩案”，幾乎將蘇軾置於死地，那是後話。
我們從現代職場角度而言，蘇軾或許屬於那種智商高但情商較低的工作人員。對於在自己事業的低穀期，不會隱而不發，還到處招惹是非。但轉而又想，若蘇軾真成了那樣的人，後世的我們還會為之津津樂道嗎？
過完年後的二月初一，在王安石的策劃之下，朝廷頒發了貢舉新製。
當時，王安石在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體製改革的同時，也非常關注人才的選拔、培養和使用。這些主要是為變法造輿論，他共采取了改革科舉製度、整頓太學、惟才用人這三個具體措施。
王安石廢除了舊有的明經諸科，取消了詩賦、帖經、墨義等考試項目，轉而以經義和策論為主要考試內容。
進士科的考試不再依賴詩賦，而是以經義為主。
科舉考試分為四場進行：第一場考本經大義十道，第二場考兼經大義十道，第三場考試論一道，第四場考時務策三道。這種改革，使得考試更加注重考生的實際能力和儒家思想的運用。
王安石頒行了《三經新義》，對《周禮》、《詩經》、《尚書》進行了全新的闡述，並將其確立為經義考試的標準。並規定，自此以後的科舉考試必須使用這些新經典作為考試內容。
改革後，進士科的名額還有所增加，共分為一甲到五甲五個等級，寄希望選拔更多的人才。
貢舉新製的主要內容，說白了，就是今後考進士不再考陳詞濫調的詩賦之作，貼經（科舉時代的一種考試方式）與墨義（科舉考試時令士子筆答經義）也都統統不再考了。
也就是說，今後的考試內容調整為：《詩經》 、《書經》 、《易經》 、《周禮》 、《禮記》 諸經，兼《論語》、《孟子》 之學，從這些書籍中考試士子們的大義，殿試時士子們須再作策論一道。
王安石的科舉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的科舉製度，使其更加注重考生的實際能力和儒家思想的運用。盡管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但科舉改革的成果在後世大部分得以保留，對北宋以後的科舉製度產生了重要影響。
因為在王安石等人看來，這些東西才是最應該考試的幹貨。
頒布完新的科舉製度，接著，朝廷上又敕令宮中各職能部門就此事上書自己的看法。旨在征求大家夥的意見，從表麵看好像是很民主的做派！
可蘇軾認為，朝廷不管如何取士，主要在於考察人的實際辦事效果，而不是在於考試哪幾類書籍的問題。假如朝廷沒有一套考察士子辦事能力的辦法，那麽即是在公卿侍從官中選擇，也常常選不到優秀的人才。
他還認為，如果一定要選擇優秀的人才，罷黜平庸無能之輩，吸收所有具備才幹的人來為國效力，朝廷還不如把這個活兒交給下麵諸路的職司官和勤政的知州去辦理呢，那樣才更能實事求是地為國選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