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官僚體係底層的熱血青年蘇軾，胸中自然也逃不過為了實現自己人生抱負的努力，但作為封建的皇權，那才是壓倒一切的唯一的神聖準則。
在蘇軾的心底，肯定有一些所謂的肺腑之言特想叫皇上知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還想說，“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他始終反對“言利”，不滿旨在“生天下之財”的王安石。
其實，在今天看來，王安石也確無私心，而是囿於所謂的“曆史局限性”裏麵，並在自己也不能改變的皇權社會裏在做著垂死的掙紮。
而蘇軾呢，此時還是一位涉世未深的文學青年，他有著文學青年所特有的與世無爭和浪漫的想象力，“君子恥於言利”的思想無疑是所有文學青年支撐其斯文形象的底氣所在。
誠然，認為文化人不該談金錢，古已有之。用老話來講，即“恥於言利”。這句話，常與“君子固窮”綁在一起，實則這二者之間，並無邏輯可言。
恥於言利，成因多多。這裏且說最重要的兩點：
首先，我們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傳統，慣於把義與利、道德與利益對立起來，置入二元論的窠臼，如魚與熊掌，迫使世人隻能選擇其一。對此，恐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前者，哪怕內心明明傾向於利益，卻礙於道德壓迫，不敢公開表示。
事實上，義與利、道德與利益未必構成二元關係，有時恰是一體，追求、扞衛正當利益，如自家房屋的產權、自家土地的糧食、自家親人的性命，就正契合道德的要義。若要硬生生把二者割裂開來，甚至使它們勢同水火、勢不兩立，這種行徑，本身便不道德。恥於言利並非君子、讀書人的專利，而是彌漫於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習氣，所有人都被教導：利益與道德對立，重利是一種惡行。由此，利益觀被損害者，十之八九。
其次，義與利、道德與利益的二元化，不僅是一個思維問題，還是一個道德和政治問題。把利益放在道德的對麵，形成如同參商的兩極，首先基於傳統道德哲學的需要，使道德批判的力量最大化，對於一切逐利的言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掄起道德棒子打將過去，所向披靡，無往不勝。
傳統政治教育同樣以道德為根基，權力者教化萬民，德字為首，公而忘私，義字當先，重義輕利，遂導致一些民眾不願言利，一些民眾不敢言利，這麽一來，政府則可從容、大肆掠奪民眾的正當利益，與民爭利的難題迎刃而解。
這還不算，再後來，蘇軾還因為一篇《策問》而遭到台諫官的詰難，從而不得不又寫兩篇為自己辯解的劄子為自己勉力洗白。
宋代台諫官員的兼職類型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台諫官雖然人數不多，品級也不算高，但卻是政治生活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有時甚至起到製約宰相權利的作用。
北宋時期,台諫官先後兼任儀仗使、鹵簿使等禮儀類職務，此外還有兼任法典條文詳定與編修官、理檢使、判司農寺、判國子監等。
蘇軾在《策問》中委婉地勸諭神宗仿效仁宗的“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誰知被諫官抓住了把柄，說裏麵的“偷”與“刻”二字有譏諷神宗朝的意思。蘇軾真是百口莫辯，深感官場的險惡，不過，這還隻是他初涉官場，比這險惡萬分的還都在後麵！
不過，在蘇軾六千言的上書中，對王安石裁減宗室恩數，詔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蘇軾還是極為讚許的，認為“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
閑下來時，蘇軾與趙拚（高齊先生、清獻公）一起出遊。正好山東人王鞏來蘇軾處拜訪交流，蘇軾對這位小自己十一歲的小青年很是喜愛與尊重。
王鞏，字定國，自號清虛先生，莘縣人，王旦之孫。
蘇軾後來因“烏台詩案”被捕，好友王鞏也受到牽連而被處置。據說，禦史舒亶奏曰：“(蘇軾)與王鞏往還，漏泄禁中語，陰同貨賂，密與宴遊。”於是時任秘書省正字的王鞏不久便被貶到賓州(今廣西賓陽)去監督鹽酒稅。在二十多位“烏台詩案”的案犯中，王鞏是被貶得最遠、責罰最重的，這使蘇軾因此十分內疚。
元豐二年，王鞏也因“烏台詩案”被貶至嶺南的賓州（今廣西賓陽縣）。
在王鞏被貶期間，他的生活條件極為艱苦。賓州地處偏遠，人跡罕至，生活十分不便。王鞏在流放期間經曆了極大的困難，甚至連續失去了兩個兒子，一個死在家中，一個死在賓州。
盡管如此，王鞏在逆境中保持了堅韌的精神狀態，不僅沒有顯得落魄，反而精神煥發，性情更加豁達。他的歌妓柔奴也毅然隨他前往賓州，並在五年後返迴時依然年輕美麗。
所以，後來王鞏在賓州期間，蘇軾還給他寫過很多書信，一再表示王鞏因自己而無辜受牽連，遭受了那麽多苦難，他感到很是內疚和難過。
好在王鞏非常達觀，他為了安慰蘇軾，則在給蘇軾的迴信中大談道家長生之術，說自己正在賓州修行。當時蘇軾很喜歡廣西的丹砂等特產，便從貶謫地黃州致信對王鞏說：“桂砂如不難得，致十餘兩尤佳”，親密之情溢於言表。
對於王鞏這位小青年的才學，蘇軾是十分激賞的，“王郎年少日，文如瓶水翻”（《次韻和王鞏》）。
王鞏是蘇軾眾多好友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他們兩個人有著共同的愛好，交流起來十分地有默契，因此王鞏與蘇軾之間的關係一直都保持的非常好。
另外，王鞏的書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蘇軾的影響，他的草書讓人看上去感覺奔騰灑脫，非常具有氣勢。他和蘇軾一樣都是十分注重自然和字體之外的功夫，每一個字看上去線條都十分的順暢。王鞏和蘇軾之間的許多交流都是圍繞著詩詞和字畫，雙方都對這些方麵有著濃厚的興趣，而且在許多方麵的見解都是相同的，因此才有了他們之間的默契。
除此之外，王鞏和蘇軾之間的友誼也讓人們十分的敬佩和羨慕，在平時兩個人都喜歡喝酒，在喝酒之後灑脫風流，有時候會一起揮毫潑墨，有時候卻隻是簡單的把酒言歡。最重要的是他們之間的感情經受得住任何磨難的考驗，在烏台詩案發生了之後，身為蘇軾的好友王鞏也遭受了無妄之災，被朝廷派遣到了僻遠的賓州（今廣西賓陽縣境內）。可是在這樣的時候他和蘇軾之間依舊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他們對於政治閉口不談，也對自己的處境沒有半點的抱怨，依舊像平時一樣交流詩詞書畫的看法。因此，王鞏和蘇軾之間這種患難之交獲得了很多人的稱讚。
在蘇軾的官場生涯中，他結識了許多誌同道合的朋友，其中王鞏是他最親密的摯友之一。
王鞏出生在山東莘縣的宰相之家，自幼受家學熏陶，對詩詞歌賦和繪畫有著濃厚的興趣。成年後，王鞏在仕途上雖無大成，但憑借文學才華和正直品格，贏得了蘇軾的尊敬和友誼。
王鞏和蘇軾的相識，是在江南水鄉的一個庭院中一次文人雅集上。當時的文人雅集，是士大夫們聚會交流文學、書法、繪畫、吟詩作對，暢談人生的場所。蘇軾在席間見到王鞏，發現他才華橫溢，言談舉止間透露出一股清新脫俗的氣質，二人很快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隨著在日常的交往中不斷加深，蘇軾喜歡清歡恬淡、寫意直白的詩歌風格，恰好王鞏極擅此類詩歌。兩人常常在一起吟詩作對，互相切磋。王鞏對蘇軾的文學造詣極為欽佩，經常寫信與蘇軾琢磨詩中的詞句，蘇軾也常常在設宴時邀請王鞏前來喝酒行樂。
蘇軾與王鞏的友誼在不斷的交往中愈發深厚，蘇軾在仕途上的波折，使他更加珍惜與王鞏的友誼。
元豐年間，蘇軾因“烏台詩案”被政敵誣陷，被貶到黃州，他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裏，常常收到王鞏的書信，信中充滿了關懷和鼓勵。在黃州的日子，蘇軾常常到郊外散步，寄情山水，他在一個清晨，登上了一座小山俯瞰黃州城始，心中感慨萬千。迴到住處，他提筆寫下了一首詩，寄給遠在京城的王鞏，信中訴說了自己的困境和對友誼的珍惜。
王鞏收到信後，立即迴信安慰蘇軾，並表達了對他堅定不移的支持。王鞏仕途也有些坎坷，但他對文學的熱愛始終未減，他曾任太常博士、揚州通判、宗正寺丞等文官職位，雖官職不高，卻在政壇上贏得了良好的聲譽。
王鞏一生對仕途沒有太多的追求，品性正直、真摯豪義，用滿腔熱忱活躍於北宋中後期的政壇，深受時人敬服和推崇。
王鞏在文學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他著有《甲申雜記》、《聞見近錄》、《隨手雜錄》、《王定國文集》、《清虛雜著補闕》等書籍。這些作品記錄了他的見聞與思考，展現了他廣博的學識和深刻的洞察力。
王鞏在北宋中後期的曆史上，是一個很活躍的人物。這倒不是因為他在政壇上春風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氣，以及與蘇軾兄弟的真摯友情，都為同時代人所欽重。而且他一生勤於著述，是“三槐王氏”中唯一有著作流傳至今的人。不過，王鞏這位汴京官宦子弟入仕，靠的是恩蔭，初時補為校書郎（也就是說，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是走後門者）。
有一天，王鞏得了唐朝僧人釋僧藏的七張紙本的傳世真書，來求蘇軾為其藏本後麵來一篇跋文，這種傳世的紙本一般人不好得到。
但王鞏絕不是凡人，其爺爺王旦（字子明）貴為北宋初年名臣，兵部侍郎王祜之子。宋理宗時位列昭勳閣二十四功臣之一，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諡號“文正”。其外公乃張士遜（字順之），襄州陰城（今湖北老河口）人。張士遜亦是北宋政治人物、詩人，官至禮部尚書、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贈太師，兼中書令，諡號“文懿”，仁宗朝曾三次拜相，仁宗優詔拜太傅，進封鄧國公（今河南鄧縣一帶）。
所以，大家由此可知僧藏紙本的珍貴，之所以把珍貴的東西拿出來讓蘇軾來題跋，可以知道蘇軾在王鞏心中的分量了吧。
蘇軾題寫了跋文後，王鞏又取出來一方從他外公處得到（順走）的一方硯台，也想讓蘇軾在題寫一篇硯文。不管咋說，從今天略帶曆史眼光的角度來看，王鞏同誌還是挺會找人，挺有眼光的，我們不服都不行。
蘇軾接過硯台，左看右看，再把王鞏上下打量一番。心裏想，這方硯台是一個鄧國公（外公）的遺物，而眼前的王鞏卻是魏國公（爺爺）的一個遺物，兩個都是寶貝。這方硯會使人想起鄧國公張士遜的德行與高壽（卒年八十六歲），而看到王鞏，又會使人想起魏國公王旦的斐然文采與仁愛品格。於是，就把這個真實的想法化成了《鄧公硯銘》（把兩件遺物放在一起闡述了一番）。
說起來，這件事做得還挺有創意的，也屬實符合蘇軾的文人天性。
這一時期，蘇軾還有一位同事叫王克臣（字子難），河南府人氏，是北宋勳臣王審琦之曾孫，也與蘇軾有交。後來的元佑三年（1088），這位王克臣以朝議大夫的身份出知鄭州，故後人稱之為王鄭州。
在蘇軾的心底，肯定有一些所謂的肺腑之言特想叫皇上知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還想說，“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他始終反對“言利”，不滿旨在“生天下之財”的王安石。
其實，在今天看來，王安石也確無私心，而是囿於所謂的“曆史局限性”裏麵，並在自己也不能改變的皇權社會裏在做著垂死的掙紮。
而蘇軾呢，此時還是一位涉世未深的文學青年，他有著文學青年所特有的與世無爭和浪漫的想象力，“君子恥於言利”的思想無疑是所有文學青年支撐其斯文形象的底氣所在。
誠然，認為文化人不該談金錢，古已有之。用老話來講，即“恥於言利”。這句話，常與“君子固窮”綁在一起，實則這二者之間，並無邏輯可言。
恥於言利，成因多多。這裏且說最重要的兩點：
首先，我們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傳統，慣於把義與利、道德與利益對立起來，置入二元論的窠臼，如魚與熊掌，迫使世人隻能選擇其一。對此，恐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前者，哪怕內心明明傾向於利益，卻礙於道德壓迫，不敢公開表示。
事實上，義與利、道德與利益未必構成二元關係，有時恰是一體，追求、扞衛正當利益，如自家房屋的產權、自家土地的糧食、自家親人的性命，就正契合道德的要義。若要硬生生把二者割裂開來，甚至使它們勢同水火、勢不兩立，這種行徑，本身便不道德。恥於言利並非君子、讀書人的專利，而是彌漫於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習氣，所有人都被教導：利益與道德對立，重利是一種惡行。由此，利益觀被損害者，十之八九。
其次，義與利、道德與利益的二元化，不僅是一個思維問題，還是一個道德和政治問題。把利益放在道德的對麵，形成如同參商的兩極，首先基於傳統道德哲學的需要，使道德批判的力量最大化，對於一切逐利的言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掄起道德棒子打將過去，所向披靡，無往不勝。
傳統政治教育同樣以道德為根基，權力者教化萬民，德字為首，公而忘私，義字當先，重義輕利，遂導致一些民眾不願言利，一些民眾不敢言利，這麽一來，政府則可從容、大肆掠奪民眾的正當利益，與民爭利的難題迎刃而解。
這還不算，再後來，蘇軾還因為一篇《策問》而遭到台諫官的詰難，從而不得不又寫兩篇為自己辯解的劄子為自己勉力洗白。
宋代台諫官員的兼職類型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台諫官雖然人數不多，品級也不算高，但卻是政治生活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有時甚至起到製約宰相權利的作用。
北宋時期,台諫官先後兼任儀仗使、鹵簿使等禮儀類職務，此外還有兼任法典條文詳定與編修官、理檢使、判司農寺、判國子監等。
蘇軾在《策問》中委婉地勸諭神宗仿效仁宗的“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誰知被諫官抓住了把柄，說裏麵的“偷”與“刻”二字有譏諷神宗朝的意思。蘇軾真是百口莫辯，深感官場的險惡，不過，這還隻是他初涉官場，比這險惡萬分的還都在後麵！
不過，在蘇軾六千言的上書中，對王安石裁減宗室恩數，詔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蘇軾還是極為讚許的，認為“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
閑下來時，蘇軾與趙拚（高齊先生、清獻公）一起出遊。正好山東人王鞏來蘇軾處拜訪交流，蘇軾對這位小自己十一歲的小青年很是喜愛與尊重。
王鞏，字定國，自號清虛先生，莘縣人，王旦之孫。
蘇軾後來因“烏台詩案”被捕，好友王鞏也受到牽連而被處置。據說，禦史舒亶奏曰：“(蘇軾)與王鞏往還，漏泄禁中語，陰同貨賂，密與宴遊。”於是時任秘書省正字的王鞏不久便被貶到賓州(今廣西賓陽)去監督鹽酒稅。在二十多位“烏台詩案”的案犯中，王鞏是被貶得最遠、責罰最重的，這使蘇軾因此十分內疚。
元豐二年，王鞏也因“烏台詩案”被貶至嶺南的賓州（今廣西賓陽縣）。
在王鞏被貶期間，他的生活條件極為艱苦。賓州地處偏遠，人跡罕至，生活十分不便。王鞏在流放期間經曆了極大的困難，甚至連續失去了兩個兒子，一個死在家中，一個死在賓州。
盡管如此，王鞏在逆境中保持了堅韌的精神狀態，不僅沒有顯得落魄，反而精神煥發，性情更加豁達。他的歌妓柔奴也毅然隨他前往賓州，並在五年後返迴時依然年輕美麗。
所以，後來王鞏在賓州期間，蘇軾還給他寫過很多書信，一再表示王鞏因自己而無辜受牽連，遭受了那麽多苦難，他感到很是內疚和難過。
好在王鞏非常達觀，他為了安慰蘇軾，則在給蘇軾的迴信中大談道家長生之術，說自己正在賓州修行。當時蘇軾很喜歡廣西的丹砂等特產，便從貶謫地黃州致信對王鞏說：“桂砂如不難得，致十餘兩尤佳”，親密之情溢於言表。
對於王鞏這位小青年的才學，蘇軾是十分激賞的，“王郎年少日，文如瓶水翻”（《次韻和王鞏》）。
王鞏是蘇軾眾多好友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他們兩個人有著共同的愛好，交流起來十分地有默契，因此王鞏與蘇軾之間的關係一直都保持的非常好。
另外，王鞏的書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蘇軾的影響，他的草書讓人看上去感覺奔騰灑脫，非常具有氣勢。他和蘇軾一樣都是十分注重自然和字體之外的功夫，每一個字看上去線條都十分的順暢。王鞏和蘇軾之間的許多交流都是圍繞著詩詞和字畫，雙方都對這些方麵有著濃厚的興趣，而且在許多方麵的見解都是相同的，因此才有了他們之間的默契。
除此之外，王鞏和蘇軾之間的友誼也讓人們十分的敬佩和羨慕，在平時兩個人都喜歡喝酒，在喝酒之後灑脫風流，有時候會一起揮毫潑墨，有時候卻隻是簡單的把酒言歡。最重要的是他們之間的感情經受得住任何磨難的考驗，在烏台詩案發生了之後，身為蘇軾的好友王鞏也遭受了無妄之災，被朝廷派遣到了僻遠的賓州（今廣西賓陽縣境內）。可是在這樣的時候他和蘇軾之間依舊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他們對於政治閉口不談，也對自己的處境沒有半點的抱怨，依舊像平時一樣交流詩詞書畫的看法。因此，王鞏和蘇軾之間這種患難之交獲得了很多人的稱讚。
在蘇軾的官場生涯中，他結識了許多誌同道合的朋友，其中王鞏是他最親密的摯友之一。
王鞏出生在山東莘縣的宰相之家，自幼受家學熏陶，對詩詞歌賦和繪畫有著濃厚的興趣。成年後，王鞏在仕途上雖無大成，但憑借文學才華和正直品格，贏得了蘇軾的尊敬和友誼。
王鞏和蘇軾的相識，是在江南水鄉的一個庭院中一次文人雅集上。當時的文人雅集，是士大夫們聚會交流文學、書法、繪畫、吟詩作對，暢談人生的場所。蘇軾在席間見到王鞏，發現他才華橫溢，言談舉止間透露出一股清新脫俗的氣質，二人很快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隨著在日常的交往中不斷加深，蘇軾喜歡清歡恬淡、寫意直白的詩歌風格，恰好王鞏極擅此類詩歌。兩人常常在一起吟詩作對，互相切磋。王鞏對蘇軾的文學造詣極為欽佩，經常寫信與蘇軾琢磨詩中的詞句，蘇軾也常常在設宴時邀請王鞏前來喝酒行樂。
蘇軾與王鞏的友誼在不斷的交往中愈發深厚，蘇軾在仕途上的波折，使他更加珍惜與王鞏的友誼。
元豐年間，蘇軾因“烏台詩案”被政敵誣陷，被貶到黃州，他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裏，常常收到王鞏的書信，信中充滿了關懷和鼓勵。在黃州的日子，蘇軾常常到郊外散步，寄情山水，他在一個清晨，登上了一座小山俯瞰黃州城始，心中感慨萬千。迴到住處，他提筆寫下了一首詩，寄給遠在京城的王鞏，信中訴說了自己的困境和對友誼的珍惜。
王鞏收到信後，立即迴信安慰蘇軾，並表達了對他堅定不移的支持。王鞏仕途也有些坎坷，但他對文學的熱愛始終未減，他曾任太常博士、揚州通判、宗正寺丞等文官職位，雖官職不高，卻在政壇上贏得了良好的聲譽。
王鞏一生對仕途沒有太多的追求，品性正直、真摯豪義，用滿腔熱忱活躍於北宋中後期的政壇，深受時人敬服和推崇。
王鞏在文學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他著有《甲申雜記》、《聞見近錄》、《隨手雜錄》、《王定國文集》、《清虛雜著補闕》等書籍。這些作品記錄了他的見聞與思考，展現了他廣博的學識和深刻的洞察力。
王鞏在北宋中後期的曆史上，是一個很活躍的人物。這倒不是因為他在政壇上春風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氣，以及與蘇軾兄弟的真摯友情，都為同時代人所欽重。而且他一生勤於著述，是“三槐王氏”中唯一有著作流傳至今的人。不過，王鞏這位汴京官宦子弟入仕，靠的是恩蔭，初時補為校書郎（也就是說，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是走後門者）。
有一天，王鞏得了唐朝僧人釋僧藏的七張紙本的傳世真書，來求蘇軾為其藏本後麵來一篇跋文，這種傳世的紙本一般人不好得到。
但王鞏絕不是凡人，其爺爺王旦（字子明）貴為北宋初年名臣，兵部侍郎王祜之子。宋理宗時位列昭勳閣二十四功臣之一，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諡號“文正”。其外公乃張士遜（字順之），襄州陰城（今湖北老河口）人。張士遜亦是北宋政治人物、詩人，官至禮部尚書、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贈太師，兼中書令，諡號“文懿”，仁宗朝曾三次拜相，仁宗優詔拜太傅，進封鄧國公（今河南鄧縣一帶）。
所以，大家由此可知僧藏紙本的珍貴，之所以把珍貴的東西拿出來讓蘇軾來題跋，可以知道蘇軾在王鞏心中的分量了吧。
蘇軾題寫了跋文後，王鞏又取出來一方從他外公處得到（順走）的一方硯台，也想讓蘇軾在題寫一篇硯文。不管咋說，從今天略帶曆史眼光的角度來看，王鞏同誌還是挺會找人，挺有眼光的，我們不服都不行。
蘇軾接過硯台，左看右看，再把王鞏上下打量一番。心裏想，這方硯台是一個鄧國公（外公）的遺物，而眼前的王鞏卻是魏國公（爺爺）的一個遺物，兩個都是寶貝。這方硯會使人想起鄧國公張士遜的德行與高壽（卒年八十六歲），而看到王鞏，又會使人想起魏國公王旦的斐然文采與仁愛品格。於是，就把這個真實的想法化成了《鄧公硯銘》（把兩件遺物放在一起闡述了一番）。
說起來，這件事做得還挺有創意的，也屬實符合蘇軾的文人天性。
這一時期，蘇軾還有一位同事叫王克臣（字子難），河南府人氏，是北宋勳臣王審琦之曾孫，也與蘇軾有交。後來的元佑三年（1088），這位王克臣以朝議大夫的身份出知鄭州，故後人稱之為王鄭州。