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兗州豐符人薑潛（字至之），也是蘇軾的朋友，王安石強推青苗法前，小薑在陳留當過知縣。
有一次薑潛與蘇軾在一起交遊飲宴，薑潛先舉一酒令說，座中人都要各自說出一味中藥名。說完，手指蘇軾道，先生的名字就是中藥名。
眾問其故。
薑潛道：子蘇（紫蘇）。
蘇軾不假思索地迴道：先生的名字亦是藥名。而且不是半夏，就是厚樸。
眾人又問其故。
蘇軾解釋道：君若不是半夏、厚樸，為何會叫“薑至之”？
眾所周知，這裏的“紫蘇”、“半夏”、“厚樸”都是中華國醫中的中草藥名。紫蘇，別名桂荏、白蘇、赤蘇等，為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紫蘇葉能散表寒，發汗力較強，用於風寒表症，見惡寒、發熱、無汗等症，常配生薑同用。如表症兼有氣滯，有可與香附、陳皮等同用，行氣寬中紫蘇葉用於脾胃氣滯、胸悶、嘔惡。
半夏，又名地文、守田等，屬天南星目、天南星科、半夏屬藥用植物植物。具有燥濕化痰，降逆止嘔，生用消癤腫作用。炮製時需取幹淨半夏，大小分開，用水浸泡至內無幹心時，另取生薑切片煎湯，加白礬與半夏共煮透，取出，晾至半幹，切薄片，幹燥。
厚樸，植物學範圍內別名紫樸、紫油樸、 溫樸等，為木蘭科、木蘭屬植物。中藥材中專指該植物的幹燥幹皮、根皮及枝皮。四至六月剝取根皮及枝皮直接陰幹，幹皮置沸水中微煮後堆置陰濕處，“發汗”至內表麵皮紫褐色或棕褐色時，蒸軟取出，卷成筒狀，幹燥。切絲，薑製用。對食積氣滯、腹脹便秘、濕阻中焦等疾病有治療作用。
總的說來，半夏與厚樸這兩味藥使用前都需要用薑來炮製，也即“薑製之”，諧音“薑至之”。因此，若沒有像蘇軾這樣的紮實的中醫藥知識，恐怕這種酒令就難以應答。
熙寧三年（1070）春節過後的大年初九，朝廷的詔命下達：蘇轍被任命為省試點檢試卷官。
省試點檢試卷官，是一官職名，為宋代科舉考試中專設之官。景德四年(1007)禮部試，始設點檢進士程文官和考校諸科程文官。天禧三年(1019)，改稱點檢試卷官，從館職、學官中選派。其後，各級考試均委任點檢試卷官，按課題不同，分別考校舉人試卷，批定分數，初定等第進呈。在知舉官決定合格與否及等第後，再查試卷中有無雜犯事項。
說到底，是跟考試有關的職務，類似於今天教育係統的工作。
就在蘇轍忙著新職務的交接手續之時，蘇軾正在觀賞內教博士（掌教習宮人書算眾藝）長安雷氏所藏的吳道子真跡《天龍八部》圖卷，並在圖卷上做了跋文。
蘇軾認為，吳道子的鬼神人物能畫出麵目的新意，極盡手足的姿態，尤其精妙的是旁現側出之處的曲折長短，細微處甚至不差一根毫毛，除“畫聖”二字之外很難找出別的詞語能與吳道子的名字相稱了。
蘇軾還認為，前人都說畫狗馬比畫鬼神難這種說法不正確，因為鬼神人們雖然並沒見過，但他們的姿態動作，都必須用真人來考察，這一點上無法騙人。畫的難易在於畫的精妙和拙劣，不在畫的對象。甚至精妙與拙劣之中，又有格調的差別，畫畫得再精妙但格調卑下，仍不免為凡庸之作。
正月二十六，知河南府、觀文殿學士、戶部尚書張方平出任陳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陽縣）知州。
其實，剛開始張方平是被朝廷任命為尚書省兼提舉集禧觀（原名會靈觀，供著三山五嶽的神靈，亦是汴京數一數二的大觀，仁宗時毀於大火，重建改名集禧觀。熙寧時，富弼始帶此銜居洛陽），待老張覲見皇上時，神宗又想讓他留在京師任宣徽使。
宣徽使是宣徽院的最高長官。由於宣徽院分為南、北兩院，所以宣徽使也設有宣徽南、北院使兩名，另有副使兩名，職務主要是管理各種郊祀、朝會、宴會、典禮的供應與服務，還管理內外進貢物品。
王安石卻對神宗說：這是一種比較重大的人事變動，朝野上下四方觀望，不可能沒有議論，不知陛下是想借此機會表彰老張的功勞還是憐憫他的老資格呢？
神宗道：朕還是憐惜他幾十年如一日為朝廷效命的老資格。
王安石答道：若是照顧到他的資曆，沒有任何義理可言，此舉必定會招人非議。老張這個人為人奸邪無比，沒有人不知道，如果非要如此任命，將有損聖政！
有了王安石從中作梗，張方平按朝廷的意思舉薦了李大臨與蘇軾為諫官，朝廷上也沒有批準。一氣之下，堅決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禦史台）。北宋時的南京不是現在的江蘇南京，而是大約相當於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一帶。神宗看到他的張愛卿態度是如此的堅決，就任命張方平為陳州的知州。
也許是作為無聲的反抗與呐喊，老張順帶著氣“公私兼顧”地把蘇轍帶到了陳州，來出任陳州教授。
“教授”在現如今的中國，乃是高等教育體係下的一種教師職稱。往前追溯則可以發現，自宋朝開始設置的“教授”這一職銜是作為學官而後長期延續下來的。
蘇軾在京師聽說了華陽（今已並入成都雙流縣）人楊褒好古博物，家境雖貧，尤其愛好搜集購買書畫、奇玩來充實自己的收藏。家裏有歌姬數人，都身著布裙糲石，不過歌舞卻異常絕妙。於是，蘇軾就去楊褒家拜訪了他。
楊褒，字之美，嘉佑末為國子監直講（掌以經術教授學生）。老楊曾與劉攽同在學舍共過事，所以與劉攽、劉敞兄弟常有詩詞唱和之作。後來，就連歐陽修和蘇軾也不斷與之有唱和之作。
丹徒（今江蘇省鎮江市丹徒區）人柳瑾，字子玉，也與蘇軾有往來。柳瑾不僅與王安石是同學，其子柳仲遠還是蘇軾二伯蘇渙的女婿、蘇軾的堂妹夫，可見此人一是有點實力，而是挺能搞關係。對於柳瑾寄來的詩作，蘇軾還要恭恭敬敬地次個韻、迴個信什麽的，“他日見邀須強起，不應辭病似相如”（《次韻柳子玉見寄》）。關於蘇軾的這個堂妹，有人考證正是蘇軾心中的最愛，隻因同姓蘇而沒有走到一起。在蘇軾後來的流放歲月，還曾經在堂妹家住過一段時間。
二月十一，朝廷下詔任命司馬光仍襲舊職為樞密副使，因為司馬老先生此前的官職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不想司馬光九辭其任命而不就。“九”這個數字在古時也就是一個約數，特指“多”的意思。
原來，神宗皇帝本想置司馬光於兩府任職，王安石進言道，司馬光雖然平時好發一些不和諧的議論，但以其才德而言還不足以妨礙政事。但是由於此人德高望重，如果擢拔他到高位任職，那麽就會有很多持有奇談怪論的人去倚重他，到時候司馬佬兒就會成了異論者的一麵旗幟。與司馬佬兒每天朝夕泡在一起的人無非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流。看看他交往的人都是些什麽貨色，就知道了司馬光是什麽人了。
當時，不管王安石怎麽在背後抹黑司馬光，可神宗皇帝仍是堅持任用司馬光。直到王安石被重新起用，司馬光老先生又堅辭其職，神宗沒法，隻好默許了。
其時，蘇軾與楊褒同朝為官、比鄰而居，以至於蘇氏父子的翰墨散落到民間者眾多，後來都真假難辨，惟有楊氏處收藏的可信不誣。
如今，蘇軾任判官告院，蘇轍則到陳州出任教授。
熙寧四年（1071）三月，三十五歲的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冒死再上皇帝書，這一次徹底是撕破了臉麵，下足了猛藥。
首先，蘇軾在開篇就煞有介事地引用了中國古代大聖人孔夫子的話，大意是君子的過錯，就像日蝕和月蝕一樣，人們都能看得到（這類似於今人文章中的“知屋漏者在宇下”），一旦改掉了過錯，人們還會仰望他。
然後，筆鋒一轉，火力全開，又說道：
陛下，您自去年以來所主持推行所謂的革新政策，都是在“胡球弄”，都不是治世的良策。比如設立製置三司條例司，派遣散發青苗錢的官吏，征收助役錢，推行均輸法等等劣招歪棋，已造成了全國騷動，路人怨聲載道，叫苦連天。朝中官員自宰相以下均知道這樣必然是行不通的，但又都不敢申辯。近來，一些老臣以及地方藩鎮的侍從官員紛紛上書指陳這些新政的弊端與不妥之處。甚至台諫官的幾位原本是支持和服務過新法推行的官員，如今都紛紛倒戈，轉而都站出來指責新法的不對。
蘇軾急切地總結說，這難道不是社會輿論爆炸、形勢發展急迫的危險局麵嗎？如不是那些鑽到錢眼裏、見利忘義之徒，誰會固守著這些低級的錯誤而不潔身自好呢？吳師孟、胡宗愈等人都在乞求罷免自己的官職，就像在逃避汙穢的東西一樣，唯恐自己逃脫不了似的。
粗略說來，蘇軾在變法初期的反對意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蘇軾認為王安石變法過於急躁，提拔官員太快，治理國家不應過於過於激進。其次是蘇軾反對王安石改變科舉製度，認為現有的科舉製度已經實行了一百多年，貿然改變未必能選出真正的人才，並且認為大辦學校會勞民傷財。?
最後，?蘇軾還批評新法導致下麵官吏無所適從，尤其是王安石增設立的三司條例司，由幾個年輕人通宵達旦研究改革方案，強推過程中使得老百姓和官吏都感到困惑不解。?
在對待均輸法和青苗法蘇軾也有著極大的意見：均輸法讓官府參與市場經濟，蘇軾認為這理想化且可能被辦事人員中飽私囊，擾亂市場秩序；青苗法則讓富人借到錢後再放高利貸給窮人，導致社會矛盾加劇。?
這些反對意見使得蘇軾與王安石產生了激烈的矛盾，王安石認為蘇軾是推行新法的障礙，最終導致蘇軾被貶。?
其實大家都知道，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絕對不是出於有私心，主要還是政見不同：
雖然蘇軾敬重王安石，但二人在政治主張上存在分歧。蘇軾受黃老“無為而治”的影響，始終堅持以民為本，實行官不擾民，不與民爭利的政治主張。
而王安石的變法在蘇軾看來過於“激進”，幻想著通過經濟手段迅速地從民間為朝廷積累財富，實則是變相地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導致百姓負債累累，流離失所，甚至餓死者不下百萬，好多平民百姓被迫淪為盜賊。
蘇軾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政策過於強調實用性，忽視了人文關懷和社會福利，社會環境日益惡化，人民生活變得艱難，對吏治不負責，對百姓殘酷無情，這樣的政策必然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和混亂。
直到後來，作為體製內的一位禮部尚書，蘇軾又親曆了王安石變法對整個社會的實際影響。最終他悲觀地認為王安石變法不僅沒有解決朝廷內部的腐敗問題，反而加重了官員的貪汙和腐敗現象，嚴重損害了朝廷的公信力，增加了百姓的反感和不滿，這種政策根本不利於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統一。
總的來說，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並非出於個人成見，而是由於上述的政見不同、社會影響和政治立場等方麵的原因。
蘇軾對王安石變法確實是持反對意見的，但這種反對意見並非一開始就有，而是慢慢滋生，慢慢升級。蘇軾認為宋朝弊病很多，理應變革，但變革宜緩慢進行，才能不傷及宋朝的根本。對於王安石的變法，蘇軾一開始持謹慎態度，並不輕言反對。
當看到王安石變法過於激進時，蘇軾才上書宋神宗，表達了他的看法和憂慮。兩年之後，變法深入執行，蘇軾卻看到變法效果不理想，反倒給百姓帶來困擾，蘇軾就開始嚴厲批評，並最終與其他保守派站在同一戰線上。
有一次薑潛與蘇軾在一起交遊飲宴，薑潛先舉一酒令說，座中人都要各自說出一味中藥名。說完，手指蘇軾道，先生的名字就是中藥名。
眾問其故。
薑潛道：子蘇（紫蘇）。
蘇軾不假思索地迴道：先生的名字亦是藥名。而且不是半夏，就是厚樸。
眾人又問其故。
蘇軾解釋道：君若不是半夏、厚樸，為何會叫“薑至之”？
眾所周知，這裏的“紫蘇”、“半夏”、“厚樸”都是中華國醫中的中草藥名。紫蘇，別名桂荏、白蘇、赤蘇等，為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紫蘇葉能散表寒，發汗力較強，用於風寒表症，見惡寒、發熱、無汗等症，常配生薑同用。如表症兼有氣滯，有可與香附、陳皮等同用，行氣寬中紫蘇葉用於脾胃氣滯、胸悶、嘔惡。
半夏，又名地文、守田等，屬天南星目、天南星科、半夏屬藥用植物植物。具有燥濕化痰，降逆止嘔，生用消癤腫作用。炮製時需取幹淨半夏，大小分開，用水浸泡至內無幹心時，另取生薑切片煎湯，加白礬與半夏共煮透，取出，晾至半幹，切薄片，幹燥。
厚樸，植物學範圍內別名紫樸、紫油樸、 溫樸等，為木蘭科、木蘭屬植物。中藥材中專指該植物的幹燥幹皮、根皮及枝皮。四至六月剝取根皮及枝皮直接陰幹，幹皮置沸水中微煮後堆置陰濕處，“發汗”至內表麵皮紫褐色或棕褐色時，蒸軟取出，卷成筒狀，幹燥。切絲，薑製用。對食積氣滯、腹脹便秘、濕阻中焦等疾病有治療作用。
總的說來，半夏與厚樸這兩味藥使用前都需要用薑來炮製，也即“薑製之”，諧音“薑至之”。因此，若沒有像蘇軾這樣的紮實的中醫藥知識，恐怕這種酒令就難以應答。
熙寧三年（1070）春節過後的大年初九，朝廷的詔命下達：蘇轍被任命為省試點檢試卷官。
省試點檢試卷官，是一官職名，為宋代科舉考試中專設之官。景德四年(1007)禮部試，始設點檢進士程文官和考校諸科程文官。天禧三年(1019)，改稱點檢試卷官，從館職、學官中選派。其後，各級考試均委任點檢試卷官，按課題不同，分別考校舉人試卷，批定分數，初定等第進呈。在知舉官決定合格與否及等第後，再查試卷中有無雜犯事項。
說到底，是跟考試有關的職務，類似於今天教育係統的工作。
就在蘇轍忙著新職務的交接手續之時，蘇軾正在觀賞內教博士（掌教習宮人書算眾藝）長安雷氏所藏的吳道子真跡《天龍八部》圖卷，並在圖卷上做了跋文。
蘇軾認為，吳道子的鬼神人物能畫出麵目的新意，極盡手足的姿態，尤其精妙的是旁現側出之處的曲折長短，細微處甚至不差一根毫毛，除“畫聖”二字之外很難找出別的詞語能與吳道子的名字相稱了。
蘇軾還認為，前人都說畫狗馬比畫鬼神難這種說法不正確，因為鬼神人們雖然並沒見過，但他們的姿態動作，都必須用真人來考察，這一點上無法騙人。畫的難易在於畫的精妙和拙劣，不在畫的對象。甚至精妙與拙劣之中，又有格調的差別，畫畫得再精妙但格調卑下，仍不免為凡庸之作。
正月二十六，知河南府、觀文殿學士、戶部尚書張方平出任陳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陽縣）知州。
其實，剛開始張方平是被朝廷任命為尚書省兼提舉集禧觀（原名會靈觀，供著三山五嶽的神靈，亦是汴京數一數二的大觀，仁宗時毀於大火，重建改名集禧觀。熙寧時，富弼始帶此銜居洛陽），待老張覲見皇上時，神宗又想讓他留在京師任宣徽使。
宣徽使是宣徽院的最高長官。由於宣徽院分為南、北兩院，所以宣徽使也設有宣徽南、北院使兩名，另有副使兩名，職務主要是管理各種郊祀、朝會、宴會、典禮的供應與服務，還管理內外進貢物品。
王安石卻對神宗說：這是一種比較重大的人事變動，朝野上下四方觀望，不可能沒有議論，不知陛下是想借此機會表彰老張的功勞還是憐憫他的老資格呢？
神宗道：朕還是憐惜他幾十年如一日為朝廷效命的老資格。
王安石答道：若是照顧到他的資曆，沒有任何義理可言，此舉必定會招人非議。老張這個人為人奸邪無比，沒有人不知道，如果非要如此任命，將有損聖政！
有了王安石從中作梗，張方平按朝廷的意思舉薦了李大臨與蘇軾為諫官，朝廷上也沒有批準。一氣之下，堅決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禦史台）。北宋時的南京不是現在的江蘇南京，而是大約相當於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一帶。神宗看到他的張愛卿態度是如此的堅決，就任命張方平為陳州的知州。
也許是作為無聲的反抗與呐喊，老張順帶著氣“公私兼顧”地把蘇轍帶到了陳州，來出任陳州教授。
“教授”在現如今的中國，乃是高等教育體係下的一種教師職稱。往前追溯則可以發現，自宋朝開始設置的“教授”這一職銜是作為學官而後長期延續下來的。
蘇軾在京師聽說了華陽（今已並入成都雙流縣）人楊褒好古博物，家境雖貧，尤其愛好搜集購買書畫、奇玩來充實自己的收藏。家裏有歌姬數人，都身著布裙糲石，不過歌舞卻異常絕妙。於是，蘇軾就去楊褒家拜訪了他。
楊褒，字之美，嘉佑末為國子監直講（掌以經術教授學生）。老楊曾與劉攽同在學舍共過事，所以與劉攽、劉敞兄弟常有詩詞唱和之作。後來，就連歐陽修和蘇軾也不斷與之有唱和之作。
丹徒（今江蘇省鎮江市丹徒區）人柳瑾，字子玉，也與蘇軾有往來。柳瑾不僅與王安石是同學，其子柳仲遠還是蘇軾二伯蘇渙的女婿、蘇軾的堂妹夫，可見此人一是有點實力，而是挺能搞關係。對於柳瑾寄來的詩作，蘇軾還要恭恭敬敬地次個韻、迴個信什麽的，“他日見邀須強起，不應辭病似相如”（《次韻柳子玉見寄》）。關於蘇軾的這個堂妹，有人考證正是蘇軾心中的最愛，隻因同姓蘇而沒有走到一起。在蘇軾後來的流放歲月，還曾經在堂妹家住過一段時間。
二月十一，朝廷下詔任命司馬光仍襲舊職為樞密副使，因為司馬老先生此前的官職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不想司馬光九辭其任命而不就。“九”這個數字在古時也就是一個約數，特指“多”的意思。
原來，神宗皇帝本想置司馬光於兩府任職，王安石進言道，司馬光雖然平時好發一些不和諧的議論，但以其才德而言還不足以妨礙政事。但是由於此人德高望重，如果擢拔他到高位任職，那麽就會有很多持有奇談怪論的人去倚重他，到時候司馬佬兒就會成了異論者的一麵旗幟。與司馬佬兒每天朝夕泡在一起的人無非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流。看看他交往的人都是些什麽貨色，就知道了司馬光是什麽人了。
當時，不管王安石怎麽在背後抹黑司馬光，可神宗皇帝仍是堅持任用司馬光。直到王安石被重新起用，司馬光老先生又堅辭其職，神宗沒法，隻好默許了。
其時，蘇軾與楊褒同朝為官、比鄰而居，以至於蘇氏父子的翰墨散落到民間者眾多，後來都真假難辨，惟有楊氏處收藏的可信不誣。
如今，蘇軾任判官告院，蘇轍則到陳州出任教授。
熙寧四年（1071）三月，三十五歲的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冒死再上皇帝書，這一次徹底是撕破了臉麵，下足了猛藥。
首先，蘇軾在開篇就煞有介事地引用了中國古代大聖人孔夫子的話，大意是君子的過錯，就像日蝕和月蝕一樣，人們都能看得到（這類似於今人文章中的“知屋漏者在宇下”），一旦改掉了過錯，人們還會仰望他。
然後，筆鋒一轉，火力全開，又說道：
陛下，您自去年以來所主持推行所謂的革新政策，都是在“胡球弄”，都不是治世的良策。比如設立製置三司條例司，派遣散發青苗錢的官吏，征收助役錢，推行均輸法等等劣招歪棋，已造成了全國騷動，路人怨聲載道，叫苦連天。朝中官員自宰相以下均知道這樣必然是行不通的，但又都不敢申辯。近來，一些老臣以及地方藩鎮的侍從官員紛紛上書指陳這些新政的弊端與不妥之處。甚至台諫官的幾位原本是支持和服務過新法推行的官員，如今都紛紛倒戈，轉而都站出來指責新法的不對。
蘇軾急切地總結說，這難道不是社會輿論爆炸、形勢發展急迫的危險局麵嗎？如不是那些鑽到錢眼裏、見利忘義之徒，誰會固守著這些低級的錯誤而不潔身自好呢？吳師孟、胡宗愈等人都在乞求罷免自己的官職，就像在逃避汙穢的東西一樣，唯恐自己逃脫不了似的。
粗略說來，蘇軾在變法初期的反對意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蘇軾認為王安石變法過於急躁，提拔官員太快，治理國家不應過於過於激進。其次是蘇軾反對王安石改變科舉製度，認為現有的科舉製度已經實行了一百多年，貿然改變未必能選出真正的人才，並且認為大辦學校會勞民傷財。?
最後，?蘇軾還批評新法導致下麵官吏無所適從，尤其是王安石增設立的三司條例司，由幾個年輕人通宵達旦研究改革方案，強推過程中使得老百姓和官吏都感到困惑不解。?
在對待均輸法和青苗法蘇軾也有著極大的意見：均輸法讓官府參與市場經濟，蘇軾認為這理想化且可能被辦事人員中飽私囊，擾亂市場秩序；青苗法則讓富人借到錢後再放高利貸給窮人，導致社會矛盾加劇。?
這些反對意見使得蘇軾與王安石產生了激烈的矛盾，王安石認為蘇軾是推行新法的障礙，最終導致蘇軾被貶。?
其實大家都知道，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絕對不是出於有私心，主要還是政見不同：
雖然蘇軾敬重王安石，但二人在政治主張上存在分歧。蘇軾受黃老“無為而治”的影響，始終堅持以民為本，實行官不擾民，不與民爭利的政治主張。
而王安石的變法在蘇軾看來過於“激進”，幻想著通過經濟手段迅速地從民間為朝廷積累財富，實則是變相地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導致百姓負債累累，流離失所，甚至餓死者不下百萬，好多平民百姓被迫淪為盜賊。
蘇軾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政策過於強調實用性，忽視了人文關懷和社會福利，社會環境日益惡化，人民生活變得艱難，對吏治不負責，對百姓殘酷無情，這樣的政策必然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和混亂。
直到後來，作為體製內的一位禮部尚書，蘇軾又親曆了王安石變法對整個社會的實際影響。最終他悲觀地認為王安石變法不僅沒有解決朝廷內部的腐敗問題，反而加重了官員的貪汙和腐敗現象，嚴重損害了朝廷的公信力，增加了百姓的反感和不滿，這種政策根本不利於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統一。
總的來說，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並非出於個人成見，而是由於上述的政見不同、社會影響和政治立場等方麵的原因。
蘇軾對王安石變法確實是持反對意見的，但這種反對意見並非一開始就有，而是慢慢滋生，慢慢升級。蘇軾認為宋朝弊病很多，理應變革，但變革宜緩慢進行，才能不傷及宋朝的根本。對於王安石的變法，蘇軾一開始持謹慎態度，並不輕言反對。
當看到王安石變法過於激進時，蘇軾才上書宋神宗，表達了他的看法和憂慮。兩年之後，變法深入執行，蘇軾卻看到變法效果不理想，反倒給百姓帶來困擾，蘇軾就開始嚴厲批評，並最終與其他保守派站在同一戰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